房屋拆迁冲突分析研究

房屋拆迁冲突分析研究（共7篇）

房屋拆迁冲突分析研究 篇1

0 引言

城市拆迁是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社会现象, 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 大规模城市扩张、旧城改造以及开发区建设, 使房屋拆迁成为必然。冲突主要发生在拆迁开发商与城镇居民之间, 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目标, 被拆迁业主漫天要价, 开发商就地还钱, 双方因无法达成共识而使旧改工程一拖再拖, 社会资源惨遭浪费。针对这一背景, 本文采用冲突分析的手段来分析拆迁冲突问题中局中人的偏好向量, 为解决此类矛盾提供决策依据。

1 冲突分析概论

冲突分析是国外近年来在经典对策论和偏对策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对冲突行为进行正规分析的决策分析方法。冲突模型的基本要素主要有: (1) 时间点; (2) 局中人; (3) 选择或行动; (4) 结局; (5) 优先序或优先向量。

冲突分析的基本程序如图1所示。其中, 建模和稳定性分析是两个关键环节。冲突分析建模是在初步信息处理之后, 对冲突事态进行稳定性分析用的冲突事件或冲突分析要素间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情况的模拟模型。稳定性分析是使冲突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的关键, 其目的是求得冲突事态的平稳局势。通常, 冲突分析结局的稳定性有: (1) 单方面改进结局, 记作UI; (2) 理性稳定结局, 记作R; (3) 连续稳定结局, 记作S; (4) 不稳定结局, 记作U; (5) 整体稳定结局, 记作E。

作为替代稳定性分析的一种方法, 得到冲突模型的偏好向量后, 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求得偏好向量的排序概率。使该概率值能够反映各方欲望优先选取结局的概率, 以此为基础对结局进行平衡状态分析, 得到的平衡方案即为优选方案。其步骤有:

(1) 计算偏好向量的排序概率。

其中:m为j结局在i方偏好向量中的排序序号, n为可行结局总数, N为局中人数。

(2) 计算所有各方同一结局的排序概率之和。

(3) 确定协调平衡方案的参考值。

(4) 确定平衡方案。L所对应的结局为平衡结局, 即平衡方案。

2 问题建模及分析

2.1 问题描述

深圳粤海门村的旧改项目于2007年启动, 被列入《南山区2007年度旧改项目前期规划投资计划》。2010年, 旧改方案由南山区旧城重建局公示。2011年, 获得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批复。至2013年12月17日, 全面启动已两年, 目前只剩2%业主未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他们均是统建楼的业主。因补偿条件谈不拢, 未签约业主与粤海门村旧改项目拆迁方南岗股份公司关系陷入僵局。

这些业主认为现有的补偿比例太低, 提出补偿比例按1:1.3 (现有建筑面积与旧改后返还建筑面积之比) , 还提出过渡安置补偿标准以50元/平方米·月的标准支付, 而拆迁方同意补偿比例仅为1:1, 且给出的过渡安置补偿标准是40元/平方米·月。

下文将运用冲突分析的方法对上述案例进行分析。

2.2 建立冲突分析模型

2.2.1 案例分析

将本案例中冲突发生的时间点确定为2013年12月17日 (此日南方都市报对该冲突作了报道) 。案例中冲突的双方为统建楼的业主和南岗股份公司, 可将其归为两个局中人:拆迁户 (局中人i) 和开发商 (局中人j)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拆迁户统建楼业主的策略可归结为两种: (1) 拆迁户接受开发商提出的安置方案, 搬离房屋, 简记为“同意拆迁”; (2) 拆迁户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 维护自己的利益, 简记为“申诉”。开发商南岗股份公司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两个: (1) 答应拆迁户提出的要求, 简记为“妥协”; (2) 开发商向房管区提出行政裁决, 要求进行强拆, 简记为“申请强拆”。因此该冲突模型共有四个策略, 即n=4。基本结局为24=16个, 如表1所示。

2.2.2 确定可行结局

拆迁户不可能在接受开发商的赔偿方案, 同意拆迁的同时, 又向法院提出申诉。因此, 结局3、7、11、15在逻辑上不可行, 故应作为不可行结局剔除。可行结局如表2所示。

2.2.3 制定偏好向量

对于拆迁户来说, 最希望的结局是开发商妥协满足他们的要求, 最不希望的结局是开发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且申请强拆。对于开发商来说, 最希望的结局是拆迁户同意现有的赔偿, 并答应拆迁, 最不希望的结局是拆迁户不拆迁且向法院提出诉讼。由此得到两个局中人的偏好向量如表3所示。

2.3 稳定性分析

n人冲突中第i个局中人稳定性分析的程序如图2所示。

在上述建模的基础上, 确定全局的稳定性结局, 即冲突问题的可行解。其分析过程可以在稳定性分析表中进行, 如表4所示。

2.4 结局的平衡状态分析

结局的平衡状态分析如表5所示。

根据表5中的计算结果可得, 平衡结局是1。即拆迁户同意拆迁, 开发商不采取任何行动。

3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深圳粤海门村拆迁冲突问题的分析建模, 得出最终平稳结局。同时, 本文还存在两点局限性。一方面, 本文在偏好优先序列的确定时, 忽略了局中人自身情绪以及其他局中人对其决策的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冲突是一个动态过程, 而进行冲突分析仅仅是针对某一时间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冲突的发展, 由于选手、方案和偏好等的改变, 都可能使原来的平衡变成不稳定, 从而转向另一个新的平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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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怀.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一个社会学解析[J].2005 (3) :50-57.

[3]陈家昀, 宋杰鲲.基于冲突分析的中日钓鱼岛争端评价[J].科技信息, 2013 (13) :491-493.

[4]吴育华, 程德文, 刘扬.冲突与冲突分析简介[J].理论与方法, 2000 (6) :117-119.

[5]夏雪.浅谈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博弈[J].商界论坛.

[6]袁昊劼, 宋业新, 瞿勇.带有局中人行为偏好的超对策分析[J].计算机与数字工程, 2013 (3) :410-413.

[7]袁定欢.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冲突及其治理:理论模型、实证检验与政策建议[D].浙江财经大学, 2014.

房屋拆迁冲突分析研究 篇2

征地拆迁；利益冲突；调整

1.征地拆迁过程中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

1.1土地征收制度不健全

第一，我国的土地征收工作存在着的突出问题就是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和非法行使，其大部分都超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范围，形成原因就是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十分概括，具有极大的弹性，有着可随意解释的法律漏洞。第二，现行的土地征收适当补偿原则基本上是派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难以适应当今市场经济的要求，特别是当土地征收用于房地产开发等营利性用地，基于土地本身往往会产生超额垄断利润，由此可能导致各方无法分享利益而产生冲突。第三，许多地方政府，滥用职权，越级批地，批多报少，以达到多批多占土地的目的，结果导致耕地大量流失，农民利益严重受损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在当前爆发的各种征地拆迁冲突中，反映出来的大部分情况都是针对村干部行为失范而发生的。因此，集体土地产权的模糊以及其产生的一系列连带影响是当前征地拆迁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1.2征地拆迁配套政策不完善

征地拆迁的配套政策具体包括征地补偿体系、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再就业教育培训体系等，这一系列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当前农民失去土地后，其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无法达到他们的预期，再加上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抵抗征地行为或者爆发冲突。其次，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使得农民既丧失了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又无法重新获得新的社会依靠，其心理落差骤然变大，对未来极易产生恐惧、不安，从而造成抵制征地的行为或产生各种冲突。最后，失地农民再就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使得农民无法迅速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原先拥有的技能无法在新的环境中实施，而新的技能又没有完全学会，在这样的尴尬境地中，许多失地农民选择闲置在家，靠政府的补偿金生活，完全丧失了人生目标和方向。

1.3农民维权意识增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维权意识开始逐渐增强，并不断维护自己的权利，遇事开始抗争，甚至据理不让，从而引发土地征收环节的众多冲突，甚至还向前追溯，重提一些久拖未决或者已经平息的土地纠纷，进而发展成严重的冲突。同时，农民开始走向联合，现在经常会发生农民联合上场、群体出动的事件，在捍卫农民权利的同时，也使原本可能避免的冲突最终暴发，并显著扩大了冲突的影响和后果。

1.4政府对冲突管理缺乏成效

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业已暴露的征地矛盾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群众反映的征地矛盾、纠纷也不积极处理，采取消极态度，互相推委，致使原本可以化解的矛盾、纠纷最终演化为冲突。整体上来讲，当前我国对于冲突管理的体制建设还不够完善，许多冲突在萌芽阶段没有进行疏导，致使后来愈演愈烈。而对于征地过程中的冲突问题的管理应当属于所有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2.完善征地拆迁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2.1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对于缓解和调整其间所可能发生的冲突能起到本质性的改善作用。很多时候，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之间发生冲突都是由于利益的分配无法达成一致造成的，即无法达到利益的均衡分配。而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不仅包括对征收过程中公共利益的确定和规范，还包括补偿制度的规范、拆迁管理的规范等等。

2.2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

一是逐步提高土地征用补偿费标准。土地征用补偿应该以农民征地补偿费全部进入社保测算能领到城区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参照系，提高现行补偿标准。政府要适当降低税、费，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比例，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二是在统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区综合价”。坚持市场化方向，根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按地段、地类等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个区片，每一区片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在统一征地时，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三是研究实施分类征占补偿办法，兼顾国家、市场征占主体和农民利益，针对不同性质的用地采用不同的方法。四是为集体经济组织保留部分财产，在征地过程中应划出或置换部分土地、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严格按照城市规划要求，兴办二、三产业，发展集体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问题，并为以后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过渡创造条件。五是加快“城中村”农民建房制度的配套改革。

2.3完善征地拆迁的配套政策体系

完善征地拆迁的配套政策体系有利于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将一些纠纷、冲突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将有利于解决当前各种因征地(拆迁)引发的各类问题。其具体包括完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再就业培训保障体系等内容。

2.4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

当前的土地纠纷中，很多都由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人对于利益的经营管理和利益独占而引起的，应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机制，其中应包括监督机制的同步建设。具体内容包括：对村集体资产特别是历年土地征用的补偿费要单独建账、专款专用，优先用于办理村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应接管原村集体资产并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允许其成为法人实体，给予一定年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税收、信贷和工商登记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完善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机制，明确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等几个方面内容。

2.5建立有效应对冲突的管理体系

首先可以从最底层的管理阶层做起，包括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处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在冲突发生时能迅速将信息传达给上一级的领导，对冲突的应急反应要非常迅速和灵敏。而当冲突还是处于萌芽阶段时，该部门要进行合理的引导和调解，采用各种可控制的手段来进行调节。

参考文献

[1]阮伟致.论征地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及测算方法[J]土地经济与管理.2007.06

[2]李晓白.征地收益分配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房屋拆迁冲突呼唤房屋征收立法 篇3

一、拆迁冲突的实质: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

拆迁冲突从表面上看是“赤手空拳”与“政府铲车”的冲突, 而冲突闹剧之如此惨烈, 显示了其背后激烈的利益冲突。被拆迁方声称住宅权神圣不可侵犯, 未经我的同意, 任何人不能拆除我的房子;拆迁方声称, 没有强制拆迁, 就没有城市发展, 甚至就没有“新中国”[3]。双方的说法似是而非, 然而也各有其理。

在人权发展史上, 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 即“第一代人权”概念, 属于消极权利。消极权利是指个人反对国家政府公权力的权利, 奉行不干涉原则, 政府被认为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 不可干涉个人自由。近代欧美资产阶级法制就是对消极权利的确认。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 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所以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4]。如果政府阻碍这些目的实现, 人们有权利推翻它, 以建立新的政府。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也重申这些观点。紧接着, 私权神圣原则被载入各国宪法与民法典中, 如《法国民法典》, 彰显了私权利对抗公权力的绝对优位。

虽然第一代人权概念对推翻封建专制功不可没, 然而, 19世纪末20世纪初, 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立的阶级, 使人们看到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的理想人权在现实中变成了贪婪的资产阶级特权。近代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权问题, 普通公民缺乏享有基本权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而变得日益贫困, 社会矛盾尖锐。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人权的深刻含义, 反思不干涉主义, 宪法不仅仅应当防止国家“积极作为”带来的侵害, 还要避免国家“消极不作为”而造成的社会问题。从德国的《魏玛宪法》开始, 西方国家的私权绝对优位有所松动, 开始强调私有财产权受公共利益限制。《德国民法典》对私权的限制大大超过了早期的《法国民法典》。

中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 但同时也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法征收”公民的私有财产;2008年《物权法》也作了类似规定。这说明, 中国一方面承认私有财产权对抗公权力的优先地位, 但同时也认为私有财产权是有限的, 即受公共利益限制。房屋拆迁冲突的实质是公权力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房屋拆迁中与私权利产生冲突。

二、拆迁冲突的法律原因:法规冲突 (法律与条例的冲突)

在我们把眼光投向拆迁冲突的画面时, 我们常常看到:私权利 (被拆迁方) 在屋顶上插上红旗, 手里拿着《宪法》和《物权法》要求保护私有财产;公权力 (拆迁方) 则拿着政府的强制拆迁令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准备强制拆迁。为什么一方声称“依法拆迁”, 另一方表示“依法维权”还产生剧烈的冲突呢?原来他们不是依据同一部法, 而是依据不同的“法”而已。依据不同的法为什么产生冲突呢?除了人们对两部法的理解有偏差以外, 主要还是两部法的规定之间存在立法冲突, 也就是说法规在打架。事实正是如此, 《物权法》与《房屋拆迁条例》存在着强烈的冲突。

在唐福珍自焚事件发生以后, 正是基于学者的社会良知, 北大五教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提出《房屋拆迁条例》涉嫌违宪, 要求对其进行审查。2009年12月7日, 北大法学院五位教授———宪法和行政法学者沈岿、王锡锌、陈端洪、姜明安;民商法学者钱明星以公民名义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 建议废止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条款。“《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 这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5]五位教授一致认为, 《拆迁条例》自2001年颁布施行起, 历经八年, 其原有框架已不再适应宪法、法律以及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立法机关应以法制协调统一原则为基础, 对《拆迁条例》进行审查, 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

依据《宪法》、《物权法》规定, 要通过征收获得公民房屋的所有权, 必须具备三个法定条件:“为了公共利益”、“依据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给予补偿”。而《房屋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冲突[5]: (1) 征收主体方面:依据宪法和法律, 征收、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 征收补偿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 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 (2) 补偿方面:依据宪法和法律, 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 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 而《条例》却将本应在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 (3) 征收程序方面:依据宪法和法律, 对单位、个人房屋进行拆迁, 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 而《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

造成法规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 《宪法》、《物权法》以私权利为优位, 而《房屋拆迁条例》以公权力为优位, 因而存在严重冲突。虽然《房屋拆迁条例》在特殊历史时代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很大历史功绩, 然而愈演愈烈的拆迁冲突说明城市化进程不能以掠夺个人财产的方式来推进, 以社会矛盾的激化为代价。因此, 《房屋拆迁条例》亟待废止或修改。

三、拆迁冲突的解决途径:通过房屋征收立法界定公共利益与征收程序

在北大五教授上书后, 国务院启动了《房屋拆迁条例》的修改程序。然而, 仅修改《拆迁条例》难以根本改变目前拆迁法规冲突的状况。为了从源头上减少和缓和拆迁冲突, 必须首先健全法制, 人大作为立法机关不应怠于行使自己的职责, 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尽快启动房屋征收立法程序。权衡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规定征收程序, 制定一个公平合理的《房屋征收法》取代《房屋拆迁条例》, 将强制拆迁限制在公益征收范围内, 并且在立法中提高可操作性, 重点规范征收和拆迁程序, 遏制暴力违法拆迁, 使拆迁工作真正“有法可依”, 脱离“人治”的局面。

首先, 房屋征收立法必须坚持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优位原则。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进步, 人权意识得到加强, 宪法作了重要修改, 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 故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物权法的出台, 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因应宪法的修改而隆重推出的一部保护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法律。从宪法修改和物权法出台的立法目的来看, 是旨在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 因而要求制定严格的征收条件。

其次, 解决拆迁冲突应该通过立法尽量清晰界定“公共利益”, 从实体正义上防止公权力的滥用。宪法和物权法在保护私有财产的同时, 也要平衡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考虑到公共利益的需要, 允许公益征收。但要求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来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以防止政府滥用其权力, 借口公共利益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当前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的模糊使用, 使一些拆迁官员有可乘之机。一些官员在遇到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公共利益”时不是运用法治理念将不确定的法律用语与相应的法律原则、目的、精神结合, 灵活公正的处理个案, 而是滥用自由裁量权, 牺牲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如果不对公共利益作出合理界定, 而任由执法者自由裁量很难保证公权力不被滥用。

最后, 解决拆迁冲突应该制定房屋征收法以规范“征收程序”, 从程序正义上严格限制公权力的行使。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 是西方法治观念产物。1354年英国国会通过的《自由令》第三章规定。“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答辩, 对任何财产或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 不得逮捕或监禁, 不得剥夺其继承权, 或剥夺其生命之权利。”[6]正当程序原则为现代各国宪法或行政法所确认。现代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使法律对行政权的实体控制变得很困难, 于是人们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程序的设计方面。在房屋拆迁问题上, 如果说“公共利益”还难以通过立法清晰界定, 那么对房屋拆迁的程序控制就显得更加必要。立法尤其要规定:先协商或听证再决定征收;先征收补偿后拆迁;先告知诉权后强拆。只有这样, 才能有效防止或减少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拆迁冲突的产生。

摘要：近年来, 房屋拆迁冲突日趋激烈。拆迁冲突的实质是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冲突, 拆迁冲突的法律原因是法规之间的冲突。拆迁冲突呼唤房屋征收立法。必须坚持私权优位, 清晰界定公共利益和严格规定征收程序才能有效预防拆迁冲突。

关键词：房屋拆迁,法规冲突,私权优位,公共利益,正当程序

参考文献

[1]http://news.qq.com/a/20091202/001178.html.

[2]http://news.ifeng.com/society/special/yihuangzifen/content-2/detail_2010_09/18/2550938_0.shtml.

[3]http://news.qq.com/a/20101012/001801_1.html.

[4]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6060&cid=14.

[5]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EB/OL].http://npc.people.com.cn/GB/14840/10553850.html.

房屋拆迁中的法律适用冲突 篇4

关键词：拆迁,法律冲突,效力等级,利益

回顾这几年的新闻报道, 自从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发生以来, 全国各地时常发生类似拆迁者与拆迁户之间的大战。我们发现在城市房屋拆迁的过程中, 被拆迁方依据《物权法》争理, 而拆迁方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进行拆迁。拆迁双方各用各的法, 各说各的话。这说明现实中《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等法律规定存在不同程度的抵触和冲突。奇怪的是, 这几部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的法律的较量过程中, 竟然往往是《宪法》、《物权法》等基本法律斗不过《条例》。

一、拆迁相关法律之间的矛盾

从表面上看, 双方各有法律依据。但仔细推敲这两个法律法规, 存在很大问题。以《条例》而言, 其与现行法律发生了以下几个矛盾:1、依据宪法和法律, 补偿是征收合法有效的构成要件, 应当在房屋拆迁之前完成, 而《条例》却将本应在征收阶段完成的补偿问题延至拆迁阶段解决。2、依据宪法和法律, 征收、补偿主体应该是国家, 其法律关系应该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条例》却将补偿主体定位为拆迁人, 将拆迁补偿关系界定成民事法律关系。3、依据宪法和法律, 对单位、个人房屋进行拆迁, 必须先依法对房屋进行征收, 而《条例》却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依法征收的前提下就可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其相关规定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

类似这样法律与法律、法律与法规之间发生矛盾并不是偶然的。现代社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立法主体和立法种类都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因而法的形式和种类也随之复杂化。法律由多方面的立法主体制定或认可, 或有多方面的司法机关所创制, 且产生的时间和针对的侧重点不同, 使得它们之间常有冲突。这种冲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冲突。也就是效力等级更高的法律与效力等级相对较低法律两者之间的冲突。

二、法律效力等级规则

1、效力等级规则

在深入了解这个问题前, 先要弄清何为法律效力和法律效力等级两个相关概念。著名法律家凯尔森则认为“法律效力的意思是法律规范有约束力的, 人们应当像法律规范所规定的那样行为, 应当服从和适用法律规范。”而法律效力等级则是, “基本规范是规范效力的最高理由, (其他规范) 一个根据另一个被创造, 因而形成等级结构的法律秩序。”可以看出, 法律效力是法律规范的一种特性, 它表明法律规范与其调整对象之间的一种联系, 而且不同规范具有不同层次的效力。在此类拆迁案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两部法律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级。

从理论上上来说, 处理不同层级的法之间所发生的冲突, 其原则就是“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中国现行法律关于解决这类法律冲突的规定如下:第一,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二,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第三,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有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 由有关机关依照《立法法》第88条所确定的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那么根据以上处理原则和处理办法, 作为下位法的《条例》, 在与《宪法》、《物权法》等上位法发生冲突时显然无效的, 应该由有关机关按照法定程序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2、效力等级规则失效的原因分析

按照以上分析, 拆迁法律适用的困局, 是可以用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则轻易结局的。但是现实中却发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宪法》、《物权法》往往效力“敌不过”《条例》。这个问题存在可能存在以下两个原因。

(1) 政府的利益博弈

政府部门在实际中会完全忽视《物权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 转而一致认定《条例》是合法有效的, 这个问题值得深究。1994年国家开始实行分税制。分税制实施的结果是, 许多地方政府开始财政窘困, 这与GDP至上的政绩观导致的地方发展发生了严重冲突。地方政府就开始大规模从事房地产开发, 以期获得更多地方财政收入。这一过程中, 政府并没有在意法律的位阶高低, 而纯粹是从利益博弈的角度出发。而《条例》的相关规定显然有利于地方政府靠买卖土地来增加财政收入, 因此《条例》受到欢迎和拥护就显而易见了。

政府机关作为法律执行机关, 负有执行法律法规的重要职能。因此政府在执法活动中, 必须遵循合法性原则, 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对自己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 还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实现权力和责任的统一。此外, 政府执法还要遵循合理性原则, 恰当处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当出现某一项法律法规已不适合社会实际情况, 但国家又未命令废止时, 行政机关可根据法律精神,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一定变通以适应社会需要。

(2) 《物权法》本身的缺陷

从《物权法》实施的实际情况来看, 目前其尚不能真正成为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 物权法在不少问题上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 留下了许多立法空白点, 并将这些立法任务以授权等方式移交给了配套法或下位法。这里面争议最大的就是“公共利益”。根据《物权法》的规定, 这是征收土地、拆迁房屋的基本前提。对此《物权法》仅仅提出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 却没有对其做出任何明确的法律界定。理由是公共利益在不同领域、不同情形下相当复杂, 《物权法》不宜也难以做出统一规定, 由有关单行法律做出规定更为适宜。但是直到《物权法》步入正式实施, 《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仍未就“公共利益”做出修法反应, 最应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表态的《征收征用法》更是未见踪影。最终导致《物权法》抵不过《条例》, 更是难以阻止以“公共利益”之名行“掠夺私产”之实的行为。

此外, 地方政府在贯彻实施《物权法》时执行不力, 尤其是执行理念。其错误主要在于仍然大量存在乱征用、乱摊派。在相当多的地区, 政府随意征用土地, 补偿方案极不到位, 失地农民或是拆迁居民处于相当艰难的境地。关于地役权, 相邻权的规定对于公权力的拥有者从来就是一纸空文。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已经说明了, 《物权法》对公权力的牵制力有限。

三、法律适用冲突的解决

近些年经济和社会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多旧有的法律法规已经不再适应宪法、法律以及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房屋拆迁及其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 仅仅靠政府的一些临时性措施是不够的, 需要从制度上反思, 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拆迁问题的困局。所以在当前形势下, 必须统一各部分散的法律法规, 把征收、拆迁的条件、程序、补偿、安置标准与争议裁决及救济机制作为一个统一的全盘法律问题解决, 使各个与拆迁、征地等相关的法律协调一致, 更好地为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保护老百姓合法权益保驾护航。而这当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条例》。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2][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浅论房屋抵押权的权利冲突 篇5

所谓房屋抵押权的权利冲突是指房屋抵押权实现过程中, 房屋抵押权与在房屋上设定的其他权利之间所产生的冲突, 即同一房屋上既存在抵押权又存在其他债权、物权等权利, 而在该房屋价值有限的情况下, 形成诸权利效力争先、相互冲突的法律现象。本文着重讨论如何协调抵押权与抵押权之间的冲突, 从而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利于房屋抵押权的合法实现。

实践中房屋抵押权之间的冲突表现形式通常为再抵押和重复抵押两种情形。

再抵押也称余额抵押, 是指在同一房屋的部分价值上设定抵押权后, 在其剩余价值上再设定其他抵押权, 即各个抵押关系不重叠, 所担保的债务金额总计起来不超过该房屋的总价值。

重复抵押是指抵押人将同一房屋在设定抵押权后, 又向其他抵押权人设定担保的行为。重复抵押致使同一房屋上有数个抵押权人, 形成数个抵押关系, 其担保债权的价值总额超过该房屋的价值。

二、解决抵押权之间冲突的基本原则

因为房屋以登记为公示方法, 在对同一房屋上数个抵押权之间发生权利冲突时顺位的确立上, 各国立法一般采用两个基本原则, 即“先登记原则”和“同时同序原则”。我国《担保法》第54条亦做了同样规定:“抵押合同以登记生效的, 按照登记物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相同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我国《物权法》第199条也规定:“抵押权已登记的, 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 顺序相同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偿。”因此, 对于同一房屋上抵押权之间的冲突, 无论是重复抵押还是再抵押, 皆按照“先登记原则”和“同时同序原则”确立清偿顺序。

三、抵押权之间顺位的确定

抵押权的顺位是指抵押权人就抵押财产优先受偿的顺序, 抵押权的顺位按抵押权登记于登记簿时间的先后为序, 登记在先的为第一顺位, 最先受偿, 以此类推。

《物权法》第194条规定了“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债权数额等内容”。

所谓抵押权顺位的变更, 是指将同一抵押财产上数个抵押权的受偿顺序互换。抵押权的顺位变更后, 各抵押权人在其变更后的顺序上行使优先受偿权。依照优先顺位的权利优先实现的法律规定, 顺位在先的抵押权优先于顺位在后的抵押权实现, 而顺位在后的抵押权只有在顺位在先的抵押权实现而权利标的价值仍有剩余时, 才能实现, 否则后续顺位的抵押权及其顺位权均不获实现。在符合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前提下, 抵押权人变更其抵押权顺位无疑是其行使处分权的体现。

由此, 我们可以联系到实践中存在的一个具有相当争议性的现象, 即“同一房屋上记载有先后设立的两个抵押权, 在先的抵押权办理了债权数额减少的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时间晚于在后的抵押权, 是否意味着其为后顺位”?

房屋拆迁冲突分析研究 篇6

就上述情形, 出卖人、买受人及抵押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买受人和抵押权人的权利冲突如何解决?买受人可以主张何种权利以实现救济?

一、出卖人、买受人及抵押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上述案例涉及房屋所有人、买受人及抵押权人三个主体之间的两面关系, 故而首应厘清者, 系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性质。

1. 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发生房屋买卖合同关系, 在房屋买卖合同中, 涉及到债权和物权行为, 债权行为是当事人之间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 物权行为是当事人之间转移房屋所有权的法律行为。《物权法》第15条规定,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 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该条明确了合同的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区别, 当事人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 即发生合同的效力, 但如果要发生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则须登记始发生效力。在房屋所有人将房屋出售给买受人后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 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仅发生债权的效力, 房屋的所有权并未发生转移。就本文所举案例, 甲与乙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自订立时起成立生效, 乙取得请求甲交付房屋并转移所有权之债权, 惟房屋买卖未予办理转移登记, 乙尚未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2. 出卖人 (抵押人) 和抵押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房屋抵押, 须订立书面的抵押合同, 并经登记设定抵押权。在本文所举案例中, 所有人甲虽然将其房屋出售给买受人乙, 但未办理房屋转移登记之前, 房屋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 甲仍然是该房屋的所有权人, 是故, 甲复将其已出售的房屋上设置抵押权, 是在自己所有之不动产上设置抵押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7条规定, 其行为是合法有效的, 抵押权人丙依法享有抵押权。有疑问者, 系该已经出售的房屋是否属于《物权法》第184条规定禁止抵押的“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物权法》第6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第9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力;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从上面的法律规定不难看出, 物权所有权的转让, 应当依法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公示, 赋予其权利外观, 这是所谓物权公示原则的要求。不动产采取登记的公示方法具有公信力。所谓的公信力, 是指依法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具有绝对效力, 当事人信赖登记簿上的物权并进行交易的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 至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是否存在或者是否真实均在所不问, 该房屋不属于上述“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二、买受人与抵押权人之间的权利冲突

房屋所有人、买受人和抵押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已如上述, 如果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均属成立并生效, 在同一房屋上产生了两个性质不同的权利, 一个是房屋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协助进行登记以转移房屋所有权的债权请求权, 一个是抵押权人享有的以该争议房屋保证其债权得以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两个权利同时存在于同一标的物上, 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利冲突, 即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的多个权利之间发生的冲突。权利冲突是存在同一个标的物上两个或以上的合法正当的权利之间发生的何者为先、相互冲突的法律现象, 发生权利冲突, 须依照规则确定何者为先, 即何种权利应优先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按照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 如果在同一个标的物上既存在债权, 也存在物权, 无论债权和物权成立时间的前后, 物权都有优先于债权实现的效力。倘若出卖人未履行对抵押权人的到期债务, 抵押权人提出实现抵押权以清偿其到期债权时, 得就该房屋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而买受人对出卖人债权的实现顺位只能在抵押权人之后。进言之, 如果此时出卖人别无资产又负有多重债务时, 买受人只能与其他债权人以同等地位受偿。

那么, 在本文所举案例中, 如何兼顾买受人与抵押权人的利益, 妥善解决各权利之间的冲突, 可分两种情况讨论。其一是清偿该抵押权担保之债务, 房屋所有人协助买受人办理房屋转让登记, 由买受人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其二是房屋上的抵押权无法消灭, 或出于抵押权人之不同意以及所有人无力清偿该债务, 或出于买受人不愿代替所有权人清偿债务, 此时房屋所有人构成履行不能, 买受人不能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也不能请求所有人履行协助办理房屋转让登记。

1. 买受人取得房屋所有权

《物权法》第191条规定, “抵押期间, 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 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 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抵押期间, 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 不得转让抵押财产, 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按照本条的规定, 如果抵押权设定在先, 其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 所有人不得再将该抵押物转让, 否则无效;然则, 如果债权设定在先, 其成立时标的物尚未抵押, 则该债权依法生效, 若要转移所有权, 须清除该标的物上的负担。其进路有二:其一, 房屋所有人征得抵押权人的同意, 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其二, 买受人代替房屋所有人清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 此时无须征得抵押权人的同意。就本案情形, 甲得征得丙的同意以出卖房屋受领的20万元向丙提前清偿债务, 然后再依约定转移房屋所有权给乙, 但一般情况下甲之所以对房屋设定抵押权向丙借款, 通常是迫于资金压力, 且作为抵押权人的丙未必会同意, 故而, 也可由乙代甲清偿对丙之债务消灭该房屋上的抵押权, 然后按照约定办理房屋转让登记。

2. 买受人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

如果未能征得抵押权人的同意或者房屋买受人不愿意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时, 对出卖人而言, 无法办理不动产转让登记, 亦即无法履行出卖人对买受人基于房屋买卖合同负有的转让房屋所有权的义务, 构成履行不能。所谓的履行不能, 是依社会观念其履行已属不能, 或者实现履行的内容为不能, 包括法律上的不能, 也包括事实上的不能。履行不能按其类型, 可分为四种情形, 即自始客观不能、自始主观不能、嗣后客观不能和嗣后主观不能四种。自始不能和嗣后不能的履行不能以其发生于合同订立前后作为分界, 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前的为自始不能, 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后的为嗣后不能;而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判断的标准系依负有给付义务之人的范围, 举凡任何人均无法完成该履行义务的为客观不能, 否则为主观不能。在本案, 出卖人履行不能发生于合同订立之后, 属嗣后不能;又负担有抵押的商品房如未征得抵押权人之同意并以转让所得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买受人不愿代为清偿债务以消灭抵押权时, 不得转移登记, 故对任何人而言, 履行该不动产转移登记均为不能, 属客观不能。嗣后不能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因为履行不能的事由发生在合同订立和生效之后, 在合同订立之时该不能的事由尚不存在, 故只可能存在发生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责任。嗣后履行不能的按其情形可分为四类, 即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履行不能;因可归责于债权人的事由致履行不能;因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致履行不能;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致履行不能。在履行不能, 除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致履行不能的情形, 均涉及到违约或负责问题。房屋所有人将其已经出售尚未办理登记的房屋设定抵押时, 在未能得到抵押权人的同意并消灭抵押权时, 对房屋买受人已构成履行不能, 该履行不能显属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致履行不能, 故债务人应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 但原债务的履行义务被免除, 因为法律不强制不能之行为。

三、买受人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时的法律救济

买受人无法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嗣后客观履行不能, 该履行不能是由于出卖人在房屋买卖合同订立后又将该房屋抵押于第三人所致, 出卖人的原债务约定的义务虽然得以免除, 但应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买受人此时既可不解除合同而请求出卖人损害赔偿, 也可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 具有选择权。

1. 买受人可以选择不解除合同, 而向出卖人请求损害赔偿

买受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请求出卖人交付不动产请求权的替代请求权, 因为合同原来约定之债, 也即原有的债权此时已经转化为损害赔偿之债, 但原有债权并不因该转化而消灭, 而是作为损害赔偿之债的基础存在。至于其赔偿的范围, 应以履行利益为标准。所谓履行利益, 是指因该合同有效成立所应获得的利益, 其赔偿的结果应达到合同履行后所应达到的利益状态。出卖人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的范围, 应以该房屋的时价而非房屋买卖合同订立时的价格为标准, 房屋在买卖合同订立后买受人提出请求之前的增值, 也应予以赔偿。但应当注意的是, 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不以合同解除为前提的, 买受人获得该损害赔偿须相应支付对价, 故而出卖人在商品房合同订立时受领的房款无须返还。在本案, 乙可不解除与甲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 直接请求因甲违约造成的损害赔偿。

2. 买受人也可以选择解除合同, 并请求赔偿损失

债权人行使解除权, 合同即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 债务人应返还因合同解除所受领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97条的规定, “合同解除后, 尚未履行的, 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 合同的解除并不影响当事人提出请求赔偿损失的权利。在本案, 如买受人行使解除权, 首先可请求出卖人返还购房款及其利息, 同时并可要求其赔偿损失, 但应适用损益相抵, 扣除因合同无效所获利益, 此时的损失, 是信赖利益的损失。所谓的信赖利益, 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 而因某种事实的发生, 该法律行为不成立或无效而发生的损失。具体来说, 损失赔偿的范围包括买受人为订立合同所支出的必要的费用, 如为购买房屋而支出的考察费用等;买受人相信能够取得所有权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如为房屋装修所预定的装修材料的支出等;买受人因解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所支出的必要费用等。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第三册、第四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2].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

房屋拆迁冲突分析研究 篇7

关键词：暴力拆迁,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与协调

一、“暴力拆迁”概述

(一) 房屋拆迁的种类

我国房屋拆迁的种类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民事拆迁, 一种是强制拆迁即所谓的行政拆迁。民事拆迁指平等主体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双方就拆迁事宜依法进行约定, 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行政拆迁指由开发商或拆迁公司等主体执拆迁许可证进行的强制拆迁。

(二) “暴力拆迁”的定义及缘由

纵观现实生活, 笔者在本文中要讨论的“暴力拆迁”是行政权力利用的不合法或不合理, 并借助公权力的支撑使用暴力进行强制拆迁, 损害公民个体或部分群体私权利的现象。造成暴力拆迁的缘由有二:一是在民事拆迁中, 被拆迁人无法与拆迁人达成拆迁合意, 此时作为私法主体的拆迁人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拆迁。由于私法主体不存在公权力之说, 故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内。二是在行政拆迁中, 也是最常见的暴力拆迁, 即政府作为一个公权力的代表盲目追求某项建设项目的指标, 偏离公共利益而追求经济利益, 通过颁发拆迁许可证的形式强行介入了房屋拆迁。公权力的滥用便会派生暴力。而被拆迁人在诉诸无门时, 被动地选择了“反暴力拆迁”。

二、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一) 暴力拆迁中的公权力、私权利的表现

公权力指国家权力体系中所包含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私权利指个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与私权利主要体现为行政权和人身权、财产权的利益冲突。暴力拆迁的根源不在于公民的不合作, 而在于公民个体与国家公权以卵击石般的利益抗争中, 恰恰是先有行政权力基础上的“公权暴力”, 才有救济渠道阻塞下的“公民反暴力”, 而这种暴力一再上演, 折射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法治困境:政府公权与个体私权发生严重对抗, 公民权利的生存空间受到公权力的无情挤压。1当然, 除了行政权干预外, 公权力在暴力拆迁中还表现为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

(二)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房屋拆迁中, 由于融合了暴力因素, 政府主动或者被动地进行暴力拆迁, 体现了公权频频侵犯了私权。而被拆迁人在反暴力拆迁过程中, 采取了或许不适当的方式对政府公权力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行政权力侵犯私权利主要体现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人身权。在暴力拆迁中, 政府与被拆迁人之间难免会有身体接触、冲突, 甚至出现械斗而导致的伤亡事件。暴力拆迁中会侵犯被拆迁人的生存权。生存权是人身权中的首要权利, 有赖于生命权、健康权的存在。二是侵犯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暴力拆迁不仅违背被拆迁人的意愿强行侵犯其私有财产, 而且在后期的补偿和安置中也可能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

私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公权力造成影响。一是私权对公权力的制约。二是私权利撼动了公权力的绝对权威。

三、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 打造和谐拆迁

放眼中国, 暴力拆迁中, 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矛盾在近年来不断升级, 和谐拆迁的任务刻不容缓。笔者认为规范拆迁行为、构建和谐拆迁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第一, 提高立法层次, 加强拆迁的相关立法。面对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冲突的协调, 社会需要喘息的空间, 被拆迁人更需要生存的空间, 这“仍然需要依靠各种制度和传统的人为设置”, 2而“法律是暴力与制度失灵的替代品”3。比如, 提高现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层次, 上升至立法层面。

第二, 严格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如在今后的拆迁中要遵循合理行政原则, 贯彻比例原则, 进行公正补偿及合理安置。比例原则也称为合理行政的适当性和最小损害性, 即行政措施、手段应当必要、适当, 若是存在多种方法应当选择其中对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方法。

第三, 严格拆迁程序。在拆迁过程中, 权力未受到适当的约束而给了暴力以可乘之机, 所以应当通过正当程序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性, 如在拆迁之前举行听证程序或者在社会上广泛征求意见等。法制程序化的本质是如何在相互抵触的各种规范间进行最佳选择, 并使这种选择的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的制度问题。4

第四, 搭建和谐对话的沟通平台。

第五,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 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对于协调公权力扩张与私权利萎缩的现状, 建立行政问责机制能有效地制止暴力拆迁, 从源头上遏止暴力拆迁所造成的严重的集体暴力事件。

参考文献

[1]吴亚辉、凌云:《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暴力拆迁之法经济学思考”》, 载《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16卷第6期

[2][英]哈耶克著:《自由秩序论 (上册) 》, 邓正来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7年版

[3][美]劳伦斯·M·弗里德曼著:《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 高鸿钧等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