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民”平台

“政府-公民”平台（精选3篇）

“政府-公民”平台 篇1

理论界普遍认为公民文化培育以公民为主体,注重个性文化、 社会文化、国家文化、普世文化的阶次式养成理路,适合采取积极参与、对话融合的混合型培养方式,路径选择具有自觉性,养成方式具有能动性。公民文化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理论挖掘还是实践探索,政府都在公民文化培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承担着重要责任。

1不同语境下的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主要有两种基本认知范式:一是自由主义公民文化范式;二是共和主义公民文化范式。

中国是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虽然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文化水平不高,但中国公民文化具有独特优势。第一,文化优势。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公民文化思想素材,强调家国情结、发展愿望、责任担当。第二,主体优势。人民当家作主为公民文化奠定了坚实稳固的高水平基础,保障了自由民主的公民参与主体地位。第三,领导优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为公民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发展动力。第四,治理结构优势。 为民服务的政府治理模式和长久以来公众与政府相互信赖、休戚与共的关系是公民文化持续发展的坚实保障。

2公民文化培育的政府责任表达

无论是渐进型培育方式还是迫切型培育方式,民主政体的政治态度和行为都对公民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政府及公务员有责任维持并推动公民文化的主动性、参与性和影响力。

2.1规制责任

“无规矩不成方圆”,政府规制是维护国家秩序的重要职能, 在公民文化培育中,政府的规制责任主要体现为明确规则边界和惩罚越界行为;明确规则边界,完善法制体系;依法行政,惩罚越界行为,法制体系为公民的自由行为和政府的合规行为提供了规制依据,而严格执法是保障法制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唯一途径。

2.2保障责任

政府是稳定和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保障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的公民文化模式的呈现形式。 政府在公民文化培育中的保障责任主要体现为:第一,维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价值,公民文化是社会参与性的政治文化,这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协同治理,社会体系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是参与与治理的前提,政府是社会参与的重要主体,其根本宗旨是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追求社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价值;第二,保障政治民主秩序的稳定,从历史的角度看,无论政治结构体系和文化模式如何变化,纯粹实践主义的公民文化都无法摆脱现实民主政治与乌托邦式的理性文化差距所带来的心理落差,政府不能也不可能丧失治理权力和民主政治秩序保障的职能。

2.3示范责任

国家在政治体系中具有天生的号召力和长久的影响力,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自身的行为和道德对社会生活范式和心理模式往往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

第一,政府的行为示范责任。政府行为按照事务领域和效力范围分为政府—社会公共行为和政府内部事务行为。第二,公共管理者(公务员)的道德示范责任。公民文化是公民对民主政治的心理认知和价值态度模式,作为代表性公民的公共管理者(公务员)在公民文化培育中不具备先导性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威望,信任是联结管理者与公民的关键纽带,而信任的基础是公共管理者(公务员)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呈现、人际关系的良性互动、利益关系的平衡调试,这些都建立在公共管理者(公务员)对自身品行道德的追求、认同和率先垂范之上。

2.4引导责任

公民文化不是“公意”呈现的纯粹理性,也不是基于“无知之幕” 的程序理性。面对政治理想与客观现实、渐进探索与迫切发展的矛盾时,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文化无不呈现出矛盾激烈、无所适从、效率低下、代价高昂的特点。因此,政府的引导责任在公民文化的培育中不可或缺。

首先,引导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是启迪和明确精神价值、道德信念、理想心理的过程,是学习和积累政治文化、政治技术、政治经验的过程。学校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方式。除学校教育外,社会教育也是重要的公民文化学习和探索过程。其次,提供参与实践机会。公民教育的成果和效果需要依靠广泛参与的公民实践达成,实践的机会是参与实践的前提。再次,拓宽政治社会化渠道。在民主政治体制中,政府的动员和引导有助于提高民主政治发展的水平和效率,有利于公民文化迅速有效发展,也可能引起公民对自身权利空间和政府功能的担忧。最后,树立典范标杆。公民文化需要强大的好公民基础,品德崇高的好公民“尊重、关心和爱护公共服务”, 具备哲学的判断、信念、承担个人道德责任、操守的特征。

3结语

公民文化的社会参与性决定了政府在公民文化培育中必然承担责任。自由主义公民文化崇尚自由放任的弱政府责任,后发国家公民文化培育的紧迫性要求权威集中的强政府责任。

摘要：公民文化是公民对民主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心理价值,文化特性和历史发展要求决定了不同政治共同体有不同的公民文化培育模式。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者,无论哪一种模式下,政府都是公民文化培育的重要参与者。政府的生成基础和存在价值决定了其在公民文化培育中承担规制、保障、示范、引导责任。

关键词：公民文化,政府责任,政府治理

“政府-公民”平台 篇2

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也在逐步重塑着政府模式。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服务型经济, 它要求政府为市场、社会等提供各种优良的服务, 以满足企业和公民的不同需求。努力推进职能转变,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在此背景下, 坚持正确的政府行为导向, 对于推动政府转型有着重要意义。

一、政府导向与公民导向

科层制通过非人格化、标准化等方法使得政府逐步走上了效率之路, 严密的等级结构、权责相符的配置体系是科层制的核心要件。毫无疑问, 科层制极大提高了工业社会中的政府效率, 韦伯也称它为富于效率、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与工业社会相适应, 科层制构筑了政府赖以运行的组织基础并塑造了管制型政府模式, 在此模式下, 政府是以经济、社会的管理者面目出现的, 因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双方是截然对立的。政府行使管理权力的重要出发点是提高自身效率, 即“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能源和费用方面尽可能少的成本来完成工作” (1) 。在这种导向下, 政府更多地关注自身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管理技术改进, 很多时候忽视了外在管理对象—公民的需求, 将政府的利益和价值置于优先地位, 其实质是政府本位。

将顾客概念引入公共管理是与市场模式和企业管理的引入紧密关联的 (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无论是生产还是销售都必须面向市场, 企业只有了解顾客需求, 并与之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才能取得可观利润, 获得长远发展。把“顾客导向”引入公共管理活动中来是公共管理由古典官僚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进行范式转换的一部分, 这表明了政府部门开始由注重内部管理向满足外部需求转变。然而, 由于企业和政府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组织, 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不是顾客, 顾客导向在进入公共管理活动中时不可避免地会使政府产生趋利动机, 侵蚀其所具有的公共性本质。因此, “公民导向”是对新公共管理提出的“顾客导向”的一种改进和修正。它在强调以服务对象为中心时, 融入了平等、公正、民主等社会价值, 强调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尊重, 其实质是公民本位。

由此可见, “政府导向”与“公民导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行为导向模式, 其立足点和出发点根本不同。政府导向坚持政府本位, 其实施的管理行为立足于政府自身的分析判断, 较少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行政对象的需求, 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科层制结构和政府组织自身所固有的自利性动机。公民导向则要求政府坚持公民本位, 牢牢树立公民利益至上的理念, 以公民利益作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紧紧围绕公民需求实施管理行为, 实现由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

二、当前我国政府的行为导向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意识形态和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我国自上而下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包揽了一切经济社会事务, 由此形成了全能型政府。作为唯一的管理主体, 政府垄断了社会管理的全部职责。政府的这种管理是全方位、事无巨细的, 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则被庞大的政府所掩盖。这种“管家婆”式的管理方式使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逐步形成了政府导向的行为方式, 习惯了对社会、市场和公民“发号施令”, 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和执行, 习惯了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去思考和处理问题, 很少考虑被管理者的需求和建议。因此,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是僵化、对立的。

政府角色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 其原因在于社会发生了一个从注重生产者转向注重消费者的变化, 如果说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民众围绕政府转, 现在则便变成了政府围绕民众转 (3) 。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行政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政府职能更多地转向公共服务上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而是一个服务者, 它必须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以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 由于行政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 在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实践中仍然残留着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本位的行为导向, 这日益阻碍着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

政府本位的行为导向在今天的政府管理实践中屡见不鲜。以“维稳”为例, 不少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众矛盾纠纷时, 仍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不站在公民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简单粗暴的行政强制甚至违法暴力手段去压制公民的利益诉求, 结果使矛盾激化、升级, 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在城市建设面临的拆迁工作中, 某些地方政府政府本位的行为导向也暴露无遗, 在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赔偿问题上, 不与公民进行及时有效沟通, 合理协商, 仅从政府和开发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置公民利益于不顾, 运用强拆等非法手段推进工作, 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

总之, 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导向正在由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转变, 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停留在政府本位的层次上, 这种落后的政府行为导向模式日益阻碍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三、树立“公民导向”, 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

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解构和重建的过程 (4) 。这个过程既要打破传统管制型政府带来的种种弊端和不良影响, 又要与时俱进, 在新的行政环境下, 转变政府行为导向, 重塑政府职能。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府行为导向—公民导向, 把公民利益放在首位, 不能为了行政效率和便利而牺牲公民权益与公共利益。树立公民导向, 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当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和方向。具体来说,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强化政务公开

政务公开是实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基本前提。现代政府是透明政府, 这要求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必须积极推进政务公开,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当前, 我国政府在政务公开方面做得还不够, 不少地方政府存在“选择性公开”的问题, 违反了“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还有的政务公开流于形式, 信息发布滞后, 回应性不足等。强化政务公开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公开是常态, 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 凡是不涉及保密内容的政务信息都应该有步骤地通过适当方式予以公开,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二是增强政务公开的回应性和灵活性, 及时有效地对公民提出的疑问予以回复, 并利用网络技术, 丰富“官—民”互动形式, 提高互动质量。

2.提高公民参与度

与管制型政府不同, 服务型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公民在公共管理中的广泛参与, 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上、在政府政策制定与执行上, 公民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科学技术在公共管理上的运用也为公民地参与提供了有效保障。提高公民参与, 首先应该拓宽公民参与渠道, 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其次是继续完善听证制度, 提高听证质量, 使得利益相关方能够真实有效地表达意见。最后是大力培育各类社会组织, 更多地依靠公民、社会力量去解决政府力有不及的问题, 这对于实现公民导向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

3. 建立“公民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存在着重经济增长轻公共服务的倾向问题, 这直接导致了GDP等经济指标在我国政府绩效考核标准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与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民生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 公共服务职能将会成为政府最重要的职能, 因此, 建立“公民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对于转变政府行为导向, 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建立“公民导向”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首先应该加大各类公共服务在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中所占的比重, 尤其是与公民利益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失业率等方面。其次是对这些指标尽可能地予以量化, 提高绩效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最后是在政府绩效评估主体中给予公民一定位置, 使政府服务对象—公民真正参与到评估工作中来, 优化政府绩效评估模式, 从而促进政府行为导向的转变。

注释

1 威尔逊.行政学研究[M].2011.

2 赵勇“.顾客导向”与“公民导向”:政府公共服务对象分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09 (4) .

3 竺乾威.经济新常态下的政府行为调整[J].中国行政管理, 2013 (3) .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的参与 篇3

现实中,政府代表公民行使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从而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就需要政府以实际行动将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纳入公共管理中以增强公民的责任感、归属感和信任感,所以,以公民的有序参与为纽带,促使其认识到自身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一员的责任,依法加强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的参与。

1 公民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1.1 提高自我救助能力

公众是各种危机事件中最直接的受害群体,引导公民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使其深刻感受到自身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权利。

1.2 建立社会监督网络,确保政府公共利益取向公民有序参与政府危机管理,建立起强有力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网络。

1.3 制定危机管理的正确决策,降低危机管理成本

公民的有序参与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决策;另一方面公民有序参与危机管理,能及时提供丰富多样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有效缓解危机造成的物质财富损失和心理精神伤害,大幅度降低危机管理成本[2]。

2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现实状况

2.1 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意识薄弱,参与能力水平低

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公民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危机管理情境中的旁观者或危机管理的对象。

2.2 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组织基础薄弱

公民个人单独参与危机管理不仅力量有限且容易造成混乱和无序,因此公民应形成一个团体或组织,才能真正实现有序参与。但总体而言,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社会组织能量低,数量少,发育不全。一些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大多是自上而下的官办社会团体,行政色彩过浓,缺乏民间组织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大多无所作为,更说不上完全自由、合法的协助政府参与危机管理[3]。而其他营利性组织由于在危机应对中职权不明,缺乏与政府部门沟通与合作的应验等问题。

2.3 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缺乏制度化和组织化保证

目前,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法律和制度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中,对其参与危机管理的途径、责任和权利尚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组织保障,使得公民参与不被政府危机管理决策部门所重视,以至公民参与危机管理决策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3 促进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途径

3.1 完善危机管理的教育机制

首先必须把建立危机管理知识和技能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其次,各地区,各部门可以对公民进行经常性危机演练、危机预防和危机发生后的自救、互救等知识和技能的教育培训,从而提高公民应对危机的实际操作能力,更好的配合危机发生时的应对工作。同时吸收公民和相关社会自己的参与,有针对性地进行危机处理演练,提高应对危机的操作能力,提高整个社会应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危机处理技能,配合支持危机发生期间的危机处置工作[4]。最后,政府有关部门和教育科研机构应加强政府危机管理和危机教育的研究,建立系统全面的危机处理理论体系,为促进公民参与危机管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向。

3.2 鼓励发展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危机管理

公民通过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是我国危机管理中不可缺少的形式。其次,规范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过程。社会组织是公民有序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载体,也是处置危机事件的一种必然趋势,而要增强社会组织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实际影响力,就要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机制。当危机发生时,在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助、配合和参与的作用,并且为了保证其参与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把社会组织的参与行为规范在法制的轨道之内。

3.3 完善公民危机参与的法律体系

首先,要针对公民危机参与的新情况、新要求及时制定更具科学性和预见性的相关法律。其次,在我国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的构建中,对公民及社会组织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方式、途径、内容应作出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使公民的参与权落在实处。最后,政府为了控制危机局势恢复秩序,必须对公民某些权利和自由进行某种程度限制,这样不仅可能造成公民个人利益的损失,而且可能会影响到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热情和行为。所以应该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在做出限制公民权利性决定时一定要慎重,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5],即行政目的务必适当、限制行为的损害最小以及权衡利弊得失,保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

总之,任何社会系统都不可能整合得十分完美,都不可避免的要正视有效处理危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而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政府自身的事,也是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共同的责任。因此,鼓励公民参与政府危机管理过程中来既关系到政府存在基础的合法性,也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稳定和发展。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已进入危机频发期,危机发生后公众习惯于期待和依赖政府,而忽视了公众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提高社会成员的危机意识与应对危机的能力,扩大和规范公众有序参与的行为,是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政府,危机管理,公众参与

参考文献

[1]唐俭.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2).

[2]韦朋余.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有序参与的路径选择[J].理论与改革,2006,(4).

[3]李斌.政治发展的新动力:试论中国民间组织兴起的政治发展意义[J].理论与改革,2005,(2).

[4]唐雪梅.浅谈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J].法制与社会(社会观察版),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