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机制

认知机制（共12篇）

认知机制 篇1

口译研究是探究人类心智与思维活动的科学。Ladmiral提出, 翻译研究是对译者大脑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的科学研究。那么, 探究口译思维过程也应本着对译员工作时大脑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客观考察与科学推理。口译交际表现出言语层面的波澜不惊与认知加工的迅捷高效, 其中涉及语音、词汇、情景、文化、经验等各类概念信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其在线运作几乎同时发生并于瞬间完成, 这主要得益于口译心智活动中独特的概念化方式。这一过程说明口译认知何以通过语言使用来表征概念化意义构建的机理, 以及它们所展现的人类创新思维和创造力。因此, 解释口译思维过程需要一种与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概念分析以达到洞察考察对象后台认知的目的。20世纪诞生的认知语言学就是以考察语言背后的意义构建为基本宗旨, 其考察途径是通过探讨语言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以此考究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概念化方式。2012年,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语言学家、认知科学家Gilles Fauconnier与凯斯西储大学的同行Mark Turner合作 (以下简称F&T) 出版学术专著《我们思维的方式》, 并正式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的整体框架。其核心思想是, 语言的意义构建涉及来自不同心智空间的概念映射与合成运作, 合成产出的意义结构大于原输入成分的总和。其理论宗旨基于Fauconnier提出的有关心智空间 (Mental Space) 的相关论说 (1985/1994) 和Turner从文学隐喻角度展开意义构建的追问, 以及二位学者及其同事们围绕概念整合的中心话题所展开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口译涉及两种不同语言的不同话语产出方与话语接收方, 口译意义的摄取与建构符合概念整合思想。在本研究视域中, 概念整合是心智表征的综合, 用来描述口译思维跨空间概念运作的意义构建与解读, 涉及口译思维活动所有参与要素的意义协商, 体现为协调“冲突—突显—连通—取舍—记忆—协调—重构”等一系列概念运作。其动态的局部构建通过不同心智空间的概念互动贯穿口译思维的整体过程, 认知动因是来自于心理世界和文化世界的众多复杂概念的纷纭和竞争。那么, 要保证口译思维的高效、优化和迅捷, 就必定有一个统领口译隐喻思维系统的核心机制, 其主要功能是操纵不同输入概念之间关系, 使系统从无序走向自组织进化。同时, 心智空间可以表征口译认知所涉及的不同世界, 涵盖交际文化、语言表达和经验感知等不同概念范畴, 由于思维隐喻性、语境构建性以及主体参与性等特征机制的不断介入, 不同的心智空间得以发生概念匹配, 通过跨空间映射形成前知识概念突显, 即产生认知焦虑。在口译操作中心理情感变量的研究很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此研究甚少, 同时考虑到中国迄今几乎没有口译中听—译两种焦虑 (AA and IA) 模态研究这一现状, 籍此研究以Spielberger的状态—特质焦虑基础理论, 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理论 (Effort Model) , Cassady和Johnson的测试焦虑模型理论 (Test Anxiety Model) 以及Chen和Tang (2009) 的焦虑等级实验研究为基础, 致力于对听—译两种焦虑模态的理论性建构与实证研究。其中主要理论依据是Cassady和Johnson测试焦虑模型理论, 主要实证研究依据是Chen和Tang的焦虑等级实验。从事听—译两种焦虑模态研究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组织学生期末考试的过程中, 孟建国、康志峰 (2012) 发现有78.884%的学生产生听焦虑, 79.116%口译学生产生译焦虑。

声音的听觉特征、缺乏词汇量、被动的听力模式、分散注意力、听力理解能力差、信息量大、口译时间短等原因使学生听不懂而产生的焦虑情绪。

1. 确切来讲, 听焦虑起源于听觉认知器官, 因此是一种与听觉认知相关的焦虑。

当口译的学生不能正常感知来源语声波, 即不能完全获取讲话者的信息而导致焦虑。这种在听辨过程中由异常的听觉认知而引起的焦虑, 不妨称之为听焦虑。听焦虑不仅与口译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与口译中的听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因为听焦虑直接来源于口译中的听。因此, 它不仅直接影响口译中的听, 同时还影响着整个口译过程。

2. 译焦虑模态的理论性建构。

这一理论性建构主要集中于译焦虑, 它是由六种言外因素 (Illocutionary factors) (生物因素、知识因素、心理因素、环境因素、个性因素以及文化因素等) 和六种言内因素 (locutionary factors) (来源语与目标语的差异性、带有口音不自然的讲话人和不同口音的外国人、讲话人的快语速、信息密度大、包括语法在内的双语知识、双语技能等) 引起的使学生在译时产生的焦虑。译焦虑与口译密切相关, 因为译焦虑直接来源于译, 而又对整个口译过程产生影响。该建构理论指出了译焦虑模态中的一些新概念, 如高焦虑、中等焦虑以及低焦虑, 这些概念在学生的口译测试中得以证实。

3. 听—译两种焦虑在来源、程度、严重性及其对口译效果的影响等方面得以证实。

听—译两种焦虑的来源在上述成果中已经列出;程度是通过完成听焦虑量表 (AAS) 和译焦虑量表 (IAS) 中的28项内容;听焦虑的严重性和译焦虑的严重性是通过学生在期末考试中产生暂时性失聪现象和“哽噎”现象而获得;对口译效果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问卷而获得。需要突出强调的是听焦虑量表和译焦虑量表中的28项内容可能的分数范围是28分到112分, 通过SPSS计算Cronbach’sα信度系数分别为0.93和0.91, 表明调查焦虑量表有较高的信度。调查中发现, 学生所获分数越高 (≥72分) , 表明学生焦虑程度越大。因此, 在听—译两种焦虑模态中, 被试者的高焦虑 (HA) (≥72分) 、中等焦虑 (MA) (62~72分) 和低焦虑 (LA) (≤61分) 是通过完成问卷而获得的分数区分出来的。

听—译两种焦虑模态在口译中潜在的心理结构得以分析, 两者的不同等级作用得以证实, 其相关性通过SPSS统计分析研究得以证明。本研究从认知心理的角度, 分析并证明了阻碍口译进程、导致听—译两种焦虑的可能性渊源———四种心理状况:恐惧当众口译、害怕他人负面评价、缺乏自信局促不安、有威胁感 (Jiménez&Pinazo, 2001) 。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听—译两种焦虑模态中的高焦虑和低焦虑对口译任务的完成具有阻碍作用, 而中等焦虑对口译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本研究发现学生的听焦虑和译焦虑虽然有差异, 但总体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 听—译两种焦虑模态是两种既区别, 又相关的心理模态。两者均有高焦虑、中等焦虑和低焦虑三种焦虑态势, 其中高焦虑和低焦虑与口译任务的完成呈明显负相关关系, 而中等焦虑与之呈正相关关系, 这也是本研究与以往传统研究的不同之处。

4. 设想出听—译两种焦虑模态负面心理因素 (如高焦虑和低焦虑) 问题的对策。

为此, 口译教师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 而不是等待焦虑的学生来寻求帮助。随着听—译两种焦虑中的高焦虑和低焦虑日趋明确, 口译教师可以采取针对学生在考试中出现的高焦虑和低焦虑, 采用“焦虑关注/焦虑调节+兴奋关注/兴奋调节”策略 (“A魧+E魧”Strategy) 、中等唤醒策略 (Medium Arousal Strategy) 、五种课堂策略 (Five Classroom Strategies) 、左右脑模型策略 (RL—Model Strategy) 等进行相应的焦虑情绪调整。

本研究从认知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结合口译过程和口译教学实证研究, 研究价值不仅在于AA模态和IA模态的理论性创新, 而且在于对中国口译教学, 尤其对口译和口译测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摘要：口译中听焦虑影响译语输出效率。从语言神经学和口译认知理论方面对听焦虑对口译影响展开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口译功效,听焦虑机制,认知心理

参考文献

[1]孟建国.英语广告的语篇功能及其翻译特点分析[J].河北大学学报, 2009, (4) :141.

[2]孟建国.网络环境下口译课程听焦虑模态研究[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12, (3) :82.

[3]孟建国.翻译学中的语境与语篇分析[J].语言与翻译, 2005, (1) :78.

[4]孟建国.委婉语翻译的过程探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2010, (3) :132.

[5]康志峰.口译焦虑的动因、级度及其影响[J].外语研究, 2011, (4) :81.

[6]康志峰.多模态口译焦虑的级度溯源[J].外语教学, 2012, (3) :106.

[7]康志峰.现代信息技术下口译多模态听焦虑探析[J].外语电化教学, 2012, (3) :42.

认知机制 篇2

论语言认知中的注意机制

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注意”(noticing)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认知机制,被认为是存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过渡.输入的语言信息有许多可选择特点要求学习者进一步加工转化为自动,在语言知识这种内化过程中,注意对语言学习者的`信息加工起主动认知调节作用,有效的学习就是对相关特征加以有效的注意.注意的质量随学习者个体差异(1Ds)而发生变化,语言特征自身的显突性也会影响注意力的程度.分析语言认知中的注意机制,希望对语言教师在外语教学中对学习者的品格训练、中介语发展和语言材料组织等方面能有所启示.

作 者：刘世理 LIU Shi-li 作者单位：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河南,信阳,464000刊 名：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年，卷(期)：22(4)分类号：H03关键词：注意 语言 认知语言教学

“奶”的语义发展及认知机制 篇3

关键词：“奶” 义素 转喻 隐喻 事件域

一、引言

现代汉语“奶”的常用义项有“乳房”“乳汁”和“哺乳”，而在古代汉语中，“奶”在不同时期的义项除了“乳房”“乳汁”和“哺乳”外，还有“母亲”“乳母”“奴婢”“祖母”“对已婚妇女的称呼”等。本文从历时角度追溯“奶”字语义的演变过程，探讨其古今意义之间的联系，然后从认知角度分析其语义演变机制。“奶”的汉字形体在汉语史上有三个：嬭、妳、奶。其中“嬭”字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的《广雅·释亲》，“妳”是“嬭”的俗体字，后通作“奶”。“奶”这个字形最早出现于宋末刘渊刊行的“平水韵”。三种字形并非同时共存，在使用频率上也存在差异。根据统计，宋代以前的文献中，“妳”的使用频率是逐步下降的（魏晋16例，唐五代11例），“奶”的使用频率从出现之后就急剧上升（宋283例，明859例，清1718例，民国342例）。①

文中例句主要来自语料库在线和北大CCL语料库，不再一一注明。

二、“奶”的语义来源和演变

（一）生产、产子

“嬭”的甲骨文形状为，象女生产之形，其俗体字“”亦象女人生“小人”即婴儿之形。南朝梁《玉篇》对“嬭”的解释为：乳也，《说文解字》中“乳”义为“人及鳥生子曰乳，獣曰産”[1]，可推测“乳”本义可能为生产。《康熙字典》中的“嬭”古文为“”[2]，其形状象四方形里面包裹着“乳”，说明“嬭”跟“乳”的含义有关，可能是指一个女人在房子里分娩。据上推断“嬭”最初有“生产”义，不过未有其他文献佐证，有待商榷。

（二）母亲

由“产子”动作义引申为“生产”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即施事“母亲”。

（1）嬭 嬭，母也。（三国魏《广雅·释亲》[3]）

（2）阿嬭 后主在襁褓中，令其鞠养，谓之乾[阿嬭] ，呼姊姊，遂为胡太后昵爱。（唐《北史》）

（3）阿嬭 须臾复至，云：“夫人欲与，[阿嬭] 不肯。”（唐载孚《广异记》）.

（4）嬭 通于神明，今日孝感至诚，放母却活延命，更得三十二年。任将归[嬭]侍奉。（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5）奶奶：驴哥儿也，则被你可便地闪杀您这爹爹和[奶奶]。（全元曲·杂剧2）

“奶”释为“母亲”义最早出现于三国魏时的《广雅》，如例（1），唐五代一直延续到元代都有这一用法。“母亲”义在词汇上的表现形式为“奶”“阿奶”“奶奶”等，具有一义多形的特点。“奶”仅用于书面语体，且只可用于叙述时背称，不可用于面称，使用范围较窄，如上例（4）；“阿奶”既可用于较严谨的书面语体，如例（2），又可用于口语性较高的语体，如例（3），使用范围较广，且同时可用于背称和面称，也可独立指称；而“奶奶”是重叠构词，体现出亲切的口语色彩，一般用于不太严谨的口语性较高的语体，如例（5）。

（三）乳母

到了南北朝时期，“奶”由“母亲”义派生出“乳母”义。“母亲”意为生育婴儿的女性，“乳母”意为喂养别人婴儿的女性，两者由其共有的婴儿发生联系。对一个婴儿来说，母亲赋予其生命，乳母为其供给乳汁使其生命延续，乳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婴儿的母亲。因此，随着时间的发展，“奶”由“母亲”义逐渐引申出“乳母”义。

（6）姆妳 姆 [妳] 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前，相谄以急。（南朝梁《宋书》）

（7）妳媪 辅之以中宫 [妳] 媪，属之以丽色淫声，纵韝绁之娱，恣朋淫之好。（唐《北齐书》）

（8）姓+奶 见敏求喜曰：“某亦得回，知郎君与判官故旧，必为[李奶]看年支。”（北宋《太平广记》）

（9）奶子 这[奶子]也好不精细，眼脂儿眼角里流下来，不曾揩来。（元《朴通事》）

（10）奶母 李[奶母]带领宋嬷嬷等几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鹃，袭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清《红楼梦》）

“乳母”义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见例（6），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此种用法一直保留下来，如“奶媪、媪奶、姆奶、奶婆、阿奶、奶子、奶母”等。其中，“奶媪”“媪奶”“姆奶”多出现于书面语体，且唐代之后很少使用。而其后出现的“奶母”“奶子”之类则多出现于口语语体，如《朴通事》《红楼梦》等。另外，表示“乳母”义的“奶”很少独立使用，前后一般要加一个附加性的词缀（如“阿、子”等）或前加姓氏表明身份，这可能跟汉语双音节化有关。

（四）奴婢

隋唐时期，“奶”由“乳母”义中的[地位低下]义素突显触发相似性联系引申出“奴婢”义，如例（11）。“乳母”是由封建社会中上层家庭雇佣的哺乳、喂养其婴儿的女性，地位较为低下，属于奴婢的一种，“乳母”跟“奴婢”是下位义跟上位义的关系，是由下位义到上位义的语义引申。

（11）阿妳 后为原武县丞，在厅事，忽见老狐奴婢，诣黯再拜。云：“是大家[阿妳]。（唐载孚《广异记》）

（五）乳房

隋唐时期，“奶”由“乳母”义引申到“乳房”义，如例（12），触发引申的机制是“乳母跟乳房”的相关性。“乳房”是“乳母”用以哺乳的器官，“乳房”又是“乳母”身体器官的一部分，“乳母”跟“乳房”是人和其所拥有的身体器官的关系，这属于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12）妳 两唇对口，一臂支头。拍搦[妳]房间，摩挲髀子上。（唐《游仙窟》）

（六）人的乳汁；稚嫩

隋唐时，“奶”由“乳房”义引申到乳房的分泌物“乳汁”，如例（13），这是由乳房的[生产]义素突显所触发的物体和产品相关性的引申。

（13）妳 对曰：“巨彘顾诸雏云：‘行行行，向前树阴下吃 [妳]。（唐《唐阙史》）

（14）妳腥 皇帝亦见擒虎年登一十三岁，[妳腥]未落，有日大胸念，阿奴何愁社稷！（五代《敦煌变文选》

“奶腥”原指乳汁的气味，后来引申为“年幼、稚嫩”义，如例（14）。这是由“奶腥”和“年幼的孩童”共有的气味的相似性联系所触发的引申。哺乳期的儿童因为经常喝奶，身上一般带有乳汁的气味。“乳汁的气味”和“年幼”之间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起相似性联想，这种联想一旦固定下来，就会触发由具体到抽象的词义引申机制，以有形可感的乳汁的气味喻指人的年幼。这时，词类也发生了转换，由名词转为形容词。

（七）祖母

北宋时期，“奶”由“母亲”义逐渐引申出“祖母”义，如例（15），是由它们共有的[上一辈][生育]的义素凸显触发相似性联系，又由“老”引申出“祖母”义。“奶”表达“祖母”义时，前面必须带有“老”字，“老”赋予“奶”以“祖母”义。“

（15）老奶 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北宋《太平广记》）

（16）老妪 乃黄使君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妪]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五代金利用《玉溪编事》）

例（15）、（16）列举的都是黄崇嘏的故事，但北宋《太平广记》用的是“老奶”一词，五代《玉溪编事》用的是“老妪”一词。这说明北宋时期，“老奶”已经取代“老妪”，成为表达“祖母”义的普通说法。

（八）指供食用的动物乳汁

宋时，“奶”由唐代专指人的乳汁引申为可以食用的动物乳汁，如例（17）所示，进而可以指所有哺乳动物的乳汁。哺乳动物的乳汁功用上和人类的相同，都是用来[哺育下一代]的，其功能相似性触发了引申的可能。

（17）柿，方顶、牛心、红柿、裨柿、[牛奶]、水柿、火珠、步檐、面柿。（ 南宋吴自牧《梦粱录》）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眼界在不断地拓宽，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人们逐渐发现某些动物的乳汁是可以为人所食用的。六朝时开始称可以食用的动物乳汁为“乳”如六朝小说《百喻经》：“昔有愚人，将会宾客，欲集牛乳，以拟供设。”到了宋代，动物的乳汁也可以称作“奶”，这是由词概念外延扩大而触发的引申。

（九）哺乳

（18）奶 如今自那寻奶子？寻一个好妇人[奶]。（元《朴通事》）

“奶”的“乳母”义在南北朝时期产生，“乳房”“乳汁”这一哺乳的行为所涉及的语义链中的含义在隋唐时期已经产生，不过“奶”的“哺乳”义直到元代才在文献中找到用例，如例（17）。

（十）对已婚妇女中“正室”即“正妻”的称呼

元代时，“奶”重叠后逐渐发展为对已婚妇女中的“正室”的称呼。

（19）奶奶 徐能道：“财采倒不打紧，还有一事，好一个标致的[奶奶]！你哥正死了嫂嫂，房中没有个得意掌家的……（元话本《苏知县罗衫再合》）

（20）夫职位+奶奶：道犹未了，只见小番报说道：“总兵官领了一个总兵[奶奶]，一同见驾，未敢擅便，特在门外听宣。”（明《三宝太监西洋记》）

“奶奶”作为对已婚妇女中“正室”的称呼要晚于“姨奶”。“姨”有一义项为“妾”[4]，“姨奶”最初是并列短语，义为“妾”和“乳母”。之后，“奶”义逐渐虚化，弱读为轻声，“姨奶”在南宋作为表“妾”义的词使用并固定下来，如南宋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又置偏房姨奶侍婢，朝欢暮乐”。而“奶奶”作为对已婚妇女的称呼，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元朝，既可独立指称，前面又可添加一些修饰性成分，这些修饰性成分多是用来进一步表明身份，如例（20）。据查阅，宋时对已婚女子和未婚女子的称呼都可为“娘子”，对已婚女子的称呼如南宋话本《错斩崔宁》，“姐告道：‘大[娘子]又贤慧，却如何肯起这样歹心！”对未婚女子的称呼如南宋话本《碾玉观音》，“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诏说出女孩儿一件本事来”。到了元代，“娘子”只能指对未婚女子的称呼，元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小[娘子]，我教你嫁范二郎，你要也不要？女孩儿笑道……”为了满足人们对一般已婚妇女称呼的需要，必须另找一词来表示，这是“奶奶”产生的社会条件。

“奶”从三国到元代的文献中都有表示“母亲”义的用法，“姨奶”表“妾”义在南宋时已经产生，“姨”既可表示父亲的侧室，又表示母亲的姐妹。由于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都存有媵娣制婚姻，因此表“母亲”义的“奶”有可能作为比“姨”地位更高的父亲的正室的称呼。

三、“奶”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

“奶”的语义演变路径：

（一）意象图式激活的转喻认知机制作用下的语义演变

意象图式是介于感觉和理性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人们在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性体验的过程中获得意象图式，意象图式再通过隐喻、转喻机制的扩展和转换，就可形成更多的范畴和概念[5]。Lakoff总结了7类意象图式：容器、始源-路径-目标、连接、部分-整体、中心-边缘、上下、前后等。根据Lakoff的观点，转喻是指在同一个ICM（理想化认知模型）之内表述和理解“部分与整体关系”的认知现象，即可用一个部分来认识另一个部分或整体，或通过整体来认识部分，两者具有接触或邻近关系[6]。意象图式可激活相关关系的转喻，从而完成语义演变。

“奶”由“母亲”义引申到“乳母”义，是由连接图式和中心—边缘图式激活的转喻。母亲是生育婴儿的女性，生育之前与婴儿共用一个身体，从空间距离上来说较近；乳母只是雇用来喂养婴儿的女性，空间距离较远。乳母和母亲由婴儿发生联系，在连接图式的作用下，在头脑中构成关于母亲、婴儿、乳母三者之间空间距离的联想，从而激活了“中心—边缘”图式。对婴儿来说，母亲是中心，乳母是边缘，在“中心—边缘”图式的作用下引发由“母亲”义到“乳母”义的转喻。

“奶”由“乳母”义引申出“奴婢”义，是上下图式激活的转喻。由于乳母地位较为低下，依附较高社会阶层家庭为其服务，属于奴婢阶层。“乳母”和“奴婢”共有的地位低下，属性突显触发它们的上下义联系，进而在人们的心理认知空间中构建起上下图式，激活上下义之间的转喻。“奶”的语义从较低位的具体下义范畴向较高位的抽象上义范畴发生转变。

“奶”由“乳母”义引申到“乳房”义，是由突显属性和连接图式共同引发的由整体到部分的转喻。一个人的认知往往更多地注意到那些最突出、最容易记忆和理解的属性（即突显属性）。乳母和乳房相比，乳母比乳房突显，因为乳房属于妇女的隐秘部位一般不予示人。连接图式触发乳母和乳房之间的联系从而激活“整体—部分”图式，在整体突显属性作用下发生由整体到部分的转喻。

“奶”从“乳房”到“乳汁”，是由容器图式和突显属性共同激活的一种转喻现象。我们可将乳房看作容器，乳汁看作容器内的东西，乳房和乳汁同在“容器-内容”认知框架内。乳汁是乳房的产品，乳房的形体较大而乳汁只是滴状的液体。在认知上，大的物体比小的更易突显，更符合人们的认知焦点和习惯，因而发生由“乳房”向“乳汁”的转喻，

（二）隐喻认知机制作用下的语义演变

实体隐喻是人类把对物体和物质经验的词语用于谈论抽象的、模糊的思想、感情、事件、心理活动等无形的概念，把这些抽象的概念视为实体而使其变得有形[7]。

“奶腥”由“乳汁的气味”义引申出比喻义“年幼、稚嫩”，属于实体隐喻。乳汁及其气味在视觉和嗅觉上都是可感知的，而年幼是不可直观感知的抽象概念。人在幼儿时期因哺乳而沾染上奶腥味，奶腥味逐渐成为从气味上辨别幼儿的特征。久而久之，人们在头脑中建立起将“年幼”和“奶腥气”连接在一起的联想空间，从而将具体可感的“奶腥”的概念投射到抽象的“年幼、稚嫩”的概念上，“年幼、稚嫩”的概念由“奶腥”而得到认知。

（三）事件域认知模型认知机制下的语义演变

人们在对事件域中各个行为要素和事体要素认识的基础上会形成知识块储存于大脑之中，知识块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交错牵涉，在思维中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转喻现象，这就是事件域认知模型。一个基本的事件域包括行为和事体两大核心要素。事件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层级关系，一个事件包括动作要素和事体要素，这是第一层级；动作和事体这两个要素包括很多子要素，这是第二层级；各个子要素包括很多典型信息，如特征和分类信息，这是第三层级[8]。

“奶”的“母亲”义是如何由本义“生产”得来的，可用事件域认知模型的事体命名机制来解释。母亲内部行为义素包括[+生育]，事体义素包括[+亲属]、[+直系]、[+长辈]、[+女性]。动态性行为往往是显而易见的，能直接产生一定的后果。动态性行为相对于静态背景来说是突显的图形，必然能引起人们较多的注意力，这类行为对概念结构的形成有基础性作用[10]。给事物或人分类时不可避免地要依据某一特征来命名，而用较为突显的特征命名事物，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产生较好的交际效果。“母亲”已然的行为义素为[+生育]，其余义素相对于这种动态行为来说自动成为静态背景，自然要用其行为义素[+生育]来命名“母亲”了，当时表生育概念的词为“奶”，因而逐渐发展出用“奶”表“母亲”的用法。

“奶”由专指人的乳汁引申到指供食用的动物乳汁，进而可以指所有哺乳动物的乳汁。在“哺乳”这一事件域中，第一层级事体要素包括哺乳者、被哺乳者、乳房、乳汁。第二层级事体要素“乳汁”包括人类的乳汁和动物的乳汁。随着人们认知事体的范围变大、认知视角上移，会产生由下一层级向上一层级转化的转喻现象，“奶”由第二层级的专指人类的乳汁向第一层级所有哺乳动物的乳汁引申。

由“奶”的“乳房”义引申到“哺乳”义，同样可用事件域认知模型来解释。在事件域之内的成员可以互指，可以用个别事体“哺乳器官”来转指整个事件域“哺乳”，因为在事体要素中，“哺乳”同“乳房”的关系最为密切，乳房是哺乳活动赖以进行的工具。

（四）概念整合认知机制作用下的语义演变

认知语义学家认为，词语的意义不完全是通过其组成部分的意义和组合方式而获得的，而常是通过互相作用，激活相关认知域，进行整合而获得的[10]。

“奶”由表“母亲”义的“奶”和表“妾”义的“姨奶”联合引申为“正妻”，可由认知语义学中的整合观来解释。“奶奶”中前一个“奶”来自表“母亲”义的“奶”，激活亲属认知域；后一个“奶”来自表“妾”义的“姨奶”，激活配偶认知域。前后两个“奶”的概念义在亲属认知域和配偶认知域共同作用下相互整合，激活配偶认知域中新的含义，表示对“正妻”的称呼。

以上语义演变，“奶”从“母亲”义发展到“乳母、祖母、正妻”义，由“乳母”义发展到“奴婢、乳房”义，由“乳房”义发展到“乳汁、哺乳”义，“乳汁”义发展到“年幼、稚嫩”义。符合Heine 等（1991）所提的范畴隐喻的斜坡（cline：人>物>事>空间>时间>性质[11]，也是语义泛化的基本序列。由人到物再到性质，这是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顺序。人们的认知视角总是先从关注、认识自身开始，然后再扩大到自身所生活的环境，随着对自身和所生活环境的熟悉，再逐步探究自身和自然界的性质状态。

四、结语

本文基于汉语的历史文献资料来探讨“奶”的语义来源及演变，并从认知角度探讨了这种演变的机制。人类的语义演变过程是有规律可循的，同义素突显以及人类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有关系；在认知上，这种语义演变是由意象图式激活的转喻、隐喻、事件域认知模型、概念整合共同构成的认知机制推动而进行的。

注释：

①“嬭”字在语料库中只收录于《大藏经》中，年代难以判定，因

此不做统计。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清]张玉书、陈廷敬等.康熙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魏]张揖.广雅[M].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

[4]徐中舒.汉语大字典[M].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2010.

[5]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5）：

177-179.

[6]Lakoff，G.1987.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wind.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8）：293.

[8]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7）：

241.

[9]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7）：

245.

[10]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8）：

309.

[11]Bernd Heine，Ulrike Claudi&Friederike Hnnerm-eyer.

Grammaticalization：A Conceptual framework[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论认知语境对隐喻的激活机制 篇4

卡普兰 (Kaplan) 根据语境的特点把其分为“言语语境”和“判断语境”, 并且认为“言语语境”是“判断情境”的一部分。其中, 前者决定说话的具体内容, 即话语表达的意义, 而后者决定话语意义的真实性与话语意义的外延。由此可见, “言语语境”和“判断语境”相当于我们一般认为的狭义语境和广义语境。事实上, 卡普兰 (Kaplan) 意义上的“判断语境”和广义的语境, 也就是斯泊伯 (Sperber) 和威尔逊 (Willson) 所说的认知语境。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 认知语境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的背景, “它是人们所明白的一系列能感知并推断的事实或假设的集合” (Sperber&Wilson,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在分析语义的过程中, 如果言语语境和判断情境达成一致, 则说话人的话语含义就是其所说话语的字面意义;如果言语语境和判断情境相互矛盾, 那么说话人的话语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样就产生了隐喻。2002年, 美国学者福柯尼耶出版了《心理空间》一书, 他认为隐喻是人们在交际中心理空间的映射和互动。“概念合成理论”要求原域和目标域的映射要有认知语境的参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是约定俗成的, 但有时二者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当能指对应多个所指的时候, 我们必须借助认知语境来判断在特定的情境中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

1 隐喻辨认和理解的两个阶段

1.1 第一阶段:隐喻对认知语境的依存

人们根据格赖斯 (Grice) 和塞尔 (Sale) 的言语行为理论建立了一种隐喻理解模式, 即“非本义和语境模式”, 也常被称为隐喻理解的“标准模式”。这种模式的具体内容就是:听话人接触到隐喻时, 首先注意到说话人有意违背言语行为理论的质量准则, 即讲的不是实话;一旦发现隐喻义与常规意义不一致, 听话人便会推导话语的非本义解释。

例1: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沈先生输, 沈先生手推桌子站起来, 向龙二作了个揖, 转过身来往外走, 走到门口微笑着说:

“我老了。” (余华《活着》)

如果我们脱离了文本片段存在的语境, “我老了。”这句话势必失去它在整个文本中特定的意义。它有可能是一个老人在感叹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 也有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因为力不从心而自我安慰, 还有可能是一个人因为不熟悉新生事物而自嘲, 等等。我们把这个文本片段整体看作是一个语言符号, 它的能指是固定的, 而其对应的所指却不能确定。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引入认知语境帮助确定能指和所指的具体对应关系。

根据关联理论, 整个闭合文本中的一个片段不能完全独立存在, 它一定与上下文、整个文本存在某种联系。在《活着》中, 作者在前文已经提到, “赌博其实需要技巧, 并不是完全凭借运气。沈先生在来到赌场之后一直赢, 可是现在却输给了龙二”。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中, 沈先生说“我老了”, 初看似乎在感叹他自己年龄大了, 实则是对自己输给龙二感到心有不甘, 同时又要为自己输了赌局找一个借口。由于作者在前文已经限定了背景, 所以读者读到这个文本片段时就会就触发已存在的认知语境, 构成源域“年龄大了”到目标域“心有不甘”的映射。由此可见, 认知语境是辨认隐喻的第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1.2 第二阶段:认知语境对隐喻的限制

隐喻的辨认过程离不开认知语境, 而分析隐喻同样需要借助认知语境的帮助。

例2:看着他 (有庆) 还是每天这么跑来跑去, 我心里那个气, 嘴上又不好说, 说出来怕别人听到了会说我落后。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 就说:

“别人拉屎你擦什么屁股?” (余华《活着》)

这句话初看与上下文并无太大联系, 所以“我” (福贵) 说这句话的真正意图还要根据认知语境来加以判断。由于当时处于文革时期, 所以人们说话、做事都十分小心, 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处分。通过上下文可知, 福贵有心直接劝说有庆不要再去公社喂羊, 又担心被人听到会说他落后。但是他看到有庆这么辛苦, 十分心疼, 所以“别人拉屎你擦什么屁股?”映射“不要再去喂羊”。文本片段存在的社会背景构成了认知语境域, 激活了源域“别人拉屎你擦什么屁股?”映射到目标域“不让有庆再去喂羊”涉及的认知系统。所以读者可以通过认知语境的限制在两个域之间进行映射, 从而得出福贵说话的真正含义。由此可见, 认知语境是分析隐喻的第二阶段中又一重要的限定因素。

2 隐喻对认知语境的激活

隐喻的“互动论”认为, 隐喻的本质是源域和目标域互相影响, 从而产生隐喻, 而“互动”的基础是两个域的相似性。本文借用“互动”概念, 揭示认知语境对隐喻的激活机制。

一方面, 隐喻的产生离不开认知语境。理查兹 (Richards) 提出, 语言实质上是隐喻的。在日常的交际中, 人们之所以不会感到隐喻的存在, 是因为那些话语符合我们的认知语境;只有当话语和具体语境产生矛盾时才能感知, 这是因为隐喻和人类认知语境中存在的意象有不一致性。同时, 这也是辨认隐喻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隐喻的理解也离不开认知语境。人们意识到隐喻之后就要解析话语更深层次的含义, 这时就要联系已经存在的认知语境。事实上, 这是一个由已知映射未知的过程, 也是一个发现事物之间隐性相似性的过程。所以, 当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时, 只有借助认知语境才能确定真正的所指。

由此可见, 认知语境和隐喻之间不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二者存在着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经分析发现, 在隐喻辨认和隐喻理解的两个过程中, 认知语境先后两次发挥作用, 而第二次作用的发挥要以隐喻为触发点。也可以说, 认知语境和隐喻之间是一种“连锁反应”, 首先由认知语境触发隐喻产生, 然后又由隐喻存在触发认知语境第二次发挥作用。

3 结语

隐喻最初被认为是一种修辞现象, 后来又被列入了认知范畴, 其实前后并不矛盾。正是在对隐喻修辞实质的探索中, 人们才发现它与人类认知的联系。隐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 所以对隐喻的理解也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认知语境和隐喻的关系密切, 不能将二者独立, 在理解隐喻时必须考虑认知语境的重要作用。

摘要：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 属于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产生的基础是言语语境和判断情境之间存在的矛盾, 这种矛盾促使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发生映射;另一方面, 认知语境还限定了隐喻映射涉及的对象。认知语境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所有知识结构的综合, 是隐喻产生和理解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激活机制,隐喻,认知语境

参考文献

[1]寸镇东.语境与修辞[M].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6.6.

[2]胡霞.略论认知语境的基本特征[J].语言文字应用, 2004 (3) .

[3]胡壮麟.认知隐喻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9.

[5]束定芳主编, 《外国语》编辑部编.语言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论文精选[C].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4.

[6]王文斌.西方隐喻研究理论视点述要[J].宁波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 2006 (2) .

[7]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10.

[8]Michiel Leezenberg.Context of Metaphor.Elsevier Science Ltd2001.

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认知心理机制 篇5

第二语言习得过程的认知心理机制

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语言学家逐渐认识到,语言习得研究可以从认知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多方面入手.本文以认知心理语言学理论为依据,概述了心理学对语言习得研究的影响,着重分析了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规律,并讨论了这些理论研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作用.

作 者：杜琳 DU Lin 作者单位：济南职业学院,外语系,山东,济南,250001刊 名：山东外语教学 PKU英文刊名：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JOURNAL年，卷(期)：“”(4)分类号：H319关键词：第二语言 习得 过程 认知心理学 机制

国家形象认知形成的心理机制研究 篇6

关键词：认知 国家形象认知 心理机制

一、对“认知”一词的理解

认知（英文名 cognition）指通过心理活动（如形成概念、知觉、判断或想象）获取知识，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认知过程是个体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认知心理学将认知过程看成一个由信息的获得、编码（Encoding & Coding）、贮存、提取和使用等一系列连续的认知操作阶段组成的按一定程序进行信息加工的系统。认知心理学将在大脑中反映客观事物特性的这些具体形象、语义或命题称为外部客体的心理表征，简称表征（Representation）。通常，“表征”还指将外部客体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在大脑中的信息加工过程。

二、影响受众对国家形象认知三要素

受众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属于社会认知的一种，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认知可以分为认知对象、认知者和认知情境者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对认知产生影响。其中认知对象就是被认知的客体，在本研究中指的是国家的实体形象，国家的属性、本质、发展状况、主流价值观、意识形态、人文环境等共同构成了国家的实体形象也就是它的本身，国家所具有的这些属性和特点，不同受众自然会对其形成不同的认知，所以认知对象是影响认知结果的最基本的一个因素。第二个要素是认知者，也就是认知的主体（这里指受众），认知者的已有经验、知识结构、性格特点、文化背景、认知能力等自身因素都会对认知结果产生影响。第三个影响受众对国家形象认知的因素则是认知的情境。受众所在的情境会对其认知的方式或认知程度产生影响，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受众的认知也可能会受到限制或引导，所以认知的情境也会对认知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影响受众对国家形象认知的三个心理因素

受众形成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不是一个瞬间形成的过程，而是受众接收到国家的相关信息，并结合自我已有的图示对信息进行加工、分类、归纳和推理等一系列过程，形成一个个阶段性的印象，并最终组合而成一个对于国家形象比较稳定的认知。所以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心理因素会对受众的认知产生影响，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首因效应，也称为近因效应（或初始效应，primary effect），是指个体在社会认知过程中，通过“第一印象”（first impression）最先输入的信息对客体以后的认知产生的显著的影响作用，它是由第一印象（首次印象）所引起的一种心理倾向。首因效应本质上是一种优先效应，即使后面的信息与前面的信息不一致，也会屈从于前面的信息，以形成整体一致的印象。首因效应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作用。

第二个是好恶效应。好恶效应也就是凭借个人的喜好而形成的一种主观的印象。这是人们形成印象的主要依据。所以受众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相关信息的报道方式、报道媒介、报道角度的喜好都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和理解。

第三个是光环效应。光环效应，或称晕轮效应、成见效应、光圈效应（halo effect），指的是认知者对于认知对象的判断主要是依据个人好恶得出，然后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该认知对象的其它特征。如果认知对象被标上了“好”的标签，就会被“好”的光圈笼罩着，并赋予一切好的品质。反之，若该认知对象被标上了“坏”的标签，那么，它就被一种“坏”的光圈笼罩着，它的其它方面也易于被认为是坏的。

四、结论：受众对国家形象认知形成的心理机制

受众对国家形象认知形成的过程是一种社会认知的形成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形成社会图示的过程。社会图示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这四种图示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作用。第一种是自我图示，就是在自我认知过程中形成的有关自己个性、外表以及行为的信息。自我图式就是对自我的认知概括。它来自过去的经验，组织并指导对个体社会经验中与自我有关的信息进行加工。自我图式概念的提出克服了行为论者不研究自我的倾向，也克服了只能对自我进行思辩论述的局限，明确地把“自我”或“自我概念”纳入了实验研究的范围，使人们对自我的本质开始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第二种是他人的图式，该图式包括有关他人行为特征和人格类型的信息。在对他人的认知过程中，一个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印象”，印象的形成是通过对他人的言谈举止、仪表神态以及行为习惯等方面的知觉而实现的。在对他人形成初步印象时会受到一系列效应的影响，比如首因效应，晕轮效应，刻板印象等。第三种为角色图式（或称群体图式），就是对社会上的一类人或一群人的预期个性和行为的信息。比较经典的研究是“国民或种族刻板印象研究”，我们在认知他人，形成有关他人印象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很容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认知偏差。如果这种偏差发生在对一类人或一群人的认知中，就会产生不正确的社会刻板印象，对群体就会产生一种偏见和歧视。对偏见根源的产生也从文化、种族、社会地位等方面作了研究。应该说这类的研究对我们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第四种是事件图式，该图式包括人们在某种情境下所发生事件的有序组织的信息。即许多事情均涉及一系列典型的活动次序，犹如戏剧或电影的脚本中所列出的一个又一个场景。

本文引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通过布伦斯维克（Brunswik）的“认知透镜模型”（lens model of perception）来说明受众对国家形象认知形成的过程。根据认知透镜模型，国家的客观事实也就是国家的实体形象是远体刺激（distance stimulus），它们是远离认识主体的人，只有通过适当的介质（mediator），也就是信息传播渠道如报纸、旅行或电视节目等，远体刺激才能反映在认识主体眼中，形成近体刺激（proximal stimulus）。近体刺激是远体刺激的复制品，但远非完全复制品。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受到媒介的影响有些信息可能会流失，也可能有附加的信息流入，又或者受到认知者主体的选择性注意和信息的加工，此时反映在认知者眼中的国家形象定与国家实体形象本身存在一定的偏差。之后认知者又会根据已有的自我图示对信息进一步的作出选择和判断，结合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形成一个最终的对国家形象的认知（图1）。

受众形成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不是一个瞬间形成的过程，而是受众接收到国家的相关信息，并结合自我已有的图示对信息进行加工、分类、归纳和推理等一系列过程，形成一个个阶段性的印象，并最终组合而成一个对于国家形象比较稳定的认知。也就是说，受众对于国家形象的认知图示形成过程，是以自身的经验和已有的图示为基础对于社会中相关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形成与国家有关的知识。■

参考文献：

[1]王钰.权力与声誉——对中国在美国国家形象及其构建的研究[D].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6

[2]杨冬云.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与国家软实力[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3]管文虎.国家形象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97

[4]Jinbong Choi， Framing North

Korea as Axis of Evil[D].Ph.D.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2005.pp.3-S

模糊限制语的认知机制研究 篇7

1. 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在逐步深化的螺旋式发展中达到的。其中经常由于不了解事物发展的作用机制，或是缺乏必要的参照系，人们的思维或逻辑推理会出现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被科学知识和实践检验后，又必然会促进人类知识的深化和精确。

模糊限制语的出现就是符号使用者感到他所用到的某个符号的指称同他所修饰限制的对象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构成符号关系的三要素可以用语义三角形来表示，概念是和所指物相联系的，概念反映客观事物。概念和表意符号之间也有直接的联系，符号是表示概念的。表意符号和所指物之间是没有直接、必然联系的，它们之间带有任意性，或者说约定俗成。语义三角形揭示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符号与所指物没有直接联系，符号要通过人脑的一系列认知识别才能与所指物产生联系。符号的意义是人脑认知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的认知活动，就不存在符号与所指物的指称关系，也就不会有指称模糊。

所以，把模糊语言放到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去研究，一定可以揭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某些机制，同时也可以揭示模糊语言的认知特点。

2. 模糊限制语的认知基础

受交际双方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模糊限制语的使用常表现出一些独特的语用规律。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模糊限制语的使用效果是有所侧重的。中国人更注重礼貌原则，特别是其中的谦虚准则和同情准则;而西方人比较注重合作原则。比如一个西方人问一个站在马路边的中国人：“请问到下一个镇还有多远?”这个中国人会礼貌地回答：“不远，还有一点路程就到了。”如果角色互换，那个西方人会说：“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至少五十公里。”中国人使用的模糊限制语“一点”，源于“礼”的传统，追求一种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因而宁肯违反合作原则而遵守礼貌原则;西方人用了“很”和“至少”这类模糊限制语，表达的是相对精确的含义，这是由于他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缘故。二者的区别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作者对自身心理活动诸如情绪、欲念等意识上的模糊，以及作者在具体创造实践中的模糊控制等，必然使模糊限制语渗透到作品中。文学语言的模糊性表现的是情感信息，而不是或很少是理性信息，它所发挥的是审美功能，而不是记录功能。

一般来说，在科技语体中使用的语言是要求精确的，但考虑到实验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性会导致结论与客观现实存在一定差异，所以作者通常需要借助模糊限制语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命题。

3. 交际中模糊限制语的认知理解

3.1 模糊限制语认知分析的理论依据

对于模糊限制语的产生及理解过程，关联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它是目前主要的认知语用推理理论。

语言交际是涉及听者和说话人的一个互动过程，要想交际成功，双方都要做出一些努力。这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行为，说话人有义务向听者明示自己在表示的某种意图，尽管这种意图的表现方式是模糊的;而听者则有必要从说话人用模糊手段提供的信息中推断出说话人暗含的意图。交际者应该在话语和语境假设之间对模糊限制语的属性及功能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获得相应的语境效果。

从上面的论述中不仅可以得出认知语境具有动态性的结论，而且还可以得出认知语境具有主观性的结论。动态性自然会衍生出不确定性，主观性自然会衍生出模糊性。

3.2 模糊限制语认知分析的推理模式

认知主义哲学观认为，语言的意义是认知者经过智力加工后输出的产品。在对话语中模糊限制语的理解上，应该先运用关联理论的语用推理原则，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模糊限制语认知分析的模式表示的是，在关联这个大前提下，通过认知语境的作用和语用推理来解释模糊限制语真实意图的整个过程。模糊限制语和认知语境表示不同的意义表达空间，它们映射到一起形成了意义的复合，这个复合过程就是概念整合的过程，也是语用功能产生的过程。通过复合，产生了模糊限制语所要表达的新显意义。

同时，在对模糊限制语的理解过程中，认知语境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呢?认知语境包含语言使用的具体场合因素、语言的上下文、知识和社会心理表征，它的操作是以单向语境推导模式来完成的。可以用下图来表示模糊限制语的语境推导过程：

本文把模糊限制语放到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去研究，尝试揭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机制，同时也利于揭示模糊语言的认知特点。认知者对自然界和语言系统的认识程度及交际经验，会相应地激活认知者的某种认知程序，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认知。在模糊限制语的认知理解过程中，关联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笔者做出了对模糊限制语的认知分析模式和利用认知语境进行的认知推导模式，使得对模糊限制语的把握更加客观和清晰。

参考文献

[1]陈林华, 李福印.交际中的模糊限制语.外国语, 1994, (5) .55-59.

[2]陈治安, 冉永平.模糊限制语及其语用分析.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5, (1) :12-13.

[3]何自然.浅论语用含糊.外国语, 1990, (3) :32-33.

[4]何自然, 阎庄.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6, (3) :25-26.

从环境作用机制看认知的本质 篇8

一环境对知识表征渗透: 从零相关到延展

使认知主体的心理表征活动脱离其成长的背景和所处的语境当然不现实,知识的表征必然是个体的内在心理状态与外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因素是认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与性要素。

在心智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前,尤其在笛卡尔二元论思想的影响下,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对人类内在心智以及知识表征的研究仅停留在对外在世界进行客观表征的阶段,在物理主义的基础上使大脑的认知与外在世界相连,获得关于外在事物的信息。直至心理学、认知科学的出现,打开了以往关于大脑研究的“黑箱”,认为大脑在知识表征的过程中起着指挥者的作用,统领知识表征的全部过程,通过大脑便可以客观反映外在事物的本质与特征,获知该事物的信息。这种知识表征的过程受笛卡尔思想的影响,被视为孤立的、机械的表征过程,体现的是一种线性关系。并且,这种内在论的知识表征观,仅突出了内在大脑的地位与表征功能,认知主体的主体性及外在环境因素被研究者忽略,成为知识表征过程中缺席的一部分,或者说,身体、环境因素在知识表征最初的研究中与知识表征之间是零相关的, 外在环境与知识的表征之间不具有构成关系。

环境因素在知识表征中的地位很快被后来提出的具身认知所提升,使其成为知识表征中的一部分。 以往知识表征的过程由于忽视了人作为能动性主体的作用,尤其是人工智能认为通过计算———表征就可以使计算机代替人脑,这种机械的知识表征观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笛卡尔式的焦虑,遭到许多学者基于神经学、生物学的批判。

因为“人脑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许多用以解决不同问题的高度特异性的结构,认知和智能活动不是由建基在公理上的数学运算所能统一描述的现象,无论是符号主义还是联结主义,都受害于唯理主义倾向,都是用在物理学中获得成功的方法和简单漂亮的形式系统来解释智力。要在认知科学领域有实质性突破,就应当放弃唯理主义哲学,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中去寻找启示和线索”[1],于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一些研究者转向对生物有机体的研究,并提出一种新的认知观———具身认知。具身认知采取了不同以往的研究立场、方法和工具,强调知识表征过程与身体的结构、体验、感知等相关,实现了身体在知识表征过程中的回归。同时,它重视环境在知识表征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知识的表征来自主体的多重经验和体验,而这些离不开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由此我们得出,身体、环境与知识表征具有关联性,知识表征过程是开放的、随机的、动态的认知系统,是非线性的、离散的认知图式的体现。因此, 在具身认知的知识表征观中,环境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存在。

具身理论提出后,知识的表征观发生了很大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情境认知、嵌入认知、生成认知等相关理论,它们不同程度地强调环境因素在知识表征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并将其放入认知过程进行解读,使其成为认知过程中的必要因素。同时,随着社会学研究进路的展开,知识表征的研究也从微观个体的视角转向宏观、社会的考察,由科学家个体的行为转向知识的社会生产,甚至将知识表征视为主体建构的产物。在这一阶段,环境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间歇性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具身认知抑或是后来的情境认知,或者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知识表征的重新解释,都肯定了环境因素与人的内在心理的相关性。我们可借用函数y = f( x) 对这种关系进行表示,即x代表环境因素,y是认知结果,随着环境x的不断变化,认知结果y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也是外在论的知识表征观。因此,无论是个体的认知还是共同体的认知,在我们看来,大脑仍是信息的处理系统,而外部环境是认知的对象,但同时环境又是会影响知识表征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这就扩展了以往关于认知过程的认识。

但是,克拉克( A. Clark) 与查尔默斯( D. Chalmers) 指出了这种外在论的不足: ( 1) 看到了环境在知识表征过程中的作用,发现了二者间的因果关联,却没有足够深入地认识到,环境在知识表征中也具有构成性地位和关系; ( 2) 仅将认知局限在大脑内,视为大脑内部的活动,而没有将其延展到外在环境中, 没有将认知视为主体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结果。显然,这只是消极的外在论思想。1998年他们发表了 《延展心智》一文,提出“延展认知( extended cognition) ”的观点,通过确定环境在认知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对心智以及认知过程进行重新说明,体现了一种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也可称之为积极的外在论。

根据延展认知,环境与心智并非是两个分离的部分,它们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与区分,认知表征中借用的工具、环境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和明显的作用,完全可以成为心智的延伸,甚至是心智的合理组成部分。因此,知识的表征过程不应被局限在大脑之内,它是认知主体与环境共同作用的完整认知系统。延展认知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打破了传统认知表征中以大脑为统一指挥者的角色,而使认知主体的大脑、身体和相关环境因素同处于平行且相互耦合的地位,共同发挥着参与性作用,并构成一个非线性的、自组织的具身 - 嵌入式认知动力系统。同时,延展认知将心智扩展至大脑之外,将环境视为心智的载体而具有认知功能,并在认知系统中发挥认知功效。

二环境能否成为心智的载体?

知识的表征过程由仅是个体大脑内部的活动, 逐渐过渡到认知主体的身体及环境在其中的参与及影响,尽管如此,知识表征仍是大脑内部的活动,这一观点不置可否。随着环境在知识表征过程中的不断渗透,延展认知则试图超越这种认知观,认为知识表征过程确实依赖环境因素,但这种依赖不仅仅是因果性的依赖,事实上,身体与环境构成了知识表征过程,认知可以延展到身体与周围的环境中。如科学家依靠实验室、仪器才能获取科学知识。

为了论证延展认知假设,克拉克和查尔莫斯提出了英咖———奥拓的思想实验1,证明人们在认知过程可以借助环境、工具承担认知功能,补充认知机制。在他们看来,人们之所以会在计算大额数据时借助纸、笔,是因为人类短时记忆的局限,奥拓之所以要使用记事本,是因为他不具有像英咖那样正常的长时记忆功能,借助笔记本,则可以弥补缺陷,实现其与英咖大脑在记忆功能上的一致性,对博物馆的地址产生相同影响。可见,外部环境工具与大脑发挥同样的认知功能,承载认知的内容,因此可以纳入到认知系统。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在对心灵进行说明时,一定要有头骨内外的界限,完全是多此一举……如果抛弃心灵只在生物脑中的偏见,打破用头骨和体肤为心灵划界的霸权地位,就能更好地理解人类作为世界造物的真正本性了。”[2]650维勒( M. Wheeler) 也从反面论证传统内在论不能对认知心理活动进行充分说明,主张将环境介入认知系统中。

延展认知将认知过程界定为心智与身体、外部环境的动力耦合系统,颠覆了以往认知仅存在于大脑神经系统中的观点,因此遭到传统认知观的反驳与批判。亚当斯( F. Adams) 和埃扎瓦( K. Aizawa) 在《认知边界》一文中曾指出: “近年来,认知科学的工作认为,认知过程从物理世界延展出大脑和身体的边界了”[3],这种跨越头颅与身体的认知是虚构的,认知仍是主体大脑内的活动,是有界限的,环境仅仅是影响认知过程的其中要素。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观点之间的论战看作是围绕环境能否成为心智的载体这一中心问题进行的,是根据环境与认知的关系所分化出来的两种立场,也是关于知识如何表征的两种哲学态度( 经验论和唯理论) 的讨论的延续。

我们从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

一方面,人脑与环境构成的“耦合”能否成为环境具有心智的标志? “耦合”的观点是在对传统认知观的批判中提出的,在传统认知观中,认知主体完全独立于环境,二者之间是去耦的,知识的形成是主体对环境的完全表征。但克拉克和查尔莫斯则认为认知过程存在另外一些情况,“当面对其中一些认知任务时,如果外在世界的其中部分像在大脑中进行的过程一样起着相同的认知功能,我们将毫不怀疑地将其看作认知过程的一部分”[4]。即外在的部分因素与人类内在机制共同构成认知耦合系统。在该系统中,外在部分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并控制主体行为,“如果我们移去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就像移去了大脑的一部分一样,相应的认知能力就会丧失”[2]。因此,我们认为,这种耦合机制同样也是一种认知过程,无论其是否完全存在于头脑之中。这就从新的角度对认知过程重新论证,强调智能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

诚然,认知过程或认知系统确实是智能体与环境的耦合,但“耦合”并不足以证明环境具有心智, 不能成为心智可以延展的论据。否则就会混淆智能体与环境之间的因果作用与构成性作用,并导致亚当斯和埃扎瓦所认为的“耦合构成谬误”( The Coupling - Constitution Fallacy) 。我们认为,尽管智能体的心智与外在环境同处于一个耦合系统,但认知的发生也只能是大脑活动的结果,不能因为一个外在的对象或过程X被因果耦合到一个认知系统Y中, 于是X就变成了Y的一部分。若认知过程所借助的工具如奥拓的记事本、大额计算借助的计算器都具有心智,那么,当我们播放音乐的时候,我们的心智就延展到了DVD上了? 显然不是。因此,不能将认知表征过程中的所有相关要素都归于具有认知功能和地位,克拉克和查尔莫斯通过耦合系统进行延展心智的论证并不充分,有过度诠释之嫌。

另一方面,环境或工具在知识表征过程中所具有的认知功能能否成为其具有认知属性的依据? 这也是延展认知假设的前提。延展认知的理论可以简单解释为: 在认知过程中,由于人的认知具有局限性,需要借助外在的环境、工具等因素完成认知过程,认知的界限也要根据认知所及的范围而定,作为认知工具的外在环境也因此具有认知的意义。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推论出: 认知工具等外在环境由于与认知过程具有因果联系,发挥了认知作用,心智便可以在大脑、身体、甚至环境中多重实现,这就与传统功能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按照功能主义的经典定义,某种东西是否成为某种心灵状态,不取决于这种东西的内在构成,而取决于它在所组成的系统中的作用”[5]。克拉克和查尔默斯也曾明确指出 “使某个信息称之为一个信念的东西在于它所起到的作用,没有理由认为相关的作用只能在身体内部发生。”[4]24可见,延展认知关注的仅仅是认知过程中所涉及环境因素的功能,而非这些因素自身角色的实现。将功能视为具有心理性质的充分条件,最终会导致“认知膨胀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cognitive bloat) 。

由此可知,心智是人脑神经系统所特有的功能, 属于生物性属性,外在的工具则属于非生物的性质。 延展认知假设将二者建立在生物均等性的原则上, 反对以往依靠大脑内在的计算和表征解释知识表征过程的观点,认为那种内在论不充分,不能将心智割裂为内外两部分,激进地将内在大脑与外在工具视为一致的。这种均等性原则将不仅遭到生物沙文主义的批判,同时也遭到鲁伯特和福多差异性论证的责难,认为“有细密纹理的功能细节至关重要,应强调内部神经过程与外部环境过程的差异。”[6]。 在我们看来,延展认知假设所具有的这些缺陷归根到底是对认知的本质或认知界限认识不清,导致主体之外的环境、甚至外在一切事物皆可以具有心智, 成为心智的载体,最终导致泛灵论的错误观点。

三认知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环境在知识表征中的逐渐渗透是知识表征的研究转向社会性的关键因素,环境能否因此成为认知的载体? 归根到底是认知与非认知之间是否具有明确的边界的问题,也即是关于认知本质的问题。只有确定认知的界限,才能明确认知过程的发生,并避免认知膨胀、泛灵论等错误的思想。

到底何为认知? 事实上,认知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曾对其有过论述,如认知心理学将认知过程描述为: 主体通过心理活动获得知识以及处理知识的过程。但这些都不曾对构成认知的条件或要素有过明确界定,使我们在认知过程中能清楚地判断出哪些环节或因素属于认知属性而非其他。亚当斯与埃扎瓦则在对颅内主义的辩护中,尝试性地提出以下两个因素以确定认知标准:

( 1) 认知包含着非衍生性的表征( non - derived representation) ,若认知过程中体现了衍生性的表征,则属于非认知的环节。非衍生性表征独立于或先于认知主体而存在,如认知主体的直接感受、思想、知觉、体验等都属于非衍生性内容的表征,体现了认知主体对事物的源初性认知,因此也是认知的源头,与外在环境无关。衍生性的表征则是对事物衍生性内容的体现,这种衍生性是因为表征对象的内容渗透了认知主体或社会的意图,承载着认知主体或社会所赋予的意义,如红绿灯、科学仪器等。换言之,认知主体关于知识表征的获得依靠的是认知主体的心理意向与自省,与外在的习俗、惯例无关。

( 2) 认知是以特定类型的信息加工机制为核心的,即认知的作用机制与非认知的作用机制不同。 亚当斯与埃扎瓦指出,认知机制是大脑所具有的特定的信息加工形式,因此,信息在大脑中的操作、加工形式与那些跨越大脑、身体与环境的过程所使用的方式必然不同。“例如,我们并不会认可通过图灵测试的机器就是一个认知主体。当人类和智能机器人在面临相同的情境时,他和它“脑”中发生的过程完全不同。”[7]如前所述,认知的这两个标准主要是围绕 “心理表征”产生的,强调其神经生理学基础及作用机制,这就将延展认知中仅依靠功能关系就将其纳入认知过程的环境因素排除在认知的界限之外。

但是,我们认为,仅仅通过表征对就认知进行界定是不够的,并不能全面把握认知的本质,因为认知过程的真正刻画绝非仅是主体的理性表征,也包括主体想象力的发挥、刹那间灵感的突现以及不可言说的知觉等复杂的心理活动,它是包含多种因素的动态表达过程。由此,亚当斯与埃扎瓦提出的认知标准遭到质疑,并由于其无法解释外在社会、环境、 他人等因素对个体认知的影响而遭到后来动力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对此,延展认知的主张者罗兰兹 ( M. Rowlands) 则提出了关于何为认知的另外一种标准,即“一个过程P只有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才能称之为是认知的:

( 1) P涉及信息过程———承载信息结构的操作和转换;

( 2) 这一信息处理过程拥有这样一种适当功能,它能够为主体或后续的处理操作提供可利用的信息,而这一信息在先前是不能利用的;

( 3) P在主体中表征状态的产生使得信息成为可利用的;

( 4) P要属于表征状态的主体。”[6]

在这个认知标准中,心智不再是认知主体大脑的产物,而是具有弹性的心智,既可以存在于大脑之中,也可以延展到身体与周围环境中。不仅如此,社会学进路对知识表征的研究就体现了不同于以往机械式的认知,强调了认知主体的大脑、文化、环境、社会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所构成的认知。事实上,库恩的范式将认知主体与认知工具、实验设备等看作一个整体的解释就体现了认知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结合,科学知识社会学通过对科学知识的重新解释,也将社会因素纳入认知的过程,将人类认知界定为包含环境等多因素的集合。社会延展认知理论的提出者威尔逊以其“广义计算主义”思想为基点,提出个体与社会文化环境支架( scaffolding) 关系的理论,调和了认知过程中过于强调个体因素与过于强调社会环境因素的矛盾,指出个体心灵可以整合社会资源, 因此,认知是个体的,但更是社会的。[8]

四结语

通过论述不难看出,由于认知科学的复杂性并且尚未发展为一门成熟学科,关于认知的本质或认知标志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定论。这也是个体性与社会性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认知领域中的体现。 但不可否认,这两种类型的划分标准皆有其合理性, 对认知而言,表征并不是充分的,单纯的表征不能完整体现认知的动态过程。但是,表征却是认知的核心,因为表征功能是人与动物得以区分的标志性特征,因而是人类心智的重要功能。当然,随着认知研究的日渐成熟,新的研究理论的产生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认知本质的思考与探讨。

参考文献

[1]刘晓力.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07.

[2]Clark A,Chalmers D.The Extended Mind[J]∥Classical and Temporary Reading,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Fred Adams,Ken Aizawa.The Bounds of Cognition[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2001,14(1):43.

[4]Clark A,Chalmers D.The Extended Mind[J].Analysis,1998,58(1).

[5]郁锋.环境、载体和认知:作为一种积极外在主义的延展心灵[J].哲学研究,2009(12):91.

[6]Mark Roland.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0.

[7]Fred Adams,Ken Aizawa.Defending the Bounds of Cognition[M]∥Richard Menary(ed).The Extended Mind,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0:67-80.

认知机制 篇9

新词新语是当代社会的真实写照。新闻要真实反映客观存在, 自然会采用人们创造的新词汇和新用法 (新词新语) , 从而形象、生动地表述这些新事物、新观念等。新词新语指新近创造的反映新事物、新认识的形式新异的词语, 或者赋予新意义的原有词语。新词新语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就是新, 它是汉语词汇家族中的新成员。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国际交流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新词新语层出不穷。新词新语引起了很多语言学家的兴趣, 他们有的从词汇学的角度对新词新语的构成方式进行了研究, 有的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新词新语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研究,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脱离传统的分析模式。

而随着上世纪80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对人类的思维及认知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开始从认知的视角对新词新语进行研究, 但是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解释新词新语的并不多, 所以本文拟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 以新闻事件中出现的新词新语为语料, 来解释这些新词新语的认知心理机制。

新词新语产生的认知心理动因

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和广播电台的新闻语言中, 新外来词、新词语、新用法层出不穷。新闻语言和词汇的不断创新, 使人们迅速感受到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氛围, 人际关系的改变, 以及人们思维方式和观念等的各种变化。新闻中的新词新语广泛流行起来并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因为新词新语的产生与人们的认知心理有关。其认知心理动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词新语的使用者所特有的创“异”心理;二是接受新词新语的受众所具有的趋同心理。

语言的创意性主要体现在词汇上, 而词汇的创意性又主要反映在新词新语的创造上。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为新词新语的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人们采用富有创造性的构词方式推陈出新, 将新义注入旧词语, 使旧词语获得新生命。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 人们的创“异”心理是创造和使用新词新语的重要原因。例如, “躲猫猫”原指一种游戏。“躲猫猫”事件后, “躲猫猫”一词就被当做新词汇用以质疑和讽刺。该词有几层含义: (1) 莫名其妙地死亡; (2) 用于搪塞死亡事件的荒谬理由; (3) 相关机构不愿回应真相的行为和态度。“躲猫猫”一词流行, 折射的是不信任。人们的创“异”心理使得大量新词新语迅速流行起来, 例如“打酱油”、“俯卧撑”、“被时代”等。

语言心理学强调语言活动的认知基础, 语言、认知和心理的关系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由于在交际互动的过程中, 交际双方的心理受到社会语境诸因素的影响, 是千变万化的, 始终处于动态的交际过程中。为取得交际的成功, 说话人和听话人力图达成共识, 具有趋同心理。由于新词新语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产生, 只要它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和心理, 一旦使用就可能被他人模仿从而流行开来, 经过长期反复的运作, 逐渐固化下来 (entrenched) , 过渡到语言功能系统中, 达到更高层面的趋同。人们的趋同心理使得“被时代”、“躲猫猫”、“蜗居族”、“甲型H1N1流感"、“临时性”、“翻墙”、“富二代”等新词新语广为流传。

总之, 创“异”心理和趋同心理这两股力量相辅相成, 推动着语言中新词新语用法的产生和广泛使用。

新词新语的认知心理机制

新词新语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生活中新事物、新概念层出不穷。当新的范畴、新的概念出现时, 人们不是无止境地创造新词语, 而是利用大脑认知活动的特点, 通过意象图式的作用, 经过心理加工, 将新认识的概念与已知的事物相联系, 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点, 采取隐喻的认知方式, 借助已有事物来认识、思考和表达新概念, 将一个认知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 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这种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是隐喻思维过程。

隐喻思维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之一。人们通过对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的比较从而认识事物的特征。人们的思维过程和思维表达形式充满了隐喻。当新事物、新概念出现以后, 人们自然会将它们和已经熟悉的概念和表达方式相联系, 寻求二者之间得以沟通的桥梁, 这个桥梁就是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联系。这种联系是指事物之间既不同类, 也不相关, 只是在某些方面具有类似之处。认知语言学中的研究表明, 大脑的认知活动是在已记忆知识的基础上以最节约的方式进行的, 所以, 随着对新事物的认识, 大脑总是在记忆中寻找已经存在的概念, 根据新认识事物的物理、功能等属性将其与认知的事物发生联系。借助已知的事物和已有语言形式来命名新的事物。隐喻思维正是借助两种概念之间的相似性关联, 利用一种概念表达另一种概念, 因此, 它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可见, 旧词产生新义以及新词新语的产生并非完全源于客观世界的变化, 也受制于我们对客观现实主动认知过程中认知和心理等主观因素的作用。

隐喻思维机制以认知思维为主, 是人们在思想中对不同事物特征建立联系和认识的方式和机制。莱考夫和约翰森认为隐喻思维是把一个事物 (源域) 的某些特征映射到另一事物 (目的域) 的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语言不是直接反映外部世界, 而是由人对世界的认识作为中介。当人们要认识和描写以前未知的事物, 而原有的概念已不能反映新的事物、原有的语言符号已不能表达新的概念时, 人们往往依赖已经知道的概念及表达方式以加深对不熟悉事物的认识和了解, 这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由已知到未知、由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 发挥人的想象和联想, 将两个貌似毫不相干的概念或事物作不寻常联系的过程就是隐喻思维的核心。隐喻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语言就其本质而言, 是隐喻式的。隐喻思维是一种超越型思维, 直接涉及认知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关键特征, 以达到对事物的整体理解。

隐喻思维方式对于新词有重要作用, 而且新词新语产生的内因来源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思维。词语产生新的意义也不是任意的。它的发生和发展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经验和能力。新词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命名。在给新出现的事物或范畴命名时, 隐喻思维的创造性特征体现出其优越性。人们往往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寻找与该事物有共同特征的其他事物, 确定一个与之最贴近的形象来描述该事物, 这样就给所命名之物赋予了他物的形象或属性。这种形象或属性的转移或借用过程, 就是隐喻思维的命名过程。

以2009年度十大新词之首“被时代”为例。“被”字句的基本的语义性质是表示被动。“被”字句“表示不幸或不愉快的事情”有以下几种见解: (1) 被动式所叙述的不如意、不企望的事, 是对主语而言的, 如受欺骗、受损害、引起不利的结果等等。 (2) 所谓不愉快、不如意指的是后面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有些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绝对是不愉快的;有些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无所谓愉快不愉快, 甚至是愉快的, 但动作在某种情况下是某人不希望发生的, 或由这个动作产生了不愉快的结果。简而言之, “被”字句表示“被动”而非“主动”, “不愉快、不如意”而非“愉快、如意”之意。“被时代”表示本是只有个人主动才能做的事儿, 在这里全是被动地给完成了。“被时代”的代表词有“被自杀”、“被增长”、“被代表”、“被自愿”、“被就业”、“被网瘾”等。这些新词表示我们是生存在“被时代”中, 动不动就把你给“被”了。“被”的力量就像一股深不可测的巨大力量, 让你无处逃脱。这些新词表达的情绪是对某些做法的质疑, 以及对强势力量的不满。“被时代”和“被”字句两个概念之间的相似性使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人们通过事物间的相似性, 以已知的概念及表达方式来认识不熟悉事物的过程正是语言表现出来的隐喻思维过程。换言之, 人们的思维过程和思维表达形式充满了隐喻。语言中的隐喻是隐喻思维的外在物质表现形式。隐喻在人们心中唤起了相似关系的变化, 用词语建立起某种相似性模式, 从而创造语言中的新词。新词的创造过程离不开隐喻思维, 英汉语言中大量的隐喻表达方式的存在印证了思维的隐喻性。

隐喻思维的认知本质在语言的词汇创新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新技术、新事物的出现使得人们在认知过程中需要新词新语来对其进行表达或命名, 隐喻思维就常常出现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中的基本概念都是极其抽象的, 不借助于隐喻根本无法表达它们。人类对事物间相似性的感悟常常推动科学发现, 如人们把原子弹爆炸称为“蘑菇云”。科学概念中的许多术语也曾充满了隐喻, 如“基因”、“克隆”、“芯片”、“黑洞”等。经济领域中也有很多隐喻性表达, 如“软着陆”、“瓶颈”、“双赢”等。计算机科学中的“鼠标”、“病毒”、“信息高速公路”、“千年虫”等也都是隐喻思维的结果。

总之, 隐喻思维在对新词新语的理解和体味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隐喻思维根植于语言, 在运用隐喻思维创造新词新语时, 要遵循相似性的基本原则。隐喻思维通过不同事物间相似性的比较来认识未知事物, 为人们探求未知领域的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 是科学思维的重要途径。

结语

新闻中的新词新语不是凭空产生的。新词新语的产生是一个认知过程。创造新词新语是一种认知能力, 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语言使用者在创造和使用新词新语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认知操作, 一切都是在瞬间完成的。然而新词新语的创造和理解都依赖人们头脑中存储的大量百科知识和进行隐喻思维的认知能力。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 人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对事物物理和功能特性的认识, 而是要认知、思考、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

隐喻是人们认识世界, 特别是抽象事物不可缺少的一种认知能力。通过隐喻思维, 人们赋予已有词语新的意义, 创造新词表达新的思想。隐喻思维在语言交流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隐喻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认知工具。隐喻思维的创造性和联想性使得不同认知域之间通过映射而联系了起来, 新概念、新词语不断地产生, 人类语言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隐喻思维丰富了语言, 使语言表达方式多样化, 增强了感染力、表现力和趣味性。[本文为国家社

参考文献

[1].白云:《语言与隐喻思维》,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8 (4) 。

[2].丁毅伟:《隐喻思维的认知基础》, 北方论丛, 2007 (5) 。

[3].申德安:《英汉新词语义建构的认知语言学研究》, 《考试周刊》, 2007 (53) 。

[4].束定芳:《论隐喻产生的认知、心理和语言原因》, 《外语学刊》, 2000 (2) 。

[5].王还:《“把”字句和“被”字句》,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

[6].王力:《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1957年版。

[7].杨彬:《计算机英语新词的认知语义阐释》,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4) 。

认知机制 篇10

一、归纳推理的脑成像研究

首次对于归纳推理进行脑成像研究始于1997年, Goel等人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 (PET) 以三段论语句为材料对比了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异同, 发现归纳推理激活的脑区包括左侧额中回, 左侧扣带回, 以及左侧额叶上回;与演绎推理相比, 在左侧额叶上回激活的区域略有不同。2004年Goel和Dolan又用fMRI技术对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进行了研究, 发现两种推理任务都激活了左侧前额皮层、双背侧前额、顶部以及枕叶皮层, 其中左背外侧额回在归纳推理过程中被更多的激活。

梅杨、梁佩鹏等 (2010) 采用简单几何图形为研究材料, 利用fMRI探讨了图形型归纳推理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发现, 归纳推理任务显著的激活了前额区、尾状核、壳核和丘脑, 并且发现在图形型归纳推理中“前额皮层-纹状体-丘脑”通路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另外, 右侧额下回、双侧尾状核头部、壳核等脑区参与了知觉信息的整合。Peipeng Liang et al (2010) 同样采用几何图形为实验材料, 根据特征维度的不同划分为两种, 一种为共享两个属性的任务, 另一种为共享一个属性的任务, 以休息任务作为参照。相对于休息任务来说, 归纳任务激活了前额皮层、丘脑等区域, 并且这些区域的激活与任务难度有关。实验中同样发现“前额-纹状体-丘脑”通路在归纳推理中的重要作用。

Xiuqin Jia et al (2011) 关注了数字归纳推理识别和外推的两个认知过程。fMRI研究结果发现左侧顶上小叶 (SPL) 延伸至楔前叶区以及左侧背外侧前额皮质 (DLPFC) 参与了数列归纳推理的识别和外推阶段。在识别阶段额顶叶区域得到了激活, 而在外推阶段纹状体丘脑区域得到了激活。研究证明许多脑区参与了数字归纳推理的过程, 包括前额、顶叶以及皮质下区域。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 归纳推理的认知过程激活了大量的脑区, 由于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材料, 激活的脑区也有所差异。但是总体来讲, 前额叶在归纳推理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脑成像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归纳推理参与认知加工的脑区, 但是并不能清楚的提供认知加工的过程。因此, 对于归纳推理的认知加工过程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归纳推理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有高的时间分辨率, 能够弥补fMRI技术的缺陷, 清楚的记录归纳推理的具体加工过程, 以便对其进行探索。Bigman和Pratt (2004) 首次使用ERP技术对于简单几何图形的类别归纳进行了研究。实验中相继呈现三个图形刺激, 被试要在前两个图形出现后迅速提取出它们的共同特征, 在第三个图形出现时要判断它是否具有前两个图形的共同特征。研究结果显示在第一个图形出现时, 被试就进入了对其进行类别归纳的初步加工。在刺激处理的过程中, 被试并不是对于所有刺激的所有特征进行分析, 而是基于刺激的共有特征进行分析。

Peipeng Liang et al (2010) 以句子为材料对于归纳推理的时间进程进行了研究。实验分为归纳一致任务与归纳不一致任务。归纳一致任务与句子的前提和结论有关, 被试需要结合前两个句子的前提、结论和背景知识判断结论的合理性。归纳不一致任务也就是基线条件, 与前提和结论无关, 被试发现句子的前提和结论的信息不能进行整合, 第三个句子与前两句语义不相同, 他们就要做出否定的反应。研究结果显示:在350～650毫秒的时间窗口内, 被试存在一个语义信息整合的过程。归纳一致任务与归纳不一致任务相比, 在迦玛频段分析中有显著的上升 (30-50Hz) 。研究者推测归纳推理的过程包含三个阶段, 分别是知觉分析阶段、语义信息整合阶段和反应阶段。

欧阳含璐 (2011) 采用数列型任务考察了儿童与成人归纳推理过程的异同。研究发现, 儿童与成人归纳推理的时间进程是基本一致的。在规则获得阶段, 儿童和成人被试都对于数字的出现进行了早期的视觉加工, 300～500ms时间窗口出现的P3成分主效应显著, 标志着假设的生成, 认知加工进入了归纳阶段。儿童与成人脑电结果的不同点在于:儿童在数字3的N2成分上表现出差异, 这说明儿童对于数字1与数字2之间规则的不一致产生了更大的冲突。结合地形图可以发现, 儿童的差异集中在前额叶, 而成人的差异分布在头皮中部和后部。这说明在完成同等难度的归纳任务时, 儿童要比成人投入更多的工作记忆与注意资源。

三、小结与展望

认知机制 篇11

1.定义

对于认知结构的定义，心理学家们有不同的回答。格式塔学派最早以格式塔来表示认知结构。该理论认为，人具有先天的对事物完整整体把握的倾向，格式塔是一种完形，即完整的整体。皮亚杰以图式来描述认知结构。他认为，图式就是被内化的动作，是个体经过组织而形成的思维以及行为的方式。奥苏泊尔认为，认知结构是指个体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或者就教材而言，指个体关于特殊知识领域的观念的内容和组织。在林崇德主编的《心理学大辞典》中，认知结构是这样表述的：个体通过各种认知活动所形成的对于外界客观事物的特点及其相关关系的心理表征。

2.认知结构变量

知识的表征形式方面，不同类型的知识表征方式各不相同。陈述性知识的表征方式有表象、命题或命题网络、线形关系及图式；程序性知识的表征方式为产生式或产生式系统。

知识成分的数量方面，不同人的所占比例各不相同。一般而言，程序性知识所占比例越大，知识结构越趋合理。

知识的质量方面，体现在知识成分的比例与知识的特性上。奥苏泊尔认为，包括可利用性、可分辨性和稳定性等知识的特性，是决定知识结构质量的主要指标。可利用性指学生在面对新学习任务时，他头脑中是否有与新的学习相关的概念或原理及其概括程度，可利用性越大，同化新知识的能力就越强；可分辨性指新学习的知识与同化它的原有相关知识的分辨程度，可分辨性越高，则越有助于迁移，并避免因混淆而带来的干扰；稳定性指同化新知识的原有知识的巩固程度，原有知识的巩固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迁移。

3.功能

注意、编码、搜索功能：在进入人的感觉器中的各种信息中，与原有认知结构一致的信息容易引起及维持人的注意，并按照熟悉的方式进行编码，形成目标指向性，或做出预测，从而积极主动地寻找有关的更多的信息。

建构和推论功能：利用认知结构建构理解、解释和推论客体。人的记忆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事物的理解或解释；对未能明确说明或提示的信息则通过原有认知结构做出推论。

整合功能：把输入的信息按照认知结构的框架整合成一个整体，所以，与认知结构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记住。

迁移功能：良好的认知结构可以举一反三，能很好地同化新信息。在同化中，认知结构可以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计划功能：利用原有的认知结构，个体能对问题情境产生分析，并产生相应的行动计划，包括目标、行为策略、实施步骤、行为监控、结果评估与计划调整等。

二、良好认知结构建构的条件

1.内部条件

学习准备指的是学习者在从事新的学习时，他原有的知识水平（即原有的认知结构，包含相应的言语信息、智慧技能和策略性知识）和原有的心理发展水平对新的学习的适合性。这里的适合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学生的准备应保证他们在新的学习中可能成功；二是学生的准备应保证他们的学习在时间和精力的消耗上经济而合理。这两层含义就是衡量学生是否已经达到了某种知识或认知的准备状态的两条标准。两条缺一不可，离开了学习的成功，就无所谓准备性，离开了学习效率，学习的成功也不足取。

学习心向是指把新学习的内容和以前学过的东西联系起来的愿望，本质上为学习动机或内驱力，是认知结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学习心向与认知结构的发展之间相互作用，互惠互利。学习心向可以促进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反之，认知结构的顺利发展，可以增强学习心向。

2.外部条件

信息库，即知识信息的来源和信息仓库，包括教科书、教师、课外书、光盘、录像资料、网络资源等，是认知结构建构所需的信息的主要来源。

符号簿，指建构和处理符号与语言的媒介，包括学生的笔记本、索引卡片、文字处理器、信息库程序等，用于支持学习者的短时记忆，如记录思路、写下要处理的方程等。

任务情境，是学习任务呈现给学习者的问题解决情境，它蕴涵着等待学生学习的知识和智力操作。学习任务最好是真实的，至少要是模拟的现实环境。

建构工具包，它是用于帮助学生寻找特定信息、完成认知操作、实现某种设想的手段和工具，实验室设备是最常用的工具包。计算机是新扩展的工具包，它可以为学生构造虚拟世界。

任务管理者，指在环境中确定任务、提供指导、反馈和方向改变的那些成分，这些控制和管理的职责由学生和教师承担。

三、认知结构的发展机制

1.发展机能：适应和组织

皮亚杰认为，个体认知结构的发展机能包括适应和组织。组织，代表认知机能的内部方面，是认知者通过对图式（认知结构）中有关信息的组织，促进对环境中新信息的同化和顺应。组织方式随知识类型不同各不相同。其中，陈述性知识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两种。语义记忆的组织方式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层次网络模型、集合论模型、特征比较模型等三种模型。程序性知识则以产生式系统方式进行组织。

适应，代表认知机能的外部方面，是认知者通过同化和顺应维持有机体生存的一种认知机能，是个体对外信息加工的方式。经过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元认知过程，如果对新信息能整合到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去，则发生了同化（这是一种量变），产生了平衡，否则，产生了不平衡，需对原有的认知结构进行重组，以适应新的环境，即发生了顺应(这是一种质变)，从而达到一种更高水平的平衡。

同时他指出，同化与顺应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奥苏泊尔也对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持类似观点。

2.发展机制

根据皮亚杰的观点，发展是一种平衡化的过程，即通过同化或顺应来减少不平衡状态，恢复平衡的动态认知过程。根据图1所示，首先，外界信息进入原有图式（认知结构）进行加工处理。如果原有图式（认知结构）能进行有效加工处理，则被原有图式（认知结构）同化，使原有认知结构得到丰富，为一种平衡状态；如果不能被原有图式（认知结构）同化，则产生不平衡过程，个体于是通过顺应机制，新建图式（认知结构）或调整原有图式（认知结构），以便使信息能被顺利地纳入到认知结构中，从而使认知结构得到发展。

图1认知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机制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茺

抑郁症与认知功能损伤的分子机制 篇12

1 抑郁症与认知功能损伤

抑郁症患者的症状通常表现在情感和躯体两方面。情感症状为情绪低落、缺乏快感、无望、自我评价低、记忆损伤、注意力难以集中、焦虑、易怒、自杀倾向等;躯体症状表现为头痛、疲乏、睡眠障碍、头晕、痛性躯体症状、消化道不适、性功能障碍、月经紊乱等。该病发病率、复发率高、自杀率高, 但治愈率低, 且90%的抑郁症患者在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上有中到重度损伤, 这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一般认为, 抑郁症的发病受生物、心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然而, 抑郁症的病因及发病机制至今仍不得而知, 这也是多年来众多学者努力研究的领域。认知是个体对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 包括感觉、知觉、注意、学习、记忆、思维和语言等方面。认知功能由多个认知域组成, 包括定向力、注意、记忆、计算、分析、理解、判断、执行功能等。认知功能障碍即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受损, 如记忆障碍, 计算障碍等。

大量研究表明, 抑郁症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性记忆障碍。伴精神症状的患者, 词语记忆成绩明显低于不伴精神症状患者。执行功能是指对个体的意识和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各种操作过程, 包括自我调节、认知灵活性、反应抑制、计划等。抑郁症患者存在明显的情绪面孔知觉障碍。抑郁症患者在奖励、惩罚的认知上普遍存在障碍, 他们对于负性的反馈会产生更大的反应。事件相关电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 是一种特殊的脑诱发电位, 反映了当人们对外界一个或多个认知过程进行加工时, 从头颅表面记录到的脑电位。P300是事件相关电位中的一种内源性成分, 与被试者的精神状态和注意力有关, 反映了被试期待的感觉信息得到确认和知觉任务的结束。Kemp等[1]的研究发现, 抑郁症患者存在较高水平的认知功能障碍。Jandl等[2]发现, P300可能作为一个预测自杀风险的相关指标。N400是另一个事件相关电位内源性成分, 与语言功能相关, 一般认为其异常早于行为表现。抑郁症患者N400活动异常表现为潜伏期和波幅异常。

2 抑郁症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 主要由脑组织合成, 分布于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在脑内主要存在于海马体和皮质, 另外在纹状体、基底前脑、丘脑、脑干、小脑也有分布。BDNF不仅对中枢神经元的生存、生长、分化、突触连接及维持神经元正常生理功能起重要作用, 还能抗伤害性刺激、促进神经元的损伤后再生等。BDNF的生理功能主要是通过与相应受体Trk B结合实现。近些年, 更多的研究报道BDNF可能与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有密切联系, 其可能具有抗抑郁作用, 而现有的一些抗抑郁药物可能作用于BDNF。神经营养因子在抑郁症的发病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进而人们提出了神经营养因子假说[3]。该假说认为神经营养因子在神经元的生长和突触可塑性上具有重要作用, 如前额叶、海马等脑区的神经营养因子缺乏会导致相应脑区功能受损, 进而产生抑郁症状。BDNF在抑郁症的发病过程中主要依赖于CREB-BDNF-Trk B组成的通路。CREB是c 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是细胞核内的一种调控因子, CREB可以将影响神经可塑性和神经元存活的胞外刺激进行整合, 进而影响下游靶基因的表达[4]。信号分子 (如神经递质、生长因子等) 作用于c AMP或Ca2+活化的激酶或直接激活酪氨酸激酶, 导致转录因子CREB发生磷酸化, 从而增强了有c AMP反应元件介导的下游靶基因BDNF的转录, BDNF再通过激活其特定的受体Trk B发挥作用。实验发现, 应激可以导致血浆皮质类固醇水平升高, 进而引起CREB-BDNF-Trk B通路活性下降。动物实验结果表明, 多种抗抑郁药物可减弱应激诱导的信号系统, 不仅如此, 还能上调CREB-BDNF-Trk B通路的活性。但短期治疗无法起到这种作用, 这也与临床上抗抑郁药物作用效果缓慢的现象一致。

对于自杀抑郁症患者的尸检研究表明, 其海马 (包括齿状回、室上区等) 的BDNF活性明显低于正常人, 而在死前曾接受过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患者相比于未接受治疗的患者而言, BD-NF活性显著增强[5]。动物实验也显示, 不同类型的环境应激源会导致BDNF水平降低, 而用抗抑郁药物或电休克方法治疗后, BDNF水平会随之恢复到正常水平[6]。另外还有一些研究与之前的结果刚好相反, Terracciano等[7]发现男性血浆BDNF水平越低, 在应激的敏感性和抑郁征兆测评中得分越低, 表现出更强的责任感和外向性格特征。此外, Barbosa等[8]也发现双向抑郁患者, 尤其是常年患病者, 其血浆BDNF水平不但没有下降, 反而升高。当抑郁症患者接受抗抑郁药物治疗后, 对其血浆BDNF含量进行检测, 发现治疗后患者的血浆BDNF含量显著高于治疗之前, 并且血浆BDNF与HAM-D量表的抑郁得分、抑郁的严重程度呈明显负相关, 即病程越长、症状越严重, BDNF水平降低的越明显[9]。

3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抑郁症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 是1989年由美国科学家分离、纯化并鉴定的一种蛋白质, 其在生物体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与血管内皮细胞上的酪氨酸激酶受体相互作用, 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及血管形成。通常在代谢旺盛、供血充足的组织内, VEGF的表达量更高。VEGF家族主要有五个成员:VEGF-A、VEGF-B、VEGF-C、VEGF-D及胎盘衍生生长因子, 他们的生物学功能不完全相同, 其中VEGF-A是含量最丰富的一种生长因子, 主要调节血管生成和神经发生。虽然目前大部分研究均集中在VEGF对血管生长的作用上, 但越来越多的实验发现, VEGF还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神经发生、突触可塑性及神经元细胞的存活, 是一种多功能的生长因子[10]。VEGF在学习和记忆等复杂认知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在大脑发育过程中参与调节轴突的生长和成熟, 参与海马区的突触连接。由于VEGF参与调节大脑内神经元细胞的生长和突触形成, 并且关于抑郁症患者VEGF异常的研究结果时有报道, 这些都证明了VEGF可能是另外一种参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神经营养因子。

抑郁症患者脑内海马区VEGF异常这一现象已经在多个研究中得以验证。在动物实验中, 长期受到慢性应激的大鼠, 其海马区的VEGF表达量明显降低[11]。而另一实验中发现, 不仅VEGF表达量降低, SGZ区的毛细血管增殖数量也明显降低[12]。抗抑郁治疗会改善海马中VEGF的表达。电击治疗可以促进VEGF基因表达量升高。大鼠经过电击治疗后48 h后海马区细胞增殖会明显增加, 而VEGF和电击治疗同时进行会增大细胞增殖的速度和效率[13]。很多抗抑郁药物都会影响VEGF基因的表达, 促进海马区VEGF表达出更多的mRNA和蛋白质.然而, 当VEGF表达通路被阻断后, 抗抑郁药物的治疗作用大大降低[14]。此外, 基因多态性方面的证据也证明了VEGF参与抑郁症发病的分子机制[15]。

VEGF通过细胞信号级联作用, 引起配体和受体二聚化, 进而诱导胞外结构亚基磷酸化, 促进海马神经元的生存、渗透、迁移和增殖[16]。VEGF通过磷脂酰肌醇3-激酶 (PI3-K) /Akt信号通路促进神经元细胞的存活[15]。

4 抑郁症与活性氧自由基

自由基是指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团, 由于其极易从其他物质中夺取电子, 因此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在生物体中最常见的是氧自由基, 例如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自由基、脂氧自由基、二氧化氮和一氧化氮自由基, 他们统称为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体内的活性氧自由基有一定的生物学功能, 如免疫过程和信号传导等, 但是过量的自由基会导致机体出现病理损伤。正常人体内的活性氧自由基与抗氧化酶系统存在动态平衡, 使自由基可以发挥其功能而不致损伤细胞。然而, 当外界环境等因素发生改变, 打破了这种平衡时, 自由基就变成了人类健康的杀手。自由基可以破坏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 破坏线粒体和溶酶体, 致使细胞发生自溶, 还可以侵害核酸和蛋白质等, 使衰老进程大大加快。除了对细胞的损伤, 自由基还会影响非细胞结构, 例如破坏血管壁上的粘合剂, 以致漏血。总之, 一旦体内的自由基清除系统出现障碍, 会给人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近些年发现自由基与一些神经类精神疾病相关, 包括精神分裂症、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综合征等。基于此, 人们希望探究活性氧自由基与抑郁症之间是否存在一定联系。

伴有精神抑郁症患者的抗氧化酶 (如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超氧化物歧化酶) 和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 MDA) 显著升高, 经过慢性治疗后, 抗氧化酶和MDA含量均有明显下降[17]。其可能的机制为: (1) 抑郁症患者体内免疫激活水平升高, 免疫细胞, 尤其是白细胞分叶核的激活导致产生过量的ROS, 进而导致MDA和抗氧化酶含量的升高。 (2) 人脑中存在大量的氧化过程, 然而在脑组织中抗氧化酶活性却相对不高, 从而导致对ROS的清除存在一定困难。此外, 抑郁症患者的儿茶酚胺代谢活动升高, 这也会导致ROS的过量生成。 (3) 脑组织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丰富, 且易被氧化。过量的ROS会导致磷脂结构的破坏, 从而破坏细胞膜的粘性和流动性, 使膜受体生物活性受到抑制, 以致患病。尽管有研究发现了抑郁症与活性氧自由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但是其中的具体细节, 仍然有等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