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精选8篇）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1

医院感染是血液疾病患者化疗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发生率高、程度重、范围广。早期、足量、有效抗菌药物治疗,可防止感染进展恶化,减少血液病患者死亡率,提高缓解率和长期存活率,抗菌药物在肿瘤病人的感染治疗中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来源于2010—2011年某院病案管理系统中血液疾病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病例。全部病例经病理学、细胞学及组织化学检查而确诊。按照《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规定的标准,判定有68例为医院感染。

1.2 方法

填写回顾性调查表,对68例血液病患者的原发病、粒细胞缺乏与否等进行登记,同时录入感染发生部位、经验性使用抗生素前中性粒细胞绝对值、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的种类、微生物的鉴定及药敏实验结果、转归等资料。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68例血液疾病患者中,男45例,女23例,平均年龄35.7岁。诊断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13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7例, 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34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42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55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6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7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淋变期5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加速期1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11例;多发性骨髓瘤6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3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1例;非霍奇金淋巴瘤2例。医院感染有60例均发生于化学治疗之后,5例未行化疗,3例在化疗前;所有感染病历均有发热。

2.2 医院感染病原菌分离情况

68份病例中,送检病原学49例,送检率为72.1%;培养出病原菌共35株(其中14株为非致病株),其余患者由于应用抗菌药等原因,未检出病原菌,仅为临床诊断。21株致病菌株中,G-菌10株;G+菌5株;真菌6株,真菌所致的感染多为继发感染,发生于重症患者(见表1)。

2.3 常见感染部位分布与抗生素构成比

血液疾病医院感染以呼吸道感染最常见,占39.7%(27/68)。抗生素选用频次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碳青酶烯类(占83.8%)、氨基糖苷类(占52.9%)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占44.1%,见表2)。

2.4 粒细胞情况与抗生素构成比

轻度中性粒细胞减少一般无感染危险,当中性粒细胞为(0.2～0.5)×109/L时称为中性粒细胞缺乏,其有着高感染危险。粒细胞缺乏、减少和正常患者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的构成比如表3所示。

2.5 治疗与转归

68例患者中,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后体温在3d内基本控制者13例,在3～7d控制者49例,5例病情好转后要求转上级医院治疗,1例因经济原因患者家属放弃治疗自动出院,抗感染治疗有效率为91.2%(62/68)。

注:表中各类抗生素的构成比之和大于100%,是由于同一患者常联合使用多种抗生素

3 讨论

3.1 病原菌与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表1显示,47.6%(10/21)为G-细菌感染,23.8%(5/21)为G+细菌,28.6%(6/21)为真菌感染,可见革兰氏阴性菌仍是医院感染的最常见病原体,其中肺炎克雷伯氏菌、大肠埃希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居前3位;革兰氏阳性菌以葡萄球菌为多;真菌检出数略高于G+菌,近几年国内的监测显示[1],院内真菌感染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本组数据与此吻合,可能与广谱抗菌药、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化疗药物引起粒细胞减少或粒细胞缺乏以及化疗破坏黏膜屏障等有关。在经验性使用抗生素前,合理的微生物学检查是必须的,在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未明确之前应结合本院的细菌耐药情况选用广谱抗生素,早期、足量、联合使用,尽量覆盖可能感染的致病菌。

3.2 感染部位与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从表2可以看出,血液肿瘤患者医院感染中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常见(占39.7%),其次为口腔感染(占14.7%)及血行感染(占11.8%),前1位与大部分文献报道的相符[2,3,4] ,后2位略有差异。不同感染部位,常见致病菌不同,针对革兰氏阴性菌,可选用碳青酶烯类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必要时可联用氨基糖苷类;针对阳性菌,可选用万古霉素抗感染。

3.2.1 上呼吸道感染与抗生素

11例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例中均有粒缺伴发热,该类患者多无感染体征和阳性病原微生物,应根据患者的临床危险因素和本地区的病原微生物谱决定抗感染的经验性治疗方案。根据美国感染性疾病学会(IDSA)的推荐,粒缺伴发热患者的初始经验性治疗可选用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及碳青霉烯类。本次调查中,11例上呼吸道感染者经验性选用抗菌药位居前3位的是:碳青酶烯类、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及氨基糖苷类,分别占90.9%、36.4%及27.3%。

3.2.2 肺部感染与抗生素

医院获得性肺炎常见的致病菌为肠杆菌科细菌,不动杆菌等,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多选用了广谱的碳青酶烯类、三/四代头孢菌素类联合氨基糖苷类,其比例分别为68.8%、56.3%及56.3%。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调查的肺部感染中,抗真菌药的使用率最高(占87.5%),究其原因,可能是考虑血液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及长时间大剂量广谱抗生素、激素、免疫抑制剂等的应用,极易使真菌繁殖与扩散,一旦深部真菌感染,病死率极高,故临床医师在使用抗菌药疗效欠佳的情况下会经验性使用氟康唑、伏立康唑或两性霉素B脂质体抗真菌治疗,结果是有效的。

3.2.3 口腔感染与抗生素

口腔感染是化疗后常见的并发症,其感染主要为口腔正常菌群和某些致病菌(如厌氧菌、链球菌和白念珠菌等)的混合感染;另有研究表明[5],白细胞计数降低及口腔PH值改变,可增加口腔黏膜炎的危险性。本次调查显示,口腔感染患者经验性选用抗菌药物以碳青酶烯类、氨基糖苷类及硝基咪唑类为主,临床诊断有真菌感染时,加用了氟康唑口服及制霉菌素漱口液含漱。碳青酶烯类是广谱抗生素,对G+及厌氧菌均有作用,硝基咪唑类对厌氧菌有良好的疗效,故选药较为合理。

3.2.4 血流感染与抗生素

血液感染的病原菌以G-菌和G+菌为主。本组2株大肠埃希菌均产ESBLs,治疗上应首选碳青酶烯类;1株为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MRCNS),其药敏结果对万古霉素敏感,证实了临床医师经验性首选碳青酶烯类及万古霉素治疗的适宜性。本组选用抗生素位居前列的是碳青酶烯类及糖肽类,其比例分别是75.0%及50.0%。

3.3 中性粒细胞与经验性使用抗生素

68例医院感染的病例中,中性粒细胞缺乏者占61.2%,显示医院感染患者中以中性粒细胞缺乏为主。在粒细胞正常、粒细胞减少及粒细胞缺乏患者中,抗生素使用率排在前三位的均是碳青酶烯类、氨基糖苷类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随着粒细胞绝对值的增长,广谱抗生素碳青酶烯类的比例逐渐下降,分别是88.1%、62.5%及55.6%,可见中性粒细胞数量是机体免疫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IDSA指南认为,粒细胞计数<0.1×109/L或粒细胞缺乏时间>7d的高危患者可考虑氟喹诺酮类药物预防,但在我国因氟喹诺酮的高耐药率,其不适于高危患者细菌感染的预防,故该院对于粒细胞缺乏患者,氟喹诺酮类的使用率仅有4.8%,选用的频次极少。

摘要：目的 了解某院血液疾病患者发生医院感染的临床特点及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的合理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某院68例住院血液疾病患者医院感染的部位、致病菌检查结果、中性粒细胞水平及经验性使用抗生素治疗方案。结果 68例医院感染病例中,呼吸道感染最常见,占39.7%;病原学送检率为72.1%,检出的菌株中,G-菌占47.6%,G+菌占23.8%,真菌占28.6%;中性粒细胞缺乏者占61.2%;抗生素使用排名前3位的是碳青酶烯类占83.8%、氨基糖苷类占52.9%及三/四代头孢菌素类占44.1%;抗感染治疗有效率为91.2%。结论 血液疾病患者粒细胞缺乏期易出现感染,及时使用广谱抗生素治疗可取得较好疗效,该院经验性抗生素使用较为合理。

关键词：血液疾病,医院感染,抗菌药

参考文献

[1]许崇安,刘艳,李琳,等.恶性肿瘤患者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及防控措施[J].山东医药,2010,50(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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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臻,张弛.白血病患者医院感染的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2008,14(4):585-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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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同荣.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引起口腔黏膜炎的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07,14(2):186-189.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2

怀孕早期用人工的方法终止妊娠称人工流产,是避孕失败的一种补救措施。为减轻她们的手术痛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术后常规抗感染治疗使她们尽快恢复身体健康,甚至对未来下一代的健康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所门诊部自1997年5月至2001年5月对803例人流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研究,发现治疗组术后近期感染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疗效显著,现回顾性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选择18岁以上门诊检查为早孕(≤12周)要求人流术的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既往有盆腔炎、性传播疾病史以及宫颈糜烂II度以上者不在此列。治疗组共397例,年龄18-40岁,停经41.64天;对照组共406例,年龄18~43岁,停经40~60天。两组研究对象在年龄、停经时间、工作条件以及既往孕产史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两组病人在正常手术的同时,均给予常规卫生保健指导,如术后一个月应避免性生活,术后两周避免盆浴等,人流术后6.15天随访,接受妇检。治疗组术后给予氟哌酸加灭滴灵二药联用,常规用量,连续4-7天。对照组不给予治疗。

1.3 两种药合用的药理作用及副作用:氟哌酸抗菌谱广,抗菌作用强,对革立氏阳性菌和部分绿色杆菌有一定作用,主要用于尿路及肠道感染。甲硝唑无论口服或静脉用药,吸收迅速而完全,有效浓度快,主要对肠内、外细菌有较强的作用,对所有致菌的厌氧菌均有明显的抗菌作用。此两种药合用有协同作用。它们的副作用都有胃肠道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食欲减退,少数病人有麻疹、潮红、瘙痒及头昏、头痛等副作用。提倡餐后使用可减轻副作用的发生,对胃肠功能极差者必须慎用。

1.4 感染的诊断标准:①术后再次间隔8小时以上体温≥38℃;②阴道分泌物增多;③术后1周仍有较多的阴道流血;④宫颈举痛,子宫压痛或宫旁组织触痛; ⑤出现盆腔包块;⑥严重盆腔疼痛。

凡具有上述④⑤⑥项三项之一者以及①②③三项中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者,认为感染,反之认为未发生感染。

2 结果

治疗组397例中,有3例无法确定疗效,故未列入分析,随访的394例,共39例发生感染,占9.9%;对照组随访403例,有143例发生感染,占35.5%,经统计学检验有显著差异,P<0.005。(表1)

2 讨论

2.1 人工流产是计划生育失败后最有效的补救措施,该法虽简便宜行,但仍是一次手术,由于手术系用器械进入子宫腔内操作,而且妊娠子宫质软又富有血液,因此,尚不能完全避免术后发生并发症,其中感染是主要近期并发症之一。有文献报道吸宫术后盆腔炎发生率为3%-20%,表明发病率很高,而人流术后之所以发生宫颈粘连、异位妊娠,继发性不孕等远期并发症与感染有关。有文章认为人流术后妊娠率之所以降低就是由于术后发生了盆腔炎。

2.2 为了更好地预防吸宫后感染,本计划生育指导所门诊除了强化医疗制度,严格掌握人流术的适应症、禁忌症以及术时严格消毒,坚持无菌操作外,着重探讨术后常规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有无降低术后感染率的临床价值。为此,自1997年5月至2001年5月,我们按就诊先后顺序设计了随机分组对照观察,结果治疗组发生感染率为9.9%,而对照组为35.5%,二者相比有显著差异。(P<0.005),而且从附表不难看出治疗组中无一例出现严重疼痛或盆腔包块等盆腔炎的典型症状或特征,相反对照组则有22例感染者有上述临床表现。以上结果足以表明,人流术后常规抗感染治疗,可以降低感染率和盆腔炎,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条件有限,消毒隔离、无菌操作技术等不够完善,农村妇女卫生条件较差,自我保健意识缺乏,并发感染的机会较多,因此,预防感染措施值得基层医疗单位采用。当然,若过分依赖于药物的作用,而忽视了无菌操作,则只能是本末倒置,最终得不偿失。

2.3 在具体使用药物上,我们的体会是首选氟哌酸与甲硝唑二联预防。由于妇产科感染是混合感染,病原菌包括厌氧菌和需氧菌,种类上以大肠杆菌、B一溶血性链球菌和消化键球菌、梭状胞杆菌及淋球菌,衣原体为主。其中厌氧菌和革兰氏阴性杆菌占重要地位,因此,妇产科抗感染宜选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用药,而氟哌酸属于奎诺酮类药物,有以下优点:①有广谱抗菌活性,对革兰氏阴性杆菌特别广泛有利;②能对抗其它抗菌药物的耐药菌株,如耐甲氧卡青霉素金葡菌,耐氯霉素伤寒杆菌、耐青霉素淋球菌等;③有良好的组织渗透性,可治疗各个部位的感染,包括不少抗生素难以进入的骨骼、盆腔纤维组织等部位的感染,氟哌酸与甲硝唑合并使用,甲硝唑不仅对厌氧菌疗效确切,而且对滴虫有效。

2.4 人流术后加以中草药辅助治疗效果更理想。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对人流术病人常以中药参化汤、四物汤加减使用,药方如下:当归10克,川芎10克,桃仁10克,甘草5克,赤药10克,生地10克,熟地10克,金银花20克,垂盆草30克,猪苓10克,茯苓10克,一日一剂,连续三天,感染较重可加服两剂。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3

关键词：社区获得性肺炎,经验性抗感染治疗,临床效果

社区获得性肺炎 (CAP) 是最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疾病之一, 发病急, 发病率高。目前, 临床医学治疗CAP主要选用合适的抗菌药物, 但因病原体的变迁、耐药性日益增强以及病原学检查的滞后性, 使得临床对CAP的治疗产生了一定的难度[1]。近年来, 我们针对CAP治疗做了进一步研究, 利用已有的抗菌药物, 拟定了几种治疗方案, 收治CAP患者100例, 根据患者病情程度, 按3种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分析对急诊病房CAP采用经验性抗感染治疗的临床价值, 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3 年1 月-2015 年1 月收治CAP患者100例, 男52例, 女48例, 年龄25~84 岁, 平均 (48.7±10.6) 岁, 所有患者入选标准均符合 《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中的诊断标准。

方法:根据患者病情程度及CURB-65, 将100例患者分为轻、中、重度3级, 每级患者接受不同的抗感染药物进行治疗, 具体方法: (1) 轻症患者 (留观患者) 接受盐酸左氧氟沙星治疗, 1次/d, 治疗时间7 d; (2) 中度患者 (普通病房住院患者) 接受盐酸左氧氟沙星联合头孢呋辛, 治疗效果不佳或考虑为耐药菌感染所致选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联合阿奇霉素; (3) 重症患者接受阿奇霉素 (或莫西沙星) 静脉注射1次/d, 联合头孢他啶或头孢吡肟静脉注射2次/d, 中、重症患者的治疗时间, 据病情恢复情况, 一般为7~14 d。对于极个别病情极其危重, 长期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 选用亚胺培南或万古霉素治疗。记录好所有患者治疗7 d、10 d、14 d时的临床效果及转归。

总疗程和相应性换药: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吸收情况, 可将总疗程设置为7 d、10 d和14 d。相应性换药是指在患者接受治疗3 d、6 d、9 d后仍无疗效时需进行换药, 有效但不明显的可以适当换药, 由药物引发多种不良反应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过敏) 的可要对其换药。

疗效判断标准: (1) 治愈:临床症状及体征全部消失, 病灶吸收超过2/3; (2) 好转 (有效和显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有所缓解, 病灶有吸收但未超过2/3; (3) 无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无好转或加重, 病灶未吸收或加重。

结果

100 例患者中, 7 d好转55 例 (55.0%) , 治愈40 例 (40.0%) , 无效5 例 (5.0%) , 总有效率 (好转+治愈) 95.0%;10d好转10 例 (10.0%) , 治愈87 例 (87.0%) , 无效3 例 (3.0%) , 总有效率97.0%;14 d好转3 例 (3.0%) , 治愈96 例 (96.0%) , 死亡1例 (1.0%) , 总有效率99.0%。

所有患者中轻度29例 (29.0%) 接受方案 (1) 治疗, 中度38例 (38.0%) 接受方案 (2) 治疗, 重度33 例 (33.0%) 接受方案 (3) 治疗, 每组方案治疗CAP 7 d的临床效果, 见表1。

100例患者中, 高危死亡1例, 为严重AECOPD合并CAP伴胸膜炎患者, 在治疗的第11天死亡, 其他99例患者均有效控制病情或治愈出院。

讨论

CAP具有发病率高且病情发展迅速等特点, 一旦就诊不及时或治疗方法不准确, 极易出现生命危险。因此, 及时准确的治疗决定了CAP患者的预后恢复情况, 在临床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现代医学对CAP患者检查率高, 但由于近年来大量抗菌药物的不规范使用, 使耐药菌株和非典型病原体的发病率明显增多, 加上患者及家属对该病的认知不足, 致使延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机。所以, 对CAP患者制定出正确的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方案显得尤为重要。据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统计表明, CAP患者发病率每年呈持续上升趋势, 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2]。目前, 临床上一般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分为轻、中、重度3 级, 再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并适时完善血、痰培养等病原学检查, 并据患者症状、体征及药敏结果调整治疗方案,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重症患者的治愈率, 同时减少轻症患者的过度治疗, 减少耐药菌的出现;充分、合理地利用了医院现有的资源[3]。对100 例CAP患者研究的结果显示:治疗7 d总有效率95.0%, 随着治疗方案的调整, 患者的疗效越来越好, 治疗14 d, 无效及死亡1 例, 且上述治疗方案的临床效果均很好。

综上所述, 氟喹诺酮类或联合2、3、4 代头孢菌素经验性抗感染治疗CAP的临床效果仍显著;而在一些重症或考虑有非典型病原体感染的患者中使用阿奇霉素联合3、4 代头孢菌素临床效果显著;但对于一些病情极其危重、长期大量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需选用亚胺培南或万古霉素治疗方能控制病情。

参考文献

[1]秦熠, 承解静, 宋志芳.经验性抗感染治疗社区获得性肺炎疗效评价[J].西部医学, 2014, 26 (1) :47-50.

[2]张海英, 任晓蕾, 李英, 等.我院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抗菌药物治疗的回顾性分析[J].中国新药杂志, 2013, (4) :452-459.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4

1 肾功能不全时抗菌药物的药代动力学

1. 1 对生物利用度的影响肾功能不全经血管外给药时, 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减低。常见的原因有:恶心、呕吐、糖尿病致胃轻瘫及肠道水肿。胃液p H值降低可能影响一些对胃液环境有要求的药物的吸收。慢性肾功能不全时小肠的吸收能力降低, 主要影响口服药物的吸收, 吸收速率及吸收程度均可降低。因此, 肾功能不全伴严重感染者宜静脉给药。但是, 也存在一些因素可导致药物的血浆浓度升高, 如尿毒症时肝脏的首过代谢效应减弱, 导致口服药物血清浓度升高。血浆蛋白结合力降低时, 可以导致药物游离部分增多, 靶部位的活性药物浓度升高, 但此时血液透析将清除更多的药物, 药物经肝脏代谢也增多。但是, 肾功能不全时药物的葡糖醛酸化、硫化及氧化过程基本不受影响。

1. 2 对体内分布的影响药物的表观分布容积 (Vd) 指药物在体内分布达到动态平衡时, 体内药量和血药浓度的比值 (给药量 × 生物利用度/ 血浆药物浓度) 。对于具体的药物, 分布容积是一个确定的值。蛋白结合率高的药物主要分布在血管内, 表观分布容积小;脂溶性高的药物表观分布容积大。在肾功能减退时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 如水肿、脱水、血浆白蛋白的降低, 决定表观分布容积的三个参数任何一个的变化均可导致其数值的改变。但最终, 血药浓度值一般较肾功能正常者略低。

1. 3 对消除过程的影响药物的消除主要有两种途径, 经肾脏和非肾脏, 肾功能不全主要通过影响肝脏及胃肠道的转运体的活性和代谢酶影响药物非肾消除, 从而引起引起药动学及药效学改变。肾功能不全时肾脏清除率的降低导致药物消除半衰期的延长, 使体内药物消除减慢、血药浓度升高。药物经肾脏清除的部分以fren表示, 非肾脏清除部分以Q0表示, fren=1-Q0, 肾功能不全时Q0 值不受影响, 在健康人中, fren等于尿液中的药物量与 (Murine) 与静脉给药量 (D) 之比, 也可利用药物的半衰期计算:fren= Murine/D=1-t1/2norm/t1/2fail[1], 当肾功能不全存在时, 药物实际的t1/2 影响药物的给药频次, 因此了解药物在肾功能不全时的实际t1/2 十分重要。

2 肾功能不全时抗菌药物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2. 1 感染的类型及病原体特点肾功能不全时抗菌药物的选择首先要考虑感染的部位及病原体, 根据药物的抗菌谱、病原体的药敏特点及组织浓度特点选择恰当的治疗药物。其次才是其他因素的考虑。

2. 2 患者肾功能不全程度的评估、肝功能评估[2]肾小球率过滤 (GFR) 是衡量肾功能的指标, 可采用以下方式估算:

Cockcroft-Gault公式:Ccr= (140- 年龄) × 体重/72× 血肌肝 (mg/dl) 或Ccr=[ (140- 年龄) × 体重]/[0.818×Scr (μmol/L) ], 女性按计算结果 ×0.85 , Ccr为内生肌酐清除率;体重 (kg) ; 年龄 ( 岁) 。或者改良简化MDRD公式: GFR[ml/ (min·1.73 m2) ] =186× 血肌酐-1.154× 年龄-0.203× ( 女性 ×0.742) × ( 中国人×1.233) , 照K/DOQI肾功能分级标准分为≥ 90[ml/ (min·1.73 m2) ]为肾功能正常, 60 ≤ GFR<90[ml/ (min·1.73 m2) ]为轻度肾功能异常, <60 ml/[min· (1.73 m2) ]为中度以上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时选择药物时应同时评价患者的肝功能, 因为肾脏和肝脏为药物代谢和消除的两种主要途径, 肝功能状态同样影响药物的选择。另外应详细评价患者的体重, 以便于根据体重计算药物剂量。

2. 3 抗菌药物的代谢途径肾功能不全时经肾脏代谢的药物将出现消除半衰期的延迟, 血药浓度升高, 当存在肾功能不全尤其未进行肾脏替代治疗时, 首选对肾脏无明显毒性作用或仅有轻度肾毒性抗菌药物, 同时根据肾小球率过滤参照药物说明调整抗菌药物的使用剂量及用药间隔, 如需要使用有肾毒性药物时, 相应延长用药间隔及给药剂量, 做到个体化用药[3,4], 肝脏代谢的药物使用则不需调整。

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的大多数品种、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磺胺类药物主要经肾脏排泄, 多肽类抗生素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几乎全部经肾脏排泄, 替考拉宁绝大部分经肾排泄, 甲硝唑和替硝唑可经肾脏和粪便排泄。头孢哌酮、大环内酯类药物主要经肝排谢。不同喹诺酮类药物的排泄途径不同, 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洛美沙星主要经肾脏排泄, 培氟沙星、司氟沙星、格帕沙星、曲伐沙星主要经非肾脏途径排泄, 其他如莫西沙星、加替沙星可经肾脏和非肾脏途径排泄。根据抗菌药物的肾毒性可分为以下两类。

2.3.1无明显肾毒性或仅有轻度肾毒性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的大多数品种, 常用的药物如青霉素、阿莫西林、羧苄西林、哌拉西林、头孢唑林、头孢呋辛、头孢替安、头孢孟多、头孢唑肟、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头孢吡肟等。头霉素类药物如头孢西丁、头孢美唑。碳青霉烯类药物如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帕尼培南、厄他培南。单环β内酰胺类药物如氨曲南及氯霉素类抗生素无明显肾毒性。大环内酯类药物如罗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等主要经肝脏代谢, 无明显肾毒性。林可霉素及克林霉素经肝肾代谢, 无明显肾毒性。喹诺酮类药物的肾毒性少见。其他抗菌药物如磷霉素、夫西地酸、奎奴普丁-达福普丁、利奈唑胺均无明显肾毒性。

2.3.2有明显肾毒性的药物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具有不同程度的肾毒性, 如链霉素、卡那霉素、妥布霉素, 其中庆大霉素和阿米卡星的肾毒性相似, 肾毒性反应发生率较低。四环素类抗生素如多西环素、米诺环素存在一定肾毒性, 肾功能正常者使用较安全, 但肾功能不全者使用后可加重尿毒症。多肽类抗生素万古霉素和去甲万古霉素具有一定的肾毒性。替考拉宁肾毒性低于万古霉素。多粘菌素肾毒性常见且明显。

2.4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肾功能不全时除了注意避免肾毒性药物的应用, 更应避免多种具有肾损害作用的药物联合应用。同时应注意药物间的相互作用对药物的代谢及毒副作用的影响。

3 肾脏替代治疗时抗感染药物的应用

肾功能不全进行肾脏替代治疗时抗感染治疗药物的应用存在诸多问题。如相关学者研究表明在脓毒症合并肾功能衰竭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中, 在所有应用抗菌药物包括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吡肟、头孢他啶的患者中, 实测药物浓度大于推荐浓度 (>4MIC值) 的比例分别为81%、71%、53%、0, 差异较大、总体合格率较低[5,6,7,8]。由此可见临床医师需重视肾脏替代治疗时抗感染药物的使用。

肾功能不全行肾脏替代治疗时抗菌药物的使用受以下因素影响: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点、患者的体重、残存的肾功能、肝功能、肾脏替代治疗的方式: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 如果为持续血液透析, 持续血液透析的类型对药物的清除率影响:连续性血液透析滤过 (CHDF) > 连续性血液透析 (CHD) > 连续性血液滤过 (CHF) 、筛分系数、透析率、血流速度等。因此制定针对某例患者的用药方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常用的抗菌药物如 β 内酰胺类药物、氨基糖苷类药物、喹诺酮类药物均可被透析清除, 用药时需调整剂量及用法。

3. 1 血液透析

3.1.1间歇血液透析在透析日于血液透析后给药, 给药剂量及间隔依据患者的GFR调整, 具体药物可参照药物说明。

3.1.2持续血液透析理论上来讲, 每种血液透析模式对药物的清除量是可以计算的。如CHF时药物的清除CCHF=SC×QF (其中SC筛分系数、QF超滤率) , SC筛分系数为超滤液或透析液中的药物浓度与血浆药物浓度之比。CHD时药物的清除CCHD=Sd×QD (其中Sd饱和系数、QF透析率) , Sd饱和系数为透析液中的药物浓度与血浆药物浓度之比。CHDF时药物的清除CCHDF=Sd×Qoutflow (Qoutflow为QD与QF之和, 此方程适用于Sd与fp基本相等时, fp代表药物的血浆蛋白结合率。药物的血浆蛋白结合率为一常数, 但受血清白蛋白的影响, fp=1/ (1+n.Kd×ALB) , 其中n.Kd在此方程中作为一个系数可以通过实验计算出来。目前已有针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药物在肾脏替代治疗时血药浓度预测的研究[6,7,8]。

3. 1. 2. 1 β 内酰胺类药物分子量小、表观分布容积小 (0.3~0.4 L/kg) 、蛋白结合率低 (10%~68%) 、绝大部分以原型形式由肾小球滤过。血液透析可以清除此类药物, 血透时需要调整药物剂量及用法。同时, 由于 β 内酰胺类药物抗菌作用为时间依赖性, 疗效主要与T>4~5MIC的时间相关, 在用药间歇血清药物浓度大于这一数值的时间应占40%~100%, 因此持续输注或延长输注时间可以达到最佳疗效[9]。各药物具体的给药剂量及投药间隔参考药物说明书。

3. 1. 2. 2 氨基糖苷类药物多数以原型形式自尿中排除, 肾功能不全时药物的半衰期自正常时的1.5~3.0 h延长至36~70 h。此类药物为浓度依赖型抗菌药物, 疗效主要与Cmax/MIC呈正相关, 一次给药后的AUC也和疗效相关, 但是, 药物的肾毒性也与此相关。有文献指出为达到氨基糖苷类的有效浓度避免药量不足同时也避免肾毒性的发生, AUC 24 h值应>70 (mg·h) /L, <120 (mg·h) /L, 在肾功能正常的患者推荐应用1 次/d, 在进行血液透析时同样如此。另外, 透析前给药可以达到有效的Cmax, 同时避免AUC 24 h过大引起的毒性反应[10]。剂量应根据患者的内生肌酐清除率大小及体重依据药物说明书进行选择, 建议减半。

3. 1. 2. 3 喹诺酮类药物为浓度依赖型抗菌药物, 以环丙沙星为例:AUC24/MIC>100 可达到有效治疗。临床常用的药物如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在肾功能不全持续肾脏替代治疗时的用法存在较大差异。莫西沙星不需要调整剂量及频次。关于左氧氟沙星, 国外学者推荐:750 mg负荷剂量, 250 mg/d维持剂量, 由于国内左氧氟沙星并未用到750 mg, 因此负荷剂量的选择可考虑目前的常用剂量。环丙沙星推荐400 mg, q.24 h. 的用法[11]。

3.1.2.4值得注意的是万古霉素, 间歇性血液透析无法清除, 持续性血液透析时低通量膜无法清除, 但高通量膜可清除该药物。在进行CHD治疗时, 给药方法有两种:单次给药法和持续输注法。有学者推荐单次给药时:1.25~1.5 g, q.24 h.或15 mg/kg, q.24 h.;持续输注时:1~1.5 g/24 h, 42~62 mg/h[12]。

3.2腹膜透析腹膜透析对药物的清除影响因素也是多面的, 常用的抗感染药物如氨基糖苷类、β-内酰胺类、万古霉素、替考拉宁等在持续不卧床腹膜透析患者中的药代动力学特点已有广泛的研究。使用时应参照药物说明书调整剂量及用药间隔。新应用于临床的药物如厄他培南、达托霉素也有相关的研究[13,14]。

4 小结

当肾功能不全时, 无论是否进行肾脏替代治疗, 药物药代动力学的改变及患者基础状况的改变对血药浓度均存在影响。任何研究都不能为各种抗菌药物的使用制定统一的指导剂量, 必须根据患者的特点、疾病状态、药物特性以及肾脏替代治疗方式进行综合评价, 对于治疗窗窄、不良反应作用大的药物则尽可能监测血药浓度, 为每例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使药物达到有效的治疗浓度, 规避不良反应, 达到良好的疗效。

摘要：肾脏是维持人体体液及电解质的重要脏器, 肾功能不全患者的抗生素体内分布、药物清除率和排泄等药动学参数均可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 并可因此影响患者的肾功能。本文将重点讨论:1肾功能不全时抗菌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变化;2肾功能不全患者抗菌药物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3肾脏替代治疗时抗菌药物的应用。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5

1 对于特殊人群给与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

7 例患者中编号1、3、4 号患者, 年龄分别为65 岁、67岁、62 岁,均为行走过程中摔倒,行动受限,确诊为脑梗死。 3 例患者均有糖尿病史5~7 年、脑出血史1~2 年。 住院7 天后全身出现抽搐症状,疑是癫痫导致的一过性抽搐,同时伴发热、吞咽困难。 检查结果显示白细胞约12.7×109/L、中性粒细胞0.81 左右、体温高于38℃,确诊下呼吸道感染。 临床给予4g头孢哌酮静脉滴注,3d后体温下降到37℃、白细胞下降至10.7×109/L、中性粒细胞下降至0.79。 临床主治医生认为体温降低效果不满意,通知临床药师一起会诊。 临床药师给予建议认为:首先更换抗感染药物方案;其次给予抗感染药物联合使用,建议联合使用头孢哌酮2g与美洛西林4g,均为间隔12h静脉滴注1 次。 接受临床药师的建议用药治疗3d后,体温下降至36℃~37℃,白细胞恢复正常,病情好转。 临床药师进一步建议患者口服头孢他美酯(规格为0.25×2 片)。患者出院1 周后随访血象及体温正常,停止使用抗感染药物。

案例分析:(1)这3 例患者为下呼吸道感染,且在住院后出现的院内感染,革兰阴性菌是其主要致病菌,头孢哌酮作为头孢菌素类第三代抗菌药物,对大多数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的抗菌活性都较好, 对革兰阴性菌抗菌作用更强,所以是这3 例患者抗感染治疗的首选药物,在4d头孢哌酮静脉滴注治疗3d后虽然症状改变不显著,但其血常规检查中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是呈下降趋势的,这说明抗感染药物是有效的[3]。临床药师知道头孢哌酮具有时间依赖性,且其主要评价参数是血药浓度>最低抑菌浓度的时间,所以将头孢哌酮4g/d静脉滴注给药方式改为2g/12h静脉滴注。 (2)这3 例患者年龄均在60 岁以上,伴有糖尿病,所以建议联合用药。 主要是因为老年患者药物动力学特殊、免疫力下降、糖尿病人群感染性死亡率偏高,因此要在短时间内控制感染及其后续副作用,并在药物选择中不建议使用氨基糖苷类药物及喹诺酮类药物,因为老年患者伴有糖尿病史、癫痫史时喹诺酮类药物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和血糖、氨基糖苷类又存在肾毒性。 最终选择头孢哌酮与美洛西林联合用药,主要是因为这两种药物作用的青霉素结合蛋白不同,联合用药下可以发挥协同作用[4]。

药学监护:(1) 要根据用药期间的肝肾功能变化及时调整剂量,若肝肾功能无异常则可不调整;(2)出院后要定期复查血象,若显示正常则表明抗菌药物选择正确,在症状改善及血象正常后要停药;(3)头孢哌酮用药期间及停药5d内要禁酒,避免应用含醇药物,以免发生不良反应。

2 存在耐药性的主要依据药敏结果选择用药

本组中2、5 号2 例患者均为男性,因神智不清、口鼻流血住院,确诊为颅脑损伤,在住院后接受了气管切开术治疗,在气管套管内存在黄色浓痰,测量体温为38.1℃~38.1℃,白细胞检查为(17.2~17.5)×109/L、中性粒细胞0.79~0.82,痰细菌培养结果显示铜绿假单胞菌感染,药敏结果显示对庆大霉素、氨曲南、哌拉西林、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丁胺卡那霉素、头孢西丁耐药。 临床医师根据上述检查结果选择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2g间隔12h静脉滴注的治疗方案,治疗5d后中性粒细胞下降至0.75 以下,主治医生寻求临床药师会诊制定效果更佳的方案。临床药师建议可以选择亚胺培南/西司他汀1g、q8h、静脉滴注的方案或选择磷霉素钠4g与左氧氟沙星0.3g联合使用、q12h、静脉滴注。 更换治疗方案治疗2d后2 例患者体温、血象恢复正常。

案例分析: 这2 例患者的感染菌均为铜绿假单胞菌,药敏检查发现其对头孢西丁耐药,即选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不合理,也正因如此最开始患者治疗效果不佳。 这类细菌的感染在头孢霉素类、青霉素类及单环类头孢菌素治疗中均有耐药性,因此药师推荐亚胺培南、西司他汀作为抗感染药物。从药敏实验结果来看左氧氟沙星对细菌敏感,可采用磷霉素联合来增加抗菌效果[5]。 最终确定的左氧氟沙星联合磷霉素钠间隔12h静脉滴注的治疗方案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其中磷霉素具有较广的抗菌谱,能杀灭革兰阴性菌及阳性菌,还能促进左氧氟沙星进入菌体形成高浓度,间接降低药物剂量及细菌耐药率[6]。

药学监护:用药期间检测肝肾功能、血常规,鉴于磷霉素钠中钠含量达到300mg以上, 因此还要控制摄入钠含量,用药时先使用磷霉素再应用左氧氟沙星,控制滴速。

3 联合使用抗感染药物

病例6、7 号2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分别为45 岁、40 岁,就诊时小便灼热、腰痛,诊断为慢性肾盂肾炎,尿常规检查白细胞在3 个/HP以上,医师给予左氧氟沙星0.2g+磷霉素4g静脉滴注治疗,用药3d后尿常规无变化,治疗无效。 细菌培养显示耐甲氧西林溶血葡萄球菌,药敏实验显示对万古霉素敏感。 咨询临床药师如何在使用万古霉素下降低其不良反应,临床药师建议应用磷霉素4g+万古霉素0.5g,q12h、 静脉滴注。 更改治疗方案应用4d尿常规显示白细胞(-),但在第7d时出现反复,继续治疗20d后恢复正常,出院。

案例分析:这2 例患者是耐甲氧西林溶血葡萄球菌导致的炎症,万古霉素是治疗首选,考虑到肾盂肾炎反复性特征,延长抗感染疗程,但万古霉素存在严重不良反应。 所以临床药师建议联合磷霉素使用,降低万古霉素最低抑菌浓度。 磷霉素联合使用后万古霉素剂量可以降低为0.5g,治疗效果同时会增加。如此一来在降低不良反应的同时提高治疗效果[7]。研究发现,磷霉素还对肾小管溶媒体膜具有稳定作用,使得万古霉素用药时肾毒性下降,二者具有协同作用[8]。

药学监护:用药期间要严格监测肝肾功能,控制万古霉素滴速小于10mg/min,且在两种药物联合试用下,磷霉素用药1h后才能应用万古霉素。

4 小结

药学监护是临床药学内容之一,我国药学监护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无成熟模式。 加上抗菌药物应用的广泛性、抗生素滥用等使得临床耐药性明显增加,基于这种现象,临床药师参与临床抗感染治疗是其参与临床药物应用方案设计、实施的切入点之一,充分发挥药师专业特长,深入临床对特殊人群及危重症感染患者提出抗感染治疗建议或意见,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抗菌药物应用的合理性,加大抗感染药物药效的发挥程度,降低其临床副作用,与临床医师配合工作提高整体治疗效果,值得推广使用[9]。 与临床主治医生相比,药师的优势在于熟悉药品及其特性,对药品实际临床应用问题的敏感性更高。 对于感染性疾病治疗,药师可从药物动力学、药效学及细菌学等角度协助主治医师选对药物、用对药物,结合患者实际病情,提供合理性抗感染治疗方案,包括药物选择、溶媒介质选择、药物配伍、输液速度等[10]。

摘要：选择7例临床药师参与临床抗感染治疗的案例资料为研究对象,总结其对抗感染治疗的经验及有效药学监护方法。对于某些感染病例临床药师参与其抗感染治疗有助于提高抗感染疗效,更佳合理用药,也能加强抗感染治疗过程中的药学监护,还能分担临床医生的重担,可以推广应用。

关键词：临床药师,抗感染,治疗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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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6月-2014年7月在笔者所在医院急诊观察室及EICU住院的44例, 感染较重送血培养后提示有细菌血行感染支持脓毒血症的患者, 其中男26例, 女18例, 年龄22~76岁, 平均 (42.7±3.75) 岁, 在得到血培养当天根据血培养结果进行调整抗感染方案, 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44例患者分为两组 (常规治疗组22例, 乌司他丁组22例)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用药前CRP值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 入选标准

(1) 入选标准:符合2012年美国危重症学会SCCM脓毒症诊断标准; (2) 经过患者及家属同意采取相应治疗。

1.3 排除标准

(1) 病后生存期短于2周; (2) 年龄<18周岁; (3) 合并活动性肝病、肝肾功能不全, 充血性心力衰竭, 恶性肿瘤, 恶性高血压, 呼吸功能衰竭, 四肢瘫痪患者。

1.4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发病后24 h内至笔者所在医院, 予以抽查血培养并予以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治疗第5天得到血培养结果为阳性, 支持脓毒血症诊断, 于得到血培养当天根据药敏试验调整抗感染方案。于得到血培养当天 (调整抗感染方案前) 行CRP化验, 并于第3、7天分别行CRP化验。常规治疗组:予以抗感染治疗及其他支持治疗;乌司他丁治疗组: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针20万U静滴, 2次/d治疗。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采用乌司他丁联合抗感染治疗, 虽然短期 (3 d) 内患者的CRP值变化无明显差异, 但治疗7 d后乌司他丁组CRP值下降较常规治疗组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具体见表1。

mg/L

3 讨论

脓毒症 (sepsis) 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 临床上证实有细菌存在或有高度可疑感染灶。是急诊及EICU常见疾病, 脓毒症是由病因体感染引起, 感染之后病原体的代谢产物释放进入循环系统, 从而产生的人体免疫系统参与的病理生理反应。脓毒症的病情凶险, 病死率高, 据国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脓毒血症的病死率达30%~70%, 每天约有1万余人死于脓毒血症, 脓毒症医疗资源消耗大, 治疗费用大, 死亡率甚至已经超过心肌梗死, 对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威胁, 给人类健康及个人经济造成重大负担。脓毒症经常伴随脓毒性休克 (septic shock) 。脓毒性休克, 被认为是脓毒症的一个类型, 是指严重脓毒症患者给予足量的液体复苏后仍伴有无法纠正的持续性低血压, 从而造成多器官的灌注不足引起严重的综合征。

在疾病诊治过程中, 按照脓毒症治疗指南进行规范化治疗和强调个体化治疗同样重要。脓毒症发病率、死亡率高, 要注重易患人群的感染预防, 对于感染患者应及时给予有效的治疗, 防止病情恶化从而发展为脓毒症。对于考虑脓毒血症患者, 一般在运用抗生素之前作留取细菌学培养的血标本, 然后尽快 (1 h内) 根据患者原发病、病因、病变程度、波及的脏器范围结合临床经验, 静脉给予抗生素治疗, 开始的经验性治疗应该参照社区或笔者所在医院细菌流行病学资料, 使用对可疑病原菌 (细菌或真菌) 有活性, 并且能够穿透进病灶的一种或几种抗生素。抗感染治疗48~72 h后通常要根据细菌学药敏实验结果和临床资料对其有效性进行再评估, 以便调整抗感染方案, 目的是能够换用窄谱抗生素。目前大量的回顾性研究表明: (1) 一旦病原菌被明确, 没有证据证明联合用药优于单一用药。 (2) 抗生素通常须连续使用7~10 d, 更长时间的运用抗生素回顾性研究表明并没有得到更好的临床受益。

乌司他丁是一种糖蛋白, 属蛋白酶抑制剂, 由143个氨基酸组成, 主要从健康成年男性尿液中分离纯化出来, 对多种酶有抑制作用, 抑制酶的活性, 促进酶的降解, 其中包括α-糜蛋白酶、胰蛋白酶等丝氨酸蛋白酶以及粒细胞弹性蛋白酶、透明质酸酶、巯基酶、纤溶酶等。另外乌司他丁具有稳定溶酶体膜, 抑制溶酶体酶的释放, 抑制心肌抑制因子 (MDF) 产生, 清除氧自由基及抑制炎症介质释放的作用。乌司他丁可改善手术刺激引起的免疫功能下降、蛋白代谢异常和肾功能降低, 防止手术刺激引起的对内脏器官与细胞的损伤以及改善休克时的循环状态等。其主要的作用机理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Aosasa等[3]的研究揭示了乌司他丁主要作用于巨噬细胞, 其可以抑制巨噬细胞内蛋白激酶C及NF-KB信号传导通路, 从而直接抑制TNF-α的翻译和分泌。由于TNF-α产生的减少, 又预防细胞因子的级联反应, 阻断细胞因子、炎症介质与白细胞之间的恶性循环。陆志熊等[4]研究发现乌司他丁能抑制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 减轻应激状态下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 从而减轻对重要器官功能的损害, 促进机体器官功能恢复。

本研究旨在研究乌司他丁联合抗感染治疗, 对脓毒血症患者疗效的评估, 对于患者疗效的评估, 以超敏C反应蛋白 (CRP) 作为切入点。CRP是机体受到微生物入侵或组织损伤等炎症性刺激时, 肝细胞合成的急性相蛋白。CRP在炎症开始数小时就升高, 48 h即可达峰值, 随着感染的控制、组织、结构和功能的恢复降至正常水平[5,6]。CRP不受放疗、化疗、皮质激素治疗的影响[7,8]。因此, CRP的检测在临床应用相当广泛, 包括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手术后感染的监测, 抗生素疗效的观察, 病程检测及预后判断等。

本研究表明, 在血培养得到阳性结果证实脓毒血症的患者, 在根据药敏实验常规调整抗感染方案治疗脓毒血症时, 常规治疗组与联合运用乌司他丁组相比, 3 d内CRP的下降趋势无明显变化, 但对比7 d后的CRP下降趋势,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研究表明乌司他丁组患者感染指标的恢复明显好于对照组, 乌司他丁能有效的增加抗感染疗效。

摘要：目的:探讨对于脓毒症患者在原有抗感染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乌司他丁治疗, 对脓毒症患者感染指标的影响。方法:将44例血培养支持脓毒症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 (常规治疗组22例与乌司他丁组22例) , 常规治疗组采用常规治疗 (根据药敏实验予以抗感染治疗及其他支持治疗) , 乌司他丁组采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乌司他丁治疗。分别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第3、7天的C-反应蛋白 (CRP) 值。结果:治疗3 d后乌司他丁组的CRP值对比常规治疗组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治疗7 d后乌司他丁组的CRP值对比常规治疗组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对于血培养支持脓毒症的患者, 根据药敏实验进行更换抗感染方案的同时加用乌司他丁, 对患者感染指标的恢复有积极意义, 乌司他丁有利于脓毒症患者感染的治疗。

关键词：乌司他丁,脓毒症,血培养,CR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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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7

关键词：重组人干扰素,宫颈HPV感染,效果

随着社会健康意识不断加强,女性群体越来越关注妇科疾病治疗方式的优化调整,合理用药治疗是保证病症得到控制的最有效方式。HPV感染具有多发性特点,容易造成宫颈组织病变加剧,引起多种感染性症状[1]。现阶段,临床把HPV感染分为低危型、高危型等2类,每一种类型患者均要得到重视,才能严格控制宫颈组织感染病变的发生。本次结合我院2014年5月-2015年5月收录的80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4年5月-2015年5月收治宫颈HPV感染患者80例,对患者进行TCT检查,确定感染部位及病变情况。年龄22~45岁,平均(38±3.7)岁;初步TCT检查发现,患者皮肤组织、生殖器组织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病变,基本确诊为宫颈HPV感染。

方法:(1)用药方式:本次对80例进行TCT检查,确诊者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2a凝胶进行抗感染处理,具体用法:将栓剂置于阴道后窟窿,1枚/次,隔日1次,睡前使用,6~10次1个疗程或遵医嘱。(2)回访调查:于治疗后3个月回访调查,统计治疗前后症状变化情况,对比抗感染治疗前后症状的差异性。本次分为低危型HPV感染、高危型HPV感染,对照不同感染程度的症状表现,对患者实施确切的疗效评估。

结果

经过TCT检查与分型,本次80例中,低危型68例,高危型12例;主要症状表现为寻常疣、甲周疣、乳头瘤状、菜花状、颗粒状、鸡冠状等。所有患者采用重组人干扰素治疗效果明显,无论是低危型HPV感染或高危型HPV感染,症状均得到了有效控制。本次79例感染控制有效,1例由于病况复杂,延长1个月治疗周期,感染症状逐步消失,见表1。

讨论

TCT检查:人乳头瘤病毒是一种球形DNA病毒,人体一旦被感染,会导致皮肤黏膜鳞状上皮增殖,采用TCT检查能够对宫颈癌进行有效筛查,临床价值较高[2]。目前,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宫颈癌的筛查中,除了使用TCT检查外,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采用HPV筛查来对宫颈癌进行辅助筛查。临床工作中发现,多数HPV感染即使不经过任何治疗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清除,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其5年内的自然清除率达92%,所以,对于已经感染HPV的患者而言,并不要过于担心,也不用短时间内频繁地复查HPV,一般建议在12个月左右复查即可[3]。此外,HPV检测对宫颈癌预后有预测作用。有研究报道,HPV阴性的宫颈癌累计5年生存率100%,而HPV阳性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50%。本次经过TCT检查与分型,本次80例中,低危型68例,高危型12例;主要症状表现寻常疣、甲周疣、乳头瘤状、菜花状、颗粒状、鸡冠状等。

重组人干扰素治疗效果:经过大量的临床研究证实,90%的宫颈癌是由HPV持续感染引起的,其中,HPV16的感染率最高,是致癌的最常见亚型[4]。宫颈筛查HPV及TCT检查,单纯HPV阳性TCT正常的患者,如为HPV16、18阳性者阴道镜活检未见异常者行干扰素治疗。通过调查发现,我国宫颈癌患者中,主要以HPV16和HPV18感染为最多,而其中HPV16与宫颈鳞癌关系为最密切,HPV18最易导致宫颈腺癌。虽然HPV感染是宫颈癌的重要致病因素,但并不是导致癌变的充分条件,大多数妇女感染HPV后均可自行消退,只有5%~10%发展为持续感染[5],仅2%~3%的HPV感染最终发展为宫颈癌,宫颈癌的发生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这多种危险因素与HPV的协同作用,导致了宫颈病变的持续进展;这些危险因素包括性行为不当、病毒感染等。HPV是引起宫颈癌的主要原因之一,临床需及时诊断HPV病毒且采取抗感染处理措施。重组人干扰素α2a凝胶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其抗病毒机制主要通过干扰素同靶细胞表面干扰素受体结合,诱导靶细胞内的多种抗病毒蛋白,阻止病毒蛋白质合成、抑制病毒核酸复制和转录而实现。干扰素还具有多重免疫调节作用,促进和维护机体的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功能。治疗过程中,要时刻关注患者HPV抗感染治疗效果,采取切实可行的病毒控制措施,为抗HPV感染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总之,随着性病中尖锐湿疣的发病率急速上升和宫颈癌、肛门癌等的增多,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现代医学认为,宫颈HPV感染是一种严重性病患,利用重组人干扰素可促使病况恢复。临床用药治疗期间,要时刻关注患者HPV感染病变情况,结合TCT检查进一步控制病情,减少各种因素造成的癌变。

参考文献

[1]陈维佳,隋宝真.重组人干扰素a2a栓剂对慢性盆腔结缔组织炎的疗效[J].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2000,4(1):65.

[2]杨金波,李宏,刘巍.重组人干扰素F2α栓治疗宫颈HPV感染的临床观察[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2010,13(4):98-99.

[3]黄兰英,郭道宁.壳聚糖宫颈抗菌膜与重组人干扰素局部治疗宫颈囊肿的疗效和超声学变化对比研究[J].中国药业,2014,13(17):71.

[4]郑婵,陈世珍.重组人干扰素与阿奇霉素联合治疗宫颈炎的临床效果[J].北方药学,2015,9(5):107.

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篇8

关键词：肿瘤患者,内科治疗,抗感染药,体会

随着临床内科抗感染药物应用范围的增加和用量的增大, 对内科抗感染药物的管理已成为药品管理的新课题, 也是合理用药的重要内容。因抗生素使用过量而出现不良反应的事件时有发生, 因此对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情况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我院对2010年至2012年3年间肿瘤患者内科抗感染用药的种类、剂量、费用及用药的频度等情况进行分析, 并得出结论。现将研究的过程及结果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资料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科技情报研究所提供, 药品使用以医院用药信息部提供的消耗数据为主, 结合医院计算机管理系统的用药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用药均按照《中国药品通用名称》中的药品名称命名。

1.2 用药频度的计算方法

由于临床使用的抗感染药物的种类和规格较多, 在进行用药频度的比较时存在较大的难度。因此我院对所有研究药物使用WHO推荐的药物限定日剂量的方法进行分析。根据药品说明书的日剂量, 对全年药品的用量和用药频度进行计算。公式如下:用药频度=药品规格×用药数量/DDD。

2 结果

2.1 内科抗感染用药的总体情况

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情况通过内科消耗金额占年度用药总额的百分比来表示。我院2010年～2012年使用内科抗感染药物的总金额分别为1148.22万元, 1023.43万元和1246.56万元, 占各年度药品使用总费用的5.4%, 6.3%和7.4%。三年间使用的内科抗感染药物分别为103、108和106种, 约占各年药品总品种的10%。由此可知, 我院内科抗感染用药的品种和金额占有较大的比例。

2.2 各类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情况

按照头孢菌素类、洁霉素类、氨基糖苷类、青霉素类、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硝基咪唑类、抗真菌类、多肽类及大环内酯类对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研究, 每种药品的使用金额及占当年用药总金额的比例进行分析。其中头孢菌素类药物用量占的比例最大, 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碳用量较小;氨基糖苷类和洁霉素类用量呈下降趋势, 喹诺酮类药物用量显著上升, 青霉烯类、青霉素类、抗真菌类药物用量保持稳定。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2.3 口服和注射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情况

因我院研究对象均是肿瘤患者, 患者的体质较弱、免疫力和抵抗力低下, 因此临床使用的注射型内科抗感染用药较多, 约占内科抗感染用药的90%, 且使用的品种较多。口服用药量较低, 且药物品种较少, 主要以头孢拉定胶囊、头孢克洛胶囊和左氧氟沙星片。三年间口服药的用量占总金额的8.7%、8.4%、7.6%, 由此可见口服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主要品种使用份额呈下降趋势, 表明口服药物的品种有所增加, 用药的选择范围逐渐扩大。

2.4 按消耗金额排序

按年用药费用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和洁霉素类;按药品用量有多到少排列依次是头孢唑啉钠、甲硝唑、头孢曲松钠。3年间盐酸克林霉素注射液、头孢曲松钠粉针、头孢噻肟钠粉针、硫酸异帕米星注射液、注射用头孢吡肟、头孢克洛胶囊、亚胺培南/西拉司丁钠、头孢呋辛钠、头孢他啶粉针、奈替米星注射液的用量较大, 占所有内科抗感染药物的前10位。药物的用量相对稳定, 但略有变动。随着患者体内细菌耐药性的增加, 且患者抵抗力逐渐下降, 所以抗感染药物的总量性对稳定, 且略有升高。具体数据如表2。

3 讨论

研究数据显示我院内科抗感染药物的消耗金额的比例明显低于综合性医院及专科医院, 主要是因为我院为肿瘤医院, 使用的抗肿瘤药物和辅助药物具有用量大、价格高等特点, 因此导致抗感染用药消耗金额的比例相对较小[1]。

因目前临床用药较多, 即便是同种药物药品也包括国产、合资及进口等多种药物, 这些药品虽然在药学上视为同种药物, 但在临床应用中的价格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不分开计算, 将直接影响研究的价格差异性, 所以本研究仅对临床常用的国产内科抗感染药物进行研究[2]。

研究数据证实, 肿瘤患者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品种较多, 要量较大。按年用药费用由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头孢菌素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和洁霉素类;按药品用量有多到少排列依次是头孢唑啉钠、甲硝唑、头孢曲松钠。各类药物的特点如下[3]: (1) 头孢类药物:品种最多, 规格最全, 疗效显著, 且不良反应较低, 临床的应用率较高, 但是其临床价格较高, 其消费金额约占内抗感染药物总金额的50%; (2) 喹诺酮类:是研究药品中用量增长较快的药物, 其中左氧氟沙星增长最快, 因该药不论是注射, 还是口服, 都具有不良反应少, 不受年龄限制等优势; (3) 青霉素类药物:是临床使用量较大的药物, 该药不仅敏感菌作用强, 而且毒性低, 且价格低廉等优势, 但临床应用中发生变态反应的概率较高, 因此需要进行皮试; (4) 洁霉素类:因对厌氧菌活性较强, 使得克林霉素的临床用量较大; (5) 其他:因肿瘤患者的身体特殊, 因此碳青霉烯类、多肽类等应用也具有一定的用量[4]。

综上所述, 我院内科抗感染药物的使用基本合理, 但还存在品种单一, 凭经验用药、预防用药过多等问题, 需要进一步改善。

参考文献

[1]毋子亭, 燕玉琴, 张芬, 等.肿瘤内科抗感染药物使用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2012, 18 (9) :235-236.

[2]宿迁, 葛燚.呼吸内科住院患者抗菌药临床应用185例分析[J].健康必读, 2010, 22 (3) :354-355.

[3]姜丽, 高丽华, 周振宇.肿瘤内科治疗常见并发症感染的观察处理[J].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2011, 19 (10) :156-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