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共10篇）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篇1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高校体育师资管理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在综述基础上发现:高校体育教师管理文献研究过程中分两大块: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和高校体育人力资源管理,二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对高校体育教师进行了研究。但未能将二者加以结合研究,在高校教师选聘、职后培训、使用等具体环节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关键词：大学,体育师资,管理,状况,文献,综述

1 前言

高校体育教师是高校体育工作发展的核心和基础,而有效地管理高校体育教师则是该项工作开展的关键。对于公共体育组织而言,体育教师是最具有能动性、潜力最大的资源,它使用效率的高低和人员配置的情况,不仅影响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使用和效率,而且直接影响整个公共体育管理效果,并且最终决定公共体育事业目标的实现。分析历年高校体育师资管理状况的研究文献,能够理清高校体育师资管理的层次,明确文献研究的薄弱点。

2 研究方法

文献法:搜集有关高校体育教师师资管理方面的论文及书籍,在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加以分析。

3 高校体育师资管理研究综述

通过检索全国学术期刊网及查阅相关文献书籍:有关“高校体育教师”研究的文章多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高校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建设研究,该类文章重点分析教师队伍组成、质量等;另一种是高校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人力资源研究,该类文章多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出发,注重教师队伍的管理和开发。二者分析研究的角度和重点存在差异性。以下综述中,作者将二者均纳入高校体育教师研究内容中。

在孙鹏的《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实务全书》和韩春利的《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两书中,提到了体育教育人力资源的概念,体育教师就包括在其中。两本书分别对体育人力资源的定义、特征、作用等进行了阐述,并具体到体育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育、保留及流动等方面的研究。

3.1 有关高校体育教师现状与对策研究

在“有关高校教师现状与对策研究”文献资料中,各文章都具有自己明显的分析重点:高校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建设现状与对策类文章多通过对高校现有体育教师的年龄、职称、学历等相关方面的调查,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对策;而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现状与对策研究类文章,则多从体育教师工作情况、人员流动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办法二者虽有一定的类似却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

3.1.1 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建设类研究

2000—2005年间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文章共10篇,针对各省研究的文章1篇,具体到教师招聘现状与对策研究的文章2篇。

在对我国高校体育教师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文献中,多通过对教师学历、职称、外语或计算机水平、科研成绩等方面展开调查:王智慧,宋卫华(2004)《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的现状分析与对策》,通过调查资料分析了当代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的思想动态、年龄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亲缘关系优势与不足等问题,客观认识现实状况,提出了改革管理模式,规范业务培训等相关措施。周强等(2002)在《普通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探讨》一文中,提出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师资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及影响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因素,并对未来高校体育教师应具备的群体目标结构和个体的素质结构等进行了构建,提出了加强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对策。叶长文、孙月霞(2000)在《普通高校体育师资队伍现状分析与对策》一文对全国70所高校体育教师的政治思想状况、师资队伍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存在政治信念淡化,奉献精神及社会责任感不强等消极现象,年龄、学历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教授及高学历人才还偏少。高起(1998)在《试论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中,从师资队伍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教育、规范化管理及运行机制改革、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薛浣白、周家贵(1994)《关于当前高校师资队伍现状的调查报告》较全面地从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状况队伍结构教师流动待遇等方面了进行了研究。唐元(2001)等从河南省入手,对河南省体育师资队伍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师资队伍呈年轻化趋势,但存在诸如学历不高、科研能力不强等问题。

3.1.2 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人力资源类研究

韩春利(2005)的研究认为:体育教师是体育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运用人力资源的相关理论对体育教师进行研究,在近几年比较常见。俞爱玲(2002)《高校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的现状与对策》中,对高校体育教师竞争机制、流失等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强调应重视对教师的管理和开发。史全珠(2004)认为,高校体育教育人力资源在选聘、使用、职后教育、流通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高校尤其应加强选聘制度化建设,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疏通合理流通渠道。林长地等(2006)《合并高校体育教育人力资源整合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合并高校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合并高校应如何优化组合和合理配置自身资源,以提高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共享。李万来(2003)《西南地区体育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对策》从西南地区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西南地区应着眼实际,从人力资源开发的目标到模式,都要有一定的地方特点,采用相应对策,保证开发的有效性。韩春利(2005)《学校体育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和申丽琼(2003)《论高校体育教育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均从人力资源的配置角度阐述了其存在的问题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樊少波等(2005)认为,商品经济下,我国体育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利因素,应在用人机制、管理方法、竞争机制等方面多加努力。

3.2 高校体育教师选聘及使用研究

通过搜索,期刊文献中多见于将选聘和使用作为一个问题来进行研究分析,此类文章共4篇。谭光兴在《人才选拔与使用的误区》中提到,人才选拔与使用要避免过于盲目,高学历不代表高素质,高学历不代表高水平,应认真对待现有人才,不能盲目追从一些不实际的东西。梁志青(2001)认为,选人、用人、育人是一体的,选好人是为了用人,只用人不育人就等于是竭泽而渔。欧阳在三(2002)在《战略人才选拔与使用》主要叙述了企业中战略人才选拔、面试及使用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在使用过程中,领导要做到对下属的信任和支持。廖启云(2005)认为:建立合理的人才选拔和使用体系是中西部发展的关键,应在人才培养的同时,采用合理的机制,激活现有人才,加快自我发展步伐。

专门针对高校体育教师选聘和使用进行分别研究的文章不多见,都仅有1篇,韩春利(2006)《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招聘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一文通过对体育教师招聘现状调查分析,作者认为: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招聘中存在着决策滞后、渠道狭窄、科学性不够、民主化缺乏、招聘评估流于形式等问题。构建体育教师职位胜任力有助于选拔决策的科学、客观和质量的提高;招聘渠道应坚持内、外渠道结合,以内为辅,以外为主的方针;招聘选拔可将简历筛选、结构化面试和试讲结合起来;管理者应更新识人选人观念,走群众路线。在《科技文献》杂志上,对该篇文章进行了简要的成果报告,是针对具体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一篇文章。

专门针对体育教师用人方面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相关文献主要有4篇。李万来(2004)《体育组织人力资源有效使用的系统分析》主要针对体育组织人力资源中人员的使用进行了研究分析。作者认为:体育组织人力资源的有效使用是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并着重分析了人事匹配、人员沟通和人员激励等对体育组织人力资源有效使用的影响。

黄介山的《关于高校用人机制改革的思考》、梁志青《人才选拔、使用与培养的思考》等文章都从高校和行政部门等不同领域来研究了人才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文章一致表示:社会各领域内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用人不充分、用人不当等问题。用人制度改革整体推进相当缓慢,即使是局部的变革也常遇到阻力,甚至步履维艰。必须处理好选人、用人、育人三者的关系。选好人更要用好人,用好人还需培养人,如何正确选拔、使用和培养人才,对于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项立敏(1998)及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古奇踪等对体育教师保留及流动问题的研究表明: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流失率相当高。目前,高校体育教师中流动的主要对象是刚入校不久的年轻教师。这不仅造成了教师的年龄断层,而且引起了在职青年教师思想上的波动,分散他们从事教育事业的精力。

综上所述,用人是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核心,选人—用人—育人—留人在程序上具有一定的链式关系。在这个结构中,不同环节把握不好,都会对下一个环节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多问题。综合相关文献发现:在体育教师使用问题上,研究文献较少。

3.3 高校体育教师职后教育及培训研究

针对高校体育教师职后培训(培养)的文章多从培训组织模式和培训的内容进行了研究。韩春利分别在《2005—2010年体育教师职后培训组织管理与模式研究》(2006)、《体育教师培养培训一体化理论研究》(2005)、《体育教师入职教育与模式研究》(2005)和《体育新课程下的中小学体育教师培训的“4W”理论与实践》(2006)4篇文章中,对体育教师职后培训的现状、培训模式及内容分别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体育教师职后培训中学要好于小学和高校,小学要好于高校,各教师要从思想上重视培训,统筹考虑教育资源配置,实现体育教师职前培训、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一体化,同时,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开放师范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培训质量,将学历教育与素质提高结合起来。

从已有研究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人力资源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体系,且具有多种优越性,但在很多企事业单位却很少能成功地加以运用。作为人力资源一部分的体育人力资源来说,研究著作和文献都偏少,在体育教育领域还很少有特别成功的体育人力管理理论。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大多依据人力资源理论对体育人力资源或体育教育人力资源的一个概括性的分析,或对系统总体管理的质疑,缺乏对体育人力资源中不同人或社会因素的一个更深入的实证研究。对体育教育人力资源有待更加深入细致的分类并研究,特别是对体育教师具体的聘任、使用、流动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韩春利、孙鹏(2005)首先将体育人力资源的概念引入到体育理论中,对体育人力资源的概念及类别分别做了界定,二人将人力资源的管理理论和体育进行了全面接触。但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和运用。对各种具体理论还在进一步证实中,通过作者已有文献的统计,很多文献对体育人力资源、体育教育人力资源及体育教师还存在一定的概念混淆。

体育人力资源是在人力资源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却有一套十分成熟的理论基础和模式,研究人员结合进人力资源的理论框架,对体育人力资源的获取、配置、激励及绩效管理,连同人力资源的培育和保留等均做了描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偏重了竞技体育领域,对实际的体育教育领域和大众健身领域涉及较少。再具体到体育教师这一具体环节更显得薄弱。

结束语

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发现:很多文献对体育教师的研究,比较侧重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探讨及思考,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和人力资源的相关理论运用是两大块,界限似乎十分明显。而没有通过对教师实际队伍建设中的问题,运用人力资源的理论来分析或解决相应的问题。另外,在对教师利用中的一些纵向体制问题或社会观念的研究也很少。从分析的角度和高度上,具有一定的定式和局限性。体育师资管理有待更加深入的细致分类研究,特别是对体育教师具体的聘任、使用、流动等问题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韩春利,孙晋海,曹莉.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J].体育科学,2001,(4):27-30.

[2]樊少波,贾小带,王军.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人力资源现状分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6):106-108.

[3]愈爱玲.高校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的现状与对策[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2,(2):32-33.

[4]黄介山.关于高校用人机制改革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1999,(3):15-17.

[5]唐元,李莹,钱毅恒.对河南省高校体育师资队伍现状及发展对策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2):247-248.

[6]周强,王欢,等.普通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探讨[J].体育学刊,2002,9(1):100-103.

[7]王智慧,宋卫华.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的现状分析与对策[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4,(4):86-88.

[8]史全珠.高校体育教育人力资源现状分析[J].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135-136.

[9]韩春利.当前我国体育教师招聘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8):1096-1098.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篇2

摘要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我国早已进入多老少子的格局，社区社会养老模式逐步转变为社会焦点本文将从概念界定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等几大方面将近年来我国学者针对社区养老服务的研究做一概述。

关键词：老龄化；社区养老；服务

引言

我国1999年已进入老龄社会，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已经占总人口的14.9%。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随着我国家庭的“小型化”和“高龄化”的趋势，家庭养老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前提下，社区居家养老呗提上日程，并且越来越被受到重视。目前各地的居家养老的实践层出不穷，并且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如何构建适合时代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也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我国现有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可以使我们理清目前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未来研究指明方向，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和建设的不断发展。

正文

一、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内涵的界定

有关社区居家养老的内涵界定,学术界的观点不尽相同。王锦成社区居家养老定义为:由社区提供居住在家的老年人一系列或户内或户外的养老服务。从而构建一个符合老年人自身意愿又切实可行的居家养老体系[1]。而陈赛权给出的定义则是：居家养老是建立在个人、家庭、社区以及国家的基础之上,以家庭为载体,以社区网络为依托,以国家制度、政策和法律为保障,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陈赛权认为居家养老应以家庭为核心,社区为依托,以老年人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和精神慰藉为主要服务内容,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服务形式[2]。学者祁峰则认为,居家养老是与我国传统家庭养老紧密联系的新型养老方式,指在城市的各个社区建立相应的居家养老服务站,人们可以向服务站申请医疗、家政服务,由服务站派服务员到家中提供各种有偿服务的养老方式[3]。

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意义

养老经济供给从家庭保障被社会保障所替代，但家庭的养老功能并未完全消失，家庭在养老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居家养老是一种兼具家庭养老特征和社会养老特征的混合型养老模式。从发展趋势看，居家养老的社会养老特征日渐突出，家庭养老的特征逐渐弱化，并最终演化成社会养老模式。张新宽认为完善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够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要求，其次研究构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最后，完善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开辟了养老方式新思路，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完善了我国老年社会保障事业[4]。

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方向和方法

国内有关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上。第一类是提出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所面临的问题，针对于此提出了居家养老在未来应该避免和注意的问题。发达国家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完成现代化后才面临老龄化问题，而我国面临的是经济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因此中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国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而不能一昧的照搬西方福利国家的养老模式[5]。第二类则是研究着重从老年人需求的视角出发,阐述老年人对居家养老需求与否和需求程度。穆光宗在马斯洛五层次需求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划分,将老年人需求归纳为生存性需求、展性需求以及价值性需求三大类[6]。王丽华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与老年人的需求进行匹配和梳理,将老年人需求分为(1)生理需求(食物、服饰等方面)，(2)安全需求(健康长寿、医疗健全)，(3)社交和情感的需求(沟通交流、互助友爱)，(4)尊重的需求(受人尊敬)，(5)自我实现的需求(老有所为)[7]。并且大多数学者从文化传统的角度上赞同居家养老,因为它符合多数老年人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文献研究法。利用文献研究法对有关概念、观点和理论进行梳理、分析,归纳出各种理论已经取得的成果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问卷调查法。通过在城市的主要街道、公园、活动中心、老年大学等老年人较为密集的场所进行问卷调查并辅以一定的深度访谈,了解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方向及重点,通过数据的搜集与整理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

3、灰色预测模型。本文在梳理过去10年之间老年人人口总量基础上,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未来的人口总量进行预测,为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人口总量预测做基础[8]。

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当前的现状及问题

(一)服务经费不足、筹资渠道单一。

张新宽认为目前，居家养老服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列入政府预算的财政投入，然而“未富先老”的现状和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使得居家养老服务经费并不宽裕，许多地方的服务对象仅仅限于生活极端困难的老年人，财力上的限制直接制约着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及该模式效果的发挥[9]。

（二）服务供给主体单

一、志愿者队伍薄弱。

苏畅认为我国从事居家养老的服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服务队伍的弊端与不足日益显现。从而导致了我国居家养老人力支持不足，缺乏专业的从事人员，服务人员的素质不高，无法向老人提供高效服务[10]。

（三）养老服务单

一、缺乏行业标准和评估机制。

孙泽宇认为目前全国各地都已基本实施政府对困难老人实行居家养老补贴制度, 但尚未建立相应的制度化评估机制。如上海虽然业已建立,但评估工作还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或服务机构自行评估,容易造成角色混乱。绝大多数的评估员由社区中的退休医生、街道社保科工作人员担任, 缺乏必备的专业知识和评估技巧[11]。

（四）老人需求日益增加，政府和社区供给不足。

肖童认为由于我国城市家庭小型化发展，父母和子女分居成普遍现象，以致于老人的精神慰藉难以保证，并且老人文化娱乐、心理咨询等精神文化上的需求服务呈一种上升态势[12]。苏畅认为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与我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导致我国的养老服务供给缺口很大，护理服务和精神服务等匮乏[13]。

五、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对策的研究

（一）是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意识。

胡永琴认为发展社区养老首先要提高社区养老服务意识，只有使居民以及社区管理者对社区养老有足够的重视程度，才能推动我国社区养老事业的发展在我国，传统的社区服务是福利型的，主要是向需要困难孤寡老人提供帮助%以至于社区内的许多人根本不知有社区养老服务这个项目，也不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因此，作为新型的社区养老，应主张由社区内的居民积极将自己可共享的资源与他人共享，这不仅能扩大社区养老的覆盖范围，更是一种先进意识的体[14]。

（二）是健全政策法规。张凌晨认为加大政府扶持力度社区养老是解决我国养老的有效途径，因此政府在社区养老问题上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政府可主要从两方面着手制定政策，增加投入。政府要制定维护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并制定鼓励社区养老服务的优惠政策，对社会福利机构兴办的养老服务机构，以及企业等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倡导建立养老慈善基金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政府补贴购买服务，大力资助社区为老服务的设施建设[15]。

（三）是拓宽社区养老筹资渠道，整合有资源。

李香宁认为在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身在其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断提高和完善管理水平，制定居家养老的政策，完善资金投入机制，拓宽社区养老筹资渠道，加强社区资源整合，购买为老年人服务公益岗位，并培育非政府组织[16]。

（四）是提高服务人员专业水平。

杨莲秀认为鼓励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条件成熟的社区，可以根据居家养老日托照料、医疗保健、护理康复、心理疏导等项目的需求情况对志愿者或义工进行培训，提高服务人员专业水平[17]。

六、小结

通过对文献的综述和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既研究了对社区居家养老及其服务的理论性的探讨，做出了对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可行性分析和与其他的养老模式进行比较。又对居家养老模式的具体操作进行了比较完善的阐述。居家养老模式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进行有机结合，既满足老人居家的愿望，又接受社会化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是解决城市老年人养老的一条适宜的经济方式。它既立足于我国国情，又顺应了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但是仍然存在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要研究如有效提供对老人的医疗服务和精神慰藉服务等方面提供专业的服务的有效措施，并且在如何有效将社区居家养老的各个主体联动起来，合理整合养老资源以及合理配置资源。

参考文献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 R&D 竞争 合作

一、竞争行为对R&D活动的影响

在R&D早期研究阶段，经济学者们最初把目光主要放在R&D的竞争行为方面。Dasgupta（1986）把R&D的竞争分为两种类型：竞赛型和非竞赛型，这种划分主要是基于创新收益的结构不同。竞赛型的R&D竞争是指竞赛的赢者和输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收益差别，其所实现的回报可以严格地进行排序，具有跳跃性；而非竞赛型的R&D竞争是则指专利竞赛的赢者和输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如果一家企业的技术发生轻微的改变话，这家企业所获得创新的净收益也会随之发生轻微的改变，因而，当存在一个可获得的、连续的专利证书时，企业的创新收益函数也是连续的。根据Dasgupta（1986）对两种类型的R&D竞争方式的定义可知，R&D的竞争是竞赛型的，还是非竞赛型的，关键在于创新的收益函数是跳跃性的，还是连续性的。

在R&D的竞赛型竞争方面，Stewart（1983）考察了最终的R&D溢出效应对激励创新活动的影响。在她的模型中，有n家对称的企业为一项发明价值为V的创新活动进行竞争，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最初创新成功的那家企业将获得的价值为?啄V（1/n

在R&D的非竞赛型竞争方面，Beath等人（1995）考察了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R&D活动的效率以及市场份额对均衡状态时各变量值的影响。他们的模型显示出的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均衡状态时，产品市场上企业的数量越多，R&D的投入与销售额之间的比率也就越低，这是由于产品市场上企业的数量越多，产品的数量也就越多，每家企业所获得的市场份额也就越低。二是当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对要高于成本降低型R&D活动的效率时，即?琢

企业从事R&D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信息知识的溢出又导致企业只能获得部分创新收益，但如果溢出程度较小，并且竞争效应足够强烈的话，R&D的竞争效应可能会超过溢出效应，这样一来，R&D的竞争方式可能带来较多的R&D活动，对R&D活动有正面的影响，但与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相比，仍然是不足的；而如果溢出程度较大，在R&D活动阶段，不进行R&D投资的企业可以获得进行R&D投资企业的大部分信息知识，而在产品市场进行模仿，如果产品差异化程度不大的话，不进行R&D投资的企业所获得的收益与进行R&D投资的企业所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区别不大，显然竞争效应消减了企业从事R&D活动的热情，这是因为在溢出程度较大的情形下，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获得对手的大部分R&D活动的信息知识，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企业的最佳行为是尽可能让对手去进行R&D活动，而坐待这种溢出效应带来的好处，企业之间的共同行为将会导致企业会投资较少的R&D活动，R&D的竞争方式反而给R&D活动带来的负面效应。总之，在溢出程度较低时，R&D的竞争安排对R&D活动有正的效应；而在溢出程度较高时，R&D的竞争安排对R&D活动有负的效应。

二、合作行为对R&D活动的影响

在R&D问题的早期研究阶段，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是关于R&D的竞争问题的研究，而这些文献的大量研究结果几乎都表明,在溢出水平较高的情形下，R&D的竞争带来的市场绩效较差；但即使是在溢出水平较低的情形下，与社会所期望的R&D投资水平相比，R&D的竞争所带来的R&D投资水平，常常也是不足的。由于R&D的竞争导致创新支出的不足，许多学者转向研究合作性的R&D，其中d’Aspremont和Jacquemin（1988）[以及Kamien等人（1992）为R&D合作问题的研究奠定了一个理论性的框架。d’Aspremont和Jacquemin（1988）在一个两阶段的同质产品的双头垄断市场上，分别考察了企业在产出阶段和R&D投资阶段的三种不同战略方式：一是企业在R&D投资阶段和产出阶段独立地进行古诺竞争；二是企业在R&D阶段进行合作，但在产出阶段进行古诺竞争；三是企业在R&D投资阶段和产出阶段都进行合作。在这三种不同的战略方式下，他们发现：一是在溢出参数超过0.5这个临界值水平时，R&D的合作要比R&D的竞争带来更多的产出和R&D投资水平，而溢出参数在低于0.5这个临界值水平，R&D的竞争却要比R&D的合作带来更高的产出和R&D投资水平；二是企业在R&D投资阶段和产出阶段都进行合作要比企业仅仅在R&D投资阶段进行合作带来更高的R&D支出，但这以更低的产出为代价的。

在d’Aspremont和Jacquemin（1988）的研究之后，Kamien等人（1992）继续把R&D的合作方式进一步地推广了，他们全面系统地分析了仅仅协调R&D活动到不仅共同协调它们之间的R&D投资水平，还共同承担R&D活动的成本以及研究合资企业这几种方式下的R&D合作，而且还把这几种合作方式下的R&D投资水平与R&D的竞争方式下的R&D投资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把第一种形式的R&D合作称作“R&D卡特尔”，第二种形式的R&D合作称作“RJV竞争”，最后一种形式的R&D合作称作“RJV卡特尔”的基础上，均衡状态时有如下结论：在“RJV卡特尔”方式下的有效R&D投入不仅要高于R&D的竞争方式的有效R&D投入，而且还要高于“R&D卡特尔”以及“RJV竞争”方式的有效R&D投入。这是因为企业在进行R&D的竞争时，会充分考虑到溢出效应所产生的“搭便车”现象，结果企业之间的共同行为减少了R&D投资，而在“RJV卡特尔”方式下，溢出完全被内生化了，搭便车现象也就不存在了，企业会最大化它们之间的R&D投资（RJV的竞争并没有完全内生化它们之间的溢出）。而Choi（1993）则进一步分析了一个包括协调R&D投资战略和信息共享但不包含成本分摊情形下的R&D合作方式，与Kamien等人（1992）的模型显示的结论大致相同，他也得出如果溢出水平较高的话，R&D的合作要比R&D的竞争带来更高的R&D支出水平的结论。

与理论研究相类似，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在溢出水平较高的情形，R&D的合作的确可以改善技术创新的市场绩效，如Cassiman和Veugelers（2002）运用比利时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分析了R&D合作和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他把R&D活动的溢出分为“流进”效应（incoming）和“流出”效应（outgoing），R&D活动的流进效应是指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的信息，而流出效应则是竞争对手从自身企业的R&D活动中获得的信息，R&D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高信息的流进，对信息流出则是不确定的。信息的流进对企业的R&D合作有显著性正的影响，而且在更正了联立性偏误之后，这种正的显著性变得更加明显；而信息的流出则对企业的R&D合作有显著性负的影响，并且专有性程度越高（更加完善的专利保护），信息的流出就越少，企业进行R&D合作的概率就越高。在Cassiman和Veugelers的模型中，除了溢出效应之外，企业的大小、R&D活动的成本、风险以及技术的互补性都被发现对R&D合作有显著的驱动力。而Lambertini等人（2003）则运用CIS提供四个欧盟国家（比利时、丹麦、德国、意大利）的制造业的微观数据考察了该行业的R&D合作的市场绩效，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经验性的研究表明企业在内生地控制信息流出的程度相对较低；二是在某些行业，R&D合作能够促进更多的R&D投资；三是在某些技术比较先进的行业（如化工行业），R&D合作可能会提高企业的信息交流，进而扩大了信息的溢出水平。

从这些分析R&D合作方面的文献可知，在溢出水平非常高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威胁相对就比较低，而且创新成功和创新失败的企业之间的收益相差不大，这样一来，在竞争性的R&D市场，企业会尽可能较少投资R&D活动，而让对手较多投资R&D活动，结果企业之间的共同行为将会导致市场体系内的R&D投资水平十分低下，而如果企业进行R&D的合作话，它们之间的溢出就被内生化了，彼此之间可以享受这种溢出的好处；但即使在溢出水平较高的情形下，R&D的合作并不能完全控制信息的流出，只可以尽可能分享信息的流进，R&D的合作也不能带来社会所期望的R&D活动；而在溢出程度比较低时，R&D的合作对创新活动的效果还低于R&D的竞争效果，这是由于溢出程度较低导致R&D合作带来的收益是很小的（只能分享到少量的信息流进，但有可能要付出大量的信息流出），R&D的合作刺激的R&D活动就会较少。总之，在溢出程度较高时，R&D的合作安排对R&D活动有正的效应；而在溢出程度比较低时，R&D的合作安排对R&D活动只有负的效应。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溢出程度较高时，R&D的合作安排对R&D活动有正的效应；而在溢出程度比较低时，R&D的合作安排对R&D活动只有负的效应，但无论是R&D的竞争还是R&D的合作，依然无法完全消除创新活动在市场体制下的失灵，它们自不过是解决这种失灵的次优方案，其他的专利制度、补贴，以及各种R&D优惠措施安排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创新活动在市场机制下的失灵，因而，如何设计完美的R&D激励安排仍然还任重道远，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注：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编号：07JA790042和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编号：D200719002的资助。）

【参考文献】

[1] Beath，J.，Y.Katsoulacos、D.Ulph：Game-TheoreticApproaches to the Modelling of Technological Change[D].In P. Stoneman（ed.），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change，Oxford，Blackwell，Chapter 5，1995.

[2] Cassiman、Bruno、Reinhilde Veugelers.R&D Cooperation and Spillovers：Some Empirical Evidence[D].Working Paper，2002.

[3] Choi, J.P：Cooperative R&D with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3（11）.

[4] Damiano，B.S：The Economics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D].Working paper， 2003.

[5] De Bondt，R.，P.Slaets and B.Cassiman：The Degree of Spillovers and the Number of Rivals for Maximum Effective R&D [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92.

[6] Katz，M.L、J.A Ordover：R&D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R].Brooking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Microeconomics， 1990.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篇4

关键词：税制改革,改革有关问题

一、税制改革的含义

税制改革是一个过程, 它是对税制设计和结构的改变来提高社会福利。税制改革的种类有很多, 它包括起征点、税率、纳税档次的变化, 还包括政府出台的对各种新税种的出台的鼓励和旧税种的摒弃。税制改革包含几个重要方面: 增值税的征收从生产转向消费, 这样激发使得企业的进一步投资; 增值税的征收面更加广泛, 对于一些金融服务行业缴纳的营业税转为增值税。

二、对我国税制改革有关问题的研究方法

2004 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税制改革的政策, 我国的税制改革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但是我国的税收制度还不够完善,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而纵观众多学者, 多采用两种研究方向: 外国税制比较与借古论今。

( 一) 外国税制研究

黄立新和张璇 ( 2010) 分析了在欧洲发生了债务危机之后世界税制改革的方向, 认为世界税制改革进入了增税期, 提高货物和劳务税成为税制改革的重点, 开征银行税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趋势, 加强征管是各国努力的方向。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 2012) 认为国外税制改革呈现六个特点: 1. 顺应经济全球化, 优化税收制度的趋势进一步明显。2. 对税收制度的结构的整顿逐渐成了重点。3. 税制改革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减税。4. 减轻对社会保障税的纳税负, 降低就业率。5. 开源增收成为当务之急。6. 环境资源税收备受关注。

( 二) 对我国古代及近代的税制改革思想的借鉴

孙文学、刘佐 ( 2013) 主编的《中国赋税思想史》研究了中国每个历史阶段最主要的赋税制度, 通过对赋税制度的时代特点、思想特点、社会特点等各方面分析总结, 进而得出赋税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夏国祥 ( 2003) 认为民国税制思想从积极方面看: 对国外税制改革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我国应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税制结构。从消极方面看, 当时的国情例如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 使得税制改革不能很好的坚持下去。

三、现今关注的主要问题

龙军, 朱君 ( 2007) 认为: 税制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我国现行税制的主体结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的税种搭配和税制要素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税源结构的发展变化。现如今市场经济是鼓励流通的, 而流转税所占比的变大与市场经济的流通性相悖论。

岳鹏星 ( 2016) 认为就我国现状而言, 同样由于纳税人权利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 特别是制度层面的保护, 而导致了我国税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主要表现为行政性主导下的设定税种、征税, 且征管方式有待提高。我国现行税收体制下行政性的税制表现在税种的设置以及征管方面。全国人大作为立法机构通过的税种较少, 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弊端。

四、简要评价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是税收制度选择的基础, 是税制改革的动力和发展方向的决定因素。我国对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加大关注度, 而且现代税收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保障。具体来说, 我国构建的现代税收制度应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虽然学者们纷纷提出了一些较完善的改进措施, 但仍避免不了存在改革难度, 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保证不完善等。我国的税制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改革, 虽然这条路还很长, 但是只要我们坚持, 克服困难, 就一定能够得到长远的进步。

参考文献

[1]黄立新, 张璇.欧洲债务危机后世界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J].税务研究, 2010 (12) :90-93.

[2]世界税收信息[EB/OL].http://www.citri.org.cn/wtax/beijing/, 2009, 2010, 2011, 2012 (1-12) .

[3]孙文学.中国赋税思想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

[4]张守军.中国古代的赋税与劳役[M].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9.

[5]夏国祥.中国近代税制改革思想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 2003.

[6]岳鹏星.税收法定视角下我国税制存在的问题与改革方向[J].领导之友, 2016:20-25.

企业并购文献综述 篇5

企业并购动因理论解释促成企业并购发生的影响因素。

1. 经营协同假说( operming synergy hypothesis)

该假说假定存在着规模经济, 并且在并购之前, 企业的经营活动达不到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 包括横向降低成本费用的生产规模经济、纵向降低交易费用的规模经济和特定管理职能方面的规模经济。通过并购可以对企业规模进行扩充和调整, 达到最佳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 这可能是对企业并购最经典的经济学答案。

2. 管理协同假说( management synergy hypothesis)

该假说认为优势企业并购劣势企业, 管理者作为一个团队被转移时, 能够将被收购公司的非效率性的组织资本与收购公司过剩的管理资本结合从而产生较好的协同效应。

3. 财务协同假说( finance synergy hypothesis)

该假说认为并购是将目标企业所在行业中的投资机会内部化, 将企业外部融资转化为内部融资, 由于内部融资比外部融资成本更低, 从而增加了财务协同,降低了融资风险。

4. 市场力量假说( market power hypothesis)

认为公司间的并购可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力。首先, 通过并购同行业企业, 以减少竞争者, 扩大了优势企业的规模, 优势企业增加了对市场的控制能力, 从而导致市场垄断。其次, 即使不形成垄断, 由于并购扩大的规模效应也将成为市场进入的壁垒。

5. 战略动机假说( strategy motive hypothesis)

企业并购战略动机在于通过并购活动实现多样化经营,企业并购可以通过实

现业务多样化, 降低经营风险, 保护组织资本和声誉资本。企业并购战略动机另外还可以通过外部获得目标企业的现成资源。Porter 认为纵向并购, 收购方公司保证了关键资源的投入, 降低了外部的不确定性,获取被收购公司的技术优势或知识资本实证研究表明, 并购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和转移; 当企业跨国扩张不具有人力资源优势时, 通过并购获得目标公司的人力资源来实现成长。

6. 控制权市场假说( corporate control market)

认为经理们对公司的控制权的争夺, 收购了公司就获得了控制该公司、经营该公司资源的权利。该假说有三个联系的命题: 其一, 企业并购的动机在于获得控制权增效。其二,控制权增效分为事前增效和事后增效, 其中，事前增效是在控制权获得之前对效率改进和价值增大效果所作的评估;事后增效是在控制权取得之后对效率改进和价值增大所得到的效果。两者比较决定着并购的成败。其三, 控制权增效对整个经济的效率改进有可能带来积极影响, 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由于经营不善的企业很容易受到外部收购的威胁, 经营不善的管理层就有被替换的危险, 当目标公司出现代理问题时, 通过并购获得控制权, 可减少和弱化代理问题。这是企业并购动机对解决代理问题提供的一个答案, 即当报酬安排、监督、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等内外机制都不能解决代理问题时, 并购就成为解决目标企业代理问题的途径, 它可以减缓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所带来的代理问题。

二、国内对企业并购动因的研究

“消除亏损说”认为企业并购是消除亏损的一种机制, 通过并购机制加大亏损企业的经营压力, 使其努力提高经营效率;

“破产替代说”认为并购是一种破产替代机制, 由于我国承受不了大规模的企业破产, 特别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破产,对于大多数亏损企业, 通过并购以好带差, 带动劣势企业的发展。仍然要从改革和稳定的大局出发, 给予救助, 而不是轻易让其破产;

“利用优惠政策说”认为, 我国政府为鼓励企业并购, 制定了许多财税、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 一些企业出于利用这些优惠政策进行企业并购;

“强壮民族工业说”认为强强联合式的企业并购实际上是强壮民族工业的需要。面对外资以其资本实力上的竞争优势对我国民族工业的攻势, 我国民族工业

只有实行强强联合, 组成能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国家队”, 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资源优化配置说”认为, 通过并购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 有利于盘活国有资产存量,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篇6

一、国外可转债发行动机理论概述

国外学者对可转债发行动机的研究比较早, 目前在国外文献上, 可转换债券发行动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资产替代假说、风险评估假说、后门权益融资假说与阶段性融资假说四种理论。它们主要的观点如下: (1) 资产替代假说。Jensen&Meckling通过分析公司债务融资的代理成本, 提出了资产替代假说, 该假说指出公司价值的波动性的增加会影响到可转债中具有股票特性的那部分价值的增长, 此时的可转债持有人有可能分享股东的冒险投资所获得的部分收益, 股东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动机会因其考虑到这项因素而有所降低, 由此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如果管理者增发普通股, 代理成本则因外部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利益冲突而相应产生。 (2) 后门权益融资理论。后门权益融资理论是由stein在1992年提出的, 该理论认为可转换债券融资是一种间接的股权融资方式。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 投资者预测管理层将会选择高价发行证券, 这与投资者本身希望以较低价格购买证券的意愿相违背, 此时将产生管理层与投资者意愿相冲突的现象, 这样将会导致直接股权融资成本变得高昂, 因此公司为了降低股权融资成本, 通过发行可转债这样一种延迟股权融资方式来获得融资。 (3) 风险评估假说。该假说是由Brennan&Schwartz于1988年提出的, 该假说考虑的主要因素是潜在投资者对发行企业的风险评估情况及评估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问题, 企业的风险与可转债债券部分的价值成反比, 而与该债券部分的认股权价值成正比, 也就是说可转债对企业风险具有非敏感性, 因此可转债价值受错误评估企业风险的影响较小。 (4) 阶段性融资假说。Mayers通过比较发行可转债和直接债券提出了该假说, 该假说认为, 公司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为投资项目融资可以解决公司存在的后续融资问题。从投资者角度来看, 当他们对初始投资回报满意时, 投资者会将债权转换为公司股票, 从而把资金留在公司进行下一阶段的投资。其他的理论还有税收优势理论以及基于权益市场配给额度的理论等。

二、国内可转债发行动机综述

1. 单一理论的验证。

单一理论的验证指的是学者依据单一的可转债发行动机理论并选取一定的样本进行一定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虽然单一理论的验证研究重点突出, 但是不同变量的选择往往对于同一理论的验证有时会出现相违背情况, 不过总的来说, 它是众多学者经常采用的一种验证方法。主流的验证理论主要有后门权益融资理论、连续融资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

(1) 后门权益融资。刘舒娜、陈收、徐颖文通过对拟发行及正式发行可转换债券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可转换债券的条款设计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主要是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和间接地实现股权融资, 也就是符合后续融资理论的分析。陈红霞、袁显平以成功发行可转债与有发行意向但未成功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以股权结构为切入点, 通过研究发现股权结构是影响可转换债券发行的重要因素,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发行可转债成正比例, 而非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流通股比例则与成功发行可转债成负相关, 进一步证明了后门权益融资理论。柯大钢, 袁显平以中国2002年至2004年间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并基于后门融资假说, 通过检验一系列的变量发现上市公司选择可转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种: (1) 可以大额筹集资金; (2) 可以在上市公司市值被低估时实现递延股权融资; (3) 可以使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 (4) 政策性的诱导性支持。

(2) 阶段性融资假说。王冬年、王瑜通过模型并以万科公司可转债为例分析了可转换债券在公司连续融资中的作用机理。在万科公司的融资项目未来投资期权价值并不确定, 在这个连续融资过程中, 通过赎回 (强制转换) 可转换债券把初始项目积累的资金投向更有价值的投资期权项目, 这样, 有利于万科公司期权项目的后续融资, 验证了Mayers的连续融资假说。徐子尧以我国2002年—2006年期间董事会公告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运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方法在连续融资假说的引导下验证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机。结果表明:转股价格、业务集中度以及公司对发行成本的敏感度都与公司公告发行可转债的市场反应成正相关, 但结果不显著, 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机并不能够用连续融资假说理论来说明。曹国华、金进以2005年发行可转债的公司为样本, 通过对Mayer连续融资假设的分析中及实证检验发现项目第二阶段有价值的概率、发行成本以及过度投资成本对于公司实施可转债融资决策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而且不同业绩的公司适合不同的融资方式, 并非每个公司都适合发行可转债。

(3) 信息不对称理论。曾鸿志认为发行前股价表现、获利率和市净率对公司选择可转债有明显的影响。而税赋效应和股权结构对公司选择可转债的影响并不明显, 得出的结论是信息不对称理论不能对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动机进行解释。曾康霖、徐子尧则认为上市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原因是由于公司可以对可转债赎回条款进行良好设计以避免信息不对称下股权再融资的逆向选择成本的产生。牛栋瑜等认为可转债的选择与信息不对称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一些信息披露水平较高的公司倾向于发行可转债, 而一些信息披露水平低的上市公司反而不发行可转债以减小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成本。

2. 综合理论的验证。

综合理论验证指的是利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可转债发行动机理论并选取一定的样本进行一定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综合理论验证相对于单一理论验证来说比较全面,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 它又显得过于繁琐, 原因在于它一般选取的变量比较多, 所得结果显得不大具有说服力。总的来说, 虽然它有这一些缺点, 但是部分学者还是采用多种理论进行验证。

刘娥平通过运用对比方法, 根据税收利益、财务危机、最优资本结构、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等理论提出对我国上市公司2001年4月至2003年12月董事会公告过发行可转换债券议案和增发股票议案的样本公司财务特征数据进行验证。单变量分析结果表明, 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司比增发股票公司在发行前有更高的总资产报酬率和平均税率, 更低的负债比率和破产风险, 更大的公司规模, 且发行可转换债券公司的负债比率显著低于行业标准, 而增发股票公司则显著高于行业标准。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只有负债比率与公司规模两个变量是显著的。徐子尧基于资产替代假说、风险评估假说以及后门权益融资假说三大理论通过对我国2001年-2006年公告拟发行可转债及拟增发的上市公司采取了实证检验方法, 结果表明, 资产负债率、市净率与可转债融资选择负相关, 成长性、经营现金流易变程度与可转债融资选择成正相关;公司的规模、成立年限、有形资产比例及盈利性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选择无显著影响。这一检验只是部分的证实了以上三大理论, 并不具有完全性。屈文州、林振兴则是以2002年-2008年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 以可转债发行公告的财富效应为被解释变量, 而以超常收益、负债比率、自由现金流量等十一个指标为解释变量, 对代理成本理论和后门权益融资理论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的成长机会、财务困境风险水平与可转债未来转股的可能性成正比, 因此也与可转债发行公告正的财富效应成正比, 这一结果证实了后门权益融资理论的正确性, 从而不支持代理成本理论。

除了对单一理论和综合理论进行研究验证外,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选取一些变量对影响可转债发行因素进行研究, 主要有唐康德等选取了公司财务杠杆、成长性、盈利能力、股权结构、公司规模、募集资金规模及行业因素这几个变量, 结果发现财务杠杆与可转债融资选择倾向成负相关, 公司规模与其呈显著正相关, 而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盈利能力、募集资金规模以及行业因素无显著相关性或者相关性较低。张雪芳、何德旭 (2006) 验证发现财务危机成本、盈利能力和股权结构影响着我国上市公司选择可转换债券融资的选择, 其中公司规模与流通股的比重和可转债融资选择成正比, 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则与其成反比;而货币资金持有情况和成长性这两个因素对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决策的影响不显著。杨淑君、刘蕊 (2009) 认为融资相对规模、总资产对数值、资产负债率这三个变量对上市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三、结语

正如上文所述, 同国外成熟的理论比起来, 国内学者对于可转债发行动机的研究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还不成型, 而且对于外国经典理论的验证存在着相违背的情况, 而一些新形成的理论比如说基于控制权视角的研究、基于现金流视角的研究等等则还有待更进一步的验证。从样本量来看, 我国所选取的样本量显得比较少, 这可能是由于我国可转债发行起步较晚的原因, 也与我国特殊的国情相关, 因此笔者认为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渐发展, 发行可转债的上市公司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 到时对于可转债发行动机的研究的样本支撑将会越来越牢固, 所形成的理论也将会更加具有说服力。此外, 对于有关可转债发行动机的研究, 也可由政府部门通过设立课题组并且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这样会更符合企业的实际, 同时对于解释可转债发行动机“之谜”将会有更大的推进。

摘要：据《证券法》定义可知, 可转换公司债券是指发行公司依法发行、在一定期间内依据约定的条件可以转换成股份的公司债券。文章对2006年-2009年国内相关学者有关可转债发行动机和研究思路进行详细的归纳和总结, 希望能够为国内可转债市场的发展提供一点启示。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篇7

抗压强度超过60 MPa的高强混凝土比普通混凝土干燥收缩小,但由于水泥用量大,随着水化反应的进行就会发生很大的自收缩性。自收缩引起的问题:混凝土构件因自收缩而产生裂缝、强度下降、雨水渗漏和板筋锈蚀等,对构件的耐久性颇有影响。根据对受弯构件应力的研究,降低自收缩性可缓和构件断面内的应力,对裂缝和变形具有提高长期抵抗性能的显著效果。

日本对高强混凝土自收缩问题的研究,曾于1996年提出过有关报告,为降低自收缩性建议采用减缩剂与膨胀材料的方法和提案。作为降低自收缩对策,别国也曾提出过以吸水性轻骨料和高吸水性聚合物混合使用为特征的方法;有的也与日本相同,同样有以减缩剂与膨胀材料进行混合使用的研究实例。

本文以高强混凝土使用减缩剂为主要内容,注重对有关减缩剂机理的报道,收集了国外发表的文献,并将其择要综述如下。

2 内部相对湿度和自收缩应力

对于低水灰比材料,用量大的水泥在水化反应时须有必要的水分,如构件内部水分不足,水化物的空隙内即产生自干燥,由于间隙水的收缩应力,随之就会产生自收缩裂缝。以下叙述的是未采用减缩剂时的有关性质。

对水灰比为0.65的普通混凝土(SC:25 MPa)水灰比为0.38的高强混凝土(HP:60 MPa)以及水灰比为0.19的超高强混凝土(UHP:120 MPa),据Acker收集的有关自收缩应变的数据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水灰比各异,含C-S-H胶凝量却大致相同,但具有水灰比越小,有毛细管张力越大的倾向。关于自收缩应变,水灰比为0.19时即达到400×10-6。据Acker从中所述,通过内部湿度测定,对毛细管张力即可作出评价,在毛细管空隙干燥情况下,其相对湿度为75%时,毛细管张力即达30 MPa。

水胶比为20%、掺24%硅灰、以长12 mm钢纤维增强的超高强砂浆内部的相对湿度与自收缩应变的关系,据Loukili等人的实验,其相关数据如图1和图2所示。由图1可知,内部的相对湿度(图中B),龄期为8 d即急剧下降至73%,自收缩随内部相对湿度下降,增至450μm/m。由图2可知,自收缩应变与内部相对湿度有关,浇注后36 h(点A)至5日(点B),随相对湿度的下降,自收缩应变同样具有相应增加的倾向。

3 使用减缩剂时的自收缩情况

3.1 降低收缩的机理

Bentz等人为探讨薄膜养护或干燥养护水泥浆和砂浆在内部干燥时减缩剂引起的主要影响,对水溶液、水泥浆和砂浆分别进行了实验。

有关水溶液的试验结果是:对蒸馏水表面张力测定结果为0.076 5 N/m,掺6%减缩剂的蒸馏水为0.032 5 N/m,表面张力下降的效果近6成。将蒸馏水和加有减缩剂的蒸馏水注入10 mm×10 mm×5 mm容器内,在25℃、50%R.H(相对湿度)条件下经70 h进行暴露测定其体积变化,掺减缩剂水溶液的表面张力降低,但正如预想可见,其水分减少量比未掺入减缩剂的蒸馏水要大。

采用水灰比为35%的水泥浆试件,对其进行了水分减少量和X射线吸收量测定。按蒸馏水相同试验条件测定其体积变化的相对水分减少量。如图3所示,掺20%减缩剂的与未掺减缩剂的相比,其相对水分减少量较小,这与水溶液的实验结果具有相反的倾向。

X射线吸收量试件经上下断面测定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图中表明,水泥浆水分蒸发越大,X射线量差越大),但如图4所示,未掺减缩剂的试件,其整个断面均显示出水分蒸发的倾向,而掺有减缩剂的试件如图5所示,经8 h最初暴露表面部分即呈急剧水分蒸发倾向。这与细孔溶液表面存有减缩剂所致,在内部高表面张力下,因而析出了水分,同时说明掺有减缩剂所具有的影响。不过,试件经13 h后同样呈干燥状态。

此外,掺有超微粉的水泥,用于水灰比为0.30的水泥浆,经内部相对湿度测定结果如图6所示。图中实线为掺有20%减缩剂的试件,最初龄期(50 h)即出现湿度下降,此后的相对湿度则向比较高的状态进行推移。基于如此结果,按开尔芬(Kelvin)法则,通过细孔溶液的表面张力计算,由于掺有减缩剂,除有相对湿度具有降低效果外,说明还与收缩应力降低效果(即自收缩降低效果)的计算相关。

使用硅灰的水胶比为0.35的砂浆试件,经自收缩应变测定结果如图7所示。龄期为3 d(72 h),掺有2%减缩剂的,其自收缩应变具有较小的倾向。但据内部相对湿度测定结果,并未出现自收缩应变各异,其差越大。图6所示,据水泥浆的实验,不论是否掺有硅灰,也不论水灰比不同,有关减缩剂对相对湿度与自收缩应变降低效果的影响,并不明确。

3.2 使用减缩剂时的自收缩应变

高强混凝土采用减缩剂,有关自收缩应变的测定实例如下。水灰比为0.50的普通混凝土(NSC)与水胶比为0.29掺有8%硅灰的高强混凝土(HSC)。减缩剂的掺量为水泥质量的1%和2%,由Shah等人进行自由收缩量的测定结果如图8所示。高强混凝土掺有减缩剂用量越大,具有自由收缩量越小的倾向,龄期为49 d的自由收缩量,与未掺减缩剂的相比,掺1%减缩剂的低30%,掺2%减缩剂的低42%。对于普通混凝土,其测定结果也相同,掺减缩剂1%降低25%,掺2%的降低42%。

在图8的测定结果中,高强混凝土经观察可见,初期的应变延伸大,但在龄期7 d范围内,自由收缩量按顺序为未掺减缩剂>1%>2%,说明初期材龄体现具有发挥降低自收缩效果。

4 并用减缩剂与膨胀材料的自收缩性

4.1 收缩降低的机理

有关减缩剂与膨胀材料(即膨胀剂)并用时的降低收缩效果的机理,Maltese等人采用砂浆进行研究结果如下所述。实验用的材料为:膨胀材料的主要万分为CaO,减缩剂为100%丙烯甘醇乙醚。膨胀材料用量为水泥质量8%,减缩剂为4%,分别测定单用和混合使用的特性。砂浆的水灰比为50%,但龄期为28 d时的实际强度超过60 MPa水平。

据约束收缩试验(20℃、50%R.H)所得收缩应变如表2所示,据此计算出减缩剂与膨胀剂并用时这两者的相乘效果的指标,如图9所示。

相乘效果指标的计算是以未使用混合剂时的收缩量作为基准,计算出各个不同情况的减缩量,由两者并用时的减缩量(ΔS),再扣除减缩剂和膨胀剂单用时减缩量的合计(Δ)。图9表示各龄期的相乘效果指标均为正,各混合材料单用时比两者并用时的减缩效果要高。

作为出现相乘效果的理由见图10(b)可知,并用混合剂时形成广泛的针状结晶,结晶的成长发展促进了膨胀量比率的增大。此外,减缩剂内含有疏水性分子,发挥了碳酸钙在水中使溶解度下降的效果。

4.2 减缩剂与膨胀材料并用时的自收缩应变

以下为超高强混凝土在并用减缩剂与膨胀材料时测定自收缩应变的实例。水胶比为15%,硅灰为水泥质量的10.5%,减缩剂为低级乙醇6 kg/m3(0.6%),并用的膨胀材料为石膏制品35 kg/m3 (3.5%),由Suzuki等人对其配制的混凝土进行自收缩应变测定结果如图11所示。这次试验是在20℃条件下对自收缩应变的测定,随之将试件放入简易保温养护槽内一并进行测定。图11表明,以未使用混合材料时的自收缩应变(20℃恒定:450×10-6,简易保护养护:700×10-6)为基准,即显示出单用膨胀材料(SFC-E)时与并用减缩剂和膨胀材料(SFC-E-R)时的减缩量。由图11可知,尽管养护条件不同,单用膨胀剂时的减缩量如与并用减缩剂和膨胀剂时的相比,后者比前者大。此外,在简易保温养护条件下,使用混合材料时的减缩量处于高水平,而未使用混合材料时自收缩应变则非常大。

5 使用减缩剂对强度的影响

采用减缩剂和膨胀材料时的减缩效果,Maltese等人采用砂浆进行过研究,图12为其抗压强度的对比图。与未使用混合材的相比较,采用3%膨胀材料的抗压强度虽未见下降,但使用减缩剂和并用减缩剂与膨胀材料时的抗压强度却下降10%至15%。采用减缩剂时抗压强度下降的倾向,特别是在采用薄膜养护时更为明显;水灰比为0.35的砂浆试件,还有水胶比为0.29、掺有8%硅灰的高强混凝土,据另一相关试验结果,抗压强度同样下降10%～15%。另有相关报告表明,水胶比为0.29、掺有8%硅灰的高强混凝土,掺1%(6 kg/m3)的减缩剂,未见强度降低,但掺有2%(12 kg/m3)的则有所降低;水胶比为15%、掺有10.5%硅灰的超高强混凝土,因使用膨胀材料而影响强度有所下降。

此外,据Monin等人举例说明,在加拿大东部地区就明确不采用减缩剂,其理由是:为确保抗冻融性能,令人不安的就在加气性能。

6 结束语

高强混凝土采用减缩剂以降低其自收缩的有关研究,经有关文献调查可获得以下简要内容。

1)未使用减缩剂的混凝土,结构内部的相对湿度与自收缩应变有关。

2)使用减缩剂时,内部相对湿度下降受到抑制,但内部相对湿度的抑制与自收缩应变降低的关系并不明确,有关自收缩降低的机理,仍有若干探讨余地。

3)并用减缩剂与膨胀材料时,出现了有自减缩量增大的相乘效果,比单用时仍显示出自收缩降低的效果。

企业家有关文献综述 篇8

安全关键系统是指系统的失效可能导致人员死伤、环境损害或者巨大经济损失的系统[1]。航空、铁路和汽车等领域的安全关键系统一般需要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估过程。其中一种常用评估方法就是安全认证, 一般通过发证机构或者监管机构完成。安全认证的目的就是提供系统将会在存在已知危害的情况下安全工作的正式保证。安全认证可以和产品评估、流程评估或者人员评估具有关联。对于软件密集型安全关键系统, 产品认证和流程认证属于最具挑战的认证。

进行系统安全评估和保证, 需要树立对于系统在工作环境下安全工作的充足信心。树立充分信心, 往往通过满足可以缓解系统在生命周期中可能导致的潜在安全风险的安全目标实现。确定安全目标, 往往基于一套行业认可的准则实现, 现有的准则一般都是标准。安全标准的例子包括针对一类可编程电子系统的IEC 61508[2]、航空领域的DO 178C[3]、铁路领域的CENELEC标准 (例如[4]) 和汽车领域的ISO 26262[5]。

证明系统符合安全标准, 需要收集可以表明系统满足安全标准的有关安全准则的证据[6]。尽管安全标准规定证明标准符合性的流程, 但是完成证明标准符合性的流程对于系统供应商而言是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任务, 因为规定安全标准的文件篇幅过于冗长, 文字存在不同解读。总体而言, 可以将证据定义为“现有的表明观点或者主张正确或者有效的事实或者信息体系”[7]。但是, 对于现实的大型系统, 很少可以主张证据可以明确证明安全主张的正确性或者有效性, 一般仅仅可以主张证据是否足以树立对于安全主张的 (充分) 信心。因此, 将安全认证的证据定义为“促进树立对于系统安全工作的信心、表明满足一个或者更多安全标准的要求的信息或者痕迹”。安全证据其中一些通用例子包括测试结果、系统规范和人员能力。

缺乏对于标准的唯一解读, 可以导致对于证据要求的误解。缺乏对于系统评估的证据要求的清楚理解, 可以导致两个主要问题[8]:第一, 系统开发阶段供应商可能未能记录此后认证机构需要的关键细节, 事后构建缺失的证据既费钱, 又费力;第二, 无法事先知道认证机构将会收到证据的内容, 可能影响认证活动的计划和组织。基于前述内容, 如果并未和供应商协商并且商定证据要求, 认证机构可能感觉树立对于认证系统的足够信心尤其困难[9]。

除了理解、准确定义证据要求, 还需注意安排证据结构以及评估证据是否充分的方式。如果未能恰当安排证据的结构, 由于证据数量巨大、结构复杂, 可能影响安全论据的清楚性。此外, 需要可以确定证据的确定性和可信性。尽管安全标准规定证明标准合规性需要充分证据, 但是为了具有概括性, 往往有意避免明确说明“充分”在特定情况下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概括在学术文献中有关安全证据的现有知识, 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构成证据的信息;安排证据的结构;进行证据的评估。此后使用“证据提供”作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统称。同时分析安全证据提供的挑战和要求, 并且进行应用领域分析[9], 从而为了上述目的识别不同应用领域的共性。

上述目的通过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 (SLR) 实现, 系统性文献综述是指审查特定领域的文献、记录当前知识的状态的过程, 这个过程有案可查、可以重复[10]。系统性文献综述相比专项调查的主要优势在于, 提高覆盖有关文献的置信度, 从而最大限度降低主观性和偏差性。

本文的系统性文献综述利用从4 873份出版物中选择的218份经过同行审查的出版物, 选择过程包括多个阶段。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 并未局限在特定领域或者安全标准上。采用广泛的检索范围, 有助于深入理解研究现状。此外, 有助于理解不同应用领域在看待、组织、评估证据的方法上的共性, 从而有助于完善尚未执行严格的认证要求的领域, 例如汽车领域。

本文对于属于安全标准符合性证据的各种信息和痕迹进行分类, 建立分层的分类体系。上述分类体系包括49个基本的证据类型, 在笔者已知的对于安全证据的分类体系中, 上述分类系统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分类体系。上述分类体系有助于理解并且更进一步阐述特定标准、特定系统的证据要求。

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的其他成果包括调查组织以及评估证据的方法、概述挑战和要求以及为了识别共性进行领域分析, 将会促进提供对于这个领域的详细描述, 以及定义未来的安全认证研究计划。值得注意的是, 本文表明, 调查的绝大多数方法尚未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确认, 因此几乎无法提供有关实用性的信息。因此, 笔者对于未来的安全认证研究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 更加关注实证视角、更加着眼行业需求。

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属于安全关键系统演进认证开放平台 (OPENCOSS) 项目[11]的组成部分, OPENCOSS项目是指欧洲有关铁路、航空和汽车领域的安全认证的大型研究项目。本文属于基于此前一篇会议论文[12]的扩展论文。相比会议论文, 本文扩展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增加新的数据来源, 谷歌学术搜索 (Google Scholar) , 从而增加原始研究数量; (2) 大幅扩展有关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的描述; (3) 进行领域分析 (如上所述) 。

论文其他部分的安排如下所述:第1部分讨论有关研究工作;第2部分描述采用的研究方法;第3部分介绍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研究结果。

1 有关研究工作

笔者认为, 此前讨论在特定情况下的证据的理念、组织以及评估证据的方法的论文并非有关研究工作, 而是本文的系统性文献综述利用的原始研究。因此, 本节的讨论更加关注将本文和对于安全证据的更加通用的分类体系、现有的有关系统性文献综述相对比。

此前一些研究工作, 例如通过关注IEC 61508等安全标准的方法, 讨论安全证据的分类体系的问题。还有一些研究工作, 例如[13], 讨论组织安全案例证据的方法。安全案例是指提供表明系统在特定工作环境下, 在特定应用中可以安全工作的令人信服、全面、有效案例的结构化论点[14]。在安全案例中往往既包括论点, 又包括可以支持论点的证据。此后, 目标管理组织 (OMG) 提出“结构化保证案例的元模型 (SACM) ”倡议, SACM倡议的目的就是, 确定安全保证证据和论点的理念和有关概念的标准[15]。上述研究工作有助于当前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但是不是过于具体 (仅仅涉及一个标准或者应用领域) , 就是未能全面、充分、详细分析可能的证据类型以及证据组织和评估方法。

在现有文献中, 一些系统性文献综述的部分研究范围和本文重叠, 重叠的研究范围包括测试[16]、需求规范[17]和可靠性[18]。但是现有的系统性文献综述并未具体讨论安全证据的主题。此前一些研究工作为了识别不同应用领域的安全标准的异同, 试图比较不同应用领域的安全标准。但是上述比较的研究范围有限, 不像本文那样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

简而言之, 迄今为止几乎没有通过全面综合、概括安全证据的研究现状进行的有关研究工作。因此, 并不存在分析以及介绍安全证据的统一框架。由于得出上述发现, 笔者认为需要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 获得有关规定、组织以及评估安全证据的方法。

2 研究方法

系统性文献综述是指识别、评价、解读现有的有关特定研究问题或者主题领域的研究的方法[10]。促进进行系统性文献综述的各项研究称为原始研究。系统性文献综述属于二次研究。

系统性文献综述具有三重目的[10]: (1) 通过严谨、系统的研究方法, 提供对于研究主题的公平评价; (2) 促进识别当前的研究的各个空白, 从而建议未来的改进方法; (3) 概述并且提供新的研究活动的背景信息。

2011年10月开始进行本文介绍的系统性文献研究的设计。经过进行多次完善和改进之后, 2012年1月开始进行出版物检索。

以下各节介绍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研究问题、数据来源、研究策略、出版物选择以及质量准则。

2.1 研究问题

笔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 :

RQ1.构成安全标准合规性证据的信息都有哪些?

上述问题的目的就是, 识别系统认证阶段属于安全证据或者用于提供安全证据的各种信息, 包括痕迹、工具成果和技巧。获得的研究结果用于建立证据分类体系。

RQ2.用于组织表明对于安全标准的标准合规性的证据的技巧都有哪些?

上述问题的目的就是, 确定为了采用恰当方式证明安全标准符合性组织、提供系统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收集的证据可以采用的方法。

RQ3.用于评估证据充足性的技巧都有哪些?

上述问题的目的就是, 确定对于收集的证据进行证据充分性评估、以及建立对于收集的证据满足特定标准的安全要求, 从而建立对于系统的整体安全性的信心可以采用的方法。

RQ4.有关安全证据的研究关注的挑战和需求都有哪些?

上述问题的目的就是, 识别在现有文献中有关安全认证的证据提供的各种挑战。获得的研究结果将会有助于识别新兴的趋势, 并且提供在现有文献中讨论的问题的概述。

RQ5.不同应用领域有关RQ1至RQ4的共性都有哪些?

上述问题的目的就是, 通过进行领域分析识别不同应用领域存在的有关安全证据提供的共性。上述研究问题, 和参与用于多个应用领域的部件的跨领域认证的人员, 或者参与将此前用于其他领域的产品使用在当前研究的领域的可行性分析的人员尤其相关。

2.2 来源选择

为了查找有关上述综合性文献综述的研究范围的出版物, 笔者进行两种类型的检索。

第一种检索就是在以下出版商数据库中进行的自动检索:ACM检索 (portal.acm.org) 、IEEE检索 (ieeexplore.ieee.org) 、Springer检索 (springerlink.com) 、Elsevier检索 (sciencedirect.com) 和Wiley检索 (onlinelibrary.wiley.com) 。此外, 笔者采用谷歌学术检索 (scholar.google.com) 。

第二种检索就是对于以下研讨会、会议和期刊进行手动检索:澳大利亚安全关键系统和软件研讨会、高保证系统工程 (HASE) 研讨会、工程技术学会 (IET) 系统安全会议、有关利用形式方法、验证和确认的应用的国际研讨会 (ISoLA) 、软件可靠性工程国际研讨会 (ISSRE) 、计算机安全性、可靠性和安防性国际会议 (SAFECOMP) 、安全关键系统研讨会、可靠性工程和系统安全期刊、IEEE可靠性学报和IEEE软件工程学报。上述数据来源就是, 试验性自动检索阶段笔者多次发现有关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的出版物的会议、研讨会和期刊。有关进行手动检索考虑的数据来源的决定, 是在基于试验性自动检索阶段, 在精心设计检索策略过程中、在最终确定检索字串前, 笔者的集体发现。笔者并未考虑进行手动检索的会议的卫星研讨会。

此外, 在出版物选择过程中采用专家知识。本文包括笔者自己知晓或者由于同事告知而知晓, 但是未能通过自动检索和手动检索识别的出版物。上述出版物主要就是进行自动检索的时候已经中选但是出版商尚未出版的研究。无论笔者自己知晓, 还是由于同事告知知晓的出版物, 只要是通过采用专家知识选择的出版物, 都适用和进行自动检索和手动检索选择相同的标准。

2.3 检索字串

笔者通过规定研究现象的主要术语, 确定检索字串。为了完善检索字串采用的关键词, 通过不断摸索进行一系列的试验性检索。然后删除在自动检索过程中并未发现额外的论文的术语。多次重复上述过程之后, 确定以下检索字串。上述检索字串, 包括以下三个联合使用的组成部分, 用于对于出版物进行关键词、题目、摘要和全文检索:

1) 第I部分:“关键软件”, 或者“关键系统”, 或者“关键设备”, 或者“关键应用”, 或者“嵌入系统”, 或者“嵌入软件”。

2) 第II部分:“安全认证”, 或者“安全评价”, 或者“安全保证”, 或者“安全评估”, 或者“安全鉴定”, 或者“安全分析”, 或者“安全标准”, 或者“安全要求”。

3) 第III部分:“证据”, 或者“安全案例”, 或者“安全论点”, 或者“保证案例”, 或者“可信任性案例”。

上述检索字串的第一部分包括有关安全关键系统的关键词。第二部分涉及安全认证。在此, 不仅仅考虑“安全认证”, 还考虑几个额外的关键词。上述额外的关键词包括有时和“认证”相互替换的术语 (例如“安全评价”) 、和“认证”采用相同的根本原则的活动 (例如“鉴定”) , 以及作为认证的主要前提条件的元素 (“安全标准”和“安全要求”) 。上述检索字串的第三部分涉及安全证据。在此, 还需考虑一个重要情况, 就是安全案例和论点, 在这个情况下, 出现安全证据的时候往往不必提到“证据”这个术语。因此, 根据试验性检索的发现, 笔者考虑一个事实, 就是许多论文将范围更为广泛的“保证案例”和“可信任性案例”两个概念作为安全案例的近义词使用, 尽管上述范围更为广泛的概念不仅仅参照安全性准则, 还参照其他的可信任性准则, 包括安防性和可靠性准则。

2.4 原始研究的选择策略和中选准则

笔者规定选择原始研究过程的中选和落选准则。基本的中选准则的目的就是, 识别并且选择有关安全关键计算机系统的安全评估或者认证、讨论表明对于安全标准的标准符合性的安全证据的经过同行审查的研究。笔者检索、采用提供属于安全认证的证据的信息、痕迹、工具成果或者技巧的英文出版物。进行手动检索的时候, 笔者仅仅考虑自动检索并未识别的研究。对于期刊, 笔者仅仅考虑从1990年开始到进行自动检索和手动检索的日期 (2012年1月) 结束的各卷期刊。1990年是采用自动检索以及对于会议和研讨会采用手动检索发现的时间最为久远的论文的出版年份。

此外, 笔者采用以下落选标准, 排除满足以下任何一个准则的出版物: (1) “灰色文献”, 例如技术报告、工作论文、项目可交付物和博士论文; (2) 图书、教辅材料或者广告出版物; (3) 讨论通用安全分析技巧 (例如故障树分析 (FTA) ) , 但是并未讨论安全认证的证据提供的出版物; (4) 有关安全关键非计算机系统的论文; (5) 无法获得正文的出版物。

原始研究的选择过程包括两个主要过程。在第一个过程中, 包括除了Google Scholar以外的所有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参见2.2) , 详见[12]。在第二个过程中, 考虑Google Scholar和采用专家知识识别的额外的论文。

第一个过程包括四个阶段。上述四个阶段参见表1 (在表1中被表示为P1、P2、P3和P4) 。在第一阶段中, 在电子数据库中使用上述检索字串, 提取出来2 200个结果。在第二阶段中, 第一作者阅读提取出来的出版物的摘要, 从而确定对于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研究范围的相关性。这个阶段基本的中选准则就是, 摘要是否提到用于评估或者认证的安全证据信息, 或者包括“证据”或者规定证据的某种方式 (安全案例、保证案例或者可信任性案例, 或者安全论点) 。在第二阶段中, 第一作者对于选择的会议和期刊进行手动检索。手动检索和自动检索的中选准则相同。首先从通过自动检索获得的2 200项研究中, 选择出来151份出版物。然后通过手动检索, 选择出额外的65项研究。这样, 在下个阶段中, 共有216项研究需要审查。

在第三阶段中, 深入审查上述研究。各个作者进行分工, 其中第一作者负责审查绝大多数的研究。其他作者给予帮助、提供指导。最初, 笔者并未在其中56项研究中发现证据信息, 排除上述65项研究。

在第四阶段中, 第二作者进行两次可靠性检查。第一次, 通过阅读摘要, 随机检查第一阶段提取出来的大约10%的研究。第二次, 检查第三阶段排除的所有56项研究。在这个阶段中, 笔者认为重复的论文是指拥有至少一个共同作者、对于研究问题提供等价答案的论文 (例如基于此前论文的扩展的论文) 。在所有情况下, 为了获得最多的信息选择扩展的论文和最新版本的论文, 再次讨论并且审查此前排除、但是此后认为可能有关的论文。通过上述讨论, 增加8项研究, 并且从上述8项研究中提取出来有关数据, 详见表1。此外, 排除4项属于重复的论文的研究。在这个阶段中, 通过采用专家知识, 增加7项研究。上述7项研究都是笔者认为在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研究范围内, 但是并未通过此前的任何自动检索或者手动检索提取出来的文献。这样, 在这个阶段中, 共有171项原始研究通过审查。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的可靠性, 完成第一个出版物选择过程、从在第一个过程中识别的出版物中提取出来有关数据之后, 笔者进行第二个出版物选择过程。在第二个过程中, 采用Google Scholar作为自动检索的数据来源。上述第二个过程属于确认性措施, 可以提高对于通过第一个过程 (在第二个阶段前) 获得的发现的概括性的信心。具体而言, 通过第二个阶段确认通过第一个阶段获得的主要观察具有稳定性, 换句话说, 上述观察并不因为新的发现而丧失有效性。

第二个出版物选择过程包括四个阶段。上述四个阶段详见表2 (在表2中被表示为S1、S2、S3和S4) 。在第一个阶段中, 使用上述检索字串, 获得5 430项研究。由于增加Google Scholar作为数据来源的目的就是更进一步缓解未能检索出来有关出版物和信息的风险, 笔者仅仅检查一半略多的研究 (2 763项研究) 。在第二个阶段中, 排除来自此前检查的出版商网站的出版物, 以及满足落选准则的出版物 (灰色文献、技术报告等) 。这样, 共有97项研究中选。在第三个阶段中, 第二作者阅读摘要之后, 选择49项研究。上述49项研究在第一个出版物选择过程中并未识别出来, 但是属于经过同行审查, 并且出现在大学、机构、研究会、小型出版商的网页上的出版物。在第四个阶段中, 第一作者对于上述49项研究进行全文审查, 选择其中39项研究作为原始研究。此外, 在第二个出版物选择过程中, 通过采用专家知识, 增加7份论文。

这样, 完成上述两个出版物选择过程之后, 共有218项 (171项加47项) 研究通过审查, 可以用于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

2.5 数据提取和质量准则

笔者设计一个用于收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的信息的数据提取模版 (电子表格) 。除了从每项原始研究中提取参考文献信息 (题目、作者、年份和出版商信息) 以外, 提取有关评估或者认证系统的应用领域的信息、用于表明标准合规性的基本安全标准的信息、用于提供证据的信息、痕迹、工具、技巧的信息、有关证据组织技巧的信息、对于收集的证据的信心的评估技巧的信息、有关证据提供的需求和挑战、有关从所有原始研究中提取出来的数据的所有信息。

此外, 为了进行出版物质量评估, 笔者更进一步提取数据。为此, 笔者定义三个尺度:

1) 证据抽象水平:证据抽象水平基于特定研究提供的证据的具体性确定。证据抽象水平可以衡量通过分析原始研究识别证据的质量。证据抽象水平从最为抽象的等级到最为具体的等级依次包括:通用层面、领域层面、安全标准层面、一类系统层面、一个系统层面。基于证据分类使用的证据类型, 具有非通用层面的证据抽象水平的证据示例包括领域层面 (例如核能领域) 的危害规范、安全标准层面 (例如DO 178B) 的源代码、一类系统层面 (例如商业通用系统) 的系统历史服务数据规范和一个系统层面 (例如起搏器软件) 的模型检验结果。“通用层面”的证据抽象水平是指, 在原始研究中提到但是并未在特定应用领域、标准、一类系统或者一个系统的研究范围内出现的证据。一般而言, 笔者认为抽象水平较低的证据比较有用, 也就是说, 比较具体的证据比较有用, 因为上述原始研究更有可能包括一些实际的建议。

2) 确认方法:确认方法基于特定原始研究的确认方法确定。研究类型包括:案例研究 (项目执行期间通过作者以外的专业人员进行确认) 、实地研究 (通过真实项目的数据确认, 但是不在项目执行期间进行确认) 、行为研究 (真实项目实施期间通过作者本人进行确认) 、调查 (基于专业人员的观点和视角进行确认) 、其他研究。需要注意, “确认”是指广义的确认。具体而言, “确认”并不一定是指在受控环境 (例如受控试验的环境) 下进行的确认。笔者的确并未发现任何表明采用受控试验的原始研究。尽管如此, 笔者认为经过确认的研究工作收集的信息更能反映实践情况, 因此更加有用。

3) 工具支持:工具支持有助于用于认证或者安全保证的证据提供 (证据收集、组织和评估) 。笔者认为, 工具支持的可获得性属于基础技巧的重要成熟度因素, 以及基础技巧产业应用的必要步骤。

3 研究结果

本节介绍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研究结果, 通过从22年出版的218项研究中提取出来的数据逐一回答上述研究问题。针对上述原始研究提到的应用领域和安全标准, 笔者总共识别出来8个应用领域、16个安全标准。

图1表明: (1) 从1990年到2011年出版的原始研究数量; (2) 有关每个应用领域的论文数量; (3) 有关现有文献提到的每个安全标准的论文数量。图1 (a) 并不存在2012年出版的出版物, 因为2012年就是检索年份, 仅仅可以显示部分月份的出版物数量。在上述原始研究中识别出来的8个应用领域如下所述: (1) 航天领域 (讨论大气层和外层空间飞行器的内部系统) ; (2) 航空领域 (讨论对流层飞行器系统) ; (3) 汽车领域 (讨论公路机动车辆的内部系统) ; (4) 航海和 (近海) 能源领域 (讨论船舶和近海钻井平台的内部系统、用于石油、天然气和近海自然资源开采的系统) ; (5) 医学领域 (讨论医药和医疗领域的系统) ; (6) 核能领域 (讨论核电站和控制器的内部系统) ; (7) 铁路领域 (讨论轨道交通系统) ; (8) 机器人领域 (讨论机器人的设计、制造、工作和应用) 。

需要注意在图1中并未包括提到一个以上应用领域或者一个以上安全标准的原始研究。尽管上述研究提到的部分应用领域或者安全标准在上述系统性文献综述的研究范围内, 但是笔者无法最终确定有关信息 (证据信息、技巧和工具) 对应的应用领域或者安全标准。

1) RQ1.构成对于安全标准的标准合规性证据的信息都有哪些?

笔者基于在原始研究中发现的各种证据示例、痕迹、工具和技巧, 建立有关数据类型的分类体系。分类体系可以提供基于直觉, 但是内容全面的介绍并且概括有关证据信息要求的部分研究成果的方法, 尤其是考虑到在原始研究中识别的信息数量巨大。此外, 分类体系可以作为有效的采用更加有序的方法介绍研究成果的方法。上述分类体系的当前结构最终确定之前, 曾经进行多次迭代。系统安全和认证专家曾经对于提取出来的证据类型进行审查, 并且提供反馈。

上述分类体系包括49个基本的证据类型。上述分类体系的每个叶节点, 在至少2项原始研究中提到。此外, 提供词汇表, 作为上述分类体系的补充。上述词汇表提供澄清, 确保更好认识上述分类体系和构建方法。此外, 上述词汇表提供了: (1) 每个基本的证据类型的定义; (2) 上述定义采用的 (除了安全标准以外的) 数据来源; (3) 在现有文献中识别的每个证据类型的近义词; (4) 在现有文献中属于证据的或者用于提供证据的工具、技巧、痕迹和信息。从每项原始研究中提取的数据和引用的完整列表。

表3提供有关识别出来每个证据类型的研究的数量和占总数的百分比的信息。由于不同原始研究包括的信息具有不同的证据抽象水平 (第3.5节) , 在表3中标注每个证据类型的最低证据抽象水平。

研究结果表明, 在现有文献中, 频率最高的证据类型包括:危害原因规范 (总共218份论文, 在其中111份论文中出现, 占总数的51%) 、风险分析结果 (51%) 、危害规范 (43%) 、事故规范 (34%) 、需求规范 (24%) 、危害缓解规范 (23%) 、设计规范 (20%) 。频率最低的证据类型包括:沟通计划 (1%) 、系统测试结果 (1%) 、目标代码 (1%) 、非运营性测试结果 (1%) 、项目风险管理计划 (2%) 、正常工作范围测试结果 (2%) 。只有沟通计划并未在经过确认的原始研究中提到。

图1中: (a) 每个出版年份的研究数量; (b) 有关每个应用领域的研究数量; (c) 有关每个安全标准的研究数量

2) RQ2.用于组织表明对于安全标准的标准符合性的证据的技巧都有哪些?

在选择的218项研究中, 笔者从其中117项研究中识别出来安全证据组织技巧。笔者将上述技巧划分成三个大类。有关每个大类的百分比是指一个大类的论文占105份有关论文的百分比。其中一些研究提到一项以上技巧。

(1) 论证导致的证据结构 (92%) 。论证是指介绍系统被认为是具有可以接受的安全性的原因的方法。论证结构导致出现特定的证据结构, 因为论点需要得到直接证明论点的证据的支持。论证导致的证据结构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 或者文字的形式表现。在通过图表的形式表现的小类中, 笔者识别出来以下技巧。

(1) GSN:GSN可以用于明确记录论点的组成元素和结构以及论点和证据的关系。在GSN中, 将论点的主张记录为目标, 将证据记录在解决方案中; (2) CAE:CAE促进类似GSN的三层方法。在CAE中, 包括在论点中提出的顶层主张、用于支持上述主张的论点的描述、用于支持上述主张或者论点的证据的介绍; (3) BBN:BBN导致在有方向性的非循环性图表中的证据结构, 上述图表表明组成元素的有条件性依赖关系; (4) KAOS:KAOS是指可以用于安全案例规范的目标建模语言:KAOS通过与或操作, 采用类似论证的方法分解顶层目标, 直到可以提供实现目标的证据; (5) SSG:SSG是指将安全规范表现为节点、将证据和相互关系表示为边缘的线性图表。

对于采用文字的形式表现的小类, 笔者选择通过结构化方法采用文字的形式提供论点和支持论点的证据的研究。在采用文字的形式表现的小类中, 笔者识别出来以下技巧。

(1) 信任案例:信任案例导致包括安全主张、论断、将上述安全主张和论证表现为假设的证据、进行文件引用的结构化文本格式; (2) 结构化HTM:结构化HTML使用HT-ML标签表明作为安全证据的各种痕迹的联系, 并且安排上述安全证据的结构; (3) 结构化文本:结构化文本提出几个可能的方法, 包括结构化散文 (结构化散文通过要求明确标注论点的关键部分, 将特定结构使用在正常散文中) ;论点概述 (论点概述通过概述的格式, 采用缩进、编号和不同的字体安排论点和证据的结构) ;数学证据 (数学证据采用在数学中使用的几何证据结构 (条件、陈述、原因1) ) ;LISP方式 (LISP方式采用LISP编程语言的句法结构, 对于证据和论点使用简称和括号) 。

(2) 基于模型的证据规范 (5%) :对于上述大类, 笔者采用模型对于影响安全证据结构的技巧进行分类。在上述原始研究中, 笔者识别出来以下方法: (1) 针对特定领域的UML元模型和特别针对DO 178B和IEC 61508等标准制定的UML概要文件; (2) 数据建模:数据建模采用实体—关系图表, 安排大型安全案例的数据内容 (包括证据方面数据内容) 的结构; (3) 流程模型:流程模型包括产生证据痕迹的活动或者流程, 并且采用树形结构介绍上述活动或者流程。

(3) 文本模版 (3%) :文本模版采用预先定义的文本格式, 提供预先定义的段落或者表格以及安排证据的结构的限制。笔者识别出来以下方法: (1) CENELEC模版:CEN-ELEC模版在铁路领域中使用, 用于安排在质量管理报告和安全管理报告等一系列报告中的证据的结构; (2) ACRu DA模版:ACRu DA模版用于按照预先定义的安全案例结构安排证据的结构; (3) 模版附件[PS19]:模版附件提供用于在不同系统开发和安全保证阶段中产生的预先定义的一系列文件的模版。并且提供有关文件编制、半形式化描述、确认和验证流程需要的方法的建议。

3) RQ3.用于评估证据充足性的技巧都有哪些?

在选择的218项研究中, 笔者从其中105项研究中识别出来证据评估技巧。将上述技巧划分为四个大类。有关每个大类的百分比是指一个大类的论文占105份有关论文的百分比。其中一些研究提到一项以上技巧。

(1) 定性评估 (68%) :对于上述大类, 笔者对于采用非数字性方法的证据评估技巧进行分类。论证属于“定性评估”项下发现的使用最为广泛的技巧。论证可以基于无限制性自然语言、 (半) 结构化自然语言或者GSN等图表形式的论证结构。图表形式的论证结构一般具有比较方便理解、审查、定位的优势。论证可以通过涉及证据的可信性等级的“定性标签”完善。笔者识别的属于上述大类的方法包括: (1) 安全证据保证等级 (SEAL) :SEAL提供涉及安全证据的置信度的四个等级, 最高的安全证据保证等级是“不容否认”, 之后就是“有信服力”和“有说服力”, 最低的安全证据保证等级是有证明力; (2) 安全保证等级 (SAL) :SAL类似SEAL, 但是讨论论点和分论点的置信度传播规则。

此外, 笔者识别出来并不基于论证的定性证据评估方法, 包括: (1) 基于活动的质量模型:基于活动的质量模型采用质量矩阵评估对于IEC 62304标准的标准合规性证据; (2) 证据—置信度转换过程:证据—置信度转换过程通过导致规定对于系统的安全性的信心的审查过程评估安全证据。

(2) 核对清单 (16%) :对于上述大类, 笔者对于采用包括审查证据的时候需要回答或者检查的一系列有引导性的问题的“待办事项清单”进行分类。举例来说, 上述问题可以是为了提高收集的证据的置信度、检查收集的证据的充分性必须满足的一系列条件。笔者在现有文献中识别出来以下种类的核对清单: (1) 设计核对清单:设计核对清单基于系统设计评估证据; (2) 基于GQM的核对清单:基于GQM的核对清单基于目标/问题/度量 (GSM) 框架[19]。基于GQM的核对清单定义评估产品和流程证据的顶层目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回答的问题、提供进行分析可以依据的可测量性基准的度量标准; (3) 基于论证的核对清单:基于论证的核对清单通过将核对清单和论证相结合评估证据; (4) 基于分类体系的调查问卷:基于分类体系的调查问卷包括讨论在软件安全风险分类体系和软件安全风险评估过程中的安全属性和痕迹的305个问题[20]; (5) 其他核对清单:其他核对清单是指并不属于上述更加具体的各种核对清单的核对清单。

(3) 定量分析 (10%) :对于上述大类, 笔者对于采用定量证据评估方法的技巧进行分类。上述技巧包括: (1) BBNs:BBN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采用有条件性的可能性分布分析证据。BBNs和证据组织技巧BBN相结合使用。在有关证据评估的现有文献中, BBNs属于使用频率第一的定量技巧; (2) 程序方法:程序方法属于定量评估结构和形式论证结构的结合。程序方法基于采用用于评估安全案例的总体目标的目标模型 (KAOS) 、专家启发和可能性仿真的定量推理; (3) 证据数量方法:证据数量方法允许内部专家确定描述每个证据的相对重要性的权重系数。然后为了计算被称为是证据数量的一个数量, 选择有关确定权重的证据的求和函数, 基于证据数量选择结果 (接受或者拒绝) 。

(4) 基于逻辑的评估 (6%) :针对上述大类, 笔者为了表明、验证各项证据受到关注的属性和上述各项证据的关系, 对于采用一阶逻辑语句等逻辑公式的技巧进行分类。基于逻辑的技巧最为适合检查证据信息的结构良好性和一致性约束。例如, OCL[21]已经用于确保针对特定系统的各项证据之间存在一致的联系, 并且存在安全标准要求的各项证据。

4) RQ4.有关安全证据的研究关注的挑战和需求都有哪些?

笔者识别出来几个大类的有关提供安全证据的信息、安排安全证据的结构、进行安全证据的评估的一般挑战和需求。其中一些原始研究提到一类以上需求或者挑战。尽管对于每个大类, 并未提到对应的所有原始研究, 但是为了深入了解对于上述原始研究的分类方法, 进行举例说明。在现有文献中讨论的几个大类的挑战和需求如下所述:

(1) 对于证据内容的规定:提到频率第一的挑战 (总共218份论文, 在其中60份论文中出现) 就是, 在特定应用领域中采用系统性方法确定需要作为特定一套适用标准的标准合规性证据提供的信息的内容。例如, 哈布力 (Habli) 和凯利 (Kelly) 讨论确定基于产品的安全认证证据和基于流程的认证证据之间的正确平衡的挑战。还有贝特等人 (Bate et al.) 研究在当前安全关键系统中使用现代的超标量处理器的时候识别支持证据的挑战。笔者认为, 针对RQ1建立的证据分类体系可以有助于应对上述挑战。

(2) 安全案例的构建:提到频率第二的挑战 (在57份论文中出现) 和制定安全案例有联系, 主要包括为了采用更加准确、经济的方法证明标准合规性, 提供对于安全案例的构建、论点和证据的分解的方法指南。对于主张、论点和证据的结构良好性的要求和RQ2识别的证据组织技巧有联系。例如, 比索普等人 (Bishop et al.) 承认安全案例的结构良好性对于最大限度降低安全和商业风险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从上到下的安全案例制定方法, 为了适应安全案例的变更, 对于安全案例进行分层。还有费泽尔 (Feather) 和马克思恩 (Markosian) 讨论制定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安全关键航天软件的安全案例、提供帮助类似软件系统的安全案例制定人员的指南的挑战。

(3) 证据置信度或者相关性的确定:笔者发现在31份论文中, 研究人员承认, 根据证据来源, 不同的证据可以具有不同的置信度, 或者对于满足不同的标准合规性要求具有不同的贡献度。为了确定置信度或者相关性, 可能需要对于各项证据或者对于各项证据和安全论点或者主张之间关系分配权重。例如, 布依苏等人 (Bouissou et al.) 采用BBN技巧帮助评估人员通过采用可能性分布函数, 对于提供的证据分配权重。还有柯泽妮等人 (Czerny et al.) 讨论在汽车领域中提供“转向系统”令人信服的安全证据的挑战。这是一个主要的技术挑战, 需要更高水平的分析、设计和验证。RQ3识别的证据评估技巧和上述需求有关联。

(4) 更好的开发流程的确定以及更好的流程合规性证据的提供:在选择的原始研究中, 共有30份原始研究提到为了方便采用严格的方法验证开发流程对于适用安全标准的标准合规性, 确定安全关键系统更好的开发流程的挑战。例如, 哈布力和凯利采用基于模型的方式定义, 通过自动验证对于安全标准的标准合规性, 描述生命周期过程以及可靠性保证过程的一个可扩展性元模型。在另外一项原始研究中, 霍尔 (Hall) 和拉帕诺蒂 (Rapanotti) 介绍“用于系统开发的安全保证驱动的设计”概念, 上述概念认为保证论点或者保证案例和产品本身一样重要。

(5) 安全标准的歧义:笔者发现共有25项原始研究提到标准在应用中的歧义 (或者问题) , 例如对于标准的证据要求存在不同的解读。此外, 上述原始研究提供证明对于一个标准或者一系列标准的标准合规性的指南。例如, 伊万等人 (Evans et al.) 研究英国国防标准DS 00-56的证据要求和上述证据要求的充分性, 并且将DS 00-56的证据要求和DO 178B、ARP4754、ARP4761和IEC 61508等民用标准的证据要求相比较。狄特尔 (Dittel) 和阿若思 (Aryus) 讨论确定对于ISO 26262标准的标准合规性的安全案例的时候解读、采用、识别正确的详细程度的挑战。

(6) 多个部件和子系统组成系统的认证:共有17份论文提到有关重复利用既有或者商业通用 (COTS) 软件等现有部件或者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的证据构建、组织以及评估的挑战。例如, 范 (Fan) 和凯利 (Kelly) 提出用于证明安全关键系统使用COTS部件具有合理性的一个基于合同的方法。上述基于合同的方法按照基于COTS部件获得的保证要求, 评价针对具体应用的安全要求。埃斯波西托等人 (Esposito et al.) 提出用于鉴定、选择COTS部件的另外一个系统性方法, 上述系统性方法基于可以指导并且评价COTS部件的选择的定制质量模型。

(7) 提供论证的需求:共有9份论文讨论通过论证表明收集的证据支持安全主张的方法并且证明上述方法的合理性的重要性。例如, 林凌 (Linling) 和凯利 (Kelly) 研究飞行器认证领域提供清楚、正当的论点以及基于论证的保证的潜在问题的需求。克莱格 (Clegg) 讨论可以将故障和失效引入到FPGA的方法、可以采用的可能的缓解技巧和采用论点表明FGPA满足安全要求的方法的需求。

(8) 新型技术的标准合规性的证明:共有7份论文提到有关采用安全关键领域的新型技术的系统的认证证据的证据提供方面的挑战。例如, 丹尼尔 (Daniel) 和马里奥 (Mario) 讨论普适计算等新兴的计算趋势为了对于环境和用户需求的动态变化做出恰当反映需要具有适应性的方法。并且提供用于评价可适应性系统的安全性的有条件安全证书的细节。还有拉什比 (Rushby) 讨论可适应性系统在运行时期内修改以及集成各个功能的方法, 并且提出采用运行时期验证的一个框架, 从而可以在运行时期内进行部分认证。

(9) 首次认证或者“经过使用验证”系统的重新认证:总共7份论文强调对于此前并未进行认证的系统进行认证, 或者对于此前采用但是现在无法采用“经过使用验证”原则 (例如, 由于加强监管, 或者上次按照“经过使用验证”原则进行验证之后, 出现系统演进) 的系统进行重新认证的挑战。在此, “经过使用验证”是指基于此前的系统工作情况, 存在系统满足安全标准有关安全要求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例如, 卡梅隆等人 (Cameron et al.) 提供通过证明对于无人飞行器系统 (UAS) 有关“经过使用验证”试航性规定的标准合规性, 对于无人飞行器进行认证的方法。在另外一项原始研究中, 米查姆等人 (Meacham et al.) 讨论为了对于既有系统进行重新认证, 原有安全关键系统采用传统软件安全标准的问题。并且提出包括修改前的软件和修改后的软件之间关系的模型, 以及提供有关对于经过修改的既有软件进行适航性认证的方法的指南。

摘要：航空、铁路和汽车等领域的关键系统往往需要经过正式的安全认证过程。正式的安全认证过程的目的就是确保上述关键系统将会安全工作, 对于用户、公众或者环境并不产生任何不当风险。对于安全性的保证一般通过对于安全标准的标准符合性实现。证明对于安全标准的标准符合性包括提供表明符合安全标准的安全准则的证据。为了应对大型关键系统的结构复杂性和由此产生的证明标准符合性需要证据信息的数量巨大性, 安全人员需要有助于将证据信息划分成各种证据类型, 以及安排证据的结构、进行证据的深入评估。本文建立对于属于安全证据的信息、痕迹进行分类的分类体系, 并且审查现有安全证据组织和评估技巧, 然后研究作为学术文献研究对象的有关挑战。此外本文分析不同应用领域的研究结果的共性, 讨论研究结果对于研究和实践的影响。

企业文化理论文献综述 篇9

(一) 企业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理性主义一直是作为西方企业管理的基本准则, 然而这种理性主义管理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企业的理性化管理因为缺乏灵活性, 从而束缚了人们的创造性, 打击了人们与企业长期共存的信念, 从而塑造一种有利于创新和将心理因素与价值整合的文化, 才能真正对企业长期的经营业绩和企业今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 日本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大, 从而促使美国大量的专家、企业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与美国的企业做了比较。经过认真的研究比较, 他们发现注重信念、目标、价值观等文化因素的企业管理模式是日本越来越发达的重要原因。从这些理论和研究中不难看出, 企业文化的形成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 是当代企业竞争中管理模式比较的产物, 是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反映。

(二) 企业文化的产生

从文献上来看, 企业文化理论应该是在美国形成的, 美国企业文化研究的热潮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受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影响, 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如《日本名列第一》。第二阶段学者对两国的管理模式的比对研究, 这也可以说是学习引进阶段, 如《日本企业管理艺术》《美国企业如何迎接日本的挑战》等书。第三阶段是在本国的改革研究, 主要是研究寻找与美国文化相匹配的企业文化, 来提升美国的经济活力和应对日本企业的竞争, 如《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成功之路—美国最佳管理企业的经验》。尤其是后四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企业文化理论的形成。

(三) 中国的企业文化理论

美国提出的企业文化理论传到中国是在上世纪80年代, 传入后很快引起了中国企业家和学者的共鸣和响应, 掀起了一次次的企业文化热潮, 甚至把是否具有先进优良的企业文化理论作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到了90年代, 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要想在市场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与众不同的竞争实力, 企业开始寻找应对策略, 许多企业看到了国外企业的先进管理模式, 纷纷开始模仿外资企业的文化形式。21世纪以来, 市场经济更加深入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企业的竞争格局, 使得企业文化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重视。大批大批的企业开始进行企业文化的建设和改革, 很多企业专门成立了企业文化部门, 高层领导开始致力完善企业文化体系。国内学者专家、高校开始深入的研究企业文化, 很多大学成立了以企业文化为中心的专业。随着改革开放, 外资引入, 大量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落户中国, 既有本土的企业也有外资企业, 这样使得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和中国的企业文化相结合, 带动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二、企业文化理论的本质

企业文化体现在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可以充分展示出这个企业的文化, 企业的精神面貌、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企业的管理模式、员工的风貌、管理层的做事风格等等都可以看出来, 体现在每个细节, 每个角落。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以及生产观念。企业文化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显性文化, 包括厂房、硬件设备、原材料、和所生产出的产品等等。另一部分是隐性文化, 是以人的思想精神为基础的各种文化表现, 包括企业的管理制度、行为方式等等。企业文化可以概括为,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形成的反映本企业特点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企业精神和形象等的融合。

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狭义上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价值理念、经营宗旨和道德准则的综合。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各种活动及结果中, 所努力贯彻并实际体现出来的以文明取胜的群体竞争意识, 并表现为企业总体的风采和独特的风格模式。

三、企业文化研究的方向

杨雨诚、唐欢庆2006年在《企业文化理论综述》中说过: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20多年的迅猛发展来看, 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定向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道路。文化研究一直没能明白其研究方向直到90年代, 企业文化被慢慢普及, 用企业文化来塑造企业形象的意义得到了重视。因而, 在80年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方向被细致化, 实践化。出现了大约四个方向: (1) 企业文化理论被深入研究; (2) 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和发展的关系研究; (3) 关于企业文化测量的研究; (4) 关于企业文化诊断和评估的研究。

中国的企业文化必须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同时也要吸收世界各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样才能使得中国的企业文化具有生命力、创造力。中国的企业要对员工提供好的工作和实现梦想的条件, 对客户要有周到的服务, 还要重视技术革新, 是全体员工在和睦的氛围内用先进易懂的技术创造价值。

四、结语

企业文化理论从产生到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国内外很多学者已经在该领域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 已经在企业界和理论界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目标是解决如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如何更好地处理企业文化和企业管理之间的关系, 如何对企业的文化进行正确的评估, 如何更好的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发展。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讨, 需要科学系统的理论指导并与实践充分结合。相信在不断的努力下, 我们的企业文化会越来越完美。

摘要：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 企业文化的发展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创造创新为本, 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可以为战略管理提供最有利、最长效的平台。因此, 企业文化越来越受到企业的关注, 文化管理日渐成为企业管理的潮流。文章将现有的企业文化理论和文献进行整理、归纳、总结。

关键词：企业文化,理论,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1]王吉鹏, 企业文化热点问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6.

企业并购文化整合文献综述 篇10

关键词：企业并购,文化整合,文献综述

一、文化整合概念的界定

何为文化整合?从已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文化整合的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学者认为文化整合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如Nahavandi﹑Malekzadeh(1990),从一个较为宏观层面进行了定义,认为文化整合是双方企业互动的过程。廖泉文、李鸿波(2003)谈到文化整合是指企业在并购过程当中将相异或矛盾的文化特质在相互适应、认同后形成一种和谐、协调的文化体系,强调了文化整合最终的一个和谐状态。另一类学者则认为文化整合是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如齐艳秋(2001),从文化创新的角度进行了理解,认为文化整合既是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也是文化再造和文化创新的过程。李建华(2000)认为所谓“文化整合”即指将不同文化质,经过合并、分拆、增强、减弱等方式,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质。

二、文化整合在企业并购中的作用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文化整合是影响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90年代已提出了这个观点,如Shrallow(1985),Toby J.Tetenbaum(1999)等。从国内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赞成这一观点。张藕香﹑章喜为(2003)认为并购后的整合决定了企业并购的成功与否,而在整合的过程中文化整合是关键。张利萍(2012)谈到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碰撞会给整合工作带来巨大的阻力,若不能有效地整合双方的企业文化就很可能导致并购的失败,因此,确保并购成功的关键之一在于文化整合。骆金珏(2014)从员工﹑制度规范﹑企业并购战略目标三个方面阐释了文化整合是企业并购行为成功的关键。李雅霖(2015)提到各个企业都有自身的企业文化,公司职员会习惯性地根据固定的逻辑思维来分析和处理问题,这将导致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而文化整合能够处理好管理与文化之间的矛盾,这是企业成功并购的关键。

三、文化整合的现状及问题

目前企业并购文化整合不仅面临着企业文化的差异,还面临着民族文化的差异;也存在企业尚缺乏对文化整合的重视﹑企业文化整合模式较为单一﹑员工参与度不高﹑文化整合流于形式的问题。

企业并购文化整合普遍面临着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的双重差异(顾卫平﹑薛求知,2004)。孙亚东(2010)认为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面临两大类的文化差异,即民族文化差异和企业文化差异。李建民(2014)谈到双重文化的冲突可能会使文化的整合更为复杂和困难。康海燕(2010)结合多案例说明了双重文化差异给文化整合带来的挑战。张丽华、蔡宁伟(2012)依据企业生命周期和发展战略,剖析了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互作用。

企业尚缺乏对文化整合的重视﹑企业文化整合模式较为单一﹑员工参与度不高﹑文化整合流于形式是目前企业并购存在的主要问题。周媛媛(2014)提到目前我国的企业并购大多只注重财务和资产整合,而常常忽视企业的文化整合。谢守忠(2008)和陈国平、景奉杰(2005)都谈到目前企业文化整合模式单一,并购企业通常采用吸纳式的文化整合模式,强制性地把自己的企业文化灌输给被并购企业。企业并购文化整合关乎企业并购的成败和效率,而文化整合的关键在员工的参与(崔影慧、刘笑笑,2012);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的目标和要求不能明确地传递给员工,容易导致员工对企业领导者产生不信任感而对整合计划采取不支持或低配合的态度(王昕宇,2011),这就造成了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员工参与度低的问题。

四、文化整合所带来的风险和冲突

不论企业进行横向并购还是纵向并购,由于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在整合过程中难免会有碰撞和摩擦,这就会带来一定的文化风险和冲突。David and Singh(1994)对企业并购的文化差异及其风险因素进行了探究和分析,并将其分为四类,即环境文化风险﹑组织文化风险﹑经营文化风险和跨组织文化风险。国内学者主要把文化整合风险概括为价值观差异风险、经营观念差异风险、经营制度差异风险和工作程序差异风险(侯学明,1999;尚宝明,2010)。Mirvis and Marks(1992)研究认为,文化冲突一般会经历感知差异﹑放大差异﹑典型化和压制四个阶段。并且文化冲突主要体现在企业精神文化的冲突﹑制度文化的冲突和物质、行为文化的冲突。众多学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如范征(2000)认为形象冲突也是文化冲突的一种,并运用IBM的案例说明了形象冲突给企业并购带来的消极影响。郑宁﹑胡琳瑜(2004),肖智润(2011)等学者强调了人事冲突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冲突。

文化整合风险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并购以及并购后企业的运转,基于此,众多学者对规避风险冲突的途径进行了探究。Cartwright and Cooper(1993)认为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并购企业若能较好地控制企业并购的规模和程度,保持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性,则能有效地处理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化解双方的文化冲突。而从国内研究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加强文化适应性训练﹑重视文化多元化﹑进行跨文化培训是消除文化差异、降低文化整合风险、化解文化冲突的有效途径(张藕香,2003)。有学者从不同的观察角度进行思考,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如李琳(2011)考虑到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中,在企业的并购过程中政府的参与度和干预度还较高,所以争取政府支持、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能够有效地管控文化整合风险。崔影慧、魏娟(2006)认为在无形的文化整合过程中需要以有形的整合为载体,协调与其他整合工作的关系,有利于文化整合风险的控制。

五、文化整合模式

“七七定律”说明了70%的并购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70%的并购失败于并购后文化的整合。所以,企业要进行有效的文化整合,关键在于选择合理的文化整合模式。Berry(1983,1984)为减弱文化冲突对文化整合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四种文化整合模式:融合、同化、隔离、混沌。这对后来的文化整合问题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多数学者都继承和沿用了这一观点(Haspeslaph and Jemison,1991;Nahavandi and Malekzadeh,1998等)。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国外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补充,也有一部分学者在深入探究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如潘爱玲(2004)提出了融合、移植、渗透、嫁接和自主五种文化整合模式。张子刚等(2004)从企业文化的差异性与刚性两个分析纬度切入,对文化整合进行了探究,认为企业并购文化整合主要有冲突型、融合型、可塑型和摩擦型四种类型。徐学智(2012)在回顾文化整合模式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总结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提出分离—渐进模式、同化—促进模式和渗透—融合模式三种文化整合模式。

综上,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已对企业并购文化整合开展了研究,在80、90年代相关理论已较为成熟,国内学者基本是在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和发展。从现有文献看,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文化整合中的文化冲突与风险、问题难点与对策以及文化整合模式等;在研究方法上,绝大部分的学者都运用了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案例分析的文献较少,综述形式的研究也只是对文化整合进行了较为宽泛的总结,聚焦度和深度稍显不足,并且实证研究方法尚未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虽然由双方企业的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和碰撞难以避免,但并购企业和被并购企业首先都应该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排斥或强制性地灌输。其次,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并购企业要适时适度地把握好整合的进度,为员工提供跨文化培训,鼓励双方企业主动进行沟通和交流,加强文化适应性训练,提高双方企业对彼此的了解程度,从而减少整合的阻力,帮助企业顺利完成并购,实现并购的协同效应。

参考文献

[1]廖泉文,李鸿波.企业并购的文化整合动因、障碍分析及其模式选择[J].管理科学,2003(01):33-37.

[2]顾卫平,薛求知.论跨国并购中的文化整合[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