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群创新理论综述

企业集群创新理论综述（共6篇）

企业集群创新理论综述 篇1

在世界向着知识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创新成了企业集群发展最为重要的源动力,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国内外对企业集群创新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第二是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研究;第三是影响企业集群创新因素的研究。

1国外研究

1.1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马歇尔从“外部经济”角度进行探讨, 并认为专门人才、原材料供给、运输便利以及技术扩散是集聚创新的动力。韦伯从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成本节约的角度讨论了中小企业集群形成的动因。Allen Young、Hoover、Krugman (1991) 分别从“规模报酬理论”角度、“‘集聚体’的规模效益”角度和“规模递增收益”角度探讨了不同的集群创新生成动力。Saxenian (1992) 在研究硅谷的发展时认为当地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加快了新知识的产生与传播。Enright (1996) 认为知识外溢和熟练劳动力市场推动了企业集群创新的发展。Walz (1996) 通过增长极理论和创新理论进行分析, 认为地方化的知识创造所推动的创新是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Tichy (1998) 借用佛农的生命周期理论, 从时间维度分析了企业集群创新的演进。Brenner、Greif (2003) 应用复杂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来研究集群创新动力机制。

1.2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研究

以意大利的Becattini、Deiottanti、Bellandi等学者为主要代表的新马歇尔主义学派认为, 通过溢出与劳动力转移, 知识以空气中自由扩散的方式在集群内产生扩散创新能力。而Asheim (2000) 和Maskell (1999) 等经济地理学家则更关注地理与区位维度。Freeman、Debresson和Amesse (1991) 认为企业集群可以被看作是网络的一种形态, 把这些网络形式概括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Chris Hendry和James Brown (2006) 认为集群网络有助于创新和产品开发, 而国际间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意义更重要。

2国内研究

2.1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的研究

魏守华 (2002) 对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及社会资本整合, 动态地研究集群创新在集群的不同阶段的动力机制。鲁若愚、徐强 (2003) 从集群创新文化、竞争效应、市场需求拉动、创新收益和创新积累5个方面分析集群创新的动力机制。

2.2企业集群创新扩散与溢出机制研究

魏江 (2003) 通过调查得出, 工程师和高层管理人员是集群创新扩散的重要作用者, 创新人员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可能是创新扩散的重要途径。杨颖 (2003) 认为, 企业集群内企业间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 有利于信息集中、传递与扩散。

2.3影响企业集群创新因素研究

岳芳敏 (2007) 在分析企业模仿行为的内生性机制时指出, 影响集群企业创新动力的因素包括:创新收益不确定性、技术成果外溢性和竞争情况。胡恩华、单红梅、刘光平和毛绚澜 (2009) 基于企业集群创新理论, 选择长三角不同地区的三个不同发展模式的企业集群, 运用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可能影响集群创新行为的6个假设。研究结果表明, 创新能力、沟通、技术能力和组织管理因素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有显著影响;资源和相互信任因素对企业集群创新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3结语

已有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企业集群创新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导引方向, 但目前研究尚存在不足: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企业集群创新的生成和发展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这些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 对于市、县的企业集群创新动力机制则分析较少;对企业集群的创新扩散和知识溢出机制大多停留在现象分析, 较少系统地深入内部机理研究;缺乏结合我国实际, 系统地对影响企业集群创新的因素进行探讨, 并进而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由此可见, 关于企业集群创新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周国程.企业集群创新研究述评[J].商场现代化, 2009, (10) .

[2]魏守华.产业群的动态研究以及实证分析[J].世界地理研究, 2002, 9 (3) .

[3]鲁若愚, 徐强.中小企业集群创新动因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03 (3) .

[4]魏江.小企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分析[J].科研管理, 2003, 7 (4) .

[5]杨颖.企业集群的创新机制分析[J].湖北财税, 2003, (12) .

[6]岳芳敏.集群企业创新行为机制分析[J].财经科学, 2007, (8) :82.

[7]胡恩华, 单红梅, 刘光平, 毛绚澜.企业集群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9, 4 (2) .

产业集群理论综述 篇2

(一)产业集群的概念。关于集群的概念不同学者的理解和定义不同,产业集群的概念是由波特首先提出来的,Porte(1998a)指出集群是相关企业和机构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地理集中现象。集群由一系列相关联的企业和其他对竞争有重要影响的实体组成。Crouch and Farrell(2001)认为,一个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由于共同性和互补性,由相互联系的企业和相关的机构所形成的一个地理上集中的群体。Rosenfeld(1997)指出:集群仅仅被用于代表那些因为地理集聚性和相互依赖性而能够协同生产的企业的集中,即使它们的就业规模可能并不突出。Feser则认为,经济集群不仅是指相关的和支持性的产业和机构,更应该指那些由于关联性而更有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机构。1996年,Swann and Prevezer提出,集群在这里被定义为基于一个地理空间上,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群体。1998年,他们又加以补充和完善,认为一个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区域中相关产业的一个大企业群。Simmie and Sennett也曾指出,我们将创新型集群定义为:主要通过供给链,并在相同市场条件下运作的,具有高层次协作的大量相互关联的产业中的企业和(或)服务性企业。Roelandt and Den Hertog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指出集群的特征是在一个价值增殖生产链中相互联系的,具有强烈相互依赖性的企业(包括专业化供给者)组成的生产者网络。Van den Berg,Braun and Van Winden认为,目前流行的名词“集群”是一个主要与网络中地方或区域维度相联的概念……大多数定义都具有这一观念:集群是那些生产过程由于商品、服务和(或)知识的交易而紧密关联的专业化组织的地方化网络。Enright则认为,一个区域集群是一个产业集群,其中成员企业相互之间紧密集聚。

(二)产业集群的类型。不同学者对产业集群研究的视角不同,定义也就不同,对集群类型的划分也有所不同。Markusen(1996)依据产业区结构特征,把产业集聚划分为:马歇尔新产业区、轮轴式产业区、卫星产业平台、政府定位型产业区。Tichy G.(蔡宁,杨闩柱,2003)依据产业生命周期将产业集群划分为四个阶段: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Mc Cann等(2002)从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根据集群中企业特征、集群内关联和交易的特征将产业集群划分为:纯粹集聚、产业共同体和社会网络。Guerrieri and Pietrobelli(2000)也从企业间关系出发,提出将产业集群分为:(偶然的)企业的地理集群、马歇尔式(意大利)产业区域、存在某种领导者形式的企业网络。从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角度,Gereffi也对产业集群进行了划分:纯市场结构、科层结构和三种网络结构:标准型或模块型、关联型和俘获型或被控制型。罗若愚(2002)等,也依据集群形成方式将集群分为: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原生型”产业集群)、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嵌入型”产业集群)、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以及国有企业衍生形成的产业集群(“衍生型”产业集群)。

二、产业集群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现象的经济学家。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经济理论和内部经济理论,他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指产业发展的规模,他称之为外部规模经济,这是和专业的地区性集中有着很大关系的;第二类是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和资源,称之为内部规模经济。马歇尔通过研究工业组织,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和产业集群之间的关系,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的。马歇尔把这种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称作“产业区”。他还用随着产业规模扩大而引起的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传播来说明产业集群现象。因此后来,克鲁格曼就把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解释为马歇尔关于集群理论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马歇尔的理论并没有考虑到区域内企业的成长以及区域之间企业的迁入迁出等动态因素的变化。

(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韦伯最早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韦伯认为企业是否靠近取决于集聚与成本的对比。他认为企业为了追求集聚所带来的好处而迁移,且只有当所增加的运费小于或等于迁移后集聚节约的成本时,集聚才有可能发生。韦伯把产业的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企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集中化;第二阶段是由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的更多同类企业的出现。这时,大规模生产的显著的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韦伯认为集群是企业为了追求利益而自发形成的,并不需要政府这种外部力量的介入。韦伯虽然运用模型对产业集聚的优势因素进行了量化研究,但是也只是一种纯理论化的研究,他对于集群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文化、制度以及历史因素,只是单纯地从资源和能源的角度加以考察,其研究缺乏一定的现实基础。

(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增长极概念的提出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来的。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首先出现在一些地方,然后再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佩鲁把这些点称为增长极。增长极通过其推动性产业以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和扩散效应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后来,保德威勒又对增长极理论加以补充,使得增长极的内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把增长极的概念延伸到了虚拟空间经济的发展。指出推动型产业能导致两种类型的增长效应:一是列昂惕夫乘数效应,这是通过现有经济部门的相互关联性而导致的经济效果快速膨胀;二是极化效应,这是随着推动性产业生产能力的增加而导致的区外其他关联活动形成时,极化效应才发生。

增长极理论强调政府在产业集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当政府对某一推动性产业进行扶持时,就会产生围绕这个推动性产业的集聚,形成创新能力,再通过乘数效应及扩散效应,推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

虽然在马歇尔和韦伯时就已经产生了产业集群,但那时的理论还偏离主流经济学。直到迈克·波特提出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概念才又重新受到重视。之后,克鲁格曼又对波特的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波特和克鲁格曼提出产业集群的理论,标志着产业集群理论的正式形成。

(一)波特的“竞争钻石”理论。波特提出了“产业集群”这一概念,并通过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等10个国家的研究,提出了“钻石”模型。他认为一个地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与六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有关: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以及政府和机遇。他认为正是这六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波特认为多个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形成的产业集群从三个方面影响竞争:一是提高区域企业的生产率;二是指明创新方向和提高创新速率;三是促进新企业的建立,从而扩大和加强集群本身。这种理论认为,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企业数目达到最初的关键多数时,就会触发自我强化的工程,而新的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

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判,过于强调国家和政府在集群中的作用,并且把复杂的经济活动简单地归纳为六个要素,这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

(二)克鲁格曼的产业集聚理论。克鲁格曼把空间思想引入正式的经济分析,是马歇尔以后第一个把区位问题同规模经济、竞争、均衡这些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经济活动的聚集与规模经济有关,能够导致收益递增。克鲁格曼从理论上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他还指出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起了很大作用。1991年,克鲁格曼在一篇文章中把地理因素重新纳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中,并且通过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这就使得制造业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选择那些市场需求大的地点,而大的市场需求又是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最终形成中心———边缘模式。克鲁格曼还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的,而且空间集聚一旦形成,就会自我延续下去。

克鲁格曼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有学者称之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他将运输成本因素考虑进来。这一理论为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依据,产业政策有可能会促进地方集聚的产生。

四、现代产业集群理论的新进展

由于所研究的角度不同,不同学者有自己的见解,不过较为普遍的一种分类方法是:

(一)新产业区理论。新产业区的概念是由意大利学者巴格纳斯科首先提出来的。巴格纳斯科认为新产业区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1990年,巴卡蒂尼进一步指出,新产业区是一个社会和地域性的实体,它是由一个在自然和历史所限定的区域中的人和企业集合的特征所决定。新产业区的首要标志是本地化网络,也就是区域内行为主体之间的正式合作联系以及其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非正式交流关系。巴卡蒂尼虽然提出了新产业区的概念,但却是因为皮奥勒和撒贝尔提出了弹性专精理论后才让这一理论引起关注。皮奥勒和撒贝尔认为,以弹性专精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应该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柔性加专业化。所谓柔性指通过生产要素的再配置不断改变生产过程,专业化指这种资源的再配置是在有限范围内进行的,因为进入某一产业界的企业都认为“他们的行业”是生产此领域内的产品而不是其他领域的产品;二是限制进入。一旦形成产业集群区,则区外的生产者无法享受区内的各种资源及制度性供给;三是鼓励创新和竞争但限制过度竞争。因为恶性竞争如工资等工作条件的竞争会阻碍技术进步。

(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科斯和威廉姆森。1937年,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他认为企业是作为价格的替代物而产生的。1975年,威廉姆森出版了《市场与科层》一书,随后,又在1985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威廉姆森在这两本书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分析方法,他用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来解释经济活动的体制结构,并且提出了“中间性体制组织”的概念。这里的“中间性体制组织”就是指产业集群,这是介于纯市场组织和纯层级组织之间的组织形式。这些中间组织的存在,是其本身从效率的角度或者说是“生存能力”的角度内生性决定的。根据这一观点,可以把产业集群理解为:产业集群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众多企业集合起来的组织,这种组织结构是介于纯市场和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组织。它比市场稳定,比层级组织灵活。这一组织形式通过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交流与沟通,引起交易成本的降低,达到追求区域范围经济的目的。

(三)新社会经济学派。新经济社会学有三个基本主题:根植性、社会网络和制度。新社会经济学派是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引入了社会结构,并且还发展了根植性、经济的社会结构、网络理论等思想,从而在经济决策时,充分地考虑到了社会、文化、权力、制度、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把经济学和社会学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四)区域创新理论。区域创新理论的这一思想是由熊彼特首先提出来的。之后,欧洲GREMI小组是从社会文化环境这一角度来分析集群的。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了一起。这种创新环境从广义上指的是产业集群所在地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一般意义上是指在集群所在地促进创新的各种制度、法规、实践等所构成的综合系统。

另外,有的学者从产业集群的内在推动力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演进的理论,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分类方法,把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分为:(1)从竞争的角度:这种观点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是竞争的结果,代表人物是波特和Chintz。波特讨论了竞争产业结构,并指出在一定区域的产业集中指数并不能代表公司间的竞争程度,产业内的竞争风气要比产业集中指数更能说明这一点。Chintz则最早进行了市场结构和地理集中的联系的分析,认为企业间的联系和产业间的组织共同影响着区域发展路径,公司结构和竞争区域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2)从合作中的竞争角度:这种观点认为是企业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是集群产生的原因,强调在竞争中找合作。主要人物:迈克尔·恩赖特、Carlos Quandt和Meyer-stamer;(3)从创新环境的角度:从创新环境的角度研究产业集群,认为创新环境是企业进行创新的约束系统,是一个学习系统,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学习和合作。“创新环境”是由艾德洛特(1984)、梅拉特(1986)提出的,后来,卡玛格尼进一步发展,于1991年提出了“创新网络”;(4)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这一理论是从知识内生和知识扩散的角度来研究产业集群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和人力资本集群的新视角来研究,认为知识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可以扩展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边界,进而形成总体规模报酬递增;(5)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社会资本理论从网络、信任、信息等方面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认为集群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依赖于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企业之间的隐含合同实际上是信任的替代品。并且通过所暗含的合作互利的假设前提来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个人系统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上述关于集群演进的理论由于分类方法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分类方法的相似之处,为我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产业集群提供了新思路,我们在研究时要仔细分析其异同,可能会从中受到不少启发。

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都不同,研究学派众多,已有的研究既取得显著成果,但是也引起了更为严重的混论和困惑,产业集群的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形成定论,关于集群的理论成果也都太成熟。而且,集群的理论是针对西方国家的问题提出来的。所以,在应用产业集群理论时,要求学者尤其是政府要持谨慎的态度,根据各个地区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

摘要：自产业集群理论产生以来,产业集群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就产业集群的理论进行总结。

关键词：产业集群,概念,类型,综述

参考文献

[1]谢贞发.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述评[J].经济评论,2005.

[2]Michael E·Porter.Clusters and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11.

[3]惠宁.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N].山西师大学报,2005.11.

[4]范晓屏.工业园区与区域经济发展[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

[5]安虎森,朱妍.产业集群理论及其进展[J].南开经济研究,2003.3.

中小企业创新理论与模式研究综述 篇3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中小企业取得了迅速发展, 对扩大就业、丰富市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中小企业在大幅度提升生存空间的同时, 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中小企业要想在夹缝中继续生存, 只有牢固树立创新理念, 结合自身情况和特点, 准确进行市场定位, 选择切实可行的创新模式, 并逐步提高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并不断发展壮大。

目前, 国内外对中小企业创新理论与模式研究比较深入, 成果也比较丰硕, 但多数研究仅限于从某一层面或某一视角。本文试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尽可能多的借鉴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从总体勾勒出当前国内外对中小企业创新理论与模式研究的整体轮廓与框架, 为丰富企业创新理论以及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丝积累和铺垫。

1 国外对企业创新理论与模式的研究

1.1 关于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

国外早期的创新理论研究着重于技术创新, 不同学者对于技术创新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 他认为, 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 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英国弗里曼在《工业创新经济学》提出, 技术创新是第一次引进某项新产品、新工艺的商业性过程, 包括技术、设计、生产、财政、管理和市场诸项活动。英国学者莫尔认为, 技术创新就是技术制品的开始、演进和开发过程。西方经济学者伊诺思提出, 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的综合结果, 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投入保证、组织建立、制定计划、开辟市场等。美国著名学者弗里曼从经济学的角度定义创新, 他认为, 技术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他在1973年发表的《工业创新中的成功与失败研究》中认为, “技术创新是技术的、工艺的和商业化的全过程, 其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实现和新技术、工艺与装备的商业化应用”。其后, 他在1982年的《工业创新经济学》 (修订本) 中明确指出, 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

1.2 关于自主创新方面的研究

国际上关于自主创新的有关研究主要是建立在演化经济学的基础上, 并以技术创新演化理论、技术追赶理论和后发者理论为主要流派, 涵盖创新 (原始创新) 和模仿两个极端, 包括连续性创新和间断性创新。技术创新演化理论代表人物Dosi (1988) 认为, 技术创新机会是持续存在的, 企业总能发现新技术、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组织形式, 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在内部机制和外部机会的互动过程中实现。Bresehi, Marlerba&orsenigo (2000) 认为, 技术追赶理论和后发理论都是以技术后发者为研究对象的, 但技术追赶理论主要针对技术后发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研究, 而后发者理论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技术追赶者也包括同一国家内的技术后发者。Bresehi, Marlerba&Orsenigo (2000) 将企业自主创新与行业技术变革相联系, 指出企业技术创新将引发行业技术变革, 行业技术变革主要体现为行业技术能力和行业市场结构两个方面, 就行业技术能力变革来说, 或者是能力扩展或者是能力破坏, 就市场结构变革来说, 或者是集中度的提高或者是市场结构再造。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自主创新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科技创新。克莱因、罗森堡等科技创新过程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制造—扩散与销售”的传统线性模型, 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非线性过程, 科学与经济的互动贯穿于创新过程始终。斯托克斯提出, “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 并认为科技体制环境的创设和科技政策对技术创新有重大意义”。以此为起点, 原正行和桥本寿朗2003年针对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及科技政策展开了全面比较, 发现科技进步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山崎正胜进一步认为, “政府在日本科技发展中起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因国内外条件变化适时变更其科技规划和政策”。

1.3 关于管理创新方面研究

国外管理创新理论的代表人物是Ray Stata, 他首先提出了企业中的管理创新问题, 并将管理创新与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区别开来, 指出管理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瓶颈。他在对日本企业与欧美国家企业研究的基础上指出, 管理创新是日本企业成功的关键, 与欧美国家企业依赖技术不同, 日本是第一个靠管理创新提升产业实力的国家。但是Ray Stata却并没有对管理创新的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的界定。此后,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管理创新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研究。Benghozi把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进行了比较, 指出企业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 还包括管理问题, 如内部协作流程、发展费用的控制和个人管理等, 这样就把管理创新从市场和技术的范畴中剥离出来。Abrahamson将管理创新定义为组织为了协调输入和输出而实行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的变革。Hamel在2006年出版的《Harvard Business Revie》一文中指出, 管理创新就是组织实行的区别以往传统的管理原则、过程和实践, 或者是区别原来的组织形式而使得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的创新。总的来说, 国外对于管理创新的研究较少, 研究的内容也仅限于理论层面, 对于实务层面研究较少。

1.4 关于中小企业理论与创新方面的研究

在中小企业理论方面, 学者重点对中小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了研究。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中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 对中小企业的存在原因进行论述, 指出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遵循“生成—发展—成熟—衰亡”的生物进化规律, 大企业衰亡后将由中小企业取代。罗宾逊夫人 (Joan Robinson) 和张伯伦 (A Chamberlain) 认为现实中的市场应是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中间形态, 即“不完全竞争”, 正是这种市场形态使大量中小企业产生和发展。奥斯汀·罗宾逊 (Austin Robinson) 指出, 企业的最佳规模未必很大, 只要达到最佳规模的企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就能够生存和发展, 所以中小企业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

在中小企业创新方面, O.Reganetal (2005) 认为中小企业按采用创新的地位可以分成两类:主动型和被动型。主动型更有可能开发新产品, 而被动型则更可能修改现有产品而非采用全新的产品。Elias (2000) 认为, 产学研联合作为一种跨组织的现象, 其动机是共享知识,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的局限和在市场中所处的地位劣势, 应选择产学研合作的道路。Lynn (1996) 则运用组织生态学观点, 分析组织环境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提出了创新群落 (Innovation Community) 的概念。阿科斯和奥德斯对1982年美国34个创新最多的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了分析, 表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在不同的行业领域里的创新活动中各有优势, 中小企业特别是在一些新兴行业 (如计算机行业等) 表现出明显的活跃性。从制造业企业创新频率的分布情况看,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差异并不大, 并得出大企业在创新活动中没有绝对优势的结论。

2 国内对中小企业创新理论与模式的研究

2.1 中小企业创新模式选择方面的研究

目前, 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分类方式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不同的种类, 但主流的分类方式是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 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的创新模式进行细分。熊光远 (2009) 认为,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最大的障碍是人才与资金。在进行技术创新时应重点选择合作创新模式, 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实施经营与管理模式创新过程中, 应实施“缝隙”战略、抑制扩张冲动, 主动融入到大企业的产业链中, 成为大企业的协作厂商。韩家栋 (2008) 认为, 中小企业由于受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所限, 通过研发实现创新之路机会成本太高、风险太大, 创新路径应以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张国良 (2009) 通过分析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外生机理和内生机理, 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和发展需要对企业外生环境和内生环境有效整合, 使企业自主创新系统能够识别和接收政府在政策环境、市场及竞争环境、社会服务等方面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2.2 关于中小企业创新路径优化研究

中小企业创新路径优化主要集中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微观层面和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层面两个方面。

在微观层面, 即以中小企业行为路径为研究重点, 结合中小企业特点, 分析中小企业在市场中的优势和劣势, 从创新模式、发展战略、组织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周爱华、谢兴伟 (2010) 认为中小企业资源有限, 只有向“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的方向发展, 采用合作创新和集群创新的发展战略。隋鹏飞认为 (2012) , 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存在着分工与专业化优势、外部规模经济优势、技术创新与扩散的优势、交易成本的优势, 中小企业应借助产业集群的力量进行创新发展。王英俊 (2008) 提出“官产学研”虚拟研发组织模式, 并进一步细分为“政府主导型”、“产业牵引型”和“学研拉动型”三种类型。刘军跃 (2009) 认为, 中小企业产学研战略联盟主要有契约型和股权参与型两种组织模式。

在宏观方面, 即以政府行为路径为研究重点, 提出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周爱华、谢兴伟 (2010) 认为, 国家应尽快制定并出台《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国家、社会、企业三位一体的风险投资体系, 在中小企业相对集中、产业集群基本形成的地区, 重点建设一批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邹晓春 (2009) 认为, 各级政府的研发项目和资金的拨付应有一定比例流向中小企业, 应将共性领域的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中小企业使用, 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平台, 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引导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徐光华、邱文文 (2009) 认为, 政府应设立统一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机构, 并对其基本职能、权利和义务, 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方式加以规定, 从整体上加强政府的政策引导功能。

2.3 有关中小企业创新理论具体运用研究

我国地域辽阔, 各省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国家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各省中小企业发展参差不齐, 创新能力和水平差异明显,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模式和路径选择也相差甚远。

徐信艳、韩淑红 (2010) 分析了江、浙、沪三地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现状与特征, 认为浙江民营企业注重品牌创新、创新呈现集群化、科技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江苏自出创新的组织化程度较高、重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上海积极利用“产学研”合作进行自主创新、依靠海外投资实现企业创新、创新服务体系较健全。

杨学分、徐枞巍、聂会星 (2012) 将安徽中小企业发展状况与江苏、浙江等发达省份相比, 认为安徽省中小企业数量偏少、经济总量增长滞后, 融资渠道较少, 应继续完善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加大R&D经费投入力度, 发展具有安徽特色的中小企业集群。姚禄仕、王薇薇、王建文 (2010) 通过调研认为, 安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模式选择不当, 大部分企业主要采用的是模仿型创新模式, 在技术上受制于人, 应建立起高效完善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 充分发挥政府管理、服务职能。

任胜钢、周雅君 (2007) 认为, 湖南中小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选择不同的产学研模式。对于科研人员、设备和资金缺乏的小型企业应选择及时转让模式;致力于建设核心竞争能力的中小型企业应选择合作开发模式;实力较强的中小型企业可以选择组建研究中心模式。周鹃鹏 (2010) 通过对河南中小企业研究认为, 河南中小企业应加强区域品牌建设, 走集群发展的道路。黄芳 (2008) 运用SWOT模型对江苏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分析, 认为江苏省中小企业应当选择消化再创新与集群联合创新相结合的模式。

2.4 有关国外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

对于国外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

在企业行为研究方面, 李俊江、范思琦 (2010) 对日本中小企业创新历程研究发现, 日本中小企业通过利用外部资源来执行本企业管理系统的方式, 采取创新环节外包、出售或购买研发成果等方式实现开放式创新。石建中、王娟 (2009) 把日本中小企业发展模式归纳为单个企业的自我扩张二重构造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组建各种战略联盟, 在某个或某些项目上合作, 共同研究开发、共同购买或者共享信息或生产性资源, 完成整个价值链的构造。

在政府行为研究方面, 学者重点研究了各国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法律、政策支持方面。郭上沂 (2007) 研究发现, 美国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直接支持方面, 通过制定《小企业创新法案》, 明确规定R&D预算必须留出年财政预算中的一定比例用于资助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间接支持方面, 政府通过介入风险投资业、建立或筹建风险基金小企业融资提供贷款担保服务, 制定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推动向中小企业转移技术, 促进产学研结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中小企业基本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 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支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法律体系。建立了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 建立健全了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保险制度, 采用地方担保和政府再担保的双重融资再担保模式, 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税收优惠减免、加速折旧和财政补贴等财政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篇4

关键词：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知识流动,创新

1 产业集群理论述评

1.1 国外产业集群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Marshall A, 1922) 。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的。他通过对产业组织的研究, 总结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的规律。他认为, 在特定的空间里集中的产业, 会产生熟练的劳工市场和先进的附属产业, 或有专门化的服务性产业产生, 以及改进其他基础设施, 进而产生外部经济。马歇尔认为, 随产业规模扩大会引起技术信息的传播和知识量的增加来说明产业集群主要依据外部经济而产生的这种现象。胡佛 (Hoover, 1937) 认为存在一个最佳规模的产业集聚, 若集聚企业太少, 集聚规模不够的话, 则达不到集聚能产生的最佳效果;若集聚企业太多, 集聚规模过度的话, 则有可能使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波特 (Porter, 1998) 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和战略管理角度提出了“产业集群”概念和分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钻石模型”。波特认为,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经济发达的原因, 就在于其拥有一批有竞争实力的产业集群, 这些集群作为“本垒”培育了其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韦伯的区位理论认为, 大量集聚因素是产业集聚的动力, 并分析了企业应在何处集聚, 以及集聚的过程和选择这个区域的原因。斯多普 (1999) 认为, 产业集群是一种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 具有竞争优势, 它是成本最小化、更新过时的知识和技能、技术灵活性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此后,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完善了产业集群理论。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 (GREMI) 的学者们以“创新环境”和“集体学习”的新概念赋予集群以新的内涵, 使企业的地理集聚与创新相联系, 从而开辟了集群研究的新天地。

1.2 国内产业集群理论

国内对产业集群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仇保兴 (1999) 详细剖析了以浙江省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小企业集群的形成机理、演进过程及趋势, 提出了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和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承担的角色和应发挥的作用。王缉慈 (2001) 拓展了产业集群的内涵, 并对我国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建议;盖文启 (2002) 利用创新网络理论探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的机制, 解析了产业集群如何实现外部经济性、交易成本降低、竞争优势的获得等, 并提出了集群今后发展的趋势和区域政策。张辉系统地研究了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的转型和升级问题。王志敏 (2007) 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及动因;王晓清 (2008) 揭示了企业的区位选择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叶华光 (2009) 研究了横向产业集群形成的外部动力机制与内部动力机制。

2 产业集聚区创新机制研究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CD) 专门设立项目深入研究产业集群创新系统, 研究指出创新网络及网络中的互动对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产业集群的创新特征影响甚至决定了国家创新系统的特征。阿歇姆 (Asheim, 2002) 对产业集聚区创新机制的研究主要是从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习机制等角度研究创新机制内各要素的互动关系、知识传播与技术转移的途径等问题。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研究认为, 区域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区域创新环境的改善。他们认为区域内企业、研究机构、大学等创新主体之间具有强大和稳定的创新协同作用, 其实现途径包括企业内衍生、人才在当地企业间的流动、当地企业之间的结网和互动等过程。

国内学者胡志坚 (2002) 分析了产业集群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与创新模式。浙江大学魏江教授 (2004) 系统研究了集群创新系统, 提出“集群创新系统”的概念并对其构成要素、结构, 以及集群创新系统与企业创新系统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他认为, 集群成员之间的知识外溢作用产生了产业集群的创新活力和绩效。蔡铂认为, 社会网络增进了信任和联系, 促进了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和传播, 为产业集群带来了技术创新的优势。雷如桥 (2004) 从网络结构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及其创新机制进行了研究, 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和创新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玉文 (2009) 认为, 在合作创新的集群联盟中, 合作创新成败的关键在于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良好沟通及协同努力。王勇、张界、冯长利 (2009) 指出,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新技术复杂性的不断升级, 为了实现创新, 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联盟的方式。刘春芝认为, 通过相互竞争与合作, 集群内企业产生创新集聚效应, 进而获得创新优势。从整体来看, 产业集群内部的共生机制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一种其他组织模式难以获得动力来源和传播途径, 提高了集群内组织获得创新资源的能力,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创新活动的发展。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 可以认为, 集群内的技术创新在同一区域、行业内的溢出、扩散、传播, 其动力主要来自集群内存在的良性竞争挤压、快速的模仿机制、纵向的追赶效应和拉拢效应。

3 产业集群知识流动与创新的关系研究

在发达国家, 从纯外部性的“溢出与集体学习”视角到“新熊彼特主义I视角”再到“新熊彼特主义II”视角, 使人们对集群中知识流动及其对集群竞争优势的影响有了一个较明晰的思路与理解 (李琳, 2005) 。日本学者竹内广隆和野种郁次郎曾提出了著名的SECI模型, 对组织内知识转化和创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在发展中国家, 经历了从“集体效率” (schmitz, 1999) 到“外部知识源” (Hulnphrey, sclunit Z, 2001) 再到“国家或地方创新系统” (Edquist, 1997) 的研究观点演化过程。Ste Phen5.Cohen and Cinzia Dal Zotto (2007) 认为,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大规模发展促进新知识的交流和传播, 知识吸纳能力和信息管理系统对于组织创新和知识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李琳 (2005)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如何将获得的外部知识转化为企业创新, 与群内企业的吸收能力息息相关。李正锋 (2006) 认为, 产业集群通过组织间信息的交流、知识的共享与传播、人才的流动等为产业内组织的知识创新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和强大动力。沈静 (2009) 深入分析了企业合作创新所涉及的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企业合作创新知识转移机制。刘满凤 (2009) 将知识的共享行为看作是公共物品的供给, 建立了不完全信息下的共享知识供给博弈模型。金潇明 (2010) 构建了产业集群合作创新的四螺旋知识共享分析框架, 产业集群经过“隐性一显性一隐性”的知识螺纹, 前后衔接, 实现知识由低级向高级的变化, 最终实现知识共享与创新的螺旋式上升。

一般情况下, 知识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的过程中, 由于接受能力的差异, 知识有可能会减少, 也有可能会增加。知识在流动中增加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 (1) 通过学习, 学习者吸收了知识。 (2) 在知识流动的相互作用中激发新知识的创造; (3) 由于主体间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 会导致传递者的知识在接受者那里得到新的理解;正是因为知识在流动中会促进旧知识的转化和新知识的创造, 一个良好的创新系统才具有源源不竭的创新来源。

4 产业集群中知识网络的演化研究

在知识经济时代,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根本源泉是知识创新。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系统的集群中的知识网络, 能为集群中的组织提供广阔的学习界面, 在集群企业相互学习的过程中, 增强了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产业集群中, 参与者为了从知识网络中获得收益、获取新技术, 必须加快学习过程, 降低交易成本, 取得协作经济效益, 分散创新风险。各类参与者知识和信息不断交互的动态网络演化过程就是知识网络的演化过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 一些专家或学者就开始了知识网络的研究, 如Bech-mann认为, 进行科学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机构和活动就是知识网络。Aguirre将企业记忆的知识作为在网络中进行知识存储和提供知识服务的重要手段, 并建立了基于多智能体的知识网络模型。史占中、李勇等指出, 企业自身吸收能力、所转移的知识特性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网络的知识转移效率。Cowan比较了参与者随机交互转移知识和在正式体系下的交互转移知识两种方式对知识网络演化的影响, 并仿真研究了相应的模型。姜照华等将知识网络与网络外部, 以及参与者之间的知识流量作为知识网络演化的重要变量, 构建了产业集群知识网络演化的动力学模型;从区域经济角度出发, 他们认为知识网络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骨架, 而高等学校、企业、政府、中介机构等则是区域知识网络结构上的一个个节点单元。

综上所述, 已有研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国内外的研究重点已经逐步转向集群内知识流动与创新的关系研究, 但是具体研究成果不多, 且大都停留在国家层面。

(2) 产业集聚区知识网络与集群企业竞争优势、集群企业创新之间有何种互动关系缺乏深入探讨。

(3) 深入研究某一具体产业集聚区创新机制构建的文献亦不多见。

(4) 在知识粘性的前提下, 跨产业集群的知识网络平台如何构建鲜有研究。

参考文献

[1]李勇, 史占中, 屠梅曾:知识网络与企业动态能力[J].情报科学, 2006年

[2]姜照华, 隆连堂, 张米尔:产业集群条件下知识供应链与知识网络的动力学模型探讨[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年

[3]刘晓:基于知识网络的软件业集群技术学习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 2004年

[4]赵晶, 周江华, 张帆:基于集群知识网络的技术学习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年2月

[5]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M],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

企业集群创新理论综述 篇5

自2003年亨利·切萨布鲁夫教授(Henry Chesbrough)提出了开放式创新(Innovation)概念以来,众多学者对开放式创新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至今为止开放式创新依旧是当下创新管理研究中最热门的议题之一。徐瑞前,龚丽敏[1](2011)发现在Scholar Google上搜索Open Innovation约有2020000条结果,其中,《开放式创新》一书在8年间被引用2324次(截至2011年3月12日)。何郁冰[2](2015)以“open innovation”、“openness”为主题词在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进行搜索,发现在经济管理领域中国外学者共发表1586篇论文,其中2003年仅28篇,但此后快速上升并在2012年达到高峰(243篇),同样在中国知网(CNKI)查询结果显示2003年的相关论文仅3篇,2006年后开始上升并在2012年达到高峰(151篇)。可见,对开放式创新的研究还在不断升温。

所谓开放式创新,是相对于传统的封闭式创新而言。如今随着行业、企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组织的边界也变得多孔、可渗透,外部的创意与资源可以进入组织内部推动企业的创新活动,同时,组织内部的创新成果也可以被外部的组织所商业化。简而言之,开放式创新就是一种组织与外部互动的创新模式[3]。陈悦等[4]总结了中外创新管理的研究学派,其中侧重于组织管理的开放式创新学派以Wim Vanhaverbeke、Chesbrough、Geert Duysters等诸多外国学者和国内学者陈劲教授带领的团队为代表,研究方向涉及企业创新战略、企业兼并和收购、联盟和外部能力的获取、组织新形式、组织设计方法论、组织学习等诸多方面。其中,组织学习在组织的知识管理中十分重要。组织学习究竟有哪些方法?如何提升组织的学习能力?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的背景提出提升组织学习能力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二、组织学习理论综述

组织学习的概念和重要性研究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但直至彼得·圣吉(1990)发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和实务》之后,组织学习理论的研究才进入高潮[5]。

(一)组织学习的模型

不同学者从组织学习的内容、过程和层次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模型。其中最经典的是野中郁次郎的SECI模型[6]。SECI模型提出了理想的知识创新的四个过程,即外化(Externalization)、组合化(Combination)、内化(Internalization)和社会化(Socialization)。

还有很多学者在SECI模型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和拓展,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对组织学习能力的维度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了组织学习在知识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开放式创新的条件下,如果组织不具备对知识的吸收、传递、再创造的能力,就无法适应日趋复杂的创新环境,更无法实现内外部知识的耦合、提高创新绩效。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1995)的知识创新过程的五阶段模型;P.Jerez-Gomez et al(2005)综合性组织学习模型;陈国权(2002)“6P-1B”组织学习模型;Zahra and George(2002)的组织吸收能力模型;孙启贵,邓欣,徐飞(2006)的隐形知识转化模型;陈国权(2008)的组织个体学习模型;李栓久等(2009)的组织个体学习模型。[7]

(二)开放式创新下的组织学习能力

什么是组织学习能力?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概念界定。本文在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上进行总结,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是指组织通过外部环境吸取知识、共享知识、运用知识和记忆知识等四个环节,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改善组织行为并使组织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态过程。陈国权和郑红平:发现能力、发明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反馈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毛建军和高俊山:组织的自我创新能力、对信息的认知与反应能力;贾建峰,赵希南,孙世敏:发现能力、发明能力、选择能力、执行能力、推广能力、反思能力、获取知识能力、输出知识能力、建立知识库能力九个维度;黄依,邹艳和叶金福:个人学习能力、团队学习能力和组织学习能力;郭爱芳和陈劲:搜索识别能力、知识转移能力和整合应用能力;蔡宾,芮明杰,郑鑫:应用能力、获取能力、整合能力与转化能力;叶伟巍和陈钰芬:知识探索阶段的内部探索能力、外部吸收能力,知识保持能力的内部知识保持能力、外部知识链接能力;知识开发能力的终端创新能力、外部商业化能力。

根据相关文献的梳理,很清晰地发现随着开放式创新研究的深入,组织学习能力概念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开放式创新的新范式下,组织除了需要具备将外部知识内化的能力以外,还需要具备动态管理这些组织间变化的知识。

三、组织学习能力的三要素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说到实践是由主体、客体和中介三者构成。在研究世界时,我们把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主观与客观强调了采取何种角度和态度研究或思考问题。因此,为了形象地描述组织学习能力,将其影响要素大致分为三个类别:一类是学习主体要素,二类是客体要素,三类是组织情景要素。

学习主体要素包括个体的学习动机与认知差异。学习动机方面,原献学等(2007)认为个体合作学习的动机强弱直接推动其在组织中合作学习行为的高低;张国梁,卢小君[8](2010)也认为组织文化学习的重要功效在于激发个体的内部动力,知识输出者的共享动机也会对个体创新行为产生直接和显著影响。高鹏(2012)将个体学习动机划分为两维度:学习压力促成学习动机,学习意愿推进学习过程。个体对知识共享的理解不同产生不同的认知差异,金福和邹燕(2010)验证了共享心智模型与知识共享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贾建峰,赵希南等(2011)在此基础上提出组织应当遵循“人本管理”,识别个体优势特征;金辉[9](2013)认为应当注重个体激励,其中内生激励因素主要通过作用于个体的行为态度进而影响个体的知识共享意愿,外生激励因素主要通过作用于个体的主观规范进而影响个体的知识共享意愿。

影响组织学习能力的客体要素包括知识分类、组织承诺和团队协作。黄依等(2012)认为知识在个体、团队和组织层之间形成的网络中交流共享;范钧,郭立强等(2014)提出要加大组织隐性知识获取力度,强化组织隐性知识的吸收、转化和利用。卢珂,吴价宝[10](2013)发现持续承诺与隐性知识共享意愿呈反比关系,而宋亚非,师晨等[11](2014)发现情感承诺和规范承诺对个体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王兴元,姬志恒[12](2013)从团队角度提出团队信任能够显著调节团队沟通、知识共享、人际冲突、工作冲突、团队协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

影响组织学习能力的组织情境要素包括组织开放度与组织网络。王栋,董广茂(2012)的实证分析证明组织内向开放度与创新绩效之前呈倒“U”型曲线关系。陈劲(2013)指出开放式创新情境下,组织的知识利用能力增强。于晶,刘臣,单伟[23](2012)从组织网络的角度提出组织应当对知识社区进行合理的引导或设计;乐成毅,徐福缘[14](2013)认为跨组织的知识合作网络,能促进复杂产品研制和创新;赵建宇[15](2016)提出知识网络中成员间的强关系能促进复杂知识的高效率传递。

四、提升组织学习能力的策略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对开放式创新下知识共享的影响机制展开了大量研究,对组织学习能力的研究焦点集中在组织的知识管理与创新管理。基于以上对组织学习能力构成要素的理解,从这三大要素出发,对如何提升组织学习能力的策略提出一些建议。

(一)学习主体因素对策

1.提升个人学习能力

通过培训提高个人的学习能力。美国学者瓦特金斯和马席客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组织的7C模型,其中持续不断的学习(Continuous)指出组织应当根据需求系统安排成员的培训,系统地组织学习[16]。

鼓励员工展开终身学习。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的更新周期急剧缩短,信息量剧增,只有通过学习不断地获取知识、创造新知识,才能使自己适应不断变革的时代。因此人才是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人们必须把学习当做一种终身的、不间断的活动。

2.合作学习

彼得·圣吉认为团队学习能够促使知识在团队内部的快捷传播,不仅团队整体的绩效大幅度提高,成员成长的速度也比其他的学习方式快。可见合作学习是组织成员互相学习与共享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与方法。成员在互教互学和共享知识的过程中,使群体思维变得越来越默契,也为成员之间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机会,个人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3.重视内部激励

张国梁(2010)用实证研究证实个体对工作本身的兴趣以及个体对挑战性任务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所能表现出的创新行为的水平,因此学习型文化的重要功效在于激发个体的内部动机。组织应当为员工创造学习机会,提供学习的时间和资源支持,基于员工清晰的工作目标,同时满足个体对工作兴趣和工作挑战性两个方面的要求。此外,对那些贡献隐性知识的员工、团队,应当基于相应的短期和长期、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激励措施,来促进隐性知识的有效管理。

(二)知识客体因素对策———建立知识库

隐性知识的高度个人化特性使其容易随着员工的离职或调动等而流失,企业应当建立共享的知识库,一方面防止知识的流失,另一方面方便了员工的查询和使用。企业知识仓库是对员工、团队、企业以及客户的识资源进行搜集、挖掘和整理而建成的,包括配备硬件资源,应用信息技术,各种知识的搜集、整理和编码化等[17]。企业知识仓库的建立是一个持久投资的系统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资源,而且知识仓库要不断更新,最终才能使企业持续受益。

(三)组织情境因素对策

1.增强信任,提高双方关系质量

有关组织承诺的研究表明,在组织运行的过程中,组织承诺会影响员工个体的行为,对组织成员应当注重规范承诺以及情感承诺的培养,并规避持续承诺的加强。

2.开展合作学习

根据前文诉述的诸多组织学习模型,不难看出知识从个体、团体到组织内部不断循环、交流、升华,最终实现组织学习能力的提升。开放式创新下,组织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对组织个人和团体的协作能力提出新要求。这需要组织具备充分利用外部环境中大量隐形知识的能力,合作学习变得相当重要。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团队信任能够显著调节团队沟通、知识共享、人际冲突、工作冲突、团队协作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等等。因此,在组织范围内推行合作学习,有利于激发个体的学习动机,有利于解决团队内部的人际冲突问题,也有利于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

3.创建开放性与创新性文化环境

企业集群创新理论综述 篇6

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从空间分布来看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系统的飞跃式进步,各经济主体正在逐渐打破原有的地理界限,以生产要素流动为主要渠道拓展着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网络,即所谓经济全球化;而另一方面各地理领域内的区域经济却出现了更加集中化的趋势,区域范围内同一产业或相似产业领域中各个企业通过水平整合而形成了地方产业集群——这一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已经成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权力关系和利益分布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往往面临着发达国家主导企业所导致的“专业化模式”(Specialization pattern)、“锁定”(Lock in)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问题(T.Ciarli,2002)。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的命题因而在近年来备受关注,与此相对应的,“产业集群升级”(Upgradinginindustrialclusters)问题则正是其中的焦点。传统理论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往往只限于对集群内部因素的分析,有文献讨论过全球经济对集群发展的影响,但也认为只有其竞争优势本地化后,通过隐性知识的传递才能达到提升集群能力的效应(如Maskelland Malmberg,1999)。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学者(Kaplinsky,Gereffi,Humphrey等)开始从全球化本身对集群发展影响的角度出发,探讨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后升级的可能性。本文将对此类文献作一初步的整理和评述。

二、全球价值链理论概述

(一)价值链

价值链是指一项产品或服务从概念的提出开始,经过中间生产阶段(包括有形的加工活动和生产者多种服务的输入),直至交付给消费者以及使用后最终处理的全部活动范围(Kaplinsky,2000)。价值链的基本形式可以用(图1)表示。20世纪60、70年代,价值链就被研究人员用于描述矿物出口经济的发展,但这个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由波特(Porter,1985)正式确立。他还对供应过程、原材料加工、市场营销和产品服务等基本活动以及为完成公司任务所需的辅助活动(战略规划、人力资源、技术开发等)进行了区分。波特此时所指的价值链仅仅适用于公司内部,针对的是将所有经营活动囊括于一身的垂直一体化公司,这样的价值链其实是企业价值链。而随着国际外包业务的开展,波特在此基础上突破公司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公司之间的经济交往,用价值体系的概念来对以前的理论进行补充,这一概念与后来出现的全球价值链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共通之处。

(二)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

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s)其实是全球价值链的早期称谓,这一概念是由Gereffi首先提出的。全球商品链是指聚集在一种商品或者产品周围的组织之间的系列网络,这些网络把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家庭、企业以及国家相互联系在一起。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的具体过程或者价值环节可以用节点来表示,这些节点彼此连接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一个商品链之中的每个连续节点包括投入品(原材料、半成品或者产品)的获得和/或组织,劳动力及其供应、运输、分配和消费(Gereffi,1994)。全球商品链的提出为后来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商品链概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种文献后,该领域内的研究者最终用全球价值链一词取代了全球商品链(Humphreyand Schmitz,2000),而Gereffi对于全球商品链的分析也被当作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奠基部分。根据Kaplinsky、Gereffi和Humphrey等一系列学者的理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可以被概括为:它是在全球经济体系内,为实现产品或服务价值而从概念的提出开始,经过研究开发、设计、原材料的采购和运输、产品的生产和营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创造价值的过程。

(三)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维度

Gereffi最初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全球价值链:(1)投入-产出结构(Input-outputstructure)。指将原材料、知识、生产和服务等具有不同价值增值能力的功能环节通过特定或相关产业相互联系起来的结构。(2)空间布局(Territoriality),指一个价值链上活动的空间分布模式,特指这些活动空间聚集或分散的程度以及它们是否具有地方根植性(如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范围内)。(3)治理结构(Governance),指存在于价值链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资源在价值链上的分配和流动方式(Gereffi,1994)。后来,又加入了第四个维度。(4)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framework)制度框架是指存在于国内和国际的体制背景(如政策法规、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等),这些背景会在各个节点上对价值链产生影响(Gereffi,1995)。Gereffi提出的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这四个维度中,以治理结构最为重要。从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后续发展来看,该领域内的学者(包括Gereffi自己)大多只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而很少关注其它三个维度的研究。

(四)治理结构与全球价值链类型

全球价值链上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决定着链上资源分配即流动方式,最终影响着各主体间的利益分配乃至主体本身的发展前景。而链上主体之间关系的性质则是由治理结构决定的。因此治理这一概念是全球价值链研究方法的核心。“治理”(governance)一词是世界银行1989年的报告中首先使用的,指包含强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符合自愿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中,Gereffi首先注意到价值链上的权力关系分布并引入治理的概念。他认为对价值链上不同的、分散于全球的活动进行的协调就是价值链治理,这些治理功能由价值链的驱动者(driver)或称主导企业(leadingfirms)担当。这样,全球价值链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往往扮演主导企业的角色,并依靠权力占据着那些可以产生高附加值的(highvalue-added)环节。基于这种情况,Gereffi将全球价值链分为两种类型: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和购买者驱动(buyer-driven)的价值链。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主要集中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如汽车、航天、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工机械等,这类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制造商。而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消费品产业,如服装、鞋类、玩具、工艺品、家电等,这类价值链的主导企业是发达国家的大型零售商、市场开发商和品牌制造商,这些企业自己一般并不从事直接生产,而是通过装配分包、统包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定购产品,从而通过设计、营销、品牌和服务等环节获取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所嵌入的价值链一般是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Gereffi,1994,1999,2003)。Gereffi对于全球价值链治理以及类型划分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后续研究全球价值链的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发展中国家的升级对策等奠定了基础。Humphrey和Schmitz则认为治理是价值链上主体之间的关系和制度机制,这些关系和机制对价值链上的活动进行着非市场性质的协调。而协调活动的实现是通过许多参数的设定和实施进行的,主导企业设定或实施这些参数,其它企业在这些参数的约束下开展活动。这些参数是: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何时生产和生产多少(Humphreyand Schmitz,2001)。同样,根据所定义的治理结构,Humphrey和Schmitz起初将全球价值链分为四种类型:市场型(market-based),即购买者和供应者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易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作;网络型(networks),即价值链上的主体之间彼此合作、互相依赖、有相互补充的能力而不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准层级型(quasi-hierarchy),即这种链上存在着主导公司,由于能力上的差异,它能对链上其它企业实施高度控制;层级型(hierarchy),即这种链存在于垂直一体化公司的内部,表现为母公司控制它的附属公司(Humphreyand Schmitz,2002)。在最近的研究中,Gereffi和Humphrey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理论,根据交易行为的复杂性、交易的可编码化、供应方能力三个因素重新划分了价值链的类型:市场型(markets)、模块型(modularvaluechains)、关联型(relationalvaluechains)、俘虏型(captivevaluechains)和层级型(hierarchy)。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

(一)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概念

产业集群的升级模式不同角度考察也存在多种观点,本文主要讨论基于价值链理论的升级模式。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产业集群升级”(Upgradingin industrial clusters)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命题是在90年代后期才提出的(Gereffi,1999)。从某种角度,产业集群升级可以看作是传统意义上产业升级概念的具体化,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上“通过提高创新、加强合作以及从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转向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可达到升级”(Chikashiand Kishimoto,2003)。

(二)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

Gereffi在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东亚服饰产业进行研究后,认为发展中国家集群可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获得升级,东亚的服饰产业集群正是通过在全球价值链中由装配到本地生产和来料加工到贴牌生产(OEM)再到自有品牌生产(OBM)的途径实现了升级,从而获得整体的发展的。他指出,在这个过程中,主导企业扮演了原料输入、技术转移和外部知识源提供者的角色,从而促进了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升级(Gereffi,1999)。然而Schmitz(1995,1999),Bazan和Navas-Aleman(2001)等学者通过对巴西Sinos-Valley鞋业制造集群的案例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厂商为了维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往往会制造各种壁垒阻碍制造厂商集群进入高附加值环节,因而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会被“锁定”(lock in)在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从而链上的知识流和技术转移受到限制,集群无法进一步升级。Gereffi在后来的进一步研究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没有提出详细的对策(Gereffi,2003)。Kaplinsky(2000)通过研究指出,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两种方式:低端道路和高端道路。低端道路是以低劳动力价格、低生产成本、简单技术、高污染、低效率的资源利用为代价获取价值链上的竞争优势,而高端道路是通过新技术使用、产品和工艺流程改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获取竞争优势。以低端道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如果不向高端转移,最终会陷入贫困化发展。Humphrey和Schmitz(2002)提出了产业集群升级的四种模式: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upgrading)。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是引入高技术增加投入-产出水平;产品升级(Productupgrading)。研发新产品、引进更先进的生产线,以比竞争对手更快的速度提升产品质量;功能升级(Functionalupgrading)。获取链上的新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如制造业集群从基本加工到“贴牌生产”,到自行设计制造,再到自有品牌制造的转换即可视为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Inter-sectoralupgrading)。将从某一价值链环节中获得的知识应用于新的领域,或是跨越到一条价值量更高的价值链,也可称为价值链升级。相比于Gereffi和Kaplinsky的升级研究,Humphrey和Schmitz所提出的升级模式更全面、更深入,但他们自己也承认,这种升级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概念化的结果,没有经过实证的很好检验,而且在很多现实情况中,四种升级方式是很难区分的。Humphrey和Schmitz还进一步将自己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与集群四层次升级模式相结合,用以分析以不同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前景。对应于四种不同治理类型的价值链,集群的嵌入方式也有四种:市场嵌入;网络嵌入;准层级嵌入和层级嵌入。他们认为:集群嵌入准层级链,有利于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但限制了功能升级;集群嵌入市场型价值链后,具有较大的功能升级空间,产品和工艺流程升级也能得到一定的实现,但是一般只有发达国家的集群才可能嵌入市场型价值链;网络型价值链上主体间是网络型的互相联系和合作关系,因而嵌入其中的集群可获得各种理想的升级机会,但是与市场型价值链一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往往很难嵌入网络型价值链;层级链只存在于垂直整合的大型跨国公司内部,因而只有独立的企业才能以附属公司的身份嵌入这样的层级链,对于集群整体而言,则不存在这样的嵌入方式。Humphrey和Schmitz的升级模式显然也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集群受制于价值链主导企业从而难以获得功能升级的现实,但他们对此仍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集群嵌入准层级链的现实情况并不意味着没有升级的出路,因为在准层级链上,功能升级的限制是暂时性的:首先,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取决于另一方的相对无权,但是链上的制造商可以获得新能力、开发新市场,从而改变权力关系;其次,建立和维持准层级链的治理关系对于领导企业来说也是成本高昂的(需要大量的专门投资)。所以,只要集群内的制造商存在战略意图(Strategicintent)和设备投资、组织安排、人力,就存在升级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集群所要做的就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学会把从领导企业处所学到的知识(主要来自于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应用于其它市场上的制造商,向更小的、关系更加不平等的市场谋求出路,逐渐实现自身从制造商向购买商的转变。其次,集群内的制造商可以进入领导企业所放弃的功能领域。Humphey和Schmitz的集群升级模式尽管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但迄今为止,它仍代表着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的主流地位。

(三)升级理论的相关案例

以嵌入全球价值链为视角的产业集群升级理论框架已经初步形成,但目前还处于概念阶段。在这一领域内,一些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也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可以当作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很好补充和拓展。如前所述,巴西南部Sinos-Valley鞋业集群升级的案例研究证明,嵌入准层级链的确促进了集群的产品和流程升级,但会限制其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发现集群内少数转向国内市场和拓展拉丁美洲市场的企业反而发展起了产品的设计能力,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Bazan and Navas-Aleman,2001)。还有学者研究台湾PC产业集群的升级现象,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台湾PC产业实现了从装配或本地生产到OEM,再到ODM的升级,主要原因是由于台湾的PC制造商们将来自于价值链上特定客户的设计修改后用于其它市场上的其它客户,从而获得了成功(Leeand Chen,2000),而在这一过程中,集群内部产品系统和知识系统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Kishimoto,2002)。此外,有学者用实证方法对南美洲巴西、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等多个国家的产业集群进行研究,探讨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产业政策对于集群升级的影响(Pietrobelliand Rabellotti,2005)。

四、结论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是从本世纪初兴起的一个热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价值链类型)分析以及相应的产业集群升级模式等理论为我们研究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乃至产业的升级都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启发。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一国的产业集群局限于地理区域内只会走向衰亡,没有任何封闭的系统能够长时间得以维持和发展,因而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发展中国家集群升级的必要条件。从诸多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会较快地促进本地集群的发展。另一方面,嵌入全球价值链并非集群升级的终极手段。所嵌入价值链的类型影响着集群的升级前景,对于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般都会嵌入准层级链,在有可能实现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同时,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却反而受到阻碍。因此,必须把集群内外部的动因结合起来研究,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是集群的外部知识源,集群应该以此为契机,培育内部的技术能力、本地网络和创新系统,调整自身在价值链上环节的定位,这样才能获得全面、整体和持久的升级。考察中国地方产业集群的现状,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内陆地区的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较慢,而沿海地区集群正处于以低端道路嵌入准层级型价值链的过程中;以低劳动力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的低端制造、加工等低附加值环节是我国集群目前所属的价值链定位,现状下具有一定产品升级和工艺流程升级的空间,但是难以获得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集群升级的一条可行道路是嵌入特定的全球价值链,而嵌入之后的主要战略途径是从生产制造环节向核心技术开发、设计以及营销服务、品牌运作等环节转移,也就是通过培育技术能力、本地网络和创新系统,谋求在全球价值链上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

摘要：本文对全球价值链的内涵、分析维度、治理结构和类型等相关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分析比较,对产业集群的升级类型、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以及相应的升级模式进行综述,针对中国制造业的现状讨论了不同嵌入方式下集群的升级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