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体系

2024-07-26

国家新体系(共12篇)

国家新体系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十年, 我国的高

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步入了大众化教育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与国家的投入不足矛盾日益显现, 高等学校只有通过收取学费来弥补教育经费的短缺。但是缴费上学对低收入特别是农村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许多家庭无法供子女上大学。为了解决上大学难的问题, 国家从1999年6月出台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并开始试点, 到2000年9月在全国推广,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不断完善, 体现出逐步放松贷款条件, 扩大贷款范围的趋向。现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利用银行体系和金融手段以达到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的目的, 并通过创造“政府安排贴息, 商业银行承担借贷运作, 高校负责学生资料初审, 教育管理部门进行协调的分工制度”, 保证助学贷款业务的顺利开展。

对于许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而言, 国家助学贷款是他们完成高等教育的希望。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加快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保证每一个学子不因贫困而无法进入大学校园, 无疑是促进教育发展、推进教育公平的重要环节。几年来, 在中央、地方有关部门和各高校的共同努力下, 这项工作取得了巨大实效, 约有1/2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利用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但是, 国家助学贷款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影响着可持续发展。

一、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 商业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市场失灵

始于1999年的国家助学贷款, 资助了数百万寒门学子, 却也受困于商业银行惜贷的尴尬。商业银行与一般工商企业一样,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它也具有从事业务经营所需要的自有资本, 依法经营, 照章纳税, 自负盈亏, 与其他企业一样, 以利润为目标。经办银行参与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高, 根本原因在于成本过高和风险防范措施的缺失。贷款人数多金额少, 一个学校有几百几千学生贷款, 但就为了这些学生可能就要派驻一个客户经理或者服务人员, 营业成本非常高, 额度不大, 但是工作量非常大, 管理成本过高, 银行没有积极性。并且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成熟的个人信用体系, 学生毕业以后流动性比较大, 经办银行缺乏有效的贷款跟踪管理手段, 大学毕业生的还款违约率远高于商业银行的其他个人消费贷款群体。2002年, 第一批申请贷款的部分学生进入还贷期, 贷款风险也首次凸显。2003年, 助学贷款开始进入首批还贷高峰, 全国借贷学生平均违约率接近20%, 西部一所大学因违约率高达50%, 因此成了第一所被银行叫停贷款的高校。2003年, 高校被停发助学贷款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还款风险令经办银行对国家助学贷款望而却步, 市场引导作用失灵。

(二) 政府政策性目标与银行的商业化经营相冲突

1. 政府的政策性目标。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体系, 党中央、国务院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速人才培养, 利用金融手段支持高等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 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助学贷款帮助学生树立了自立自强观念, 鞭策学生勤奋学习、努力上进, 有力地推动了高等学校学生素质教育的改革, 为贫困公民获得公平、公正的教育机会提供了社会保障机制, 它促进了教育机会均等, 消除或减轻经济困难对不利群体学生在入学影响, 帮助他们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住宿费和日常生活费。其根本出发点就是, 实行科教兴国, 让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够上大学。

为了克服银行助学贷款“惜贷”现象, 政府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完善贷款制度, 鼓励银行扩大贷款。2004年6月, 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 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 试图从建立机制层面上去解决助学贷款难题。根据补偿机制, 由财政和普通高校各出一半作为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各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在确认经办银行年度贷款实际发放额后, 将风险补偿资金统一支付给经办银行, 从而形成了“集政策、福利、教育和金融为一体”, 以“政策性为目标, 商业化运作”的国家助学贷款模式。但是风险补偿金很难补偿由于贷后管理的艰难存在的风险, 并且银行、借款人、高校的风险责任不清, 风险有加大的趋势。

2. 商业化经营追求利润最大化。

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 尽管政府补贴风险金为14%, 但在银行方面认为这一比例的保证金不能补偿银行的贷款风险, 所以银行出台诸多的限贷措施。

一是比例限贷。2003年8月,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双20标准”, 即对违约率达到20%且违约人数达到20%的高校, 经办银行可以停发贷款。按当年在校总人数的20%定贷款额度, 目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比例超过20%, 特别是西部的一些高校达到30%以上, 贷款额度不能满足学生的贷款需求。并且贷款要求学生附成绩单, 有一门挂科不能贷款。家庭困难学生本来学习困难, 不能按时贷款更是雪上加霜, 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恶性循环, 学习成绩更难以保证。

二是办理贷款附带条件。有的银行要求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同时要求高校把单位的银行账户, 职工的结算账户同时设在贷款银行, 否则不办理贷款, 为能给学生顺利办理贷款, 尽管高校不情愿, 也只能无奈之举。

三是业务人员少, 收贷管理不规范。由于高校由省教育管理部门统一招标, 有的省集中在一个中标的银行, 由于办理贷款的时间非常集中, 银行代理高校的贷款任务繁重, 人员没有增加, 不能及时完成贷款审核业务。同时为了减少成本开支, 许多业务人员是聘请高校的在校学生, 业务不熟练, 收贷手续也不规范, 出现高校报送的贷款资料丢失或甲校的资料放到了乙校;不能及时放款, 贷款资料的审批不能按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经常是学期初办理贷款, 学期结束前才能放款。

(三) 高校担负银行的经营风险

1. 高校为学生违约买单。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 (国办发[2004]51号) 规定: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考虑到国家助学贷款特点和我国的具体国情, 为鼓励银行积极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按照“风险分担”原则, 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按隶属关系, 由财政和普通高校按贷款当年发生额的一定比例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给予经办银行适当补偿, 具体比例在招投标时确定, 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财政和普通高校各承担50%。根据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风险补偿金一般为14%, 但在招标时银行普遍认为14%的助学贷款风险金比例太低, 2004年9月, 在某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业务招标开标仪式上, 11家收到招标邀请书的银行仅5家到会, 最后只有3家银行进行了投标。在参与竞标的3家银行中, 有两家银行给出的风险补偿金比例为30%, 另外一家银行给出的比例为50%。而法定的风险补偿比例仅为15%, 银行提出的比例过高, 令省财政和高校难以接受, 同时各竞标银行对高校提出了许多“附加条件”, 国家助学贷款业务招标在河南以“流标”而告终。并且风险金有的没有与违约率挂钩, 违约率为零, 风险金照付。如果高校的学年贷款金额是1000万元, 就要支付75万元的风险金, 加上没有收取的学费减少的资金, 高校承担的资金压力非常大。

2. 高校分担了银行的大量工作。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是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工作之一, 高校设置机构, 配备专职人员与银行联系, 从收集资料到审核, 担负着大量的工作, 助学贷款的贷后管理更是需要人力和资金。

(四) 无担保贷款监护人成旁观者

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有关规定, 学生贷款无须家长担保, 学校辅导员和资助中心的人员成为贷款推荐人并承担了贷后管理责任, 家庭监护人没有任何的法律责任。学生毕业后高校已经没有管理学生的责任, 贷后管理完全落到了高校。贷款毕业生有意或无意违约时, 由于学生通讯地址的变动, 学校联系学生比较困难。有的高校贷后管理联系到学生的家庭时, 家长表示不知道或不配合的态度, 银行也感到联系监护人困难, 监护人成了助学贷款的旁观者。

二、构建助学信用新体系

国家助学贷款的性质决定了其发放主体的特殊性。如何使政策性目标与银行商业化经营有效结合, 实际上是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与银行的经营目标紧密结合, 尽可能扩大供应市场, 有效防止风险, 使助学贷款信贷品种可持续发展。完全由政府承担风险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政府为此付出严重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针对国家助学贷款出现的问题, 我们认为:构建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相并存的国家助学信用体系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 生源地信用贷款

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含义。

根据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学生向家庭所在地的农村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出具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入学通知书等材料, 申请办理的无需担保或抵押的助学贷款, 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 学生和家长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为共同借款人,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2.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对象:

考入国家批准的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包括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 在校的学生和新录取的学生都可以作为借款人来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

3.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特点。

第一是风险补偿金全部由财政承担。

第二是延长了还款的期限, 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10年, 最长不超过14年 (比国家助学贷款延长了四年) 。

第三是增加了学生家长共同借款,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第四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合作。试点地区由国家开发银行负责提供贷款的资金, 由其他金融机构, 受国家开发银行的委托, 负责资金的结算管理, 由县级资助管理机构负责贫困学生的认定、审查, 协助贷后的管理和催款工作。普通高中配合行政管理机构对贷款学生的经济困难进行调查、认定、统计等工作。

第五是增强信用助学贷款效果。一方面能及时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大学的经费问题, 由于是生源地贷款, 大学新生入学前就可以凭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入学通知书到所在地的办理助学贷款, 比到校后再办理较快。目前, 除极少数省份外, 都开展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

4. 生源地贷款的风险规避。

生源地贷款有效解决了国家助学贷款的贷款人、监护人、高校、政府之间的关系。通过行政管理协助贷后管理, 增强风险管理有效性。生源地比较容易了解学生毕业后的信息变化情况根据资料, 并且学生家长 (监护人) 作为共同的借款人, 有责任对借款负责。

5. 生源地贷款对高校的影响。

实行生源地贷款减轻高校担负的学生贷款任务和风险压力。生源地贷款在全国推广, 高校将在入学时收到学生的学费, 贷后管理侧重于诚信教育, 有关的信息管理工作主要在县一级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减少了高校贷后管理的工作量, 并且减少了风险金的支出。

(二) 生源地贷款亟需解决的问题

1. 国家尽快出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办法的内容包括:

贷款的性质和条件、贷款有关政策、贷款银行的确定、贷款结算管理;贷款行、政府管理部门、结算金融部门以及高校的工作职责。

2. 建立相应的考核奖励机制。

目前县级建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积极性不高, 没有强硬的措施, 生源地贷款不可能落实。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设置在教育局, 此项工作需要有专人管理, 作为教育局经常性工作之一, 要明确工作目标, 考核指标和建立奖惩机制。划拨专款使资助管理工作正常运转, 并利用风险补偿金转为奖励资金与贷款银行共同控制贷款风险。

3. 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按生源地的隶属行政管理要求, 建立县级资助管理中心, 由教育管理部门管理, 专门负责收集整理、汇总高中毕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生源地信用贷款需求信息、联系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进行核实、初审生源地贷款资料。接受高等学校、生源地信用贷款和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的委托, 建立与贷款学生家庭的联系制度, 跟踪贷款学生的信息变化, 与高校共同协助贷款银行及时掌握贷款学生的信息情况。

4. 做好生源地贷款的宣传工作。

生源地贷款包括其他的资助政策的宣传工作应在高中阶段进行, 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高中阶段就知道家庭经济困难可以通过助学贷款上学, 上学后可以通过助学金、勤工助学解决生活费问题, 全国统一的资助政策宣传, 家喻户晓, 并把生源地贷款的办理地点、办理有关程序及所需要的资料作为毕业班的重点宣传内容, 使学生入大学前了解如何办理助学贷款。当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贷款银行每年安排统一的时间到高中指导填写资料, 尽可能方便贷款人办理手续。

(二) 国家助学贷款

我国目前普遍实行的国家助学贷款应与生源地贷款的衔接, 作为助学贷款的补充。

1.国家助学贷款的对象。不能办理或不便办理生源地贷款的普通本科高校, 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包括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学生。

2.国家助学贷款应与生源地贷款的衔接。实行生源地贷款后, 新生入学凭入学通知书和家庭经济困难证明申请贷款;在校的学生凭所在学校的缴费通知书和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可以申请生源地贷款, 也可以在高校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教育管理部门同时做好信息的沟通, 建立高校学生贷款信息网, 收集全国高校已贷款学生信息, 各地学生资助中心审批贷款时首先通过学生贷款信息网审查是否已经获得贷款, 贷款银行也可以通过征信系统审查, 已获国家助学贷款的不能申请生源地信用贷款, 反之亦然, 以保证助学贷款的一次性。

3.利用利息调节引导生源地贷款。在全面实行生源地贷款的同时, 贷款政策规定利率略有不同, 高校办理的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比生源地贷款利率稍微高一些, 主要从贷后管理成本和风险性来考虑, 引导以生源地贷款为主。

(三) 个人消费贷款

1. 消费贷款含义:

个人消费贷款是指我行向个人客户发放的有指定消费用途的人民币贷款业务, 用途主要有个人住房、汽车、一般助学贷款等消费性个人贷款。

2. 制度设置适用对象的贷款条件。

A.符合生源地贷款条件, 在中国境内有固定住所、具有有效身份证明的中国国籍的自然人。

B.借款人、监护人具有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 能保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C.能提供银行认可的有效担保措施。

D.贷款用途符合指定的范围。

3. 个人消费贷款的办理程序为:

借款人申请→贷款调查→审查、审批→签订借款合同→办理保险、担保手续→贷款发放→贷款偿还。

个人消费贷款的特点是比较灵活、便捷, 但需要担保。政府可考虑将风险金制度运用到用于助学的个人消费贷款中。

参考文献

[1].王楠楠.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新疆财经学院学报, 2004 (3)

[2].钱志刚, 王雪.从高等教育公平视角看待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教育探索, 2007 (9)

[3].《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4〕51号)

[4].《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的通知》 (财教[2007]135号)

国家新体系 篇2

透明国际提出的建构国家廉政体系的观点对中国反腐败实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1.腐败是一个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的问题。

透明国家提出的国家廉政体系是以国家“良治”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国家良治,即政府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公平分配公共支出,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增进和扩大公共福利,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管理体制处于高效、公平、透明状态。根据国家良治理论,反腐败活动不能单纯依靠一些治标性的表面文章,不能仅仅是查处惩治个人,而是必须从深层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铲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温床,堵塞诱发腐败的制度漏洞,促进国家治理方式、治理模式向透明化、高效化、廉洁化方向发展。同时,就另一方面而言,腐败又是妨碍国家实现良治的最大障碍,解决腐败问题,必然也就要大力度地推进国家良治的实现。由此,反腐败与国家良治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问题,必须在国家良性治理的大视野中思考反腐败问题。

2.反腐败必须要有系统的思维、全局的观念,不能依靠零敲碎打,局部政策的调整。

廉政体系从根本上说,就是依靠系统、整体推进的方法解决腐败问题。因此,透明国际提出:“反腐败改革被看成是系统性的改革。”“改革针对的目标不应是公职人员个人,而是其行使公共权力所依托的体制。”如果孤立地执行一些反腐败政策,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中国的反腐败活动,不能过分依赖于通过对少数贪官的发现、查处起到惩一儆百的遏制效应,更不能在权衡考虑后选择性地寻找打击目标,而是必须有对体制机制缺陷的综合评估,对诱发犯罪制度漏洞的系统考量,入木三分而又通盘考虑,着眼于体制机制全局,着手于系统全面改革。

3.在中国反腐败实践中,尤其要注重系列预防腐败方面制度的建立、健全、完善。

国家新体系 篇3

国际化发展是当今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与竞争的最终战略选择。对于企业如何实施国际化战略,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人感到有些茫然,有人为此曾总结出四条规律可以称之为企业国际化的必经之路。这四条规律是:第一,加强产品优势,提高抗冲击能力;第二,改变观念,实施现代化管理;第三,提高科研能力,不断改进产品:第四,增强企业信誉,塑造品牌形象。而总结20年来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走过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其国际化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四条轨迹:第一,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理念;第二,坚持园区与企业“鱼、水”关系永恒不变的原则:第三、坚持先国内后国外、边国内边国外渐进式发展策略;第四,坚持树立科技、创新、引领的知识型园区品牌。这四条轨迹是众多中关村人“拾柴”。集思广益,经过20年始终如一的拼搏。最终走出的一条中关村国际合作之道,并对海淀园从事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新定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联网”,助中关村实现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目标的载体

创新体系建设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具有善于及时发现和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和积极性。“联网”是实现跨区域资源整合的最佳途径之一,但是如何实现优势资源整合,使“联网”发挥最佳效果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海淀园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关村区域特征的国际化之路,实践证明它越来越为国内外高端所关注。如:2007年海淀园管委会与葡萄牙仕博创新管理咨询公司的框架性合作协议,项目签字仪式是在温家宝总理主持的中葡双方总理出席的国事签约仪式上举行,开创了基层单位合作项目在国事活动中举行的记录。2008年以来海淀园连续两年成为向达沃斯提名技术先锋候选企业的区域,见证了海淀园为创新型企业成长摇篮之说。

“联网”的方式及定位很重要。可以实现“联网”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如互联网、论坛、展览、会议等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交流各种活动,如果对活动使用的恰到好处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009年在中关村地区刚刚结束的两个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9年10月和11月由科技部、中科院、国家知识产权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办,海淀区人民政府,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承办,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协办相继在北京召开2009年全球交付论坛、2009中关村论坛就凸现了中关村运用论坛实现“联网”的这一特征。全球交付论坛旨在为海淀区从事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的企业与国际市场搭建一个交流、切磋、展示的舞台,使文思创新、软通动力、博彦科技、瑞友科技等园区的著名外包企业,与来自美国、英国、印度、新加坡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以及北京商务委、经信委和中国化工信息化中心等政府部门济济一堂,分享着预计201 0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6000亿美元以上市场计划。而2009中关村论坛,则是一场由高层政府政策制定者、诺贝尔奖获得者、金融投资家、成功企业家为中关村带来的一场高层创新盛宴。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到会并发表了致辞,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主持了会议,其中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为我们介绍了“信息和政府的决策对产业升级至关重要”道理:美国硅谷银行总裁格里高利·贝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整套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以亲身经历告诫我们一名“优秀的企业家目光要高远意志要坚定”的事实。两场会议吸引了园区不同企业的关注与兴趣,也吸引了国内外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关注,它们正在形成的中关村创新文化氛围中发挥着积极地影响与作用。

网络,助中关村成为一个新兴的全球知识管理平台(iBridge)

网络与联网不同,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将社会组织、机构、政府、企业、学校或者集群通过某种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工作关系。2008年的金融风暴给我们敲响了时代的警钟,让我们体会到中国已经深深的置身于世界范围之中,世界离我们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2009年在美国召开的第26届世界科技园区年会所带来的新动向,值得我们关注,会议研究表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转移、总部经济战略以及科技园区存在形式和价值都会随着web2.0网络时代的到来而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这种理念一诞生,就引起了各国科技园区、孵化器以及企业和研究机构的高度关注,以备在新的“感知世界”理念下实现的“物联网”为代表的时代到来,及时抢占高端。

“众联网”就是海淀园迎接新时代的最新奉献。感知世界,不仅需要物物相联的世界,更需要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奉献。“众联网”就是海淀园于2003年开始的基于“长尾理论”、“Network”理念下开始了研究与探索,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是以Web 2.0理念为依托,专门为高新技术企业而搭建的新型网络平台。“联网、联心、联世界,通路、通智、通四方”,实现全球科技人员随时随地沟通、无障碍交流是它的核心理念。这里的联网指的是两个网,一个是人脉体系网,一个是计算机服务体系网,联心主要是讲诚信,讲规则,讲道德,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开展广泛的合作。它的主要核心业务是以平台式开展相互的咨询、培训和会务会展,会员大概分为四类,政府会员、机构会员、企业会员和专家会员。一个新型创新平台已经诞生,“科技型企业走出去’一站式服务试点平台”(英文名称Information Bridge,简称iBridge),获2005年科技部“科技兴贸行动计划”,于2007年3月7日通过专家验收小组的验收,同年9月开始试运行。海淀园的创新体系建设转型做出了从理念到实践试验,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关注与重视。专家称:这个基于2003年专注于探索中国高新区转型的“科技部科技型企业‘走出去’一站式试点任务问题研究”可行性报告研究而设计开发的试点平台项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一站式服务的理念、实施基础、组织形式以及经济价值实现模式:提出了高

新区未来发展战略的转型与定型,即向专业化和国际化园区转变,并对我国高新区的职能进行了重新定位:提出了高新区内公共服务性机构的一种可行的服务组织形式和运行模式,即“人脉关系网建设+信息体系网建设≥联网联心联世界,通路通智通四方”;以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了科技园区网络化的新型模式。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桥水州立大学(Bridgewater State College)马丁教授(Martin Grossman)也为此专门发表了专题报告:iBridge,一个新兴的全球知识管理平台,他在报告中对海淀园的国际化进行了积极的评价。

资金,助创新型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催化剂

通过政府政策,实现园区对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导向,使一批具有国际化能力的企业得以发展,正是园区需要破解的难题。2006年海淀园在全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中首个出台的“海淀园中小企业国际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正是开了个先河,试点期为3年,至今它已经走过了3个年头。海淀园出台这项政策就像是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催化剂,使海淀园企业不断创新发展,同时也是海淀园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撬动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杠杆,使海淀园国际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通过调研发现,2006年获得海淀园国际化资金支持的30家企业,得出了主要经济指标和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结论。

通过国际化项目的资助,各家企业的经济利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如上图所示,资助前30家企业的销售收入为27348万元,资助后销售收入增长到37991万元,增长了38.90%;带动了市场份额的扩展。净利润从原来的4783万元增长到5758万元,增长了20.39%。

出口创汇由原来的1015万元增长到2366万元,增长了133.05%。出口创汇的提高一方面体现了企业经济利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企业在国外市场占有率的提高,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从企业规模来看,企业总资产由资助前的138775万元提升到1 96286万元,增长幅度高达41.44%。说明通过国际化合作资金项目的资助,帮助很多企业实现了“企业做大”的积极成长。

资助前,项目新增就业人数79人;资助后项目共新增就业人数204人,增长了158.22%。

30个国际合作项目中一批经济效益好,社会信誉高,就业机会多的企业,在其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环节为社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为更多人的就业创造机会,实现了切实的社会效益。

有专家分析,创新需要在国际化环境中进行,国际合作已经成为推进科技发展、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支撑。许多国外科研资助机构顺应国际化发展,根据本国国情,制定了相应的国际合作战略。如:欧盟在2007年推出的第七框架计划中,共投入175亿欧元(比第六框架计划增加了25亿欧元),专门设立了基础研究和国际合作的专项经费。海淀园以政府资金培养和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的先行先试方法,不仅为在我国高新区中带了头,也为撬动风险投资等社会资金进入企业搭建了台阶。2009年这项试点政策已经以“海淀区促进创新型企业国际化发展实施办法”和“海淀区促进创新型企业品牌建设实施办法”形式列入海淀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20项政策体系之中。

加油,助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更上一层楼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拟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加油站”,即是乘上奥运东风的大好时机,同时也是中关村国际化之道的真实写照。“Jiayou(加油)”,两个汉字及发音在奥运期间通过电视、网络等传统和新兴媒体向世界传播,同时也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感受到“中国元素”蕴涵的深厚底蕴所释放出来的巨大魅力。在外国人理解看,加油的表面意思是“加:add”和“油:oil或fuel”,如给汽车加油:但按照其实际应用来看,它也常用于处于如在四川地震环境当中那样,帮助悲伤、困惑、低潮的人走出困境。而这体现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建设中,则表达了我们既需要乘胜前进的加油,更需要在跨越国际化鸿沟遇到困境时鼓劲加油。

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国际化发展方面,海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资料显示,海淀聚集了各种形态的研发中心500余家,其密度在国内唯一。同时,已有微软、朗讯、太阳微系统、西门子、安捷伦、宝洁等40余家著名的跨国公司在海淀设立了全球研发中心。海淀园中有大量企业在国内、国际上市融资,其中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园区企业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海淀园拥有全市最多的留学生及其创业企业,成为园区国际化进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技术和制度创新一直都是海淀的骄傲和发展动力。据不完全统计,海淀园企业目前拥有国际标准58项、国家标准426项、行业标准297项,在第一、二、三届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中,海淀区共有72个单位的70个项目获奖,其中一等奖达12个,占全国的52%。此外,海淀园特色外事机构的设计和建设工程也充分促进了园区企业国际化的发展。

从1988年成立至今,海淀园国际化发展之路已经实现了从单一从事传统外事事务性工作到参与国际合作主体多层级服务体系形成的历史性跨越,并始终以铺路石、合作路、联络网、信息桥为特征的角色一路伴企业前行,在大外事、综合外事、外事为经济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与试验,实现了从外事管理到外事服务的转变,取得了良好成效。海淀园“一路同行”为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服务,充分发挥“加油站”作用,为今后园区与企业携手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新体系 篇4

一、高校安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一) 国防观念淡薄。“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乱, 是以身安国家可保也。”国防观念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国防建设的目的、内容、途径和重要性等问题的认识, 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黏合剂”。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主体, 但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互交织, 国际局势错综复杂,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 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形式更加隐蔽, 手段更加多样。但在经济浪潮冲击下, 习惯了象牙塔平静生活的大学生缺乏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思想大量存在, “国防和我无关”的思想占据着很多人的大脑。居安思危意识淡化,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缺失。和平时代战争离我们很遥远, 也与我无关的思想普遍存在。正是有了上述思想, 对西方敌对势力愈趋隐蔽化的各种渗透认识不足, 带来诸多安全隐患。

( 二) 意识形态淡化。时下, 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反制与渗透越来越去意识形态化, 扯着民主的幌子大行和平演变之事, 意识形态斗争更趋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各种论调喧嚣尘上。“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相继发声, 散播政治鸦片, 意欲毁英雄、毁信仰、唱衰中国, 瓦解公信力、打击幸福感。不难发现, “去意识形态化”是西方敌对势力的策略, 而其实质是“去意识形态化”幌子下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而现代大学生们缺乏对这一形势的正确判断, 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 三) 网络安全问题突出。科学技术是影响社会的主要手段, 随着网络的发展, 各种非安全因素通过网络对高校的渗透越来越厉害。随着手机终端的不断发展, 对网络的管理也越来越难, 而不安全因素的传播却越来越快。大学生对大量的信息缺乏理性的辨别力, 非安全因素越来越隐蔽化, 网络安全问题越发突出。一是西方利用网络优势加强对我国的监控, “棱镜事件”即是最好的证明。二是以“网络自由”为幌子争夺话语权, 逐渐演变为“网络战争”, 不断升级对我国的攻势。三是借“网络自由”为旗号, 攻击我国加强互联网管理。四是通过大学生加入一些境外网站, 引诱大学生参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五是各种暴恐势力网站逐渐向校园渗透, 给校园安全带来不安定因素。

( 四) 文化渗透加深。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社会, 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中华优秀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同样成为民族复兴的主要精神支柱。高校是传承文化、传播文明的重要场所,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此, 各种敌对势对高校的文化渗透也日益加深, 给高校安全带来严重挑战。一是西方文化盛行。西方节日在高校成为一种时髦, 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活动如火如荼, 而传统节日却成为名副其实的“放假节”, 如清明节、中秋节在高校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少有与之关联的活动。二是西方影视文化带来的强大冲击, 美国大片, 韩国电影、日本动漫占据了许多大学生的眼球, 甚至在高校出现观看韩国电影的“韩流”。殊不知, 这些文化产品经过包装后, 其中暗藏的西方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至深。三是打着各种幌子的所谓讨论、推行“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如对邱少云、雷锋日记、狼牙山五壮士的怀疑与质疑, 旨在灭偶像、毁信仰, 给缺乏近现代史教育的大学生影响极大。

二、构建高校安全体系的困境

新的形势下, 高校安全面临诸多问题, 将会给校园稳定、社会和谐、国家安全带来众多不利影响。然而, 受传统安全观的影响, 高校安全体系构建却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 一) 认识困境。领导忽视, 隐患加深。受传统安全观念的影响, 高校领导普遍对安全重视不够, 特别是非传统安全观念重视不够。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认为高校是文明场所, 基本上不会有安全问题; 二是高校是教学科研场所, 主要精力应放在教学科研上; 三是认为安全问题是当地治安机关和学校保卫处的事情; 四是对现代危及学校安全的因素不够了解。领导忽视的直接后果是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不重视、国防教育的缺失, 不能对高校安全有清楚的认识。领导不重视, 往往造成安全部门工作的懈怠, 对形势出现错误的研判, 造成安全隐患, 而一旦出现校园安全事故就无法应对, 往往造成严重后果。

( 二) 技术困境。技术落后, 监管缺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非安全因素对校园安全的影响越来越科技化和隐蔽化。西方势力利用网络, 特别是手机移动互联网进行的文化渗透, 传播“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精神鸦片。如果我们只靠传统的应对方式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所需的, 也是收效甚微的, 必须利用网络技术加强舆论监督与舆情监管。但现实是, 大多数高校本身由于技术的落后, 无从监管, 也无法监管。问题的关键是, 高校的安全问题最主要的还是来自非传统方向, 最重要的媒介是网络, 通过移动终端, 而且技术更新越来越快。技术的落后造成监管的空白, 陷入想要监管却无法监管的尴尬之中, 特别是少数民族学生较多的高校更是无能为力, 他们大多是通过少数民族语言网络联系和交流。

( 三) 制度困境。制度缺失, 应对不力。制度是确保高校安全的关键, 也是具体体现。切实可行的制度是强化校园安全最重要的手段, 也是最有力的预防措施。受传统国家安全观的影响, 高校校园国家安全制度大多注重治安、学生人生安全等显性问题, 而对于具有深远长久、隐性的国防观念、意识形态、网络渗透、文化冲突等安全问题的注重不够, 制度建设也不健全。一是思想观念的影响, 高校安全保卫部门认为这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 不是本部门的职责所在。二是缺少经验, 不知道这方面的安全防范制度如何制定。制度的缺失,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平时疏于防范, 也难以监控, 更无法掌控安全舆情, 一旦出现安全问题, 又无法应对, 往往造成事态的严重和扩大, 若处置不当, 更易引发群体安全事件。

( 四) 机制困境。合作乏力, 效果不佳。要保证高校的长治久安, 需要以切实可行的机制作为支撑。但高校安全部门往往缺少与意识形态部门、文化部门和网络技术部门的合作, 缺少联防联动, 缺乏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有效应对。例如敌对势力通过互联网在西方节日进行的文化渗透, 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讨论, 因其隐蔽化, 单靠学校安全部门是难以应对的。又如互联网上对邱少云的质疑、对雷锋日记的怀疑、对伟人的调侃等, 高校都缺乏相应的合作机制, 很难防于未然。往往是事情发生后在进行各种善后工作, 陷入穷于应付的困境。

三、新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构建高校安全体系的对策

针对高校校园的具体情况以及出现的新问题、新动态和非传统安全的影响方式与途径, 结合大学生特点, 高校应提高认识、积极应对, 筑牢思想防线, 确保校园安全。

( 一) 加强教育、注重引导。安全文化具有对高校安全管理的导向功能, 提高师生人文素质的育人功能和对安全系统有效性的协调功能。[1]一是非传统安全观的教育, 让学生明白非传统安全观的内容、特点、影响模式、危害, 教会学生应对措施。二是加强国防观念教育, 增强忧患意识, 让大学生自觉关心国防、了解国防、热爱国防, 积极履行国防义务。三是形势与政策教育, 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四是要注重引导, 通过历史真相的解读、西方敌对势力野心的揭露, 提高安全意识, 特别是文化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的意识。五是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一个人不能没有智慧, 但最不能缺乏的是信念, 通过理想信念教育, 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筑牢思想意识形态的底线, 打牢安全体系的基础。

( 二) 强化管理、依法治校。针对非传统安全隐蔽化、智能化、多样化的特点,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强管理, 加强意识形态管控, 注重舆情监督, 加强正面宣传, 打赢意识形态没有销烟的上甘岭战役。加强网络管理, 积聚正能量, 控制负能量, 夺取传播制高点, 增强网络话语权。依法治校, 加强制度建设, 构建校园安全防范体系。建立学校———院系———班级三级防控体系, 制定校园安全防范措施、安全事故应急方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新常态, 高校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大力推进依法治校, 加强安全管理法治建设, 明确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安全职责, 做到权责分明, 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 三) 健全机制、联防联动。健全机制, 形成合力是构建高校安全体系的根本保障, 联防联动, 是确保高校安全的根本途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 加强校园安全信息网络建设, 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网格化、全覆盖的安全防范系统, 保持畅通的情报信息渠道, 实现校内外安全管理部门情报信息有效整合、资源共享。[2]一是横向联动, 即安全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协调机制, 充分利用安全平台, 协调公安、消防、司法部门, 形成合作机制。利用舆情监控平台, 整合文化、网络、宣传部门之间的力量, 快速有效开展工作。二是纵向联动, 即国安、省级公安部门、学校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和学校保卫部门的联动。

摘要:经济社会的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的推广, 赋予了国家安全观新的内容。高校安全在新的时代面临诸多现实困境, 结合大学校园特点, 在新国家安全观视阈下提高认识, 积极应对, 构建校园安全体系, 确保高校安全, 对促进社会和谐, 国家安全均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国家安全观,高校安全体系,安全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邓浩, 王国华.高校校园安全文化建设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4, 5

[2]李晓华, 刘兴国.无缝隙组织理论视域下高校安全管理创新研究[J].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 2015, 5

[3]胡洁虹.新形势下高校大学生新国家安全观教育[J].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 2014, 3

[4]李爱玲.解读新国家安全观[J].前线, 2015, 5

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简介 篇5

【信息来源: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浏览量: 20705|发布时间:2014-09-01】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促进教育公平是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学问题,近些年中央有关部门密集出台相关资助政策措施,已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一、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一)本专科生教育阶段: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校内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的混合资助体系

1.国家奖学金。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每年奖励本专科学生5万名,每生每年8000元。

2.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约为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学生总数的3%,每生每年5000元。同一学年内,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不能同时获得。

3.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国家助学金资助面约为全国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含高职、第二学士学位)在校学生总数的20%,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0元,可分设2-3档。4.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不需要担保或抵押的信用助学贷款,帮助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用,每学年贷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8000元。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浮。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贴息,毕业后的利息由学生支付,并按约定偿还本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有两种模式:一是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即通过就读学校向经办银行申请。二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即通过户籍所在县(市、区)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有的地区直接到相关金融机构申请)。

5.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对中央部门所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服务期达到3年以上(含3年)的,实施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补偿代偿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定,每生每年不高于8000元。每年补偿或代偿总额的1/3,分3年补偿代偿完毕。地方高校毕业生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由各地参照中央政策制定执行。

6.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费资助。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等学校在校生及毕业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施一次性补偿或代偿,对退役后复学的高校在校生(含高校新生)实行学费资助。补偿代偿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确定,退役复学学费资助金额按照实际收取学费确定,每生每年均不高于8000元。7.师范生免费教育。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南大学六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免费教育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地方师范院校师范生资助由各地自行实施。

8.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对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给予教育资助。内容包括:一是学费资助;二是家庭经济困难退役士兵学生生活费资助;三是其他奖助学金资助。学费资助标准,按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学费标准,每学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生活费及其他奖助学金资助标准,按国家现行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有关规定执行。

9.新生入学资助项目。从2012年起,对中西部地区启动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入学资助项目,用于解决学生家庭至录取学校间的路费及入校后短期生活费,省(区、市)内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资助500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新生每人资助1000元。

10.勤工助学。学校设臵校内勤工助学,并为学生组织提供校外勤工助学机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考虑。学生参加勤工助学原则上每周不超过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劳动报酬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或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1.校内资助。学校利用从事业收入中提取的资助资金以及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助资金等,设立校内奖学金、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校内无息借款、减免学费等。12.绿色通道。全日制普通高校建立“绿色通道”,对被录取入学、无法缴纳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

(二)研究生教育阶段:国家奖助学金、“三助”岗位津贴、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多种方式并举

1.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特别优秀的研究生。每年奖励4.5万名,其中硕士生3.5万名、每生每年2万元,博士生1万名、每生每年3万元。

2.学业奖学金。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而设立的奖学金。中央高校根据研究生收费标准、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等级、奖励标准和评定办法(可分档设定奖励标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标准不得超过同阶段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标准的60%。地方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政策由各地参照中央政策制定执行。

3.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的基本生活支出。硕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6000元,博士研究生资助标准不低于每生每年10000元。

4.“三助”岗位津贴。高等学校利用教育拨款、科研经费、学费收入、社会捐助等资金,设臵研究生“三助”(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并提供“三助”津贴。原则上,助研津贴主要通过科研项目经费中的劳务费及科研间接费列支,助教津贴和助管津贴所需资金由高等学校承担。研究生“三助”津贴标准由高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当地物价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

5.国家助学贷款。研究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条件、程序及其他有关规定,与高校本专科生国家助学贷款基本相同。原则上,研究生助学贷款以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为主,每学年贷款金额不超过12000元。

6.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应届毕业研究生赴基层就业申请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的条件、程序及相关规定,与本专科毕业生基本相同。研究生补偿代偿金额每生每年不高于12000元。

7.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费资助。研究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申请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费资助的条件、程序及相关规定,与本专科生基本相同。研究生补偿代偿或学费资助金额每生每年不高于12000元。8.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对退役一年以上、考入普通高等学校并纳入全国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给予教育资助。资助内容与本专科生基本相同。学费资助标准每学年最高不超过12000元。

二、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我国建立了以免学费、国家助学金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及顶岗实习等为补充的学生资助制度。各项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1.免学费 从2014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对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学生除外)。免学费标准按照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及其价格主管部门在2012年6月30前批准的学费标准确定。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转,对因免除学费导致学校收入减少的部分,第一、二、三学年由财政按照享受免学费学生人数和免学费标准补助学校。

对在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准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一、二、三年级符合免学费政策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免除学费标准给予补助。民办中等职业学校经批准的学费标准高于补助的部分,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

中央财政统一按照每生每年2000元的标准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分担。

涉农专业范围,根据2010年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及专业设臵管理办法确定。

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区域确定,西部地区按在校城市学生的15%确定;中部地区按在校城市学生的10%确定;东部地区按在校城市学生的5%确定。

2.国家助学金

从2013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确定为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2015年春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生均每年1500元提高到2000元。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例按区域确定,西部地区按在校学生的20%确定,中部地区按在校学生的15%确定,东部地区按在校学生的10%确定。

为切实减轻贫困地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家庭经济负担,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有关精神,将六盘山区等11个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享受助学金范围。

地方出台的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和助学金政策,范围大于或相关标准高于本意见的,可按照本地的办法继续实施。

3.顶岗实习

安排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学生到企业等单位顶岗实习,获得一定报酬,用于支付学习和生活费用。

4.奖学金

地方政府、相关行业、企业安排专项资金设立中职学生政府奖学金和定向奖学金。

5.学校免学费等 中等职业学校每年安排一定的经费,用于学费减免、勤工助学、校内奖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

6.其他资助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资助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三、普通高中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在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实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体,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补充的资助政策。

1.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5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1000-3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3档。资助面约为全国普通高中在校学生总数的20%。

2.学校资助。学校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3%-5%的经费,用于减免学费、设立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

3.社会资助。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捐资设立奖助等各类资助措施。

四、义务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农村学生免费配发汉语字典,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提供生活补助,实施营养改善计划。1.免学杂费。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

2.免费教科书。对义务教育阶段所有农村学生和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实行部分国家课程教科书循环使用制度。农村学生国家课程免费教科书资金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课程免费教科书及城市低保家庭学生国家免费教科书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国家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配发汉语字典。

3.寄宿生生活补助。用于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生每天4元、初中生5元(按每年250天计算)。所需资金中央财政按照50%的比例给予奖励性补助,地方财政应承担的50%部分,由省级财政统筹落实。中西部城市和东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

4.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农村(不含县城)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财政为国家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天3元,所需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承担。同时,支持地方试点,中央财政给予适当奖补。

五、学前教育资助政策

在学前教育阶段,按照“地方先行、中央补助”的原则,对在园幼儿给予资助 1.政府资助。地方政府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予以资助。中央财政根据地方出台的资助政策、经费投入及实施效果等因素,予以奖补。

2.幼儿园资助。幼儿园从事业收入中提取3%—5%的资金,用于减免收费、提供特殊困难补助等,具体比例由各地自行确定。

创新国家数字出版人才体系建设 篇6

数字出版作为“十二五”期间我国国家文化科技创新的战略型新兴产业,是我国新闻出版业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业态创新,实现跨越发展的重要引擎,已经成为我国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加强文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主要发展方向。但在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政策不断推动、发展思路日益清晰,市场需求快速膨胀,投资规模显著提升的同时,数字出版人才储备的总量不足与结构失衡,以及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相互脱节,已经成为制约数字出版发展的主要瓶颈与障碍。因此,有效弥补数字出版产业快速发展所造成的人才缺口,构建国家创新型数字出版人才体系,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当前所迫切需要研究与解决的课题。

一、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战略背景下的数字出版人才体系建设

(一)数字出版人才建设已经被提升到国家文化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度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战略高度提出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要深入实施科技带动战略,加快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并提出要抓紧培养善于开拓文化新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专门人才。同时,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发展规划》又强调,要发展以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传播渠道网络化为主要特征,以网络出版、手机出版为主要代表的数字出版等新兴业态,并提出确立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要求根据数字出版发展要求,统筹抓好复合型人才与行业紧缺和急需人才队伍建设,造就一批名行业技术专家。在此基础上,科技部、中宣办、新闻出版总署等六部委共同开展了文化与科技融合专题调研,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编制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其中重点强调要围绕新闻出版全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构建电子图书、数字报刊、网络原创文学、网络教育出版、数据库出版、手机出版等数字出版新兴业态,并提出要培养造就专业化、复合型的人才队伍与团队,为文化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而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要不断完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加大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力度,特别是传统出版单位要加快培养数字出版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营销人才、高级策划人才以及高级数字编辑人才。

(二)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制约出版行业实现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战略的关键因素

当前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的薄弱与匮乏,已经成为出版业实现技术变革、业态创新与产业升级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数字出版人才队伍总量不足,占出版业整体人才队伍规模比例较小,仅有30%的出版企业设有独立的信息技术与数字化发展机构。二是数字出版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大量数字出版人才集中在教育与科研两大系列,大多数出版企业目前配备的信息技术人员主要从事出版网站与企业信息系统的日常维护工作,具有成功产业实践经验的创新型数字出版高端人才极为匮乏。三是数字出版教育与数字出版产业需求相脱节,数字出版学科建设较为盲目,研究领域多局限于数字出版理论探索层面,师资力量有待加强,缺乏兼有编辑出版与数字技术复合型知识结构的师资队伍。四是数字出版人才科技创新产出效能不高,数字出版专利申请的规模与质量偏低,最终能形成生产能力的数字出版技术转化与应用成果严重不足,不能有效满足数字出版市场发展的需求。五是对数字出版人才缺乏科学的评价与有效的激励机制。数字出版人才的薪酬制度不合理, 激励手段单一,缺乏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激励形式,在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上无法与新媒体企业相抗衡,同时没有科学化、标准化的考核评价标准,数字出版科人才的个人价值得不到真正体现。六是数字出版人才成长环境尚需完善,需要加强舆论环境、硬件环境、文化环境建设。七是对数字出版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缺乏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由于出版业缺乏数字出版领域的产业积累与人才储备,导致整个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出现源头无水、后继乏力的局面。

二、新技术环境下国家创新型数字出版人才的基本要求及培养路径分析

(一)新技术环境下国家创新型数字出版人才的基本要求

我国出版业在数字化创新的产业技术变革中,缺乏专业的数字技术人才储备,仍主要按照传统的编、印、发出版业务流程来进行人力资源配备,数字技术的开发应用能力和对数字媒体的市场运营能力严重不足;而数字新媒体企业虽然拥有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但他们缺乏对编辑出版业务的了解和对出版文化市场的把握,其推出的数字产品存在着原创内容供应不足、高端精神文化产品缺失、创意产品产能低下等问题。因此,我国创新型的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应着眼于有效解决传统出版企业与数字新媒体企业在人才队伍能力结构上相对不足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新技术环境下国家创新型数字出版人才必须拥有广博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具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要对出版文化市场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具备专业的编辑出版业务能力。此外,还必须具备较高的技术素养,要能熟练运用计算机与新媒体技术,掌握数字媒体信息加工、编辑传播技能,能够熟练运用多种媒介载体,进行跨媒体的文化市场运营,并能深入把握数字媒体产业发展与资本运作规律。因此,数字出版人才发展总的目标是:培养一批既熟悉专业出版知识,又掌握现代数字出版技术和善于经营管理的复合型出版人才。

(二)新技术环境下国家创新型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路径

新技术环境下国家创新型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科技中介组织在人才培养上的各自优势,构建多元化、互补性的数字出版人才培养路径。

1. 发挥政府培养的扶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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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关部门应在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战略中,重点加强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统筹部署与政策扶持,在重大出版工程、文化产业专项资金以及国家出版基金中,按比例逐年提高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投入份额,完善政府各级数字出版人才开发项目,并通过税收、贴息以及专项资金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出版企业加强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

2. 发挥企业培养的主体作用

出版企业要根据数字出版市场的发展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出版人才招聘与选拔标准,给人才市场有效传递数字出版人才的需求信号,从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导我国数字出版人才培养的总体方向。同时,出版企业在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实践中,要合理安排数字出版人才的培训经费,通过组织岗位培训,实施技术攻关,完善技能传授,参加技术交流等方式,对科技创新型人才实施二次再开发,进而构建一支专业性、实践性与开拓性兼备的数字出版从业人员队伍。

3. 发挥高校培养的基础作用

要有针对性地加强我国高等院校在数字出版领域重点学科、特色专业的建设,明晰数字出版的专业定位,提升数字出版的教育层次,完善数字出版的学科体系,构建一批能够为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提供创新知识和技术支撑的学科群。同时,要加强数字出版的师资结构,调整与师资力量配备,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重点培养数字出版领域的教育教学骨干,造就一批数字出版学科领军人才。此外,要树立与数字出版产业相适应的教育理念,提高数字出版实践教学水平,建立一批软硬件设施较高的数字出版教学基地。

4. 发挥科研机构培养的支撑作用

要加快建立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础与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国家数字出版重大科研项目,加强数字出版领核心技术研发人才培养。要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国家级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平台,形成科研院所与出版企业高层次人才双向交流制度,突出加强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集成技术研究,对重大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通过共建科技创新平台、开展合作教育、共同实施重大项目,大力开发市场急需的数字出版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加速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培养一批高层次、实践型的数字出版创新人才。

5. 发挥科技中介组织培养的纽带作用

要加快数字出版人才服务、技术咨询等科技中介机构建设,建立数字出版技术、人才信息交流平台,构建社会化、网络化的数字出版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力量加强对数字出版人才培养。同时,构建政府指导下的数字出版产业自律性管理体制,促进数字出版产业协会的建设和发展,为数字出版行业人才队伍提供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三、启动创新型数字出版人才梯队及体系建设,进一步落实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战略

(一)启动数字出版人才梯队建设

1. 实施项目总工程师和首席专家制度

以数字出版科技创新平台和重大数字出版业务建设项目为纽带,建立和实施国家、区域和省级数字出版重大建设项目和重大科研项目总工程师和首席专家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每年建设1—2个国家级、区域和省级数字出版核心创新团队。

2. 启动数字出版骨干人才发展计划

探索建立有利于数字出版骨干人才稳定发展的机制和政策,为他们提供专心业务、潜心研究、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和环境。每年选送100名数字出版管理与业务骨干到海内外人才培养基地访问交流和培训,同时,引进、培养100名在数字出版及相关领域有所建树、被国内同行公认、在国际和国内有一定竞争力的骨干人才,把他们放到重要和关键岗位,切实发挥其在现代数字出版业务发展和数字出版科技创新中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并以此带动创新团队的建设。

3.加强数字出版后备人才开发

着眼于数字出版人才的基础性培养和战略性开发,提升我国未来数字出版人才竞争力,建立数字出版业务后备人才信息库。每年重点培养扶持一批青年拔尖人才,在国内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进行数字出版相关问题专门培养;每年从国有出版企业中筛选若干优秀数字出版后备人才,送到国外一流数字出版企业进行考察学习与业务培训。

(二)建设国家数字出版人才体系的政策建议

1. 优化数字出版人才发展环境

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大力宣传我国国家文化科技创新战略在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方面的方针政策与规划纲要,推动各方面进一步关心数字出版人才发展、支持数字出版人才工作;要营造良好的硬件环境,提供较为充裕的数字出版科研技术开发启动资金,搞好数字出版重点实验室与研究基地的硬件建设,大力引进数字出版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与先进设备;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大力宣传各类优秀数字出版人才和先进典型,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文氛围;要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努力改善数字出版人才的生活条件,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最大限度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热情。

2. 构建数字出版人才投入机制

要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建立政府数字出版人才科研经费预算机制, 加大对数字出版重点科技领域,重点科技工程,关键攻关技术的资金扶持力度;对优秀的数字出版学科带头人和创新人才实行定期定额补助,并且采用多种方式建立人才奖励基金和保障基金;对卓有贡献的数字出版科技人才和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奖励。同时,要不断优化数字出版人才投入结构,通过完善融资体系,实施政府贴息贷款、招商引资、股市融资、启动风险投资市场等方式筹措科技经费,建立政府、社会、出版企业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其中,出版企业要树立人力资本的投资理念,加大数字出版人才的企业培训经费力度,将数字出版人才资源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3. 完善数字出版人才激励机制

要努力提高数字出版人才激励的科学化水平,重点是调结构,着力解决高端数字出版人才收入“该高不高”的问题。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优化分配结构,实行差别化激励,完善向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数字出版人才倾斜的分配激励政策。要积极探索年薪制、股票激励以及知识等要素参与分配等形式,构建数字出版人才中长期激励办法,使得他们的薪酬水平能够对标市场价位。同时,要把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有机结合,引导出版人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创业创新的良好氛围;对于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数字出版人才授予各种荣誉称号,打破论资排辈的陈旧观念,对其实行破格提拔;要通过建立首席专家、科技带头人制度,打通数字出版职业技术人员的岗位晋升通道。

4. 创新数字出版人才评价机制

要改进和完善数字出版人才评价的标准和方法,突出数字出版人才科技攻关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能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承担数字出版科研项目情况、申请专利或授权情况、获得科技成果奖励情况以及专利成果转化的经济效益情况。同时,要逐步探索社会化的数字出版人才评价机制,其中重点是积极推行数字出版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积极探索资格考试、考核与同行评议相结合的数字出版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办法,力求使数字出版人才得到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5. 形成数字出版人才流动机制

要充分提高数字出版人才的市场配置效率,取消数字出版人才流动的部门限制、身份限制和地域限制, 建立辐射范围广、服务功能齐全的数字出版人才市场。同时,政府要制定相关政策,为数字出版人才搭建事业发展平台,引导数字出版人才向人才短缺地区与单位流动。此外,国有出版企业要建立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通过竞争上岗、公开招聘、以人才市场“猎取”等方式,使得国有出版企业内部人才市场与外部社会人才市场初步接轨,数字出版人才的内部交流与市场流动有序有度,进而不断加大国有出版资本对数字出版人才资源的配置力度。

[文章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文化遗产知识本体构建存储可视化技术研究”(课题编号:2012BAH33F0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万 智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刘永坚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方晓波 湖北省教学研究室

白立华 武汉大学出版社科技分社

国家新体系 篇7

新修订的GB 1103《棉花细绒棉》国家标准于2012年9月1日发布, 将于2013年9月1日实施。新标准的落实关系到棉花质量仪器化检验指标体系和检验方法能否与国际通行做法全面接轨, 对于完善我国棉花质量保障体系, 提高我国棉花和棉纺织品的竞争力, 推动棉花产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据河北省纤检局局长陈庆林介绍, 棉花标准是具备技术和管理性质的强制性标准, 在棉花生产、流通、贸易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原标准相比, 修订后的标准改动内容涉及21项之多, 其中废除品级、推行颜色级是标准的核心内容, 也是纤维检测体系与国际接轨的一项重要举措, 更是我国棉花质量检验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加入世贸后, 纺织工业有了飞速发展, 纺织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 纺织品对外贸易日益扩大, 纺织技术发展对棉花质量性能指标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 棉纺企业越来越重视采用仪器化质量检验指标实施配棉。棉花原料的质量是纺织产品质量的重要基础, 以往按照感官检验的质量指标进行粗放配棉的做法, 不但增加了生产成本, 还影响了纺织产品质量的提高。

新修订的棉花国家标准推行棉花颜色分级体系后, 将全面实现对大包型成包皮棉的仪器化逐包检验, 从而全面实现对棉花内在质量的科学、客观评定, 促进我国棉花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促进产业升级、技术进步, 降低纺织成本, 提高纺织品质量, 推动棉纺织工业发展。

中国纤维检验局总工程师徐水波说, 研究棉花颜色分级体系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将现行的棉花品级“三条件”, 即成熟程度、色泽特征和轧工质量进行拆分, 以满足对大包型棉花的各项质量指标全部实行仪器化检验的需要。能否尽快废除棉花品级检验, 顺利推行棉花颜色分级体系, 关系到棉花质量仪器化检验指标体系和检验方法能否与国际通行做法全面接轨。

国家新体系 篇8

1 研究对象

构建对象为高校公体乒乓球教学体系;实践对象为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自动化、生物和经管学院中2008级公体乒乓球选项班男生共计73人。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CNKI期刊数据库和书籍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

2.2 专家访谈法

走访相关专家及部 (系) 主管领导, 为新体系的构建征求意见与建议。

2.3 实验法

在实验前结合73名学生的多项指标, 利用统计学进行无显著性差异 (P>0.05) 的相关处理后分为实践班36人与对照班37人。对实践班采用新体系教学模式, 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进行了为期1学期的实践。

2.4 数量统计法

采用SPSS13.0对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构建乒乓球教学新体系的理论依据与指导思想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在发现《试行标准》本身存在很多不科学的元素, 以及对学校体育教学的误导成分之后, 根据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的形势与要求, 根据试行过程中实践检验的反馈, 组织专家组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和实验, 于2007年4月颁布了新《标准》) 。要求学校全面贯彻实施, 作为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本课题组根据新《标准》提出的公体课教学总体目标为: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 以“终身体育”为主线, 增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注重学生身心健康教育, 发展学生个性, 增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使其掌握体育健身运动知识和技能,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根据此目标我们构建了新《标准》下的高校公体课程新体系, 该体系实践了1学期。乒乓球教学新体系研究也与之吻合, 建立以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 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 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为中心的新体系。

3.2 高校乒乓球教学新体系的构建

3.2.1 确立高校乒乓球教学目标

高校乒乓球课的教学目标为:通过对乒乓球理论和技能的学习, 了解乒乓球运动基本知识, 掌握一定的乒乓球锻炼方法与健身手段,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增强体质,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为终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3.2.2 高校乒乓球教学内容

根据授课对象的乒乓球技术基础水平和身体素质水平、以及教学场地、师资等实际情况选择下面具体内容进行教学, 全部内容分为: (1) 基础理论部分:体育人文理论、体育卫生与保健基础知识和乒乓球运动概述和基本理论知识等。以丰富学生的体育文化、体育素养知识内涵为目的, 用理论指导实践; (2) 裁判部分:乒乓球竞赛规则、乒乓球组织与编排和临场裁判等, 以培养学生裁判能力为目的, 发展乒乓球裁判人员; (3) 体育欣赏部分:观摩世界大赛、观看世界优秀乒乓球选手名人访谈录和乒乓球纪录片等, 以培养学生兴趣为目的, 提高学生的体育审美观; (4) 娱乐部分:乒乓球运动为主的体育游戏, 以身心娱乐为目的, 使学生在愉悦心境下享受乒乓球运动, 发展快乐体育; (5) 基本技术部分:握拍法、身体姿势、站位与基本步法和基本技术等, 以培养学生基本技巧为目的, 为终身体育储备运动技能资源; (6) 竞技部分:中高强度专项素质训练、结合技术与战术、技能训练等, 以竞技为目的, 为大学生运动会培养运动员; (7) 身体素质部分:基本身体素质练习、低强度专项素质练习等, 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目的,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3.2.3 高校乒乓球教学模式

本课题组近年来努力借鉴国内外的课程改革经验, 结合地域等实际情况, 深入理论探索和反复实践完善, 逐渐形成了与新《标准》指导思想一致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公体课乒乓球教学新模式 (见图) , 该新模式在校团委的组织与配合下, 在教务处的督导下, 以提高教学质量、增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培训学生体育参与意识为目的。

3.2.4 高校乒乓球教学手段

在乒乓球教学过程中,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科技。利用多媒体技术观摩世界大赛, 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多媒体进行难点技术分析, 使学生能更直观地了解技术动作的内部结构和技术动作的运动轨迹, 从而更快、更易、更正确地掌握所学技术。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教学效果, 购置了4台奥奇WT2700-08智能发球机用于乒乓球教学中, 来增加学生技术练习的密度和强度, 以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3.2.5 高校乒乓球组织形式

乒乓球教学组织形式的在启发式教学思想指导下, 依据系统论的观点对教学组织形式进行有机的最优化组合。利用乒乓球运动本身的多功能性, 在做到教学组织形式突出重点、层次分明和循序渐进的基础上, 将多种任务、多种内容优化组合起来进行教学。

3.2.6 高校乒乓球教学评价

公体课乒乓球教学评价注重学生主体的学习过程评价与定性评价, 淡化结果评价与定量评价。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也纳入学生期末总评之中。具体所占权重比例为:考勤及平时表现 (占30%) 、乒乓球技能评价 (占40%) (其中技术20%、达标10%和教学比赛能力10%) 、理论知识评价 (占10%) 、体质健康测试 (占20%) 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评价, 最后总评定实行等级制。

3.3 高校乒乓球教学新体系的实践与分析

根据新《标准》的规定选择相应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项目, 既作为学生期末总成绩评定的项目, 也作为本研究实践前后评定学生体能的项目。实践统计结果见表1, 可以看出对照班在实践前后5个项目无显著变化;实践班握力、肺活量和1000M在实践前后呈现显著水平 (P<0.05) , 而50M呈现非常显著水平 (P<0.01) , 说明新体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体能;实践后对照班和实践班在握力、肺活量和50M呈现显著水平 (P<0.05) , 而1000M呈现非常显著水平 (P<0.01) , 说明新教学体系在提高学生体能方面优于传统教学体系。

乒乓球技能评定包括正手攻球技评、推挡达标和教学比赛能力三个方面。为了便于实践结果数据的统计、对比分析, 各项评定成绩统一采用百分制。实践统计结果见表, 虽然对照班和实践班在实践前后的结果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 说明都有利于乒乓球技能的不同程度提高, 但是实践后的实践班技评结果与对照班之间呈现非常显著性差异 (P<0.01) , 达标和教学比赛技能也呈现显著性差异 (P<0.05) , 说明新教学体系在提高学生乒乓球技能方面更优于传统教学体系。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差异水平为P<0.05, P<0.01。

4 结论

实践结果表明, 在新《标准》下构建的公体乒乓球教学新体系是可行的, 通过1学期的实践收到了良好效果, 无论是在增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方面, 还是在提高学生乒乓球技能等方面均有显著效果, 且都优于传统的教学体系。这种新体系, 在推行素质教育, 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过程中, 融教育性、快乐性、健康性、时代性于一体, 不仅增进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发展了学生体育运动能力与个性, 强化了学生终身体育意识与参与意识, 也充分发挥了高校学校体育教育应有的作用。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新体系构建与实践, 贯彻落实了高校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思想。

摘要: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背景下, 以“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 以“终身体育”为主线, 构建了能有效地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 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 提高自我保健能力和体质健康水平的高校公体乒乓球教学新体系, 并经过1学期的实践表明, 该新体系在提高学生体能和运动能力等方面均优于传统教学体系。

关键词:高校,公体课,乒乓球,体系,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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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新体系 篇9

关键词: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科技部2003年前后设立了“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前期研究专项, 强调区域优势、特色同国家战略结合, 培育基础研究“国家队”的预备队, 以进一步加强地方与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的衔接。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是科技部加强和指导地方科技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 加强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管理, 努力使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成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示范工程, 对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创新体系有重要意义。

一、目前地方性高校重点实验室管理的特点与问题

地方性高校是指主要由所在地政府投资的高校, 因此这些高校根据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 为地方经济社会服务。虽然地方性高校重点实验室管理秉承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 但由于地方性高校的自身特点, 使地方性高校重点实验室管理中有其自身的特点与问题。

1 定位非常明确

由于地方性高校服务定位, 一般是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当地培养合格的人才服务。建立的重点实验室, 也是为提高地方科技创新水平、增强地方经济发展后劲、调整地方经济结构服务。建设重点实验室具有明确的服务定位和布局。

2 人才队伍相对薄弱

地方性高校由于科研条件与自身发展的平台相对于部属重点高校小, 在引进与稳定高水平科研人才还缺乏一定的力度。重点实验室人才队伍相对薄弱, 地方性高校大多数为教学或教学科研型大学, 重点实验室人员还要承担部分教学任务, 削弱了从事科研工作的力量。

3资金投入相对不足

地方性高校重点实验室在资金筹措渠道虽然不少, 但投资的力度相对不大, 且不稳定。除了当地政府、学校及企业外, 通过国家专项及重点实验室基金项目很难筹措到资金。造成有的重点实验室维持运行及添置仪器设备困难, 制约了实验室进一步的发展。

4没有相对独立人事权和财务权

这一类型的高校的重点实验室多数是通过某一优势领域整合申请立项的。因此, 往往没有独立的人员编制, 大部分研究人员为兼职性质, 不能形成真正意义的工作团队。同时财务基本挂靠依托建设单位, 约束了实验室管理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发展。

二、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

地方性高校重点实验室申请成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还需在一下一些方面进行规划。

1认真研究申报条件, 积极申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科技部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研究方向的要求要是在本领域有明显的国内优势和区域特色, 符合地方经济与科技发展战略目标, 或前沿、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

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应依靠已有的优势的科研平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前期研究工作基本是延续着建设方向, 有一定特色, 注重在研究方向的拓展和创新。要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认真分析国内外本学科发展动态, 结合实验室的现有基础和研究条件, 确定“依托传统学科优势, 面向国家目标、适应科学发展趋势, 强化拓展”的学科发展思路, 将原有的研究方向与新学科进行渗透和交叉, 整合成新的研究方向, 从而使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既能体现自身的传统学科优势, 又适应科学发展本身的需求, 也能促进和深化各方面的研究工作, 从而逐渐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较好局面。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对队伍方面要求是要有一个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和一个高层次、有权威的学术委员会以及一支相对稳定的老、中、青结合的科技队伍。能否保持一支相对稳定、充满活力的学术梯队, 对于实验室的发展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实验室主任要有很强的学术造诣和管理协调能力。

在硬件条件方面科技部要求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条件, 科研用房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原值) 不低于1500万元, 并能统一管理, 开放式使用。?培育基地科研用房应相对集中, 便于研究人员的交流和设备仪器共享。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要求实行依托单位领导下实验室主任负责制和下聘一级的人事制度, 要建立起较完善的管理办法和开放运行的规章制度, 初步建立“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实验室应设置独立的财务帐号;在人事管理方面, 在进人、评价等有实验室要有参与意见。这样才能保证实验室建设成为独立的科研实体。

对于依托单位支持与投入要求是近5年依托单位和地方政府应连续投入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的经费不少于1000万元2。

2发挥地方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积极性, 推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

科技部负责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宏观指导, 大力推进省市间的区域合作, 协助地方建立健全基地运行和管理的新机制。同时科技部将遴选一批地方特色明显, 并有突出优势的优秀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给予重点支持和引导, 共建共管, 示范培育, 带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健康发展。

地方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是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直接组织者, 协调计划、财政、教育等相关职能部门, 根据自身经济、科技长远发展的需要, 统筹考虑各类科研基地的发展战略, 对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避免分散投资和重复建设。只有得到地方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才能保障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良性发展。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在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学科方向调整、充实研究队伍, 使现有的实验室增强创新能力, 提高水平。另一方面要积极争取多方面的资金支持, 注意吸引社会资金和企业资金的介入, 形成国家、地方、企业、社会的多元化投入格局, 建设高起点、高标准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同时地方政府要制定相应政策, 采取有力措施, 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空间。

建设高水平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要有一定的投入。一方面通过调整研究方向, 提高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以科技创新争取更多的项目和研究经费, 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在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 发挥其引导作用, 通过宏观规划、政策导向、重点支持和动态管理的措施, 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不断地加大对实验室的投入, 保证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正常运行的同时开展一些开拓性、探索性的科研攻关。要设立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发展专项科研计划, 给予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发展持续的资金支持。或在科研立项上向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适度倾斜, 以充分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设备条件、人才优势。另一方面要以产权为纽带, 争取上市公司、民营科技型企业、科研院所共同建设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吸引社会资金和企业资金的投入, 形成政府、社会、企业多渠道、多元化投资体系。要积极利用政府的影响力鼓励社会各界特别是有条件的企业采取委托研究、项目攻关等形式支持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政府也应该在企业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进行研发时, 在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3 明确目标, 建设有特色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要以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工作为主, 面向地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成为能够持续增强本地区科技创新能力、获取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科研基地。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主攻方向必须与地方的支柱产业和优先发展领域相结合, 以解决地方重大科技、经济问题为己任, 注重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产业化的有机结合, 注重发挥中央转制科研机构中大院强所的作用, 并注意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产业化基地等的衔接与分工。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要为地方重大科研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 实现项目、基地、人才的有机结合, 集中培育一批高素质的中青年学科 (学术) 带头人和优秀的学术团队;成为探索新型科研运行管理模式的试验示范基地、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平台。

积极加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与国家及各部委重点实验室的合作, 充分发挥它们起点高、基础研究能力强的优势, 推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为地方经济与科技作贡献。另一方面, 要面向市场, 瞄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关键问题开展研发工作。加强与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 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技术支撑。要积极邀请企业家参与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使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与企业紧密相连, 形成国家、部委、省市、企业之间的联动机制。结成伙伴实验室, 组成实验室联盟。这样可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向, 避免重复投入, 实现优势互补, 共同投入, 共享资源平台与科研成果, 提升为地方的服务能力, 推进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发展。

4 进一步规范管理, 深化改革, 创新机制, 加快推进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建设

根据科技部要求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应实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试行依托单位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和下聘一级的人事制度, 按需设岗, 按岗聘任。地方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参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 制定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管理办法和考核评估办法。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服务定位决定了实验室更应该走“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路, 只要“开放”才能产生新的火花碰撞, 只有“流动”才能带来新鲜血液, 只有“联合”才能整合众人的智慧, 只有引入“竞争”机制才能提高整体实力。作为为地方研究、开发和服务的公共平台, 要根据自身的特点, 加强资源整合, 突出重点, 形成自身特色, 取得竞争优势。应当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推动作用, 通过社会化、专业化运作和管理, 运用市场机制,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资源共享。要设立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开放基金, 补助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管理维持经费、实验室间交流和赴外地学习考察经费。落实每年有一定的财政经费用于改善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研究条件, 对外开发, 吸引人才。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要大胆探索吸引人才的各种有效政策。结合实际逐步建立与能力、水平和贡献相适应的人才激励机制, 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到实验室工作。要树立“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的新观念, 采取访问研究、短期讲学、合作研究、开放课题等多种形式吸引人才, 逐步培养一支面向地方、服务地方、团结协作、积极进取的高水平应用基础研究队伍。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要建立相对独立的财务管理制度, 开源节流, 提高建设经费和运行经费使用的透明度, 提高资金使用和管理效益。应注重仪器设备的规范管理, 关键仪器设备要对外开放, 提高利用率。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科研实力和水平, 成为带动地方科技创新的主要技术服务平台。鼓励实验室与外单位的合作研究和学科之间的交叉, 鼓励协作集成和联合创新。具备条件的实验室应在其优势领域设立开放基金, 资助开放课题。注重稳定和吸纳优秀中青年研究人员、博 (硕) 士研究生到实验室工作。

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 应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争取与国内著名学术机构建立人才培养和共同研究、联合开发的协作关系;积极推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与地方企业进行跨领域、跨行业的技术协作与联合攻关, 努力开拓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发展的新局面。

结束语:

地方基础研究工作应在国家科技发展总体目标的指导下, 结合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及人才、资源特点和优势, 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 为解决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提供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知识储备和科学支撑, 提高地方基础研究水平和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的建设将有助于加强地方科技创新工作的统筹力度, 增强地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 从而完善国家实验室创新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管理的特点与发展对策》[J]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7.05 (5) 5-6.[1]《地方高校重点实验室管理的特点与发展对策》[J]实验技术与管理, 2007.05 (5) 5-6.

[2]《组织申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通知》[2]《组织申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通知》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解析 篇10

“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 促进知识创新工程”;实施“跨越式发展”的宏伟战略。1949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同年11月, 中国科学院成立。随后, 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企业的科研机构、大学的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都相继建立。可以说, 中国国家的创新发展是和新中国的成长同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创新系统在不断发展演化着。从总体上看,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和加强。

战略演化

我国国家创新战略的演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形成阶段 (1949—1977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各类科研机构, 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计划, 逐步形成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时期的科技计划主要有“12年科技发展规划”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 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倾向于军事方面, 在高能物理、化学物理、近地空间海洋科学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其重要的标志。这些科技的成就, 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而且促进了此后中国高新技术的建立和发展。此时的国家创新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 由政府直接控制, 相应的组织系统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创新动机来源于政府认为的国家经济的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需要, 等等;创新各级政府制定;政府是资源的投入主体, 资源严格按计划配置, 创新的执行者或组织者进行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 其利益不直接取决于它们的现实成果, 同时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和责任。

2.发展阶段 (1978—1995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探索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模式和创新政策, 出台了改革政策和措施。在这一时期, 创新模式主要是计划主导模式, 即设立国家科技计划, 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引入竞争机制。这种模式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出现的, 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 市场对企业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等措施, 科研机构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活力不断增强, 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 这一切都加速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 国家科研经费大多以国家科技计划的形式出现, 政府工作人员管理着科研经费的配置。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 (863计划) 、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计划。与此同时, 为迎接世界高新技术革命浪潮, 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兴办了许多科技园区。自1985年7月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深圳科学工业区”成立以来, 中国已建立起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52个, 总面积达676.16平方公里。此外, 还有省、市级高新技术园区或经济开发区70多个。

3.国家技术创新系统阶段 (1995—1998年) 在这一时期, 突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 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 从企业做起, 进行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革, 强化企业的创新功能。宏观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政府制定重大科技计划逐步由科技和经济主管部门联合制定, 出现了新的参加对象, 如国家工程中心 (含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 生产力促进中心等, 加快了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市场化。1995年, 国家启动了“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 国家决定启动《技术创新工程》, 重点是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4.国家创新系统阶段 (1998年至今) 1997年12月, 中国科学院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 具体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报告受到了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1998年6月, 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 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

政府职能

综合国力竞争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 是各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产品竞争深入到生产要素的竞争, 发展到科学技术的竞争, 特别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 一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等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国际竞争性质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80年代以来, 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全面介入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扩散和应用过程之中。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 综合国力竞争使政府的职能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 由于综合国力竞争的主体是国家, 其实质是国家总体实力的较量, 竞争的层次由科研机构和企业一级上升到国家一级, 因而是一种更为综合、更为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 科技创新的主体虽然仍是科研机构和企业, 但是, 科技创新已不再仅仅是科研机构和企业自身的事情, 而是政府和科研机构及企业共同的事业。政府应当从总体上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扩散及其应用进行规划和引导, 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另一方面, 在国际经济关系这个层次上, 由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所以各国政府在技术的民族主义与技术的全球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 既要控制科学技术的输出, 以免使其产生飞镖效应, 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鼓励科学技术的输入, 以免使自身孤立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之外。在这种情况下, 传统上由科技界和企业自行决定的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等问题现在被政府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加以严格控制。当今世界的政治同科技的关系日益密切, 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快慢, 首先决定于政策的保障程度及这个国家精神风貌对群体创新意识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已经从生产力体系中的直接因素变为主导因素, 而资源、生态环境同科技的制约和互动关系则主要表现在科技既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 同时又能够极大地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进而推动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保障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

发达国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现状 篇1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服务 体系

人口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早已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发展趋势,而我国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老年人口以及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对社会养老服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如何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在结合自己的国情以及养老产业的发展基础上,衍生创新出了多种新式的养老模式,本文通过对其分析,希望对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有所裨益。

法国作为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在养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其他西欧国家,法国老年人口比重高,总供养系数大,人口预期寿命长,法定领取退休金年龄低[1]。法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1)增加用于老年人的支出;(2)鼓励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3)鼓励生育减缓人口老龄化速度;(4)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在养老设施上,法国人忌称养老院,而称公共机构,这种为老年人提供居住方便的福利设施,大体上可分为四类,即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长期医疗医院[2]。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国家还给予福利费予以补贴[3]。收容所设在社区,使老年人不脱离社会。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承受能力、个人喜好等有所不同,采取的养老模式就有所不同,应根据老年人的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收入层次、不同健康级别,建立不同的养老模式。

美国是1944年成为老年型国家,老龄化发展速度比法国和瑞典快,比日本和英国慢,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2]。美国的家庭属于核心型,三代同堂的很少,不到家庭总数的3%,但老年人入住养老院的仅占老年人数的5%[2]。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主要由“专门建设的养老社区”和“自然形成的养老社区”并存的格局,专门建设的养老社区可以是地产商人开发而来,也可以是地方政府运用市场手段规划建设而来;自然形成的养老社区多为具名自发形成,青年人口成年后不断迁出,老年人口比例逐渐上升,该社区便逐渐过渡到老年社区。美国设有强制性老年保险、老年医疗保险、老年医疗救助、老年人养护之家、养老院、老年公寓,收患慢性病的老人、家中无人照顾和护理的老人,对老年人退休后的再就业给予鼓励和帮助[4]。顺应社会需求,1987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养老院改革法案》,详尽规范了养老机构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和服务程序[5]。美国的康复设施鉴定委员会和全美日间照料协会于1999年联合颁布了日间照料服务标准,对服务的内容和标准都作了明确规定[6]。通过出台明确的标准,一方面保障了养老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养老机构和人员的风险,解除了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后顾之忧。在养老的信息化建设方面,美国正在推广的家庭紧急救助系统就是很好的应用。该系统由一个与互联网连接的电脑、电视界面、电话和一系列传感器组成。这些传感器被精心放置在老人活动的关键地点,如浴室、厨房、入口和卧室,用来监视老人家中情况并记录他们的行为。如果家里一段时间没动静或房门传感器在一定时间内一直关闭,系统就会向家人发出警报。通过电视界面,家人可观察老人的情况,并给老人发送信息。

英国推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政策,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末继法国、瑞典和挪威之后进入老年型国家[2]。在英国,老年人享受公费医疗,有专门为老年人设置的“老年人医院”,英国的医疗机构与社区结合,配备老年人健康访问员,按照医师的建议与指导定期到老年人家中探视,提供医疗、康复、营养等方面的建议[2]。此外还有家庭服务员,提供饮食服务,开办老年人俱乐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等等,充分考虑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英国的政府保障性护理院占护理院总数的17%[7]。但是养老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政府、家庭、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有些国家已在探索给予因照顾老人而不能工作的家庭成员一定的补贴或提供弹性工作机会等,在英国,私人部门兴办的养老机构占到养老机构总数的60%左右,还有大量的私营企业从事着社区的日间养老照料服务[8]。此外,社会上还有大量的志愿者,包括慈善机构和个人。2001年,英国有590万志愿护理者,其中大部分属于社区志愿组织。志愿服务形成了许多种形式,如互助型养老、储蓄型养老等[6]。

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进入老年型社会最晚的国家[9],但是在成为老年型国家之后,迅速发展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并有持续升高的趋势[10]。日本政府于1986年发表《后生白皮书》要求建立以个人自立、自助为基础,家庭和社会为依托,国家为后援的“健全社会”。1995年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在《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的报告中,正式引入护理保险,保障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的护理服务需要。日本老人的家庭观念很重,日本政府以居家养老、宅居看护为发展方向,构建具有日本特色的“居家养老”模式,产生了兼顾各年龄段老年人需求的新型社区文化[11]。由政府出资,培训10万家庭护理员,负责看护老人、处理家务;普及托老所,提供短期入住、看护、治疗;设立70亿日元的长寿福利社会基金,推出“银色住宅计划”,开发了一批低价位的“三代同堂”式住宅,对愿意入住的家庭,提供优惠贷款[11]。健全高龄雇佣的政策体系,对雇佣高龄者的企业或公司,发给“继续雇佣奖金”;延长法定退休年龄,1986年,日本通过“稳定老年职工就业法”,将老年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对脑力劳动者,有条件者可延长至70岁。高龄者不仅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创造者。从日本的养老模式可以看出,家庭是养老的载体,社会共同服务是养老的内涵,以家庭为基础的多元化养老形式逐渐成为日本养老的趋势。

参考文献:

[1]腾翀,高飞,尚红等.国外社区养老服务现状与启示[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5):73-75.

[2]吴来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推进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方式[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12(1):1-5.

[3]纪宁,孙东.法国发展养老服务业 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的启示与借鉴[J].中国经贸导刊,2010,(23):32-35.

[4]马荣真.试析美国养老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17(3):21-22.

[5]张卫国.美国养老社区研究[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5):136-149.

[6]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完善北京市养老模式体系政策研究[J].前线,2009,(9):43-45.

[7]邓英.英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D].西南财经大学,2007.

[8]张建霞.英国私人养老制度的四维分析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12,26(2):24-27.

[9]杨文杰,陈丽莎,韦玮等.日本社区老年服务体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当代世界,2010,(6):61-63.

[10]李新伟.日本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其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02,(4):44-47.

美国国家公园立法体系分析 篇12

(一) 美国国家公园立法现状

“国家公园” (National Park) 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美国, 最早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提出。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地体系, 国家公园被定义为——一片比较广大的、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 由政府批准设立, 其内部阻止或取缔人类的占据和开发, 公园内的生态、地貌或美学实体受到切实尊重, 观光活动必须以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为目的的自然区域。随着全球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人类社会与环境生态系统的矛盾愈加突出, 于是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的共识。所以, 许多国家建立起了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区, 旨在合理利用资源保护人类的自然遗产。在众多国家中, 美国可谓是国家公园制度的鼻祖, 其拥有完备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 对其进行学习和分析, 对我国国家公园立法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国家公园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这一时期的立法工作主要为国家层面立法。在环保主义者的推动下, 1872年3月美国制定了《关于划拨黄石河上游附近土地为公众公园专用地的法案》, 促成了美国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公园的诞生。而1916年8月通过的《关于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及相关目的的法案》即《国家公园法》则标志着立法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国家公园立法体系的基础已经打牢。从1920年起, 美国国家公园立法工作开始向深化公园管理, 扩大管理类别、宣传环保理念等方面转移。制定了一系列法律, 例如, 《管理者关于过度开发的决议》明确国家公园应适度开发;《荒野法》、《国家自然与风景河流法》、《国家步道系统法》等则扩大了国家公园管理系统和单元;《国家环境政策法》则对公众环保理念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1970年国会通过的《国家公园系统一般授权法》标志着美国国家公园立法成熟阶段的到来。随后, 通过多年的对国家公园系统的广泛调查得出美国国家公园系统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变化和挑战。于是国家公园管理部门积极调整管理理念及策略, 将科学管理提升至主要层面。布什政府在2008年对公园管理局拨付了最大一笔预算, 以推动公园向新的水平迈进。

美国国家公园立法的过程也可以看做生态保护理念的形成过程。美国《国家公园基本法》中进行了这样的阐述:“在保护风景资源、自然和历史资源、野生动物资源, 并能够在保证子孙后代不受影响的欣赏上述资源的前提下, 提供当代人欣赏上述资源的机会。”上述表述充分说明, 美国国家公园在面临开发与保护的矛盾时,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态度。但早期的国家公园管理过程则仅仅强调自然资源的景观效应, 强调人对自然景观的感受, 而忽视了资源的价值性。这一指导思想也导致了管理过程中许多错误行为的发生。直至19世纪70年代《国家环境政策法》的颁布, 才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公园应以生态保护理念为管理原则。此后, 国会又通过了许多相关法律以满足生态保护的要求。现今, 生态保护理念已经完全融入了国家公园管理的行为中。

(二) 美国国家公园立法体系

美国国家公园立法的程序与美国其他类型的法律立法程序是相同的。首先由国会议员提出议案。然后经国会上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后送至总统。如总统同意则议案成为法律, 如总统反对还需要以三分之二再通过后方能成为法律。而后众议院将新法律进行标准化, 编入《美国联邦法律编纂》。由于法律条文晦涩难懂并不适合日常的应用, 所以作为国家公园最高管理部门的内政部会根据实际情况将颁布的法律进行“法规化”。内政部提议制定的法规会在联邦政府公报中刊登, 公众此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 然后内政部会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修改, 形成最终稿。这一过程也充分提高了公众参与国家公园立法活动的程度。

通过上述过程美国的立法者们制定了数量众多的与国家公园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反而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形成了管理国家公园的法律体系。在纵向法律中包括处于核心位置的《国家公园系统一般授权法》及《国家公园法》。根据国家公园管理类别而形成的类型法, 约束国家公园系统管理的管理立法及针对个别区域制定的区域性法律。而横向则指国家层面的环境法、资源法等全局性法律, 国家公园在管理过程中也需要遵守这些法律。

这些纵横交织的法律相互间的协调性很强, 很少发生法律冲突。即便有个别法律冲突发生也可以依据立法目的或相似判例予以解决。这种立法体系及冲突的解决方式值得我们在制定国家公园法的过程中进行借鉴。

二、中国国家公园立法现状

目前, 我国仅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公园。即2008年10月14日经过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旅游局联合批准成立的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在我国, 国家公园还仍然被看成一个体系, 其主要包括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这几个类型。所以, 关于国家公园的立法也是围绕着这几种不同类型展开的, 各种类型的公园均有着自己单独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说, 我国国家公园法律体系类型化部门立法较多, 而缺少综合性立法的出台。以自然保护区为例, 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与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总结我国目前的国家公园立法状况, 有以下几点缺陷。

(一) 立法层级低, 缺乏统一性

就以上进行举例的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就可以看出, 绝大多数均属于行政规章, 效力较弱。而居于行政法规层面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又无法有效协调、统领这些自然保护地的部门法。法制缺乏统一性不仅仅表现在部门内法律法规缺少整合, 而且在立法依据上也无法做到同源。例如, 《森林与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的制定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其在制定时并没有遵照属于同一法律部门的《自然保护区条例》, 在立法思想上与上位法并不统一。这种非统一性还导致了立法内容上的冲突, 使法律在适用过程中增加难度。

(二) 立法目的不明确

国家公园在其定义中就指出了本身存在的意义, 即充分体现生态保护的理念并同时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目前我国相关立法思想还停留于“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 而没有将“保护与利用结合”。只有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 才能将人对自然的利益需求与自然发展相结合,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这样体现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才是包含人类利益的理念。将这一思想融入人们的意识中, 才能更加明确建立国家公园的根本目的。

(三) 公众参与立法的程度过低

美国作为国家公园立法的先驱, 其公众参与管理及立法的程度是世界领先的。这种广泛采纳民意的行为能更充分表达民意, 是最佳的国家公园管理机制。现阶段, 我国的环保法中也有相关的表述:“我国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有权对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这种笼统的规定在实践过程中缺少细则, 适用性并不突出。如何参与, 如何具体行使公众自身拥有的对环境进行保护的权利都应详细的写入法律法规中。这是我国今后立法应注意的问题。

三、我国国家公园立法体系的构建路径

由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法律体制等多方面的差别, 使得我国的国家公园立法相与美国的相关制度间存有很大差异。学习美国立法工作的长处对我国今后开展相关工作会有较大助益。

(一) 确立正确立法原则, 倡导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如前所述, 当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以保证子孙后代不受影响为原则, 体现出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共存的理念。所以我国国家公园立法工作首先就应确立“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正确立法原则。这种平衡原则既能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自然界的平衡发展、促进国家生态安全的目的, 又能体现国家公园的多元目标和人类的利益追求。这充分符合我国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所以立法过程中应体现这种原则。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构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环。特别是现阶段, 我国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要想从最本质解决这个矛盾就要使人与生态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 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状态。而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国家公园建设必然要以此观念作为基本的立法原则。

(二) 加强国家层面立法, 丰富立法内容

美国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发展均离不开立法的紧密支持。美国国家公园的立法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国家公园的发展过程, 与国家公园管理、经营、建设相关的行为也都能找到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由此可见, 国家公园立法对其本身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国也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国家公园法, 继而针对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公园形成一园一法。在立法体系中, 大量的国家层面立法是使法律体系高效运行的保障, 从中央立法到每个公园的具体规章都是相互呼应的。这种体系一方面可以减少法律之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则更为方便的将公园管理与地方政府的利益相剥离, 更有利于公园管理的根本目标及国家整体利益的实现。还应注意的是, 应同时丰富立法内容, 使一般法与特殊法相结合更能在同一管理的基础上, 使每个国家公园都找到更适合自己的特殊管理法律依据, 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三) 扩大公众参与程度, 强化生态保护理念

美国国家公园的发展同时提升了公众对生态保护的认知度, 这就使得更多的个体和自然保护团体自愿且无偿的加入国家公园的管理活动中。一方面, 国家公园的管理力量更多元化, 从而减轻政府资金、人员的压力;另一方面人们的环保理念又得以再次加深。由此可见, 只有鼓励公众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及立法活动, 提高其参与性、积极性、主动性, 才能使国家公园事业持续、高效的发展。国家公园周边的民众更应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些周边居民长期生活在国家公园周围的环境里, 熟悉了解国家公园的自然环境, 对国家公园的发展有着独到且准确的理解。若在个别国家公园的特殊立法过程中听取他们的建议, 则法律在实际应用时会更贴近实际情况, 更有利于国家公园发展的持续性。对于公众参与立法过程不应用法条简单、笼统的概括说明, 而应该制定具体参与的细则。例如, 参与人资格标准、参与的时间、方法、程序、效果评估等都应有具体规定。公众对国家公园的参与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环境法律意识, 也便于法律的执行, 促进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这让国家公园的建设首次进入了中国最高层面的政策话语中。国家公园应如何发展规划?建设国家公园应具备什么条件、采用哪种管理体制?这些问题都成为了热议的焦点。但国家公园在我们国家是新生事物, 在讨论以上这些问题前应该先明确国家公园的法律地位, 建立系统的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定。

关键词: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立法体系,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春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应理清概念、加强立法[J].世界遗产, 201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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