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遗址保护

土遗址保护（共10篇）

土遗址保护 篇1

1 概述

目前，地下建筑发展迅速，已经在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最初的地下陵墓，到20世纪初的地下水电站、地下工厂、战时的防空工程，现在的地下商场、地下土遗址博物馆，地下建筑的用途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再加上空调技术的不断应用与革新，又继而推动了地下建筑的迅速发展，也为我们的土遗址保护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2 国外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国外便开始对土遗址的保护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与分析。ICOMS是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土遗址保护研究机构。而ICCROM和Getty也针对土遗址的保护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

在国外，研究主要是针对风化、土体开裂、剥落等现象，通过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研究出有机的或者无机的材料对其进行加固。其具体工程案例包括:

日本国立文化研究所在60年代使用有机硅低聚物对横滨市的遗址进行了保护与加固;Giacomo Chiari等人在1969年利用化学试剂对伊拉克某遗址的风干砖进行保护;秘鲁在1975年通过把正硅酸乙酯和乙醇相混合，用其对土遗址的表面进行保护处理;美国在1976年采用硅酸乙酯和聚氨酯对于印第安人遗址附近的土遗址进行了相应的加固。

这些实例的研究对象基本都是针对于露天土遗址，对于室内封闭环境里的土遗址保护问题鲜有研究。

对于博物馆的环境参数，国外早就做过相关的研究，博物馆温、湿度环境的控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指标体系，并逐步完善。ICOMS在1960年就搜集了欧、美各国博物馆的温、湿度，并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然后加以推荐。《博物馆环境》(J.Tomson著)中提出在文物保护性的博物馆中应严格控制环境的参数，并详细论述了博物馆中温、湿度等各个因素对于文物保护的影响;Purafil公司(美国)进行了多年的博物馆数据检测工作，并从研究中提出将文物的保存环境分为5类。目前，加拿大、法国、德国、葡萄牙、比利时、瑞士等国的博物馆也都开始根据其内的主要陈列物确定其馆内温、湿度环境标准，为陈列物品带来更好的保护方式及展示理念。然而，有关于土遗址博物馆的相关温、湿度数据，在国际上都鲜有人研究。

国外对数值模拟技术的研究相对较早。Thom在1933年便建立了二维粘性流体偏微分方程，并通过数值方法对其进行求解;P.V.Nielsen在1974年建立了封闭二维流动方程，并通过利用流函数和涡旋公式对其进行求解，还采用k-e模型模拟了室内空气的流动情况，这些都标志着CFD技术在各个领域开展起来[3]。

美国标准协会在1986年对世界范围内使用的CFD模拟技术情况进行了总结，并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其进行研究，着重于室内空气的流动状况。美国暖通空调和制冷工程师协会在1989年便成立了用CFD方法预测室内空气流动状况的科研机构，比较完善地研究了CFD技术，并对其在模拟室内空气流动状况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日本也较早的对CFD技术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在日本建筑环境工程领域，20世纪70年代初便已经开始使用CFD技术。

目前，CFD技术在日本已经非常成熟，在暖通空调行业，CFD已被广泛使用。在日本，一些大公司应用CFD技术对实际工程进行预测，这样不但有利于节约能源与工程投资，又有效的节省了时间和社会资源。

3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土遗址的研究与保护工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工作都是针对土遗址的病害防治及破坏机理，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对土质遗址做了少量的保护与研究工作。随着时代变迁，文物遗址保护的重要性不断被体现，国内的研究机构及高校对土遗址保护开展了大力度的研究，在国内学者与科研人员的努力下，土遗址保护研究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类似于汉阳陵博物馆的这种保护方式，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而所研究的内容也拓宽许多，逐步与国际接轨。我国目前在土遗址的病害防治及破坏机理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而针对于环境因素与土遗址保护关系的研究及土遗址的发掘方式与现场保护的研究也被很好的开展。但是，国内大部分研究都基于室外环境的露天土遗址，研究的内容也是对目前露天土遗址存在的主要病害问题进行应对。

专门针对于室内环境土遗址的研究，我国还比较少。室内环境土遗址保护存在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环境的潮湿问题，从里耶遗址、城头山遗址、金沙遗址等国内的几个存在于潮湿问题环境中的土遗址来看，其保护状况都不是很理想，而影响潮湿环境中的土遗址的病害主要有:土体的干燥开裂和土体坍塌、土体表面出现风化、土体的软化和土体垮塌，以及由于如植物生长或霉菌类的各种生物因素所导致的破坏。潮湿的环境对土遗址的保护很不利，土遗址在潮湿的环境中易出现风化、软化和长草等诸多问题，而在由于潮湿土体挖掘失水导致的干燥状态下又容易出现收缩开裂的情况，严重影响着潮湿环境土遗址的保护[5]。对此，国内外都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但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良好的解决途径。

在日本，科研人员采用有机硅低聚物与其他材料的复合材料来阻止土体内的水分挥发，此方法可以使土遗址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下，对防止土体风化的效果较好，但却使土体在潮湿情况下生霉，忽略了生物因素所导致的破坏[5]。因此，此类问题是长期困扰国内外土遗址保护研究中的难点。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CFD技术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并运用到各行各业。针对于室内气流环境、温湿度环境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

张建忠在1990年建立非等温紊流模型，并对槽边侧吸气流的流动状况进行了CFD数值模拟，着重论述了温度边界条件的设置在模拟计算过程中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1993年，对多种二维气流的组织方式进行CFD模拟计算，成功预测了气流组织方法的流型、分布特点以及使用场合，并对其进行分析。

魏学孟等人在1994年根据k-ε流体紊流模型，使用差分法模拟计算了洁净室的空气流动状况，得到流场的分布情况及污染物的分布特征。

姚润明等人在1997年首次把CFD方法与PMV方法相结合，使用CFD技术对建筑热舒适性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赵彬等人在2000年自行开发CFD模拟软件，模拟计算人民大会堂的气流组织，在数值模拟计算的基础上，对其气流组织进行了相关的改造。

近年来，国内对高大空间的数值模拟，置换通风的数值模拟，洁净室的数值模拟都有比较前沿的研究。

但是，我国现有的研究成果专门针对求解算法、紊流模型、风口模型等基础性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属于通过CFD模拟软件针对某个案例进行的研究与分析，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在模型的建立和在软件的开发上。

4 土遗址研究目的与意义

土遗址保护工作对我国的历史研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文物资源，具有科学性、历史性和艺术性，它们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历史信息的载体，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例证。保护土遗址，保护遗址文物，对我国历史文化传承来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要：对土遗址保护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分析,并对土遗址保护的意义进行了总结,为进一步提高土遗址保护工作水平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土遗址保护,国内研究现状,国外研究现状,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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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GJ66-91,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S].

土遗址保护 篇2

内容摘要：为探究土遗址病害量化分级方法，引入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通过对陕北榆阳区牛家梁至芹河段长城29座单体建筑的病害现状进行现场调查，得出不同病害类型对遗址保存状况的破坏程度，采用多种病害加权法计算各单体的病害程度并尝试对其进行量化分级，最终确定各单体建筑的危险程度。

关键词：土遗址病害；量化评价；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贡献度

中图分类号：K8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1-00128-07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methods of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of earthen site deterioration， a gray correlation degree analysis was implemented in this proje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twenty-nine individual buildings of the Great Wall（spanning the section from Niujialiang to Qingheliang）， the contribution degre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eterioration has been obtained along with calculations of the deterioration degrees of individual buildings by a weighted method， leading to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a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method and risk degrees for each building.

Keywords： deterioration of earthen site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gray correlation degree analysis； contribution degree

0 引 言

我国土遗址数量众多，由于建筑材料的特殊性以及露天保存的环境特点，使现存的土遗址普遍发生病害。目前对土遗址病害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病害成因、现状调查[1-14]，（二）病害分类及评估体系研究[15-17]。病害成因调查为病害体系研究积累了大量实例，病害分类体系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遗址病害分类混乱的问题，病害评估体系研究基本确立了土遗址病害调查的流程。土遗址的破坏程度是多种病害的结果，然而现有的研究仅从宏观方面定性化地对土遗址病害进行简单分类和评估，无法通过量化手段体现出不同病害对遗址的破坏程度。

在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文物病害的量化评估刚刚开始。高东亮在对龙门石窟调研时，曾提出文物病害的量化评估有助于判断文物病害的发育程度以及是否需要人为干预，文物病害程度分级标准的建立非常必要[18]。2013年我国《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瓷器类文物》颁布，为我国可移动文物保存状况的科学分析与评估提供了基础标准。该标准考虑到文物病害具体量化的单项评估和综合评估实际操作难度大，因此仅对病害的定性判别方法和定量检测技术作出规定[19]。目前对不可移动文物病害的量化评估分级尚未见报道。

本文是针对不可移动文物领域病害量化评估分级的一次尝试。

陕北明长城呈线形分布，自东北向西南依次穿过府谷、神木、榆阳、横山、靖边、吴起、定边7个区县。明长城根据建筑形制可以分为单体建筑（包括马面、敌台、烽火台）、营堡类建筑和墙体。长城的保存状态受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和遗址本体因素三个方面的影响，遗址的病害是所有问题的集中表现。

本次研究以榆阳区牛家梁至芹河段典型的29座单体建筑（不包括营堡类和墙体建筑）为研究对象，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计算每种病害对遗址现状的破坏程度，得出其权重，对病害程度进行量化评估，最终得出每个单体建筑的危险度。本文是对病害程度量化评估方法的初步探究，暂不涉及对病害成因的量化分析。研究采用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中常用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法[20-22]，对明长城单体建筑的病害程度进行量化计算，并对主要病害进行筛选。其意义在于，在对遗址进行现场初步勘查之后可以快速有效地判定该遗址的主要病害，从大体上估算导致遗址病变的主要病害种类排序及各病害因子的权重，为下一步采取的保护加固措施提供基本依据，初步给定遗址的危险度分级，对危险度大、保存状况差的遗址给出量化依据，优先采取措施。

1 病害危险度的灰色关联性分析法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是基于灰色数学理论的一种研究系统内部因素间关联性大小的研究方法[21]11-13[23]。灰色系统理论试图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适合于动态历程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系统的变化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一些因素可以量化其变化程度，但也有一些因素是不能完全确定的，甚至是模糊的，这就形成一个灰色系统。在进行关联度分析时，首先确定系统中的主导因子和其余关联因子，采用均值化方法对主导因子与关联因子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出均值化矩阵，计算主导因子序列与关联因子序列的绝对差值，找出最大绝对差值和最小绝对差值，按照关联度计算公式（1）计算关联度[20]36[24]。

（1）式中R（j）为主导因子与其他因子间的关联度，N为样本个数，j为第j个关联因子，i为第i个样本，△（i，j）为主导因子与关联因子比较后的绝对差值，△max为数列矩阵中的最大绝对差值，△min为数列矩阵中的最小绝对差值，K为经验系数，一般取K=0.5[20]36。

遗址的病害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暂不涉及对病害成因进行量化分析，旨在通过灰色关联性分析法确定每种病害形式的权重，确定每种病害对遗址现状的破坏程度，最终对遗址的综合破坏程度进行量化分级。根据孙满利《土遗址病害的评估体系研究》[17]27，土遗址病害大体分为区域性病害和本体病害两方面。区域性病害指遗址所在区域的地质灾害。

本次研究的单体建筑位于榆阳区，不存在地质灾害等区域性问题，因此仅对遗址本体病害进行评价。本体病害包括稳定性问题和表面风化病害[17]27。稳定性问题指由于土体变形造成的土体内部相对运动，可以导致遗址突然局部坍塌。这种问题潜伏期长，作用过程短，破坏强度大。除地质灾害和稳定性问题以外的其余问题可以归结为表面风化。表面风化的病害表现形式较多，作用过程缓慢，作用时间长，会导致遗址逐渐缓慢地变小，直至消失[17]27-28。这两种本体病害归根结底表现为遗址本体的缺失。因此本文以遗址本体的缺失量为主导因子，以导致遗址本体缺失的众多病害形式为关联因子，对关联因子与主导因子间的关联度进行计算，从而量化地确定各因子与遗址本体缺失量间的“亲疏”关系或影响大小。本文中，遗址缺失量既包括单体建筑的坍塌失稳量也包括遗址的表面风化量。

根据牛家梁至芹河段单体建筑的病害形式，将遗址本体的缺失量作为主导因子（X0）；根据土遗址病害的二级分类方式[15]773，将淘蚀体积（X1）、冲沟体积（X2）、裂隙长度（X3）、片状剥蚀面积（X4）、生物破坏（包括灌木和乔木）面积（X5）、人为破坏体积（X6）6种病害形式作为关联因子；选取牛家梁至芹河段典型的29座单体建筑，分别进行系统调查、统计和计算，得出各因子的原始数据（表1）。

2 病害因子的灰色关联性分析

利用Excel软件对上述原始数据样本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得出每种病害与遗址缺失量间的关联系数（表2）。

通过对关联系数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每种病害与遗址本体缺失量间的关联度（表3）。

从表3分析结果可知，6种病害形式对遗址本体造成的缺失程度依次为：淘蚀X1（0.8512）>片状剥蚀X4（0.8394）>冲沟X2、生物破坏X5（0.8344）>裂隙X3（0.8326）>人为破坏X6（0.7611）。牛家梁至芹河段明长城单体建筑中，对遗址破坏程度最大的是淘蚀，其次是表面风化引起的片状剥蚀，冲沟和生物破坏对遗址的破坏程度相当，然后是裂隙及人为破坏，与大量现场调查的结果一致。现场调查和计算结果分别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确定了该段长城的主要病害。在进行保护加固设计时应当重点考虑这两种病害的应对措施，为后期对该地区其他遗址的病害机理研究提供方向。

3 单体建筑的危险性评价

不同单体建筑的病害程度不同，其危险程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可以采用单体建筑危险性这一概念综合反映其病害现状，并以危险度作为衡量指标。

根据关联度分析结果分别给定各因子的权重值，主导因子淘蚀为5，片状剥蚀为4，冲沟和生物破坏为3，裂隙为2，人为破坏为1，对各单体的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计算经过均值化处理之后的病害数据与病害权重的乘积之和，为单体建筑的危险度。计算公式如下：

WXD=X1×5+X4×4+X2×3+X5×3+X3×2+X6×1

（2）

根据公式（2）计算29座单体建筑的危险度（表4）。

牛家梁至芹河段29座单体遗址危险度介于0—33之间，由于目前土遗址病害危险度分级尚无标准。作者参照泥石流危险度分级方法，以8为公差按照等差数列进行分级，考虑到尽可能地突出危险性较大的单体建筑，故高危险度范围较大（25—33）。按照危险度数值范围将牛家梁至芹河段长城单体建筑危险性划分为4个等级（表5）。

将29座单体遗址建筑的危险度按照危险度等级列表进行对照，可以确定每座单体建筑的危险等级（表6）。

从上述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长城牛家梁至芹河段的29座单体遗址建筑中，处于低危程度的单体有0座，处于中危程度的有12座，处于危险程度的有13座，处于高危程度的有4座。在现场调查时，处于高危险度的4座单体建筑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坍塌、失稳，单体结构大多支离破碎，风化程度高，现场调查结果与计算结果一致。处于危险程度的部分单体遗址，危险度值处于危险与高危的临界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危险度会逐渐增高。现场调查发现，这部分单体遗址结构虽未出现明显缺失，但大多淘蚀严重，冲沟严重发育，表面裂隙切割，局部贯穿，有影响单体遗址稳定性的大型裂隙出现。中度危险单体遗址出现有局部淘蚀、冲沟密集发生，裂隙大多为表面裂隙，虽切割墙体但尚未贯穿，暂无稳定性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单体遗址极有可能向危险程度较高的级别发展。综合计算结果与现场调查结果，在进行相关保护加固措施时，应当优先考虑危害程度大、危险等级高的单体遗址，对每个单体遗址的加固保护措施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

4 结 论

通过对长城陕北榆林市牛家梁至芹河段29座单体建筑遗址的不同病害形式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根据病害统计，该段长城的主要病害有淘蚀、片状剥蚀、裂隙、冲沟、生物破坏和人为破坏，6种病害形式对遗址病害程度的关联度依次为：淘蚀>片状剥蚀>冲沟、生物破坏>裂隙>人为破坏。

2. 通过对29座单体遗址建筑危险度进行加权计算，得出处于中危程度的有12座，处于危险程度的有13座，处于高危程度的有4座。

3. 灰色关联度分析法适用于土遗址病害种类的量化评估，可以确定不同病害因子的权重，建立遗址病害程度量化分级的数学模型，是对不可移动文物病害量化分级的一次尝试，为今后进行病害成因的量化评估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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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遗址保护 篇3

在文化遗产中,土遗址属大遗产类。“大遗址是指在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宏大且价值重要的大型古遗址、古墓葬。”[1]这些大遗址多为土遗址,在历史的长河中,土遗址由于自身的特点,极易遭到自然及人为的破坏。中原河南,有数量庞大的土遗址,怎么延续土遗址的生命、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才能更好地保护土遗址、如何使土遗址得到持续性的保护,这些现实中的问题都需要我们去面对、去解决。

汉霸二王城,地处河南省荥阳市广武山。为了更科学、更有效地保护这一优秀文化遗产,受荥阳文管所委托,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两城进行了详细勘测,并制定了保护方案。汉霸二王城是刘邦、项羽对决的重要军事城垒,堪称汉王朝的发祥地,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具有独特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二、荥阳汉霸二王城垣保护分析

1.遗址概况

汉霸二王城遗址,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北25公里处的广武山,地处黄河水系与淮河水系分界线西侧的黄土丘陵顶部。(图一)汉霸二王城未经考古发掘,未有直接出土物,但在考古调查中采集了部分遗物,主要有绳纹板瓦片、筒瓦片、残瓦当,还有壶、豆、缸等残片以及部分铜兵器等;在城墙边坡地带发现较多、较完整的海螺、红陶片等遗物,当地地层堆积物相当丰富。

汉霸二王城遗址,是秦汉之际刘邦与项羽对垒时所筑的东、西广武城。西城为刘邦所筑,称汉王城;东城为项羽所筑,称霸王城。二城中隔广武涧(即鸿沟),涧深200米,宽100米,口宽约800米,南北走向。二城之北紧靠黄河,地势险要。现存的汉霸二王城,由于黄河的不断冲刷侵蚀,早已失去原貌,特别是二城的北墙已塌入河中。据2009年年初实测,残存汉王城东西长460米,墙宽30米,高约6米,最高处10米;霸王城东西长260米,墙宽28米,高约7米,最高处约15米。经过对汉霸二王城的勘察,发现二城夯层基本相同,均系平夯,夯土呈黄褐色。从测量残存墙体的夯层情况来看,收分不明显,在局部地带可见到明显的板与板间的接缝界线,夯层厚度一般为8~10厘米,厚的夯层可达12厘米,夯层基本均匀。从坍塌下来的夯层块可以看出,夯锤为直径约10厘米的圆形、平顶的石锤,夯窝深度约在0.5厘米。

2.病害分析

汉霸二王城地处广武山最高点,东西走向,南北两侧呈斜坡状;北临黄河,南临广武原。这里属于典型的黄土塬堆积区,黄土的性质使其在长期雨水侵蚀中发展为沟壑纵横且多呈南北走向。由于二城长期受到严重的自然侵蚀,受损严重。汉王城南墙以北已基本上全部塌入黄河;霸王城北墙及城内大部分也已塌入黄河。现有城墙的病害分为五大类(图二、图三、图四):

(1)结构病害:主要是由于城墙遗址有较多裂隙。较大裂隙一旦产生,裂隙内部就直接和空气接触,与空气的接触面越大,水分的挥发就会越快,从而产生其他的裂隙发育,最终造成城墙的坍塌,形成陡壁冲沟、缺失等。

(2)表层劣化:土壤中存在大量的可溶盐,这些可溶盐溶解于水中,随着水的迁移而迁移。由于毛细水的作用,地下水不断地向地表迁移,从而带来更多的可溶盐,并在表层上产生结晶。可溶盐结晶会造成土体体积的膨胀,伴随着温、湿度的变化,土体表层的可溶盐会不断地溶解再结晶,进而在土体中循环,产生膨胀力,最终导致土体的风化。

(3)渗水侵蚀:在潮湿环境下,遗址易滋生微生物,产生青苔等。

(4)环境影响:主要是植物与动物。土是植物生长的载体,植物根系的生长会在土中产生钻力,使土原本的力学平衡遭到破坏,造成墙体开裂。另外,植物根系的存在会造成土壤内部湿度及可溶盐存在的局部浓度大幅增加,从而对土体造成伤害。土也是许多小型动物生活的场所,蚂蚁、蚯蚓、老鼠等都会在其活动中对城墙的结构产生一定的破坏。

(5)人为影响:由于人为攀爬所形成的小路、人为抛撒堆积的垃圾、人为耕种、人为取土挖掘等,对城墙所造成的影响也较为严重。

3.保护措施

目前,我国对于土遗址的保护主要采取三种措施:一是结构保护,包括砌筑支顶、支护、锚固、裂隙灌浆等;二是表面处理,包括表层清理、空鼓灌浆、铆钉锚固、孔洞填充、边缘加固、勾缝和渗透加固等;三是预防性保护,包括建立环境检测系统、日常维护、加强遗址管理等。

根据对汉霸二王城遗址病害的调查与分析,针对上述五大类病害,我们采取了不同的保护措施。首先,是解决土遗址破坏最为严重的一类因素———水。对城墙周围的排水设施进行重新组织,尽量减少水在流动、蒸发等过程中的物理反应。从城墙所处的自然环境看,遗址北侧紧邻黄河,大部分的城墙都是被黄河吞噬的;水文站的监测数据显示,黄河的最高水位线达到94.73米,比平均水位89.8米高出将近5米的高度。因此,对于黄河的防范为重中之重,应当请专业部门针对遗址现状进行防洪堤坝的设计。

其次,针对城墙本体的不同类型病害采取补夯、裂隙灌浆、锚杆加固、局部化学试剂加固、植物根系铲除、日常管理等措施进行保护。(图五、图六)

(1)结构病害:坍塌形成的陡壁。剔除坍塌后壁面上裂开或松动的土块,清理周围落下的土层,对坍塌部分进行补夯。裂隙:对于裂隙宽度不大于30毫米的墙体,采用裂隙封堵法加固;对于裂隙宽度大于30毫米的墙体,采用灌浆法加固。

(2)表层劣化:表面酥碱。针对表面酥碱的病害,采用表面剔除的方法,建议针对病害处用小面积化学加固剂进行加固。剔除墙体表面的白色盐碱层,使盐碱层的自动剥落得到缓解,减少剥落面积。并建议使用化学加固剂进行封护加固,以达到提高墙体自身强度的目的,降低风化脱落的程度和速度。由于目前在土遗址加固方面没有较为成熟的化学加固材料,并且通过用化学加固剂对土城墙遗址进行加固的长期效果也尚未有定论,所以我们建议在汉霸二王城表面酥碱化学加固前,应进行小面积的加固试验,尽量避免对城墙的伤害。根据目前国内使用的土遗址化学加固材料,我们建议可以在正硅酸乙酯、甲基三乙氧基硅烷、B72聚氨酯、丙烯酸树脂的非水分散体、PS材料[2]和树脂乳液这几种常见的材料中进行选择。

(3)环境影响。一是植物:在对城墙遗址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由于植物过于繁茂,不仅使得城墙的视觉角度在观感上大为减弱,同时还对城墙本体存在巨大的威胁,容易加快城墙墙体的空洞、开裂等病害的发生和发展。所以,应把城墙本体上的树木予以清除,以减少植物病害。砍伐对城墙危害较大的树木,将表面植物去除,使用8%浓度的铵盐溶液或浓度为0.2%~0.6%的二氯苯氧醋酸对根系进行注射,腐烂之后用土加以填补,并加强日常对城墙遗址的保养。二是动物:针对动物病害,主要通过回填洞穴、加固表层土质来达到消除动物病害的目的。

(4)锚杆加固。对于严重开裂的墙体,若不及时加固就会有坍塌的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建议采取锚杆加固的方法进行加固。加固深度在2米内的锚杆,采用土工长丝,加固深度大于2米的锚杆采用白蜡杆。锚孔用煤电钻成孔。孔径在25~80毫米,锚固端长度不短于600毫米,间距根据实际情况而定。成孔后清理干净孔内浮土,插入锚杆注射浆泥锚固,孔口用土块封护并做表面处理[2]。

三、结语

通过对汉霸二王城保护方案进行落实,我们有一些体会:一是遗址的前期调研与勘测工作阶段。首先,应当对遗址的保存环境进行调研,这样方便下一步掌握遗址病害成因。其次,在对遗址本体进行病害调查阶段应尽量做到详尽,将遗址本体病害在米格纸上以不大于200的比例进行绘制,做到全面、细致、准确地掌握病害状况,并针对不同的病害程度进行评估与描述,这样方便下一步室内工作的顺利开展,因为只有完全掌握遗址病害状况才能够制订出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再次,上述两项工作开始之后,再对遗址周边的基础设施进行调研,确保后期制订的保护方案具有实际操作性。二是遗址保护方案的文本绘制阶段。在绘制遗址病害图时,要将遗址所在位置以平面图形式显现出来,方便对于病害位置的掌控。在绘制遗址病害保护措施图时,应尽量细致。

通过对汉霸二王城的详细勘测、对遗址病害成因的分析、对遗址病害程度的评估等一系列前期调研,做到完全掌握遗址的病害状况,继而根据遗址病害情况制订详细、科学的保护措施,力求做到科学、合理地保护土遗址。

注释

1[1]陈同滨:《中国大遗址保护规划与技术创新简析》,《东南文化》2009年第2期。

土遗址保护 篇4

[关键词]遗址公园；大遗址保护；文物保护

2009年6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提出：“大遗址的提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大遗址保护的任务长期而艰巨。在实践中，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涌现，伴随着理性的思考和审慎的决策，大遗址保护逐步迈向更加崭新而广阔的天地。”论坛上，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教授作了《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的主旨发言，提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对一部分遗址实施有效保护，将其投入文化建设并使之与公众相结合的文物工作的一项新举措和一次新实践，开创了文物工作的新局面”。1考古遗址公园与大遗址保护工作关系紧密，甚至可以概括为“互为因果”。正是大遗址保护的迫切需求，才亟需规划建设选址与保护措施均科学合理的遗址公园；而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也顺应了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基本需求。

一、国内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例证

关于“大遗址”，最早提出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而“大遗址保护”是近年来的新概念，财政部、国家文物局 2005 年 8 月联合发布的《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指出，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2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撰写的《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一文，（考古）遗址公园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遗址类的文化景观，是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3 2010年10月，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召开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会议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上，公布了国家（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集安高句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隋唐洛阳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5年3月，国家文物局完成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运行评估工作，并公布了结果。

考察发现，江苏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应当是规划建设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个良好范例。一方面，从地缘的角度，两大遗址公园均位于江苏省，在政策导向方面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鸿山遗址博物馆为核心区域，而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也在积极筹建考古遗址博物馆，并以此为核心。两个遗址公园均强调大遗址保护与遗址公园建设“双轮驱动”，强调突出整体，确保本体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坚持与周边村居的新農村建设、产业发展相融合，争取在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大前提下，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不断发展。

二、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理论前提与实践路径

（一）顺山集遗址基本概况

顺山集遗址坐落于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村南重岗山北麓坡地之上，东南距泗洪县城约15公里，中心地理坐标北纬33°34'36.5"，东经118°10'11.3"，海拔28～31米，总面积17.5万平方米。据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联合编制的《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顺山集遗址在1962年4～6月由南京博物院组织开展的考古调查中被发现并命名。《洪泽湖周围的考古调查》载：“（顺山集遗址）最突出的有红砂陶杵和橄榄状陶坠，这两类工具，可能为杵舂古物与编制工艺品之用。总之，（这类遗址）无论在地形上与遗物上，都表现着江淮下游特别是苏北地区的青莲岗文化遗存的特征”。4由于当地农民采沙的原因，遗址局部遭到破坏。为防止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泗洪县博物馆于2010年起对其进行钻探发掘，历时三年多的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发现长约1000余米的环壕，还有房址以及墓地等，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陶塑艺术品以及碳化稻等。

2012年11月，来自全国多所考古研究所及重点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在顺山集遗址所在地的江苏省泗洪县，召开顺山集考古成果论证会。会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明确指出，以顺山集遗存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可单独命名，即“顺山集文化”。2013年1月9日，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成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2013年1月14日，新闻报道“泗洪县顺山集遗址新发现将江苏文明史前移1500年”入选“江苏省2012年十大新闻”；2013年4月9日，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1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时隔三年后，2016年4月27日，来自国内外多所科研院所的知名专家学者再次来到泗洪，召开顺山集文化学术研讨会，从综合分析、稻作种植史以及动物考古学等多个维度，对顺山集文化遗存进行了深入研讨。

（二）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理论前提

首先，顺山集遗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承载着深厚的人类历史信息，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移动性，应当以更加合理和科学的手段加以保护和利用。“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砂矿开采活动，在遗址北部形成一个面积达1.5万平方米、数十米的大深坑，遗址惨遭大面积毁灭性破坏，环壕北段被破坏长度近160米，剖面直接暴露于坑壁上”。5遗址区域由于占据面积大，顺山集遗址保护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实现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融合，保护和利用好顺山集遗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经济价值。顺山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从2010年初开始，直到2013年初告一段落，目前仍处于不断完善的资料整理工作之中。从2012年11月顺山集考古成果论证会的召开，到2013年1月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教授现场查看顺山集遗址，再到后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到遗址现场、博物馆库房等观摩出土标本等，大部分专家学者都提出，要继续发掘顺山集遗址及其周边的重要遗址，扩大考古发掘范围，组织力量加大科研力度，初步建立顺山集文化研究的多学科平台，积极创造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条件，同时争取早日获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次，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是实现文物“四有”保护工作的基本要求。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市、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目前，泗洪县政府已完成对当地包括顺山集遗址在内的三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两个是雪枫墓园、朱家岗烈士陵园）的“四有”保护工作，为遗址公园的推进实施提供了积极条件。

（三）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的实践路径

从远景来看，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工作在顺山集遗址顺利申报成为江苏省第二批大遗址开始，条件逐步成熟。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跨度达10年（2015年至2025年），项目内容包括遗址博物馆、入口服務区、现场展示区、原始农耕生产生活模拟区、休闲体验区、农家乐以及梅花山景区等。目前，该项目已初步拟定当年的序时进度，正在报批和审定包括编制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环评等在内的规划建设前期相关手续，未来将开始实施遗址博物馆的规划建设工作。

三、遗址公园规划建设与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未来模式思考

无论遗址公园建设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有多高，也只是其中一种保护手段而已。要实现大遗址永久性保护与利用才是最终目的，而这个工作将是动态的，延续性极强的，尤其对于类似苏北这样的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能够成功申报大遗址，仅仅是诸多后续工作的开始。资金投入、政策倾斜、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都将困扰当地政府，也将对文博工作者提出严峻的考验。

一方面，加强系统管理的思维，不断放大遗址公园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效应。一个得到规划合理、科学利用的遗址公园，对大遗址保护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以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为例，不仅需要尽快编制遗址公园的规划文本，框定遗址本体区、永久建筑区、服务区、景观区，还应当着手对永久建筑（遗址博物馆）进行选址规划，选定有资质的建筑施工单位等。因此，就需要在法律法规框架下，加大地方政府向上策应扶持力度，争取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探索共同建设遗址公园的可行性，同时，成立专门机构，不断充实大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的人才队伍。

另一方面，整合各方力量，创新遗址公园建成后的管理运营手段。针对大遗址保护而进行的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其最终目的是实现遗址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双向共赢。遗址公园在建成后，其管理运营手段必须创新，要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们应当在政府投资建设遗址公园的基础上，事先拟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细化条款，探索由社会资本提供后续的公共服务，政府再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果向社会资本支付对价。

四、结语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研究员在《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中说道：“顺山集遗址从开始的抢救性发掘到带着学术课题的主动发掘再到后来的保护性考古发掘，无疑是江苏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实践”。6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陆建松指出，大遗址作为历史发展、环境演变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记录，具有深厚的科学文化底蕴，不仅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环境、艺术、建筑、生态、地理等领域直接或间接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构成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基础，也是重要的景观旅游资源；不仅以直接或间接的历史教育、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功能作用于现代社会，而且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7从加大对大遗址保护，以及强调其为当地民众所有效利用的角度出发，我们提出建设的考古遗址公园，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遗址保护和展示，有助于进一步实现遗址的社会价值，有助于大遗址保护进一步融入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同时，遗址公园的建设还契合了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强调城市特色的发挥，还表现在拉动内需、解决就业、改善人居环境等诸多方面。具体来说，对于顺山集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从一开始就应当强调建成后的公园，不仅要将顺山集文化遗存完好的保存下来传承后人，更要通过资源整合和合理规划，为遗址保护和展示提供充裕的空间和完善的设施，让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为百姓所共享。

[注释]

1张忠培：《关于建设国家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文物建筑》，2012年第00期，第73～76页。

2引自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2005年8月。

3单霁翔：《大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探索与实践》，《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2页。

456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编著：《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第11～12页、第420页。

7陆建松：《中国大遗址保护的现状问题及政策思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121页。

[参考文献]

1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泗洪县博物馆.江苏泗洪县顺山集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13，（7）.

2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赵夏，陈曦，郭萍.“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关研究述评[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2，（3）.

5单霁翔.携手共创大遗址 保护的美好明天——在2010年大遗址保护工作会暨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授牌仪式上的发言[J].中国文化遗产，2010，（6）.

6王雅男.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法研究[D].北京工业大学，2013.

土遗址保护 篇5

土遗址是以土为主要建筑材料的, 具有历史、艺术、科研、社会, 四个方面文化价值的古遗址。这一概念由遗址引申而来, 又因为其具有材料上的特殊性, 故在原来遗址概念的范围内又增加了材料特征“土”的概念。从遗址和生土建筑的分类上, 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土遗址即为遗址与生土建筑所含范围的交集。

土遗址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大类, 由于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的限制, 本文研究的范围是乌鲁木齐地上土遗址。

二、乌鲁木齐土遗址的现状

乌鲁木齐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镇, 保留至今的地上土遗址主要包括城址和军事设施遗址两大类:

1. 城址

乌鲁木齐是一座既古老, 又年轻的城市。称乌鲁木齐古老, 是指它建城的时间比较早, 从一些档案史料和考古发现来看, 乌鲁木齐地区在汉代甚至战国时期, 就已经有驻兵屯田的“城”了;说其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是指乌鲁木齐作为地名在历史上的首次亮相, 也是乌鲁木齐历史和大规模建设开发的起始时间是则要推迟到清乾隆二十年, 即1755年。乌鲁木齐地区的古城址具有时间跨度大, 数量多的特点, 年代最久远的古城遗址有战国时期的东河坝古城、苇子街村烂城子等, 距今较近的有清代的巩宁、迪化城址, 共计18个。

2. 烽火台

乌鲁木齐境内作为军事设施遗址的烽火台, 实际上是长城在新疆境内延伸的一部分, 这些土垒建筑 (包括城墙、烽燧) 从建筑形状、建筑材料、建筑功能等分析, 与在嘉峪关和玉门关发现的长城是一致的, 只是在不断向西修筑的过程中更多地就地取材。但新疆境内包括乌鲁木齐的长城并不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而建, 而是为了保护丝绸之路上来往商旅的安全, 是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而开建的。与内地长城遗址不同的是, 新疆境内长城虽然没有连续的墙体, 而是根据特殊的地质特点修建呈点状、块状分布的防御体系, 但却延续了中原长城的建筑特点和军事用途。

三、乌鲁木齐土遗址的特征分析

1. 分布特征——丝绸文化

以上发现的土遗址, 主要分布在古“丝绸之路”北道的“白水涧道”上。该段道路东接赤亭道, 西接碎叶道, 是沟通东西方的大通道;在高昌、交河, 该路又与银山道相通, 成为沟通天山南北的道路。汉代称这条大通道为新北道, 唐代称其为北道, 至今两称均有使用。

“白水涧道”一词的著录, 起于唐代, 但这条道路却早就存在。经过对道路两侧及其周围考古, 证明这里在远古时代便是先民生息繁衍之地, 该地的绿洲带和南北山麓留存有大量的细石器、古墓葬群、岩画等文物古迹, 特别是在达坂城、柴窝堡、盐湖、乌拉泊水库一带分布更为集中, 最早年代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王炳华先生在他的《唐西州白水镇初考》一文中作出明确的结论:这条山沟, 从十分遥远的古代起就有居民在活动, 是他们最先开拓使用了这条天然谷道作为沟通天山南北的坦途, 进入汉代以后, 车师、匈奴、乌孙、突厥及汉族人民, 都不断地在这条古道上活动, 并留下了多方面的史绩。

新中国成立之后, 北道除与另外两道一起享有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之外, 更主要的则是以其超过另外两道的实用价值和潜在价值, 独领风骚, 进入了大发展阶段。建国之初修筑了兰新公路、兰新铁路, 成为新疆通往中原的骨干交通道路, 公路又称为312国道。90年代兰新铁路实现了双轨, 向西延伸与国际铁路网接轨;随之乌鲁木齐——吐鲁番高等级公路筑成通车。鉴于它们沟通亚欧大陆的作用, 又被雅称为“大陆桥”。道路的现代化进程, 带动着各类传输设施的不断增加。五六十年代建成通讯线路, 到90年代完成通讯光缆线路建设;排列有序的电力线路更具形象;乌吐石油天然气管道也建成使用。由此形成地下、地面、空中各具用途的立体运送网络。仅从地图上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 这些现代化的道路均行进在白水涧道的路径上。它们的建设不仅被列入国家或新疆的重点项目, 而且还不断吸引着外资的投入, 足见该线路对我国及对世界的作用与影响, 也足可见“白水涧道”是乌鲁木齐第一大具有延续特点的历史文化现象。

由此看见, 乌鲁木齐地区土遗址分布情况与该地区的人类活动和历史文明的分布情况是一致的。乌鲁木齐土遗址的存在和发展见证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 也是乌鲁木齐丝路文化历史文脉和记忆的载体。

2. 材料特征——生土文化

土遗址其实是古代生土建筑被毁后, 遗存下来的部分。

对“生土建筑”这个术语, 学术界目前有不同的理解。狭义地讲, 也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土”字意义上讲, 生土建筑就是指用原状土、天然土经过简单加工修造建筑物、构筑物。若广义地讲, 就是以地壳表层的天然物质 (土、砂、石、植物等) 作为建筑材料, 进过采掘、成型、砌筑几个与烧制无关的基本步骤而修造的建筑物、构筑物。相比较而言, 按广义的理解比较全面, 也比较符合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实际。

乌鲁木齐属于干旱的气候环境下, 由于地广人稀, 古时人们在建筑房屋或者构筑物时, 大多就地取材, 或用粉质粘土、粉质沙土夯筑, 或利用土坯砌筑、板筑泥建造。夯筑时, 夯层厚度一般在6—20厘米之间, 有的地点土体粘性好, 就完全用途分层夯筑;有的土体含沙、碎石较多, 粘性差, 分层夯筑时, 每层会夹杂一些植物枝条拉筋, 以增强附着力和提高墙体的整体强度。由于特殊的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 古时新疆地区包括乌鲁木齐地区的生土建筑具有种类多, 数量大, 分布广的特点。

四、乌鲁木齐土遗址研究的实用价值

1. 延续历史文脉, 塑造城市特色

“土”作为自然界中分布广泛的天然材料, 是人类最早接触和最易获得的, 因而在人类早期活动中更实用最为普遍。人类学会使用土建造土体建筑, 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土遗址作为历史、文化与记忆的载体, 更是一个城市塑造文化特色的资源。历史文化和城市记忆资源同矿产资源一样应该受到重视、矿产资源丰富可以确定一个城市的产业属性;历史文化资源特色同样可以给城市属性定位。矿产资源的“递减性”, 使之总有枯竭的时候;而历史文化资源的“递加性”, 则使之价值与日俱增, 永世长存。

“欲知大道, 必先为史”, 历史是根, 文化是魂, 城市的历史文脉不能割断, 城市的文化特色不能丧失, 正如树不能没有根, 人不能没有魂一样。乌鲁木齐土遗址作为城市历史之根, 文化之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指导我们明确城市发展方向, 塑造城市特色, 让城市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远离陌生、空虚和寂寞, 重新找到“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找到自己的历史身份和社会身份。

2. 促进现代生土建筑的发展

乌鲁木齐是冬季严寒、夏季少雨、昼夜温差大、多风沙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年代久远的历史文化遗产当中, 土遗址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土遗址存在了上千年, 充分证明了用生土作为建筑材料, 其强度、稳定性在含水率、颗粒组成合适的条件下, 建筑的耐久性和适应性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

我们保护和研究土遗址, 在延续历史文海的同时, 也要了解古代生土建筑在材料上的应用, 了解生土建造技术以及凝固在建筑中的一些文化思想、建筑风格、风土人情及民俗特点, 从而了解现代生土建筑的历史演变, 最终可以对当代生土建筑的发展做出正确的判断、合理规划和因地制宜的建造。

五、总结

土遗址保护 篇6

关键词：烽燧,哈密,气候环境,病害,成因

0 引言

烽燧也称烽火台、烽台、烟墩、烟火台[1],如有敌情,白天燃烟,夜间生火,是古代传递军事信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为古代边境地区报警的信号设施。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统计,新疆哈密境内遗存各时代的烽燧共61座,是新疆境内烽燧保存最多和最好的地区,所辖巴里坤县34座、哈密市和伊吾县分别遗存24座和3座。

1 烽燧的历史文化价值

新疆的烽燧遍布天山南北,它们与古丝绸之路中、北道走向一致,起到了护卫丝路畅通的重要作用[2]。烽燧常与长城并存,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但也有独立存在发挥预警防御作用的,哈密境内的烽燧就是独立存在的。

哈密境内烽燧多建于清代,这类土遗址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以及利用、改造自然的状况。其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其自身所固有的,是不可替代的[3]。烽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一旦破坏将不可再生。

2 哈密境内烽燧遗址所在区域自然环境

2. 1 地形地貌

区域地质构造孕育了哈密盆地地形地貌的基本轮廓: 北为天山褶皱带、中部为吐鲁番—哈密坳陷带、西南为库鲁克塔格复背斜,相应形成了三大地貌单元,北部中高山区、中部平原区和南部低山丘陵区。区域上形成一个向西半闭合的断陷盆地。

盆地内,北侧山前第四系冲洪积倾斜平原发育,呈条带状东西向展布。自北向南由山前带过渡到细土平原带,海拔700 ~ 1500m,地面坡降 由15‰ ~ 20‰到3‰ ~ 5‰。地表较平坦,近半地表沙化、盐渍化,为典型的干旱荒漠景观。

2. 2 气象条件

哈密盆地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周边被戈壁、沙漠所包围。哈密盆地多年平均降水量为35mm,并以集中式强降雨为主,冬季大部分地区无降雨,而夏季降雨量占全年的70% 以上。

哈密盆地日照丰富 ( 全年3350h以上) 、蒸发量大 ( 全年2800mm) 、温差变化大 ( 冬夏最大温差50℃左右、昼夜最大温差20℃左右) 。

哈密盆地是大风灾害较多的地区之一,全年最大风速多在8 ~ 12m/s之间,瞬间最大风速可达40m / s左右。大风天数主要集中在3 ~ 5月,常有沙尘暴发生。著名的 “百里风区”就穿行在哈密境内的七角井、十三间房一带,年平均风速9. 3m/s。全年8级以上大风多达149d。

特殊的区域环境是造成境内烽燧遗址破坏的必要条件之一。

3 哈密境内烽燧特征

3. 1 建造形制

哈密境内61座烽燧主要有二种建造形制,一种是由土坯砌筑而成,土坯大小平均尺寸为380mm× 270mm × 150mm,土坯内含少量麦草,砌筑完成后土坯表面均有泥浆抹面。这类烽燧主要分布在东天山南麓哈密市一带。

另一种是直接由黏土分层夯筑而成,夯层均匀密实,平均厚度为80 ~ 100mm,夯层内鲜有红柳木、麦草等加筋材料,整体呈下大上小的四面棱台状。这类烽燧主要分布在东天山北麓巴里坤县和伊吾县一带。

3. 2 烽燧物理力学特性

本文选取了哈密境内有一定代表性的烽燧土样进行物理力学测试,结果列于表1中。

由于各烽燧表层遗址土的风化程度不同,而且同一烽燧各个面的风化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来讲哈密境内烽燧遗址土的含砂量均较高,黏粒含量少,可塑性不强,遇水易变为流动状态。

4 烽燧遗址主要病害类型

4. 1 根部掏蚀

表现出烽燧底部出现分层剥离凹进的现象,凹进程度达1 ~ 2m深、0. 7 ~ 1. 5m高,呈上大下小的蘑菇状 ( 见图1) ,易拉裂上部土体进而引起上部土体的崩落、坍塌[4,5],极大程度地降低了烽燧遗址的整体稳定性。

4. 2 表面侵蚀

表现为烽燧表面泥皮呈鳞片状剥落、龟裂和凹凸不平 ( 见图2) 。该病害是在风沙磨蚀与旋蚀长期作用下形成的[6],因哈密地区常年以西北风为主,所以该病害类型在烽燧的西北面表现得较其它面更为突出。

4. 3 裂隙发育

在长期内外应力作用下,其主要表现形式有构造裂隙、生土节理[7]。

构造裂隙是新构造活动的结果,延伸长、分布广,多见于烽燧上部,张开度不一。若存在临空面,按照优势结构面理论,此类裂隙会逐渐贯通( 见图3) ,导致小型块体运动,形成大的坐落体。

生土节理多发于原生结构面,多以近直立状出现。并以数条一组的形式小间距出现。若遇上温差交替、冻融和卸荷等因素影响[8],会伸展开裂,产生纵横交错的变形,通常会与构造裂隙连通。

4. 4 植物、人为破坏

在雨水较为丰富的巴里坤县,该类病害较为明显。灌木的根劈作用使烽燧土体开裂、松动,继而失稳坍塌。人为取土、攀爬也是造成烽燧破坏的主要病害之一 ( 见图4) 。

5 病害成因探讨

5. 1 盐渍化

尖山子西北烽燧北立面遗址土易溶盐分析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遗址土中易溶盐以氯盐和硫酸盐为主,土呈弱碱性。且根部、中下部的含盐量明显高于顶部、中上部含盐量。其它5座烽燧各立面分析结果与上述一致。

烽燧遗址土根部与地面接触,在地下毛细水作用下运移水分和盐分,另外遗址根部、中下部接收了顶部、中上部因雨水淋溶带来的盐分。所以,遗址土根部含盐量明显高于上部。

土体含水量改变,其空隙溶液中盐分经历结晶—溶解—重结晶过程使盐分富集于遗址根部的土体结构逐步劣化[9~10]。受哈密戈壁环境影响,强力风沙吹蚀的作用,易在根部形成掏蚀凹进临空面。

5. 2 自身因素

烽燧建造之初,受各种条件限制往往是就近取土建造。由表1可知,烽燧遗址土的孔隙率大、含砂量高、黏粒比例低。这导致遗址土塑性低、土颗粒之间胶结性差,易受外界环境侵蚀。

哈密境内烽燧遗址土中极少有拉结筋等构造措施,这使得烽燧在建造完成干燥后必然会有收缩裂缝。原始的收缩裂缝在长期的外界环境侵蚀作用下不断发展、张拉,最后坍塌。

5. 3 风蚀

风蚀可分为迎面吹蚀、底面潜蚀和反向掏蚀三种[11]。哈密地区起风频率高且瞬间风速可高达40m / s,而吹动戈壁细砂形成风沙流的风速仅为4 ~5m / s。

风沙流的运动具有气固两相特征。砂粒在风场中运动时,除受重力、空气的拖拽力外,还会因为碰撞等导致砂粒旋转,因此较净风具有更大的动能,对土体表面撞击时使风蚀量更大。

风沙流携带砂的含量随高度呈指数下降,贴地层含砂量可达70% 以上[12],且烽燧根部土体受盐渍化影响最大,较中上部土体更易受风沙流侵蚀,从而形成根部凹进的现象。

5. 4 雨蚀

根据哈密地区气候条件知,其境内降雨量虽少,但降雨集中且强度大。雨水对烽燧表面土体形成溅击作用,溅击能打散土体中的较大团体,溅蚀量随雨滴大小、雨滴速度和 降雨强度 的加大而增加[13]。

集中式强降雨使烽燧遗址土表面受溅击作用,土颗粒间粘结力降低。雨水的渗入使表层土体饱和,大幅降低其抗剪强度以致变成流动状态。雨水过后,大的蒸发量使表层土体干缩龟裂,当受风蚀时则更易剥落,形成龟裂和凹凸不平的表面。

当烽燧有裂隙存在时,雨水渗入裂隙与土中胶结物发生化学溶解软化土体,形成软弱结构面。在外力作用下裂缝的尖端还会存在应力集中区使裂缝进一步扩展,形成贯通裂缝,导致烽燧遗址的坍塌。

6 烽燧土遗址的保护加固建议

对类似哈密地区干旱戈壁环境的土遗址保护措施应有别于其它地区。

( 1) 勘察时应充分了解当地气候环境特点,对风沙流引起的土遗址表面风化问题应足够重视。可从保护加固材料的改性和工艺的改良入手来解决。

( 2) 遵照文物保护 “尽量减少对文物本体的干扰”原则,烽燧的保护加固重点应在其中下部,该区域是易溶盐富集区,易受外界环境侵蚀。

( 3) 水环境的控制是干旱区土遗址保护的关键因素和先决条件。应解决好烽燧顶面、根部的排防水措施,烽燧根部土体可进行土体改良增强其耐水性,防止地下毛细水的渗入侵蚀。

( 4) 对人为攀爬、取土和植物根劈破坏,当地文物部门应加强日常管理与维护。

7 结语

正是因为新疆哈密地区干旱少雨这种独特的气候环境,才使烽燧这一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土遗址正在遭受着各种破坏、面临着消亡的危险。

( 1) 哈密烽燧土遗址易溶盐以氯盐和硫酸盐为主,土呈弱碱性,其根部含盐量明显高于中上部。在外界环境影响下,易在烽燧根部形成掏蚀凹进临空面。

( 2) 哈密烽燧土遗址塑性低、土颗粒之间胶结性差,易受外界环境侵蚀。

( 3) 戈壁环境风沙流吹蚀较净风对烽燧土遗址的风蚀量更大。

( 4) 集中式强降雨对烽燧表面的溅击作用降低了土体间的粘结力,再通过雨后的强蒸发量使烽燧形成龟裂和凹凸不平的表面。

土遗址保护 篇7

土遗址通常处于非饱和状态, 孔隙水压力相对于孔隙气压力是负值, 气-液界面的存在使孔隙水和孔隙气两种流体承受不同的压力。孔隙气或与大气直接相通作用于水、气分界面的收缩膜, 或为水所封闭, 以气泡形式存在, 影响土体中水分的渗流。目前, 非饱土研究主要是针对土体的渗流、体变和强度[3]特性等方面。本文从非饱和土中不稳定渗流与含水率的关系出发, 试图了解溶液迁移速率变化引起的易溶盐溶解与重结晶问题, 探讨土遗址盐类风化的内在原因。

1 试样制备和试验方法

1.1 试样制备

试样为取自交河故城的原状生土试样和重塑压实试样 (表1) 。

1.2 测量原理

试验采用的德国Ku-p F非饱和导水率测定系统。将试样饱和后装入专用环刀, 试样底部密封, 上表面暴露于空气中, 便于水分蒸发。水分运移情况通过数据采集器自动记录。装有试样的环刀架挂置在星型吊臂上, 以设定的时间为间隔, 周期性的自动运行。当运行一个周期的样品经过系统自带的天平上方时, 系统进行一次称重, 以确定水分的变化量。每个环刀的侧面有两个圆孔, 通过专用打孔器在试样中开孔, 水平各插入一个专用张力计, 两张力计间距3cm, 用于测量试样对应含水率的水势变化情况。

非饱和导水率和土水特征曲线是通过测量的数据, 依据达西定律计算得到的。计算中, 假定流速和试样在环刀中的压力梯度不变。这一梯度由张力计测量的水势和地心引力势能表达。非饱和导水率反映了土样含水率的变化速率。土水特征曲线是根据2个张力计之间的水分含量分布情况测定的。

2 结果与分析

2.1 土遗址土水特征曲线

图1给出了本研究得到的土水特征曲线, 其中包含了典型粘土、粉土和砂的土水特征曲线。图1说明, 当土中的吸力小于50cm水柱时, 土的基质吸力变化对应含水率的强烈变化, 即随着土基质吸力的增加, 含水率显著减小、饱和度急剧降低。而后曲线逐渐趋于平缓, 这说明土的基质吸力的进一步增加导致水占有的孔隙体积进一步减小, 即气水界面越来越靠近土颗粒, 土颗粒表面的水化膜厚度也逐渐变薄, 土中水的存在方式已有所改变。

土的基质吸力与微观结构更是密不可分。砂土吸力的大小主要由于较小的孔隙比和比表面积, 孔隙尺寸较大, 所以砂土的持水能力很低;细粒粘性土除孔隙特征外, 结合水与吸附水膜的形成受到土的颗粒成分、排列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其持水能力各不相同。

从图1中可以看出, 交河生土原状样 (JHSY) 的土水特征曲线与粘土的接近, 这说明交河生土原状样持水能力更接近粘土。交河重塑样 (JHSC) 的土水特征曲线介于粉土和砂土之间, 土中保持的水分较少, 这主要是因为重塑样干密度较小, 毛细孔隙比原状土少, 毛细作用形成的吸附水膜较少。

2.2 土遗址本体的非饱和导水率

图2和图3分别是交河原状样和重塑样的非饱和导水率测定曲线。从图2可以看出, 交河原状土样的非饱和导水率的变化, 主要集中在基质吸力较小区间以内, 随着基质吸力的增大, 非饱和导水率逐渐变小。当土体大孔隙中的自由水逐渐失去后, 土中水分的渗流路径更加曲折, 促使水分渗流的驱动力减小。

基质吸力不断增大是由于含水率的降低造成的。从图3可以看出, 当土的渗透系数降低到6×10-8cm/s时,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拐点。随着基质吸力的继续增大, 渗透系数的降低趋势逐渐减小。这说明土中的水分的存在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自由水已经完全失去, 土颗粒表面仅存在弱结合水。这也就暗示, 当交河生土的体积含水率 (w) 小于渗透系数为6×10-8cm/s所对应的体积含水率时, 水分及溶解在孔隙溶液中的盐分向土表面的相对运移速率将明显减慢, 盐分有可能发生结晶。交河故城地处吐鲁番地区, 当地土体的平均含水率仅为2%~3%之间。这意味着交河故城生土发生盐害, 只能是因为某一次的降雨, 土体短时间内含水率突然增大, 在随后蒸发过程中盐分发生重结晶。

对交河生土原状样 (图2) 和重塑样 (图3) 的非饱导水率与基质吸力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 数据显示非饱和导水率与基质吸力, 呈式 (1) 的关系:

式中:K (θ) —非饱和导水率;

h—基质吸力;

A1、A2、t1、t2—回归参数。

该式反映出非饱和导水率随基质吸力的增加呈指数衰减, 其相关系数为0.986。

3 土遗址非饱和盐分迁移特征

西北地区干旱少雨, 水分的运移及盐分的结晶与溶解都处于非饱和状态, 只有精确测量土体在非饱和状态下的导水率, 才能正确预测盐分的运移。

交河故城很多墙体基础部位, 水分蒸发导致盐分聚集于土体表面 (图4) , 土体原有结构遭到了破坏, 即所谓的盐害。在蒸发作用下, 水分携带的可溶盐分从土体内部向表面运移, 在此过程中, 随着土体含水率的下降, 盐分不断结晶, 并沿裂隙分布。当遇到降雨入渗时, 结晶盐分溶解进土体。入渗停止后, 在蒸发作用下, 盐分重新结晶。在结晶膨胀力的作用下裂隙逐渐加深加宽, 这个“溶解←→结晶”循环过程使土体表面进一步劣化。

根据图1的土水特征曲线和图2、图3的非饱和导水率的测定值, 在已知土体的溶液浓度和含水率的情况, 可以推演土遗址中盐分迁移、富集分布情况。

4 结论

通过非饱和渗透试验, 对土遗址的盐害机理进行了分析, 得出以下2点结论:

1) 土遗址的土水特征曲线反映了文物本体对水分的持有能力, 交河生土的持水能力接近粘性土, 持水能力高, 容易发生盐害。

2) 交河生土的体积含水率小于渗透系数为6×10-8cm/s所对应的体积含水率时, 水分向土体表面的运移明显减慢, 溶解在孔隙溶液中的盐分将结晶析出。

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开放课题 (编号200806) 。

参考文献

[1]解耀华主编.交河古城保护与研究[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2]李最雄, 王旭东, 孙满利.交河古城保护加固技术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8.

[3]黄润秋, 吴礼舟.非饱和土抗剪强度的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 34 (3) :221-224.

土遗址保护 篇8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土地开发给遗址保护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形势下, 借鉴国外城市遗址公园展示与保护理念对我国遗址公园建设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希腊雅典卫城属于建筑群遗址, 代表了古希腊圣地建筑群、庙宇、柱式和雕刻的最高水平。雅典人保护与展示理念显得独具特色。在保护遗址过程中强调的是公众参与性, 包括修复过程也是一种探索与体验。神庙修复工程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 游客在徜徉神庙时对其中的一块砖一块石头推测其具体位置。这种主观能动的体验会加深印象, 相应的建议则及时调整和完善则有助于考古遗址公园下一步的工作。遗址的不可逆性与独特性决定了前期保护的重要, 意大利庞贝古城从发现到现在已有经过两个世纪但其考古工作从未间断, 遗址目前也只开放了三分之一。日本遗址保护理念始于上世纪20年代, 日本学者针对本国遗址特点找寻特殊的展示与利用方法。能以最通俗的语言去传达信息是最简单不过的。日本吉野里遗址公园与飞鸟公园尤其突出了这一理念, 公园建设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 将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 运用独特的景观设计手法从知觉到行为无不带动着人们的观光热情。

在我国, 由于遗址种类繁多, 性质各异, 分布也很广。我国遗址公园逐渐分化出了不同性质与形态的遗址公园。但真正意义上的遗址公园按性质主要分为建筑遗址与园林遗址, 展示模式也主要以“博物馆”式与“园林”式为主。“博物馆”式遗址公园展示模式主要对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但是现已不完整的名园遗迹进行完整保存, 在遗址保护线外部重新建构其相同主题景观环境烘托。譬如, 圆明园遗址公园, 圆明园是我国园林的瑰宝, 极具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圆明园遗址公园从1988年开放到今算是我国遗址公园发展中最有纪念意义及影响力的。规划前期园内现仅存山形水系、园林格局和建筑基址, 假山叠石、雕刻残迹仍然可见, 包括圆明、长春和万春三园遗址。周边遗址环境相关性不强, 周边毗邻高校、科技园与居民区, 还有城市非建设地带。为此, 公园采用内外有别的原则将空间分为三园遗址和遗址范围外规划绿地两部分, 为实现其原真性特点, 三园遗址整体保护为主, 遗址的维修、恢复必须有利于体现圆明园历史的真实性。但是, 随着近年来土地成本极高, 公园内外绿化利用频繁, 占用滥用现象频发。导致公园功能复合。再加上相关单位以产业为导向对遗址景点的不断规划整治, 问题也愈加明显。有2004年对圆明园九州景区的整治, 改动了原有建筑遗址, 致使一部分原有遗址信息丢失。在园外缓冲地带, 存在着依墙搭建居住房屋的现象, 环境脏乱差。圆明园遗址的核心区内, 商业气味比较浓厚, 有相关单位开办了中华皮影文化城、同仁堂药店等购物中心。曾经有研究人员对入园游客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 大部分的游客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现状基本满意, 超过一半的游客反对完全重建圆明园。三分之一的游客希望大幅改善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管理。这些回馈是验证遗址公园建设是否合理、保护方向是否正确的最有说服力的数据。而且此种使用后评价方式是很有必要的。既然开放了, 必要会有使用上的矛盾出现, 尽早的发现问题。

此外, 宫殿与城址遗址, 陵墓遗址、聚落遗址等建筑遗址也是我国物质遗产中类型较为丰富的一种。不同类型建筑遗址的展示有不同的侧重点。此类建筑遗址原先功能已经消失, 现在可作为城市标示性建筑存在。也具备考古等科学价值。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在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 秦始皇陵是规模最大、埋藏物最为丰富的一座, 出于保护的原则, 最早开发的秦始皇兵马俑只是秦始皇帝陵的冰山一角, 尚未全部开发, 此类遗址公园可以分为重点展示与部分展示。针对陵墓遗址群的独特性, 遗址公园建设时整体布局以封土为中心, 并将周围的大的山形水系等自然景观一起纳入景观范围。总体上结合骊山语渭水的关系。结合场地内整体南高北低的走势, 以及“北司马道”的存在。景观轴设计以“骊山-秦始皇陵+渭河”为中心线。同时充分结合秦始皇陵原有之内、外格局。此类“园林式”展示模式与主题公园的主要区别在于在营造休闲环境的同时, 突出“遗址标示的”运用, 完成园区由中心岛四周渐趋自然与外围相融合, 阐释了古代墓葬文化中“风水”等哲学理念。 (见图)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效果图 (来源于网络)

由此可见, 遗址公园开发利用既要坚持考古与保护研究的持续性, 期待有新的遗址被发现, 又要面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人们的利用方式改变等等不确定因素, 在规划中灵活处理遗址与城市空间关系, 保证遗址环境的结构完整与主题的持续性。在借鉴西方先进的措施和手段的同时, 打造具有地域性的遗址独有的特色文化, 对于我国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遗址公园建设绝不是为了显耀一时的政绩或是经济上的寄托。在旅游业愈来愈热, 消费主导性越来越强的今天, 阮仪三教授这样评价:旅游其实是一种文化。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前加两个字, 第一个是“保”, 第二个是“管”。归根到底是要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 将历史价值与城市记忆深刻到现代人心中, 除了依赖于遗址价值的传播手段, 更多的是把隐藏着的历史信息传达给游客。关乎于人文, 尊重遗址, 尊重历史, 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交互式的体验感知, 才是真正达到遗址开放的目的。

摘要：城市遗址公园是融合了保护、游览、休闲、科普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这个空间既是遗址保护、展示的重要载体, 又是进一步完善大遗址管理体制, 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有效方式。而如何在漫长的考察中准确定位遗址公园主题, 如何处理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缓解保护与利用矛盾, 巧妙地利用景观元素去烘托遗址环境是每个规划师与设计师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文章通过对国内外遗址公园展示与保护特点对比分析, 找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遗址公园建设所遵循的原则, 以期对相关景观规划设计做出指导。

关键词：城市遗址公园,遗址保护与开发,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大明宫遗址保护50年 篇9

根据各时期的不同特点，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工作大体可以1995年为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的保护管理工作，主要表现为“看护式”保管，工作重点是建立健全管护机构、划定保护范围、树立保护标志、开展遗址巡查和制止违法破坏行为。遗址重点保护范围达3.5平方公里，三分之一已经没入市区，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保护工作的难度日渐增大，遗址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后一时期则表现为“发展式”保管，地方政府实行多项重大举措，包括分阶段分区域实施遗址环境整治、征用遗址保护用地、逐步搬迁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内的常居人口，拆除现代建筑等项目，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国家启动《“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大遗址保护资金投入加大，大明宫遗址实施了多项工程技术保护项目，特别是1995-2005年间，三个国际合作的遗址保护和考古项目，对大明宫遗址整体保护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现将50年间大明宫遗址保护发展过程的一些重要事件记述如下。“四有”工作大明宫遗址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后，地方政府在划定保护范围、树立保护标志、征购保护用地、工作记录档案管理、建立保管机构和完善保管制度等方面，采取了诸多积极有效措施。保护单位和保护范围早在国家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即于1957年8月31日将大明宫遗址列入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包括大明宫、东内苑、西内苑遗址区共3.7平方公里。199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陕政发(1992)35号文件，重新公布大明宫遗址的保护范围为3.5平方公里，缩小了西内苑部分，更加明确了范围的界限。保护标志1962年、1963年、1985年、1995年，地方政府先后4次在大明宫遗址重点保护区周边和单体遗址旁边树立不同形式、不同质地的保护标志30多个，目前大多已经损毁无存。2005年，陕西省政府按照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统一标准，重新撰写碑文、制作树立保护标志15个，其中总标志10个，分标志5个。保管机构大明宫遗址长期未能设立保管机构，由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定期不定期前往巡查。直至1979年9月，西安市文物局派出朱望杰等八名人员筹建保管机构。1981年，西安市政府设立大明宫遗址保管所。2006年，西安市编委将本机构由科级升格为处级，定编30人。保护用地土地是遗址的载体，征购土地专门用于文物保护，是大遗址保护的根本途径。1963年，西安市文化局征购麟德殿遗址保护用地50.8亩、重玄门遗址保护用地7亩。1985年，国家文物局下达专项资金，征购含元殿遗址近围保护用地64亩，加上原有遗址本体用地40亩，含元殿遗址保护用地达104亩。同年还接收铁道部门移交两处院落土地5.2亩。1993年，为栽植标志林带，征购土地36亩。2005年，西安市政府实施大明宫遗址环境整治项目，共征购两宗土地205亩。同年，还实施了御道拆迁项目，共拆除现代建筑22万平方米，搬迁人口12000多人，将358.3亩城市土地转变为文物保护用地。截止2006年底，大明宫遗址范围内直接用于遗址保护的土地约760亩。标志林带1993年春季，西安市委召集未央、新城、文物园林、团市委等部门，决定实施“保护大明宫遗址青年绿化工程”，在大明宫遗址重点保护范围外围和重要单体遗址周围栽植标志林带。3月12日植树节，团市委组织全市共青团员和各界群众参加这次遗址绿化活动。这项绿化工程共征用土地36亩，栽植刺柏、柳、水杉等树木4971株，形成林带总长5386米。标志林带是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形式。麟德殿遗址保护工程1984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实施麟德殿遗址保护工程，作为遗址保护利用的试点。方案和施工设计由建筑考古专家杨鸿勋先生主持，西安市文物局负责现场施工，第二年，前殿部分完工。此后的20年间，有数十万中外游人前来参观。2005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拨出专款，继续进行麟德殿遗址保护第二期工程，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承担施工设计和工程监理，大明宫遗址保管所负责现场施工管理，西安市古建公司承建，至2006年底，实现全面竣工。在未来的大明宫遗址公园内，麟德殿遗址将成为一处主体景观。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199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包括大明宫遗址在内的中国亟待抢救保护的数十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清单，积极寻求通过国际合作途径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日本三方协商，同意利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日本信托基金会提供的资金，通过国际合作的形式，共同保护含元殿遗址。1994年3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华时，在北京发布日本政府将协助中国保护含元殿遗址的消息。1995年7月24日，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签署《保护唐朝大明宫含元殿遗址行动计划书》，正式确立了这一项目。按照项目计划，1995年至1996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对含元殿遗址进行全面考古发掘，为保护方案设计和工程设计提供了考古学依据。中、日专家对考古部门提出的保护方案，经反复讨论、修订，最终获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提出的扩初设计方案和施工设计，也获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安主持召开工程招标会，确定西安市古代建筑工程公司和西安市文物园林工程处为工程施工单位。西安市文物局为保护工程的实施完成了各项现场施工准备事项。自1998年5月7日至2003年3月底，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经过近五年的持续施工，实现全面竣工。2003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日本三方专家通过视察工程现场和审阅工程技术资料，对含元殿遗址保护工程进行评估和验收。专家认为，通过三方合作的形式实施，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工程符合设计要求，工程质量达到优良，整个工程的实施是成功的，为中国古遗址保护提供了一个范例。此项目日本政府共提供资金235万美元，中方提供配套资金760万元人民币。日本政府无偿援助项目日本政府无偿援助是日本政府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而设立的一种不带偿还义务的开发性资金援助，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JICA)经管无偿援助项目。2001年6月，西安市文物局向日本政府提出“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展馆、砖窑址保护厅及环境整治无偿文化援助项目”的申请。2002年11月，日本和我国签订合作协议，“为了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施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保存环境整治计划项目”，由日本国政府提供2.8亿日元为限额的无偿援助。经双方相关部门进一步协商，确认项目内容为：建设1005平方米的展览馆；建设374平方米的砖窑址保护厅；展览馆及砖窑址保护厅周围7670平方米的环境整治·器材援助，等等。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委托日本航业株式会社负责该项目管理和工程监理，陕西省文物局作为项目的受援方，主持项目的实施，西安市文物局组成专门机构负责工程施工现场和日常事务管理。按照协议规定，中方派员前往日本招标，确定由中标的日本藤田株式会社承建两国换文规定的建设工程。从2003年5月到2004年3月，经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克服了“非典(SARS)”和超常降雨等情况的影响，保护工程实现全面竣工，通过验收。2004年3月31日，日本方面将援建的展馆等建筑以及器材正式移交西安市大明宫遗址保管所管理使用。展览馆内共陈列出土文物200多件组，并通过图版、模型等辅助陈列，系统全面介绍了大明宫的历史、考古成果、遗址保护成果。2004年5月1日，实施保护工程后的含元殿遗址连同展览馆、砖窑址一并向游人正式开放。大福殿遗址的保护唐朝灭亡以后，不知何时开始，城北逐渐有人垦荒居住，他们往往利用城墙、殿基台或龙首塬断壁开凿窑洞居住，久而久之便形成村落。丹凤门附近有午门村(今自强村)，村民多姓童。含元殿遗址东北边有含元殿村，村民多姓肖，太液池遗址东北岸有孙家湾村，村民多姓赵。位于大明宫西北部的大福殿遗址旁边有炕底寨村，早先的村民把大福殿夯土基台看作是一个大炕，他们住在大炕下面的窑洞里，因此才有此名。大福殿遗址占地约5000平方米，夯土基台高约5米。因村民在基台四周挖窑洞和取土，遗址十分残破。2003年，按照国家文物局审定的保护计划，实施大福殿遗址抢救保护工程。重点是对村民不再居住的窑洞进行填实封堵，对危崖断壁采用砌筑挡护墙支撑，防止继续垮塌。在炕底寨村相关村民和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共填堵窑洞22个，填充土砖2063平方米，砌筑挡土墙53平方米，使这处大型建筑遗址得到初步保护。与此同时，还对重玄门、东北城角、望仙台等处遗址实施环境整治，并设置防护性铁围栏。保护规划的修编与公布1990年代初，西安市文物局、大明宫遗址保管所提交《大明宫遗址总体保护纲要》，以此为基础，经深化、细化后，在《文物工作》上发表，标志着我国在大遗址保护方面的深度思考和规划工作的起步。2007年，西安市文物局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将进一步修订后的《大明宫遗址总体保护规划》提交给该组织。与此同时，1998年，按照西安市政府的部署，西安市文物局和规划局组成课题组，专门开展大明宫遗址保护利用规划的修编工作。经过反复修订、论证，直至2004年底，将最终成果正式上报国家文物局，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审核批准，同年7月，陕西省政府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公布实施。环境整治和御道拆迁项目2005年，西安市政府决定实施大明宫遗址环境整治和御道拆迁两大项目。环境整治项目的实施，使麟德殿遗址周围常年堆积的约5万立方米垃圾被清除，大量临时建筑被拆除，征购205亩土地，扩展了绿地面积，麟德殿遗址的环境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御道拆迁项目的实施，使含元殿遗址至丹凤门遗址之间600米～400米范围内2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工厂、学校、医院、商企和居民共3000多户、1.2万人口，恢复了大明宫前朝区的空间格局。这两大项目共投入资金约6亿元，在西安大遗址保护方面极具示范意义。大明宫遗址公园的建设2007年，西安市政府全面启动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项目，设立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委托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承担19.16平方公里的城市改造任务，其中包括约3.2平方公里的大明宫遗址公园项目。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包括拆除约350万平方米现代建筑、搬迁10万人口、实施各项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全面绿化遗址等内容。截止2008年底，已完成80％的拆迁任务，其他工程也在积极推进，预计在201 O年将初步建成大明宫遗址公园，为大明宫遗址的保护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浅谈遗址公园的保护 篇10

1 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1.1 研究目的

鉴于半个世纪以来遗址保护问题日益突出,历史文物遗址越来越受到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的冲击和破坏,历史遗址作为人类历史活动实物见证,一旦遭到破坏,其损失将是毁灭性的。这既对不起我们的祖先,也有愧于我们的子孙。

1.2 研究意义

可以更好地适应遗址保护方式的改变,使它从单纯的保护走向全方位的保护。在城市迅速发展的今天,城市人口急速膨胀,住房建设占地、交通占地、生产活动占地急剧膨胀。如果历史文化遗址保护沿袭多年的“隔离”保护方式,它必将像一块“补丁”一样,强行从现代城市中割裂开来,使历史遗址和现代化城市之间极不协调。

从保护遗址本体,到保护遗址的周围环境,这是一个飞越,代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遗址保护理念。遗址是历史文化的载体,而遗址的周边环境从一定角度来说又是历史文化遗址的载体。建立遗址公园,既能最有效地保护遗址本体,又能最有效地保护遗址的周围环境。

2 国内在遗址保护存在的缺陷

由于遗址往往是封闭上千年的,一旦暴露于空气之中,空气的强烈氧化作用会使遗址实物面目全非,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然而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还没有解决这些难题的有效办法,例如世界瞩目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主人,在棺椁打开的瞬间还犹如沉睡活人,肌肉尚具弹性,身裹的绫罗绸缎光彩夺目,但几分钟过后,面目全非。这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大多数遗址建筑以木质结构为主,原物长期保存十分困难。不少的遗址为基址遗址,它仅仅遗留着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活动过的地方,展示也只能是基址展示和土质展示,缺乏观赏性。

3 遗址公园的保护原则

3.1 原真性

原真性应该是遗址的根本条件,如果原真性受到破坏,那它就不能成为遗址。如果一个遗址在原真性方面有所动摇,那么整个遗址就可能被全盘否定。

3.2 完整性

要达到遗址保护中的原真性,就必须要求遗址的完整性,因此遗址公园的保护必须对原遗址的整个范围和内部的各个属物进行完全的保护。决不能因为遗址范围太大或者遗址类属物分散,而破坏原遗址的完整性。

3.3 可续性

遗址公园的设计者应该随着经济能力的增强,可以在公园内不断增加符合遗址精神的、与遗址主题协调的新的景观设施。

4 遗址公园的保护方法

4.1 保护文物建筑本体

注重保护遗址公园的文物景点的建筑,确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在遗址公园内圈定核心保护区,避免破坏性修建。

4.2 对文物本体所在环境治理

清理杂乱的游览步道,减少人流交织繁杂对文物的损害。对影响文物本体的山地、坡地进行防护处理,强化植被种植,解除山地滑坡、水流冲击对遗址公园内文物的损害,严禁在自然景观保护区内修建固定大体量建筑。

4.3 增设保护设施

所以在文物单位内安装必要的监控、消防设备,制定防盗和防火应急预案。达到遗址保护中要求遗址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决不能因为保护设施的缺失和不到位而威胁着遗址公园的安全。

5 遗址公园生态保护

我国相当比例的遗址属于木质结构,它们面临着风化、侵蚀、生物等的破坏。它由于本身年代久远,能保存到现在非常不容易。这一类遗址往往受到游客的关注,它最能体现我们先民的聪明才智。当今环境质量越来越恶化,所以对遗址本体的生态保护,自遗址公园建设开始就要高度重视,要动用一切科学手段,对遗址进行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各种措施保护。

对遗址公园的生态保护,就是对公园里的植物、建筑、景观小品、道路土壤、岩基等进行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保护措施。也要建立相关的防污染设施,例如垃圾处理、防传染病处理等等。

参考文献

[1]张凌.从遗址公园的分类看保护与开发[J].建筑学报,2006,06.

[2]朱晓明.当代英国建筑遗产保护[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3]周俭,张恺.在城市上建造城市:法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实践[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