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遗址

建筑遗址（精选12篇）

建筑遗址 篇1

1概述

当前数字建模技术已非常成熟, 可以真实模拟现实物体和场景。但在强大数字技术支持下重建的建筑遗址及场景却常常受到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质疑, 因为对过去的认识, 是局部的和不确定的, 是基于当前视角的, 无法虚拟重建一个真正的过去[1]。相对于通俗易懂的“虚拟重建” (virtual reconstruction) 一词, 计算机术语“三维可视化” (3D visualization) 更加恰当地表达了遗址三维数字化的过程和意图。三维可视化意味着并不是总想获得一个逼真的、完整的遗址复原模型, 而是对遗址的考古、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 通过计算机建模技术对已有信息和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较为直观的三维呈现。建筑遗址三维可视化流程如图1所示。

2建筑遗址复原研究

建筑遗址复原研究是与遗址密切相关的一项综合性研究, 是遗址三维可视化的理论基础。“复原”通常指的是恢复原状, 很多遗址在其全生命周期中经历了不同的状态, 究竟哪个阶段的状态为遗址的原状?目前的复原研究通常是探索遗址最初功能下的完整状态, 但这仅仅复原了遗址某个静止的状态, 可能是最辉煌的或最具代表性的一刻, 还无法反映遗址整个生命周期的演变过程。遗址复原研究是以考古、历史、建筑等相关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为依据, 对遗址最初功能下的完整状态及其全生命周期演变过程的推导和论证过程。

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基本步骤包括:1) 资料收集;2) 信息的比对和推理; 3) 验证和评估。在研究过程中, 数字技术同时也可以促进复原研究的进行。一方面通过数据库管理技术, 对大量复原基础数据进行分类和查询, 可以从多个角度建立数据之间的联系, 便于研究人员进行信息的比对和推理;另一方面, 假设和论证过程需要多次的修改与反复, 建筑信息模型等技术方便及时快捷的修改以及任意阶段的保存, 也将提高论证的效率。

3三维建模方法比较

基于点云数据建模是通过激光扫描获取遗址点云信息后, 进一步根据需要进行数据处理 (图2) [2];基于图像建模是指利用图像来恢复出物体的几何模型[3] (图3) ;基于几何造型的建模是利用三维软件通过人工交互的方式建立三维模型。总结这三种建模技术手段的特点和主要适用对象 (表1) , 在实际项目中应根据所需采集遗址对象的特点, 再结合精度要求、成本控制、作业时间要求等条件选取合适的技术手段, 或者是多种技术手段整合的采集与建模方式, 充分发挥不同建模技术的优势。

4三维可视化过程管理

如何对遗址三维可视化的过程进行管理?简单的来说就是对可视化过程中所采用各类数据的来源及这些数据的关系进行记录和整理。具体包括下面几个步骤:

1) 建立数据的元数据

因遗址信息种类繁多, 内容丰富,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元数据格式来满足遗址所有数据描述的需要, 而在可视化过程中如果采取非常严格的数据描述, 可能给非计算机领域的研究人员带来较大的障碍。所以这个阶段对数据的记录可以从类型、时间、来源等方面通过文字方式进行描述。原则就是通过这些元数据让被描述的数据有唯一 的标识性, 并且能够从多种线索快速的检索到。

2) 记录数据的评估过程

获取的数据需要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可靠性, 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是确定哪些数据是不可信的。评估所考虑的因素可能包括信息的来源、采集的设备和手段、相关资料的参考等等, 评估的方法也可能因数据不同的类型或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 但是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评估, 其评估方法、过程和结果应该被记录下来。

3) 建立数据的关联

传统的对数据整理的方式都是按照某一种分类方法, 比如“时间”或“类型”等进行线性的罗列, 这种方式使得不同数据之间的联系变得很弱。而在遗址三维可视化过程中, 建立大量数据之间的联系可能甚至比数据本身更重要, 有必要把具有一定共性的不同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和综合, 找出它们的相似、分歧、遗漏和矛盾的地方。关联的建立还可能促成新的研究成果, 也有助评估数据的可靠性。其过程可以在元数据基础上, 通过检索找到各种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可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GIS) 或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 建立遗址数据在空间和几何上的关联。

4) 记录假设的过程

在遗址的三维可视化过程中, 必然有很多信息是不确定的, 要建立相对完整的模型, 不得不对某些可能进行假设。有些假设是直接基于参考数据的, 还有些假设可能基于之前的其它假设的基础上, 这就使得假设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让假设的逻辑更加清晰明了, 可以通过逻辑树的方式来描述整个假设过程。逻辑树可以将假设的过程具体化和形式化, 描述了整个自上而下的假设过程中所有备选的方案, 以及与之相关的支持数据, 并且基于这些数据的可靠程度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指向性结论。

5) 更新

在可视化过程中, 不断的更新数据以及因新数据带来的可视化结果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会有新的信息源出现或者新的数据关联被发现, 需要记录这些新数据对已经完成部分可视化模型的影响。新数据的出现使得与之相关的数据都可能被重新评估, 以及重新对比这些数据之间的关联, 甚至之前的假设逻辑也可能会被影响。更新的过程涉及到参与不同环节的不同领域研究人员, 甚至关于更新的结果, 不同的专家不一定能达成一致的结论。需要通过合理的权限分配、良好的沟通机制等提高更新的效率。

5三维可视化的真实性表达

在研究中受到资料和研究人员主观经验的限制, 存在大量推理和假设的内容, 可能得出多个结果并对应不同的真实度。这确实增加了真实性在遗址阐释中的复杂度, 如果不展示则舍弃了重要的遗址信息;如果只直接展示最终结果, 可能会误导公众, 无法体现真实性原则[4]。所以需要通过更加全面和多样化的阐释内容与方式, 让公众同时了解结果和过程, 了解真实性本身[5]。

1) 对三维可视化过程的阐释

以往只注重对复原结果的展示, 而忽略了对研究过程的阐释。通过可视化过程管理可以详细记录研究的全过程。对复原研究过程的展示, 可以阐释复原成果与支持材料之间的关系, 不同类型支持材料的相互佐证和自相矛盾的内容;复原推理的过程和方法;以及假设和论证的过程和方法等等。这样可以让公众 (特别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参观者) 了解重要的推理过程, 从而体现可视化成果的可靠性, 或者引起更广泛的讨论与研究。

2) 对不同假设结果的表达

在同一处遗址的复原研究中, 可能会存在多个同时合理的研究成果, 或者不同的研究人员有不同的复原研究成果。需要对不同成果的细节和研究过程进行对比和分析后, 同时展示这些复原研究的成果, 以及相互之间的异同和导致差异的主要论证过程和方法。

3) 不确定内容的表达

遗址三维可视化中有些待再现的内容是基本没有任何资料或依据非常薄弱的, 但是在可视化成果向大众展示时, 为了达到一个相对完整, 具有较好视觉效果的结果, 通常需要将这部分内容体现出来, 则必须采取一定手段来进行区分以免误导受众。例如可以通过线框模型、半透明或无颜色的材质来区分, 也可以采用手绘或较艺术化的表现方式进行区分。 (图4)

4) 真实性分级的表达

因考古和历史等支撑材料的详实程度不同, 不同的遗址点或者同一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其可视化成果的真实性等级可能不同。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通过评估的方式确定其真实性等级, 在阐释与展示过程中则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体现其不同的真实性等级。例如通过不同的颜色或不同透明度等方式区分不同的真实性等级。

5) 增加反馈机制

通过对研究过程的阐释和差异化的真实性展示, 将一定程度引起公众对遗址展示真实性问题的关注, 理解真实性的重要性。甚至还可能有部分普通参观者加入到关于真实性的讨论中, 可以通过现场留言或网络交流的方式提供公众参与讨论和研究的机会, 一方面有可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公众参与遗址阐释与展示的意识。

6结语

总的来说, 建筑遗址的三维可视化是一项对大量基础数据整理、分析和综合的工作, 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过程。本文在对其流程梳理的基础上, 对核心环节三维可视化过程管理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希望通过这些手段的提出, 引起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 逐渐形成更为成熟和有效的建筑遗址三维可视化方法。

参考文献

[1]李晓峰, 黄涛.武当山遇真宫大殿数字化与虚拟复原研究[J].建筑学报, 2004 (12) :66-68

[2]尚涛, 孔黎明.古代建筑保护方法的数字化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 (工学版) , 2006, Vol.39 No.1:72-75

[3]刘钢, 彭群生, 鲍虎军.基于图像建模技术研究综述与展望[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05, Vol.17No.1:18-27

[4]ICOMOS. (2008) .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Charter) .Belgium:ICOMOS

[5]孔黎明, 刘克成.信息融合下的遗址诠释与展示方式探讨[J].华中建筑, 2012 (07) :162-164

建筑遗址 篇2

目录起源城村汉城遗址简介城内大型建筑群介绍出土遗物收缩展开起源

1959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城村汉城遗址进行首次发掘，发掘面积864平方米，发现大型建筑基址1座，灰坑10个，陶器、铁器、铜器391件，还有大量陶片、瓦片。1980年，福建省博物馆为全面了解城址年代、建筑布局和文化内涵，对城址进行全面钻探和发掘。发掘工作自1981年起，迄今仍在持续进行。钻探发掘表明，城址的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墙大部分建在起伏的山丘上，依山脊修建，就地取土，夯筑而成。

城村汉城遗址简介

城墙南北约860米，东西宽550米，周长2896米，面积约48万平方米，方向北偏西25度，城墙宽约6至8米。墙外少数地段地形陡削，大部分有护城壕。城门4个，分别位于东城墙南段(即东门)，南墙中段(南门)，西墙南段(西门)，东墙北段(北门)。东城门外左、右两侧，有两个人工筑成的.小土岗，当地俗称“南岗”和“北岗”。北岗经发掘证明，是庙、坛基址。

城内大型建筑群介绍

城内有大型建筑群基址，已知有高胡南坪和胡北坪的宫殿建筑，以及下寺岗和马道岗，以高胡南坪建筑规模最大，面积达2万平方米，由前庭、中宫、后院三部分组成。前庭，平面呈长方形，东面长75米，南北宽30.5米，中间地面平整，四周环绕花纹砖铺砌的人行走道，庭外东西南三面为厢房，南面开两个大门，北面与中宫相连接。中宫，有主殿和两侧殿，呈东西向排列，主殿位于两侧殿之中，进深24.7米，宽37.4米，面积约930平方米，墙壁面用草拌泥抹平再抹白灰，部分残留彩绘。地面采用石础和横木架铺木地板，木地板高出地面0.4米。西侧殿面积450平方米，地面结构与中间主殿相同，都是架高于地面木地板，均属干栏式建筑。东侧殿大部分已被后期破坏，仅存水池1处，同西侧殿的天井相对称。后院，位于主殿和侧殿后部，地势较低，平面呈狭长形，主要建筑有廊庑和连结主侧殿的台阶、道路以及水井等设施。

出土遗物

山东古文化遗址之：陵阳河遗址 篇3

陵阳河遗址的发现

陵阳河遗址的首次发现得益于“天公”。1957年，一场洪水暴发后，陵阳乡的文书赵明录在河边捡拾到一些石器和陶器，于是，一个著名的遗址被人们所认知。1962年，山东省考古专家闻讯实地考察后，确认这是一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代的遗址，并于第二年会同莒县的文化部门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试掘，出土了砭石等150多件原始遗物。

正式的发掘开始于1979年。那时的考古重点是墓葬，因为墓葬埋藏内容丰富，发掘技术难度也不是很高，遗址现象也容易辩认。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料，省县联合考古队在陵阳河之外，还将发掘范围扩大到距陵阳河七八公里的大、小朱家村遗址。在大朱家村连续挖掘了5天，没有找到什么墓葬，考古队只好全部撤回到陵阳河，陵阳河的考古力量因此而得到了加强。但是，由于陵阳河遗址被掩埋在河沙下面，探查起来十分困难，全体人员工作了20多天，也仅仅找到了5座墓葬。

5月9日，考古队员苏兆庆和赖修田在河边洗手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墓葬，这就是著名的6号大墓。因为它的被发现，不但鼓舞了士气，打消了大家对该地是否还有墓葬的怀疑，而且由此寻找到了遗址上的大墓群，为后来贫富墓葬区的划分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终于找到了一批号称“中华文明曙光”的刻画图象。

文明曙光的标志

文字是文明的标志，已经成为不争的共识。但在原始刻画图像出现以前，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刻画在龟甲或牛羊骨头上的文字，是商周时期占卜的记录；金文则是刻或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比较成熟的文字，如此成熟的文字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百余年来众多文人学者为寻找文字的源头和其起始而白发皓首，始终不得其解。陵阳河遗址的发掘，首次掀起了汉字的“盖头”，让世人看见了文字的原始形态，了解到距今5000多年前文字的初始面貌。这一发现，应该称得上“石破天惊”了。

陵阳河的图像文字共发现了17个，除了陵阳河遗址外，还包括陵阳河下游的“杭头遗址”、周边的“大朱家遗址”和“仕阳遗址”等出土的图像。学者们经过深入研究，认为陵阳河的图像和符号至少有7个可以断定为图像文字。

也许，远古时代的陵阳河人也非常明白这些图像的重要意义，所以，在选择刻画器物时，特别选择了个体比较大、器壁比较厚且不易破损的陶器，这就是被考古学家定名为大口、尖底的“灰陶尊”上。另外，陵阳河人在确定图像刻画的具体位置时，显然也有认真的考虑，那就是都选择了临近口沿的陶尊上部。因为，这种尖底、大口尊要想竖立起来，至少要将三分之一的尖底部分栽在土里才行，如果图像刻画在中低部位，则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接近口部的地方，则比较容易让人们看见。至于有的图像还被染上朱红的颜色，则除了宗教迷信的目的外，恐怕也不排除让图像醒目的意图。

陵阳河图像文字常见的有三种，一是号称“日月山”的图像，二是像斧、凿工具的图像，三是与酒有关的图像。另外，还有关于祭祀和姓氏等内容的图像。

“日月山”图像具体分下来也有两种形态，一是完全形态，上边是“太阳”，中间是“月亮”，下部是“五座山头”。二是不完全形态，只有“太阳”、“月亮”。这“月亮”的含义，有人认为是“云气”，有人认为是“火焰”。关于“日月山”图像定义，有人认为是太阳初升的含义，可以定义为“旦”。只是“太阳”和“火”的话，可以定义为“昊”。古文昊字有上为“曰”、下为“火”的写法。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图像是“物候”的象征。据说陵阳河源头的寺崮山就是五座山头，每当春分那一天，站在陵阳河遗址东望，太阳就从最中间的山头上升起。所以，这一图像可能就是陵阳河人开始春耕的“物候”记号。

将“日月山”图像释义为“旦”、“昊”二字，十分巧合地拉开了文明的序幕，让象形文字从此走进了人类社会，并演化为独特的方块字，成为中华各民族进行交流和历史记录的重要工具，使蒙昧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文明的曙光在中国东方冉冉升起，一个文明的国度因此而为世界所瞩目。

酒与酒神图像

和文字的诞生一样，酒的问世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表现。因为有了酒，就使得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促进和密切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理解。对于陵阳河人来说，酒的发现似乎比文字更加重要，也更加为大多数人所钟爱。因为，在陵阳河已经出土的2800件随葬品中，45%以上的器物与酒有关，而且在45座墓葬中，共随葬了663件酒杯类的器物。陵阳河人与酒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陵阳河有关酒的图像一是滤酒图像，该图像好像一个花盆，王树明先生根据其形态推断为滤酒表现，后来演化成酒神祭祀的仪式。另一种图像类似于“凸”字形，其下部有串串水珠或气泡，象征酒在容器中的发酵。根据与甲骨文和金文中类似形象文字的排比，王先生认为可将其释读为“享”字，“享”也是祭祀的内容。这些图像被刻画在较大的容器如盆、樽等器物的肩颈部，其含义可能有二:一是感谢神明庇佑，酿酒成功；二是告诫众人，能够成功酿造出酒来的器物是灵物，神圣不可侵犯。刻画上此类图像并涂抹上朱红的颜色，其神圣的意义不言自明。

陵阳河众多酒器和酿酒图像的出现，表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山东东南部地区就已经十分富庶，因为酒的出现是与粮食的多余相关连的。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人们是很难形成或流行饮酒习俗的。

古史传说，陵阳河人所生活的东方沿海地域，是东夷人的天下。东夷的时代是早于“三代（夏商周）”王朝的土著居民，因此有不少专家认为，考古发现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人就是古史传说的东夷人。东夷人的性格比较开朗，感情丰富，能歌善舞，这可能与善于饮酒有密切的联系。后来，在东方崛起的商民族，同样以善饮而闻名，并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重酒”的习俗，死后无不随葬上几件酒器、酒具，以期在黄泉世界继续痛痛快快地喝下去。这种“重酒”习俗曾经让黄河中上游地区“重食”的周民族瞠目结舌，在他们取代商的天下后，其统治者不得不将“戒酒令（《酒诰》）”铸造在青铜器上，告诫其子孙后代不可因酒误国。

陵阳河遗址区区不足50万平方米的范围之中，就承载了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在如此偏僻的地方集聚了这么多原始宝藏也说明了大汶口文化时代的社会进步和文明发达程度，说明大汶口文化在相同时代的原始文化中所处的领先位置，这是陵阳河的骄傲，也是东方的骄傲。

T he Lingyanghe relics are located along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Lingyang River near Dasi Village, Lingyang Township, Jun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The Lingyanghe relics were discovered in the mausoleum of Liu Zhang, who became King Cheng Yang Jing and was a grandson of Liu Bang, the first emperor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206 B.C. - 24 A.D.), and his first wife.

In history, though Liu Zhang’s grandmother had no chance to become the empress and her position was taken by Empress Lv, Liu Zhang’s capacity as the grandson of the emperor was not impaired at all. On the contrary, he was very arrogant in his wielding of power within the royal family. One prime example of this is that, at a family banquet and in Empress Lv’s presence, he dared to seize some pretext that pleased him and killed one of her grandsons and she could do nothing about it.

A second evidence is that, together with Liu Bang’s former ministers, Liu Zhang eliminated the power of the Lv family at the imperial court and restored the power of the Liu family. Through such measures, Liu Zhang gained control of what is present-day’s Junan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proclaimed himself to be King Cheng Yang Jing and was eventually buried here. The river in front of his mausoleum came to be known as the Lingyang River, according to his supplementary title as the Lingyang King.

Discovery of the Lingyang Relics

In 1957, after a heavy rainfall, a person named Zhao Minglu picked up some stone and pottery wares by the riverside, which commenced the discovery of the Lingyanghe cultural relics site. In 1962, after on the spot investigation, the archaeologists of Shandong Province confirmed that this is a relics at the same period of the mid-period of the Dawenkou Culture. In the second year, the first excavation found more than 150 pieces of primitive relics.

The formal excavation of the Lingyanghe relics commenced in 1979. At the time, priorities were given to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s, since they continued many funeral articles and were not difficult to excavate. Later, in order to obtain even more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expanded the scope of excavation to include the Big Zhujia Village and Small Zhujia Village relics, which are about seven or eight kilometers away from the Lingyanghe relics. However, after five consecutive days of excavation,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found no tombs at these sites and had to retreat to Lingyanghe. Since the Lingyanghe relics were discovered under the sand of the river,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dig them out. After more than 20 days of excavation,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only found five tombs.

Mark of the Dawn of Civilization

Writing is the mark of civilization. Before primitive graphics, the earliest characters in Chinese history were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both of which were relatively well developed systems of characters. Over the past century, many scholars have tried to find out the origin of these characters. However, nobody has found the key. The excavation of the Lingyanghe relics, for the first time, reveals the primitive statu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more than 5000 years ago.

Among the Lingyanghe relics, 17 graphic characters were found. After deep research, scholars made a conclusion that at least seven of them are definitely graphic characters.

Wine and Images of the Wine God

Like writing,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processes for making alcoholic drinks is also a universal mark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each country has its favorites, such as grape wines for the French, beer for the Germans, saki for the Japanese, ouzo for the Greeks, and bai zhou or “white wine” for the Chinese.

The appearance of “the wine culture” in China greatly changed the life of human beings here, promoting both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For this reason, the discovery of elements of wine culture among the Lingyanghe relics is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discovery of graphic characters. Among the 2800 pieces of funeral articles excavated here, 45% of the articles have relations with wine. Moreover, in the 45 tombs excavated to date, 663 wine ware items were found.

浅析遗址博物馆的建筑设计 篇4

1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中, 其晋国博物馆建筑工程往往有着一定的设计理念, 关于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理念, 可以从以下两个环节说起。

1.1 始终坚持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

通过依据于最新的建筑技术, 尽可能的对遗址原有的地形地貌加以保护, 将双重文化的层积加以展现, 并对两千多年前的晋国遗址山水环境在线, 将晋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彰显。

1.2 始终坚持设计手法的合理展现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过程中, 更要有着一定的设计过程和相关的设计手法, 采取国字形的平面和神道的入口, 形体方台的设置更是有着统一性的特点。晋国过我管中遗址群的轴线方位的设计, 控制场地采取正方形国字行, 对古代先民的空间图示特点加以继承, 并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天地意识和居中意识充分体现。而神道入口的过程中, 集中保护研究以及陈列的功能, 对山脉相关的建筑最佳视角加以感受, 采取直观以及有力的形式对古代先民的墓葬选址加以再现。

2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基本特点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过程中, 同样也有着一定的设计特点。

2.1 合理的功能布局和科学的参观流线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中, 其功能的布局, 主要是结合文物的保护和业务的研究范围, 使得各个功能模块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有机结合型, 其分区相对来说较为明确, 更是有着一定的创意和灵活性。参观流线的过程中, 其观众参观流线在陈列展示区中, 时空连续性相对较为强烈, 有着一定的可选择性和灵活性。

2.2 存在公共活动区域和虚实空间

公共活动区域的设置, 不仅仅衔接好交通之间的联系, 其院落空间的丰富更是提供了互动和人性化的休息空间。玻璃幕墙的开敞使得大厅和遗址公园在视线以及空间上互相渗透。虚实空间通过结合建筑的实体结构, 并依据于院落的虚体结构, 实现了中国传统的虚实相生以及阴阳观念, 进而在平面组织运用中将空间观念更好的展现。

3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基本保护措施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保护, 更要做好遗址的博物建筑的合理保护, 关于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保护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3.1 建筑结构的保护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过程中, 保证结构有着相对较宽的宽度, 使得保护建筑和遗址文物有着一定的距离, 对天然地基加以采用, 四边的落地情况, 就要对较大承载力的出现加以避免。屋面的建筑作为遗址的重要活动空间, 结合普通钢框架结构, 并对压型钢板直接的进行铺设, 将现场大规模支模工作避免。

3.2 遗址展示的保护

室外遗址回填保护的过程中, 结合架设栈道的方式, 对考古发掘场地状况加以保持。流线展示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保证游客有着相对完整和清晰的历史信息。其遗址大厅室内透视图如图1所示。

3.3 地形的合理利用

地形利用和景观的设计过程中, 依据于遗址附近的地形情况, 保证有着真实性的地形, 借助于场地的高差变化, 对室内外遗址公园丰富的环境进行塑造, 结合一定的历史特征, 对空间氛围进行营造。

4 结语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不仅仅要结合历史时代的信息, 同时也要依据于文化现象, 实现文化意蕴的充分体现, 在和历史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始终坚持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做好建筑结构的保护和遗址的展示, 合理的开发利用地形结构, 进而展现将遗址博物馆的伟大魅力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单霁翔.实现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博物馆[J].博物馆研究, 2011 (1) :3-26.

[2]程睿.以晋国博物馆为例谈遗址保护中的建筑设计[J].山西建筑, 2014 (11) :19-20.

[3]裴胜兴.基于环境保护观念的遗址博物馆建筑整体设计[J].华中建筑, 2014 (4) :27-31.

[4]王有为.浅谈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展示特点——以福建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为例[J].中国博物馆, 2014 (3) :67-73.

遗址作文600字 篇5

站在西溪遗址前，看着这块古老的土地，我不由得呆了。6000多年前的土地啊，居然就真真切切的展现在我眼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还能触摸到6000多年前的气息。

放眼望去，西溪遗址中心区域为一高出四周农田2米的长条状高地，面积近5万平方米。稍一观察我就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惊叹：我们西溪的祖先太聪明了，选了一个这么好的“风水宝地”。原来遗址的南、北、西三侧有河流呈半环状环绕，这就为西溪遗址的先民在生产、生活、对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极为便利的自然条件。

据老师介绍，遗址分为生活区和公共活动区，有倾倒生活垃圾的巨大灰坑、有被猜测用来暂时放养活鱼的深坑、还有好大一块地方有螺蛳贝壳堆积着，听说是用来防潮的。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这种地势低平、水网稠密地区生生活的呢？我们都很疑惑。老师说当时的人们就开始使用石臼了，石臼是什么样的，老师也说不清楚，也许和我以前在爷爷的老房子里看到那个石臼一样吧。当时人们还用着一种叫“釜”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的锅子，不过我听说这种“釜”是以平底的，边上还有几个“脚”，下面可以用柴火直接来烧饭之类的。……

红山文化遗址 篇6

牛河梁遗址、红山后遗址和魏家窝铺遗址是红山文化的重要代表，可追溯到6000至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根据红山后遗址命名。牛河梁遗址属于中国红山文化晚期，与其他两处红山文化遗址相比，其范围最广、保存最好、出土的文物也最多。

牛河梁遗址

牛河梁16处遗址由积石冢群、祭坛、女神庙建筑遗址，以及其他土石构筑物组成。牛河梁遗址文化层分三期：早期堆积无明确祭祀遗址；第二期形成积石冢，但规模较小，即下层积石冢，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在第二期的稍晚时间出现；第三期以处于山梁高处的女神庙为中心，在周围山岗上逐渐形成大型积石冢，即现存积石冢群的规模。这三期红山文化的堆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祭祀与墓葬遗址。

从198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在东西约10000米， 南北约5000米连绵起伏的山岗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16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遗址。其中已经全面发掘的遗址点有第二地点、第三地点、第五地点和第十六地点；第一地点与第十三地点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他地点做了初步调查。根据现阶段的考古研究，第一地点为女神庙遗址；第二、第三、第五和第十六地点均为积石冢和积石冢群遗址，第二、第五地点还结合有祭坛遗址；第十三地点为一座人工修筑大型土石丘遗址。这些遗址共同形成一个独立于居住区之外、规模宏大的史前祭祀与墓葬遗址群。同时，在这些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以及陶器和石器。依据这些遗址分布的地理位置，将其通称为牛河梁遗址。

根据目前对牛河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成果，牛河梁遗址最具价值的核心内容当属女神庙、积石冢与祭坛，以及占积石冢随葬品绝大多数的随葬玉器。

红山后遗址、魏家窝铺遗址

红山后遗址包含了半地下房屋废墟、灰坑以及大量文化遗迹如陶器、石器和骨器，史前村落与自然景观融合，具有中原到中国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魏家窝铺遗址发掘出了103个半地下房屋遗址，201个地下室和灰坑，以及保存良好的沟渠。它是一个相对高等级的聚落，具有规模较大并且数量众多的排列有序的房屋。半地下房屋与木柱结合建设，这种结构在中国东北部使用了很长时间，因为这样的结构冬暖夏凉。房屋的排列反映了社会组织和管理的系统。这个遗址代表了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题，以渔业、放牧和采集为补充。

历史文化价值

牛河梁遗址以女神庙为中心、以祭坛和积石冢环绕四周，作为一处独立于居住地之外的规模宏大的史前宗教场所，其墓葬和祭祀形式展现出史前先民独特的精神信仰和表达方式，是距今五千年前红山文化时期人们祭祀祖先的圣地。同时，遗址通过其结构复杂，层次鲜明的祭祀和墓葬遗存，以及丰富的出土文物，反映了以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早期国家的社会形态，是中国东北乃至东北亚地区文明起源的见证。遗址中丰富的物质遗存和文化信息，对史前历史和考古学、人类学、哲学、美学等的研究具有突出普遍的价值。

红山后遗址的发掘第一次展示了西辽河盆地史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状况，另外，红山文化据此命名，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一。魏家窝铺可以追溯到6000-5500年以前，是一个大型聚落，它很好地保存了大量文化遗迹。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的人口、社会、生活方式和人地关系也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生产工具遗存反映了红山文化中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也体现了出来，尤其是制陶。这两个遗址的房屋建造和村落设计展现了当时人们的智慧。

开放与融合促进了红山文化的迅速发展，相对于之前的社会，红山文化见证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主要表现在人口的显著增加，控制祭祀活动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农业技术和制玉的技术发展。

遗产地价值综合评价

红山文化分布于东经116-121°，北纬41-45°之间。这一区域是由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近海地带过渡的丘陵地带，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渔猎、农牧兼顾。距今5500—5000年的牛河梁遗址，反映出当时社会进入文明阶段，其标志是神庙、祭坛、积石冢构成的祭祀体系的建立。红山后遗址和魏家窝铺遗址具有内在的相互联系，清晰地呈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墓葬和祭祀活动。红山文化的特征为探索中华文明提供了基础，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

建筑遗址 篇7

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是依托南越国宫署遗址而建的大型遗址博物馆,因遗址文物价值重大,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备选名单。经考古发掘和钻探,该遗址占地约54000m2,核心保护区约33000m2,已发掘面积约20000m2。按照遗址保护规划要求,将在核心保护区范围内建设遗址博物馆,对考古发掘的“曲流石渠”遗址、南汉砖井和遗址内出土的可移动文物进行保护性展示。受遗址保护和城市环境的制约(图1),南越王宫博物馆采用分散式布局,由遗址保护主楼、陈列展示楼、设备服务楼等建筑组成(图2),各建筑单体根据不同的制约条件选择不同的技术手段来解决问题,其设计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因此,建筑工程技术应当根据遗址特点,利用多学科、多层次的适宜技术手段,科学、严谨、高效的创造出既满足遗址保护和展示核心要求,又符合时代发展,与环境相和谐的建筑。

1 基础形式与地基处理

采用覆罩进行保护性露明展示的遗址,建筑地下基础和结构与遗址本体关系紧密或直接接触,如果措施不当,就可能会对遗址本体造成不可逆转的建设性伤害。首先,在设计之前,就需要利用地质勘察、文物钻探等手段,清晰准确地掌握地质条件和遗址分布情况;其次,建筑设计人员根据遗址保护的最小干预要求和建筑上部荷载需要,针对不同的地质条件,如湿陷性黄土地基(虢国夫人车马坑)、山区不均匀地基(印山越国王陵)、杂填土地基(南越王宫博物馆)等,选择适宜的地基基础形式和处理方法,以保证建筑主体结构和遗址本体的安全。

图1南越王宫博物馆建筑与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2南越王宫博物馆总平面图

图3希腊雅典新卫城博物馆

1.1 桩基础

馆舍型遗址博物馆建筑因要把一定面积的遗址覆盖其中,建筑跨度大,上部荷载重,为保证建筑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和耐久性,建筑主体工程桩一般都要深入到岩石的强风化层以下。这样,工程桩就会穿过遗址土层埋藏深度,桩位选择的不准确和施工方法的不正确就会对遗址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对已经考古探明的遗址,桩位布点就需要根据考古遗址分布情况,结合遗址现状确定工程桩位置。工程桩位置不但要尽量避开遗址本体,还应当与遗址本体留有适当的安全距离。同时,为降低工程桩施工对遗址本体造成损害的风险,设计还应对施工工艺提出具体的技术指导性说明。在施工过程中,由于遗址分布的不确定性、勘测钻探资料收集不全面等原因,有可能在施工过程中发现未探明的、新的遗存。这种情况下,建筑设计就必须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及时调整桩位和建筑平面,既确保遗址不受损害,又保证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南越王宫博物馆陈列展示楼建筑位于满铺回填的遗址之上,将考古遗址分布图和建筑图纸相叠合,先由设计人员提出桩位方案,再由考古人员在遗址现场进行放线复核确认,确保桩位对遗址干预程度达到最小方可进行施工。南越王宫博物馆和雅典新卫城博物馆的建筑桩位采用了这样的做法,实现了建筑与遗址保护的统一(图3)。

1.2 浅基础

浅基础,一般指基础埋深小于基础宽度或深度不超过5m的基础。浅基础在遗址博物馆建筑中体现出的最大优点是,基础放置在遗址层之上或遗址本体附近,不会因为基础埋深的技术要求而对遗址层造成过多扰动。所以,对于那些地下遗存丰富,建筑体量不大的保护性展示建筑,或者直接放置在遗址表面承受荷载的展示通道,出于遗址保护的要求,往往应该选择浅基础形式。浅基础设计应当充分考虑建筑荷载、地质构造、地下水位和冰冻线的影响,并尽量选择合理的基础形式,在承重、埋深等方面减少对遗址的扰动。在三星堆月亮湾城墙遗址保护及展示工程中,利用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的一个3m多宽的甬道设计了参观通道,目的是让观众能够直观的看到夯土城墙的剖面。参观通道用中距1.2m的方木构架构建成坑道支撑的结构体系,木结构下部木方平放在城墙断面甬道底部,上面架设参观通道。下部木方就是一种条形浅基础形式,将上部传递的荷载均匀的分散在木方之上,降低对城墙遗址本体的扰动(图4)。南越王宫博物馆的设备服务楼,选址在已探明地下遗存但尚未进行考古发掘的遗址场地之上,设计采用条形网格混凝土地梁的浅基础形式,避免对地下遗存造成伤害。

1.3 采用人工施工方式

现代施工技术和施工设备技术发展,让建筑工程桩的施工效率和质量大大增强。但是,机械施工桩孔产生的振动、桩孔泥浆涌流的不可控性、桩孔开挖的不直观性都有可能对遗址造成伤害,这些都不符合最小干预的遗址保护原则。反而,采用传统人工挖孔桩的基础施工方式,虽然施工效率低下,但具有振动小,可控性强,直观度好、遗址保护安全度高等优点,能够较好发挥施工过程中保护遗址的优势。南越王宫博物馆中,进行保护性展示南越国时期御苑“曲流石渠”遗址的保护主楼,工程桩距离遗址较近,采用了人工挖孔桩的施工方法,较好的解决了施工与遗址保护之间的技术矛盾,保证了遗址的安全。

2 遗址基坑加固、防水与外观处理

大多数经考古发掘的遗址基坑标高低于现状地面标高,即经考古发现的遗址处于遗址基坑之中。一般来讲,遗址基坑与考古探坑边界重合,限定了遗址本体展示的空间大小。从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来讲,遗址坑壁可看作是遗址的组成部分,坑壁围合遗址,形成整个遗址场,反映了遗址格局的真实情况;其次,基坑四周形成了遗址保护与展示的边界,有利于突出遗址展示的中心地位,体现遗址观赏的完整性;第三,遗址基坑起着防水、防潮、防坍塌的作用,是遗址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坑壁加固

原初遗址基坑坑壁一般为土质,如果不经处理,长久暴露于空气之中,就可能会造成遗址基坑表面风化、开裂、甚至坍塌,影响遗址的安全。所以,对遗址基坑进行加固,是保证遗址安全,增加遗址真实性、观赏性的技术需要。坑壁加固主要有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物理及化学方法相结合的三种方法,即通过外加结构或加入化学制剂的方式,提高基坑坑壁的稳定性与承载力。南越王宫博物馆通过利用钢管桩与搅拌桩相结合的共同作用的物理加固方式,以加强“曲流石渠”遗址坑壁支护受力强度(图5)。

2.2 坑壁防水

处于现状地坪标高以下的遗址基坑,室外雨水渗入、地下水径流、毛细水等多种原因会造成遗址基坑坑壁发生渗漏现象。处理这种情形往往不是简单地单独进行防水灌浆封堵而加强坑壁密实性的问题,因为注入坑壁的堵水材料产生的灌浆压力有可能使坑壁发生变形、开裂甚至坍塌,所以遗址坑壁防水问题应当与遗址保护进行整体考虑,综合探索合理的处理方式。

如在原考古加固基坑搅拌桩范围内进行建设的南越王宫博物馆遗址保护主楼,为保护遗址不受建筑地下结构对遗址本体的伤害,虽然在方案之初提出可采用施工期临时过渡截水的方法,新做混凝土止水帷幕至地下不透水层的坑壁防水结构的方案,但由于担心在新做结构过程中场地积水会对覆土回填的遗址本体造成破坏,而选择了工程桩进入搅拌桩体,止水结构沿用旧有搅拌桩的方案。尽管在结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尽量考虑了新旧结构的搭接和止水工艺,但受限于原有环境条件、新旧结构交接、施工导致旧有搅拌桩产生裂缝等不可控制的原因,建筑虽然建成,但考古遗址基坑侧壁产生的渗水问题严重,依靠传统灌浆工艺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后经多次邀请国内权威文物专家和建筑专家进行论证,最终还是选择了牺牲部分遗址,在旧有搅拌桩范围内增加混凝土止水帷幕、设置“堵水、截水、输水、排水”的综合治水系统,来解决侧壁渗水和地下水渗入遗址的问题:(1)堵水,即在遗址坑壁进行限制性压力的注浆进行堵水;(2)截水,沿坑壁设置截水沟,对无法避免渗入的少量水收集在截水沟内;(3)输水,利用截水沟放坡将水排到集水井;(4)排水,利用自动排水泵将水排出到室外市政排水管网(图5、6)。

2.3 坑壁美观

遗址本体是展示的主体,但遗址基坑坑壁围合遗址区域,形成包围遗址本体的界面,与遗址本体展示融为一体。当前,新建的遗址博物馆遗址坑壁外观处理主要考虑维持原状,淡化后期人工行为,以展示遗址发掘现场的真实性。如熊家冢遗址博物馆展厅,洛阳天子架六遗址博物馆(图7)等就是维持遗址坑壁的原貌进行展示。而部分遗址基坑因地质条件原因,必须采用坑壁的加固和装饰技术处理,但其装饰表面应当与遗址本体有所明显区别,以弱化对遗址本体展示区域的视觉干扰,如汉阳陵东阙门遗址展厅,采用方砖砌筑遗址基坑,形成齐整的基坑界面,方砖与遗址土层颜色相近但视觉差异明显,具有清晰的可识别性(图8)。考虑到曲流石渠遗址基坑坑壁在发现之初就已是搅拌桩坑壁,故采用了淡黄色肌理漆装饰面板将室内装修墙面延伸到遗址本体表面标高,形成视觉完整的人工装修面背景,既突出了遗址,又使室内空间浑然一体(图9)。

3 遗址本体防水与防潮

水会对遗址造成多种病害,这些病害包括:霉菌、真菌及低等植物滋生、基坑围岩物理力学性质退化、木构件等文物变质腐烂、溶解、干缩胀裂、变形坍塌和可溶盐沉淀覆盖等等。因此,治理水害是遗址保护的关键,也是后续保护措施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1]“遗址的防水问题,一是防雨水;二是防止雨水从地表向遗址内渗透;三是隔断地下水与毛细水的上升。”[2]

图5南越王宫“曲流石渠”遗址基坑平面图

图7洛阳天子架六遗址博物馆遗址坑壁

图8汉阳陵东阙门遗址展厅坑壁

图9南越王宫博物馆遗址保护主楼遗址坑壁与室内墙壁的一体化装饰

图11金沙遗址博物馆遗址喷雾补水

3.1 防雨水

建筑防雨水除应当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对建筑永久和临时遮雨措施、排水坡度、排水管网和防水构造严格控制之外,还要考虑周边场地雨水下渗导致增加地下水容量涌入遗址基坑的防水问题。屋面应考虑设计充足的排水管网和放坡角度,防止屋面积水,并严格做好防水构造设计和施工质量控制。尽量采用有组织雨水疏排方式,直接将水排到室外雨水管网。散水面积要足够大,且应在散水尽端设计排水沟,使建筑表面汇集的雨水通过散水尽快排走,减少雨水的下渗量。另外,遗址附近场地的排水设计也要高效,场地内保证排水系统通畅,不产生积水,目的同样是尽量减少雨水下渗对地下水的补给量。南越王宫博物馆屋面采用了虹吸有组织排水方式,局部增大散水面积,场地设计中重点考虑了室外排水沟的设置位置和高度,有效降低雨水的下渗量。

3.2 防地下水(毛细水)

(1)针对规模不太大的遗址本体,如果地质条件允许,可以采用隔绝法,即采取技术措施使遗址架空而隔断地下水与毛细水的上升。如临淄东周墓殉马坑,在殉马坑下及四壁制作钢筋混凝土隔水槽架空马骨及表层土,彻底隔绝外界水与表层土的接触。防水槽采用混凝土连续拱券结构,拱券空间同时作为通风通道,以加强室内空气的对流循环,改善遗址保护“微环境”(图10)。

(2)对于规模较大,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的遗址本体,需要根据地质勘察详细资料,了解水文地质情况,既要做好场地设计,防止室外地表水大量下渗涌入遗址基坑,又要将遗址坑内可能渗入的少量地下水及时排出,建立室内外“堵水、截水、输水、排水”的整体性综合防水系统。南越王宫博物馆根据不同时段的地下水监测情况,设计的截水沟深度低于正常遗址土体地下水位,而根据遗址保护的湿度监测要求灵活调整集水井抽排水高度,不至于让遗址本体过湿或过干,为遗址地下水位调节起到较为理想的效果(图6)。

4 遗址展示照明

从遗址展示的角度来看,光线不仅满足遗址观赏的需要,让遗址看起来更为清晰、立体,也给建筑空间增添了气氛。但是,由于光源中有不同波长的可见光、紫外线与红外线,它们都是载有不同能量的电磁波,瞬间的强光或长时间的光照会对遗址文物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文物被光破坏的主要因素是光源强度,曝光时间和光源波长。因此,文物照明需要综合考虑遗址保护与观赏的需求,选择合适的照明方式,注意控制光源照度,缩短曝光时间,滤除紫外线等内容。

4.1 自然采光

自然采光不仅丰富了建筑空间的生命力,强化了建筑与自然的交流,也节约了大量的能源。可开启的窗扇也为遗址展厅的空气对流、交换提供了条件。然而,光线直接照射遗址,会产生局部温湿度变化,日积月累,不仅容易使土遗址内部结构产生变化,而且在遗址表面容易生长苔藓和滋生霉菌,导致遗址开裂、变色、甚至坍塌。因此,建筑应尽量避免自然光线直射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中的遗迹馆,建筑顶部采用了大面积的玻璃屋面,虽然选用的玻璃是节能防紫外线的Low-E玻璃,但由于强烈的阳光直射,仍然造成了局部土遗址的生物病害,并由于室内温度较高,土遗址水分蒸发快,不得不时常由专人对遗址进行水喷雾补水(图11),以维持遗址本体的湿度。

4.2 人工照明

人工照明较自然采光而言,相对容易控制。遗址照明灯具应选择采用无紫外线、低功率、发热量小的光源,并应考虑光源的照射角度和光照距离等细节性技术问题,达到既保证遗址不受伤害,又不产生展示炫光的目的。广州木构水闸遗址博物馆的水闸遗址展厅,采用全人工冷光源射灯斜向照射遗址,防止对遗址造成光照危害,但倾斜的光源仰射角度,给人造成炫光,影响观赏遗址的效果(图12)。

4.3 复合照明

大型遗址展厅有时采用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的方式,一般在建筑外墙上开设侧窗或在顶棚上增加天窗,且在自然照明不足的前提下增设人工照明,以满足博物馆参观和采光节能的需要。如秦始皇兵马俑二、三号坑展示主要以人工照明为主,以自然采光为辅,自然采光满足周边走道的光照要求,利用人工照明的光线聚集性突出遗址展示,通过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在建筑空间中的不同侧重而突出了遗址展示的中心性。相反,南越王宫博物馆“饮水思源”遗址展厅,则采用了自然采光突出遗址,人工照明作为补充照明的做法(图13)。

图14南越王宫博物馆遗址保护大厅高压细水喷雾系统

5 建筑设备技术

为保证日常使用的安全度和舒适度,空调与通风系统、消防系统、智能化控制系统、安防系统、照明系统、电梯系统等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遗址博物馆中。而有些机电设备技术,除满足必要的功能之外,也要与遗址保护的需要相适应。如为满足遗址展厅消防要求而又考虑到遗址的安全,消防喷淋选用高压细水喷雾系统,在发生火情时,既起到喷淋灭火的作用,又不会对遗址本体造成毁灭性伤害(图14)。遗址展厅中的机电控制阀箱,也应当设置在遗址本体区域范围之外,避免后期正常的检修维护行为对遗址产生不必要的扰动。同样,因室内天花上安装大量机电设备末端,大空间遗址展厅顶棚区域应设置检修马道或可上人吊顶,保证方便检修维护室内上空建筑结构、构造节点、照明系统、给排水管道、电力管线等设备设施的同时,不会对遗址本体产生影响。

6 生态节能技术

地下空间建筑技术、绿色能源技术、建筑保温隔热等生态节能建筑技术,也被广泛运用于遗址博物馆建筑中。生态节能技术的合理选择,会让建筑降低能源消耗,建立建筑与环境更加和谐的关系。地下空间建筑技术如殷墟遗址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等;绿色能源建筑技术如西汉阳帝陵外葬坑遗址博物馆,采用地热资源的水源热泵空调通风系统,起到绿色环保和节能效用;建筑保温隔热技术如墙体保温隔热材料、节能反射玻璃、构造技术、绿化种植屋面等,在很多遗址博物馆建筑中都有所采用,如南越王宫博物馆遗址保护主楼屋面设计了南越国时期御苑“曲流石渠”园林模拟展示,一方面它可以更为直观的展示对应建筑覆罩之下的遗址本体形象,另一方面,绿化屋面更加适应于岭南地区屋面的隔热要求,保证建筑室内温湿度的相对稳定性,为恒定的室内“微气候”环境创造条件(图15)。

7 结论

遗址所处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遗址保护工作的艰难性和挑战性,遗址保护不单单是停留在理念指导层面的,更需要在遗址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利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技术,努力实现真实完整保护遗址的目标。在多学科交叉融合、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建筑师不仅要关注于追求文化品味的遗址博物馆建筑创作,更要关注和重视工程技术与遗址保护相结合的探索与创新,因为优秀的遗址博物馆建筑,在面对遗址保护的技术处理上,首先是安全、科学、高效的,这种观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南越王宫博物馆的做法或许对此类问题有所启示。

图片来源

图1、2、5、6、9:南越王宫博物馆;

图3:伯纳德-屈米建筑师事务所.新雅典卫城博物馆[J].城市建筑,2009(9):43.

图4:徐行川.三量堆月亮湾城墙遗址剖面保护及展示[J].建筑创作,2006(6):48.

图7、11~15:作者拍摄;

图8:陕西数字博物馆;

图10:杨谦.遗址保护中的建筑设计问题[J].建筑学报,2001(11):57.

参考文献

[1]刘佑荣,陈中行,周丽珍.中国南方大型古遗址主要环境地质病害及其防治对策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增2),2009(9):37.

建筑遗址 篇8

摩亨焦达罗、哈拉巴与古印度文明

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的印度,其实并不单指今天的印度,而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历史地理概念,它包括今天所有南亚国家。而对于古代印度文明的起源,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人们也认为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通过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印度西北部地区。然而摩亨焦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巴(Harappa)两处古城遗址在1921—1922年被考古学家发掘以后,出土的文物不仅将古印度文明的起源向前推溯到了公元前3000年,而且发现这是一个与雅利安人到达印度后所形成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为了区分雅利安人所开创的古印度文明,学者们将其称之为印度河文明(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或者直接以中心遗址的名字命名为哈拉巴文化。

直到今天,国内外学界对于印度河文明的神秘面纱大多未能揭开,比如这一文明如何起源?为何突然在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神秘消亡?目前比较确认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该文明属于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而非农耕文明;第二其发达程度远远高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的文明程度。以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两处古城遗址为中心,整个印度河文明的区域范围几乎涵盖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到阿拉伯海海岸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因此,这也是全球所有古代文明中范围最广的一个。

古城的规划布局

考古学家通过对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两处古城的遗址发掘,发现印度河文明作为发达的城市文明,主要体现在古城的规划布局和建筑空间构造上,并且进一步根据出土的文物,大致推测出了该时期古印度人的社会生活。

总体而言,两处古城均按照公共建筑和居民区分离的城市功能区划呈南北分布。其中摩亨焦达罗的公共部分位于城市的南部,地势比居民区要高,因此在平面图中(图二所示),居民区被称之为低地城市,而哈拉巴的公共部分则集中在平面图(图三所示)的遗址堆AB和F区域,居民区则主要集中遗址堆E的区域。公共区域的建筑包括有谷仓、浴室、城堡、塔、学校,在摩亨焦达罗城内,还修建了瞭望塔和防御城门,因此,一些通史性著作在介绍古印度文明时,将城内的公共部分视为古希腊城邦中的卫城。

居民区的住房则规划统一,如图二所示,摩亨焦达罗的居民区基本上是沿着城市的南北大街呈对称分布。在两座城市中,居民楼都临街而建,整齐排列,“房屋门都统一开向背面的狭窄小巷”1,由此可见,居民房屋的修建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从现在发掘的城市遗址图来看,很多居民的房屋高达三层,屋内有楼梯接通上下楼层。

除此之外,整个城市的地下建有下水道排污系统,下水道三面用砖砌成,顶部用石灰石封盖,顶部的石灰石可以对下水道中的污物进行杀菌消毒,起到公共卫生防疫的作用。下水道的拐弯处设计成弧形,并且打磨光滑,从而避免污水中的垃圾沉积在下水道的拐弯处。城门边修建有下水道的排污口,以便及时将城内的各种污水排出城外。以地下排污系统为参照,如果我们将其与中国近代的城市进行比较,上海是在19世纪中后期安装自来水管道后,才系统地修建了地下排污管道。

该图为Dr.Wayne Belcher制作,他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位政府电脑工程师,哈拉巴古城遗址的3D复原图是他博士论文一部分,由巴基斯坦的Dr.A.Keith Turner指导他完成,图片援引自ht p://www.harappa.com/3D/2.html

公共建筑构造的城市空间

依图二所示,摩亨焦达罗城内的公共建筑主要有大浴室(图六所示)、塔以及学校,三者位置紧邻,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三种建筑可能跟宗教相关,人们在大浴室中沐浴之后,便进入浴室东边的大圆塔区进行某种宗教仪式,而在塔区的后面,便是宗教进行神学教育和研究的学校。

(图四)哈拉巴古城城门复原的3D效果图,位于图三中遗址堆E区的东南部,由Dr.Wayne Belcher制作。

(图六)摩亨焦达罗大浴室,这是其中一个浴池,有39英尺长,23英尺深,四边都有台阶下到池底,浴池四周的小平台,有学者认为应该是用于更换衣服的小房间。

(图五)从哈拉巴古城城门观看城内居民区的3D效果图。Dr.Wayne Belcher制作。

(图八)两城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女性神灵塑像

但是,在哈拉巴城内并没有发现相应的大浴室,在图三所示的遗址堆AB区域的中心部分,考古发现了弧形的残墙,弧形残墙显示出在不同年代有所修建的痕迹,在残墙的背面是一口圆形的大井,有学者据此认为,弧形残墙有可能是浴池的一部分,浴池的水便取自于背后的大圆井。在整个哈拉巴古城遗址范围内目前共发现了八口类似的圆井,圆井有大小之分,考古学家推测,大型圆井可能属于公用,小型则属于私人所有,井水大概来自位于古城北边的Ravi River。另外,考古学家在离哈拉巴古城遗址不远处,发现了类似摩亨焦达罗城内大浴室的建筑遗迹,不过如今这里已变成一所中学的操场,考古学家也一时难以找到该遗迹与哈拉巴古城遗址之间的联系。

从图二中可见,在大浴室的北面,还有一座公共建筑称之为城堡,其建筑面积大于北部的居民房屋,墙基残存有雕饰的痕迹,房间以中间大厅呈对称分布,学者估算其高度有三层高,因此,推测城堡可能是公众议事的地方,附带供城市长官居住的功能。

在两城之中,都发现了被称之为谷仓的大型公共建筑,建筑的名称之所以称为“所谓的谷仓,是因为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谷物和储存容器……一些学者确认其为谷仓是根据与古罗马类似的大型建筑进行比较,而没有任何南亚的建筑传统作为依据,因此,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是,这种大型建筑结构只能被视为是公共建筑”。另外,在哈拉巴古城谷仓遗址周围,还发现了许多圆形平台,这些圆形平台至今难以确认其具体用途,个别学者根据其与谷仓位置相邻,大胆猜测可能跟打磨谷物有关。

通过对两处古城中的公共建筑进行分析,学者们发现,相比于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古印度河文明中的公共建筑大多为民众公用,而在另两种古代文明中,公共建筑大多为国王的坟墓、宫殿或者军事城墙等。公共建筑所构造的不同城市空间往往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同公共空间所孕育的社会生活方式必定不同,因此,印度河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虽然同属于城市文明,但是内在属性却有所不同,而前者应该更接近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这一时期的公共建筑也不同于后来的印度古代建筑,此后印度比较著名的古代建筑多为宗教建筑,这也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古城公众的社会生活

由于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有许多待解之谜,学者们只能很模糊地还原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

社会经济方面,哈拉巴和摩亨焦达罗周边的村社遗址可能是城市粮食需求的提供者,原因是“根据在两城遗址发现的精心建造的许多粮仓来判断,农村生产的剩余产品支撑了这两座城市”。在两城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很多印章和条牌,有泥制的,也有银制的,极少部分为金制。印章和条牌上面雕刻有独角兽、公牛、鹿等动物形象,并且附带有一些至今无法解读的符号(图七所示),在哈拉巴遗址中,更是发现了用于称重的秤砣,因此学者推测当时城市中的货物贸易应该较为繁荣,发掘出土的各种印章和条牌可能是某种商品的标识。

宗教信仰方面,从目前发掘的建筑遗迹和出土文物看,印度河文明时期并没有形成自成体系的宗教信仰,学界根据出土的大量陶塑人像来推测,普遍认为此时的古城文明应该处于母系神灵信仰阶段,因为大多数出土的泥塑人像均为女性(图八所示)。《泰晤士历史地图集》认为当时的宗教信仰体系并未形成,但是许多元素还是对于后世印度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影响。

文明的神秘消亡

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文明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发展繁荣历程,但是在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这一发达的城市文明却突然神秘消亡了,且此后长期不为人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消亡?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比较普遍的观点有两种:一为自然灾害说,认为是印度河印发的洪涝灾害导致了古城文明的消亡;一为雅利安人入侵说,认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西北部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毁灭了印度河文明。但这些学说都存在证据不足的缺憾,也正因为如此,本已谜团重重的印度河文明显得更加神秘莫测,也使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这两座古城遗址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更加具有研究价值和文化魅力。

5.(印)R·塔帕尔著,林太译,《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1页。

6.本文中古城实物图片均引自www.harappa.com,这是全球研究印度河文明的所有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心得和图片建立的一个学术网站。

(图七)两座古城遗址中所发掘出的印章、秤砣和条牌

摘要：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许多人类遗址。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这些遗址属于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以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两处城市遗址为中心,年代早于先前认为的古印度文明起源1500年。本文将结合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分析古印度的建筑空间和城市文明。

建筑遗址 篇9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土地开发给遗址保护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形势下, 借鉴国外城市遗址公园展示与保护理念对我国遗址公园建设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希腊雅典卫城属于建筑群遗址, 代表了古希腊圣地建筑群、庙宇、柱式和雕刻的最高水平。雅典人保护与展示理念显得独具特色。在保护遗址过程中强调的是公众参与性, 包括修复过程也是一种探索与体验。神庙修复工程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 游客在徜徉神庙时对其中的一块砖一块石头推测其具体位置。这种主观能动的体验会加深印象, 相应的建议则及时调整和完善则有助于考古遗址公园下一步的工作。遗址的不可逆性与独特性决定了前期保护的重要, 意大利庞贝古城从发现到现在已有经过两个世纪但其考古工作从未间断, 遗址目前也只开放了三分之一。日本遗址保护理念始于上世纪20年代, 日本学者针对本国遗址特点找寻特殊的展示与利用方法。能以最通俗的语言去传达信息是最简单不过的。日本吉野里遗址公园与飞鸟公园尤其突出了这一理念, 公园建设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 将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 运用独特的景观设计手法从知觉到行为无不带动着人们的观光热情。

在我国, 由于遗址种类繁多, 性质各异, 分布也很广。我国遗址公园逐渐分化出了不同性质与形态的遗址公园。但真正意义上的遗址公园按性质主要分为建筑遗址与园林遗址, 展示模式也主要以“博物馆”式与“园林”式为主。“博物馆”式遗址公园展示模式主要对历史上曾经辉煌过但是现已不完整的名园遗迹进行完整保存, 在遗址保护线外部重新建构其相同主题景观环境烘托。譬如, 圆明园遗址公园, 圆明园是我国园林的瑰宝, 极具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圆明园遗址公园从1988年开放到今算是我国遗址公园发展中最有纪念意义及影响力的。规划前期园内现仅存山形水系、园林格局和建筑基址, 假山叠石、雕刻残迹仍然可见, 包括圆明、长春和万春三园遗址。周边遗址环境相关性不强, 周边毗邻高校、科技园与居民区, 还有城市非建设地带。为此, 公园采用内外有别的原则将空间分为三园遗址和遗址范围外规划绿地两部分, 为实现其原真性特点, 三园遗址整体保护为主, 遗址的维修、恢复必须有利于体现圆明园历史的真实性。但是, 随着近年来土地成本极高, 公园内外绿化利用频繁, 占用滥用现象频发。导致公园功能复合。再加上相关单位以产业为导向对遗址景点的不断规划整治, 问题也愈加明显。有2004年对圆明园九州景区的整治, 改动了原有建筑遗址, 致使一部分原有遗址信息丢失。在园外缓冲地带, 存在着依墙搭建居住房屋的现象, 环境脏乱差。圆明园遗址的核心区内, 商业气味比较浓厚, 有相关单位开办了中华皮影文化城、同仁堂药店等购物中心。曾经有研究人员对入园游客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 大部分的游客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现状基本满意, 超过一半的游客反对完全重建圆明园。三分之一的游客希望大幅改善圆明园遗址的保护管理。这些回馈是验证遗址公园建设是否合理、保护方向是否正确的最有说服力的数据。而且此种使用后评价方式是很有必要的。既然开放了, 必要会有使用上的矛盾出现, 尽早的发现问题。

此外, 宫殿与城址遗址, 陵墓遗址、聚落遗址等建筑遗址也是我国物质遗产中类型较为丰富的一种。不同类型建筑遗址的展示有不同的侧重点。此类建筑遗址原先功能已经消失, 现在可作为城市标示性建筑存在。也具备考古等科学价值。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在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 秦始皇陵是规模最大、埋藏物最为丰富的一座, 出于保护的原则, 最早开发的秦始皇兵马俑只是秦始皇帝陵的冰山一角, 尚未全部开发, 此类遗址公园可以分为重点展示与部分展示。针对陵墓遗址群的独特性, 遗址公园建设时整体布局以封土为中心, 并将周围的大的山形水系等自然景观一起纳入景观范围。总体上结合骊山语渭水的关系。结合场地内整体南高北低的走势, 以及“北司马道”的存在。景观轴设计以“骊山-秦始皇陵+渭河”为中心线。同时充分结合秦始皇陵原有之内、外格局。此类“园林式”展示模式与主题公园的主要区别在于在营造休闲环境的同时, 突出“遗址标示的”运用, 完成园区由中心岛四周渐趋自然与外围相融合, 阐释了古代墓葬文化中“风水”等哲学理念。 (见图)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效果图 (来源于网络)

由此可见, 遗址公园开发利用既要坚持考古与保护研究的持续性, 期待有新的遗址被发现, 又要面对城市空间的变化、人们的利用方式改变等等不确定因素, 在规划中灵活处理遗址与城市空间关系, 保证遗址环境的结构完整与主题的持续性。在借鉴西方先进的措施和手段的同时, 打造具有地域性的遗址独有的特色文化, 对于我国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遗址公园建设绝不是为了显耀一时的政绩或是经济上的寄托。在旅游业愈来愈热, 消费主导性越来越强的今天, 阮仪三教授这样评价:旅游其实是一种文化。在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前加两个字, 第一个是“保”, 第二个是“管”。归根到底是要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 将历史价值与城市记忆深刻到现代人心中, 除了依赖于遗址价值的传播手段, 更多的是把隐藏着的历史信息传达给游客。关乎于人文, 尊重遗址, 尊重历史, 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交互式的体验感知, 才是真正达到遗址开放的目的。

摘要：城市遗址公园是融合了保护、游览、休闲、科普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这个空间既是遗址保护、展示的重要载体, 又是进一步完善大遗址管理体制, 实现其社会价值的有效方式。而如何在漫长的考察中准确定位遗址公园主题, 如何处理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缓解保护与利用矛盾, 巧妙地利用景观元素去烘托遗址环境是每个规划师与设计师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文章通过对国内外遗址公园展示与保护特点对比分析, 找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遗址公园建设所遵循的原则, 以期对相关景观规划设计做出指导。

关键词：城市遗址公园,遗址保护与开发,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建筑遗址 篇10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 在遗址保护展示方式、遗址价值认知建设、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公益性等方面独具特色, 为遗址公园的建设增加了一种独特的模式。

一、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概况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城市中心区, 与城市建成区为叠压关系。 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 周边现代道路环绕, 高楼林立, 区位条件优越。 遗址总面积达25 平方公里, 是目前我国发现的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 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被评为20 世纪中国100 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是“十二五”期间国家重点扶持的郑州大遗址片区中最重要的大遗址之一。

自20 世纪50 年代起,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郑州商城的整体格局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商城平面上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郭构成。 宫城居中, 是商王临朝起居之所。 内城围宫城而修, 周长七公里。 外城环内城而筑, 呈拱卫防御之势。 宫城区域发现大型建筑基址、输排水设施、人头骨祭祀遗迹等, 内外城之间设有众多制铜、 制骨、 制陶作坊以及青铜器窖藏坑等。 整体布局体现“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守民”的中国古城址的基本规制, “外圆内方” 的城郭布局契合古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念。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 包括宫殿区遗址、 汉代城垣遗址在内的郑州商城城垣遗址完整环状范围, 北面结合金水河与现有紫荆山公园, 东南城角结合规划的商都博物院等重要节点和开放空间, 适当扩大覆盖范围, 共计131.5 公顷。 遗址公园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保护一城 (7 公里商城内城墙) 、建设一带 (环城绿化带) 、建设五个展示片区 (黄委会宫殿展示片区、遗址博物院片区、城隍庙片区、书院街片区、夕阳楼片区) 、建设八个展示节点 (人民广场地下城墙展示节点、紫荆山公园城墙断面展示节点、 商都艺术馆商城发现地展示节点、城北路城墙断面展示节点、东大街商城复原展示节点、 紫荆山路城墙历史年轮展示节点、西南城角城墙遗址展示节点、商鼎公园城墙遗址展示节点) 。

二、积极推进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总体建设目标, 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规范和加强以城垣遗址、 宫殿区遗址和青铜器窖藏坑为重点的郑州商城遗址的整体保护。 二是探讨对城市中心地区大遗址在本体保护基础上的展示功能和展示方法, 促进郑州城市历史文化氛围的提升, 强化郑州历史文化名城整体形象。三是以历史文化为媒介和主题开辟宜人城市绿化开放空间, 创造优美的郑州中心城区城市环境。 四是整合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与现代化要素, 建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的有机联系, 促进郑州商城遗址保护与郑州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

郑州商城遗址, 是一处历经3600 年的大型夯土城址。 虽然城址在历朝历代不断修葺利用, 但是自民国初年彻底废弃以来, 经年的风雨侵蚀, 尤其是其位于城市中心区, 无规划的城市建设对遗址造成了巨大破坏。 2011 年以来,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对商城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文物本体保护并对周边实施绿化工程。 其中, 内城城垣遗址的东城门段、内城南城垣西段与东段, 采用覆土植草和培土支护的方式对城墙墙体进行保护展示; 人民广场段主要采取地下揭露、 地上建保护棚的方式进行保护展示。 此类遗址保护工程的实施, 有效地保护了遗址本体的历史原貌, 遗址周边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大大延长了文物本体的寿命。

2015 年,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先后实施了商城遗址南城垣外侧绿化工程、南大街—西南角段木栈道和防护围栏工程、紫荆山路城垣断面遗址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西南城垣北侧防护围栏工程, 以及郑州商城遗址文物看护管理用房建设项目。 上述项目的实施, 是郑州商城遗址保护工程的具体工作内容, 也是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阶段正在推进的, 还包括城北路城垣遗址“隞墟”断面的保护展示工程, 该项目内容与紫荆山路城垣遗址断面的保护展示工程类似, 建成后会形成又一个关于商城遗址的重要保护展示节点。

目前正在推进的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建设项目, 是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面宣传、展示、研究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和开展文物保护研究、 进行学术交流的综合性文物保护设施, 前期拆迁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三、发挥考古遗址公园的公益性作用,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地保护郑州商城遗址这一珍贵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近年来开展了一系列郑州商城遗址价值认知建设, 让大遗址真正融入社会大家庭, 融入市民生活, 使之为提升城市活力、服务市民生活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同时, 也在工作中积累了诸多关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经验。

一方面,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在具体的保护展示措施上坚持只保护、 不扰动的原则。 保护工程针对城墙本体进行了必要的覆土植草保护, 并进行了环境整治和绿化。 另一方面, 文化内涵的阐释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在城墙周边铺设的木栈道、 步道上设置商城历史文化的说明牌。 同时, 在城垣景观带的设计上, 疏密有致、一线串珠, 在城垣周边一些重要节点设置了数量较多、 面积较大的开放空间。 在遗址公园的建设中, 未采用复原、模拟、数字化等现代、高科技展示手段, 保持着一种自然质朴的表达方式, 在展示层面上更多地保留了遗址原本的面貌。 为实现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目标, 遗址公园没有围成独立的区域, 出入口遍布整个公园的各个节点, 并实行对市民全天候免费开放。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这一展示理念, 是基于三个层面考虑的。 首先, 郑州商城遗址位于郑州城市中心区, 区域内城墙本体周边建筑密集, 环境较差, 发展空间不足。 将城墙周边空间打开形成开放空间, 可以缓解区域建筑密度, 缓解空间局促。 通过对空间的绿化和环境整治, 可以满足遗址环境风貌需求。 其次, 郑州市域人口已近1100 万人,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较大, 郑州市民业余生活、休闲娱乐、健身锻炼等均需要一定的场地。 考虑到民生问题, 以上各因素均迫切要求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以整体开放的形式融入整个区域。 再次, 郑州商城遗址作为大型夯土遗址, 历经数千年风雨侵蚀, 至今已经十分脆弱, 所以展示方式与展示设施的设置不宜对遗址产生较大干预。栈道与说明牌的搭配简单易行, 是较为稳妥的展示方案。至于更多、更深入的阐释, 可以通过遗址博物馆、书籍刊物、网络信息发布等方式实现。

上述做法, 实际效果令人满意。 当地居民因为有了休闲的公共空间, 对郑州商城遗址公园抱有较高的热情。 游客表示, 看过说明牌之后对商代早期的城墙遗址有了一定认识, 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郑州市的历史文化内涵。城墙及城墙两侧的开放空间、绿化带, 也正在成为郑州市区新的活力空间, 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 除此之外, 遗址公园的道路与公共空间也为城市短途通勤人群提供了交通便利。 可以说,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在做到本体保护与环境改善的同时, 也为城市发展和民生改进做出了积极贡献。

遗址公园建成并开放后, 在市民中逐步有了超高人气。 来到遗址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 总能见到市民活动的身影。 在东南城墙之上的历史文化步道上, 遍布着三三两两散步的行人, 相隔不远的僻静之处, 往往会有一些人在合唱歌曲。 在遗址的东城墙东大街北侧的广场上, 聚集着一些跳广场舞、打羽毛球或者打拳健身的人们, 此外还有打太极、练剑、跑步的市民等。 遗址公园的平民化情结, 使遗址更接地气, 更容易被市民接受, 已成为城市的“绿肺”和市民喜闻乐见的乐园。

四、考古遗址公园模式的思考

当前, 建设融考古发掘研究、遗址展示、旅游观光、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考古遗址公园, 无疑是大遗址保护的一个成功模式。 国内成功的案例, 有西安大明宫模式、成都金沙模式、隋唐洛阳城模式、安阳殷墟模式等, 都是结合遗址特色、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和亮点、量身定制的成功范例。 但对于一些观赏性不强、知名度不高、民众认知度低的大遗址, 并非都适用以上模式。大型夯土遗迹的保护展示, 由于各地区、各遗址的实际情况差异较大, 没有统一的实施标准, 在保护展示方法上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积极探索、深入挖掘自身优势, 对考古遗址公园进行科学定位, 明确自己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顶层设计十分重要。

郑州商城考古遗址公园的实践, 为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案例。 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解读遗址的存在和价值, 在保护好遗址的同时, 满足当代人的文化需求并架起了遗址和群众沟通的桥梁。 郑州商城作为我国早期历史上一座重要的大型夯土城址,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遗址的观赏性不强、 民众认知度不高是公园建设的一个短板。 根据郑州商城遗址的实际保存状况、现有区位优势, 郑州市商城遗址保护管理处采取了覆土保护、考古发掘地下展示、断面节点展示等方式, 配以多层次遗址价值标识、解说系统等宣传手段, 在力争保护商城遗址历史原真性的同时, 高度重视遗址所在区域内市民的参与和关注。 “大巧若拙”的遗址展示手段, 使普通群众更加直观地了解到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对遗址进行深入全面的阐释, 将作为后续工程。 随着丰富系统展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遗址更深层次的历史信息和更系统的文化内涵将会更完整地阐释与解读出来。

工业遗址奢华转身 篇11

不过我们下榻的老城区并不是建城之初就形成市中心的，直到13世纪，这里还是一片耕地，1253年后，波兹南开始在瓦尔塔河的左岸兴建。13世纪末，波兹南终于拥有了环城的城墙。经过以后两个世纪的顺利发展，波兹南成为了重要的手工业和贸易中心。今天的波兹南主要是一个贸易城市，大多数公司从事贸易服务行业。

教堂遍布的波兹南，与大多数东欧国家的传统城市一样，对时尚有着自己的理解。也就是说，对巴黎或米兰的感觉不是太强烈，过于夸张的时尚信息在这里会受到挑战与质疑，所以这里没有路易·威登、杰尼亚、阿玛尼之类的世界名牌专卖店。对美国波普性质的商品更是不屑一顾。不过，并不等于说波兹南人都是老土，他们有自己的时尚认知，他们的时尚表达往往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

在波兹南有一家规模很大的星光啤酒厂，建于50年代末，是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经济模式的产物，但因为建在市中心，周围居民对啤酒厂每天散发的麦芽焦糊味意见很大。9年前，波兹南市政府将它迁到郊区去了，原址本来打算拆除后建商务楼的，但专家认证后决定保护这幢老建筑，将它改建成一个精品百货店。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改造，它获得了新生，成为波兹南的时尚中心和旅游观光景点，为古老的波兹南赢得了东欧时尚风向标的美誉。

这座精品百货商场保留了原有的建筑格局，主体建筑层高五层，墙面都由红砖砌成，框架是清水水泥，外墙上部则以铝质的散热片组成“上层建筑”，工业化的特征一目了然。一幢长方形的厂房与一个发酵车间组成了基本的框架，中间用一条弧形的走廊相连，还有一幢办公楼，风格也是一致的。钢铁架构的流水线装置与锅炉都被保留下来，前者将斑驳的影子投射到二楼露天酒吧区，产生了扑朔迷离的视觉效果，后者又成了一座雕塑作品，矗立在一个艺术中心前面。为了抵御商业元素对建筑本身的侵蚀，商场外墙拒绝一切广告，甚至连自己的店名都没有标示出来。

建筑内部经过改造后，安装了现代化的斜坡式电梯和轿厢式电梯，内墙以拱门式的橱窗将时尚的商品充分展现出来。在庞大的餐饮区域，有开放与半开放的空间满足不同需要的顾客，而酒吧则以个性化的服务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还有电影院和书店，令年轻人驻足或谈情说爱。更令人羡慕的是，建筑左侧留下一片原生态的树林，绿草如茵，鸟鸣声声，高大的橡树投下宽大的阴影，将小憩于此的游人悉心蔽护。

据商场的经理介绍，这里每天有超过五千人次的观光客来此参观购物或品尝贝尔维德尔伏特加、甜菜汤，具有本民族风格的服饰和饰品也从这里走向世界。

如今，工业遗址转身为旅游景点成为世界性潮流，波兹南的这家精品商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

建筑遗址 篇12

江墅铁路是浙江省历史上第一条铁路, 于1906年11月14日开工建设, 全长16.135公里, 沿途从南至北设闸口、南星、清泰 (即现在的杭州火车站) 、艮山和拱宸五个站。1909年起, 江墅铁路闸口至艮山门段成为沪杭铁路的一部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拱宸桥一带曾沦为日本人的“租界”, 市面曾一度畸形繁华, 而江墅铁路的开通运行, 也为当时拱宸桥地区的经济繁荣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前夕, 拱宸站的年进出旅客近60万人次, 当年的兴旺景象可见一斑。1944年, 侵华日军将江墅铁路的北段即艮山门至拱宸桥段全部拆除, 江墅铁路不复存在, 路基逐步成为公路。解放后, 这段公路被正式命名为绍兴路。

江墅铁路拱宸站遗址位于登云路南侧, 金华路东侧, 占地面积约10亩。2008年建成并向市民免费开放。园内将再现钟楼、候车室、老火车头和部分铁轨等设施, 营造浓郁的历史氛围, 并将通过艺术加工的手段来展示江墅铁路的历史。

二、保护江墅铁路遗址的重要意义

抗战历史遗址遗迹是抗战历史的载体, 承担着唤起民族记忆、弘扬民族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抢救、修复、保护、研究、利用有价值的抗战遗址, 既是给后人留下丰富生动的历史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向世界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加强与国际开展此方面交流合作的需要。江墅铁路遗址是拱墅区留下的位数不多的抗战遗址, 保护研究这些抗战遗址, 可以使今天的人民铭记历史, 为拱墅区文化发掘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资料, 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 抗战历史遗址遗迹是抗战精神的载体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有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枢纽。在全民族抗战中, 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共御外侮, 进一步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抗战历史遗址遗迹, 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历史, 承载了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 更体现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江墅铁路遗址是杭州人民抗战的一个缩影, 为当时拱宸桥地区经济繁荣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体现了杭州人民抵抗日寇的民族精神。

(二) 抗战历史遗址遗迹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抗战历史遗址遗迹以其直观的物质形态, 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他们都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生动反映。参观抗战历史遗址遗迹, 不仅能使广大人民群众重温抗战历史, 更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江墅铁路遗址, 它就是一部反映拱墅区人民抗战的活教材, 通过向人们免费开放, 不仅推动了拱墅区旅游业的发展, 更是给人民展现了抗战时期江墅铁路的重要作用。

(三) 抗战历史遗址遗迹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武器

近期, 日本右翼势力有所抬头,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践踏, 更是对国际新秩序的公然挑衅。遍布各地的抗战历史遗址遗迹, 正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加强对抗战历史遗址遗迹的保护和利用, 不仅是对抗战历史及英烈的缅怀, 更是要从中汲取力量, 获得警示与启迪, 从而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 激励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奋斗。随着拱墅区江墅铁路遗址的免费开放, 杭州会有越来越多的抗战遗址对公众开放, 这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打击。

三、保护抗战遗址的几点想法

(一) 转变观念, 提高思想认识

抗战文化是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抗战遗址作为承载抗战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是不能再生的珍贵遗产和文化资源, 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宝贵的历史价值。要充分发挥抗战遗址在见证历史、传承文化、服务产业、教育后人的特殊历史人文价值, 将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培育特色文化产业,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城市风貌, 促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带动商贸旅游、交通电信、城乡建设等相关行业发展, 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

(二) 统一规划, 整合社会资源

每个省市区都有抗战遗址遗迹, 应对这些遗址遗迹进行全面梳理, 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一是对抗战资源富集区制定详尽可行的保护规划并逐年分步实施, 明确开发目标、重点和步骤, 深挖抗战历史文化资源, 加大文物、史料搜集与研究力度, 把抗战文化资源开发保护纳入规范、有序和高效益的轨道。二是对那些具有较高统战价值的遗址遗迹像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暨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 建议从政治层面入手, 对特定对象实行有限开放, 把他们打造为展示中国梦、复兴梦的抗战文化博物馆群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教育基地, 成为拉动区域文化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三是编制抗战文物保护规划, 将抗战遗址的保护纳入“十三五”规划。把现有抗战遗址及纪念设施纳入统一考虑, 统一规划, 统一列入项目建设。根据遗址的特有属性命名一批抗战遗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并对已命名为文保单位的抗战遗址提高文物保护级别。

(三) 加大宣传, 提高抗战遗址的影响力

可以借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 大力宣传抗战遗址的历史背景、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和价值, 并重点选择几处抗战遗址, 加大经费投入, 指导其进行整修, 有条件的并将其开辟为小型纪念馆或凭吊纪念场所, 提升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级别。

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