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类建筑（共7篇）
遗址类建筑 篇1
引言
2006年京杭大运河申遗项目启动以来,杭州市的运河综保及沿河文化建筑遗产保护和改造工程在改善生态环境、延续城市文脉、拓展旅游空间、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富义仓、通益公纱厂旧址等7个遗产点,已被正式列入申遗预备名单。其中富义仓等产业类建筑不仅记载了杭州市近代产业逐步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包含了深厚的地区文化底蕴。在城市化扩张迅猛的当下,面对千篇一律、毫无特色的城市印象,面对工业化遗留下来的制造厂、仓库等建筑群体,面对衰败的历史文化街区,我们的城市迫切需要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来缓解过度物化社会下人们的心灵恐慌。产业类建筑的保护和改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们既不能被改得面目全非,也不能纯粹成为城市展品,更不能盲目地开发利用,如何判断其使用价值,如何把握改造的尺度,如何遵循自然和社会规律来建设,都是产业类建筑改造所面临的挑战。“从根本上讲,不存在不为了利用而进行的改造,改造就是为了利用。建筑改造与城市建设可能的矛盾间需要建立相融并存的可行性,来维系城市历史意象的连续性,并且将建筑遗存融入到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日常经济文化生活中。”[1]单纯为了旅游而开发,或者为了成为一个经济增长点,也许未必能有效地保护和利用产业类建筑。只有将改造尺度、社区文化以及居民活动等内容纳入建设过程的考虑因素中,才能更好地使得该地段和谐稳定地发展。
1.富义仓历史简介
富义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光绪六年(1880年),最初因储粮问题而建,仓房共四排,可储存谷物四、五万石。民国时期,曾作为国民党军用仓库。解放后,由杭州市粮食公司接管,作为民生仓库分库,后部分改为军区家属宿舍和杭州造船厂职工宿舍。富义仓最盛时,占地10亩,有仓库、砻场、碓房、司事房等。富义仓不仅是代表了大运河文化的建筑遗产,也是运河仓储和漕运产业的一个缩影(图1、2)。富义仓在其改造中,被定位为一个国际化、高端化、人文化的时尚创意空间,保留原有风貌,以保护和合理利用原有建筑和实物为原则,恢复其原有的朝气与活力。
2.富义仓改造设计的特点
2.1“保护第一、修旧如旧”原则下的建筑改造
当下产业类建筑修缮方式不外乎将其维修至建筑建造时初始状态,不留维修痕迹;或是按照不改变原状的原则,维修痕迹经过弱化协调处理与原有部分基本一致;再或是按照不改变原状原则,对其进行最低干预,并且强调维修痕迹的明显可识别性原则。[2]其第三种方式既可以将“新”的建筑和建筑的历史部分区别开来,又可以在远观时显得和谐统一。富义仓主轴线由三组庭院组成,由南至北分别将2号楼最大的储谷室改造为粮仓咖啡馆;保留烧毁的12号楼空地遗址为露天剧场;3号和4号楼用作文化创意产业园的一部分;11号楼账房则改为管理区。在复原程度上,以柱础至柱顶石为界并不修复木结构以外部分;对现存的建筑保留其总体平面布局;对毁损建筑保留其遗址位置;在局部墙面和内部环境上适当添加了时尚元素和现代构件,尽可能少的对整体风貌和建筑外观进行改造(图3、4、5、6)。其立面上基本保留了白墙灰瓦的传统建筑风格,和附近的若干历史地段可谓相得益彰。[3]总而言之,富义仓的改造建立在识别既有建筑被赋予的时间感上,这种时间感是需要让人们去感受时间流动的整个过程。它们没有过度的美化,也没有一尘不变的复原,而是能够让置身此地的人们感受过去,享受今天。
2.2开放式总体布局
富义仓地处运河三岔口,分别由三座石桥与霞湾路、湖墅路以及霞湾公园相接,往西为信义坊,往北是大兜路和香积寺,往东为胜利河美食街;周边的新老居住组团有清水公寓、仓基新村、假山新村等。富义仓既有创意产业的办公功能,又有休闲和游览功能,在面对整个地段的较大人流和车流时,如何组织有序的动线走向呢?富义仓的游览路线包含贯穿粮仓的主轴和沿运河的滨水步行道两部分,前者将办公空间和内部业态串联起来,后者则是连接了古水街环楼和遗址公园(图7、8)。这种形式给予了使用者和游览者更多自由选择的路径。办公者可以从主轴的分支处进入安静的办公地点;远道而来或是需要休闲品茶的游客可以顺着主轴找到粮仓茶馆;欣赏风景的游客可以沿着滨水步道一览运河古朴优雅的身姿;小区居民更是可以在遗址公园的空地上组织各种民间活动和文艺表演。遗址公园地下还建有一个2000多平米的地下停车场,设有车位70余个,缓解了该路段居住区和旅游点的停车问题。富义仓的开放式布局不仅仅体现在动线的分布上,更体现在周边场所环境的营造之中。“景观的含义是多义模糊的,同一个景观对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人们更喜欢开放式结局的景观,以便让时间、自然和使用者自己去补充完成,从而形成自己特有的理解。”[4]富义仓附近的水系、道路、桥梁均蕴涵着大量历史信息,对见证当时的历史、研究当时的布局和保存历史的环境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富义仓遗址公园需要保留运河原本的支流驳坎、码头等景观,让使用者自己来挖掘和想象其文化内涵与历史意境。
3.调研分析
富义仓作为杭州市产业类建筑改造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次调研采用问卷及访谈形式,对富义仓遗址公园进行了实地考查。在2011年9月11日至10月初发出问卷100份,收回80份有效问卷。调研分为随机时间地点询问、网上问卷和使用者问卷三部分。调研人群中使用者占20%,附近居民占30%,建筑师占30%,其余为各行业人士,年龄主要集中在20至40岁之间。总体印象评分标准是采取包括建筑物、场地环境、交通、租金、节能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得出。
3.1考查内容
(1)市民对产业类建筑改造的了解程度;
(2)市民对富义仓遗址公园喜爱的景点;
(3)市民和使用者对富义仓改造的总体印象评分;
(4)富义仓的业态分布及运营状况。
3.2问卷信息反馈
经调研统计,18%的人对产业类建筑改造非常了解,49%的人对此基本了解,其余的表示不太了解。在喜爱的景点方面,60%的人选择了河边步行道,30%的人选择了幽静空间,48%的人选择了古朴的建筑,仅有4%和3%的人选择雕塑和亭子(图9、10)。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专业的设计师还是普通市民对富义仓遗址公园还是给予了认可,12%的人对其环境很满意。总体印象评分,居民的分数普遍高于建筑师和使用者,可能因为他们更重视外部自然环境的好坏,由于富义仓地处运河边,道路和植被都经过精心整饰,表层的场地环境相对更容易吸引市民(表1)。
富义仓内的业态以休闲时尚、影视广告、建筑设计为主,目前还有可租的工作室(表2)。招租人员对富义仓的文化价值也十分重视,只选择符合老建筑定位的商家租让。富义仓时尚前卫的室内装饰背后,有一批时尚推手在尽心尽力地经营着这座老房子。与此同时,不断上涨的租金和高额消费服务注定了富义仓只是高端品牌公司和精英人士的乐园,而与当地居民和普通艺术家划起了一道鸿沟。
3.3调研小结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在富义仓遗址公园游览的人群中大部分为附近居民,并且一般在沿河步行道散步或者健身,极少进入富义仓内,甚至不清楚富义仓的功能用途和历史价值。在使用功能上,大部分市民希望改造为收藏品市场、工艺品市场、青年旅舍、茶馆等;如今实现的有茶室、咖啡吧、书院等;其中原本计划的“渔家台”酒楼、雕塑小品区并未实施或者不明显。富义仓内功能流线较为清晰明了,但服务设施和设备无法让游客满意。富义仓遗址公园虽具有良好的绿化环境,然缺少除建筑本身外的历史遗物遗迹的点缀显得空洞乏味。总体而言,简单的功能分布及其静谧的氛围起到了渲染历史意境的作用,却不能为广泛的游览人群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周边环境的改善值得肯定,却未能真正让场地的历史意蕴感染游客和居民。在使用感受上,市民和设计师均认为富义仓的建筑很好地反映了漕运和仓储文化特色,也非常喜爱古朴的房屋、幽静的庭院以及临水的廊道。但是整个富义仓遗址公园并非能够带给所有人完美的体验:有些居民反映自从大兜路和富义仓等饮食及旅游场所建成后,该路段增加了大量的车流和人流,从而带来了严重的交通和噪声问题;部分设计师认为富义仓在舒适度方面不宜于作为办公空间使用;而在富义仓工作的业主则普遍觉得附近房价暴涨,使得该地段租金也逐渐升高,对其商业效益有所担忧。[5]
4.富义仓改造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富义仓遗址公园的调研及考查,并对富义仓改造的决策、设计、使用过程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归纳出以下几点富义仓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各人群价值观念的偏差。当下的中国,虽然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产业类建筑再利用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观念基本集中在部分政府人士、建筑师以及少数的年轻人身上,其意义和价值仍然尚未形成社会性的普遍共识,界定和分类标准尚未建立。政治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运作的实施可行性,包括场地的环境整治、合适项目的选择、政府部门的远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公众参与、投入和产出的综合平衡等内容都严重地影响着改造的成果和质量。[6]例如,富义仓附近居民普遍把改造后的建筑视为“古董”,认为这些建筑只具备观赏和保留价值,而对其功能的改变缺乏兴趣;入驻富义仓产业园的业主希望和地方政策法规、土地权属、开发模式等相关的制度能够进一步完善,对产业园的高额成本及后续运营持怀疑态度;部分设计师和政府官员则从自我意识标准出发,想将象征性和个性化带入改造项目之中,让其成为具有标志作用的城市景观而过度开发。(2)缺乏互动的产业旅游线路。富义仓作为运河的重要景点与其它产业景观的联系并不紧密,无论是公交还是水上“巴士”都有极大的局限性,使得游客只把它看作一个普通的城市绿地。粮仓咖啡的高额消费只应对少数的精英人士,露天剧场所能吸引的群体也仅仅是少数好奇者,除此以外游客所能体验的活动只有观赏运河。离开了互动和交流,就会丧失该地区的活力和人气,从而使得该地区的业态受到影响。(3)修饰过多的历史场所环境。虽然富义仓的建筑改造尺度比较合适,充分体现了粮仓的特征和形象,但是外部遗址公园除了保留的几棵古树,道路和广场的过度翻新拓宽以及部分植被的人工化使得公园修饰性过浓,与一般的城市公园相差无几。埠头和石板地等原有的场地元素被暂新的其它物件所掩盖,未能给人历史的厚重感。(4)忽略时间过程的商业化开发。杭州市从产业建筑改造到整个工业地段的改造,似乎都是在短短的数年内迅速地完成了更新,并且以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富义仓以运河创意经济的发展为出发点,其周边场所的改造是否以最好的方式,达到最佳的效果,本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量,然在趋利模式下有着“拔苗助长”的意味。尤其富义仓遗址公园和运河的交接地带基本都是在政府的决策和规划下完成的,很少有居民自发参与保护和建设,从而造成该处场所自由生长状态的缺失。
5.策略及结论
归根结底,富义仓遗址公园的改造固然有建筑修缮尺度合适、布局开放、功能流线合理等积极的方面,但同时存在的互动体验缺乏、场地原真性缺失、商业旅游氛围过重等问题也值得深究,并对当下杭州市其它产业类建筑改造具有一定借鉴作用。笔者对此提出以下三点相关建议及策略:(1)提高游览人群的认知度和互动性。将沿运河的每个产业景观作为一个“体验岛”,并相互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既能互动又能观光的产业旅游线路,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和体验。例如,在富义仓设置“漕运”游船码头以及增加运河“巴士”的数量;或者在遗址公园的广场上开展“粮仓”文化节;甚至可以在遗址公园周边的商业地带建造运河瞭望台和摩天轮。只有强化人与人的交流和互动,才能更好地吸引广泛的人群,活跃整个改造地段。[7](2)保持产业景观场地的原真性。设计师在考虑建筑立面或者平面和历史关系的同时,更需要注重场地和时间的关系,在设计过程中不仅仅抓住视觉的美化和功能的转换,更需要与城市、社会、自然和人之间建立紧密的多维度关系。同样,富义仓遗址公园在其场地的改造上也需要进一步增强场所环境的历史感,突出植被的自然生长感觉以及铺地的岁月痕迹,让环境随着活动者和时间的介入而自由的蔓延变化。(3)注重商业和旅游开发形势下的社区化。“城市生活行为的不同类型特征构成了不同利益效应的社会区位。居民从小区与场所环境的差别上理解其对自身的意义,从而选择自身的居住区位。”[8]富义仓的场所环境记载了那段历史,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和憧憬,使得人们因所处场所的共鸣而取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近似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下,政府的决策和开发商的意愿往往主导着城市地区发展的走向,城市中的社区精神正在逐渐衰落。然而“社区”存在的意义,就像是一种社会黏合剂,把人们凝聚在一起,共同追求美好的目标。如果能借助这种社区精神,调动居民或是老员工的积极性,将会极大程度地促进自发合作、创新活力文化、加强辐射影响,使建筑与场地在再生过程中能够获得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1]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6页
[2]梁伟.规范化历史建筑维修理论架构概说.东南文化,2003(9)
[3]杨向荣.历史建筑修缮过程中的“原真性”保护问题浅议——以杭州“富义仓”修缮为例.安徽农学通报,2007(21)
[4]贺勇,姜云娇.解读那些糟糕的场地与景观---P.拉茨教授40年来的景观实践.规划师,2010(02)
[5]郝国文.艺术与生活——对中山岐江公园的再认识.广东园林,2008(2)
[6]王建国,蒋楠.后工业时代中国产业类历史建筑遗产保护性再利用.建筑学报,2006(08)
[7]吴予敏,陶一桃.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7,第97-108页
[8]王兴中.对城市社会-生活空间的本体解构.人文地理,2003(3)
遗址类建筑 篇2
伴随着多元化的发展, 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造型古怪的地标建筑, 它们以巨大的体量、张扬的造型凸显于周围环境, 成为人们追捧的焦点, 中国这片快速城镇化的土地, 俨然已成为世界建筑大师们的试验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 有一批建筑师却追寻着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他们致力于将建筑消隐于环境, 希望通过弱化建筑体量, 达到凸显建筑内部空间体验的作用。
陕西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在设计中运用消隐理念, 建成国内首例全地下遗址博物馆, 将建筑融于环境。本文以其为例, 初步分析消隐理念对遗址类博物馆设计的意义, 期望可为设计者提供参考。
1. “消隐”理念的发展
消隐理念萌芽于上世纪90 年代, 代表作品为法国当代建筑大师让·努维尔的卡地亚现代艺术基金会总部大楼。设计师通过金属、玻璃等材质使得建筑更轻盈, 消除了建筑的重量感, 打破传统古典建筑厚重、永恒的形象, 与传统美学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对比。[1]
时至今日, 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也有更多的建筑师尝试将消隐这一理念运用到设计中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师如隈研吾、石上纯也等人。隈研吾认为“建筑, 原本就背负着必须从环境中凸显自己的可悲命运。可以说, 这是种被迫从环境中割裂出来的宿命。”[2]而建筑师为了摆脱建筑的物质性, 采用不同手法以实现建筑的消隐。消隐理念还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与空间。
2. 汉阳陵、展示厅背景介绍
汉阳陵位于西安市以北约二十公里的渭河北岸咸阳塬上, 塬有汉陵九座, 阳陵位于东端地势高亢之地, 是西汉王朝第四代皇帝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汉阳陵占地约20km2, 由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南区丛葬坑、北区丛葬坑、礼制建筑、陪葬墓园、刑徒墓地以及东端阳陵邑等几部分组成。汉阳陵帝陵陵园东西南北各有一阙门, 其间以夯土城墙相连, 形成规整的方形城池。帝陵呈“亞”字形, 坐西朝东, 主墓道为东向, 与司马神道相对, 反映了西汉以东为贵的思想。[3]
汉阳陵于1990年开始大规模的考古勘探工作, 于1999-2004 年由刘克成教授及其团队完成展示厅设计工作, 2006 年展示厅整体建筑施工完成。
3. 设计挑战
汉阳陵出土文物被誉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文物保护至关重要, 如何处理外藏坑保护与展示是建筑师面临的巨大挑战。
就遗址外环境来看, 汉阳陵地下遗址宏伟、浩大, 其地上封土及周围环境也是重要的历史风貌, 正如著名学者张奚若先生对汉武帝茂陵的感慨, “一无所有, 气象万千”[4], 如何在建筑设计的同时保护遗址环境, 做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是建筑师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遗址特点来看, 汉阳陵出土文物规模庞大、种类繁多, 遗址保护与展示存在很多矛盾。调研分析发现, 展厅设计主要面临的问题有:展示厅离帝陵封土近, 如何在已发掘遗址与未发掘遗址同时存在的条件下, 修建展示厅;如何利用展示厅, 为遗址提供更好的保护;如何还原陵墓遗址群的真实感, 使观者体验皇陵地下宫室的磅礴之气;如何在展现陶俑精湛工艺、列阵气势的同时, 还原考古发掘现场的原始性;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丰富的游览体验等。总的来说如何协调环境、遗址、建筑之间的关系, 是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设计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4. 建筑设计
消隐理念在汉阳陵展示厅设计中的运用可分为两部分, 其一为展厅全地下式设计与环境的融合, 其二为展示空间的营造。
4.1 全地下式设计
汉阳陵展示厅设计借助场地地面与汉代坑口存在的6m ~ 7m高差, 将整个展示厅建置地下, 并在屋顶上部覆土植草, 减小屋顶与室外高差, 使建筑更好地融于环境。建筑师将展示厅入口放置神道北侧, 避开观者视线焦点, 降低建筑对遗址环境的影响。[5]
汉阳陵展示厅以消隐为理念, 采用全地下式设计, 起到了最小干预最大还原的作用, 将陵园环境风貌以及整体空间格局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为观者呈现了最真实的遗址环境氛围, 如 (图1) 。此外, 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选择在遗址上直接建馆, 这不但对遗址起到直接保护的作用, 还遵循了遗址不可移动的特性。
4.2 空间、流线设计
消隐理念注重建筑内部空间体验, 因此建筑师为展示厅流线设置“站、寻、引、停、绕、跨、靠、观、品、悟”[6]十个行为设定, 以此丰富观者体验, 展示文物、遗址特色。
汉阳陵展示厅以“站、寻、引”行为设定为博物馆营造观览氛围。展示厅观览起点为陵园东阙门, 建筑师以“站”为行为设定, 利用东阙门现存遗址及楔形帝陵展示了陵园天际线, 形成观者初步环境感受, 为观览展示厅拉开序幕。“寻”为建筑师第二个行为设定, “寻”即寻找展示厅入口。阳陵展示厅用1.7m左右片墙做入口引导, 当人距离入口较远时, 灰黑墙体如同堆积的夯土台, 在大尺度陵园对比中隐没并融入环境, 如 (图2) A。当观者进入引道时, 由于引道1.7m内墙产生视线阻隔, 形成一定围合感, 如 (图2) B, 为观者游览墓葬坑提供过渡空间。引道内部舒缓的坡道为观者增加了舒适性, 减少直入“地下”的恐惧感。汉阳陵展示厅入口设计, 正体现了建筑师“遵行不破坏、取法自然的原则, 以及在建筑设计上‘弃宏大而就无形’的理念”。[7]“引”为建筑师第三个行为设定, 所在场所正是展示厅入口门庭及内部引道。建筑师通过门厅、引道区分内外, 形成过渡空间, 此方法即可以舒缓人流, 又可使观者适应室内外光线变化, 起到循序渐进的作用。
汉阳陵展示厅以“停、绕、跨”行为设定形成整个展示空间。建筑师第四个行为设定为“停”, 此处为整个展示厅过厅, 有大面积的平台, 可供观者统览陪葬坑遗址, 同时展示厅所提供的大型自动讲解设备, 有利于观者了解汉阳陵遗址及出土文物概况。建筑师第五个行为设定是“绕”, 如 (图3) 左A区, 此区域端头与展厅相连, 侧向临近陪葬坑遗址, 并形成3m-5m (作者目测) 间隙, 通廊三面均为实体材质, 仅展示区方向为玻璃, 观者在这一区域内, 不能近距离观赏展品, 仅能感受遗址整体气势。A展示区游览者观览路线多集中于廊道靠遗址一侧, 以“浏览”为主要观览方式, 观览速度较快。建筑师第六个行为设定是“跨”, 此区域所展示陪葬坑遗与A区相同, 但B区展示通廊横跨殉葬区, 如 (图3) 右B区, 通廊上部材质为实墙, 其余三面均为玻璃, 观览者在这一区域, 可以近距离的观察文物, 极具趣味性。B展示区, 观者分布分散, 观览速度较慢, 体验性强。
A、B两展示区所展示文物相同, 但设计师通过控制通道间距、材质等条件, 而创造出不同的观览体验, 使得整个观览过程张弛有度。建筑师在通廊A区设计中抓住观者初览文物的好奇心理, 将观者吸引至通廊一侧, 使得廊道使用空间仅为总宽度的1/3;此外, 又因展示文物与观览者距离远, 不易于细致观览, 故而使得观者游览速度快, 解决了通廊人流拥堵问题。B区, 通廊横跨文物, 游览者与文物距离近, 适宜细致观赏, 游览速度较慢, 建筑师将通廊下部整体设计为玻璃, 供人观赏遗址, 故通廊内人流分散, 整体通廊高效利用。
最后, 建筑师以幻影厅、文物厅及引道、出口及引道为观览汉阳陵展示厅拉上帷幕, 并以“观”“品”“悟”为行为设定, 使得观者回味、学习, 最终达到思考的作用。
由上可见, 汉阳陵展示厅外部设计则利用材质、高差等手法将建筑消隐于环境, 达到与自然融合的目的;内部设计则以丰富观览体验为重点, 以材质、空间的不同组合控制游览流线, 碰撞出新的火花, 创造多变的游览体验。
5. 结语
汉阳陵展示厅已建成十年光景, 其优劣得失尚需时间的考验。然而, 以消隐理念为指导的建筑设计以及地下全封闭玻璃展示的保护方式, 是遗址类建筑设计的一种新探索, 对推动遗址保护与展示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未来此类建筑设计极具启示作用。中国遗址保护性建筑仍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 但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更多人士的关注, 我国遗址类建筑定会有长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玉龙.象山脚下的田园诗歌——以象山校区为例探讨“消隐”思想对当代建筑设计的影响J.福建建筑, 2014年, 第01期:53-55.
[2].刘景阳.浅谈建筑的消隐J.中外建筑, 2013年, 第09期:41-43.
[3].刘克成, 肖莉.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J.建筑学报, 2006年, 第07期:68-70.
[4].吴晓丛.弃宏大而就无形陕西汉阳陵博物馆遗址保护性展示建筑的创新实践J.时代建筑, 2006年, 第06期:46-51.
[5].刘克成, 肖莉.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J.建筑学报, 2006年, 第07期:68-70.
[6].刘克成, 肖莉.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J.建筑学报, 2006年, 第07期:68-70.
遗址类建筑 篇3
一、遗址类博物馆独特性质
(一) 遗址类博物馆的原真性
包括文物本身的真实存在性和遗迹文物的完整性, 另要求文物本身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性, 一切考古挖掘、重建以及修复工作等都应以力求保留遗迹、遗址的原始风貌为准则。
(二) 遗迹文物的直观性
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以实物为证据, 向我们的各个直接、立体地输送信息, 这比文字展板或者图像资料更容易使人获得深刻的印象。
(三) 遗址、遗迹等的单一性
大多数遗址博物馆的陈列、研究和社会教育等等都是围着遗迹展开的, 其主要藏品是遗址, 主要展陈也是遗址, 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 这也是遗址类博物馆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二、如何克服遗址博物馆讲解工作的难点
遗址博物馆讲解工作的难点主要由遗址博物馆自身的特点决定, 首先, 讲解的难点根植于许多遗址博物馆都共有的一个特点:即博物馆内遗迹价值巨大但观赏性不足;其次, 因为对于一般观众而言, 考古知识过于专业, 这常常限制了讲解者的发挥;此外, 由于遗址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而对遗迹价值的认识往往依托于相关历史信息之上, 这又对遗址博物馆的讲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做好遗址的宣传工作, 我认为讲解员应该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
(一) 把握难点, 深入浅出
讲解质量的高低首先建立在对对象的认识程度上, 掌握遗址的特点, 才能抓住讲解的难点和要点。以昙石山遗址为例, 它的最大特点是地层复杂, 各种遗迹现象相互叠压、打破, 既有时间的关系, 又有空间的关系, 不容易说清楚。于是, 在讲解过程中常遇到这样的难点:在对一些比较专业的问题进行解释时, 不讲解怕观众糊涂, 讲解了怕观众更糊涂。讲解员要么避开难点, 泛泛而谈;要么过多解释, 而不得要领。前者使观众没有收获, 后者令观众厌烦。
对于以上困惑, 我认为讲解员不应因为担心观众无法理解, 或认为观众无需理解而省略掉一些重要的专业信息。因为一些重要信息的清晰表述是非常关键的, 它会影响观众对遗址的整体理解。比如, 墓葬遗址因为一直有人在这里繁衍生活, 留下了许多属于不同朝代的遗迹, 这些遗迹叠压在一处形成了互相交错的结构。如果不对观众讲解这个问题, 他们就不能理解遗址现场里互相交错的遗迹现象, 可见, 解说员对文化层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
(二) 充实内容, 联系古今
解说员对遗址的讲解不能够只局限于一些基本信息, 使解说成为简单的“年代+性质+功能”的介绍。因为观众更愿意了解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们和我们熟悉的当今社会生活存在怎样的联系。为了做好这一点, 我们应当做到:
1、物和史的结合, 掌握背景。
这个问题对遗址博物馆来说尤为重要。不少遗址博物馆的出土物可观性都不强, 如果脱离了历史, 没有了故事, 在观众眼中不过是一块朽木, 一堆烂砖瓦, 毫无趣味性可言。
2、古与今的对比, 产生共鸣。
对观众来说, 古与今的对比恐怕最能形成共鸣。从细微处讲, 举个例子:在对壕沟的研究中, 有些专家认为它是当时社会“视死如生”观念的反应, 人们生前怎样生活的, 死了以后也会按照生前的生活方式布置, 以保证死者的安宁, 这个观点和现在的人们会为去世的亲人烧纸钱, 烧别墅等一样。现在很多人都把这看成是迷信, 但却想不到四千多年前也有同样的思想观念, 古今对比使他们感觉很有意思, 在听讲解时纷纷点头称是。
(三) 抓住中心, 突出亮点
充足的知识储备固然能为做好遗址讲解工作加分, 但如果每一次的讲解都倾囊而出, 不厌其烦地全面灌输, 恐怕效果也不会理想。因此, 日常的讲解中, 我们要把握住展览的中心内容, 突出亮点, 如“日本人骨”“陶塔式壶 (东方神灯) ”“原始瓷豆”等等, 要由观众的特点决定该提供哪方面的信息, 针对不同的观众灵活应变。目前, 国家对遗址的保护尤为重视, 许多遗址博物馆正是对某一历史时期上重要事件的保存记录, 因此, 做好遗址博物馆的宣传讲解工作, 加深当地人民对遗址的了解, 增强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是我们博物馆工作者的光荣而重要的任务。
摘要：当下各类博物馆的形式、内容、规模以及展陈侧重点均不尽相同, 其中遗址类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尤为显著。遗址类博物馆的独特性主要为遗址类博物馆的原真性、遗迹文物的直观性、遗址遗迹的单一性。由于遗址博物馆独特性质给讲解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讲解员在讲解历史遗迹过程中应该做到把握难点, 深入浅出, 充实内容, 联系古今, 抓住中心, 突出亮点, 只有如此才能加深观众对遗址的了解, 增强他们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遗址类建筑 篇4
考古遗址公园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 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是我国于2009年正式提出的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展示与利用的新方式。在国际上, 考古遗址公园也已被证明是一种切实有效并已日趋成熟的大型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
考古遗址公园一方面为遗址保护与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空间, 促进考古研究、遗址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借助系统化、人性化的遗址本体和整体环境景观的阐释与展示设计, 引导公众走近遗址、了解遗址, 使遗址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因此, 考古遗址公园的阐释与展示设计成为凸显和释读遗址价值的重要手段, 也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在201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和立项名单共35处遗址中, 包括建筑基址、古墓葬群、聚落遗址、城址或宫殿址等众多类型。其中,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占总数量的二分之一强, 包含了隋唐洛阳城、大明宫、扬州城等中国古代重要城址, 是考古遗址公园的主要组成类型。
2. 城址类考古遗址的价值核心
与其他考古遗址类型相比, 城址类考古遗址往往规模巨大、使用时期较长、遗存众多且不同年代遗存相互叠压现象十分普遍。在对遗址内各类遗存进行正确认知和实施长久有效保护的前提下, 如何准确、全面、合理、直观地揭示城址类考古遗址的价值核心, 是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阐释与展示设计面临的首要问题。
城址类考古遗址价值核心的认定, 可为考古遗址公园设计提供清晰的阐释与展示对象和设计目标。将设计与揭示遗址的过程建立起逻辑关系, 从而解决“设计什么”及“做什么样设计”的问题。
笔者认为,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的价值核心在技术层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使用价值。
下文将分别从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使用价值三方面, 以实例论述城址类考古遗址价值核心的确认, 及以此为基础的阐释与展示手法探讨。
3. 价值核心的阐释与展示手法
3.1 文化价值及其展示手法
城址类考古遗址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实践的重要例证, 也是历史上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发生地和见证地。城址类考古遗址的文化价值超越了单体古迹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其文化价值的核心更多体现在以空间为横轴的城址 (宫殿址) 规模范围、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历史环境和以时间为纵轴的城址 (宫殿址) 迁移、历史事件等宏观层面。
基于对城址类考古遗址文化价值核心的认定,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阐释与展示设计对象也主要集中在承担其价值核心的遗址载体上。通过诸多阐释与展示手法, 如本体展示 (揭露、覆罩) ;复原展示 (重建) ;标识展示 (地面翻模标识、构筑物标识、植物标识、铺装标识、轮廓标识) ;图文展示 (标识牌、解说牌、模型沙盘) ;互动展示 (模拟考古、手工作坊) ;数字体验展示 (音频、视频) 等, 揭示城址类考古遗址的重大文化价值。
案例一: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
以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设计为例, 隋唐洛阳城宫城遗址区内, 存留了唐代东都洛阳最重要的礼制建筑明堂、天堂及周边廊房, 同时叠压了隋、唐、宋三代宫殿遗迹, 也是武则天登基、薛怀义火焚天堂等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其考古遗址文化价值核心及主要阐释与展示对象, 除天堂、明堂单体建筑外, 主要集中在空间结构、历史环境、宫殿址迁移、历史事件四方面。其阐释与展示设计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如下:
挑战一:如何与明堂、天堂保护展示建筑相呼应, 展示盛唐时期宫城区的空间结构和布局。
应对策略:由于明堂、天堂保护展示建筑体量高大, 本设计中唐代廊房遗址采用三维构筑物标识展示手法, 以玻璃展示墙作为主要设计元素, 标示廊房空间, 并辅以植物标识方法, 在廊房遗址外缘种植玉兰树阵, 以强化廊房空间体量。使廊房标识设施与天堂明堂保护建筑相呼应, 展示完整的唐代宫城区空间结构和布局。
挑战二:如何追溯和营造盛唐时期的历史环境风貌。
应对策略: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发, 查阅《大业杂记》等文献可知, 洛阳自古便为繁花簇锦之地, 历史上曾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美誉, 本设计便以“花”为主题, 选取有史可考的花木品种营造历史氛围, 如玉兰, 玉兰自隋唐便作为名贵花木广泛栽植于宫廷园囿之内, 为中国古代园林植物“庭院八品” (玉兰、海棠、牡丹、桂花、翠竹、芭蕉、梅花、兰花) 之首, 象征华贵高洁。将玉兰作为宫城区的主题植物, 在唐代廊房外侧成列种植, 树下设置牡丹种植池, 并间植海棠, 三种植物取“玉堂富贵”之意。及至初春玉兰盛放, 海棠、牡丹次第争妍, 宫城遗址区亦再现大唐繁花簇锦的壮美景象。
挑战三:如何用相对统一的风格清晰阐释和展示隋、唐、宋三代遗址各自的遗产构成和相互叠压关系。
应对策略:隋、宋两代宫殿址及廊房遗址, 因叠压和被现代道路切割而均无法形成完整格局。本设计采用铺装标识及使用不同的主题草本植物等平面标识手法与唐代廊房三维立体标识相区别, 同时应用与唐代廊房相同的标识材料——玻璃, 标识隋、宋廊房轮廓, 使三代遗址展示设施既相互区别又风格统一。
挑战四:如何在室外预留足够的讲解空间, 讲述场地内曾发生过丰富生动的历史故事。
应对策略:场地历代发生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 标识牌与解说牌难以提供足够的阐释空间。玻璃展示墙的设置, 除有标识廊房空间结构的功用, 亦可在其上大量印刷历史文献记载和历史图片, 结合合理的展示流线, 使整个园区都成为露天历史展厅。
案例二: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再以黄国故城为例, 黄国故城为春秋时期黄国城址所在地, 也是黄姓起源地, 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西约6公里隆古乡境内, 面积约2.68平方公里。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清晰地展示了黄国故城遗址区内的城市格局和功能, 即场地西侧以大型夯土群为核心的宫城区、以黄君台为核心的祭祀区, 在两大功能区外均有壕沟环绕并互相勾连。外围城墙及内外环壕形成郭城的防御体系, 并有水道与场地南部的老龙埂水库相连, 其完整的水城形态在众多先秦城址中非常罕见。
因此, 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价值核心及阐释与展示设计对象, 主要集中在其城址的规模范围、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及历史事件四方面。本设计主要应用如下策略:
策略一:实施残余城墙及黄君台的本体保护, 标识城址规模范围。
策略二:采用地表翻模标识方法标识大型夯土群, 强化功能分区。
策略三:修复古河道, 完整再现黄国故城的水城形态。
策略四:设置黄姓主题文化展示馆及遗址陈列馆。并应用黄国故城出土玉器作为公共设施设计母题。
3.2 生态价值及其实现途径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除具备重大的文化价值, 其也应和其他类型城市公园一样, 纳入城市绿地系统及生态基础设施范畴, 承担起城市绿肺的功能, 发挥其生态价值, 形成展示生态文明的独特场所。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可为城市提供多种生态服务, 包括雨洪净化和调蓄、吸收碳排放、维护地域景观特色、提供乡土物种栖息地等综合服务功能。
案例一: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
仍以黄国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目前黄国故城遗址区内自然生境已遭破坏并不断退化, 田地荒芜、坑塘干涸、环境卫生较差。其生态复育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如下:
挑战一:如何恢复场地肌理的历史记忆, 修复退化的生态系统。
应对策略:古河道生境复育——构建湿地生态水网。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 利用外城壕、内城壕及灰沟范围内用地构建湿地生态水网, 恢复古河道肌理, 并联通老龙梗水库, 保证湿地水源, 从而也将故城遗址区湿地纳入城市绿地水网生态体系。
根据场地现状及考古发掘的水道规模, 可将湿地分为二级淹没区域。在一级汇水区域设计为湿地永久性水域, 在二级汇水区设计为湿地间歇性水域, 弹性汇水区域的划定, 将有助于调蓄雨洪。一二级淹没区通过适度填挖工程措施建造地形微差, 从而形成流水落差, 加速物质能量流动。同时在二级淹没区域设置湿地泡系统, 依据“边缘效应”的生态学原理, 众多湿地泡有着比单一同等面积水域更丰富的生态效益, 更利于生境的良性恢复和健康发展。湿地泡采用多样性的种植方式, 以适应不同水位的植物生长需求。
挑战二:如何提升场地生态服务功能。
应对策略:场地基底复育——构建生态花田。
在考古发掘出的重要遗址之外, 梳理场地现有农田肌理, 并以其为依据构建生态花田系统, 使用大量乡土禾本科湿生植物和野花组合, 如芦苇、黄菖蒲、吉祥草、二月兰, 形成季相变化丰富和高低错落的植被景观。乡土物种的大量使用可降低维护成本, 充分让自然做功, 形成低碳和负碳景观, 构建场地绿色生态基底。
经过生态水网系统及生态花田系统的建设, 场地不仅强化并重现了历史肌理, 其所表现出的林地、草甸、沼泽、水域等不同生境, 也有助于形成多样的动植物群落及其环境的良性自循环和演替, 可确保为场地构建一个稳定完整的生态系统。
案例二: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
隋唐洛阳城宫城区考古遗址公园由于规模较小, 且处于城市中心区, 用地紧张, 可作为生态修复的区域范围较小, 主要集中在唐代廊外围及各遗址之间的空地。设计主要应用如下策略:
策略一:在唐代廊外围地块密植浅根系树种, 如五角枫、鸡爪槭、红王子锦带等, 形成良好的屏蔽的作用, 遮蔽周边快速路的噪声及尾气污染, 为园区创造宁静的观赏空间, 改善园区局部小气候。
策略二:在满足园区基本游览活动功能前提下, 缩减硬质铺装面积, 恰当使用芒草作为宋太极殿遗址标识植物, 增大绿地比重;并以疏林草地作为未探明遗址区的主要设计手法, 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 也为进一步考古发掘提供方便。
3.3 使用价值及其构建方式
城址类考古遗址相较于古墓葬、聚落等类型考古遗址, 往往沿用时期较长, 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有的遗址现在仍处于城市建成区中心, 如隋唐洛阳城、扬州城等。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将更注重其对于社会公众使用价值的挖掘。在有效保护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的生态承载力前提下, 使用价值的最大化将促进考古遗址与现代生活更好融合。包括为社会民众提供遗址参观、游览及日常休憩的活动场地及历史文化教育基地等功能, 使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果惠及民众。
策略一:构建多样的体验网络。
城址类考古遗址公园可通过建设机动车道、自行车 (电瓶车) 道、游步道及水上航线、空中游览等多种方式, 结合各级广场, 构成一个完整的“线网+节点”的体验网络, 使游客获得丰富的景观体验。机动车道建议在园区外围设置, 内部以电瓶车或自行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 以降低对遗址的潜在破坏并避免环境污染。
策略二:构建健全的配套设施系统。
健全配套设施, 将有利于园区游客组织及管理运营的合理化和正规化。配套设施包括遗址展陈设施、标识设施、管理设施、公共设施、服务设施五大类, 是园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遗址展陈设施:遗址陈列馆、考古活动中心、考古工作站、保护展示棚。
(2) 标识设施:标识牌、解说牌、安全防护线等。
(3) 管理设施:考古遗址公园管理中心、管理用房。
(4) 公共设施:厕所、观景亭、垃圾桶、座椅、观景平台、亲水平台、活动场地等。
(5) 服务设施:游客服务中心、电瓶车换乘处、自行车租赁处、游船码头、停车场、商亭。
此外, 各种观览、互动和表演活动的组织以及营销推广等软件工作, 也均有利于遗址公园使用价值的实现和扩大。
4. 结语
建筑遗址的三维可视化过程研究 篇5
当前数字建模技术已非常成熟, 可以真实模拟现实物体和场景。但在强大数字技术支持下重建的建筑遗址及场景却常常受到准确性和可靠性的质疑, 因为对过去的认识, 是局部的和不确定的, 是基于当前视角的, 无法虚拟重建一个真正的过去[1]。相对于通俗易懂的“虚拟重建” (virtual reconstruction) 一词, 计算机术语“三维可视化” (3D visualization) 更加恰当地表达了遗址三维数字化的过程和意图。三维可视化意味着并不是总想获得一个逼真的、完整的遗址复原模型, 而是对遗址的考古、文献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合, 通过计算机建模技术对已有信息和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较为直观的三维呈现。建筑遗址三维可视化流程如图1所示。
2建筑遗址复原研究
建筑遗址复原研究是与遗址密切相关的一项综合性研究, 是遗址三维可视化的理论基础。“复原”通常指的是恢复原状, 很多遗址在其全生命周期中经历了不同的状态, 究竟哪个阶段的状态为遗址的原状?目前的复原研究通常是探索遗址最初功能下的完整状态, 但这仅仅复原了遗址某个静止的状态, 可能是最辉煌的或最具代表性的一刻, 还无法反映遗址整个生命周期的演变过程。遗址复原研究是以考古、历史、建筑等相关直接资料和间接资料为依据, 对遗址最初功能下的完整状态及其全生命周期演变过程的推导和论证过程。
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基本步骤包括:1) 资料收集;2) 信息的比对和推理; 3) 验证和评估。在研究过程中, 数字技术同时也可以促进复原研究的进行。一方面通过数据库管理技术, 对大量复原基础数据进行分类和查询, 可以从多个角度建立数据之间的联系, 便于研究人员进行信息的比对和推理;另一方面, 假设和论证过程需要多次的修改与反复, 建筑信息模型等技术方便及时快捷的修改以及任意阶段的保存, 也将提高论证的效率。
3三维建模方法比较
基于点云数据建模是通过激光扫描获取遗址点云信息后, 进一步根据需要进行数据处理 (图2) [2];基于图像建模是指利用图像来恢复出物体的几何模型[3] (图3) ;基于几何造型的建模是利用三维软件通过人工交互的方式建立三维模型。总结这三种建模技术手段的特点和主要适用对象 (表1) , 在实际项目中应根据所需采集遗址对象的特点, 再结合精度要求、成本控制、作业时间要求等条件选取合适的技术手段, 或者是多种技术手段整合的采集与建模方式, 充分发挥不同建模技术的优势。
4三维可视化过程管理
如何对遗址三维可视化的过程进行管理?简单的来说就是对可视化过程中所采用各类数据的来源及这些数据的关系进行记录和整理。具体包括下面几个步骤:
1) 建立数据的元数据
因遗址信息种类繁多, 内容丰富,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元数据格式来满足遗址所有数据描述的需要, 而在可视化过程中如果采取非常严格的数据描述, 可能给非计算机领域的研究人员带来较大的障碍。所以这个阶段对数据的记录可以从类型、时间、来源等方面通过文字方式进行描述。原则就是通过这些元数据让被描述的数据有唯一 的标识性, 并且能够从多种线索快速的检索到。
2) 记录数据的评估过程
获取的数据需要进行评估以确定其可靠性, 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是确定哪些数据是不可信的。评估所考虑的因素可能包括信息的来源、采集的设备和手段、相关资料的参考等等, 评估的方法也可能因数据不同的类型或重要程度而有所不同, 但是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评估, 其评估方法、过程和结果应该被记录下来。
3) 建立数据的关联
传统的对数据整理的方式都是按照某一种分类方法, 比如“时间”或“类型”等进行线性的罗列, 这种方式使得不同数据之间的联系变得很弱。而在遗址三维可视化过程中, 建立大量数据之间的联系可能甚至比数据本身更重要, 有必要把具有一定共性的不同数据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和综合, 找出它们的相似、分歧、遗漏和矛盾的地方。关联的建立还可能促成新的研究成果, 也有助评估数据的可靠性。其过程可以在元数据基础上, 通过检索找到各种具有某些相同属性的数据进行分析。也可以通过地理信息系统 (GIS) 或建筑信息模型 (BIM) 技术, 建立遗址数据在空间和几何上的关联。
4) 记录假设的过程
在遗址的三维可视化过程中, 必然有很多信息是不确定的, 要建立相对完整的模型, 不得不对某些可能进行假设。有些假设是直接基于参考数据的, 还有些假设可能基于之前的其它假设的基础上, 这就使得假设的过程变得更加复杂。为了让假设的逻辑更加清晰明了, 可以通过逻辑树的方式来描述整个假设过程。逻辑树可以将假设的过程具体化和形式化, 描述了整个自上而下的假设过程中所有备选的方案, 以及与之相关的支持数据, 并且基于这些数据的可靠程度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指向性结论。
5) 更新
在可视化过程中, 不断的更新数据以及因新数据带来的可视化结果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会有新的信息源出现或者新的数据关联被发现, 需要记录这些新数据对已经完成部分可视化模型的影响。新数据的出现使得与之相关的数据都可能被重新评估, 以及重新对比这些数据之间的关联, 甚至之前的假设逻辑也可能会被影响。更新的过程涉及到参与不同环节的不同领域研究人员, 甚至关于更新的结果, 不同的专家不一定能达成一致的结论。需要通过合理的权限分配、良好的沟通机制等提高更新的效率。
5三维可视化的真实性表达
在研究中受到资料和研究人员主观经验的限制, 存在大量推理和假设的内容, 可能得出多个结果并对应不同的真实度。这确实增加了真实性在遗址阐释中的复杂度, 如果不展示则舍弃了重要的遗址信息;如果只直接展示最终结果, 可能会误导公众, 无法体现真实性原则[4]。所以需要通过更加全面和多样化的阐释内容与方式, 让公众同时了解结果和过程, 了解真实性本身[5]。
1) 对三维可视化过程的阐释
以往只注重对复原结果的展示, 而忽略了对研究过程的阐释。通过可视化过程管理可以详细记录研究的全过程。对复原研究过程的展示, 可以阐释复原成果与支持材料之间的关系, 不同类型支持材料的相互佐证和自相矛盾的内容;复原推理的过程和方法;以及假设和论证的过程和方法等等。这样可以让公众 (特别是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参观者) 了解重要的推理过程, 从而体现可视化成果的可靠性, 或者引起更广泛的讨论与研究。
2) 对不同假设结果的表达
在同一处遗址的复原研究中, 可能会存在多个同时合理的研究成果, 或者不同的研究人员有不同的复原研究成果。需要对不同成果的细节和研究过程进行对比和分析后, 同时展示这些复原研究的成果, 以及相互之间的异同和导致差异的主要论证过程和方法。
3) 不确定内容的表达
遗址三维可视化中有些待再现的内容是基本没有任何资料或依据非常薄弱的, 但是在可视化成果向大众展示时, 为了达到一个相对完整, 具有较好视觉效果的结果, 通常需要将这部分内容体现出来, 则必须采取一定手段来进行区分以免误导受众。例如可以通过线框模型、半透明或无颜色的材质来区分, 也可以采用手绘或较艺术化的表现方式进行区分。 (图4)
4) 真实性分级的表达
因考古和历史等支撑材料的详实程度不同, 不同的遗址点或者同一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其可视化成果的真实性等级可能不同。在研究过程中可以通过评估的方式确定其真实性等级, 在阐释与展示过程中则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体现其不同的真实性等级。例如通过不同的颜色或不同透明度等方式区分不同的真实性等级。
5) 增加反馈机制
通过对研究过程的阐释和差异化的真实性展示, 将一定程度引起公众对遗址展示真实性问题的关注, 理解真实性的重要性。甚至还可能有部分普通参观者加入到关于真实性的讨论中, 可以通过现场留言或网络交流的方式提供公众参与讨论和研究的机会, 一方面有可能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公众参与遗址阐释与展示的意识。
6结语
总的来说, 建筑遗址的三维可视化是一项对大量基础数据整理、分析和综合的工作, 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过程。本文在对其流程梳理的基础上, 对核心环节三维可视化过程管理给出了具体的建议, 希望通过这些手段的提出, 引起更多研究人员的关注, 逐渐形成更为成熟和有效的建筑遗址三维可视化方法。
参考文献
[1]李晓峰, 黄涛.武当山遇真宫大殿数字化与虚拟复原研究[J].建筑学报, 2004 (12) :66-68
[2]尚涛, 孔黎明.古代建筑保护方法的数字化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 (工学版) , 2006, Vol.39 No.1:72-75
[3]刘钢, 彭群生, 鲍虎军.基于图像建模技术研究综述与展望[J].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 2005, Vol.17No.1:18-27
[4]ICOMOS. (2008) .The ICOMOS 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Charter) .Belgium:ICOMOS
浅析遗址博物馆的建筑设计 篇6
1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基本理念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中, 其晋国博物馆建筑工程往往有着一定的设计理念, 关于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理念, 可以从以下两个环节说起。
1.1 始终坚持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
通过依据于最新的建筑技术, 尽可能的对遗址原有的地形地貌加以保护, 将双重文化的层积加以展现, 并对两千多年前的晋国遗址山水环境在线, 将晋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充分彰显。
1.2 始终坚持设计手法的合理展现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过程中, 更要有着一定的设计过程和相关的设计手法, 采取国字形的平面和神道的入口, 形体方台的设置更是有着统一性的特点。晋国过我管中遗址群的轴线方位的设计, 控制场地采取正方形国字行, 对古代先民的空间图示特点加以继承, 并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天地意识和居中意识充分体现。而神道入口的过程中, 集中保护研究以及陈列的功能, 对山脉相关的建筑最佳视角加以感受, 采取直观以及有力的形式对古代先民的墓葬选址加以再现。
2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基本特点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过程中, 同样也有着一定的设计特点。
2.1 合理的功能布局和科学的参观流线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中, 其功能的布局, 主要是结合文物的保护和业务的研究范围, 使得各个功能模块有着一定的独立性和有机结合型, 其分区相对来说较为明确, 更是有着一定的创意和灵活性。参观流线的过程中, 其观众参观流线在陈列展示区中, 时空连续性相对较为强烈, 有着一定的可选择性和灵活性。
2.2 存在公共活动区域和虚实空间
公共活动区域的设置, 不仅仅衔接好交通之间的联系, 其院落空间的丰富更是提供了互动和人性化的休息空间。玻璃幕墙的开敞使得大厅和遗址公园在视线以及空间上互相渗透。虚实空间通过结合建筑的实体结构, 并依据于院落的虚体结构, 实现了中国传统的虚实相生以及阴阳观念, 进而在平面组织运用中将空间观念更好的展现。
3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基本保护措施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保护, 更要做好遗址的博物建筑的合理保护, 关于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的保护而言,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3.1 建筑结构的保护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过程中, 保证结构有着相对较宽的宽度, 使得保护建筑和遗址文物有着一定的距离, 对天然地基加以采用, 四边的落地情况, 就要对较大承载力的出现加以避免。屋面的建筑作为遗址的重要活动空间, 结合普通钢框架结构, 并对压型钢板直接的进行铺设, 将现场大规模支模工作避免。
3.2 遗址展示的保护
室外遗址回填保护的过程中, 结合架设栈道的方式, 对考古发掘场地状况加以保持。流线展示的过程中, 尽可能的保证游客有着相对完整和清晰的历史信息。其遗址大厅室内透视图如图1所示。
3.3 地形的合理利用
地形利用和景观的设计过程中, 依据于遗址附近的地形情况, 保证有着真实性的地形, 借助于场地的高差变化, 对室内外遗址公园丰富的环境进行塑造, 结合一定的历史特征, 对空间氛围进行营造。
4 结语
遗址博物馆建筑设计作为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不仅仅要结合历史时代的信息, 同时也要依据于文化现象, 实现文化意蕴的充分体现, 在和历史协调发展的基础上, 始终坚持文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做好建筑结构的保护和遗址的展示, 合理的开发利用地形结构, 进而展现将遗址博物馆的伟大魅力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1]单霁翔.实现考古遗址保护与展示的遗址博物馆[J].博物馆研究, 2011 (1) :3-26.
[2]程睿.以晋国博物馆为例谈遗址保护中的建筑设计[J].山西建筑, 2014 (11) :19-20.
[3]裴胜兴.基于环境保护观念的遗址博物馆建筑整体设计[J].华中建筑, 2014 (4) :27-31.
[4]王有为.浅谈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展示特点——以福建昙石山遗址博物馆为例[J].中国博物馆, 2014 (3) :67-73.
遗址类建筑 篇7
摩亨焦达罗、哈拉巴与古印度文明
作为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之一的印度,其实并不单指今天的印度,而是一个范围更广的历史地理概念,它包括今天所有南亚国家。而对于古代印度文明的起源,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人们也认为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通过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印度西北部地区。然而摩亨焦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巴(Harappa)两处古城遗址在1921—1922年被考古学家发掘以后,出土的文物不仅将古印度文明的起源向前推溯到了公元前3000年,而且发现这是一个与雅利安人到达印度后所形成的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为了区分雅利安人所开创的古印度文明,学者们将其称之为印度河文明(The 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或者直接以中心遗址的名字命名为哈拉巴文化。
直到今天,国内外学界对于印度河文明的神秘面纱大多未能揭开,比如这一文明如何起源?为何突然在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神秘消亡?目前比较确认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是该文明属于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而非农耕文明;第二其发达程度远远高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时的文明程度。以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两处古城遗址为中心,整个印度河文明的区域范围几乎涵盖从喜马拉雅山南麓到阿拉伯海海岸的整个印度河流域,因此,这也是全球所有古代文明中范围最广的一个。
古城的规划布局
考古学家通过对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两处古城的遗址发掘,发现印度河文明作为发达的城市文明,主要体现在古城的规划布局和建筑空间构造上,并且进一步根据出土的文物,大致推测出了该时期古印度人的社会生活。
总体而言,两处古城均按照公共建筑和居民区分离的城市功能区划呈南北分布。其中摩亨焦达罗的公共部分位于城市的南部,地势比居民区要高,因此在平面图中(图二所示),居民区被称之为低地城市,而哈拉巴的公共部分则集中在平面图(图三所示)的遗址堆AB和F区域,居民区则主要集中遗址堆E的区域。公共区域的建筑包括有谷仓、浴室、城堡、塔、学校,在摩亨焦达罗城内,还修建了瞭望塔和防御城门,因此,一些通史性著作在介绍古印度文明时,将城内的公共部分视为古希腊城邦中的卫城。
居民区的住房则规划统一,如图二所示,摩亨焦达罗的居民区基本上是沿着城市的南北大街呈对称分布。在两座城市中,居民楼都临街而建,整齐排列,“房屋门都统一开向背面的狭窄小巷”1,由此可见,居民房屋的修建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从现在发掘的城市遗址图来看,很多居民的房屋高达三层,屋内有楼梯接通上下楼层。
除此之外,整个城市的地下建有下水道排污系统,下水道三面用砖砌成,顶部用石灰石封盖,顶部的石灰石可以对下水道中的污物进行杀菌消毒,起到公共卫生防疫的作用。下水道的拐弯处设计成弧形,并且打磨光滑,从而避免污水中的垃圾沉积在下水道的拐弯处。城门边修建有下水道的排污口,以便及时将城内的各种污水排出城外。以地下排污系统为参照,如果我们将其与中国近代的城市进行比较,上海是在19世纪中后期安装自来水管道后,才系统地修建了地下排污管道。
该图为Dr.Wayne Belcher制作,他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位政府电脑工程师,哈拉巴古城遗址的3D复原图是他博士论文一部分,由巴基斯坦的Dr.A.Keith Turner指导他完成,图片援引自ht p://www.harappa.com/3D/2.html
公共建筑构造的城市空间
依图二所示,摩亨焦达罗城内的公共建筑主要有大浴室(图六所示)、塔以及学校,三者位置紧邻,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三种建筑可能跟宗教相关,人们在大浴室中沐浴之后,便进入浴室东边的大圆塔区进行某种宗教仪式,而在塔区的后面,便是宗教进行神学教育和研究的学校。
(图四)哈拉巴古城城门复原的3D效果图,位于图三中遗址堆E区的东南部,由Dr.Wayne Belcher制作。
(图六)摩亨焦达罗大浴室,这是其中一个浴池,有39英尺长,23英尺深,四边都有台阶下到池底,浴池四周的小平台,有学者认为应该是用于更换衣服的小房间。
(图五)从哈拉巴古城城门观看城内居民区的3D效果图。Dr.Wayne Belcher制作。
(图八)两城遗址中大量出土的女性神灵塑像
但是,在哈拉巴城内并没有发现相应的大浴室,在图三所示的遗址堆AB区域的中心部分,考古发现了弧形的残墙,弧形残墙显示出在不同年代有所修建的痕迹,在残墙的背面是一口圆形的大井,有学者据此认为,弧形残墙有可能是浴池的一部分,浴池的水便取自于背后的大圆井。在整个哈拉巴古城遗址范围内目前共发现了八口类似的圆井,圆井有大小之分,考古学家推测,大型圆井可能属于公用,小型则属于私人所有,井水大概来自位于古城北边的Ravi River。另外,考古学家在离哈拉巴古城遗址不远处,发现了类似摩亨焦达罗城内大浴室的建筑遗迹,不过如今这里已变成一所中学的操场,考古学家也一时难以找到该遗迹与哈拉巴古城遗址之间的联系。
从图二中可见,在大浴室的北面,还有一座公共建筑称之为城堡,其建筑面积大于北部的居民房屋,墙基残存有雕饰的痕迹,房间以中间大厅呈对称分布,学者估算其高度有三层高,因此,推测城堡可能是公众议事的地方,附带供城市长官居住的功能。
在两城之中,都发现了被称之为谷仓的大型公共建筑,建筑的名称之所以称为“所谓的谷仓,是因为在这里并没有发现谷物和储存容器……一些学者确认其为谷仓是根据与古罗马类似的大型建筑进行比较,而没有任何南亚的建筑传统作为依据,因此,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是,这种大型建筑结构只能被视为是公共建筑”。另外,在哈拉巴古城谷仓遗址周围,还发现了许多圆形平台,这些圆形平台至今难以确认其具体用途,个别学者根据其与谷仓位置相邻,大胆猜测可能跟打磨谷物有关。
通过对两处古城中的公共建筑进行分析,学者们发现,相比于埃及和苏美尔文明,古印度河文明中的公共建筑大多为民众公用,而在另两种古代文明中,公共建筑大多为国王的坟墓、宫殿或者军事城墙等。公共建筑所构造的不同城市空间往往会影响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同公共空间所孕育的社会生活方式必定不同,因此,印度河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虽然同属于城市文明,但是内在属性却有所不同,而前者应该更接近于古希腊的城邦文明。这一时期的公共建筑也不同于后来的印度古代建筑,此后印度比较著名的古代建筑多为宗教建筑,这也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
古城公众的社会生活
由于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有许多待解之谜,学者们只能很模糊地还原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城市社会生活。
社会经济方面,哈拉巴和摩亨焦达罗周边的村社遗址可能是城市粮食需求的提供者,原因是“根据在两城遗址发现的精心建造的许多粮仓来判断,农村生产的剩余产品支撑了这两座城市”。在两城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很多印章和条牌,有泥制的,也有银制的,极少部分为金制。印章和条牌上面雕刻有独角兽、公牛、鹿等动物形象,并且附带有一些至今无法解读的符号(图七所示),在哈拉巴遗址中,更是发现了用于称重的秤砣,因此学者推测当时城市中的货物贸易应该较为繁荣,发掘出土的各种印章和条牌可能是某种商品的标识。
宗教信仰方面,从目前发掘的建筑遗迹和出土文物看,印度河文明时期并没有形成自成体系的宗教信仰,学界根据出土的大量陶塑人像来推测,普遍认为此时的古城文明应该处于母系神灵信仰阶段,因为大多数出土的泥塑人像均为女性(图八所示)。《泰晤士历史地图集》认为当时的宗教信仰体系并未形成,但是许多元素还是对于后世印度的宗教信仰产生了影响。
文明的神秘消亡
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文明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发展繁荣历程,但是在公元前1700-1500年之间,这一发达的城市文明却突然神秘消亡了,且此后长期不为人知,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印度河文明的消亡?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比较普遍的观点有两种:一为自然灾害说,认为是印度河印发的洪涝灾害导致了古城文明的消亡;一为雅利安人入侵说,认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西北部侵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毁灭了印度河文明。但这些学说都存在证据不足的缺憾,也正因为如此,本已谜团重重的印度河文明显得更加神秘莫测,也使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这两座古城遗址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更加具有研究价值和文化魅力。
5.(印)R·塔帕尔著,林太译,《印度古代文明》,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1页。
6.本文中古城实物图片均引自www.harappa.com,这是全球研究印度河文明的所有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心得和图片建立的一个学术网站。
(图七)两座古城遗址中所发掘出的印章、秤砣和条牌
摘要：上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了许多人类遗址。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这些遗址属于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以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两处城市遗址为中心,年代早于先前认为的古印度文明起源1500年。本文将结合摩亨焦达罗和哈拉巴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分析古印度的建筑空间和城市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