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隐喻（精选8篇）
科学隐喻 篇1
人类进行的一切认知活动都是以一定的概念为基础的, 科学认知活动也不例外。在科学的认知活动中, 科学隐喻作为一种基本的概念认知结构发挥着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概念史的研究表明, 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本质地蕴涵着一种科学隐喻概念认知的内在机制, 也就是说, 科学家用来解释其观察对象的科学模型和科学理论在本质上均为一种基于科学隐喻概念认知的建构。科学隐喻的概念认知结构是隐喻思维的基本组成元素, 隐喻思维则是隐喻概念认知结构的整合和统一体。依据科学隐喻概念认知结构的不同层次和深度, 可以将其区分为一般概念隐喻层次和根隐喻层次两个方面。
一 科学隐喻的概念认知结构
概念隐喻一般指包含两个更为广泛领域的概念并列的隐喻, 这种概念并列通过把相关的认知内容从提供域抽取出来而在接受域中触发一种特殊的概念意义的应用。概念隐喻的表现形式往往是隐含的, 从根本上来看, 概念隐喻首先表现为一种概念现象而非语言学现象。概念隐喻只是在概念现象的本质中、并通过这种概念现象才得以展现为一种语言学形式的表达法。概念隐喻将两个在逻辑分类学意义上或常识观念中相距遥远的经验领域统合、吸收到一起, 而这种统合和吸收的结果是提出一个部分共同或部分共用的概念结构, 如果这些经验领域在语言中已经被现实化, 那么, 此时就要提出一个部分共同的语义学网络。概念隐喻是作为一种隐含的象征性关系的来源而发挥其作用的, 这也就是说, 仅仅在语词和短语等特殊的言辞表述层面上是无法充分理解概念隐喻的本质的。通过概念隐喻建立起来的不同经验领域之间的象征性关联为创生一个从潜在性的意义上来看无限的言辞表达法序列提供了可能性的基础。在这种意义上, 也可以将之称为扩展隐喻。当然, 在现实的、历史性的语言应用实践过程中, 这种可能的、无限的言辞表达法序列中只有特定的一部分能够获得最终的现实性的转化, 也就是进入言语系统中并被词典编撰者收集从而获得语言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确认。但是, 除了这些被实际使用的表达法之外, 这个言辞表达法序列的其余部分随时都有可能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引入言语系统, 获得其语言学形式。例如, 在物理学中, 一个扩展性的概念隐喻的例子就是利用具有事件性的空间的概念来隐喻时间。这个典型的概念隐喻把对于首要意义上空间介词的用法的语义学限制进行提升, 从而允许将其应用于对于时间的指称。[1]概念隐喻对于科学语言的产生和展开有着极为重要的触发和先导作用, 同时, 许多科学类比和科学模型也都是概念隐喻的非言语性表现形式。
概念隐喻结构的澄清及其影响人类认知系统途径的揭示, 是加深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和真理性之理解的必要条件之一。当代认知科学指出, 人类全部的抽象概念都是由一个或更多的隐喻进行界定的。对于科学隐喻而言, 隐喻语言显然只是体现出概念隐喻的轨迹, 更为根本性的元素在于科学家根据其他概念领域对科学领域进行再概念化的方式之中。科学隐喻的一般理论正是通过描述这种跨领域的概念映射而给出的。就此而言, 科学隐喻本质上就是一种概念化的过程, 体现出概念化的结构。当人类谈论抽象概念的时候, 几乎总是选择取自某一具体领域的语言。例如对于心灵问题的探讨就是使用空间模型隐喻非空间对象: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in) 、之上 (on) 或在其角落有某种东西, 我们从心灵中提取出事物, 事物经过我们的心灵, 我们把某物召唤到心灵之中, 诸如此类。事实上, 人类理解非感受性概念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具体经验情形进行隐喻。[2]概念隐喻是一种常规化、固定化了的科学隐喻, 它与新颖的科学隐喻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这就在于它作为一种已经被广泛约定的、基础性的概念框架在科学理论语言的陈述和科学概念的运作中发挥作用。在这种意义上, 科学的概念基础完全是隐喻的。
科学隐喻主要是作为各学科中的概念隐喻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概念隐喻是横跨语义域、将来源域的推理结构投射到对象域之上的一种概念映射。这种概念映射绝不是任意的, 而是可以在经验的意义上进行研究并且作出准确陈述的。概念隐喻之所以并非任意的, 是由于它是被人类的日常经验尤其是身体经验所激发的。当代概念隐喻理论的研究显示, 在所有人类概念系统中都存在概念隐喻的扩展性常规结构。概念隐喻的映射结构不是孤立的, 而是发生在复杂的语义系统中并且以复杂的方式相结合。和人类概念系统的其余部分一样, 常规概念隐喻系统隐而不彰地潜藏在意识层次之下。当科学家有意识地创造出一个新的科学隐喻的时候, 往往只是利用了无意识常规隐喻系统的机制。显然, 概念隐喻的基本载体并非语词, 而是思想。例如, 在数学概念的构造中, 存在两种最基本的概念隐喻类型:基础隐喻和连接隐喻。基础隐喻使数学概念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之上, 通过形成收集、建构对象或在空间中移动的意象使算术运算被概念化。由于保留了推理的结构, 这种概念化过程成功地把日常经验领域中的收集、建构和移动概念映射到算术的抽象领域中, 构成一种关于容器、路径、实体、连接等等对象的认知图式。基础隐喻正是因此把我们了如指掌的日常经验领域的精确的图式结构以及推理形式映射到数学领域中。连接隐喻所起的作用在于把数学的某个分支与其他分支之间建立起有效并且有意义的连接。例如, 当我们在隐喻的意义上把数理解为一条直线上的点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把算术和几何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 连接隐喻的本质在于把数学知识中某一领域的特征映射到其他领域。
以算术领域为例, 基础隐喻的结构形式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 算术是一种对象的聚合。这个隐喻又包括若干子隐喻:数是具有同一形式的物理对象的聚合;数学工具是对象的聚合者;算术运算是组构对象聚合的行为;算术运算的结果即是对象的聚合;单位一是最小的聚合;数的大小是该聚合的物理大小;一个数所衡量的量是这个聚合的量;相等是对平衡的聚合量的衡量;加法是把不同的聚合放到一起形成更大的聚合;减法是从较大的聚合中抽掉较小的聚合而形成另一个聚合;乘法是对具有相同大小的聚合进行给定次数的重复相加;除法是对一个给定聚合进行分解为更小单位聚合的重复过程;零是一个空的聚合;等等。其次, 算术是一种对象的建构。这个隐喻包括以下子隐喻:数是物理对象;数学工具是对象的建构者;算术运算是建构对象的行为;算术运算的结果是一个建构的对象;单位一是最小的整体对象;数的大小是对象的大小;一个数大小的衡量需要被建构为对象的最小整体对象的聚合;相等是对平衡的对象量的衡量;加法是把不同的对象放到一起形成更大的对象;减法是从较大的对象中抽掉较小的对象而形成另一个对象;乘法是对具有相同大小的对象进行给定次数的重复相加;除法是对一个给定对象进行分解为更小单位对象的重复过程;零是任何对象的空缺;等等。最后, 算术是一种运动。这个隐喻包括以下子隐喻:数是一条路径上的定位;数学工具是这条路径上的运动者;算术运算是在这一路径上运动的行为;算术运算的结果是在这一路径上的定位;零是这一路径的原点或起点;最小的整数一是从原点向前走的一步;数的大小是从原点到定点的轨迹的长度;被一个数所衡量的量是从原点到定点的距离;相等是到相同定点的路线;加一个给定的量是向右或向前移动一段给定的距离;减一个给定的量是向左或向后移动一段给定的距离;乘法是对具有相同大小的量进行给定次数的重复相加;除法是对一段给定长度的路径进行分解为更小路径的重复分割。[3]连接隐喻一般是基础隐喻的变体。例如, 把集合论与算术连接起来的连接隐喻“数是集合”就是“算术是对象聚合”这一基础隐喻的技术性变体。再如数学中关于连续性的隐喻。对于连续性的隐喻描述是理解诸如运动、流变、过程、时间转换以及整体性等认知内容的必要方式。这些认知内容是从基于身体经验的图象模式和自然形成的映射到人类概念系统的自然概念扩展的结果, 主要建立在来源、路径以及目标模式以及虚拟运动隐喻的基础之上。因此, 数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是把对于运动、流变、整体性日常理解的推理结构扩展到人类理解的一个特殊领域, 即函数和变分的领域。由此产生的概念可以称之为自然的连续性。[4]在数学中, 布尔数学逻辑是容器模式的一种扩展, 是通过容器逻辑的概念隐喻投射而被认识的。这种概念投射保留了“出”、“入”以及传递性结构的原初推理, 而后者最初是经由对于现实容器的物理经验而得到发展的, 只是在后来才被无意识地投射到一整套抽象的数学概念上去。
二 作为根隐喻的科学隐喻
根隐喻 (root metaphor) 实质上是一种深层次的概念隐喻或者说是概念隐喻的元隐喻。对于这一概念, 不同的哲学家给予了不同的命名: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将其称为“根源隐喻” (radical metaphor) , 史蒂芬·派珀 (Stephen C.Pepper) 将其称为“根隐喻”, 威尔伯·厄班 (Wilbur M.Urban) 将其称为“基本隐喻” (fundamental metaphor) , 唐纳德·肖恩 (Donald A.Schon) 将其称为“核心隐喻” (central metaphor) , 阿尔伯特·曼拉比 (Albert Mehrabian) 将其称为“工具隐喻” (tool metaphor) , 厄尔·迈克康马克 (Earl R.MacCormac) 将其称为“基础隐喻” (basic metaphor) , 赞德拉夫科·拉德曼 (Zdravko Radman) 将其称之为“关键隐喻” (key metaphor) 。这种隐喻包含着对于世界基本结构的理解,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种世界观的功能, 有对于“实在”进行解码的基本能力。“根隐喻”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形象生动的隐喻, 最初被称作“绝对隐喻” (absolute metaphor) 。后者是德国学者汉斯·布鲁曼伯格 (Hans Blumenberg) 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布鲁曼伯格用这个概念指一种前理论的假定, 这种假定在本质上反对任何将其转译为精确的、基于严格定义的科学术语的企图, 但与此同时, 它又确实无疑地构成相关科学研究的前提性条件。由于这种隐喻是根据科学实践活动中理论范式的元语境揭示而得到例示的, 因此, 试图将这些隐喻的确定的、清晰的意义完全地发掘出来是不可能的, 能够做到的只是发现它们在特定科学理论话语中的位置, 从而作出一种相对的、并不确定的意义描述。“绝对隐喻”的功能就是我们将之确定为“元理论”、将之描述为建构并且连接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以及特殊的物理学对象的进路所具有的功能。换言之, 根隐喻的意义在于确定科学研究目的和可能性的观点, 确定能够有理由并且有意义地加以追问的科学问题的种类, 简单来说, 就是通向科学研究的一种自理解。[1]59-60
(一) 作为科学学科观的根隐喻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教授罗杰·琼斯在其著作《作为隐喻的物理学》中认为, 存在四种最为基本的物理科学的根隐喻建构, 即空间、时间、物质和数。由于这四种根隐喻建构对于现代物理学中宇宙概念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 是物理学量化的起点, 为物理学整体提供了一个基础, 因此可以将其恰当地称为物理学的四种首要隐喻。首先是空间隐喻。空间隐喻最为根本的概念是分离和连接。现代物理学的空间隐喻是一种复合隐喻, 包含了人类对于分离、差别、连接、隔绝、定界、分割、区分以及同一等观念和经验的综合。点的不可入性以及延展的观念是空间隐喻的本质。空间隐喻作为现代物理学的概念基底之一, 提供了一种“单一性”和“整一性”的经验, 这种“单一性”和“整一性”涵括了历史上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所追问的混沌以及宇宙统一体的终极状态。如果没有空间隐喻的话, 甚至连最简单的记数都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的空间建构是我们赖以表征自身经验的根本性隐喻, 既然它们是我们用以组织否则就会混乱无序的感官知觉的那种先验范畴, 因此, 它们必定反映了我们特殊的、异质的、并且是唯一的世界观。”其次是时间隐喻。从根本上来说, 时间就是以空间为隐喻的, 这一点在时间测量的问题上尤其明显。当我们说到时间的“间隔”与“延续”或者时间的“顺序”与“序列”的时候, 在我们的心灵中出现的是一种想象的长而直的时间之轴, 在此轴上分布着与事件相对应的点以及用以测量事件之间时间流逝而产生的距离。正是“间隔”、“延续”、“顺序”和“序列”这些概念所产生的空间图象帮助我们构想时间及其测量的观念。为了量化的和相关的概念目的, 我们将时间描述为某种一唯的连续性空间,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相对论将时间视为第四维, 增附到物理的三维空间之上。只要稍加留意就可发现, 时间的空间隐喻遍布在大量的物理学文献之中。[5]再次是物质隐喻。物质概念是整个物理科学得以建立的基础。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认为, 人类所建构的物质概念作为一种定义的结果是不可入的:在某处的物质就是在那里的所有事件, 并且因此没有其他的事件或物质的部分能够同时在那里。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对于物理事实的科学隐喻。物质构成的原子、基本粒子的隐喻性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后是数的隐喻。数作为首要隐喻之一在整个科学史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 数是整个宇宙得以构成的最为根本的素材。直到现代, 理论物理学家基于纯数学的基础, 基本上仍然主张一种毕达哥拉斯式的理念。所不同的是, 现代物理学家更加关注量的描述, 而毕达哥拉斯的兴趣更多地放在质的描述以及符号的意义上。[5]141
(三) 作为科学世界观的根隐喻
只有极少数的范畴集合被证明为能够足够有效地获得对于世界事实全域的相对而言比较正确的解释, 能够作为特殊的科学世界观的根隐喻就属于这种范畴集合的序列。作为科学世界观的根隐喻能够被归结为以下四种主要形式:①形式主义根隐喻。形式主义根隐喻是基于相似性的根隐喻, 或者是基于特殊的范例多样性中单一形式的同一性。在数学哲学中, 形式主义认为数学应当被设想为不可解释的符号之排列, 只有语形学而没有语义学。只有在使得我们从一些观察达到其他经验结论的过程中, 形式主义才是有效的, 但它本身并不引入某种特殊的主题;②机械主义根隐喻。机械主义认为, 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形成于17世纪的科学说明概念的模式得到解释。它从统治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数量法则中提取出自己的范式, 据此, 物质的所有其他特征都能够最终被理解。机械主义根隐喻是基于物质性的推拉或者在对于电磁以及重力场的感知中获得的吸引与排斥的根隐喻;③有机主义根隐喻。有机主义是一种基于动力学的有机整体的根隐喻, 认为世界中所发生的所有事实都可以依据植物或动物有机体的特征进行理解和解释;④语境主义根隐喻。语境主义认为, 任何一种文本都只能在其历史或文化环境的语境中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或者只有在与同一作者其他文本的比较或映衬下、在某种传统中才能被正确地解释。语境主义一开始被美学、伦理学所使用, 后来扩展到哲学乃至科学中, 成为一种基于具有暂时性的历史境域及其生物学张力的根隐喻。[6]
根隐喻意味着经验观察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是一种“世界假设”起源的原点。当科学家面对一个问题而茫然无措的时候, 他会自然地基于特定的根隐喻进行推论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根隐喻所包含的富于启示性的类比引起一种假设, 可用于问题的解决。那种具有源始性的类比事实上就是一种世界假设的根隐喻, 对于根隐喻的分析产生出这种假设的各种范畴。这种假设的适当性依赖于这些范畴对于世界特征的解释具有精确性和无限制的范围的能力。一种世界假设与仅仅在其无限制的范围之内的其他假设是不同的。其他假设如果不是明确地就是隐含地局限于一个正在处理的局部性的问题, 或者正如在特殊的科学中那样, 局限于一个特殊的主题领域。诸如此类的假设可能永远否认特定的考虑是处于其探究领域之外的, 一种世界假设则永远不会如此。世界假设是任何提供的批评项目的解释的原因, 是一种无限制的假设。[7]根隐喻的概念以不同于世界假设范畴来源的方式进入了语言哲学, 它通常用于指称任何一种具有核心作用的理念, 这种核心理念是任何复杂问题能够得以进行组织的前提。然后, 根隐喻变成对于一种受限制的或特殊的假设的指称之点。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 在科学程式中作为具有引导性的概念模式而起作用的范式与在世界假设中同样作为引导性的概念模式而起作用的根隐喻之间, 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根据库恩的描述, 科学的历史基本上与有限范围的根隐喻的历史可以视为相同的:在揭示特定领域事实的过程中, 根隐喻通过预言和阐释追求一种适当性, 一切具有能产性的经验理论的基础在原则上都是根隐喻。[6]
三 科学隐喻的运作机制
科学隐喻的运作机制以其独具的开放性为基本依托, 其本质则在于隐喻映射过程在特定科学理论语境中的展开和实现, 其目的在于表达出为我们具体知晓的、作为特定语义载体的概念语词和具有更大的意义或重要性、但较少为我们所知晓的作为语义要旨的概念语词之间的相似性。由于任何科学隐喻必须通过特定概念语词的方式才能够得以成立, 因此它预设了一种作为媒介的图象或概念, 当用一个合适的概念语词进行指示的时候, 这些图象或概念就能够被很容易地理解。这实质上意味着, 科学隐喻的起始运作必定依赖于某种字面概念语词意义的基础, 是以后者为基底和平台的。[8]
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了科学隐喻运作机制的三个基础性假定:心灵是内在地涉身的;思想在一般意义上是无意识的;抽象概念绝大多数是隐喻的。这就意味着, 在对世界进行推理以及解释观察对象的过程中, 科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喻概念。由于认知结果来自于心智建构, 因此, 哲学家安德鲁·奥特尼 (Andrew Ortony) 将之称为一种“建构主义”。从概念隐喻理论的视角来看, 这种对于世界表征的心智建构建立在涉身推理和经验格式塔的基础之上, 所建构的理解元素来自于日常生活。科学隐喻运作机制的起点在于:科学中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 这些问题始源于不同的科学学科, 因此属于不同的科学文化, 并且在不同的度量层次上应用于自然, 在这种过程中, 采用不同的科学隐喻对于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所观察到的世界的推理和交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组成要素。[9]科学史中的许多案例都表明, 理论科学在用以表征某些特殊概念的词汇方面不断地产生过危机。这就在于, 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描述客观实在的事物, 而许多客观实在事物超越于所有可能的观察, 因此就有必要发明出一些可以用于描述这些存在物的语词。此时科学家不得不求助于科学隐喻。在这种情形中, 科学隐喻的使用就具有一种自然而又必然的意义。诚然, 在最终的意义上, 科学家想要建立的是一种专门的、细节完备的、尽可能精确的理论, 但是, 在发展这样一种理论的过程中, 具有某种程度的含混性的概念可能是极有帮助的有效资源。由于科学隐喻是开放的、非特定的, 因此非常适宜地引导了这种特定的专门化和填补细节的过程。科学隐喻在起初可能是不合理的, 但它确实将研究者引导到未经探索的路径上。在任何意义上, 隐喻将引导性和新异性的有机结合确实使它在科学研究的早期的摸索性阶段极为有效。[10]科学隐喻的来源是从多种多样的人类经验领域中被挑选、改造、导出并且利用的, 从而被应用于不同的科学理论语境之中。科学隐喻的运行并不是单向度的, 而是双向的:既有从世界到理论的方向, 又有从理论到世界的方向;在不同的科学语境中, 它所运行的方向也是不同的:在科学发现的语境中, 它的运行方向是从世界到理论;在科学证实的语境中, 它运行的方向是从理论到世界。
法国修辞学家方塔尼尔根据内涵的不同将隐喻的运行划分为五种基本类型:将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的专有名词用于另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的转用过程;将无生命的物理的东西的专有名词用于纯精神性的或抽象的无生命的东西的转用过程;将无生命的东西的专有名词用于有生命的东西的转用过程;以有生命的东西喻无生命的东西的物理性转用过程;以有生命的东西喻无生命的东西的精神性转用过程。这五种隐喻运作的类型如果作进一步的概括的话, 又可以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物理性的转用过程, 即对两个有生命或无生命的物理对象进行比较的隐喻;精神性的转用过程, 即将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或精神层面的东西与某种物理的东西进行比较。[11]事实上, 科学隐喻的运作机制就是不同的语义场之间跨概念领域的一种映射机制, 这种映射具有不对称性以及局部性特征。每一个隐喻映射都内在地包含着隐喻的来源域实体与目标域实体之间的某种本体论的对应, 这种本体论对应表现为一个固定的集合。当那些固定的对应被激活时, 隐喻映射就能够将来源域的推论模式投射到目标域的推论模式上去。这种投射遵循一种不变性原理, 即隐喻来源域的图象图式结构以一种与内在的目标域结构相一致的方式被投射到目标域上去。这种隐喻映射并不是任意的, 而是基于身体以及人类的日常经验和知识。一个概念系统包含着难以计数的常规隐喻映射, 这些映射构成一个具有高度结构性的概念系统的亚系统, 无论是概念映射还是图象图式映射, 均遵循不变性原理。[12]
科学隐喻的运行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被描述和分析。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宏观层次上, 它作为一种概念置换的程序而起作用, 这种概念置换又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阶段:调换、解释、修正以及阐明。第一个阶段意味着概念切换到一种新的语境条件中, 与此同时在新旧语境之间确立起一种可比较的关联性。调换与第二阶段即解释阶段是不可分割的, 这包含着一个概念从旧的语境向新的语境条件的某个特定方面的分派。调换和解释都从属于一种事先已经存在的概念可接受性的结构, 对于这种结构的部分进行抗拒的结果是置换过程中的一种调整, 这种调整可以被称为修正。修正意味着相互之间的适应,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条件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最后, 当这个概念非常妥帖地显示自身被新的语境所吸纳, 就可以认为它已经被阐明了。这种阐明并不是一个已经完结的过程, 实际上概念仍然在语境之间保持运动。[13]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隐喻的运行内容包括以下四种基本类型:从“属”到“种”的映射;从“种”到“属”的映射;从“种”到“种”的映射;类同字之间相互借用的映射。与此类此, 科学隐喻运行的内容大致包括:从具体事物到抽象概念的抽象化映射;从无生命事物到有生命事物的有机化映射;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的缩小化映射;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放大化映射;从一般对象领域到机器领域的机械化映射;从日常语言到专业化术语的技术化映射;从想象领域到现实性领域的推理化映射。在所有这些类型的映射过程中, 毫无例外地都包含着科学抽象的内容。当然, 科学隐喻的运行不同于简单的抽象, 但却基础性地包含着抽象。抽象是科学隐喻运行的一个隐含的思想内容。“通过抽象, 语词为了涵盖一般意义而舍弃了对个别对象的指称关系, 一般意义则为在概念的相反意义上的隐喻抽象确定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谈论隐喻的普遍化。因此与所有其他名词相比, 隐喻化的名词与表示属性的名词更为相似。”[11]145需要注意的是, 隐喻的普遍化并不意味着它是作为逻辑上“种”的符号而存在的。由于隐喻抽象成为表示一般属性的载体的名称, 因此它能够适用于具有表达出来的一般性质的所有对象。也就是说, 隐喻的普遍化应当通过具体化得以补偿。
科学隐喻运作的结果在于:首先, 科学隐喻构成科学语言与科学概念的要素, 遍布于科学理论的陈述之中。其次, 科学隐喻构成科学观察语言的理论负载。在已有的科学实践中, 寻找一种没有理论负载的、完全摆脱了隐喻影响的纯粹观察语言已经被证明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家族相似观念, 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否定了传统科学理论观念中观察语言与其所指之间存在一种无歧义的、一一对应的映射关系的论点。最后, 科学隐喻构成相关科学范式的核心内容。科学隐喻塑造出关键性的概念用于定义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事实上, 科学隐喻就是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所包含内容的核心元素:一个科学范式包含至少一个理论的、概念的内核, 这一内核基于一个或更多的科学隐喻的基础之上。因此, 科学隐喻在运行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载体, 通过这种载体, 来源于某一学科的观念和模型被转换到另一学科, “被转换的词项成为表示现有属性的最适当符号, 换言之, 成了主要属性的指代者。”[9]185这也就是说, 在特定的科学隐喻被成功地应用于科学实践活动之后, 原本互不关联的两种科学概念、对象或现象通过“是”的连接, 突然被构想为具有某种一致的共通性。“是”把之前未被察觉到的科学思想之间所暗含的相似性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现出来, 其结果就是使得与每个概念对象相联系的知识和信念体系, 与另一个知识和信念体系产生相互影响、交汇和融合, 从而带来了一种创造性的科学理论知识的扩展。[14]
科学隐喻 篇2
谈三种隐喻观的比较--修辞隐喻、认知隐喻和语法隐喻
一、引言近几年来,隐喻研究的浪潮已经波及到中国,国内一些主要外语类学术刊物刊登了许多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文章,甚至有人开始着手创建隐喻学(束定芳,).隐喻在起初的最基本意义只是一种修辞手法,是一种扭曲词语常规意义的语言或思维形式.
作 者：姚婵莉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105刊 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9(z2)分类号：H0关键词：
科学隐喻 篇3
20世纪80年代起,身体作为研究对象重新活跃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关于身体的大部分研究都试图逃脱身体二元论的观点。其中,女性主义在摆脱二元论方面是最成功的,并走向了一种综合的涉身性理论。在女性主义关于身体研究的转向中,有两股重要潮流:一种是作为分析主体的身体,其中,物质性的身体从认知图景中隐退;一种是作为主观体验的身体,即依靠肉身的主观性和社会语境为涉身的理解奠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苏珊·波尔多(Susan Bordo)的研究分别在这两股潮流中占据象征性地位。有学者评论,“与其说这种区分是理论的和经验的方法之间的区分,毋宁说是对主体分别采取更加抽象的方法(abstracted approach)和更加具体的方法(embodied approach)之间的区分。”[1]142哈拉维属于前者。她对身体的研究与其技科学(Technoscience)思想密切相关,尤其是身体的隐喻体现了她对技科学的主体的理解。通过对哈拉维的技科学思想的解读,不难发现其思想的实质是以身体作为符号,来形象化地表达重新界定科学技术的边界问题。
一 哈拉维的技科学思想
哈拉维最初作为一个生物学家开始她的学术生涯,后来成为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家;并且,因涉及人类学领域而逐渐成为当今最有影响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之一。哈拉维的技科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其1991年的论文集《类人猿、赛博格和女性》以及1997年的著作《谦卑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年 女性男人遇到肿瘤鼠:女性主义与技科学》[2]3书名中包含三个符号,即“@、和TM”[2]12对身体、文本和网络的每一种处理方式都为新的世界秩序中的交流、商业和自由等提供了基本的隐喻和工具。编码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基础逻辑,而语言是“软件”的编码和涉身的“操作系统”。女性可以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逻辑运用到自身,并且“重新书写”自我的身体。
哈拉维运用“技科学”这一浓缩的符号着重强调的是拒绝科学和技术的区分,技科学一词本身使得融合(fusion)这个范畴大行其道。哈拉维对技科学有诸多表述,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特征[2]64-68:首先,技科学是一种隐喻。其次,技科学是指一种时空的浓缩,是知识和权力之网中的结果的聚集。在技科学中,人和非人的联盟形成了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行动和激情、内部和外部。物质化的重塑是一个稳定的过程,甚至达到了客观性实践的程度。第三,科学是文化的实践和实践的文化。技科学是一种异质的文化实践。技科学的主体既包括人,也包括非人,这些行动者通过物质的、社会的和符号的技术联系在一起。技科学的参与者不只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技科学也不能仅仅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视角去描述和参与。第四,技科学中的行动是科学与技术内爆的力量的混合隐喻。这些力量包括实体、行动以及关于世界的、技术的、历史的和政治的维度等等。很难把政治的维度作为背景,而把技术的因素作为前景。毕竟,背景和前景是相关的事物,不是对立的二元论或本体论范畴。最后,“技科学或多或少是阿尔都塞所意指的意识形态,并且不只是意识形态;技科学是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实践,一种文化,一种再生的母体。为技科学塑形是一个高风险的游戏。”[2]50
为了在创造行为中发现和界定主体(人和非人),哈拉维还为其技科学思想加上了女性主义的注脚:“女性主义技科学考察是一个诊察器,一种手术器械,一个工具,借此可以拓宽各种出口,以便为了同时与自由、正义和知识有关的方案来提高观察和干预能力。由此之故,女性主义考察并不比其他任何知识方案更无辜,更能免于所有问题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伤害。”[2]191这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技科学也一样要接受质问和考察。女性主义技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是为赛博格的世界建构分析的语言,从而使得我们身体的数据结构变得可见。在她看来,生物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和科学问题。仅仅从生物学的角度是很难发现“不可见的身体”背后的意义的。为了完成“让身体可见”的任务,哈拉维进一步塑造了一种技科学的主体,即“谦卑的见证者”。她希望借此来达到技科学的目标,也即实现一种强客观性。
二 技科学的主体——谦卑的见证者
(一)“谦卑的见证者”的两个维度: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谦卑的见证者是哈拉维的《谦卑的见证者》这本著作的叙事网络中的人物,他/她在电子邮箱地址中,既是发送者又是接收者。哈拉维认为,谦卑的见证者作为技科学的主体,无法从科学、技术、政治和文化构成的全球之网中隐退,因而是可见的,其“谦卑”之处在于认可“情境化”知识的合法性。然而,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认为,“谦卑的见证者”是不可见的,其“谦卑”之处在于认知主体与科学成果的分离,以及见证者从客观结果中的隐退。在哈拉维看来,不可见的见证者正是她所批判的靶子,并在此基础上赋予了“谦卑的见证者”新的内涵。
哈拉维是从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蒙·沙夫(Simon 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中沿用“谦卑的见证者”这个词的。作为17世纪晚期伦敦的皇室社会的创建者之一,波义耳将“谦卑的见证者”描述为正确的科学观察者,并提出了三种技术:“植根于空气泵的建构和操作的物质技术(material technology);文本技术(literary technology),借此空气泵产生的现象可以被那些不是直接见证者的人所了解;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y),它包括了实验哲学家在处理彼此的关系以及考虑知识主张时应该用的那些习俗。”[3]25波义耳认为,对“什么是知识”的理解本身涉及物质技术、文本技术和社会技术的界定过程。“每一种技术都作为一个客观化的资源在起作用。”[3]77这三种技术被隐喻地融入到空气泵这个中立的工具中,并把见证者这一主体因素排除在结果之外。因此,这种“谦卑的见证者”可以在实验揭示的真理面前消失。为了让“谦卑”(modesty)变得可见,见证者必须是不可见的。这种见证者因此栖居在 “无文化的文化”(culture of no culture)[4]中。这种文化是一种客观性的文化,一种科学文化,不受任何性别、国籍和有限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中,“见证者”似乎被“赋予”了确立事实的权力。他担负见证,他是客观的,他确保客观对象的清晰性和纯粹性。他的主观性就是他的客观性。所有的历史、有争议的表象和建构的文本都隐退在“客观化”的结果中。这种自我的不可见(self-invisibility)将其实践者推向了知识论和社会权力的一面,这种意义上的谦卑凸显了现代性的基本价值。
但是,究竟是谁“赋予”了见证者这样一种“不可见”的,而又是“客观化”的权力呢?实际上,对成为一个科学的谦卑的见证者,一直有一些性别的、种族的和阶级的障碍。哈拉维认为,这样一种纯粹不可见的见证者是不可靠的,是有问题的。这种对不可见的观察的尝试,只是遮蔽了科学观察的性别负载和种族负载的政治内容。从科学史看,整个社会群体的建构与他们自身可见的差异是不可分割的;假如你是可见的,你就不可能是谦卑的“透明体”。由此,哈拉维把自身看做是一个反讽的“谦卑的见证者”,使另外一种见证者在技科学时代成为可能,那就是更加具身的、有变化的、有光学密度的、某种对事实的谦卑的见证者。她说:“我的谦卑的见证者从来不仅仅是反对的。毋宁说,她/他是表示怀疑的、受牵连的、了解的、无知的、担忧的,也是充满希望的。……她/他正在努力学习和实践融合的文化和不同的意识,这些文化和意识对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来说,是更为可靠的。”[2]3为了见证的可靠性,这种见证必须是公共的、集体的。“我用波义耳的故事和试验的生活方式作为技科学的修辞;故事代表的不只是它自身。我的观点是双重的:(1)有一些实践的遗产,它们经历了很多重构却依然保持有力;(2)科学革命的故事确立了关于‘客观性’的叙事,它不断妨碍了一种致力于情境化知识的更加充分的、自我批判的技科学。可靠的见证的重要实践依然至关重要。”[2]33
对于哈拉维来说,问题不在于技科学本身,成为一个谦卑的见证者的重中之重是能够找到一条到达技科学的道路。哈拉维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居民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居民都已经是赛博格了,以至于我们不再平静地生活于自然的状态中。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星球上成千上万的人都已经在技科学之中被质询。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在技科学的世界中行动。
(二)哈拉维的“谦卑的见证者”与强客观性
关于在技科学的世界中如何行动,哈拉维认为可以通过对话语进行编码来实现。为此,哈拉维把自身与另外两种身体跨界的衍生体——肿瘤鼠(OncoMouseTM)和女性男人(FemaleMan)联系起来。肿瘤鼠是一个专利的生物体,是一种实验室老鼠的基因名称,被用来研究癌症,尤其是乳腺癌。女性男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科幻小说中的一个虚构人物。通过基因编码,女性男人的基因被改变了,跨越了身体的性别界限,并且成为常规的物质和社会范畴之外的一个空间缩影。它们的基因制造是技科学干预的直接结果。它们被高度评价为研究工具,是商业产品。在这样一个编码世界中,自然意义上的身体是被质疑的,因基因重构而被改变了的身体才是被重视的。它们通过在信息结构中的位置,使得作为符号的身体得到了重新界定。
哈拉维认为,自身不但与这两种创造物类似,而且还把它们看做是技科学行为的谦卑的见证者。女性男人和肿瘤鼠的共同特征也是谦卑的见证者的特征。[2]120-121首先,它们都是遗传技术的产物,都是再生产技术的后代。其次,它们都是书写技术的产物,对它们来说,成为商品就是存在。第三,它们都是可疑的,它们的客观性是不容反驳的,而主体性是另外一回事。它们的建构性就是其实在的条件,并成为实在的身体符号。第四,它们都是在现代性和启蒙的子宫中孕育出来的,但是它们的存在包裹着其起源的母体。自然和社会、动物和人、机器和生物体,这些术语彼此互相重叠。第五,它们在跨国的科学研究和多元文化的女性主义关于建构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交流中产生。最后,它们是改变世界的事实和生产事实的机器的谦卑的见证者。
哈拉维塑造这样一种可见的“谦卑的见证者”,是为了实现科学的强客观性。她认为,技术的和政治的因素就像是前景和背景、文本和语境以及主体和客体,是永远不可能清晰分割的。而不可见的“谦卑的见证者”却要千方百计地维持政治和技术之间的分割,并且,将一方归因于解释,一方归因于事实,这种世界是永远无法被考察的。对哈拉维来说,科学的强客观性体现在情境化知识中,视角被看做是清楚的和可靠的,但是却从来不是客观的。相反,可以通过一种特别的视角来赋予其客观性,可以运用身体边界以利于自我的建构:“我在为局部的、地方化的、情境化的政治和认识论辩护,在这种认识论中,局部性而不是普遍性是制造理性的知识观点的条件。”[5]195
科学的强客观性观点认为,制造知识的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都必须是地方性的。地方不仅是一系列形容词或者诸如种族、性别和阶级之类的标签。地方永远是局部的、有限的,总是构成批判性考察的前景与背景、文本与语境。最重要的是,地方不是自我显现或透明的。我们可能已经成为,或者将要成为一种涉身的事实(embodied fact)。通过身体这一隐喻,哈拉维突出了一种物质性(materiality),“对我们来说,隐喻不仅是一个研究纲领,而且更为基本地,生物体是一个特殊的信息系统和生物系统。……隐喻和物质性的交织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构成世界的人和非人之间的实践方式。”[2]97由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双重视野(double vision)的重要性,以考察权力、知识及其标准之间的关系,这些标准是技科学主体和客体的制造过程的核心。
三 身体的隐喻与跨界
哈拉维对技科学的主体——谦卑的见证者的分析,是通过“身体的隐喻”完成的。她意识到,依赖于隐喻可以模糊涉身存在的物质关系和物质作用。然而,她力图控制那些隐喻,并通过技科学及其隐喻实现解放的可能性。她借助于信息技术和编码(也是另一种语言隐喻),作为控制意义和重新界定新的世界的方式。而重塑身体,是将技科学应用到人自身的范围。她认为,技术是重塑我们身体符号的主要工具,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信息科学和现代生物技术是由共同的行动建构的——即把世界转换成编码问题,这是对共同语言的寻找。在这种共同语言中,对工具性控制的所有抵抗都会消失,所有的异质性都会被分解、重组、覆盖和交换。”[5]164这些工具体现并加强了新的社会关系,自我也通过语言的力量被制造和重构。
哈拉维也着重强调了“形象化表达”(Figuration)[2]11她认为,所有的语言,包括数学在内,都是可以形象化表达的。“我强调形象化表达,是为了使得所有物质符号的进步,尤其是在技科学时代的进步的修辞性变得明显,并且无法摆脱。”[2]11
哈拉维之所以强调隐喻和形象化表达,是想知道何种身体以及哪种形式的主体能包含在社会关系之中。哈拉维的身体隐喻中有一个简单的表述,就是技科学对我们的身体和物质生命的干预,使我们可以创造意义,并且对这些意义进行争论。“诸如胎儿、芯片/计算机、基因、种族、生态系统、数据库和炸弹这样的客体,都是技科学身体的分子。每一种奇怪的客体都是新近的建构物,或者是物质的-符号的‘知识的客体’,是在技科学的熔炉中,通过异质性的实践锻造出来的。”[2]129通过追踪科学技术的实践和联系的方式,她想知道的是:“在我们技科学的起源的剧本中,谁的身体?哪一个身体?怎样的身体?是人的身体还是非人的身体?是基于硅的身体还是基于碳的身体?这都是至关重要的。”[2]186
《谦卑的见证者》一书的题目就是这种诉求的具体化。她用赛博空间的隐喻,把自己表现为互联网领域的居民,用户名是“谦卑的见证者”。后来,哈拉维把社会语境的建构与自我建构融合在一起,建议进行一种女性主义的技科学实践,这种实践可以用一种技科学的方式重塑(reinvent)身体,重塑的结果就是赛博格。作为技科学身体的隐喻和形象化表达,赛博格的身体成了权力和身份的地图。这种赛博格的身体超越了简单的肉体性,超越了性和性别的约束,因而是超越了自然的身体,也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身体。因为赛博格不只是人-技术或者人-机器的混合体,还是动物的混合体,所以哈拉维在其关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包括了非人类。在赛博格的隐喻中,哈拉维突出的是一种身体“跨界”的概念。“作为知识客体的身体是物质-符号的生发点。它们的边界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具体化。边界是通过绘图实践画出的,‘客体’并非预先如此存在。客体是有边界的。但是,边界在内部移动;边界是微妙的。边界所暂时包括的东西始终保留着对意义和身体的生产性。”[5]200-201哈拉维希望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身体和自身,以便作为赛博格栖居于技科学之中。她希望我们见证其问题,既能控制它,也能使其分解,从而创造出多元的、涉身的观点。在她看来,技科学子宫的后代就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技科学身体的骨髓中的干细胞,因自然与文化、主体与客体、叙事与现实的爆破力而成为存在。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复制和再生,而没有出生。“赛博格的形象化表达可以提供一种走出二元论迷宫的方式,以前我们都是在二元论中解释我们的身体和工具。这不是一个共同语言的梦,而是一个关于强有力的持不同意见者之间沟通的梦。”[1]181
四 哈拉维技科学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哈拉维认为,人不是天生的生物,生物是制造出来的,是一种构造物。“赛博格既是可以拆分的,也是可以重新组装的,是后现代的公共的和个人的自我。这是女性主义者所编码的自我。”[5]163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赛博格的身体因此就成为了普遍化的或者全球化的理论,而是要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关系负责。哈拉维对技科学的可能性的讨论与其对涉身的理解直接相关,但身体本身并非哈拉维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尽管她把“技科学的身体”界定为“生控体”,在这种生控体中发生着内在联系,但她真正想表明的是技科学的整个话语实践,或者实际上是已知宇宙的所有层次。哈拉维的“身体”理论承载了她对科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哈拉维的赛博格隐喻解构了自然和文化的对立,对技术与政治关系进行了再思考。赛博格隐喻将女性身体书写为复制器(replicator)而不是再生器(reproducer),并将其与网络和生殖技术的创造性潜力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可以将我们从“自然主义”的科学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不是自然主义,而是一种文化实践。哈拉维认为,技科学的目标是“有助于把技术和政治之间的边界作为永恒的主题之一,这是在技科学的物质化的叙事领域内部构造情境化知识的义务的一部分”[2]89。她提醒我们注意技术与政治的联系,其用意是不仅要从外部而且要从内部看待科学,了解到总是有些科学的见证者是不可见的,实际上不可能有纯粹的科学与政治。从哈拉维的著作中,不难看出她反对两种对待技术的倾向:一种是对于技术的过度迷恋;一种是拒斥技术。她认为,在技科学中,我们要重点关注并界定什么被看做是技术的,什么被看做是政治的权力。她不是想解决分界问题,而是想打破分界,或者说重新思考分界问题。
其次,是对差异、衍射与批判性思维的强调。通过对技科学及其主体的探寻,哈拉维认为,重要的不只是对技科学本身进行反思,而是对一些异质因素进行区分。这种区分是借助于“衍射”(Diffraction)的隐喻表述的。衍射是一个光学隐喻,是指在世界中进行区分的努力。[2]16哈拉维认为,我们需要在物质-符号的器具中进行区分,衍射技科学的光线,以便得到更多的关于生命和身体的更有希望的介入模式。从差异的领域看,充满了对赛博格身体和情境化知识的希冀和恐惧,但是我们都是谦卑可靠的见证者。我们需要一种批判的科学政治。“批判的”意味着可评价的、公共的、多元的,并且以平等的和异质的福利为导向。由此,哈拉维为每一个个体的和公共的自我确立了一种责任,作为技科学的主体,需要在差异和批判性思维中行动。
哈拉维以独特的方式谈论身体,并重新界定身体的边界,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曾有西方评论家说,你可以喜欢她,也可以厌恶她,但唯独不可忽视她,否则是有风险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了哈拉维理论的独特贡献。当然,作为一个主张“情境化知识”和“强客观性”的女性主义者,从反身性的视角看,其理论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
首先,对技科学方法是否可以克服实践中的严重缺陷,她的态度无论如何还是过于乐观了。比如,她主张“身体不是天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这虽是一种隐喻,但类似的表述很容易被转换成“身体可以被无限制造”,尽管哈拉维可能会否认这是她的本意。这种表述忽视了那些在社会的复杂性中才能被认可的意义,毕竟涉身的个人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另外,把虚构的文本(尤其是科幻小说)看做是文本自身具有革命性的潜力是一种误导,它使体验平面化,并且抽空了体验的意义,因为完全指向自我的意义是没有价值的。
其次,哈拉维仍然内在地假定了一种西方中心论的世界观。她把自我置身于技科学之中,而技科学本质上是植根于西方思想史的。她所描述的图景是以发达世界中的后现代社会为特征的。根本上,赛博格的身体是,并且只是后现代的身体。它是非常复杂的殖民化的身体,是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其他涉身形式的重写的一部分。因此,尽管哈拉维想竭力避免看世界的“客观化”的方式,但还是无法走出或者超越客观的视角。哈拉维依然对科学给予了太多信任,从而使得技科学变成了一种新的宗教,而科幻小说变成了新的宇宙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来说,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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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隐喻 篇4
人类对隐喻的研究源远流长, 在传统隐喻理论中, 隐喻被看做一种语言现象, 是语言自身的问题, 或存在于词汇、语法层面, 或存在于语义、语用层面, 隐喻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文学与修辞学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莱考夫和约翰逊 (G.Lakoff & M.Johnson) 的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为标志, 诞生了认知隐喻理论, 并引导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的隐喻研究热潮。认知隐喻研究是从人类认知角度研究隐喻, 是当代认知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韩礼德 (M.A.K.Halliday) 的语法隐喻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显然与这股隐喻热潮密切相关。语法隐喻是功能语言学对隐喻理论的特有贡献。韩礼德从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入手, 解释语言的“一致式” (congruent) 与“非一致式” (incongruent) 表达, 提出语法隐喻概念。它经历了萌芽、创建和发展三个主要阶段, 不断得到完善, 成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对这两种隐喻理论做一个比较性的研究, 进而证明两种理论研究有着多方面的互补性。
2 语法隐喻理论的发展
语法隐喻一词最早是由韩礼德在《功能语法导论》 (1985) 中提出来的, 但该现象自古就有。以Halliday为首的系统功能语法学派认为隐喻现象不仅限于词汇层面, 也发生在语法层面, 即语法形式或者说是语法范畴发生了转换。韩礼德认为, 语法隐喻指用某一语法形式代替另一语法形式, 它包括语法结构的变化, 也包括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相应词汇变化。语言的隐喻化过程中词 (组) 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化, 变化的是它们的语法性状, 如动词化为名词, 连词化为动词等。韩礼德的语法隐喻模式由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两大类型构成, 概念语法隐喻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以名词形式表达本应由动词和形容词表达的过程 (process) 或性状 (quality) , 人际语法隐喻主要的语言表现形式则是以小句表达本应由副词表达的语气与情态意义, 即将人际意义以命题形式表达出来。简单地说, 概念隐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语言中的名词化现象 (nominalization) , 人际隐喻的表现形式则是“It seems that...”, “I think...”, “It is likely...”之类的句型。
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韩礼德指出语言操用者习以为常的某些表达方式实际上是经历了一连串的语法隐喻转换 (grammatical metaphorization) 之后的结果, 所以他提出了语法隐喻综合征的概念, 对语法隐喻进行重新归类, 共区分13种语法隐喻。从韩礼德对于语法隐喻的重新归类我们可以看出其语法隐喻理论有以下方面的变化。其一, 仅就其词汇语法表现形态来看, 概念语法隐喻不再仅仅指名词化现象, 同时也包括动词到形容词 (包括分词) , 介词到名词、介词词组或连接词到动词以及其他多种转换。用韩礼德自己的话说, 语法隐喻指的是所有从高级阶的词汇语法表达形式向低级阶的转义使用现象, 既包括低级阶的语法隐喻综合征 (lower rank syndromes) , 即我们所说的名词化现象, 也包括高级阶的语法隐喻综合征 (higherrank syndromes) , 如从表达序列 (sequence) 向句子组合 (clause nexus) 向小句的转换 (简单地说就是, 一段文字从复合句向简单句的转换) 。这一改变无疑大大地拓宽了语法隐喻概念的外延, 使得该理论能够说明更多的语言现象。其二, 在13种语法隐喻中有两种涉及到了时态和情态等成分的隐喻式表达。我们知道,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时态和情态系统体现的是语言的人际功能, 而韩礼德 (1985) 在讨论语法隐喻时也提到了人际隐喻的概念。在这一新的理论模式中韩礼德却将与时态和情态相关的隐喻表达形式与其他语法隐喻现象放在一起讨论。实际上, 这种表面上的相互矛盾的情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韩礼德的疏忽;恰恰相反, 它表明韩礼德试图对原有的语法隐喻理论作根本性的革新:摈弃“人际隐喻”的提法, 将所有“级转移” (rankshift) 现象都归入“语法隐喻”这个概念一并予以考察, 而不再与语言的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纯理功能相对应。其三, 在13种语法隐喻中有三种是与连接成分相关的隐喻, 即连接成分向个体、连接成分向形状和连接成分向过程的转换, 而这些转换与马丁 (Martin, 1992) 所说的语篇隐喻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韩礼德一向不太同意“语篇隐喻”的提法, 而这里的归类再次表明韩礼德对此问题的态度:语法隐喻现象是超越小句范畴之外的隐喻性表达形式 (韩礼德最初提出语法隐喻理论时所使用的章节标题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Beyond the clause: The metaphorical modes of expression, Halliday, 1985: 340) , 虽然与语言的三大纯理功能有一定的联系, 却不呈现为一一对应的关系。语法隐喻理论试图在解析语言与世界的隐喻性关系的基础上探讨语言的词汇语法系统是如何重塑人类经验 (reshaping human experience) 并成为意义产生的源泉即意义潜势 (meaning potential) 的。换言之, 语法隐喻理论不仅仅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韩礼德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哲学命题的观点, 有着十分浓重的语言哲学意味。 (严世清, 2002)
3 认知隐喻理论的发展
从人类认知角度谈论隐喻, 最早可以追溯到雪莱 (1792—1822) , 他认为隐喻不是游离于语言之外的一种装饰品, 而是人类体验世界、思维和生活的一种方式, 是人类语言的关键所在。在隐喻研究领域内, 对隐喻认知特征阐述最早、最明确、最系统的人当属理查兹 (Richards) 。他认为, “当人们使用隐喻时, 就把表示两个不同事物的思想放在一起, 这两个思想活跃地相互作用, 其结果就是隐喻的意义”, 他还指出, 传统修辞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隐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思想之间的交流 (intercourse) , 是语境之间的互相作用 (transaction) 。人类的思维是隐喻性的, 它通过对比而进行, 语言中的隐喻由此而来。系统论述隐喻认知理论的代表人物当属莱考夫 (G.Lakoff) 和约翰逊 (M.Johnson) 。他们通过对英语中大量隐喻表达的调查和分析认为:语言就其本质来说是隐喻的;我们的概念系统主要是隐喻性的;我们日常所依据的思维和行动的概念系统, 其本质基本上是隐喻性的 (Lakoff & Johnson, 1950) 。
认知隐喻理论认为, 隐喻不是一种语言现象, 而是一种认知现象。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最重要的特征, 也使得人类对大部分抽象思维的解释成为可能。隐喻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1) 隐喻不是一种语言结构, 而是一种概念结构, 隐喻语言只是概念隐喻的表层表现。 (2) 在语言表达上, 隐喻是一种正常表达方式, 而非对正常表达的偏离。 (3) 隐喻表达的不是相似性, 而是跨域映射:隐喻包含两个域——源域 (source domain) 和目标域 ( target domain) 。前者通常是人们较为熟悉的具体的概念, 后者往往是人们不太熟悉的抽象的概念, 通过将源域映射在目标域上, 目标域从而得到理解。 (4) 意义不一定是字面的, 所以隐喻可以有真值。如在Time is money (时间就是金钱) 中, 时间本身不是钱, 也不是资源, 但它通过隐喻被概念化成像钱一样的资源, 可以像钱一样被浪费、节省、理智地花费、进行预算等等。 (5) 隐喻是基于身体经验的, 它是身体、大脑、心智、生活经验的产物, 因此不具有任意性。 (6) 隐喻具有系统性, 这种系统性表现在语言和概念两个层次上。在语言层次上, 由同一概念隐喻派生出的不同的隐喻表达方式具有系统性;在概念层次上, 存在着概念隐喻内部的系统性和概念隐喻之间的系统性。
尽管认知隐喻与语法隐喻有诸多不同, 但是他们都承认隐喻是一种语义现象, 都试图解答隐喻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意义这一核心问题。
4 两种隐喻之理论比较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 韩礼德与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研究的内容和角度有较大的不同, 但两种理论相互补充, 共同发展了整个隐喻研究。韩礼德认为, 隐喻能给语义组合增添语义特征, 因此隐喻与“一致性”的表达形式之间有着某种系统的关系, 但并不完全同义。他还指出, 语言很可能是从“一致性”的表达形式开始逐步进化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隐喻从一开始便是语言的内在性质之一。韩礼德 (Halliday 1995) 明确指出:语法一方面具有认识世界的功能, 即识别不同现象之间共性的形式 (即结构) , 因此词汇语法范畴 (词项或语法术语) 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物, 是该事物语码化的结果;另一方面, 语法所做的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归类:它将某一群现象看做是相似的, 并将它们与其他现象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 语法是在重塑人类经验, 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建构性。人们通过隐喻认识世界以及语言通过隐喻构建人的认知不仅反映在词汇层面, 而且还体现在语法层面上。这一点也说明了语法隐喻理论对整个隐喻研究的补充作用。
认知语言学认为, 隐喻既是人类认识新事物的需要, 也具有组织人类概念系统和发展人类认知的功能。他们指出:“概念隐喻的主要功能是将推理类型从一个概念域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 并认为概念隐喻在思维和语言中无处不在。通过概念隐喻我们可以不断挖掘事物间各种新的联系, 为认知世界提供一种基本方式, 形成组织经验结构和概念系统的基础, 同时还可用来发展理论体系。因此隐喻不仅是一种话语的修辞现象, 而且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工具和结果。隐喻的认知功能在系统功能语法中被称为“双向的隐喻化过程”。 韩礼德明确指出:语法一方面具有认知世界的功能, 即识别不同现象之间的共性的形式, 因此词汇语法范畴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物, 是该事物语码化的结果。另一方面, 语法所做的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归类:将某一群现象看做是相似的, 并将它们与其他现象区分开来。他所说的这几个方面都与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范畴化、家族相似性等概念相呼应。语法重塑了人类经验, 反映了语言的社会建构性, 从这一点我们看出语法隐喻是着眼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说, 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是互相补充说明的关系, 语法隐喻理论进一步提示了隐喻的认知价值。
5 结论
虽然认知隐喻与语法隐喻有着不同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 我们依然认为它们在语言认知层面上达成了一致, 即二者具有共同的建构主义立场和共同的基本思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在研究的出发点和立场的不同, 这使得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在功能观和隐喻运作机制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总之, 虽然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两种理论虽各自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但它们有着共同的基本思想, 二者在隐喻运作机制上的差异恰恰是对各自隐喻研究的互补。 把二者结合起来考察, 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解释隐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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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隐喻 篇5
自从Lakeoff和Johnson通过《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表达了“隐喻的思维性”这一理念以来, 语言学, 心理学乃至哲学界对于隐喻的研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 一大批语言学专家对于隐喻在言语方面的体现所作的研究已经相当透彻, 所做出的成果及贡献也是相当突出的。但是, “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Lakeoff&Johnson, 1980) , 单纯从语言方面对隐喻进行研究总结, 是无法全面地理解和把握博大精深的隐喻理论的, 多模态隐喻因此应运而生。“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 致力于一直囿于纯语言学的概念隐喻拓展到跨学科的多模态研究平台” (赵秀凤, 2011) 。也就成为了语言学家们今后在隐喻研究方面要做出的全新突破。
广告语篇, 作为应用语篇中较为常见, 且商业气息浓厚的一种, 也体现了跨学科和多模态的特点。因此,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 针对广告语篇进行多模态隐喻分析, 将有助于我们对多模态隐喻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获得全新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商业价值角度来说, 对广告语篇进行多模态隐喻分析, 有利于广告商创作出更具内涵及品味, 能够捕获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商业广告, 从而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汽车广告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大街上竖起的醒目的广告牌, 收音机里传出的特效声, 电视上浮现的令人心潮澎湃的画面,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汽车广告, 其区别表现在模态构建方面。一个德语单词“Das Auto”, 可以被大众汽车引用过来, 作为自己的汽车广告, 并且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体现的是单模态言语隐喻。耗资千万的汽车广告, 在生活中并不鲜见, 其在视觉模态, 听觉模态方面究竟是怎样构建的, 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推敲的。然而, 仅仅研究汽车广告中多模态隐喻的构建过程只是一个“知其然”的过程, 真正做到透彻的分析研究还需要做一个“知其所以然”的研究。在汽车广告多模态隐喻构建过程当中, 需要研究了解的是为什么能够这样构建, 这样构建有什么重要表现意义。
2. 关于多模态隐喻的简介
提到多模态隐喻理论, 首先需要了解概念隐喻理论。概念隐喻理论主张的对诸多现象的概念化, 牢固确立了隐喻形式, 其中本体是抽象的, 喻体是具体的。对于隐喻的理解, 归根结底是由本体向喻体将适宜的特征“绘制”出来的过程。还有一项更近的概念隐喻理论是“综合理论”。与假设喻体和本体范畴不同的是, 它提供了两个或更多的内在空间。内在空间有着相同的和不同的特征, 正是这样的组合, 构建了所谓的“综合空间”理论。“综合空间”理论就是一种模式, 他宣称比隐喻理论更高级的地方就在于它能通晓语言及隐喻的创造性。迄今为止, 它并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但作为一项新成果, 而且考虑到语用修辞等因素, 它还是很有前景的。多模态隐喻, 顾名思义是与单模态隐喻相对应的。为了区分多模态隐喻和单模态隐喻,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模态”的含义。但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因为若被称之为模态, 其后就必有一连串错综复杂的构成因素。多模态隐喻之所以被称为多模态, 其至少有如下所列的几种模态: (1) 图像; (2) 书面; (3) 口语; (4) 姿态; (5) 声音; (6) 音乐; (7) 嗅觉; (8) 味道; (9) 触觉 (Forceville, C&Urios-A-parsi, 2009) 。
3. 英文汽车广告多模态隐喻图像隐喻分析
本节将主要通过对汽车广告多模态隐喻中的图像隐喻分析总结, 来解释说明图像隐喻的构建过程和构建意义。
(1) 奥迪创意广告分析
为了了解这则广告的意义, 我们首先要理解广告所体现出来的主旨及这则广告的目的。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这则广告的书面部分, 以明晰广告的主要意图。“Prepare for the cold with Audi winter tyres”, 中文的意思是“用上奥迪冬季专用车胎, 为抵御严寒做准备”。读完以后, 人们便可以清楚了解广告的意图是为了推广奥迪冬季专用车胎的。
其次, 我们把焦点放到图像部分。不经意一看, 整个图像给我们的感觉像是一个大大的中国结, 下面挂了四个流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 就能发现中国结上面的轮胎纹理。这个中国结是由许多轮胎有机有序组合而成的。作为中国人, 中国结通常出现在像春节这样的喜庆场合, 代表着幸福和和谐。因此, 在这里, 这个由奥迪冬季专用车胎组成的中国结就是源域, 其目标域是幸福和谐。广告商想要表达的意图是:用上奥迪冬季专用轮胎, 你的行车路程会变得更安全快捷, 生活会更幸福和谐。再把视线转到悬挂的四个流苏上。奥迪的标志是四个依次相交的圆环。从我的理解, 我认为这里的四个流苏就象征着奥迪的四环标志。在中国, 流苏象征着尊贵典雅。所以, 象征奥迪标志的流苏是源域, 其目标域是尊贵典雅。广告商想要表达的意图就是, 奥迪是尊贵典雅的体现。
总之, 通过利用中国结作为多模态隐喻的喻体, 广告商意欲传达的信息是:使用奥迪冬季专用轮胎, 我们的生活会幸福和谐;奥迪汽车是尊贵典雅的标志。
可能有人会问, 英文广告为什么要用中国元素作为媒介, 传达自己的广告意图呢?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及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高, 中国元素也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世界人民眼前, 为人们所熟悉。其次, 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也越来越强了, 汽车已经不再像以往一样属于难得的奢侈品[1], 因此像奥迪这样的汽车生产商便开始极力开拓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 而将中国元素引入广告中就算是最好的手段了。
(2) 奔驰Smart创意广告分析
针对本则广告所体现的图像隐喻, 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 我们观察一下图像中两辆汽车的颜色。不难看出, 奔驰Smart汽车车身颜色是绿色的, 而传统汽车车身颜色是灰色的。绿色和灰色能让我们联想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森林和沙漠。森林意味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 沙漠意味着恶劣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环境。其次, 我们观察一下两辆汽车排放出来的尾气所形成的形状。奔驰Smart汽车尾气形状是小小的爱心, 传统汽车尾气形状倒像是个大大的魔鬼。爱心是源域, 其目的域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爱意;魔鬼是源域, 其目的域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威胁。因此广告商的意图是, 通过对比, 开奔驰Smart汽车, 对环境污染更小, 对生态环境更有利。反之, 开传统汽车, 对环境造成污染更大, 对生态环境更不利。
4. 英语汽车广告体现的西方文化特征
通过两则英语汽车广告, 可以解析出他们所体现出的西方文化的如下特征。
(1) 想象力
想象是创作的源泉。奥迪广告将中国结和汽车轮胎, 将中国结下悬挂的流苏与奥迪标志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下大胆细致的想象能力。奔驰Smart广告通过车身颜色及尾气形状的对比, 体现了自身在环境保护方面独到的责任感, 细致入微。
(2) “含蓄”的思维模式
传统意义上来讲, 相比东方思维模式, 西方思维模式是直截了当的。但正是因为有了丰富的想象力的存在, 在有些情况下, 完全直截了当的思维模式便不复存在。从文中的例子我们很容易看出, 奥迪广告并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的轮胎能够在严寒环境下具有怎样的安全性, 而是通过图像隐喻, 将中国结象征的幸福和谐, 应用到了广告中。广告所体现的并非是直白的思维模式而是“含蓄”的思维模式。
5. 结语
总而言之, 本文将多模态隐喻中的图像隐喻在两则广告中的体现进行了细致分析, 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即多模态隐喻究竟为何物, 两则汽车广告所体现的图像隐喻特征, 以及图像隐喻特征背后体现的西方文化特征。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及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汽车广告, 由于其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普遍性及商业价值, 越来越受到普通百姓及商业界的持续关注。汽车广告的类型, 也越来越丰富, 有单纯文字、图文结合、声画结合等多种类型。本文首先介绍了多模态隐喻的基本概念, 发展历程,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然后通过两则英文汽车广告多模态隐喻中图像隐喻的构建过程, 详细阐释说明了多模态隐喻究竟为何物, 旨在通过英文汽车广告的在多模态隐喻中图像隐喻方面的体现来阐释其所体现出来的西方文化。
关键词：多模态隐喻,英语汽车广告,图像隐喻
参考文献
[1]赵秀凤.概念隐喻研究的新发展——多模态隐喻研究——兼评Forceville&Urios-Aparisi《多模态隐喻》[J].外语研究, 2011, (1) .
[2]Lakoff, G.&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科学隐喻 篇6
着的里面发生着怎样的物理或化学的变化, 导致着怎样的结构变革和重组。但是我想他们肯定完成了血肉相依、心灵相通的融合, 成为了天衣无缝的浑然一体。而这个过程却是外人所不能辅之以力, 必得枝干本身主动完成方可。细观我们的教学, 学生知识的获得也断然不是教师告诉所能给予的, 知识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立起来的, 这正如“新枝”与“母体”之间血液与养分的流动一般。怎样使学习者能在原有的经验系统上更好地对新信息进行编码和吸纳, 建构对新知的理解?或者重组因新知的进入而发生的结构变化, 从而丰富对知识的理解?因此, 我觉得课堂中的互动必不可少。
课堂互动是实现学生知识建构的重要形式和过程———这是一个产生想法和发展想法的过程:你的思想会点燃我的思想, 而我的思想又可能丰富、深化或修正你的思想。当我们对一个问题理解意见一致时, 我们就有可能实现由“知”到“信”的转变;当我们的理解和意见不一致时, 则有可能开阔我们的思路、实现对问题的多元理解。实现生生互动, 教师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课改初期, 的生活经历, 比如“大学里有一阵曾经非常喜欢调酒师这个职业”“小时候生长在农村, 父亲是个经验丰富的抽水站管理员, 每到农耕时, 父亲时常会带着我去抽水站开动机器抽水灌溉”, 等等。
莱柯夫和约翰森提出, 隐喻不仅是两个现成事物某一相似之处的比较, 而是这两个事物在整体上相似, 或者说是作为经验完形相似, 它们有多个共同点。就拿“教学如接枝”来说, 接枝将母体上的枝干切开裂口, 又将新枝削成楔形, 然后将新枝插入母枝的体内使之贴合, 而教学是教师如何剖析教材, 分析学生的既有经验, 以及如何通过教学使两者顺利联结, 在整个过程中, “教学如接枝”的隐喻使“教学”和“接枝”两种经验世界不断地碰撞和交融。
教师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时至今日, 我们发现教师又回到了课改前, 教师又一次开始行使着自己的指导权, 又在开始焦急地提前介入。一位出色的教师极少重复学生的回答, 极少提炼学生的回答, 极少把学生的不懂当成懂, 极少把一人的懂视作大家的懂。一位出色的教师有很多的问:你是怎么想的?他的话什么意思?当听到已是正确的答案, 教师也绝不是欣喜若狂地马上进入下一环节, 而是再请人回答。当听到不够理想地答案, 教师也总是坦然自若地等待他说完, 绝不抢话, 更不会加以修饰后作为一个标准答案告诉学生了事。这份神闲气定给学生留下了思维的空间、交流的时间。而在这样的环节中, 我们总会忽略了教师的存在, 却能听到学生的精彩发言;在这样的环节后, 学生完成了对知识的主动建构, 丰富了对知识的全面理解。
教学如什么?首次接触这个问题, 脑中闪现的就是本文的题目“教学如接枝”, 这种感悟来自于听课的感受、来自于自我实践的体会。我坚信教学如能在旧知上生发新知, 使两者生成有机整体, 相信定能像嫁接后形成的植株那样生命力旺盛, 不管遇到多少风雨仍风姿绰约。
值得注意的是, 对教学这种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的经验来说, 我们不仅仅是从一个维度去诠释它, 而是可以从多种喻体, 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来加以诠释, 每一种隐喻都突出了所喻的某些方面而遮蔽了另一些方面, 比如“教学宛如调酒”, 从调酒这个喻体“根据学生的情况来选择酒品和手法”来着重谈教师要因材施教, “教学与旅行”从旅行这个喻体“旅行中各种预期和不预期的风光”来着重谈教学预设与生成问题, “教学如接枝”通过喻体“接枝”以及母枝如何与新枝相契合来侧重谈知识的建构性。“水到渠成话课堂朗读”通过喻体“水泵抽水灌溉农田”“水泵如何发动以及水流的各种形态”来形容朗读的节奏和变化, “语文教学犹如诗歌”则通过“诗歌”喻体“诗意的旅程”来形容语文教学中的美学特征。
当然不排除不同的喻体之间还有交叉, 因为实际上, 人类的各种经验都是有其相似之处的, 比如, “调酒”要根据顾客的口味来, 而“接枝”要观察母枝和新枝的性向, 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教学中的因材施教都有关联。
康纳利和克兰迪宁在《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经验叙事》一书中将隐喻归为一种具体的叙事语言 (除了隐喻外, 书中提到的叙事语言还有意象、个人哲学、规则、实践原则、节奏和叙事主题) , 叙事研究的兴趣在于情境中的“人”, 意味着我们将课程与教学看做是教师在情境中的“经验”。这种经验不是片断的、零碎的, 而是围绕个人生活的一种整体化的经验, 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验, 既有校内的, 也有校外的。“当我们把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时, 我们倾向于以叙事的方式来思考。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包括历史的、解释的和预言未来的故事。道德哲学家麦金太尔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讲故事的动物。’当然, 如果只关注生活的某一部分, 把它与其他部分割裂开来, 那么, 我们既无法看到也无法讲述故事。一旦如此, 我们就在分析和了解各个部分, 无法看到整体上的一致性、连续性、象征性和节奏性。……‘叙事’这一思想允许我们从整体上思考课程情境中的人。叙事是一种生活故事, 它比构成它的那些短小的故事要大, 意义更深远。”[1]25~26叙事是一种富有整体张力的研究方法, 通过叙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教学和生活。它反映了我们的学生观、人生观、世界观、教学观, “我们把教师的行为和实践理解为他们的教学和生活的隐喻的具体化表现。比如, 如果我们把教学看成是栽培花木、训练或者烹饪, 我们的实践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把儿童看成是用来塑造的泥土, 或者是一个队员, 或者是一个旅途中的人, 我们的实践也会有很大的不同。隐喻为一系列课程实践提供结构。”[1]73
隐喻不仅属于语言, 而且属于思想和行动。“我们发24教学管理2008/1
现……隐喻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不仅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之中, 而且渗透在我们的思考和行动之中。”[1]73从远古时期的在各国流传的各式各样的人体式大地神话传说中, 我们不难看出, 隐喻是和肉体相联系的, 如梅洛·庞蒂所言, 这种肉体构制根深蒂固地遗留在我们的语言与思考方式中。不论是“旅行”“水泵抽水灌溉农田”“接枝”“调酒”“诗歌之旅”都调动了教师曾经的生活经历, 体验到的是一种活生生的身体感受, 脑科学研究也表明, 调动不同的身体感官 (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 有利于神经细胞的联结, 能使各种原本不相关的信息融通, 阿瑟尔称之为“完全身体应答”, 我们的身体感官时刻都在同时运作, 对知识的丰富感官经验能形成一种“浸润”状态, 促进人对事物的深层理解和进一步的行动。“隐喻作为一种身体感觉, 能调动多种感官。”隐喻带给他们预先设立的关系, 同时也带给他们积极的情感经历和丰富的感官记忆, 上述一切都是新知识得以镶嵌之所在。所以, 它们也成为“连贯的方式调动所有脑/智力系统的手段”[2]。
因为与身体与感官相关, 相对于逻辑的世界是以“人与自然相分离”为基础, 隐喻或象征的世界中更多地显示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化, 隐喻是一种原始思维的方式, 因为原始人对自然缺乏了解, 他们往往将实际的“感知经验”和未知的“神秘力量”互渗, 即将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合而为一。因此“它 (原始思维) 不喜欢分析, 本质上是一种综合思维, 恒与前知觉、前表象、前关联、前判断紧密结合, 因而忽略‘经验’和‘矛盾’而格外发展了对细节的‘记忆’”[3]。也就是说, 他们的思维实际上是一种感觉和体验, 充满了具体性、情感性和丰富性。和逻辑思维相比, 它趋向于整体性、空间性和类比式。“教学宛如调酒”“教学与旅行”“水到渠成话课堂朗读”“语文教学犹如诗歌”“教学如接枝”五篇文章中很难划分出逻辑层次和先后的因果线性关系, 它们呈现的是一种教师经验的整体性和细节性。
通过回忆、描述表现自己教学的隐喻, 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教学, 有什么样的隐喻, 就有什么样的教学。比如,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的作者帕尔默把课堂中的自己比作牧羊犬, 牧羊犬将羊群带到一块水草丰沃的地方, 让羊群安心吃草、饮水, 并不停地把那些游走于边缘的羊儿驱回, 忠实地守护它们, 提防和阻击危险的入侵者, 当这块草地的草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它继续佑护羊群转移到下一块能找到食物的草地。牧羊犬的隐喻暗示着帕尔默认为教学的意义在于创造学习共同体, 教师在课堂中的任务相当于牧羊犬的任务, 将学生带到一个可以“找到食物的地方”:一组丰富的教学材料, 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 一些设计精巧的练习, 一席不断深入
走向师本:
新课程背景下教研范式的转型
□潘涌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新课程的实施和推广, 自然要求教师教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型。教师是素质教育的直接实施者, 变革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广大教师能否从教学观念、教学行为到教学方法实现一系列的更新, 由此达成自身职业角色的根本转变。在教师教育领域内, 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师训在不同程度上失之于内容的空泛、标准的一统和方法上的简单化灌输, 不能很好地促进广大一线教师顺利成长为适应于新课程的“新生代教师”, 从而提出了“师本培训”[1]的新理念。其实质是人本理念在教师教育领域内的反映, 贯穿着关注人、尊重人和发展人这个新课程所倡导的主题。按此逻辑推理, 在教师教研领域内, 我们尝试提出“以师为本”的教研范式。
一、“师本教研”理念和特征
教研范式是教学研究所普遍拥有的教育哲学观与相应的教研主张的统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尽管实施教学研究的主体不同, 但都秉持着共同的教育哲学观, 以适应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旧的一统化的教研范式与指令型的课程范式相适应, 都是高度垄断的社会体制和
的对话等等。然后, 教师不是一口口喂学生吃下, 而一定要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喂饱自己, 也就是主动地去学习, 当我发现他们已经对这块地方可以学到的知识十分熟悉的时候, 则要适时把他们转换到下一个放牧场去。在这个过程中, 我负责时刻把羊群聚集起来, 对那些迷路的和想要逃走的羊儿要给予特别的注意。此外, 我还要承担保护群体的责任, 消除由外来因素和内在因素给他们学习中带来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在帕尔默主持的工作坊中, 教师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隐喻来描述自己的教学, 比如, 像爬山向导、园丁甚至还有些十分奇特的瀑布、天气系统, 等等。无论是什么, 教师用隐喻表达出自己的教学, 不是抽象地概括成几大点几小点, 而是一种具体的经验叙事。如何确定自己的隐喻呢?可以通过反思自己的实践, 浏览自己收集的资料, 如日记、传记、与他人的书信、访谈记录等等, 去捕捉自己教学的隐喻, 从中你可能不只发现一个隐喻,
水小琴
计划经济的派生物, 忽视了“人”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发展性。在具体的教研主张上, 偏废了教师个体作为研究主体的实践经验和研究个性, 不把教师作为教研主体来对待, 一味要求教师服从于一统化的教研指标和游离于其实践活动的浮泛课题, 使得教师不得不进行着跟着文件走、跟着口号走、跟着任务走的所谓“科研”, 本应鲜活生动、根植实践的教学研究沦为一种“教研时尚”, 其最终的结果是导致了目前泛滥的“教研泡沫化”。
当前, “科研兴校”成为人们共同的期待, “校本教研”由此兴起。其基本要义是, 以学校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学校发展的实际需要为选题范围, 以学校教师作为研究的主要力量, 通过一定的研究程序取得研究成果, 并且将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学校教育教学。[2]也就是说, 校本研究是基于学校、在学校中和为了学校的。应该说相对以前脱离学校实际的课题研究而言, “校本教研”确实发挥了学校教师集体的群体主动性, 科研过程中教师间的讨论和交流, 也确实有利于教师职业素养的提升和职业心态的培养。但随着学校教育研究的深化以及教育对“人”的日益
而是好几个, 有些隐喻之间甚至可能互相冲突, 把它们都详细地写下来。这种写不是很笼统地写上“我的教学如同打开一扇窗”就结束了, 而是要结合自己的实践体验详细地描述, 包括一些细节和情感体验的描写。书中引用了一位教师盖尼尔的“登山隐喻”, 她从选择山脉、登山准备、登山过程, 包括成功和遇险、登山队成员间的关系等各个方面来描述自己的教学, 只有尽可能细致地描写才能洞悉自身的教学, 体现隐喻是如何影响你的教学的。
摘要：通常, 隐喻是作为一种修辞格而存在的。我国的《修辞通鉴》对隐喻的定义是:“比喻之一。即以是、成、为、成为、变成、化成、等于等为常用的名词构成本体喻体之间的关系, 其本体与喻体比类似更贴近, 可以成为一体、等同或附加的关系。它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比喻。”现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表明, 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 还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人类生存和认知的基本方式之一, 它根植于语言、思维和文化之中。在教育理论和著述中, 有许多概念或思想是以隐喻的方式呈现的。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浇灌花朵的园丁”等。在教育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中,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 叙事作为一种富有整体张力的研究方法而收到广泛关注。而隐喻, 如康纳利和克兰迪宁在《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经验叙事》一书中所言, 它正是“一种具体的叙事语言”。通过回忆和描述表现自己对教学的隐喻, 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的教学。本期“前沿”, 刊登五位教师的教学隐喻, 并约请专家由此出发对“教学隐喻”进行阐述。
参考文献
[1]F.迈克尔·康纳利, D.琼·克兰迪宁.教师成为课程研究者[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4.
[2]雷纳特·N.凯恩, 杰弗里·凯恩.创设联结:人脑与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104.
科学隐喻 篇7
我们的语言充满了隐喻表达,我们的思维充满了隐喻机制,隐喻甚至被称为“语言和思维的中心问题”(Zhou et al.,2007)。国内外的隐喻研究从最初的修辞论到现在的认知论,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Lakoff, 1980,1993; Goatly, 1997; Yu, 1998; 束定芳,2000)。随着智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始尝试对语言思维的结构方式和语言理解的心理机制加以计算分析,由此也诞生了对隐喻的计算研究。然而,“自然语言本身的复杂性加之隐喻与人类思维密不可分,使得隐喻计算化研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Zhou et al., 2007: 308)。本文面向隐喻机器理解,以隐喻的机器识别为出发点,兼顾隐喻意义推理的需要,从可形式化和可计算性角度出发对汉语隐喻现象进行再分类研究,并希望构建一种汉语隐喻计算分类体系,旨在为隐喻计算理论研究与隐喻信息处理技术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 汉语隐喻计算分类问题的提出
隐喻的语言表达形式复杂,不同的隐喻表达形式往往需要采用不同的理解策略进行处理。面向形式化计算研究的需要,首先必须根据隐喻机器理解的要求,给出一般情况下汉语隐喻表现形式与理解方式的分类体系,有了可计算的隐喻分类体系,才能有效地完成汉语隐喻语句的机器分类识别及理解。
(一)传统隐喻分类的局限
隐喻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界定。西方的Metaphor多取广义界说,汉语的隐喻则常作为比喻的一种,也称暗喻。然而,在认知思维层面研究隐喻,对于汉语隐喻,我们也将取其广义的界定,因此汉语中与“比”“喻”相关的修辞手法,均归入隐喻这个范畴。
传统修辞学从隐喻的语用效果出发,分类成果丰富,《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列出喻类24种,《修辞通鉴》也列出喻类24类,两者互补长短,喻格多达33种。此外,散见于各类教科书和文章的喻类也相当丰富(王雪梅, 2005)。然而,修辞学上隐喻分类名目杂糅、标准各异,隐喻的修辞功能和语法格式被混杂起来,类别之间相互关联、难以区分。
近代认知心理语言学对隐喻的分类以隐喻的认知功能为基础。Lakoff(1980)将隐喻分为“根隐喻”和“派生隐喻”两大类。此外,西方对隐喻的另一种典型的分类则是根据隐喻在语言中的活跃程度,或称“常规化”(Conventionalization)程度,将隐喻分为“死喻”和“活喻”等种类(Goatly, 1997)。认知分类突出了隐喻的认知特征,但是却将隐喻高度概括为“A is B”的基本式,从而忽略了其具体的语言形式特征。隐喻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思维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因此隐喻的语言形式与隐喻理解也有密切的关系。
从计算角度对隐喻分类还极为少见(杨芸等, 2004)。计算机所需求的隐喻类别要求粒度十分精细,以往作为修辞格或认知概念而进行的隐喻知识传布则在粒度上显得十分粗糙,这对没有“语感”的机器来说几乎不可操作。因此,无论是传统的修辞研究,还是近代的认知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成果,都不能满足隐喻计算研究的需要。
(二)汉语隐喻计算分类面临的主要问题
隐喻理解最终要在思维和认知层面上进行,但实际上隐喻的分析应该详细考虑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称为“语言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Deignan, 2005),表现隐喻语言形式特征,另一个层面即“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Lakoff, 1980;1993),表现思维层面的隐喻认知特点。思维层面的概念隐喻映射最终是通过语言层面的隐喻表达来体现的。面向形式化计算的隐喻研究需要首次对这两个层面加以区分和关联。然而,隐喻语言表达形式的复杂性为需要精确掌握隐喻结构的计算分析带来了困难,这样的困难主要包括:
1.语言隐喻主要成分取值不确定:除隐喻词之外,对本体、喻体和喻底的描述可以为任何单个的词语、任何形式的短语、句子甚至于语篇。如果把语言本体、语言喻体、语言喻底看成是数学上的变量,那么它们的取值集合将是一个无形式化规则的无穷集。
2.语言隐喻各成分出现与否不确定:除了语言隐喻中对喻体的描述必须出现在隐喻单元中之外,语言本体、语言喻底以及隐喻标记都是可省略的,并且省略无确定的规律或约束。
3.隐喻嵌套和递进复用现象普遍:隐喻的嵌套是指在一个语言隐喻中,其语言本体、语言喻体或语言喻底,也构成一个独立的隐喻,如“坦率是批评最灿烂的宝石”;隐喻的递进复用是指在前一个隐喻单元为预设的前提,后面紧跟着其他隐喻单元,作为对前一个隐喻的扩充与发展。前一个隐喻所描述的意义被后面的隐喻直接使用,或由此再生成了另外一个相关的隐喻,如“嵩山像一朵莲花,少林寺就建在莲花之上”。(杨芸等,2007)
隐喻的计算分类需要从动态的不确定隐喻语言形式中寻找静态的内在规律,并抽象成一种判断的标准,为能满足隐喻的识别以及释义需要的计算分类服务。
三 计算分类的依据
从认知心理学角度看,人们理解语言结构和接受语言信息的过程是依照一种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势不断期待的过程。当我们听某个词汇时,便会期待着另一个与之相关的词汇出现。如果出现的词汇违背了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大脑便不得不做出某种暂时的调整来接受这种不合常规的信息,在面对这样一种不合常规认知的内容出现的时候,便试图摒弃不协调和不兼容的部分,并尽力在非常规的隐含层面上寻找话旨和载体之间可协调和可兼容的语义特征。
(一)心理学基础:隐喻识别心理触发过程
隐喻就是一种不合常规认知的语言结构,那么隐喻究竟是如何触发人们对其非常规认知的辨识的呢?经过心理学的分析和实验我们得出不同的隐喻识别被触发的共性:人们实际上是简单利用语法搭配信息和浅层的事物类别属性信息来完成对隐喻的辨识,也就是说,隐喻的识别是通过发觉隐喻话语单元中相互指称或搭配的成分之间出现了异于常规认知的异常来触发的,而更深层的认知和类比推理则是在过渡到隐喻分析以及释义阶段才进行调用。该假设的一个直观表象就是人们能快速地对一个语句是否为隐喻做出判断,而在被要求解释隐喻真实含义时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里所提出的“指称”和“搭配”异常,实际上可以作为不同语言表现形式下的隐喻之所以都能触发人们对它们的辨识的一种共性。
(二)隐喻识别的可模式化
我们试图以隐喻识别触发的共性为基础,通过从共性中寻找不同的触发方式来寻求隐喻计算类别的划分办法。从隐喻识别心理过程的无差别性我们推出隐喻识别的可模式化假设:所有的隐喻现象不可能被全部记录和掌握下来,人们通过发现语言单元中相应成分之间存在的表层语义关系和搭配模式上的异常来掌握对隐喻的辨识。
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隐喻语料进行依存句法的分割和标注,经过对500句汉语隐喻句(厦门大学MAC实验室汉语隐喻句库,李剑锋,2007),约1000个隐喻单元的依存句法分析发现,一个隐喻单元(不仅限于一句话,短语或单、复句都可以成为一个隐喻单元)中隐喻相关成分之间的依存结构关系,相对于隐喻语言形式的复杂性表现形式来讲,是相对封闭和有限的。形态和意义差别极大的隐喻句在进行依存结构化之后,其隐喻相关成分之间的依存关系却可以统一起来。图1是隐喻单元增长与依存结构增长比较图,从统计角度直观地说明了隐喻单元语言表达模式是相对有限的。
(三)隐喻角色依存模式
1.隐喻角色的定义
为了描述隐喻结构模式化方法,我们需要给出一些定义。由于通常所讲的隐喻的本体、喻体对应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概念,喻底通常是本体或喻体的相似特征或属性的揭示,它们属于认知层面的定义。隐喻形式化计算面向的是隐喻话语单元,在一个隐喻单元中,本体、喻体和喻底都是由词语来表示,为了将计算对象具体化,我们将本体、喻体、喻底和隐喻词的表达形式定义为相应的“隐喻角色”,如图2所示。
本体角色:隐喻语言单元中用来指示本体的语言描述。这里提出“本体的语言描述”,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本体概念在隐喻单元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映射该本体的属于其范畴内的内容。
喻体角色:隐喻语言单元中用来指示喻体的语言描述。例如:隐喻“寂寞在唱歌”中,本体是“寂寞”,实际的喻体为“唱歌”的常规实施者——“人”,而喻体“人”这个概念并没有直接出现,而是由“唱歌”来指向。
喻底角色:隐喻语言单元中用来揭示喻底的语言描述。
标记角色:隐喻语言单元中用来标识隐喻词。
隐喻角色(本体角色、喻体角色、喻底角色和标记角色)是隐喻的语言表达成分,它们由语言字符串构成,并映射到认知世界中的本体、喻体和喻底等实体。
2.隐喻角色依存分析方法
结合隐喻角色和依存文法(Robinson,1970;周昌乐,2003),我们给出“隐喻角色依存分析方法”,旨在发现一个隐喻单元中的隐喻依存中心,并寻找各隐喻角色及隐喻角色之间的依存关系,具体描述如下:
(1)一个隐喻单元,有且只有一个独立的中心成分,其他成分依存于该中心,如图3b中标记角色“像”就是该隐喻单元的中心,在隐喻单元被结构化为一颗依存树之后,其中心为依存树的树根。
(2)每个隐喻角色可以是词语、短语、句子,其内部也有一个独立的中心成分。隐喻角色以其角色中心词为根构成隐喻单元中的一颗子树,通过子树的根便能标记整棵子树,也就是找到隐喻角色的中心词便能找出完整的隐喻角色。
(3)隐喻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依存关系通过各角色子树的树根之间的依存关系构成,如图3b中,“他巴望毕业”是整个隐喻单元的本体角色,本体角色与标记角色形成主谓依存关系(标记为SBV),由本体角色中心“巴望”与标记角色中心“像”直接构成。
说明:图中节点内部为对应的词语的词性,词性标注采用863词性标注体系,节点之间相连的边 表示节点之间存在依存关系,边上的标记为依存标记,见附录。
以“他巴望着毕业就像囚犯巴望重获自由一样”为例。如图3所示,该句被结构化为一棵依存句法树,树根“vx(像)”为隐喻单元中心,本身为隐喻标记角色(由Met-m标记),左右分别有两棵子树:本体角色(由Met-t标记)和喻体角色(由Met-v标记)。在Met-t子树中,树根“vg”为本体角色中心,直接与“vx”相连,vg树根以下成分均依存于它。
隐喻角色分析方法通过将隐喻单元模式化,把复杂的隐喻语言描述转化为树及子树与子树之间的依存组合模式,那么隐喻的识别就转化为从模式中寻找各个对应中心之间的依存关系,然后比较这样的依存关系是否存在异于常规的搭配。
四 基于隐喻角色依存模式的汉语隐喻计算分类体系
隐喻的计算分类研究应重新确认语言形式和语言运用的重要性,重视语言各个层次,即词汇层面、句子层面和语篇层面;重视隐喻理解的各个环节,即识别环节、分析推理环节和意义生成环节。“隐喻角色依存分析方法”体现了隐喻产生和触发的共性,同时具有计算可操作性。本文以“隐喻角色依存模式”为计算分类的分类标准,并由此构建计算分类体系。
根据隐喻触发的两大特征:指称异常和搭配异常,我们首先将汉语隐喻现象划分为两大系别,分别是“非常规指称型隐喻”和“非常规搭配型隐喻”。在两大隐喻系别之内,再根据具体的隐喻角色句法依存模式的特征,最终形成32种细化子类(模式)。每个子类均可为一个独立的隐喻单元,而隐喻嵌套与递进复用现象将通过子类间的相互嵌入与组合来完成。
(一)非常规指称型隐喻
非常规指称型隐喻是在一个指称型语言结构中,被指称事物由通常情况下不会指称它的事物来指称,主要有:由指称动词(由vx标记,包括:是/不是、变成、成为、当成、当作等)连接两事物构成的指称依存结构;由同位关系构成的指称结构;间接指称形式,由“像……”或“像……一样”引导一个状语或补语,与主语或宾语形成间接指称关系。该系列的隐喻被细化为21种角色依存模式,详见表1所示。由于篇幅关系,部分模式图及依存句法分析图略去。
从结构上看,非常规指称型隐喻通过直接指称和间接指称两种方式实现。从指称关系双方的特征上看,又有4种组合:“物被物指称”“事被事指称”“物被事指称”“事被物指称”。4种组合中以“物被物指称”和“事被事指称”为主。
(二)非常规语义搭配型隐喻
非常规语义搭配型隐喻指的是一个语言单元中各成分之间符合语法约束条件,但意义的关联与人们的常规认知相冲突,由此引发的隐喻。这一类隐喻常发生在主谓、述宾、主谓宾、定中、状中和述补等搭配关系中的隐喻。在非常规搭配中,虽然“语法”搭配异常也可导致隐喻的形成,如“生活可以很香港”。但是,从隐喻语料的分析来看,语法异常的隐喻极为少见,通常被当作语法错误而较易判定。因此,本文在分类中暂不考虑语法类隐喻现象。根据语言表达的差异,我们将该系列隐喻细化为11种角色依存模式,详见表2。由于篇幅关系,部分模式图及依存句法分析图略去。
由非常规语义搭配引发的隐喻,其辨识更为复杂,因为这类隐喻不仅涉及人们对万物类别范畴的认知,还涉及万物特定属性的认知。但依存模式清晰地给出了可能的搭配及搭配双方的依存关系,因而也有利于计算实现。
五 结论与意义
计算方法已经成为语言认知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相对于国外较早的隐喻计算研究,汉语隐喻的计算研究才刚刚兴起。本文在对隐喻的具体语言形式和隐喻识别心理过程的研究基础上,区分隐喻理解的两个不同层面,提出了“隐喻角色”以及“隐喻角色依存分析方法”,将隐喻的语言表达与隐喻的思维机制区分开来并建立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并由此提出“隐喻角色依存模式”分类标准,构建汉语隐喻计算分类体系,包括两大系别和32种类别模式。
由于隐喻语料库规模的限制,加之汉语言自身的复杂性,计算分类体系还有概括不到的地方,也无法精确而完备地再现隐喻表达的全部风貌,但是这项工作对于隐喻机器理解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以该分类体系为基础,我们进一步研究了隐喻计算相关理论和技术,完成了隐喻识别与解释计算模型的构建和汉语隐喻计算系统的开发(杨芸,2008)。
附录:词性标注体系(863)及依存句法标记
摘要：本文在论述汉语隐喻计算分类所依据的心理学和语言学基础上,提出“隐喻角色”的概念及“隐喻角色依存”的隐喻分析模式化方法,将隐喻的语言表达形式和隐喻意义的认知推理两个层面加以区别和关联,由此构建“基于隐喻角色依存模式”的汉语隐喻计算分类标准及计算分类体系。该分类体系的提出对隐喻信息自动识别和意义推理有着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科学隐喻 篇8
关键词：《红楼梦》,概念隐喻,人名,文化语境,文学语境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 而隐喻正是其成就的关键。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全译本为其英译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 产生了许多相关论文。然而这些论文很少涉及到“隐喻”、“隐语”的翻译问题, 且一般是从修辞观或语言层面进行探讨, 并未涉及作者的创作思维、作品的主题思想以及人物形象, 因而不能从根本上阐述隐喻翻译中理解与表达的矛盾。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基本方式。这种认识促使隐喻研究开始从修辞观转向认知观。Lakoff提出的“概念隐喻” (conceptual metaphor) 理论为隐喻翻译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启示。从这种隐喻理论出发, 隐喻不仅是《红楼梦》文学作品的理论艺术, 也是作者独特的创作思维表现。基于概念隐喻理论, 该文从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角度对《红楼梦》人名隐喻的英译进行探讨, 通过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两个方面分析霍克斯译本人名隐喻的英译, 评析翻译结果的优劣得失。
1 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首先由Lakoff&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提出, 它强调的是发生在人类思维层面的隐喻, 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 (mapping) 。其中具体的概念域被称为源域 (source domain) , 而抽象的概念域就是目标域 (target domain) 。源域和目标域是隐喻的两个组成部分, 目标域通过源域得以理解。例如在“人生是舞台”这个隐喻中, “人生”是目标域, “舞台”是源域, “人生”为抽象概念, “舞台”为具体概念, 目标域“人生”通过源域“舞台”得以理解。
概念隐喻的语言实现包括单词、短语、句子。例如,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宝玉又想起邢袖烟已择了夫婿一事, ……不过二年, 便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了……这里“绿叶成荫子满枝”表达“生命是植物”这一概念隐喻, 用自然界树木的生长、开花、结果来比喻人类成熟、结婚、繁衍的生命历程, 形象地传达了宝玉关于人生的情感和理念。
2 概念隐喻视角下的隐喻翻译研究
概念隐喻基于民族文化认知体验而产生, 其表达是日常语言的基本部分。因此其翻译活动受到社会、民族文化、文学传统等因素影响, 涉及到译者的认知能力、文化价值取向、审美取向等方面。
隐喻翻译明显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尽管译者与作者生活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中不同, 但隐喻移植偶尔也是可能的, 原因在于不同文化之间有相同的文化认知体验和生理体验, 概念隐喻也可能类似。例如:“水”是英汉两个民族都熟悉的事物, 感知体验相似, 这就使隐喻“爱情是水”可以移植为英文“Love is water”, 因此“柔情似水”可译为“tender and soft as water”, 译语读者能够毫无障碍接受。但以汉、英为母语的两种文化认知体验必然存在多方面的差异, 这就造成了不同语言及文化之间会有一些隐喻难以移植或转换。例如, 汉语文化中, “紫鹃”象征“执着、忠贞”, 而英语文化中却指“戴绿帽子者”, 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不得不让Hawkes将黛玉的忠仆“紫鹃”译成“夜鹰” (Nightingale) 。
文学语境是影响隐喻翻译的另一个因素。认知语言学总是在一定的上下文语境中处理文本。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 因此是文本不可或缺的成分;而作品为了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 表现主题思想, 通常会运用更多的隐喻。因此上下文语境和文学语境在进行隐喻翻译时必须考察的因素。此外,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认知主体, 其个性化的知识背景、心理状态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文本的理解与表达。
3《红楼梦》人名隐喻的英译研究
3.1《红楼梦》人名隐喻
《红楼梦》人物命名方法有四种:其一, 谐音法。例如“甄英莲”—真应怜, 意即她一生遭际实在可怜。其二, 用典法。小说中主要人物贾宝玉及金陵十二钗之名大多取自诗词名典。例如贾宝玉之名见之于 (唐) 岑参《送张子尉南海》:“此乡多宝玉, 慎莫厌清贫”。其三, 职业命名法。例如:抱琴、司棋、待书、入画, “琴棋书画”, 贾府四位小姐的侍女与侍奉的主人身份、喜好相关。其四, 盖棺定论法。作者根据一定的人物性格特征以及各个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表现, 评价性地赋予其“溢号”, 例如:敏探春、贤宝钗、情哥哥、痴女儿、冷郎君、贤袭人、勇晴雯、俏平儿, 等等。总而言之, 《红楼梦》的人名不但具有称谓功能, 更多的是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能更好地体现作品的主题、反映人物的性格与形象特点。
3.2《红楼梦》人名隐喻的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
《红楼梦》人名隐喻是艺术创造, 也是汉语文化语境下的产物, 具体表现为:1) “姓氏”反映了家族文化与社会等级制。“护官符”形象地反映了清朝姓氏“门第”观念及社会等级制的新内容。2) 基本反映了阴阳和谐这一哲学理念。《红楼梦》女性人名大多体现阴柔之美。3) 以“字号”表达人生志向、兴趣爱好或性格特征。例如, 贾府大家长贾政字“存周”, 他正是格守“周礼”的封建卫道士形象。
要研究《红楼梦》的人名隐喻必须要考察人名隐喻的文学语境。所谓文学语境指的是作品的主题、作品人物形象、作者审美倾向和写作风格, 以及作品所遵循的文学传统等。人名隐喻的存在就是服务这些因素, 也只有在这些因素下才能发挥作用。离开了《红楼梦》, 人名隐喻将无从解读。反过来, 没有人名隐喻, 《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也不会那么个性鲜明, 主题也不会那么突出, 小说的艺术成就也会因此明显降低。
3.3 概念隐喻视角下《红楼梦》人名隐喻英译
霍克斯译本兼用音译法和意译法, 并根据人物的阶级地位来划分音译和意译人群。霍克斯采用音译法, 而且是汉语拼音系统, 来翻译社会地位高的人物 (主子阶层) , 以及具有人身自由的人物的人名。例如:Bao Yu, Bao Chai, Dai Yu, Tan Chun, 等等。而丫环、小厮以及和尚、尼姑、艺人等都采用了意译法。霍克斯还根据人物职业、身份等运用了不同的意译系统, 比如和尚、尼姑的名字采用拉丁语、希腊语翻译, 僧、道之名使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梵语翻译, 而用法语词翻译“红楼十二艺人”的艺名。这种意译系统能够更好地区别人物的社会地位高低, 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本土文化, 再现了原作的语言特色。
在翻译人名隐喻的过程中, 有时交织的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会发生冲突。例如, “霍启”被霍克斯译为“Calamity” (灾祸) , 这一译法从文学语境的角度来看无可指摘, 而从文化语境来看的话则不可取, 因为中国封建家庭的主人通常给家奴取名都是“吉祥”“如意”等吉利的名字, 绝不会取“灾祸”这种不吉不利之名的。
因此, 译者在这种语境相互冲突时应当慎之又慎。当译文与文化语境明显相悖时, 应当采取音译加注的方式进行翻译。如上例中, 为了保持原人名的寓意, 最好加上注解, 虽然繁琐, 因类似极端例子数目较少, 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3.3.1 音译之失
音译首先使美学效果丧失。《红楼梦》主要人物的姓名字号有着独特的审美效果。而霍克斯对该群体主要采取了音译法, 仅表现了基本的称谓功能。例如林黛玉的名与字, 即“黛”与“颦”, 有着内在照应关系, 霍克斯分别音译为Dai Yu、意译为Frowner, 名与字内在的对应关系很明显已经不存在了, 名字中包含的文学意蕴也丢失了。另外, 《红楼梦》人名隐喻的一大特色就是谐音人名, 其不仅体现了该人物群体的个体形象以及性格特征, 而且还蕴含着作者的爱憎以及是非观。霍克斯对该群体人名都采用音译, 没有加上注解, 如此一来, 英语读者无从领略奥妙所在, 人名隐喻的含义与作用因此也丧失了。
3.3.2 意译之得
霍克斯对“美谥”的翻译基本上采用了意译法, 其意译有两种方式:语义对应的意译法和语义转换加情节补偿。这两种方式都再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浪荡子”和“勇晴雯”都采取了语义对应方式, 分别译成“a flirt”和“brave Skybright”, 契合具体的人物形象。霍克斯还根据章回题目相应的故事情节对“美谥”的译文进行了信息补偿。另外, 霍克斯还根据人物职业、身份等运用了不同的意译系统, 比如和尚、尼姑的名字采用拉丁语、希腊语翻译, 僧、道之名使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梵语翻译, 而用法语词翻译“红楼十二艺人”的艺名。这种意译系统能够更好地区别人物的社会地位高低,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语境的制约, 更好地保留了本土文化, 再现了原作的语言特色, 同时有助于传达人名隐喻的文学信息。
4 结论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概念隐喻理论角度对《红楼梦》人名隐喻的英译进行探讨, 通过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两个方面分析霍克斯译本人名隐喻的英译, 评析翻译结果的优劣得失。《红楼梦》人名的成功翻译需要兼顾普遍的文化语境和特定的文学语境。谐音人名可以音译, 但应加注解;或者选择语义对应的意译, 以实现再现人名隐喻的目的。意译法需兼顾上述文化语境与文学语境, 译者在以上两种因素发生冲突时应当慎重取舍, 以期最大程度避免误导读者, 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的基本文化和文学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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