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精选12篇）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1

一、法律信仰概述

( 一) 法律信仰的概念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法律信仰并非是现代才兴起的产物, 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出现了此概念的雏形, 指人们把法律作为行为的最高准则和根本出发点。其即民众内心相信法律是公平正义的, 愿意把其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另外他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第一个想到的是寻求司法的救济。法律是行为价值评判的唯一标准, 不可越过法律做出非法律的评价。法律是一种信仰, 信仰的前提是相信。无论遭受多大侵害和屈辱, 仍应坚持相信法律, 以法律程序为平台, 正视、捍卫自己的权利, 进而培育起对法律的信仰和情感。

信仰指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 且奉它为行为准则; 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 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古希腊时信仰已成为一个议题, 苏格拉底云: " 未经审视的生命不值得活。" 信仰始于宗教领域, 在宗教政治国家中, 宗教信仰是统治阶级强行加于社会的思想钳制乃至于行为枷锁, 愚弄教化民众相信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异化塑造的神。人最大的自由即是思想, 总有一些人在思考着为什么, 为什么的我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是这样的?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人们开始思考权利义务的来源, 大规模的反宗教君主残暴统治的运动兴起。此过程中法律及法律信仰开始被频繁地提及, 基于社会契约理论, 民众开始作为社会大合同的签订者站在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与其较量, 争取自己的权利义务。

( 二) 苏格拉底的法律信仰

谈及法律信仰必然涉及到法律人的法律信仰及社会大众的法律信仰。在西方古代史中, 苏格拉底在死亡面前他的自信和坦然自若都让人深信他是正义的乃至正义的化身。苏格拉底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雅典法庭的陪审团认为他犯了谩神和破坏青年的罪名。他不肯向法庭作丝毫的妥协, 他坚持自己是清白无罪的, 他并没有恳求法庭开恩, 而是说服法官①。最终陪审团被他的自信激怒了, 进而被死刑。弟子和朋友策划助其越狱, 苏格拉底却不肯接受, 于他看来法律一旦裁决就生效了, 任何人都要遵守, 而非逃避法律的制裁。纵使这项制度指引下的裁判是错误的, 亦不可逃避法律的制裁。

二、恶法遵守的问题

( 一) 恶法的概念

法的目的在于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 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种重要工具。社会契约论认为民众转让一些权利建立国家, 法规范国家的行为也规范个体的行为, 总之法是我们更好地生活的保障。在笔者看来法律的目的无非是从众多混乱的行为中抽象出一种规律, 作为行为者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继而才创造出一种社会秩序。但法律的制定毕竟是基于社会契约的权力建构由民众让渡给一部分人的, 这部分人往往更多地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思考法律的制定, 而民众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均匀奔于生计或教育资源的不公平配置, 他们并没有也不能发现制定出来的法律在侵害甚至蚕食他们的权益。即此法是恶法。

( 二) 恶法的性质及遵守

恶法到底应不应该被遵守呢? 这便引申出了自然法学派与分析法学派一直所争议的古老话题—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法律中的正义, 即道德成分是作为公民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的重要依据, 法律的道德内涵是公民自觉守法前提。与道德意愿相悖的法律, 定会丧失存在的意义, 没人愿遵守不良的法律②。分析法学派则认为, 道德与法律不存在实质的关系, 两种规范都有各自的评价标准, 因此, 不能让道德来评价法律的好坏。法律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具有其自身严谨的程序及逻辑紧密的内容, 公民都应自觉遵守法律。其代表学者奥斯丁更是认为, 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其程序是否正当③。

法律信仰中的法律到底包不包括恶法? 众所周知, 恶法所引起的“孙志刚事件”, 因为荒唐的三证 ( 身份证、暂住证、用工证明) 而被带到收容三日, 而后丧失宝贵的生命, 就是因为一部《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这21 世纪竟然存在着这样一部法律, 虽终被废止, 但仍值得深思: 年轻生命的陨落到底是谁的错? 从大街上把他带走的警察, 收容站的工作人员, 还是救助站的医护人员? 答案显而易见—这部不合时宜的法律。

我们遵守法律, 究其原因是我们愿意遵守, 至少是愿意忍受, 这就是“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美国独立宣言》指出: “政府的正当权力, 系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依该理论而言, 当代社会的各机关都由社会民众所选举, 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能与人民的意志相左, 人民享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从而得以撤销侵犯民众利益的恶法。对该类法律的反抗, 既可以是直接的不遵守也可以游行罢工等积极和平的间接反抗。不仅可以批评脱离社会实际的不科学的法, 也可以批评良法下的恶法之治。批评是个人 ( 包括执法者) 固有的权利, 禁止或限制对法律的批评是政治黑暗和整个法律制度邪恶的证据。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掐断了以平和手段修改或者撤销不良执法的路径。在我看来所谓恶法本身并非恶意侵害民众利益, 而仅是在社会治理或是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考虑不全面或是对法益的权衡生出现偏差而出现的不合理不科学的法律。

其实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恶法并不是很多, 却较多地存在着恶人执良法的现象。2012 年6 月陕西安康市镇坪县的工作人员强行引产了村民冯建梅7 个月大的女儿, 该行为引起社会各界一片哗然, 但最终处理结果却只是赔礼道歉、给予经济补偿、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员。近年爆出的冤假错案, 浙江省张氏叔侄被刑讯逼供入狱十年才得以平反, 出狱时已然与社会脱节, 最终只是得到了国家的道歉和赔偿, 相关人员只是予以行政处分。张高平说他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现在的没有答复, 最终会有结果的。但是倘若他没能申诉成功, 出狱后会如何呢, 会不会报复社会? 每一个犯罪行为都好比往法律这条神圣的河里倒入垃圾, 一次不公正的误判就从源头上弄脏了水源。后面曝出来的内蒙呼伦格勒、聂树斌的案子, 足以反映我国司法的不严谨, 缺少对法律的敬畏对人权的尊重。呼伦格勒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丧失了生命, 正名平反不能挽回他的生命, 经济赔偿也换不回父母失去儿子的痛楚, 也不能掩盖部分司法人员的丑恶嘴脸。此类事件引人深思: 倘若被法律或执法者冤枉时、被法律剥夺生命时, 我们该如何。如果选择逃避法律的制裁, 那就触犯了其他罪名 ( 如脱逃罪) 。但如果我们选择接受良法下的恶意判决, 可能就要丧失生命。这无疑是对民众的拷问, 同时也是对立法司法者的警示, 倘若良法下的恶意伤人泛滥必然会造成社会倒退混乱, 回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的时代, 精心建构的社会形态轰然倒塌。

正如欧内斯特·比埃里所说: “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障碍不是宪法或者法律的缺陷, 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当前社会我们国家缺少的并不是法律, 而是对于法律的信仰, 一个国家民族若对出台的法律漠不关心, 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制往往是不够完备的, 社会民众的法律意识是不够的。当“我相信法律”成为一个社会格言时, 法律的权威才可以说建构起来, 法律的信仰才可以说形成了。

法律信仰是人类对历史与传统反思之后产生的一种理性追求, 是把法律作为第一信念, 而取代权力信仰, 金钱信仰④。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及皇权大于法、宗法等级、人治大于法治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价值体系, 潜移默化地渗进人们的思想并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皇权至上的权利本位的价值体系和更倾向伦理亲情的观念, 导致对企图通过法律去协调人际关系的做法避而远之, 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 人们总会出现权力、伦理高于法律等的认识, 如王亚南先生所释: “在中国, 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 而是由人治与礼治替代法治。”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 自然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 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所以, 现代中国更需要法律被信仰这一理念。

三、法律信仰的培养机制

( 一) 民众参与立法有利于培养法意识

立法的主体是民众, 立法时的民众参与是立法正义价值的崇高体现和有效保障。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不同的利益需求、价值取向、意志主张, 只有寻求社会大众需求意志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法律。提高民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 建立通畅的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参与机制, 在民主法治的框架下, 将那些不同的诉求、取向和主张, 利用科学的立法方法与技术协调、凝聚、提升为法律规范和国家意志。我们需认识到, 立法权是人民的权利扩展, 动员广大民众参与立法既是法治国家的要求, 同时也是法治宣传与教育的良好。立法机关应采取各种手段广开言路, 听取社会各界的声音, 从而在民众的参与中制定出符合保障社会大众的科学的法律。

( 二) 增强执法者的法律信仰

执法者是法律信仰的培育的中间环节, 倘若执法者不能正确地理解法律, 而是错误地认为领导大于天或认为对于法律的小小变通, 那么对于法治社会的构建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此, 即便是一部良法也将变成良法恶治, 最终导致民众对政府丧失信任。第一, 要提高执法者自身的素质, 严格执法人才的引进机制, 进行岗前的执法技能、法治理念、人权观念等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定期进行执业水平考核, 辞退民众不满意的执法者。第二, 加大违法执法的成本, 建立责任终身制。完善内外部的监督管理机制, 对于执法不严或者违法执法者坚决一查到底, 营造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环境。

( 三) 法律信仰源自司法公正的彰显

司法救济是社会救济的最后一个手段,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失守, 社会难免回复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野蛮丛林治理状态。这也就是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 “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 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 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⑤”毋庸置疑, 民众对现在中国的司法状况有诸多不满。部分法官对法律缺乏起码的敬畏, 丧失最基本的职业道德—批条子、打招呼、跑关系, 在他们眼里权大于法, 钱重于法, 情过于法, 甚至甘心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 导致同案不同判, 出现一起起的冤假错案。原本, 那些走进法庭弱势无助的受害者, 都把法律作为维护尊严和合法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都把法官想象为公正无私、惩恶扬善的“包拯”形象。但是司法腐败, 不仅严重地动摇威胁着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 也极大地扭曲消解着人们的公平观念、法治意识。

四、结语

一个人没有信仰无异于没有灵魂的驱壳, 而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信仰便不能真正地具有民主和法治。法律权威源自人民的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与我们而言, 想要建设成法治中国, 就必须激发起公民对法律的热情,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 进而以公民内心的信仰作为“地基”支撑起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 就让我们怀着这种期盼与决心培养起公众的法律信仰, 建设成愈加完善的法治国度。

参考文献

[1]包利民.公共理性信仰与信念——从罗尔斯的宗教观谈起[J].哲学研究, 2003 (5) .

[2]柏拉图著, 余灵灵译.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柏拉图对话.上海三联书店, 1988.

[3]伯尔蔓著,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北京三联书店, 1991.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199.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2

我国对网络隐私权保护的现有法律资源

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我国隐私权的文化、法律基础相当薄弱，我国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也较为淡漠，至今没有隐私权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更谈不上网络隐私权的专门立法了。20 世纪的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法律生活逐步走上正轨，隐私权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才逐步开始散见于我国的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迅速觉醒，隐私权的保护问题逐渐突显在国人面前，并受到了学者的重视和立法界的肯定。目前，我国己初步建立了一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体系。

首先，《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在保护隐私权方面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第 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里的“人格尊严”应当包括公民的隐私尊严；第 3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此条保护的是公民的安居权，也属于隐私权的内容；第 40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此条保护的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秘密权。这些规定为保护公民隐私权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次，我国民法并未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民法通则》人身权一节中规定了各种人格权，却没有隐私权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缺憾。为了弥补这一立法缺陷，司法机关试图通过司法解释来填补这一空白，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有所依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40 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若干问题的解答》第 7 条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这是用名誉权的方式对隐私权进行的间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1 年 3 月发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隐私权作了具有突破性的解释。

该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即。人们认为“这是我国法律文件第一次明文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来予以保护。”但是，该解释仍未从法律上确立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民事权利的地位，隐私权仍不能与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并列，这又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再次，在刑法领域，《刑法》第 245 条规定“对于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 252 条规定“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 253 条规定“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在诉讼法方面，《刑事诉讼法》第 152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民事诉讼法》第66 条规定“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

第 120 条规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都有关于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可见，诉讼法对隐私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隐私案件的不公开审理上；最后，在其他法律部门，涉及隐私权的规定有如下几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0 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39 条规定“妇女的名誉权

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在这些关于合法权益保护的条文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隐私保护制度的完善，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一些有关网络的法律法规:1997 年 12 月 8 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 18 条规定“用户应当服从接入单位的管理，遵守用户守则，不得擅自进入未经许可的计算机系统，篡改他人信息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同年 12 月30 日生效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 7 条规定“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 58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从事窃取或者破坏他人信息、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2000 年 12 月 28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及非法截获、篡改、删除他人的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数据资料，侵犯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可以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这体现了我国关于网络隐私权立法的成熟和与国际接轨的趋势。200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信息产业部《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第 20 条规定“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的保密规定，建立完善的保密制度。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对电子签名人和电子签名依赖方的资料，负有保密的义务。”该条对电子认证服务机构的保密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2006 年 3 月 30 日起施行的信息产业部《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第 9 条规定“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提供者对用户的个人注册信息和互联网电子邮件地址，负有保密的义务。”对实践中网络用户收到大量垃圾邮件的情形予以关注，并对邮件服务提供者提出了保密要求。2009 年 12 月 26 日，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 2010 年 7 月 1日起实施。

其第 2 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而民事权益则包括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和隐私权等权利。第 36 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领域对于民事合法权益的保护已经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制，可以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立法的进步。

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以及传媒应有怎样的隐私观念

引言：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格权，应该受到广泛的重视和保护，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并无提及隐私权字眼的明文的条款。因此要了解清楚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传媒集团或传媒工作者在传递信息时，就要避免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拥有正确的隐私观念。据此，仅谈论一些个人看法，还有不成熟的地方，敬请指正。

内容摘要：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明文的法律条款，侵犯隐私权的事件和案例也层出不穷，因此，从隐私权的含义入手，分析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更好的完善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使传媒树立正确的隐私观念。

关键词：隐私权、保护、传媒、隐私观念

一：隐私权的含义

要想了解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现状，就应首先知道隐私权的含义。隐私权的概念和理论，最初源于美国。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代斯（Louis D.Brandis）和沃伦（Samuel

D.Warren）在哈佛大学的《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提到“保护个人的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感情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隐私权。此后，关于隐私权的理论，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和承认。隐私权的概念慢慢的也就得到补充和完善。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且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权。

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格权，一般认为，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其内容具有真实性和隐蔽性，主要包括个人生活宁静权、私人信息保密权、个人通讯保密权以及个人隐私利用权。由此可见，隐私权在人格权利中的基础性和主要性。

二：我国法律对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将隐私权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权利逐步开始规定在我国的宪法和其它的法律部门里。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我国关于隐私权的立法，至今没有相应直接的规定。对隐私权的保护，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规章中。现行《民法通则》颁行以前，公民的很多民事权利都未能受到法律的明文保护，更不用说隐私权。而现在我国民法作为最基本保护公民各项人身权利的法律却没有将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而只是简单地规定了与公民的隐私权有关的肖像权、名誉权。而事实上，隐私权、肖像权和名誉权同属于人身权中不同性质的权利，这样所带来的结果是法律保护隐私权的实际效力减少，隐私权寻求法律保障的实际可诉性、可操作性降低，不利于受害者请求司法救济。因此，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还有待完善。

在生活中，侵犯隐私权的案例越来越多，隐私权的保护也越来越受重视。但是，事实上，面对隐私权纠葛案例时，要想很好的解决还有一定的困难，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和精力。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从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民法保护、刑法保护、诉讼法保护等法律来看，还有很多漏洞，比如说，如果他人故意侵害公民隐私权，造成严重后果，则要受到刑法的处罚，我国《刑法》252条、253条对此有规定：隐匿、毁弃、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邮电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是我国以刑法间接保护方式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体现，但它并没有以侵犯隐私权罪定罪论处，而是以侵犯通信自由罪和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处罚。这表明还有很多严重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都没有受到刑法的保护。

三：传媒应有怎样的隐私观念

传播媒体简称传媒，传媒的科学定义是正确及时全面数据发现和传播、实验工具、调查手段。现在已经成为各种传播工具和机构的总称。

传媒的主要任务就是传播信息，以达到信息被人所知，共享。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就有可能涉及到关于隐私权的问题，去挖掘他人不愿意透露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没有经过他人同意就传播了他人的私人信息，侵犯他人的人格权。

在传媒领域中，就很容易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这样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比如说，英国前王妃戴安娜与其男友在一群摄影记者的追逐下遇车祸身亡，这三名摄影记者也因涉嫌侵犯隐私权也被控。这类案件还有很多，比如说，未经许可偷排偷录，随意公开明星的年龄、收入等。

也有相关的专家学者说，现在传媒无隐私，尤其是在现在网络传播很发达的时候。辩称保护隐私已经过时了，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但是，据笔者看来，传媒应该保护他人的隐私权，树立正确的隐私观念，担起尊重隐私之责。如果肆意对他人的私人信息泄露，那么，会不会导致我们社会混乱，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人自危呢？因为你不知道，那天你的隐私就被曝光了。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传媒是权力启蒙的先驱和主导，应在在民众面前树立起良好的榜样，做好风向标，引导社会向良好的发面发展，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今天呼吁人们要尊重隐私权，大声疾呼与抨击侵权事件，但是明天却干着侵权的事情。言行不一，令人反思。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信息高速传递、泛滥的时代，传媒应该尊重他人的隐私，倡导社会尊重隐私的文化理念。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任重而道远，是一个持久努力、坚持不懈的过程。

当然，要从根本上保护好隐私权，解决好侵犯隐私权的问题，还是要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

检察日报：传媒应担起尊重隐私之责

尊重和保护隐私靠法律，也要靠文化。同时不能缺少对民众权利意识的启蒙，对捍卫法律权利的摇旗呐喊。对此，传媒应理所当然地践行社会责任。

隐私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拒绝、排斥任何未经法定程序批准的监视、窥探和防止个人私生活秘密、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获取他人数据、信息应当使用法律所不禁止的正当手段。制度语境里的隐私和文明是分不开的，隐私作为一项权利更是与文明社会相伴相生。在蛮荒的原始社会，隐私没有任何立足空间。隐私被尊重的程度如何，可以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尊重隐私成为区分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界标。尊重个人自由和隐私权是文明社会的必要的道德原则。社会越是文明，人们越是对隐私权尊重，法律越是对隐私权提供周备的保护。

隐私作为一项权利，源于民主社会中的法律规定，但隐私应受尊重内里的要求却首先是从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方面开始的，也与人的自然权利不可分割。我们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而营造尊重隐私的氛围依靠社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来完成的确是千真万确的。只有全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尊重他人隐私的自觉意识和习惯，这个社会才真正称得上是文明社会。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无疑是重要的，但在许多情况下法律保护的效果并不好。这是因为法律的威权功能往往表现在事后补救和事后警示，惩罚说到底只是一种对既成事实的法律评价和处理方式，本质上于事无补。而且宣告性的法律权利必须通过司法正当程序才能最后实现，争议法律事实的确认必须有相应的证据作依托。事实上，尊重隐私与传统文化不可分，可以说尊重隐私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通过法律来促进权利体系建立的关键不是求取权利的形式和权利的多样种类，而是催生内在的法律精神。这种法律精神意味着文化建设、传播与生长至关重要。

传媒是权利启蒙的先驱和主导，在启蒙的过程中不能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目前，我们俯拾即是：今天你可看到媒体在启蒙民众要尊重隐私权，在大声疾呼与抨击侵权的事情。而明天却看到它也在干着侵权的事情。这令人反思：我们这个社会和所处的时代，有没有可以遵循的一以贯之的尊重隐私的文化理念？新闻传媒所倡导的东西背后有没有现代法制理念作支撑？诚然，这不能完全怪罪传媒而主要应归责大的文化环境，毕竟，传媒本身也需要现代民主和法制意识的启蒙。

启蒙变得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和传统习惯中缺少一些基本的民主基因，还因为扫盲的普及是行使民主权利的条件之一，语言普及的差异性和语言的多样化依然是中华民族民主启蒙的一个障碍因素。社会文化和伦理制度中缺乏尊重他人隐私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中缺乏政治文化中以人权、自由、民主为主导的“人权原教旨主义”。长期的群体和集权式文化与政治传统，导致中国社会的权利意识包括“隐私意识”薄弱，甚至很多人时常无意识的言语与行为都会触及别人的隐私问题。

法律保护隐私的权利与社会文化主导的尊重隐私习惯一脉相承时，法治的目标便很容易实现。因为文化对民族的影响力远比法律制度更持久、绵长和顽强。变动不居的大千世界何以时刻保持有序运转性和惯常地前进性？这其实皆缘由社会文化因素所决定。民族文化形成巨大的惯性，成为社会演进的动力源。文化成为支配庞大社会体系规则运行的基础性要素。既有形又无形的文化和伦理主导和左右着社会对个人隐私权的态度。

我国现代物流法律现状与对策 篇3

[关键词] 现代物流 法律 对策

近几年来我国物流业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尤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现代物流的优点开始越来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我国物流业发展瓶颈问题也日益凸显。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完善的物流法律制度进行规制和引导，现代物流业的持续发展必然以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为依托和动力，因此研究、完善和健全物流法规已经迫在眉睫。

一、现代物流的特点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标，把制造、运输、销售等市场情况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这与传统物流把它仅看作是”后勤保障系统”和”销售活动中起桥梁作用”的概念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

综合社会各界对现代物流的阐述，归纳出现代物流系统有四个特点：(1)大跨度性。现代物流是一个大跨度系统。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跨度大，二是时间跨度大。系统管理难度大，对网络的依赖程度也高。(2)动态性强。物流系统稳定性差而动态性强。物流系统连接多个生产企业或用户，随着需求、供应、渠道、价格的变化，系统内的要素及系统的运行经常发生变化，难于长期稳定。(3)可分性。现代物流系统属于中间层次范畴，本身具有可分性，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子系统。(4)复杂性。物流系统的要素十分复杂，它的运行对象(物)遍及全部社会物资资源，将全部国民经济的复杂性最后集于一身，带来物流系统的复杂性。

二、国外物流立法现状

在物流业相对发达的国家，政府普遍对物流产业发展的政策指引、合理规划和法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1990年，日本颁布了《物流法》,对日本物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美国、德国、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也非常重视物流法律制度的建设，都通过适时制定符合各自国情的物流产业政策和法律制度，对物流产业进行合理规划、积极引导、严格规范，从而使物流业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

三、现代物流国内法律现状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的主要物流法律法规从效力层次上可分为三类: 一是法律, 如全国人大修正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二是行政法规, 如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运条例》; 三是各部委颁布的规章, 如国家经贸委、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中国民航总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我国现代物流发展的若干意见》, 交通部发布的《关于促进运输企业发展综合物流的若干意见》等。但是总体来说还存在以下问题：

1.物流法律法规滞后

我国目前大多数的物流法律法规是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制定并被沿用下来的。我国已经加入WTO，物流业作为一个主要的服务业将逐步开放，物流业也逐渐变得国际化，尤其是现代物流业呈现出更多有别以往的新特点，在这种情形下，原有的物流法律法规更是相形见绌。物流法律制度的这一现状已经不能再适应物流业迅速发展的新形势，甚至还阻碍了其快速发展。

2.物流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不能形成统一的体系

由于物流业涉及领域和环节众多，致使物流法律规范分散于各种原生的与物流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而这些原生的法律法规又多体现为由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根据各自的行业特殊情况和部门利益制定和颁布的部门法规。这些立法涉及众多部门，如交通、铁道、航空、内贸、外贸、工商等，而这些部门又总是协调不够，在制定相关法规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因而导致各法规缺乏统一性，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现象。现行物流法的这种缺陷，其导致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个:一是物流业者难以认识和掌握物流法律规范，从而使物流法律规范的指导性、规范性作用难以落到实处;二是不利干整合物流各环节和各功能之间的关系，更不利于形成行业优势从而推动我国物流业的发展。

3.物流法律法规的层次较低，效力不强，价值目标难以协调

我国现行的不少物流法规均由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人大或政府制定颁布，在形式上表现为“办法”、“条例”、“通知”，甚至是内部规定等。这些法规和规章层级低，加之立法技术和水平的欠缺，导致其可操作性不强，甚至与一些基本法相冲突。立法层次低的另一结果是导致这些法律规范的透明度差，物流业者在参照或适用物流法律规范时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阅大量的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资料，并且对于颁布已久的规范，尚存在难以辨别其是否仍有效力等问题。

4.我国物流业仍存在不少法律“真空地带”

不少物流关系没有法律法规加以调整与规范。现代物流业经过长足的发展，已经与最初状况大为不同了，我国原始的物流业主要表现为原来的各种仓储运输业。然而现代物流的含义与业务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仓储运输这一狭小范围。对现代物流带来的新业务、新问题，原有的物流法律规范均没有对其进行规范。譬如，物流标准化问题，我国目前只是颁布了《国家物流术语标准化规定》，对于物流计量标准、技术标准，数据传输标准、物流设施和装备标准，物流作业和服务标准等都还没有制定法定标准。再如，对于物流市场的准入法律制度，物流企业的资质等问题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一问题的存在，将直接导致物流业在许多领域无法可依，可能出现一定的混乱局面，不利于物流业的健康发展。

5.体系开放性难以保持

随着物流产品、物流技术、物流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新型物流行为客体不断涌现，单行法之间泾渭分明、条块分割的传统界限已被突破，交叉综合保护日益重要。而中国的现行立法在这些领域颇为薄弱，缺乏协调性和前瞻性。

物流法律的体系化，就是要使现行的和未来的物流法律规范构成一个有机的内在和谐统一的整体。当前，物流法律的体系化，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我国现代物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对策

1.建立物流法律制度的基本体系

建立物流法律制度的基本体系，并依此对各种物流法律法规进行清理、修改、补充、整合，以提高物流法律规范的层级效力和立法水平，增强其可操作性和透明度，完善现有的物流法律规范。理清脉络，物流法律法规体系应涵盖与物流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文件，物流法律法规体系应界定为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与物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疏通各单行法律规范之间的承接与递进关系，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物流法律法规框架。

2.加强地方物流立法

我国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区市场状况不同，物流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些符合本地区的物流法规。这样有利于各地区的物流企业加快发展，也能够在制定全国性的宏观物流法律时提供经验和依据。

3.制定《物流法》

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也可以制定《物流法》，进一步完善我国物流法律制度。在《物流法》中，应确立物流主体资格、明确物流主体权利义务和物流产业进入与退出规制。物流企业必须具有法律所规定的主体资格。物流主体可以是从事物流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是具有法律人格的物流活动的承担者。作为物流主体，必须符合法律对主体的资格要求，包括作为物流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经济组织，必须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具有完全的意识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能够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承担责任。物流主体必须具各一定的注册资本和经营条件，经过合法注册才能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还应规范物流企业的经营行为，明确物流主体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当然还应当明确物流企业的法律责任，为了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必须明确法律主体违背该法律应当承担的责任。

目前，制定和出台专门的《物流法》恐怕条件尚未成熟，因为物流立法的许多基础工作尚未展开或完成。但制定专门的物流单行法是大势所趋，也是物流业得以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我们应抓紧酝酿制定《物流法》，以便在条件成熟时使其出台和实施。

4.针对物流领域的“法律真空地带”，制定新的物流法律规范，使物流业有法可依

对于目前尚没有法律规范的物流领域，应及时制定新的物流法律规范。特别要制定和完善适应物流国际化发展需要的技术标准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物流业的标准化程度还很低，在很多流通环节，特别是包装、运输和装卸等环节中，都没有制定必要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导致物流成本上升，严重影响了物流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加入WTO后，这个问题日益明显。因此，我们应制定和完善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通用国家标准，以实现物流活动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从而适应国际物流发展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物流联盟.中国物流联盟网站[EB/OL].http://cn56w.com

[2]秦成德:论我国现代物流法律体系的构建[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2004年4月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4

关键词：专利联盟,法律环境,完善建议

1.我国专利联盟发展现状

1.1专利联盟的内涵

专利联盟 (Patent Pool) 指由多个专利拥有者, 为了彼此之间能够分享专利技术或统一对外进行专利许可而形成的一个正式或者非正式的联盟组织[1]。专利联盟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开放联盟, 指两个或更多企业组成联盟许可专利给第三方:一种是封闭联盟, 即由三个或更多企业组成联盟, 相互之间共享专利。专利联盟可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种类型。

1.2专利联盟在我国的发展

专利联盟最早发源于欧美等技术市场发达的国家, 专利联盟在我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直到发达国家频繁运用“3C”、“6C”专利联盟对我国DVD行业进行强势打压 , 我国DVD行业几近破产, 专利联盟这一新型知识产权组织才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2006年10月诞生了我国首个专利联盟———电压力锅专利联盟。2007年, 由长虹、TCL等13家中国彩电企业共同组建了专利联盟———深圳中彩联合科技有限公司。此外, 我国还组建了e家佳、闪联、AVS、清洁能源汽车等知识产权战略联盟。这些专利联盟为保护产业国内市场、开辟海外市场提供了知识产权保障。

2.我国专利联盟发展的现有法律环境

我国缺乏专利联盟运行的统一法律规定, 相关规定散见于《反垄断法》等多部法律当中。

2.1《反垄断法》

我国《反垄断法》虽然没有明确对专利联盟垄断性问题进行规定, 但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政垄断等常见的垄断形式进行了详细规制。《反垄断法》是专利联盟运行必须遵守的 法律。

2.2《专利法》及实施条例

《专利法》第48条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 ;第50条交叉许可的规定;《专利法实施条例》第72条第4款强制许可仅限于供应国内市场的需要等规定。这些规定虽然不直接针对专利联盟, 但内容均可适用于专利联盟。

2.3《合同法》

我国《合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专利联盟, 仅对技术合同垄断性进行了规定, 我国《合同法》第329条、343条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均对技术合同反垄断问题进行了规定, 可应用于专利联盟具体运行。

2.4《反不正当竞争法》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 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附加不合理的条件。”虽然该条并没有明确针对专利联盟, 但该条关于规制搭售等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 可视为专利联盟运行的法律规制。

3.我国专利联盟发展法律环境存在的不足

3.1相关规定零散而无明确统一规定

专利联盟发展运行的法律分散于《反垄断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等法律。这些规定较为分散, 缺乏统一的法律对专利联盟运行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规定, 不利于我国企业适应未来联盟式竞争。

3.2相关规定不完善而存在较多法律漏洞

专利联盟发展涉及专利联盟的成立、专利许可、标准制定、垄断性等多方面内容。 我国现有专利联盟的法律规定主要涉及专利联盟的反垄断性问题。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交叉许可;《合同法》对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合同的规定等, 这些规定均涉及专利联盟的垄断性问题。

3.3法律规定适用范围有限而无相关配套程序

一方面, 我国专利联盟发展现有的法律规定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例如, 《技术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关于“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的6种情形的解释, 是根据《民法通则》、《合同法》、《专利法》做出的, 不能超越民事法律保护权利、维护合同自由等原则。另一方面, 《反垄断法》存在管理机构多元化、管理权限相互交叉、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等问题, 在实践中的具体可操作性和执行性较差。

4.完善我国专利联盟发展法律环境的建议

4.1制定统一的专利联盟法律规范

我国应该在专利联盟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统一的专利联盟法律规范。通过统一的法律规范, 对专利联盟设立程序、反垄断审查及专利相互许可、标准制定、利益分配等运行机制进行专门规定。为专利联盟在我国各行业建立, 增强企业知识产权应诉能力, 提升企业专业技术水平, 充分利用专利联盟开展国际竞争奠定坚实基础。

4.2完善专利联盟运行配套程序

我国应制定专利联盟运行的配套程序, 增强现有法律环境的可适用性。具体来说, 应当针对专利联盟运行的设立程序、专利许可程序、标准制定程序、利益分配程序等内容[3]制定专门的实施程序。以标准制定程序为例, 完善专利联盟标准制定法律程序, 应当建立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专利披露制度, 必将专利纳入标准制度、标准中专利许可制度等进行规定, 防止专利联盟通过将专利纳入标准而形成专利垄断。

4.3制定反垄断审查的指南

我国应制定反垄断指南, 增强《反垄断法》的可操作性。专利联盟具有促进创新与垄断性的双重属性。[4]如何有效防止专利联盟垄断性, 充分发挥专利联盟促进创新作用, 应以专利联盟反垄断调查为前提。《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垄断性调查还缺乏相应规定, 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制定反垄断调查指南。

4.4明确相关机构的职责范围

我国应当明确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反垄断调查机构等部门在专利联盟构建和运行过程中的职责权限。[5]政府行政机构是审批机关, 对专利联盟的反垄断性、促进创新性、成员是否核心等方面进行考察。行业协会是具体执行者, 负责协调组织专利联盟成员的组成和运行机制。企业是主体, 负责参与和监督专利联盟的运行。反垄断调查机构是专利联盟运行的监督机关, 负责调查垄断性经营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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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科范, 刘介明.湖北省产学研战略联盟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湖北发展研究报告2010.武汉大学版社, 2010 (5) :176-188.

[3]赵湜, 刘介明.专利联盟运作中的利益关系与约束条件研究.科技创业月刊, 2009, 3.

[4]岳贤平, 顾海英.专利联盟的微观机理研究[J].情报科学, 2006 (5) :653-657.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5

摘要：近几年，我国公益慈善事业不断升温，但由于公益慈善事业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我国慈善立法滞后已经制约了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应尽快建立和完善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律体系, 增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正确处理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 促进慈善事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关键词：慈善事业;法律制度;慈善组织;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广大人民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不断加强，公益慈善一词在我国不断升温，特别是在5·12大地震和玉树地震受灾严重之后，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不断增多，各种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也不断涌现，慈善这一观念也开始在大众群体中得到普及。但是，伴随着公益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违反社会公益道德的事件，例如明星“诈捐门”以及吵得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这些事件出现以后，公众对慈善捐赠和相关公益事业的热忱度骤然下降，慈善事业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的质疑。当遇到这些慈善事业中出现的问题之后，我国对其的应对能力还是比较薄弱，而慈善事业的继续发展非常需要法律制度为其保驾护航，尤其是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在初级的起步阶段，虽然慈善的立法工作早已提上了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慈善法来对慈善事业进行规范，在法制范围内对慈善事业各方面进行规制的主要是一些零散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法律体系。

“慈”本意是爱，正所谓“慈为爱之深也”;“善”本意是吉祥、美好，后来演化成亲善、友爱。对于“慈善”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确切的法律定义，中华慈善总会的创始人崔乃夫曾经对慈善下定义: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慈善乃是怀有人类最基础的关怀之情，不图私利的对他人以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和关怀。而慈善事业通常是指社会公众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爱心救助行为，它通过第三方——以慈善机构为代表的社会中坚力量，根据特定的弱势群体需要，合理配置资源。它是在传统分配制度基础上再进行的一次分配，即所谓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基于市场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基于税收和财政的分配；慈善事业则是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把财富从高度集中流向高度稀缺，从富裕流向贫穷，是对财富的再一次平衡。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之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间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慈善事业作为社会化的公益事业，能够解决许多政府难以顾及的问题，对社会困难群体和边缘群体给予慈善援助，无疑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然而，慈善事业和其他事业一样，需有法律的促进和保障，而我国现行法律并不完善，因而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相关法规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法律。我国最基本的与慈善相关的法律，以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及1993年制定的《红十字会法》为代表。前者主要是对作为慈善机构的代表之一，红十字会组织、标识、经费财产做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在第十一条明确了红十字会这一慈善机构的社会团体法人资格。后者主要是对慈善机构筹集的资金进行法律规定，主要涉及捐赠人和慈善组织这一对法律关系主体，规定了捐赠和受赠、捐赠财产管理和使用及法律责任，目的是为了促进与鼓励捐赠行为，保护捐赠资金的正常运转。此外，还有一些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慈善事业的条文，但是有些条款的规定与公益事业等捐助主体有关，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对于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资格，做了具体的规定。

第二，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了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办法以及基金会如何运作，如何募集、使用资金；在《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中，对社会团体及事业单位的登记管理作了规定，但是总体上看，在行政法规层次上，这些规定主要是原则性规范。

第三，部门法规。这类法规，主要针对各部门特殊情形而制定的与各部门、各地方相适应的慈善法规。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行政机构都制定了相关的慈善法规。例如国务院职能部门颁布的许多部门规章，这些规章主要是针对各个不同的慈善事业主体的捐赠行为，以及在捐赠物品的运送过程中涉及的税收作了规定，民政部颁布的《社会福利性募捐义演管理暂行办法》、《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发布的《扶灾、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等等。

第四，地方性法规。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所以各地方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相应的制定了不同的地方法规，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实施办法，例如《江苏省实施（红十字会）办法》、《江苏省华侨捐赠条例》；《上海市红十字条例》、《上海市华侨捐赠条例》；《广东省基金会管理条例》、《广东省社会救济条例》等等。

虽然这些法律、法规对规范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规范和促进作用,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有关慈善事业的法律制度仍滞后于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在现实中慈善事业法律法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比较差。这已成为制约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慈善法律体系不完善，不足以规范和保障慈善事业的发展

近几年出现的问题表明，我国的慈善事业出现问题时无法对其作出及时的应对和处理，有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综观上述的一些法律法规可以发现，我国现行的慈善立法层次都比较低，还没有制定出用于鼓励和规范慈善事业运行和发展的综合性、完整性、系统性的《慈善法》等基本法律。另外，目前我国尚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组织的法律法规，包括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事业运行机制、监督机制及机构的活动领域等方面, 都缺乏完善、系统的法规规范。而地方性法规一方面它的效力层级太低，另一方面地域性特点突出，不适于普及。因此他们也难于对整个慈善事业和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的调整，制约了慈善行业社会环境的整体改善。总之, 我国非常缺乏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律, 慈善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和救助项目都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慈善活动难以规范和统一。

（二）法律对慈善组织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准入标准过高 以1994 年4 月中华慈善总会合法成立为标志，中国慈善事业的参与主体可以分为三类组织：一是专门的慈善机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华慈善总会以及省级、县级、乡级的多级别的慈善会。二是国际性的人道主义组织，如从事人道主义求助事业的红十字会。三是其他参与慈善活动的非营利性公益社会团体，包括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1984 年3 月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88 年3 月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 年3 月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1994 年12 月成立），以及一些宗教团体和工会妇联组织等。在这三类组织中有关的立法却不多，而作为目前高层级的法律《红十字会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仅仅涉及了一部分参与主体，对于专门的慈善机构的法律主体地位并没有作规定。虽然《公益事业捐赠法》涉及到慈善组织，但并未对其下定义，也没有给予独立法人的法律地位，甚至在设立基金会时，还需要出具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这就说明慈善组织没有作为一个独立法人，在管理基金的运作必然会受制于主管单位，不能完全自主的分配基金，不利于慈善事业的发展壮大。只有《红十字会法》对于中国红十字会这种特殊的慈善组织给予了社会团体法人的法律地位。

另外《基金会管理条例》中对基金会这一慈善组织形式做了详尽的规范，包括对其进行定义和规定基金会的准入标准等。但是从他对基金会这一慈善组织的规定来看，不难发现我国现在的慈善基金会的准入门槛太高，并且本身的性质难以定位。《基金会管理条例》第八条是对慈善基金会的准入标准进行规定:全国性公墓基金会的全是基金不低于800万元，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非公墓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原始基金必须到账货币基金。从这一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慈善基金会的准入要求是很高的，注册所需的资金数目太大且需必须到账的货币基金，这就使得很多有着慈善热情的组织和个人没有能力来注册基金会，也就使进行慈善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减小。

（三）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慈善捐助实际减免率过低, 执行标准不一, 影响了企业和民众捐赠的积极性

根据我国现行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 在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说明我国政府在税收方面加大了对发展慈善事业的支持, 利于企业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身于公益事业，实现多捐少扣，但是在目前我国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尚处于初级阶段、慈善捐赠积极性普遍不高的情形下, 12% 的捐赠免税比例所体现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高。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财政部下文确定了几个公益组织接受企业捐款，捐款企业可以享受免税政策，这个政策仍然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不是所有的公益团体都可以享受这一政策。并且目前给予慈善机构捐赠全额免税的，仅限于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五家慈善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大多数中小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捐助热情。另外，在个人捐赠方面，法律有明文规定，个人在进行捐款后，可以申请对于捐款金额部分免除或者退回个人所得税，这一点往往被广大群众所忽略。而且，很多人捐款之后没有申请免税, 除了有不了解税法的原因之外, 也有因申请免税手续繁琐而放弃的，申请退税和免税的手续过于繁杂，在某种程度也阻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四）政府管理和监督慈善组织的机制存在问题, 影响了善款的募集和使用效果 现有法律法规在规范慈善组织行为的的基础上, 对于慈善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方面有很多缺陷, 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 限制了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政府在慈善组织的管理方面制约过多, 抑制了慈善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 所有慈善机构都必须有上级主管单位, 而主管单位必须是政府及其授权的组织。主管单位拥有干涉慈善机构的权利, 其中包括负责人的推荐和任免, 大型的慈善机构理事会通常由官员或者退休官员主导。这种格局导致了慈善组织具有了“准政府”的性质。使有些慈善组织形同虚设或成“二政府”，削弱了慈善组织的自治性。很多的民间组织由于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 不得不采用企业注册登记的办法, 使这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得像营利性企业一样纳同样的税, 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发展。

第二, 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督不力, 慈善组织在募集善款和使用善款方面出现随意性, 造成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缺失和募集善款有限, 影响了慈善组织社会救助责任的实现。我国筹集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政府拨款，严重依赖由政府组织的以社会动员式的集中募捐活动，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体向公众传播消息。这种模式是以公众基于对政府组织的信任为基础，而一些基金会的从业人员在缺乏必要的监督时，没有将钱真正用于慈善事业，由此造成违规使用善款、最终救助效果不明显、慈善组织公信力弱、募集善款有限等后果也就不奇怪了。

针对以上几个问题，在我看来，有以下几个完善我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的立法对策：

（一）提高慈善立法的层级, 制定系统规范的慈善事业基本法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 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慈善资源的不足, 而在于法制的欠完备影响了慈善机构的发育与成长。要营造真正有利于全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就要尽快制定全国性的慈善基本法。这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应当把整个社会的慈善行为都囊括在内, 但又不缺少其系统性、指导性、纲领性。因此, 为了使慈善事业进一步社会化、专业化, 此法的基本内容除了规定其基本任务和原则以外，还应当包括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慈善工作机制，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慈善组织的进入和活动制度、促进单位，企业和个人参与捐助的积极性、增设制定解决慈善纠纷和犯罪的规定等等

（二）明确慈善主体的法律地位，给予慈善机构以独立法人地位。

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赠基础之上的民营社会性救助事业。我国慈善事业基本法调整的对象应为独立的民间慈善组织，因此应取消慈善机构的登记注册要挂靠一个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对慈善机构的性质、使命、运作和管理模式应作出明确规定。

（三）进一步提高慈善捐助税前免税率，确立完善慈善捐赠激励机制

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捐款。扩大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慈善公益组织的数量，使更多的慈善组织，享受捐赠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的优惠待遇，提升企业慈善捐赠免税率。在个人捐赠方面，修改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减免规定，重新规定一个比值，如果个人应缴纳的所得额低于这个比值，则在应缴纳税收总额中扣除已捐赠的金额；如果个人所应缴纳的所得额超过这个比值，则在个人应缴纳的所得额中扣除这个比值的金额，实现越多捐款越少收税，另外，还应简化免退税申请的程序，提高个人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并立法设定多种渠道、方式来激励和奖励为慈善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奖励方式有物质上的, 也可有精神、名誉上的, 奖励机制必须制度化、规范化。表彰和鼓励个人和机构的善举, 发挥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模范表率作用。2011年7月1日起，全新的《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我国的捐赠开始逐渐步入规范的操作流程。

另外，学习美国，鼓励富人开办基金会，将基金用于贫困群体、教育和文化事业，对于受助群体赋予一种法律义务，即在他们将来有能力偿还受助金额时，即时偿还，同时使他们树立一种慈善捐助意识，以便帮助社会上的其他弱势群体。把富人的捐赠行为看作对社会的贡献，在评价企业的实力时，引入社会贡献率的概念，作为评价企业的潜在和内在价值的一个因素，以此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公众认可度。

（四）正确处理好政府与慈善机构之间的关系

慈善机构不能是政府的附属物, 慈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应由法律规定。“政府的角色就应该是一个支持者、扶持者、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管理者, 应该是伙伴关系, 是互利互助的关系。”因此在立法时要明确限定政府的权力，例如取消基金会的成立需要出具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规定。政府应转换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逐渐淡出捐助的主体市场，而主要担负起监督、检查、评估等职能，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让慈善机构合法提取运行成本, 使社会参与慈善的法律环境得到改善;要建立全国性慈善信息统计制度, 对慈善捐赠进行确认、登记、分类、汇总, 这是衡量慈善事业发展水平、规范慈善事业发展所必须的。

在经历了郭美美事件对我国慈善事业领域的大震荡之后，完善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显得愈发重要，加快慈善事业的立法, 在我国不仅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 而且具有紧迫性，希望我国能尽快出台一部完整，综合，全面的公益事业基本法，来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

[ 1]赵倩.论我国现有慈善法律制度的几大缺陷[ J].法制与社会,2007(10)[ 5]张娅茜.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法制进路与优化[ J].求索, 2010(3)[5]王云斌.建构慈善事业法律体系[J].社会福利,2010,(6).孙高辉.浅论中国慈善事业法律制度的缺陷和对策，法学研究，2011 陈发云．真的需要你，但是不容易——中国慈善业法制环境探．中国律师．2005．12期．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6

（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来由

我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是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时形成的。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承诺：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样，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在所有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使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成为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开展经济外交的主要话题之一。

（二）“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主要内容

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的界定标准，一般有如下六方面：

1、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

2、劳资双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

3、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设立的自由程度；

4、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

5、政府对资源的配置程度；

6、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

以上六条中，最重要的是前两条。在一种经济模式中，只有货币可自由兑换、劳资双方自由开展工资谈判、自由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基本不施加影响、政府对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基本不加干预、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不加控制，这样的经济模式才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模式。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与货币自由兑换尚有一定差距，另外我国在一些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管制，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以来供给大大超过需求的状况，造成劳动力成本偏低等，都成为其他国家在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障碍。

（三）相关国家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价

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组织中国市场经济首轮“听证会”，21个企业和行业协会70多位代表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英国《金融时报》6月28日报道，欧盟也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2004年6月底，欧盟出台了一个技术层面的对华市场经济状况的“初步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称：首先，中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够健全；其次，中国对资源的进出口采取了非市场化控制，比如焦炭出口；第三，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含知识产权产品的保护体系存在漏洞，保护力度不够；第四，中国金融和企业融资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融资没有根据客观条件，导致了大量的呆账、坏账。该报告指出的四个方面都涉及体系性、制度性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解决。

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所产生的影响

（一）直接影响

在WTO规则体系中，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是维护公平竞争的重要手段，而保障措施则是允许缔约方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可以兼顾各自国家眼前的或急迫的局部利益，在二者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可以暂时放弃规则，进行自我调整，这就难免引起种种新的矛盾与冲突。

在当前，国际贸易倾销已成为世界贸易中损害国际社会成员的主要方式。根据GATT1994第六条的规定：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这里的正常价值是指，相同产品在出口国正常贸易中用于消费时的国内销售价格。根据WTO的《反倾销协议》，对于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时，用其国内价格进行比较可能是不适当的，而使用“替代国”类似产品国内价格来比较。

由于我国存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外国在确定正常价值时，大多使用替代国的价格。在过去的的10年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外国反倾销调查和最终反倾销措施制裁最多、受到反倾销损害最大的国家。

国外对我国提起反倾销增多，究其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外，就是我国出口市场单一，主要出口市场都集中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单一，产品可替代性较强，出口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竞争不可避免；与此同时，企业出口秩序混乱，低价竞争现象时有发生，容易引起反倾销诉讼。另外，部分出口企业还存在经营行为不规范、财务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会计账簿不全、财务状况不明，一旦被反倾销，没有具体明了的证据材料，这些都是我国出口企业易引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因所在。

（二）间接影响

事实上，“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已经给中国带来了至少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商品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造成我国近年来在反倾销案件中败诉率高居不下；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讼，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国际形象。

三、几点法律思考

（一）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立法工作，积极推进国内改革，促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首先，围绕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全面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立法工作，使我国在会计信息披露、破产强制程序、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金融监管等方面，做到“有法可依”。其次，在考虑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稳步地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货币制度等国内的相关改革，积极发展投融资市场，促进国内市场统一。再者，全面建立以市场配置为主要方式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支持体系，明确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运用法律手段整顿外贸秩序

现在，我国外贸企业出口产品单一，低价竞争现象严重，出口秩序极为混乱，甚至出现有的国家注册“非中国造”商标的现象。为改变上述状况，政府应建立外贸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从金融、保险、法律援助、物流等方面，对外贸企业提供支持和引导。所有政策和措施，应该以维护外贸企业公平竞争为前提，否则将成为反倾销的把柄。

具体来说，有三方面：一是政府运用财税、金融等措施，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对出口总量和产品结构进行宏观调控，鼓励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互补型产业，在巩固原有市场基础上，开拓新市场，逐步实现市场结构多元化，提高外贸行业抵抗外来风险能力。二是及时修改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改进目前以创汇额为主要指标的外贸企业绩效考核体系，禁止低价倾销，对扰乱外贸秩序情节严重者，实行法律制裁；在法律层面上，规定单位工时最低工资强制保障制度，提高我国工人工资整体水平；完善我国资源控制方式，对于一些需要采取非市场化控制的资源，作出明确规定，提高有关信息的透明度。三是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合理的咨询和审议，对外传递我国制定、采用和实施的有关贸易政策信息，全面建立国家反倾销咨询机构和信息网络服务体系，及时公开各国反倾销的法律、法规、政策，各“替代国”的价格、计算数据、成本资料等，及时向国内企业发布预警信息。

（三）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优势，建立外贸行业的信用记录公告机制

首先，必须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大力开发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其次，企业要认真研究各种重要的国际标准，如ISO9000，ISO14000族系等，保证出口产品在技术、安全、卫生、环保等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标准；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大力开拓绿色环保市场，应对外国采用苛刻技术标准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实现我国外贸的高效、持续和健康发展。第三，要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突出产品非价格方面特征，培养消费者群体，建立国际品牌形象，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四）利用好WTO的争端解决机制

为处理国际间贸易争端，WTO设计了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DSB），隶属于部长会议。DSB有权“设立专家组，采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以及授权暂停适用有关协定项下的关税减让和其他义务”。尤为重要的是，DSB彻底改变了GATT实行的“协商一致”程序，代之以“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原则，即“一致反对，才能否决”。由于其高效率和公正，赢得了广大成员信任。有数据显示，自WTO成立十年以来，已经受理了超过300件贸易争端，涉及好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而GATT在长达48年时间里却只承接了300多件。

客观地说，上述机制在处理大多数贸易争端时，能够凭借机制较GATT争端解决机制强硬的特性，来保证裁决的公正性，并及时得以执行。所以，在应对争端过程中，我们应当认真研究这一机制，积极利用规则允许的各种条件，为我国国内经济健康、有序、高效发展，赢取宝贵的缓冲时间，达到我们加入WTO所期望的目的。

为此，我国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应做到以下两方面：一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还要能熟悉地运用，并学会用国际贸易法规来保护自身权益；二是面对国际贸易官司，要勇于应诉，积极向中外律师、行业协会、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咨询，取得有关部门理解和支持，主动与外国商务主管部门沟通，完全掌握对方国家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拒理力争，才会有胜诉可能。

（五）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

在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之初，发达国家作为规则的主要制定者，WTO规则主要体现了美国等大国的利益和要求。但是，随着大量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再过于偏向某一方，能够反映不同主体的合理要求。目前，许多欠发达成员已经从消极接受规则发展到积极参与规则制定，使新规则尽可能反映自己利益。在WTO框架内，我们认为要重视规则的作用，因为出现任何贸易争端，首选的解决方式，是法律而不是政治和外交。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制定规则，只是一味接受，必定会处处受人摆布，丧失自主权。

浅析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现状 篇7

一、股权众筹的概念与法律性质

《韦氏大辞典》对股权众筹的定义是: 从大众, 尤其是线上群体筹集资金的行为。从操作层面而言, 股权众筹通常通过融资门户发起———众筹发起者发布投资项目, 投资者通过投资门户向发起者提供投资。从法律层面而言, 作为股权投资的一种形式, 股权众筹通过增发股份从投资者中募集资金, 考虑到众筹的筹资对象没有特定的群体, 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公开发行证券的行为。而该定义也从我国的相关政策中得到印证———中国证监会在15 年8 月发布的《关于对通过互联网开展股权融资活动的机构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 下称“通知”) 中明确指出, 股权众筹融资是创新创业者或小微企业通过股权众筹融资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公开募集股本的活动, 其具有“公开、小额、大众”的特征。

二、我国股权众筹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由于新《证券法》迟迟未推出, 在旧《证券法》发行股票要经过严格批准的规定之下, 以集资快速高效著称的股权众筹难逃非法发行证券的命运。但可喜的是, 我国政府一直对股权众筹持开放态度———15 年7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在官方层面提出“股权众筹融资”的概念, 并决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监管。然而考虑到股权众筹的“公开发行”等特点对国家金融安全带来的影响, 监管层一直谨慎推进股权众筹的合法化, 其中证监会在15 年8 月对股权融资活动开展专项检查中发布的《通知》强调, 任何从事都必须得到证监会批准发放的股权众筹的牌照方可营业, 但目前看来, 并无任何一家企业获得牌照。而纵观国内现存的所谓“股权众筹平台”, 无一不是属于互谅网非公开股权融资的范畴, 通俗来说就是私募基金的互联网化。然而《通知》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监管层正式将笼统概念上的股权众筹分为互联网公开股权众筹、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 ( 即私募股权众筹) 、股权融资三大类, 并实行分类监管的制度。而其中只有互联网公开股权众筹符合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的定义。

总体而言, 无论是现有的, 真正的股权众筹仍然未能在中国落地。个中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两个: 监管股权众筹的上位法一系列法律如证券法迟迟未得修改以及与实现股权众筹有关的众筹核准豁免、投资门槛等细节也远远没落实。

三、美国股权众筹的法律环境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传统银行贷款意愿下降, 新创企业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重重困难, 众筹作为一种资本筹集的新方式应运而生。不到10 年时间里, 股权众筹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得到蓬勃发展。2012 年,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初创企业融资促进法案》, 正式为股权众筹松绑在公开发行证券方面的限制。该法案实际上对大量法律法规作出了修改, 从而减少公司上市的难度, 使其更易筹集股本, 其中最受瞩目的修改内容如下:

1. 允许初创企业线上筹集不超过100 万美元的资金; 2.允许对上述企业对线上募资进行公开宣传; 3. 松绑初创公司披露责任: 初创公司以股权众筹方式进行首次公开发行时无需提交两年以上的审计金融报告和其他注册报告; 4.开放大众投资者参与股权众筹, 但对个人的投资者额度有相应的规定。

上述一系列措施实质上构建一套完整的“小微企业股权众筹注册豁免”制度, 令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在进行小额的资本筹集时避免像一般上市公司那样经历严格且漫长的审核程序和募集成本。

四、我国股权众筹立法建议

显然, 无论是现行的上位法还是具体监管股权众筹的细则都未能满足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在中国的真正落地。因此, 在股权众筹立法方面, 需要以证券法和细则为突破口制定相关规则。

( 一) 建立适合小微企业的小型公开发行系统。当前的《证券法》仅允许两种证券发行模式: 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 ( 即私募) 。其中, 非公开发行的的目标群体不得超过200人, 并禁止任何形式的宣传、公众诱导或变相公开发行。尽管从事此类私募活动满足了部分创业公司筹集资金的需求, 但是其有效性却远低于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而与私募方式相比, 公开发行仅限于大中型企业, 其门槛也更高。此外, 公开发行证券还应经证监会核准审批。总而言之, 当前的法律框架缺少适合小企业的小型公开发行系统。因此, 应当参照美国的做法, 对《证券法》作出修改———设立小规模公开发行以及取消对提交详细样书和审计报告的规定, 以简化注册程序, 降低成本, 减少发行公司 ( 即创业公司) 所承担的其他负担; 取消对股权众筹投资者的投资人数的上限规定, 使股权众筹不再受200 人上限的规定。考虑到投资者的保护, 法律还应限制每家小微企业的股权众筹的年度总额上限和单一总额上线以及单一发行商面向投资者的发行总量。法律还应要求投资者在股权众筹方面的投资总额不能超过一定额度, 具体的原则就是: 大众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必须是少量, 并且不能超过自身资产的一定比例 ( 美国为5% - 10% ) 和一定的投资总额。此类规定也需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信息管理系统, 便与监管层对投资者的投资额进行即时监控, 防止投资者盲目投资, 引发金融风险。

( 二) 细化股权众筹的信息披露规定。由于股权众筹对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豁免核准或者注册, 但这并非意味着企业在进行资金募集时可以不披露任何信息, 其仍要根据需要和规定的标准披露简化的信息, 并会加大提供中介服务的股权众筹平台的法律责任, 要求其披露每个股权众筹项目的基本信息, 让投资者能够充分理解其中的风险。

( 三) 建立股权众筹平台监督机制。目前, 尽管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众筹还没正式在中国实现, 但股权众筹的雏形———私募股权众筹已经成遍地开花之势。然而, 由于前期监管配套难以跟上, 导致目前私募股权众筹平台运营混乱, 有些甚至从事非法活动, 这破坏了投资者的利益, 使众筹未来的发展面临风险。因此, 法律应对众筹平台的活动进行管理。可借鉴美国的做法将众筹平台分为两类: 包括经纪人在内的传统证券公司与专业的众筹公司。由于传统证券公司受全面监管体系的管理, 所以只需对其条款进行修改, 而不需重制定条款。法律应对互联网股权众筹平台进行监督管理。具体而言, 法律应要求众筹公司在开办业务前, 向中国证监会或中国证券业协会等注册机构进行注册。同时, 政策机构要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 对平台的运营进行监督, 对雇员的资质、交易记录的保存、内部管理、披露责任、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众筹平台发行商应承担的责任作出要求, 从而使得众筹平台在未来发挥关键性作用。

综上所述, 我国在引进实质意义上的股权众筹仍面临许多法律问题和政策障碍。但由于我国正值“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的历史机遇发展期, 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在融资方面有着强大的需求, 因此股权众筹肯定会拥有美好的发展前景。我们应该致力通过立法手段消除消除股权众筹所面临的所有障碍, 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 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摘要：当下“股权众筹”在我国正值火热, 但碍于目前的法律与政策环境, 真正意义上的股权众筹仍未实现, 小微企业在筹集资金方面仍面临很大障碍。因此, 应该对照美国的经验, 建立小型公开发行系统, 细化股权众筹的信息披露规定以及建立股权众筹平台监督机制, 以便在大力推进股权众筹解决企业融资困难的同时, 防范投资者利益受损和国家金融安全。

关键词：股权众筹,法律,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杨东, 苏伦嘎.股权众筹平台的运营模式及风险防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14 (04) .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8

关键词：商事组织法,商事行为法,商事通则

一、我国商事法律制度构建的现状

1. 我国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我国商事组织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公司法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和其他企业法律制度。表现为具体的单行法规为:《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商业银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

2. 我国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我国商事行为法律制度包含以下方面:证券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保险法律制度、海商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和其他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商事单行法规有:《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破产法》、《信托法》、《担保法》和《合同法》。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 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 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无疑也是对我国商事法律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需求。然, 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二、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缺陷

1. 立法分散, 缺乏“形式商法”。

首先, 虽然我国现行的商事单行法可以分为商事组织法与商事行为法, 但各单行法之间处于分散的状态, 缺乏协调性。

其次, 每个单行法调整的是商法中某个具体领域的商事关系, 至于商主体、商行为如何界定?以及商主体与商行为所具有的一般性特点都没有相关法律予以规定。

自清末变律以来, 我国只是颁布了一个未及实施的《大清商律草案》, 从未制定过一部商法典或类似的立法文件。这并不意味着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商法相较民法而言是特殊法, 然, 相较具体的商事单行法而言为一般法。商事关系不同于民事关系, 商事行为不同于民事行为, 商法的价值目标也有异于民法的价值目标。商法应该效仿《民法通则》, 制定一部总则性的商事规定, 对现存的商事单行法规起统率作用, 也对商法的一般性问题予以规定。

2. 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混乱。

商事组织法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国现行民法规定与商法规定的重要区别之一。商事登记法在商事组织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目前, 我国并没有制定一部系统的《商事登记法》, 有关商事登记的规定散见于各类规范性文件之中。主要有:《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合伙企业登记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与规章。其中既有关于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立法, 也有关于企业法人的登记立法;既对登记中出现的专项问题予以规定, 又根据不同企业形式予以特别规定。这些规定相互之间并没有协调性, 整体处于混乱的状态, 且相互之间存在重复与冲突的现象。

三、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1. 制定一部《商事通则》。

我国学者对商法的立法模式早就进行了探讨, 但并未形成统一的定论, 而是以多种学说告终。这些学说分为:一, 主张制定商法典, 实行民商分离, 以徐学鹿教授为代表;二, 以梁慧星教授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民法学者或部分商事部门法学者主张民商合一;三, 超越民商分离与民商合一, 主张制定《商事通则》, 以江平、王保树教授为代表。主张民商分离, 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一部商法典的观点, 受到许多学者的反对。因为我国已经有了多部商事单行法规, 如果另外单独制定一部商事法典含括所有的商事法律制度, 从我国的立法现状及法典编纂的可行性角度来说, 可能性不大, 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主张民商合一的观点抹煞了商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区别, 由于商事关系的特殊性致使再宏大的民法典都不可能对商事法包容无遗。

基于我国商事立法分散的现状, 制定一部《商事通则》, 是最明智的选择。它既尊重我国现有的商事单行法规的规定, 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 又针对商事主体与商事行为所具有的营利性特征予以规定;在弥补商事法律制度空白的同时, 对现有的商事单行法规起到统率作用。

2. 制定一部《商事登记法》。

我国的商事登记制度在价值取向和制度设计上, 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前置审批程序因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而泛滥;对商事登记的具体规定立法层次不高, 多为行政法规与规章, 且相互之间存在重复、冲突的现象, 并没有形成一个协调的体系。

在市场经济目标已经厘定, 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的今天, 现存商事登记制度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市场化改革方向之间的冲突愈发明显, 并已沦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对商事登记进行统一立法, 规范商事主体的登记制度已经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针对我国商事登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应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一部《商事登记法》。同时, 我国制定的该部《商事登记法》应采用系统化的立法体例, 摒弃过去单纯以所有制的性质、投资主体的国籍、企业规模、地域等为标准, 对商事登记的要求、内容、程序作出分门别类规定的作法, 改用统一的标准规定商事登记制度所调整的范围。

参考文献

[1]王保树.中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中国人大, 1999年第10期.

[2]司粲.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 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26页.

[3]折喜芳.商事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河北法学, 2005年, 第2期.

[4]郑曙光.论“商法通则”创制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理性.中国商法年刊, 2007年.

[5]冯果, 柴瑞娟.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兼论我国的商事登记统一立法.甘肃社会科学, 2005年第4期.

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9

在1999年6月的国际劳工大会上, 当时作为国际劳工局长的胡安·索马维亚在一个名为《体面劳动》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体面劳动”的概念。报告中提出, 在目前经济不断走向全球化发展的情况下, 经济的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给予“人道的面孔”, 要把“促进劳动人民的公平性、安全性、公正性还有具有人格上的尊严的前提下, 得到体面性的合作机会”作为组织的第一目标。体面劳动从1997年延伸到现在已经在国际社会达到共识, 并且在2005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被定性为是推动联合国系统实现长期发展方向。

体面劳动, 通俗的讲就是要让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和尊严在法律上得到一定保护, 并取得更多就业途径, 在收入和社会上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在我国, 体面劳动早在十年前就已经被提出来了, 但是, 我们对它的涵义影响的了解少之又少, 也可以说只知道其皮毛, 而不了解其实质。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只要穿着华丽的衣服、每天用大脑工作就是所谓的体面劳动。根据某媒体的实地调查得出, 在国内各个行业不同工作岗位和工作环境中, 体面劳动的真正内涵90%劳动者不知道, 还有60%认为周一至周五朝九晚五, 每天坐在装着空调的办公室做着简单的室内工作的白领和新名词金领银领就是体面劳动, 另外还有超过50%认为, 在马路上的环卫工人、公共场合的清洁工、厕所保洁等工作都是很不体面的工作。

综上各种对体面劳动的自我见解, 都仅仅是从表面现象给体面劳动的一个片面定位。事实则不然, 体面劳动不仅仅是一个静态概念, 在不同的国家还有各个国家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是有着不一样的具体标准。

二、我国体面劳动发展现状

当前社会, 体面劳动代表了所有劳动者共同的愿望, 也是全国乃至全球发展的需要。它不仅是单独的个体的个人愿望, 同时也是各个国家及社会的发展方向。从实质上讲, 体面劳动就成了不可否认的保护人权的重要要求。因为作为基本人权其中一项的劳动权, 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 所以“劳动权的生存理念就是要使劳动者的生活得到保障”。正因为这样, 《世界人权宣言》中把基本人权在整个劳动领域中做了规定。

我国也对体面劳动的目前状况做的一些法律规定, 跟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和时代经济的发展, 我们国家现状也具有相当的实力和一定的条件。为了使劳动者的权益得到合法保障, 中国前后颁布了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 以使劳动者更好的受到法律保护, 同时也给体面劳动给予合法的保障。要实现体面劳动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体面劳动要在我国落实下来, 是比较好的方向, 可是就目前来看, 在各个环节上还会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

综合以上所说的各种问题和解决方案,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简单阐述:一是, 有法必依是体面劳动的根本。就现在来看, 中国的法律体系里面, 比如《宪法》《劳动法》《合同法》等各种类似的法律制度, 明文规定各种劳动者应该也必须享有合法权利。可是现在则不然, 很多企业的公司制度都不完善, 员工待遇不符合标准, 随便让员工义务加班, 社保医疗方便得不到落实, 工作环境脏乱差等。不同的公司都会多多少少存在这些问题, 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二是要想完善推行体面劳动, 必须做到执法必严。如侵犯劳动者合法权利, 可能会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执法部门、劳动监督不到位, 更有甚者袒护自己的部下, 对职工反映情况不理不睬的领导也是大有人在;一些小的县级乡镇企业工作不认真, 经常出现上班时间不在岗位、早退, 对待自己的职责范围不严谨, 工作态度不认真等。这些现象看小不小, 甚至影响深远。所以有关部门必须对这些行为进行管理, 违反法律法规的要进行处罚。现在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 需要有关部门重视起来, 做到执法必严。三是如维护权利力度做的不够, 会大大影响到体面劳动的具体落实。就目前形势来看, 我国劳动力比较多, 劳动力占弱势, 这对劳动者很不利。这样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保障, 他们不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这也严重影响到是体面劳动实实在在的落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来自好多方面, 也许是他们不想得罪自己的上司, 也许是怕把自己的饭碗给丢了, 也许怕保不住自己现在的职位等。

总之, 要想把体面劳动落实下来, 需要劳动者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尽自己应该尽的义务, 同时也享受自己应该享受的权力。要把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劳动权力意识调动起来。

三、我国体面劳动法律保障机制的建构措施

1.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执法力度, 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者权益的最终实现, 不仅需要制定劳工标准, 而且要监督并付诸实施, 更要切实维护与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所以, 在国家建立法律制度时,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身职能, 明确劳动者在劳动中的职权和各权利间的利害关系。同时, 国家政府机构应明确劳动者的工作标准与工作性质, 一旦侵害到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不仅会给劳动者造成伤害, 同时也会给政府部门及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甚至国家利益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各个劳动者是国家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社会的主要组成元素, 所以, 国家相关部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并做到严格执法, 让法律成为真正的维护劳动者体面劳动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 提高法律的威严与威信, 确保依法治国战略的实现。

2.用人单位要做到应尽的法律义务, 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义务的承担有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实现。用人单位要制定相应的公司制度、公司章程等。积极履行义务, 做到不拖欠工资、不随意让员工加班而没有加班费。设立奖励制度激励上进员工, 对工作能力较强的给予提拔, 做到奖惩分明。这样不仅仅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还能提高工作效率, 给公司带来更大利益。可定期对员工进行分批培训, 这对公司未来发展有很大意义。

3.劳动者要有法律意识, 学会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劳动者在体面劳动中体会到自身的价值, 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这会对职业精神的建立起到积极的影响。所以, 要想让体面劳动得以实现, 一定要通过组织的力量, 让劳动者享受权利, 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 要真正实现这些劳动权益, 需要国家、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完成, 让劳动者权益最大化, 以更好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时时处处都能得到贯彻与落实, 则广大劳动者会对法律充满信任, 并在自身权益受到冲击与危害的时候, 积极主动地运用相关法律去维护自身的权益。简而言之, 只有营造一个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大环境, 才能更好的促进广大劳动者树立法律意识与观念, 保障我国的体面劳动在法治轨道上科学运行。

四、结语

体面劳动要注重保护与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这是促进其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与前提。我国可以学习、参考、借鉴国际劳动者标准, 对我国劳动者相关法律进行完善, 强化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执法力度, 建立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然而, 若要切实、全面的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就需要社会组织、企业及政府等多方参与和努力, 将体面劳动从空喊口号彻底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推进我国经济社会朝着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让广大劳动者在体面劳动中享受到应有的尊严与价值, 形成勤劳的、积极的、奋发的职业感与责任意识。通过对各种力量的有效组织, 促进劳动者独立、自觉地维护与表达自身合法权益。多种渠道对我国劳动者的法律保障机制进行建构, 促使劳动者真正的实现体面劳动, 享受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 推动社会和谐、持续与协调发展。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 劳动者的法律保障制度趋于完善。体面劳动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元化, 一方面体现出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 另一方面也对劳动质量提出了较高要求。要想将体面劳动充分体现出来, 其重要条件就是要用法律让劳动者在人格尊严上得到保障。而体面劳动能够得以实现则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 不光需要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更要把法律体系完善化, 把有关劳动者的权益类的法律制度最终确立起来。基于此, 拟从体面劳动的概念出发, 在分析当前形式下我国体面劳动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体面劳动法律保障机制的具体建构措施。

关键词：体面劳动,劳动者,法律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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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10

1.支付体系的发展。支付体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大历史时期。第一阶段为实物支付时代,由偶然个别的物物交换,逐步产生了一般等价物到以贵金属充当货币。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为资金和物流逐渐分离,但是便携性和普及性不足。第二阶段为信用支付时代,这一阶段产生了纸币,代表了国家信用体系的产生,逐渐私营信用的商业票据产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资金流以纸基工具替代,支付逐渐变成信用的一种表达。第三阶段跨入电子支付时代,在这一阶段ATM机产生以及网上银行的诞生,使资金流以卡基逐步扩展到虚拟账户的产生。直至到1998年第三方支付诞生,使资金流动真正的和支付行为分离,信息流动使支付效率更加提升。再到1999年,国内产生了第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一首信易支付平台。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支付体系正在不断地进步与完善。

2.第三方支付的概念。在人民银行于2010年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第三方支付的行为被定义为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主要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作为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包括网络支付,信用卡的发行及受理,银行卡收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等。可见,第三方支付已由传统的网络支付概念逐渐深入到多种支付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支付渠道。

二、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现状

1.我国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程。到2014年,第三方支付的交易规模已经超过8万亿元,约为2013年交易额的4倍、2011年交易额的80倍,增长速度可见一斑。特别是在2013年、2014年两年第三方支付进入爆发式增长期,预计2018年交易规模有望达到18万亿元,届时,我国第三方支付又将会进入一个新的篇章。(见表1)

2.我国第三方支付的现状。仅16年第一季度对比15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二百之多,我国第三方支付如今依然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发展势头迅猛。并且随着基础支付层(存管银行)与第三方支付的联系更加密切,中间支付层(第三方支付企业)不断扩增的行业数量和与消费者日常生活联系更密切的金融创新的不断增多,以及应用支付层(商家和用户)数量的大量普及,预计在未来几年内,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发展态势会依然强劲。(见图1)

在最新季度的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市场份额中,支付宝、财付通是目前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中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第二的企业,分别占51.8%和38.2%。他们的共同优势是背靠大型商务网站(分别为阿里和腾讯),具有稳定的客户来源。但是也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第三方支付市场存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特征,市场缺乏有效竞争力。(见图2)

三、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现状及建议

1.我国第三方支付的监管现状。第三方支付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虽然有了不错的成绩,但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相应法律监管的不完善更加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10年以前,我国在针对第三方支付的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及执行方面还近乎空白,仅有几项可供参考法律、法规。2004年,《电子签名法》的颁布及实施标志着我国首部“信息化法律”的诞生,确定了电子签名与文本签名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即公开承认了电子交易具有合法性,保障了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历经十多年的发展,虽然央行等相关部门也先后颁布了多项部门规章和政策性文件对第三方支付市场进行规范,但是我国第三方支付的监管依然存在监管主体不明确,针对性强的法律监管措施少,对法律法规监管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2.第三方支付监管的的中外对比。我国第三方支付监管的不健全、不完善使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可能存在价格规制政策不健全、不明细、滋生新的金融风险、竞争激烈并出现同质化、网络信息安全亟需改进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整合困难等问题。因此,只有学习其他国家在第三方支付监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有助于我国反思现状并且作出改进,助力第三方支付的健康有序发展。

欧盟:欧盟对第三方支付服务采取的是机构监管的方式,第三方支付服务提供者被分为“电子货币机构”和“支付机构”两大类进行监管。欧盟在2000年颁布了较为严格的“2000指令”,为第三方支付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和严格审慎的监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第三方支付的发展,意识到其对发展的弊端后,欧盟在2009年颁布了新的“2009指令”,重点对于客户沉淀资金的管理进行了更加严格、详细的规定,并适度放松了一些监管的要求。为了将所有从事支付业务的非银行机构都纳入监管管辖范围,欧盟采取根据他们业务细分的不同而对这些支付机构进行统一监管的措施。并且要求其对沉淀资金的管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支付机构与其其他资金相混同。

美国:美国没有专门制订关于第三方支付的法律法规,由于第三方支付机构只是提供转账等货币服务,并非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因此不需办理银行业务许可证。美国对第三方支付业务实行多元化管理,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交易过程的管理上(如登记、交易报告等程序),并从联邦层次和州层次两个层面进行保密和反洗钱等方面的监管。

欧盟与美国监管带来的启示:1)应该采取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模式,通过机构监管达到控制信用风险的目的;通过功能监管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公平竞争的监管环境,同时覆盖多种金融创新产品。2)采取较低准入门槛与持续动态监管相结合。较高准入门槛的和严格审慎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因此,较低准入门槛与持续动态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更符合第三方支付的行业特征。3)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应该重点放在交易过程的监管上。由于各类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的业务都与银行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银行的账户往来来实现对第三方支付交易过程的动态监管。

3.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建议。第一,规范沉淀资金利息的使用。第三方支付机构往往会有大量的沉淀资金,因而这些沉淀资金会产生巨额的利息,因此银行必须对该账户进行监控,一旦发现资金异常,应立即予以冻结并追踪使用情况。建议将这部分利息以保证金的形式上缴监管机构,禁止第三方支付利用该笔利息进行任何的投资,为投资者及消费者的资金带来风险。第二,加强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支付机构准入、业务范围、交易过程、资金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进行监管。同利用技术手段完善监管方式,建立起动态、实时的风险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对支付机构的业务运营和风险情况进行监控,来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保护资金所有人的正当权益。第三,加大法规执行力度,化解支付市场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按照《关于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预防和打击银行卡犯罪的通知》的要求,严格执行通知内容,加强监督检查的力度和范围,强化对支付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建立起全面的规范管理制度。第四,建立信用评价机制。目的是为了清除市场中的信用不良或者客户体验差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完成交易时,由消费者对对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信用评价打分,对于得分较低的机构,由人民银行或者相关权力部门勒令其整改或者退出市场。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业务水平,同时净化我国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环境。

四、结束语

我国第三方支付产业在其他各国中也算发展较早,并且也经历过风雨飘摇的十几年发展,使用率和使用规模已经有了爆发式增长。但是我国的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的产业链依然还处在在形成和完善期间,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监管的执行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为了规范与更好的激励第三方支付的发展,让其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依然还有很多未完之路需要进一步探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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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11

【关键词】经营者集中 发展现状 反垄断法 规制

一、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由于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营者的集中活动在我国起步较晚。1984年，保定市纺织机械厂和锅炉厂以承担被兼并企业全部债权债务的方式，分别兼并了保定市针织器材厂和风机厂，开创了我国经营者集中的先河，至此拉开了中国经营者集中的序幕。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的经营者集中活动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加入WTO降低了中国市场的进入门槛，使中国成为跨国公司的必争之地。大量的跨国公司涌入国内市场，凭借资本优势和管理经验，通过经营者横向集中、品牌控制等方式，扩大其在中国市场的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面对外资并购的汹涌之势，国内企业也加快了集中的步伐。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南钢股份案例、第一百货合并华联商厦案例、青岛啤酒并购案例等，均展示了中国经营者集中行为的活跃程度。同时，国内企业也把眼光放到了国外市场，积极参与全球并购。例如上海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联想并购IBM全球PC业务、海尔并购美国美泰克公司、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等，可见中国企业正在加快海外经营者集中的步伐，并逐渐成为其中活跃的主角。

二、我国经营者集中的特征

（一）横向经营者集中多，纵向和混合经营者集中少

我国经营者集中的主要形式是横向集中，因为我国企业存在相对分散和规模较小的状况，资源利用率比较低，而横向集中能很快产生规模效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增强经营者的竞争力。另外，横向集中所需成本一般要低于纵向和混合经营者集中，风险较小，由于经营者对自身所处行业和生产经营阶段比较熟悉，相对而言横向集中就比较容易操作。

（二）政府主导型集中多，市场主导型集中少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经营者集中以市场导向为主，政府主要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并购行为进行规制，防止出现有损公平竞争的垄断性集中行为。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尚在发展完善阶段，所以目前我国经营者集中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是以政府主导为主，政府以企业所有者身份，运用其行政权力引导和组织经营者进行集中活动。

（三）强弱型经营者集中多，强强联合型经营者集中少

国际间的经营者集中是以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强强联合占主流，而纵观我国的经营者集中案列，则是强弱型多于强强型，呈现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死鱼”的现象，这与我国经济转型期的经济现状、市场化进程、产权改革等现实情况密切相关。在我国，限于企业的实力和产权市场的发育不足，经营者集中往往以大吞小，以强并弱。

（四）国内经营者集中多，跨国经营者集中少

随着全球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企业都希望通过世界市场利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来获取利益，但是我国目前的经营者集中行为主要发生在国内，跨国经营者集中很少。目前，参与跨国集中的我国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和制造业等几個行业中，且多为国有大型企业，这些企业一般都资金雄厚、与政府关系密切，在跨国集中中具有优势。其他的一些民营企业由于规模和经济实力有限，还没有能力参与跨国集中，但相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我国的民营企业也将开始从全球化战略出发，积极推进跨国集中。

三、我国涉及经营者集中规制的法律法规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该法是我国对经营者集中行为进行规制的主要法律依据，其就经营者集中的情形、集中的申报、审查程序、审查标准、救济措施等内容做出了规定。配合《反垄断法》的实施，国务院及相关部委相继颁布了如《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关于实施经营者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暂行规定》、《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的法规规章及规定性文件，用以指导和完善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制度。

四、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经营者集中的执法现状

我国商务部是执行经营者集中反垄断规制职责的政府部门，商务部于2008年成立了反垄断局，直接负责经营者集中反垄断规制的执法任务。自《反垄断法》实施以来，商务部作为执法机构及时向社会公布了相关执法情况。截止2014年1月底，商务部共公布了22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决定，其中，除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案被禁止外，其他案件均附条件通过。同时，商务部也依法无条件批准了大量经营者集中申报案件，至2013年底，反垄断局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共728起。

整体上讲，《反垄断法》实施的五年多以来，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商务部在审查的过程中，采用案件座谈会、听证会、问卷调查、电话采访、实地调查、约谈当事人等方式，与政府有关部门、相关协会、企业以及专家展开沟通，履行了经营者集中反垄断规制的职责。从商务部公布的信息来看，我国的反垄断法虽然颁布不久，部分领域还缺乏具体实施指南，亟须完善，但执法部门对于符合管辖标准的集中案件能够迅速介入，积极展开执法活动。这几年《反垄断法》的实施情况表明，我国的执法实践正日益与国际接轨，在全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规制队伍中，中国正日渐成为重要的一支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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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援助现状 篇12

一、小额贷款公司概述

小额贷款原本由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孟加拉国人穆罕默德·尤努斯提出, 意在向赤贫而无法向银行贷款的人们提供小额贷款, 最初宗旨在于帮助穷人度过经济困境。目前, 小额贷款已经遍布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新兴市场国家。

1994年, 小额贷款被引入中国, 随后, 我国通过进行小额信贷机构试点来促进小额贷款的发展。根据《指导意见》, 我国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 不吸收公众存款, 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被视为“只贷不存”的非金融机构。

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运营现状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据央行去年发布的《2012年三季度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2年9月末,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629家, 贷款余额5330亿元, 前三季度新增贷款1414亿元。[2]由此可见, 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将丰富的民间资本引导至合法的渠道, 解决农户、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促进了“三农”经济的发展, 但在运营现状中也明显存在着资金不足、法律规范有缺陷等一些问题。

(一) 后续发展资金不足

据《每日经济新闻》调查得知, 2010年时, 上海第一批成立的23家小额贷款公司, 已有约19%表示无钱可贷, 15%表示注册资金所剩无几, 正在向银行申请贷款。[3]再以温州为例, 当前温州的不少小额贷款公司开业不久即贷出了大部分资金, 更有部分公司贷光了全部资金, 处于停业状态, 无法再向企业提供支持帮助。而目前温州的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 通过民间借贷的比例已经高达30%至40%。相对于中小企业急迫的融资需求, 小额贷款公司短缺的资金储备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造成资金不足的原因在于, 按照《指导意见》的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 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同时,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 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 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也就是说, 最高资本金为2亿元的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向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 经营总规模被限定在3亿元之内。如果减去融资成本, 甚至还达不到这个数额。实践中, 小额贷款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的难度较大, 成本也很高, 这就意味着一旦资本金全部用完, 公司就无法再向外界放贷。因此, 较其他银行等金融机构而言, 小额贷款公司可使用的资金非常有限, 导致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制定经营规划, 制约了其规模的扩大和合理发展。

(二) 专门法律文件位阶过低

小额贷款公司不是金融机构, 因此不能适用关于金融机构的法律体系。我国规制小额贷款公司的专门法律文件只有作为部门规章的《指导意见》以及各省、市地方规章。由此可见, 我国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规范的法律位阶较低, 并未上升到严格的法律层面。依照我国对法律效力的规定, 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政府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而各地方政府都有对本地地方政府规章的修改权限, 这更增加了针对小额贷款公司规定的不稳定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各县、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发布的决定、决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和规章, 凡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 可在办案时参照执行。由此可见, 在人民法院处理涉及小额贷款公司的经济纠纷案件时, 只是选择性的适用《指导意见》等规章, 而不是像对待法律、行政法规一样严格遵照执行。这样一来, 小额贷款公司缺乏较高位阶的法律的强制力与约束力的保护, 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发展。

(三) 监管主体不明确

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 凡是省级政府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 (金融办或相关机构) 负责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 并愿意承担小额贷款公司风险处置责任的, 方可在本省 (区、市) 的县域范围内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规定中的“相关机构”到底是指哪些机构,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对此做出明确规定。从目前的试点情况来看, 各地方负责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机构各式各样。如根据《湖北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 省政府金融办会同省工商局、湖北银监局、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省公安厅等成立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联席会议。如此多部门的分头监管容易造成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出现混乱, 不仅使机构间在监管的重合地带相互“扯皮”, 而且会导致监管工作难以专业化与精细化, 无法及时发现监管对象的风险所在。

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 扩大融资途径

融资难是限制小额信贷实现商业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而解决这一问题, 要靠法律和机制的创新。

1、坚持“只贷不存”不变。

《指导意见》中不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吸收存款的规定不应改变, 而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拓宽其资金来源。因为小额贷款公司一般经营规模较小, 且目前处于试运营阶段, 还有很多制度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尚未解决, 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允许小额贷款公司吸收存款, 则储户承担的风险过大, 很有造成存款的“有去无回”, 进而威胁到金融市场的稳定。

2、放松法律对小额贷款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的限制。

按照《指导意见》的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只能向不超过两个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 且融资数额极其有限。如果要取得长远的发展, 应该放松相关法律规定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的限制。首先, 在法律具体条文中应当增加融出资金的金融机构的数量。例如可以允许部分业绩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从更多的银行获得贷款。其次, 也提高贷款的数额, 提高小额贷款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比例, 可将融资比例从净资本的50%提高到80%甚至100%。

3、鼓励股东增资扩股。

在防范非法吸存的前提下, 应鼓励小额贷款企业进一步扩大股东增资扩股比例, 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小额贷款公司, 扩大其资金实力,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浙江省2009年把小额贷款公司持续经营一年以上才可进行增资扩股的规定, 修改至可提前半年增资扩股。而上海市2010年出台了《关于促进本市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若干意见》修订版, 规定经营规范、运行良好、服务“三农”和小企业成效显著、需要补充资本的小额贷款公司, 经区 (县) 政府预审并报市金融办等部门同意, 可优先进行增资扩股。

4、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基金。

孟加拉国于1983年设立《乡村银行法》, 规定了乡村银行在运营过程中, 由总行向国家银行、国际机构借款, 再分拨给各营业所[4]。与此相似, 国际上一些成功的“只贷不存”的小额贷款机构, 大多利用了来自国际组织或国家政策银行的批发性贷款。可见, 在我国尝试建立小额信贷基金, 负责批发资金给小额贷款公司, 是一条开辟有效融资渠道的途径。由政府牵头设立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基金, 可以考虑从政府、企业、小额贷款公司等多方筹集资金, 对一些经营业绩较好、风险可控、资金需求迫切的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

(二) 制定行政法规

目前《指导意见》法律位阶过低, 相关配套法律措施不完善, 因此, 我国需要一部统一的法律文件, 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法律属性、业务方向和宗旨做出统一规定,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从而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使其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和制度上的支持。但在是否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小额贷款公司法》的问题上, 本文认为现在并不是恰当时机。因为虽然经过了数年的发展, 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依然是个新兴事物, 其发展特点和趋势还不稳定, 并不适合立刻制定法律加以规制。

笔者认为可以由国务院联合各主管部门共同制定一部行政法规, 在立法层级上高于地方规章, 可以起到统领的作用, 而且便于修改, 又为今后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同时应指导各地政府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地方规章, 做到有小额贷款公司的省市就有相应的具体规定, 规制小额贷款公司的运营发展。

(三) 明确银监会作为监管主体

银监会和人行联合下发的《指导意见》为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具体措施、法律后果方面建立了初步的框架体系, 因此银监会是最适合继续完善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的机构。同时, 银监会下发《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的通知已经表明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村镇银行, 所以银监会有必要对其进行监管, 引导其朝着这一可持续的方向继续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条, 银监会不仅负责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督管理, 而且负责对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银监会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银监会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完全可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相关规定, 有明确的、细化的监管规则, 完整的内部和外部监管职责, 方便对其进行全面监管。

综上所述, 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过程当中仍存在着许多法律问题。本文在分析其概念和运营现状的基础上, 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以期促进我国小额贷款公司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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