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医患关系调查研究（精选12篇）

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篇1

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医疗体制的不断改革、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和完善, 人民群众的价值观、自主性和法律维权意识均有所增强, 对护理质量的期望值更是越来越高。医院管理者也越来越认识到建立良好护患关系的重要性。

目前, 我国各级医院均存在着一个共性问题, 即护患之间缺乏理解和信任, 或关系平淡、或存在矛盾, 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更成问题。集中表现在:护理人员主动服务意识薄弱、沟通技巧欠缺, 相关专业知识掌握不够扎实、业务不熟练, 护理人员不足、护理队伍过于年轻化;患者素质和教育水平参差不齐, 对治疗效果的期望值过高、维权意识过强, 或受媒体及社会舆论片面影响对医院及医护人员不信任等等。本研究从护士综合能力, 医疗管理手段、强化法律意识等策略来探讨改善医患关系的可行性。

一、提高护士综合素养

现代临床实践要求护士不仅要掌握专业能力, 而且要具备通用能力。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过硬的整体护理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规范的护理能力;具备对常见病、多发病和常用药物疗效、反应的观察、监护能力;对急、危重症病人的应急处理能力和配合抢救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和发展护理专业的责任心; (9) 参与护理科研的意识和能力。

二、增强护士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是指完成沟通过程, 达到沟通目的的能力。它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是指沟通主体具有尊重他人的良好态度, 富于条理的思维能力, 全神贯注地倾听、阅读、筛选信息的能力, 流畅地叙述、发送信息的能力, 最后还要具备人际吸引的亲和能力。结合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 尤其要注重对不同科室护士的沟通能力进行有倾向性的培养。

三、增强护士法律意识

增强护士的法律意识, 体现在护理人员要“知法”、“守法”和“维护法律”几个方面。“知法”就是认真学习法律法规知识, 掌握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以及与护理工作和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守法”就是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依法办事, 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 认真履行公民的义务, 不违法。在护理工作中, 往往涉及许多法律相关的问题, 会碰到患者的权益问题, 处理得不好就会引发纠纷, “守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维护法律”就是要维护法律尊严, 敢于、善于同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以保障正常的社会秩序。

四、全面树立危机意识

提前在所有护理人员中树立牢固的“危机”意识。医院要在宣传和教育方面让大家意识到, 危机管理不仅仅是医院管理者的事, 也不只是护士长一个人的责任, 而是全体护理人员都要参与的事。虽然“危机”很难提前预料, 但绝大多数“危机”是有过程、有前兆的。所以医院在危机管理方面要加强知识普及危机管理知识普及, 进一步促进护理人员危机意识的形成。

五、完善医疗卫生管理体系

医疗卫生事业涉及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医疗保险、医疗救助、药品生产流通等多个部门, 是涉及门类较多、对部门之间1办调配合要求较高的行业。由于医疗卫生行业的专业性、复杂性较强, 管理手段多样化, 更有必要实现行政管理体制的集中统一, 各部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才能实现保障人民健康的目标。建立统一的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统一的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改变多头管理、责权不清晰、不统一、统筹协调不力的局面;形成大部门统一领导、大部门内部各机构分工负责、精简高效的医疗卫生管理和监督体系的“大部制”。“大部制”不仅体现为机构合并, 更要在机制上实现责权一致和统筹协调。

六、改革护理队伍管理模式

护理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细致、繁杂、劳累。很多护士对护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厌倦情绪或者经常抱怨, 我国护理人员与国外相比一直是处于医护比严重失调的状态, 这说明我国的护士队伍是不稳定的, 护理人员的紧缺也导致了我国目前无法达到完整意义上的优质护理服务。医院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并制定采取相关的解决措施, 有条件的医院可以扩招护理人员, 暂没有条件的医院就需要采取其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某医院就采用机动护士解决了护理人力的难题。机动护士是指在医院护理队伍中设立的隶属于护理部的统一调配管理,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应急性强的高素质的年轻护理人员, 他们有效地支援了临床科室工作, 并满足了医院各项应急任务对护理人员的需求。

七、加大政府投入, 重塑医院公益性

国家应该加大在医疗卫生体系方面的专项资金, 结合本地区人口发展和人民实际需求, 进行科学论证, 制定切实有效的医疗卫生改革政策, 真正做到造福于民, 不仅要让人民群众“看得到病、看得起病”, 还要“看得准病、看得好病”。另外, 医院也不能只一味地追求高利润, 通过相关政策的约束和实施, 以及医院文化方面的建设, 重塑医院的良好形象, 为患者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

八、对医护人员注重人文关怀

医院的作用从本质来讲是为服务对象提供治疗和康复服务, 医院的医护人员之一般的社会性群体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层次都要更高也更丰富一些。虽然对于医护人员的岗基于护士沟通能力的护患关系研究位职责和操作技术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相应标准, 但他们在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服务的时候都不可能千篇一律, 这就需要医护人员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实施个性化的服务以及创造性的劳动。医院的医护人员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要比物质待遇方面更加重视, 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更多的自主性, 并受到充分的尊重;在人际关系方面, 他们也渴望感受到更多的和谐和温暖。所以他们对于生硬的规章制度、粗暴的管理方式、简单的行政命令和纯粹以经济作为杠杆的“目标管理”, 必然会产生抵触。

九、消除社会因素对医患关系的影响

稳定是以维护双方权益为前提的, 因此, 维护法律尊严、倡导全民普法、健全法律法规、规范媒体行为、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加大健康宣教力度、提供医疗行业保险业务等是解决好护患纠纷的重要保障;增加卫生资源投入、做好医疗区域规划、完善医疗管理体系并建立全民医保和帮扶救助体系是支撑和谐护患关系的基石。

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篇2

尊敬的受访者：

您好！

我们是清华大学10级学生，在此想要进行当今社会医患关系问题的调查，此问卷将是此次调查的主要数据来源。

本问卷共设32道选择题，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单选。

本次调查完全以匿名的形式进行。所得数据及信息完全保密，仅用于科学研究，不会被用于任何盈利性活动。

非常感谢您的配合！

2012年2月

1、您的基本信息_____

A、本人是医护人员、医学生或从事相关职业

B、不是医护人员但有关系十分近的亲朋是医护人员

C、其他

2、在您看来，目前的医患关系怎样_____

A、很和谐B、比较和谐C、一般

D、有点儿紧张E、很紧张

3、您作出上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_____

A、自己的切身感受

B、亲戚朋友等的口口相传

C、媒体报道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4、您认为医患关系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_____

A、法律关系

B、经济关系

C、信托关系

D、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5、您认为大部分医生得到的物质报酬仅就正常收入（工资等）相对于他们的付出____

A、报酬远高于付出

B、报酬有些高于付出

C、两者相符

D、报酬低于付出

E、报酬远低于付出

6、您做出上述判断的主要原因是____

A、主观推断

B、亲友消息

C、媒体报道

D、网络渠道

E、亲自调查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7、您认为目前医务人员的生活状态如何____

A、非常富足B、良好C、一般D、较差E、很差

8、您做出上述判断的主要原因是____

A、主观推断

B、亲友消息

C、媒体报道

D、网络渠道

E、亲自调查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9、就医经历让您不满意的有哪些方面（可多选，最多选5项）____ ．．．．．

A、挂号难，排队久

B、医护人员态度冷漠，难以沟通

C、诊断时间短，不向病人详细解释病情就开始写处方

D、开大处方，虚开检查化验

E、就诊手续复杂

F、急诊找不到好医生

G、看病流程繁琐

H、索要红包

I、医护人员水平不高

J、不尊重患者隐私

K、其它__________________

10、您和您的家人在看病就医时，有没有遇到让您感到温暖甚至感动的医护人员____

A、遇到很多B、时常遇到C、一般

D、偶尔遇到过E、从未遇到过

11、如果得了病，您会不会先找医院方面的熟人_____

A、经常会找

B、有时会找

C、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去找

D、有熟人但不会麻烦他们（请跳至第13题）

E、没有熟人（请跳至第13题）

12、您找熟人的原因是_____

A、可以通过熟人找到治疗水平高的医师

B、避免排队挂号等繁琐手续

C、服务态度更好

D、相识的医生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治疗更具针对性

13、请综合考虑您在就诊时医生给出的医嘱和最后您遵循医嘱的情况。在就诊时，您对自己或家人的治疗方案的参与度是____

A、怎么治完全由自己决定

B、医生给出建议，但怎么治病主要看自己

C、自己有一定的意见，但主要依靠医生给出治疗方案

D、医生给出治疗方案，自己照做

14、在就诊时，您认为的最理想的医患关系模式是____ ．．．

A、主动与被动型：医师的权威性不受任何怀疑，病员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B、引导与合作型：医师的意见受到尊重，但病员可有疑问和寻求解释

C、共同参与型：医师的意见常涉及病员的生活习惯、方式及人际关系调整，病员的配合和自行完成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15、您认为现在医生和病人感情上交流较少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_____．

A、医生工作量大

B、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突出

C、医生感情上冷漠

D、医生和患者在知识背景上存在差异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6、您认为目前看病贵的主要原因是（可多选，最多选3项）____ ．．．．

A、医生多倾向于开高价药

B、虚开检查化验

C、单项检查费用过高

D、红包现象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7、您或您的家人在就医的过程中是否曾经送过红包____

A、送过

B、没送过（请跳至第19题）

18、您送红包的原因是_____

A、医生索要或者暗示

B、认为医生收了红包会更尽心

C、大家都送，随大流

D、病好后感激医生

19、假设您的一位朋友请您帮助分析为什么医生没有收下他送的红包，您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________

A、对于这个病人没有信心

B、假意作势，最后会收的C、确实是正直的医生

20、您或您的家人和医院发生过医疗纠纷吗____

A、发生过

B、没发生过

21、假设您遇到医疗纠纷，您更倾向的处理方式（可多选，最多选3项）____ ．．．．

A、向新闻媒体曝光 B、向院方或有关单位投诉 C、只向亲友说说抱怨一下 D、与医生当事人协商解决 E、暴力解决 F、通过诉讼解决

G、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22、现在，有人在看病时对门诊、手术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此您怎么看____

A、很正常，是患者以防万一进行的取证，不应该大惊小怪

B、体现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会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

C、不正常，被社会现实所逼迫

23、医疗事故鉴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如果医方不能证明自己的诊疗与患者的损害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将承担事故责任。您对此怎么看____

A、赞同，有助于保护患者利益

B、不赞同，会使医生变得谨慎，虚开检查、增加费用，最终受损的还是患者

C、不赞同，会使医院与医生处于弱势地位

24、对于医疗纠纷中的仲裁，您对它的公正性有信心吗____

A、很有信心 B、比较有信心C、一般

D、信心不大 E、完全没有信心

25、您认为媒体关于医疗纠纷的报道的可信度_____

A、完全可信 B、比较真实 C、一般

D、不太可信 E、完全胡扯

26、您认为媒体报道在目前的医患关系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_____

A、报道客观真实，有助于医疗体制改革

B、报道比较真实，但容易引起大众对医疗工作者群体的误解

C、报道常常比较片面，报忧不报喜，不利于医患关系

D、报道极不科学，只为吸引公众眼球而放大个别现象，引发社会秩序混乱

（27~29）对于现今相对紧张的医患关系，您认为：

27、医生方面所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可多选，最多选2项）_____．．．．

A、部分医生自视甚高，不把病患放在眼里，服务态度差 B、部分医生医术水平不高，容易造成误诊 C、部分医生存在回扣、红包等医疗腐败现象 D、部分医生在与患者沟通上能力欠缺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8、患者方面所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可多选，最多选2项）_____．．．．

A、基础医学知识欠缺

B、受社会谣言等影响对医护人员有心理偏见

C、自身道德素质偏低

D、对医生期望过高

E、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29、社会方面所担负的主要责任是（可多选，最多选2项）_____．．．．

A、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B、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C、医疗事故责任评价体系缺失 D、媒体与民众舆论影响

E、医药体制不合理下的“以药养医”等问题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关于现在愈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您认为促成因素有下列哪些（可多选）_____．．．

A、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导致医院涌进很多外地病患

B、医院的乱收费问题

C、“红包”现象

D、媒体舆论关于医患关系的负面报道

E、医生水平不高造成的误诊

F、部分地区医院“一院独大”，不把病患和家属放在眼里，态度恶劣

31、关于改善医患关系，您认为下列哪个才是最重要的一环_____．．

A、国家政策和法规完善

B、政府的执行力

C、医护人员

D、广大市民

E、媒体舆论

32、您对未来一段时间里医患关系的改善乐观吗____

A、非常乐观 B、比较乐观 C、喜忧参半 D、比较悲观 E、很悲观

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篇3

【关键词】医患关系；政府职能；原因对策

一、前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政治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作为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构成，医患关系已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不仅医患双方的相互理解尊重配合，更需要政府发挥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职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调节医患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努力实现伟大中国梦的今天，营造和谐的医患关系，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头等大事。

二、从政府角度分析医患关系产生矛盾的相关原因

2.1政府资金投入不足

虽然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整体上财力投入仍不足，且投入主体失衡，政府、社会和个人共担三者之间的比例不协调，存在明显失调，即政府、社会投入较少，个人投入过多。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公布，2012年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7245.11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的5.75%，与上年比较虽然卫生事业增加投入816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却下降0.14个百分点。因此国家要加大资金投入，才能缓解当前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

2.2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工作不到位

政府提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是“用比较低廉的费用提供比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努力满足城镇广大职工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要”。而实际改革后，药品价格不但没有降，反而增高，医疗费用增加，个人承担费用过高，引起患者的不满。社会化医疗保障覆盖面窄，人人享有初级医疗保障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由于医疗保障的低覆盖率，也就导致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损害了医疗体制的公平性。

2.3对医院的监管工作不到位

当前公立医院主要费用是靠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医院设备购买，规模扩大靠收费来解决。医院的日常开支、发放奖金等支出项目靠收费保障，又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医院过分注重经济收入而忽视群众利益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目前对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费用，是靠医院自己监督自己，而负有监督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往往监督不到位，而作为患者又不能对医院内部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医疗费用的支出情况不了解，容易产生疑问，从而导致双方矛盾激化。

三、从政府角度提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

3. 1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切实维护群众健康权益

对于关系到國计民生和劳动素质的公共医疗卫生产品，政府财政应成为最主要的投入者。为此，要加大财政公共医疗卫生支出的比例，增加基公共医疗卫生支出规模。争取在每年的公共预算中，公共卫生支出有所增长，同时在今后的财政预算支出中，政府应该在近年来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用好税收等各项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尤其是加大药品价格管理机制，引导医生根据患者病情合理用药，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

3.2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实现医疗风险社会分担机制

要建立全国医疗风险保险制度，由医院、医生和患者按4：3：3的比例交纳医疗风险保险费用，一旦出现医疗事故，患者向保险公司反映，由保险公司与医院交涉，患者或亲属仅作为利害关系人参与其中，对双方进行监督，一旦协议未达成需打官司，由保险公司聘请律师与医院打官司，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患者或亲属仅作为利害关系参与诉讼，确保自己合法权益，法院判决需要赔偿时，由保险公司支付。这样，患者与保险公司打交道就行了，既保证了患者的利益，又使医务人员可以放心地投入到疾病的研究和治疗中去。

3.3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使医患关系按法律法规进行调整

医学科学是所有科学领域中最难的一门，集自然、社会科学于一身，有太多的未知领域，决定了医疗服务具有高风险性。虽然有《职业医师法》来规范约束医务人员行为，但特定的医患关系不能用此法来调整。应根据医药科学的规律特点，建立健全医患关系的法律法规，制定详细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依法规定医患的权利义务，规定统一的鉴定标准，由独立的专家组来鉴定，规定统一规范的住院治疗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履行医务人员告之义务和患者的知情权，通过协议书的形式对双方进行约束，避免病人对治疗后反悔，也避免出事故后医生篡改协议书，通过法律法规进行规定，才能在立法上平衡医患双方的权益，既切实维护患者的权益，又能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

四、结束语

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患之间相互理解信任、尊重配合、共同战胜疾病的融洽关系它需要医患双方的积极努力，更需要政府及全社会的大力支持。相信随着全社会对医患关系问题关注程度的提高，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以及各种协调医患关系的制度逐步建立，我国紧张的医患关系会逐步得到改善，并能最终实现医患的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李国英.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法探讨[J].当代经济，2013（16）：31-33.

[2]张小丽.论医患关系的双重性[J].法制与社会，2014（01）：238-239.

[3]张晓平.医患关系现状的分析与探讨[J].湘潮（下），2013（09）：59-60.

作者简介

胡赛飞（1991-）女，汉，河南省周口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中国地质大学，研究方向：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篇4

关键词：医患关系,认知差异,调查研究

认知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特征及事物间联系的反映。认知差异影响行为人的行为差异。研究医务人员和就医者对医患关系及医疗职业的认知差异,对研究医患关系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广西南宁市10家医院的630名医方人员和626名患方人员对医患关系及医疗职业的认知差异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现将结果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南宁市具有代表性的10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5家,二级医院3家、一级医院2家。被调查的医方人员共630名,年龄23~52岁,其中男性2 4 5人,女性3 8 5人;医师2 5 9人,医技人员7 0人,护理人员2 7 8人,行政后勤人员23人;本科以上学历3 9 1人,占6 2.1%,大专学历200人,占31.7%,其他39人,占6.2%。被调查的患方人员共626名,为患者或患者的亲属,年龄18~77岁。其中男性275人,女性342人,性别信息缺失9人。

人(%)

X2=45.82,P=0.000

1.2 调查方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对医患双方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项目包括医患关系的现状、重要性、性质和发展趋势及对医务人员社会地位、医疗环境及医务人员职业压力等。调查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随机选取10家医院的医务人员和患者及亲属进行了面对面方式的调查。分别向医、患双方发放问卷各650份,收回有效问卷分别是630份626份,回收率分别是96.92%和96.31%。

1.3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核对无误后用Excel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录入完毕后核查纠错。统计软件为SPSS13.0软件,显著性检验用卡方检验。

2 结果

2.1 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的现状、重要性、性质和发展趋势的认知状况比较均有显著的差异。(见表1~表4)

2.2 医患双方对医务人员社会地位、医疗环境及医务人员职业压力的认知状况比较均有显著的差异。(见表5~表7)

3 讨论

3.1 本研究的结果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的现状、重要性、性质、发展趋势及医务人员社会地位、医疗环境及医务人员职业压力的认知状况比较均有显著的差异。医患认知的差异与医患关系有密切的关系[1,2,3,4],医患认知的差异被认为是产生医疗纠纷的主要原因。本研究的对象包括了所有级别的医院,而且被调查的医方和患方人员分别达630名和626名,说明本研究具有大样本和宽范围的特点,具有更好的代表性。而且采用面对面调查的方式,保证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因此作者认为本研究的结果是可靠的,能够基本反映广西南宁市医患双方认知差异的总体特征。

3.2 本研究的意义

本研究揭示了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认知上的差别,对了解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的认知现状、研究医疗纠纷的发生,乃至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均有重要的意义。医患关系建立在医方和患方上的关系,双方都是医患关系的构成要素。医患双方认知上的差异,决定各自行为的差异,而行为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产生医疗纠纷。比如,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的本质认知问题,医方认为医患关系为买卖消费关系的只有18.7%,而患方有28.4%,落实到行动上就是按买卖关系原则提供医疗服务的只有18.7%,而按买卖关系原则验收医疗服务质量的病人有28.4%,双方明显的差异是矛盾的源泉。另外,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认知的差异,也决定双方对改善医患关系所持的立场和意愿的不同。医患双方的认知差异是医患纠纷发生的基础。因此,作者认为医患双方的认知差异是医患关系不融洽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要减少医疗纠纷,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双方乃至社会的各阶层的共同努力,缩小医患双方的认知差异。比如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加强医患双方的沟通等。只有医患双方的认知达到高度的一致,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医疗纠纷。

人(%)

X2=15.04,P=0.04

人(%)

X2=39.983,P=0.000

人(%)

X2=18.362,P=0.001

人(%)

X2=111.469,P=0.000

人(%)

X2=78.367,P=0.000

人(%)

X2=87.306,P=0.000

参考文献

[1]甘宁,虞涛,陈尉华,等.医患认知差异与医疗纠纷成因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2008,8(28):1035-1037.

[2]肖凤,田春瑞,廖义林,等.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认知情况的调查分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12(27):26-27.

[3]潘传德,王建华.医患双方对医患关系认知差异性的调查分析[J].医学与哲学,2005,12(26):63-64.

医患关系调查报告 篇5

“医患关系”这个词，本是指医生，医务人员以及医疗机构等与疾病患者和患者家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中性词。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两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很简明地说清楚了医与患的关系。

可是，尽管近年来医院总体服务质量上升，就医环境、设备及医技水平等改善提高，但医患间的“信任度”却越来越低。服务态度欠佳，缺少沟通理解等，被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列为影响医患关系的负面因素。以至于现在当人们提到“医患关系”这个词，都会划为略带贬义的词。

在我们针对医护人员和患者两套不同的调查问卷中，有一道共同题目是共同的，那就是关于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在“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医患关系紧张”这道调查题上，医者和患者的回答略有不同：

医务工作者工资低、风险高、责任大，导致心理失衡

医护人员：44.64%

患者：23.86%

社会环境的改变导致医务人员价值取向的偏差

医护人员：27 16.07%

患者：44.31%

现行的医学教育制度缺乏人文教育，导致从医人员素质降低、自身修养欠缺

医护人员：7.14%

患者：18.18%

患者对医学知识一知半解

医护人员：32.14%

患者：5.68%

投诉渠道不畅通导致恶性事件发生

医护人员：0%

患者：7.97%

在44.64%的医护人员看来，目前医务工作者工资低而风险较大，需要担的责任也大，导致了一部分人心理失衡，成为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首要原因，而在44.31%的患者及其家属们看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一部分医务人员的价值取向慢慢偏差才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首要原因。

其次，有32.14%的医务工作者认为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一知一解。但对一这一点，只有5.68％的患者认同这一点，而23.86%患者认为目前医务工作者工资低而风险较大，需要担的责任也大，导致了一部分人心理失衡，成为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次要原因。有18.18%的患者认为现行的医学教育制度缺乏人文教育，导致从医人员素质降低、自身修养欠缺是造成医患关

系紧张的原因，而只有7.14%认可这一点。对于投诉渠道不畅通导致恶性事件发生的问题，患者有7.97%对此表示认同，而医务工作者则没有人支持这个观点。

就患者而言，我们的医疗保障制度从公费医疗到医药费承包，再到医疗保险，尽管在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但由于医院之间缺乏竞争，个人在承担更多的医疗成本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服务。更重要的是，医院和患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

从医院的角度而言，市场经济发展并没有因此改善医院的投入体制。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医疗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7%，约为1万亿美元，等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的医疗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中国国家卫生投入占世界卫生投入的1%，却服务了占世界总数22%的人口。中国国有医院目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国家拨款，外加以药养医，医生的技术劳动成本很低。

在医院看来，医生一直是负重前行。在某种程度上，比之其承担的社会责任，医生得到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是不对等的。

医护篇

首先是关于执业环境，认为目前执业环境一般的占回答问卷医务工作者的50％，认为很差的占3

7.5％，认为恶劣的占总参与人数的10.71％，而认为目前医师执业环境很好的只占了总参与人数的1.78％。由此可见，目前绝大部分医务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非常不满意的。

而对于“您所在的医院发生过的医疗纠纷大概年均多少次？”这个问题，有69.64%的人选择了50次以下，有23.21%选择50次-100次，3.57%选择在100次以上，3.58%的人选择“数不清”。有50％的人认为医疗事故的发生率与医患纠纷有关系，但并不成正比，有25％的人认为二者成正比关系，1

9.64%的人认为二者关系不大，而有5.36%的人认为二者完全没有关系。在以往的一份调研中发现,只有10%左右的医疗民事案件是由医疗事故引起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医患纠纷事件层出不穷呢？

关于自己所在的医院是否设有病人投诉管理机构或者相关部门这个问题，有94％以上的医务人员所在的医院都已经设立了接受病人投诉的相关管理部门，只有5.36%的问卷参与者说自己所在的医院没有这样的部门。但虽然大部分医院有设立相关的医疗投诉机构，只有32.14%的人认可自己医院的投诉部门管理比较专业和完善，有高达50％的人认为自己医院的投诉部门管理并不完善，更有1

2.5%的人承认自己医院设立的医疗投诉机构形同虚设。而关于是否需要重视患者投诉的问题上，有6

4.28%的医务人员都认为应该非常重视患者的投诉，19.64%人认为应该重视，但没必要花过多的时间去处理，10.71％的医务人员认为没必要过多理会患者的投诉，认为“好多患者都是无理取闹”，有5.37%的人回避了这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说”。设立投诉部门，是患者与医疗机构进行沟通的最重要的机构，然后在大部门的医疗机构中，这个部门并没有受到重视，甚至形同虚设，有的医务工作人员也不重视这个环节，难怪我们的患者总是觉得“投诉无门”，当他们不能通过正当的手段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或许无可奈何才会通过一些其他的不那么“正规”甚至有伤害性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吧。

对于患者的投诉原因，认为是医疗质量的占28.57%，认为是服务态度的占41.07%，认为患者在无理取闹的占了医护卷总参与人数的28.57%，认为是候诊时间引发患者投诉的只占1.78%。在医务人员与患者关系的问题上，有50%认为二者仅限于医疗的供与求关系，有23.23%的人认为彼此之间如同朋友，和睦相处，有17.85%的人认觉得说不清楚，而有8.92%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病人影响医务人员的生计。

有53.57%的医务人员觉得受到患者的精神压力，害怕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不理解，有28.57%的人害怕患者对自己进行投诉，12.5%的人担心发生医疗事故给患者带来痛苦，只有5.36％的人认为没有受到来自患者的精神压力。95％以上的医务人员都受到来自患者的或多或少的精神压力，由于医患关系紧张,打砸医院殴打医生事件时有发生,医生在执业中缺乏安全感,直接影响了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据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控制中心的一项调查,被调查的31所医院的7228名医务人员,有65%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心理和身体暴力。这也许是大部分医生感觉受到患者的精神压力的原因吧。

至于如何重新树立医务工作者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有40%的医务工作者希望社会各界站在公正的角度来看医务人员，22.35%的人希望大家都能调整心态，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则，12.94%的人希望患者多了解一些医学基本常识，扫除各种沟通障碍，11.76%的人希望医院加强管理，改善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8.23%的人希望医务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加强工作能力，有4.72%选择了其他。由此看来，大部分医务工作者依旧是希望社会各界，以及民众们对从事医疗行业的人们更多一些理解。

随着医疗纠纷的显著增多，医患矛盾也不断激化并呈现暴力化倾向。在一篇名为《亟待改善医院执业和发展环境》的文章中列举了导致医务人员执业环境越来越差的几大因素：

医患纠纷触目惊心

据2004年中国医师协会对114家医院进行的调查显示，2000年至2003年间，每家医院平均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打砸事件5.42件，打伤医师5人，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0.81万元。尽管医疗设施越来越完善，医务人员的医学水平和学历都越来越高，但医患纠纷事故依然存在，并且逐年升级，以至于开始上演一场场医患之间的“武打剧”。

医务人员人身没有保障

据中国医师协会调查，很多医生对自己的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恐惧。从北京协和医院王任直教授被患者家属围攻殴打，到四川华西医科大学附一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王凯被患者用菜刀砍伤致残，以及湖南中医学院著名血液病专家王万林教授被其所救治的患者连捅46刀，不幸身亡，各地医生所受的人身侵害可谓事件愈演愈烈。

医疗风险危及医院生存

医疗风险已成为医院头号危机。现在医院院长们普遍有“三怕”：一怕要命、二怕闹事、三怕赔钱。医院和医生普遍感到的压力，使得他们在遇到危、急、重症患者时畏首畏尾，严重影响了及时有效的救治。

由以上可以看出，医疗纠纷始终是影响医患之间关系的主导因素，而由医疗纠纷产生的后果已经严重影响了医生的人身安全，甚至生命安全。也因此，大多数医务人员都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并严重影响医疗工作的正常秩序。

患者篇：

说起在就医过程中与医务人员的关系，有45.45%的人认为关系一般，32.95%认为跟医务人员的关系比较好，而非常融洽的占2.27％，有13.63%的人则认为比较差，5.7%则在就医过程中跟医务人员相处得非常糟糕。整体看来大部分患者在就医过程中与医生相处的还算较好，并没有发生过大的纠纷甚至冲突。

在对医院的选择上，有18.7%的人以价格是否公道为优先选择条件，而有37.41%的人选择了医疗技术领先这一项，有10.79%的人选择了交通方便或者离家近，有25.17%则以服务态度佳，口碑良好为先决条件，37.19%选择大型设备完善，资金雄厚，仅仅只有0.74%选择了听信广告宣传。大部分人在就医的时候，还是会选择医疗技术好，设备完善，资金雄厚的大医院，而这也许就是一些大型医院医患纠纷频发的原因之一吧。

就医时，医护人员让无法忍受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有13.63%的人认为医生在工作时使用的医学专业术语太专业，不乐意与患者或家属沟通，有27.27%认为医务人员态度恶劣让人难以接受，有2

2.72%人选择了就诊手续太繁杂，医护人员不细心引导，有29.54%的人认为医护水平太差，延误患者治疗让人难以接受，而6.81%人则讨厌医务人员索要红包，利欲熏心。大部分患者依旧比较重视就医时接受的服务，包括医务人员的态度等，当我们患病就医时，希望得到的是一个温暖的环境和体贴的照顾。

当患者遇到医疗纠纷时，有27.27%的人选择面对面投诉医护人员，有17.04%会向医院设立的举报电话进行投诉，有4.54%选择往医院公设的意见箱投信，有12.5%的人通过第三公正方投诉，有38.63%的人只会向家人或者朋友倾诉，而不会采取一般的投诉手段。调查看出，大部分的患者已经学会使用自己掌握的方式，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采取合理合法的手段进行投诉，但依旧有1/3左右的人面对自己的遭遇而只向家人或朋友诉说，不采取投诉手段。

在就医的过程中，有15.9%人曾经受到过医务人员的恶劣服务态度，有35.22%难以与医务人员的沟通，有19.31%当遭遇到医患纠纷时苦于无处投诉，9.09%遇到医患纠纷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有20.48%没有遇到过医患纠纷问题。

而涉及到患者自己与医务人员的关系时，有高达71.59%的人认为他们之间仅限于医疗的供与求关系，6.81%认为彼此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会考虑向医务人员塞红包以求得更好的服务和治疗，只有

9.1％认为彼此之间是朋友关系，能够和睦相处，另外有12.5%的人认为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在大多数患者心里，依旧把医务人员放在了了彼此不相干，只存在供求关系的地位上，能够真正跟医务人员和睦相处的仅仅是少数不到10％的人。

至于如何重新树立医务工作者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有13.63%希望医务人员能学学心理学，理解患者心理，38.63%的人希望大家都能调整心态，理解“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则，7.57%的人希望能够让自己多了解一些医学基本常识，扫除各种沟通障碍，18.18%的人希望医院加强管理，改善医务人员的工作环境，19.69%的人希望医务人员提高业务水平，加强工作能力，有4.72%选择了其他。

一直以来，医患关系是医务工作者和患者共同关心的敏感话题。医疗纠纷频繁发生，且影响范围越来越大，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引起了广泛关注，医疗纠纷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已经演变为一个社会问题。对于患者来说，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合理，患者享受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差，医疗保障不到位等原因，使原本就患有疾病的患者们心中充满了怨气。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宣扬“以人为本”，但在医疗环境来说，真正要做到以病人为中心，站在患者的角度上，多为患者着想，多一些耐心，加强医患双方的沟通。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篇6

医患关系矛盾频发

凤凰网2011年11月4日的《广东潮州医疗纠纷，男科医院1死2伤》一文称，11月3日，广东省潮州市男科医院发生了一起血腥惨案。犯罪嫌疑人黄某花了3000元治疗费后，认为治疗效果不好，遂混入该院，砍死副院长宋某，砍伤一名医生和一名工作人员。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3日發表题为《医患信任脆弱，暴力事件增多，医生成为高危职业》的文章。文章提到，2011年，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纠集数十人持械闯进医院。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人民网2011年11月11日题为《中国每年1万名医生被股打，脆弱医患经不起重压》的文章说，医院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场所，却频频成为了“犯罪现场”。一项针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出现过病人及家属殴打辱骂医务人员的现象；61.48％的医院发生了病人去世后，家属在院内摆花圈烧纸设灵堂、多人围攻威胁医生等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年被殴打受伤的医务人员已超过1万人，2000—2010年的10年间，共有11名医务人员被患者杀害。

医患矛盾

症结何在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为什么现在医患双方倒打得不可开交呢?”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的话值得人们深思。

看病难、看病贵

《人民日报》2012年4月5日发表《医患需要换位思考》一文。文章称，从根本上说，医患暴力冲突增加，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由于优质医疗资源不足、医疗保障水平低等原因，老百姓普遍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很多人为了挂个专家号，半夜就起来排队，有的患者排队等了大半天，医生看病却是几分钟就打发了。患者由于受疾病折磨，很容易产生烦躁焦虑等心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发生很小的一点纠纷，都有可能点燃患者心中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暴力冲突，而医生自然就成了体制的“替罪羊”。

信息不对称

《生命时报》2011年11月16日发表《暴力伤医生何时休》的文章。文章称，中国医院协会门(急)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吉善说，医学是非常复杂的学科，加之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本身就很有限，导致在沟通层面，医患间就容易出现明显的分歧。目前，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但能够彻底治愈的仅有少数几种。更何况，再成熟的治疗技术，都有发生意外的可能。但患者往往觉得“能叫得出名字的病就该有得治”“别人能治好自己就能治好”。这些信息的不对称，往往是医患间矛盾的诱因。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表示，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是3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沟通不畅

《浙江日报》2011年12月1日的文章《医患关系面临尴尬，健全第三方调解制度或是出路》说，医学作为一门极其复杂的科学，同样的治疗、同样的药物，效果都不尽相同，并发症、医疗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即使最高明的医生，也会有诊断失误的时候，绝大多数病人能理解与宽容。但问题在于，当前真正让病人感到不满乃至恼火的，并非医术，而是少数医生的职业道德：态度恶劣、诊断草率、滥开高价药、以医谋私、吃拿卡要……至于令人愤怒的“活婴被弃”“撕毁病历”等事件，虽然为数不多，但社会影响相当恶劣。医生日日面对的，不是物化的躯体零件，不是诸多病症汇聚的人体样本，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医生的治疗，理应是生命的交流、体察，而非冰冷坚硬的器物扫描。然而，现代医学过于依赖技术、器械，这种看似专业的“职业性冷静”，容易使医患之间的隔膜加深。

新华网2012年3月29日的《制度性互相伤害使医患悲剧频发》一文称，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同时，医生还要懂法、用法。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然而相当多的医生没有把这三种义务当回事。在一些医患纠纷中，常常听到医生抱怨：我今天已经看了五十几个病人了，怎么可能好好跟你解释?也有医生认为：面对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深奥的医学知识我能和他解释清楚吗?如果医生带着这些情绪，其实就是把上面说的三种义务当成了是自己额外的、恩赐给病人的义务，但事实上，这些和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他们必须做的。

媒体推波助澜

《人民日报》2012年3月30日发表的《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等应多传递温暖希望》一文说，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年来，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患者权益的维护都是重要推动力。但是，在网络时代，有的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获得更大的轰动效应，放弃了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媚俗化的倾向。这些做法对于医患关系的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缝肛门”“八毛门”等，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因为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对求真也是一种背离，从效果上看，也会让公众产生认识偏差，甚至会激化医患之间的对立情绪，这对社会和公众都没有好处。

化解矛盾

多措并举

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质

《东方早报》2012年3月29日发表题为《解决医患纠纷亟需当头一棒》的文章。文章说，针对3月23日的哈尔滨残杀医生事件，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求严惩凶手、严厉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同时，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行政部门履行好内部治安保卫职责，包括落实24小时安全值班制度，对门(急)诊、病房等重点科室，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卫生部的这个“安全通知”，只能算是“技术”上的扬汤止沸；要真正系统化解医患纠纷，还需制度上釜底抽薪，即要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质。我国于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旨在纠偏之前的“泛市场化”，提出“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3年的16.96％提高到2010年的28.56％；个人支出的比重从2003年的55.87％，下降到2010年的35.52％。如果财政投入的增长势头能保持，那么医院回归公益可期。

公立医院应剥离“特需服务”

新华网2011年9月29日的《公立医院应尽早剥离“VIP服务”》一文说，目前国内各级医院大都在借扩建医院之机，纷纷推出VIP病房，有些硬件设施堪比五星级酒店，每天住院价位少则千八百元，多则上万元不等的都有，本来8个人甚至更多病人可住的病房就让给一个人住。一些大医院住院“一床难求”与此不无关系。一边是医院普通病区走廊过道加满病床，人满为患；一边是医院VIP病房大量空置，门可罗雀。

从眼下医疗领域运转情况来讲，特需服务已成为公立医院的一块硕大的“蛋糕”，很多医院，特别是高档医院，所占的收入比例很大。在财政补偿不到位的情况下，这块领域已成为众多医院的“聚财盆”。将特需服务从公立医院中剥离开来，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就目前而言，公立医院尽管姓“公”，但走的却是市场的路子。如果公立医院将“特种病房”、大客户“绿色通道”等特需服务清扫出门，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医疗资源，也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就医。

第三方仲裁

2012年3月13日新华网题为《第三方仲裁可减少医患纠纷》的文章说，医患纠纷、医患矛盾有几种情况：一是一小部分社会闲杂人员以“医闹”为职业，把本属正常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些是治疗疾病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闹大，造成对立的医患关系甚至群体性事件。二是有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于医疗行业不太理解，总是认为治疗疾病没有达到他所想象的治疗效果，要求索赔。三是医生主观想把病人治好，但由于医疗水平或者本人的医疗技术没有达到要求，或由于医疗上的失误，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四是少数人责任心不强，或者利益上的追求，造成的医患纠纷。

以谋利索赔为目的的“医闹”，应该由公安和司法部门来研究对策进行打击。患者认为医生或者医方没有达到他的要求，要求索赔的，或者医务人员从主观上想治好，或者技术水平不行，或者当前的医疗条件达不到要求而产生的纠纷，以前是主管行政部门参与解决，但是效果不好，患方认为行政管理部门总是以医院立场来解决问题，是站在了医疗方。所以，现在正在探索第三方仲裁机制。第三方包括学法律的、学医的、学社会学的等等，一起来参与，形成第三方仲裁调解机构，站在第三方的立场，正确客观地判断双方的纠纷，看谁对谁错。医方错了，医方肯定要赔偿的。如果是患方的无理要求，就得不到赔偿。这样通过第三方的仲裁机制可把医患矛盾解开，减少医患之间的纠纷。

域外经验可资借鉴

中国日报网2011年12月17日引自《羊城晚报》的文章《如何处理医患纠纷》称，其实，医患纠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许多国家在如何科学处置医患纠纷方面获取的经验或教训，可供我们借鉴。

日本：法治之下的“以和为贵”

一、加大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在日本政府的指导下，中央级和地方级的医疗评估机构纷纷诞生，一般每过一年进行综合评分，并在网上或向媒体公示。二、要求医院给医生购买“事故保险”。大多数中、小纠纷可通过保险公司就获得解决，避免了发展为更大的医患矛盾。三、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医患关系。按相关法规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不分大小都须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然后由政府作为“中间人”出面向病人家属作出汇报。

俄罗斯：坚持“法律优先”

与许多国家解决医患纠纷时采取“调解优先”不同，俄罗斯果断地采取了“法律优先”。如果患方认定自己的健康或生命受到了医疗事故的侵害，他们便可向相关医院、医院的上一级领导部门、当地司法机关和医保机构提出索赔要求。不过，俄罗斯法律在大力维护患方权益的同时，对医方造成的医疗事故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美国：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

医患纠纷并非纯法律问题，美国采用的是法律和调解“双管齐下”。所有医院都须设立仲裁委员会。成員包括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牧师、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培训工作者、教师、律师等等。仲裁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一、专门负责调查医疗事故。二、担负着类似我国居委会里“调解委员会”息事宁人的角色。同时。相关的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

国内外医患关系研究述评 篇7

1 医患关系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对医患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成果颇多, 如: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托马斯·萨斯 (Thomas Szasz) 、马克·赫郎德 (Mark Hollender) 的医患社会角色理论;戴维·海斯、鲍蒂斯塔、埃里克·卡斯尔的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信息不对称的研究以及医疗保障制度等。社会学家认为, 医患关系不单单是医生和病患两种人他们之间的事情, 还牵涉到病患和他们周围各种社会群体的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 医患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组成部门。

1.1 医患社会角色理论

美国社学会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他的《社会系统》 (1951) 一书中提出了“病人角色”的概念, 他在他的社会理论中加入了对医学的功能分析, 这促使他会考虑到病人与自己生活中社会系统的关系;导致了“病人角色”概念诞生, 这个概念是解释西方社会中病人行为特征最贴切的理论工具[1]。帕森斯认为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医生帮助患者有效地处理健康问题这一基础之上;当医生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能用于患者身上时, 医生处理统治的角色, 而患者处于服从地位, 即接受、拒绝或协商与医生提出的推荐治疗方案;但是, 在紧急情况下, 医生必须对患者做出迅速的决定时, 患者的拒绝或协商的选择也会变得无效。帕森斯“病人角色”概念具体内容总结为以下四种: (1) 病人被免除了“正常”的社会角色; (2) 病人对自己的疾病状态不负责任; (3) 病人应该具有尝试祛病的愿望, 即有康复的义务; (4) 病人应该寻求技术上适当的帮助和与医生合作[1]。帕森斯医生角色具有4个特定的方面: (1) 技术上的专门性; (2) 感情上的中立性; (3) 医生对待病人的普遍性; (4) 职能的专门性[2]。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是从医患双方的社会橘色、社会态度和社会行懂的框架中看待医患关系。该理论规定了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也适用于患者本人和与患者互动的医务人员[3]。

1956年托马斯·萨斯 (Thomas Szasz) 、马克·赫郎德 (Mark Hollender) 发展了帕森斯的病人角色理论, 他们认为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影响医患互动的决定因素, 并且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医患关系可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主动-被动”模式, “指导-合作”模式, “相互参与”模式[4]。医患关系这三种模式的提出, 为医生的临床决策和行为扮演提供了理论指导, 对医患关系的缓解具有意义[5]。

1.2 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

“以患者为中心”的理论得到了大多数医生的赞同时, 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成为了人们研究的问题。着重研究了患者试图修正医生治疗方案的方式, 他们发现患者不是要医生相信治疗没有起作用, 就是用实际行为来抵触治疗, 比如患者故意减少应该服用的药量或增加药量;因此, 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解决医患之间额沟通问题, 只有良好的沟通才可以使得医生患者之间共同解决问题;所以, 戴维·海斯和鲍蒂斯塔认为, 医患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协商, 而不是医生简单的下命令, 让患者机械地、没有疑问的遵从过程[6,7]。随后的研究者Clair (1993) , Rier (2000) , Waitzkin (2000) 等进一步的证实了医患沟通交流的重要性, 并指出医患互动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者相互理解的能力, 并且认为医生与患者在地位、教育程度、职业训练和权威方面的差异会成为有效沟通的障碍[1]。埃里克·卡斯尔 (1985) 指出, 信息如果满足以下三个检验就可以成为医疗情境下重要的治疗工具: (1) 减少不确定性; (2) 提供行动的基础; (3) 加强医患关系[8]。威廉·马德森注意到文化因素对医患沟通交流的影响, 对于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患者来说, 与医生的互动会有困难, 并由此可能造成双方的误解, 因此产生冲突[9]。

1.3 信息不对称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Sheman Folland等 (1993) 指出有证据表明, 患者和医生双方在某些程度上都存在信息不灵, 但是对比之下, 患者更处于劣势;Slephen Shmanske (1996) 也有同样的观点;还有Akira Kurimoto (2004) 指出, “患者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他们一般缺乏选择的机会和信息的渠道, 传统上医生的决定被看成是绝对的和最后的, 所以说信息不对称严重影响医患沟通效果[5,10]。

1.4 医疗保障制度

外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国模式是按社会经济制度、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医疗卫生状况不同而加以区分, 根据责任主体之间的关系分为四种制度模式:国家卫生服务保障制度模式、社会医疗保险型制度模式、商业医疗保险型制度模式、储蓄保障型制度模式, 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分别为英国、德国、美国、新加坡[10]。不同医疗保障制度模式与医患关系的发展, 不同国家根据自己本国的国情而做出选择, 然后任何制度模式都存在利与弊两面性, 所以对医患关系的影响有积极地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对于这四个制度模式下的医患关系造成紧张的主要因素有:病人长期等待得不到及时的医疗照顾, 病人对医生的诊疗行为、技术的疑虑, 不合理的使用卫生资源, 造成资料浪费, 从挂号到见到医生需要等候时间长[5,10]。

2 国内医患关系研究现状

近年来, 由于国内的医患关系不断紧张医疗纠纷层出不穷, 国内学者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由于医患关系的多重属性, 学者们大致从它的技术性、伦理性、法律性、经济性、社会性, 多角度地分析医患关系的现状、冲突的原因, 改善医患关系的对策等。下面是近10年来有关医患关系研究的各类书籍。

2003年全国第一本统编教材《医患沟通学》出版发行, 2013年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医患沟通》出版发行;社会书籍:姜雪林《病房警示录:医患沟通案例评析》 (2005) ;庄一强《医患关系思考与对策》 (2007) ;赖其万《医人:关于医患关系的那些事》 (2008) ;古津贤、李大钦《多科学视角下的医患关系研究》 (2009) , 王亚峰、霍修鲁《医生的困惑与反思:医患沟通与人性化服务》 (2009)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2010) ;张琪、朱俊生、李文中《医患关系的经济学研究》 (2011) , 屈英和《“关系就医”取向下医患关系互动关系研究》 (2011) ;李功迎、刘新民《医患行为与医患沟通技巧》 (2012) 、胡汝为、刘恒《医患关系·责任政府下的法律规制研究》 (2012) ;陈一凡《医患关系法律分析》 (2013) , 简海燕《医患危机与媒体关系研究》 (2013) ;鲍勇《医患关系现状与发展研究:基于信任及相关政策的思考》 (2014) , 柯杨《北大微讲堂·我所理解的医疗体制与医患关系》 (2014) , 殷东风、王立波《社会转型医患关系的社会学研究》 (2014) 。

2.1 国内基于医患社会角色理论研究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 吕宜灵等[11]根据我国医患关系的社会现象分析及不同时期, 将我国的医患关系定位为三总模式: (1) 计划经济体制及之前时期是“主动-被动型”; (2) 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是“指导-合作型”; (3) 现阶段为“共同参与型”医患关系。张红等[12]认为在医院管理中应用社会角色理论和方法, 有利于体现医改新形势下公立医院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医院行为和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有助于解决医患矛盾, 使患者对医院的信誉度、满意度提高。贪宗梅等[13]对于医生角色概念给予新的诠释:医生角色与医生是两个不同概念, 医生只有处于诊疗过程中, 对患者承担特定的诊疗责任时才充当起医生角色;并且认为在社会角色理论视野看, 医患关系角色集中的各个角色, 只有按照各自角色要求和规范, 自觉地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才能使医患关系走向和谐。张艳欣等[14]用社会学理论分析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中的应用中提出医患关系的双方即:病人与医生, 加强对自身角色领悟, 理解角色期待, 减少角色偏差。

2.2 国内基于医患交流与沟通理论研究

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称之为沟通, 而沟通的目的就是人们把自己想要表达出的信息、思想和情感在个人或群体之间传递, 并且达成共识, 协调一致。高质量医疗服务的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做为基础, 而有效的医患沟通是建立良好医患的大前提。张淑清等[15]认为医患沟通的意义在于是为了满足医患关系、医疗目的和医疗服务情景的需要, 是特定的人际交流;优质有效的医患沟通, 首先需要医患双方有沟通的愿望, 然后必须具备沟通的信息及合适的沟通场所和方式;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患者, 对医疗活动的理解和医疗服务的需要也存在差异, 所以有效的医患沟通必须满足四个需求和一个期望即:“首先医务人员要及时的了解并能满足患者被理解的需求, 其次受尊重的需求, 再则及时又有序服务的需求, 最后是感觉舒适的需求;与此同时也要掌握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期望。”曾婉辉[16]指出良好有效的医患之间的语言沟通有利于帮助患者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南京医科大学专家在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和上海的30所医院进行“医患关系暨医德现状调研”, 各个医院随机选取30名病人和15名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在医患间缺少沟通这一项的结果显示:21.29%的患者和27.46%的医护人员认为医患间缺少沟通, 患者觉得医护人员未能很好地履行告知照顾义务, 从而导致医患双方信任度降低的重要因素, 医患间信任度失衡, 会使医患间不能再维系良好的交流互动[17]。吕宜灵等[11]调查结果显示, 江苏某医院2009年因医患沟通不当导致的医疗纠纷构成比例为53.33%。张平[18]调查结果指出医方认为教育程度不同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主要原因, 而患者认为医患地位不同是造成沟通困难的主要因素。焦峰等[19]实地调查显示在医生是否主动征询患者诊疗意见的评价, 结果为很主动和比较主动的医方比率是12.5%和41.4%, 患方为20.6%和22.1%。

2.3 国内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研究成果很多, 概况起来研究的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成因、信息不对称的类型、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及解决或者改善信息不对称的对策等。刘宝民[20]在论文中描述了信息不对称的特点: (1) 普遍性; (2) 客观性; (3) 不可消除性; (4) 可缓解性。并根据医疗行业涉及到对象及单位如:医院、医生、患者、行政管理部门、药厂、医保等, 概括了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类型: (1)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2) 医生和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3) 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4) 医保机构和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赵佳[21]指出在医患关系中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医疗过程中相互对应的医患个体之间, 彼此信息掌握的不均衡状态。秦其荣等[22]认为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医疗供方诱导患方就医的逆向选择, 并会产生医患双方道德风险行为, 从而导致医疗纠纷的发生。陶月玉等给出了应对策略[23]: (1) 医患之间加强沟通。 (2) 加强医患双方教育, 医务人员讲医德、患者就医讲道德。 (3) 对全体医务人员有效激励在报酬、社会声望、人格尊严等方面。 (4) 完善保险: (1) 商业医疗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督与制约作用; (2) 医疗事故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对降低医生职业风险的作用。 (5) 建议“第三方”机构即中介机构的作用, “第三方”机构独立于被评审医院和卫生行政部分的医疗免费咨询机构, 重要的是机构设置上的独立, 利益上的独立, 避免与医方或患方“共谋”和“庇护”, 真正发挥出信息沟通的作用。

2.4 国内医疗保障制度研究

不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是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24], 医疗保障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 不仅在保障水平、覆盖面、费用分担等直接影响患方就医的经济负担, 而且在费用支付方式的选择等监督机制约束着医方的诊疗行为, 引导医疗资源的有效运转;因此, 医保制度不论在整体层面还是内部层面都对医患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25]。我国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由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及其他社保构成。到2013年底, 我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的参保率、参合率分别稳定在90%和95%以上, 医疗保障人群基本上做到了全民覆盖[26]。

但是, 在分级诊疗制度上缺乏深刻的认识, 三大基本医保制度没有明确参保人员的基层首诊制度, 参保人员选择就诊医疗机构随意性很大, 往往首选就是大医院, 首先是增加了大医院的工作量, 浪费了医疗资源;其次是损失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医保基金的安全受到威胁;再者增加了参保个人的经济负担[27]。虽然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初步实现了全民覆盖, 但是在总体上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尤其在筹资水平和统筹层次等方面不能满足公众[27];在医药费用上仍然存在问题, 造成公众觉得“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象还是存在。刘洁等[28]对太原市居民做了医患关系的认知现状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其结果为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医疗体制 (33.9%) , 医务人员因素 (28.1%) , 院方因素 (19.6%) , 患者因素 (15.6%) ;其中在医患关系现状的调查中有79例与医生发生过争执, 而争执的原因中有认为医院收费不合理占24.6%[28]。

3 结论与思考

医患关系与医德现状实症比较研究 篇8

1 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评价双方认识有反差,但在个别方面认识逐步趋同

调查结果见表1~表4,调查结果显示:(1)双方对医疗服务效果评价差别大。相较于2002年调查结果,病员对医院服务质量认为一般和不满意的由48.96%下降到45.7%(P>0.05,结果无统计学差异),说明服务质量满意度无明显好转,其中病员对医院服务质量非常满意的仅占7.81%,可见医院服务质量依然不尽人意。(2)医护人员对自身服务缺乏正确认识。医护人员对服务质量满意及非常满意的达到了92.93%,认为医院治疗效果满意及非常满意达到了92.74%,认为医院对病员服务态度令人满意及非常满意的达到93.66%。(3)在个别方面双方认识逐步趋同。影响医院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中,相较于2002年调查结果,医护人员和病人都认为责任心不强是影响医院服务质量的主要原因。待遇偏低成为医护人员认识中愈加重要的因素,它由30.07%上升到36.41%(P<0.05);在这方面病员的认识也有所改观,有较多的人认为应改善医护人员待遇。在医护人员水平不高的认识上,双方的看法也逐步趋同。

分析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医护人员和病员对医院服务质量评价的强烈反差,联系老百姓“看病难”分析,在时下医疗卫生领域仍处于供方市场的情况下,医护人员满足于现状的心态与人民群众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明显失调。人民群众的卫生需求得不到应有重视或有效满足,自然产生对医疗服务的不满,虽说针对“看病贵、看病难”,医院也出台了一些措施来改进医疗服务,如改善就医环境、微笑服务、简化诊疗流程等,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尽管病员对医院服务态度和治疗效果的满意率有所上升,然而总体上对医疗服务质量满意度没有好转。这虽说是患者的主观判断,但相隔5年主观判断如此相同,这应引起关注。病员对治疗效果满意度的上升也反映了近年来各医院加大投入,临床科研实力增强,在整体治疗水平上取得进步。病员把医护人员水平不高作为影响医院服务质量的第二大因素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医院规模不断扩张,年轻医护人员增多,他们的临床经验亟待提高,同时医护人员的薪金或者期望获得的劳动报酬在医疗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依然偏低,这也是值得在医院收入初次分配中引起重视的问题。

2 医患双方对维护病员权益的认识逐渐趋同

调查结果见表5~表6,调查结果显示:(1)医德医风有明显好转。病员经常遇到乱收费的占13.70%,经常遇到开大处方的占14.37%,经常遇到滥开检查单的占16.18%,相较于2002年调查结果,病员经常遇到乱收费、开大处方和滥开检查单的比例分别是20.30%、19.80%和15.99%(P<0.05),说明医德医风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同时医护人员认为遇到乱收费、开大处方和滥开检查单、索要红包的比例都不超过8%。病员认为经常遇到不尊重病人的仅占7.91%,95.08%的医护人员能做到或者经常做到尊重病人,这都说明医德医风在尊重病人方面有明显好转。(2)医疗活动中的不良现象依然存在。在对以乱收费、开大处方、滥开检查单、索要红包、不尊重病人、不告知治疗方案、不允许复印病历为主要内容的整体医德医风调查中,病员认为满意以上的占52.46%,不满意的占28.87%,医护人员认为满意以上的占53.27%,不满意的占37.19%。(3)病员权益得到了较好维护。病员认为经常遇到不告知治疗方案和不允许复印病历的分别占8.61%和4.99%,医护人员认为经常不告知病人治疗方案和不允许病人复印病历的分别只占2.81%和5.90%。

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整体医德医风还是不令人乐观的,仍有1/3(31.47%)被调查的病人和医护人员对医德医风现状不满意。医德医风中突出问题如乱收费、开大处方、滥开检查单、索要红包等的比例较2002年有所下降,应归功于医院加强医德医风制度建设、医疗卫生行业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和“医院管理年”活动的良好效果。自2005年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以来,医院加大了对医护人员谋取不正当经济利益的监管力度,对医院医药设备采购等“敏感部门”进行了自查自纠和负责人轮岗。“医院管理年”活动也始于2005年,在活动中各医院全面推行医院院务公开制度,实行医疗服务收费公开,向社会公布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药品及医用耗材价格等信息,严格执行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度和费用查询制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促进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治疗,并接受群众监督。这两个活动的开展,分别从法律和制度两方面减少了不规范行为的发生,使得乱收费、开大处方、滥开检查单、索要红包现象出现好转。

从数据中看出,杜绝乱收费、开大处方、滥开检查单依然比较艰难,客观上造成病员经济利益受到损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除了医护人员要加强医德观念和修养外,政府对医院的投入机制也要健全和改善。

同时在数据中看出,病员的精神利益即知情同意权、选择权等一些基本权益也是受损的对象之一,但受损比例不是很高,这和病员自主维权意识不断得以强化有关。特别是2003年9月1日,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后,医疗纠纷的举证倒置等新概念的提出,进一步唤醒了病员权益意识,也从另一方面促使医护人员改进医德医风,提高服务质量,严防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的发生。

3 医患信任仍将成为一段时期内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障碍

调查结果见表7~表8,调查结果显示:(1)医患信任度有所上升,但依然偏低。病员认为医患之间较信任和很信任的达到63.01%,相较2002年调查结果,病员对医患之间较信任和很信任的为48.21%(P<0.001),说明信任度有明显上升。但两次调查结果中,病员对医患的信任始终没有超过2/3,对性命相托的医患之间而言,这个比例是不高的。(2)双方认为对影响信任的主要原因有分歧。病员认为医疗效果差、医疗费用高、服务态度不好、缺少沟通是主要原因,比例大致相当,而医护人员主要集中认为缺少沟通和医疗费用高才是主要原因。相较2002年调查结果,4个因素的所占比例相对于病员和医护人员而言没有多大变化。缺少沟通成为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2002年和今年调查结果,病员与医护人员结果分别为21.28%、29.99%与27.53%、33.6%。对病员和医护人员而言,增幅分别为40.93%和22.05%(P<0.001)。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在30.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2003年抗击“非典”,政府投入大幅增加,但也仅占8.4%[2]。医院必须通过增加医疗收入来弥补国家对医院补偿的不足。医院的公益性逐渐淡化,经营性增强,加之医改的不断深入,医患之间必然会产生利益冲突和信任危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医患信任度已经切实存在于医疗活动之中,并成为衡量医患关系的一个重要指标。患者就医从自身利益考虑,比较多地关心花的钱与得到的医疗服务是否等值,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服务,就会认为自身利益受到侵害[3],也会埋怨医护人员服务态度不好或医疗费用过高,从而影响医患关系,产生不信任之感。从调查中可以看出,病人和医护人员对医患信任的认识,也正是相互间信任危机的最好写照。尽管,因为医德医风改进和医技水平的提升,使得信任度有所上升,但病员对医护人员的不够信任依然不容忽视。增加信任度,直接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相关,只有病员真正能放心就医,“看病难、看病贵”才能得以缓解。

4 改善医德医风依然是双方的共同期待

调查结果见表9~表10,调查结果显示:(1)对改善医德医风的重点双方态度一致。对服务态度、责任心、为病人节省开支、爱护生命精心施治等4个医护人员医德医风中最需要改进的问题,病员认为所占比重和2002年调查结果相比较,有很大变化,其中责任心比重为34.93%,2002年为45.76%,降幅达23.67%(P<0.001);为病人节省开支和爱护生命精心施治比重增加,增幅分别为25.25%和36.26%(P<0.001)。医护人员认为所占比重也有很大变化,责任心比重下降而爱护生命精心施治比重增加,降幅和增幅分别为18.84%和63.37%(P<0.001)。但医患双方认为最需改进的依然是责任心在首位。(2)对改善医德医风双方依然有信心。86.65%的医护人员和66.94%的病员对医德医风好转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完全没有信心的仅分别为3.04%和3.42%。但相较于2002调查结果,病员和医护人员对医德医风好转的信心没有特别增加,病员信心不足的由2002年的33.83%变为29.65%(P>0.05),医护人员信心不足的由2002年的10.82%变为10.30%(P>0.05),说明没有明显变化。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医德医风中为病人节省开支和爱护生命精心施治的问题比重增加,真实反映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变化。对于患者,近年来高涨的医疗费用已成为突出的民生问题,相对于居民收入水平,医疗费用增长超出了人们的支付能力[4],期望医护人员为病人节省开支成为患者更为强烈的诉求。关于对医护人员要爱护生命精心施治和增强责任心的问题,则反映了病员对生命健康的重视。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健康则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5],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生命权、健康权越来越摆在重要位置。医患双方都认为责任心居首位,也表明由于当前医疗诊断中对仪器设备依赖度太高,对医生医技水平的信赖都有所下降,这种典型的“技术上升和人文下降”现象直接导致医生基本功不扎实,问诊马虎,责任心常有缺失,使得错诊、误诊时有发生。调查中,病员和医护人员对医德医风好转是抱有信心的,尽管自身利益曾受到损害,但大部分病员相信就医环境会有好转,因为他们相信党和政府,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以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病有所医。但由于医改方案迟迟未出台,就医环境依旧,病员和医护人员的信心也没有显著变化。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由于“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依然突出,医德医风近年来虽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个别问题还特别严重,如医患信任度等。医德医风内涵复杂,表现形式多元,既有价值取向问题,又有现实因素;既有制度原因,又有社会环境影响。可以这样认为,医德医风现状是特定时期,特定医疗卫生制度下医疗卫生行业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客观风气。医德医风问题,不仅要从思想上进行教育,更要从条件上限制,不能有“让细菌生长的土壤”[6]。要改善医德医风,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立足民生,以保障人民基本健康为根本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才是关键。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障,倡导良好医德医风,才能真正在实现病有所医的基础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达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目标—“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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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凯,宋莉.试析“看病贵、看病难”成因及缓解对策[J].中国医院管理,2006,26(10):10.

[3]冷明祥.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患矛盾的利益视角[J].中国医院管理,2004,24(2):58.

[4]于德志.健全医疗保障制度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途径[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6,22(2):73.

[5]王兴东,冷明祥,孙曙平,等.重视培养大学生医疗保健消费观[J].江苏高教,2006,(1):89-91.

不和谐医患关系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篇9

1 目前医患关系不和谐的现状

医患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医务工作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医疗服务关系。医患关系是否和谐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目前我国医患关系总体趋势是好的。但从现状来看,由于医疗体制的不合理以及一些社会不利因素的存在,使得医患关系不和谐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还普遍存在,应引起我们注意。其在总体上主要表现为医疗纠纷、医疗索赔的剧增和医院恶性暴力事件的不断升级。

1.1 医疗纠纷剧增,医疗索赔数额越来越高

在近几年里,产生医疗纠纷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患者权利意识的提高,医患双方权利意识不同步,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不信任因素的增加更加剧了医疗纠纷数量的上升。同时医疗索赔数额也越来越高,据最近几年医学会所做的调查显示,近3年来,平均每家医院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师5人,单起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额达300万元,平均每起赔付额为10.81万元[1]。医疗纠纷急增与医疗索赔数额的越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患者权利意识增强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医患关系发展的不正常、不和谐。

1.2 医院恶性暴力事件增多

医患关系不和谐的另一个突出方面即表现为医院恶性暴力事件的增多。患者家属聚众攻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在医院设灵堂等行为已经是见怪不惊了。最近几年社会上又出现职业“医闹”和医院黑社会现象,使得医院恶性暴力事件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职业“医闹”是指当患者与医院发生纠纷却又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解决时,由无业人员组成的以患者或患者家属名义攻击医院,妨碍医院正常工作,以求获得赔偿后参与分红的专门的暂时性组织,俗称职业“医闹”。职业“医闹”是最近两年才出现的一个新兴“职业”,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穿梭于各个大医院之间,四处寻找医疗纠纷,然后和患者一起,向医院索赔。而与此相对的是医院方的“医院黑社会”出现,其典型表现是当发生了医疗事故时,医院全院上下组织严密、分工有序,有主任和医生合谋涂改病历的,有买通社会氓流恐吓病人家属的,有请打手对病人家属直接施暴的,有买通医疗鉴定机构进行非法鉴定的等等。医患关系的不和谐,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使得医院恶性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从而又进一步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如此反复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影响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2 不和谐医患关系现状的原因分析

2.1 医疗体制的缺陷

2.1.1 公立医疗机构的尴尬

目前,我国公立医疗机构仍然是我国医疗体系的主导。过去,公立医疗机构是政府财政扶持的一个重点走向,公立医疗机构的资金来源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但随着我国医疗体系市场的改革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逐步放松,对其财政支持也逐渐减弱,公立医院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目前,公立医疗机构占有的资源占绝对主导地位,但运行机制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2]。公立医院已经完全由一个由政府主办的公益性质的机构逐渐转向一个几乎完全市场化的医疗机构,但其打着的仍是公立医疗机构这块招牌,这种半公立半市场的尴尬地位严重影响了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健康发展。

公立医疗机构由于其在性质上仍然是国有公益性质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传统国有机构思想的束缚,由政府掌控。一方面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支持、补贴减少,使得公立医疗机构倾向于市场化,公益性质淡化;另一方面医疗服务又由政府牢牢掌控着,医疗价格在许多情况下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市场来进行调节的。而市场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这种半公立、半市场地位使其不能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同时又不能很好的得到政府充分的财政支持,严重束缚着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在当前医疗体制下,医务人员的工资与其投入不成正比,与国外医疗行业相比,我国医务人员的工资相差甚远,医院不能形成很好的薪酬激励机制,医务人员在应付繁重的医疗行为过程中,必然为追求一些经济利益而做出一些有违职业道德的事情,如收受回扣、开大处方、收受红包等。同时又由于我国医疗机制监督的不完善,处罚不到位等更滋长了这种不良职业风气,使其必然与患者利益相冲突,导致医患关系紧张不和谐。而这些现象所导致的尴尬只能出现在公立医疗机构中,这种半公立半市场的地位极大地限制了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同时也是造成医患不和谐的潜在因素。

2.1.2 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不完善

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医疗设备的不断更新提高,过去单纯依靠医生简单的手法辅以一些简陋的仪器来诊断病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的诊疗辅助设备。在医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国家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新药品、新医疗技术、新医疗设备的引进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医疗保险机制不健全和医疗风险分担不均使得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多数患者看不起病。

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的不完善,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广大患者在看病的时候必须付出高昂的医疗费用,而高昂的医疗费用与患者预期的医疗效果之间的偏差和不相符则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当发生医疗风险时,没有一个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所有的风险都直接转移到医患双方,而这对具有高要求、高风险的医疗行业及处于弱势的广大患者来说是极不合理的。

2.1.3 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

我国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占全世界22%的人口其医疗资源仅为世界的2%。且资源配置不合理,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3]。而其中大部分先进医疗技术、设备都集中在一些少数的大医院,而一些中小城市或一些中小型医院医疗技术设备差,不尽如人意,有些甚至不能承担起基本的医疗服务需求,致使患者不能在自己家门口就医而只能寻求大医院。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就医的难度和费用,也导致了一些大医院医疗负担过重,医务人员疲于应付大量的就医患者,进而导致医疗服务态度水平下降,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和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

2.2 医患双方权利意识不同步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这个国家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律意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患者作为医疗服务一方主体,其民主法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这主要表现为患者的维权意识和对医疗过程的积极参与。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希望以一个平等公民的身份得到合格满意的治疗,希望得到尊重,而这些则体现在患者的知情权和同意权上。同时对一些侵犯自己人格权益的行为(如侵犯隐私权、人格尊严权等)敢于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作为医疗服务的另一方主体医务工作人员,其权利意识大部分仍停留在传统的医疗诊疗模式上,认为只要看好病就可以而忽视了其它的东西。对患者态度粗暴,动作粗鲁,不考虑患者的感受,缺乏与患者进行交流。而当前医患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正朝着以“病人为中心”的模式转变[4]。医务工作人员的这种传统治病意识与患者权利意识增长的不同步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医患双方的矛盾,导致医患双方互不信任及医患关系不和谐。

2.3 法律救济制度不合理,政府监管不到位

“无救济便无权利”,权利的行使不仅需要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同时也需要一套完整的救济机制,若权利受到侵犯而不能进行有效救济的话,这个权利也就意味着是一种伪权利、空权利。患者作为一平等民事主体参与到医疗服务中,其权利的保护应贯穿于整个医疗服务,而有效合理的救济制度则是保障其权利行使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弱势群体的患者其权利一旦遭受侵害而其又不能通过有效合法的救济渠道获得保护时,那么其就有可能倾向于通过私利救济来进行,如冲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等。同时不合理的救济也不能从根本上使医患双方相互信服,缺少双方依赖保护的救济制度是不可能缓和医患矛盾的,相反只会进一步加剧医患矛盾。在当前,我国对患者法律救济制度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3.1 医疗鉴定的不合理性仍然存在

我国虽然于2002年通过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取代了旧的不合理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消释了“老子”给“儿子”鉴定的嫌疑,其进步性曾一度获得学界专家的肯定,但是随着医疗事故处理的深入和新情况的不断出现,其暴露的问题也愈来愈突出。医学会鉴定取代了以往由卫生行政部门鉴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一定进步,透明度、公正度似乎增加了,但其实仍然存在着自家人给自家人鉴定的嫌疑。医学会建立的专家库也都是聘请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教学、科研机构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或具备高级技术任职资格的法医组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让人对其公正性表示怀疑。其次,由于医学会鉴定工作没有一套可供严格执行的标准,各级医学会鉴定人员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因此经常出现不同级别的医学会如市级医学会与省级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出现天壤之别,让患者无所适从,从而更加怀疑其医疗鉴定的公正合理性。再次,医疗鉴定的高收费,让一些患者也望而却步,维权成本过大。以上这些原因导致患者不愿意去进行医疗鉴定,医疗鉴定的不合理性使得患者对合法救济方式的舍弃,对通过合法手段寻求救济失去信心,转而寻求私利救济,如采取一些违法甚至触犯刑法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权利。

2.3.2 司法救济制度的不规范

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规定,《条例》是对构成医疗事故如何处理所做的特别规定,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时,应当优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即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确定损害赔偿的数额。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所引起的其它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于2002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从这几条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不合理:(1)《条例》只能适用于医疗事故,因过失导致的非医疗事故所引发的医疗纠纷不能适用条例处理,对非医疗事故引发的医疗纠纷参照《民法通则》执行,法律适用不一,标准不统一;(2)对非医疗事故引发的医疗纠纷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所获得的赔偿额要远远高于依《条例》所获得的赔偿额,医疗事故作为医疗过失较严重的行为其赔偿额还不如一般的医疗过失所导致的医疗纠纷赔偿额高,使法律运用时无所适从,不利于规范解决医疗纠纷问题。再加上审判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而医学作为一门技术性和科学性都要求很高的学科,要求我们的审判人员具备高素质审判技能,而在当前我们的司法系统中,特别是作为一审的基层法院,其审判人员素质还不能完全很好地处理这一类纠纷,有时一审和二审法律定性和赔偿数额差距过大,不能很好地把握。以上这些都不利于公正平衡医患双方利益,因此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大部分对判决结果都不是很信服的。

2.3.3 政府监管不到位

当前医患关系的不和谐有着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但长期存在的医患关系的紧张还有着其深刻的管理体制不到位的因素。对当前一些医院出现的拿回扣、开大处方侵害病人权益的行为不能有效地跟进相应措施,对一些医务人员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特别是对一些涂改病例、伪造病例等严重违法违纪事件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一方面助长了医务工作人员这种不负责的风气,另一方面当与患者发生医疗纠纷时,更容易导致患者的不信任,加剧医患紧张。同时对当前一些“医闹”和“医院黑社会”现象不能进行有效打击和管制。

3 改善不和谐医患关系的对策

医患关系的不和谐,从总体上可以归结为3个主要原因,即体制因素、教育机制、法律因素。一是医疗体制的缺陷是所有医患关系不和谐的根源所在,因此我们必须从其体制上进行彻底改革使其完善,以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二是当前医患关系的紧张与医务人员的素质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因此必须从其教育源头上进行改革,提高医务人员素质,增进医患双方信任,如果离开这个源头一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三是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医患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救济制度的不规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统一救济制度,使医疗纠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才能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提供根本保障。

3.1 完善医药卫生体制,制定相关医药卫生法律法规

当前医患关系不和谐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改善医患关系,使医患关系朝着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必须从其根源上着手,建立完善的医药卫生体制。国家在对医疗机构的扶持和管理上应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随着社会经济、卫生事业改革的进程加快,政府应适当引导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并且鼓励创办大型民营医疗机构并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同时对一些公立医疗机构抓大放小,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促进一些中小公立医疗机构通过改革,重组民营化。通过逐步的有计划的整合改革,建立起以民营医疗机构为主导,政府集中办好少数几个大型医疗机构的一体化医疗卫生体制。这样能使民营医疗机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优胜劣汰,从而有利于将竞争机制引入医疗机构,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同时政府财政投入集中于少数医疗机构,有利于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又能空出多余的资金用在社会医疗保险机制上,分担医患分险。

建立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广大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返贫的问题。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推行全民医保,在医疗保险机制上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保障,以民间商业保险为辅的健康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好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网,一是在乡村积极推行并不断完善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基本的医疗服务条件;二是在城镇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单位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培养全科医生队伍,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社区医疗服务。三是建立完善医疗服务风险分担机制。医疗机构应该参加医疗执业责任保险,当出现医疗事故或发生医疗纠纷需赔偿时由保险机构介入进行调查,可以使其执业风险大大降低,促进医患关系和谐发展。

3.2 改善医药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素质

现今医患关系的不和谐与医务工作人员素质的下滑也有着深刻的关系。而医务人员素质的高低与其教育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当前医药教育应该以加强人文教育为理念,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精神,倡导“仁者爱人”的传统人文思想,在培养学生临床技能的同时要不断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以及与患者的沟通能力。在教育的同时要高度重视职业道德、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熏陶,树立牢固的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和以人为本的思想。注重人文关怀,充分尊重患者的权利。参加工作后要不断学习,积极参加专业技能培训,不断提高自身临床专业技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高素质的医疗人才队伍,才能处处本着“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天职去行医救世。

3.3 完善有关法律救济体制,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

疏通患者医疗救济途径,建立有效的医疗法律救济机制。当患者遭受医疗损害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寻求法律救济,在其心灵上对其起着一个抚慰作用。当公力救济弱化、失效和不畅通时,私力救济则有强化趋势,而私力救济的无章性、任意性,必然会使国家医疗卫生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因此,当前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建立起一套适合医疗特征的法律救济制度。统一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司法方面在民事审判庭设立专门的医疗纠纷部门,或尝试设立民间医疗纠纷仲裁机构,使得医疗纠纷解决专业化,规范统一化,建立起一套能让患者和医疗机构都能信赖的司法救济制度,改善医患关系,使其朝着和谐文明的健康道路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于当前我国医患关系若干问题的评估意见[J].医学与哲学杂志,2004;25(9):15.

[2]曹永福,等.论当前我国医疗市场对医患关系的影响[J].医学与哲学杂志,2005;26(2):10.

[3]李桂芝,等.关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若干思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杂志,2006;22(4):206.

医患深度关系量表的结构研究 篇10

医患关系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 ship) 是人类文化特有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医疗活动的关键、医疗人际关系的核心。[1]在中国, 医患关系逐渐从以医生为主、患为卑的关系模式转变为以病人为中心的关系模式。[2]其中, 心理因素对医患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医生的关怀能使病人病情恢复得更好。[3]在传统的医患关系中, 病人和医生交流很少, 病人很少透露出自己的要求, 医生也并不考虑病人的合作倾向, 很大部分是由中国的国情所致。由于医疗环境差, 患者数量较多,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病人无法得到一对一的治疗。有调查分析, 医生与患者认为医患关系非常重要分别占87.8%和84.2%, 认为医患关系对社会稳定有影响分别占84.6%和85.2%, 医生与患者中只有2.8%和2.0%还未认识到医患关系的重要性, 15.4%和14.8%认为对社会稳定无影响。[2]医患关系已经成为医疗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中心问题, 因此本文对中国医患关系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 确立医患关系的结构。

学术界对医患关系的关注始于1950年, 对理想的医患关系的定位是充满同情心的医生和患者对医生充满信任, 塔尔科特,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一书中阐述了复杂的社会功能模型, 帕森斯认为一个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医生帮助患者有效地处理健康问题这一基础之上。[4]萨斯和何伦德 (1956) [2]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 将医患角色关系分为三种可能的模式, 即主动—被动, 指导—合作, 互相参与的模式, 今天患者由于信息量和自我意识的成长, 越来越追求健康和医疗的服务态度。[4]而医患关系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 这种关系是连续性的。[3]WHO对健康所下的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而且是指生理上、心理上、社会适应能力的圆满状态。[5]病人对医生的满意度在我国目前的医院等级划分体制下, 不同等级医院的患者群体及服务模式会呈现各自的特点, 随之, 医患信任关系也会表现出多样性。比如二级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医患关系的评价最高, 而一级和三级医院的相对较低。[6]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量表采用回转翻译法, 然后征求医生的意见, 确定中文初稿, 医患深度关系量表 (Patient-Doctor Depthof-Relationship Scale) 共9个项目, 除项目1外, 其余8个项目, 采用5级评分, 项目从非常不同意 (0分) 到非常同意 (4分) 计分。最后项目1是医生的出勤率, 包括病人是否确实见到了医生, 题目选项分别为“是的”“没有”“不确定”三项。

(二) 被试

被试选自贵阳市三甲医院内科以及肿瘤科住院患者, 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匿名填写, 共回收328份问卷, 剔除无效项目后, 共获得有效问卷306份, 有效率为93.2%。

(三)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管理, 采用Cronbach’α系数和分半信度对其样本信度检测, 应用AMOS4.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以考察数据和因子模型的拟合程度检验量表的构想效度。

三、结果与分析

本次研究内部一致性信度用克隆巴赫α系数为指标 (Cronbach’α系数) 来表示, 其值为0.908分半信度为0.848。内部一致性信度和分半信度均符合要求。

(一) 探索性因素分析及模型A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目的在于求得问卷的“结构效度”, [7]将80人样本使用主成分分析和Varimax正交转轴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得出模型A, 根据学者Kaiser (1974) 观点, KMO值小于0.5的时候不宜进行因素分析, 当KMO值越大时, 表示变量的因素越多越适合做因素分析。在医患深度关系量表中, KMO=0.775, 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采用最大变异法正交旋转求出因子负荷矩阵。根据以下标准确定因素的数目: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因素必须符合碎石检验 (Screen Test) ;抽取出的因素在旋转前至少能解释3%的总变异。每个因素至少包含3个以上项目。[8] (见表1)

根据以上标准对问卷进行筛选, 由表1可以看出, 《医患深度关系量表》中特征值大于1的有两个因子, 因素1的特征值为4.921, 解释率为61.516%, 因素2的特征值为1.236, 解释率15.446%, 两个因素的累积解释率为76.962%, 第1个因子的内容主要是医生与病人的参与度, 例如项目2“你是否了解主治医生”, 项目3是“主治医生是否了解你的为人”, 考察医生和病人在长期的治疗关系中彼此的渗透程度, 已达到互相信任的程度, 可以谈心和大胆的提出意见, 有很强的安全感, 是坚实的医患关系的基础。第2个因子主要是满意度, 如项目6“医生对我关怀备至”;项目7“主治医生能够认真地对待我”;项目8“主治医生能够接纳我的情况”, 一段良好的医患关系最终结果就是病人对诊疗的满意, 减少医患纠纷。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结构图, 对206份病人评价医患深度关系量表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建构模型A。 (见图1)

(二) 理论构建模型B

按照问卷设计原始理论提出3因素模型B, 根据Matthew J.Ridd等人所描述了医患关系的3个维度分别是互相参与度、信任度、满意度。[3]互相参与度基于医生与病人治疗过程中产生的渗透程度, 互相参与了解交流与对对方人格的基本认知与评价, 第2个维度为信任度, 基于对医患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长久合作关系, [10]例如病人是否放心自己的病情完全信赖这位主治医生, 最后一个维度即是满意度, 医生的满意度和患者的满意度呈密切的正相关, 还会对医疗服务质量及其健康保障成本产生效应, 对306份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见图2)

(三) 模型拟合度

评价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的指标有很多, 一般来说, 卡方值越小表示整体模型的因果路径图与实际资料越适配, [9]而卡方自由度比值越小, 表示假设模型的协方差矩阵与观察数据越适配, 其值介于1-5之间表示适配度良好, RMR为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fitted residual) 。RMR的值越小越好, 其值在0.05以下是可接受的适配模型, SRMR值为平均残差协方差标准化的总和, 模型契合度可以接受的范围为0.05以下, IFI、TLI、CFI均在0.90之上, 可认为模型适配良好。根据HU与Bentle的建议, SRMR的临界值接近或低于0.08, CFI的临界值接近或高于0.95, 表示模型拟合度较高。由以上标准见表2, 模型A的卡方自由度比值为6.11, 而模型B的比值为3.13, 模型B的RMR要小于模型A的RMR, 模型B的SRMR值在0.05以下, 模型B的RFI, IFI, TLI, CFI的值相对模型A要更接近1, 模型适配。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双因素探索模型和三因素理论模型进行了检验, 二因素模型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 (EFA) 来构建, 但EFA主要基于数据统计分析基础, 只考虑到数据之间的载荷关系没有任何理论基础, 通常被认为是理论产生而非理论检验的方法, 单独用其评价结构效度往往存在方法学上的问题, 而模型B是基于Matthew J.Ridd等人提出的理论基础出发, 考察变量和模型是否拟合, 这恰恰弥补了EFA的不足, 本文采用了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比得出更适宜的模型。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 (EFA) 得出两个因子, 即:参与度和满意度, 信任度包含在参与度中, 但Matthew J.Ridd等人将信任度区分出来形成两个因子, 确实3因子理论模型比2因子模型拟合度高, 模型B的CFI=0.973, 模型A的CFI=0.927, 学者Bentler研究发现:即使在小样本情况下, CFI值对于假设模型的契合度的估计仍然十分稳定, 所以样本容量大小对CFI值没有影响, 原因有可能是由于采用的是三线城市住院病人样本, 样本数据不够具有广泛性, 其次量表项目是西方研究者编写, 例如项目2“我非常了解主治医生”, 项目3“主治医生知道我的为人”, 一般来说在中国公立医院, 没有一对一的诊疗关系, 患者很难跟医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医生没有时间去跟病患聊天交换意见, 患者也没有机会去了解主治医生, 这个也是国内医疗恰恰非常缺乏也需要去学习的, 这些题目在国内的回答往往都比较差, 存在中西方差异,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模型拟合, 所以, 应该在医患深度关系量表中译本信度、效度良好的情况下, 结合文化差异对量表进行修订。

摘要：文章旨在探讨医患深度关系量表 (Patient-Doctor Depth-of-Relationship Scale) 的结构, 结合探索性因素分析 (EFA) 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 对该量表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结果表明, 该量表的模型拟合度较好, 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内容效度、会聚效度、校标效度。

关键词：医患关系,EFA,CFA,结构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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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春锋, 黄奕祥, 胡正路.医患信任调查及其影响因素浅析[J].医学社会学, 2011 (04) :20-22.[7]黄春锋, 黄奕祥, 胡正路.医患信任调查及其影响因素浅析[J].医学社会学, 2011 (04) :20-22.

[8]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青少年学生疏离感的理论构建及量表编制[J].2002 (04) :408-412.[8]杨东, 张进辅, 黄希庭.青少年学生疏离感的理论构建及量表编制[J].2002 (04) :408-412.

[9]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9]吴明隆.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正解医患关系 篇11

锤音刚落，黑龙江省再次发生血案。2月17日，齐齐哈尔市北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被杀。一个名叫齐洪生的19岁患者用一根50厘米长的铁棍行凶。齐洪生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事实上，最让医务人员无法理解和伤怀的已经不是一起起伤医或杀医事件，而是悲剧之后，医务人员并没有得到公众、网友的同情与声援。

法律可以将一两个偶尔举起凶器的患者绳之以法，可是当公众中的多数对医务人员极度不满意、甚至“同仇敌忾”时，试问该怎么办？

丛林逻辑不宜医患关系

业内共识是：医患关系不好，原因是卫生政策与体制问题。不过，如果医务人员不能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即使我们“全民免费医疗”，医患关系也不会彻底好起来。

一些医院对医患纠纷只是简单“对症下药”，一罚了事。甚至为了减少纠纷，而以“消极保护”思想扭曲“医道”。前不久，我在一家三级医院发现，《手术同意书》已改名为《手术志愿书》。再仔细看患者签字栏，几乎都以“要求”二字开头，“要求切除双侧卵巢”“要求输血小板”等。这让我想起某位著名医学专家此前在中国南方国际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说：“今天，我们的医生已经不会给患者看病了，因为他们的脑子里面为了减少纠纷只记得两句话：‘可查可不查的一定要查，可救可不救的一定别救’。”话音刚落，下面居然掌声一片。医生们为什么鼓掌？因为这样说很解气。

如此“看病”，似乎可以对医生起到一种“消极保护”作用。但是，很快地，你会发现《志愿书》和“要求”并不能减轻一丝医务人员对患者应尽的法律责任，反而会令医患关系变得对立、疏远甚至冷漠。这种“消极保护”将会造成滥开检查、推诿急危患者的现象屡禁不止，并最终导致医患俱伤。试想，年近九旬、一身疾病，已经成为“易碎品”的你，在这种可怕的“消极保护”之下，将很难找到愿意接收你的医院，因为害怕稍有闪失，万一说不清楚死在医院里。

这些年，行业内的不正之风屡禁不止，和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思想有关。由于政府补偿机制不到位，所以政府对医院有愧，便在行政管理上睁一眼闭一眼，加之管办不分，导致政府行政威慑力很难震慑公立医院和医生。于是，“对不起患者”的事情屡见不鲜，愈演愈烈。面对患者需求不断提高的医疗行业，非但不是迅速转变医疗服务模式与观念，反而遵循了一种“丛林逻辑”——“你对不起我，就别怪我对不起他”。医务人员将一些困难和问题转嫁给了患者。

在这种逻辑下，“商业利益”成了医疗行业的“朋友”。更有甚者，滥用药物已经突破了不得“图财害命”之道德底线，更遑论医生之道德底线。我想，这可能才是今天医生越发感觉职业幸福感下降，缺少基本尊严感的关键。

以帮助患者为行医目的

一位美国学者在国内某知名医学院讲学中，曾给中国的医学博士生们提出一个问题：“从医学角度请回答，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答：“细胞”。美国学者紧接着提问：“那么从医学角度请回答，狗是由什么组成的？”学生们又不约而同地回答：“细胞”。安静片刻后，课堂里一片笑声。

改革开放30年来，医学界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人”。中国人、中国患者发生的最大改变不是他们的生物属性，而是他们的社会属性。如果用“细胞”代表人的生物属性，那么“权利”便可以代表人的社会属性。这就是美国学者发问的真实动机，他在用一个简短的问答证明中国医学教育的最大问题所在。

这些医学教育基于生物医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生们，在大学里，从高数、物理到解剖、组培，是用培养科学家的方式被培养；在医院里，又用考核科学家的指标被考核，从英文水平到SCI论文的发表。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医务人员无论如何早起晚睡，也无法满足今天患者的需求，医务人员也一定会备感力不从心。

实际上，如果当医务人员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行医的惟一目的，就会发现工作如同一场赌博，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最终一定以失败作为结局。因为几乎所有的患者最终都要死在医院里。更为可怕的是，如果当医务人员把“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作为行医惟一目的，会发现工作结果是自己不可操控的，不可决定的，哪怕是轻微的疾病，都不能对患者做出治疗结果的承诺，因为那是你不能确保的。如果医生换个角度，把“帮助患者”作为行医的目的，作为医学之新目标，就不会有失败。

“帮助患者”本身也包括了“治病救人”。更为重要的是，在“帮助患者”的过程中，医务人员一定会获得比“治病救人”更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哪怕面对一个胰腺癌晚期的患者，如果从“帮助患者”的角度，你会发现可以减轻他的痛苦，可以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可以帮助他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甚至可以满足他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小小的心愿。

建立朋友式医患关系

教师、律师、记者、公务员和同行，没错，正是这五类“学习型患者”经常惹医务人员生气，是医务人员平时最不喜欢的患者职业， 因为，他们不仅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更有极强的求知能力，而且他们经常挑战医生的权威与傲慢。

患者可以在诊室外用手机搜索医学专业知识，互联网已经使得医务人员对专业知识垄断的年代结束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加入到学习型患者的队伍中。

而医务人员仍然习惯于“父权式医患关系”：比如，我为你好，你听我的，不要问那么多问题，按我说的做就是了。“父权式医患关系”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惟有“朋友式医患关系”——基于共同参与的学习与讨论，可以令“学习型患者”满意。

法律上“知情同意”制度完全没有保护医务人员的作用，而今天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却还在将其理解为“免责”“保护医生”或“走个程序”“负担”，少有医务人员将“知情同意”上升到教育病人的高度去看待和重视，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年让病人签字越来越多，而纠纷也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

展望国际上医学的发展方向，面对“学习型患者”，国外医务人员选择的是“主动改变”：运用多媒体课件、VCR录像、App应用软件大幅度降低工作量的同时，又提升了教育患者的效果，而国内医务人员却还在抱怨和责备患者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难伺候。

媒体是友是敌？

“媒体是医院最好的朋友。”听到这句话，很多卫生行业的管理者都会一头雾水。这些年，中国卫生行业的管理者几乎都视媒体和记者为洪水猛兽。

因为屡有爆出，有的医院将无名氏患者放置在其他医院门口，有的医院将欠费仅百余元的重病残疾患儿强行送回家里，有的医院则将交通肇事的受伤流浪女遗弃在树林中，有的医院将无人认领的死胎尸体丢弃在河中等新闻事件。当然，所有的当事人又似乎有道不完的委屈与无奈，似乎让我不得不认为他们也是受害人。我曾经问过很多的医院管理者，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他们的答案几乎千篇一律，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碰壁之后便会想到继续治疗，但可以考虑“保守治疗”。

改革开放30余载，中国社会最大变化乃“市民”力量之崛起，这是政府力量之外的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由此，也提示卫生行业领导干部的思维模式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变化，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管理者们必须明白，媒体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行业沟通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有效途径，医疗机构中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弱者，而社会上更有许多希望帮助别人的好心人。医疗行业必须拆除思想深处的行业之墙、医院之墙，将“帮助患者”作为超越“救死扶伤”的新行业目标，才可能自己想出解决各类困难与问题的方法。

中国的医疗机构总觉得慈善离他们很远，就是因为思想深处还在将医院当企业办，而非公益慈善机构。实际上，慈善就该在医院处处可见，医疗机构应当有专门的部门、专人负责这些工作，决不能把医院的职能简单限定于“治病救人”。20张床配一个保安，一定不如20张床配一个社工或者志愿者有效。医院必须行动起来，可以和媒体开设定期的慈善专栏、大爱栏目；可以聘请当地的知名企业家成为医院的理（董）事会成员；可以设立专门的社工部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和爱心人士；可以向所有社会上的慈善组织、草根组织、爱心个人敞开大门；可以设立慈善感恩墙，将帮助别人的人和受帮助者的名字都镌刻在医院的建筑物和围墙上；可以设立小额扶助基金，允许医务人员对特别困难的患者免收、减收医疗费用；可以通过院内的规章制度，将患者剩余药品送给特别贫困的患者使用等等。

医患关系调查研究 篇12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108位被调查患者, 男女各50%;城镇52人 (48.1%) , 农村56人 (51.9%) ;本科以上学历24人 (22.2%) , 大专学历17人 (15.7%) , 高中或中专学历28人 (25.9%) , 初中及以下学历39人 (36.2%) 。

1.2 调查方法

采用随机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课题组成员自行设计问卷和访谈提纲。 (1) 问卷调查法:安排培训合格的调查员, 随机对门诊部和住院部的患者发放问卷, 让患者现场填写, 并马上回收, 从中整理出有效的问卷。 (2) 访谈法:安排调查员, 随机选取患者进行访谈, 并现场记录访谈的结果。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经核对无误后进行数据录入, 录入完毕后核查纠错。统计软件为SPSS16.0, 显著性检验采用卡方检验。

2 调查结果

2.1 患者对医患关系的整体认知情况

7.4%认为医患关系非常紧张, 25.0%认为医患关系很紧张。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为看病太难太贵 (72.2%) 、医生水平不高 (53.7%) 、医疗制度不完善 (53.7%) 、医生服务态度不好 (49.1%) 。半数以上的患者对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满意, 其中48.2%认为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一般, 7.4%认为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不好。80.5%认为医疗制度不完善, 近1/3患者认为医患纠纷处理制度的作用很小。

2.2 不同性别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

经调查统计不同性别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无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2.3 不同家庭所在地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差异

关于医患纠纷处理制度作用大小, 双方认知顺序基本一致, 选择最多的是“一般” (城镇50%, 农村60.75%) , 其次是“比较小” (城镇25%, 农村21.4%) , 有统计学差异 (χ2=4.000, P=0.046) 。不同家庭所在地的患者对医疗体制中关键问题的认知有统计学差异 (χ2=12.539, P=0.05) , 结果见表1。如果发生医疗事故, 城镇患者中, 71.2%选择找医院协商, 15.4%选择找媒体;农村患者中, 14.3%选择去法院, 73.2%选择找医院协商, 有统计学差异 (χ2=9.371, P=0.025) 。

2.4 不同学历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比较

2.4.1 不同学历的患者对医疗服务的认知比较:

关于医务人员服务态度, 选择最多的, 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一般” (54.2%) , 大专学历为“比较好” (41.2%) , 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一般” (60.7%) , 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一般” (44.4%) ;选择其次的, 本科及以上学历为“比较好” (45.8%) , 大专学历为“不太好” (29.4%) , 高中或中专学历为“比较好” (35.7%) , 初中及以下学历为“比较好” (36.1%) , 有统计学差异 (χ2=25.69, P=0.002) 。不同学历患者的择院标准有统计学差异 (χ2=42.972, P=0.000) , 本科及以上学历主要择院标准为医术高超 (70.8%) 、设备完善 (45.8%) ;大专学历主要择院标准为口碑好 (70.6%) 、医术高超 (64.7%) 、设备完善 (58.8%) ;高中或中专学历主要择院标准为医术高超 (71.4%) 、交通方便或离家近 (71.4%) 、价格公道不坑人 (57.1%) ;初中及以下学历主要择院标准为医术高超 (69.4%) 、口碑好 (50.0%) 、价格公道不坑人 (41.7%) 。

2.4.2 不同学历的患者对医疗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比较:

对于医患纠纷处理制度缓解医患关系作用大小, 选择最多的, 本科及以上和大专学历均为“比较小”, 高中或中专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均为“一般”;选择其次的, 本科及以上和大专学历的患者均为“一般”, 高中或中专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均为“比较大”, 经检验有统计学差异, (χ2=22.338, P=0.034) 。不同文化程度的患者对医疗体制中关键问题的认知有统计学差异 (χ2=23.652, P=0.05) , 选择最多的, 本科及以上学历为“法律法规不健全, 执行不到位”, 大专和高中或中专学历均为“服务不到位”, 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患者为“医药服务价格不合理”;选择其次的, 本科及以上和初中及以下学历均为“服务不到位”, 大专学历为“法律法规不健全, 执行不到位”, 高中或中专学历为“医药服务价格不合理”。不同文化程度的患者对医疗事故解决方法的选择的认知有统计学差异 (χ2=17.643, P=0.040) , 结果见表2。

3 讨论

医疗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 但医患关系却持续恶化, 患者袭击医生的事件频频发生。调查显示1/3的患者认为医患关系紧张, 其导致的主要原因中, 看病太难太贵居首位, 其次是医生水平不高, 再次是医疗制度不完善。患者对治疗结果期望过高, 治疗只是一个过程, 并非结果, 但患者往往把不满意的结果归咎于医生的失误, 对医生误会很深, 医患关系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城镇患者对医患纠纷处理制度的评价优于农村患者, 维权意识也强于农村患者, 这与法律法规建设有关, 在农村, 法律法规建设尚不成熟, 医患纠纷处理制度没有很好地实行, 患者对其失去信心, 若发生医疗事故, 也因维权无望而选择沉默。城镇、农村患者分别认为医疗体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及执行不到位、医药服务价格不合理。由此可见, 医药服务价格不合理是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 患者对医患纠纷处理制度的评价逐渐变差。对医疗体制中关键问题的认知中,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 选择“法律法规不健全, 执行不到位”的比例逐渐增大, 而选择“医药服务价格不合理”的比例逐渐减小。另外, 不同学历的患者择院标准前三名均包含“医术高超”, 说明“医术高超”是大多数患者择院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在高中或中专学历和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患者择院标准前三名中却同时也出现了“价格公道不坑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与经济相关, 学历高的患者经济状况相对于学历低的患者会更好, 也会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 对医患关系的思考相对更多, 对法律法规实施效力的要求也更高, 而文化水平低的患者可能会结合自身经济状况, 更多地考虑医疗服务的价格。

4 建议

4.1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 全面实行医疗体制改革

医疗体制作为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 对整个医疗行业、医患大环境起着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我国已提出医改的新目标, 但要使一项政策产生可观的效力, 有关部门必须积极响应政策, 合理地调控医疗服务的价格, 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使“看病贵、看病难”得以解决, 提高医务人员的诊金、加强医院管理也很有必要, 可以避免医疗腐败现象的发生。农村, 法律法规建设非常不完善, 需要政府大力度的投入, 同时也需严格监督医疗体制改革的进程, 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4.2改善医疗服务, 强化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大多数患者缺乏医疗知识, 出于对疾病的恐惧, 自然会询问医生, 而医生作为医疗活动的直接执行者, 应该耐心地向患者解释病情及治疗方案, 并尽可能多关心患者, 以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同时也能避免患者对医生医院产生误解, 进而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另外, 医生应尽可能为患者着想, 认真对待对患者的检查, 避免漏诊和误诊, 并做到合理用药, 不能因医院或本人的利益而开“大处方”。严格控制休假医生人数, 解决节假日看病难的问题。

4.3 加大力度普及医疗知识

政府应加大力度普及医疗知识, 减少患者对医生的误会, 以使患者更信任和配合医生, 医生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从而改善医患关系。对此, 笔者提出两点建议: (1) 开设医疗知识讲座栏目; (2) 在医院设立专门的咨询点。

摘要：目的:研究患方不同人群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差异, 分析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从患者的角度提出改善医患关系的方案。方法:随机对江西某三甲医院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 并选取患者进行访谈。结果:不同家庭所在地和不同文化程度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认知均有统计学差异。结论:医患关系情况不太好, 存在一些影响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因素。

关键词：医患关系,患者认知,调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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