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制度（共12篇）
经济法制度 篇1
经济发展是各国永恒的主题，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那么，中国经济奇迹增长的奥妙何在?是什么在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笔者认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看，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制度的变迁，尤其是1978年进行的那场经济体制改革。
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三十多年，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经济转型模式，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发布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197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 645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07年，GDP达到了249 530亿元。1979-2007年,GDP年均实际增长9.8%,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增长6.1%的速度,而且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同步快速增长,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
但是在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在1993年文件中所指出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既要制度创新，也要理论创新。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有必要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让历史照亮未来。
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知识解释当时制度变迁的动因，文中的制度变迁不仅包括1978年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包括之后进行的若干改革举措。
1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经济学框架
如果把中国经济改革看作一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那么它要符合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任何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组织与集团)在制度变迁中追求的目标皆是自身效用或财富(净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最大化，在制度变迁中，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在既定的资源禀赋、技术状况和文化要素的约束集合下，单个行为主体如果认识到，按照既存制度安排，就无法获得潜在的收益，而改变既有的安排，就能获得在原有制度框架中所得不到的收益，那么，他们将努力谋求建立起预期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制度安排。国家也是如此。而且，一旦创立和利用新制度安排净预期收益为正，即变迁的预期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时，就会产生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并且这种净预期收益越大，则制度变迁需求变大，其需求弹性也就越大。制度变迁就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实质是由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另外，复杂的现实世界和有限人类理性使个人无法迅速、准确和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断时，他们便会借助于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在内的意识形态来走“捷径”。
按照新制度经济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改革后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改革前低效率制度的过程。
任何一项制度的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人们在选择一项制度时，首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权衡，只要当感知到制度净收益大于零时才会选择这种制度。但制度净收益大于零只是制度选择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种制度只要其净收益大于零，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净收益最大，就是最佳的制度。
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和技术水平或性质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和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制度必须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否则制度的效率必然会降低。同时，正如李怀所言，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某一特定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特定的时期，有着它自己的“生命周期”。制度的效率“生命”曲线在达到一定点之后，会随着生存时间的递增而同时出现效率递减的趋势。一般说来，制度的效率往往和时间反相关。既然制度效率存在着递减现象，那么当制度效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制度变迁是必需的。
制度既会自然演进和变迁，也可以在人为设计下变迁。
2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总体上来说可归为两大类：其一，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有了一种不满意，出现了一个新的盈利机会，产生了新的潜在的制度变迁需求和潜在的制度变迁供给。其二，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出现了效率递减现象，因此制度变迁是必需的，也就是说产生了变迁的动因。这个变迁的动因来自于需求和供求两个方面，即是说，一方面，制度变迁的需求者是在作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另一方面，制度变迁的供给者也是在进行了收益—成本比较后，产生了对制度供给的动力。
从根本上来说，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无论是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其净收益都是大于零的，同时也是在可选的方案中净收益最大。具体来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为归为以下几点：
2.1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存在缺陷
计划经济体制在建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有利于国家集中全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或经济建设，从而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53-1978年，中国的年均积累率(储蓄率或投资率)将近30%，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以年均7.9%、8.2%和6%的速度递增，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越来越凸显，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技术进步缓慢、经济管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
2.2“文化大革命”催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但真正促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废墟上产生的。原因主要为：一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使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荒谬和弊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打破了传统体制的神圣光环，造成了非改不可的客观形势，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奠定了经济、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基础。二是“文化大革命”使传统的计划体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相比于苏联东欧国家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向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无组织性，是动员命令型经济，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物质刺激，理想主义色彩很浓。再加之“文化大革命”，破坏极其严重。
2.3 国际大环境变化
(1)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计划经济体制普遍趋向有市场的改革。由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20世纪50年代起，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起初主要是试图消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改革还固守在计划体制范围内，到了60年代至70年代末，以前苏联、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为代表的苏东国家都实行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改革原则。70年代末期，改革放缓，80年代下半叶，再次掀起改革新浪潮。虽然大多数国家的改革仍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过于集权的、畸形的经济结构及经济体制僵化的弊端，但更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更按价值规律行事，对企业放权让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都给予了中国有益的借鉴。
(2)资本主义现代市场经济取得新发展，提供了市场化改革的外部环境和有益经验参照。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促使资本主义去改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了对劳工的保护法，全面、具体地实施对劳动权益的保护;股份制企业组织形式，使资本所有者多元化、大众化，使资本与劳动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国家施行的财政政策，缩小了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之，规范和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已大大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给予了中国一个启示：不能再排斥市场经济，而要充分发展市场经济来振兴民族与国家。
2.4 个别落后地区改革试验的成功，给予了进行大规模改革的信心和希望
这个成功的例子是指安徽省凤阳县农民在摆脱饥饿与贫困欲望的驱动下，以自己的自发行动，打破了原来人民公社以来的集体经济僵局，首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迈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一微观经济体制的创新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使农民逐渐摆脱了行政指令的束缚，得到了相对自由、自主和满足自身利益的新机制，从而解决了因传统集权体制滞后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体制短缺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在与原有的计划体制的竞争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因为农村改革的良好效果和改革领导人的支持使得农民自发的制度创新成果得以法制化和规范化。当改革进入到转型阶段之后，国家主导的体制创新就更富有根本性意义。
2.5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新生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
政治体制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体性制度变迁，由经济与政治所固有的相互依赖关系和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决定了实际制度变迁过程中二者的互为动力特征。经济体制变迁对政治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在随着经济体制变迁的深入，社会成员的利益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竞争意识等有利于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公民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提升，从而形成推进政治体制变迁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思想力量。而政治体制变迁对经济体制变迁赋予的活力与动力，主要表现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即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民主制度的构建和完善等，必然会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高的层面上调动社会大众参与社会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构成经济体制变迁的强大动力。
2.6 改革配套进行的需要
林毅夫的《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一文中指出，由于某个制度结构中制度安排的实施是彼此依存的，因此，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可能引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需求。即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出现往往会拉动相关的制度安排发生相同方向的变迁，这种连锁效应十分类似于产业变动的连锁效应。
在中国，继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后，其它的相关的制度安排也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因此促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进行。
2.7 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其效用函数中目标的多元化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因为任何个人或非国家的组织都会面临搭便车的问题，而国家没有搭便车的问题，所以制度创新主要来自国家统治者而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国家被视为一种追求自身效用或福利最大化的行为主体，只要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动一项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他就会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中国的改革方式是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相结合，国家作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虽然也遵循收益—成本原则，但其效用函数远比个人复杂，其目标不仅仅限于财富最大化，还有威望、历史地位、国际影响等。这就导致即使一项制度变迁能够增加国民收入，增加社会的总产出，但如果它会消弱国家政权的权威或危及到社会的稳定，那么政府也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制度变迁，宁可维持一种经济上无效的制度安排。
在中国，政府既充分意识到了改革前制度的无效率及中国经济已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同时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可借鉴之处，并认为改革不仅仅与财富最大化相关，还与政权的稳定、威望和国际地位有关，因此，改革势在必行。
2.8 生产力的发展对制度变迁产生了需求
变迁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既定的社会结构下进行的制度博弈的结果，与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利益主体在其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社会制度的变迁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制度选择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使经济基础适应生产力，即生产力的发展是制度变迁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制度理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生产力的标准。
3 分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动因的现实意义
3.1 制度效率的递减决定了持续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制度效率的递减既是三十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也是现在和未来持续进行制度变迁的动因。当一个制度设计运行前期效率较高，随着时间推移，效率递减，将出现新的制度不均衡，产生了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即有了制度变迁的动因，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必定会束缚经济的发展。
例如，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初，其制度绩效是较高的，根据林毅夫的研究，在1978-1984年期间的农业总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42.23%，其中大约有1/2(46.89%)来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但自1984年之后，虽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制度效率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由此导致中国1984年后农业产出增长放缓，自1993年之后更出现连续的经济下滑，使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原因就是农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再没有进行重大的制度创新。
3.2 制度变迁的连锁效应促使配套改革持续进行
连锁效应是制度结构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结构中的制度安排都是相互关联的。从制度均衡理论来看，在制度均衡状态下，各项制度是严格互补而非互替的。一项制度的存在和作用是因为它为其他制度所需要。一项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一种连锁效应，导致其他制度发生变迁，至少是创造出新的制度变迁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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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新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经济法制度 篇2
一、单项选择题
1.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合营企业场地使用权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如果中方投资者未用场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则合营企业应当向中国政府缴纳场地使用费；中方投资者以场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其作价金额应与取得同类场地使用权所应缴纳的场地使用费相同
B.场地使用费标准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规定，并向商务部和国家土地主管部门备案
C.场地使用费在开始用地的5年内不调整，以后需要调整时，调整的间隔期应当不少于5年 D.场地使用权作为中国合营者出资的，在该合同期限内不得调整
2.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特殊目的公司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A.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的股票发行价总值，不得低于其所对应的经中国有关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被并购境内公司股权的价值
B.特殊目的公司境外上市交易，应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C.境内公司及自然人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红利及资本变动所得外汇收入，应自获得之日起6个月内调回境内
D.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如果境内公司不能取得无加注的批准证书，则加注的批准证书自动失效，并应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3.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境内公司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的公司名义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应当报商务部审批
B.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承继被并购境内公司的债权债务
C.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应当在投资者向审批机关报送申请文件之前至少15日，向债权人发出通知，并在全国发行的省级以上报纸上发布公告
D.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低于注册资本25％的，投资者以现金出资的，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 4.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投资可分期进行，首次投资完成后取得的股份比例不低于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10％，但特殊行业有特别规定或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除外 B.取得的上市公司A股股份5年内不得转让
C.投资者应在资金结汇之日起15日内启动战略投资行为，并在原则批复之日起180日内完成战略投资，投资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按战略投资方案完成战略投资的，审批机关的原则批复自动失效
D.投资者应当向商务部报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近3年来的资产负债表
5.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在投资者按照合同、章程的规定缴清出资并且实际开始生产、经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不得合并、分立
B.外国投资者的股权比例不得低于合并后注册资本的25％ C.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内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后为外商投资企业，其投资总额为原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与境内公司财务审计报告所记载的净资产之和 D.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内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后为外商投资企业，其注册资本为原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与境内公司的注册资本之和 6.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A.合作各方可以不订立合作企业协议
B.合作企业章程的内容与合同不一致的，以合作企业的章程为准 C.合作企业的合同自审批机关颁发批准证书之日起生效
D.在合作期限内，合作企业章程有重大变更的，须经审批机关批准 7.甲外国投资者收购乙境内企业40％的股权，乙企业变更为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对乙企业在被并购前既有的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承担，正确的表述是（）。A.由甲外国投资者承继 B.由乙境内企业享承继
C.由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承继
D.由甲外国投资者按照的40％比例承继，乙境内企业按照60％的比例承继
8.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合作各方的下列出资方式中，不正确的有（）。A.外国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出资 B.中国投资者以其所有的工业产权作价出资 C.外国投资者以已设定抵押的机器设备作价出资 D.中国投资者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
9.境内公司及自然人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红利及资本变动所得外汇收入，应自获得之日起（）内调回境内。A.1个月 B.3个月 C.6个月 D.9个月
10.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管理部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妨害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共同或经协商单独召集有关部门、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方举行听证会。该期限为（）。A.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日内 B.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日后 C.投资者收到批准证书之日起90日内 D.投资者收到批准证书之日起90日后
11.国内甲企业与外国乙投资者拟共同投资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投资总额为300万美元。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该合营企业注册资本至少应为（）万美元。A.300
B.210
C.150
D.120 12.外国甲公司收购中国境内乙公司部分资产，价款为160万美元，并以该资产作为出资与丙公司于2008年4月1日成立了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甲公司支付乙公司购买金的下列方式中，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A.甲公司于2008年6月30日向乙公司支付80万美元，2009年3月30日支付80万美元 B.甲公司于2008年6月30日向乙公司一次支付160万美元 C.甲公司于2009年3月30日向乙公司一次支付160万美元
D.甲公司于2008年9月30日向乙公司支付100万美元，2009年6月30日支付60万美元 13.下列各项中，其组织形式只能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商投资企业是（）。A.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B.中外合作经管企业 C.外资企业
D.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
14.某外商投资企业由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注册资本600万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以实物出资120万美元。下列有关该外国投资者出资期限的表述中，符合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有关规定的是（）。
A.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出资 B.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出资 C.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12个月内缴清出资 D.外国投资者应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年内缴清出资
15.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合作企业注册资本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注册资本是合作各方的投资额之和 B.注册资本是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 C.注册资本是合作各方实缴的出资额之和 D.注册资本是合作各方实缴的货币额之和
16.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中外合作者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期限届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可以先行回收投资，如果外国合作者申请在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必须经有关机关审查批准。该审查批准机关是（）。A.人民银行
B.对外经济贸易主管机关 C.财政税务机关 D.工商管理机关
17.甲企业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设立董事会。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事项中，无须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的是（）。A.合作企业的资产抵押 B.合作企业利润的分配 C.合作企业的解散
D.合作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
18.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制度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作各方在合作期限届满前，经协商同意延长期限，并向审批机关提出延长合作期限申请而获得批准的，延长期限的起算日期是（）。
A.合作各方达成延长合作期限协议之日 B.审批机关批准合作企业延长合作期限之日
C.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为合作企业延长合作期限办理变更登记之日 D.合作企业原合作期限届满后的次日
19.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外资企业，由（）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并报送有关文件。
A.外国投资者
B.外国投资者通过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C.外国投资者通过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市级或者市级以上人民政府 D.外国投资者通过其所在国的驻华机构
20.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外资企业应当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相应的储备基金。下列有关外资企业提取储备基金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按不低于税后利润5％提取，当累计提取金额达到注册资本的50％时可不再提取 B.按不低于税后利润10％提取，当累计提取金额达到注册资本的50％时可不再提取 C.按不低于税后利润5％提取，当累计提取金额达到投资总额的50％时可不再提取 D.按不低于税后利润10％提取，当累计提取金额达到投资总额的50％时可不再提取
21.某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该外资企业依法解散时，根据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人员中，不得担任清算委员会成员的是（）。A.债权人代表
B.有关主管机关代表 C.该外资企业董事长 D.某外国注册会计师
二、多项选择题
1.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的有（）。A.技术水平落后的
B.占用大量耕地，不利于保护、开发土地资源的 C.运用我国特有工艺或者技术生产产品的 D.不利于节约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的
2.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下列有关投资者股权质押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投资者不得质押未缴付出资部分的股权
B.在质押期间，出质投资者作为企业投资者的身份不变，未经出质投资者和企业其他投资者同意，质权人不得转让出质股权
C.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投资者不得将已出质的股权转让或再质押 D.未按规定办理审批和备案的质押行为无效 3.根据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有关规定，外国投资者以股权作为支付手段并购境内公司，其股权应符合的条件包括（）。A.股东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 B.无所有权争议且没有设定质押
C.在境外公开合法证券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除外）挂牌交易 D.境外公司的股权最近6个月内交易价格稳定
4.特殊目的公司的境外上市融资收入调回境内的方式是（）。A.向境内公司提供商业贷款 B.在境内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C.购置境内不动产 D.并购境内企业
5.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属于对投资者的要求包括（）。
A.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1亿美元或管理的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 B.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良好的内控制度，经营行为规范
C.近3年内未受到境内外监管机构的重大处罚（包括其母公司）D.母公司管理的境外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5亿美元
6.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的，投资者可以进行证券买卖的情形是（）。
A.投资者进行战略投资所持上市公司Ａ股股份，在其承诺的持股期限届满后可以出售 B.投资者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在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且限售期满后可以出售 C.投资者在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在限售期满后可以出售
D.投资者承诺的持股期限届满前，因其破产、清算、抵押等特殊原因需转让其股份的，经商务部批准可以转让
7.外国甲公司收购中国境内乙公司部分资产，价款为100万美元，并以该资产作为出资与丙公司于2008年4月1日成立了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甲公司支付乙公司购买金的下列方式中，不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规定的有（）。A.2008年6月30 日一次支付100万美元
B.2008年6月30 日支付50万美元，2009年3月30日支付50万美元 C.2008年9月30日支付80万美元，2009年6月30日支付20万美元 D.2009年3月30日一次支付100万美元
8.申请设立合营企业，有下列情形的，不予批准（）。A.造成环境污染的
B.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
C.合营企业章程显属不公平，损害中方利益的 D.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9.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有关合营企业董事长产生方式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合营企业的董事长即可以由中方担任，也可以由外方担任 B.合营企业的董事长必须由出资最多的一方担任
C.合营企业的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者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D.合营企业的董事长由一方担任的，副董事长必须由他方担任
10.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事项中，必须经合营企业出席董事会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的有（）。A.合营企业章程的修改 B.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 C.利润的分配
D.合营企业的合并、分立
11.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合营企业应当按时向政府有关部门报送会计报表。下列部门中，合营企业应当向其报送会计报表的有（）。A.物价部门 B.税务部门 C.财政部门 D.审计部门
12.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文件中，须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证明方为有效的有（）。A.合营各方的出资证明书 B.合营企业的会计报表 C.合营企业清算的会计报表
D.合营企业融资的项目评估报告
13.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表述中，正确的是（）。A.合营企业按规定取得的场地使用权，其场地使用费在开始土地的5年内不调整
B.合营企业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执行及其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C.合营企业所需原材料、燃料可在境外购买
D.从事资源勘查开发的合营企业应当在合营合同中约定合营期限 14.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合营企业的工会代表有权列席的董事会会议有（）。
A.研究有关职工奖惩、工资制度的会议
B.研究有关企业发展规划、生产经营活动方案的会议 C.研究有关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问题的会议 D.研究有关企业合并、解散的会议
15.根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下列事项中，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通过的有（）。A.合作企业的资产抵押 B.合作企业章程的修改
C.合作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 D.合作企业的合并、分立
16.中国的甲公司与新加坡的乙公司拟在中国组建一家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甲公司出资占70％，乙公司出资占30％。合作合同中约定的下列事项中，符合法律规定的是（）。A.合作企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中方担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外方担任 B.合作企业合同与章程的内容不一致时，以合同为准
C.中方出资中的30万美元为现金，由中方向银行借贷，合作企业以设备提供担保
D.合作企业前5年的利润分配，中外双方各按50％的比例进行分配，在合作期满时企业全部固定资产无偿归中方所有
17.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发生的下列事项中，须经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有（）。A.合作企业委托第三人经营管理 B.合作企业由中方合作者担任董事长 C.合作企业章程有重大变更 D.合作企业延长合作期限
18.根据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外资企业下述事项中，必须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有（）。A.增加注册资本 B.转让注册资本 C.抵押企业财产
D.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产品
19.根据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外资企业的下列事项中，必须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的有（）。A.将财产对外转让 B.增加注册资本 C.转让注册资本 D.将财产对外抵押
20.根据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规定，外资企业下述事项中，必须经审批机关批准的有（）。A.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 B.财产的对外抵押、转让
C.外国投资者用其从中国境内兴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出资 D.延长经营期限
三、综合题 【案例1】
2007年2月，美国的甲公司拟收购境内乙公司60％的股权，乙公司将依法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丙公司（以下简称“丙公司”）。甲、乙公司签订的收购协议的部分内容如下：（1）乙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丙公司继承。
（2）甲公司收购乙公司60％股权的价款为1200万美元。甲公司应当自丙公司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支付600万美元，其余价款在2年内付清。
（3）丙公司成立后，注册资本由原来的2000万美元拟增加至3000万美元，丙公司的投资总额拟订为10000万美元。
（4）丙公司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形式，拟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组织机构；股东会为合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合营企业的执行机构、监事会为合营企业的监督机构。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其中：甲公司委派3名，乙公司委派2名。合资企业的董事长由甲公司委派，副董事长由乙公司委派。要求：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分别回答以下问题：（1）根据本题要点（1）所提示的内容，指出乙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丙公司继承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2）根据本题要点（2）所提示的内容，指出甲公司股权并购价款的支付期限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3）根据本题要点（3）所提示的内容，指出丙公司的投资总额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4）根据本题要点（4）所提示的内容，指出丙公司的组织机构是否符合规定？并说明理由。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C 【知识点】合营企业场地使用权
【解析】场地使用费在开始用地的5年内不调整，以后需要调整时，调整的间隔期应当不少于3年。2.【答案】D 【知识点】特殊目的公司
【解析】自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1年内，如果境内公司不能取得无加注的批准证书，则加注的批准证书自动失效，并应办理变更登记手续。3.【答案】D 【知识点】并购 【解析】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低于注册资本25％的：（1）投资者以“现金”出资的，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缴清；（2）投资者以“实物、工业产权”出资的，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4.【答案】B 【知识点】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解析】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取得的上市公司A股股份3年内不得转让。5.【答案】C 【知识点】外商投资企业合并与分立 【解析】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内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后为外商投资企业，其投资总额为原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与境内公司财务审计报告所记载的资产总额（而非净资产）之和。6.【答案】B 【知识点】合作企业
【解析】合作企业章程的内容与合同不一致的，以“合同”为准。7.【答案】C 【知识点】股权并购 【解析】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承继被并购境内公司的债权和债务。外国投资者资产并购的，出售资产的境内企业承担其原有的债权和债务。8.【答案】C 【知识点】出资方式
【解析】选项C：合营各方认缴的出资，必须是合营者自己所有的现金、自己所有并且未设立任何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的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9.【答案】C 【知识点】特殊目的公司
【解析】境内公司及自然人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红利及资本变动所得外汇收入，应自获得之日起6个月内调回境内。10.【答案】A 【知识点】反垄断审查 【解析】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管理部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妨害正当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应当在收到规定报送的全部文件之日起90日内，共同或经协商单独召集有关部门、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利害关系方举行听证会。11.【答案】B 【知识点】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
【解析】合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在300万美元以下（含3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7/10。12.【答案】B 【知识点】收购价款的支付 【解析】（1）选项A：前6个月的支付比例低于60％；（2）选项C：一次性支付的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3）选项D：尽管前6个月支付的比例超过了60％，但总期限超过了1年。13.【答案】A 【知识点】组织形式 【解析】（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形式均为有限责任公司；（2）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其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合作各方的关系是一种合伙关系；（3）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14.【答案】B 【知识点】并购境内企业 【解析】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如果外国投资者的出资比例低于注册资本25％的，投资者以实物、工业产权出资的，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缴清。15.【答案】B 【知识点】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
【解析】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16.【答案】C 【知识点】税前回收投资的批准机关
【解析】对于税前回收投资的，必须向财政税务机关提出申请，并由财政税务机关依法审查批准。17.【答案】B 【知识点】合作企业董事会的特别决议 【解析】合作企业董事会的特别决议包括：（1）合作企业章程的修改；（2）合作企业的解散；（3）注册资本的增加、减少；（4）合作企业的合并、分立和变更组织形式；（5）合作企业的资产抵押。18.【答案】D 【知识点】中外合作企业延长期限的规定 【解析】经批准延长合作期限的，合作企业凭批准文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延长的期限从期限届满后第一天计算。19.【答案】B 【知识点】外资企业的设立 【解析】外国投资者设立外资企业，应当通过拟设立外资企业所在地的县级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审批机关提出申请。20.【答案】B 【知识点】外资企业
【解析】外资企业应当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储备基金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其中，储备基金的提取比例不得低于税后利润的10％，当累计提取金额达到注册资本的50％时，可以不再提取。21.【答案】D 【知识点】外资企业清算 【解析】外资企业的清算委员会应当由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债权人代表以及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组成，并聘请“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律师参加。
二、多项选择题 1.【答案】AD 【知识点】限制类外商投资项目
【解析】选项BC属于“禁止类”外商投资项目。2.【答案】ABCD 【知识点】股权质押 3.【答案】ABC 【知识点】以股权并购的条件
【解析】选项D：境外公司的股权最近1年内交易价格稳定。4.【答案】ABD 【知识点】特殊目的公司
【解析】根据规定，融资收入可采取以下方式调回境内：向境内公司提供商业贷款；在境内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境内企业。5.【答案】ABCD 【知识点】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解析】ABCD均为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中对投资者的要求。6.【答案】ABCD 【知识点】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 7.【答案】BCD 【知识点】收购价款 【解析】（1）选项B：前6个月的支付比例低于60％；（2）选项C：总期限超过了1年；（3）选项D：一次性支付的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8.【答案】ABCD 【知识点】合营企业
【解析】设立合营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批准：（1）有损中国主权的；（2）违反中国法律的；（3）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4）造成环境污染的；（5）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显属不公平，损害合营一方权益的。9.【答案】ACD 【知识点】合营企业董事长 【解析】合营企业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合营各方协商确定或者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一方担任董事长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10.【答案】ABD 【知识点】合营企业董事会特别决议
【解析】选项C属于合营企业董事会的职权，但不属于特别决议。11.【答案】BC 【知识点】合营企业 【解析】合营企业应当向合营各方、当地税务机关、财政机关报送季度和会计报表。12.【答案】ABC 【知识点】合营企业 【解析】合营企业的下列文件、证件、报表，应经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和出具证明方为有效：（1）合营各方的出资证明书；（2）合营企业的会计报表；（3）合营企业清算的会计报表。13.【答案】ABCD 【知识点】合营企业 【解析】（1）选项A：场地使用费在开始用地的5年内不调整，以后需要调整时，调整的间隔期应当不少于3年；（2）选项B：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3）选项C：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所需的原材料，有权“自行决定”在中国市场购买或者在国际市场购买；（4）选项D：从事资源勘查开发的合营企业应当在合营合同中约定合营期限。14.【答案】AC 【知识点】合营企业
【解析】合营企业董事会会议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奖惩、工资制度、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等问题时，工会代表有权列席会议。15.【答案】ABCD 【知识点】合作企业
【解析】资产抵押事项属于合作企业董事会的特别决议。16.【答案】BD 【知识点】合作企业 【解析】（1）选项A：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董事长，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2）选项C：任何一方不得以合作企业或者合作他方的财产和权益为其出资提供担保；（3）选项D：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外合作者如果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期限届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无偿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其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可以先行回收投资。17.【答案】ACD 【知识点】合作企业 【解析】（1）选项A：合作企业成立后，委托第三人经营管理的，必须经董事会一致同意，并报审批机关批准，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选项C：合作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有重大变更的，须经审批机关批准；（3）选项D：外商投资企业延长经营期限，均须经审查批准机关的批准。18.【答案】ABC 【知识点】外资企业 【解析】（1）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19.【答案】BC 【知识点】外资企业
【解析】外资企业将其财产对外抵押、转让，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但无须进行变更登记。20.【答案】ABCD 【知识点】外资企业 【解析】（1）选项A：外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加、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2）选项B：外资企业将其财产或者权益对外抵押、转让，须经审批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3）选项C：经审批机关批准，外国投资者也可以用其从中国境内兴办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出资；（4）选项D：合营企业、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延长经营期限时均应得到审批机关的批准。
三、综合题 【案例1答案】
（1）乙公司的债权债务由丙公司继承符合规定。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股权并购的，并购后所设外商投资企业承继被并购境内公司的债权债务。
（2）甲公司股权并购价款的支付期限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3个月内支付全部价款。对特殊情况需要延长者，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应当自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颁发之日起6个月内支付全部价款的60％以上，1年内付清全部价款，并按实际缴付的出资比例分配收益。
（3）丙公司的投资总额不符合规定。根据规定，注册资本在1200万美元以上的，投资总额不得超过注册资本的3倍。
经济法视角的物业税制度评析 篇3
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近几年房地产市场呈现火爆场面，房价持续快速走高。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诸多影响，政府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采取了各种措施对房地产市场予以调控，有关征收物业税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就物业税的经济法层面的价值作相关分析。
关键词 物业税 社会本位 价值
一、物业税概述
一般意义上的物业税主要是指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所有者或承租人对其所有或使用的该不动产按期缴付一定税额的税种，其税额额度随不动产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已经成为重要的税种之一，其在这些国家实行的过程中体现了以下特征：
（1）坚持“宽税基、简税种、低税率”的原则。
（2）根据不动产使用性质的不同确定不同的税率。
（3）征税范围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公共、宗教、慈善等机构的不动产在免征范围内，这一点更注重不动产范围的界定，即城镇和农村的不动产均在征收范围内，以及征收上的地域差异，使其征收规则与实际情况结合更紧。
（4）物业税在财税划分体制中属于地方税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针对目前中央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情况，把物业税纳入地方税种范围是十分必要的。
（5）各國都建立了完善的房地产登记和评估制度与之相配套。
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
法的各个部门在处理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主旨和调整方式，对国家和非公共组织、个人的保护和制约也有不同的侧重，从而区分出不同的法律调整模式。相对行政法的权力本位和民法个人权利本位，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准则。
经济法作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上是体现社会本位的。事实上，社会利益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存在是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得以存在的完全而充分的理由，正是基于此，经济法在调整上述三种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始终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保持干预的适度性，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保证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这也就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主要内容。
税收体制作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理所当然的具有社会本位的特质。国家在制定相关税收制度和政策时，必须依法合理的行使权力，对社会负责，不能够只求扩大税收收入，设定不合理的税种税率；企业和个人等经济主体也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使权利，不得片面强调自身的财产利益，置社会利益于不顾，以行使权利为借口对抗行政干预而损害他人乃至社会整体利益；社会中间层主题则要独立于前二者，为政府干预市场和市场主体交易活动服务。在整个经济环境中。任何主体的活动都是依照经济法的规定，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基准的。
三、物业税的经济法价值
（1）从消费环节抑制需求，打击“炒楼”、“圈地”等投机行为。现行房地产税费制度，无论在税种、税率设置、计税依据方面，还是在税收征收成本和奉行成本方面。都不能很好的限制房地产产业的投机行为，导致了政府宏观调控的缺位。而物业税的开征会使房地产自用需求者倾向于购置较小面积的房地产，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地产投资和投机需求，从而在消费环节减少房屋的需求量，对房价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使社会大部分个体从中受益。
（2）有利于确立一个稳定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根据世界各国的实践，物业税均被归为地方税，再加上我国目前的税收状况呈现出。中央富地方穷”的局面，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物业税所得“分地方一杯羹”，甚至可以将物业税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以持续和稳定的水源保证地方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改变现阶段地方政府卖地筹钱的根本动因，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分配的平衡。这种平衡使地方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而中央政府也能够提供足够的全国性公共产品，最终达到公共产品的供给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3）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按照西方税收理论，物业税是否具有收入与财譬分配功能取决于对其税负归宿的分析，如果税负归宿相对于财富分布具有累进性，那么它就具有调节收入与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反之则否。结合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实际，本文倾向于不动产税具有累迸性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物业税很有可能采取使用性质不同、省区不同，则税率不同的征收方式。
总的来讲，物业税的征收可以从开发商、消费者、投资者、政府等各个市场管理和活动主体的层面，对其行为进行间接或直接的规制，使“有形的手”在不动产领域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给初涉市场的房地产产业一剂高效的镇定剂，解决目前市场出现的盲目投资、滥占农地等短视行为引发的一系列环境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物业税的征收在完善我国税制的同时，给社会法制进程的深化和公共利益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一条进路，是国家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趋于符合社会的需求，经济法的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吕忠梅,陈虹.经济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2]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循环经济法的基本制度探析 篇4
循环经济规划是国家为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而对循环经济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等进行的总体的安排和全面的计划。循环经济规划制度是关于循环经济规划的编制、程序、实施及相关责任等一系列规定的总称。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6条、第12条对循环经济规划制度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 明确的规定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职能部门和具体内容和要求等。但该规定过于原则, 尤其是对循环经济规划的具体实施、法律责任等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所以, 具体到某一行业、某一地区, 循环经济的规划的可操作性有所欠缺。因此, 对循环经济规划的实施的责任主体、监督、实施后效果评估机制都要有具体明确的规定, 以确保规划的实施。
在实施循环经济规划制度的同时要特别强调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制度是将环境因素与重大宏观经济决策进行综合的考量, 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等提出更为合理的战略安排, 从而避免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机构性的环境风险的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机制。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已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从建设项目扩大至政府规划, 但并未设定对政府经济决策的环境影响评价的法律规制要求, 规定的原则性使得在实践中对规划环评的监督和责任的追究存在障碍。同时, 由于规划环评注重的是长期的全局利益, 与部分追求短期局部利益的地方利益相冲突也会容易使规划环评流于形式。所以, 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及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问题应做出专门规定, 强化其可操作性, 以发挥其在循环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二、循环经济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公众参与, 是指在循环经济的建设与实现过程中, 社会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一切与循环经济有关的活动, 并有义务承担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 最终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循环经济法规定公众参与制度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是现有立法体系完善的需要。国外丰富的循环经济立法经验和循环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公众参与的制度化, 公众参与决策、实施消费和进行监督等方面大大促进了循环经济法制化进程。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中公众参与呈现出参与意识不强、参与形式单一、参与领域较窄、参与效果不明显、参与的制度化不明显等特点。公众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使得循环经济建设中公众参与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其中, 最主要的障碍来自于循环经济法制建设的不健全。
首先, 关于公众参与循环经济,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过于原则, 操作性不强。《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循环经济的基本法, 规定了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权利, 但在参与的具体条件、具体方式、程序上还缺少明确细致的规定。公众的参与权, 知情权, 决策权, 监督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其次, 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和配套措施相对滞后。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公民有权了解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信息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该规定仅明确了公民有了解循环经济信息的权利, 以及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 但对权利的内容、权利如何行使、权利行使的保证都没有相应的规定。相关信息获取的管道不畅通, 公众虽有参与的热情, 却苦于不了解相关信息、缺乏相应的参与途径, 其参与热情难以转化为循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推进力量。公众参与循环经济决策制度的具体实施方法和程序等方面, 并没有作进一步明确规定, 因此造成了公众参与决策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监督权是有效实施公众参与决策制度的重要保证, 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对监督权的实施方法、程序、法律救济等方面尚没有明确的具体规定。
所以, 应通过循环经济立法明确在循环经济领域, 公众的知情权、决策权、监督权、参与权、听证权和获得救济的权利等, 同时明确权利的主体、客体和具体内容以及权利的救济途径和方式。同时, 为增强循环经济法的可操作性, 需要制定与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强化其对循环经济的促进和保障作用。
三、循环经济责任制度
循环经济责任制度是指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国家、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各类主体所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及违反义务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等问题的规定。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三条确立了政府推动、市场引导, 企业实施、公众参与的方针。但是对于循环经济责任制度的规定还不够细化, 为了更好地操作, 还需进一步完善, 根据责任公平的理念, 使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合理承担各自的责任。
(一) 政府循环经济目标责任制
虽然《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国家和政府在循环经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但责任主体的责任如何实现则是一个很概括和模糊的问题。目前, 许多地方不可持续发展的背后, 总能看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子。因此通过法律法规的修订, 明确和细化地方政府的循环经济的发展责任, 明确谁主管谁负责, 并以循环经济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评定政府工作成绩和领导政绩的依据之一, 这样有利于把各级领导的责任层层分解并真正落实, 加强循环经济的管理。
(二)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是传统的“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深化和延伸, 要求生产者对产品废弃后的环境管理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就是指生产者不仅要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负责, 还要对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对环境的影响负责, “生产者延伸责任”并不仅强调生产者的责任, 它实际强调了以生产者为责任核心的社会不同角色在产品整个生命过程中共同分担责任的问题。强调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回收者、中央及地方政府通过有效机制共同承担循环经济发展的责任。
目前, 生产者的环境责任已经从直接的生产责任扩大到生产之外的延伸责任。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即企业不仅要对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承担责任, 而且还要对其产品被使用后的回收和利用承担责任。例如, 《循环经济促进法》第15条规定了生产者的回收和再利用责任, 明确规定了产品生产企业除了要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以外, 还应该承担生产产品延伸的环境责任, 包括产品完整生命周期中的污染责任、生态破坏、资源和能源高效和合理利用责任等。
但总体而言, 我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 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规范, 有关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化, 缺乏可操作性, 尤其是对相应的法律后果规定是不完善。因此, 需对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的回收处置责任、费用分担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对各个主体间的责任做具体的划分。
(三) 公民的循环经济责任
《循环经济促进法》在规定了生产者的产品回收利用和处置责任的同时, 也在第15条第3款规定:对列入强制回收名录的产品和包装物, 消费者应当将废弃的产品或者包装物交给生产者或者其委托回收的销售者或者其他组织。因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不仅仅涉及到生产者的责任, 还涉及到产品的流通及使用环节。消费者在整个流通和使用环节中消费了产品, 从产品中受了益, 那么消费者、生产者及销售者就应承担共同的责任。但是, 从承担责任的程度上而言, 三者应有所区别, 因为消费者的受益程度、能力、技术等原因, 消费者承担将废弃产品或包装物交给生产者或其委托回收的销售或者其他组织, 不能擅自丢弃的义务是合理的。但是具体到消费者如何交付, 法律还没有具体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 有待于配套法规的完善。
同时, 对公民循环经济责任的规定现行立法在对公民日常生活行为中的规范是缺失的。例如, 水、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的义务, 家庭垃圾的减量化及分类收集等义务缺乏规定。
四、循环经济信息公开制度
为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对信息公开的要求, 有必要对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方式和程序、监督和责任等做出明确的规定, 通过企业循环经济信息报告制度、政府循环经济信息公开制度以及公众循环信息查询获取制度的建立以实现循环经济信息公开制度,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一) 企业循环经济信息报告制度
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 是循环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通过污染物的防治、资源的综合利用、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清洁生产等相关信息的公开与披露, 可以有效满足社会公众对企业循环经济信息的需求, 并借助公众舆论和社会监督, 是企业在污染防治、技术改造和革新、清洁生产、资源的回收利用、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方面有所改进, 从而降低企业经济活动中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也可以对其他相关企业的生产行为及公众的消费行为起到引导作用。
目前, 企业需要在各种环节向政府部门申报环境信息, 如在申报项目时都要作环境影响评价, 需要向环保部门申报包括排污量等环境信息。但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清洁生产等方面的信息的公开是一个不完善的地方, 在现实中也存在着障碍和阻力。因此, 需要完善企业循环经济信息报告制度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不公开的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并采取措施加大施行力度。
(二) 政府循环经济信息公开制度
在政府循环经济信息公开方面, 一是明确公开的循环经济信息的范围及对象。目前,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也存在一定的障碍, 如尚未对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没有严格的界定, 所以容易成为不公开的借口。所以, 对于哪些情况属于国家秘密, 哪些情况属于商业秘密, 这些信息是否能成为政府公开的信息的一部分都是需要明确的问题。二是对于公开的方式、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三是建立起各项监督制度, 以便公众依据相关条款对的信息公开情况进行监督。四是对不依法公开环境信息的行为可以进行举报并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明确救济途径。
(三) 公众循环信息查询获取制度
在公众循环经济信息查询和获取方面, 要以最容易获取为原则, 明确获取的资格、获取的信息范围、获取渠道、获取程序和获取的费用等内容并采取各项激励措施鼓励公众参与。目前, 我国公众参与的能力是有限的, 应通过宣传教育鼓励公民去申请信息公开, 鼓励公众对不当的不公开和违法的不公开予以揭露, 包括采取司法手段, 这样最大限度地发挥公众对相关企业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对各种非政府组织力量一直是推动信息公开的重要力量, 也能积极推动和促进其参与, 充分发挥其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引导性。
摘要：《循环经济促进法》根据循环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内在需求确立了若干基本制度, 对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规范引导作用。但由于循环经济在中国处于探索发展阶段, 社会基础和制度化方面仍存在一定障碍, 如有关制度的规定原则性过强、责任规定的不明确、地位不突出等问题都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因此, 我们需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以适应循环经济法制建设发展的内在需求, 达到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和两型社会的建立的目的。
关键词：法律制度,循环经济,生产者责任,信息公开
参考文献
[1]、孙佑海.循环经济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制度论纲[J].法商研究, 2007 (3) .
[2]、李冰强.循环经济发展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与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 2008 (12) .
[3]、蔡守秋.《循环经济法》的原则和制度[J].美中法律评论, 2006 (8) .
[4]、吴神保.循环经济建设初探[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5.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读书笔记 篇5
0.1总体感受
作为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初学者，而且只是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这本书，因此不敢对此进行什么评价，只能是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诺思的这本书对制度和制度变迁，以及其在经济绩效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构建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模型。
虽然在读此书之前已经学过一些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但是认真的读完此书之后，还是觉得受益匪浅。从结构上看，，
整个内容从制度概念的介绍，以及制度内容的详细探讨开始，到制度实存的证明以及各种特征的分析，最后以将制度纳入经济史的研究之中结束。然而，在阅读每一章的内容时，总觉得结构与逻辑有些难懂。几乎每一章都需要两到三遍的阅读才能有所领悟。
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在理解能力上还有许多不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英文的写作方式与中文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翻译的过程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因此如果有机会能再读一下英文的原版就更好了。从论证的观点，诺思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很好制度方面的观点，也解决了不少经济绩效与经济史方面的问题，当然也还有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
0.2主要观点
诺思在这本书中提到的观点很多，难以将这些观点很有逻辑线索的串在一起，仅将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罗列在下面，具体的论证与前后的逻辑关系可以参考下面的读书笔记，最好的是参考原文。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包括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与实施。新古典理论是在西方有效制度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因此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这一理论就可能在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人类行为的分析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矗人类行为的分析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是动机，二是对环境的辨识。制度通过改变个人信念的表达成本来改变人类行为的动机。非正式约束在短期可以通过观念与意识形态来影响制度在长期是路径依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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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这一经济著作的作者，道格拉斯・C・诺思，他的生平中最为显赫的便是他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他的一席理论与发现得到更多的关注，并在经济学界得到传播。如今他的一些理论洞见已经成为耳熟能详的现代经济学常识了。而实际上，诺思最为显赫的成就应在于他在制度经济学这一领域的突破及贡献。政治经济学由T・凡勃伦、J・R・康芒斯、W・C・米切尔等为代表创立，以反对主流经济学为旗帜，强调立足于个人之间的互动来理解经济活动，此举可以说是在经济学史上投下了一块甚有分量的石头，激起层层的浪花。而诺思在继承了前人的成就之上，更为系统的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且在研究上做出了重大突破，使得制度经济学这一流派更具有科学性及说服力。由此，经济学中计量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两大流派鼎力的局面奠定，甚至更趋向于关注制度经济学，可以说诺思是这一流派的集大成者。
①在诺思的种种成就之外，我注意到他在加州大学读本科期间选的是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三学位，可以猜想在大学本科期间接受的教育，为诺思此后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或许在此之前诺思就对经济与政治及其相关性感兴趣，但不可否的是在大学本科的系统交易之后，诺思对制度与经济的理解更为具有权威性。诺思著作等身，《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是其中之一，在这一著作中诺思对制度给予了着重的关注及详尽的阐述，企图寻找出其与经济之间的关联，从而为经济发展寻找出一条发展之路。诺思的这本书十分清晰的建立了他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模型进行了有力的修正，将个人效用函数差异，信息不确定性等因素引入了古典经济学工具理性的基本假设，使之具有了更强的现实解释力，同时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分析框架。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制度经济学著名观点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出处。诺思格外地强调了非正式约束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正式约束的延伸与补充，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正式约束的实施与贯彻。这等于说将文化分析引入了经济学，提升了文化这一在古典经济学模型中本不存在的因素的地位，从而解释了许多现实问题。诺思提出了由于制度边际报酬递增导致的路径依赖现象，这就意味着首先对于任何制度的观察必须放在一个整体的动态图景之中，解释现实的钥匙往往存在于过去，同时又说明制度的重要作用，因为这一时点的制度可能会决定未来很长时间维度内经济体的发展。因此制度因素万万忽视不得，也就是说，仓廪实的重要保障是礼节知，礼节知而仓廪方能长实。这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关于后来者诅咒的故事：新兴国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引进最新技术以实现迅速的技术变迁，但如果制度的变迁不能跟上反而不会获得长期的发展甚至发展可能会失败。技术变迁是人类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但是技术变迁带来的潜在收益需要相应的制度才能得以发挥，同时有效的制度能激励技术变迁的发生。因此我看完这本书有个感受，就是制度作为人类智慧的最重要的产物之一，一切社会元素的综合，同时又决定着各元素的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应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③正如这部学术专著的题目《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所表示的。
制度与经济社会 篇6
【关键词】 制度有序经济社会
1. 信任与制度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任？这是我们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而这本书一开始就强调了信任的重要性，人类的相互交往基于信任。我很赞同这一观点。信任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就如合作。书中说“囚徒困境”告诉了我们合作的优势，只有合作才能够获取最好的选择。但是合作必须给予一定的基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来源于合作双方间的信任。那么信任与制度有什么关系呢？我总结了一个推导过程：信任+秩序+规则=制度。信任需要一个有序的外在环境，而这种秩序的维持就需要规则，通过这种规则禁止不可预见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产生信任。而这样的规则就是“制度”。人的认知产生于他对事物信息的获取，在一个有“制度”维持的秩序当中，我们可以公平、公正、公开地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因此我们会对自己所处的秩序产生信任，从而决定行为。由于在制度之下的社会拥有系统性、非随机性的特点，一切的行为就会变得可预期，我们对其他人的行为就会感觉到信任。
其实，在人们认知中常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制度限制了人类的行为。我并不这么认为，制度是一种导向，明确我们的行为。倘若我们需要在社会当中获得自由，只有依靠制度维护人的自由权利，才能提供一个“人人自由”外在环境。当然，这样的制度也会警示我们，哪些是我们的自由，在我们获取自由的同时不可以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实现制度中“各人平等”的优势。而最为明显的误解就存在于“法治”。人们在提及法治与德治的时候，总会把“制约性太强”归为法治的缺陷。然而理性的公民应该清楚，没有法治的维护，社会不可能井然有序。
2. 制度经济学的特点
制度经济学首先从分析人类的行为入手，基于人类追求的价值角度告诉我们制度的重要性。然后再分析这些制度对系统和社会秩序影响，尤其是经济社会。看了本书对“制度经济学”的界定，我尝试地归纳了这一概念的优势，总结了在制度运行下经济社会特点的三个关键词：有序、双向、黏合。
“有序”上述在说明“信任与制度”的时候已经有所提及，而下面我想说说这个“有序”带来的好处。这本书强调的是新的制度经济学，而“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本书第七章提到：“交易费用是由信息搜索和成本构成，其中包括谈判、缔约、监督履约情况、处理违约行为等活动所费的成本。” 我们说过信息的获取会决定人的行为，交易也是如此。我们在进行一次交易的时候，双方拥有的信息会决定这一次交易费用的多少，因为这些信息会影响交易中的各项行为。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而在制度经营下的经济社会，降低了这种市场的不确定性，在“有序”的情况下会更好地促进交易，减少交易费用的支出。
“双向”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学与制度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它既关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关心制度在经验影响下的发展。 很多的理论在研究的时候只会侧重一个方向的发展，或者说只侧重这一因素对经济的影响。而事实上，事物是相互作用的，不是单一的。要全面理解或者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探讨出双方的相互作用。我们在分析制度对经济影响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也会影响制度的设置，因而存在着制度的变迁。
“黏合”亦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制度构成了造就和界定一个社会的“社会黏结剂”。 一个共同体基于相似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拥有凝聚的能力，并使我们在制度的框架下行动。我们时常会问自己：“我们需要什么？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制度经济学给予的答案是：我们需要自由、公正和平等，而它们会带来安全、和平和繁荣，但这需要制度的维持。由于我们拥有相似的需求与期望，倘若制度会带来我们所需要的，成员就会黏结在一起。同时，由于价值观的交叉，个人可以跨越多个共同体，制度亦会跨越多个共同体，这样就会带来共同体的开放与流动。
3. 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现今社会，贸易摩擦和纷争是主要的国家间矛盾之一，在全球化影响如此深远的今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就WTO的设置及其规定的原则与制度而言，我觉得是制度经济学践行的典范。抛开这些制度的具体执行而言，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及参考依据。WTO的六大原则是：互惠、透明度、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经济发展、非歧视原则，这很好地体现了制度经济学所要求的规范。在WTO的模式下运作，商品、资本、劳务等因素能够在一个既定的公平框架下自由流动，各行为体的投资、输入输出行为都是可预期的，不存在倾销，不存在贸易保护，有具体的制度禁止此类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果我们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下，经营国际经济秩序，必定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国家间的信任，造就我们期望的安全、和平和繁荣。但倘若存在干预主义的行为体，这样的制度权威性就会不足，而且执行力度也会不够强硬，即不能体现这种制度的优势。而现今的WTO框架中，就是存在着这样的行为倾向，此外其框架涉及范围不够广，所以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因此，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告诉我们不是要有制度，而是要有完善的制度维持市场机制的运作，而且要有足够的执行力度确保制度的运行。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依靠制度的保障，而经济社会亦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备现有的制度。因此制度经济学的启示其实很重要，书中经常提及“硬件”与“软件”，人们时常忽视“软件”的建设，但我认为这两者同样的重要。
总结
在本书当中，制度可以说是一种基础，在经济社会当中更是良好运行的最理想保证。降低交易费用、明确产权、公共政策制定等各种行为，无不体现制度的价值。在这种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共同契约下，必定会对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裨益。、在经济社会当中，机会主义的行为罔顾制度，僭越制度的框架。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行为者需要制度的维持，那么自身就必须遵守这一制度。在经济社会当中，存在很多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把每一次交易都当作一场博弈，那么必定会消耗更多的交易成本。如果双方都可以在透明、公正的制度下进行交易，所得到的必定比相互猜忌的要多。就是说制度的遵守不只是一方的努力，而是各方的参与，才能实现制度真正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M].商务印书馆，2003.
作者简介：陈嘉瑜（1990-），女，学历：本科，身份：学生，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经济法制度 篇7
一、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所谓制度是什么,角度不同,释义颇多。诺斯的定义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和激励,它们类似于一个竞争性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是一系列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规定办法)与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互动络。 正式规则作为人们有意识创造的原则,通常体现了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意志, 并不是完全依靠效率原则发展的。非正式规则是随时间演进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正式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约束的。需要强调的是,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 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 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擦边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 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 “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 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 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
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 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 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 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
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 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
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 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 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 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 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
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 、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 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F= 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CDM机制的实施 , 就意味着 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 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7.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基础性的规则),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
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从温州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余额宝、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利率即将市场化,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追求真理、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光荣本色。
论社会整体利益之经济法制度体系 篇8
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概念界定, 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总结, 一般我们涉及到的社会整体利益, 基本上涵盖了社会利益, 公共利益等层面的内容。社会整体利益是整个人类社会作为利益主体的一种利益表达形式, 从法律研究角度对社会整体利益来进行分析, 一般会从“社会”、“整体”、“利益”这三个角度来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角度更加严谨, 全面, 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也更加整合。我们对于社会的界定, 认为社会是指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
对于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理解往往会形成混淆, 社会公共利益侧重于社会特定范围内利益的研究, 社会整体利益, 则侧重于以主权国家的政权所能控制范围为界, 指的是与国家地域和人口外延重合的组织联系体, 具有宏观性。对于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而言, 经济法制度条件下, 更关注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研究和维护。
二、经济法理论研究及制度框架中的社会整体利益
(一) 经济法理论研究中的社会整体利益
社会整体利益是社会法律制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和关注领域, 经济法诞生之初就开始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19世纪, 社会法学出现并兴起, 这种法律思潮的出现开始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深度研究, 早起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中, 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注和研究起源于空想主义, 在这个基础上, 后来的法律制度规范和体系不断健全, 经济法律体系的出现并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研究更加全面。
从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研究角度来讲, 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制度研究有更多的理论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学习, 同时也成为后来社会发展中, 经济法制度体系对社会整体利益保障的重要研究基石。如法国的罗柏萨认为, 经济法旨在保证特定时间和特定社会中国家与私人的特殊利益。实践中, 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的同时, 确立了“社会化原则”。
(二) 经济法制度框架中的社会整体利益
在经济法制度框架中, 维护和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制度的实现, 主要从对于社会财富量的增加维护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公平分配为主要法律规定目标。这是经济法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 经济法制度框架能够更好的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以政策法律法规制度为例, 计划法、税法等一些法律法规制度的规定, 其法律规定的目标是更好地调控国家的财政活动, 保障财政活动在规定的法律体系内运行。
三、经济法如何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经济法作为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实现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经济法而言, 如何更好地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
(一) 经济法以保障社会整体利益为主要立法宗旨
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研究和法律制度在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地位研究, 可以发现, 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 是社会立法的重要导向,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经济法立法也要以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为主要实现宗旨。
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多种环境、条件、手段的制约,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不断成熟的今天, 市场经济法度的建立对于规范市场主体活动, 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从经济法立法的角度来讲, 强化经济法立法和运行的宗旨, 在经济法运行中, 坚持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协调, 公平竞争以及责权统一的原则,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 加强对经济立法的运行规范, 更好的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二) 强化经济法对社会的整体调节
经济法对社会的整体调节, 主要是从经济法本质和社会整体利益保障的标准角度来研究的。经济法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调节, 需要从宏观上建立对社会体系的调节制度, 调节社会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微观角度来讲, 规范市场经济运行, 保障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措施。
在实现经济法对社会整体调节的过程中, 要从宏观和围观的双重角度实现对社会整体的调节, 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建立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市场竞争原则。同时, 经济法借助法制的力量, 对市场经济活动主题进行法律层面的规范, 提升经济活动主题的法律规范程度和水平。
(三) 加强经济法对社会个体的利益协调
在追求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过程中, 经济法的调节作用的良好发挥, 需要注重宏观层面对社会整体的调节, 同时还需要注重微观层面的对社会个体的调节。经济法建立的目的性价值, 是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标准, 最终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经济法对于社会个体利益的实现和要求需要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来推进整体的和会利益标准实现, 对于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 要协调好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关系, 建立完善的经济法制度体系规范个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 在保障个人利益的同时, 综合全面保障社会整体利益, 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全面发展。
通过对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保障的实现进行研究, 可以发现, 经济法立足于社会, 对于社会整体利益实现过程中的主体, 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 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要和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相联系, 以推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摘要：社会整体利益, 是关系到整体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 是社会的责任, 同时也是法律的责任。从经济法制度的角度来讲, 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体现在对市场的规范等方面, 经济法是国家调控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手段, 是对社会整体利益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重要维护。
关键词：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
参考文献
[1]刘武朝.纯粹程序正义:宏观调控法的程序路径—以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市为例[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1) .
[2]卢代富.经济法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J].现代法学, 2013 (4) .
经济法制度 篇9
1 政府经济管理与经济法的关系
1.1 政府经济管理是经济法的体现
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一个新时期。与经济相关的其他方面也在经济的建设过程中, 得到了质的飞跃。作为一个在世界经济市场中的后起之秀, 我国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借鉴了大量国外的宝贵经验, 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调整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几十年的政府经济管理不仅展示了经济建设人才的卓越智慧, 见证了社会的巨大变革, 同时也体现了经济法这个隐藏在背后的无形却有力的大手的变化。可以说, 从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政府经济管理状况, 就可以看出其经济法的内容及优缺点。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崛起, 经济法制度的创新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
1.2 经济法是政府经济管理的规范
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使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而这翻天覆地的转变, 引起了经济建设的巨大变革。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许多与经济有关的问题层出不穷, 严重困扰着人们的经济生活, 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我阻碍。建立和完善经济法成了政府经济管理, 保证经济市场正常运转的重要措施。[1]没有严密科学的经济法, 政府在对经济市场进行管理时, 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经济市场也会由此而变得更加混乱, 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也难以实现。
2 政府经济管理规范化与经济法制度创新面临的问题
2.1 政府经济管理遇到的挑战
随着经济建设脚步的加快,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商业市场的竞争日臻剧烈。虽然科技的发展程度已经使得商品的制造成本相当廉价, 但某些不法商家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 采用大量有悖良心的不法手段。[2]主要表现在:a.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b.偷税、漏税、骗汇和走私活动屡禁不止;c.商业欺诈、逃废债务现象严重;d.财务失真、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比较普遍;e.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投标弄虚作假、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相当突出;f.文化市场混乱;g.生产经营中的重大特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h.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问题。这些问题给政府在经济的管理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2 经济法制创新遭遇的阻碍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是以直接微观管理为特征的。但在无数次实践的证明下, 这样的方式并不能切实有效的提高政府管理经济的效率, 也不能充分的发挥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在经济法出台后,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就有了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虽然这个工具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也让政府在对经济进行管理时变得相对轻松很多。因此, 如何完善经济法和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 成了当今政府经济管理者所需要思考的一大命题。经济法像其他法律一样, 在完善和创新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我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中, 所存在的经济形势多种多样, 存在的经济问题也是空前绝后的, 况且近些年, 经济学专业火热, 大量经济方面的人才充斥市场, 给经济市场带来了巨大负担。某些不法商贩借此机会, 大肆招聘在市场竞争下得不到重用的人才, 为他们的黑暗事业卖力。这使得经济市场更加混乱, 这给经济法的完善和创新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往往有时候一方面的恶源被遏制住了, 另一方面的恶源又出现了。所以, 面对新形势下的经济问题, 经济法的完善和创新者肩上所扛的担子愈加沉重。
3 政府经济管理规范化与经济法制度创新发展前景
3.1 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规范化的方向
在新的形势下, 经济市场激烈竞争中出现的问题错综复杂, 各种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弊端充斥着社会各个角落。为了使政府能够拥有科学合理的方式有效调控和限制失灵的市场经济领域, 政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的规范化则显得尤为中重要。然而, 政府并不是万能的, 它所能修补市场缺陷的能力是有限的, 倘若对于某些政府所不能弥补的缺陷, 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 难么将会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阻碍。为此, 要充分利用经济法律手段加强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规范市场从业者的经济行为, 同时力争形成自上而下的模范带头作用, 让知名品牌树立良性竞争的旗帜, 带领市场经济向健康的竞争模式发展。在这个基础上, 要加强不轨商业竞争行为的严厉打击, 将这些不好的现象扼杀在摇篮里。
3.2 经济法制创新的思路
当今经济市场纷繁复杂、变幻莫测, 处处潜伏着危机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的不良因素。要调整和治理好这滩污水, 光靠道德上的约束和口头上的宣传教育, 显然是缺乏力度的, 因此, 我们要需要建立健全经济法, 并与时俱进, 结合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的态势在原有基础上不断的创新, 使之能够切实有效的遏制经济市场上不良势头的发展。
结束语
虽然我国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范围十分宽广, 各级部门在执行经济监管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和目标也有高有低, 但在经济利益的诱惑面前, 我们要收敛好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份私心, 严格遵循国家经济法的内容, 规范自身的行为。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得更加强盛, 才能使政府的职能发挥得更加彻底, 才能使得社人类自然和谐统一, 才能使社会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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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德高, 夏自宗.计算机在医院成本核算中的开发与应用[J].中国卫生经济, 2012:15-18.
经济法制度 篇10
新制度经济学从其被引入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便于分析我国新旧体制转型的过程以及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国偏爱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比较明确的解释力;二是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大量制度分析的传统;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 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提够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界通过二十年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发展以及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众多的显著的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
在西方社会中, 制度经济学派林立, 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理论体系。新古典主义从瓦尔拉斯创立, 到德布鲁用公理化重构, 到新古典综合派以后, 这一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完成。但由这一学派在构建理论时抽象掉制度因素, 在封闭系统中研究市场规律, 尽管形式完美, 却缺乏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新制度经济学能够坚持新古典经济学核心价值不变, 保留了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均衡分析这三个基本假设, 同时还逐步规范了交易费用的理论范式, 为新制度经济学构建了分析框架。交易费用概念在理论上确立起来之后, 成为用以解释各种经济体制的相互关系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学者不仅研究改革过程, 而且还着重探讨制度的性质和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起源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研究内容上看, 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基本上涉及体制起源、市场化过程和经济绩效、企业转型、市场和政府等组织, 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也被讨论。
二、经济转型和制度变迁的理论研究
科斯理论中蕴涵着制度选择和演化思想, 经过诺斯等人的发展, 衍生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制度的起源、制度的供求、制度创新与变迁等问题, 探讨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作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制度变迁的课题。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一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起源的探究。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涉及制度起源、演化和经济绩效间的联系。二是对改革过程的动态分析。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着重关注过渡性质和各种决定因素。计划经济带来了很高的交易费用, 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 通过权衡改革路径中相关交易费用, 选择渐进道路, 以降低改革成本。最后是改革中政府作用。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政府主导特征一方面由于政府拥有绝对优势和资源配置权利, 另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迫使政府直接改变现存制度安排。
三、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
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涉及包括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组织理论等在内的主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其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是科斯重大贡献, 后经威廉姆森等人发展, 成为理论框架。内容主要包括交易一般化、交易费用和测度、交易契约安排。交易费用理论架起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理论间至关重要的联系。而产权理论也是由科斯最先涉及, 后德姆塞茨、阿尔钦和张五常等人的努力, 产权理论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其旨在说明如何通过界定、使用和变更产权安排, 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成本, 优化配置资源。组织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并构筑其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 旨在说明各种组织形式。此外, 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也在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中找到自身理论的发展方向。
由于我国转型经济特征明显, 如何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特别是如何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是摆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道难题。中国经济学者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我国的企业理论和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现在研究的主要涉及公司治理结构、委托代理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民营企业发展等等众多问题, 也取得了部分成果。从长远来看, 这一领域是新制度经济学涉足的重点领域,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必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在这一领域的扩展提供良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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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奖：向制度回归的经济学 篇11
中文名“欧琳”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10月12日凌晨6点30分被一个电话惊醒,她以为这是一个寻常推销员的电话,当瑞典人在电话那头告诉她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她感到非常吃惊和兴奋,以至于不得不去厨房冲一杯咖啡来纾缓心情的巨大波动。
奥斯特罗姆的获奖已经不单单是理论的表彰,她改写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女性获奖者的历史。在她之前,罗宾逊夫人曾经是最接近诺奖的女性经济学家,但最终与诺奖失之交臂。
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威廉森分享了2009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奥斯特罗姆获奖的理由是,她揭示了“公共财产运作是如何通过自主(联合)治理的方式获得成功”;而威廉森获奖的理由是,他揭示了“企业内部是如何发展成不同的组织结构来克服冲突”。他们同属于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胜利
但两者胜利的深刻性,远远超过1991年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科斯的获奖。如果说科斯以“交易费用”为新的坐标来革命性地重新定义市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则分别沿着“市场以外”和“企业以内”的制度路线,重新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内涵。奥斯特罗姆的着力点在市场以外的“组织可生长性”,即如何以自主治理方式解决公共物品效率难题上面,比如如何避免“公地悲剧”。威廉森则更深入发掘出企业内部科层组织结构变化的弹性和丰富性,丰富了“公司治理结构”之说。如果分别用一个词语来反映奥斯特罗姆和威廉森的学术风貌,则前者是“公共池塘里的自主治理”,后者是“纵向一体化”。
有趣的是,他们的胜利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含糊不清的派别”胜利。无论是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者(左派)还是保守主义者(右派)都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本阵营的成功。
例如,对于奥斯特罗姆来说,她以研究哈丁的“公地悲剧问题”起家。传统的观点是,“公地悲剧”不可避免,人都是自私且短视的,总会存在“搭便车”的想法,所以公共财产的逐渐流失是必然的,个人理性带来的是集体的窘境。一个无主的公共池塘,必定面临着涸泽而渔的疯狂、一片均可“啃青”的草地必定遭遇过度放牧的悲剧。于是,解决公有财产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维坦集权方式(例如国有化或者政府管制),一种是彻底的私有化。奥斯特罗姆发问: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
奥斯特罗姆在读大学的时候(1960年代),就已经研究加州地下水(公共物品)的污染、水位下降和海水灌注问题,按照哈丁的“公地悲剧”、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很难达成”,加州的地下水系统应当是“崩溃”的。但是加州的社区民众、组织、城市水供应商以及城市管理者在互动中不断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产生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共识、自觉式守则和用水规制,靠的不是行政从上而下的强制力,靠的是分享、理解、合作、博弈和惩罚,靠的不是“单中心主义”而是“多中心秩序”。
作为一个酷爱田野调研、热衷占有一手材料的“直面现象理论家”, 奥斯特罗姆继续考察了阿尔卑斯山草地、日本公用山地、西班牙韦尔塔和菲律宾桑赫拉等案例,她发现“公地悲剧宿命”并非能统治一切,关键在于政府或者社会能够容忍和鼓励这些参与者能够自发生长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和谈判方式,这才能保证公有财产能够有效率地运作而不至于“坍缩”。奥斯特罗姆感叹道,“既不需要迷信市场,更不需要迷信政府,因为还有个人生长为组织的过程,自由人的联合和互动过程,它们更值得依赖”。
于是,对奥斯特罗姆的理解就有了两个坐标。一种是“反霍布斯主义”的,她的学生乔治梅森大学Mercatus中心的Paul Dragos Aligica就认为,“她挑战了那种自上而下的集权驱动方式”。Paul Dragos Aligica偏向于保守主义者,乔治梅森大学是右翼的大本营;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从“反私有化”角度来理解奥斯特罗姆,他说“那种将私有化和产权绝对清晰看作是解决公地悲剧的理论被奥斯特罗姆严肃地摧毁,奥斯特罗姆证明了某种社会规制机制可以让‘公地运作有效”。从奥斯特罗姆本人的言论来看,她似乎乐于被归纳为右翼色彩的派别,但同时她也在“休克疗法”“华盛顿共识”以及“援助非洲问题”等事态上面持一种异议态度。她认为,应当发挥制度和组织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比如“休克疗法”就是一种单向的、强制式的从上而下推进方式,抹杀和阻止了民间和政府之间丰富的互动、妥协、权衡和必要的退却。而“援助非洲”这一公共品的提供看上去已经是一种“白人的道德负担”,变成一个“扔钱行为”,忽略了援助是需要激活非洲的各种个人联合、组织生长、因地制宜地发展解决方案和有效率和有策略促进社会健全和进步的行为。
她的想法启发了纳米比亚大象保护方式。纳米比亚将很小比例的象变成旅游中的狩猎资源,然后用狩猎收入来加大对大象的保护以及对潜在狩猎行为的防范和补偿。如果象进入居民领地,践踏庄稼,那么象的受益权将同该居民分享。在没有这一互动和分享的机制前,居民倾向于用猎枪将闯入领地的大象当场击毙。
模糊不清的融合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有政治学背景的奥斯特罗姆有着一般经济学家难以逾及的视野。
奥斯特罗姆继承了伟大的波兰尼“社会秩序理论”的衣钵,突出一种参与者的互动过程中创立治理规则和治理形态,强调一种“多中心秩序理论”——参与者在竞争中尊重对方、根据不同情势发展不同的社会或经济合约,从而解决冲突问题。
例如,私人组织可以为公共部门生产;城市可以将消防和安检服务“私有化”(以色列);一个城市与一个私人企业签约提供扫雪、街道维修或者交通灯保养服务(日本);政府向家庭签发食品券和教育券,允许他们从任何授权的私人供给者那里购买(加拿大);甚至一个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最高法院服务交给另外一个国家(新西兰的最高法院在英国)⋯⋯但如果政府是那种对社会组织的联合和生长极端畏惧的,没有科学发展观,那么“公共池塘”将是一潭死水。
威廉森的组织理论,同样可以为截然不同的阵营提供子弹和思想支撑。威廉森最核心的几个词语是“纵向一体化”和“机会主义(敲竹杠)”。我们以一个肉商故事为例,肉商原本只想专门卖肉,肉的保鲜服务则由跟冻柜商的长期合同来形成,但冻柜商发现肉商对其高度依赖后(脆弱的资产专用性),开始威胁(实施“机会主义”),肉商面临巨大的外部风险,他一气之下开始自己生产冻箱。随后他想把肉卖到更远的地方,却又受火车运输商的欺负,于是他又开始兼并火车业务,他在产业链上下游都进行了扩展。威廉森非常深刻地揭示出企业的科层结构弹性变化是如何将外部风险不断“内部化”,而这个过程又提高了内部官僚化和臃肿化的风险。
威廉森的理论必定和“反垄断理论”有纠葛。尽管威廉森一直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商业组织正当而弹性地生长,而横向一体化(例如同级兼并,肉商兼并肉商垄断供应提高肉价)才有“垄断地位的嫌疑”,在1973年他还为一家零部件实施专销并订高价的自行车产商辩护,认为他们通过这种专销下游零部件的方式来保持商家产品的信誉和良好的质量控制。看上去威廉森并不是一个反垄断的爱好者。但讽刺的是,反垄断学者例如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及鲍曼(Ward Bowman)都是从他那里吸取营养,比如鲍曼开发的“传导效应”——例如中国电网博弈,占据优势地位的电网公司开设发电厂,让其自己的电优先上网,不仅获取上下游利润,同时也可以同非嫡系的电厂“压价”,这就是所谓的利用原先优势进行纵向一体化后的“传导效应”。这一思想已经堂而皇之写在了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里面。而“传导效应”的源头则是威廉森的“机会主义”假说,即强势的商人总是有动机,利用对手资产专用性的特征,产生“敲竹杠”行为,从而获取利润。“纵向一体化”既是一种规避机会主义的做法,同时也可以变成一种新的“敲竹杠”方法。
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篇12
(一)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 将参与主体看作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物质承担者”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 已经超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的假设, 而将其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下的“人”。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 并认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 都存在着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历史形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数阶段就会被抛弃, 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马克思所研究的“制度”本质是经济主体参与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上层建筑。
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印证了哈耶克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 以至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包含意识形态的理论受到了质疑, 但是到新制度经济学时代, 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诺思将意识形态列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并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道格拉斯·C·诺斯, 1991)
(二) 以自发秩序理论为核心的旧制度经济学。
如果说休谟提出的“稀缺性”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给出了制度分析的起源, 那么凡勃伦第一次将制度同经济学正式结合起来。凡勃伦以人的本能作为出发点, 从本能-习惯-习俗-制度, 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群体普遍存在的思想习惯。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一些思想习惯被自然淘汰, 又由于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 而出现环境随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而变化 (凡勃伦著, 蔡受百译, 2007) 。
康芒斯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的制度分析。康芒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他在综合了“从洛克到20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 提出了“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康芒斯的研究从“稀缺性”出发, 说明了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 而且产生因为相互依存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 因此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康芒斯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保护所有权, 并提出了法制优先于经济的观点。康芒斯在我国曾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其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思想” (康芒斯著, 于树生译, 1997) 。但是, 他对稀缺性和效率的分析, 已经成为了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一 (James, 1937) , 甚至对于反垄断法的建立影响颇深 (Atkins and Robinson, 1936) 。
康芒斯的观点代表了强调“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学派。这一学派后经过Knight、哈耶克等人的进一步分析和论证, 引入了演化分析方法, “用理性人之间习俗 (行为规范) 的概念解释”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制度的自发演化, 强调从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演化过程。
但是, 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旧制度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一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 以至于其更能够说服大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二是由于社会科学在1910~1940年期间的融合与转向, 行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取代了旧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本能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Hodgson, 1998)
(三) 以产权和交易成本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williamson (1975) 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回答“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构建经济模型的时候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 即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得·科斯可以算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其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 第一次打开了企业这一长期以来未解的“黑匣子”, 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制度也因此被理解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规章、规则、法律、政策等等。之后的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 Arrow (1969) 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费用、Williamson (1981) 通过交易成本界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等对促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起始于交易成本理论, 但是其分析方法同上述研究有所差异, 以诺思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历史和制度变迁的分支。这一分支认为, 新的交易制度的形成和延边促进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有助于降低转型费用 (North and Wallis, 1994) 。
(四)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分歧。
制度经济学若干理论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同。首先,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研究方法上, 旧制度经济学则应用哲学、社会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大量地使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也就导致了新旧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方法上的不同:旧制度经济学以哲学、政治学等对边际、效用、利润等持反对态度, 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以及更新的分析技术) 来解释制度安排的运行和演化”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从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演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别;其次, 对于制度起源的认知。旧制度经济学强调习惯的累积和重复, 认为制度是基于个体“自发”产生, 是习惯的延续, 是一种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起源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及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即包括正式制度, 如法律等, 也包括非正式制度, 如惯例等。
基于对制度起源的认知差异, 引申出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差异。旧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自发演化的, “重组制度框架, 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是一件成本高昂、耗时费力的事情”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即使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 只要能够形成对产权的有效激励, 那么制度也是可以“建构”的 (North, ) 。正因为对于“建构”还是“演化”的争论, 新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效率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尽管诺思被归于新制度经济学派, 但是其思路已经逐渐融合了“建构”理性主义和“演化”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 认为“作为基础的非正式约束是有利于正式规则的变迁的” (诺思著, 杭行译, 2008) 。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路
20世纪九十年代初, 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樊纲 (1993) 、孔泾源 (1993、1994) 、张军 (1993) 、林毅夫 (1994) 、杨瑞龙 (1993、1994、1998) 等对于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 (杨瑞龙, 1993) , 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也指出这种方式的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弊端和障碍, 并从制度变迁视角论证了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张军, 199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杨瑞龙 (1998) 提出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从“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 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这些研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讨论, 为我国后续经济改革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诺思等人的研究被引入国内, 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国内学界除了从理论上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杨友才, 2010) 之外, 更多地考察了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渐进式改革无疑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最好的案例。林毅夫 (2002) 、张军 (2004) 、樊纲 (2000、2004) 、张五常 (2004) 、严冀等 (2005) 等都从正面评价了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改革是成功的, 也正因为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才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 中国农村改革 (林毅夫, 1994;蔡昉, 2008;温铁军, 2008) 与土地制度变迁 (黄少安等, 2005) 、地方分权 (周黎安, 2004;姚洋, 2008) 、企业产业改革 (张维迎, 1995;钱颖一, 1998;平新乔等, 2003) 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本身既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 同时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 导致了制度结果的偏离, 以至于产生新的发展问题。因此,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既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现有发展障碍, 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长远发展问题。
汪丁丁是国内较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 在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基础上, 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并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分析了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熊彼特的利润”———“为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力的报酬”。从制度创新角度看, 这种利润的表现形式是“租”。在他看来, 通过制度创新, 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果能够为社会带来好处的话, 就能够有好的结果。
林毅夫 (1994) 则从制度不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新制度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认为, 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四个原因将导致制度不均衡, “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 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既可以通过诱致性创新, 也可以通过强制性创新, 并且只有在“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时, 强制性创新才可能产生。因此, 政治或制度企业家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周振华 (1998) 认为, “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各层次的参与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动力。马宏伟 (2003)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划分, 将制度创新划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其中, “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
三、关于制度效率分析的主要观点
传统经济学对于效率的研究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 认为当参与人都不改变自己的策略时, 经济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任何一方参与人改变策略, 都会导致另一方受损。同时, 帕累托最优也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状态。但是, 传统经济学关于效率的分析的假设条件很快受到了制度经济学家的质疑。
科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进效率评价, 提出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清晰界定, 资源配置就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 现实社会中处处存在交易成本时, 因此, 这一定理也就需要被重新解释。张五常 (2002) 指出, “只有当一些约束条件被忽视或不予考虑时”, 才会发生无效率。正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 制度才显得重要。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利益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 帕累托最优的原则仅仅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而忽视了其中利益分配的比例问题。朱富强 (2010) 批判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 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 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 以交易成本衡量制度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这一标准将制度效率等同于资源配置效率。弗鲁博顿和芮切特 (姜建强译, 2006) 曾指出, 基于产权与交易成本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提供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那样“界定清晰”的效率标准。
布罗姆利 (陈郁等译, 2006)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对于制度效率的定义。他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 不仅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 而且认为既存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交易, 也存在那些能够重新分配经济优势以及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 它们都是有效率的,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 这些制度交易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的。于是, 效率———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效率———代表一定群体的效率等成为效率研究的重要内容。
诺思在其早期的研究中, 曾通过建立实证模型, 通过衡量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判断制度的效率, 并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上升的, 但是较高的交易费用并不代表制度效率低———那些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国家, 尽管交易费用较高, 但是对于保护产权和促进增长是具有高效率的。在后来的研究中, 诺思 (杭行译, 2008) 提出了制度效率的“适应性标准”, 即微观个体同制度之间的适应程度, 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内置了创造与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激励”。
诺思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例如, 韦森 (2001) 把制度看作“规约机制”和“激励机制”, 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在分析交易费用与制度效率的关系时, 他认为尽管“法律规则的体系化、交往行为的规范化以及经济运行的制度化”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 但是这种社会对经济增长激励作用更加强大, 而缺乏刚性制度对经济运行的激励会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 (被称为制度效率的“抑损”或制度负效率) 。但是, 韦森对制度的分析还是延续了将制度作为自发秩序的分析方法, 强调习俗、惯例及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借用新古典理论的成本-收益法, 将制度看作一种产品, 通过衡量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判断制度效率, 并认为制度是否有效率就要看制度收益是否大于制度成本。如林毅夫 (1994) 的分析认为, 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 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 而在提供相同服务的情况下, 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更有效率。但是, 这种衡量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因为无论是制度收益还是制度成本很难通过定量的成本-收益法进行核算。也正如一些学者, 如布罗姆利等人所批判的, 效率的衡量本来就应该同一定的制度安排相联系。
朱富强认为, 效率是“衡量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 (体系) ”, 效率比较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基准目标, 一般而言, 效率至少体现为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以及最大化组织机构目标的效率。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帕累托效率不具有可比性。在批判了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两种效率评价标准的基础上, 作者认为应该将社会正义作为评价标准。
焦兵 (2004) 建立了一个关于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模型, 从政府和微观个体对效率的偏好差异入手, 分析了石油工业的制度变迁, 并认为政府和微观个体偏好差异过大, 会降低制度效率, 而当微观个体的偏好占据主导地位时, 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也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
四、评论:现有文献的借鉴意义
(一) 政府还是市场。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对于“建构”与“演化”的争论, 间接的辩论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旧制度经济学从习俗-惯例-制度的过程, 强调经济社会的自发秩序, 将政府干预看作是有害于“制度”演化的。但是, “政府无处不在、时刻在变的管制, 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关键因素。……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 (诺思, 杭行译, 2008) 。
(二) 效率与制度效率。
对于效率的定义, 经济学可以给予其若干种解释, 从帕累托到社会正义、从成本最小到收益最大, 都可以对其进行界定和描述。尽管制度经济学对以新古典理论为代表的效率理论进行了批判, 并强调效率必须在一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界定, 但是“制度效率”以及“一定制度框架下的效率”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 再加上对于“制度”理解上存在的分歧, 导致对于制度效率的判断存在分歧。
(三) 中国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