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风貌（精选7篇）
自然风貌 篇1
重庆市地形复杂, 山地所占比例较大, 但地处重庆西北部的合川区相对平坦, 合川三江交汇, 有2300多年历史, 古钓鱼城闻名海内外, 蒙古军首领蒙哥大汗便折鞭于此。
历史悠久的合川留下许多自然风貌独特的村镇, 在历次撤乡并镇运动和城镇化的推进中, 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和具有风貌特色的村镇几乎消失殆尽, 仅有些被遗忘的村镇得以保存下来, 不过这些地方经济水平较低, 基础设施较差。如何唤醒和保护利用好这些历史文化资源, 并重新赋予其生命力, 成为规划者首先要思考的。
一、现状概况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天星老场镇是得以保存具有自然风貌特色的小镇之一, 该镇地处合川北面的合肖路旁, 距合川城区15公里, 是合川到涞滩古镇 (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 的必经之路。场镇呈南北向长条形, 长500多米。建筑除有五、六栋两三楼的砖房外, 其余全为川东民居建筑, 街道为青石路面, 一条溪河穿镇而过, 保存有许多大黄葛树。另外, 在该镇还有两大著名的传统品牌——天星醋和毛笔, 均为传统工艺制作, 在川渝等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二、特色元素提取
天星古街除一条保持较为完好的街道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古街入口处的大黄葛树和绕镇而流的小溪河。但是, 它本身所承载的记忆却是鲜明的。
于是, 我们对天星古镇进行了详细的实地了解和调查, 对天星桥当地的地域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 天星老场镇的特色元素主要有:1、上百年的大黄葛树, 它们郁郁葱葱, 高大挺拔的屹立在镇子里;2、自然的溪河, 小溪弯弯曲曲, 绕着小镇自东而西缓缓流淌;3、传统民居建筑及古水井、石桥、青石板路, 这些是古镇最初存在的见证;4、废弃的寺庙曾是香火极其旺盛的地方;5、传统工艺制作的天星醋和毛笔曾畅销我国很多地方;6、有着朴素的民俗民风和生活气息, 作为地方性很强的民俗民风, 有其特殊的地方, 但大多离不开日常生活, 使人更容易进入, 有归属感。
于是, 这些毛笔、醋、民居、石桥、古树等元素经过设计师的整合, 被应用到规划中去;再从打造小城镇风貌的精、气、神入手, 融入到合川这个大环境里的文化特征、资源条件、文脉延续等, 通过对天星风貌的内在底蕴和外在形象进行研究, 对旅游开发、城镇形象定位、市场运作机制等新理念的运用, 着力表现其鲜明、独特的小城镇形象。
三、创作构思
对于天星古镇的规划设计, 我们定位为“找回的记忆”。提倡内心的回归、本位的回归、自然的回归。把历史传统文化、日常生活在整个设计中尽情演绎、发挥。
所以, 我们在设计中尽量通过环境艺术、特色元素的提取来体现日常生活。比如:屋檐底下, 摇着蒲扇的老奶奶正给小孙子赶蚊子;河沟里, 几个赤脚的小孩子正搬开石头, 寻找螃蟹的踪影;大树底下, 藤椅上的老人喝着茶, 胡子被风吹得乱舞。这些场面都使人不由自主的进入。这种宁静、朴素的日常生活气息, 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
在构思上, 首先要回归的是记忆。整个地区像一片舒展的绿叶, 中间的道路为绿叶上的主要脉络, 然后沿着叶片主脉络向各个地方伸展开去的支路就是绿叶上分明的次脉络, 使游客参观、游走有主次之分, 从记忆里提炼生活的味道。通过对树木、溪河、建筑的处理和对文化的融合, 来创造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
(一) 设计主题——古街
突出古街的独特性。通过对历史文化的积极吸收, 对古街的地域环境、建筑风格、民间风俗进行发掘、保护, 恢复古街风貌。
(二) 创作根源——挖掘传统文化、突出本地特色
创作的根源在于挖掘本土传统民俗、文化, 突出本地特色。毛笔、香醋都是天星桥的当地特产, 因此, 设计了毛笔博物馆和香醋博物馆。而寺庙恢复不仅带动人气、吸引人流, 更体现了空间布局的人文特色和人文关怀。
(三) 创作构思——“找回的记忆”
在构思上, 重点突出“找”字, 落点在“回”字, 通过幽深的小巷、古老的建筑、熟悉的场景等元素, 唤起人们内心的情感。首先, 以青石铺地的石板路为联系记忆的符号, 然后在步行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唤起记忆的各种物质:寺庙、毛笔、香醋、古老建筑、沿街小吃、荡漾在空气中的酒香。达到“回”的目的, 做到真正的回归自我、回归自然、回归记忆, 使日常生活、宗教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四) 建筑特点——川东民居
古街具有强烈的川东民居建筑风格。所以, 对古街原有建筑应进行保护, 对危房与风貌不协调建筑进行加固和拆除, 对古风较浓的建筑进行内部修缮。在老街的周边修建风格一致的民居及旅馆。突出传统文化空间的地方特色和民俗特征, 考虑地方建筑材料特性。
(五) 开发策划——文化经营、展示与体验旅游
文化展示是文化经营的基本策略, 把分散的物件收集起来集中展示, 把真实的生活文化体验分散到每一个古民居。逐步挖掘合川特有的手工艺品, 开设手工艺品作坊、书画社、旅游品商店等, 让游客可以自己动手, 体验制作工艺品的乐趣。
四、功能分区
该片区沿过境公路以西一侧布置, 以历史传统文化为切入点。根据街区的布局、走向, 把合川天星特有的文化产品向游客展现, 创造出一个文化底蕴浓厚、人文价值深刻、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富有凝聚力和归属感的风貌古镇。
于是, 结合古街的空间组合特点, 通过对历史空间环境肌理的梳理和保护, 按功能将其分为:宗教文化区、民间工艺展示区、传统文化区、服务区、住宅区。
(一) 宗教文化区
位于南入口不远, 恢复这个区域的古寺庙, 增加部分宗教活动, 以期达到增加香火气氛。
(二) 民间工艺展示区
与宗教文化区相临, 设计毛笔博物馆和香蜡博物馆, 主要展示天星老场镇的特产——毛笔、香醋, 展示其制作工艺及在历史演变中的发展过程等。在博物馆里, 主要展示它们的历史、发展, 演变到今天的现状, 以及今后的趋势。另外还展示它们品种的丰富、不同地方的不同特色。这些与合川本土的特色相结合, 使人们更能深刻理解背景上的文化底蕴。
(三) 历史文化街区
恢复以前传统特色的书画社, 增设旅游品商店, 出售各种特色旅游工艺品。同时, 此区还设置了酒吧、茶楼、小酒馆、风味小吃等, 营造一种日常生活气息浓厚的氛围。同时, 挖掘合川特有的手工艺品, 开设特种手工艺品作坊, 使游客可以自己操作设计。
(四) 服务区
位于入口处, 设置宾馆、酒店、旅游产品开发等旅游配套及管理设施。
(五) 住宅区
在合肖路旁, 布置一些以传统四合院为主的特色民居, 可用做当地居民居住, 也可出租、出售, 作为家庭小旅店。
五、道路交通
道路交通上考虑车行与步行严格分开, 对原有的青石板路严格保护, 禁止机动车进入, 交通组织为环状;在南、北入口处及部分节点考虑设计一定面积的停车场, 满足自驾车游客的需要。
(一) 综合现状条件, 结合地形地貌
综合考虑天星老街的格局和现状情况, 结合地形地貌, 在道路的定位、路线的设计上从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出发, 尽可能的减少土石方量。
(二) 静态交通与动态交通相结合
加强静态动态交通结合, 以减少核心区的车流量, 更好地保护生态和文脉。
(三) 道路线形与景观结合
在道路的布置上, 讲究步移换景, 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景观氛围。在道路的两侧均种植植被或观赏性强的花草、树木, 使游览公路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 满足游客方便
道路工程的建设围绕游客游览、观光、休闲的目标出发, 主次分明、覆盖面广、快慢游结合, 使游客的旅游生活轻松、方便、舒适、完整。
六、环境景观设计
(一) 展示文化, 营造本土的风情
本次风貌设计的宗旨:传统文化, 本土风情。相对于环境艺术而言, 如何从环境上去表现出本土传统文化精髓, 是我们设计时一直思考的问题。
设计主要从沿街的景观及建筑方面考虑。从沿街的移动花台、垃圾桶、电话亭、休息座凳等公共设施入手, 把造型、特色相互结合, 再运用丰富的本土材料, 石材与木材相结合, 体现传统韵味。营造出一种古老、悠远、绵长的传统情绪感染力, 让这种情绪跨越时间、跨越空间。
(二) 保护溪河, 人类与环境共生
保护溪河, 构建生态廊道。溪河的保护主要是对现有溪沟的整治, 包括垃圾的处理、水的净化、河道里淤积的泥沙、河岸两边的绿化、防洪与水土保持等。让人类发展与环境共进, 使小镇的生态完好, 建立多层结构的生态保护体系。
(三) 遍植绿色, 回归自然的通道
绿色植物能让人的心情愉悦, 使人从中寻回大自然的灵性, 唤醒内心的自然节奏, 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所以, 绿色是回归自然的通道, 回归生命的通道。在整个街区中, 除了对已有的古树进行保护外, 还种植了适合当地的植物。
第一层绿化:山体植被保护。
第二层绿化:古街周围田园风光、溪河廊道的古树、植被保护。
第三层绿化:古街区、绿色廊道及公共活动区域的绿化, 如:街道绿化、广场景观、道路拐角绿化。
第四层绿化:庭园绿化, 结合民居主人的喜好, 烘托古民居氛围。
七、结语
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痕, 时间不再负担使命, 记忆不再承受责任, 我们会进入一种什么状态?所以, 让消失的记忆走回, 是我们这次设计所倡导的, 也是我们在努力做到的。让我们从这里开始人生的记忆之旅, 让脚步声穿越岁月的沧桑, 生命的美好, 倾洒着世人的想象, 摸着跳动的脉搏, 缓缓而来。
乡土泥塑之风貌 篇2
在唐代以前泥塑制品大多服务于宗教、祭祀等。真正成为艺术品玩赏的不多。泥塑艺术发展到宋代时, 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继续繁荣发展, 小型泥塑玩具也发展起来。元代之后, 种种艺术品在社会上仍然流传不衰, 尤其是小型泥塑, 既可以观赏陈设, 又可以让儿童玩耍。在明清朝时期, 无锡的惠山泥人和陕西的凤翔泥塑最为著名。到了现代, 泥塑艺术几乎在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已十分普及, 就风格而言, 北方的多淳朴粗犷, 南方多纤巧秀丽独具地方色彩。
1 创作的民间性
泥塑作品始终由民间工匠来创作, 泥塑的原料是就地取材, 又是一家一户即可成批生产, 是一种集体的、传统的艺术。
在近200年的历史中, 无数的民间工匠在其农闲时节从事生产制作, 利用庙会节庆销售, 从他们手中诞生了一件又一件生动的泥塑作品。但是, 他们本人大多默默无闻, 没有受到正统文化的重视, 其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兴衰而自生自灭。他们虽具有才智和创造精神, 但是缺乏理论思想和表达能力的训练。因为泥塑的创作不仅需要头脑的想像力, 而且需要双手的实际操作, 其强度近于繁重的体力劳动, 所以泥塑艺术一直被文人看做是工匠的活计, 难登大雅之堂。因此, 他们的技艺和手法, 心得和经验, 主要靠师徒传授的方式来世代延续, 由于泥塑自身的民间性和草根性, 其理论资料也几乎一片空白。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想, 创作的民间性又为鲁南泥塑不断输入着新鲜的活力与生气。造型夸张而又逼真, 简洁艳丽而不粗俗。民间艺人把本地产的黄泥, 经多次踩砸, 泥模成型, 晾干烘烧, 加以彩绘, 进行批量生产。其功夫主要放在彩绘上。彩绘是在泥模的外型上先涂以白粉做底子, 再根据需要涂以胶水调出的大红、桃红、翠绿、黄、紫等品色颜料, 最后用墨来“提神“。色彩艳丽, 对比活泼, 给人以热烈明快之感, 充分体现了我国彩绘艺术的特点
2 技法的综合性
鲁南泥塑的造型简朴、完整、单纯, 创作手法上注重综合而不刻意区分, 不追求细部的真实, 着重突出主题部分, 是它的技法的主要特征。由于民间工匠没有过多的拘泥与束缚, 泥玩艺人自由式的吸收, 发挥聪明才智, 经过世世代代的积累探索, 逐步形成了综合全面的泥塑技法。
主动的借鉴吸收绘画的表现手法, 更使鲁南泥塑的技法获得了丰富和完善。首先是墨线的运用。由于绘画很讲究线的艺术, 转移到泥塑中, 就衍变成了用线的技法。泥塑上的用线简洁而有魅力, 其效果类似于绘画中的线描, 却又是为整体造型服务的。线条的意义不仅在造型, 它本身还具有独立的表现功能, 线条的延伸, 将含蓄的造型具像化, 呈现出一种流动感。线条的起伏变化, 传达出丰富的节奏韵律, 线条的个性特点, 显露出创作者的艺术风格。
其次是色彩的影响, 鲁南泥塑十分自然的将绘画中的色彩美纳入了自身的表现领域。用色彩间的鲜明对比深化了造型的表现力, 增添了泥塑作品的视觉冲击力, 带给人们愉悦的美感享受。在彩绘的泥塑作品上, 冷暖色调的运用, 将空间造型之美与色彩之美融合为一, 相得益彰。综合性的泥塑技法, 赋予了中国传统泥塑艺术别具一格的东方神韵。
3 造型的写意性
写意, 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统一倾向。写意相对写实而言, 是主体与所要表现对象神情之间的相互交融。它的手法仍然是通过描绘具体的对象来完成的, 只不过不求绝对准确, 进行适当的变形。而泥塑是运用实体性物质材料造型, 展示真实的三维空间关系, 是最典型的造型艺术。
对于鲁南泥塑造型的写意性, 可以从两点上来把握。第一, 追求整体的审美效应, 而不拘泥于局部或细节。写意是整体的, 局部必须服从整体, 否则就会降低作品的概括性。第二, 适当夸张变形, 强化审美理想或审美情趣的表达。这是对写实的突破与超越。民间工匠们追求更多的是“气韵生动“, 创作者认为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 远远比塑造外在的比例结构更重要。
因此, 鲁南泥塑作品中的人像和动物形象等, 形体经常背离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严格的精确性, 而有意的进行夸张变形。这除了材料自身的特性外, 符合艺术规律的夸张, 可以使泥塑作品审美意向体现的更为集中明确, 突出醒目。夸张变形的目的就是写意, 而写意则意味着对泥塑作品内在的发掘。
4 鲁南泥塑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来源于民间, 被广大人民群从所喜爱。鲁南地区民间泥塑艺术, 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方特色。看到这些出自他们自身的东西, 就会有一种亲切感、就会在心灵上精神上得到一种愉悦和享受。
作为手工艺的民间玩具产品, 不仅适合进行批量的生产, 而且更应该发挥其手工艺术的特点, 作为民间艺术品展现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应通过各种渠道, 广泛进入市场, 在市场的竞争机制下, 充分保持民间工艺特色, 不断拓展题材和加强泥塑技艺的创新。以增强市场竞争力。
随着旅游产业的迅速发展, 给旅游产品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些泥塑作品来自民间, 土生土长, 融会了劳动人民千百年来的智慧, 寄托着世世代代美好的向往;它那古朴的造型和亮丽的色彩, 表达了这一方人民内心深处的真挚、善良和朴实, 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有着深厚的民俗基础。所以民间玩具应适应旅游事业的需求。既要注意保持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 又要注意创作出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新作品。同时配以适合携带, 便于展示与馈赠, 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包装。积极有力地推动民间泥塑艺术的发展。
强化作为饰品、艺术品、作为生活点缀的艺术功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居住条件的改善, 引起人们生活、艺术、欣赏兴趣的变化, 民间玩具又可以作为室内陈设品。
国际文化交流和人员交流的增多, 民间玩具将会有更多的机会, 在国内外展览和人员交流中作为展品和礼品, 我们应该更多的参加展览, 扩大它的影响。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更多的鲁南民间泥塑艺人进行精彩的泥塑艺术表演和展示琳琅满目、栩栩如生的泥塑作品, 让参观的人们感受到具有浓郁乡土气息民间文化的艺术魅力。
鲁南泥塑的技艺, 也可作为在校学生美术教育的课题, 在强调学生素质教育的同时, 结合民间美术教育课程, 运用各种形式, 在课堂内外开展中小学生民间美术教育的实践活动, 使学生在提高动手能力的同时, 充分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组织专业人才对鲁南地区的民间泥塑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 使之行成较为完整的题材系列、工艺系列、造型系列、色彩系列等, 为进一步传承与发展作好基础研究工作。
鲁南泥塑经过千百年的演变与发展, 形成了今天的风格与特色, 目前仍被广大农家和美术工作者所喜爱,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名言验证了鲁南泥塑在国际上受到欢迎的结果, 甚至我们在国际艺术大师的作品中也看到了中国民间艺术的影子, 相信鲁南泥塑艺术在未来定会有更好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民间艺术的宝库中, 鲁南泥塑这朵艺术奇葩会绽放的更加美丽。
摘要：鲁南泥塑艺术是一朵民间艺术之花, 朴实生动, 绚丽多彩, 题材广泛, 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无数的民间工匠在其农闲时节从事生产制作, 利用庙会节庆销售, 从他们手中诞生了一件又一件生动的泥塑作品。造型夸张而又逼真, 简洁艳丽而不粗俗。赋予了中国传统泥塑艺术别具一格的东方神韵。本文通过综合性的泥塑技法叙述, 探究鲁南泥塑艺术的鲜明的个性和地方特色。
神秘奇特的美学风貌 篇3
这是一部有意识地把主题掩藏起来的作品,或者说它的主题比较隐晦。它呈现给读者的,首先是其奇特的美学风貌:神秘、悲壮,而又有一层淡淡的喜剧色彩。这种美学风貌使小说具有了无穷的魅力。神秘性的形成得力于多种艺术手段。
首先是作者有意淡化故事的背景,把鸡头寨放在白云缭绕的深山里。“寨子落在大山里,白云上,常常出门就一脚踏进云里”。这里的原始森林“雄姿英发地长起来,争夺阳光雨露,又默默老死在山中。枝叶腐烂,年年厚积,软软地踏上去,冒出几注黑汁和几个水泡泡,用阴湿浓烈的腐臭,浸染着一代代山猪的嚎叫”。大山老林充满了野味,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山中多蛇,粗如水桶,细如竹筷,常在路边草丛中嗖嗖地一闪,对某个牛皮商的满心喜悦抽上一鞭”。并且这里的蛇好淫,“把它装在笼子里,遇见妇女,它就会在笼中上下顿跌,几乎气绝”。“有时还可能看见白云上飘来一片硕大的黑影,像打开了的两页书,粗看是鹰,细看是蝶,粗看是黑灰色的,细看才发现黑翅上有绿色、黄色、桔红色的纹,隐隐约约,似有非有,如同不能理解的文字”。这样的生存方式是如此的原始、愚昧,想来故事应该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但从小说提及的汽车、报纸看,故事是发生在不久以前,可见故事的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都有些游移不定。在韩少功看来,这里的自然与人的生命是联在一起的。原始森林“雄姿英发地长起来,争夺阳光雨露,又默默老死在山中”。山寨里的人也是这样。这里的人伐木筑居,耕地种粮,靠山吃山。自然养育着人的生命,也孕育着他们的文化,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寻根文学的作家们都很看重自然与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他们各自找到一个自己所熟悉的领域,从那里挖掘一段古老的生活,并“站在现代意识的高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批判,探询了在这种文化形态下的生命本体意识”[1]。
其次是写出人物、事物的怪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小说主人公、永远长不大的小老头丙崽。他八岁了还只会说两句话,一是“爸爸”,二是“×妈妈”。“而且眼目无神,行动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一些古怪的物质。吃饱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粒残饭,胸前油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高兴时,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不高兴时,他会朝你头顶上的某部位眼皮一轮,翻上一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妈妈’,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他被鸡头寨的大小后生们任意欺侮,似乎毫无做人的乐趣,还差点成了谷神的祭品。小说结局时,鸡头寨的老弱病残都服毒自尽了,喝了双倍分量毒药的丙崽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形象,象征了顽固、丑恶、无理性的生命本性,而他那两句谶语般的口头禅,既包含了人类生命创造和延续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具有个体生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息息相通的神秘意味,同时它又暗含着传统文化中那种长期以来影响和制约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亘久难变。同时丙崽的身上又承载着楚文化的原始、神秘和美丽,作者通过对楚文化的重新发现、开掘和认识,来重组当代文学的“资源”,由此完成“寻根文学”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使命。
其三是有意识写出人物活动的不确定性。比如关于丙崽爹德龙的去向就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他已经被土匪裁掉了,有人说他在岳州开了豆腐坊,有人说他沾花惹草把几个钱都嫖光了,曾看见他在辰州街上讨饭”。于是德龙这个人物也变得晃晃忽忽、难以捉摸了。
其四是神话传说和怪异的习俗直接给作品造成神秘色彩。鸡头人寨自称是刑天的后代。为了生存,他们的祖先五支奶和六支祖从东方的海边迁徙而来。他们以凤凰为前导,一路上,放弃了金水河和银水河,在“清幽幽的稻米江”停下了脚步,因为“有稻米才能养育子孙”。
鸡头寨有很多怪异的习俗,这些习俗与传统、迷信、保守、愚昧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他们相信鬼神,迷了路要赶紧撒尿、骂娘,以驱赶所谓的“岔路鬼”;丙崽娘生下不成人的丙崽是现世报应———她劈柴时劈死了一只赤身绿眼的大蜘蛛精;仲裁缝视老鼠为妖精,痛恨之余把老鼠尸体烧了,还把骨灰冲水喝到肚子里;鸡头寨的后生掏鸟蛋时折断了寨前那棵的大樟树(被认为象征着男性生殖器)一根枝桠,鸡头寨那年生的都是女崽,还生出一个葡萄胎;杀人祭谷神,一个霹雳又救了丙崽一命;对丙崽两句话的阴阳理解,寨里人敬丙崽为“丙爷爷、丙相公、丙仙”等等。
如寨里有红白喜事,或是逢年过节,照规矩就要唱古。从他们的祖父唱到曾祖父,一直唱到姜凉。“但姜凉没有府方生得早,府方又没有火牛生得早,火牛又没有优耐生得早。优耐是他爹妈生的,谁生下优耐他爹呢?那是刑天”。他们传说“刑天刚生下来时天像白泥,地像黑泥,叠在一起,连老鼠也住不下,他举斧猛一砍,天地才分开。可是他用劲用得太猛了,把自己的头也砍掉了,于是以后以乳头为眼,以肚脐为嘴。他笑得地动山摇,还是舞着大斧,向上敲三年,天才升去;向下敲三年,地才降下来”。他们传说有一种“挑生虫”,人染虫毒就会“吃鱼腹生活鱼,吃鸡腹生活鸡”,其治疗方法居然是喝白牛血后学三声公鸡叫。打冤时,为了表达同仇敌忾,他们按祖先的做法,杀猪煮敌人的尸体,分每人一份吃了。直到小说结局,鸡头寨人因打冤失败,老人和孩子“殉古道”,面向他们祖先来的东方而坐,集体饮毒自杀,青壮年人带着牛犁,唱着他们祖先唱的老歌集体向更深远的山林中迁徙。
鸡头寨追寻祖先的遗风,遵循祖先的规矩,保守祖先的信仰,延续祖先遗留下的各种习俗。他们的生活几乎就是由那些古老的习俗组合起来的,其中又渗透着迷信的愚昧,使小说所描写的人生带有东方民族文化的神秘感和历史的幽深感。程德培、吴亮评韩少功的《爸爸爸》:“韩少功以峻冷的笔调描画了一幅民俗图。”“丙崽和他娘、祠堂、鸡头峰和鸡巴塞、树和井、仁宝和父亲仲满、谷神、姜凉与刑天,每个词组后面都联系着一种久远的历史,并把它的阴影拖进了现代。人性在那种生存状态和文化氛围里以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它被某种神话、习俗和人伦所淹没。”[2]
如何透过小说奇特的美学风貌把握其思想内涵呢?应当
中西当代词典学研究综述
孙丰果
(聊城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山东聊城252059)
摘要:词典学是一门自成一体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中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人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便不断完善词典学理论体系,丰富词典编纂实践。
关键词:词典学概况问题与不足
1. 引言
词典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举足轻重。基于其重要作用,人类很早便开始编纂词典并继而对词典编纂理论进行研究。词典学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总结词典编撰经验、理性思考词典的基础理论和构建完备理论体系。然而,词典学发展至今,人们对“什么是词典学,词典学到底是不是一门独立科学”等问题还争论不休。有些学者认为,词典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应看作是一门独立学科。也有的学者认为,词典学这一学科不是独立的,也不能独立,它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必须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并不断从中吸取营养,是语言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应视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词典学是“自成一体”的相对独立的学科[1](P51-54)。首先,词典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其独立性是相对而言的。其次,词典学已基本形成作为一门学科需具备的理论原则、研究方法,明确了研究对象和目标,可以自成一体。然后,词典学发展已形成了词典本体论、词典功能论、词典交际论和词典认知论等四大流派。因此,人们可以相信,词典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基础已经比较牢固。这一学科在最近二三十年时间里取得了重大发展。下面着重阐述该学科在国内外的发展概况及所面临的问题。
2. 概况
西方词典学研究起步较早,而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开始研究词典学。二十多年时间里,中西学者坚持不懈地对词典学这一新兴学科进行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西方学者词典理论研究不断深入。Hartmann和James(2000)主张应从词典类型学、词典编纂、词典使用及词典批评等方面研究词典学理论,构建词典学理论框架[2]。Béjoint(2000)认为,词典有普通和专科、单语和双语、百科性和语文性之分[3](P37-40)。William Frawley于1989年在《国际词典学期刊》上撰文指出,应把词典作为语篇来考察[4]。需要注意的是这一理论重点研究了词典编纂的组织原则,却忽视了对词典潜在功能的挖掘,在本质上仍属结构主义。Zgusta于1971年推出了自己的比较系统的词典学理论巨著《词典学概论》(Manual of Lexicography),这说明词典学开始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Hausmann等人合编的《国际词典学百科全书》(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exicog-注意:小说富于象征意味的表象世界为多种解释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小说的思想蕴含必然是丰富的。但从总体上看,它表现的是一个生命群体(鸡头寨的人们)从愚昧、衰败到走向新生的艰难历程。在这个意义上,丙崽和鸡头寨的人们具有某种一致性,虽然鸡头寨的人们厌恶、羞辱丙崽,但在愚昧这一点上他们和丙崽没有区别。在他们眼里,丙崽一会儿是可以随意羞辱的白痴,一会儿又成了被顶礼膜拜的大仙。他们不理解丙崽,是因为他们不理解自己。丙崽的永远长不大,暗示着生命与时间的停滞,鸡头寨的人们也同样陷于这种停滞中,他们祖祖辈辈重复着同样的生存方式,就像丙崽永远是同一副面孔一样。
raphy)于1989年出版,进一步推进了词典学研究,使其日趋成熟。而Hartmann和James于2001年推出的《词典学术语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则明确将词典学探究的内容归结为词典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研究两个方面,这一词典的问世无疑是对规范词典与实践作出的一大贡献。中国的词典学研究者们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79年中国《辞书研究》创刊,着重探讨或阐述了与辞书理论和编纂实践有关的各方面问题。《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外语期刊也不断发表有关词典学方面的文章。张绍连(1991)就撰文介绍了英国的《柯林斯英语词典》的特点并认为该词典特别适合外语教学和外语学习[5](P72-74)。魏向清(2001)着重分析了如何构建双语词典批评理论体系[6](P62-64)。朱建华(1993)研究了运用计算机编纂德汉科技词典的问题[7](P76-81)。张柏然(1995)则对语料库在双语词典编纂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索[8](P2-10)。雍和明(2001)提出了“词典交际轮”,认为词典是编者与用户之间的交际系统[9](P39-44)。
3. 问题
在肯定中西方学者在词典学研究中所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问题与不足的存在。西方学者词典学研究长期囿于词典编纂的狭窄空间之内,对词典与语言、词典与社会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认识不足,过分强调词典由社会决定,看不到词典对社会的反作用。他们在阐述词典与语言之间关系的时候,往往强调词典从属于语言,是语言使用的工具,而忽视词典对语言的反作用,最终陷入“词典与工具论”的俗套。西方许多学者虽然发表了许多有关词典批评的论文,但主要关注词典本身,多属“评介性”、“纠错性”或“抨击性”评论,尚未创建比较完善的词典批评理论体系。另外,不少西方学者受传统词典理论的影响在阐述词典属性时过分强调词典作用决定词典属性,没有认识到词典属性取决于词典的文本属性,缺乏对词典文本理论的研究。我国学者虽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但专门研究词典理论的文章目前还不多,因而急需加强理论研究。黄建华(1999)认为,本世纪的语言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可惜我国的辞书学界从总体上来说较多地强调本门学科的独立性,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吸收语言学的新成果[10](P2-3)。今后在研究词典学的过程中应不断吸收语言学的理论营养,丰富其自身的学术内涵。我国的词典理论构建还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应该从语言、文化或编纂法等各个不同角度进行词典比较研究,或对词典收词、释义、例证等进行对比研究,将有利于词典分类体系的完善,并且实现词典编纂的科学化。如今,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渗透着计算机技术的语料库的建立和使用,为双语词典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提高了词典的编纂速度,有利于各种最新语言信息的交流。当前还需
小说对鸡头寨大迁陟时的焚烧房舍、毒杀老小弱残的描写,可以理解为一种隐喻:新生命只能诞生在火的洗礼与去腐生肌的蜕变中。不过,对于《爸爸爸》这样一部具有高度象征性的作品来说,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读出不同的味道来。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第十六章文化寻根意识的实验第二节/寻根文学的南北呼应:《棋王》和《爸爸爸》
宋书版面风貌研究 篇4
第一, 宋朝初期, 统治者推行右文政策, 不仅使士大夫地位提高, 并且寒门弟子亦可通过科举考取功名。举国上下, 宋朝的文化氛围自由高涨, 这从客观上为刻版印书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和市场资源。第二, 我国现存最早明确刊印年款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发现于敦煌的唐咸通九年, 其印质考究、刊刻精良。可见, 雕版印刷业历经隋唐五代的发展, 至宋已臻于成熟。在此背景下, “庆历中, 有布衣毕昇, 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 薄如钱唇, 每字为一印, 火烧令坚…”1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为刻书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加快刻字工匠的作业速度和排版的灵活性。这次技术革新, 虽没有大规模的得到使用, 但客观上满足了宋朝雕版印刷繁荣发展的需求。第三, “书籍自唐时镂版以来, 至天水一朝号为极盛, 而其间分为三类, 曰官刻本、曰私宅本、曰坊行本。”2宋代刻书地域分布广泛、种类多、且刻书机构林立。开国之初, 太祖为巩固政权、统一思想, 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刻书机构, 即国子监。而民间的私家刻书及书商机构也壮大起来, 逐渐形成以官刻、家刻及私刻为主的三大刻书产业。各刻书系统独树一帜、众多刻本行销天下, 这为加强统治、文化传播发挥了作用。
二、理学框架下的版面范式
刻书版面是时代的产物, 同时烙有地域的印迹。北宋, 儒学复兴, 一种新思潮, 理学思想应运而生。至南宋, 朱熹在程氏兄弟的基础上对“理、气”的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理也者, 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他确立“理”的主体地位, 并且对“格物致知论”的命题, 强调格物才能穷其理。这种思想渗透在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理学, 在某种程度框架了美学的标准。宋人不仅是关注事物的外在形态, 而且探求其内在的关系。其次, 北宋首都开封, 其手工业、商业及刻书业繁荣发展、盛极一时。但靖康之变, 人口南迁, 北宋的刻本已难寻踪迹。南宋建都临安, 刻书地域分布更加广泛, 主要集中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地区、福建及四川等地。因此, 刻书版面不仅受到美学标准的影响, 各地域的物质资料、构成要素, 也影响了版面风格特征的差异性。不同于现在从左至右横排的编排方式, 我国古籍是由右上方到左下方的直排阅读体验。其中, 版框、版心、行款、黑白口是宋书版面范式的基本特征,
古代谈版本, 必先言行款。从周代发展至秦, 竹简编绳成册, 条条相邻的竹简演变为纸质版面中的行列款式。文字从上至下排列组合, 沿袭了甲骨文的书写格式。虽历经数代, 书籍载体发生多种变化, 但宋书版面仍保留了竹简书文的形式特征。行款是版面范式最重要的视觉语言。其疏朗或紧凑的节奏感及文字排列的层次性, 都影响到版面的基准和格调。据统计, 浙江刻本的行款样式丰富, 以10行18字居多。依据“经史子集”这四大书类的不同, 版面行款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注释有小字双行, 在同间距行款的空间里, 大字单行和小字双行, 形成两种版面灰度。浙刻本行款疏朗、字大如钱, 彰显大气。建刻本整体也以10行1字居多。不同于浙刻本的形式面貌, 其诸多版面字小如麻, 字符间隙紧凑, 版面灰度较深。而四川刻本在同一时期, 同一刻书机构的印书会有相同的版面范式, 如唐集十一行本或唐集十二行本两个体系。蜀刻本行款以12行21字居多。除了行款, 版心、黑白口等特征均可反应宋书版面的审美情趣。北宋时期, 版面主要呈现白口、左右双栏的特点。南宋中后期, 出现了黑口和四周双栏的变化。整幅版面, 版心与开本之间有四处留白, 上方和下方的空间为天头和地角。左右两侧面积均等, 为书脑。不同地域的刻本, 天头和地角所占空间的比值各有不同。整体来看, 天乾地坤, 天头的面积多于地角。除了这些版式表象的形式特点, 穷究其理, 宋书的版面范式有其内在的层级变化。在阅读的视觉流程中, 书名、序、目录及正文的一、二三级等标题呈阶梯状排列。它们各层级之间或空二字符, 或空三字符, 形成有规律的视觉语言。
三、以物观物, 书体刀法的新风貌
书风字体是版面编排最主要的构成要素, 而书体的特征差异直接影响刻版印书的风格面貌。“六书”, 归纳了汉字的造字体系, 其形状方正。而构成汉字的基础单元是笔画, 依据书法笔墨行走的轨迹, 直排的编排方式更利于汉字线性的阅读功能。在宋代的雕版印书里, 以唐楷四大家为代表的欧阳询、颜真卿以及柳公权大家的书体为刻工主要推崇的字体风格。在诸多书法中, 楷书的字形规整, 且每字占据相同的空间大小, 适于书籍刊印。成书之初, 刊刻工序, 需要经验丰富且刀法娴熟的写手和刻工。在宋朝雕版印刷业发展的大浪潮下, 一些优秀的刻工经过世代技艺的传承, 他们能够将各书法的神韵传达出来并形成自己的刀法风格。首先, 在浙江地区的刻本, 多见欧体。其书体劲峭, 撇捺飘逸, 笔画穿插行云流水。刻工刀法力度起承转合, 对转折的笔画做圆润处理。这些以欧体为主的浙刻本, 多属官府出资, 财力雄厚。其呈现出的版面排列整齐、字符较大且行款疏朗, 给人以气势磅礴之美感。其次, 福建地区的刻本多效仿柳体书风, 刀法锐利, 尽现柳骨风貌。柳体与颜体齐名, 有“颜筋柳骨”之称。笔法挺劲有力、较之颜体略瘦, 有骨感。建刻本的书坊刻书以牟利居多, 为节约成本、往往版面行格紧凑, 字小如麻, 以价格低廉求得市场。再者, 四川地域的刻本多见颜体, 字如其人, 彰显忠义气节。颜体横轻竖重、结构端正、笔力刚劲。
各家书体刀功, 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宋书版面, 字画如写, 刻字刀法, 妙出笔墨之外。技术精湛的写手刻工, “以物观物”。他们尊崇名家书体, 亦追求文字的阅读功能, 忘却自我, 随物而化。“笔筒形具、得之自然。”宋书版面呈现出的不仅是大家书体风貌, 更是宋人无我的劳作态度和超脱的精神境界。
四、结语
宋代审美讲求“韵”, 其行款、书体、版面范式“既尽其美, 必有其韵”。理学的体认方法规范美学的标准, 宋书版面的内在章法为后世提供了效法的准绳。不论官府刻书还是私坊家刻, 在雕版印刷业繁盛发展的推动下, 宋书的美饱含技术支持和人文素养。今之视昔, 可以一纸书香, 而窥见宋朝时代的风格, 亦为当下版面编排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城市景观风貌管理对策探究 篇5
1.1 城市景观风貌的概念
城市风貌规划在我国出现较晚,关于风貌规划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城市风貌引论》中,吴伟教授曾提出“城市风貌”的概念——指城市容貌中具有特色或需要纳入特殊规划管理的部分。城市风貌学是关于城市风貌的历史与逻辑、功效与价值、规划与管理的知识网,价值链和审美准则之总和[1]。城市风貌可以理解为城市的面貌、格调。“风”指风格、格调、文化、精神,一般理解为对城市非物质形态的概括;“貌”指面貌、外观、景观、形态,是对城市物质形态的统称[2]。
在视觉空间中,我们所见的物象基本由形与色所构成,“形”就是城市规划中通常所指的城市物质空间,包括具体的城市空间形体、建筑及景观环境设计;“色”则是城市色彩,色彩是一种相对抽象的带有识别性的景观表情特征,它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自然生态、风土民情、文化价值观等特征。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城市风貌,既反映了城市的“貌”,即城市的景观特质、神韵气质,又蕴含着地方的“风”,即地方市民精神和风土民情。
1.2 城市风貌规划的意义
1.2.1 延续文脉,凸显特质
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反映了当地居民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城市风貌规划旨在通过系统的城市自然特色、历史文脉及人文精神等要素的把控,并将其融入及渗透到反映城市特色的规划系统及微观层面规划设计中,通过这些系统的风貌控制及相应的微观层面设计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突出地方特色、营造人性化的市民生活场所,创造健康生活,实现生态和谐,改变干篇一律的城市景观风貌,重新找回城市记忆及特色文化(见图1,2)。
1.2.2 完善规划体系,打造宜居环境
在各层次规划中,城市风貌规划能有效补充现有规划体系的不足并起到衔接过渡作用,从而为相关规划管理部门专业技术规范的制定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促进项目审批、日常监管和规划管理绩效的提升。如《福建省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导则》提出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的成果获批后,需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及城市设计等各层面中进行落实,成为城市建设实践和具体项目规划的重要依据,并结合全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进行近期建设项目的策划,通过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全方位改善人居环境,建立富有特色的城市景观风貌。
2 当前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临沂市滨河开发为例
2.1 临沂市的基本情况
临沂市位于山东省东南部,总面积约1.72万km2,总人□1042万,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当地自然及人文资源丰富,山川秀美,景色迷人,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
临沂市近年来加强滨水生态城建设,着力塑造临沂城市特色,彰显城市个性。从2003年起,约330km的滨水道路连线在沂河滨水岸建成。旨在打造“城水相依、人水亲和”的人文、自然景观,形成“一河清水、两岸绿色、三季花香、四季常青、河在城中流、城在岸边长”的特色景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江北“大水城”(见图3)。
2.2 景观风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2.2.1 地方特色不明显
每个城市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风土民情,因此在风貌规划中应充分挖掘城市特色、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等重要潜质,进而塑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城市文化、艺术氛围与自然风貌,把城市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地方文化运用到城市滨河空间开发中,充分体现城市滨河空间的性格特征。
沂河滨河绿带建设的过程,正是在“广场热、绿地热、滨水公园开发热”的社会大潮中开始的,开发过程只是采取千篇一律的图案式滨水公园开发的模式,忽略了当地特色文化及市民需求,缺少了空间的可识别性。比如在绿化种植方面采用了干篇一律的大草坪、几何形状等所谓现代手法,较少考虑地方生物多样性及当地独特的景观风貌(见图4)。
特别是在滨河界面营造上,更是干篇一律的建筑立面造型,没有很好地结合河流走向、空间开合尺度关系等,仍在重复着干城一面的故事。
2.2.2 与城市空间缺少渗透性和连续性
滨水开敞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要构成元素,但市场化运营模式直接导致滨水空间被切割成块,各开发商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开发,忽略宏观大局,不论是功能还是空间形态上都未能与城市中的广场、绿地等形成联系,彼此割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各自为政的圈地现象。把滨河路沿线纳入自己的私有地盘内是开发商共同的期望,在这种利益驱使下,滨水空间的规划设计往往与城市公共空间割裂,市民不能自由进入,空间分异现象严重,如沂河花园及凤凰城地块(见图5)。
2)滨水空间与城市其他公共空间缺乏合理的衔接,以及足够的开放界面和视觉通廊。市场化的地块开发模式导致很多封闭社区地块内部得不到应有的控制,一方面降低了滨河公园的可达性,另一方面,建筑及高大的封闭式围墙给沿河风貌景观视廊造成了不利影响。通往滨河区的步行道缺乏,尤其是滨河大道承担了城市快速路的功能以后,步行者往往被机动车行道路截断。
2.2.3 生态化设计不足
在滨河绿地建设过程中,由于过度追求景观的速成,忽略了当地生态系统的维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破坏了原有的动植物生境。在追求大空间、大视野的思路下,滨水公园的单纯草坪及广场铺装过多,尺度过大,很多当地的植被未能得到保护。人工化图案化的设计仅仅是创造了视觉感的公园,并没有赋予生态文化的内涵。
2)城市用地过度开发,没有预留城市生态公园。最典型就是北城新区的“生态哑铃”概念没有实现。最初的规划把北城生态角定位为以自然、生态形式为主,作为滨水生态的切入点,通过一条宽200m的生态走廊连接行政广场。从而形成两头大、中间小,相互融合的生态哑铃,使行政中心与滨水空间产生联系(见图6)。实际建设过程中过度追求城市土地出让金,除了预留了一个狭窄的行政中轴线,所有的滨河土地全部出让为住宅用地,使得居住生态空间不足(见图7)。
2.3 深层次原因探析
2.3.1 城市市场化土地出让管理模式
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间,政府强力的行政干预,开发商过度追求速度,这些都导致实际工作中粗犷而模式化地对待城市特色景观及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市场化运作方式导致封闭社区的建设遍地开花,以地块为细胞、内向组织空间、清晰围合界面的地块呈现出明显的价值倾向,造成城市景观被强行分割成块,城市风貌破碎化且缺乏系统性,地块与地块之间的景观缺乏联系。如沂河花园、凤凰城的地块私有化管理方式,直接导致滨河绿地等开放空间可达性及连续性削弱,这使得城市开放景观绿地的活力降低,未能实现景观对城市的溢出价值。
2.3.2 景观风貌规划缺乏规范性
目前很多城市开始意识到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性,纷纷开始开展景观风貌领域工作的研究及实践。然而由于国家还未出台官方的景观风貌法,因此在法律层面无法规范开发行为和追责。从技术层面来看,国家没有相关的景观风貌专项规划规范,各地景观风貌规划导则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导致各地规划编制的规范及技术水平层次不齐,景观风貌规划效果难以控制。
2.3.3 景观风貌规划落实难
景观风貌规划的编制属于非法定规划,而涉及景观风貌的要求往往分散在各级各类城市规划中,缺少完整性和系统性。景观风貌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其审查管理分属不同部门,这导致风貌规划难以贯彻落实。如临沂市的北城新区的“生态哑铃”概念及绿化生态系统未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各地块开发商受利益驱使导致景观缺乏整体性,而政府又没有通过单一管理部门,按照统一的规划约束这种过度开发行为。
3 对景观风貌规划编制及管理方法的建议
国外很早就注重城市风貌规划,如日本于2004年6月公布了《景观法》加强国内各种景观的保护,法国等都有自己的景观风貌建设法律。在我国对于景观风貌专项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一般是作为总规的专项规划进行研究。控制性详细规划虽也涉及建筑高度、强度、出入口位置等指标,但并没有形成独立而系统的从理论到实践的切实可行的指导规章。建议从以下几点管理对策着手,全面落实景观风貌规划。
3.1 依法治“景”,构建景观风貌法
由于各地域都有自己特殊的风貌特征,很难以一种特定的模式来规范所有地域。因此各区域相关部门应建立适合本地区景观风貌的专项法律法规来进行控制,加大景观风貌规划的落实力度,将景观风貌纳入法律管理的轨道。如柳州市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技术路线提出了分层次的规划体系,分类型的系统控制,分片区的规划管理和分要素的设计指引,最后形成管理导则和图则的成果形式,这将全面渗入从总规到控规再到城市设计及修规各个层面的具体规划设计[3]。近年来,部分发达地区省份已出台了相关的风貌规划编制规范,如2014年《福建省城市景观风貌专项规划编制规范》等,海南省也于2012年启动了对全省的城市建筑风貌编制风貌引导规范[4]。这些规范从宏观层面对下一层级景观风貌建设提供了方向上的引导及要求。景观风貌的实施往往需要社会各部门,如园林局、建设局、水利局、文化局等多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各城市应建立专门的景观风貌管理委员会来协调各分部之间的问题。
3.2 加强控规层面有关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技术的指引
目前控制性详细规划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对地块红线内部空间的主要指标进行控制,但对于红线以外街道空间的控制却相当薄弱。应将景观风貌规划中有关街道界面及开放空间的控制导则融入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在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中增加红线之外街道界面空间的控制图则,从整体把控以保证街道界面统一的同时,通过街道雕塑、小品、标志物、广告牌等要素的风格及色彩控制,将城市发展与用地功能相结合,营造具有特色的渗透性空间,给市民创造精致的城市慢生活及有活力的城市街景与滨水景观(见图8)。将城市带状空间与地块内部空间连为一体进行风貌规划,这将有助于景观风貌规划在各层面中的落实。
通过在宏观、中观及微观各个层面的景观风貌规划来加强城市开放空间的风貌指引。城市开放空间的塑造能够打破地块内外的界线,从而将地块内更多的景观资源融入城市空间,给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景观视觉体验。在新加坡,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园及社区都在视觉上具有开放性,而我国的公园及住区基本都被围墙封闭,城市外部空间与地块内部空间缺乏物质交流,街道空间缺乏活力,绿地可达性差,城市景观被切割为碎片。这些城市诟病可通过景观风貌进行控制,以提高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及开放度。
3.3 建立公众参与平台
公众参与是许多西方国家城市管理体系中的一个法定环节,很好地推动了城市规划建设的良性发展[5]。城市风貌规划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而其规划主体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最终的使用者还是市民群众,被城市居民认同的景观风貌才是成功的。为避免规划过程中“精英规划”导致的城市特色遗失,应建立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平台,在项目开始时应与当地居民互动,听取他们的建议与需求。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通过开发相应的软件系统,动态迅速建立计算机3D立体风貌模型,将规划后可能会形成的效果形象地展示给大众,建立在线公众意见平台,汲取群众的智慧从而更好地指导风貌规划。
3.4 改善行政管理方式,强化管理力度
景观风貌管理涉及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应建立统一的政务平台,改变多头管理的状态,形成从规划设计到建成评估完善的管理制度,必要时可以由专门的管理部门负责景观风貌的管理。
4 结语
随着各地对城市形象的重视,城市风貌特色研究在各地广泛开展,研究范畴不断扩大,内容也不断丰富,在开展相关技术研究的同时,应摸索其管理实施的相应方案,以促进城市景观风貌项目的落地。本文通过对景观风貌规划主要管理问题的分析,提出景观风貌管理实施应有法可依,并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加强对景观风貌开放空间的控制,自下而上建立公众参与平台的对策,希望能对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实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吴伟.景观风貌学引论[C]//城市特色研究与城市风貌规划: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城市特色学术委员会2007年会论文集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2]李明,朱子瑜.2009.城市风貌规划的技术解读与思考——以黑河市为例[C]//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3]曹胜威.2008.面向管理的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编制探索——以柳州市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4]孙康.浅谈我国景观风貌发展方向[J].城市建筑,2014(18):33-34.
我国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探析 篇6
1 城市景观风貌的价值
城市景观风貌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遗产存在形式,其生态保护、景观观赏、科学研究、历史文化资源等多方面的价值是不可忽视,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突出城市特色
我国许多城市的建设受功能主义和快速城市化的影响,往往套用现成的理念或者建设模式,对城市在历史、自然、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上考虑较少,导致城市个性丧失,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难以赢得和唤起城市人群的认同和归属感。相关的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则可以将城市独有的自然条件、历史文脉、人文信息等因素内化到具体景观要素的设计中,增强城市的差异性。
1.2 完善城市规划体系
我国自开展城市规划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城市规划体系,但是在其中缺乏对城市景观风貌的关注。因此,对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研究,正是对现有城市规划体系的一种深化和补充,在不同层次的规划中能发挥良好的衔接和指导作用。
1.3 建设宜居城市和生态景观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许多城市的空间景观和居住质量不仅未得到根本改善,反而有所下降。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适时出现,正是以改善城市的空间环境、塑造良好的空间秩序为根本目的的。通过对自然山水的整合、城市色彩、开放空间、景观视廊、眺望系统、建筑要素(风格、体量、高度)等的控制,为城市营造出优美的视觉空间形象;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现代城市“易居、安居、康居、逸居”的基本要求,切实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1.4 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城市景观风貌是城市历史与文化的积淀,通过对景观空间秩序和要素的组织、景观语言的表述和深化,可以提高城市人群及旅游者对城市的认知感。
2 城市景观风貌的特点
2.1 复合性
城市景观由人工景观和自然景观两大部分组成,在景观要素上的体现上表现为各种要素的并存和交织。城市景观风貌在观察者的角度上呈现的是一幅连续、流动的画卷,随着观察者进入不同的景观空间,观察到不同的景观要素,景观风貌的体现也有差异,往往是自然与人文同在,历史与现代并存。
2.2 历史性
城市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每个城市都有自身诞生、成长、发展的过程。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建设与改造,在不同时期城市的景观风貌是各不相同的。
2.3 地方性
每个城市都具有自身的地理环境、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以及长期社会实践中城市人群形成的风俗习惯,这些因素影响着一座城市特有的景观风貌,并是一座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特征。城市景观风貌与其所依托的城市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景观风貌是城市风貌的最直接的体现,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其景观风貌的基调,城市自身诸多景观因素的存在则为城市风貌的继承与延续提供了有力保证和物质基础。
3 我国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现状与问题
3.1 现状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城市就纷纷开展了以之为主题的研究。随着近些年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认识的不断提高,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开始了对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探索,其中包括城市综合环境的治理、城市形象美化工程、建路、植树、引水等。目前,国内开展的此项规划主要有3种方式:一是列入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二是作为独立的规划项目;三是设立相应的科研课题[3]。例如,云南省景洪市从景观中心的确定、景观轴线及景观视线走廊的控制、景观序列的组织、绿地系列规划、高度控制系统、天际线的形成、建筑物的形式与风格设计等7个方面进行了实践,体现了该区域规划在整个景洪市乃至西双版纳—澜沧江一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始建于20世纪50~60年代广东省中山市的粤东造船厂,在废弃之后不是被彻底拆掉和推平用于地产开发,而是利用现有榕树、厂房和机器,设计成一个开放的市民休闲场所,通过其场地、厂房和机器保留了城市的历史记忆[4]。四川省内江市通过城市绿地系统与景观风貌规划,从营造富有特色的山水园林式城市为基本出发点,就滨水城市在沿江景观风貌规划设计中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和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人文资源等塑造鲜明的滨江景观形象进行了探索[5]。
3.2 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对城市景观风貌和其相关规划并未形成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和范围。从近几十年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来看,国内的景观风貌规划取得了一定成就,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未正式列入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城市景观风貌规划属于非法定规划,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往往造成规划成果难以落实的情况[6]。二是强调城市人工环境与视觉要素对城市景观风貌的影响,而对城市的自然生态背景与文化内涵关注较少。三是侧重城市建筑本身的形式感与个性特征,而对城市整体景观格局研究不足[7]。四是在实际工作中对社会性与公众性资源的整合不足。
4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要点
4.1 以人为本,关怀至上
“环境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社会、经济、艺术、科技、政治等综合手段,来满足人在城市环境中的存在与发展需求。它使城市环境充分容纳人们的各种活动,而更重要的是使处于该环境中的人感受到人类的高度气质,在美好而愉快的生活中鼓励人们的博爱和进取精神”[8]。人是城市空间的主体,任何景观的规划、设计都应以人为出发点。根据不同人群的行为心理特征和需要,创造出满足各自需要的景观空间,让使用人群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景观风貌规划的目的就是为城市人群创造一座生态的、文明的城市,一座具有独特风格和人性尺度的城市,一座便利、舒适、愉悦、多元化的城市。
4.2 尊重自然,和谐共存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大自然的地形地貌、河流湖泊、花草树木都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珍宝,是城市宝贵的景观资源。尊重并强化自然环境特征,使人工景观和自然景观和谐共处,有助于城市景观风貌的保护和多样化[9]。
4.3 回忆历史,展望未来
城市的建设大多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更新和改造,城市景观风貌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历史文化给一座城市打下了抹不去的烙印。因此,在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时,需要对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纪念价值的景物和文化载体进行保护和再挖掘,使历史的风貌和印记得以延续和传承,同时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景观,与时俱进,以满足时代发展要求[10,11]。
4.4 协调统一,百花齐放
城市的美丽体现在整体的和谐与统一之中,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是一门关系到群体的艺术,其中任何一种景观要素都是只是整体环境的一部分,需要与其他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景观的美丽也体现在变化之中,单调、重复的景观,无论其如何独特、美观,久而久之都会让人觉得乏味,景观风貌规划则可以通过对不同景观要素的形式、色彩、质地、内涵等因素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调整,同时通过景观空间序列的组织,营造各异的景观空间,形成在主题和形式上有起伏、过渡、呼应的空间景观。
5 案例分析
长沙市的景观格局是以“山水洲城”著称,湘江、岳麓山、橘子洲依次排开。长沙湘江风光带位于长沙市湘江大道,沿湘江南起规划中的湘江黑石铺大桥,北至月亮岛北端。它由10余个休闲健身广场、绿化带以及历史文化景观组成,集防洪、观光、旅游、休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
沿江风光带位于长沙市南面,东临南郊公园,西卧岳麓山脉,中部橘子洲静躺水中,此湘江水面占据着大半张图画,水天一色,错落有致。
长沙火车站广场公园,其前身是长沙火车南站,由于历史和城市建设原因火车南站迁出了长沙市区,原址上设计了1个以火车站历史为主题的广场公园。园中保留了曾经使用过的火车机车、车厢、铁轨和候车棚等设施,并结融入广场、雕塑、植物等园林要素,形成1个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城市纪念广场。在这里,钢铁讲述了这块场地的历史,火车和铁轨深刻了城市的记忆。
距火车站广场公园约1km处,是原火车站八道码头旧址,在火车南站还在使用时,此处是湘江水运物资转火车陆运的必经之地。场地毗邻湘江岸边,利用原有的码头设施,在原有基础上设计了以1处木质平台为主的休闲场地。游人在此处可坐、可观,也可以亲身进入已经废弃的码头塔台,感受这里曾经车如流水马如龙的历史气息。
四羊方尊广场是以出土于湖南的现今我国最大的青铜器———四羊方尊为主题的广场,与杜甫江阁遥相呼应。它在宏观造型上的最大特点是伸出江面15m,市民和游客可毫无遮挡地站在观景平台上尽情观赏长沙独有的山、水、洲风光。
沿江风光带的核心部分是杜甫江阁,其因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而得名,“甫以贫病之身客居长沙。初,甫寄舟中,泊南湖港。近港之驿楼,迎别友人之所也”。杜甫江阁的文化主要围绕杜甫与长沙、杜甫在湘所创作的诗歌以及杜甫对湖湘文化产生的影响而设计,同时注重整体环境布置,以期营造出最佳历史文化氛围,适应不同社会层面的观众,达到融知识性、休闲性于一体的效果。以杜甫江阁为中心,周围布置有景廊、亭等设施。除了阁楼本身出彩以外,其最大的特点是亲民。阁楼、长廊、平台、座椅、树阵等景观要素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市民乐于在那里闲坐、唱戏、喝茶。其人气之高堪称长沙市最具民俗特色的一道风景线。这种历史古迹和长沙当地的民俗文化相融合的场景,是城市公共开放空间设计的典范。
6 结语
城市景观风貌规划是一个涉及到城市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带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因素,是任何城市都无法回避的任务。只有保护好城市自身的风貌特色,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国外许多城市风貌保护的成功经验表明,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看,保护城市景观风貌的效果实际是一举多得、综合多利的。
参考文献
[1]李晖,杨树华,李国彦,等.基于景观设计原理的城市风貌规划——以《景洪市澜沧江沿江风貌规划》为例[J].城市问题,2006(5):40-44.
[2]吴良镛.面对城市规划“第三个春天”的冷静思考[J].城市规划,2002,26(2):9-14.
[3]魏挹澧.关于城市风貌规划的思考[J].小城镇建设,2000(10):28-30.
[4]俞孔坚,奚雪松,王思思.基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城市风貌规划——以山东省威海市城市景观风貌研究为例[J].城市规划,2008(3):87-92.
[5]贺斌.滨水城市沿江景观风貌规划探索——从内江沿江景观风貌规划谈起[J].建筑知识,2007(4):22-25.
[6]王哲,洪再生,周鲁晓,等.城市风貌规划的实践与探索[J].青岛理工大学学报,2007,28(1):57-60.
[7]李伟.城市—区域特色景观安全格局[D].北京:北京大学,2005.
[8]于正伦.城市环境艺术[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9]王明非.城市景观规划设计浅析[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1998,20(3):21-25.
[10]周波.关于城市风貌特色的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18(3):30-33.
要努力形成自己的学术风貌 篇7
第一, 在发掘语言事实上狠下功夫。
作者讲求务实, 对语言事实的观察, 可以“透视”二字来形容。比如, 第七章关于动词“以为”的讨论, 很能说明这一点。该章第一节, 从语义上辨析“以为1”和“以为2”, 指出:“以为1”语义关系很单纯, 直接陈述说话的意思, 表示确定的判断。“以为2”语义关系多样:有时表示判断P, 预设的判断是“事实上非P”;有时表示彼时的判断P, 预设的判断是“此时非P”;有时表示他人的判断P, 预设“说话人的判断非P”。第二节, 从形式差异考察“以为”与人称、“以为”与谦辞、“以为”与主语、“以为”与宾语、“以为”与修饰语、“以为”与感叹格式等问题。第三节, 研究“以为”的语用价值, 指出:“以为1”可以突出郑重、严谨的口气;“以为1”还可以表达委婉、谦和的语气;“以为2”则适应中性语体和书面语体的需要。第四节, 讨论“以为”的方言表现, 涉及了河南陕县方言、河南南阳方言和湖北武汉方言。作者对“以为”的分析, 给予“细致入微”的评语, 绝不过分。对于语法研究的深化来说, 双脚牢牢地站在事实上面, 讲实据, 求实证, 至关重要。任何人, 自己个人脑海中存放的语言信息总是有局限的, 讨论某一问题时, 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能想到, 林林总总全能顾及, 因此, 尽可能穷尽地勘查客观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 以便准确地揭示规律, 这是需要特别突出地关注的话题。
第二, 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有明确的追求。
一方面, 作者重视方法论。全书共十四章, 除了开头一章和末尾一章分别为导论和理论思考, 十二章的标题分别为:陕县方言面指背指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陕县方言形容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陕县方言语气助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陕县方言选择问句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汉语方言副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普通话动词“以为”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普通话形容词“重”“沉”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普通话名词“说法”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普通话时间词“刚刚”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普通话状位NA主谓短语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普通话“尚且”句与句法机制的管控;汉语教学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句法机制的管控, 是作者研究问题的总纲。由于讨论的现象有所不同, 在阐明句法机制的管控时, 作者又灵活地使用了“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或者是“表里值”小三角, 或者是“普方古”大三角, 或者是同时兼顾大小三角, 因题施用, 随机应变。除了就汉语本身而言的“两个三角”, 有的时候, 作者还将视线射向民族语言。比如, 关于面指背指, 作者专节讨论了陕县方言面指背指的来源以及阿尔泰语、藏缅语里的相关现象。另一方面, 作者重视研究心得的理论总结。第一章中, 作者用一个部分介绍了“本书的理论背景和基本方法”。第十四章, 即最后一章, 题为“理论思考”, 分两节总结理论感悟。第一节为“‘方-普’语法现象研究的理论启示”, 提出了格式对语义的反规约具有普遍意义、要用系统的眼光看待语法现象、参照点对于说明语言使用现象有重要价值、语言使用受认知影响等重要论断;第二节为“推进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思考”, 提出了单点研究与类型比较相辅相成、紧紧抓住句法机制这个纲等重要论断。理论开拓和事实发掘, 对于研究工作来说, 就像人的双脚, 一只脚站稳了, 另一只脚才能自如地迈出去。二者能否良性配合, 决定了研究工作能否取得理想的成果, 决定了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厚度。
第三, 在问题的探究上肯花时间长期追踪。
作者形成了一个习惯:咬住了一个问题之后, 尽可能地细细咀嚼, 细细品评, 不会浅尝即止, 不会半途而废, 也不会知难而退。有的问题, 比如关于“刚刚1”和“刚刚2”, 1986年开始钻研, 一直延展到今天, 时间跨越了20年。有的问题, 比如关于“儿化形容词”, 2003年在《语言研究》第3期发表《陕县方言的儿化形容词》, 从形式、意义和语值三个角度描写了河南陕县方言的儿化形容词现象;2007年4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 宣读论文《儿化形容词的类型学考察》, 从“度量形容词”和“儿化”两个角度进一步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讨论了有关事实。所花时间, 5年有余。作者关于“面指”和“背指”的探索, 更需要特别提到。1985年, 他发现问题并开始研究, 后来, 连续写出了《陕县方言的面指代词和背指代词》 (1988) 、《陕县方言远指代词的面指和背指》 (1989) 、《陕县方言远指代词的面指和背指》 (1992) 、《陕县方言的“统”与普通话的“很”》 (1999) 、《与面指背指有关的句法语义语用问题》 (2003) 等文章, 并且还写出了由面指背指引发的关于指示参照点的文章, 每篇文章都在他的时间表上留下了一个醒目的句号。本书第二章, 包括第一节“面指背指的指代词使用”和第二节“背指程度副词‘统’的使用”,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20余年研究之所得。今后, 他打算围绕面指背指, 对相关现象继续研究下去。像这样重视问题的长期追踪, 由此及彼, 进行连串性研究, 表现了韧性与磨劲, 很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