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交易中的技术分析

外汇交易中的技术分析（共10篇）

外汇交易中的技术分析 篇1

摘要：共性技术具有外部性、制约性、协作性特点, 共性技术的成长曲线包括预见、攻关、评价与使用、转化与推广、扩散五个发展阶段。共性技术的交易费用包括信息费用、谈判履约费用、保护与扩散费用。政府要主动承担信息费用, 降低共性技术预见难度;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降低企业谈判履约费用;正确处理适度保护共性技术与及时扩散共性技术的关系。发挥政府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积极作用就是提高共性技术领域的总交易费用, 降低每一笔 (单个企业) 的交易费用。总量的交易费用增加有三大功能, 一是使许多分工成为可能;二是降低了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三是使不少潜在的交易转化成现实的交易。降低总交易费用有利于共性技术发展, 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共性技术,交易费用,政府,总交易费用,单笔交易费用

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采用, 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企业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类技术 (李纪珍, 2004) ;共性技术对整个行业或产业技术水平、产业质量和生产效率都会发挥迅速的带动作用, 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类技术。

1.共性技术的特点

共性技术除了和基础研究一样具有基础性、共享性、超前性、风险性等一般特征外, 更重要的是还具有以下特征:

1.1外部性:

由于共性技术的多产业共用性, 共性技术一旦研发成功, 必将在多个产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从而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性。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共性技术研发情况良好, 有利于本地企业获得各类竞争前技术, 有利于本地企业提高本身素质, 从而促进本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共性技术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双重性质, 称为“准公共产品”。一方面企业在共性技术基础上开发出专有技术, 得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 提升企业的核心竟争力;另一方面由于共性技术具有共享性, 所以为多个产业共享。因此, 具有广泛而积极的外部性。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产业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强, 将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平台, 促进企业获得竟争前技术, 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提高企业的索质, 从而提升国家、地区和产业的竟争力。

1.2制约性:

一方面指共性技术的研究以基础研究为基础, 距离市场应用更远, 其投入与风险一般远远大于应用研究, 巨大投入在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有效产出, 制约共性技术主体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指共性技术的研究成果比应用研究成果更无形, 容易被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免费使用”, 无法靠专利系统有效保护其知识产权, 因而共性技术主体持续攻关行为的激励机制很难形成。

1.3协作性:

共性技术是需要同行业内若干企业或同地域若干行业通过联合开发、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开展共性技术攻关, 突破产业发展技术瓶颈才能实现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协作性要求使共性技术的预见、攻关、评价、使用、推广、转化、扩散各环节难度加大。单个行业或企业很难有动力和实力进行共性技术攻关, 但共性技术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这就对协作主体、协作方式、运营机制等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有良好的协作联盟提供平台, 就可以加快共性技术预见, 开展技术攻关、实施技术转移, 加速成果商业化运用, 提高技术创新成果的辐射能力, 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共性技术的生命周期与交易费用

2.1共性技术的生命周期

共性技术如同生物生命体一样, 也存在孕育、诞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发展阶段。作者认为共性技术的成长曲线包括预见、攻关、评价与使用、转化与推广、扩散五个发展阶段。

共性技术预见:英国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本·马丁 (Ben R Martin) 在1995年给技术预见下的定义中支持:技术预见是试图对科学、技术、社会和经济在未来远期的状况进行系统研究, 其目的是要确定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领域以及选择那些可能出现的、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最大利益的共性技术。

共性技术攻关:要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方向性、关键性和综合性的问题, 涉及农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材料、资源勘探、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 坚持从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需求出发, 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解决社会公益性重大技术问题为主攻方向, 通过重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引进技术的创新、高新技术的应用及产业化, 为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可持续发展及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供技术支撑。

共性技术评价与使用:清华大学仝允桓教授的研究组给出面向公共决策的技术评价的定义是:它是一种有组织的研究活动, 采用实证 (行为) 研究、价值研究、规范研究、评价研究等政策研究方法论体系, 按照科学的技术评价流程, 在公众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 动态系统地识别、分析和评价技术开发、引进、应用、推广等技术生命周期的前、中、后各阶段可能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的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 从而进行政策分析与制度安排, 为决策机构正确的决策提供参考。共性技术在得到全面评价后进入使用状态。

共性技术转化与推广:共性技术在特定企业、行业范围内使用一段时间后会逐步与企业、行业的实际情况结合, 进而转化为企业内或行业内的一般技术, 提升生产效率, 创造更多物质财富。

共性技术扩散:是一项技术从首次得到商业化应用, 经过大力推广、普遍采用阶段, 直至最后因落后而被淘汰的过程。它不仅仅指对生产技术的简单获取, 而是强调对技术引进方的技术能力的构建活动。技术扩散是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后才发生的, 并且与技术创新在市场上的推广传播过程有关, 而创新则是指那些第一次被引入到商业贸易活动中的新发明。

从人类历史来看, 技术扩散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项技术创新, 除非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否则它将不以任何物质形式影响经济。舒尔茨指出, 没有扩散, 创新不可能有经济影响。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技术扩散能促使创新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进一个国家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共性技术在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研究各个阶段的特点与是交易费用的关系, 有利于我们研究共性技术及产业成长规律, 有利于提高共性技术整体水平。

2.2共性技术的交易费用

自给自足和专业化分工是人们组织经济两种不同的方式。用自给自足的办法不产生交易成本但收益极低。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组织经济获得递增规模报酬, 但其代价是支付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前者包括内生交易成本和外生交易成本;后者包括一般知识和专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成本。广义交易成本包括全部这些成本。经验研究表明, 广义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存在显著正影响 (刘业进, 2006) 。共性技术属于一般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包含在广义交易成本中。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 具体指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 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 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谈到共性技术的交易费用作者认为包括信息费用、谈判履约费用、保护与扩散费用。

共性技术的信息费用主要是指共性技术的潜在需求方与潜在供给方建立联系的信息搜寻和获取费用。由于共性技术具有较强的超前性、较大的风险性和天然的外部性, 使得需求方缺乏搜寻和获取共性技术供给信息的积极性, 同时共性技术的风险性又造成了供给方的激励机制不健全。共性技术信息费用高体现在其生命周期里就是技术预见困难, 成本大, 周期长。这也就是共性技术的事前交易费用。

共性技术的谈判履约费用是指在技术预见后技术需求方与供给方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 这个阶段共性技术的经济效益基本可以稳定预测出来, 但是所需投入各种费用极高, 必须寻找到规模和实力相当的共性技术供给方, 否则很难做到共性技术攻关、评价与使用的顺利实施。所以共性技术供需双方为此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权利、责任等所付出的交易费用是有很大现实意义的。

共性技术的保护与扩散费用是由于共性技术制约性和协作性特点, 会产生各种渠道和形式“免费使用”, 削弱供需双方积极性, 技术供给与使用秩序混乱, “搭便车者”得不到相应治理。为明确产权与利益关系, 供需双方需要为此付出保护费用。共性技术的扩散费用是指“技术扩散能促使创新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使得原技术拥有和使用者受到的利益损失。技术扩散在技术进步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整个社会为此收益, 具有极强的外部性, 但在具体的微观个体来说是暂时丧失了竞争优势和既得利益,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抵制。共性技术的保护与扩散费用是共性技术的事后交易费用。

3.政府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作用

由于共性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共享性、风险性等特点, 技术的产权及收益是很难清楚确定的。而共性技术的交易成本不仅包含了技术的学习成本, 还包含谈判、履行合同和获得信息所需运用的全部资源等, 使得单个企业不能保证技术的收益全部归属于自身, 最终出现共性技术供给方面的市场失灵。要进行重大管技术攻关单个企业的资金、人力等资源也受到严重制约, 所以出现技术供给的组织失灵。要克服共性技术的市场失灵和组织失灵, 就需要政府在共性技术的供给方面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 不能让共性技术的供给完全地依赖于市场。

3.1主动承担信息费用, 降低共性技术预见难度

(1) 平台发起者作用。政府主动与共性技术的潜在需求方 (包括不同的行业和企业) 发出要约, 预见关键共性技术, 做好平台搭建的可行性调研。 (2) 发挥组织者作用。政府相关部门 (如科技局) 负责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整体规划、功能设计、资金筹措、运行管理, 确保平台功能的有效发挥。 (3) 桥梁纽带作用。政府积极与共性技术的潜在供给方 (包括: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等) 取得联系, 推动平台与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争取更多外部支持和帮助, 不断完善平台的功能。

2008年温州市科技局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 主动设计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项目,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召承担单位。此行为就是典型的承担了共性技术的信息费用, 加快了共性技术的预见与攻关进程。温州的技术创新与进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效益明显。

3.2提供良好制度环境, 降低企业谈判履约费用

(1) 设立合作方式。政府与外界组织 (国际组织、基金会、科研院所、企业实体、行业协会等等) 通过合同关系, 提供共性技术创新服务的模式。 (2) 履行相应责任。依据合同约定的合作方式, 政府承担所应承担的资金、土地、人员、机构等责任。政府利用所拥有的良好信誉、资金支持等优势, 积极推动平台与合作对象 (包括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金融机构、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等) 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建立官产学研合作基地。 (3) 制定优惠政策。政府积极发挥政策制定者作用, 制定有利于吸引人才、鼓励创新等优惠政策, 营造良好的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环境。 (4) 环境维护者作用。政府通过制定倾向性的优惠政策, 提供良好的科研工作条件, 还要为惩处违约行为提供高效的赔偿机制, 维护适宜共性技术创新的环境。优质的生产要素, 尤其是人力资源一定是向制度环境优越的地方流动。有了一流的共性技术创新人才, 才会有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

3.3正确处理适度保护共性技术与及时扩散共性技术的关系

(1) 适度保护共性技术的产权。共性技术的评价、推广、转化、扩散也是需要有序进行, 政府在其中履行技术评价监督者职责, 否则造成技术领域搭便车现象盛行, 会挫伤共性技术攻关主体的积极性, 损害其经济利益。在一定时期内确保企业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受到保护, 会有效激励创新主体的共性技术持续公关的行为。 (2) 及时加大技术推广力度。首先为共性技术的供给方、需求方及其中介组织建立桥梁, 为多方互动和交流提供便利, 推动产学研合作, 帮助企业研发成果迅速推广, 有效转化。同时构建共享机制, 在产业共性技术广受益上提供扩散保障。要先降低企业获取产业共性技术的门槛, 无论是从制度上还是从价格上都要宜于企业介入, 并且大力培育促进产业共性技术扩散与推广的技术中介组织, 以加速科研成果进入市场, 提高技术推广速度, 促进产业升级。 (3) 正确处理适度保护共性技术与及时扩散共性技术的关系。对一些关键领域的共性技术保护过度会造成整个行业技术水平落后或重复攻关导致资源浪费, 所以保护共性技术要适度, 既保护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又保障整个行业的进行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及时扩散共性技术会对初始创新主体造成微观经济利益损失, 所以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 提供技术扩散有利环境, 同时对因技术扩散而给创新主体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4.结论

每一笔交易需要较少费用的国家是高收入国家, 而每一笔交易需要非常高费用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 (科斯、诺思等, 2003)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发挥政府在共性技术供给中的积极作用就是提高共性技术领域的总交易费用, 降低每一笔的交易费用。总量交易费用上升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创新、制度适应的过程。总量的交易费用增加有三大功能, 一是使许多分工成为可能;二是降低了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三是使不少的潜在的交易转化成现实的交易。

参考文献

[1]戴卫明.产业集群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的构建与发展[J].产业观察, 2010, (12) .

[2]吴贵生, 李纪珍.产业共性技术供给体系研究[J].科学技术与工程, 2003, (4) .

[3]胡艳果.产业集群共性技术供给研究——基于浙江永康五金产业集群的分析.浙江工业大学, 2006, (1) .

[4]刘业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易成本——对中国交易成本的经验估计:1978——2004[J].制度经济学研究, 2006, (9) .

[5]卢现祥, 朱巧玲.交易费用测量的两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述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6, (7) .

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地位分析 篇2

关键词：美元；外汇储备；汇率

中图分类号：F8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1011702

1美元作为一种主要外汇储备的历史状况

1.1怀特计划

说到美国的怀特计划，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与之相对的英国凯恩斯计划。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占世界总额的一半，海外贸易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强，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总储备的59%，其海外投资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试图取代英国充当金融霸主。但是，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仍然不可低估，英镑区和帝国特惠制依然如故，国际贸易的40%还用英镑结算，英镑仍然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伦敦依旧是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因此，重建战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任必然由英美两国共同承担。怀特计划昭示了美国的意图，即凭借拥有的黄金和经济实力，操纵和控制基金组织，为谋求金融霸主地位铺平道路。

1.2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7月1日至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44个同盟国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华盛顿山大旅社召开了“联合和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汇兑平价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美国承担各国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用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而更加重要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了美元充当国际货币，促使美元成为战后世界上最主要的外汇储备。

1.3牙买加体系

1976年牙买加体系的建立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僵化局面，促进了国际储备多元化，使美元垄断外汇储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西欧、日本经济增长迅速，实力已接近美国，它们极力想削弱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但是无论日本还是前联邦德国都没有力量代替美国。经济三元化的结果是外汇储备中也呈现出鲜明的三元化，然而外汇储备虽然出现了三元化趋势，但并非三足鼎立，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依然存在。

2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变化状况、地位和作用

决定一个国家外汇储备水平的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经济因素，其中经济因素具有根本影响，同时外汇储备也是国际公认的国家经济实力的一个标志。因此，了解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变化状况、地位和作用，对我国更好地进行外汇储备管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2.1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迅猛，GDP每年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着，特别是宏观环境的改善为我国的招商引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形成了国际收支的顺差局面，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表1反映了2000年到2007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的状况，通过这张表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外汇储备量呈现出逐年迅猛的增长势头。

2.2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地位

从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上来讲，目前我国的外汇资产主要是以美元资产为主，外汇储备币种单一，有数据反映2003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比例占90%以上。最新的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报告估计，2006年在我国现有的9000多亿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国债券）占60%以上，欧元资产约占20%，日元资产占10%左右。我认为我国外汇储备大部分投资于美元资产，实际上帮助支撑了美国近年来庞大的财政赤字。也正因为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很大,而且很大程度集中于美国债券上，所以美国经济的变化也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外汇储备的质量。从总体上来讲，我国外汇储备结构中美元居多满足了我国到期对外支付的需求。

2.3当前万亿美元储备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作用

2.3.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正面作用

(1)标志着我国的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2)标志着我国的国际支付能力进一步增强；(3)标志着我国的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同时，足够的外汇储备，有利于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并支持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到海外投资发展。

2.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负面作用

(1)储备管理的难度增加，储备资产收益风险加大。

(2)制约货币政策效能的发挥，货币供应调控压力增加。

(3)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国际收支平衡难度增加。

3美元在我国外汇储备中的变化趋势

3.1我国现阶段外汇储备仍以美元为主

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中70%以上为美元资产，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连创新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可以保持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但是每年超千亿美元的增长量，无疑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风险。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外汇储备必然增加，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实情是国内需求不足，投资过热，这就迫使我国政府把相当一部分外汇用于国际投资，而且是购买经济霸主国美国的国债，到2006年3月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达3214亿美元。从最终结果看，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扩大贸易逆差，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掠夺走实物财富，同时迫使国内需求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使得美元回笼。所以我国应该密切注意外汇储备的变动趋势，尽量把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运用到国内建设和国内经济结构提升当中去。

3.2美元外汇储备量仍将继续上升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贸易顺差一般占到了新增外汇储备的65%，成为了中央外汇储备来源的主渠道。与贸易顺差相伴随的还有资本项目顺差。持续的双顺差和日渐浓厚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已经很难使国际投机资本刹住进入我国的脚步，我国外汇储备的总量也在诸多“暗流”的涌动中被不断推向高峰。

4对我国当前外汇储备的对策建议

4.1应控制我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

一国充足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这并非就意味着一国的外汇储备越多越好，外汇储备一定要有适度的数量规模。最新资料显示，目前学术界认为我国外汇储备的适度规模应在4800-6000亿美元左右。显然，我国现有的外汇储备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上述两者的适度规模。我国外汇储备数量存在以下三个特点：(1)大大高于进口所需外汇储备规模。根据国际通用准则，外汇储备应当与进口成一定比例。在进出口占国民经济比例日益提高的今天，我们显然要求有足够的储备来维持经济发展，然而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过进口额度。(2)明显高于负债偿债规模；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今天，各国经济单靠自身力量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故在某些阶段必须引进外资是很必要的，但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外国投资者放贷的首要条件是要看一国的风险及其与之相关的外汇储备，除此之外还考虑汇出利润的方便性。因此，为了更好的引进外资，我国必须有一定的外汇储备作为后盾。从发展中国家看，比较适宜的标准是偿债率在20%以内，债务率100%之内。因此，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外汇储备又远远高于此警戒线。(3)足以满足干预汇市的需要。一个国家为了干预宏观经济外部均衡，显然要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尤其是在国际游资无孔不入的今天，这一点显得格外重要，南美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东南亚金融危机摧垮了泰铢，动摇了日元，唯有人民币一枝独秀，这也表明我国外汇储备的充足。

4.2应实现我国外汇储备结构多元化

实行多元化战略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政策。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其基本构想就是根据与中国之间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来选择十种主要货币，对不同货币设定不同的权重，组成一个篮子的货币，并设定一定的浮动范围，允许人民币参考一篮子货币在其范围内浮动。然后，逐步适当扩大浮动范围，在浮动范围之内，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既符合中国改革模式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特点，与中国金融改革的整体进程相适应，也可舒缓国际间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加灵活的压力。从我国当前的贸易结构、外债结构、储备货币的风险收益和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出发，根据外汇储备的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原则，我认为我国应实现如下外汇储备币种组合：美元（58%-63%）、日元（13%-18%）、欧元（13%-18%）、英镑等其他货币（5%-10%）。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必须是美元储备与非美元储备的多元化，以尽量减小持币风险。

4.3应对我国美元外汇储备未来继续增长的趋势

根据美元外汇储备在我国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预测到数年后美元仍会在我国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为了使我国外汇储备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当的对策应对该趋势。

（1）调节国际收支。当前，调节经常项目收支的重点在于调节进出口贸易差额，其主要措施是尽快改变从中央到地方的长期以来实行的大力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的政策。其次，资本项目调节，主要是适度扩大资本流出自由度，有秩序的减少资本流出限制，实施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2）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国内需求。我国经济要想保持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就必须适当调整经济发展战略，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为此我们要把多余的外汇储备资金，逐步用于增加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样既扩大了内需，又缓解了外汇储备过度问题。

（3）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在该制度下，企业必须无条件的将出口所得外汇卖给外汇银行，企业不能持有外汇账户，并且中央银行对外汇银行持有的外汇额度也有严格的规定，企业用汇可以通过外汇银行售汇来满足，但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为了适当降低外汇储备过快的增长速度，应该将强制结售汇制度改为意愿结售汇制度，放宽企业、银行持有的外汇额度。这样，商业银行手中留一部分，企业手中留一部分，个人手中留一部分，从而缓解中央银行由于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而产生的货币压力。

参考文献

［1］丁剑平.2006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55.

［2］吴楠.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结构与国家经济战略［J］.商业时代，2007，（1）：33.

［3］陈文化.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喜与忧［J］.甘肃金融，2007.

广东省技术合同交易特点分析 篇3

当前, 世界各国国力竞争的集中表现之一是技术和经济的竞争, 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小平同志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仅是指发展科学技术本身, 还应包括如何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现实生产;以最终体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发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首要的工作就是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因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直接表现就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只有当科技成果较高效率地转化为产品并实现了商品化和产业化的时候, 科技才由潜力生产力转化现实的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率的高低成为衡量一个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重要标志。

2 广东省技术合同交易基本情况

2.1 技术合同交易不断增长

从表1可以看出, 广东省技术合同交易2000-2006年间有增、有减。数据显示, 广东省几年间合同交易市场不太稳定。在合同成交金额方面数据显示, 广东省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也是不太稳定, 增幅最大的是2005年, 比上一年增长了96.0%, 2004年比2003年减少了28.9%;但从表1可以看出, 广东省的技术合同交易整体来说是逐年增长的, 成交金额大幅上升。每年属于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的合同较多, 在合同交易方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成交金额较好。

2.2 技术合同交易、合同交易金额占全国的比重情况

广东省技术合同交易和全国技术合同交易对比, 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升幅较大的是2006年, 达到7.19%;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和全国对比, 所占比重不太稳定。原因是全国的合同成交金额总数逐年增长, 而且增长明显。从表2可以看出, 广东技术交易单个合同金额高于全国平均交易金额水平, 说明广东技术合同科技含量略高于全国水平, 所以单个合同金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3 广东省技术合同交易特点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 在技术合同交易方面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较多, 而在技术合同交易额来看是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较多。单个合同交易金额高的是技术转让。

3.1 单个合同交易金额增长

从表2可知, 广东省单个合同成交金额超过全国单个合同成交额, 具体如下:广东省2000—2006年单个合同平均成交金额分别为88.2、58.2、82.8、67.6、50.6、77.9、74.1万元;全国单个合同平均成交金额分别为:27.0、34.1、37.3、40.5、50.4、58.5、88.3万元;从数据看广东省只有2006年单个合同成交金额没有达到全国单个合同成交平均水平, 其余各年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逐年增长。

3.2 技术开发合同为合同交易之首

技术开发在各类合同交易中占主导地位, 从表1可知, 2000—2006年技术开发合同交易分别是:921、1393、1803、3291、4540、5983、6381项;从数据可以看出, 技术开发合同是逐年增长的, 到2006年达到6381项, 比2000年增长了5460项;2000—2006年技术开发合同交易金额分别是:14.21、13.88、17.64、36.53、34.19、57.15、71.88亿元, 从交易金额看增长幅度较大, 到2006年达到71.88亿元, 比2000年增长了57.67亿元。

3.3 技术咨询合同交易数量偏低、交易金额少

2000—2006年技术咨询合同交易分别是:572、1401、789、1057、737、1279、1561项;从数据看, 几年间合同交易不稳定, 2001年比2000年增长829项, 2005年比2004年增长542项;从表1可知, 2000-2006年技术咨询合同交易金额较低, 分别是:1.25、2.85、0.95、2.52、2.36、3.17、3.14亿元, 交易金额不太稳定。以上数据说明广东省的技术咨询合同技术含量略低, 所以单个合同金额也低。

3.4 技术转让合同单个转让经费最高

从表1可知, 技术转让合同在各类技术合同交易中排第三、交易金额排第二;2001年成交25.90亿元, 占成交总金额的47.98%;2002年成交36.53亿元, 占成交总金额的53.37%。2000—2006年技术转让合同交易分别是:297、553、844、974、578、639、508项, 从数据看几年间有升、有降, 升幅较大是2001年, 比上年增长了86.2%;降幅较大的是2004年, 比上年减少了68.5%。2000—2006年技术合同转让交易金额分别是:11.03、25.90、36.53、33.65、14.35、28.89、25.84亿元, 单个合同交易金额平均是401.07万元。因为技术转让合同, 在四类合同中科技创新技术含量最高, 自然价值也高。从交易金额来看也是有升、有降, 长幅较大的是2001年比上年增长134.8%, 减幅较大的是2004年比上年减少57.4%。

3.5 技术服务合同增长明显, 而交易金额有待提高

2000—2006年技术服务合同交易分别是:3674、5923、4829、6602、 5473、6531、6349项, 从数据看基本成增长趋势, 技术服务和技术开发在各类技术合同中占据主导地位, 技术服务合同交易金额不是很理想, 分别是:21.72、11.35、13.33、7.87、6.37、23.27、8.72亿元, 交易金额较好的是2000和2005年, 2005年比上年增长16.90亿元。从数据看, 广东省在技术服务合同交易方面的质量和水平还有待提高。

3.6 企业是技术合同的最大输出方和最大的吸纳方

企业为技术市场最大的买方和卖方, 企业仍是技术交易的双向主体,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合同在合同构成中均居首要地位。如2000年企业出让技术成交金额是19.59亿元, 占成交总额的40.64%;企业购买技术成交金额41.52亿元, 占成交总额的86.12%。2001年企业输出技术成交金额为34.70亿元, 占总成交额的64.29%;企业购买技术共成交金额46.16亿元, 占总成交金额的85.53%;由广东省自行转化的达45.97亿元, 占总成交金额的85.18%;2002年全省企业输出技术成交金额为33.25亿元, 占总成交额的48.58%;企业购买技术共成交金额61.68亿元, 占总成交金额的90.11%;由广东省自行转化的达53.31亿元, 占总成交金额的77.88%;2003年企业吸纳、输出技术的交易额分别为70.31亿元和65.19亿元, 分别占合同总额的87.27%和80.91%。数据说明广东是全国最大的技术买方市场之一。[4]

4 存在问题及对策

广东这些年科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科技对经济的贡献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但与科技发达的北京和上海比还有一定的距离, 原创性成果偏少, 技术含量高的高科技成果占技术合同的比重还有待提高。

4.1 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评价体制

由于体制原因, 长期以来科技成果的“价值”都是单纯以获得国家经费多少, 发表论文数量, 参与人学术地位高低, 所获奖励级别和数量来确定, 这种评价体系仅体现科技成果的“学术价值”忽略了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由于评价体系的缺失, 导致一部分科技人员在科技活动中缺乏创新意识, 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 违背科技创新工作的本质和规律, 急于求成, 导致盲目跟踪一些国际研究热点和难点, 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 或者是进行低水平的重复工作, 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 对成果的评价不应以成果的完成作为评估的终值, 而应顺延到科技成果的市场的商业化之后, 必须有效的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4.2 加大R&D经费投入总量

科技经费的多少, 从一个侧面能反映一个省的科技实力, 广东2005年,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中安排的科技三项费用由2000年的21.47亿元增至2005年的52.15亿元, 但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的比重仍然没有大的突破, 仅提高了0.3%。全省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虽在近年有所上升, 但是投入强度不够,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资金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广东科技的发展, 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七成以上的企业没有自己的技术开发机构。在企业技术改造活动中, 重引进、轻消化, 重加工、轻品牌的现象比较普遍。广东在引进和消化技术方面的投入比例只有1:0.7, 而韩国是1:50。2005年, 广东技术合同成交额112.48亿元, 合同交易金额, 占GDP的0.5%左右,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2000年相比没有大的变化。[5]广东要成为科技大省和科技强省, 在经费投入上要加大力度, 经费投入要赶上北京和上海。如2006年北京和上海的R&D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5.50%和2.50%, 广东是1.19%。“十五”期间, 广东的经济发展较快, 但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明显。种种数据表明, 广东省目前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的产出水平有待提升。

4.3 提高技术含量高的原创的科技成果

目前, 技术含量高的原创的科技成果偏少的原因主要有: (1) 创业投资不关心研究成果的先进性, 只关心能带来多大市场。目前, 虽然科技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 但仍然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吸纳、转化重大技术成果能力弱, 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偏少, 投入不足, 外商投资水平偏低, 科技发展对外国的依赖程度较大等。 (2) 新成果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来实现, 而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研发能力偏弱、投入有限。许多科研机构、高校只承担科技计划项目而不负责成果的运用、保护和商业转化, 政府、单位与个人之间在技术发明和创新转化中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这些问题既影响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也阻碍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因此,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 明确技术创新成果及知识产权的归属政策, 依法规范科技人员在从事知识、技术创新活动中应当享有的权利, 扭转重论文、重鉴定, 轻专利、轻转化的倾向是目前科技管理者的首要任务。要提高技术含量原创性高的科技成果, 就必须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规范创新管理、调节利益关系、激励和保障创新发明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创造有利于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出和实现产业化的知识产权法治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统计局.广东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2005, 2007.

[2]国家统计局, 科学技术部.中国科技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3]广东省科技厅.广东科技统计[EB/OL].[2008.10.3]ht-tp://www.sts.gd.cn/show.asp?ArticleID=298

[4]广东年鉴编纂委员会.广东年鉴[M].广州:广东年鉴社,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安全问题分析 篇4

一、电子商务存在的安全问题

由于电子商务是以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与传统商务比较，它不可避免的面临着一系列的安全问题。

1.信息泄漏

在电子商务中表现为商业机密的泄漏，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交易双方进行交易的内容被第三方窃取；交易一方提供给另一方使用的文件被第三方非法使用。攻击者主要通过截获和窃取的方式造成信息泄漏。

2.篡改

在电子商务中表现为商业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问题。当攻击者掌握了信息的格式和规律后，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将网络上传输的信息数据在中途篡改，然后再发向目的地，破坏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3.伪造

由于掌握了数据的格式，并可以篡改通过的信息，如果不进行身份识别，攻击者就有可能假冒交易一方的身份，以破坏交易、破坏被假冒一方的信誉或盗取被假冒一方的交易成果等。

4.信用威胁

交易者否认参加过交易，如买方提交订单后不付款，或者输入虚假银行资料使卖方不能提款；用户付款后，卖方没有把商品发送到客户手中，使客户蒙受损失。

5.电脑病毒

电脑病毒问世十几年来，各种新型病毒及其变种迅速增加，互联网的出现又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最好的媒介。不少新病毒直接利用网络作为自己的传播途径，还有众多病毒借助于网络传播得更快，动辄造成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二、电子商务安全要素

安全问题是企业应用电子商务最担心的问题，而如何保障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将一直是电子商务的核心研究领域。作为一个安全的电子商务系统，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安全、可靠的通信网络，以保证交易信息安全、迅速地传递；其次必须保证数据库服务器绝对安全，防止黑客闯入网络盗取信息。下面介绍电子商务涉及的安全要素.

1.有效性

電子商务作为贸易的一种形式,其信息的有效性将直接关系到个人、企业或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声誉。因此,要对网络故障、操作错误、应用程序错误、硬件故障、系统软件错误及计算机病毒所产生的潜在威胁加以控制和预防,以保证贸易数据在确定的时刻、确定的地点是有效的。

2.机密性

电子商务作为贸易的一种手段,其信息直接代表着个人、企业或国家的商业机密。电子商务是建立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网络环境上的,维护商业机密是电子商务全面推广应用的重要保障。

3.完整性

电子商务简化了贸易过程,减少了人为的干预,同时也带来维护贸易各方商业信息的完整、统一的问题。贸易各方信息的完整性将影响到贸易各方的交易和经营策略,保持贸易各方信息的完整性是电子商务应用的基础。

4.可靠性

电子商务直接关系到贸易双方的商业交易,如何确定要进行交易的贸易方是保证电子商务顺利进行的关键。要在交易信息的传输过程中为参与交易的个人、企业或国家提供可靠的标识。

5.即需性

即需性是防止延迟或拒绝服务，即需安全威胁的目的就在于破坏正常的计算机处理或完全拒绝服务。在电子商务中，延迟一个消息或消除它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6.身份认证

指交易双方可以相互确认彼此的真实身份，确认对方就是本次交易中所称的真正交易方。这一过程为授权和审计所必需，也是实现授权、审计的访问控制过程运行的前提，是计算机网络安全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7.审查能力

根据机密性和完整性的要求,应对数据审查的结果进行记录。审查能力是指每个经授权的用户的活动的唯一标识和监控，以便对其所使用的操作内容进行审计和跟踪。

三、电子商务交易安全技术

由于电子商务活动所涉及的大量机密信息都必须通过网络传播，并且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储，要求有完善的安全技术来保证电子商务交易的安全。目前，电子商务过程中主要采用的安全技术有加密技术、认证技术和安全认证协议。

1.加密技术

加密技术是一种主动的信息安全防范措施，其原理是利用一定的加密算法，将明文转换成为无意义的密文，阻止非法用户理解原始数据，从而确保数据的保密性。在加密和解密的过程中，由加密者和解密者使用的加解密可变参数叫做密钥。 目前，获得广泛应用的两种加密技术是对称密钥加密体制和非对称密钥加密体制。

2.认证技术

安全认证的主要作用是进行信息认证。主要包括安全认证技术和安全认证机构两个方面。安全认证技术主要有数字摘要、数字信封、数字签名、数字时间戳、数字证书等； 电子商务认证中心就是承担网上安全交易认证服务，能签发数字证书，并能确认用户身份的服务机构。

3.安全认证协议

目前电子商务中有两种安全认证协议被广泛使用，即安全套接层SSL协议和安全电子交易SET协议。SSL协议一般服务于银行对企业或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SET协议位于应用层，用来保证互联网上银行卡支付交易安全性。所以SET一般服务于持卡消费、网上购物的电子商务。

四、结束语

随着网络技术的提高，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在近年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商务模式，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这种电子商务模式对管理水平、信息传递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安全体系的构建又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建立一个安全、便捷的电于商务应用环境，对交易信息提供足够的保护，是商家和用户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安全问题己成为电子商务的核心问题，解决电子商务网络交易中的安全问题，是保证电子商务顺利发展的基础，安全性成为电子商务能否成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电子商务网络交易中的安全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探讨。

网络交易中的“柠檬”问题分析 篇5

“柠檬”问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乔治·阿克尔洛夫引入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是指由于卖方比买方对产品的质量有更多的信息, 低质量的产品将驱逐高质量的产品, 从而使市场上产品的质量持续下降的情形。阿克尔洛夫指出显然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 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者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者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 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 高质品被逐出市场, 最后导致市场萎缩。柠檬问题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并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 也逐渐适用于网络交易行为中。

2 网络交易中的“柠檬”问题

根据《第二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10年底, 我国网民总数已达到4.57亿, 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 较2009年底提高5.4个百分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 使得人们越来越青睐于在网络市场上进行网购。这是因为, 网络市场进入障碍较低、网上销售没有库存压力、经营成本低、经营规模不受场地限制, 使得众多的销售者纷纷采取网上销售的方式。而对于消费者来说, 这种足不出户就可随时随地买到物品的消费方式极大方便了消费者的购物, 提高了商品交易的便捷。

但是, 尽管网络市场有着多种优势和高信息率, 但它并不意味着较高的市场效率。首先, 在网络交易中, 买卖双方对相互的信用情况都是通过网络了解的, 很难核实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对于对方是否会按照约定履行合同, 双方似乎都是在进行一场博弈。而且由于资源的广泛性, 交易关系的稳定性差、交易的频繁度降低、商家的一次性博弈心理加重, 因而加大了其隐瞒真实信息的可能性。其次, 产品信息也是卖方通过网络传递的, 产品只能以图片、文字的形式传达质量信息, 买者无从考证产品的质量。最后, 在支付问题上, 由于绝大多数网络交易都采取“款到发货”的交易形式, 这一特性决定了支付必须在送货之前, 使得交易中的买方处于不利地位。这些都导致在网络市场中, 买方和卖方信息的严重不对称, 加大了网络交易的不确定。而对于销售者来说,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他们永远的目标, 在网络市场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买方由于存在“道德风险”, 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欺骗消费者, 实施有损于消费者利益的隐蔽行为。网络交易中由于存在种种因产品质量不确定而引发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使网络商品“柠檬”化, 买卖交易比现实中更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 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3 网络交易中的“柠檬”问题产生的后果

3.1 导致市场萎缩

由于“柠檬问题”的存在, 导致网络上充斥大量的低质产品, 破坏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也使消费者处于不利选择的位置上, 从而导致帕累托改进不能实现。一旦消费者由于信息匮乏而购买了柠檬产品从而吃亏上当, 那么他很有可能改变购买方式而转为网下购物, 这就使得网上交易减少, 市场萎缩。

3.2 产生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指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使了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故意隐瞒相关信息, 对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行为。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卖方在价格和促销方面的欺诈。由于消费者对信息成本的信息知之甚少, 容易被信息产品提供商所欺骗, 从而引发道德风险行为。

3.3 产生信用危机

网络交易中的柠檬问题已成为我国市场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障碍, 尤其是其普遍存在的信用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 网络供应商往往会为了自身利益而违反诚信原则, 损害消费者利益, 甚至提供虚假的质量信息, 从中牟取不正当利益, 进而产生信用危机。

4 网络交易中的“柠檬”问题的解决

上面介绍了网络交易中的“柠檬”问题以及其相应的后果。在日常生活中, 网络“柠檬”不仅会使网上商品质量逐渐降低, 还会导致交易双方互不信任的局面。很显然, 柠檬问题不利于网络交易的健康发展。

鉴于网络柠檬的影响, 结合网络柠檬的表现, 笔者从四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

(1) 对消费者来说, 在进行网上购物时, 首先应该提高自己对产品甄别能力, 在对相关产品有足够的了解下, 从网络图片的颜色, 包装, 形态各方面对产品的真假性进行区别,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上当受骗的概率。其次, 消费者要去一些正规且有保障的网站, 这样即使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可以及时反映举报, 维护自己及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外在选取卖家时, 应该先观察他的信誉度以及其他消费者的评价, 在买之前还应先去商场看一下产品大致价格, 便宜太多的不能购买, 因为这违背了销售者利润最大化的终极目标。最后, 消费者要克服心理障碍, 做到理性消费, 科学消费。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认同是网络经济发展的关键。消费者在享受网络购物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还要学习网络相关知识、法律, 提高自身处理、加工及识别信息的能力, 做到理性消费;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要勇敢的站出来, 及时举报反映, 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2) 对销售者来说, 如果销售高质量商品的卖者想跟销售低质量商品的卖者区别开, 让消费者放心购买自己的商品, 可以做出惩罚承诺如只要在本购物网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 消费者可获得赔偿之类。对于网络卖家而言, 提高销售量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信誉度, 因为买家无法直接接触、观察、试用产品, 所以开展网上经营业务的卖方更应该加强市场营销, 通过广告建立信誉或者保证信誉等方式, 向买家直接传递信息。另外, 网上经营毕竟是在虚拟空间开展的, 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因此一些企业应该采取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相结合的策略, 鉴于传统市场上更容易建立声誉, 企业可以将传统市场上的声誉转移到网络市场上, 相对降低网络市场的柠檬问题。当然, 网络营销还涉及道德风险, 因此提高销售方的道德品质也很重要。

(3) 借助于可信赖的第三方。完善第三方认证及信用评级制度, 提高网络产品虚假的技术难度, 可以通过政府、公安的监管部门进行身份识别服务, 由认证中心对拟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卖家的资格进行评定和认证, 并规定只有通过资格认证, 获得数字证书, 才允许其开展网上交易活动。在网络市场中, 买家对卖家信誉和产品质量的了解是通过网络进行的, 而这些信息有的是由卖家传递过来的, 卖家具有制造虚假的产品信息骗取买家的信任以获得高额回报的动机, 因此这些信息无法取得买家的信任。如果通过中立的第三方提供这些信息, 信息的可靠度将会大大提高。比如eBay、淘宝网等正在实施的包括会员积累信用、店铺动态评分和赔付担保承诺等评价指标的信用评级制度, 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争议和漏洞, 有待进一步完善。

(4) 加快建立完备的网络购物方面的法律法规, 为网络交易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加大对网络欺诈行为的惩处力度。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网络交易市场健康运行和发展的保障。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规范网络交易的法律法规。立法部门应加快完善我国网络交易的法律体系, 从严打击不良卖家, 尤其应加强规范网络交易行为的刑事立法, 对有悖诚信原则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使有欺诈行为的经营者付出沉重代价, 提高惩罚成本, 使经营者不敢冒失信的风险。

5 结论

“柠檬”问题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卖方以次充好, 而买方对市场上产品质量产生普遍怀疑, 最终使得优质产品退出市场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普及, 网上购物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很大的地位, 变得越来越重要。网络交易市场虽然提供了一个可以减少交易成本的途径, 但它并没有改变市场交易中的信息非对称性, 柠檬问题的出现大大降低了网络市场的交易效率,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网络交易市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有效地的解决这一问题。

摘要：柠檬问题是信息不对称的具体表现, 它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因特网的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购, 但网络市场的虚拟性和开放性引发了网络交易中的“柠檬”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给出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解决途径。

关键词：“柠檬”问题,信息不对称,网络交易

参考文献

[1]张辉.柠檬问题与网络消费者行为[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 2009.

[2]樊洁, 严广乐.改善网购“柠檬”化的博弈探讨[J].商业研究, 2009.

[3]王雪梅.基于电子商务市场中“柠檬”问题的几点思考[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2008.

[4]张宝友.电子商务与信息不对称研究[J].北方经济, 2005.

[5]潘勇.电子商务市场的“柠檬”问题与信任机制[J].情报杂志, 2006.

外汇交易中的技术分析 篇6

1 合同类别构成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类技术合同中,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金额分别排一、二位, 为65.94亿元和56.25亿元, 比上年增长23.14%和0.01%, 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的比重分别为51.82%和44.20%。技术转让合同比上年有所减少, 成交额4.10亿元, 减少62.66%, 占全省3.22%;技术咨询合同与上年相比增长比率较大, 成交额0.97亿元, 增长125.58%, 占全省0.76%。从总体上看, 四类技术合同中,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增长幅度较大, 技术服务基本持平, 技术转让合同减少幅度很大 (见表1) 。

1.1 技术开发合同

2015年共签订技术开发合同813项, 成交额65.94亿元, 比上年增长23.14%, 占全省成交额的比重为51.82%。在技术开发合同中, 委托开发合同800项, 成交额62.09亿元, 占技术开发合同94.16%;合作开发合同成交17项, 成效额4.04亿元, 占技术开发合同6.13%。

1.2 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成效额比2014年减少很大。2015年技术转让合同成交101项, 成交额4.10亿元, 下降了62.66%, 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的3.22%。

在技术转让合同中, 技术秘密转让合同数量最多, 其次是专利权转让和专利实施许可转让, 但2015年技术转让合同成交额度则以专利实施许可转让为最多。2015年共成交专利实施许可转让合同成交23项, 成交额1.77亿元, 占技术转让合同43.17%;技术秘密转让合同39项, 成交金额1.17亿元, 占技术转让合同28.54%;专利权转让合同成交24项, 成交额0.59亿元, 占技术转让合同14.39%;植物新品种转让合同成交10项, 成交额0.30亿元, 占技术转让合同7.32%。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成交1项, 成交额0.24亿元, 占技术转让合同5.85%。生物、医药新品种权转让合同成交4项, 成交额0.04亿元, 占技术转让合同0.81%。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利所有、设计著作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2015年都没有成交记录。

1.3 技术咨询合同

技术咨询合同与去年相比, 成交额增长幅度较大, 2015年共成交技术咨询合同241项, 成交额0.97亿元, 增长125.58%, 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0.76%。

1.4 技术服务合同

与2014年相比, 2015年技术合同成交额持平, 共成交699项, 成交额56.25亿元, 增长0.01%。各类技术服务合同中, 一般性技术服务占第一位, 共签订663项, 成交额55.91亿元, 占全省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的99.40%。技术培训合同成交34项, 占第二位, 成交额3190.95万元;技术中介合同成交2项, 位居第三, 成交额为214.74万元。

2 技术交易情况分析

2.1 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金额增长迅猛

技术服务已成为我省技术交易的主要形式。2015年技术服务合同成交额为56.25亿元, 基本与上年持平。数据表明, 尽管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 但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深入开展、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 使个性化、多元化科技服务需求的增加成为必然, 科技服务在实施我省自主创新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确立。

2.2 企业参与技术创新、技术转移的能力明显提高

企业是技术交易的双向主体的地位稳固确立。随着我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的不断推进, 企业技术创新活力空前高涨。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 企业既是技术的最大输出方, 也是技术的最大吸纳方。企业吸纳技术交易额超过输出技术交易额。输出技术641项, 成交额79.67亿元, 占全省总成交额62.61%;吸纳技术1086项, 成交额104.57亿元, 占全省总成交额82.17%。

2.3 省内技术合同流向基本与去年持平

2015年全省成交的技术合同中, 流向省内的1451项, 成交金额61.29亿元, 占合同成交总额的48.16%, 同比略有下降;向省外输出技术403项, 成交金额65.97亿元, 占合同成交总额的51.84%, 同比有所增加。

通过技术输出流向分析, 可以看到, 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趋势下, 各省都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 如科技创新券、后补助资金、合同登记机构的完成目标奖励等, 分割了我省一部分技术转让合同的份额, 致使流向省内的合同比例出现下降趋势。

2.4 先进制造领域技术交易额显著提升

先进制造、生物医药和医疗机械、新能源与高效节能与资源综合利用、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居成交额前五位。其中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全年成交额42.47亿元, 占全省成交总额的33.37%, 增长了66.75%。说明该领域经过持续快速发展, 产业规模、技术水平均有大幅提升, 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 为我省成为装备制造基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5 我省公共财政支持的计划项目成果转化率有显著提高

为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速技术转移, 我省各级政府科技部门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加大, 部门计划, 特别是国家计划项目的转化率有所提高。统计数据显示, 2015年计划内项目技术合同成交721项, 成交额47.01亿元, 比2014年增加了167.71%, 占全省总成交额36.94%。

复杂交易中的每股收益计算分析 篇7

每股收益(又名EPS),是由美国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之后,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对每股收益的计算,所形成的国际惯例成为国际投资者进行国际投资的重要参考依据。

我国直到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才正式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首次填补了国内计算EPS会计准则的空白,体现了国际接轨原则,并为国际投资者进行国际投资对比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指标。

分析每股收益应当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为此要特别注意其对原会计准则的修正方面:

1、新会计准则不仅计算和披露普通股的基本每股收益,还要计算和披露潜在普通股的稀释每股收益。新规则以前,只是重视了普通股而忽略了潜在普通股的影响,并且取消了对普通股按全面摊薄计算每股收益的方法。这样,按照加权平均法计算的每股收益通常会大于原先按全面摊薄法计算的结果,从而使新规则下的每股收益指标与以前年报的指标不属于同一个计算口径。而且鉴于加权平均计算法是以新增股份的效益贡献率与存续时间成正比为假设前提,从而使股本增量与其所贡献利润不成比例时,次年的基本每股收益会呈现下降趋势。

2、由于上市公司在派发股票股利、拆股并股以及公积金转增资本时,会变更发行在外的(潜在)普通股数量,只是对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以及公司的盈利状况不发生任何改变。新会计准则规定,上市公司需要对各列期的每股收益重新进行计算,以保证各期指标的可比性。

3、新会计准则一改原先表内(财务报表和报表附注)不披露每股收益的做法,明确规定每股收益不仅在利润表内列示,还要对计算中的分子、分母以及计算过程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二、每股收益的影响因素

根据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每股收益=归属于普通股的当期净利润÷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加权平均数)可知,其拥有两个影响因素:

(一)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

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的数值越大,每股收益的数值也就越大,两者之间是正比关系。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的数值应当从两方面进行确定,即剔除归属于优先股的净利润并调整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1、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的确定应当剔除不属于普通股的优先股部分。

即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当期净利润-至本期止应支付的优先股股利(若存在累积优先股)-当期已支付或宣告的优先股股利(若存在非累积优先股)。这就是说,只有在不存在优先股时,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就是当期净利润。

2、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的确定应当对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调整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

(1)新会计准则规定的潜在普通股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可转债、认股权证和股份期权等)是一种潜在的稀释性股权,这种潜在性是持有者在未来一定合理期间内的某一时点转换为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权并享有普通股权利的金融工具。而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则是假定所有可转换工具(潜在普通股)在当其发生转换后,会产生减少每股持续经营净利润的潜在普通股。新会计准则规定应考虑潜在普通股稀释性的情况是:潜在普通股的行权价格低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股份回购合同规定的回购价格高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

(2)归属于普通股的当期净利润的调整。新会计准则明确指出,稀释性每股收益通常对分子不作调整,稀释性潜在普通股的利息倘若已经在当期确认为费用,以及有未付利息时其转换时将产生的收益或费用应考虑所得税的影响。

(二)普通股股数

普通股股数越多,每股收益反而越少,两者之间呈现反比关系。普通股股数自身的变动也有许多影响因素,涉及到发行状况以及公司的股权结构。

1、普通股股数的确定。

新会计准则规定普通股股数应采用加权平均数。对于起算时间则因发行的目的不同而不同:以收取现金为目的而发行的,从应收现金之日起算;以收购非现金资产为目的而发行的,则以确认收购之日为起算日期;以债务转资本而发行的。自停计债息之日或结算日作为起算日;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作为对价发行的,直接以购买日作为起算日;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作为对价发行的,应当计入各期间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2、普通股加权平均数的调整。

如果上市公司存在稀释的潜在普通股,那么,应当调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1)若稀释的潜在普通股为认股权证和股份期权的,增加的普通股股数=拟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行权价格X拟行权时转换的普通股股数÷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2)若稀释的潜在普通股为股份回购的承诺的,增加的普通股股数=承诺回购的普通股股数一回购价格X承诺回购的普通股股数÷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

三、新会计准则下每股收益的计算

1、基本每股收益。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公式为:基本每股收益=P÷(S0+S1+Si×Mi÷M0+Sj×Mj÷M0-Sk)其中,P为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资本或派发股票股利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增加股份数,M0为报告期天数,Mi、Mj为增加股份下一天起至报告期期末的天数。Sk为报告期因并股减少股份数。

在经济现实中,分子部分的净利润通常维持在同一水平而不发生变化;而对于分母的调整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第五条中的规定计算的增加的普通股股数并考虑时间权数。

上市公司A公司于2009年年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数量为30 000万股;2009年3月1日,又新发行6 000万股;7月1日,回购本公司普通股4 000万股,以备用于激励高管。公司2009年度实现净利润高达3450万元。试计算A公司2009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解:A公司于2009年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量为:

基本每股收益=3450÷33000=0、104(元)

1、稀释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P+i×(1-t)]÷(S0+S1+Si×Mi÷M0+St+Sj×Mj÷M0-Sk+S)其中,P为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润,i为已确认为费用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利息,t为企业所得税税率。S0为期初股份总数,S1为报告期因公积金转增资本或派发股票股利增加股份数,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增加股份数,M0为报告期天数,Mi、Mj为增加股份下一天起至报告期期末的天数,St为假设具稀释作用的可转换债券转换为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S为假设认股权证、股份期权行权净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Sj为假设以高于市价回购股份净增加的股份数,Sk为报告期因并股减少股份数。

按照《企业会计准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第七条规定,企业应当对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由于稀释每股收益中的分子除特殊情况(如:上市公司丙公司于2008年净利润为2000万元,发行在外普通股为3 00万股,可转换债券名义金额为30000万元,利率为1%。每1000元债券可转换成10股普通股。不考虑债券溢折价的摊销额。所得税率为40%。分析:净利润增加=30000×5%×(1-40%)=9 0 0万元;新增股份=3 0 0 0 0×1 0/1000=300万股;稀释性每股收益=(20 00十9 00)÷(300+300)=4、83元)外通常并不进行调整,所以调整主要集中在分母上。与反映当期股本结构下的盈利的基本每股收益不同,其反映的是未来股本结构下的盈利而且是稀释后的最低每股收益值。稀释性潜在普通股于当期期初(或发行日)已经全部转换为普通股而对基本每股收益进行调整得到的每股收益,最大限度地考虑了潜在普通股的稀释效应。

【例2】假设C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2008年年初初就对外发行了200万份认股权证,其行权价格定为5元。2008年财务计算出年度净利润为400万元;已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一共有800万股。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8元。计算基本每股收益以及普通股每股收益。

解:基本每股收益=400/800=0、5元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股数=200-200×5÷8=75(万股)

证明原方法不再适用时计算平均市场价格的方法应当保持一贯性。

【参考文献】

稀释每股收益=400/(800+75)=0、45元

在运算过程中应引起注意的是,通常按周(月)代表性股价的简单算术平均计算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尤其在股价比较平稳的时候可以采用收盘价进行替代;而在股价波动明显时可以采用最高与最低价的均值进行替代。在没有确切资料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编、中级会计实务:中级会计资格[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外汇交易中的技术分析 篇8

关键词：交易费用,高校技术,转让,科技政策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 2010年全国高校共支出R&D经费475.1亿元, 其中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支出340.7亿元, 占全部R&D支出经费的71.7%;申请专利68 724项, 授予专利35 098项, 其中授予发明专利18 008项。数据显示我国高校的研究内容侧重于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 也取得了较好的专利成果, 然而如此多的专利技术却只催生了1 745项技术转让合同, 即使不考虑单项专利可能签订多个转让合同的问题, 转让专利占授权专利的比率也不足5%。为什么我国高校技术转让率如此低下?现有研究从高校研究和企业研究的差异性[1]、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2]等视角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也提出了一些诸如实施科研项目立项的应用价值导向[3]、提高技术经纪人素质[4]等有价值的对策性建议, 然而并没有说明高校技术转让困难的根源, 所提议的对策比较片面。事实上, 高校技术转让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频繁出台各类科技政策鼓励高校进行技术转让。高校技术转让困难的根源是什么?本文认为, 高校技术转让本质上是发明者与需求企业之间进行的交易行为, 只有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研究范式展开分析才能把握问题的根源, 进而为我国政府整体性设计科技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根据规范研究的内在逻辑要求, 本文首先对高校技术转让过程中存在交易费用的原因及其来源展开分析, 在此基础上以降低交易费用为判断准则对我国各种科技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对比分析, 最后讨论了科技政策设计的总体目标以及所应遵循的思路和理论依据。

1 高校技术转让问题的研究进展述评

在20世纪70年代, 美国高校被批评为善于发展新技术但不善于把技术成果转化为产业应用, 导致美国在许多关键产业丧失了竞争优势, 在这种背景下,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 (The Bayh-Dole Act) , 允许高校拥有联邦政府资助项目的知识产权。“拜杜法案”极大地提高了美国高校申请专利和进行技术转让的热情, 专利授予数量从1980年的300项增加到1999年的3 700项, 技术转让费从1991年的1.6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2亿美元[5]。美国促进高校开展专利申请和技术转让的经验做法不但引起欧洲各国政府的争相模仿, 也吸引了各国学者针对影响高校技术转让的各种因素展开了颇有成效的研究。

Mowery等[6]研究了“拜杜法案”对美国高校专利申请和技术转让行为的影响, 发现“拜杜法案”对学者们研究内容的选择影响较小, 但对高校的专利申请和技术转让意愿会产生较大的影响。Goldfarb和Henrekson[7]比较了美国高校技术转让政策和瑞典高校技术转让政策的差异性, 发现美国模式是“自下而上”型, 鼓励高校产生经济动机推动科技成果商业化, 允许高校自行探索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商业化, 而瑞典模式是“自上而下”型, 政府试图构建一系列政策和机制为高校技术成果商业化提供便利条件, 他们认为美国模式比瑞典模式更为成功。Collins和Wakoh[8]从历史视角描述了日本高校技术成果转让制度的变迁, 过去日本政府的资金资助是按“位子”分配的, 年轻研究者无法获取研究资金, 高校对研究者从事技术转让活动有着严格的管制, 限制研究者个人拥有专利权, 这些因素导致日本高校的技术转让活动很不活跃;1980年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改革, 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包括放宽对研究者从事技术转让活动的限制、提高政府资金在R&D中的比重、鼓励高校进行技术转让, 等等。

Bozeman[9]根据媒介差异把高校技术转移途径分为契约研究、合作研究、联合实验室、技术许可、研究资助、雇员交换、实验室开放和出版物8种, 并认为契约研究是最重要的技术转移途径。Phan和Siegel[10]认为影响高校技术转让效率的因素非常多, 大致可以划分为制度背景、高校组织背景和转让过程参与主体的个人背景3方面因素, 其中激励机制、高校战略目标、转让效果的监测机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Colyvas等[11]对美国几所高校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 《专利保护法》的作用在不同高校是不同的, 在某些高校专利保护并不利于提高技术转让效率。梅姝娥和仲伟俊[1]从高校研究开发工作的特点、技术和技术交易的特点、企业的技术吸纳能力3个方面描述了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因素。Sine等[12]发现高校的声望增加了技术成果的转让率, 高校过去的成果转让绩效也会对转让率产生影响。刘姝威等[3]认为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应该从3方面着手, 包括从技术、市场和潜在成果受让方等方面分析科研项目立项的合理性;通过特派转化专员等方式进行科技成果的市场推广;提供技术支持和资金等加强成果转化后的跟踪服务。

作为技术转让过程的中介, 高校技术转让办公室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关者。Thursby等[13]发现大部分的高校专利都尚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 这种胚胎特征导致技术转让过程非常困难, 需要高校技术转让办公室具有很强的技术潜力评估能力和良好的企业关系网络。Debackere和Veugelers[14]认为在高校研究者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技术转让办公室需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渠道。Markman等[15]发现技术转让办公室进行技术转让的速度越快, 高校的技术转让收入越高, 创业企业的数量也越多, 技术转让速度取决于技术转让办公室所拥有的资源数量、识别技术成果市场潜力的能力、技术发明者参与技术转让过程的程度。

从研究方法来看, 国外学者主要以高校、中介组织或者科学家个体为对象,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相关数据, 实证检验政策和制度环境、高校组织结构、声誉、科学家激励机制等各种因素对高校技术转让行为的影响, 试图发现提升高校技术转让效率的有效途径, 然而由于各国的高校体制和制度背景不同, 这些实证分析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需要后续研究的谨慎考察。我国学者主要使用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 并不区分高校基础科学理论成果和应用技术成果之间的差异性, 试图通过规范分析发现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建议, 但由于基础研究的社会效益几乎无法测度, 导致这些政策建议的可靠性无法证实或者证伪。从研究起源和研究目标来看, 高校技术转让问题首先是一个科技政策问题, 如何由研究结论演绎出可靠的政策性建议是此类研究的核心命题, 但由于现有研究结论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片断化, 不同文献的实证分析结果之间缺乏相融性, 导致科技政策制定者无所适从。

本文认为, 对高校技术转让问题展开研究, 首先需要建立起坚实的理论架构, 在理论架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的结论才能相互融合。考虑到高校技术转让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 而其研究目标是提供政策性建议, 因此遵循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范式才能全面剖析高校技术转让问题的关键性机理。

2 高校技术转让的交易费用分析

威廉姆森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 从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三个方面刻画了交易活动的属性, 其基本逻辑是, 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 必然存在着正的交易费用, 交易的不确定性越大、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 则市场型交易费用越高。市场型交易费用主要包括搜寻信息费用、签订契约的费用和契约的执行费用, 本文将依据威廉姆森的这种交易费用范式对高校技术转让问题展开分析。为了收敛研究边界, 高校技术转让被界定为高校将应用性技术成果有偿转让给企业的行为, 不考虑基础科学和软科学的范畴, 因为高校技术转让往往是一次性交易, 专用的治理结构如“纵向一体化”并不能节约交易费用, 而且在实践中让高校和企业进行纵向一体化的合并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本文只讨论市场和混合型两种治理结构。

作为新发明的高校技术往往是新奇的, 否则就不具备先进性和市场价值[16], 产业化这些高校技术成果需要潜在购买企业具备相应的知识基础和后续的开发能力, 但高校或者技术发明者个体没有能力识别哪些潜在购买企业最适合将自己的技术成果实现产业化;另一方面, 大部分高校技术成果都处于产业应用的胚胎期[11], 其产业化前景和市场价值比较模糊, 为防止模仿或围绕创新的一些关键性技术信息又不宜过早公开, 但企业需要充分了解高校技术的真实价值, 判断这种技术能否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的可持续时间以便独占技术收益, 否则无法进行购买决策。Arrow对这种知识交易的“披露困境” (Dilemma of Disclosure) 进行了很好的描述:由于技术知识的非排他性, 购买者对知识产品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其对知识的了解程度, 否则购买者无法给出购买价格, 然而一旦知识出售者把知识泄露给购买者, 购买者则无需为已经事实掌握的知识支付费用[17]。同时, 高校新技术可能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产业领域, 潜在的购买企业未必与高校在地理上毗邻, 交易双方空间上的分散性需要通过市场进行联接, 然而高校技术属于非标准化产品, 转让基本上都是初次进行市场交易, 不存在可参考的历史价格, 信息披露困境和价格信号缺失导致交易双方利用市场机制建立起联系需要支付非常高昂的搜寻信息费用。

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是交易费用的核心概念, 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不仅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为了维护利益最大化还有可能采用欺骗的手段, 比如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有意识向交易当事人发送误导性信息, 等等。由于高校技术转让多数为一次性交易, 不具备重复博弈的条件, 当高校研究者发明新技术以后, 在明知新技术创新性不高、缺乏市场应用前景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仍然有很强的动机对新技术进行包装, 夸大成果价值, 掩盖技术成果中存在的关键缺陷。企业为防止高校发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需要通过签订契约进行约束, 然而有限理性决定了企业不可能事先搜集到完全信息, 也不可能预测未来各种可能的变化, 技术转让契约必然是不完全的, 即便是签订分期支付转让费用的契约也无法阻止这种事前的机会主义行为, 而且高校研究者为了防止技术转让后企业拒绝支付剩余转让费用也未必愿意签订分期契约。高校技术作为交易的标的物本身就难以界定其属性, 无法事先规定各种或然状态下交易双方的权利和责任, 为了顺利签订技术转让契约, 交易双方需要围绕契约条款展开讨价还价, 必要时求助于法律建议。显然, 高校技术转让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存在的可能性越大, 技术转让契约越复杂, 签订契约的费用就越高。

起源于高校实验室, 主要表现形式为原型或者样机的技术成果距离产业化还需要经过中试和产业化生产两个重要阶段, 高校技术购买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后续开发, 这些专门为高校技术开发所投入的资金很大程度上属于专用性资产。由于技术转让契约是不完全的, 企业事后的专用性投资无法写入契约, 而高校技术中缄默知识的存在迫使企业在中试和产业化生产过程需要发明者的亲自参与, 否则技术转让无法顺利完成。技术转让过程与专用性投资的同时进行为发明者寻求占用性租金提供了空间, 比如契约无法对发明者在技术转让过程中的努力程度进行事前约定, 发明者有可能逃避这种努力成本或者利用企业的专用性投资进行敲竹杠;企业为了避免发明者事后机会主义行为, 需要制定一些激励性安排或者减少专用性投资数量。高校技术的产业化前景本身就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 专用性投资数量的减少或者发明者在技术转让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有可能导致技术转让的失败, 无论是为避免哪种情况都需要增加契约的执行费用。契约的作用在于一旦交易双方出现分歧, 可以由第三方介入, 通过权威机制强制交易双方进行履约, 比如法院的强制执行。然而由于高校技术交易过程的特殊性, 许多机会主义行为是无法观测或者至少是无法证实的, 比如发明者故意不把核心的缄默知识传授给企业、拖延技术转让进度等等。第三方介入需要当事人提供可证实的证据才能进行仲裁, 而发明者机会主义行为的不可证实性使得第三方介入也无法保证契约的实施, 高校技术转让的履约问题难以解决。由此可见, 高校技术的胚胎特征、企业高额的专用性投资、交易双方的机会主义和第三方介入失效导致了高校技术转让契约的执行费用非常高昂。

从高校技术转让过程来看, 交易标的物本身具有很高的信息模糊性和市场价值不确定性, 由此引发高昂的信息搜索和缔结契约成本, 交易过程所需的专用性投资和技术转移过程的长期性为当事人提供了寻租的空间, 不完全契约无法约束这些机会主义行为, 甚至第三方介入也无法解决, 除非高校技术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及可识别性, 否则高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将迫使潜在购买企业回避技术转让交易, 最终的结果是高校技术转让成功率低下。高校技术转让交易费用分析见图1所示。

3 科技政策降低高校技术转让交易成本的有效性分析

过高的交易费用将阻止基于市场机制的交易活动发生, 高校技术转让过程中显著性存在的高昂交易费用是高校技术转让成功率低下的根源, 这与政府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产生矛盾。作为政府主要手段的科技政策显然应该以降低交易费用为核心目标, 问题是什么样的科技政策才能够有效地降低高校技术转让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仔细考察各种科技政策的作用机理。

由于企业和高校发明者之间建立联系需要高昂的搜寻信息费用, 政府提供科技中介服务为之牵线搭桥是显而易见的干预手段。这些中介性质的服务包括建设科技信息网络、建设科技服务机构和技术产权交易中心、成立认证咨询中心、常设技术交易市场, 等等, 本文把这一类型的干预手段统称为中介服务型科技政策。中介型科技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技术交易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搜寻信息费用, 但这类科技政策的有效性与中介机构的服务能力成正相关。为了协助企业和高校发明者之间建立联系, 中介结构需要: (1) 搜集高校技术成果的相关信息, 并且能识别这些技术成果是否适合产业化; (2) 能够为具有产业化价值的高校技术成果寻找潜在的需求企业; (3) 以第三方身份对高校技术成果的潜在价值进行公平合理的评估; (4) 熟悉技术转让契约的相关法令, 能为交易双方缔约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中介机构服务功能的发挥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比如高校发明者是否愿意把新技术的核心内容泄露给中介结构、中介机构的经费来源问题、如何培育精通技术评估和法律的中介人才以及如何激励中介人才努力工作, 等等。由此可见, 中介型科技政策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性并非由政策本身决定, 更多地取决于所设立中介的服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 高校发明者可能更愿意向其所属高校披露新技术的核心内容, 高校成立专门的技术转让机构比一般意义上的中介机构更容易克服高校技术的信息搜集障碍, 然而由于经费来源问题、动力缺失和中介人才匮乏等诸多原因, 我国设立了技术转让机构的高校数量还比较少。

高校技术的思想起源大多来自于企业和市场技术信息、同行研究文献和自由探索三种途径[18], 如果发明者的目的是公开发表论文获取学术声誉, 那么新思想的创新性和前沿性是必要条件, 仔细阅读现有文献寻求前沿性思想是发明者的优先选择;如果发明者的目的是创造具有市场价值的新技术、获取金钱收益, 那么关注相关企业和市场的技术信息是发明者的优先选择。显然, 起源于企业技术信息的高校技术成果有更大概率比起源于其他途径的技术成果具有更短的产业化距离和更高的市场应用价值[18]。更短的产业化距离意味着能减少高校技术的市场不确定性和企业为开发高校技术所需的专用性投资, 进而能降低相应的交易费用, 但这需要通过改变高校科研评价体系或者建立相关激励机制以引导高校发明者关注企业技术问题。起到类似效果的政策性干预手段还包括: (1) 政府资助项目的评价标准改变, 从技术、市场和潜在成果受让方等方面分析科研项目立项的合理性; (2) 鼓励高校向企业开放实验室和设备, 加强高校与企业间技术人员往来; (3) 通过事前补贴和事后奖金吸引企业与高校联合技术开发等科技政策。由于这种类型的科技政策不具备强制性, 主要是起鼓励和引导作用, 本文统称为引导型科技政策。引导型科技政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降低高校技术产业化前景的不确定性;通过补贴和奖金减少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减少交易双方的信息搜寻费用。

产权的授予和保护是市场交易活动的基础, 界定清晰的产权才能激励物品所有者有效率地使用该物品。为了鼓励高校进行技术转让, 我国政府也出台了类似于美国“拜杜法案”的《科技进步法》, 把政府资助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授予项目负责人。这种知识产权授予制度能激励高校发明者关注新技术的产业应用前景, 促使发明者为了技术转让成功对社会进行技术信息披露, 等等。然而新技术的非排他性和产权边界模糊等特征使得高校发明者仍然不敢披露新技术的完全信息, 克服Arrow提及的知识交易披露困境还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比如专利制度。专利的本质是界定发明者对新技术的私人产权, 包括排他性使用权和自由交易权。从交易费用角度来看, 专利制度一方面诱使高校发明者在专利申请中披露新技术的关键信息, 降低潜在购买企业的搜寻信息费用;另一方面新技术能够获得专利授权说明其具备一定的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标的物价值的不确定性。专利制度的局限性是: (1) 只适用于可专利化的新技术; (2) 专利保护的宽度和长度有限; (3) 专利授权审查实际上更关心技术的新奇性而不是市场价值。与知识产权分配和保护相关的科技政策本文统称为制度型科技政策。与引导型科技政策相比, 制度型科技政策具有一定的强制执行性。制度型科技政策的作用在于减少技术购买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 以及降低企业搜寻和信息识别成本。

外汇交易中的技术分析 篇9

二、区域优势

1.“海陆空铁”交通便利

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处丁“海、陆、空、铁”交通枢纽15分钟经济圈内，实现整个半岛城市圈交通“零换乘”。

海港：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距青岛前湾港约15公里；公路：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临沈海高速公路，北有青银高速公路，南接青兰高速公路。航空：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距青岛流亭国际机场24公里，距离青岛新机场一胶东国际机场约16公里。其中青岛与韩国每天30余次的航班往返，实现了空中线路“公交化”。2013年9月，经国家民航总局批复，青岛4F级国际机场胶东国际机场选址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拓展区内。铁路：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胶济铁路、胶黄铁路和胶新铁路、青連铁路贯穿其中，有可直达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各大城市客货运班列。同时拥有中铁连集青岛集装箱中心站，货物运输由国内直接连接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欧洲铁路枢纽，大大节约运输时间和运输成本。

2.保税通关服务便捷

（1）保税港区提供免税服务

胶州市人民政府与青岛保税港区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青岛保税港区胶州功能区战略合作意向协议书》，双方共同决定，在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规划建设青岛保税港区胶州功能区。青岛保税港区胶州功能区内可享有“免证、免税、保税”政策。运人保税区的货物在海关监管下可以进行储存、改装、分类、混合、展览，以及加工制造。外围商品存人保税区，不必缴纳进口关税，只需交纳存储费和其他少量费用，即可自南进出，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提供有力保障。

（2）多式联运节省时间，降低成本

2014年12月11日，青岛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正式获批，全国第二家、沿海地区第一家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心在青岛胶州落地。海关总署决定，由青岛海关牵头，将青岛、济南、郑州、太原、西安、银川、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拉萨10个海关，整合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板块，实现了通关待遇“十关如一关”，通过铁路运输直通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二连浩特等国境口岸，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际物流“黄金通道”。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可按照各自职责，对中心进出口货物实施“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无需再到出境口岸二次查验，依托青岛港、胶东新机场以及中铁联集中心站，构建多式联运平台，实现“一体化”发展。

（3）陆路口岸申建，全面助推电商发展

在省、市口岸部门的全程关注和指导下，胶州口岸功能初步具备，青岛胶州陆路口岸成功列入山东省“十三五”口岸发展规划。下一步，胶州将加快推进铁路开放口岸的整体规划，争取铁路开放口岸建设列入国家“十三五”口岸发展规划，早日设立陆路开放口岸。规划开通中亚班列、“青新欧”班列，提升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水平，打造连接日韩、北美与中亚、欧洲的重要物流交汇点，建设国家“一带一路”多式联运互联互通综合贸易枢纽。

3.中外电商助推发展

（1）国内电商企业

京东集团计划投资20亿元，用3年时间，在开发区建设华东区域贸易结算中心、智能物流技术示范基地、跨境电商示范中心等，年营业额超过500亿；有住智能家居产业同项日，通过对全产业链实施跨领域跨行业的全球大整合，打造家居行业的阿里巴巴，逐渐成长为T.亿级跨境家居电商平台。

（2）国外电商企业

在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的积极引荐下，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世界一流的国际机场“大管家” -川国际机场公社已就建设多用途购物中心、文化综合体、免税实体店、胶东国际机场物流等达成合作意向。此外，还与两家大型韩同企业韩国乐天百货、LG集团分别就服饰、绿色食品、家居用品以及化妆品的跨境电商交易达成合作意向。

4.物流企业云集

为助力企业发展，开发区正在倾力打造百亿级现代物流，以传化公路港、普洛斯物流、宝湾物流、海尔虚实网服务同等为代表的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的人驻.将极大的助推开发区内外企业物流成本的降低，提升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40%以上。

三、历史追溯

1.自古交往密切

胶州市是青岛地区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远古时期到三里河文化，再到唐宋时的板桥镇，皆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宋时期，经航海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中，从胶州（密州板桥）登陆的高丽商人占绝大多数，他们在经商期间留宿聚居的地方称为高丽亭馆。板桥镇作为通商口岸之一，曾设立市舶司，并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高丽亭馆，专门接待高丽使者和商贾。

2.经贸往来频繁

外汇交易中的技术分析 篇10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加深了人们对科技创新的认识。在我国提出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下, 建设“创新型农村”成为了其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农业技术创新”又是建设“创新型农村”的基础。但是, 我国农业技术创新并非一帆风顺, 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滞后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来看, “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是导致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滞后的重要原因。关于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 最具代表性的是G.Akerlof以二手车市场为范例, 证明了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怎样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1]。Jeremy Clegg, Adam R.Cross则对技术产权交易过程中双方需要的交易成本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提出了较高的成本也会导致信息不对称问题[2]。韦婧、张所地也指出由于大多数科技成果属于无形资产范畴, 且技术本身专业性较强, 所以交易市场存在非常显著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关于技术产权交易市场逆向选择防范问题的研究, 较早的有Debi Prasad Mishra和Choi J.P分别对技术产权交易行为的委托-代理关系和“最优协议”的设计方法进行了研究, 以此解决在进行技术产权交易时发生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4,5]。丁军、张耘也提出解决技术产权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完善信用制度, 以此约束信息优势方可能发生的违信行为[6]。而关于技术产权交易价格契约理论的研究, 也有Horstman和Bhattacharyya讨论了“提成费用+固定费用”价格契约形式的最优化和稳定性问题”[7,8]。Antelo则指出对一个没有生产能力的技术所有者来说, 一次总付的固定费用价格契约要优于提成费用价格契约[9]。顾海英和岳贤平也对契约双方如何通过契约设计避免对自己不利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认为在逆向选择条件下, 要为不同类型的技术使用者设计不同的契约[10,11]。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看, 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产权交易及其定价、价格契约理论等方面, 缺乏对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中逆向选择问题的系统研究, 提出的解决对策也较为零散。而对于国内来说,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 对产权问题研究的真正起步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而且我国农业技术市场起步较晚, 对农业技术产权问题的研究较少, 对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及其交易价格契约分析的研究更为鲜少。因此,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 对逆向选择条件下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价格契约进行分析, 对促进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推动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意义深远。

2 农业技术产权交易案例 (1)

鉴于我国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比较滞后, 关于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价格契约的研究甚为鲜少, 我们选取的方法是先从涉及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实例出发, 然后分析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主体间的价格契约。为了得到经得起推敲的事实, 本节选用的实例一般从已经公开报道的报纸网站中选取, 必要时加上我们自己的调查。

2.1 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模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隆平高科) 是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袁隆平院士等发起设立、以科研单位为依托的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最新农业技术一般是通过与科研机构签订合作协议或品种权转让协议而从科研机构处得到的, 如隆平高科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长期合作就是如此。在2002年11月10日,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定了品种权转让协议, 根据双方曾于1999年10月14日和2000年3月10日就科技成果使用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 考虑到“先恢207”的市场应用现状及发展前景, 经双方协商, 该次品种权转让的转让费为叁佰万元人民币, 隆平高科成为该品种的唯一受让实施人。2011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隆平高科就科研合作事宜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书》, 协议内容显示, 双方互相向对方开放科研平台、共享科研资源信息, 水稻研究中心将其全部杂交水稻科技成果交由公司独家进行产业化测评、开发研究以及商业推广开发, 并由公司以双方名义共同申报成果、品种审定。同时规定隆平高科每年向水稻研究中心支付1 000万元科企合作资金, 届时上市公司将独享中心的基础研究成果。2012年7月31日,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隆平高科签署《植物新品种权转让合同》, 将水稻中心自主研发的杂交水稻恢复系HR1128及其配组的7个专业新组合以1 00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隆平高科。此外, 湖南杂交水稻中心每年还会以折扣优惠价出让部分技术产权或以抽奖等形式返利给隆平高科, 以促进隆平高科购买采用其新技术的积极性。这是典型的“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模式, 隆平高科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提供科研资金支持, 然后按照契约约定的相对固定价格收购科研机构研发的新技术产权。

2.2 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企业+农户”模式

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 前身为湖南省植保公司, 成立于1985年5月, 是湖南省植保植检站的下属经济实体。公司通过20多年的发展, 目前已成为湖南省农药贸易的龙头企业, 市场份额逐年增长, 2010年农药年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公司与拜耳、先正达、陶氏、杜邦、龙灯、南通江山、新安化工、威远生化、钱江生化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保持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 公司不断探索农药经营新模式, 先后在湖南长沙、常德、益阳、澧县、安乡、涟源等地成立了控股子公司, 已建成覆盖湖南全省农资比较完善的市场营销网络。近些年来, 农药销售人员直接下乡向农民推销农药越来越成为大方植保有限公司较为重要的推广方式, 在推销过程中, 考虑到农民对农业新品种质量的担忧及农业资金有限, 不愿意冒风险使用农业新品种, 大方植保有限公司向农户承诺产品的质量, 并允许农户先交一部分的购买定金, 然后根据使用农业新品种的效果再补交剩余购买款, 这也就等于给农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大大提升了农户使用农业新品种的积极性。当然, 农户也拥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 农户根据自身实际生产情况对农业新品种进行评价, 最终决定是否接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的交易契约, 采用其推销的新型农药。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针对农户的这种营销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也是“企业+农户”模式的代表。

3 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主体的行为逻辑

由两案例可引导出, 在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中, 主要存在农业技术所有者与农业技术使用者两个交易主体, 而交易主体之间之所以会发生交易行为, 其最终的目的都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农业技术所有者交易技术产权, 目的在于通过产权交易回收创新成本, 并期望获得技术产权被广泛采用后所获得的预期利润。农业技术使用者愿意交易技术产权, 目的在于通过获得农业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善产品质量, 以提高其收入水平。此外, 从案例中也可看到, 农业技术所有者相对于农业技术使用者来说, 显然拥有更多关于农业新技术或新品种的信息, 交易双方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上述两案例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科研机构与龙头企业以及企业与农户的合作问题, 虽然这些交易都明明白白地记录了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中的合作。分析这些案例的重点在于, 在农业技术产权交易过程中, 由于交易前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条件下, 农业技术所有者如何通过为不同类型使用者设计不同的价格契约来保障自身的利益, 而农业技术使用者则如何正确选择农业技术所有者为其提供的价格契约来保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3.1 农业技术所有者的行为逻辑

对于单一类型的农业技术所有者来说, 为了分析的方便, 我们假设是纯粹的研究型科研机构或企业, 如上述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典型案例中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 在这两个案例中, 农业技术所有者为了通过产权交易回收创新成本, 并获得技术产权被广泛采用后所获得的预期利润, 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分别为不同类型的潜在农业技术使用者设计了不同的契约。在“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模式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负责农业新技术的研发, 然后按照契约约定的相对固定价格把农业新技术出让给隆平高科, 也就是说湖南杂交水稻中心为典型的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设计了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线性价格契约, 这个价格契约包括一个相对固定的价格F。在“企业+农户”模式中, 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为了提高农民使用农业新品种的积极性, 向农户承诺产品的质量, 并允许农户先交一部分的购买定金, 然后根据农业新品种的使用效果补交剩余购买款, 在这案例中, 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为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农户也提供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线性价格契约, 这个契约是包括一个固定价格F和一个可变价格VR (x) 的契约, 其中R (x) 表示农业技术使用者使用技术后的收益现值, 为了不失一般性, 我们假设农业技术使用后的收益函数R (x) 是单调递增、二阶可微而且严格下凹的, 也就是, R’ (x) >0、R’’ (x) <0, V是随着收益的变化而变化的比率, x是农业技术使用者在使用农业技术后生产所得, 为了方便分析, 我们假设农业技术所有者的相关成本为0。于是, 可以描述农业技术所有者的利润函数为:

3.2 农业技术使用者的行为逻辑

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 之所以同时购买同一农业技术, 可能的原因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农产品结构、农业技术易懂性以及第二次的农业技术开发等, 但农业技术所有者除了关心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成本函数 (C (x) ) 以外, 还会关心农业技术使用者使用技术成功的概率 (P) ,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可知道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中存在强与弱两种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 分别用下标S和W表示相应的参数。在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模式中, 隆平高科相对于农户来讲因具有较低成本函数及较高的农业技术使用成功率是属于较强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而在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企业+农户”模式中, 大多数农户受教育程度偏低、资金有限难以聘请专业技术人才进行指导且属于风险规避型, 对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接受周期较长, 属于典型的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无论是强类型的农业技术者还是弱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为了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改善产品质量, 扩大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以提高其收入水平, 最终都会愿意交易技术产权, 以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综上所述, 强的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的成本函数要比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的生产函数低而且农业技术使用成功的概率也要比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的高, 于是有:CS (x) PW;同时为了不失一般性, 假设成本函数C (x) 是单调递增、二阶可微而且严格上凸的, 也就是:C’ (x) >0, 对所有的x>0, C’’ (x) >0;同时, 0

于是, 可以描述农业技术使用者的利润函数为:

4 逆向选择条件下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价格契约分析

逆向选择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非效率的现象。在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中, 很明显, “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模式中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企业+农户”模式中的大方植保有限公司作为农业技术的所有者, 拥有较多的私人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技术产品的研发成本、质量情况以及技术产品在市场上的均衡价格等, 而隆平高科和农户作为农业技术使用者却只能通过市场信息了解一些基础的信息, 在农业技术交易中处于信息上的劣势。交易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表现为双方获取质量信息的能力不对称, 最终表现为价格信息的不对称而由此引发逆向选择问题, 此时, 无论是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 (隆平高科) 还是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 (农户) 在不具有私人信息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都不会愿意支付高于市场平均价格的价格水平来获得农业技术的使用权, 但是这样一来那些高于中等价的高质量农业技术就有可能会退出市场, 从而导致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处于非效率的状态。

由于现实中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双方的复杂性, 农业技术所有者为了有效交易其技术要对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进行区分, 因而使契约设计变得更为复杂, 对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潜在农业技术使用者的保留效应, 作为一种农业技术使用的机会成本, 可以认为是公有信息, 因而, 他们的保留效应是一样的, 均为u。对于上述案例中的农业技术所有者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来说, 契约设计需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 要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怎样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所有者进行合理的区分, 可假设强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出现的概率为q (0

通过分析, 农业技术所有者在各种约束下预期利润最大化问题可描述为:

在上述形式化问题的描述中, 式 (3) 、式 (4) 是自我选择约束, 用来确保隆平高科和农户两种不同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将选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和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分别为他们设计的契约。在式 (3) 中前半部分是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选择为自己设计的契约 (FS, VS) 时的收益, 后半部分是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农户选择为自己设计的契约 (FW, VW) 时的收益。而式 (6) 、式 (7) 是参与约束。

4.1 基于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的价格契约分析

在上述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模式中, 具有较多私人信息的农业技术所有者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处于信息劣势的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设计了一个具有相对固定价格的交易契约, 从而实现了交易的顺利推进, 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的交易方式, 对于科研机构来讲, 因为有了企业的资金支持及购买成果的价格契约保证, 它所承担的资金风险和市场风险大大下降, 而对于企业来讲, 因为有了科研机构的技术支持, 它所承担的研发风险大幅减小, 农业技术使用成功率也会有所提高, 这些对提高农业新技术的采用率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而能推进科研机构和龙头企业的良性循环。此外, 在“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模式中,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除了按双方交易契约中规定的相对固定价格交易技术产权外, 每年还会以折扣优惠价出让部分技术产权或以抽奖等形式返利给隆平高科, 以促进隆平高科购买采用其新技术的积极性。由此可推导出以下命题:

在逆向选择条件下, 相对于完全且对称信息条件下最优价格契约, 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角度来看, 一个次优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价格契约对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来说具有以下特征:

1) 一个相对次优的契约是包含一个固定费用的交易契约, 但相对于最优交易契约来说, 固定费用是降低的, 也就是说VS=0, FS

2) 假如参与约束与激励约束都得到了满足, 那么它的收益在两种不同类型的交易契约之间是没有差异的, 同时, 它的收益要大于其保留效应 (u) 。

命题中的特征表明:对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的激励约束条件是有效的;在逆向选择条件下, 农业技术所有者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潜在的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设计一个具有较高效率的纯固定费用的价格契约, 能促进农业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在逆向选择条件下, 一个次优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价格契约对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来说, 接受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它设计的交易契约所带来的收益是没有差异的, 但其收益相对于接受最优契约也就是完全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收益却是增加的, 要大于其保留效应 (u)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解释其原因就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为了有效激励隆平高科努力实施农业技术产业化行为进而提高农业技术使用成功的概率 (PS) , 将最优交易契约条件下的一部分信息租进行了适当的转移, 使隆平高科的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所谓的补偿激励。

4.2 基于弱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价格契约分析

在上述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企业+农户”模式中, 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作为农业新品种的所有者, 显然, 具有较多的私人信息, 同时, 为了减少由于交易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带来的损失, 考虑到农户属于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 制订一个包含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的次优价格契约, 并通过与农户签订的这些次优价格契约, 实现了它的营销目标。此外, 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农民拥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根据自身实际生产情况对农业新品种进行评价, 最终决定是否接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为其提供的交易契约, 采用新技术, 这种营销策略也为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带来了不错的业绩。由此可推导出以下命题:

在逆向选择条件下, 相对于完全且对称信息条件下最优价格契约, 从农业技术所有者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的角度来看, 一个次优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价格契约对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农户来说具有以下特征:

1) 一个次优的交易契约时包含一个形如F (x) =FW+VWPWR (x) 的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的交易契约, 同时, 固定费用相对于最优交易契约来讲没有明确的要求, 也就是:VW>0, FW∈ (-!, +!) 。

2) 假如参与约束得到满足, 那么它得到的收益只能是它的保留效应 (u) , 也就是说:

命题中的特点表明:相对于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隆平高科的自我选择和参与约束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作为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的农户只有参与约束条件得到满足, 而自我约束条件则无效;一个次优的交易契约对于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农户来说是要求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的契约, 但又对固定费用的多少、正负又没有明确的要求, 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性原因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业技术使用者在技术使用效率上的不同;对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农户来说, 接受湖南大方植保有限公司为它设计的交易契约所带来的收益是有差异的, 因为他们在私人信息方面的劣势使他们获得了仅仅满足参与条件的保留效应 (u) 。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对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两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 得出了如下结论: (1) 在现实生活中的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中, 无论是农业技术所有者还是使用者都不可能掌握完全的市场信息; (2) 不同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在技术使用效率上存在一定差异; (3) 当逆向选择问题存在于农业技术使用者时, 具有较多私人信息优势的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有可能会伪装成弱类型的技术使用者, 从而造成技术所有者信息租的损失; (4) 对于弱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来说, 一个次优价格契约应该是一个包含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的交易契约, 而对于强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来说, 一个次优价格契约是一个包含固定费用的交易契约。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1) 完善交易信用制度, 拓宽农业技术产权交易的信息传播渠道, 加强农业技术产权出让方和受让方的联系, 以减少农业技术产权交易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 优化农业技术资源的配置。 (2) 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教育与培训, 提高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 降低农民采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成本, 提高农民使用技术成功的概率。 (3)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政府在农业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减少农业技术产权交易主体的盲目性。 (4) 充分尊重不同类型农业技术使用者的意愿, 根据不同农业技术使用者自身生产的实际情况, 合理引导农业技术使用者接受农业技术所有者为其设计的价格契约, 保障农业技术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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