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艺术论文

盛唐艺术论文（精选10篇）

盛唐艺术论文 篇1

《霓裳羽衣曲》,属于盛唐时期大曲中的法曲经典之作,在众多的唐歌舞中拥有极高的艺术地位,时至今日《霓裳羽衣曲》依然是我国音乐舞蹈史上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创作词曲的传奇人物唐玄宗李隆基为其付诸了大量的心血,一经演出立刻引起了轰动,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其作品《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中对于该部经典之作有着较为详尽的记录:《霓裳羽衣曲》一共可以分为三十六徧,也就是三十六段。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分别为六徧散序、十八徧中序以及十二徧曲破。散序部分的六徧均由自由节奏的散板构成,演奏过程中,乐师们通过使用磬、箫、筝、笛等乐器分别进行独奏或依次轮奏,这一段演奏过程中,并没有附加任何歌曲以及舞蹈,白居易将其评价为“: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在演奏中又被称为拍序或者歌头,属于一个慢板的抒情乐段,然而实际演奏中偶尔还会穿插若干个由慢转快的节奏变化。该部分拥有伴奏,同时也会有歌舞参与,白居易将其描绘为“: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曲破也就是舞徧,在整部作品中位于最为高潮的部分,舞蹈是该部分的中心,节奏急促,音乐铿锵有力,演奏的速度从散板转向慢板逐步加快转至急拍,邻近结尾时节奏转慢,这部分只有舞蹈,歌曲并没有出现,白居易对于这段舞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其“: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本文将通过全面的探究,揭示出《霓裳羽衣曲》所反映出的盛唐艺术成就和特色。

一、唐燕乐歌舞大曲形成的背景知识

我国自古就拥有着丰富的音乐传统和追求,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的精彩演奏后便曾经感慨道:“三月不知肉味”,音乐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随着朝代的不断更迭和音乐演奏技艺的不断提高,中国汉民族的音乐已经逐步与西域音乐融合、借鉴,到了唐代,一种新的音乐形式便由此诞生了,在演奏过程中不仅仅拥有中原特色的旧乐,同时展示着异域风情的西域之音成为盛唐时期歌舞音乐的重要代表。有唐一代在宫廷宴会时表演的音乐,通常被称为“燕乐”。隋朝以及初唐,知名的音乐有七部乐、到了唐代中后期,中原九部乐逐步成型,九部乐便隶属于燕乐体系中,除此之外燕乐还可以归为坐部伎以及立部伎演奏两大部分。通过参考白居易流传下来的诗作《立部伎》,可以得知坐部伎的演奏者在演奏技艺上要比立部伎高出一截。在唐代歌舞大曲中独领风骚的燕乐,是经过长期民族融合出现的一大经典。在演奏效果上,它不仅拥有着传统的相和大曲粗犷的特色,还囊括了九部乐中不同少数民族的音乐精华,充满了异域风情。在结构上,唐燕乐由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徧构成。依照演出的场合不同,唐代歌舞大曲基本上可以分为雅乐以及俗乐两大类。俗乐指的是除了祭祀享庙朝会以外一般场合所表演的音乐,唐代俗乐的主体便是燕乐的歌舞大曲。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其作品《梦溪笔谈》中,记载道“: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为燕乐”,用今天的翻译,意思就是唐代皇宫中音乐表演的“燕乐”并不属于雅乐,其以汉族音乐为主体的“清乐”和融合西域民族特色的“胡部音乐”属于汉民族的俗乐体系,在这段话中,可以得出在演奏上,唐燕乐是综合多方音乐特色的集大成者,同时兼备多种音乐特色。

二、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相关知识介绍与特色分析

1.中原本土音乐与西域音乐融合的鲜明特色。《霓裳羽衣曲》通常又被称之为《霓裳羽衣舞》,隶属于唐代艺术成就最高的歌舞大曲。关于词曲创作,学界经过了长期的探讨和争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本曲极有可能是出自西凉的音乐作品,本名颇有佛家意味,被称为:《婆罗门》,最初是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依照惯例向朝廷进贡的贡品,白居易对其最终被认定为《霓裳羽衣曲》的原因作了考究,认为多才多艺、在艺术创作上拥有极高天赋的唐玄宗在接受进贡后,便下令乐师进行演奏,对作品的音效大加赞赏,然而依然坚信对于该部作品可以进一步完善,因此他便对音乐进行了进一步的润色和修改,并将其更名为“霓裳羽衣曲”,一向秉承公正、客观精神的白居易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并在最后强调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主人,《霓裳羽衣曲》最终的创造应当属于杨氏,曲谱属于玄宗创造。因此在音乐归类上,《霓裳羽衣曲》属于结合中原音乐特点与融合异域民族音乐风情的唐燕乐,归属于俗乐体系,无论是在音乐构成还是在不同部分之间的创作效果上,均拥有着鲜明的特色,丰富的创作来源和表现魅力使其一经演出便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不仅音乐演奏者对其赞赏不已,对音乐研究并不深入的外行人也深深地痴迷于此,一时竟成为盛唐时期宫廷演奏的主体,一时独领风骚,竟无有能出其右者。

2.《霓裳羽衣曲》音乐审美创作的分析和研究。《霓裳羽衣曲》整体来讲拥有着无尽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这样的一部歌舞套曲中,演奏者演奏出的音乐声音淡雅清幽,令人浮想联翩,恍若置身妙不可言的翩然仙境。作舞者的妆扮更是不落俗套,一袭仙女装打扮,她们的头上戴着传说中只有仙女才能戴的步摇冠,上身穿着象征自由飞翔的羽衣,下身穿的彩裙更是如霓虹般惊艳,在唯美的音乐下自由、飘逸的表演舞蹈,恍若出世的仙子,拥有着无限的魅力和不着尘世的神秘,杜牧作品《华清宫》中对于舞者的唯美舞姿盛赞为“: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今人只通过想象便能无限陶醉。依照《旧唐书·杨贵妃传》的记录,杨玉环不仅仅貌美如花,而且在歌舞创作上拥有着十分高的天赋,这使得她与唐玄宗拥有着诸多的共同语言,因此玄宗对她格外宠爱,史料记载,杨贵妃舞艺超群,尤其在表演《霓裳羽衣曲》上更是出类拔萃,她对自己表演《霓裳羽衣曲》的水平十分自信,曾经说,单凭《霓裳羽衣曲》这一曲表演,便能够在史上留名。由此可以不仅能够窥得到杨贵妃的高超技艺,更能从侧面了解到本部作品的极高表演难度。在舞曲表演中,要求舞者必须快速旋转,因此许多宫女在身穿七宝璎珞进行该舞蹈的表演时,常常会因为过快的旋转速度,从而出现曲子结束时,满身珠玉全部掉在地上的情况,大量的落地数量有时候甚至能达到“珠翠可扫”的地步。《霓裳羽衣曲》在几个世纪的演出中,曾经轰动一时,仅仅唐朝一代,玄宗、文宗、宣宗都曾经在宫中动用数百人表演该部作品。

三、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体现出的盛唐艺术成就和特色

盛唐时期一直被公认为我国数千年封建统治过程中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创作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霓裳羽衣曲》的巨大成功体现出盛唐艺术成就以及特色的以下特点:(一)艺术创作者拥有着无限广阔的胸怀,音乐创作磅礴大气。经济实力尤其是综合国力强大的前提保障下,唐代艺术创作者们拥有着十分开放的心态,他们并不抵制西方外来的文化与艺术,而是积极地引用和接纳,这样的创作心境下,使得盛唐时期的艺术创作涌现出丰富多彩,磅礴大气富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囊括了无限的异域风情,为艺术创作达到更高水平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二)艺术表演中寄托了表演者无限的情感,艺术表现者的表现风格华贵宏伟,表演服装色彩绚丽。盛唐时期,在具体的艺术表演过程中,为了达到良好的艺术表现效果,演出者通常穿着华丽的服饰,渲染出富丽堂皇的艺术演出氛围,除此之外,演出的队伍也是十分庞大的。举例来说,《霓裳羽衣舞》中,单次的表演就要有超过三十个人参与,舞者们华丽的衣服、装扮以及庞大的演出队伍使得整个场面拥有着前朝无法比拟的恢弘与震撼力,尤其是统治者们大规模组织的演出,数百个人的出场,这是怎样的一种气势和震撼,盛唐时期的艺术表演和综合国力一样令人叹为观止。(三)宗教特色明显的音乐开始逐步融入到俗乐创作中。兼容并蓄的统治政策为促进艺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盛唐时期,统治者并没有单纯使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策略,而是大力的实施佛、道、儒“三教并用”的方针,统治者提倡佛教的前提下,使得佛教音乐也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正因为这样的背景,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才有机会将富有佛教特点的音乐作品《婆罗门》,递呈给当朝统治者李隆基,因此可以得出,以《霓裳羽衣舞》为代表的盛唐艺术创作另外一个鲜明的特点与成就便是宗教特色明显的音乐开始逐步融入到俗乐创作中,艺术创作来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与丰富。

《霓裳羽衣曲》代表了盛唐时期最高的艺术创作水平,然而花无百日红,随着安禄山为首的安史之乱的浩劫,《霓裳羽衣曲》也随着开元盛世的不在而逐渐淹没在历史潮流中。到了南唐时期,同样热衷于音乐创作的南唐后主李煜和大周后将仅存的作品,在不断努力下绝大部分都补齐了,然而随着赵匡胤的举兵南下,金陵城破时,李煜下令将自己投以大量心血的作品付之一炬。《霓裳羽衣曲》从此难觅踪迹,南宋年间,著名诗人姜夔在无意之间找到了商调霓裳曲的十八段乐谱,将其视为珍宝保存在自己的著作《白石道人歌曲》里,《霓裳羽衣曲》尽管经过了诸多磨难,然而毕竟因因缘际逢,没有完全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然而遗憾的是,《霓裳羽衣曲》的舞曲已经尽失,今人已经无法再次目睹这曲曾经轰动一时的舞蹈作品了。

摘要：本文通过对唐玄宗李隆基创作的燕乐大曲《霓裳羽衣曲》全面的考证与探究,在综合探讨唐燕乐歌舞大曲创作兴起背景和对《霓裳羽衣曲》的特点介绍基础上,对盛唐的艺术特征和成就进行分析,希望对广大研究者提供必要的文献参考。

关键词：唐燕乐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盛唐艺术

熔铸的盛唐文化 篇2

下面将驻马店市博物馆藏唐代铜镜介绍如下，以供读者赏析。

瑞兽葡萄镜（图1），汝南县马乡镇大王庄出土。直径14厘米，厚1.5厘米，重830克。圆形，卧兽形镜钮，无钮座。正面略凸，呈银白色，光亮可照。背面纹饰系高浮雕，极具立体视觉效果。主题图案以葡萄和海兽组成，凸起的葡萄枝架将镜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内区环绕五只海兽和八串葡萄，海兽体态丰腴，或匍或卧，葡萄颗粒饱满，错落有致。葡萄枝蔓越过间隔由内区延伸至外区，谓之“过梁”。外区葡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蜻蜓、蝴蝶、雀鸟点缀其间，或展翅欲飞，或啄食葡萄，活泼生动，惹人喜爱。外缘装饰一周流云纹，边缘是一周高直的窄线棱边。铜镜质地厚实，铸工精致，至善至美。

解读品鉴：盛唐最具典型特征的铜镜，又称之为“海马葡萄镜”或“海兽葡萄镜”。史料记载“海马”是西域大宛马，“海兽”则是西域狮子。“海”字并非指海中之意，实指西域、海外，是大唐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吸收外来文化的见证。瑞兽寓意吉祥福瑞之兽，葡萄是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原的，蔓延的枝条和丰满的果实，寓意“长寿富贵，多子多福”，非常符合唐代的传统观念和审美风格。

宝相花透光镜（图2），1975年遂平县修复汝河堤岸月儿湾工地出土。直径16.8厘米，边缘宽0.6厘米，厚0.4厘米，重606克。圆形，半球形镜钮，六瓣菱花形钮座。主区纹饰相间排列两种不同宝相花，三朵 “葵花式”，三朵 “菱花式”。花瓣以线表示，花托以面表示，花与苞中间有点相隔。整个纹饰点线面相结合，显示出端庄素雅的艺术风格。浮雕式的铸造工艺富有立体感，更具饱满特色。素边缘，宽厚高出。镜面微凸，既可以映照人面，又能在光线照射下将背面纹饰完整地映射出来，有“魔镜”之称，充分表明唐代高超的制镜技术和对光反射特性的运用。

解读品鉴：宝相花吸收自然界中莲花、牡丹等各种花型的精华，进行艺术性美的创新，极具吉祥美好寓意。造型依据之一为圣洁的莲花，蕴涵深刻的佛家内涵，佛座是莲座、佛眼是莲眼。佛家莲花化生，生死因果，完全符合上至统治者、下至百姓的心理慰藉需求。李白写诗称赞：“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被誉为花中之圣，有崇尚莲花的社会风气。牡丹更得唐人的宠爱，为百花之王。刘禹锡诗曰：“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艳丽奔放，是富贵、幸福的象征，更与大唐盛世相吻合。“透光”是由于镜体凹凸不平、厚薄不一、曲率差异等原因造成的。厚处曲率半径大，反射光线亮；薄处曲率半径小，反射光线暗；明暗交替就形成了与镜背图文相对应的影像。宝相花透光镜是唐镜中的一支奇葩，充分展现了唐代艺术的创新提升与社会文化的热情奔放，蕴涵着盛唐的活力和气魄，体现着盛唐的自信与华贵。

八卦双鸾镜（图3），1974年遂平县常庄乡大兴村出土。直径21.5厘米，钮径2.2厘米，缘宽0.8厘米，厚0.6厘米，重1324克。圆形，半球形镜钮，无钮座。镜钮两侧各有一只鸾鸟，屈颈相对，振翅翘尾，体态优美，羽翼刻划清晰，形态生动逼真。铜镜上方为圆形三周凸弦纹，内有日月星辰纹和八卦纹，中间有一“镇”字，增加了道家法镜辟邪、降妖、伏魔的功用。铜镜下方为方形一周凸弦纹，四周为海水纹，正中有连山字纹以示五岳。充分体现出古人“天圆地方”的认知理念，内涵十分丰富。

解读品鉴：此面铜镜是唐代道教文化发展流行的产物。道教是唐代的国教，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科举加试《老子》。上行下效，制镜工匠自然会将道教文化铸刻于铜镜背面。八卦是伏羲所做，反映先民对自然界朴素辩证法和万生万物的生克变化的认识。道教为其蒙上神秘的面纱，成为占卜的象征性符号，被赋予辟邪、厌胜之意。鸾，是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广雅·释鸟》载：“鸾鸟，凤皇属也。”《山海经》曰：“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古人将其视为祥瑞的象征，寓意天下太平。双鸾则象征爱情，夫妻情深，意景相融。

葵花式莲生贵子镜（图4），1957年平舆县宿鸭湖水库工地出土。直径14.1厘米，厚0.6厘米 ，重452克。八瓣葵花形，正面微凸，莹亮有光泽。背面扁圆镜钮，无钮座。纹饰以一周凸弦纹分作内外二区，内区上方为两片荷叶夹衬一朵含苞待放的莲花。下方是一片稍大的荷叶，向两侧开放莲花，花蕊上分别站一童子，头顶荷叶，双臂张开。右侧男童一脚抬起，两手各执莲蓬，头向左微倾。两童相互嬉戏，圆头圆脑，憨态可掬。外区以四只蜜蜂与四朵折枝花卉相间环绕，更添自然生动情趣，具有很好的映衬效果。

解读品鉴：莲，水生植物，叶大如盖，花瓣优美，妩媚多姿，形态姿色与女性相契合，历来被视为女性的象征，“莲生子”也因此而顺乎常理。而且莲子多产，多籽的莲蓬与“多生子”的愿望更加吻合。外加根茎花叶同时生长，华实齐生，因而“莲”就成为首席生育象征物。“贵子”性别上指“男子”，地位上指“人上人”，内涵上指“忠孝两全”。“莲生贵子”是一句吉祥语，采用谐音及喻意形式传达广大民众“求子”的人文愿望。

葵花式仙人骑鹤镜（图5），西平县文物普查献交。直径11.8厘米，厚0.5厘米，重278克。八瓣葵花形，半球形钮，无钮座。内区纹饰为四位神仙头束高髻佩戴高冠，分别骑跨在鸾鸟、仙鹤、神鹿和麒麟上凌空飞翔，裙带飞舞，衣袂飘摇，一派仙风道骨、逍遥祥和之气。外区边缘间隔点缀花卉纹和蜂蝶纹。

解读品鉴：唐代铜镜的繁盛，不仅质地考究，做工精湛，纹饰丰富，整体外形上改变了单一的圆形模式，葵花形铜镜最为流行和普遍。葵花，向着太阳开放，秋来结实，籽多粒满，具有多子多福之寓意，深受喜爱，自然而然葵花外形被利用到铜镜造型之上。葵花形镜流行于唐玄宗天宝年始至唐德宗贞元年末的中唐时期，开启了新风格、多样化的自然写实境界，使铜镜的内涵与外形达到了更加完美地结合。

唐代铜镜从内容到内涵充分展现出“求全俱到”“善始善终”的时代风格。飞仙、鸾凤、宝相花等虽是大自然中所没有的形象，但其祥瑞内涵被延续传承着，反映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花草、蜂蝶等自然之景极具浓郁的自然气息，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盛唐开启“鞋”时代 篇3

在西周的“屦”时代, 有关鞋的名称主要有素屦、葛屦、命屦、功屦、散屦、麻屦、草屦等, 几乎涵盖了西周之后所有的鞋款;在西汉的“履”时代, 有关鞋的名称主要有皮履、丝履、麻履、草履、木履、圆履、方履、凤头履、重台履、五朵履、飞云履、汉履等, 几乎涵盖了西汉之后几乎所有的鞋款;在盛唐的“鞋”时代, 有关鞋的名称主要有绣鞋、锦鞋、木鞋、草鞋、棕鞋、麻鞋、油鞋等, 几乎涵盖了盛唐所有的鞋款。

如果说“履”字自古就是吉祥用字, 那么“鞋”字则更具象征包容、富贵及象形的意义。“履”可象征领土, 如“赐我先君履”;可象征“禄”, 如“福履绥之”;可象征“履新”, 如“履新之庆, 与公等同之”;可象征“履戴”, 如“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皇天后土, 实闻君之言。”将如此吉祥如意、寓意深长的“履”字用作鞋子的称谓, 可谓古人足下之幸。而“鞋”字的包容、富贵及象形的意义又何在呢?

———首先说包容的“鞋”字

自从人类产生到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漫长岁月, 男人无须耕田种地, 草木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也无须纺线织衣, 禽兽的毛皮就能满足人类的衣饰所用。禽兽之皮, 有薄厚均匀和宽阔结实的特点, 当然就成为古人保护生命、掩形御寒、装饰自身最原始的衣饰材料。据古籍记载, 最早用兽皮做的鞋叫“鞮”。“鞮”字以革为边旁, 就是最好的证据。仔细琢磨一下“革”字的形状, 确实很有意思。“革”的上部“廿”, 就是兽皮前肢和兽头的形状;中部的“口”, 就是兽皮的腹部的形状;下部的“十”, 就是兽皮两个后肢和尾部的形状。从此, 以革为旁代表的各种“鞋”字就应运而生, 如“靲、鞜、鞨、靸、鞔、革翁、鞾、靴、鞵、鞋”等。靲 (jín) , 泛指皮革制作的鞋子;鞜 (tà) , 泛指兽皮制做的鞋;“鞨” (hé) 字, 泛指各种不同的鞋子;“靸” (sǎ) , 泛指童鞋或托鞋;鞔 (mán) , 古称鞋帮为鞔, 后引申为各种不同的鞋子;“革翁” (wāng) , 泛指丝绵鞋;“鞾” (xuē) 字, “靴”字的异体字;“鞵” (xié) 字, “鞋”的异体字。从“鞮”到“鞵”再到“鞋”字, 都从革旁, 足以说明皮鞋历史的漫长和久远。“鞋”字仍从革旁, 无疑具有包容此前所有革旁鞋字的意义。

中华鞋履文明五千年, 鞋履的材料和形制, 绝对不只有“革”, 所以除革旁代表鞋子的文字外, 还有很多非革旁的鞋字, 如“橇、檋、舄、屨、屦、屣、蹝、屩、蹻、屝、菲、躧、屐、屧、屟、踴、踊、履”等。“橇”和“檋” (jú) , 是最古老的两种木鞋, 最早为大禹所穿;“舄” (xì) 字, 是一种装有木底的双层底的鞋, 是帝王和诸侯的礼鞋;“屨”和“屦” (jù) 字, 是一繁一简的同一个字, 指的是先秦时期的一种浅帮单层底的鞋, 也泛指各种不同的鞋子;“屣”和“蹝” (xǐ) 字, “屩”和“蹻” (juē) 字, “屝”和“菲”字, 都是泛指编织而成的麻鞋或草鞋;“躧” (xǐ) 字, 泛指妇女的舞鞋;“屐”和“屧”及“屟” (xiè) 字, 泛指木屐, 最早以名人命名的木屐是“孔子屐”;“踴”和“踊”字, 都是指古代受过刖刑而砍去双足的人所穿的鞋子, 如成语“踊贵屦贱”;“履”字, 自汉朝起开始泛指各种鞋子。自从“履”字及非革旁代表鞋的字被“鞋”字取代之后, “履”字是唯一“退居二线”、代表书面的鞋字, 也足见“鞋”对“履”的包容性。至今, “鞋履”二字常常并用, 可谓相得益彰。

———其次说富贵的“鞋”字

如果说“鞋”字的革旁具有包容性的话, 那么, 右边的“圭”字则具有大富大贵的寓意。一, 圭是古代一种珍贵的玉器。玉圭的形状上端尖如剑头, 下端正如方状, 通体为长条形, 长约15至20厘米。二, 玉圭是古代帝王和贵族朝聘、宴飨、祭祀及征伐中是所使用的礼器, 用以显示使用者的地位、身份和权力。在周代, 天子赐予诸侯每人一件玉圭, 在朝觐时持于手中, 作为他们诸侯地位的象征。三, 玉圭还是古代测量日影和测量土地的仪器, 也可比喻为国家的标准和法度。圭为帝王之物, 又显赫如法度, 足见寓意之重。

———再其次说象形的“鞋”字

如果说“鞋”中的“圭”字具有富贵意义的话, 那么, “圭”字还具有象形的寓意。何谓“象形”?就是说字的形状, 是描摹实物的形状而来。“圭”字上尖下方, 酷似鞋底的形状。古时候的鞋子不分左右脚, 当然鞋底的形状也左右相同, 那端端正正、上尖下方的“圭”形与古代鞋底的形状毫无二致。古往今来, 无论鞋子或浅帮, 或高帮, 或木屐, 或草鞋, 或布鞋, 或胶鞋, 或圆口, 或方口, 从上往下看鞋底的形状都是一个前尖后圆、掌宽腰窄的“圭”形。“圭”形既“富贵”, 又“象形”, 足见寓意之妙。

古往今来, 最好的鞋材是“革”, 最象形的鞋底是“圭”, “革”与“圭”的最佳组合, 就是盛唐之后九九归一的“鞋”字。古今约二十八个形态各异的鞋字, 历经几千年岁月的洗礼, 最终归结于一个天天常用的“鞋”字, 至今再没有被其他众多的鞋字所超越, 可谓独树一帜, 众望所归。

《说文·革部》说“鞋, 生革之鞮也。从革, 奚声。”古籍解释说, 鞋在“先秦称屦, 汉魏称履, 唐代以后称鞋。”又说“鞋即履也……今通谓之鞋。鞋之适足, 全系平底, 底必平坦, 少弯即碍趾。鞋面则任意为之。”这里不仅说鞋即是履, 而且说舒适的鞋必须是平底, 而鞋面则可随意。显然, 唐代盛行的纳底绣花鞋则属此制。在考古发现的盛唐之前的绣花鞋, 就是平底, 尖头, 圆口, 红绨为面, 上绣花草。白居易“美人踏上歌舞来, 罗袜绣鞋随布没”及唐诗“怀里不知金钿落, 暗中唯觉绣鞋香”, 说的都是穿绣花鞋的美好形象。

高靿靴是鞋的一个独特款式。说唐代鞋款, 不能不说象征身份和权贵得的朝靴。朝靴, 自唐朝起即成为朝会的正式服饰, 后各代沿用。文献说, 此靴半高筒, 色黑, 以白粉涂底, 底较厚, 头方, 靴头尖或镶边作云头。朝靴又称“六合靴”, 因靴帮用七片面皮革缝成, 有“天地四方”之意。《旧唐书·舆服志》说, “其常服柘黄袍衫, 折上头巾, 九环带, 六合靴。”诗仙李白被唐玄宗赐与进士学位后, 于是身穿紫袍, 足蹬朝靴, 奉旨入朝, 并演绎出了一段高力士为诗仙李白脱靴的传奇故事。

诗圣杜甫就没有李白那样“足蹬朝靴”的幸运, 而只能“麻鞋见天子, 衣袖露两肘”了。杜甫一生清苦, 逃难到成都后曾自己用棕榈树的树叶纤维编制草鞋, 由此引出他是棕鞋发明人的传说。唐诗“一两棕鞋八尺藤, 广陵行遍又金陵。”说的这种棕鞋耐磨耐穿, 或劳作或跋涉或战乱奔走, 穿者甚众。

被赞为中国诗坛“一圣二仙”之一的白居易, 被贬到九江时曾居住在庐阜峰下, 建造了一座草堂。在草堂里他常常盘腿打坐, 几个月不吃荤食, 静心修炼;炼制仙丹, 自制飞云鞋, 渴望成仙, 以此来排泄其孤独寂寞之感。飞云鞋用深黑的绸缎制作, 鞋的周边缝上犹如云朵的细薄绢花。点燃香料, 满屋生烟, 一跺脚便烟雾缭绕, 如登仙界。他还写信给山里的道教朋友说:“我穿上飞云鞋, 很快就能飞到贵府与你相见了。”此后, 飞云鞋又被演化成飞头鞋、云头鞋、仙飞鞋等, 甚至成为道家用鞋而传承千秋。

说唐代的鞋, 不能不说杨贵妃的绣花鞋。据文献记载, 因安禄山事变, 唐玄宗被逼在马嵬坡赐死杨贵妃, 在她临死时穿的是薄底雀头绣花鞋。据传说, 马嵬坡的一个老妪捡到了贵妃绣鞋一只, 如获至宝, 过往行人要想看上一眼, 必须付“百钱”之资, 老妪因此致富。刘禹锡也赋诗《马嵬行》:“不见岩畔人, 空见凌波袜。邮童爱踪迹, 私手解鞶结。传看千万眼, 缕绝香不歇。”

说唐代的鞋, 不能不说鞋楦, 因为中国的鞋楦始于盛唐。鞋楦是鞋的母体, 是鞋的成型模具, 是鞋型和舒适性的保障。鞋楦又称鞋撑。在我国新疆古丝绸之路上的尼雅废墟中, 于1961年考古发现了唐代的两只木楦实物。一只男鞋楦长24厘米、宽8.5厘米、高8厘米;一只女鞋楦长21.5厘米、宽7厘米、高6厘米。盛唐的鞋楦, 标志着中国鞋的工艺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时代。

盛唐手机热 篇4

手机，是人们消磨时间、休闲娱乐的一大利器。而手机，其实早在唐朝就已经出现了。杜甫，可谓是家喻户晓。此人喜好吟诗作赋，但自从买了一部手机后，便不再四处游荡，而是窝在家里，改为在微博上写诗了，吸引“粉丝”千万。

李白为手机门派副掌门，众所周知，他与孟浩然是莫逆之交。自从与孟浩然离别于黄鹤楼之后，整日无事可干，便按捺不住地登上QQ找孟浩然聊天。一连三日在QQ上喊“在吗”，可结果都是自动回复——“本人不在线，稍后回复”。李白十分扫兴，不日便收拾行李赶往孟浩然家。

走进庭院，只见孟夫子正横拿手机，大玩游戏。而仆人在一旁唉声叹气：“大人，您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放下手机，休息一会儿吧！”

什么？什么？李白头都大了，也明白，此刻就算自己真身在此，料想也不会吸引孟夫子的眼球。无奈走出庭院，正见一家酒店，随即踏进，想借酒一解心中郁闷。

可奇怪的是，酒店内却空空如也。人都哪里去了？李白走了几家酒店，都是如此。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人在的，坐定后吩咐道：“小二，来些好酒。”“来喽！”李白刚想大喝一口，店小二却大声叫道：“客官请慢，小人为这盘酒菜开开光。”李白心中纳闷。“咔嚓”！原来是拍照片发微信。李白心中感慨万分：这高科技，太好了，又太坏了！

因“低头”时间太长，人们大多视力模糊，腰驼背疼，走路撞人的事也已司空见惯，就连农活都没人干了。

唐皇大发雷霆，下令查封一切关于手机的店铺、商家，力求抹掉所有这一切，所以历史上便再也没有盛唐时期手机热的历史记载……

盛唐气象与张旭草书的时空表现 篇5

一、张旭草书时空表现手法拓展的内在原因

正如刘正成所言, 张旭狂草书法及其创作过程已走出魏晋以来以王、谢家族为代表的文人书斋书写模式, 成为一种具有行为性、表演性的文化活动。其书法载体也不再仅仅是尺牍、手卷等标准书斋用品, 甚至这种具有“堂会”性质的书法创作主要以“粉壁”“素屏”为笔墨载体了。“安史之乱”“黄巢起义”这种大规模战争对长安、洛阳的中国式土木结构建筑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不仅让“画圣”吴道子等人的无数壁画化为乌有, 也让“草圣”张旭、怀素等所创作在“粉壁”“素屏”上的大量墨迹不存。这样, 就让我们的书法史家对盛唐狂草作为社会文化生态的观察、研究与书写阙如。

张旭以一种新的笔墨运动方式超越了草书的一般范式, 创造出了昂扬亢奋、淋漓飞动、富于浪漫精神的狂草艺术, 映射了唐人开放、热情、积极、进取的浪漫情怀。张旭狂放的书风将盛唐草书艺术推向新的里程, 展现了盛唐气象。没有比狂草更宏大而奔放的形式能与盛唐这个时代相适应了。盛唐具备的诸多因素使狂草继往开来、独树一帜, 构建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唐气象。以张旭书法为代表的盛唐狂草艺术在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显现出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 也让中国书法美学在盛唐所取得的成就与作出的贡献至今没有被根本性超越。

二、“悲喜双用”——张旭在草书时空表现手法上的拓展

张旭书法早年心摹手追于舅父陆彦远, 而陆彦远又是传承“二王”书法的精到之人, 可见张旭所承是王派体系的书风。从张旭的楷书《郎官石柱记》看, 他确实下笔渊源有自。张旭字形变化繁多, 常一笔数字, 隔行之间气势不断, 不易辨认, 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提到张旭于“喜怒窘穷, 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 有动于心, 必于草书焉发之”。从其《古诗四帖》《肚痛帖》《自言帖》《十五日帖》和《晚复帖》这些基本定为张旭的作品来看, 他在草书时空表现上注入了不同于王羲之的新元素。笔者理解为张旭在用笔上做了加法, 即刘熙载所说的“振字法”。张旭似乎非如此不足以表达其“喜怒窘穷, 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之心, 也不足以表现盛唐气象。《书概》曰:“书有振、摄二法。”又:“陆柬之节节加劲, 善振也。”唐卢携《临池妙诀》转录了张旭的一段学书自述:“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 楷法随渡。永禅师乃羲、献之孙, 得其家法, 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 陆传子彦远。彦远仆之堂舅, 以授余。’”我们暂不管这种笔法传授图是否可信, 但彦远是陆柬之的儿子, 张旭用陆柬之的“振”字法应没什么大问题。在表现手法上, 新的意识形态渗入更广阔的空间范围, 这其中杂糅着纷繁的社会的、自然物象的象征和隐喻。亲眼见过张旭作草的诗人皎然, 在《张伯高草书歌》中是这样描写的:“先贤草律我草狂, 风云阵发愁钟王。须臾变态皆自我, 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 惊龙蹴踏飞欲堕。”诗中皎然把先贤, 主要是“大王”的草书叫作“律”, 把张旭的草书叫作“狂”, 曰“颠”曰“狂”, 俱是振笔疾书的结果。“颠”“狂”的含义是整幅作品的奇怪、率意和变动不拘, 变动犹鬼神, 触目尽是“象形类物”的雄浑奔放的线条, 似孤蓬自“振”, 似红绸飞“扬”, 更似狂风暴雨, 在草书领域里创造了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旋律美。刘熙载称:“张长史书悲喜双用。”张旭常常借助酒和“情”相互激发, 促成似癫亦狂的忘我创作状态, 同时也推动唐草走向巅峰。张旭的草书如李白的诗一样, 散发着一股盛唐时代的浪漫气息。

张旭与颜真卿有一段意蕴深刻的师生对话:“‘夫平谓横, 子知之乎?’仆思以对曰:‘尝闻长史九丈令每为一平画, 皆须纵横有象。此岂非其谓乎?’长史乃笑曰:‘然。’”张旭传授给颜真卿的“玄妙笔法”都暗藏在这段对话中, 那就是“纵横有象”的“纵”字。写“横”的动作应该是水平方向运动, “纵”的概念应该垂直于“横”。“纵横有象”就是在书写横画时, 既有横的方向运动, 又有纵的方向运动。无怪乎卫夫人说:“横如千里阵云, 隐隐然其实有形。”此所谓横画“纵横有象”, 竖画“不令邪曲”, 结字密而“间不容发”, “筑锋下笔”, 出锋要“健”而“末以成画”, 如是等等。

张旭的书法始于张芝、“二王”一路, 以草书成就最高。他一方面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 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 创作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 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 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 旁若无人, 如醉如痴, 如癫如狂。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 对欧、虞、褚、陆均有褒贬, 唯对张旭赞叹不已。这在艺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盛唐艺术论文 篇6

这里的“书”指的是“箸文简牍, 以通语也”之“书”, 是为书信一类告语文字的通称。书仪, 即书的仪则, 是对于此类文字写作的格式辞样具有典范规范性能的一种著述品目。 (1)

古代士庶对信函非常重视, “书仪”也就应运而生了。《汉书·游侠传》中记载:“陈遵善于文辞、善书、与人尺牍, 主皆藏去以为荣。”这说明在汉代时期就有收藏书信佳作的习惯, 其目的在于模仿和欣赏。书仪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通过记载各类书范格式, 为人们撰写书札提供参考, 而且通过不同时期书仪类型、重点和内容倾向的变化, 可以清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

书仪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朋友书仪, 类似唐人《月仪帖》, 但是内容远比《月仪帖》丰富。第二种类型是综合性书仪, 括序言、年叙凡例、吉凶往来、公私表疏、婚丧仪礼、门风礼教等内容。第三种是用于公务往来的表、状、笺、启的书仪。除了以上三种类型的书仪外, 还有“放妻文”、“放良文”、“结社文”、“祭文”等, 是提供给人们写上述文体时所参考的范文, 属于广义的书仪。

朋友书仪是书仪最早的类型。“朋友书仪”集朋友间往来书札, 以月为别, 往返各一封, 其前身是魏晋时代已出现的月仪。月仪按月为篇, 叙写时景和对朋友的思念, 以文辞优美著称。

敦煌写本中保留了许多唐人书仪残卷, 在诸种敦煌写本书仪残卷中, 《朋友书仪》是比较完整、时代最早的一种。敦煌写本中, 单纯的朋友书仪在开元、天宝之后已成为过时的形式, 朋友之间往来的书文, 散见于一些综合性书仪中, 如杜友晋《书仪》和《书仪镜》 (开元末天宝初) 、郑余庆《大唐新定吉凶书仪》 (元和中期) 、张敖《吉凶书仪》和《新集九族尊卑诸家仪》 (大中时期) 。敦煌的《朋友书仪》有十数个写本, 它的前部是写节候用语, 又称“十二月相辩 (辨) 文”, 后部分都按月编排, 12个月中都有一往一复两封书札, 内容十分丰富。与以往不同的是, 书仪虽然用两组月仪组成了“十二月相辩 (辨) 文”的内容, 并且其中一组的答书还多有照抄《唐人月仪帖》的情况。

二、《朋友书仪》的内容及特点

《朋友书仪》完整本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 罗列节气时候用的套语, 即所谓的“十二月辨 (辩) 文。一年的十二个月每个月该使用什么样的套语, 在《朋友书仪》中都详细标, 如“正月孟春” (亦云启春、首春、初春、早春、春首、献春、时寒、余寒、尚寒) , “二月仲春” (春中、春景、时渐暖、已暖、月晚可云极暖) 、“三月季春” (亦云暮春、晚春、时已暄、甚暄、极暄) ……“十二月季冬” (岁暮、晚冬、岁冬、晚寒、极寒、严寒、凝寒) 等等。写书札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时节, 选用不同的词语。第二部分即提供给写札书人参考的书仪正文, 除去月和十一月没有复文外, 其他月份均有往复书札二通。另外, 在每个月往返书札中, 有些典故还专门加以标注。如七月往信中的“王连分而两绝”, 就有近三百字的标注。这些对往复书札中出现的小典故进行标注, 亦是《朋友书仪》的特点之一。第三部分是按十二月顺序排列的往返书疏, 但比较简略且文中无小注, 主要供一般人通信使用。

《朋友书仪》是敦煌写本众多书仪卷中较为独特的一种, 以每月往复各一通书札专叙友朋思念渴望之情, 文字优美, 感情真挚。周一良先生在谈到朋友书仪的特征时说:“一、书札中心思想都是叙离别之情的, 与索靖《月仪》相同, 全部涉及其他书仪中日常交往或庆吊方面。二、文字比较优美, 带感情, 不像另两种类型, 特别是第二种类型书仪 (按:指吉凶书仪) 那样尽是枯燥的套话。三、生活及时代气息甚浓, 一读即感到是当时远在西陲的游子所写书信。” (2)

三、《朋友书仪》所体现的盛唐气象

《朋友书仪》主要以十二月的往复书为主, 唐代朋友书仪以边塞游子写给中原友人居多, 主要叙离愁别情, 其中反映了盛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盛世气象。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 儒学鼎盛, 士人交友之风盛行

儒家最初对朋友关系的认定仅限于同门之间学问道德的修习, 《论语》郑注曰:“同门曰朋, 同志曰友。” (3) 《论语·学而》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悦乎!”说的是学习和交友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孟子·离娄下》曰:“责善, 朋友之道也” (4) , 《礼记·学记》亦云:“安其学而亲其师, 乐其有而信其道。” (5) 宋明学者朱熹认为:“讲学以会友, 则道益明。取善以辅仁, 则德日进。”

唐代是儒学鼎盛之期, 也是科举盛行之时, 故对朋友之交尤为重视。这时朋友人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科举为主旨的“同年”“同门”之间及主司之间结成的“门生关系。唐代士子之交, 往往以学问的切磋和道义的崇尚为准则。唐朝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士人崇尚仕途的风气也熏陶了唐人乐友好友的交友之道。如《唐摭言》中记载:“刘虚白与太平裴公早同砚席。及公主文, 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 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 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 犹着麻衣待至公!’” (6) “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 夕死可矣!” (7) 另据《嘉话录》载贾岛在长安骑驴推敲“鸟宿池边书, 僧敲月下门”时冲撞了韩愈的仪仗队, 韩愈不但没有降罪, 反而与之成为文字之交。

唐代是个开放繁荣的时代, 当时的士人士人喜好遨游四海, 广结天下之友。著名的诗人李白和杜甫, 二者同为诗坛泰斗, 初次相遇在洛阳, 之后结伴同游,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有白居易与元稹, “白少傅局易与元相国稹友善, 以诗道著名, 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 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 已抽三丈白杨枝’。” (8) “龟蒙幼精六籍, 长而攻文, 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 (9)

由此可见, 在繁盛的唐朝, 交友之气盛浓。《朋友书仪》作为朋友间相互信件往来的范本, 在唐朝时期盛行与其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联。

(二) 天下一家, 四海之内皆朋友的盛世情怀

从隋初到唐中后期这一百多年里, 《朋友书仪》被运用到各种人际交往的场合中, 但是开元天宝之后《朋友书仪》不复存在, 仅在敦煌杜友晋撰《书仪》及元和中郑余庆撰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及大中时张敖撰《吉凶书仪》和《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等综合类书仪中可以找出个别朋友之间往来的书疏范文。如吉凶书仪中的“四海”类往来书仪:“四海吉书仪五首”之“与平怀书”云:“王事之余, 想多暇豫。”注云:此之词理, 随事制宜;至如奇赏逸趣, 风烟琴酒, □□□□不可论言, 任取成文耳。 (10)

这里用“四海”一次涵盖天下朋友, 范围广大, 体现出大一统时期唐代的海纳百川的豪迈之气。

(三) 文辞优美、感情真挚以及骈散并用, 体现盛唐艺术之美

《朋友书仪》中第二部分, 全部是四六体, 用典很多, 文字优美。《朋友书仪》主要为骈文, 骈文产生于魏晋, 盛行于隋唐。骈文本身虽多数是应用文字, 但是它增强了文章的辞藻华丽和音节和谐。例如“三月季春”中写景的骈文“娇莺百啭, 旅客羞闻, 戏鸟游林, 羁宾赧见”, 抒情的骈文有“想缠绵于往日, 登合韵之笙竽;情缱绻于惜时, 似和音之琴瑟。”“流襟之泪, 谁为申裁, 慷慨之情, 岂能判割。”朋友书仪》中三月写景的另一段文字是:“方今游蜂绕树, 戏蝶营林, 翠柳摇风, 相 (杨) 桃影烂”, 写暮春之景清新可读。同月书札中叙思念之情说:“珠 (朱) 颜一别, 关河隔万里之欢;玉貌暂分, 边塞起千山之恨;旧时花颜, 托梦里而申交;昔日翠眉, 嘱游魂而送喜”。骈文文辞优美, 音韵和谐。还有很多写离愁别情也十分真挚, 大多是借景抒情, 十二月书仪无一例外的表达着思乡、思友, 孤助无援的共同主题, 读来感人肺腑。如八月仲秋“欢喜处少, 凄切弥多。愁眉开叶里之前, 结思起飘蓬之后。边城节气, 春夏不殊;外邑风光, 秋冬一等, 时景即此, 不委如何?……冲心郁气, 肠断千回;泪落纵横, 流襟万道。黄沙漫漫, 终无寸草之苗;野泽辽辽, 境乏停阴之木。”其中“凄”、“愁”、“郁”、“肠断”、“泪”, 无不表达远在边关游子的思乡思友之情, 让人为之动容。

另外, 《朋友书仪》中用典较多, 以十二月辨 (辩) 文为例, 其中四月孟夏云:“转棹逐阳侯之波, 看流避鼓鳞之浪”, 出自《九章第四哀郢》的“凌阳侯之汜滥兮”一句;二月云:“月流光于蓬径, 万里相思”, 用苏武在匈奴中观察日月新辰的故事;六月云:“胡马长思北阙, 越鸟恒顾南枝”, 出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的“胡马依北风, 越鸟巢南枝”一句。用典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性, 使《朋友书仪》更加生动形象。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学艺术极为兴盛的时期, 《朋友书仪》中的借景抒情、用典以及骈文的运用, 充分展现了唐代的大国气象。

(四) 疆域辽阔, 体现出唐代尚武之风

唐朝疆域辽阔, 疆域面积最大时期最西曾经到达咸海, 最北曾经到达西伯利亚, 最东曾经到达萨哈林岛 (库页岛) , 最南至北纬18°, 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对外扩张。辽阔疆域的一方面展现了唐代强大的国力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也刺激着文人士子建功立业的壮志, 中原文人士子们普遍投笔从戎, 赴边求功。王维诗句“忘身辞凤阙, 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 窗间老一经。”则反映了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大志。

《朋友书仪》多为边塞游子写给中原友人, 以寄相思之情。其中有很多描写边关的句子, 如三月季春“某乙悬心塞外, 驱驱役役于边州, 积念思乡, 凄凄骤骤与戌舸。”六月季夏“胡马长思北阙, 越鸟恒顾南枝, 何况他乡, 能切不念。胜游滨水, 望梓塞之归鱼, 故往荒关, 访苏生之去雁。”八月仲秋“边城日远, 塞外年深。白云断晋地之书, 行峦隔千山之恨。黄沙北接, 地带建安。怀远西临, 山连兰岭。故丰州之乡阙, 新昌镇之旧都, 长河入榆塞之关, 遥泻接天津之浪。且兰山四月, 雪落积于高峰;魏地三春, 金禄虫飞而思箔。边城塞外, 柳室蓬庭, 朗月伴菟长游, 明星共钩陈俱往。离家迢递, 隔关岭之胡乡;桑梓枌榆, 逐胜浪而途遥;塞念亲朋, 望风波而转远。……觞杯水于塞北……但谔家之衣缨, 长居兵役, 别平河之南运, 骤西武之般输。”十月孟冬“边城汉月, 切长乐之行人;塞外风尘, 伤金河之役士。”十一月仲冬“塞外鸣蝉, 旅客闻而泪沥;芦中惨鹤, 羁宾听而伤心……胡风切汉, 马月伤贤, 飘蓬卷万里之恨”。十二月季冬“晨鸟林照, 光流无塞境之晖;夕菟霄临, 垂影绝边城之矅。榆多役士, 长悬胜府之忧;宁远行人, 镇抱丰都之恨……谁谓貌从年改, 身逐夕消, 赴役胡乡, 相思汉地。”等等, 这些书仪中多次提到“边城”、“边塞”、“塞外”、“胡地”、“北阙”等, 表现出边关生活的凄苦艰辛和远在边关塞外游子对中原亲友的思念, 同时也展现出唐代的辽阔疆域和尚武之风。

《朋友书仪》是书仪中别具价值的一种, 唐代朋友书仪在很多方面彰显了盛唐气象, 因此, 《朋友书仪》的研究对唐代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意义重大, 值得我们后世为之探索。

摘要：书仪是指专供人们撰写书札的参考品, 也是书信写作的范本, 供人模仿和套用。朋友书仪是书仪的一个重要类型, 主要叙述朋友间思念渴仰之情, 文字优美, 清新可读。唐代朋友书仪形式完整, 以骈文为主, 体现着盛唐气象。本文主要从《朋友书仪》对盛唐气象进行阐述。

关键词：朋友书仪,盛唐气象,唐代

注释

1杜琪﹒书仪缘起蠡测及敦煌书仪概说﹒社会纵横 (总17卷) , (6) .

2赵平.敦煌写本《朋友书仪》残卷整理及研究.敦煌研究, 1987 (04) .

3 (魏) 何晏等集解. (宋) 刑晏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4 (汉) 赵歧注, 旧题 (宋) 孙奭疏《孟子注疏》,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5 (汉) 郑玄注 (唐) 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 1980.

6 (五代) 王定保.唐摭言 (卷四·与恩地旧交) ,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7唐摭言 (卷四)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8太平广记 (卷二百三十五) .北京:中华书局, 1955.

9太平广记 (卷二百三十五) .北京:中华书局, 1955.

盛唐艺术论文 篇7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 它大统一的集权政治、广大的疆域、发达的经济、恢弘的气度、繁华的气象及高雅的审美趣味都对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积极的影响。唐诗是对中国文学前进的一个总结和发展, 唐诗作者广泛, 诗篇众多。

唐代许多诗人从各个角度对盛唐的繁盛作了大量的描写和赞美, 而从经济角度出发, 详细描写盛唐极盛时期表现的当首推杜甫的《忆昔》。诗为作者53岁时写成, 当时作者在阆州。原诗共两首。两首皆借古讽今, 委婉谏诫。就让我们以第二首前半为例, 具体分析一下杜甫对盛唐经济的描述吧。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 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 男耕女桑不相失。

从初唐到唐玄宗开元年间, 大唐王朝已达到了鼎盛时期、黄金时代。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到元和中兴, 唐朝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发展高峰, 此时期不独文化发达, 国力强盛, 阶级矛盾相对缓和, 而且经济繁荣, 人民生活较为稳定, 并由此推动社会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诗篇一开头, 作者便用充满感情的语句指出开元年间是大唐帝国经济上的全盛时期。

安史之乱之前, 统治者们大都励精图治, 政治上虚心纳谏、选贤任能, 废除严刑峻法;军事上, 轻言战事, 休养生息;经济上轻徭役、薄税赋, 劝课农桑, 兴修水利, 实行均田;文化上, 尊经崇儒、编纂史书;教育上, 兴办学校、大开科举。民族关系上, 华夷一家, 四周交往不断。如唐太宗执政时期, 他从经济、政治、民族关系各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政治的安定, 民族关系的改善。单从经济上说, 贞观时期, 由于社会安定, 人口增加, 生产不断发展。贞观初年, 霜旱为灾, 米谷踊贵, 一匹绢才值一斗米。贞观三年, “天下大稔, 流散者咸归乡里, 米斗不过三、四钱”。贞观四年, “米斗四五钱, 外户不闭者数月, 马牛被野, 人行数千里不赍粮, 民物蕃息”。至十五年, 米“斗值三钱”。这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而到唐高宗“麟德三年, 米每斗直五文。”

唐玄宗执政初期, 更是发奋图强, 发展经济。

经过玄宗初期的励精图治, 到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泰山时, “米斗至十三文, 青、齐, 斗至五文。自後天下无贵物, 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 面三十二文, 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 西至岐州, 夹路列店肆待客, 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 倏忽数十里, 谓之驿驴。南诣荆、襄, 北至太原、范阳, 西至蜀川、凉府, 皆有店肆, 以供商旅。远数千里, 不持寸刃。”对此, 唐人郑曾自豪地说:“开元初, 上励精理道, 铲革讹弊。不六七年, 天下大治, 河清海晏, 物殷俗阜。安西诸国, 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 亘地万余里, 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 不可胜较。四方丰稔, 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 米一斗三四文, 丁壮之人, 不识兵器。路不拾遗, 行者不囊粮。奇瑞叠应, 重驿麋至, 人情欣欣然。”这便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开元盛世”。

由于大唐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繁荣强盛, 以至于从贞观四年开始的“天可汗”称号一直延续了120年之久。具体地说, 盛唐经济的繁盛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烟阜盛

人口的合理发展与增长, 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更是社会生产力前进的有力证明, 也是国家安定的重要表现。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 自然灾害与战争频繁, 人口发展极为缓慢。经过初唐到唐玄宗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 到此时社会生活较为安定, 人口繁衍迅速, 就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居民就有万家之多。证之以史, 此言非虚。为了更好地说明杜甫的这一观点, 我们据杜佑《通典》卷七和新旧《唐书》及其他资料, 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人口列表, 以证所言非虚。

通过上表可以明确看出, 我国人口在缓慢的增长之中, 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有三次显著的人口高峰期, 人口总数都超过了50, 000, 000之多, 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 人口达59, 594, 978;东汉桓帝永寿三年, 人口为56, 486, 856;唐玄宗天宝十三年起, 唐朝人口已超过50, 000, 000。这种持续增长的情形, 直到“安史之乱”以后。二是每当战乱、社会动荡时期, 我国人口数量锐减, 如春秋战国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 隋朝末年及唐朝“安史之乱”后。三是唐玄宗执政后, 人口增长较快, 户数由前几朝的不满4, 000, 000户激增到7, 000, 000户以上, 人口由4000多万稳定增长到5000多万。开元时期中国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稳定增长, 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社会秩序稳定,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唐诗中, 不独杜甫吟咏到人口的繁盛, 就是和他同时期的诗人亦多次在诗歌中吟诵不已, 兹据《全唐诗》略举几例:

武卫千庐合, 严扃万户深。——张九龄《和许给事中直夜简诸公》 (卷049)

万户千门应觉晓, 建章何必听鸣鸡。——王维《听百舌鸟》 (卷128)

万户楼台临渭水, 五陵花柳满秦川。——崔颢《渭城少年行》 (卷130)

由上可以看出, 盛唐时期, 我国人口众多, 因此杜甫在《水槛遣心二首》其二中更是自豪地说:“城中十万户。”就连大历年间的李端亦曾感慨地说:“忆著长安旧游处, 千门万户玉楼台。”

二、农业丰收, 公私府库充盈

王昌龄有一首诗颂扬盛世繁华:

晋水千庐合, 汾桥万国从。开唐天业盛, 入沛圣恩浓。

下辇回三象, 题碑任六龙。睿明悬日月, 千岁此时逢。

(《驾幸河东》)

诗歌描写了唐玄宗出行时的盛况。诗中仪仗庄严, 属国相从, 充满了非凡的自信和无比的自豪, 极有盛唐风范。还有王维的名句:“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些都从政治方面写出了大唐帝国的兴盛。而杜甫的这首《忆昔》诗的三四两句则从经济上说明开元盛世之时, 国家公私府库充盈, 农业丰收, 水稻、小米等成为人们的主食。

中国文明是大河文明和大陆文化的完美结合, 在古代是典型的“多元交会、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形态, 以至于历代统治者都特别重视农业发展。比如汉景帝曾下诏说:“农, 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 饥不可食, 寒不可衣, 以为币用, 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 意为末者众, 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 益种树, 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 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 与同罪。”大唐立国之后, 统治者更是对农业发展特别重视。如向被史家所称颂的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认识到农业与民生对国家存亡的重要性。贞观二年, 他曾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 人以衣食为本, 凡营衣食, 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 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 土木不息, 而欲不夺农时, 其可得乎?”贞观十六年, 他又说:“国以民为本, 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 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 朕为亿兆人父母, 唯欲躬务俭约, 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 皆使富贵, 今省徭赋, 不夺其时, 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 此则富矣。敦行礼让, 使乡闾之间, 少敬长, 妻敬夫, 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 朕不听管弦, 不从畋猎, 乐在其中矣!”为此他采取各种措施, 完善全社会的保障体系。

在经济方面的措施, 他首先反对奢靡, 提倡节俭。如开元二年七月, 他针对当时的“风俗奢靡”下诏曰:“乘舆服御, 金银器玩, 宜令有司销毁, 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 焚于殿前;后妃以下, 皆毋得服珠玉锦绣。”“百官所服带及酒器、马衔、镫, 三品以上, 听饰以玉, 四品以金, 五品以银, 自馀皆禁之;妇人服饰从其夫、子。其旧成锦绣, 听染为十。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 织锦绣等物”同时, “罢两京织锦坊。”九月, 又下诏禁止厚葬。他认为厚葬“无益亡者, 有损生业”, “既竭家产, 多至凋敝”。于是, 他明确规定:“冥器等物, 仍定色数及长短大小;园宅下账, 并宜禁绝;坟墓茔域, 务遵简俭;凡诸送终之具, 并不得以金银为饰。”二是兴修水利, 发展农业。玄宗在《春中兴庆宫宴》的诗序中写道:“所宝者粟, 所贵者贤。故以宵旰为怀, 黎元在念。尽力沟洫, 不知宫室之己卑。”表达了他对水利的重视和关心。开元二年, 在文水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 引文谷水溉田数千顷。开元四年在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 溉田三千顷。经过数年的努力, 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 开元年间, 全国共兴建了五十六项农田水利工程, 相当于有唐一代水利工程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设, 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是组织垦荒, 扩充屯田。通过屯田, 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也安置了大量的闲散劳动力, 也便于农业的发展, 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由于统治阶级在经济上采取的积极措施, 使国家的农业连年丰收, 粮食产量相应提高, 国家收入大大增加。据《新唐书·食货志》载, 开元盛时国家每年收租粟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 所以像稻米、白面这样较为精细的粮食也逐渐进入普通人家的饭桌, 故而作者满怀豪情地说:“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作者在稍后所写的《秋兴八首》中亦提到:“香稻啄馀鹦鹉粒, 碧梧栖老凤凰枝。”

摘要：大量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本文试从杜甫的《忆昔》来分析盛唐经济的繁荣。为今天的经济提供借鉴。

关键词：杜甫,经济,思想,繁荣

参考文献

[1]杜佑.《通典》卷七.中华书局, 1984:40

盛唐前隐逸文化发展演变之浅析 篇8

关键词：隐逸文化,隐士,隐逸情怀

纵观中国历史,隐逸之风渊远流长,有着自身的历史继承性:传说中不接受尧禅让而选择隐居的巢父、许由;先秦时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钓鱼渭滨的姜子牙;三国时期隐于隆中的诸葛孔明;魏晋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不难看出隐逸文化早已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血脉中,烙印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内心深处,是一种格调,一种印证,一种诠释。

产生隐士与隐士文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华民族历朝历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统治者根据喜怒来决定臣民的生死存亡,凭借政治理念来决策国家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说,民族的强盛与否都要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综合才能。中华民族不乏名垂千古的伟大帝王,但凡事总有两面性,封建专制的直接表现就是缺失民主、没有自由、违背人性的社会状态,于是许多士人隐居,产生了隐逸文化。

一、陶渊明与传统隐逸文化

可以说中国传统隐逸文化是在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沟通与互补的基础上不断被后人认知并传承的。虽然儒家倡导积极入世,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立身处世之道,但在政治理想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冲突后,儒家选择退出仕途来坚守自身的道德底线。道家崇尚自然,主张天人合一,将“身隐”转化成“心隐”,使隐逸从行为升华为哲学,演变成一种审美和情趣。儒学和道学经过长久的流变发展,在魏晋时期达到相对交融,形成了玄学这一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哲学思潮。在当时思想变革的特殊时期,玄学推动了隐逸之风的盛行,成就了陶潜的生命历程及其文学才华,它所发展的魏晋隐逸文化具有鲜明特征,刻有时代烙印,在传统隐逸文化中具有特殊性,为后人认识魏晋,探究隐逸拓展了视野。

盛唐之前的隐士不胜繁多,但人们关注最多的是被称之为“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无论其隐居生活、生命追求甚或山水田园作品,都有助于后人研究中国隐逸文化。

陶渊明曾多次为官,但几经反复的归隐、出仕后,最终选择了“终死归田里”。先生之所以隐居,我认为原因有四:

1、司马氏与曹魏政权冲突的社会政治背景;

2、自古以来儒家、道家思想及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

3、较为盛行的魏晋隐逸之风;

4、其自身“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生命追求。

从创作题材上讲,陶潜的作品可以分成咏史之作和田园隐逸诗两类。咏史作品充斥着作者的理想和情感色彩,把先哲们对社会时局的影响推崇的淋漓尽致,并用自己的生命情怀赋予文学作品新的灵气。在描写田园隐逸生活的作品中,陶渊明也是成就、贡献最突出的,他的著作为中国隐逸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经历是创作的基础,作品来源于生活,陶渊明在追求自然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也一度遭受着苦恼、饥寒和忧愁,最难能可贵的是,先生能够始终保持最本真的生命格调,并创造了无数净化心灵的佳篇,这不失为一种信仰和追求。人要有信仰,物质层面只能满足暂时的愉悦,真正的精神追求才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正确导向。

用整个生命诠释隐逸文化的陶渊明,是魏晋时代的文坛标杆,他在中国隐逸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王维、周敦颐、苏轼等后来学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后人愿以一颗真挚之心,活入先生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中,真切体悟其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魅力所在。

二、隐逸文化之发展演变

随着社会的变革,中国隐士渐渐分化为“心隐”、“身隐”、“亦吏亦隐”三种类别,同时带来隐逸文化的演变。正如白居易提出的“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关。”究其原因:

1、因仕途不顺等各种遭遇,萌发归隐山林的愿望并付诸实践,开始闲云野鹤般的自由生活,衣食温饱自给自足,置身于山水之中、躬耕于田亩之间、放浪于形骸之外。虽心系家国天下,但自然的召唤已经成为生命的第一追求,他们早已与自然融为一体,无数田园诗作流传百世,家喻户晓。隐居是为了保全人格,独善其身,隐者认为品格高于生计,将“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作为至上的生命格调。

2、因天下大乱而避世归隐,胸怀济世之志却唯有等待时机来实现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宏图伟愿。像姜太公钓鱼渭滨、诸葛亮隐于隆中,他们无时无刻都心系天下,等待明主的招纳。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来形容他们是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说陶潜属于“心隐”,那么后者则是所谓的“身隐”。

3、到了唐代,随着隐逸文化的盛行发展,出现了“终南捷径”现象。唐朝统治者和世人的重视推崇,使此行为风靡朝野,追求功名利禄的人都想借机来飞黄腾达。有史记载,卢藏用隐居于终南山,以退为进,以此获得清高的名声,从而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被封为左拾遗。后来“终南捷径”成为入仕便捷的代名词。综上所述,隐士有着真假的区分,真隐士追求个性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寻求诗意的栖居地,倡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来达到人性的自然回归。而那些功利之心昭然若揭的假隐士,以隐居邀名的方式来标榜清高,这样的行为已经与隐逸的初衷(更看重内在的、精神的“心隐”)背道而驰。世人可以在迫于无奈下将归隐当做一时的权宜之计,但这只是一种人生手段,并不是目的。

三、具有时代价值的隐逸文化

无论怎样探讨研究隐逸文化,始终要明确:人是社会的群体,每个人都应有存在的价值。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都是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奉行实施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认为,出仕参政是为了弘扬道,避世隐居也是为了维护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此乃夫子志向所在:一切为天下苍生之道。现如今,世人应当秉承先哲的精神风范,摒弃社会浮躁,以淡泊之心积极入仕,同虚伪价值、腐败行为坚决斗争,全心全意推动和弘扬人类的伟大“道义”。

参考文献

[1]蒋星煜.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2]史飞翔.终南隐士[M].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3]史飞翔.终南之美,终南之忧[M].国学,2014.

[4]史飞翔.终南山:隐士的天堂[M].旅游,2013.

[5]夏中义.“隐逸诗”辨:从田园到山水[M].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6]邓安生.从隐逸文化解读陶渊明[M].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盛唐诗人的朋友圈 篇9

这一年，值得一记的几件事之一，就是五月份发生了日食。唐玄宗李隆基对此很不安，裁乐减膳，降低了生活标准。日食之后是连续的干旱，李隆基又被迫下令亲自核看囚徒的罪状，搞些减刑假释，以争取上天的宽免。

一切都很平常，然而，对于盛唐诗人来说，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正悄无声息地在这一年发生着。

王维的高端朋友圈

王维关注着这一年即将举行的京兆府试。形势对他很不利，一个叫张九皋的才子行情看好。此人很有后台，哥哥张九龄官拜左补阙，在吏部专司考試选人，他本人还受到了玉真公主的青睐，据说公主要把张九皋保送成第一名。

这些坏消息足以让人灰心沮丧。然而王维不愿放弃。他决定再度拜会一个人——岐王李范，也就是杜甫后来“岐王宅里寻常见”的那位。他是皇帝李隆基的弟弟，也是大唐诗歌俱乐部名誉主席。据说此人“爱儒士，无贵贱为尽礼”，常在家里搞文学party。

王维找到了岐王，说：“马上京兆府试，你妹玉真公主要保送才子张九皋，这如何是好？”

岐王终究爱才，很快下定了决心：“五天之后，你来见我，带上两样东西。”

他殷殷叮嘱王维，这两样东西分别是“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之新声怨切者，可度一曲”。

五天后的一次聚会上，凭借着小清新的诗文和一曲琵琶，王维上演了一出“大唐好声音”。

岐王在一旁猛敲边鼓：“若使京兆府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

煽动之下，玉真公主已成了王维的铁粉——“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也就是内定王维当第一名。

京兆府试之后，王维的试帖诗《赋得清如玉壶冰》满城风传：“晓凌飞鹊镜，宵映聚萤书。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虽然尚不如后来钱起的“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但也确是唐代试帖诗里的佳作。

功名路上奋马扬鞭

当王维在京城正少年得志的时候，同龄人李白仍然不务正业，学剑、修仙、学纵横术，什么都玩。

他游逛成都，走访司马相如的琴台，写下了不少诗赋和这位800年前的大才子较劲。

27岁那年，李白游历到襄阳，朋友圈里多了一位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

那些日子里，孟浩然和李白很可能一起喝了不少酒。某一次，他借着酒劲对李白说：“兄弟，说句心里话，我还想试一试，去趟长安。我觉得自己还有戏。”

李白要送孟浩然走了，送别的时间和地点——开元十六年三月，黄鹤楼。绝美无匹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由此诞生。

分别之后，两人明显加快了博取功名的步伐。已近四旬的孟浩然感到时不我待，直奔长安参加考试；李白则年近三十，他选择的道路是树立名声、先取外围。

就在孟浩然出发前往长安的前一年，朋友圈里传来好消息：好友王昌龄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

极可能是这件事激发了孟浩然的功名心。王昌龄是干过农活的，我老孟世代书香，岂能不中？

飞舞的雪花中，孟浩然向长安进发。到长安已是早春，然后孟浩然就落第了。

愤懑，痛苦，失望……孟浩然心里五味杂陈，滞留在凄风苦雨中的京城，觉得没脸面回家乡。朋友圈的气息十分低沉：“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十上耻还家，裴回守归路。”

唯一的安慰，来自于王维。他们在长安相遇，言谈十分投机。他们在当时压根没想到，未来两人竟被并尊为“王孟”。要知道，当时和王维齐名的可是崔颢，就是那个凭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秒杀李白的猛人。

白衣飘飘的年代

孟浩然飘然远去了，而李白的活动越发频繁。

他的朋友圈质量猛进，有前辈诗人贺知章，有当朝权贵玉真公主、崔宗之、韩朝宗，有同辈诗人王昌龄。还有一些搞不清楚来历的怪人，比如一位号称“相门子”的岑勋，以及一个神神道道的隐士元丹丘。

光阴似箭，辉煌的“开元盛世”渐渐过去，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天宝元年秋天，李白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在朋友的推荐下，他被皇帝老儿召唤入京，面君于金銮殿，供奉翰林。那个浪荡公子终于登堂入室，自己也要成为大V了。

李白是否曾让高力士难堪，暂且存疑。但他的确一度受到超规格的待遇，据说皇帝“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几乎要亲自喂饭。

然而好景不长，李白很快受到了杨贵妃、高力士等人的谗毁，即所谓的“秋风摧紫兰”，最后被买断工龄，赐金还山，遭到了体面的解雇。

这一年他虽然失业，却也收获了两样珍贵的东西——友谊和爱情。他遇到了一位姓宗的姑娘，两人志趣相同，后来患难相依，成就了一段完满姻缘。此外，他的朋友圈里还多了两个人——杜甫和高适。

三个无业游民在大梁、宋中一带痛饮狂歌，骑马畋猎。与此同时，王维正给奸相李林甫写着颂诗，“谋猷归哲匠，词赋属文宗……朝夕仰清风”，而李、杜、高三人压根就够不着李林甫，想巴结都没门。

李、杜、高索性放开了怀抱，“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在他们论交的酒垆里，一旁的酒客谁能料到，这三个疯疯癫癫的人，居然一个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一个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一个是伟大的边塞诗人？这大概也是盛唐才能出现的奇景。

离乱中各奔前程

时光飞逝，在盛唐诗人的朋友圈里，一些年长的大V故去了——张说去了，张九龄去了，孟浩然去了，贺知章去了。他们留下了“海上生明月”“波撼岳阳城”等千古佳句。

“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的局面急转直下，分裂成好几个政治集团。几个诗人也被战争和政治的巨浪抛向四面八方。

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分道扬镳了：高适投奔了老皇帝李隆基，杜甫投奔了肃宗，李白投奔了永王，王维加入了“伪军”。

杜甫安顿好妻儿，冒死投奔在灵武的新皇帝肃宗。途中他一度被叛军俘获，却因为身份卑微而被忽略。经历千辛万苦出现在唐肃宗面前的杜甫，蓬头垢面，鞋子豁口，露着脚丫，体面全无。年轻的肃宗看见杜甫如此忠心，不禁感动，很快封了他一个官——左拾遗。

王维和杜甫一样也被叛军劫持到洛阳，被迫屈服当了叛军的“给事中”。当时像王维一样被形势所迫参加“伪军”的不少，连宰相陈希烈都当了叛军的中书令。

李白本来好端端地在庐山隐居，偏生一心想杀敌平叛、报效国家，恰巧庐山接近另一个政治集团——永王李璘的势力范围。李璘几次派人来庐山猎头，邀李白加入团队。

李白顿时豪情满满，天真地以为杀敌报国的机会到了，大唱着“为君谈笑净胡沙”，高调宣布加盟。不幸的是李璘被亲哥哥唐肃宗李亨给灭掉了。

崩溃的永王部属中，李白显得非常刺眼。他顶着附逆、造反的帽子，天下虽大却无处可逃。更讽刺的是，被派来攻打永王李璘的那位大人物、新晋淮南节度使，居然是高适。

安史之乱中，高适凭借着自己政治上的敏锐，一路高升，一直做到了正大军区级的节度使。

李白彷徨无地，跑到彭泽自首，随即因为附逆的严重罪名被投入狱中。

相比之下，王维是当过叛军伪官的人，叛军被平定之后，行将被严惩，却因为及时地拿出了一首“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证明了自己不忘唐朝之心，再加上弟弟的营救，最后平稳过关，照样当官。李白投靠的虽然是李唐宗室，下场反而惨得多。

繁华散尽

监狱中的李白“星離一门，草掷二孩”。他想起了高适，打算向他求救。这首求援诗叫作《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在诗里，李白大大赞颂高适的平叛功绩，把他描绘成一个安邦定国、经天纬地之人。末了，他才把话题引到了二人情谊上：“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这封信石沉大海。最后营救了李白的是他的继室宗氏和一批朋友，这个名单里没有高适。

和李白不同，此时的杜甫度过了人生中一段体面而美好的时光。

他和王维、岑参等一些臣子，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朋友圈中互动频繁，点赞频频。分别唱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就是缩影。

这个其乐融融的小圈子，已是盛唐诗人朋友圈最后的回光返照。很快地，杜甫、贾至、严武接连被贬，诗人们各自星散，杜甫也日渐穷困潦倒。

在杜甫生命的最后几年，那些伟大的朋友渐渐停止了更新：761年王维离世；762年李白故去；763年，和他交情深厚的房琯辞世；764年轮到了画师郑虔和诗人苏源明，后者甚至是饿死的；此后死去的是高适、严武、韦之晋……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才能读懂杜甫那首《存殁口号》：“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字面上叹息的是郑虔和曹霸，但又何尝不是写给所有逝去故人的挽歌。

三位盛唐大诗人的传奇故事 篇10

在盛唐时期, 塞外辽阔的风光, 英雄策马的景象, 抛头颅、洒热血, 建功立业, 是每个好男儿心中都有过的梦想。在这个时期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边塞诗人, 王之涣、高适、岑参、王昌龄, 都是其中佼佼者。他们的作品都得到了老百姓的普遍共鸣, 也被人们所广为传唱。

《集异记》里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开元年间的某一天, 天上正下著小雪, 王之涣和高适、王昌龄风尘朴朴地来到一家酒店, 三个人在上面喝着小酒, 忽然有梨园的十多个伶官登上楼来举行宴会, 三位诗人便避到了旁边去, 找个有火炉的角落, 一边烤火、一边看热闹。又过了一会儿, 四位非常美丽的歌妓陆续上楼来了, 酒席间乐声响起, 演唱的全是当时最流行的诗歌。三个诗人看得热闹, 就私下打了个赌:“我们三人哪, 各自都有名声, 总是分不清谁比较好些, 现在我们就偷偷地观察一下这些歌妓所演唱的诗歌, 如果谁的诗被演唱的最多, 那就是最杰出的诗人了!”

不久, 一位歌妓打着节拍开始唱了, 正是王昌龄的创作《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举起手来在墙壁上画了一痕, 说:“哦, 一首绝句了。”又过了一会儿, 又有一位歌妓唱起歌来, 是高适的诗, 高适也学王昌龄在墙壁上画了一条线。第三位歌妓开口也唱起来了, 竟然又是王昌龄的创作, 王昌龄在墙壁上又画了一条线。这时王之涣有点不是滋味了, 他想, 自己成名已经那么久了, 怎么可能输给另外两位诗人呢?于是他手指著歌妓当中最漂亮的那一位说:“刚才那几个全都是三流的乐工呀, 唱的也是一些下里巴人的词罢了, 待会儿这位歌妓开始演唱时, 如果唱的不是我的诗, 我这一辈子都不敢跟你们相比了!但如果她唱的是我的诗, 你们就要在这里跟我下拜, 拜我为师呀!”

于是三个人嘻嘻哈哈地开始等待。很快的, 这位梳着双鬟的美丽歌妓开始演唱了, 唱的正是王之涣的作品。王之涣得意极了, 笑着对另外两位诗人说:“怎么样, 乡下人!我可不是吹牛的吧!”三人哈哈大笑。歌妓们不知道旁边的客人为什么大笑, 便跑来询问;王昌龄便告诉他们打赌的事, 乐工们才知道三位大诗人就在身旁呢!赶快请他们过来一块儿喝酒。于是诗人和乐工们坐在一起共同欢歌畅饮, 直喝了一整天才尽兴而归。这就是“旗亭画壁”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中, 王之涣压倒众人的诗作就是 《凉州词》。《凉州词》, 原本题名为《出塞》, “凉州”是曲调名, 表示它是按照凉州, 也就是现在甘肃河西一带地方乐调而歌唱的。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全诗描写塞外苦寒景象, 并表达了戍边将士的艰辛与思乡愁绪。整首诗就像一幅壮观无比的图画, 首句与天相接的视野描写出了黄河的极度辽阔, 接着荒烟孤城、万仞高山, 映衬出戍边将士们生活的苦寒, 离乡在外深刻的寂寞。最后, 诗人巧妙地使用杨柳与春风的双关意, 点出皇恩遥远, 归乡的无望。

玉门关, 是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 也是国家最重要, 离境最遥远的一道防线, 驻守于此的辛苦可想而知。诗中羌笛所怨恨的“杨柳”, 其实指的是北朝乐府民歌 《折杨柳》:“上马不捉鞭, 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 愁杀行客儿。”。折柳赠别是唐朝盛行的风俗。杨柳, 是河岸旁常见的植物, 古人远行通常乘坐舟船, 因此送别也往往就在江边。杨柳的“柳”字与挽留的“留”字谐音, 柳条纤长随风而动, 又像纤纤素手的招引挽留。折柳相赠, 不只因它随手可得, 更代表了一份依依不舍的情意!虽然行人终究是挽留不住的, 但无论他去到何方, 舟停处, 必然看见江畔同样青青的垂柳, 想起相送的故人。家乡的美好, 伊人的痴心, 千丝万缕的思念与愁绪, 都与杨柳结合成了不可抹灭的记忆。

将士吹奏《折杨柳》曲, 正暗示了思乡的情绪, 然而杨柳又怎可能在荒芜的塞外生长呢?诗人于是干脆借题发挥, 责怪起了春风, 春风不至, 才使边关草木不生呀。这春风, 暗喻了朝廷的恩德。高居宫廷的帝王, 在安逸的生活中也许早已遗忘这些拚死捍卫家园的士兵了呢, 更不用提返乡轮调的日期了!何须怨”三字, 其实是说怨也没用, 诗人不以心酸涕泪作结, 反而用豁达的语调表达了离情与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