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的反向假冒

2024-10-02

商标的反向假冒（精选4篇）

商标的反向假冒篇1

一、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概述

(一)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概念

“反向假冒”顾名思义, 是假冒的反向操作, 假冒行为是将自己的产品假冒为他人的产品进行销售, 而反向假冒则是将他人的产品冒充为自己的产品销售。所以本文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定义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而撤换他人合法贴附的商标后, 再将商品投入市场的行为。

2001年10月修订的我国《商标法》第52条第4项中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四) 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更换商标投入市场的”, 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反向假冒”行为进行规定。

(二)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构成要件

构成商标反向假冒行为, 必需同时具备几个构成要件

1、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存在故意。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人必须是明知其行为将损害他人的商标专有权而故意为之, 并造成了实际侵权的后果。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侵权故意, 甚至不知道其行为会损害商标权人的利益, 也没有侵权获利的愿望, 单因过失客观上实施了侵权行为, 如销售产品时无意间扯掉、揉皱商标标识等, 则不构成侵权。2、行为人实施了特殊的侵权行为—更换、除去或遮掩产品的原有商标标识。3、更换、除去、遮掩商标的行为是违法的。4、侵权行为人更换、除去或遮掩原来的商标标识后, 在市场上出售该产品。一般的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消费, 无论是除去或隐去商标标识, 甚至是更换为其他商标标识, 对生产者、经营者不能造成损害, 对其他消费者也不构成误导, 其行为只是对自己物的处分, 不违反法律, 不构成侵权, 商标权利人也无权干涉。

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认定

本文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性质分析如下:

(一)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首先是一种欺诈消费行为

欺诈消费者行为, 是指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中, 采取虚假或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则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情权等基本权利, 而经营者则负有相应之义务。

(二)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商标侵权行为

从物权转让理论的障碍或从商标权和所有权关系角度方面来看,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具体分析为:商品连同贴附其上的商标已进行了物权转让, 因而, 原商标权人对行为人的所有权没有任何约束力。诚然,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人的确合法地取得对方商品及贴附其上的商标的所有权, 行为人可依法独立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但是这种占有、使用和处分必须是在合法和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条件下, 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人损害了商标权人的利益, 因此, 应将它归入商标侵权。

(三) 商标假冒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诚实守信、公平竞争是基本的商业道德准则。这一准则要求竞争者不得故意编造虚假信息, 使消费者在错误信息的诱导下进行交易, 也不得通过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利益换

取竞争优势。由于立法的局限,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尚不完善, 但该法还是表达了立法者反对弄虚作假, 损人利己行为的旨意。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调整及法律评价

(一) 《民法通则》对它的调整及评价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据此, 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属于应予制止的非“诚实”商业行为。根据《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对商标专用权保护的规定, 可以作扩充性解释以调整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但民法等没有明确什么是商标权和商标侵权, 它只是提纲挚领式的, 不是具体的、细化的规定。根据民法原则性规定的特点, 要让诚实信用原则运用到规制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当中必须将《民法通则》与特别法如《商标法》等相结合, 从而共同调整商标反向假冒行为。

(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它的调整及评价

在上述我们已经论述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该法第19条规定了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 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 而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恰是违反了这一原则, 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而且我国《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第1项“销售掺杂、掺假, 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的商品的”已将这种行为规范在内, 属于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三) 《商标法》对它的调整及评价

2001年10月修订的我国《商标法》第52条第4项中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四) 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更换商标投入市场的”, 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对“反向假冒”行为进行规定。本条文明确了反向假冒行为属于商标侵权, 商标权人可直接依据此条款保护其在先权利。但是比较各国法律, 并衡量各学说, 可以发现我国新《商标法》对反向假冒行为的规制过于笼统、简单, 具有一定缺陷。

(四) 《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它的调整及评价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什么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表示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以及受害经营者所享有的诉权和因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当然也将商标反向假冒行为涵盖在内, 在商标反向假冒行为中被侵害的经营者也依该法第20条规定, 要求侵权者予以损害赔偿。然而, 在该法中, 我们可以找到制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若干依据, 但遗憾的是却找不到一个明确规范这种行为的条款, 并没有赋予商标权人一种积极权利。因此, 有必要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完善, 明确规定商标反向假冒行为。另外, 在还应当大力完善关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 以加大打击力度和惩戒力度, 切实维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保障公平竞争的顺利进行。

摘要：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阐述一下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构成要件、性质, 并在此基础上对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此希望我国能够从法律层面上加强商标反向假冒行为的管理, 从而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商标反向假冒,构成要件,法律规制

商标的反向假冒篇2

被告人李亚德（英文名ELBADAOUIRIADMUSTAPHA），男，1981年出生于黎巴嫩，护照号码1626026，原系南通芭蕾米拉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董事，暂住于海门市鹏腾大厦14－A室。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05年3月16日被南通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同年4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勇，江苏南通天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万军，江苏金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俊，男，1977年9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汉族，中专文化，原系南通芭蕾米拉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技术员，住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路95号创业新村5座702室。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05年4月13日被南通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同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南通市看守所。

辩护人徐健、蔡继白，江苏南通健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以通检刑诉［2005］0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亚德、陈俊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2005年10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何启明、代理检察员何玮、马晓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亚德及其辩护人周勇、万军，被告人陈俊及其辩护人徐健、蔡继白，翻译人员丁昌军到庭参加诉讼。审理期间，本院根据公诉机关的建议，决定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南通芭蕾米拉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蕾米拉公司）于2004年8月注册成立。被告人李亚德在负责管理该公司期间，与芭蕾米拉公司法定代表人哈里发（另案处理）及被告人陈俊组织生产、销售假冒“DOVE”、“JERGENS”等8件注册商标的化妆品，价值155734美元，折合人民币1287001.35元。其中被告人陈俊参与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价值118272美元，折合人民币977411.64元。

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人当庭讯问了被告人，出示并宣读了证人证言笔录，出示了产品销售记录、提单、现场记录及照片、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检验报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于南通芭蕾米拉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假冒注册商标的复函》、南通市公安局扣押文件清单等书证以及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及包装物等物证。

公诉机关认为，芭蕾米拉公司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李亚德作为芭蕾米拉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陈俊作为该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条之规定，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庭审中，被告人李亚德、陈俊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均未提出异议。

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周勇、万军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李亚德以单位的名义组织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产品并销售，应当将芭蕾米拉公司列为被告单位参加本案的诉讼；

2、被告人李亚德只是芭蕾米拉公司的股东及董事，而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只应对自己所参与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应对单位的全部犯罪行为承担责任；

3、对于国外的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或其授权的中国代理公司所出具的未授权芭蕾米拉公司使用该公司注册商标的证明，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认证或公证的，因其缺乏证据的有效要件，故不能作为指控被告人李亚德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直接证据使用；

4、本案所涉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均系国际知名品牌，其生产成本、销售价格至少应当由国家一级或国际组织认可的价格认证机构认证，故南通市价格认证中心所作的价格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李亚德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犯罪数额的主要证据；

5、公诉机关对芭蕾米拉公司生产、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销路及最终去向无证据证实，造成证据链的脱节，不利于公正地区分罪责；

6、被告人李亚德由于缺乏对中国法律的了解，不知道自己实施的是犯罪行为，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且其系偶犯、初犯，认罪态度好，应当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陈俊的辩护人徐健、蔡继白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被告人陈俊未参与公司的决策，其犯罪行为是在被告人李亚德的授意下实施，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且本案社会危害较小，被告人陈俊又系初犯，请求法院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芭蕾米拉公司于2004年8月17日注册成立，其核准经营的范围是生产、销售日用化妆品，但该公司自成立至案发时，未取得生产许可证。被告人李亚德为该公司董事及实际经营人，负责公司的全部事务；被告人陈俊于2004年11月至该公司工作，为该公司负责产品配制的技术人员。

被告人李亚德在负责管理芭蕾米拉公司期间，在未获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许可的情况下，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哈立法（另案处理）合谋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由被告人陈俊负责产品的配方。

自2004年12月至2005年3月，该公司生产假冒“DOVE”、“JERGENS”、“SENSODYNE（新爽多）”、“NIVEA”、“FA”、“REXONA”、“NAIR”、“BOSS HUGO BOSS”等八种注册商标的化妆品，共计价值155734美元，折合人民币1287001.35元。其中：

生产、销售“DOVE”产品17162打，价值43124美元；

生产、销售“JERGENS”产品4864打，价值19456美元；

生产、销售“SENSODYNE（新爽多）”产品13868打，价值27736美元；

生产、销售“NIVEA”产品4828打，价值12548美元；

生产、销售“FA”产品220打，价值550美元；

生产、销售“REXONA”产品1308打，价值2616美元；生产、销售“NAIR”产品7504打，价值15008美元；

生产、销售“BOSS HUGO BOSS”产品50ML装4920打，价值18204美元、100ML装2424打，价值10908美元，合计29112美元。

此外，生产“SENSODYNE（新爽多）”产品 2280打，价值4560美元；生产“NAIR”产品512打，价值1024美元。

被告人陈俊参与了假冒“DOVE”、“NIVEA”、“JERGENS”、“NAIR”、“BOSS HUGO BOSS”等五种注册商标商品的生产、销售行为，价值为118272美元，折合人民币977411.64元。其中，除其参与生产、销售的“DOVE”产品数额为16162打，销售所得为41124美元以外，其余四种商品的销售数额及价值与上述相同。

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法将芭蕾米拉公司的化妆品生产线四条及相关设备予以查封。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芭蕾米拉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法定代表人登记表、董事（监事）会成员名单、护照等证据，证实该公司成立日期为2004年8月17日，但未取得生产日用化妆品的生产许可证；哈立法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李亚德为该公司董事，其国籍为黎巴嫩籍。

2、被告人李亚德、陈俊供述及证人付玲玲、陈莉莉、吴飞、沈扬标、汤莉、谢莉、卞素春、李燕、徐景红、赵婷婷等的证言，证实被告人李亚德系芭蕾米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全部事务；被告人陈俊负责公司产品的配料及质检等方面的事务。

3、被告人李亚德供述、证人付玲玲、高锦爱证言、书证产品销售记录、入库单、扣押清单等证据，证实芭蕾米拉公司自成立以来，其所生产的产品除包括本案所涉八种注册商标的商品外，还生产了其他品牌的产品，公司共出货25次，其中所记载的涉案商品的生产数量与本院所认定的数额一致。此外，从芭蕾米拉公司查获的库存成品中有假冒的“SENSODYNE（新爽多）”产品570箱，计2280打，价值4560美元，“NAIR”产品32箱，计512打，价值1024美元。

4、被告人李亚德供述，证实本案所涉商品的实际出口价格低于产品销售记录所记载的出口价格。

5、被告人李亚德供述、证人熊达证言、书证出口货物委托书、装箱单、提单等证据，证实芭蕾米拉公司生产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均由熊达所在的上海全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出口。

6、书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于芭蕾米拉公司假冒注册商标案的复函，证实本

案所涉及的8件注册商标受法律保护，芭蕾米拉公司在同一种商品上所使用的商标与上述8件商标相同。

7、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1008628号商标注册证及核准商标转让证明，证实切迟－杜威有限公司（Church＆Dwight Co.,Inc.）系“NAIR”商标的所有权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215396号商标注册证及核准续展注册证明，证实德国拜埃尔斯道夫公司系“NIVEA”商标的所有权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档案，证实HUGO BOSS AG公司系“BOSS HUGO BOSS”商标的所有权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1260125号商标注册证，证实联合利华有限公司系“REXONA”商标的所有权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509883号商标注册证及核准续展注册商标证明，证实布洛克药物公司系“SENSODYNE（新爽多）”商标的所有权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794209号商标注册证，证实花王株式会社系“JERGENS”商标的所有权人；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1080784号商标注册证及核准转让注册商标证明，证实联合利华有限公司系“DOVE”商标的所有权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商标档案，证实HENKEL KGAA 公司系“FA”商标的所有权人。

8、切迟－杜威有限公司（Church＆Dwight Co.,Inc.）、美国布洛克药物公司、联合利华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证明，证实“NAIR”、“SENSODYNE”、“DOVE”、“REXONA”注册商标的所有人均未授权芭蕾米拉公司生产该商标的产品；宝洁（中国）有限公司证明，证实宝洁公司及其在中国投资设立的任何合资、独资、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从未委托芭蕾米拉公司生产、加工由宝洁公司享有合法商标权利的“HUGO BOSS”的任何包装物、半成品及成品。

9、证人陈飞的证言以及书证产品购销合同，证实其公司曾卖给芭蕾米拉公司两台罐装封尾机，并按照李亚德提供的样品帮助其生产“NAIR”脱毛膏软管的事实；证人施全的证言以及书证订购合同，证实其根据李亚德提供的模具，帮助芭蕾米拉公司加工生产“BOSS HUGO BOSS”香水瓶的事实；证人韦明的证言以及书证订购合同、送货单等证据，证实其公司根据李亚德提供的包装物和说明书的样品为芭蕾米拉公司加工生产“BOSS HUGO BOSS”外包装盒的事实；证人朱子健、朱锦堂、黄正环的证言及书证送货单，证实海门市新浪彩印有限公司根据李亚德提供的样品为芭蕾米拉公司加工生产“NAIR”、“SENSODYNE（新爽多）”等产品的外包装盒的事实。

10、侦查机关扣押的物证及物证照片经被告人当庭辨认，证实从芭蕾米拉公司查获的该公司生产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及包装物的品种与上述八类商标的产品一致。侦查机关查封物证的说明及查封物照片经被告人当庭辩认，证实芭蕾米拉公司用查封的设备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11、中国银行南通分行国际结算部出具的美元对人民币现汇买入价资料，证实在2004年12月至2005年3月期间，现汇买入价为100美元兑人民币826.41元。

上述证据，均经法庭举证、质证，且证据间能互相印证，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亚德身为芭蕾米拉公司董事及实际经营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被告人陈俊明知芭蕾米拉公司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为公司的假冒行为提供技术指导，参与对部分假冒商品的配制，其行为亦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亚德、陈俊犯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对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评判如下：

1、公诉机关虽将本案指控为单位犯罪，但鉴于芭蕾米拉公司现已停业，亦未能找到适格的诉讼代表人，无法承担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故未将该公司列为被告单位参加诉讼。被告人李亚德、陈俊作为本案的被告人，只承担其二人分别作为芭蕾米拉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直接责任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公诉机关未将芭蕾米拉公司列为被告单位，于法有据。辩护人认为应当将芭蕾米拉公司列为被告单位参加诉讼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2、芭蕾米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哈立法并不参与公司的生产经营，被告人李亚德虽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其负责管理公司的一切事务，公司的所有经营行为亦由其决定，被告人李亚德实系该公司实际负责的主管人员，并参与决定、实施了公诉机关所指控的芭蕾米拉公司所实施的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所有行为，故其应当承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责任。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认为其不应对芭蕾米拉公司的所有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3、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对于国外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所出具的证明以及其授权国内代理公司代理知识产权事务的授权委托书，未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将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加以采纳。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在本案中，认定芭蕾米拉公司以及被告人李亚德、陈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未获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授权的证据，除了注册商标所有权人或其委托的代理公司所出具的有效证明外，被告人李亚德、陈俊的供述、证人付玲玲等的证言以及芭蕾米拉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亦能充分证明上述事实。故对部分未经认证的证据的排除，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

4、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1997年4月22日颁布实施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所设立的价格评估机构办理同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委托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的估价，该规定并未对国际知名商品的价格鉴定机构作出特别的规定，因此，南通市价格认证中心接受南通市公安局的委托，依法所作的价格鉴定结论具有证据能力，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以南通市价格认证中心不具有鉴定国际知名商品价格的资质为由，否认该认证中心所作的价格鉴定结论具有证据能力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但是，由于南通市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结论未涉及本案八件商品的价格认证，故本院未将其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5、芭蕾米拉公司所生产的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产品通过上海全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代理出口销售至中东市场的事实，有被告人李亚德供述、证人付玲玲、熊达等的证言以及书证提单、出口货物委托书等证据证实，证据确实充分，而非如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所说的证据链脱节。而且在有充分证据证实芭蕾米拉公司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事实的情况下，假冒商品的最终销售方向查明与否，不影响对被告人指控罪名的成立以及对本案的公正处理。因此，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6、被告人李亚德在中国开办公司，应当了解并遵守中国法律规定。其在我国苏州市开办企业期间，曾因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而被行政处罚，在南通投资开办企业的过程中，再次实施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而且犯罪数额高达100多万人民币，说明其犯罪的主观故意明确，且犯罪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李亚德归案后，在我国司法机关的追诉、审判过程中，如实供认罪行，依法可以酌情对其从轻处罚。但是由于其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缓刑适用的规定，不能适用缓刑。被告人李亚德的辩护人认为其认罪态度较好，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辩护人以李亚德对中国法律不了解导致犯罪等为由，请求对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陈俊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评判如下：

被告人陈俊明知芭蕾米拉公司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为其提供技术上的帮助，进行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配制，该行为在芭蕾米拉公司实施犯罪过程起关键作用。此外，陈俊所参与犯罪的数额达人民币97万余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因此，被告人陈俊的辩护人认为其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且本案危害较小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但是其辩护人以被告人陈俊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为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保护注册商标所有权人的商标专用权，维护国内、国际市场的正常秩序，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二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亚德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附加驱逐出境。

（有期徒刑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3月16日起至2009年3月1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

被告人陈俊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有期徒刑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4月13日起至2008年4月1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

对隐形反向假冒侵权行为的规制篇3

1994年北京发生的“枫叶”商标与“鳄鱼”商标纠纷案, 被我国学者视为典型的商标反向假冒案。北京百盛商业中心在其出售的新加坡“鳄鱼”牌服装专柜上, 将其购入的北京服装厂制作的“枫叶”牌服装撕去“枫叶”商标, 换上“鳄鱼”商标, 以高出原“枫叶”服装数倍的价值出售, 自此反向假冒的问题倍受立法界关注。2001年新《商标法》正式将反向假冒行为定为侵权, 但我国《商标法》所规制的是一种显形反向假冒, 即“更换”商标的行为, 而随着实践发展, 隐形反向假冒也已不容忽视。

二、隐形反向假冒的特征及危害

(一) 特征

美国法学界通常将“假冒”分为以下类别:一是显形假冒 (express passing off) , 指甲擅自利用乙的注册商标出售自己的产品;二是隐形假冒 (implied passing off) , 指甲向买主出示乙的货样, 实际出售的是自己的产品;三是显形反向假冒 (expres reverse passing off) , 指甲购买乙的产品, 然后贴上甲的商标出售;四是隐形反向假冒 (implied reverse passing off) , 指甲购买乙的产品, 然后在无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出售。显然, 我国《商标法》规制的是显形反向假冒, 而对隐形反向假冒尚未明确。隐形反向假冒 (implied reverse passing off) , 是指假冒人将他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从商品上去除, 未在商品上加贴自己或他人的商标, 然后在无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出售的行为。显而易见, 这种行为割裂了他人注册商标与其项下的注册商品在思想上的关联性, 阻碍了商标权人商誉的建立和传播, 破坏了商标最基本的区分功能。隐形反向假冒的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

1、从侵害结果上看, 被侵害商品来源于商标权人, 商标权人的商标使用权受到侵害。

2、从损害行为上看, 是擅自去除商标权人的商品上的商标使之成为无标识产品, 将该无标识产品再次投入市场。

3、从主观上看, 行为人具有过错, 其对去除他人商标的行为是明知的。

4、从因果关系上看, 商标权人的利益损失与去除行为具有内在必然联系, 这种近乎“封杀”的行为使商标权人损害了商标基本功能和延伸功能, 使消费者不能识别商品的真实来源。

(二) 危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 会有越来越多的“居心不良”的生产经营者采取隐形反向假冒行为, 这无论是对企业还是消费者, 都会有极大的危害, 甚至造成社会性的恐慌。

1、对企业的危害。

(1) 隐形反向假冒行为对企业的产品宣传起到了拦截作用, 即对企业产品的广告等进行了拦截。商标, 或者是企业的标志, 或者是企业某一类产品的标志, 对经营企业的品牌,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说, 无疑具有战略意义。隐形反向假冒行为在无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出售享有专用权的商标的商品, 阻碍了商标权人商誉的建立和传播。 (2) 隐形反向假冒行为不利于增强商品的竞争能力, 阻碍生产经营者们开展正当的竞争。隐形反向假冒行为不能使消费者对品牌形成一定的忠诚度, 使产品流失客户源, 降低同其他企业的竞争力。 (3) 隐形反向假冒行为损害商标作为企业形象扩展、商誉积累、独立价值形态的无形资产功能。隐形反向假冒行为破坏产品的附加价值, 不利于企业形象的提升和扩展, 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效应, 弱化企业累积具有独立价值形态的无形资产的能力。

2、对消费者的危害。

(1) 隐形反向假冒行为蒙蔽了区别商品和服务来源的功能, 对消费者造成售前混淆的不良影响。商标对消费者在商品和服务选购时具有指导作用, 而隐形反向假冒行为, 由于不使用商标而出售产品, 消费者难以辨别出产厂家、产品美誉度等, 造成消费恐慌。 (2) 隐形反向假冒行为不利于消费者对商品质量进行监督, 也不利于商品的品质的保障。基于隐形反向假冒的危害, 笔者认为宜尽快对这种行为加以规制。

三、对隐形反向假冒行为的法律规制构想

对隐形反向假冒的规制途径有: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以规制;以《商标法》加以规制;以《反不当竞争法》加以规制。在隐形反向假冒中原被告之间是经营同一产品的竞争者关系, 尽管会损害消费者知情权, 但更主要是损害了商标的区别功能和商标使用权, 加之消费者的分散性难以聚合对隐形反向假冒行为提出法律诉讼, 适用《消法》似有难度。隐形反向假冒行为固然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商标法》对隐形反向假冒未做明确规定时, 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加以制裁是合适的, 但无论是隐形反向假冒还是显形反向假冒都是假冒的一种, 如果割裂二者的联系则会造成一个适用《商标法》一个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分割局面, 在实务中处罚结果也许并无不同, 但却有违商标侵权权属理论, 不利于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国外的立法多明确将“去除”行为列入反向假冒之列。所以, 对“更换”一词应做扩张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应用该条时, 对“更换”或者“去除”他人注册商标的行为都应当认定为构成反向假冒。更稳妥的途径是在《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将隐形反向假冒明确定性为商标侵权。

摘要：隐形反向假冒是将他人享有专用权的商标从商品上去除, 未在商品上加贴自己或他人的商标, 然后在无任何标志的情况下出售的行为。现行《商标法》尚未明确加以规制, 然而其危害却非常严重, 文章建议在《商标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将隐形反向假冒行为明确定性为商标侵权。

关键词：商标,隐形反向假冒,规制

参考文献

[1]、徐志杰.论商标的反向假冒[J].理论界, 2005 (8) .

[2]、施汉嵘, 王平.隐性反向假冒:不容忽视的商标侵权[J].知识产权, 200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