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问责

食品安全问责（精选12篇）

食品安全问责 篇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目的、对象、组织、步骤和原则,并对监督检查、考核内容、评分办法、实施步骤、结果运用、工作要求等具体事项作了明确规定。

《办法》规定,国务院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的主要内容,一是确保耕地面积基本稳定、质量不下降,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二是保护种粮积极性,财政对扶持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投入合理增长,提高种粮比较收益,落实粮食收购政策,不出现卖粮难问题。三是落实地方粮食储备,增强粮食仓储能力,加强监督管理,确保地方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安全。四是完善粮食调控和监管体系,保障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不出现脱销断档,维护粮食市场秩序;完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及时处置突发事件,确保粮食应急供应。五是加强耕地污染防治,提高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能力和超标粮食处置能力,禁止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流入口粮市场。六是按照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落实农业、粮食等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任务,确保责任落实、人员落实。

《办法》要求,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根据本办法,结合各自实际情况,于2015年12月31日前制定本地区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考核办法,确保将粮食安全责任落到实处。《经济参考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湖北、贵州、安徽、广东等省份已于近日相继发布了省一级完善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文件。

食品安全问责 篇2

一、问责事项

第一条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不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局机关的决定，政令不畅的；

(二)对上级有关部门或局机关明令禁止的行为，不停止、不纠正的。

第二条 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涉及本地和部门发展，或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或专业性较强的决策事项，不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专家咨询、法律把关、可行性评估和论证、听证、集体决策和报批的；

(二)涉及安全生产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安全生产整治项目资金安排和行政许可等，不经集体讨论和上报审批的，个人擅自决定的；

(三)违法违规擅自采取重大行政措施，导致群众集体上访或重复上访，造成不良后果或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

(四)职责范围内因决策失误，给生产经营单位造成重大经济和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生态环境破坏或环境污染的。

第三条 滥用职权、违法行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因私接待报请服务对象进行招待或在服务对象中报销相关费用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截留、滞留安全生产罚没款或其他项目款的；(四)干扰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干扰行政执法、执纪机关依法行使执法权、执纪权的。

第四条 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应当办理的事项，拖着不办、顶着不办的；

(二)对应该及时办理的事项，敷衍塞责，推诿扯皮，久拖不结，未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的；

(三)对服务对象和上下级公开承诺的事项不兑现的。

第五条 不求进取、平庸无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不认真研究解决的；

(三)对工作拈轻怕重、讨价还价，影响整体工作部署安排的。

第六条 暗箱操作、逃避监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不认真执行机关政务公开规定，对服务对象隐瞒应公开项目的；(二不配合、不支持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部门履行监督职责的；

(三)干预、阻挠、对抗监督检查和案件查处，或对办案人、检举人、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

第七条 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在处置中隐瞒真相，歪曲事实的；

(二)编制虚假数据、虚假成绩欺骗局领导和公众的；

(三)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或其他重要情况的；

(四)隐瞒事故或案件真相，歪曲事故或案件事实，或瞒案不报的。

第八条 态度冷漠、作风粗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不积极采取措施力所能及组织救助的；(二)对下级安监部门和监管服务对象汇报和反映要求解决的问题，不研究解决，不明确回答，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对群众的上访、检举、控告、申诉不接待，不落实首问责任的；

(四)在行政执法中对监管对象的申辩加重处罚的。

第九条 铺张浪费、攀比享受，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在工作中，对各种办公费用开支不励行节约，造成较大浪费的；

(二)在公务接待中攀比享受，高消费娱乐的；

(三)利用工作之便游山玩水，占用公款的。

第十条 监管不力、处置不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问责：

(一)发生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失职、渎职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对科室或监管对象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不闻不问，包庇、袒护、纵容的；

(二)发生安全生产行政许可重大不实评估评价问题的；

(三)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不指出或督促整改事故隐患，造成检查对象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四)发现重大事故隐患，不督促责任单位整改或包庇、隐瞒不汇报造成严重后果的。第十四条 其他应当问责的情形。第二章 问责方式

第十一条 问责方式：

(一)诫勉谈话；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三)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四)责令公开道歉；

(五)通报批评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或并用。

被问责的情形构成违反党纪、政纪应追究纪律责任的，由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初步调查，需要进一步立案查处的，按职责权限报上级相关部门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二条 根据被问责情形的情节、损害和影响，决定问责方式。

(一)情节轻微，损害和影响较小的，对责任人属于科级以上干部的，采用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方式问责；对一般干部，采用诫勉谈话的方式问责。

(二)情节严重，损害和影响较大的，采用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的方式问责；

(三)情节特别严重，损害和影响重大的，采用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的方式问责。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问责：

(一)1年内出现2次以上被问责的；

(二)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的；

(四)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调查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的。

第十四条 发现并及时主动纠正错误、未造成重大损害和影响的，可从轻、减轻问责。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免予问责：

(一)因所涉县级相关部门、企业以及有关人员弄虚作假，致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造成未能正确履行职责的；

(二)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内部管理制度未作出具体、详细、明确规定或要求，无法认定责任的；

(三)因不可抗拒因素难以履行职责的。第三章 问责程序

第十六条 调查组一般应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并向局领导提交书面调查报告。情况复杂的，经过批准，可延长15个工作日。

调查报告包括问责情形的具体事实、基本结论和问责建议。

第十七条 调查终结后，由局领导作出行政问责决定。

第十八条 问责决定书应当自作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送达，并告知被问责人享有的权利。

问责情况应及时告知提出问责批示、建议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问责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问责方式适当的，维持原决定。

(二)问责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问责方式不当的，变更原决定。

(三)问责认定事实不清楚、证据不确凿的，撤销原决定，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恢复名誉。

对问责者实行问责 篇3

近些年，内地不断出现各级领导人的“拍脑袋项目”，造成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20年间，中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4000亿～5000亿元。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4年，审计署对10家央企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

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然而，由于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权责不匹配，除非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一般毋须为决策失误、管理失职承担具体责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里或许涉及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不揣进自己的腰包，犯错情有可原，否则谁还敢干事？

上述观念代表了一种“官本位”视角，即从官员自身的利益来看待权力与责任。这种视角绝非天然有理。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公仆，首先应该遵循的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衡量一种政策和制度的视角和标准，也应该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非官员个人利益。如果从官员个人利益出发，国家就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乐场。官员个人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当这种特殊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相悖时，每为官员多考虑一点，国家和人民就必然多损失一些。

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建议虽好，但思路仍未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补丁”范围。如果导致漏洞不断产生的机制不改变、“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不纠正，新的“补丁”可能只会催生新的漏洞，再多“补丁”也无济于事。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即使没有“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在现行制度下也仍然是有责任的，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严格执行制度，对违规者坚决追究责任。

前不久，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因护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伤兵不力被曝光。美国军方随即展开调查，得出与报道相符的结论。此事造成美国陆军部长哈维辞职，里德医院院长维特曼少将被解职。哈维的辞职固然涉及政治牵连，维特曼被解职则是货真价实地追究责任。

规章制度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说明由“官本位”衍生“官官相护”，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官本位”的背后是“官本位”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相互勾联，形成一张“官官相护”的大网，这才是官员犯错难以被问责的根本原因。由于有能力问责的人本身就在这张网上，问责者缺位或不司其职，问责的动力不足，再“健全”的“终身负责制”，都可能被束之高阁，沦为一纸空文。要使问责制落到实处，不能只对犯错者本人进行问责，还必须对有能力问责的人进行问责。

对问责者进行问责，必然会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但正当，而且必须。权力越大，被问责的机会越多，这才符合权责对应的原则。中国的现状却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小；位高权重者，少有被问责的可能。这种权责的高度不对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世所罕见。

权力越大，其错误和失职造成的危害越大。不但对国家造成损失，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而且必然波及民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动摇执政基础。只有对领导者追究领导责任、对问责者追究失职责任，才能将当权者的行为约束在符合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轨道上。

食品安全问责 篇4

健全安全生产问责机制是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制度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章第13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追究生产安全事故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 (以下简称国务院《决定》) 强调:“依法严肃查处事故责任, 对存在失职、渎职行为, 或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政府、企业领导人, 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格追究责任”。《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在总则中开宗明义:“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 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有关法律, 制定本条例”。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国务院《通知》) 则把“实行更加严格的考核和责任追究”单列一章, 就相关问题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

自《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以来, 全国安全监管监察系统就对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问责机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积极探索, 问责方向日趋明确, 问责形式日渐完善, 一套完整的安全生产问责体系初步确立。概括起来, 可以归纳为三大问责方向, 三大问责形式。

三大问责方向

一是对辖区安全生产状况实施整体问责。问责依据是安全生产考核指标完成情况。自国务院《决定》下发实施起, 我国开始建立安全生产目标考核体系。考核重点是三大绝对指标 (即事故总量、重特大事故起数、死亡人数) 和四大相对指标 (亿元GDP死亡人数、道路万车死亡人数、工矿商贸从业人员百万人死亡人数和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 , 并对特别重大事故实行零指标和一票否决。

二是对辖区内打非治违成效进行专项问责。国务院《通知》明确指出:“对打击非法生产不力的地方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在所辖区域对群众举报、上级督办、日常检查发现的非法企业 (单位) 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查处, 致使非法企业 (单位) 存在的, 对县 (市、区) 、乡 (镇) 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以及相关责任人, 根据情节轻重, 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对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重点问责。这一点,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阐述得十分清楚:凡“因工作失职, 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 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和“政府职能部门管理、监督不力, 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 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 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就要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安全生产法》明确规定了需要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3种情形, 即:“对不符合法定安全生产条件的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予以批准或者验收通过的;发现未依法取得批准、验收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或者接到群众举报后不予取缔或者不依法予以处理的;对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实践证明, 通过查处事故倒查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行为, 能够有效震慑安全生产领域的失职、犯罪行为。

三大问责方式

警示性问责不对当事人构成实质性处罚, 却能够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主要有3种方法:约谈、通报、发放整改建议或通知书。

惩罚性问责对责任人给予实质性的处罚, 包括行政处分、司法追究, 目的在于实现“有效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层级;司法追究最高可判有期徒刑。实质性处罚一般用于事故查处当中, 与事故等级挂钩;事故等级越高, 适用的处罚层次越高。

督察性问责上级政府或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下级政府或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实施安全生产问责进行督办督查, 确保问责到位。目前主要体现为3个挂牌督办:事故查处挂牌督办、重大隐患整改挂牌督办以及对较大以上非法违法生产事故查处实行安委办挂牌督办。

严格安全生产问责, 目前已显示出其强大的政治和制度优势。近年来, 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加大安全生产工作力度, 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等安全生产责任制, 把安全发展理念真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切实强化安全监管, 强化预防、强化责任落实, 安全生产保持总体稳定、持续好转的势头。

问责机制建立应依法严格科学

在充分总结问责机制建设成绩的同时, 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 我国安全生产问责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 还有许多亟待进一步完善、提高的地方。从调研情况看, 主要存在3种不利倾向:

“交待性”问责这种现象目前看还比较普遍, 主要目的是想迅速安抚群众情绪、转移舆论焦点。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 这样做有一定道理, 在安全生产形势出现恶化态势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负有领导责任的相关领导人, 辖区内或行业内的严重生产安全事故, 也应该承担必要的政治责任。但是, 在一些地方, “交待性”问责已经成为常态, 每发生一起事故, 不处分一定级别、一定数量的公职人员, 就无法向群众交待、向舆论交待。甚至出现“先抓人, 后举证”这类有违法治精神和程序公正的人治情况, 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粗放式”问责这与安全生产问责机制尚不健全有直接关系。中央关于安全生产问责的方向是明确的, 决心也是坚定的;关键是在方向和决心之后, 如何进一步细化, 提出一套完整的标准和细则, 这项工作做得很不够, 以致在问责过程中, 大量存在责任宽泛化、扩大化的问题。比如说怎样做就可以定性为监管有力、监管到位, 目前没有统一的有法律效力的标准。

“简单化”问责“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决定了安全生产问责不是目的, 而是“综合治理”的手段之一, 目的还是要落实“预防为主”, 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这也就是为什么是“四不放过”而不是“一不放过”的根本原因。但是, 在一些地方, 却出现事故查处简单化的倾向, 以“问责到位”等同“事故查处到位”, 使“四不放过”只剩责任追究这一个不放过。

上述问题是安全生产工作机制日益健全过程中的问题。但是, 其负面影响日趋严重,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第一, 损害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 影响到安全监管队伍的稳定。由于事故查处中存在的交待性、粗放式问责, 使不少安全监管人员感到这项权利在安全生产领域得不到保障, 形成严重的心理压力和职业恐惧。第二, 行政问责的正向激励作用受到严重削弱。由于一些地方普遍存在的“责任宽泛化、扩大化”倾向, “不出事千好万好, 一出事万事皆休”, 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第三, 重责任追究、轻问题整改, 影响事故查处实效。国务院领导同志多次强调, 事故查处要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 要求通过事故查处, 推动问题整改, 促进政策体制机制创新, 提高安全生产工作水平。而一些地方包括社会舆论把关注的焦点过于集中在处分了什么人、处分了多少人上, 虽然通过形成高压态势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作;但是, 对于认真汲取事故教训, 推动改善安全生产工作而言, 其效果无疑是打了折扣的。

进一步健全问责机制, 就需要认真总结事故问责的成功经验, 依据“四不放过”原则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基本要求, 对安全生产问责机制做进一步梳理, 不断总结完善, 着力形成依法、严格、科学的问责长效机制。当前, 要突出抓好以下几点:

一是坚持依法依规, 注重实事求是。安全生产问责机制依法建立, 要求“问责”本身也必须依法依规。要使“问责行为”成为依法治安的典范, 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考验。

第一, 要充分体现“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依据”的法治精神。决不能以长官意志代替法律尺度, 既要体现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原则, 也要充分尊重公务员个体的合法权益, 切实做到尽职免责, 失职必问, 犯罪必究, 实现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的高度统一。

第二, 要符合“错罚对等、罪刑对等”的法治原则。既不要随意降低惩治标准, 降低安全生产问责的威慑力和公信力, 也不能随意抬高惩治标准, 损害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

第三, 要践行程序公正、慎重严谨的法治规范, 要坚持“先调查后问责”的原则, 把安全问责建立在弄清原因、分清责任的基础上, 坚决纠正“先免职后举证”“先抓人后举证”这类违反程序公正和《公务员法》的人治行为。对问责有异议的, 还应依法给予相关人员申请复议或上诉的权力, 着力避免问责过当, 切实保护安全监管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二是健全标准体系, 完善问责依据。缺乏履职到位与否的衡量标准, 已经成为制约问责效能的突出问题。解决方式有3种:抓紧研究制定《安全生产问责条例》, 明确规定哪些属于必须问责的情形, 哪些属于可以免责的情形, 并严格规定问责程序, 确保司法公正;抓紧研究制定《安全生产监管监察工作条例》, 对安全监管监察的体制机制、职责范围、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等做出明确界定, 既为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依法履行监管监察职能提供法律依据, 也为安全生产问责提供衡量标准;借鉴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经验, 制定《安全监管监察工作基本规范》, 推进安全监管监察工作标准化。这个规范既可作为衡量安全监管机构和人员是否履职到位的标准, 也可以通过达标创建、严格考核, 促进安全监管监察水平的全面提高。

三是理顺政企关系, 明晰责任边界。政府监管与企业负责都是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但是, 两种责任对于安全生产的作用程度及作用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政府监管主要是通过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手段对所辖区域的安全生产状况施加影响并承担责任;而企业则主要是通过企业管理和内部控制手段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施加影响并承担责任。这就要求我们在问责过程当中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 科学把握政府责任与企业责任的差异性, 既要坚持严格问责, 又要防止政府企业一勺烩、连裆裤现象, 模糊政府和企业的权责界限。要把对政府的问责重点放在区域安全生产状况上。只要区域安全生产状况持续好转且圆满完成考核指标, 就可确认履职到位, 不单纯以事故论成败;具体每个事故查处, 要把问责重点放在企业, 依法对企业进行严厉惩处, 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问责制度 篇5

安全生产管理问责制

广 西 路 桥

广西路桥成都二绕A4-1项目经理部

二O一一年七月

安全生产问责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302号令）、《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493号令）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法律法规，落实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问责制度）及各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严肃追究安全生产事故的行政责任，有效防止和减少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成都二绕A4-1项目分部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安全生产问责（以下简称问责），是指安全生产责任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影响、贻误安全生产工作，导致产生重大安全隐患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后果的行为，对责任部门及负责人采取行政问责措施。

行政问责措施是指依照本制度，对事故单位给以黄牌警告、经济处罚和一票否决；对部门负责人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行政职务）、撤职处分或免职处理。

第三条 制定本制度是为了在成都二绕A4-1项目分部内部规范问责程序，强化责任管理。通过问责充分调动各部室、职工的积极性，抓住安全隐患来控制安全生产过程，最终达到安全生产的目的。

第四条 安全生产问责制度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四不放过”（事故原因未查明不放过、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原则。

第二章

问责方式和范围

第五条 问责方式分为重大安全隐患问责和安全生产事故问责，对重大安全隐患产生的单位和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单位及责任人进行行政问责。

第六条 重大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事故问责的范围，是对隐患或事故部门及副科级以上人员进行行政问责。其他责任人员由项目部安全领导小组及安全生产管理考核单位，根据隐患或事故的大小及程度研究决定。

第三章

重大安全隐患问责

第七条 重大安全隐患认定标准：

一、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员组织生产；

二、有严重水患，未采取有效措施；

三、孔桩施工隐患，未采取有效措施；

四、脚手架危险，未采取有效措施；

五、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工艺；

六、单位在生产经营区域内存在可能导致人身伤亡事故或者可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其他重大安全隐患。

第八条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单位的问责

一、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对该单位予以黄牌警告；

1、产生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强行组织生产作业；

2、在生产经营范围区域内，存在被上级单位检查出，而本单位未查出或未列入整改计划的重大安全隐患；

3、存在群众举报经查属实，本部门未查出或为列入整改计划的重大安全隐患；

4、为实现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指标。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对部门予以经济处罚，取消当评先评优资格：

1、对上级部门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整改不力的；

2、内被上级公司黄牌警告两次及两次以上或被上级公司通报批评的。

第九条 对重大安全隐患责任人的问责

1、产生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强行作业的责任人给予留用查看处分或解除劳动合同；

2、产生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强行组织生产作业的责任人给予免职处理或撤职处分；

3、产生重大安全隐患，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隐瞒、谎报、迟报的责任人给予行政记过或行政记大过处分；

4、对重大安全隐患未按“三定”（定时间、定措施、定责任人）要求整改的责任人，给予行政警告或行政记过处分。

第四章

安全生产事故问责

第十条 安全生产事故的定义、分类和定性标准：

1、安全生产事故是指在生产经营区域内发生的事故。

2、安全生产事故的分类标准，按事故是否对人造成伤害的原则，分为伤亡事故和非伤亡事故。伤亡事故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活动中或工作中，发生的人身伤害、急性中毒等突然使人体组织损伤或使某些器官失去正常机能，只是人体立即中断工作，甚至终止生命的事故。事故等级分为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非伤亡事故是指企业在生产活动或工作中，由于管理、操作、设备缺陷等原因，造成的中断生产、设备损害等事故。事故等级分为一级非伤亡事故、二级非伤亡事故和三级非伤亡事故。

3、安全生产事故的性质，按事故是否由人的责任所致，可定性的分为责任事故和非责任事故。责任事故是指在生产、建设或工作过程中（包括设计、安装、使用、维修等过程），有关人员不执行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不履行岗位职责，违反作业程序、规章制度、管理规定，而造成的事故；非责任事故是指难以预防、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由于目前国内技术水平和条件尚不能治理的因素造成的事故。

第十一条 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单位的问责

一、单位发生一起死亡1人生产责任事故：

1、对发生事故的部门罚款2000元，扣除事故部门领导班子季度安全奖；

2、给予事故单位的负责人、分管领导、相关领导行政记过或行政记大过处分；

3、项目部的主要领导对事故部门的负责人、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二、单位发生一起死亡2人生产责任事故：

1、对发生事故的单位罚款4000元，取消当评先评优资格，对部门黄牌警告，扣除事故单位领导班子安全奖；

2、给予事故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免职处理或行政降级处分；

3、项目部的主要领导对事故部门的负责人、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4、公司领导对项目部分管领导、负责人进行约谈，取消项目部分管领导、业务保安部门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当月安全奖。

三、发生一次死亡3人及3人以上的生产责任事故，由上级有关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程序追究处理。

四、单位内累计死亡2人生产责任事故：

1、取消事故部门当评先评优资格，对部门黄牌警告；扣除事故部门领导班子安全奖；

2、两起事故属同一类型，性质相近的，给予事故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免职处理或行政降级处分；

3、给予项目部领导、分管领导行政记大过或免职处分。

五、单位内累计死亡3人生产责任事故：

1、对发生事故的单位罚款5000元，取消当评先评优资格，对部门黄牌警告；

2、给予事故单位负责人、分管领导免职处分，安质部负责人免职处理或行政降级处分；

3、由上级部门给予项目经理、分管副经理免职处理或行政降级处分，扣除项目部领导班子负责人安全奖。

第五章

事故约谈

第十二条

约谈内容 听取被约谈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基本情况陈述，包括安全机构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检查、安全投入、隐患排查治理、安全宣传教育培训等方面基本制度建设和贯彻执行情况，主要听取事故发生经过、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情况，事故性质、原因分析及教训，重点是采取的措施、强化安全责任等方面的汇报。同时对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告诫。

被约谈对象应当准备书面材料和必要的图纸。

第十三条 约谈程序

约谈原则上在事故发生、事故等级、事故性质确定后10日内进行。

1、约谈前，由安质部门书面或电话通知约谈对象，告知约谈时间、地点及需要提交的材料；

2、约谈时，应安排专人记录，形成约谈纪要并及时发送被约谈单位；

3、约谈后，被约谈单位应在15日内将约谈要求贯彻落实情况以书面形式上报。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问责实行回避制度。执行问责成员与问责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问责公正的，应当回避。

第十五条

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问责结果，纳入安全绩效考核，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

第十六条

事故责任人的撤职、免职，取消事故单位当评先评优资格，事故责任人所做的检查，对事故责任人的约谈，对事故单位的经济处罚以及对事故单位的通报批评，由各级组织、工程科、综合办、经理室等部门组织并监督执行。

第十七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

“问责”需转变观念 篇6

想不通的不光是那些受到处分的官员，记者在阜阳和安徽省城合肥采访时，听到一些干部议论此事时，就有官员发牢骚说，这样追查责任，以后谁还去当官？！

“问责”让官员加强责任意识，出了问题必须担负责任，是“问责制”的要义所在。长期以来，许多党政官员适应的是“集体负责制”，有了失误或出了问题是“集体负责”。现在官场的“规矩”改了，出了事情要有人承担责任了，这对一些官员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官本位只能等于“权本位”，却没有或很少有“责本位”的意识。只知道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权，却没有想到要负多大的责，更没想到没尽到责任还要被追究。之所以养成这样的观念，自然与制度有关，同时也与文化有关。制度上没有把官员的责权利明确起来，“捆绑”在一起，官场出现“三拍干部”和“不倒翁”干部及腐败分子就不奇怪了。

记者五年前在采访一起“败家子”工程时就见识过这样的“干部”。我所采访的那个地区招商引资从日本引来一个涂料工程项目，当时的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听引进这个项目的中介说，这种涂料生产出来一万年也不变色，便信以为真。整个项目需要四五千万人民币，地区拿不出这笔巨款，于是，书记和专员便开会动员地直干部集资筹款。书记和专员在会上向干部们拍胸脯保证，项目投产后，所有干部的集资款按25%的利息偿还。领导这样信誓旦旦，干部们都毫不犹豫地踊跃掏钱，短时间内就集了两三千万。还差一千多万，领导便挪用扶贫款填了进去。没想到，引进来的工程因为“缺少核心技术”而不能上马，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四五千万的工程款全都打了水漂。当参加集资的干部们要找那些拍胸脯的领导要钱时，那几位领导已经拍屁股走人，分别到另外两个城市当官了。后来还是地区财政拿出钱来，才填平这个巨大的“窟窿”。如果那时实行“问责”，那些领导就不敢那么轻易地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也不能不负责地拍屁股一走了之，易地当官。

清代安徽歙县出了个“三朝元老”曹振镛，一生没做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却位极人臣。当时有人向他请教做官的“秘诀”，他言道：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唯上也，唯上就能官运亨通，这成了封建社会官员为官的信条。而今在官场文化中這一信条仍然很有市场，因为既有体制还是“对上负责”，官员的饭碗和职务的升迁取决于上级，而不是下面的老百姓，所以，官员在意的是上级的喜怒，而不是广大人民的疾苦。现在让习惯于对上负责的官员要转变观念为“对下负责”，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艰难的过程。

食品安全问责 篇7

一、“自愿问责制”的产生背景

事实上,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早已存在并形成了对公立院校的巨大压力,几乎每一所AASCU与APLU成员,都以很大的代价回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然而美国社会对公立院校的批评却不断高涨和尖刻。美国“高等教育问责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Accountability in Higher Education)发表报告,对现行问责制恰如其分地描述为:笨重、过度设计、混乱和无效率,它既使政策制定者处于过度的和误导性材料的重压之下,也使得广大院校不堪重负。[4]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也认为,今天大多数院校欠缺一种关注学生学习结果的文化导向和确凿证据。[5]

究其原因,现行问责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信息的来源多样和支离破碎,没有形成具有内在联系和相互支撑的体系,限制了信息的价值;信息过于繁杂而淹没了应当关注的核心要素及其意义;概念、定义及工具的不统一,使得不同院校所提供的信息不可比较;出于自身利益的各种考虑,院校不愿公开一些重要信息等。最终结果是,问责制没有达到使高等教育机构很好履行其改进和提高学生学习这一责任的预期目的。作为联邦教育部的声音,2006年,美国斯佩林斯委员会(The Spellings Commission)报告提出:学院和大学必须在成本、价格和学生成功方面变得更加透明,并且以一种聚合形式(aggregate form)公开报告,以便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衡量不同院校的效能。[6]这一报告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形成了重构问责制以改进公立院校本科教学质量的巨大声浪。在新形势下,“自愿问责制”的出现和发展可谓正当其时。

二、“自愿问责制”的基本设计思路

“自愿问责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前期酝酿阶段。2006年4月,NASULGC主席麦克比尔森(Peter Mc Pherson)起草了题为《通过更好的问责制和评估改进高等教育中的学生学习》(Improving student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better accountability and assessments)的讨论文件。在广泛吸收NASULGC和AASCU成员领导者们的反馈意见后,麦克比尔森于同年7月和8月又分别草拟了两份修订文本,(1)这三份文件共同构成了“自愿问责制”的设计蓝图。首先,“自愿问责制”的服务对象定位为预期的学生、家长、教师和校园支持性群体以及公共政策制定者和高等教育的公私资助者。对这些群体负责,就意味着需要达到三重基本目标:为学生及其家庭提供透明的、可比较的和可理解的信息;向公众展示高校的责任和管理能力;通过测量学生学习结果来检测教育效果。[7]其次,三份纲领性文件中还隐含着一些深层考虑。一是,避免政府集权化干预的渗透。在这点上,充分体现了“自愿”(voluntary)的本意:即大学驾驭变革的自主性和主导性,并形成大规模的战略联盟和联合行动,在内部保持院校群落的“完整性”(integrity),在外部为组织选择新方向的发展。二是,维护多样性。“自愿问责制”的核心就是满足外界对本科生学习经历的透明化要求,并维持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使命。[8]三是,增强公众对公立院校的理解。通过“自愿问责制”所提供的本科教育信息,使公众对每一所成员院校的重要方面都能够获得一种公平而有益的认识,[9]转变学生和家长的择校观念,增强学生取得成功的信心和对公立院校的信赖。

在上述目标的指引下,NASULGC和AASCU形成了设计“自愿问责制”的一系列原则(principles)。第一,可比较性。按照统一的概念和工具,就共同项目进行调查、测量和报告,准确反映关键性事实并适用于跨院校的绩效和结果比较。这种比较应当严格限定在具有可比性的院校范围之内。第二,透明。不同数据的定义清晰明确,各种数据收集和报告的规约都要很好地建立,所有问责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所得结果都应当公开,并且提供可进一步获取实测管理、抽样、反馈率等详细资料的渠道。第三,可理解性。各种信息方便获取、简单明了,并纳入一个标准格式内,使之适宜消费者(consumer-friendly)。第四,可靠性。“自愿问责制”提供的数据要成为规范信息值得信赖的来源,并且信息经过严格筛选和高度结构化。地区认证委员会董事会(Council of Regional Accrediting Commissions)主席芭芭拉(A.Barbara)明确表示,“自愿问责制”所提供的评估策略和数据可以作为院校在参与认证审查过程中的支撑证据。[10]第五,成本。充分调动已有的数据资源,并慎重选取测量工具以代替那些笨重的、散漫的和昂贵的问责测量,尽可能控制成本而不增加院校负担。第六,指导。不对多种信息作优先性排列,以免影响人们的判断,而是通过提供具有一定广度和种类的客观信息,充当消费者指南(consumers guide)的作用;使不同指标与学生和家长的特殊环境、选择偏好发生关联并生成意义,较之预设性和结论式的院校排名而言更有弹性和适切性。第七,持续改进。发展问责工具为改进学生产出和教育质量提供最大化帮助,关注教育的价值增值。[11]

总体而言,这些设计构想体现了美国公立院校领导层应对新挑战的一些基本思考,而其核心则是问责范式的转换。现行问责制的逻辑起点是接受公共资助的公立院校必须向政府和社会就资源使用和教育事务等进行报告和证明,折射出一种基于资源投入—回报的“交易”哲学和经济理性。与此不同,“自愿问责制”的逻辑起点是公立院校对教学质量以及整个美国社会发展所应担当的集体责任,体现出一种基于承诺—履行的伦理契约和价值理性。

三、“自愿问责制”的实现形式和主要内容

2007年1月,NASULGC和AASCU组织成员共推选出82位代表,围绕麦克比尔森在讨论文件中所提出的“消费者信息”、“校园学习环境”以及“教育产出”3个主要方面,形成了5个任务团队和2个技术工作小组,就需要报告的因素、促进比较的方式和测量学习结果的工具等内容进行选择和开展实质性工作。100多位NASULGC和AASCU组织中的专家在此过程中监控不同项目的进展情况并为其发展提供咨询。经过9个月的集体攻关,最后形成了“自愿问责制”最具可视性的产品——“大学肖像”模板(College Portrait template)。“大学肖像”模板以院校网页为平台,以网络传播为渠道,为“自愿问责制”成员提供了一种合成与展现其关键信息的规范样式(uniform format),各院校则据此开辟自己的“大学肖像”界面。具体来讲,“大学肖像”分为“学生与家庭信息”、“学生经历与体会”,以及“学生学习结果”3个截面(sections),不同截面的信息要素分布在格式化的5张页面内。结合“大学肖像”模板的基本构架,“自愿问责制”的主要内容如“自愿问责制主要内容表”(1)所示(见下页)。

这种实施形式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一,整合性与集约化并举,充分运用了已有的、成熟的和得到认可的信息资源和测量工具。“自愿问责制”非常注重对体现共性的“信息要素”的提炼,如“学生经历与体会”中的6种“构念”(constructs),就是多种大学生学习体验调查工具所含指标的“交集”;推荐给组织成员使用的4种调查工具,也是从16种候选工具中挑选出来的;“学生学习结果”中的3种能力,体现了跨越学科与院校边界并反映企业雇主要求的大学本科教育的“共同目标”(common goals)。其二,规范化与弹性化结合。“大学肖像”模板是一种推行统一标准以增强信息的简约性和可比较性的努力,各组织成员不得对其形式与内容进行随意改变。“自愿问责制”一个基本设想是,学生及其家庭可以将自己感兴趣院校的“大学肖像”打印出来,并把它们一个挨着一个地在餐桌上摊开来进行比较。[12]同时,考虑到院校类型与功能的多样性,在“大学肖像”中鼓励以多种途径传递院校特色:允许建立“更多”链接,在最后可以增加由院校自由决定的“附加页”等。其三,创造性与渐进性兼顾。首先,“自愿问责制”增加“本科生成功与发展率”(undergraduate success&progress)指标,这是充分考虑到学生校际流动和转学不断增多的实际情况,为了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一所院校对学生成功和发展的实际贡献率,这一指标较之于联邦教育部笼统的毕业率统计而言,更为准确和完整。此外,“自愿问责制”还创设“大学费用计算器”(college cost calculator),在各成员组织的“大学肖像”中建立相应的链接。学生输入有关自己家庭收入状况的信息,就可以得到一个在特定院校内就读所需承担的实际费用估计值。这对于消除一些学生和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对学习成本过高的错误预期具有实际作用。更具开创意义的是,“自愿问责制”并不停留和纠葛于学习结果及其测量的空泛论争层面,而是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付诸行动,即将学生学习体验和学习投入调查结果作为表征学习产出的参考指标和正相关变量,进而直接针对学习结果中的核心要素鼓励院校依据标准考试进行大胆尝试。鉴于公立院校以前没有开展过院校层面学习结果测量的经历,也为了比较不同工具之于各类院校的效果,“自愿问责制”在实际推行中坚持循序渐进:依据不同任务的性质而设定不同期限和完成进度,其跨度从3个月到4年不等;把学习结果测量设计为一种“导航计划”(pilot project),给各院校4年的试验期,在此期间院校可尝试不同的测量工具,其结果也可不对外公开,为发布最终报告作缓冲。

四、“自愿问责制”的发展困境和未来展望

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动向,“自愿问责制”的出现和发展伴随着质疑和有待克服的难题,而其核心集中于其最具创造性的学习结果测量上。“自愿问责制”有整合社会问责与自我改进的抱负,但调适这两种不同范式的冲突还存在很大难度。由于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自愿问责制”成员在“大学肖像”中只能以一种“快照”(snapshot)的形式出示学生体验与学习性投入的数据作为学习结果的间接证据,在符合可理解性和可比较性要求的同时,离院校内部改进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自愿问责制”是一种满足政治家们渴求对大学问责的尝试,就是“尽快告诉人们一组数字”。[13]更为重要的是,“自愿问责制”要求学习结果的测量析出和证明院校给予学生的教育增值(value-added)。但是,价值(value)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一系列的基本技能,而且不同使命的大学对学生发展并不追求相同的价值。在工具上,“自愿问责制”所提供的3种标准化测量工具,能否全面测试出学生学习收获和满足院校自我改进的需求,也是值得商榷的。因此,如何从技术上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更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出学生学习结果,直接关系到“自愿问责制”目标的达成。

虽然如此,“自愿问责制”仍被寄予厚望。凯勒(Christine Keller)认为,“自愿问责制”的贡献在于协助公立院校开展自我评价与改进这一十分艰巨的任务,使国家的关注点从以往基于院校声望的问责报告向基于服务学生发展的院校绩效报告转变。[14]从初期效果看,这一新机制已经缓解了当前大学所面临的问责压力,同时为学生、家庭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新的和有价值的信息。[15]“自愿问责制”支持发展新的评价工具和策略,将学习结果评价与带有学科专业特点的“校本”评估有机结合起来,也整体推动了院校的自我改进。可以说,相对于以往过于注重院校声望和外部问责而言,自愿问责制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问责制改革的要求和趋势,并悄然改变着人们讨论和评判大学成就的话语和准则。不可否认,“自愿问责制”的价值还有待于时间进一步检验,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将会对美国高等教育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摘要：近年来,“自愿问责制”(VSA)的兴起为美国公立学院和大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反映了美国公立院校领导层应对新挑战的基本思考。“大学肖像”模板是“自愿问责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包含学生与家庭信息、学生经历与体会以及学生学习结果三个截面的内容,体现了整合性与集约化并举、规范化与弹性结合、创造性与渐进性兼顾等特点。虽然“自愿问责制”的发展伴随着质疑且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难题,但其发展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食品安全问责 篇8

我国对官吏的职位问责源远流长, 《帝王世纪》记载:“舜为尧司徒”即确定尧有司徒之职。在《尚书》中记载有:“禹作司空”、“平水土”。意思是作为司空的大禹, 其职责就是治理水土。我国古代对官员的问责通常是通过考功即官吏考核来实现的。考核的方法是将官吏在一年中的能力、表现、功过由其上级整理出来, 并向该部门全体其他官员通读和听取意见, 由此议其优劣并集中送交吏部。我国古代官吏考核一般不能一家独断, 还有校考与监考。另外, 还规定了凡是参与校考、监考的人, 此后如果发现考核有误, 均与负责考核的人, 同其功过。考核的内容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和“勾检制”。比如, 对于近侍官的考核标准就是:“献替可否, 拾遗补缺”。即能不能向皇帝提出意见以及意见的水平、分量如何。再比如对司法官的考核标准就是:“推鞠得情, 处断平允”。亦即能不能呈实调查清楚与执法公平问题。这类标准恰当、明白, 具有可操作性。同时, 每年一次的考核对于广大官吏来说既是鼓励又是监督。

及至清朝, 对官员已经有了较为详备的考察制度, “考群吏之治, 京官曰京察, 外官曰大计”。 (1) 朝廷对官吏的考察分为肯定奖赏与否定惩罚两方面。对京官的肯定奖赏考核方法如下。京察分为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对于如何确定等级, 朝廷定有四格, 第一格曰守, 第二格曰才;第三格曰政;第四格曰年。第一格“守”的标准有三:有清、有谨、有平;第二格“才”标准有二:有长, 有平;第三格“政”的标准是有平、有勤;第四格“年”的标准包括有青、有壮、有康。守清、才长、政勤、年或青或壮或健为称职, 列为一等;守谨、才长、政平或政勤、才平、年或青或壮或健为勤职, 列为二等。守谨、才平、政平, 或者才长、政勤、守平为供职, 列为三等。清朝对官吏的问责惩处以“六法”为规范标准。“凡入于六法者, 则劾”。六法, 一曰不谨, 二曰疲软无为, 三曰浮躁, 四曰才力不及, 五曰年老, 六曰有疾。不谨者、疲软无为者革职, 浮躁者降三级调用, 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 年老, 有疾者休致。当然, 清代也非常强调其他法律责任与绩效问责的的分界, “凡官, 贪者、酷者则特参, 不入于六法”。亦即, 对于官吏触犯刑律的不法行为, 不适用“六法”作为问责惩处的依据。

清代官吏肯定奖赏及问责惩戒考核制度之基本指导思想重在“有功、有为”, 其与现代公共行政问责的评价标准有差异, 但与现代企业的岗位绩效问责指导思想切合甚近。

二、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辨异

(一) 公共行政行为被问责的基本标准变迁

1. 秩序行政理念下以“合法性”作为公共行政问责唯一尺度

行政是面向未来以目标为导向一系列的塑造活动, 其呈现为管理、协调、自律、监督等各种制度化的组织形态与动态行为。基于国家公共权力及社会组织以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主体身份差异, 行政分为公共行政、社会行政、私行政三种类型。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高权性、单方性、强制性为典型特征, 传统公共行政行为正当与否判断之最高标准在于“合法性”。行政行为之“合法性”的内涵兼具“正当性”与“合法律性”两个技术标准, “正当性”是在政治学领域广泛使用的一个模糊的概念, 但“正当性”也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名词, 它至少与选民同意及符合社会规律两个变量正相关。“合法律性”是公共行政的特别强调的一个指标, 也就是无法律即无行政。公共行政行为的“合法律性”旨在追求法律对行政的控制, 无法律即无行政使法律“直接地将国会的特定组织决定呈现出来, 以及间接地创设可以持续产生民主正当性的行政结构。” (2) 无法律即无行政是法教义学立场恪守的基本原则, 其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 形成稳定、法律致力追求的秩序形态具有重要作用。但片面强调公共行政的“合法性”是古典经济学崇拜市场至上的一个极端, 只是打造有限政府、守夜政府的理论武器, 单纯以“合法律性”作为评价、规制公共行政行为的唯一尺度, 对于创造一个有活力、全面担当的大政府还是有所欠缺的。

2. 福利国家理念下以“合理性”标准评价公共行政行为

福利国家由英国W·坦普尔在《公民与教徒》中用以区别“福利导向的民主国家”与“权力国家”。福利国家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的关键内容是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理念目的在于巩固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 削抵沿着资本财富增长逻辑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福利国家有三种模式:自由的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自由的福利国家仍然关注限制国家行动的边界, 社团主义福利国家强调权利的平衡,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谋求普遍的由国家提供的待遇水平。虽然各国对实践福利国家理念有差异, 但也存有基本共识, 那就是国家应该矫正市场失灵, 维持社会公正、平等。福利国家理念对公共行政直接渗透的后果就是给付行政时代的盛行。给付行政突破了传统以“合法性”标准评价判断公共行政行为的框架, 但也向行政机关提出了新的挑战, 那就是在资源稀缺的基本前提下行政机关如何为公众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正确、适当的服务。基于上述转变,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审查由僵硬的“合法性”审查范围延伸到行政裁量权“合理性”审查范围。在大陆法系德国, 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审查主要适用“三阶理论”, 即比例原则, 通过必要性、妥当性、法益相称性三个标准予以权衡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理。在英美法系, 由于对如何正面认定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存有判断上的分歧, 转而依靠反面排除即通过不合理性的认定来确定合理的行政行为, 凡是不属于不合理的, 就是合理的。具体而言, 不合理包括两个层次, 一般不合理和实质不合理, 一般不合理又主要指不相关考虑和不考虑相关因素, 以及行政行为发动动机不纯正;实质不合理则指Wednesbury不合理, Wednesbury不合理为英国格林法官创设, 是指明显荒谬的, 极其违反逻辑或公认的道德准则的行政行为。

3. 新公共行政理念下强调公共行政行为的规范价值

新公共行政认为应当建立受益者导向的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的正当性是建立在满足相对人需求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 公共行政的存在目的除了要关注和促进一般公共利益的实现之外, 同时更要关注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简言之, 公共行政就是要关注和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根据弗雷里德克森教授和马苪尼教授的观点, 新时期的公共行政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公共行政的研究重点应当从传统的强调重视行政机关的管理转移到政策的议题和政策的建议;2、公共行政应当从单纯的重视效率和经济因素转变为重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公共行政应当从过去的价值中立转变为考虑公共行政的价值和信仰问题;4、现代公共行政关注的重点应当包括政府的伦理、诚信、责任等问题;5、有效的公共行政应当是在主动与参与的民众意识的系统中加以界定的。 (3) 显然, 在上述理论看来, 传统的由政府主导和提供的公共行政服务的理性模型的正确性和官僚模型的有用性已经受到了社会及民众的质疑和批评。虽然市场化、多元主义长期以来被一些学者和官方用来解释公权力的运作, 并且被视为有效制度设计之理论依据, 但是, 面对现代社会民众日益变化的公共行政服务需求, 市场化、多元主义已经无法成为注释公共行政的理论依据。正如弗雷里德克森教授所说, 传统的或者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以现有的有限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或者说在维护现有的服务水准下我们如何花费最少 (强调效率) (4) 而在现代社会, 民众需要的公共行政服务除了要求以上两个方面之外, 还要再加上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公共行政提供的服务是否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是社会和民众对现代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务中提出了这一更具正义性的价值新要求, 加速了公共行政服务范式的变迁。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史中, 著名的西———瓦 (沃尔多) 之争中, 西蒙主张用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一个公共行政学的经验理论, 也就是能使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科学, 沃尔多认为公共行政学应该关注价值问题, 建立一个关于公共行政学的规范理论。“效率显然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目标, 终极问题应该是“为何而效率” (Efficient for what) ” (5)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显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规范价值关怀。

(二) 企业问责以岗位责任为基准判断职业行为的正当性

“行政主要指国家行政, 也包括非国家行政, 非国家行政主要指私行政, 即私人企业、组织、团体的执行、管理活动”。 (6) 企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绩效, 现代企业是典型的营利法人, 财富增长是其首要目的。现代企业在逐利过程会进行许多重要的活动, “现代管理学之父”———法国学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活动是企业活动之一, 它与技术、商业、财务、保安、会计等活动一样, 应集中处理, 并且与企业的一般活动应当分开, 独立执行。 (7) 正因为如此, 管理专业才得以发生。但是, 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着重表现的管理职能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类。由于企业治理在法律范畴上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 企业治理的目标就是为了生存, 所以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参与企业管理的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在本质上都是属于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人, 他们时刻关注的都是企业和自身的财产增减, 其行为动机和影响其行为选择的核心因素也当然是经济诱因, 股东、董事、监事、经历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在本质上要经常考虑的也是财产权利 (行为成本) 。 (8)

以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在私行政中表现出几大特征:对目标进行清晰的陈述;对目标的实践路径以效率为导向严格审查;以岗位责任为行为标准测量绩效产出;强调经济诱因;着重结果而非程序。所以, 在企业私行政管理活动中, 判断职业行为是否正当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的, 因为岗位责任是被分解了的企业目标, 是达致企业目标的不能脱漏的环节。岗位责任是否恰当、正确的履行也是测度职业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答案。

(三)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差异比较

1.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指向对象不同

(1) 公共行政问责是一种行政系统内部自律机制。什么是问责?《联合国反腐公约》表述“问责制”适用“accountability”一词, 其形容词形式为“accountable”。《牛津简明英语词典》 (第九版) 对“accountable”的解释是:“responsible, requored to account for one's conduct, ”意思是指“在法律或者道义上应负责任的, 被要求对其性能更为负责任的”。 (9) 可见问责就是指追究责任和承担责任。欧文.E.休斯认为:“责任制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以其他人或者其他团体名义行动的人要对该其他人或者团体回报并对他们承担责任。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委托人———代理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代理人代表委托人的利益执行任务并向委托人回报他们的完成情况。” (10) 根据利益博弈理论, 在等级制关系中或者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必须建立一定类型的责任机制, 以确保被授权人的行为最终符合授权人的期望。

公共行政问责是打造责任政府的基本手段。责任政府, 是指政府只有在真正履行其责任时才是合法的政府。责任政府既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又是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11作为民主政治时代的产物, 责任政府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 责任政府的理念要求现代政府必须做到:1.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并尽可能加以满足;2.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3.必须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管理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伦理责任和必要的说明解释责任。作为一种对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进行民主控制的制度安排, 责任政府就意味着要有确保政府责任实现的控制机制, 这一机制应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外部控制机制, 即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等;另一部分为内部责任控制机制, 如政府内部的行政监察, 公共行政问责也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律、自制行为。

(2) 企业问责强调行政岗位自律, 更强调非行政岗位工作人员是否履行岗位责任。企业问责是指除代表国家公权力及社会组织的公共行政之外, 企业内部对企业在岗人员在其工作职责范围内, 因不适当履行职责或者不适当作为或者不作为, 贻误工作, 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企业管理活动中引入问责制, 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企业实现整体性目标, 是十分有益的。第一, 企业可以利用“问责制”这支“铁手腕”, 切实改变在岗人员工作作风, 增强责任感。第二, 可以使企业管理更加的科学、规范、透明。以清晰陈述的岗位责任作为判断工作人员职业行为的正当性有利于防止追究责任的随意性, 无边无际的散漫化。第三、有利于企业文化养成。通过建立企业问责制, 无论是厂长经理, 还是普通职工, 都会更加兢兢业业, 努力避免失误的发生、损失的发生、亏损的发生。

企业问责虽然也强调对企业的行政管理岗位问责, 但更强调对企业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因为岗位责任是分解了的企业目标, 企业的绩效增长的关键依托点是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责任是否得到了切实履行。强调技术岗位、生产岗位的问责将使普通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一致化, 形成职工“组织化”的伦理人格。普通职工融入追求社群主义、团队精神的氛围之中, 其形成的忠诚、责任意识有利于消除职工作为个体经济人产生搭便车、机会主义的不良倾向。企业常态的问责机制根本目的不在于惩戒行政岗位工作人员, 更在于预防、教育一般职工。从而在普通职工中也形成“有纪律的思考”和“有责任的思考”慎独慎微的常态思维习惯。

2. 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前提不同

企业问责是典型的绩效问责, 它强调的是“有为”、“增收”, 企业建立问责机制属于标杆管理的一个环节, 标杆是组织体基于行业特点、外部原因综合考量后期盼的业绩水准。而公共行政问责虽然也强调要提高绩效, 但由于公共行政服务的特殊性, 就决定公共行政服务在进行时, 除了要考量效率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之外, 还要考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

正因为如此, 启动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前提不一样。企业问责的实质前提是企业管理人员或者员工在面对顾客或者消费者时, 因为某些行为不当而导致消费者消费的减少或不满意, 从而基于企业市场份额“缩水”、财产减少而启动的问责。而行政问责的实质前提则是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因为某些行为导致社会或者民众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甚至是损害了社会或者民众的合法利益, 或是有损社会公平正义, 从而启动问责。所以, 第一, 公共行政问责的发动动机较多是因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损他) ;企业问责更多是因为职工职业行为损害了企业自身的成长业绩。第二, 企业问责中的被问责行为评价标准非常明确、清晰, 即岗位责任;公共行政中被问责的行为有时可能仅仅是依据模糊的伦理性、道义性标准。第三、由于公共行政中个别职员属于公众人物, 其在非公务期间的私人行为可能严重失当而被问责, 但企业问责在所不问。综上, 公共行政问责启动的标准远远低于企业问责标准。

3.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的问责依据有差异

企业的问责机制是一种企业的自治行为, 属于同体问责, 其没有资格去建构一种异体问责机制, 异体问责机制只能是法定主体依照法定权限、程序完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建构。作为企业自治的同体问责, 其旨在建构一种超越“违法责任”、“违纪责任”的管理机制。它以“岗位责任”作为基点, 通过问责制形成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力量, 发挥其对企业的整合和调节功能。正因为如此, 公共行政问责与企业问责所依据的规范不同, 对于规范的有效性所偏重的要素更不同。

规范的有效性通常要得益于规范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之保障。从这个方面而言, 企业问责更加强调合理性, 即只要问责依据的规范没有违法法律规定即可。而行政问责则不同, 合法性是进行行政问责的基础, 而在此基础之上它又必须要强调问责的合理性, 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即行政问责的合理合法。因为二者在提供服务时, 它的自由度和范围有着巨大差别。行政服务的提供者通常在其职责上会有严格的明文规定, 因为政府必须保证服务提供的稳定性。而企业在提供服务则没有严格的规定, 企业通常是鼓励尽可能创新服务。一方面, 因为企业的服务对象较为单一, 在创新服务方式时有较强承受失败结果的能力。另一方面, 一旦在某一单一服务对象上的创新服务得到成功, 其所能带来的绩效增长将远大于可能造成的损失。所以企业更愿意也更敢于冒险更敢于结合企业与市场变化制订新规范。

三、“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一) 烟草公司政企一体的特点

“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在我国具有独立的特点。第一, 烟草公司兼容国家烟草专卖管理和烟草企业生产两种功能, 它是我国在建设市场经济时代为保持国家对烟草这一特殊商品进行有效管理而形成的有别于一般行政部门和一般企业法人的特殊的政企合一的管理机构。烟草公司根据国家《烟草专卖法》的授权取得烟草专卖管理权, 行使烟草专卖的一般公共管理权限, 同时, 作为烟草生产性企业, 其又致力于追求企业的绩效增长, 所以烟草公司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公共行政与生产企业的一体性。第二, 在烟草公司, 行使烟草专卖公共管理权限的机构虽然与企业的各种生产性机构相分离, 但岗位职位固定了, 人员却未固定, 保持着流动的灵活性, 这就是经常所说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增加了对烟草公司管理行为的辨识程序与困难, 同时也可能导致烟草公司人员利用这种身份移位规避法律责任。

(二) “局司合一”情形下适用不同的问责标准

烟草系统实行“局司合一”, 公司既是企业实体, 也根据法律授权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享有公共行政管理职权。这种组织特征决定了问责机制必须根据不同的管理事项采用不同的问责价值取向:作为企业实体, 其面对的是“顾客”, 采用绩效问责标准, 绩效问责的焦点在于获取结果而非遵循程序;在烟草专卖事项上作为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公权力享有者, 其相对人是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其首要标准采用合法性问责标准, 合法性问责关注相对人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的严格保障。不管烟草公司内部人员如何流动, 如果关涉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且属于执行烟草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 只要该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存在合法性瑕疵、或者行政行为不合理、或者行政管理行为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实现, 就能对该类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启动问责。对于烟草公司企业的管理活动, 只有在公司人员的职业行为没有正确、适当履行岗位责任时, 才能启动问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 公共行政启动问责的起点要比私行政启动问责低得多。也正是如此, 执行烟草专卖公共管理行为的公司职员除了要履行好企业岗位责任之外, 更要以公共行政行为标准纯洁自己的行为。

摘要：在我国古代的正字制度中对于官员的问责制度就早已有了一定的尝试和规定, 到清代, 对官员问责有了较为完备周详的规定。公共行政问责从秩序行政到福利国家及新公共行政经历了合法性、合理性、促进社会正义的评价标准变迁, 企业私行政则是以岗位责任为依托测度职业行为的绩效。“局司合一”的烟草公司, 对执行国家专卖的公共行政管理行为以合法性、合理性、促进社会正义三个标准作为启动问责的前提, 对烟草公司的私行政管理活动则以岗位责任是否得到恰当、正确履行作为启动问责的前提。

关键词：传统官吏考核,公共行政问责,企业问责,烟草系统问责

注释

11 张友渔等主编.中华律令集成·清卷[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368.

22 [德]施密特·阿斯曼著, 林明锵等译.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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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美]乔.弗雷里德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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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李军鹏.责任政府与政府问责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13.

1010 [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265.

食品安全问责 篇9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

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先导和分析问题的基础。要研究行政问责, 首先需要界定行政问责这个概念, 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按照我国行政学者杜钢建的观点, 问责并非完全是“舶来品”, 中国古代即有挪用救灾物资要被处以极刑的严厉规定,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问责制度。根据《人民日报》2004年4月5日报道:南京明城墙, 是我国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墙, 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古代砖城。其所用的砖块, 由长江中下游附近的150多个府 (州) 、县烧制。砖的侧面刻着铭文, 除时间、府县外, 还有四个人的名字:监造官、烧窑匠、制砖人、提调官 (运输官) 。砖上刻人名, 其用意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职责分明, 责任到人, 这为“问责”提供了条件。责任如此清楚, 难怪城砖质量上佳, 以致南京明城墙历经600多年风雨仍巍然屹立。当然, 现代意义上的问责制, 它的理论依据来自于西方关于民主政治和民主行政的思想, 是西方责任政府的特征表现, 是政府责任制度方面的具体延伸。

按字面的解释, “问责”就是去追究份内应做之事, 所谓“行政问责”, 就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 其实质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 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 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而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行政问责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1]。

(一) 行政问责的主体

行政问责的主体是指“由谁问”, 只有明确了行政主体, 才能使法律责任得以实现。认定公务员的法律责任并依法予以追究的, 只能是具有归责权的专门国家机关。在我国, 有权代表国家认定和追究公务员法律责任的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在现实生活中, 公务员的法律责任大多是通过行政机关认定和追究的。

(二) 行政问责的对象

行政问责的对象是指“向谁问”。从理论上讲, 行政问责的对象应包括三大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行政首长;二是一般公务员;三是行使行政权力的其他组织和人员。

(三) 行政问责的范围

行政问责的范围是指“问什么”。行政问责的内容非常丰富, 概括起来, 可以将其归纳为十类, 即:决策失误、用人失察;违法行政、行政失当;枉法裁判、执法不公;渎职失职、责任事故;为政不廉、以权谋私;弄虚作假、违反财经纪律;监督不力、疏于管理;泄露秘密、报复陷害;工作懈怠、效能低下;其他应当追究行政责任的情形[2]。

(四) 行政问责的程序

是指“如何问”。法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 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 依照法定程序, 进行判断、认定、追究和减免的活动。“如果按照先后顺序, 整个行政问责活动由立案、调查、决定、执行、申诉、复议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3]。

(五) 行政问责的结果

公务员的责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既包括法律责任, 也包括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在行政管理过程中,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违法, 不仅表现为对行政法律规范的违反, 而且还可能表现为对宪法规范、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规范的违反。因此, 根据其违反的法律规范的不同, 可以进一步将法律责任划分为行政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和违宪法律责任。

二、由问责制走向行政问责法的必要性

汉密尔顿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而实际上, 政府及其公务员都不是天使。而且, 由于他们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 因而对其监督和控制就显得更为重要。行政问责, 正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关键一环;而行政问责法, 则是现代法治社会规范这种监督和控制的基本手段。

(一) 制定行政问责法是我国问责制立法现状的需要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追究责任的制度。问责制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 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 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在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后, 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问责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

从法理上分析,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法律缺失,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行政问责立法总体滞后。从全国范围来说, 立法的滞后表现为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行政问责的统一的法律;从地方角度来说, 立法的滞后还表现为我国现有的专门行政问责的立法形式只是地方性政府规章而不是法规, 地方性政府规章在法的效力上处于最低的地位。更重要的是, 我国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制定行政问责规章, 不能适应行政问责的法治需要。行政问责立法总体滞后还表现为我国有关问责的规定不够具体、科学。

二是各地方行政问责规章之间差异太大, 无论是问责对象、问责事由, 还是追究责任的形式都很不统一。 (1) 问责对象不统一。有的规章规定, 问责对象是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受行政机关委托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而有的规章规定, 问责对象仅包括领导, 包括政府领导和事业单位负责人, 而排除了一般公务员;还有的规章所规定的问责对象更小, 仅包括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包括市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派出机构、直属单位) 和各区县人民政府的行政主要负责人。 (2) 在问责事由上不统一。问责事由少则规定7种, 多则63种。 (3) 追究责任方式不统一。有的包括诫勉、通报批评、年度考核不称职并调离原工作岗位、停职检查、责令引咎辞职, 直至予以免职、辞退。有的包括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责令辞职、给予行政处分、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等。笔者认为, 由于我国各地情况不同, 各地问责制中的规定有适当的差异是可以允许的, 但差异太大就意味着不公平。

(二) 制定行政问责法是回应我国问责实践的需要

由于没有一部科学性、规范性、操作性很强的问责法做支撑, 我国问责制度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制度效应, 从而直接影响到实施问责制度的社会效果。具体表现为:

一是问责主体缺位导致问责力度不大。在代议制下, 既然政府官员经过授权而拥有公共权力, 因此, 从根本上说, 问责的主体应是公民及其代理机构。但就我国目前来看, “问责”还是局限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同体问责, 即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专门行政机关对行政人员的问责, 缺乏异体问责主体及时、有效地介入。我国异体问责主体缺位主要表现为: (1) 人大问责缺位。在实践中, 由于人大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责任追究缺乏具体规范和操作程序, 人大往往是政府进行问责后才介入, 属于事后问责。 (2) 公民问责缺位。我国法律中尚未建立完备的公民问责的途径, 对公民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尊重得不够,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对政府权力的问责。 (3) 媒体问责缺位。马克思说,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 是公众的捍卫者, 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 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新闻媒体在西方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在许多国家, 各种报刊、电视、广播等传播媒介, 虽然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明显的阶级性, 但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利。在发达国家, 新闻界高度关注公职人员的活动, 一旦发现任何不轨行为的线索则穷追不舍, 使公职人员很难逃避监督。相比之下, 目前中国的媒体问责相对较弱。

二是问责客体不清导致问责不公。问责客体就是问责对象, 问责客体不清根源于责任主体的职责不清。拥有清晰的权、责是行政问责的前提。我国目前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 造成行政官员的责任归属难以认定,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问责制的实施。例如, 一个地方出了该问责的事, 责任到底在党委还是政府, 难以认定。如果需政府承担责任, 到底是问到哪一级?需要几级政府来承担责任?该级政府中由哪个行政职能部门来承担责任?如果是领导要负责任, 是主管还是分管领导?是执行领导还是决策领导抑或监督领导?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职责不清的情况下, 一旦出现问题, 追究起来就往往无从下手。

三是问责事由太窄导致问责不彻底。从世界各国的问责实践看, 问责事由应该包括对行政活动正常运行、行政效能、行政效率、行政质量、政府形象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或可能造成潜在不良影响的行为。从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 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员, 各地的官员被追究责任的事由各不相同。但总的来看, 我国问责的事由太窄, 主要表现为: (1) 行政问责仅仅锁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 但对影响力、破坏力大的所谓“小事”却不问责。 (2) 行政问责仅仅限于安全事故领域, 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却不问责。如有的地区不断出现重点工程“豆腐渣”、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等行为, 至今尚未纳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范畴。 (3) 行政问责只是针对滥用职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即乱作为) , 而不针对无所作为的行政行为 (即不作为或缓作为) 。 (4) 问责只针对经济上的过失, 而对其他领域的过失却不问责。例如对用人腐败不问责。 (5) 问责仅仅局限于执行环节而不问责决策和监督环节。结果, 决策失误、监督不力现象屡禁不止, 有时还把决策失误美其名为“交学费”, 使决策、监督两个环节成为中国行政管理中的“弱项”。以上这些都与我国现有立法上没有规定统一的问责事由有关。

四是问责的责任形式不全导致责任承担不全。一般认为, 完整的责任形式体系应该包括行政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四种。但在我国目前实践中, 责任的追究和责任主体对责任的承担基本上是不完全的。特别是对法律责任的承担远远不够。不少地方党政机关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 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 只注重于追究责任官员的行政责任, 而回避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目前一些地方颁布的干部引咎辞职的标准中居然规定:“盲目决策, 失职渎职;在职权范围内发生恶性事件, 影响恶劣, 群众反响强烈的。”这完全混淆了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导致某些官员采取“割发代首”方法, 以辞职来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实际上, 如果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这些官员不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 更应该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总之, 制定行政问责法是法理和我国问责制度实践的双重需要。只有对行政问责进行全国统一的立法, 才能摆脱现有的问责模式的惯性和缺陷, 由人治型问责过渡到法治型问责, 由“风暴型”问责转向“制度型”问责, 进而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科学化并真正落到实处。

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法律缺失

问责制度的全部正当性或根本依据在于“权为民所授”。人民给政府授权, 政府给官员授权, 官员对人民及其政府负责, 政府则通过官员向人民负责, 官员有责任向公众报告他们的行为, 公民有权利要求制裁那些渎职的官员, 这是民主政治的环节[3]。

首先, 从全国范围看, 我国已有的行政问责制只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法律。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政策有:《党内监督条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这两个文件中对具有党员资格的政府领导的问责, 是属于行政问责制的范畴。但这两个政策文件都是针对党内领导成员, 而没有非党内的领导成员。

其次, 从形式上看, 我国已有的专门的行政问责制只是地方性的政府规章而不是全国性的法律。我国涉及行政问责方面的全国性法规有2006年1月1日施行的《国家公务员法》, 但它不是专门的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法规。

最后, 我国已有的行政问责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第一, 目前, 相关的法律规定和条例都把行政问责的对象局限于行政首长。第二, 现有的各种政策、行政法规和规章中, 对问责事由的规定大多是粗线条的, 缺乏科学性。很多规定十分抽象, 范围不明, 在责任认定中存在着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在追究责任的过程中, 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处罚与责任不相适应的情况。第三, 关于问责的适用范围, 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有宽有窄。第四, 对政府及其人员追究责任的程序缺乏可操作性。以引咎辞职为例, 法律法规对引咎辞职的具体程序、该引咎辞职的人不引咎辞职应该如何追究、如何对引咎辞职进行监督等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规定和制度约束。

四、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立法的构想

世界各国实践证明, 问责官员不能只靠“风暴”, 更需要法律制度上的不断完善。而行政问责制作为一个系统的吏治规范, 它既是一个实体规范, 也是一个程序规范。所以, 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内容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明确行政问责主体、规范行政问责客体、规定问责事由和标准、增加责任承担方式、完善问责程序等。

(一) 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追究活动, 必须有特定的主体负责。因此, 在行政问责立法中, 应当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 划分职责权限。不同的问责主体有着不同的问责对象、惩戒权限和工作方式, 应当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功能互补。“一般来讲, 权力机关的问责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正副职以及政府组成部门的领导人;各级行政机关可以在其任免权限内对本级或下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问责;司法机关对行政公务人员的问责只能通过个案的诉讼来实现”[4]。第二, 规定问责机关与公民、组织的关系。国家机关之外的公民、组织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主体, 不能对问责对象作出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 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申诉等方式向有关的国家机关反映, 或通过新闻媒体予以揭露、曝光, 以引起问责机关的注意从而启动行政问责。

(二) 规范行政问责客体

现代政府是责任政府, 是对公共利益负全面责任的政府, 因此, 政府及其公务员当然是问责客体, 即责任主体。责任政府的“问责”是全面而彻底的“一追到底”的问责制, 它要求在立法规范责任主体时, 本着谁主管谁负责、谁负责谁承担责任的原则, 划清有责与无责的界限。为了能理清责任主体, 行政问责立法必须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各自职责。具体来说, 在政府内部要理顺政府纵向和横向部门的关系, 明确、合理的界定它们的职能权限。同时, 在部门内部、各岗位之间、上下级之间的权责也要规范化和明确化。

(三) 规定问责事由和标准

在问责事由方面, 尽快建立一套相对细致、完备的事由标准。什么事该负责, 什么事可以免责等问题都以规范的形式予以表达, 拒绝行政问责的随意性和不彻底性。“具体来看, 就是要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 采用定性和定量、原则和具体相结合的办法, 尽可能做到既涵盖全面, 使之有普遍的适用性, 又体现一定的量化依据, 使之有较强的可操作性”[5]。为此, 应该在立法时规定行政问责的情形。依据本文之前对行政问责内涵的界定, 主要应该有:虚报浮夸或瞒报、迟报造成不良影响或工作损失的;政治不严, 对上隐瞒问题, 对下包庇、袒护、纵容的;指使暗示下属部门或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等等。总之, 只要执政行为或决策行为涉及到公共利益, 问责主体就有质询权, 就属于问责范围之内, 从管理不善、政绩平平到用人失察、决策失误等都要被追究责任。在上述定性的前提下, 要尽可能量化, 从而使追究责任时具有针对性、适用性, 而不是一刀切。

(四) 增加责任承担方式

“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 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6]因此, 行政问责立法必须对承担的责任内容做出这四种规定。这四种责任可单独适用, 也可合并适用。另外, 对上述四种责任的承担方式的规定上要尽量细化, 让责任主体该追究什么责任方式可以对号入座, 具有针对性。四种责任应该具体细化为行政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 其中, 政治责任方式有:被质询、被罢免等;道德责任方式有公开道歉、引咎辞职等;行政责任方式有纠正不当的行政行为、通报批评、履行职责等;法律责任方式有行政赔偿、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撤职、开除、撤销违法行政行为等。

(五) 完善问责程序

从法的一般意义上说, 程序是任何一项健全制度必备的要素,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行政问责制度要走向公开、公正、公平, 健全和完备的程序是必需的。行政问责的具体程序可能会因问责主体和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但总体上需要经过下列几个相互衔接的阶段: (1) 立案, 依职权或依申请启动问责程序; (2) 调查, 收集与责任行为的有无、责任结果的大小以及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相关的证据, 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3) 决定, 根据认定的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定, 选择与责任相适应的责任形式; (4) 通知, 送达问责决定, 告知救济途径; (5) 执行, 按照管理权限, 落实惩戒内容。在为问责对象设计救济制度时, 要妥善处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 区别对待不同的责任形式。“普通的惩戒处分, 系行政机关为提高行政效率、加强队伍建设目的而作, 为保障行政权的相对独立性, 仍然以行政机关为最终的决定者;涉及基本人权的惩戒处分, 如撤职、开除等较为严厉的制裁, 必须受到公正的司法救济, 否则即违背了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7]。

五、结束语

只有对行政问责进行全国统一的立法, 才能摆脱现有的问责模式的惯性, 由权力型问责过渡到制度型问责, 进而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走向科学化并真正落到实处, 甚至使其本身化为政治文明建设新的生长点。

从法理上说, 科学的行政问责制不应出现在此地要被问责而在彼地不需要被问责的现象, 它应该是指向所有政府和所有公务员;同样, 科学的行政问责制不应出现在此地被这样问责而在彼地被那样问责的现象, 它应该是统一的。这就决定了行政问责法这一公共产品应该由全国统一供给, 需要统一的中央司法体制的支撑。鉴于此, 本文建议当条件成熟时尽快制定一个全国性的《行政问责制法》, 以实现行政问责制应有的价值功能。

摘要：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 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 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问责立法滞后, 由此就造成异体问责相对薄弱, 问责对象不够全面, 问责范围过于狭窄, 职责权限比较模糊, 责任形式不够全面, 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等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警示、预防功能, 必须加大行政立法的力度, 明确行政问责主体, 拓宽问责适用范围, 统一责任认定标准, 严格行政问责程序。

关键词：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法,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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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学军.我国政府问责制之现实困境以及出路[J].中州学刊, 200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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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胡建淼.领导人行政责任问题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6]姚庆武.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J].行政与法, 2005 (11) .

食品安全问责 篇10

(一) 香港高官问责制的背景

高官问责制在香港的推行不是特区政府的一时冲动, 而是有其内在的政治经济根源, 深思熟虑的。从20世纪末, 香港开始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剧烈转型。在经济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 香港经济转型加速, 逐步从传统经济向以资讯科技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转变。

(二) 香港高官问责制的主要内容

概括起来, 高官问责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 政治任命问责官员, 实行有别于公务员的聘用离任条件

问责官员实行权力机关聘用是新制度与原先体制的一个鲜明的区别。行政长官不仅能够从公务员队伍内也可以从其以外物色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提名并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予以任命, 这样一来就扩大了问责官员的选拔范围。

2. 问责官员向特首负责, 对政策成败及个人操守的重大问题负政治责任

特区各司的14位高官由特首政治任命, 统一受行政长官领导, 各自负责行政长官制定的政策范畴, 统领所辖部门的工作, 制定政策, 解释政策, 为政策作推介, 争取政策获得立法会和市民大众的支持, 并为政策的成败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2]。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是行政长官的左右手, 行政长官对于日常事务的管理, 继续倚重政务司司长和财政司司长的协调和统筹。律政司司长则处理部门内的工作, 负责检控工作, 是特别行政区的首席法律顾问[1]。

3. 问责高官全部进入行政会议, 强化行政会议工作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初期, 行政会议作为特区首长的政策顾问班子, 由于行政会议成员与政府高官关系欠佳, 所以不能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上提供很好的咨询和建议, 最终导致特区首长和顾问班子出现互不信任的情况。部分行政会议成员私下曾埋怨他们无权无责, 而高官则有权无责[2]。

(三) 香港高官行政问责的成效

1. 拓宽了选拔和任用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渠道, 加大了政府的开放性

高官问责制的推行, 建立起了面对行政体系内外选拔任用政府高层官员的新的机制。这样就打破了以往政府“进难出也难”的机制, 问责官员全部脱离公务员编制, 行政长官从公务员体系内外挑选问责官员, 如有重大失职等错误的, 可以随时撤换。

2. 推动政府官员在政策过程中更加重视民意, 提高了政策的回应性

在新制度下, 问责官员有别于职位常任的公务员, 他们必须要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承担相关政治责任。这会促使他们更加重视民意, 更体察民情和敢于面对大众, 用施政成效的赢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3. 加强了行政主导和政策团队合作, 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

首先, 行政会议的核心是行政长官及所有问责官员, 类似一个“内阁”形式的运作, 这样政府推行政策时目标更加明确, 方向更加一致, 效率更加高, 更加符合行政主导的原则。此制度实施促进了政府在推行政策时更加最优化的利用资源, 因而, 也更加及时和更负责任地为广大市民服务。其次, 新的高官问责制度也会使相关官员的工作方向更加清晰明朗。

4. 基本理清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各自为势的角色, 维护了公务员体制的稳固

香港特区政府的高官问责制是在确保公务员架构稳定、延续的大前提下, 是在原有公务员制度上面增设新制度。这种制度安排不仅使原有公务员体制的优点得以保留, 更使公务员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了。

二、香港高官问责制: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有益探索

1.特别重视特区立法会问责

香港经过百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个各个问责机构协调配合, 以立法会作为主干问责机关的行政问责体制。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责任追究手段和方式, 如质询、调查、信任表决、弹劾, 丰富的问责手段和方法使得议会机关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追究行政人员的责任。中国人大问责更是困难重重, 所以我们应借鉴香港和西方的先进经验, 建立合理的问责机制, 实现人大问责的专门化、职业化、实效化。

2.香港有完善的配套法律机制与行政问责制相适应

行政问责制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法律机制与之相配合。西方国家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 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科学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但在中国大陆地区, 行政知情权仅仅停留在有关条文的理念层面上, 宪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公民这项权利, 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机制也不完善。行政公开只是配套机制的一个方面,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对于建设与行政问责相配套的法律制度的决心。加强相关立法, 健全相关制度是健全行政问责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也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3.香港将道德约束纳入法律体系, 实现道德问责法制化

在行政问责方面, 西方国家和香港很重视道德问责, 而且他们对于国家官员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约束是十分严格的, 甚至是近乎苛刻, 特别表现为将这种道德约束纳入了法律的体系, 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 实现了道德问责的法制化。中国目前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缺乏细化、具体化、可操作性不强、对于违反者惩处也不严, 所以对于目前出现的行政人员不违法, 但又不合理的行政行为缺乏惩处的合理依据。

三、香港高官问责制对完善中国大陆行政问责制的启示

(一) 大陆政府借鉴香港高官问责制成功经验的可行性分析

1. 政府官员在政策过程中重视民意, 提高政策回应性具有可行性

香港高官问责制度下, 问责官员有别于职位常任的公务员, 他们必须要为他们所制定的政策承担政治责任。中国政府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的具体的制度建设任务, 主要有“社情民意反映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等等。意在构建一个“群众参与、专家咨询以及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3], “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 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4], 从制度上保障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2. 完善配套法律机制与行政问责制相适具有可行性

行政问责制必须有完备的配套法律机制与之相配合。香港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 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合理、科学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 其代表就是高官问责制。在中国大陆, 行政知情权仅仅停留在有关条文的理念层面上, 宪法还没有明确规定公民这项权利, 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机制也不完善。

3. 将道德约束纳入法律体系, 实现道德问责法制化具有可行性

在行政问责方面, 西方国家和香港很重视道德问责, 而且他们对于国家官员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约束是十分严格的, 甚至是近乎苛刻, 特别表现为将这种道德约束纳入了法律的体系, 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 实现了道德问责的法制化。中国目前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缺乏细化、具体化、可操作性不强、对于违反者惩处也不严, 所以对于目前出现的行政人员不违法, 但又不合理的行政行为缺乏惩处的合理依据。

(二) 大陆行政问责制所要借鉴香港的几个方面

1. 强化异体问责力度

香港高官问责制在问责主体上拓宽问责人员的渠道, 立法机关, 社会精英, 名流贤达可以提出意见进行问责, 普通的市民也能够对政府的施政方针提出质疑。删除了过去殖民统治者的歧视, 使得政府政务能够让广大市民了解。

大陆要建立科学完善的问责制度, 也必须要加强异体问责力度。一方面要明确人大监督的权力。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全体公民监督的积极性。

2. 问责运作制度化

行政问责制文化基本上在香港特区建立, 各种健全责任制度及强可操作性制度, 完善的法律体系保障。行政问责制度中的标准更加一步的明确授权与监督之间的功能, 各种情况考虑的十分完备。行政问责的过程也是有章可循, 达到标准的法制化、规范化。

问责制是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重要的中间环节, 是授权与监权的功能性载体。必须建立的失职、失责追究制度, 才能保证问责制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 并能在实施责任追究时, 在各个方面和环节上都能顺藤摸瓜, 找到具体的责任主体, 使每一位行政官员都明确自己岗位的职责, 克服传统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职责不明, 出现问题无人负责、无法追究的现象。

3. 完善问责的法律法规体系

《基本法》作为香港特区的法律系统总体上的指导, 具体到单个法律上大致还是以前设施。所以说, 香港的司法应该是比较完善的。国内在这个方面要加快和完善。要借鉴就要有的放矢的借鉴不能全盘照搬。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要做到:

第一, 要加快相关立法, 填补实行行政问责制可能遇到的法律空白, 确保有法可依。第二, 要统一从中央到地方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条例等的效力、适用范围, 理顺相互关系, 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第三, 在立法的具体要求上, 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等, 必须对行政责任的范围、承担主体、责任判断、责任方式、期限、程度、赔偿等问题进行明确的和具备可操作性的规定, 切忌笼统、模糊。

摘要：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面旗帜。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中国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提高现代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 更好地为公众提供服务, 成为了新时期政府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

关键词：行政问责,高官问责制度,大陆,香港

参考文献

[1]李永清.高官问责制:香港行政体制的重大改革[J].特区理路与实践, 2002, (9) .

[2]汪永成.香港“高官问责制”审视[J].暨南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 2004, (5) .

[3]温家宝.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加大预防腐败工作的力度——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05-02-16.

问责『官谣』应成常态 篇11

何谓“虚假答复”？说穿了，更像是借“辟谣”之名的另一种“造谣”。当前，净化网络生态，坚守“7条底线”已成社会共识。这当中，坚守“信息真实性”这一条，无疑是“底线”中的“底线”。正因此，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呼吁：除了网民坚守信息真实，官员、媒体更应率先垂范，不可毫无风险地随意发布虚假信息。

让网络谣言止于“7条底线”，人们最为担心的，除了某些所谓“网络大V”的假借民意、兴风作浪，更包括一些公权力部门的不实回应和敷衍包庇。相对于普通公众造谣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官方谣言危害更大。若不能做到“民谣”、“官谣”一齐治，一方面可能招来“官民有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很难彰显有关部门“治谣”、“惩假”的决心。

据公开报道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依法制裁、教育网络造谣传谣者3700多人。公众很想知道，这些被处理对象中，有多少“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新闻发言人称污蔑”及“夜店欢迎局长光临，项城官方称恶作剧”之类的“官谣”被列入其中，又有多少似青海这般因“虚假答复”被严厉问责？

问责“官谣”成常态，其实透出一种更能服众的“治谣”思维：“官谣”之害在戕害公权公信，其所带有的“权力作假”色彩，比之网民个人的传播谣言，恶劣百倍。而且，“官谣”的颠倒黑白、肆意诓人，可能是相关利益群体的合谋。放任“官谣”，不仅可能导致对民谣的整治和震慑大打折扣，而且可能折损整个打击网络谣言活动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摘自《工人日报》 本文作者：司马童）

干部“无为问责”如何推进 篇12

科学区分责任限度。就是要合理界定问责对象、问责事实、问责方式等具体事项的重要前提，更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的重要内容。而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政府的组织结构改革和权责明确划分，还是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都明显滞后于行政问责实践的开展。完善无为问责，一方面要从改革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明确权责划分着手，要减少机构重叠，进一步明确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权责关系;另一方面要完善绩效评估制度，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严密的评估程序。

积极拓展多维问责。目前，许多地方在推行无为问责时，从单一的自上而下同体问责向上下结合、左右协调的复合型多维问责发展。同时运用互联网技术汇聚民意民智以提高决策能力，提高政府效率，已成为在新形势下扩大无为问责的群众基础，增强社会参与度、认同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加快推进制度建设。目前制度建设存在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如何做好“无为问责”与《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政策上的衔接和规范问题。二是“无为问责”概念的准确性问题，尤其在“无为”二字上。三是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尽管“暂行规定”及各地无为问责制度都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设定了条件和程序，但是从近年的执行情况看，被问责官员无论是否遵照法定程序复出，一律引起媒体和公众舆论的争议，这种质疑反映出与问责相关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协调、健全。问责和复出之间的衔接，必须制订明确、周悉的复出条件和复出程序，且在复出过程中依法、理性、透明，充分体现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