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困局如何破解

农信困局如何破解（精选5篇）

农信困局如何破解 篇1

有十多天, 大学新生小李就是振作不起精神来。她的愿望是去滨海城市读大学, 志愿填报了青岛的一所大学, 盼来的通知书上却赫然写着“费县校区”。这个校区地处山东临沂老区。“海”与“山”的不同, 在小李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差。上学后她曾一度想退学复读, 后来, 在家长和亲朋好友再三劝阻下才算平静下来。

和上世纪不同, 现如今, 高考填报志愿, 不仅要考虑报考哪所大学, 还得考虑这所大学有几个校区, 会去哪个校区上学, 很多家长为此颇伤脑筋。“不只是地理位置的差异, 还有师资力量的差异、文化底蕴的差异。这种种差异给高校多校区办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山东财经大学规划处处长魏承洋坦诚地说。

高校多校区办学带来“四宗罪”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 学生多了, 一般大学都是‘万人大学’, 少则两三万人, 多则达到四五万人。现在把一个校区管理好就不容易, 管理多个校区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记者在青岛市黄岛区采访时, 一位高校领导如是说。

青岛市黄岛区人口只有139.26万, 面积约为2220.10平方公里。因其面海靠山地理位置优越, 自上世纪末以来, 已有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 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等8所学校在此建立了新校区。他们的校本部, 有的在黄河岸边, 有的在泰山脚下, 还有的跨出省界。

“目前高校多校区办学面临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优质资源稀释、管理难度加大、运行成本增加和债务负担沉重四个方面。”在山东高校多校区办学研讨会上, 济南大学副校长蔡先金这样总结。

一所大学的优质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师资力量、有限的教学设施、有限的文化底蕴, 一经多个校区瓜分, 无疑就稀释了。

一位老教授向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所在的位于山东省西部的这所大学, 是上世纪50年代为“备战备荒”, 从省城某高校迁来的一个医学部, 学校不大, 当时只有30多位教师, 但师资水平非常高, 大多是“老牌大学生”。在长期服务当地农村医疗工作中, 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一支师资队伍, 特别是以医治农民常见病见长, 被当地农民称为“咱老百姓的大学”。但是扩招后, 这所学校一分为二, 新校建在东部沿海。现在的情况是, 老教授不愿挪老窝, 年轻同志喜欢开放城市。这样一来打破了原来的教学梯队和科研氛围, 出现了“西缺青年东缺老”的现象。“有一段时间, 学校临床学专题研讨会都开不起来。”这位老教授感慨道。

优质资源的稀释, 还表现在教学设施设备上。记者在一个有着9所本科大学的大学城进行调研。结果发现3所大学甬道没有硬化, 5所大学的图书馆没有建起来, 4所大学教学实验室没有得到完善, 更让师生着急的是没有专门的阅览室、自习室。很多学生感叹:“来到新校区, 就像当年知青去了北大荒。”师生生活、学习、工作的心境可见一斑。

呼吁要“享受老校区同样的大学文化”也是新校区师生的一个诉求。进了新校区, 一片光秃秃。那“晨读的小树林”“散步的林荫道”“灯火通明的实验室”“余音绕梁的音乐厅”, 只是属于老校区的记忆。

不同校区之间的距离一般较远, 有的甚至跨越地市。距离增加导致各个校区的相关机构之间的管理成本随之增加。各个校区师生员工之间的互联互通、交通组织, 消耗了师生员工的时间和精力, 增加了各个校区之间的正常开支, 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运行成本。“特别是跨区办学、跨省办学, 有的千里迢迢, 光交通费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一位大学后勤处长说。

据这位处长介绍, 现在他所在的学校有5个校区。其中3个校区在同一个城市, 这是在新世纪初, 国家提倡办综合大学的形势下, 三校合并形成的, 现在仍是3个独立的校园。其他两个校区是扩招后新建的, 一个在东部沿海, 一个在西部内陆。两个新校区周边都没有中小学和幼儿园, 凡是有小孩的教师都不愿意到新校区任教, 即使有教工宿舍, 他们也不愿入住。只好轮流值班, 车接车送。这位处长算了一笔账:5个校园, 每天坐车上班的教工有500多人, 需要20多辆大巴车, 仅交通费每天就要15万元, 一年超过500万元。如果再算上水、电、暖、气等其他费用, 日常运行成本更加惊人。

管理难度加大也是困扰多校区办学的难题之一。现在, 有一句打油诗在新校区很流传:“教师像候鸟儿, 迎着太阳来, 背着太阳走;学生像流浪儿, 白天还有人问, 黑天没人管。”教师不住校, 上课才来, 下课就走, 学生就像没娘的孩子, 无依无靠。这就是对新校区管理现状的真实写照。

“虽然网络发达, 实行网上办公, 但是教育是做人的工作, 只有面对面、心连心才能让学生体会到温暖, 受到感染。现在的情况是, 老师离开网络办不了公, 学生离开网络不学习。结果是, 老师不认识学生, 学生提笔忘字。”一位大学教务长对此现象无不讥讽。

管理难度加大, 还表现在师生安全问题上。师生奔忙于各校区, 特别是教师去各校区上课, 交通安全就是一大祸患。采访中, 某大学安保处长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案例:2008年2月25日8点10分左右, 由鲁西南某高校通往日照校区的班车, 在行驶至日东高速泗水段时, 因雪天路滑车速快, 车辆打滑失控撞向路边的隔离带, 然后发生侧滑近30米, 最终车体从中间断裂翻车, 将部分乘客压在车下或甩出车外, 最终造成8人死亡, 13人受重伤。

这起交通事故已过去5年了, 但它留下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只要打开网络, 那《向XX学院车祸中死难的师生致哀》的帖子还在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资料显示, 目前, 全国高校新校区95%的正在建设, 25%的仍在完善中, 人员复杂, 小偷小盗现象不断, 有些校区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更让人担忧的是, 建筑工地险象环生, 安全事故防不胜防。采访中, 一位学生处长讲了两件事情, 令记者毛骨悚然。

去年秋天, 某高校新校区正在建设实验大楼。这座大楼的地基足有10米多深, 正位于学生公寓和教学楼中间。一天上午, 一位大一新生为了抄近路赶时间横穿工地, 结果掉进深坑, 一截钢筋插入肺部。“多亏发现早, 抢救及时, 不然早没命了。”这位处长说, “不管怎么贴出警示标志, 也不管怎么隔离工地, 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让你揪心。”

今年暑期的一个早晨, 雾气很浓, 能见度不到3米。一名女生带着耳麦出去散步, 当她横跨施工道路时, 正巧有一辆大型吊车开过。她没有听见车的轰鸣声, 司机没有看到有人经过, 结果悲剧发生了。

“这些年, 面对多个校区, 面对几万名学生。我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不怕吵, 不怕闹, 就怕夜里手机叫。手机一叫, 我心里就会‘咯噔’一下:‘坏了, 又发生事故了。’”一位分管学生管理工作的副校长说。

多校区办学还可能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截至2012年底, 全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500亿元。据抽样调查, 95%的高校都有贷款。沉重的负债压力, 已经使一些高校举步维艰、焦头烂额。

这些学校的债务大体有三类:一类是贷款。这类高校少则有几个亿, 多则有几十个亿。光利息就是一笔不菲的数目。银行催债时, 他们再从别的银行贷款, “拆了东墙补西墙”。这几年这法子不灵了, 因为银行看到了高校贷款的高风险, 干脆拒高校于门外。“这下可好了, 全校教职工就像水里濒临干涸的泥鳅, 苟延残喘。财务室天天不开门, 每位教师报销单据一大摞。看病、出差都是自己掏钱。校长看见银行的人就躲。”这位高校财务处长讲的这些故事, 让人听来像小品剧本。

另一类是借款。主要是向企业借, 就是学校没有钱让建筑企业先垫支。起初建筑企业认为“高校是国家的, 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 可是后来发现确实没钱。于是, 双方从“合作伙伴”变成了“冤家对头”。有一天早晨, 济南市某高校行政办公楼被建筑公司给“封”了, 楼前站满了企业职工, 他们打出标语:“还给血汗钱, 我们要过年!”

还有一类叫集资。这类学校主要是向教职工集资, 许诺给高利息。“一开始, 看着高额利息动了心, 有的人还向亲朋好友借钱, 多的一户达到了上百万元。可是5年过去了, 学校连利息都拿不出来了, 教职工看不到希望了, 于是, 就纷纷去找校长。“校长也没办法, 只好重复解释政策。那灰头土脸、狼狈不堪的样子实在可怜!”一位教职工又气愤又嘲讽地说。

政策主导与学校自我发展催生多校区

有人形象地说:“发展意味着数量的扩大和增加, 就像生物成长中细胞的分裂一样。”我国高校多校区的出现, 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经阶段, 虽然多校区办学带来种种弊端, 但是多校区的形成和发展, 也有其内在规律和合理性, 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客观原因。

上世纪90年代,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期。过去精英教育时期专业设置过细、学科综合能力不强的状况越来越不适应时代需要了。在这种新形势下, 高校合并办综合大学就理所当然地被摆上议事日程。于是, 由政府主导, 对学科传统有关联的尤其是属于互补性的高校进行了整合。这就使得原来在一个城市中的不同高校被归属到同一个综合大学的框架之中, 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一夜之间便忽然拥有了多个校区。

这种现象在国家重点大学密集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最为明显。主要的合并方式是以一所重点大学为主, 其他高校并入。还有一种类型, 就是几所学校合并后组建成一所新学校, 起用一个新校名。譬如, 2000年4月, 由原西安公路交通大学、西安工程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合并组建了长安大学。1999年9月, 由原西北农业大学、西北林业学院、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山西省中国科学院西北植物研究所等7个教学、科研单位合并组建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这类学校校区多, 而且更为分散, 路途更远。长安大学主要有3个校区, 即位于西安市区的老校区700亩, 离老校区30公里的渭水校区1700多亩, 离西安市区180公里的太白校区200多亩。

如果说第一个原因是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政策使然, 那么第二个原因则是学校自我发展所迫。高等学校普遍扩大招生规模后, 原来的老校区容纳不下那么多学生, 扩容扩不动, 只好到城郊去征地新建校区。“城郊土地相对费用低, 也有城郊当地政府为了吸引高校落户给予优惠政策的原因。如济南市长清区, 新世纪初的商业用地一亩上百万元, 而高校用地只有十几万元。”一位高校后勤处长介绍说。“新建校区后, 就能扩大招生, 相应地, 国家按招生数拨付的人头费也相应扩大了。招得越多, 拨钱越多。所以, 那些年高校圈地运动盛行, 就几年工夫, 大多数高校拥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校区。”

上世纪, 在山东莱阳县城有一所建于1951年、以农科为主的本科大学, 名叫莱阳农科学院。2001年该校到青岛市城阳区创建了新校区, 2007年3月更名为青岛农业大学, 地理位置、学校称谓和校容校貌焕然一新。结果是, 办学景象今非昔比, 博士来了一大批, 录取分数线涨了一大截。正因如此, 小城市的高校千方百计向大城市附近靠拢, 内陆的高校千方百计往沿海搬迁。这些高校这样做的理由是, 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能够吸引优秀教师和优秀学生。他们采取的做法是, 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选址征地建新校区。于是, 我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一批新校区应运而生。

多校区要科学布局, 传承统一的大学精神

据统计, 目前全国普通高校2142所, 有1959所高校拥有多个校区, 占到91%。多校区办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前不久, 记者在调查和采访的基础上, 专门组织驻济南高校的多位代表召开了一个多校区办学座谈会, 邀请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学者和高校行政领导, 共同探讨对策。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我国多校区办学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面临的问题纷繁复杂, 要解决因校区分散而带来的诸多问题, 最关键、最迫切的是构建科学的多校区办学管理体系。

山东大学高教管理中心副主任刘志业提出, 要借鉴国外多校区办学经验, 构建中国特色大学体系。多校区在西方也有很多类型, 既有一所大学所属的不同校区, 也有多个分校构成的大学系统。后者基本都是由公立大学组成, 据统计, 美国公立大学毕业生中, 80%都是在这类大学系统中培养出来的, 其中尤以美国加州大学最有代表性。国内很多学者在研究我国大学的多校区管理问题时, 都以加州大学为蓝本。

刘志业说, 美国的大学系统其实是多个公立学校结成的松散联盟, 各学校独立性较强, 各学校的特色比较明显, 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我国大学的多校区, 其实是主体大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没有独立的办学自主权, 只承担着学校发展的一部分功能, 与主体之间是管理和被管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改革和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 实现办学效益最大化, 需要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国情实际,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校区办学之路。

山东财经大学规划处处长魏承洋认为, 多校区合理布局, 明确定位、突出特色十分重要。在这方面, 山东各高校正在进行尝试, 为各个校区确立不同的功能定位。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 山东大学将着眼于大学系统的战略全局, 明确济南、威海、青岛三个大校区发展目标定位, 济南校区将重点发展医学学科、人文学科和传统学科, 威海校区重点发展空间学科、应用学科和特色学科, 青岛校区重点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涉海学科, 三个校区形成统分结合、优势互补、一体发展的山东大学系统。

还有专家提出, 合并院校在校区无法增减的情况下, 可采用以学科为主体、学院为建制的分区办学模式, 这是一种在人力成本和运行成本不能改变的条件下, 降低管理成本、合理配置资源的选择。有条件的合并院校, 也可采取校区置换方式, 减少校区, 解决校区过多带来的问题。山东建筑大学、山东职业学院、山东城市建设职业学院等都采取了校区置换方式, 扩大了规模, 减少了校区, 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效益。

对于同城新建校区, 专家们建议, 可采用基础教学区和专业教学区分阶段办学模式, 好处是能保证文化的连续性和资源合理配置, 避免重复投入和资源浪费, 保证每个学生在校内的相对公平, 从而保证同一所学校的“产品”品质基本统一。异城异省建校区的高校, 在文化无法统一的条件下, 可采用分校区相对独立办学模式, 即分学科和学院办学, 但要与大学主体不重复, 好处是便于学科建设和管理, 有利于保证质量、办出特色。

“要善于把信息化手段运用到多校区管理之中。”山东省教科所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杨玉春提出, 在信息化时代, 多校区高校应注重管理模式的创新和建立基于信息化支撑的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其好处是可以实现多校区之间的资源共享, 避免资源浪费和分配不均。虽然部分高校的校区分布不集中, 甚至有的是异市、异省, 但是采用标准化的数据管理系统, 理论上可以实现多校区之间的科学有效管理。

济南职业学院院长申培轩认为, 传承校园文化是高校多校区管理的核心。多校区管理要展现学校整体风貌, 体现“一个大学”的理念, 注重“校魂”传承。这种精神传承, 在新校区师生的心理上需要经过拒绝、沉默、顺从、适应、融入、同化等较长的过程, 要缩短这种过程, 需要重树大学精神, 这是大学的灵魂, 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大学精神需要大师来带头营造。大学不应该表现出过强的功利性, 新校区建设要注重人性、精神、情操等方面的因素, 传递并形成自己的精英文化, 引领学生走向文明、高尚、进步。校园文化的传承, 还需要在新校区汇集诸多名师, 形成良好的学风、校风。在新校区更要建立新的师生关系。同城校区应保持文化的完整统一, 异城校区, 可在保证基本制度政策统一的情况下, 给予更大的灵活性, 鼓励因地制宜, 形成特色。在多校区办学的现实情况下, 要尽量多地实现资源共享, 最大限度地弥补文化割裂。

如何破解“黑户”困局 篇2

“我做这个研究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为了研究收入分配。”谈及做此报告的初衷，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万海远说。

“黑户”群体的量化指标，在20lO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已被估算出来。而对于“黑户”群体的生存状态调查研究，万海远及其调研组走在全国前列。

这份报告还原出“黑户”群体怎样的生存状态？“黑户”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有哪些？破解之道又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万海远。

由“基尼系数”到“黑户群体”

关于“基尼系数（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不准确”的讨论，在学界由来已久。多数质疑者认为，“实际的收入差距”要比数据显示的大很多，因为高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被低估了。普通人直接的反应是这个系数上升、下降与个人的感觉不相符。

对于研究方向是收入分配问题的万海远来说，真正低收入人群同样存在被低估的问题。

“同一口径算出来的系数，为何争论这么激烈？问题出在样本上。”万海远认为，国家统计局抽取的13万个样本，普遍是略低收入样本，而极低收入人群没有被纳入样本库。

于是，将极低收入人群纳入样本库的想法在他脑海中产生了，并最终将调研对象锁定在“黑户”群体。

之所以选择这个群体，万海远说：“我来自农村，曾经也是个‘黑户’，对这部分人有所了解。‘黑户’就属于典型的低收入群体，他们可能是没有收入或者是负收入。”

锁定调研目标后，通过何种方法找到并获取这些“黑户”样本是当务之急。

经商议，调研小组利用国家统计局在全国各城市调查队和农村调查队的300万调查员资源，在15个省份基层派出所民警、民政人员、乡村干部的配合下，最终确定1928个“黑户”样本。

最终，调研组利用设计好的访谈提纲，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面对面对“黑户”个体进行访谈。

不过，随着访谈深入，万海远课题组原本设计好的提纲数不断增加。他说：“黑户群体的生存现状之差，超出我的预期，访谈内容也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扩展至生活、心理等方面。”

1928个样本

2014年8月，历时14个月，万海远调研组对1928个“黑户”样本的抽样调查告一段落。

调查数据显示，多胎超生、未婚生育、历史遗留没有主动上户口、大学毕业生户籍档案断档是导致“黑户”产生的主要原因。其中不符合生育政策的约占60%，这部分人群至少有780万，在“黑户”总人口中占比最高。此外，因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主动上户口和大学生“黑户”各占15%，人口在390万左右。

那么，“黑户”群体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黑户”问题又给社会稳定带来哪些影响呢？

有些数据较简单，比如性别，在“黑户”群体中，男性成为“黑户”的比例明显低于女性，仅为38.7%，而女性达61.3%；就受教育程度来说，“黑户”中的纯文盲比例为44.2%，加上小学教育水平的为30.7%，接近文盲的比例已达75%。

由于学历低，“黑户”流动到城市，虽然通常从事的是最累最苦的工作，但仍无法得到正常公民的各项权利。从调查结果来看，没有稳定工作的比例达43.8%，有稳定工作没签过劳动合同者占37.4%。

“他们很敏感、自卑、没有安全感、缺乏合作精神。长期下去，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万海远说。

其实，万海远的这种说法有据可查，受访者中性格悲观的占34.8%，生活不幸福的比例为35.78%，78.6%的认为日常生活无意义。

从“黑户”分布地区特点来看，超过一半生活在农村，占比57.8%。在不同城市流浪比例为13.2%。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由于没有正式身份，无法得到社会承认，不少“黑户”基本上不参加公共活动，他们中大多数甚至连基本的出行、住宿都不能正常进行，没有坐过飞机、火车，住过正规宾馆者比例为39.3%；使用别人证件的占到30.1%：不参与公共活动、社会活动少于3次的占比高达19.7%。

这组数据颇令万海远担忧，由于“黑户”群体习惯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活动轨迹不被记录，因此容易成为一些非法组织努力争取的对象。

一张芯片管理户籍

调查结果表明，“黑户”问题如不解决，不仅损害他们心理健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社会不公平、制约人才流动，还会导致社会管理部门之间扯皮、推诿不作为、乱作为。

除此以外，重新办理户口的成本取决于不同的“黑户”成因。大学生因档案衔接而导致重新落户的成本最高，但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超生而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或其他罚款是阻碍“黑户”主动办理户口的原因所在。另外是往返交通费、协调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较高，使得“黑户”没有很强的动力去“漂白”身份。

据万海远介绍，“黑户”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的附加功能。解决“黑户”问题的首要任务是把当前户籍的利益分配功能还原为基本的信息收集功能，把与其不相关的计生罚款或相关的福利补贴功能全部剥离开来。

为降低“黑户”发生率，万海远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一个人只拥有唯一的社保卡号，并把所有的相关信息全部集成到一张芯片上，由此可以让居民自主流动。

对于各部门之间将如何管理这些信息，万海远提出，可以把个人信息分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管理部门根据其权限获得不同的信息，这样就不会出现某个证明丢失而导致“黑户”群体激增。

农信困局如何破解 篇3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土地市场逐渐建立以来, 土地闲置问题就一直存在, 这与我国地少人多、城市建设用地紧张的国情不相协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0年至2009年, 全国房地产企业购置土地面积为33亿平方米, 而完成土地开发面积仅有近21亿平方米, 简单计算可知, 约12亿平方米土地未被开发, 其中多数其实已沦为闲置用地。

国土资源部曾公布一份全国1457宗闲置土地“黑名单”, 更令囤地问题成为“千夫所指”。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 2011年国土资源部共收回闲置土地2393公顷, 盘活批而未供土地1.16万公顷。借着近年来房价几度飙涨的“东风”, 开发商趁机大肆囤地, 攫取超额土地收益。而用地的大量闲置, 不仅是资源的极大浪费, 还造成政府无法准确预测社会对土地资源真实需求, 使土地市场出现虚假繁荣, 土地资产功能被放大, 房地产投机难于遏制。

为了打击开发商囤地, 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多次出台政策、法规, 从1999年4月颁布施行的旧版《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到去年年底的《修订草案》, 再到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后简称《办法》) , 可以看出政府对于闲置土地的处置办法和力度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

此前, 政府为整治囤地问题多次出招, 始终收效甚微, 原因究竟何在?随着新《办法》的推行, 四处蔓延的囤地现象会不会就此大幅减少或消失呢?

在网络上曾经流传过的一份《有关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闲置情况表》上, 详细列出了省市、项目名称、闲置土地的受让人、合同编号、合同签订时间和约定的开竣工时间等内容。其中, 北京、广州、海南、江苏等地成为闲置土地“重灾区”, 这4地的闲置土地数量占全国的近1/4, 70%以上闲置土地性质为住宅用地。

海量土地遭到闲置

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南京路, 有一块“奇怪”的土地。

1992~1994年, 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地产集团旗下公司陆续完成南京西路永源浜3、4、5、8号地块 (协和城二期) 的批租, 在1994年至2003年间又陆续购买了邻近的数个地块。

协和城项目曾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南京路五大主要商业项目之一, 计划分两期开发, 总建筑面积达40.9万平方米左右。协和城一期已于2000年竣工, 总建筑面积约6.25万平方米, 包括公寓和部分零售商铺。二期则主要以零售、酒店、办公楼为主。

该项目对外宣称的开工日期是2009年3月11日, 竣工日期是2010年11月5日, 虽然竣工日期已过一年多, 却尚未完工。在此之前, 经过两次修改规划、多次停工, 这块土地升值超过10倍。

协和城二期是囤地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北京的华龙大厦, 闲置5年, 坐收1亿元;广州珠江新城的一块靓地, 前后闲置了12年, 土地增值接近11倍, 开发商尚未动工获利已接近11.2亿元……如此现象在大江南北的大中小城市不时可见。仅上海一地, 据粗略估算, 囤地总量就有约4000万平方米。而全国闲置土地的总量至今尚未有权威统计数据出炉。

“闲置土地就好比城市的一个‘疤’, 看上去就让人不舒服。从土地利用来讲, 本来建设用地就不多, 不管是将土地用来规划商场, 还是规划为写字楼或是住宅, 地方政府在出让土地时都有自己的想法, 比如要解决多少住房问题等。但土地如果被闲置了三四年还没动, 那对群众的生活肯定有影响。闲置土地跟房地产也有直接关系, 如果对闲置土地不予管理的话, 那开发商就会变相囤地。”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说。

囤地带来恶性循环

从开发商的角度看, 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 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基础。在资本市场上, 拥有更多土地储备的房地产公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青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房企的囤地之风。

“在资本市场中, 房地产开发商有土地银行的概念。土地储备越多, 公司价值和市值就越高。”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曾指出, 衡量房地产公司的价值, 不光有利润指标, 还有NAV (净资产价值) 估值法。这鼓励上市和即将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增大土地储备, 从而造成有些开发商土地储备大大超过开发能力, 进而形成囤地。

“正是由于对NAV估值法的推崇, 使得不少地产商参与到土地储备的竞赛中。通过增加土地储备做大市值, 进行再融资后又投入到土地市场, 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位房地产券商研究员直言, 加上近几年土地市场迅速升温, 土地价格在快速攀升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囤地的利润空间。在资本逐利的驱动下, 开发商通过不断买地——改规划——囤地来坐等升值。

除了开发商自身原因造成的主动囤地冲动外, 拆迁难和居民反对等引发的规划调整是开发商经常提及的两个主要理由。由于过去许多地不是净地出让, 开发商和拆迁户始终难以达成意见一致, 致使土地不能动工。而项目周边居民强烈反对规划方案, 因此需要调整规划, 规划的调整自然要耗费时间, 延期开发也就理所当然。此外, 出让地块有复杂的法律纠纷导致动工难等因素。

另一方面, 由于配套建设以及规划修改等方面的地方政府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北京某国有房地产公司的负责人指出, 地方政府每隔几年会进行一轮总体规划的修编, 一些既定土地原有规划可能面临调整。有时市政建设或是道路扩宽等因素, 造成用地性质或土地容积率变化, 开发商就需要和地方政府进行重新协调和沟通, 从而造成土地批而未建。

地方政府与房企“相互理解”

实际上, 我国出台公布处置闲置土地的政策已有10多年了, 但全国范围内真正收回闲置土地的案例鲜有所闻。

1999年4月发布的旧《办法》规定:满1年未动工开发, 征收土地出让金20%以下的土地闲置费;满2年未动工开发, 可以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虽然早有‘无偿收回’之类的规定, 但政府查处一直是‘只打雷不下雨’。”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的一位律师直言, 对闲置土地的收回, 怎么收、收哪些土地都无法可依。

2005年开始, 国家在诸多调控文件中, 都曾要求清查闲置用地, 尤其是打击企业囤地行为, 但效果却不敢恭维。“从宣称约谈到延期问责, 再到后来下发闲置土地清单, 处罚力度一次不如一次。”中国土地学会一位专家如此评价国土部对闲置土地的“不力作为”。而旧《办法》中存在的不可操作性, 使得国土部对闲置土地的处置更加举步维艰。

某国企开发商提到, 旧《办法》对于竣工时间的限定并不算严格, 而“开工”对开发商而言则颇为简单。而且, 即便不能如期开工, 开发商也能找到理由来搪塞, 比如规划原因, 最容易蒙混过关。关键是, 地方政府也不愿意惹事, 除非太出格, 就不会主动去插手太多。很多高价地太早开工开发商赚不到钱, 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买卖双方, 能“相互理解”。

国土部有关人士曾透露, 目前土地闲置大体分为两类, 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占46%, 另外54%的闲置土地主要是由政府原因造成。业内人士指出, 正是对土地收入的依赖性以及牵扯到的各方面利益, 使得地方政府对于开发商的囤地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打击囤地的政策执行力度不够。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规定了土地闲置时间超过两年可无偿收回的例外情况, 但对‘不可抗力’、‘政府、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和‘动工开发必需的前期工作造成动工开发迟延’这3类例外情况均无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总工程师邹晓云说:“按现有政策规定, 政府原因造成土地闲置原则上不予追究责任。这相当于一个挡箭牌, 不排除一些企业为了躲避处罚, 也编造理由挤进了‘政府原因’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专家马庆斌指出, 闲置土地的实质不是“闲”, 而是“囤而不发”。大家之所以让它闲着, 是因为它闲得有价值, 它有潜在的升值空间, 所以才让它闲下来, 实质上这种闲置土地“囤而不发”的状态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一种默契。

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司长王守智也坦承, 旧《办法》在执行中遇到一些麻烦。如闲置土地认定标准、处置主体等缺乏处置程序性规定, 需要进一步明晰;因政府原因导致的闲置土地占了较大比例, 需要妥善处置盘活利用等。

新《办法》也不能指望?

从去年底开始, 旧《办法》进行了其施行以来的首次修订, 最终形成了新的《闲置土地处置办法》。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副院长周建春认为:“这次算是较大程度的修改了。”

可是, 不少人预言, 对于新公布的办法还不能够寄予厚望。

新《办法》问世之时,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在微博上调侃说, 他“万分同情国土部”。他认为, 一年不开发罚款20%, 二年不开发无偿收回, 这规定早就是“旧政”了, 且近几年强调过N多次, 没用的。

“原来可能规定得比较粗一些, 现在把一些条款做得更细了一些。但是原来有的东西基本上都形同虚设。”北大公共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韩世同说, “有人说, 如果说真的想通过收取闲置费促使开发商加快动工速度的话, 为什么不把这个比例往上提高一点?我觉得20%就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如果真收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有压力的。问题就是其实收不了、收不到。其实满两年要全部拿走, 还无偿拿走, 惩罚力度更大, 但是开发商都有办法去化解掉和回避掉。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规定跟实际操作之间的距离比较大。倒不如在实际的操作方面适当地规定一下, 或者是寻找到一些可行的办法, 否则的话还是会形同虚设, 土地出让费用拿不到, 最后无偿收回又收不了。”

还有网友大讲“风凉话”:“据说, 六成以上的土地闲置都是政府原因造成的。不用说, 新政还未实施, 已经打了六折以上的折扣。属于政府的原因不能开工, 当然不能闲置一年征缴20%闲置费, 也不能闲置两年无偿收回。剩下的不到四成原因是开发商的, 还是可以处置吧?但也很难说, 一是要看政府和开发商的关系如何, 二是要看开发商攻关能力如何, 三是要看开发商表演水平如何。三者有其一, 仍然可以逃过闲置土地的处置。比如, 开发商很有可能制造一些事件拖延开发。开发商其实是既懂得钻政策空子, 又懂得市场的人。”

从7月1日起, 新修订后的《办法》开始实施, 各地存在“囤地”行为的房地产开发商们面临“大考”。虽然新版《办法》对闲置土地的认定、处置、监管, 均提出了较为详细的管理方法, 土地闲置问题由来已久, 即便政策出台, 如何得到有效执行, 还存在诸多疑问。

(一)

对于闲置土地, 老《办法》认定有三类, 包括国有建设用地“约定、规定动工满一年而未动工”, “已动工但建设面积不到总面积三分之一或投资额不足25%”, “中止开发建设满一年”。新《办法》在这方面没有变化。也正因如此, 新《办法》被一些人认为是“新瓶装旧酒”。

但是新《办法》规定, “县级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相关规定的, 依法给予处分”, 再次明确“未动工开发满一年的闲置土地, 由市、县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土地出让或划拨价款的20%征缴土地闲置费”。此外, 新《办法》还对“政府原因闲置”作了细致规定。

中国指数研究院研究总监陈延彬指出, 新《办法》加大了地方政府的督促力度, 如果囤地情况严重到一定程度, 就会限制土地供应;且要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和划拨决定书应当就项目开工、竣工时间和违约责任等作出明确约定。显然, 新《办法》加大了对政府相关部门的约束力度, 严格规范了操作程序, 明确了责任。

“有了这样的规定, 今后对于是主动囤地还是政府原因造成的囤地争议就少了, 打擦边球的机会也少了。”陈延彬认为。

王守智介绍说, 为避免土地纠纷造成的新的闲置土地, 《办法》明确要求必须是“净地”, 禁止“毛地”出让, 就避免了因拆迁等原因造成的土地闲置。市、县政府供应的土地应当是土地权利清晰, 安置补偿落实到位, 没有法律经济纠纷, 地块位置、使用性质、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明确, 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基本条件。

此外, 闲置土地的认定标准更加清晰, 操作性更强。王守智表示, 过去由于没有“动工”状态的具体标准, 管理者经常遇到用地者以“围墙”为动工标志的现象, 不利于闲置土地的认定和处置。另外, 开发建设面积占应动工开发建设总面积1/3或已投资额不足25%的计算标准也不清晰, 闲置认定的难度很大。这次修订, 专门在附则中作出名词解释, 其中, “动工开发”定义为依法取得施工许可证后, 区分需挖深基坑的项目、使用桩基的项目和其他项目, 分别确定标准;“已投资额、总投资额”均不含土地价款和相关税费。

鉴于此, 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认为, 如果新《办法》能够得到严格执行, 将对市场供应产生重要影响, 也就是说将促使存量土地尽快进入到开发环节, 并且形成市场供应, 增加市场供应量。

“新《办法》是要在存量土地上下工夫, 提高存量土地开发效率,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指出, “但具体效果还是要看地方政府的执行意愿和力度。”

(二)

那么, 地方政府的执行意愿和力度究竟如何呢?就在日前, 一件反面案例被曝了出来。

苏州独墅湖边有一大片空地, 绿城集团在2009年9月份拍下了这里, 准备开发一个叫做绿城玫瑰园的高档商品房项目, 按照36亿元的地价计算, 单单当时的楼面价就已经达到了28000元。预计的竣工时间是定在2014年12月, 但是到现在还迟迟未见开工。

“即使是按照原来的规定, 在一年内一定要开工, 一个坑总是要挖吧?几个桩子总要打吧?可是没有。两年之内, 应该有30%的面积要开工, 或者投资的25%, 显然这一点也没有做到。2009年9月份拍的地, 不管是按照新的《办法》, 还是按照旧的《办法》, 这块地都应该已经收回了, 但是现在开发商还在这里准备搞创新型的项目。”知名时评人刘戈说:“实际上绿城集团本身也有资金困扰的问题, 因为它当时拍得太高了, 现在它如果开发会占用资金, 所以就撂在那个地方。当地政府显然是容忍了这样的一种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严金明评论道:“重要的是处罚办法的履行和落实。绿城明显已经超过了闲置土地两年了, 我想地方政府应该是知道的, 但是在处理的时候, 因为比较困难, 所以就绕开走了, 把这个先放在了一边, 这样拖的时间就越来越长。”

(三)

大量土地闲置未开发所造成的种种危害, 已毋庸讳言, 经过多年来的讨论, 社会已达成基本共识, 需要认真清理闲置土地, 让违规囤积居奇的开发商付出应有代价。开发商大量囤地就是为了赚钱, 地方政府心知肚明却公然袒护, 亦是有利益潜伏其中, 轻易不愿下手清理闲置土地。可见, 国土部要想顺利实施处置办法, 就要盯紧地方政府, 督促它们严格执行《办法》。

完善监督体制

“我们对于政府的责任现在很清晰, 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责任分界非常清晰, 对于开工的标准和闲置的标准定得也非常清晰, 而且已经清晰到建筑图纸上以及投资报表上。但是光有这些还不够。”刘戈表示:“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 国土资源部门对囤地的现象有一个风暴整治, 当时查出来有2800多宗的闲置土地, 占到整个出让土地的三分之一。现在过了两年, 这些到底有多少被收回的?现在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

他说:“那么, 除了上级部门的监督, 公众的监督也非常重要。是不是可以在《办法》里做一些修改, 或者出台其它的补充办法, 把社会公众和其它的相关部门, 比如建筑商等等, 都纳入到这样一个监督体系里来?如果发现有项目占着土地闲置了好几年, 只要有人举报, 最后我们都必须给一个回答, 回答了以后, 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结果, 有了结果, 就必须要通过媒体来公开, 这和上级部门的监管结合起来, 才形成了一个完整、全面的监管体制。”

“在监督技术上, 国土资源部有杀手锏, 就是它的卫星系统。现在关键问题是, 第一, 它掌握的数据能不能公之于众?让公众也来参与监督?第二, 让地方政府对闲置土地的处理负有主要责任, 我想说的是, 国土资源部对地方政府到底有什么责任?它的责权利的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 一年后两年后, 还是有大规模的闲置土地的话, 这个责任到底是得到政府的?还是国土资源部的?这个责任的边界必须分清楚, 否则任何一级都可以把它的责任压给下一级, 而它自己不承担主要的责任, 那么闲置土地的问题, 就永远也解决不好。”著名财经评论人叶檀指出。

管住地方政府

“闲置土地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房地产专家陈真诚分析, 说简单是指企业看到地价房价上涨后大肆囤地, 地方政府土地政策执行不到位;说复杂是因为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考虑、为大企业招商承诺低价土地, 加上拆迁、地方一把手换人、企业囤地倒地等因素, 利益复杂纠缠不清。陈真诚透露, 国土部的一位官员曾私下向他坦言处理闲置土地的苦衷。“我们也想调控好, 但能力有限, 我们对地方政府没有管辖权, 地方很难执行我们的调控意图。”

多位专家一致认为, 仅靠国土部一个系统孤军作战, 在短期内处置闲置土地难见实效。“再怎么完善《办法》, 也不过是个部门法规而已, 如何做到兼顾各方利益, 恐怕还是个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这样表示。

“《办法》是国土资源部下发的文件, 但地方上真正和开发商产生关系的是市长、县长们, 国土资源部门的部长、厅长是管不到他们的。所以如果在一些土地闲置的问题上, 有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犯了错误, 那么最后谁来惩治他们?这个可能就需要其它一些部门的介入。比如闲置了很长时间, 最后证明是政府部门的问题, 这个时候应该要有一个能管住干部的部门, 给他头上有这么一个戒尺, 这样可能对于我们这个政策的执行会有非常实际的效果。”刘戈认为。

独立地产评论员顾海波说, 解决囤地禁而不止, 应该成立固定机构, 建立以国土资源部门为主、相关部门为辅的协调机制, 并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组长, 增强组织协调处置力度, 共同打击房企囤地。

地产业内人士杨少锋则建议, 国土部应与银监会、证监会联手清查闲置土地。如果在国土部严查囤地、炒地的同时, 银监会能对闲置土地的开发商进行信贷风险调查, 并采取贷款上的限制, 那么不仅将对土地存量市场带来明显改善, 督促开发商早日动工, 政策趋紧也将给新增土地市场带来威慑作用, 开发商拿地前不得不考虑今后不能按时开发带来的风险。

严征土地增值税

有不少业内专家表示, 在开发商囤地泛滥的当下, 严征土地增值税或将有效遏制开发商的囤地行为。

“开发商根据市场节奏和自身实力向市场提供房屋多少、快慢, 应当说都不是问题, 政府也无权直接干涉。问题出在囤地, 实际上是土地投机。”知名时评人苏文洋表示:“政府只要通过税收的形式把开发商囤地期间的增值收走, 彻底打消开发商囤地的增值预期, 自然也就不存在大量闲置土地的问题了。”

根据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经济研究组的研究, 土地增值税政策要求直接转让土地的企业须在交易时清算应纳土地增值税, 如果严格执行清算政策, 将大大降低土地二级市场卖方的赢利空间。另外, 因囤地或捂盘而获得的额外收益, 最高要缴纳60%的土地增值税, 加上囤地或捂盘的资金成本和机会成本, 将可能使开发商囤地陷入无利可图的境地。

对于土地增值税可能被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担忧,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 土地增值税是在房地产项目已销售完毕或至少销售85%以上后才进行清算的, 因此这一税种跟房地产开发环节的营业税等流转税不一样, 想全部转嫁给消费者的可能性不大。

根除土地财政“依赖症”

长期以来, 我国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在双方获利的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有时是有意为之, 这才是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办法》中专门强调要明确地方政府责任问题的原因。

马庆斌说:“为什么几次清理闲置土地的行动效果不太明显?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目前整个经济的发展方式, 包括地方政府过多地依赖土地财政;另外是我国过去对闲置土地的处置办法不太健全;还有即便有了管理办法, 地方政府因为和开发商有利益默契, 这样就使得执行强度被大大的弱化。长期来看, 如果这种土地财政的魔咒不解除的话, 这种闲置土地的病根就永远难除。至于下一步的执行力度, 从长期来看还是不乐观的, 解决的出路应该不在于土地闲置, 或者闲置土地的处理上, 而在于地方政府。鼓励地方政府更多地建立实体经济, 我想才是一种真正坚实的路。”

因此, 他指出, 解决土地财政问题的当务之急, 是从制度安排上弱化地方“以地生财”的冲动, 给予地方更多的资金支持。一方面, 亟待完善土地收入管理使用办法, 变寅吃卯粮式的一次性“透支卖地”为每年都有土地收入的平稳开发, 并且严格管理和规范使用卖地资金, 确保卖地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另一方面, 按照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 给予地方更多的资金支持, 使其能够有财力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要改变地方依赖土地财政的依赖, 需要地方转变经济结构、发展模式, 包括对其他产业的促进, 能够拉动财政的增长。而解决土地财政的根本出路, 是要进行财税体制方面的改革。只有建立健全地方税收的财源, 进一步完善地方税收的体系, 改土地出让收入为征收物业税增加地方政府收入, 建立与地方事权相匹配的财权, 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囤地问题。

如何破解政府收支失衡困局 篇4

无独有偶，从今年开始，财政部每月都会对全国各省市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地方支出进度排名，并进行通报，以激励各地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避免年底突击花钱。但即便如此，全国各地财政支出还是没有按照预算进度花出去，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愈演愈烈。

可见，光靠政府的行政指令难以从根本上治理好这两大顽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制度改革与法制完善。

呼吁《行政收费法》出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各执法机关和事业单位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的久治不愈，与当前行政收费机制的“逆激励”有关。比如有些地方将罚款数额作为考核干警的重要依据，竟然规定将罚款的10％返还给个人，20％奖给执行罚款的单位。导致一些干警千方百计抓罚款，一来这是工作指标，二来也可以给自己创收。

而要改变这种“逆激励”，除了需要强化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管力度和自我约束外，还必须对当前各种收费项目和规模进行彻底清查，进行费归税、费改税的改革，禁止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改为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同时加大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强化人大对于乱收费现象的检查与监督力度。

而从法理上说，行政收费权唯一的来源只能是公民通过立法的形式授予给行政机关。然而当下正在执行着的各种行政收费项目，不但缺失一部专门的行政收费法，就连规定了单项行政收费的其他法律也少之又少。为了从根本上将行政乱收费的监督和处罚制度化，就需要尽快出台《行政收费法》。

“逆激励”效应亟待改革

“天价采购”的屡禁不绝，同样也源于当前财政分配体制的“逆激励”。由于政府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GDP和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别无他用。更糟糕的是，我国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这样一来，地方各级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自然会想尽办法把钱花掉，而不会从“替纳税人理好财”的角度理性合理地进行政府采购。

最典型的案例是，广州地铁2号线实际建设的花销比原本预算节约了18亿元，可负责人卢光霖不仅没得到奖励，反而因为“钱没花完、绩效不好”挨了批评。“我有花钱结余，你还来怪我，这是逼着我大手大脚花钱。”卢光霖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不花钱，你就是蠢材！”可见要杜绝“天价采购”等政府突击乱花钱现象，光靠财政部的三令五申并不解决问题，同样需要从制度上堵住漏洞。

对此，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及其他一些财税专家一直呼吁采取“零基预算”的新模式，即每年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不考虑以往会计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或费用数额，而是以所有的预算支出为零作为出发点。

理顺法律关系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法制不健全，落实乏力，我国虽然已出台了《政府采购法》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但由于法律条文规定不够细化，缺乏操作性，在实际的操作中严重变形。相似的是，我国现行《预算法》已经实施了将近20年，它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蔡琛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预算法》修订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将它列入必须审议且完成的59件法律案之一。但最终，2006年的修订稿在征求意见中因分歧太大而被搁置了下来。

他提议，修订后的《预算法》应该制定对各地方、部门节约下来的预算，给予奖励措施的条款，比如“一半上缴，一半留在本单位”。最重要的是把一切都公开地放在预算平台上，这样才能避免制度“走样”。

由此可见，当务之急是尽快修改修订《政府采购法》和《预算法》，还要理顺这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建立并落实人大对预算超收收入的“审批制”，同时将各级预算对外公开制度化，从制度设计上进行系统修改，从而形成法律制度上的“正激励”效应。

短评

收钱与花钱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行政乱收费与突击花钱，这两个事件看似独立，但暴露的是同一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作为全体纳税人的大管家，没有尽到一个好管家应尽的理财责任；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源也是相通的——都在于当前财政收支体制的“逆激励”与法制建设的不完善。

要杜绝各类行政乱收费与突击花钱高价采购的现象，关键在于完善立法，加快实行财政收支与预算的细化公开，做到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已有90多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而且11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预算法》修订案，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完整性和透明度。规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预算、决算都要依法向社会公开。

农信困局如何破解 篇5

中国已进入了跑弯道时期，

不容许有闪失

中国和平崛起，现在正处于非常关键时期，就好像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在400米赛跑时进入了弯道，我们想在弯道上赶超过去，今年的十七大就是为了跑弯道做准备。

十七大提出了四个坚定不移，其中的一个就是在2020年坚定不移地实现全面小康。这是什么意思呢？城市化率要达到55％以上，比现在高出10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几亿农民兄弟要变成城市人口，和我们一起享受现代城市文明。而支撑这么多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一个要件就是能源供给要大幅提高，这些能源从哪里来？

7月，美国能源署做了一个报告，400多页，预测中国到了2030年每天需要1100万桶石油（现在是每天400万桶）。这些石油不可能全部从中国土地而来，必须从波斯湾、俄罗斯、南美和非洲买。

但是有的人不高兴，他认为中国抢了本来属于他的东西，中国的发展对他构成了威胁。他们就派了一些打手来砸你的场子，给你下黑手。这个打手就是陈水扁。而且中国越发展，他们的黑手越频繁，像最近国际上掀起的一股抵制中国制造的风气，说中国的牙膏有毒，玩具有毒，还要抵制2008年奥运会，说北京的空气污染太重，对运动员身体会造成损害等等。

我们原来经济规模小、能量小，可以偷偷摸摸地发展，现在已经不行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肯定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前北约盟军总司令克拉克在9月16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美国的下一场战争》，文中说，美国下一场战争的对象可能不是伊朗，而是一个与美国相近的超级大国。这个大国是谁呢？克拉克提醒美国人，今年1月份，中国用导弹打卫星就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

像中国这样的内外环境，别人肯定不会让我们舒舒服服地成为老大。如果中国到2030年还没有成为超级大国，那中国面临的命运就是分裂。中国要不就是爷，要不就是孙子，没有中间道路。因为中国的盘子太大了，这就是中国的命。你想钻别人的裤裆底下偷偷地过去，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块头太大，钻过去，就会把别人掀翻。现在我们刚刚伸过头去，人家就感到不对劲，使劲把双腿一夹，要把中国卡在这里。

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坎，非常关键的一个坎。你迈不过去，就倒下。现在是我们跑弯道的时候，人家会不会用胳膊肘冲撞你一下，把你摔出跑道，这非常关键。我们稍微有点闪失，就完了。

中国的军工经过两次折腾，

现在还没恢复元气

从1949年到1979年，我们经历了5个五年计划。前4个五年计划，我们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军事上，特别是军重工。抗美援朝之后，我们开始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给了156个项目，其中44个是军工业，其他还有90多个是与军工配套的。中国人通过朝鲜战争明白了，光靠革命化打不过机械化。中国当时定下了1958年要解放台湾，所以中央政府决心在1958年时，要使得中国的军工水平达到抗美援朝时期美国装备的水平。这时候，我们走得快，走得激进，全民都生产军工产品，甚至一个公社都能生产冲锋枪。这个时候的主要成绩就是为“两弹一星”打好了基础。但是我们忽略了生活，同时农民在工农产品“剪刀差”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72年，开始中国与美国缓和关系。我们开始把重点转向了轻工业，把造坦克、大炮的工厂大部分转为民用。当时人们迫切需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军工一下子转产猛造三大件。当时不懂市场经济，不懂得供需平衡，这么庞大的东西一转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一个饿急了的人，突然见到许多吃的，就吃撑了，学术上叫“产能过剩”。当时有些县都有自己的自行车品牌，当然现在这些牌子都消失了。这时候过剩的东西都变成了银行的坏账，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大概浪费了几千亿。而且苦惯的人们开始发奖金，没有把军转民以后的利润变成资金进行产业升级。有专家把这一段时期称为“吃老本，高消费”，把军工企业的老本都吃了。

旧三大件都过剩了，人们又需要新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由于我们没有技术储备，这三大件必须靠引进外来技术，光一条意大利的阿里斯顿冰箱线就引进了13条，把意大利人吓得一愣一愣的，中国需要这么多冰箱生产线吗？这一段时期专家称为“借外资，高积累”。生产出产品卖了以后再还人家的钱，甚至把大庆的石油拿出去换日本的化纤面料。下一轮，人们的消费需求继续高涨:程控电话、汽车等又开始了。这一时期，还不起债，开始卖国有企业。

军工产业经过这么一折腾，元气大伤。到了海湾战争打响，我们突然发觉这样不行了，我们的军队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装备，这时候我们才提出来要更新我们的装备。但是我们的军重工已经不行了。我们不得不从俄罗斯买大量的武器，但是俄罗斯也不傻呀，最先进的武器可以卖给印度，但不会卖给中国，毕竟俄罗斯对中国不放心啊。幸亏有两样东西我们没丢，这就是航天卫星和战略导弹，这东西就像家里的煤气罐，如果土匪进来，没枪没炮，只有靠这两样和他们拼命。

中国又回到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但已经耽误了近20年。

对南海需要有大战略，决不能硬碰硬

东盟一直想形成一个整体的力量与大国对话，但是他们内部也有许多争议，谁做老大，印尼、马来西亚都想争一争。在马六甲海峡的问题上，大家也有争议。为了展示实力大家都买武器，就像伊朗和伊拉克在中东争雄一样。而东南亚本来就是俄罗斯传统的武器出口地区，所以普京就放开手脚提供各种优惠让俄制装备攻占东南亚，以便对这些地方施加影响。

而在“9·11”之后，由于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警惕，马来西亚和印尼不受美国待见。尤其新加坡让美国取得樟宜海军基地后，印马两国更担心美国势力进一步渗透，纷纷购买大量的先进装备，因为它俩就是伊斯兰国家。

1990年，中国总理李鹏去了东南亚，把南海问题基本谈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我们还是好兄弟、好邻居。以前我们不同意东南亚以一个整体来同我们谈判南海问题，后来，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我们的人民币没有贬值，救了他们一下。我们的做法赢得了东南亚的心。而且我们放低姿态，同意与东盟共同开发南海。

有些人担心东南亚国家引进外来势力开采石油，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我们不必担心，到时候我们用钱把在东南亚的外国石油公司统统买下，变成我们的公司。

美国冷战以后，在东南亚是退却的，只在新加坡插入了彰宜海军基地。美国之所以没有和东南亚搞在一起，主要是因为中国，尤其是中国做了几件大事:第一是金融危机时帮了东南亚一把;第二是中国诚恳地与东南亚国家一起解决南海问题。中国不能在南海搞战争和对抗，而是要赎买，把他们拉过来。如果你通过对抗，把他们推到美国怀抱，那是很失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