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安全模型（共12篇）
行为安全模型 篇1
0 引言
安全管理是煤矿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更是企业稳定、高效生产的根本。由于矿工常年在阴暗潮湿的巷道里高劳动强度地工作,企业更应该把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作为生产工作的最高职责。虽然煤矿企业通过采取强化安全培训、加大安全投入等措施,近年来安全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仍没有降到预期的水平。从这些事故分析来看,矿工的不安全行为仍是重要的事故诱发因素之一[1]。为此,如何规范矿工安全行为是煤矿企业日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于安全行为的问题,学者普遍认可安全文化能提升员工的安全动机和行为安全性。但是在安全文化维度研究中,Lucas[2]发现,管理(领导)维度最为学者所采用,这说明了管理者(领导者)作为企业的代理人,带领着组织成员朝共同目标前进时,对安全文化推动有重要作用,肩负着安全实务运作、安全文化落实、员工安全防护等重要角色。而Brown等[3]认为,领导者的安全承诺和安全态度等感知对员工安全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深入研究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影响机理的较缺乏。既然管理者是组织因素的重要组成,其领导行为贯穿于企业内部的整个运行过程,是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安全文化促进安全行为过程中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可以认为管理者的领导行为与企业安全文化有关,而安全文化又会影响员工安全管理表现和自身的安全行为。鉴于此,文章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式,以煤矿企业为案例背景,选择组织因素的重要表征“领导行为”作为切入点,分析领导行为、安全文化与矿工安全行为之间的影响路径和影响强度,希望为煤矿企业进行矿工行为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1 领导行为与安全行为
国外从1999年开始在制造业、化工业、建筑业等领域研究领导者在员工安全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如:OSHA、HSE等组织承认安全领导的力量,并认为领导者是企业安全管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4];O’Dea等[5]学者认为管理者能够激励员工努力地工作,并且能够激励员工更加自觉地采取安全行为,同时也发现若管理者有更多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则员工会有较多的安全行为;Larsson[6]证实了管理行为的改善能改变员工的安全行为;Zohar和Luria[7]通过对制造业工作场所的安全观察和监督,发现现场管理者对安全的关心会加强员工安全行为,等等。可见,在各种工作环境中,如何引导员工的行为融入到企业运行,关键是领导者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将领导理论的焦点置于领导者的行为上,认为决定领导效能的是领导行为,而非领导者的人格特质,并且企图找出能够创造高领导效能的领导行为。由于Bass[8]提出的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理论最能够厘清领导行为,并且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得到学者广泛应用,如Barling等[9]学者发现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安全行为正相关;Wu[10]研究认为安全领导行为由安全关心、安全指导和安全控制构成,安全关心和安全指导属于变革型领导范畴,安全控制属于交易型领导的表现;Krause[11]认为变革型领导不仅能给员工展现信服的价值,而且会提高安全行为进而降低事故率;Zohar和Tenne-Gazit[12]认为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提高员工安全行为。本研究也认为煤矿企业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具有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属性。其中:变革型领导是指在一个相互信任的氛围中,管理者让矿工意识到工作任务的重要意义,并激发矿工的高层次需要,促使矿工为了企业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超过原来期望的结果;交易型领导是指管理者以奖赏方式来引导矿工完成特定的工,整个过程好像一项交易。
安全行为是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系统在安全运作上的整体表现,更易于观察和测量,对其测量可以评估安全系统的优缺点。Motow和Scotter[13]从安全角度把安全行为划分为安全任务行为和安全情景行为;与此相近的研究是Neal[16]提出的安全行为模型,该模型认为包含安全服从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之后,Borman和Motowidlo[14]以高危组织为背景,认为更应关注“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类行为。结合煤矿实际,安全遵守行为是指矿工员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并能按照安全流程规定进行工作的行为,这是维护井下安全工作的矿工最本质行为;安全参与行为是指那些并不能够直接确保个人安全,但能通过帮助周围矿工、提高自己工作主动性等构建一个支持安全环境的行为。由于煤矿企业属于高危组织,本研究将借鉴该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关系。
1.2 安全文化与安全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个体的特定行为是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好处的交流活动的结果。基于该理论思想,安全文化与员工表现的安全行为是等价互惠的,即:安全文化影响员工对工作安全环境的理解,通过安全制度、安全程序等因素调整自身的交换性安全行为。所以,安全文化作为组织的次文化,将影响组织成员态度与行为的思维观念,并与组织安全绩效相关。于是,Clarke[15]、Grote[16]、Neal[17]等学者通过对大量行业的元分析证实了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由于安全文化属于社会心理学领域,会因为不同理论依据、调研行业等不同,所以学者应用了不同的研究维度。比如:Zohar[18]采用安全沟通、安全训练、工作风险等来衡量;Clarke[15]指出安全文化应包含管理承诺和组织透明度、组织沟通、生产效率和安全的权衡、学习型组织等10个成分;Singer[16]认为通过安全承诺、教育和知识、监督程序、人员投入来衡量;曹庆仁[19]认为煤矿企业安全文化划分为: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激励、安全目标和安全沟通这6个维度,但是安全激励更多体现在安全承诺中,而且安全目标更多是组织层面的问题,为此,借鉴该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假设:
H2: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关系。
1.3 领导行为与安全文化
良好安全文化对于促进安全行为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安全文化促进的前置因素在于提供导入策略,而管理者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管理者是文化的表达者,当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达某些价值时,组织文化就会展现出来,而且领导者的领导行为会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Nahrgang和Morgeson[20]的一项元分析就显示出领导行为和安全文化高度相关。所以说管理者对安全问题的支持和沟通,能影响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和推广。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3: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正向影响关系。
1.4 理论模型的构建
上述分析了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的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表明管理层的领导行为会直接决定组织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从而影响工人的行为决策以及最终的行为。而且,Hofmann和Morgeson[21]证实了班组长的管理行为与工人对安全的投入、事故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该相关关系以安全氛围作为媒介变量;Williams和Geller[22]也主张通过改进安全领导来改善安全文化,进而增进安全绩效;吴聪智[23]也认为安全管理者对安全绩效具有间接影响效果,而安全气候对安全绩效具有直接影响效果。为此,提出研究架构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量表设计
研究问卷参考已有成熟问卷,并充分考虑矿工的特点经过安全管理专家进行修订,问卷经过两次初测试后形成最终问卷。最终问卷分为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个人基本信息4个部分。其中:领导行为问卷参考Bass[8]编制的问卷,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两个构面解释员工所描述的领导行为;安全文化问卷参考曹庆仁[19]编制的问卷,从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和安全沟通这4个构面进行测量;安全行为则参考Borman和Motowidlo[14]编制的问卷,从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个构面测量。量表均采用李克特的5点量表记分法进行测量,依次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给予5、4、3、2及1分。
2.2 数据收集及样本分析
研究对象以辽宁、内蒙古等几家大型国有煤矿的矿工为主,针对已选择的单位随机抽取被测人员,均利用矿工升井后进行安全学习、开会等机会,当面发给矿工进行填答,并指导完成和收回,矿工分属于掘进队、采煤队、运输队、通风队等多个部门。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10份,问卷回收654份,筛选出有效问卷为436份,占回收问卷的65.2%。参与调查的矿工均为男性,年龄30岁以下占12%、31~40岁占30%、41~50岁占42%、50岁以上占16%;学历情况为:小学占31%、初中占49%、高中占16%、专科及以上占4%;工龄情况为:5年以下占19%、5~10年占57%、11年及以上占24%。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首先,应用SPSS 20.0软件计算各研究变量的Cronbach’sα值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各因素量表的α值均大于0.7,符合测量学所建议的标准,说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其次,在区分效度方面,通过进行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来检验问卷的区分效度,结果见表1,显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初步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形与原件假设预测的趋势相符合。最后,由于问卷设计中参考已成熟的量表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因此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注:***、**、*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数字1~8分别表示: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遵守、安全参与。
3.2 假设检验
为了探讨研究架构中的假设关系,首先将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纳入同一框架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然后采用Amos17.0软件以路径分析法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依据模型运算结果对模型进行修正,对影响不显著的路径的三条路径删除后,得到最终变量之间影响关系和影响强度的关系模型(图2),模型最终适配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各项指标拟合结果基本满足或接近合理值,说明最终模型能够较好的描述实际观察到的变量关系,整体而言属于可接受的范围。
从路径分析结果看,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均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而且领导行为也通过安全文化间接正向影响安全行为。首先,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影响中,“变革型领导”对“安全遵守”没有通过检验,可能原因在于单纯的变革型领导特质不能引导低文化素质的矿工遵守安全操作等行为;而其余维度间均有显著影响关系,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通过计算各维度间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得到:变革型领导对安全遵守的总影响效果为0.31、对安全参与的总影响效果为0.296;交易型领导对安全遵守的总影响效果为0.607、对安全参与的总影响效果为0.326。从影响效果看,虽然交易型领导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效果强于变革型领导,但也体现出管理层的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有利于一线矿工安全行为的表现,生产管理中两种领导方式能相互补充而不发生冲突。
其次,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中,安全文化各维度对安全遵守均达到了显著的影响效果,其中安全规程和安全培训对安全遵守影响效果最强(0.413);但安全文化各维度对安全参与影响中,除“安全规程”对“安全参与”和“安全培训”对“安全参与”没有通过检验外,其余维度间均有显著影响关系,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最后,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且交易型领导对安全文化各维度的影响效果(0.302、0.312、0.284、0.257)大于变革型领导对安全文化的影响效果(0.221、0.237、0.204、0.313),假设3得到验证。各维度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果如表3所示。
4 结论
1)构建“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的SEM模型。该模型说明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均对安全行为有一定的预测力,而领导行为又对于安全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并间接通过安全文化影响安全行为,这与Neal和Griffin[17]学者的研究相同。这从理论上证实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和安全行为三者间关系在煤矿企业的适用性,从实践上说明企业安全文化的建立需要通过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影响,将有助于提升矿工安全行为的绩效。
2)领导行为中“交易型领导”要高于“变革型领导”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力。该项研究成果与Zohar和Tenne-Gazit[12]研究略有不同,可能是研究样本的差异性导致的,因为矿工生活水平偏低,文化素质不高,处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低层级,各种政策规定、流程、工作指令等对矿工的安全行为更有效;同时该研究成果也提示出在日常管理中,管理者要把变革型领导作为交易型领导的补充,二者要在不同情境中结合应用。
3)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该结果说明管理者作为安全文化的传递者,其自身表现出的领导行为是安全文化建设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与Nahrgang和Morgeson[20]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所以煤矿企业要想提高安全文化建设的效果,一定要关注管理者的领导能力的提升。
4)安全文化对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力强于安全参与行为。虽然安全文化的不同要素对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力不同,但这足以说明了矿工的安全行为会受到企业安全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企业在安全文化建设中,重视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承诺和安全规程,对矿工个人安全的参与感和安全规范遵从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5)虽然在设计上力求符合科学原则,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一是研究样本来自少数几个煤矿,因此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要加强;二是由于对安全行为和安全文化的影响变量多,变量间关系也复杂,今后可增加其他情境变量进行相互验证。
行为安全模型 篇2
（一） 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只有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才
能成为一门科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创新，在内容上的不断充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人假设奠定的基础。但马克思的人类行为动态模型却打破了经济人“拜物教”神话，经济学没有必要建立一个一成不变的行为假设，否则就封闭了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大门。⑷经济学究竟采取何种假设，不存在一个先验的模式，而只能根据客观经济现实，根据经济研究的特定任务进行科学的抽象，通过这种抽象形成的假设与实际越接近，建立在这种假设基础上的理论才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 在应用经济人假设分析社会现实问题时必然得出的结论是，社
会越向前发展，人们的经济人行为倾向就越严重，当代经济学家笔下人经济人比起亚当、斯密论述的经济人有更强的自利倾向，而且这种倾向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马克思的人类行为动态模型却说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人的经济人倾向不是在强化，还是因受到各种约束在递减，而人的社会性与公益性倾向却在不断增强。
（三） 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目标就是最大化个人利益，而自觉关心社会利益的行为从经济人假设的角度看是不现实的。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觉察到了道德、习惯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这些因素最多只是构成了对人类行为的一种约束条件，而不是人类的一种自觉的需求。与此相反，在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里，个人利益并不是人类的唯一动机，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为他人为社会主动做出奉献也能成为人的行为目标，这种行为绝不是现代某些经济理论所说的只是一种特殊的谋利手段。特别是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为公共利益服务将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行为目标。
（四） 很明显，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人们用于谋生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不断减少，特别是一些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可以主要用于自己感兴趣的事业，这是现代劳动者可以把为公共谋利益作为个人行为目标的物质前提；由于各国政府对公共事业、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个人需要的一部分已经由社会提供，因而使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夺取他人利益的行为有所减少；由于法制的健全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加大了损人利己的成本，而创造出了更能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环境。总之，人类社会行为发展的轨迹与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行为的动态发展模式是一致的。
有的读者可能会提一个这样的问题，本文提到的公益人与经济人假设比较更不现实。的确，在我们生活的社会里，纯粹的公益人比纯粹的经济人要少得多，因而要建立以公益人假设为基础的经济学还为时过早。但这种状况并不能否定马克思人类行为动态模型的现实意义，因为这个模型强调的是人类行为从经济人向公益人转化的趋势，我们都明白帕累托最优也没有多少现实性，但却没有人否定这个标准作为参照系的重要理论价值。同理，公益人假设尽管没有多少现实性，但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它启迪我们形成这样的认识，一个人只有自利行为是不完整的，只有同时具备利他行为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人，也只有这样假设，人类的利他动机才能与利己动机一样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经济学才能摆脱作为单纯的谋利工具的现状，进而推动经济学在增进人类文明方面作出独特的贡献。
企业行为模型的核心思想 篇3
企业行为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企业当作一个自适应的联盟(所谓联盟是指单个企业,而不是指企业集团或者企业集群,联盟一词强调其内在差异性和关联性),这个联盟由有着不同目标的、并可能产生冲突的个人和群体组成。企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存在着未解决的冲突。只有达到内部目标的一致,组织才能进行积极有用的决策,所以,现代企业将实现目标看成是组织持续地讨价还价学习过程的结果,然而这个过程并不必然会产生一致的目标。另外,组织行为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都强调决策,但是企业行为理论更强调通过标准作业程序而不是通过精打细算进行决策。在企业中,经验体现在标准的作业程序中,规则反应了企业通过谈判解决过去冲突的积累。随着时间的转移和经验的变化,企业中惯例化的作业程序也会随着组织的搜寻、学习和谈判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奇更倾向于把企业看做是一个规则系统,并且这个规则系统随着时间的变化对经验产生回应,而经验则是对组织行为、愿望和多重并且冲突的目标之间关系的解释。在企业行为模型中,马奇更注重遵循规则的决策,而不强调成员的理性化程度。
为了详细阐述自己的思想,马奇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组织目标、预期和选择的一系列观点。他认为组织目标、组织预期和组织选择是企业进行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组织目标是由组织联盟成员定义的和由结果辨别的愿望水平代表的。组织预期是有根据的反馈和搜索(这种预期有可能有偏见,并在企业内有争议)。组织选择被视为是问题导向的,并且是按组织的标准作业程序和注意模式识别的。企业行为过程中的这些命题,都可以被描述为人类行为者所使用的文书形式。
马奇的企业行为模型还包括对四个主要术语概念的发展,这四个概念是对组织决策过程的进一步描述。
第一个概念是“冲突的准解决”。组织是由具有不同目标的部门和成员组成的,所以组织中存在着大量潜在的冲突。马奇认为应对冲突,不一定要全部解决它,可以将问题分解成子问题并通过权力下放来解决子问题,关键是要用可接受水平(而不是理想水平)的标准来进行必要的权衡,按照组织能够容忍的程度来确定解决方案,并对存在冲突的目标确定优先顺序。
第二个概念是“不确定性规避”。不确定性是任何组织在决策中都要面对的,对企业来说,市场、供应商、股东、竞争者等,都存在其行为的不确定性。马奇认为企业可以选择从避免到消除种种手段来规避不确定性,如通过推迟决策来避免眼下的不确定性(拿不准、弄不清的事情先搁置,这在企业中特别常见),通过开展活动减少不确定性,通过预算和合同降低不确定性,通过内外谈判消除不确定性等等。
第三个概念是“问题导向的搜寻”。搜寻比选择更重要,其中包含简单的因果模式。搜寻是以目标和经验为基础的,源自解决问题动机的搜寻,有可能是体力过程(如查阅档案),也有可能是感知过程(如在相关资料中寻找因果关系),还有可能是联想过程(如举一反三的搜寻)。
第四个概念是“组织学习”。马奇认为组织像人类个体一样,会通过学习过程而成长。企业根据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来调整其愿望水平,根据经验来调整其注意力和搜寻规则,因为他们能从同一个历史事件中看到不同东西,有不同的评价,看到组织学习的不同部分和不同事情。
通过对这四个核心概念的分析扩展,马奇对企业组织的决策过程进行了详细分析,如图1所示。
可见,马奇的企业行为模型主要是对企业决策过程的描述,他以有限理性和利益冲突为思想基础,通过对企业经济行为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经验性的、以过程为导向的、普遍适用的工商企业决策模型。
马奇和西尔特合著的《企业行为理论》,一出版就得到了各种经济学期刊的叫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认为,该书“报告了这个领域至今最活跃和最先进的研究”。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把这本书推崇为“行为革命”的典范,指出:“对于传统的虽然已经遭到猛击但至今没有动摇的利润最大化公司理论来说,这本书给了其迎头一棒。它是一个精心推敲的非正统理论,它能够经受住系统测试和因果检验的考验,尽管它不像评论说的那样新颖,却是对抗正统观念的标准之作。那些没有听到过‘行为革命’遥远传言的人,会对‘行为革命’的成就感到惊讶。行为革命最终的是非功过现在还无法断言,然而,这本书会让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这场行为革命值得关注。”
从晋济高速事故看安全行为模型 篇4
事发当天, 太原市某设计单位的一辆商务车被堵在了出事地点, 车上坐着2位青年人和2位中年人, 见到隧道内的火光和浓烟越来越大, 2个青年人飞速跑出隧道, 成功逃生。而2个中年人也许是责任在身需要给相关人员通报当下遇到的意外情况, 他们边走边打手机, 正在这时, 滚滚浓烟夹杂着热浪将2人吞噬在隧道内。
来自西安市的一辆小轿车也被堵在了事故现场, 车内共2个人, 他们随着车流在空隙间穿行, 试图逃出事故隧道, 直到前方被堵得死死的, 无奈之下2人决定弃车逃生。这时隧道内已经充满了黑烟, 伸手不见五指, 司机在车内常备有一块白毛巾, 这时他随手拿起一瓶矿泉水洒在毛巾上, 一手用湿毛巾捂着口鼻, 一手扶着隧道墙壁, 低头弯腰快速向最近的隧道口跑去, 并成功逃生。而副驾驶位置上的一位年轻人由于没有任何防护, 没有跑出多远就因烟熏和缺氧倒在了地上。平时消防演练时所传授的逃生知识和技能以及必要的物资准备, 在此时的区别就是生与死。
根据事故报告还原当时的事故经过:从事故车辆起火到浓烟充满岩后隧道历时8~10 min, 对一个总长度不足800 m的隧道来说, 人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从隧道里逃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遗憾的是, 事故现场总共87人, 却有40人死亡, 这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实。就像上文2个例子所讲, 面对同样的灾难场景, 为什么有人能成功逃生, 有人却没能够逃出事故的魔爪?我们该怎样吸取教训, 避免类似悲剧再发生?
精益安全管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叫“安全行为模型”。讲的是当人们在生产、生活和工作中遇到未知后果的情况下, 应该采取怎样的行为才能保证安全。其具体表述是:人的行为是人对事物认知的结果。换句话说, 当人们面对某个事物时, 首先对它有一个基本认知, 基于这个认知采取下一步相应的行动。错误行为模型的一个共性认知是:“没事”“不会有危险”。安全行为模型则是:“拿不准有事没事时, 把它当有事来看待”。比如在上文2个例子中, 商务车上的2个青年人面对岩后隧道内的突发事故, 他们马上意识到, 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发生火灾后果很危险, 应迅速离开此地!他们飞快地跑出隧道口到达安全的地带。
行为安全模型 篇5
研究了诸因素对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SBS1401)的环己烷浓溶液和甲苯浓溶液粘度的影响,上述溶液的.质量百分数范围为2%～25%,温 度范围为25 ℃～50 ℃.结果表明,溶液的粘度随浓度的增大而增加,随剪切力和剪切速率的 增大而减小;溶液的流动曲线符合幂律定律,并根据所测定的数据,利用回归方法对实验数据 进行了处理,获得了在一定温度下,描述本体系溶液粘度特性的两变量的半经验关联式.
作 者：张军 吴石山 郑昌仁 徐敏 李洪泊 刘青 作者单位：张军,吴石山,郑昌仁(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系,江苏,南京,210009)徐敏(南京大学高分子系,江苏,南京,210093)
行为安全模型 篇6
关键词动力系统；差分方程；稳定性；投机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1引言
投机行为在证券市场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适度的投机可以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促进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发现以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风险的合理分担.但过度的投机则会扰乱市场，阻碍证券市场的发展并加大资产的泡沫，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严重的会导致金融危机.现代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及金融衍生工具的层出不穷也导致了投机行为加剧及证券价格的异常波动.
关于投机普遍的观点是有别于具体的价值投资行为，认为投机行为是以获取价差而不是以获取股利为目的而进行的交易活动或者买卖行为.该行为更多是将资本投向于能够在短期价格波动中获取利益的领域.但是众所周知，一项投资活动的价值取决于该项投资能产生的未来收益，在实践中要准确的计算投资的价值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投资的收益也会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与初始的测度相背离.而且投资者在具体交易中也会将自身持有的资产交给其他的投资者而规避风险，在这过程中投资者逐步的已经转化为投机者.同时投机者行为的主要依据是证券资产价格差而不是其资产的内在价值，由于证券市场中的供求矛盾和价格波动始终存在使得投机者可以不断地寻找到机会进行投机交易.因此投机行为是证券市场中的普遍现象和正常行为，可以说投机也是投资行为中的一种.本文以投机行为为研究对象，建立了动力系统分析模型，研究了投机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投机的国内外文献更多的是关注证券的内在价值及其因素，而投机理论方面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Friedman认为投机者会造成金融系统的不稳定，高买低卖的行为会使他们亏损，进而被市场淘汰，因此导致证券市场不稳定的投机行为不可能存在＼[1＼].Galbraith认为，人们的投机动力开始表现为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判断是否买入股票，当投资者存有良好的预期时往往会购买股票.当股价长期连续上涨时，市场参与者的认识能力会发生改变，并且投机情绪的产生是自发的，不需要外界诱导＼[2＼].Harrison和Kreps（1978）则认为如果市场具有较大的流动性，投资者会要求比较小的风险补偿，因而更倾向于支付较高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市场中的资产价值没有发生变动，但投资者却为此承担了更高昂的成本，经济体中就会有泡沫产生＼[3＼].Shiller（1988）提出了股市投机的“大众模型”理论.Shiller不但认为证券市场中的极端狂热情况是市场投机性的表现，而且认为正常的相对平缓的市场运行中仍然存在投机行为＼[4＼].在其著作《非理性繁荣》中从经济、文化、经济等方面分析了历史上的投机案例并对当时的投机泡沫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分析＼[5＼].
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发展中存在诸多的问题，许多学者也对其价格波动的状态及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成思危则对我国股票市场提出了“泡沫论”，认为股票市场作为虚拟经济投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脱离实体经济过多，整体上表现出泡沫的特征，对我国证券市场现状持忧虑态度＼[6＼].张健等通过对比我国与其他国家股票市场的换手率，市盈率和波动性等指标发现，追求买卖价差成为我国股市投资者投资股票的主要目的＼[7＼].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大牛市后，很多学者都对中国股市中存在的过度的投机行为感到忧虑.出现了许多以行为金融理论模型为工具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中国股市投机程度、成因、是否存在泡沫、抑制股市投机对策等方面，而且这些分析的重心主要在制度层面，认为我国改革中的特殊制度安排导致了股市的过度投机＼[1＼].毋庸置疑，文化、心理、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会使得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一定时间内继续存在过度投机行为，这种过度投机行为也扰乱了我国证券市场作为重要融资渠道的既有秩序.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证券市场中的投机行为进行客观的评价，识别并进行界定.也就是说既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投机活动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又能够进行审慎及时的管理防止严重的过度投机行为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动力系统模型以分析研究不同强度的投机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情况.
图4中系统的稳定区域可以发现，当α较小，即价格对超额需求反应不太敏感时，系统稳定区域较大，而投机会使系统变的不稳定；随着α的增大，稳定区域逐渐变小，而当价格对超额需求的反应处于一定数值时，一定投机的存在反而会使系统变的稳定，如图4黑色箭头所示，系统由不稳定区域D进入稳定区域B，而随着投机强度的进一步增大，进入区域C，系统又变得不稳定.可见在一定条件下，投机的存在有可能稳定市场，使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更为有效，关键是控制投机强度，防止投机过度.
4结论
本文以证券市场中的供需均衡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考虑投机行为的价格动态演化模型，并通过稳定性分析研究了不同强度的投机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发现过度的投机行为会使市场价格变的不稳定.当价格对超额需求的敏感程度较低时，系统的稳定区域面积会较大；而随着价格对需求的敏感程度的提升稳定区域会逐渐变小.但当价格对超额需求处于一定数值时，一定程度的投机的存在会使得系统变得稳定.但如果投机强度进一步加大，系统又会变得不稳定.由此可见，投机行为本身并不是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不稳定的原因，甚至一定情况下可以稳定价格的波动.通过该动力系统模型的分析可以促使我们更好的研究并利用投机行为，从而提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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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安全模型 篇7
美国著名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经过大量的工业伤害事故调查发现,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引发事故的根本原因[1]。海因里希的事故调查最大的启示在于只有控制确保人这个具备最大能动自由度的“机器”的有效安全运转,才能获得安全生产技术环境的最优化设计及安全生产人文环境的全面构建。在当下国家大力推进治理现代化[2]进程的发展语境下,如何实现企业安全治理现代化不仅事关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要实现人的安全可靠化,就必须约束人因对安全生产的消极影响即预防控制人为因素引发的生命财产损失,这不仅是国家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的重大民生问题,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和谐发展的重要发展问题。为充分阐释员工行为安全管理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试以在行为安全管理领域取得重要安全效益的柴里煤矿“人体管理模型”为例(如图1所示),分别从科学安全文化体系建设、打造学习型组织以及发展绿色安全管理等三个方面,探寻实现行为安全有效控制的技术途径及管理方法,从而为实现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行为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柴里煤矿“人体管理模型”简介
具有柴里煤矿特色的“人体管理模型”,即以“以人为本,从严治企”的基本方略为基础,在柴里煤矿企业文化体系的核心—高效益的企业价值观和创新进取企业精神的指引下,柴里煤矿的学习型组织、准军事化管理、自主管理、安全管理和市场化管理等各个子系统及由此所构成的整个体系的发展为动力,最终实现“持续学习、多元发展、文明富有”的企业共同愿景[4]。有着鲜明生命特征的“人体管理模型”体系在柴里煤矿的实际生产实践中获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不仅有效地减少及控制了事故发生而引发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体现着带有浓浓人文关怀气息的人本管理精神。
2柴里煤矿“人体管理模型”对员工行为安全化实现的启示
2.1科学安全文化体系建设:重塑员工行为安全惯性的企业发展基因
柴里煤矿的企业文化位于“人体管理模型”大脑的部位,是企业进行所有工作的核心要素。该煤矿的企业文化是水样般的动态文化[5],即以与实际情况相结合为导向的符合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和谐化共存的具备包容性的科学文化。这种文化将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及主人翁意识,从而使得企业生产工作得以持续健康地运行。毋庸置疑的是,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整体文化的重要一部分,因而势必要先将企业自身的文化进行与时俱进的实际化改进,才能有效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及挑战,而具体到安全工作上来说,则是应将构建和谐化的安全文化体系作为头等大事,从员工的思想上入手,使其摒弃落后封建的传统安全认知模式,从而为行为安全管理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然而,就我国目前的企业安全管理现状来说,仍然存在大量以安全技术为尊而忽视安全文化效用的短视行为,这种技术依赖所能保障的仅仅是短期内的机器安全,而难以克服源自思想隐患的人因风险对生产工作的消极影响,这也是行为安全科学所致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也是行为安全管理难以获得有效收益的难点所在,因而必须在企业安全文化中植入重塑员工行为安全惯性的文化基因,即从发展联系的角度来培育员工的安全生产敏感性及安全生产事故的预控能力,以包容性的安全文化氛围来提升具备较大差异背景的员工的主动性行为监控及管理水平,从而为安全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于员工的行为安全建设来说,组织多元化的安全活动譬如安全事故模拟及演练、安全知识竞赛、安全文艺作品大赛等将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其安全责任感,尤其是自我风险认知能力的积极提升。员工的行为安全隐患从根本上来说是思想认识问题,即对安全工作的理解水平差异使得科学安全文化体系难以彻底健全地构建起来,因而安全管理者必须充分尊重员工的合理诉求,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来欢迎员工参与到企业安全文化体系的建设中来,从而使得最终的安全文化体系是实际可行的,是符合企业及广大员工共同利益的和谐健康的科学安全文化。
2.2打造学习型组织:基于自我主动学习理念的风险认知能力培育
在柴里煤矿的“人体管理模型”中,学习型组织位于其心脏部位,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自2000年下半年开始,该煤矿从严格化管理开始和亲情化教育做起,沿着成功的阶梯逐步进入文化管理的境界,使企业文化建设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快速的发展[6]。在2002年2月,企业开始创建学习型企业,这为柴里煤矿有效控制及大幅降低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频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柴里煤矿能够取得风险治理成效的关键在于以人人学习、互相学习、共同学习为基础的主动型学习组织的构建,这种组织的最大特色在于充分给予员工最大化的安全知识及技术的学习支持,促使他们在工作实践中高度关注自身的动态思想隐患变化,以积极提升对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等所存在风险的安全敏感性,并结合安全管理教育培训所进行的案例分析经验,对现场突发的安全隐患成因、类型及变化特征进行独立分析,并做出最及时准确的应急反应,将事故消灭于萌芽状态。总而言之,打造学习型组织的核心在于培育安全管理者及基层员工的系统风险认知能力,特别是深刻认识到无论是技术隐患还是人因隐患,都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进行克服的,而培养员工彼此间的安全信任感及员工与管理者间的安全协商能力,将是学习型组织能否稳健成长以规制行为隐患的重要影响因素。
2.3发展绿色安全管理:突出人文关怀的柔性管理
在“以人为本,从严治企”的管理方针指导下,柴里煤矿积极推行以员工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基础的自主管理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员工行为自觉为前提,以员工的最大潜能发挥为条件,在其行政管理系统内形成“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形式,旨在打破行政管理权力的垂直单向流动模式,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从制度管理依赖转变为文化管理的全新模式,进而最终实现员工自我学习、自我约束、自我创新、自我超越的目的[7]。柴里煤矿以推行以区队自治、团队自主、个人自律为内容的“自主管理体系”为主轴,紧密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实际,建立健全合乎要求与标准的运行机制,实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的目标,以较高的起点、规范的动作,组织健全“自主管理体系”[8]。自主管理位于“人体管理模型”手臂的部位,这说明该煤矿特别注重以自主性为基础的自我安全行为监控,但是手臂的灵活性也意味着如果管理策略不当,则可能激发更为严重的安全隐患,譬如当企业在制定以自主管理为导向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时,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当安全管理强度过大时,可能会催生员工的逆反心理而导致自主安全管理效益难以发挥出来;当安全管理强度过小时,则可能会催生员工的麻痹大意心理而引燃生产事故的隐患导火索。而适中且符合实际情况的自主安全管理模式,即以准军事化管理为基础的以自我安全管理[9]行为习惯培育为导向的绿色安全管理模式,将成为员工行为安全规范化、标准化的关键举措。柴里煤矿的经验精髓在于凭借准军事化管理以培养员工的和谐统一的风险认知能力,即在员工自我安全与他人安全乃至公共环境安全的认识和理解上获得偏差较小的安全生产信心与信念。因而企业要想获得持续化的安全健康的生产环境,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理念,实时关注员工的心理及生理动态变化趋向,采用亲情化的柔性安全管理手段以使得他们感受到组织的人文关怀温暖,进而积极配合自主管理体系的实施及发展完善,努力将自身的思想和行为隐患程度降到最低。
3结束语
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构建健康和谐化的企业行为安全管理生态将成为未来企业管理者的重要安全生产任务。从人的实践主体性及主观能动性角度而言,行为安全管理更多的是依赖员工自身的安全觉悟及安全主动性,外在的安全技术武装或者安全教育培训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事故频发多发的局面,唯有构建员工的自我主动安全行为监控及管理机制才是全面提升企业生产建设安全化水平的技术基础。行为安全管理不应只是一种技术途径,更应是实现员工自我价值的人文关怀策略。柴里煤矿的“人体管理模型”不仅给其他企业的安全管理者开展安全工作带来了有益的启发,而且是有效践行人本管理理念的符合我国企业管理实际的表率,值得安全研究人员和安全管理者进行更加多元化的解读和多方面的充分运用。此外,企业管理层尤其是一线安全管理人员需要多多学习积累有关人的行为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及理论知识,特别是与人的心理、生理等方面息息相关的规律性科学知识,这才是推行安全行为标准化建设以最大程度地约束不安全行为的关键性战略举措。
摘要：以在行为安全管理领域取得重要安全效益的柴里煤矿“人体管理模型”为分析基础,分别从科学安全文化体系建设、打造学习型组织以及发展绿色安全管理等三个方面,探寻实现行为安全有效控制的技术途径及管理方法,从而为实现有浓郁中国特色的行为安全管理体系的完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柴里煤矿,人体管理模型,行为安全化实现,绿色安全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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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安全模型 篇8
由于矿井建设期间施工作业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较多, 安全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生产、技术、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管理工作中也存在许多缺陷, 导致矿井建设时期, 特别是立井井筒施工期间提升运输安全管理的要求和难度相当高, 造成立井提升运输安全保障保护系统的可靠性差, 安全生产抗风险能力很差, 因而提升事故频发 (详见表1) 。
对于安全管理的研究, 往往偏重于煤炭生产期间的各种事故预防策略研究, 其理论与方法比较成熟, 应用广泛。但是相对煤炭生产, 矿井建设施工阶段的各种事故预防策略研究关注很少。本文借鉴煤炭生产事故预防研究相当成熟的行为安全模型, 从行为安全策略、机电技术管理策略、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安全文化策略四个方面, 提出矿井建设立井提升运输事故预防策略。
2 行为安全模型
防止事故发生的根本途径, 是通过从人和物引发事故的原因以及各类事故发生的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进行研究, 找出事故的共性原因, 这也是安全科学研究不懈追求的目标[1]。
安全行为模型就是通过事故致因理论从安全知识、安全意识以及安全习惯等方面探索事故发生的共性原因, 从而寻求事故预防的根本策略。所谓的行为安全模型就是按照事故致因理论构建的现代事故致因模型 (如图1所示) 。该模型按照事故预防路线图, 从实现人的安全知识、安全意识以及安全习惯等方面的进一步强化为基础, 并改善环境、物态、安全健康、文化管理等逐步健全为根本目标来研究事故预防策略[2]。
3 立井提升运输事故预防策略
按照安全行为模型的分析方法, 对上述6起煤矿基本建设期间立井提升运输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 详见表2。
3.1 行为安全策略
可以看出, 导致上述提升运输事故发生的主要直接原因都是由于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 详见表3。
对于人的不安全行为, 必须加强控制, 才能消灭引发提升运输事故的各种原因。遏制提升运输事故的应采取的行为安全策略:
(1) 强化矿井施工现场对于人的不安全行为管控。煤炭施工企业可以根据现场需要, 按照行为、频率、风险等级进行分类, 制定各相关专业岗位 (工种) 的专项管理手册, 来管理和控制立井提升运输专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3]。
(2) 推进手指口述。利用手指口述在施工现场的优势, 对现场提升运输及相关管理人员进行规范标准及手指口述内容培训, 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落实。
(3) 超前预控安全风险。施工一线要定期组织提升运输系统进行全面隐患排查治理, 对重大隐患由主要领导挂牌督办, 限期整改。
(4) 狠抓提升运输岗位 (工种) 的素质提升。要做到全员培训, 全员合格, 确保夯实安全基础。
(5)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针对矿井建设时期提升运输系统容易发生的各种事故, 编制可操作性的应急救援预案, 并组织开展演练, 切实提高相应和处置能力。
3.2 机电技术管理策略
机电技术管理是矿井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项专业性强, 需要不断提升、不断更新、不断细化的基础性工作。机电技术管理特别是物态的安全性对于提升运输系统的正常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提升运输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归类, 概况出欠缺的机电技术管理方面的作用, 详见表4。
根据表4所列出的机电技术管理方面的原因分析, 可以通过改善机电技术管理措施来提高物态的安全性,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立健全矿井建设期间的机电技术管理体系, 并真正落实到现场管理中去。
(2) 强化机电技术措施管理与落实。进一步落实机电技术措施的学习与贯彻, 加强提升运输设备维修与维护管理。
(3) 引进先进的矿井建设机电提升运输设备及管理技术, 实现提升运输系统的本质安全性。
3.3 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策略
作为矿井建设期间提升运输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但也是重要原因, 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对6起瓦斯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归类, 概况出安全管理体系方面的原因, 详见表5。
根据表5所列出的安全健康管理方面的原因分析,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 进一步加强矿井建设时期提升运输管理。认真学习矿井建设施工提升运输专项管理规定。
(2)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针对建井期间立井提升运输的实际情况, 制定一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提升运输隐患治理、事故责任追溯、安全激励等一系列规范化、制度化的规定和办法。
(3) 加强安全技术培训, 采用先进管理经验, 推广现代化的技术, 提高机电提升运输管理本质安全化的程度, 将提升运输事故的消灭在隐患阶段[5]。
3.4 安全文化策略
导致矿井施工期间提升运输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 就是矿井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不完善性, 对以上具体事故的分析整理, 概况出安全文化方面的原因, 详见表6。
根据表6所列出的安全文化方面的原因分析, 可以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及完善制度, 并注重落实来是实现安全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
(1) 要加强矿井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 以促进企业的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加强技术、管理创新, 推广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的应用, 创建本质安全型矿建施工企业。
(3)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度的落实。建立健全、完善各种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安全作业规程、机械设备操作规程。
(4) 加强安全管控。以安全红线为抓手, 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激励制度, 并严格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追溯制度。
(5) 以“安全月”、“百日安全”活动开展等为契机, 强力推进安全健康发展。
4 结语
本文运用行为安全模型, 进行矿井建设立井施工期间提升事故分析和预防策略的研究, 为制定此类提升运输事故的防范措施及策略提供了依据, 为进一步促进矿建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证。
摘要：本文以中煤矿井建设期间立井典型提升事故案例为研究主题, 以行为安全模型是为研究方法, 通过分析归纳总结, 运用行为安全模型从行为安全策略、机电技术管理策略、安全文化策略、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策略四个方面, 提出矿井建设立井提升事故预防策略, 对于矿建企业立井提升事故预防的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行为安全模型,立井,提升事故共性,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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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安全模型 篇9
一、文献综述
集团的通常含义为“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队”, 在奥尔森看来, 只要是存在共同利益的群体, 甚至是完全竞争行业的企业, 都叫做集团。他认为, “尽管一个集团中的所有成员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由于因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而产生的”搭便车“, 当集体目标实现后所有成员都能获利, 单个的成员依然不会采取行动为此目标做出个人的贡献”。“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促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 有理性的、寻找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在集体行动中, “搭便车”困境促使每个成员都有可能“偷懒”或者尽可能减少自身的成本付出, 让别人为实现共同目标付出更多的成本 (精力) 。这对于集体行动的效率提高产生负面作用, 不利于集体目标的如期实现。“搭便车”困境的克服促使团队行动的效率问题的研究日趋重要。当前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在国内广为传播与运用, 但国内学者对于集体行动 (团队行动) 中的“效率问题”研究较少, 以集体行动的效率为研究角度的文章仍然缺乏。其中, 苏振华、常伟 (2008)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研究视角考察了集体行动效率, 其制度含义是达成集体行动的一致同意, 这种一致同意是可以在对集体行动的讨论过程中形成的。张江华 (2007) 将集体行动的效率与工分制下的劳动激励进行联系, 认为集体行动的低效来源于个体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导致对集体公共利益的漠视。
“团队”发展日益普遍, 团队的效率对于团队的创新能力、生存能力起重要作用。团队由成员构成, 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的关系决定着团队的效率水平。所以一支团队需要制度或规范来厘清成员与团队的关系。倘若协作“催生”团队, 那有序的分工就不能仅仅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要厘清成员与团队的关系。在此背景下, 本文采用模型分析范式以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的关系为研究点进行团队的效率分析。
二、模型构建
1. 模型假定
(1) 假定实现团队宗旨的路径 (方案) 仅有A、B两项, 决策主体为成员X、团队Y两方;
(2) 假定团队行动、成员行为符合“理性人”思维, 追求利益最大化, 在利益既定时追求代价最小化。在外部条件不变下, 选择自身的追求目标, 根据追求偏好的强弱安排有限的精力去实现追求目标。二者各自对追求目标的选择和追求偏好的感受均是相互独立;
(3) 假定成员行为受到制度因素影响, 外部性奖惩机制可为成员带来额外收益增量或损量, 调整其追求偏好;
(4) 成员不同于“自由人”, 是“有组织”人。假定成员根据团队组织的严密程度来决定是否以自身的追求目标作为行动目标。当团队组织越规范、越严格, 即团队具有强大的执行力, 成员越“被迫”地接受团队的追求目标作为行动目标。但无论行动目标是自身追求还是团队追求, 成员只会根据自身的追求偏好进行行动, 实现行动目标;
(5) 假定团队的组织结构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 成员进入与退出团队是有成本的, 团队招纳和开除某成员也是有成本的。
2. 模型说明
模型认为, 团队的效率水平取决于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之间的关系。团队行动不是各成员行为的简单集合 (或集中反应) 。成员行为如何上升到团队行动取决于团队决策模式, 如民主集中制或个人专断。由于决策模式的不同, 部分成员行为往往无法充分反映到团队行动, 无法在团队行动中体现自身的价值。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的“不协调”, 致使团队效率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团队行动, 而忽视部分成员行为。倘若各成员无法充分被利用到团队行动中, 排除或忽视“怀有异见”的成员行为就是对原有团队组合的否定, 是团队的效率损失。因此模型以成员行为、团队行动为两方决策体, 二者的关系决定着团队的效率水平。
作为决策体, 团队、成员都具有各自的追求目标和追求偏好。追求目标指有能力且愿意为之奋斗的目标, 追求偏好可理解为对追求目标的偏好程度。追求目标服从于团队的宗旨, 为实践团队宗旨而对不同行动方案的抉择, 具有短期性。如果追求目标的实现对自身越有利, 越能体现自身价值, 那么成员 (或团队) 对该目标的追求偏好就越高。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关系放映在各自的追求目标、追求偏好。在实践中, 成员行为在追求目标、追求偏好方面与团队行动“不一致”, 往往出现“行动方向”、“行动节奏”的差异, 客观影响着团队的效率水平。
“追求”模型以团队Y、成员X为决策体, 针对A、B两个方案, 具有自身的追求目标和追求偏好 (图略) 。追求偏好指愿意为一目标的实现而投入精力与实现另一目标的精力投入之比值, 用AC (或A‵C‵) 表示。AC表示成员X将A作为自身的追求目标, 对A具有很强的追求偏好, A目标对B目标替代值为 (XA/XC) , 说明成员X愿意投入实现A目标所需要的精力, 而对B目标只愿付出XC的精力。A‵C‵表示团队将A作为追求目标, 与成员X一致, 对A具有较强的追求偏好, A目标对B目标的替代值为 (YA‵/YC‵) 。
三、模型分析
团队的效率水平取决于团队行动与成员行为的关系, 这种关系表现为方向是否一致、节奏是否一致, 这反应在模型中的追求目标、追求偏好是否协调。因此, 根据追求目标、追求偏好的差异, 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的关系可从以下几点出发, 研究团队的效率水平。
1. 追求目标一致
(1) 成员追求偏好弱于团队 (图略) 。
成员与团队都选择A方案作为追求目标, 成员的追求偏好为3/2, 小于团队的追求偏好3/1。团队对于实现A目标比成员表现得更加强烈, 更愿投入更多精力加快行动节奏去实现A目标。相对于团队, 成员行为表现得“滞后”、不尽力, 根据自身的追求偏好参于团队行动。由于团队的追求偏好高, 加快实现A目标的行动节奏, 成员X可以节省CD, 无需以XC的B为代价去实现A目标。CD就是成员“偷懒”的好处, 也就是团队效率的损失。此时应采用惩罚机制, 促使AD向AC移动, 使CD值变小, 让成员在团队行动中“偷懒”行为无利可图。
(2) 成员追求偏好等于团队 (图略) 。
成员与团队都选择A方案作为追求目标, 成员的追求偏好为2/1, 等于团队的追求偏好2/1, AC与A‵C‵呈平行状态, 表明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不仅“方向一致”且“节奏同步”, 二者实现A目标的代价一样, 根据相同的偏好去实践。此时团队行动不存在效率损失, 但也无效率增进。
(3) 成员追求偏好强于团队 (图略) 。
成员与团队都选择A作为追求目标, 成员的追求偏好为3/1, 表明成员对A目标的追求偏好十分强烈, 只需以为B目标投入1单位的精力为代价就愿投入实现A目标所需的精力。而团队的追求偏好为3/2。在实现A目标时, 成员行为表现得比团队行动更加“积极”, 但这种“积极”是否能提高团队行动的效率水平, 取决于成员的追求偏好是否能转化为团队的追求偏好。倘若成员的追求偏好转化为团队的追求偏好, 即A‵C‵向A‵D‵移动, 为实现A目标, 团队行动的追求偏好变得更加强烈, 代价从为B目标投入2单位的意愿减少到1单位, 从而节省了1单位精力的投入量, 提高了行动效率水平。此时该成员行为发挥着“先锋”、“加速”作用。这虽然能增强该成员在团队的重要性, 但由于制度 (如工薪制度) 的稳定性, 短期内无法促使他的行为所产生“正外部经济”得到充分补偿。为了鼓励成员行为“积极现象”, 此时需要引入激励机制。如果成员的追求偏好无法转化为团队的追求偏好, 由于团队执行力的作用, 成员的积极性将受到打击, “被迫”接受团队的追求偏好, 即AC向AD移动。这导致团队行动效率水平的下降, 而且也使成员无法通过“积极”行为去增强自身在团队的重要性, 且无法使这种“正外部经济”行为得以采取, 以此获得额外收益。当额外收益大于退出和进入团队的成本之和, 成员就有可能选择以“脱离团队”行为来对抗“懒惰”的团队行动的强制性, 寻找与加入追求偏好大于或等于自身追求偏好的团队。
2. 追求偏好不一致 (图略) 。
当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存在追求目标不一致时, 成员X选择A作为追求目标, 而团队Y以B为追求目标。AC、B‵D‵表达各自对追求目标的追求偏好。此时由于团队的执行力, 成员X“被迫”接受团队对B的追求偏好, 即产生BD线, 交AC线于G点。这表明在团队执行力作用下, 成员X根据自身的追求偏好水平, 为实现B目标投入XH精力, 并不是XC, 更不是XB。对于团队行动而言, 这就是效率的损失。均衡点G是在团队执行力保证下团队追求偏好与个人追求偏好共同决定, 当团队对B目标的追求偏好越强烈, G点越靠近C点, 所以XH与XC之间的距离取决于团队追求偏好的强烈程度。XH与XB之间的距离HB取决于成员追求偏好的改变。此时考虑引入激励机制以对成员行为进行“外部纠正”。引入激励机制促使成员X减弱对A目标的追求偏好, 使AC变平缓, 缩小HB。所以在成员行为与团队行动发生追求目标不一致情况下, 当成员服从团队执行力时, 团队应该调整自身的追求偏好、引入激励机制以充分发挥所有成员的力量去实现团队目标, 提高团队效率。
在追求目标不一致时, 成员与团队存在“不合作”可能性。当二者对各自的追求偏好都十分强烈, 团队认为自身的追求偏好的调整成本和激励机制的引入成本大于团队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 或短期内无法完成“调整”和“制度变革”, 就会选择“开除”成员;在成员认为激励机制的引入给其带来的额外收益未能充分补偿其追求偏好的调整损失, 就会抵制团队的执行力, 甚至选择“退出”、“辞职”行为。二者的“不合作”客观影响着团队行动的效率水平, 这警示团队对新成员进入的严格把关, 十分重视他们在冲突中对团队执行力的态度。这应是团队试图降低在追求目标不一致时成员与团队的“不合作”可能性。
四、模型结论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 团队行动的效率水平取决于成员与团队的追求目标、追求偏好。当追求目标一致时, 成员的追求偏好比团队更加强烈, 且能有效地转化为团队的追求偏好, 此时团队行动的效率水平很高。当存在成员行为“偷懒”或者追求目标不一致时, 团队应以团队执行力为保证采取引入奖惩机制、调整团队追求偏好的措施以提高团队行动的效率水平。
同时本文得到两点推论: (1) 奖惩机制是一种对追求偏好的纠正, 激励机制与惩罚机制的引入对团队效率水平的作用具有差异性。在追求目标一致时, 当成员的追求偏好小于团队, 应引入惩罚机制减小“偷懒”带来的好处CD, 当成员的追求偏好强于团队, 应引入激励机制鼓励成员的积极行为, 补偿其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经济”。在追求目标不一致时, 应引入激励机制促使成员调整自身追求偏好, 降低成员与团队的不合作“可能性”, 提高团队行动的效率水平; (2) 成员是否脱离团队不仅取决于追求目标是否一致, 也在于追求偏好的强弱。即使追求目标一致, 当成员的追求偏好比团队更强烈, 但无法转化为团队的追求偏好, 成员有可能选择脱离行为;当追求目标不一致时, 只要团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追求偏好, 二者追求偏好的差异过大, 成员才会选择脱离行为。
五、政策建议
1. 加入团队 (或招纳新成员) 应根据追求偏好、追求目标进行“严格把关”, 充分了解团队 (或新成员) 的追求偏好、追求目标的信息, 寻找与之匹配的团队 (或成员) , 才能使自身的价值和收益在团队行动中得到体现。对团队而言, 新成员的进入应促进团队效率的提高, 实现团队的追求目标。
2. 重视对团队和成员的追求偏好的纠正。针对团队的追求偏好应进行“自我纠正”, 增强对追求目标的行动积极性, 有力地带动成员充分投入到团队行动中, 加快实现追求目标的节奏, 提高团队行动的效率;而对于成员的追求偏好, 应引入奖惩机制。
行为安全模型 篇10
自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以来,实施效果一直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基本药物的供应,需经历遴选、生产、招标采购、配送、使用等环节,每个环节都尤为重要,环环相扣。如果说,医疗机构是基本药物供应链的终端,是患者用药的最主要途径,是基本药物制度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那么,医生则是关键的关键。因为患者所需的药物都由医生开处方,加之患者的高度依从性,医生对于是否处方基本药物有着绝对的决策权。因此,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决策过程非常必要。
本文将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深入医生心理,从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3方面来分析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这一行为,并进行模型构建。
2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的内涵
计划行为理论是在基于多属性态度理论、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而得到的[1,2]。它的产生受到了国外社会行为研究者们的追捧,被应用于众多领域。而在我国,计划行为理论才刚刚起步,应用的较少。
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主要包括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这5大要素。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由个体的行为意向决定;行为意向由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3方面决定,这3方面即独立又相互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又由外生变量决定[3]。如图1所示。
3 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行为分析与TPB模型构建
3.1 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
行为态度是个体对执行某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个体拥有大量有关行为可能结果的信念,称为行为信念,由信念强度(strength of belief,b)与结果评估(evaluation,e)两部分组成,即个体预期某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及对结果的评价共同决定了其行为态度。用函数表示为:
AB∝∑biei (式3.1)
对于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行为,医生对基本药物制度的支持程度、基本药物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对处方基本药物后所获报酬的期望共同作用于医生的行为信念,影响其行为态度。
3.1.1 制度认可(system agreement,SA)
我国基本药物制度倡导合理用药,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转变“以药补医”机制,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但其在施行过程中,除了强制性或指令性推行外,只有医生从根本上认可该制度,才可能增强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意愿。考察医生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可,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对基本药物制度的满意度、对基本药物制度操作的合理性评价、基本药物制度的施行效果。
以对湖南省乡镇卫生服务院基层医生的调查发现为例,68%的医生不满意科室药品收入,25%的医生不满意基本药物制度实行零差率销售,40%的基层医生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试点效果不满意[4]。机制的转变,是一个逐步深化和完善的过程,基本药物制度在实际操作中,难免触及某方利益,出现暂时不能全面兼顾的情况,从阶段性来看必然离最终目标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对于处方基本药物,作为行为主体的医生,对基本药物制度的认可程度,反映了医生对于这一行为的态度。
3.1.2 基本药物适用性(Applicability of essential drugs,AD)
基本药物的适用性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针对某一病情,是否有合适的基本药物可以对症下药;另一方面,若存在可对症下药的基本药物,那么与其他药物相比,该基本药物是否对患者更适用。
医生为患者看病先诊后断,所处方的药物是基于患者具体病情的需要,诊断时会考虑患者过往病史、药物禁忌和过敏史、临床症状及其明显程度、严重程度等,通过全面衡量,最终确定治疗方案、疗程、剂量等。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态度会受诊断过程中考虑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首先,医生要考虑是否有可用的基本药物,因为我国最新版基本药物目录中的307种基本药物还不能覆盖所有疾病。其次,在对于确定的病情有基本药物可以治愈的情况下,医生还会考虑其与其他非基本药物相比较,在疗效、治疗速度、毒副作用、药品规格、药品剂型、使用方法、药物配伍时的安全性等方面进行综合比较,看是否更适合患者。
上述各因素均会影响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态度,从而影响着处方基本药物这一行为的发生。
3.1.3 期望报酬(expected return,ER)
由于政府补助不能及时到位,我国长期实行以药补医机制,医院靠药品批零差价带来的利润维持运行和发展,医生的处方用药与自身的个人收入也存在一定的关系,造成医生在处方药物时自然会形成一定的期望报酬,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同时兼顾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基本药物制度实行的药品零差率,医院和医生在现行制度下,优先选择基本药物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个人收入。
尤其在现阶段,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成熟,医生们的心里都有一把利益天平秤,测量着处方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的结果报酬何者更高。只要有这种对结果报酬的比较存在,这把利益天平秤就一定会倾向于某一端,或基本药物或非基本药物。因此,在医生处方基本药物时,期望报酬是影响该行为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而影响该行为的发生。
根据以上因素的分析,行为态度包含制度认可、基本药物适用性和期望报酬3个方面,通过测量个体这3个因素各自的信念强度和结果评估,式3.1可以按照信念强度与结果评估的乘积和进一步表示如下:
AB∝∑b(SA)je(SA)j+∑b(AD)ke(AD)k+∑b(ER)pe(ER)p (式3.2)
——其中,j、k、p表示相应测量项数
3.2 主观规范(Subject Norm,SN)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策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感知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受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n)与顺从动机(motivation to comply,m)的影响。用函数表示为:
SN∝∑nimi (式3.3)
在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行为决策过程中,主观规范主要反映在相关政策对医生的规定与患者对医生的诉求两方面。
3.2.1 政策规定(policies and regulations,PR)
在现实社会中,许多工作的完成、政策的执行若只依靠自愿或自觉并不现实。因此我们总能看到政策的提出,大多都会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医生处方基本药物这一行为也是如此,在财政压力与利益诱惑的双重作用下,要医生完全依靠自愿或自觉去优先处方基本药物并非易事。这就需要与政策相符的具体规定,以指令性的规范去影响医生的行为,促进其对基本药物的处方。
2009年,卫药政发78号文件《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中规定:每个省(区、市)在30%的政府办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率销售[5]。有了这一标准规范,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将大力执行。而这对大医院却并没有约束力,大医院的主观规范意识会相对较弱。所以,国家相关的政策规定必然会影响到在不同类型医院的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主观规范,从而影响基本药物的处方率。
3.2.2 患者诉求(demands of patients,DP)
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由于不对称的医药信息存在,医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在医与患的委托代理关系中,患者成为了“委托人”,医生成为了“代理人”。医生将替代患者为其做出各种医疗决定。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有时候患者也会以较弱的地位参与到自己的处方制定中。如有的患者在就诊时会对医生说:“请尽量帮我开价格便宜点(或在医保报销范围内)的药吧”。而基本药物是全部纳入医保的,且价格相对较低。那么考虑到患者的实际情况,医生可能会“顺从”患者需求而处方基本药物。相反的,若患者这样说:“我对价格高的药更信得过,给我开好一点的药,最好是进口的”。面对这样的诉求,也可能影响医生的处方决策,降低处方基本药物的可能性。
因此,虽然大部分患者对医生的依从性非常高,而有时候来自患者自己的诉求或建议,反而也会引起医生的“顺从”,对是否处方基本药物产生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主观规范包含政策规定与患者诉求2个方面,这2个因素在测量时由各自的规范信念项与顺从动机项决定,因此式3.3可以按照规范信念与顺从动机的乘积和进一步表示如下:
SN∝∑n(PR)jm(PR)j+∑n(DP)km(DP)k (式3.4)
——其中,j、k表示相应测量项数
3.3 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PBC)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包括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c)和知觉强度(perceived power,p)。用函数表示为:
PBC∝∑cipi (式3.5)
在本文所研究的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行为中,医生对基本药物目录的掌握程度、药房是否配备充足的基本药物影响着这一行为的难易度,起着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3.3.1 基本药物目录掌握(grasp of essential drugs list,GL)
医生若要处方基本药物,那必然要先知道治疗相应疾病的基本药物品种。倘若医生连哪些药物属于基本药物都不知道,那就根本无法对其进行处方。据陕西省的不完全调查显示,医生对基本药物制度的知晓率虽能达到63.7%,但对基本药物品种的知晓率却仅有14.3%种[6]。这也就是说,大部分医生只是听说过基本药物,其实并不知道究竟哪些药物是基本药物。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即便是医生想要处方基本药物,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处方,知觉难度相当大。只有通过不断的宣传、培训,亦或是通过其他途径,提升医生对基本药物的认知、对基本药物目录的熟悉度,才能增强医生的知觉行为控制力,提高基本药物的处方率。
因此,对基本药物目录的成熟掌握是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先决条件,是医生是否处方基本药物的重要影响因素。
3.3.2 药房配备(pharmacy supply,PS)
药房的配备是医生处方任何药物的前提。倘若医生想要开处某种基本药物,而恰好药房并没有配备该药物,那么毫无疑问的,医生便不能继续执行这一行为,必然使用其他药物来替代。不仅如此,即便药房有配备所需的基本药物,但是如果很多或者某些基本药物供应紧张,常处于备货状态,也会严重增大医生对使用基本药物的知觉难度,从而对处方基本药物这一行为产生阻碍。而只有完善的药房配备,为基本药物的使用提供足够的保障和支持,才能提高医生对于处方基本药物这一行为在实行操作上的知觉行为控制力。因此,药房对基本药物的配备是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必要因素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知觉行为控制包含基本药物目录掌握与药房配备两个方面,同样地,这两个因素在测量时由各自的控制信念项与知觉强度项决定,因此式3.5可以按照控制信念与知觉强度的乘积和进一步表示如下:
PBC∝∑c(GL)jp(GL)j+∑c(PS)km(PS)k (式3.6)
——其中,j、k表示相应测量项数
3.4 模型结构与行为函数
上文主要依据计划行为理论,从心理学范畴分析了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决策行为,并依次梳理、确定了影响医生处方基本药物行为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组成因素,并提出在各因素作用下的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模型结构。如图2所示。
根据图2可清晰地看到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决策过程以及各要素间的关系。且前文中也提到了在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行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BI)、行为(Behavior,B)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据此可最终获得行为意向与行为的函数表达式:
BI∝μ1AB+μ2SN+μ3PBC (式3.7)
B∝μ4BI+μ5PBC (式3.8)
——其中,μ1、μ2、μ3、μ4、μ5表示相应回归系数
4 结 论
制度认可、基本药物适用性、期望报酬、政策规定、患者诉求、基本药物目录掌握、药房配备各项因素分别通过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医生的处方决策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决定了医生处方基本药物这一行为的产生与否。本文从定性的角度探讨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行为,还需后续更为准确的实证研究来评估各因素的影响力以及模型对行为的解释度,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建议。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医生对基本药物的处方率,使患者切实享有优质且价廉的基本药物,基本药物的供应才不至于在终端环节“掉了链子”,制度的全面落实才能得以保障。
摘要：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一直备受关注,医生是基本药物制度能否全面落实的重要人物,医生的行为影响着患者对基本药物的使用。文章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从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3个方面研究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行为,并进行模型构建。以期能够尽可能全面地剖析医生处方基本药物的决策过程,分析影响该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医生,基本药物,影响因素,计划行为理论,模型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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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安全模型 篇11
摘 要:使用手机电子书阅读行为呈现愈来愈多的趋势,有必要对影响手机电子书阅读的因素进行分析。文章建立了手机电子书阅读的科技接受模型,对影响手机电子书阅读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实务上建议业者可针对手机电子书阅读数字化内容的特性以进行营销策略研究,并加强认知有用性以及认知易用性。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09)04-0050-03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数字化出版已经是不可抵挡的浪潮,而阅读的载体除了熟知的电脑外,专用的电子阅读器如SONY Reader、亚马逊书局推出的电子阅读器Kindle等,在数字化出版的趋势下也应运而生。但是市场对于新阅读载体的接受度并不如预期的高,主要是因为现今接受该阅读器的大多为先期使用者。但并不保证会被后期大众消费市场所接受,最大的原因是消费者不想为了阅读电子书而去购买一个阅读载体,反而比较希望在多功能载体下,拥有可以阅读电子书的功能。因此,具有多样功能的手机是被大多数专家看好的电子书阅读载体。
以数字化内容的阅读方式而言,除了电脑、专用的阅读器、MP4、PDA、掌上型电脑如PSP、NDSL等外,对现代生活而言,手机似乎比上述的阅读器更具可携带性以及必要性。但对消费者而言,手机做为阅读的载体具备怎样的特性来增加使用者的使用意愿?数字化内容时代的来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一个新科技来说,科技的使用者与科技本身都需要相互学习,以求达到最佳的平衡点。在数字化浪潮下,数字化内容以及数字化出版本身的特性是不是也会影响使用者的使用意愿,是值得研究的。
1 科技接受模型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用来解释当人们面临到新科技时,对于新科技的接受程度。TAM的目的为提供一般性的解释使用者对于科技接受程度的决定因素,并且能够跨越终端使用者运算技术和使用者群体的界限以解释使用者行为,同时兼顾最简化及理论依据。此模型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用以了解个人使用科技时有哪些外部因素影响使用者内部的信念、态度与意愿影响,进而影响科技使用的情形。
科技接受模型,主要在探讨新科技对于使用者使用的态度,其理论承袭自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信念会影响态度,并进一步影响行为意向与实际使用行为。此模式主要是针对资讯系统使用者的接受度所发展。与理性行为理论不同的是,科技接受模型提出认知易用性与认知有用性两个特别的影响因素。认知易用性指个体对某特定资讯系统是否易于使用的认知程度,认知有用性则是个体对使用某一特定资讯系统是否能提升其工作绩效的认知程度。
就认知易用性而言,当个体对特定资讯系统认知易用性越高,其对该系统越会呈现正面态度。而当个体对特定资讯系统的认知有用性有正面评价时,其越可能对该系统持正面态度。当个体对特定资讯系统认知易用性越高,其对该系统的认知有用性亦会持正面态度。科技接受模式即在探讨对于特定资讯系统而言,个体认知有用性、认知易用性、使用态度、使用行为意向及实际使用的关系(如图1所示)。
2 研究架构
笔者将以科技接受模型为研究主轴,探讨的范围主要是以使用者对手机书的使用意愿为主,对外部变数以及使用态度与使用意愿是否有显著差异(如图2所示)。
(1)认知易用性
除了认知有用性之外,尚存在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会对使用意图产生影响,即为使用者对于系统的认知易用性,且认知易用性会影响认知有用性。简单的来说,就是越简单使用,使用者即会对认知有用性越有正向影响。
(2)认知有用性
科技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以解释电脑使用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即认知有用性与认知易用性。通过这两点重要的影响因素,来衡量使用者对于新科技的使用意图。其中认知有用性定义为“个人相信特定系统提升其工作绩效的程度”由其原始定义看来,是着重在工作环境下,对于科技使用意图的影响。
3 研究设计
笔者采用问卷设计的方式来收集所需的资料,并将题目配合使用者使用手机书具体情况下进行语句上的修改,汇整成为最终的研究调查问卷。
为了让受测者更了解利用手机阅读数字化内容的实际情况,笔者参考“情境分析法”,以文字叙述来描绘使用手机阅读数字化内容的情况,研究对象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结合笔者经费、时间等限制,利用互联网填答问卷,经由电子邮件,手机相关网站、数字化阅读相关网站、BBS等网络上留下填答需求的资讯,并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发放问卷,两者回收形成研究数据资料。
笔者对受测样本作了使用经验的分析,从分析样本中是否对手机书有使用经验,下载渠道,使用动机以及不曾使用的理由,作了调查样表(见表1)。
笔者在科技接受模型量表中采用标准化负荷量作为评估绩效的指标,衡量手机书认知有用性、认知易用性、使用意愿等。由表2的T-value得知,所有衡量变数的标准化负荷量均达到显著水准,且各项衡量变数的标准化因素负荷量皆大于0.4,显示本衡量模式具有良好解释能力。分析结果显示认知有用性的混合信度为0.926,认知易用性的混合信度为0.908,使用意愿的混合信度为0.919,一般信度的标准为0.7,至少要达到0.6的标准。而本文各构面之混合信度均大于0.9,表示各构面衡量变数具良好信度。至于变异萃取估计量(variance extracted estimate),则是用来衡量各构面变异被潜在变数解释的程度。从整体来看,验证性因素模式对于手机书在科技接受模型上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
4 研究结论
经过对手机阅读的探索,提出如下结论,提供业界做为业务上的参考。
(1)产品完善方面:针对手机阅读特性,提升手机阅读有用性;改善软硬体阅读介面,加强手机阅读易用性;针对不同生活型态群集,进行市场区分。
(2)营销渠道方面:重视虚拟店面,数字化销售;渠道多样化,增加产品亲善性。
(3)价格方面:运用低价优势,扩张市场需求。
(4)销售方面:运用活动营销,制造手机阅读浪潮;掌握主要群体,制定促销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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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比赛异常行为通用模型建构 篇12
举例来说, 当主场比赛输了时, 因扰乱秩序被捕事件会增加162%, 而赢了比赛时, 则会相应增加93%。对于我们样本中的典型机构, 这些数字是双休日比赛赢了后因扰乱秩序被捕事件的1.5倍, 是赢了比赛的近1倍。我们的结果与对球迷行为的解释并不完全一致, 解释中预测球迷对输赢的反应更强烈。举例来说, 如果在橄榄球比赛中球迷的侵犯性行为只是因为比赛输了之后的挫败感所致, 那么当主场队赢了比赛时 (假设支持主场队的观众比客场队多) , 将会比主场输了比赛时导致的攻击事件少。然而, 所列数据显然排斥了这一假设。尽管有证据表明, 输了比赛会比赢了比赛导致的攻击事件数多, 我们的结果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预测, 并且在以后研究的事件和体育赛事之间关系的模型中应该特别引入如果两队没有比赛时球迷的反应。
表1模型建构结果表明, 这个负二项分布系数从来都不在正常范围内, 这样的结果使我们更加关注于主场比赛, 因为有证据表明主场比赛失败了增加的犯罪数比赢了增加的多, 或者说是竞技运动异化的一个方面。举例来说, 主场比赛失败会增加12%的犯罪数, 而主场赢了仅增加8%。举另外一个例子, 主场比赛输了会增加24%的因醉酒驾车被捕事件, 而赢了仅增加10%。研究显示并没有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比赛的结果与其有关。事实上, 4/5的情形中, 我们无法否认二项分布中“赢”的系数与调整后“赢”的系数是相等的这一假设。基于不同的距离检测体育异常行为实证模型的可替代性, 我们让当地和区域变量和实证数据的队员素质相互影响。当地或者区域异常行为的影响也可以加强, 如果两支球队存在附属的关系。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的是新球队的系数在显著水平等级, 这可能与制度法有联系。加入对当地和区域异常行为的影响度量。这种扩展包括当地和区域异常行为以及运动员最近发生的异常行为, 并与胜利百分比对于球队上座率的影响有关。
最后,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了高校橄榄球比赛导致因醉酒驾车和扰乱秩序被逮捕的事件增加了。主场比赛时因醉酒驾车被捕事件会增加13%, 扰乱秩序被捕事件会增加41%, 违反酒业法规被捕事件会增加76%。主场比赛和逮捕事件的这种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社区在比赛期间增加了额外的警察的保。加强安全应增加其可能性。比如, 抓到或逮捕醉酒驾车的司机。然而, 如果这是唯一的工作机制, 那么比赛的结果将不可能与比赛出现的异常行为数量有关, 除非警方本身对比赛做出了反应。这为体育比赛中的暴力行为提供了解释途径。
摘要：阅读国内外重要研究成果, 建立体育行为的通用模型, 结果表明, 表明了高校橄榄球比赛导致因醉酒驾车和扰乱秩序被逮捕的事件增加了。主场比赛时因醉酒驾车被捕事件会增加13%, 扰乱秩序被捕事件会增加41%, 主场比赛和逮捕事件的这种关系一部分原因是社区在比赛期间增加了额外的警察的保。加强安全应增加其可能性。
关键词：体育行为学,模型建构,赛场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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