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视角论文（精选9篇）
文献视角论文 篇1
摘要：本文基于出土文献的视角, 研究先秦藏书状况, 无疑有利于弥补流传文献不足的现状, 有利于提升对我国古代藏书历史的认识。
关键词：出土文献,先秦藏书,藏书史学
我国古代的先秦由于时代久远, 藏书流传不多, 特别是史学类书籍更是极度困乏, 因此现代对先秦藏书的研究理论更不多。目前已有的文献, 均是从图书管理、私人藏书、史官记载等角度研究先秦时期的藏书状况, 但是其成果依然不明显, 先秦藏书仍存在很多让人困惑的地方, 经过长久努力发展, 从出土文献的视角, 研究先秦时期的藏书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本文正式通过废墟甲骨看商朝王室藏书特点、藏书场所、藏书管理之人;根据周原甲骨、青铜器、侯马盟书看周代藏书;从出土简帛看战国私家藏书, 得出了很多珍贵的史学结论, 有利于我国深刻了解先秦的藏书状况。
一、废墟甲骨看商朝王室藏书
史学家认为我国古代藏书的萌芽源于夏, 先秦及之后的朝代还可以找到夏代的一些文献, 例如《夏谚》、《甘誓》等, 这些史料书籍的发现, 印证了夏代已经有了藏书活动, 但是却没有直接的考古实物。因此, 当前我国对夏代藏书的研究是十分模糊的。
商时期, 由于大量的甲骨文的出土, 这成为后期进行商藏书研究的主要依据。从中可以考究商朝的藏书特点、藏书处所和藏书人等。
1. 所藏甲骨特点。
甲骨收藏分类特点。商代甲骨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为存储、废弃、埋藏和散失。商代存储和掩埋的甲骨文多是商人进行收藏的, 用于记录某些重大事件, 因为该行为是有意识的。废弃的甲骨文多是丢弃于灰土之中。其分类特点经过考究还显示, 收藏石窑的卜辞是集中、有序的, 堆放间距不会很远;而龟甲与兽骨则是分开存放, 界限清晰。可见根据实物考究, 商代收藏以及具有一定的特点, 按照物质形态分类或者按照内容分类。其分类方法具有初步的科学性。甲骨管理特点。商代甲骨在管理上, 按照分册方法, 遵循干支排序。根据对小屯南村发现的成套甲骨考究, 成套的卜辞刻在龟甲和肩胛骨上, 呈现成套、成册特点。一册又分为3、5版。该研究是商代藏书考究的一大进步, 可见商代甲骨文编写已经由一版向多版迈进。甲骨文根据年代进行分类排放, 编刻、存放等不是无序的, 而是按照干支排序。
2. 所藏甲骨之所。
对安阳、陕西岐山周原遗址进行考古发现, 商代藏书之所均是宗庙、宗庙周边的洞穴等。商代甲骨卜辞“祖乙宗卜”也证实了甲骨藏于宗庙的说法。根据《史记·鬼策列传》, 其中“高庙有龟室”的“龟室”就是指宗庙。进一步通过文献史料考究, 发现商代甲骨藏书之所处置也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般来讲, 最近收藏的甲骨先藏于宗庙之中, 当宗庙甲骨收集数量过多时, 就移至宗庙内部专门的甲骨收藏窖穴内, 一般宗庙内的窖穴也存放不下时, 将会将这些甲骨移到宗庙附近的穴洞中。现代研究者卢荷认为, 现代图书馆的形成首先要具有两个基础条件, 一是具有文字记载的图书, 二是具有收藏意识。把此条件放置于商代甲骨藏书活动中, 我们发现依然是成立的, 商代的甲骨卜辞记载了商代甚至以上的社会活动, 而商代甲骨收藏数量规模大, 以及按序管理反映了藏书人的收藏意识。从这个意义和条件上讲, 安阳和周原甲骨正是商代的图书馆。
3. 藏书管理之人。
根据出土文献考究发现:商代甲骨卜辞中经常有“史”的记载, 例如“告史”、佳太史察令”, 我们知道殷商时期, 其史官的称呼有内史、御史、太史、贞人等, 这些史官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史学文献进行保护、编纂、整理、掌书等, 因此, 他们是藏书的加工者, 也是藏书的收藏管理者。对已经出土的甲骨进行鉴定, 这些甲骨均是经历过整饬、记载、编纂等活动, 在商代这些工序的进行均是有史官进行负责的。在商代已经形成了严格的库房管理制度, 甲骨材料和甲骨的流向等, 其管理严格, 均要经过史官的登记才能出库, 可见商代甲骨的保管者正是史官。另外, 在我国古代, 占卜是十分重要的一项活动, 在农业生产、帝王祭祀、重大仪式前等, 均需要进行占卜活动, 占卜情况要有“贞人”进行记载, 根据甲骨卜辞的考究, 这里的“贞人”正式商代的史官。可见, 商代藏书之人基本上是商代的史官。
二、根据周原甲骨、青铜器、侯马盟书看周代藏书
1. 周原甲骨。
周原甲骨主要为商代和周朝史实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周原甲骨数量很多, 有一万千多片, 但是遗憾的是, 有刻辞的甲骨数量很少, 根据统计只有160多篇, 其字数总共有六百多字, 最多一片的字数也不过三十个字数。不过这些刻辞的卜片记载的活动类型丰富多彩, 有的是关于殷商关系的记载, 有的是反映殷商时期统治者狩猎活动, 有的是记载周朝时期朝中重臣, 或者是有名的胜地等。周原甲骨中还有一部分是反映殷商晚期时期状况。我国现代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认为, 该部分甲骨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是殷商统治末期, 叛臣归顺周王室以后随身带来的, 二是周王室灭掉殷商以后掠夺而来。但是不论是何种方式, 该部分周原甲骨为后人史料考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综观周朝与列国的藏书情况, 可以论列如下:周朝的行使体制完备, 有专门的藏书机构——府, 分属予天官、地官、誊宦、夏富、秋官, 每府有六世职, 聂府凡三十世职。《周钝》缺冬宦篇, 其下是否肖府, 不褥而知。若有, 周朝的部门藏书机构应当有六府三十六世职。
2. 青铜器。
青铜器铸造以后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记载, 青铜器一般被用于赠礼, 作为礼器, 然而青铜器铭文却基本具有了现代书籍的雏形。根据出土文献发现, 青铜器常被用于古代诸侯从事铸书活动。中山王墓是战国时候的一座坟墓, 经过考古挖掘后发现了铁足大鼎、方壶和圆壶等三种器具, 其中外壁均刻铭文, 且均属于长篇铭文, 共计一千零九十九字数。并且, 还刻有中山王的世系, 这为后人进行史实研究贡献极大。另外, 根据记载, 先秦时期宗庙内藏有铭文, 内容有很多是关于诸侯结盟或关于规劝的言论等, 种类丰富, 青铜铭文的收藏可见在当时是具有目的性的, 但是无论如何, 当时青铜器铭文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书籍的基本元素, 青铜器铭文的藏书性质已经初步具备。
3. 侯马盟书。
1965年, 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中, 出土了侯马盟书, 所谓的“盟书”就是“载书”, 侯马盟书记载的是晋国赵鞅与士大夫之间的盟誓约定。该盟书数量约有五千多件, 盟书字体近似于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铭文, 字体颜色多为红色, 部分为黑色。侯马盟书对后人研究古代盟书制度, 以及了解晋国时期的历史状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根据盟书考究可见, 盟书在当时的官方藏书中属于十分重要的部分。它应该属于国家收藏, 属于国家档案记载等。侯马盟书的出土, 同时为研究“玉版”提供了对照材料。
三、从出土简帛看战国私家藏书
考古以来, 简帛的出土最早是战国, 战国之前的简帛没有实物发现, 但是简帛的出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私家藏书提供了材料。对战国私人藏书考究, 首先其书写载体为简牍和帛书两种, 简牍材料丰富、成本低、制作简单, 缺陷是体积大、重量沉、不方便阅读;帛书优点是方便、体积小、重量轻、柔软细滑。缺点是成本高, 产量少。简帛根据其记载内容, 分为文书和书籍种类, 进行细分其分类又有所不同。
1. 占卜简、日书与丧葬简牍。
占卜简主要记载有关的占卜活动, 包括记载占卜的过程, 占卜结果。后期考古中, 包山楚简、江陵天星观等均发现藏有占卜简。如包山楚简233号简云:“闼于大门一白犬。五生占之日, 吉。”这句话是说磔白犬町以祛除自己身上的疫鬼, 最后占卜的结果吉祥。日书是关于选日的手册, 主要占卜日子的凶吉, 可以说是当时的算术方技类书籍, 日书的出土有利于后人研究古代的思想史发展状况。丧葬简牍主要有三种, 遣策、帽书及告地书, 顾名思义该类主要发现于墓穴之中。“遣策”用于记载主人死亡以后, 下葬所随身的葬品清单。“遣策”主要集中于楚地战国、西汉墓葬中。“帽书”关于助丧的帽赠物品的记录;“告地书”则是写给地王、冥府的介绍信, 主要介绍死者生前的生平事迹。
2. 包山楚简中的官文书。
包山楚简主要记载的是官方法律文书。内容涉及当时诉讼档案、黄金借贷、核查等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为了解楚国司法制度、司法程序等提供了史料考究基础。后期我国对包山楚简考究发展, 楚国时期司法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文字处理制度, 但是根据出土文献的规范性考究, 发展其文字处理制度还不完善, 程序和制度还是初级的、不严密的。
3. 书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书籍的出土始于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私人藏书的兴盛与当时私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周以后教育学教孔子, 培育了一批弟子, 进行私家讲学, 打破周朝及以前政府官员为师的教育现状, 私人讲学必然会产生私人藏书;春秋战国时期, 正是我国古代诸侯割据的时期, 为了巩固政权, 各个诸侯国重视对贤能人才的任用, 估计有才能人士讲学活动, 这样大量的官方藏书也不断流传到个人手中, 促进了私人藏书的发展。因此, 战国时期, 爱书成为爱学的标志, 即使在死后, 也要有书籍随葬, 以显示爱书的风气。1990年后, 在郭店竹简和上博简就发掘了大量的战国古书。郭店楚简和上博简中的儒家著作, 为研究早期儒家“七十子”提供了新资料, 它们中不但有与《论语》相似的辞句, 而且和大小戴记也有密切关系, 因此它们反映的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 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 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东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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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视角论文 篇2
顾
（施旋，2014级社会工作，14110702018）
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世界上现有的三种最著名的关于需求理论的研究，接着对我国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的研究进行回顾，分别从社会工作专业认同现状、影响社会工作专业认同的因素以及提高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的相关研究与建议共三个层次进行梳理回顾。通过回顾发现随着社会工作的学生专业认同普遍存在不足，个人认知、学校教育和社会认同等因素都对专业认同产生影响。学者认为要从提高个人素质，改善教育环境，提升社会认同以及平衡社工专业的行政化和专业化等方面提升专业认同。最后，本文简要进行评述，认为此领域研究文献数量仍相对较少，且相关研究缺乏理论的指导。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需求层次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分析社工学生专业认同感问题。通过研究寻找影响社工学生的专业认同的不足需求，并通过满足需求，来达到提升专业认可度的目的，以促进社会工作学生的学习适应和健康成长。
关键词：需求理论;社会工作;专业认同;满足需求
（一）需求层次理论回顾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心理学领域最广为人知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在研究中指出，支撑人类个体成长的内在力量是“动机”。而在实质上促使行为产生的动机是由具有多种性质的内在需求引起的，并且各种相关需求之间具有一定的先后顺序和层次之分，每一个层次的需求在社会上得到满足，就会对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他将人的基本需求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一般说来，当一个层次的需求被满足后，才会产生另一个层次的需求。但马斯洛认为，这个层次集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等级集团，五种需求的产生没有严格的先后秩序。
美国耶鲁大学的克雷顿·奥尔德弗在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接近实际经验的研巧，提出了一种新的人本主义需要理论。奥尔德弗认为，人们共存在３种核心的需要，即生存的需要、相互关系的需要和成长发展的需要，因而这一理论被称为“ERG”理论。生存的需要与人们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有关，它包括马斯洛提出的生理和安全需要。第二种需要是相互关系的需要，即指人们对于保持重要的人际关系的要求。这种社会和地位的需要的满足是在与其他需要相互作用中达成的，它们与马斯洛的社会需要和自尊需要分类中的外在部分是相对应的。最后，奥尔德弗把成长发展的需要独立出来，它表示个人谋求发展的内在愿望，包括马斯洛的自尊需要分类中的内在部分和自我实现层次中所包含的特征。
除此之外，哈佛教授戴·麦克莱兰提出了关于社会动机的三需求理论。其中包括：成就需求：具有成就需求的人对成功具有强烈的渴望，他们会尽力将事情完成的尽善尽美。且不过分看重成功后所获取的物质奖励，而更注重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奋勇拼搏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乐趣和成就感；权力需要：影响或控制他人且不受他人控制的需要。不同人对权力的渴望程度也有所不同。权力需要较高的人喜欢支配、影响他人，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注重争取地位和影响力。权力需要是管理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亲和需要：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需要，即寻求被他人喜爱和接纳的一种愿望。高亲和需要的人更倾向于与他人进行交往，这种交往会给他带来愉快。亲和需要是保持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条件。
以上是世界上现有的三种最著名的关于需求理论的研究。在我国，需求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
（二）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研究回顾
1、社会工作专业认同现状研究
专业认同是影响大学生专业学习效果和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对大学生专业自我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目前国内关于专业认同的研究不是很多，关于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更是少之又少。
吴建平（2012）运用访谈法和问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北京某本科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进行研究。在其研究中将专业认同分为价值性认同和工具性认同两个方面，研究显示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学生的价值性专业认同即情感上认可和接受本专业，能够内化专业理念认同度较高，但是工具性专业认同即专业的参与度和认同度层面上则较低。这一分类，合理解释了研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相悖的现象。
崇琳（2016）运用问卷法和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将社会工作专业认同操作化为认知、情感、意向三个层面，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设计调查问卷，对哈尔滨市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认同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学生入学前对社会工作知晓程度低，在接受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过程中对专业兴趣依旧不大，尽管有一半左右的学生表示毕业后愿意选择社会工作相关的工作，但是仍有有接近二分之一的学生表示毕业之后不会选择与社会工作相关的工作。
华锦园（2013）对其所在学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进行研究，发现该校社会工专业学生在专业认同上整体程度不高，并且存在对“专业的从业领域认知模糊”、“社会工作者的形象被过度拔高或圣人化”、“对于专业学习的兴趣普遍不高”、“毕业后不打算从事相关职业”等问题。但是研究中也发现，多数学生能够正确看待专业学习的作用，基本了解并认同专业价值观，并且不后悔选择的社会工作专业。
李鹏杰（2012）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将专业认同的结构维度操作化为认知、情感和行为持续性等三个层面，运用数据分析方法对武汉市首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专业认同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中发现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首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专业认同较高，但是并未形成较高的行为认同和学习认同。
陈清丹（2005）通过对北京市三所设有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中的在读大
三、大四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分析发现虽然学生对社会工作总体的专业认同度较低，但是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一些普遍的价值观和价值理念比较认同，他认为这一矛盾表示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形势较为乐观。
2、关于影响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因素的相关研究 关于影响社会工作专业认同因素，学者们也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吴建平（2012）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专业认同度不高主要在于内因，即社会工作教育中存在“教学过于死板、教条、灌输多于启发、抽象、与生活缺乏联系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教师个体，而在于社会工作是一门新兴学科，加之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工作教师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相脱节的结构性矛盾。
纪海军（2013）则从个人、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阐述了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个人对社会工作的了解、认知状况对其专业认同会有影响，另外，其研究发现师资力量及课程设置影响学生的专业认同，社会工作教师大多“半路出家”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了解不透彻，课程设置以理论为主，“专业”实习不“专业”等方面使学生对课程设置等方面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专业认同。加之社会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程度较低、社会工作专业在就业方面的限制及工资水平较低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降低了学生的专业认同。
张冰（2012）对该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说明了影响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专业认同的因素。微观层面包括性别和性格因素，整体上女生的专业认同度要高于男生，同时个人的性格也会对专业认同产生影响。中观层面从家庭和学校两个层面展幵，家长的态度以及家庭的经济条件会对个体的专业认同产生影响；而在学校层面，除了其他学者提到的师资力量和课程设置的因素，作者还提到了学校所处位置对专业认同的影响：地理位置会影响到资源的获得以及实务课程的开展，那些资源较少、组织和自愿者组织发展较慢的地区，难以为学校提供经验和实务支持。
安秋玲（2010）认为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感较低的原因主要有：社会认同程度较低，使学生缺少职业荣誉感；职业化程度低，学生缺乏良好地从业环境；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仍存在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社会工作教育层面存在的问题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专业信心，影响了教学效果。
陈清丹（2005）主要从社会整体的职业价值观和政府及社会态度方面做了分析。他认为目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越来越重视自我实现和经济利益，这与社会工作专业种非赢利、助人自助的性质具有很大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专业认同度。另一方面，社会对社会工作知之甚少，在就业领域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并没有有显示出职业优势等一系列问题使学生的专业认同度较低。
3、关于提高社会工作学生专业认同的相关研究与建议 魏永娟（2008）提出学校定期举办讲座，对社会工作专业进行宣传，从校内做起，提高社会工作的知名度，为其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鼓励社会工作专业优秀人才进社区服务，推动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教师要完善自身的专业知识、创新教学方法，寓教于乐，提高教学质量等方法来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
陈清丹(2005)认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应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和社会服务水平，用自己的努力赢得社会的信任和尊重，增加社会人士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认可度；政府在政策上为社会工作提供较好的发展平台，这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要做好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宣传，使社会人士从社会工作的服务中深刻的了解到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使用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知识和方法。
吴建平（2012）则认为认为要提高社会工作专业认同，需要解决两个难题：一是社会工作专业如何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实现专业化与行政化之间的平衡，二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如何在“关系社会”或“熟人社会”中确立自身地位。总而言之，增强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伴随着社会工作本土化、职业化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和配合。
（三）文献评述
通过文献回顾，作者发现大学生专业认同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随着社会工作在我国的发展，以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工作专业认同研究也不断增多。但总体来看，此领域研究文献数量仍相对较少。且相关研究缺乏理论的指导。因此，本文试图通过需求层次这一新的理论视角研究分析社工学生专业认同感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哪些需求的不足影响社工学生的专业认同，并通过满足这些需求，来达到提升专业认可度的目的，以促进社会工作学生的学习适应和健康成长。有利于促进社工教育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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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视角论文 篇3
摘要：档案馆尤其是国家综合档案馆作为传承社会记忆的文化机构，其资源建设应该包括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容。基于此，本文提出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法理依据，并针对其建设现状，从法规化、标准化、集中化和数字化等方面，提出国家综合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对策。
关键词：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档案资源建设
Abstract： The archives especially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archives as the cultural institutions of inheriting social memory， its construction of resourc？ es should include the contents of national archival document heritage. For this reason， the dissertation proposes legal basis of the national archival docu？ ment heritage resourcesconstruction， and in view of the status of th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rogram？ ming， standardization， centralized and digital， put for？ war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ational comprehen？ sive archivesnational archival heritage resourcesconstruction.
Keywords： Archives；National archival document heritage；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resources
我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民族文化，留存丰富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承载媒介承担着传承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记忆的社会职责，是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探讨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问题，以引起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推动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的发展。
一、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法理依据
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档案馆尤其是国家综合档案馆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其主要有四大法理依据：
（一）传承人类社会完整记忆的需要
世界记忆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记忆，它对保护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实现本民族未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档案文献遗产是世界记忆的主要部分，也是最容易遭到破坏的部分。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其目的是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中规定的保护和保管世界文化遗产的任务。其中所指的文献遗产具体讲就是手稿、图书馆和档案馆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以及口述历史的记录等。档案馆作为传承人类社会历史记忆的主要文化机构，其馆藏范围涉及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和科技等诸多方面，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各民族社会历史记忆的传承媒介，应是馆藏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档案馆传承人类社会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2条指出：“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1]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属于历史档案的范畴。我国历史档案的构成主要有革命历史档案、旧政权历史档案，此外还包括民族历史档案。[2]因此，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承载中华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
（三）档案馆必须承担的社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10条规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档案馆承担的工作任务”中的第1条就是“收集和接收本馆保管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3]2011年11月21日签发的《国家档案局第9号令》第3条规定：“新中国成立前本行政区内各个历史时期政权机构、社会组织、著名人物的档案列入综合档案馆收集范围。”[4]地方各级档案馆也对馆藏档案范围作出规定，如《云南省档案条例》第11条规定：“综合档案馆负责集中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各种门类的档案，并向社会提供服务。”[5]《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第七条规定：“各级国家档案馆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多门类多载体的档案，并为社会利用档案提供服务。”[6]可见，这些规定都赋予了档案馆保护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社会职责。
（四）促进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需要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档案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人民群众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是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维护党和国家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依据。”[7]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各民族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它传承着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因此，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档案馆资源建设范围，可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第一手的原始档案材料，作为了解各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真实状况，制定切实方针政策，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重要依据。
二、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现状分析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1960年8月25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档案工作会议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召开。会上，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作重要讲话，强调开展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并对这一工作开展提出了具体的方针政策。这次会议在全国提出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工作问题，对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1987年11月，中国档案学会在昆明召开少数民族档案史料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内涵、外延达成明确共识，厘清工作思路，对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管理工作具有促进作用。此后，我国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发展迅速，资源建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政策法规建设工作初显成效
2001年5月1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2007年9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通过的《云南省档案条例》；2007年10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实施的《内蒙古自治区档案条例》；2009年11月27日，甘肃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甘肃省档案条例》；2010年10月1日，西藏自治区施行的《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等，都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或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列入国家综合档案馆管理范畴，从而为其资源建设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规保障。
（二）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云南省档案馆长期重视少数民族历史档案工作，在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方面成效显著。馆藏有贝叶经、折叠经等傣文档案；佤族土司档案；《段氏家谱》和《滇南段氏世系》等白族家谱档案；《东巴经》等纳西族历史档案；以及拉祜族、基诺族、哈尼族的结绳、刻木记事和数豆计龄用的木、绳等。近年来，更是加大对云南无文字少数民族、特有少数民族和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工作的力度。还与文化、文物主管机构联合开展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接收征集工作，将第一手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征集到档案馆进行集中保存，共保存汉、彝、傣、藏、白、纳西、拉祜、基诺、哈尼、傈僳、瑶等民族的各种载体档案572个全宗，105万余卷（册）。此外，各民族地区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也取得丰硕成果，如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阿拉善左旗档案馆、鄂尔多斯市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突泉县档案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档案馆、呼伦贝尔市档案馆等所藏蒙古文历史文书始自元代，共计151292卷（册、件）。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收藏有藏文历史档案共90个全宗约300多万卷（册）。贵州黔南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征集到的水书档案文献遗产2万多册。
（三）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资源建设工作逐步开展
以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为例，西藏档案馆通过扫描、拍摄等方式，将馆藏珍贵藏文文书、经卷、古籍、印章等藏文历史档案转化为数字档案文献，建立了系统完善的数字化藏文历史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通过馆内阅览、网络查询服务等方式进行档案信息的传播与交流，极大地拓展了藏文历史档案信息的传播利用范围，促进了藏文历史档案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同步发展。
总体而言，我国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还处于起始阶段，一是许多档案馆尚未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馆藏资源建设范围，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尚属空白；二是部分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工作的档案馆，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构成类型缺乏明确认识，没有完整的资源建设规划；三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欠缺，缺乏分类整理、技术保护和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理论指导等。
三、档案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亟待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法规化建设工作
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法规建设工作的核心就是以档案法规的形式，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纳入档案馆的工作范畴。其现实意义在于：一是以档案法规的形式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纳入档案馆工作范畴；二是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列入档案馆工作规划，统一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征集、分类整理和发掘利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对档案的界定已从宏观上将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纳入国家档案财富的范畴。在地方档案法规建设方面，《云南省档案条例》、《甘肃省档案条例》和《西藏自治区档案法实施办法》等也将民族档案文献列入管理范围。如《云南省档案条例》第20条规定：“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记述和反映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和开发利用。”[8]《甘肃省档案条例》第20条规定：“综合档案馆向社会征集本行政区划的历史档案、地方特色档案、少数民族档案和名人档案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支持和配合。”[9]而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民族地区的档案馆尚未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工作。
（二）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我国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工作尚属起始阶段，档案馆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本质特性、类型构成等缺乏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因此除了将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实际工作以外，国家档案局或省市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尽快制定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资源建设标准。其标准的基础内容可以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类型构成，以解决征集工作的对象类型问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中还应注意两点：一是标准体系问题。这一标准体系应包括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征集标准、分类整理标准和数字化建设标准等；二是资源建设的汉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问题。汉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在历史上形成大量反映其民族历史、源流和习俗等方面的档案文献遗产，如何将其纳入资源标准化建设范围，开展征集整序工作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集中化工作
征集工作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资源集中化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首先，依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化建设的征集标准，明确征集范围与类型，本地区的民族文书、古籍、金石（包括部分实物或拓片）、印章、木刻、贝叶，以及民族口述档案文献遗产等都可征集到档案馆保存。其次，对散存各单位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接收，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11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定期向档案馆移交档案。”[10]将散存在文化机构、政府民族事务机关、社会组织等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原件接收到档案馆珍藏。再次，重视民间散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征集。需要注意的一是要保障征集经费，基于《物权法》和《档案法》的相关规定，征购仍是现阶段征集工作的主要手段；二是新技术征集手段的应用，对一些暂时征集不到的档案原件，尤其是口述民族档案，采用复制、拍摄、摄制、拓片等方式保障其完整性。
（四）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建设工作
2002年以来，国家档案局先后发布了《全国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纲要》，印发《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数字档案室建设指南》等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数字档案馆（室）建设的具体内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作为国家档案财富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数字化资源建设是档案馆信息化工作的一项内容。这项工作亟待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数字化问题。目前，许多机构都研发出少数民族文字应用软件，这些软件的开发为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数字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二是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管理软件的研发使用问题。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数字化资源管理可纳入档案馆综合管理系统，也可研发专门的软件进行管理，以便有效保护和发掘利用。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规划项目“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项目编号：10&ZD1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及参考文献：
[1][3][10]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6，（20）：769-773.
[2]华林.档案馆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0-31.
[4]各级各类档案馆收集档案范围的规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2，14：87-88.
[5][8]云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云南省档案条例[EB/OL].[1997-08-01]. http：//www.ynda. yn.gov.cn/.
[6]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条例[EB/OL].[2001-08-01].http：//www.ln.gov.cn/zfxx/ fggz/gszfgzbg/nx/201004/t20100406_512566.html.
[7]国家档案局办公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
[EB/OL].[2014-10-14].http：//www.saac.gov.cn/zt/ 2014-05/04/content_44880.htm.
文献视角论文 篇4
关键词：代理理论,公司治理,股利政策,现金股利
一、引言
关于股利政策的研究文献很多, 传统的股利理论主要分为“一鸟在手”理论、MM股利无关论、税差理论, 现代股利理论包括追随者效应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信号理论、交易费用理论、股权结构理论、行为学派理论以及财务周期理论。现代股利政策理论是在基于MM理论的假设条件之上, 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而展开的。代理成本理论最早由Jensen和Meckling在1976年的经典文献中所提出, 他们认为, 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导致了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并不总是按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管理公司, 他们可能从事一些使自己收益的活动, 诸如无视股东权益而进行的并购。换言之, 如果公司内部资金过多, 就会导致管理层的过度投资, 从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如何有效的降低代理成本, 最大程度的维护股权利益, 避免公司资源的不合理流失, 成为了代理问题所要研究的核心所在。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 目前正处长发展阶段, 各项规章制度还未建立完全和完善, 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还未得到有效解决。因为我国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缺陷, 使得信息不对称现象频繁发生, 公司的外部投资者由于获取信息途径的限制, 以及对于信息真实性辨别能力的有限性, 无法获取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公司信息。这就导致了公司管理层处于个人利益的考虑, 对公司资源进行处理提供了便捷。现金股利是一种从管理层手中拿出自由现金流的有效方式, 是降低公司代理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自由现金流量假说是现代公司控制权市场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它建立在代理成本理论基础之上, 由Jensen (1986) 提出。按照Jensen的定义, 所谓自由现金流 (free cash flow, FCF) 是指企业支付完所有按相关资本成本进行折现NPV>0的项目的现金流后所剩下的现金流量。代理理论认为发放现金股利是控制代理成本的一种重要手段, 通过派发现金股利, 使公司大部分盈余转移到投资者手中, 减少了管理者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 降低了管理者进行过度投资的机会, 从而避免了管理者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 减少股东所承担的剩余损失。股利发放机制是另一种降低代理成本的有效方式, 公司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股利发放政策, 使得公司财富可以由内部转移到外部投资者的手中, 公司内部资源的持续减少使得公司管理者通过内部融资获取个人利益的情况得到一定的抑制, 降低了管理者进行过度投资情况发生的频率, 有效的保护了公司财富。并且由于外部投资者对于企业发展情况的持续关注, 对于公司管理层的行为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 促使管理层降低代理成本, 提高投资效率,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提升公司价值。股利政策是公司财务的一个重要分支, 就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实践而言, 上市公司的“高分红”现象极为普遍 (周县华、吕长江, 2008) 。关于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行为是大股东的“掏空”行为, 还是对于投资者的保护,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 目前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蒋东升 (2010) 通过对于用友软件的案例分析, 发现上市公司的“高分红”因为上市公司具有良好的基本面, 派发高额现金股利属于公司的正常行为, 高额分红不是“掏空”, 而是对投资者的回报。但是由于单案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 说服力度不够强, 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我国市场上上市公司的“高分红”属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观点存在问题。由于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合同的现象, 导致了公司内部管理者与外部利益相关者 (股东及债权人) 之间的利益冲突, 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代理问题。Jensen, Solberg和Zorn (1992) , Agrawal和Jayaranman (1994) 研究均发现, 发现股利和举债是控制代理成本的替代性机制。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 尤其是国企内部代理问题比较严重, 中国的资本市场基本不存在对于中小股东的保护机制, 独立董事实际并不独立, 而是与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一般来讲, 控股股东转移资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股利和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本身需要合法的基础, 另外监管层对关联交易的监管程度也较为严格, 这些都制约了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现金转移。
二、文献回顾
(一) 所有权安排视角的股利政策
管理层所有权的引入, 是对股利政策代理理论的研究深入。研究发现, 内部持股比例、负债比例与股利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正如Jensen等 (1992) 所证实的那样, 股利支付率与负债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除此以外, 股利支付率与内部持股比例也呈现显著地负相关关系。Jensen (1986) 提出管理层可以支配的现金流最小化, 这样就可以减少他们进行过度投资的机会。发放现金股利即是一种从管理层手中拿出自由现金流, 解决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廖理、方芳 (2004) 研究检验了管理层持股是如何减少公司内部代理问题的, 尤其是管理层与股东存在的自由现金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中管理层持股对于低代理成本公司的作用大小也没有得到有效论证, 而且由于上述国内研究文献是发表于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政策实施之前的, 数据实效性减弱, 代理成本的难以衡量及我国国有企业的特有特征, 使得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 内部人控制视角的股利政策
我国市场机制及其制度尚未完善, 公司治理的内外部机制还未发挥应有作用, 因此随着政府将控制权下放给企业内部人, 内部人控制问题随之出现。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为国家或国家法人控股, CEO仅需对控股股东负责, 不必考虑公众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比较严重, 内、外部治理机制均不完善。国有股在公司中所占比例越大, 公司的内部人控制就越强, 作为外部人的中小股东因为信息的不对称很难了解公司实际运作情况, 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有很难保证中小股东的自身权利, 造成了内部人控制越强, 股东保护越差的现象。通过管理层持股, 可以减少管理层与股东的代理冲突。综合国内外对管理层持股的研究文献, 我们可以发现, 提高管理层的内部持股比例, 可以提高管理层对于公司有效运营的关注度, 使得公司健康稳定的持续性发展同自身利益紧密联系, 不可分割, 协调一致, 进而降低了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或者谋取个人利益的低效管理模式, 从而对于代理成本的降低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国内很多文献从现金股利政策的角度研究研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行为, 大量文献研究发现, 降低大股东持股比例, 降低了大股东派现收益, 而较高的大股东持股比例使得他们所能得到的现金收益增加, 而且股权集中度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较高的现金股利支付率, 从而将公司财富更多的转移到公司各大股东手中, 降低投资者利益被侵蚀的严重程度, 进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代理成本。由于我国各种法律还不健全, 由此形成许多法律空白, 使得上市公司的内部人很容易通过各种合法的手段掠夺中小股东和上市公司。高额股利分配政策的背后隐藏的是内部人掠夺中小股东及上市公司的行为 (蒋东升, 2009) 。钟海燕等 (2010) 研究发现, 与政府机构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 国有企业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使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 即受内部控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相对较差。政府控制力度与代理冲突严重性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内部人控制的结果表现在了自由现金流的问题上。但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没有进一步的分析不同的内部人控制程度的所导致的代理问题的差别, 也没有从内部人控制角度研究大股东控制对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率影响的内在机制。
(三) 过度投资视角的股利政策
政府控制国有上市公司实现途径多种多样, 最为典型的是由政府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以便于政府直接进行行政干预。研究发现, 作为最终控制人的政府追求非经济效率的行政干预是导致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 (杨华军、胡奕明, 2007) 。在当前外部融资市场不发达的情况下, 支付现金股利可以减少企业内部可以自由支配的现金流, 从而制约了国有上市公司内部人利用可自由支配的现金从事过度投资的行为。魏明海、柳建华 (2007) 实证检验了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直接的关系, 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经理人直接可用现金的多寡。研究支持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另外发现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这对于强化国企留存盈利的重新分配的监督, 进一步改善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及外部治理环境, 减轻政府对国企的过多干预, 增强对于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如前所述, 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公司内部的自由现金流, 从而防止了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 降低了代理成本。我国上市公司国企占绝大比例, 国企中普遍存在的“所以者缺位”问题, 使得公司疏于管理, 加重了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廖理、方芳 (2005) 研究也发现国有股产生的“所有者缺位”问题加大了管理成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并确实影响了现金股利的发放。
(四) 投资者保护机制视角的股利政策
解决代理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健全股东保护法制, 但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公司派现是股东保护机制的结果, 股东保护法制的完善程度与派现比率正相关。La Porta等人的一系列研究发现, 一国的法律体系对其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发现, 一国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 与其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比率正相关, 与其上市公司的公司价值正相关, 与其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正相关。按照姜国华等 (2006) 的概况, 投资者保护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公司法、证券法、或商法中对投资者的保护条款, 及这些条款的执行情况。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后果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公司治理又会影响投资者信心、公司资本结构、公司融资成本和公司价值等。王信 (2002) 基于我国的实际证券市场情况, 利用股息的代理理论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 实证证明了公司派现行为是内部人和投资者博弈的结果, 是股东保护法制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缩影, 结果表明健全的法治是保护投资者的根本之道。探寻股利分配过程中, 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违法行为或涉嫌违法行为, 并在此基础上证实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强弱, 这实际上是要判断在弱投资者法律保护条件下, 股利分配是否有可能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许多研究认为, 大股东有进行盈余管理来获取私人利益的动机。现代公司的主流不再是股权分散的特征, 而是股权相对集中占主导地位 (La Porta et al., 1999) 。当公司存在控股股东时, 大股东的存在作为解决管理层———股东代理问题的一种机制, 对欧冠脑梗死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 又衍生出另一类代理问题, 即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冲突问题, 这一点在投资者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正如夏立军、方轶强 (2005) 分析的那样,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 公司欺诈、舞弊以及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肆意侵害行为屡屡发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上市公司大部分由各级政府所控制, 而法律约束难以限制政府权力, 同时, 股票市场设立的初衷本就是为国企改革和解困服务, 而有效的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这样的目标很可能是矛盾的。因此, 政府和法律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中国上市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主要特征。没有监管或监管不力的证券市场的发展往往受到制约, 只有投资者保护措施才能维护证券市场的诚信。然而, 另一种观点认为, 在法制不完善的情况下, 公司通过高派现树立维护股东权益的良好声誉, 以吸引投资者, 企业具有更高的股权集中度并受强制性股利政策的保护, 即股东保护法制的完善程度与派现比例负相关。我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在于, 股权高度集中, 股东却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张人骥、刘春江 (2005) 的研究表明, 我国上市公司中股东保护与企业现金持有量存在负的线性相关关系。除上述总结分析以外, 还存在大量文献对于股利政策与盈余的相关性、与市场反应的相关性等方面进行研究论述。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学者对股利代理理论的研究大部分属于理论上的规范分析, 基于我国特殊的所有权结构国情,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 存在大股东与经营者、中小股东与大股东之间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与代理成本相关的实证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总结
语言学视角下的新词研究文献述评 篇5
1 新词研究历程分析
1.1 英语新词的研究
英语新词的研究可以说是与英语词典的编纂同步的。美国研究新词的专家John Alge教授曾在他主编的Fifty Years Among the New Words一书的前言部分写道:“虽然近几年中新词词典甚受欢迎,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英语词典的编纂始于新词词典。”
最早出现的英语词典如1604年Robert Cawdrey的Table Alphabetical、1616年John Bullokar的English Expositor等均是收录了一些难懂的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 “新”词的概念等同于这些难懂的词, 而当时又还未出现“新词”这种说法, 所以说真正意义上对新词的研究, 实际上是始于20世纪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报刊专栏作家也着手撰写一些有关新词及用法变化的文章。专栏作家William Safire发表于《纽约时报周刊》的“On Language”专栏则是其中持续时间最长、最具有影响力的。1987年, 《大西洋月刊》开设了词汇专栏“Word Watch”以介绍新词、新义及新用法[1]。之后也不断有学者们开始致力于研究与英语新词相关的各种问题, 如Chris Barker (1998) 等。[2]
而相对国外的研究来说, 国内则比较晚着手于英语新词的研究。较早的关于英语新词的有娄承肇 (1982) 。根据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的“外语语言文字”目录下, 以关键词中包含“新词”为检索条件, 共检索到论文4009篇 (1990—2012) , 涉及到英语新词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后关于新词的研究更加深入, 涉及英语新词构词、来源、词缀等研究。
1.2 汉语新词的研究
比较早期的汉语新词研究起源于1984年, 吕叔湘先生在《辞书研究》第一期上发表了《大家来关心新词新义》, 其中包括自己搜集到的170条新词语 (如词语的新构成、旧词新义、北京口语新词等) , 人们对日益增多的新词新义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而后沈孟缨 (1986) 、李振杰 (1987) 、陈建民 (1991) 、姚汉铭 (1992) 、周洪波 (1994) 、张志毅 (1996) 、张庆云 (1997) 、姚汉铭 (1998) 等都曾著书撰文对新词进行研究。
近年来, 随着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 关于新词语的构成方式、来源方式以及产生途径的研究十分广泛, 但也因此出现了不少分歧。此段时间, 研究从广泛逐渐变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细节问题, 如新词构词、网络新词、旧词新义、英汉新词对比、新词认知等研究均是受到学者们的极大重视。大量重要研究开始涌现, 如李芦生 (2006) 、王国锋 (2007) 、彭懿、白解红 (2007) 、赵莉莉 (2011) 、赵伟国 (2010) 。此段时期, 也有一部分学者涉足方言新词方面的研究, 如宋伶俐、朴正俸 (2003) ;艾琼、王道全 (2009) 。
2 新词的界定
要研究好新词, 其界定是不可或缺的。这一领域一直是个充满争论的问题, 不同的学者对于新词界定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争论主要存在于以下几方面。
在研究对象的角度上, 新词并不限于“词”, 还包括短语。邱雪玫 (2011) [3]指出, 新词、新词语、新词新语虽然在汉语上有不同理解, 但根据其英译new words, 实际上是同一含义, 因此认为新词、新词语、新词新语其实是同一概念三种词形。
从时间参照角度来说, 巴斯曼认为“新词是被部分语言使用者认可的新近形成的语言形式 (即词汇或短语) , 用以描述新生事物或新的现象, 该语言形式可出现在科技、政治、文化等领域。”英国词典学家哈特曼和詹姆斯认为“新词是近期才进入语言中的词汇或短语。”高永伟则认为, 新词可以是“出现在某一时间段内或自某一段时间点以来所首次出现的词汇”。刘叔新、朱永楷、林伦伦等关于“新”的时间概念都是20年左右。虽然不同学者对新词的时间概念有不同的看法, 但大多都认为应以1978年为时间起点。
从语义参照角度来说, 刘吉艳 (2008) [5]认为应该按照学界较为公认的“与其失之于严, 毋宁失之于宽” (吕叔湘, 1987) 的原则, “新词语包括新创造的词语 (这些词语所指称的事物或现象可以是新出现的, 也可以是以前就存在的) 、产生了新的意义或用法的旧有词、旧词复现, 还包括新的外来词语、方言词语或专业词语。”
从词典参照角度来说, 新词是权威词典中新收录的词语。高永伟 (1998) 从蓝本参照这个角度出发, 认为新词指的是“某一词典, 部分词典或所有现有词典未曾收录的词汇”。
3 研究方法
关于新词的研究有很多, 其主要研究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 利用动态平衡语料库进行新词语的研究。徐启龙 (2011) [6]在基于网络语料库对英语新词用法进行研究时, 利用了美国美语语料库 (COCA) 、Wordsmith、webcorp等多种语料库对新词进行研究。
2) 利用搜索引擎在互联网搜集所需的相关语料。白启明 (2009) [7]在对2006、2007汉语年度新词语进行研究时, 利用了搜索引擎在互联网搜集相关语料。
3) 问卷调查。调查公众对新词的了解和有关新词的规范度问题。万益 (2008) [8]对2007年度部分汉语新词进行调查时, 运用了问卷调查法。
4) 文献互证法。通过阅读研究大量有关新词的文献来间接搜集语料进行研究。文献互证法被广泛运用。例如杨绪明 (2009) 在研究当代汉语新词族中则运用了文献互证法。
5) 全面归纳与重点考察相结合。杨绪明 (2009) 在研究当代汉语新词族研究中不仅利用了文献互证法, 还运用了全面归纳与重点考察相结合等研究方法。
6) 举例说明法。贾菁 (2007) 在对新时期汉语新词新语进行研究中则运用众多典型例子对新词进行探析。
7) 分析词典词条法。在对近年来汉语旧词新义现象进行研究中综合分析了多种词典中的词义。
8) 数据分析与比较法。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 进行结构对比、内容对比和数据对比。贺琳、杨宁 (2011) [9]对中国大学生对汉语新词汇接受程度进行调查时, 运用了数据分析和比较法。
9) 对新词语的发展进行科学预测。徐树娟、胡文慧 (2009) [10]在研究汉语新词语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中, 对新词语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适当的预测。
4 新词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4.1 本体研究
4.1.1 新词语音的研究
近年来, 随着新词在音节长度和音节数量上的变化越来越显著, 因而许多专家学者开始将注意力放到新词语音方面的研究上来。尽管很多人认为现在新词仍以双音节为主, 但是, 当代汉语新词中的双音节与多音节比例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田宇贺 (2003) [11]通过研究提出了“当代汉语新词语的音节发展趋势是由双音节向多音节方向发展, 传统意义上的双音节词语占优势的说法在新词语中并不适用”。杨永卫 (2004) 对《新华新词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03) 所收2200个新词语进行统计, 发现多音节词语高达43.5%。杨博 (2010) [12]则通过调查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 (双音节词语占总数的32.2%, 而多音节词语即三音节及其以上词语占总数的67.3%) 与于根元主编的《现代汉语新词词典》 (双音节词所占数量为36.9%, 而多音节词语即三音节及其以上词语占总数的62.74%) , 对比分析得出新词语的构词音节数量增加, 词长增加。可见虽然现在新词认为双音节为主, 但是其向多音节, 尤其是三音节发展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
4.1.2 新词词汇的研究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一部分, 很多专家学者将重点放到了词汇上面。新词词汇方面的文献多对汉语新词语词汇的来源和产生途径、以及构词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成果颇丰。
1) 新词来源与产生途径的研究
关于新词来源与产生途径的研究一直是一大热点。早期研究的文献有诸丞亮 (1991) 的《简析现代汉语新义形成的规律和趋势》和周洪波 (1994) 的《修辞现象的词汇化: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等;朱永锴、林伦伦 (1999) 对新词语进行了分类, 总结出其产生渠道。李曙英 (2004) 通过大量的新词实例分析了英语新词来源的三种类型:衍生词, 新生词和外来词, 另外钱伟 (2010) [13]从英语、日语、方言等语言角度探讨了新词来源。对新词语进行了分类, 总结出其产生渠道, 这些渠道包括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旧词语的新义新用、方言词语的吸收。
总体而言, 新词来源的研究一般围绕三个方面来展开:语言、社会和新词本体展开。
2) 新词构成的研究
汉语新词方面的研究:关于汉语新词构成的研究可谓是百花齐放。许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探析其内部结构。如刘晓梅 (2003) 从词产生的动态过程角度对新词语的造词法进行了探讨。在运用李如龙的造词法系统并加以补充的基础上, 她认为有语素合成、修辞转化、语法类推、音义相生、字母造词五种造词方法。其中语素合成法中又包括:以旧造新、以新造新和类推仿造。此外, 类推仿造方面的研究者张佳 (2011) 将汉英两种语言进行对比, 分析其中出现的几种语义类比构词法:相似类比、反义类比、数字类比、色彩类比、地点空间类比。从结构上和意义上来分析仿词构词法。结构上来讲有“仿前式” (XA式) “仿后式” (AX式) “仿中式” (AXB式) 缩略仿词。同“兼仿”一样, 缩略仿词也不是一对一的原型词到仿造词直接仿造, 而是先将常用短语减缩, 然后根据减缩词仿造新词。从意义上看有相关式、对义式和反义式。而同样研究仿词构词的还有祈世明 (2011) 的《汉语新词ABB结构的变异成因和语义分析》、沈光浩 (2010) 的《近年来网络新闻媒体ABB式新词的多角度分析》等。
英语新词方面的研究:在研读到的文献中, 研究新词构成的文献大都是从常见构词法, 如合成、派生等方面进行研究。如钟卫红 (2008) 探讨了合成法、派生法、类比构词法、对比构词法、缩略法、译借法以及添新义法等新词构成法。但在广泛阅读文献时, 笔者发现研究英语新词类比构词的文献数目众多。如张学敏 (2007) 以英语中的类比构词法为研究对象, 探索了类比构词的特征、生成机制和翻译类比词需考虑的因素。同样研究英语新词中的类比构词的还有郑已东 (2009) 的《论英语中的类比构词》和周洪菊 (2011) 的《英语类比构词趣谈》。
3) 旧词新义的研究
旧词新义是新词产生的一大主力军, 因而随着对新词的关注度日益增加, 旧词新义的研究也是不容忽视的。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其一是不少相关词典的涌现。如于根元主编 (1994) 《现代汉语新词词典》;周洪波主编 (2003) 《新华新词语词典》等。这些词典对产生了新义的旧词条都以“新义”进行了标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汉》2002年增补本的附录中收录了1996年以来产生的新词新义1200余条。此外, 2005年的《现汉》“增加了词语7200余条, 其中新词新义约占三分之一”。
其二就是相关的理论探讨的进行。较早的有关研究如刘剑三先生 (1996) 《新时期固有词语赋予新义现象考察》;申雅辉 (2000) 探讨了旧词新义的产生原因、反映的社会面貌以及产生方式, 以调查旧词产生新义的事实, 探索其中规律;则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分析了这些旧词的使用数量, 并从三个角度分析了这些词使用语域的变化。并深入语言学内部进行研究, 运用了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理论和转喻理论深层剖析了其成因。
可见旧词新用的研究与新词的研究是不可分离的。关于旧词新用的研究也是十分全面而深入的。
4.1.3 新词语义的研究
从语义方面入手可以深刻透彻的研究新词。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选择了以此为切入点来研究新词。较早的研究有赵金铭 (1985) 的《新词义与社会情貌》, 沈孟璎 (1986) 的《新词语词义之概貌》等。这些论文不单纯探讨词义, 而是把新词语的意义和社会情状相结合, 从互动的角度来对新词语的语义进行探讨。申得安 (2007) 运用Fauconnier在The Way We Think中提出的单畴 (simple-scope) 整合、双畴 (double-scope) 整合、以及复合式整合 (complex blending) 来分析英汉新词的语义构建。杨博 (2010) [12]分析了语义单一性及表面化、生疏性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三大特点, 并且提出了语义值得注意的三点, 即:词义的扩大、缩小、引申;词义的实化-音译成分的语素化以及词义的虚化-词缀化。英语新词方面陈涛 (2008) 和熊鹰 (2010) 都研究了网络英语新词语义的简练明确、生动贴切等特点。
总体而言, 汉语新词语义研究逐渐从广泛性向深入性发展, 而国内关于英语新词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除却数量问题外, 大都停留在语义特点上, 并没有深入到本体内部。总体而言, 语义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阶段, 如何将其实际运用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4.2 其他方面的研究
4.2.1 新词文化影响的研究
语言跟生活各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同时国家文化交流又是新词不断产生的动力。因而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新词背后的不同文化背景与影响。如许文胜 (2006) [14]从哲学心理的投射、求雅的开放心理等方面研究新词引入的非语言因素。而通过总结研究者发现很多这方面的文献都是围绕某一词群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 如XX门、XX奴、XX族等。比如于全有, 裴景瑞 (2007) [15]探讨了晒”族新词的“晒”源、“晒”义、衍生模式、与社会文化心理的关系问题。英语方面的相关研究有邵斌 (2007) 别出心裁, 他以wordspy网站的拼缀新词作为考查对象, 从拼缀新词的语义场分布和类比对比在拼缀构词中的作用两方面论述了拼缀新词及其反映出的“拼盘”文化, 并揭示了拼缀新词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可见, 一个词群的出现背后势必反映着一定的社会文化, 且受到不同社会文化的影响。在研究新词时, 其蕴含的文化也是不可忽视的。
4.2.2 新词接受度的研究
汉语新词方面:在态度方面, 白启明 (2009) [7]把对汉语新词的接受度分为三种:持支持态度;持消极、否定态度;持中立、慎重态度。
在接受群体方面, 赵卫国 (2010) 认为新词迎合了青少年时尚、个性、前卫、叛逆的心理, 因此受到他们欢迎。贺琳, 杨宁 (2011) [9]发现英语专业的学生更容易接受、了解、使用汉语新词汇;理科专业的学生则对汉语新词了解较少, 态度也较为保守。万益 (2008) [8]指出, 新词的接受度更多地取决于主观的认同感。由于媒体的发展、网络技术的进步, 年龄段相同的群体在拥有几乎同等的认知渠道的情况下, 非主观因素 (如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网络、职业、性别等) 的影响力将会减小, 甚至不再对大众的新词接受度构成影响。
英语新词方面:田海鹰和屠丽华 (2008) [4]发现, “部分人对新词语采取否定态度, 认为英语新词的产生会干扰标准语的使用。”但大多数人认为, 英语是不断发展的, 它所吸取的新词经过约定俗成的考验后, 不被大众认同的语言成分会被逐渐淘汰, 而结构合理、功能强大的新词则会留存下来, 成为英语词汇中的一部分。
4.2.3 新词的规范
1) 规范存在问题
近年来, 新词语词典编纂出版虽多, 但其对词语的收录标准不一, 缺乏规范。徐树娟, 胡文慧 (2009) [10]指出, “新词语具有不稳定性和局限性”, 虽然有些网络词语短时期内很热门, “但不一定有生命力, 也不一定能进入书面语言”。当前新词缺乏规范, 搭配混乱现象对当代汉语规范性产生了巨大冲击, 不利于社会文化发展与交流。钱伟 (2010) [13]发现, 由于网络新用语不规范, 学生们混乱搭配运用新词, 使得作文结构混乱, 缺乏语言的严谨与规范。由此可见, 对新词的规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 规范方法
关于如何规范新词语,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主张顺其自然, 一切由时间来检验。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词语经过考验, 优胜劣汰, 最后自然形成规范存留下来的部分将为大众所广泛运用并进入词典。另一种观点是利用权威机构以及相关标准, 对新词语进行引导规范。如钱伟 (2010) [13]提出三个新词规范的原则:明确性、普遍性、健康性。近十年, 中国出版了多种汉语新词新语词典, 收录新词。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每年都在其官方网站向社会收集发布当年的新词语, 通过网民评议确定最终采集的新词语词条, 并公布于众。
5 结论
5.1 新词研究带来的影响
新词的大量涌现促进了新词研究“百花齐放”的局面, 反过来新词的研究也使得人们也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关注新词。此外, 新词的研究也促进了新词规范的发展。根据万方数据搜索统计, 关于“新词”的文献有约5853条, 而其中有“444”篇文献为“新词规范”相关。如邵晓阳 (2011) 《关于新词语规范化的思考》;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 (2003) 《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等均显示了对新词规范化的深入研究, 也使得各方越来越关注新词规范问题。
5.2 新词研究存在的问题
1) 部分研究缺乏系统性
虽然研究新词文献较多, 但多数集中在汉语新词的构词类型方面, 较少做深入和全面的探讨。个例研究虽然能为整体研究提供参考, 但是系统性不强。
2) 新词来源范围较窄
通过阅读文献, 笔者发现多数文献搜集的新词来源于词典, 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新词语词典》等。词典更新新词数量少、速度慢, 这势必给这些文献的调查及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3) 跨文化对比性研究有待加强
2007-2012年在万方数据库中有关新词研究的文献多达3800余篇, 但同时研究中外新词的却不足50篇, 而其中大多数都是研究翻译和认知方面的。少有对比研究两种或多种语言新词的相互影响, 并利用跨文化理论分析其在概念表达和词语构造方面异同的文献。
5.3 新词研究的发展趋势
随着网络不断普及, 人们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新词会涌现, 这势必会引来更多的相关研究。鉴于新词的来源渠道日益丰富, 符合时代特色的新词研究将不仅仅局限于词典收录的新词, 而是通过网络、书籍、影视资料等途径, 广泛搜集更加时新的新词。
通过广泛阅读并分析研究新词的文献, 笔者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逐渐从广泛性向深入化发展。而且, 随着国际间不断交流的增强, 将汉语和英语新词联系起来研究是一大趋势, 也将更利于新词研究的发展。而通过对研究方法的考察, 笔者发现随着各领域的不断发展, 新词研究也会不断进行跨学科、跨领域交流。研究方法也将更加科学、多样化。
我们相信在专家学者的不断努力下, 各界给予的越来越高的关注下, 新词研究会更加紧跟时代脚步, 更为规范有序的进行, 同时带来更多优秀的成果。
特别致谢指导老师范莉副教授。
摘要：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而新词语则是反映社会变化的放大镜。伴随着新事物的出现, 大量的反映这些新事物的词语也开始出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新词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与交际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因此各种对于新词的研究也随之而来。如何界定、看待、研究新词则成为学者们共同研究的问题。该文将在语言学视角下的文献进行梳理与评述, 并详细探讨英汉新词的构词对比以及文化层次的相互影响。希望能够对英汉新词的研究提供理论研究支持和建议。
文献视角论文 篇6
《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 其名为鲲。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鹏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 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 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齐谐》者, 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 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风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 而后乃今培风;……穷发之北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鱼焉, 其广数千里, 未有知其修者, 其名为鲲。有鸟焉, 其名为鹏, 背若泰山, 翼若垂天之云, 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绝云气, 负青天, 然后图南, 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 不过数仞而下, 翱翔蓬蒿之间, 此亦飞之至也, 而彼且奚适也?’”
《逍遥游》开篇便讲述了这样一段鲲鹏的故事, 也由此拉开了《庄子》内篇的序幕。然而这里“鹏”为何物?这是一个至今尚未有定论的话题。
《说文解字·鸟部》:“凤, 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麐后, 蛇颈鱼尾, 鹳颡鸳思, 龙文虎背, 燕颔鸡喙, 五色备举, 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翱翔四海之外, 过昆仑, 饮砥柱, 濯羽弱水, 莫宿风穴, 见则天下大安宁。’从鸟、凡声。, 古文凤, 象形。凤飞, 群鸟从以万数, 故以为朋党字。, 亦古文凤。”
, 隶定后即“朋”字。, 隶定后即“鹏”字。从上古音来看, 古无轻唇音, “凤”、“朋”、“鹏”都是並母平声字, 读音极其接近, “凤”和“鹏”就是同一个字。于是, 学者依据《说文》判定《逍遥游》鲲鹏之“鹏”亦是“凤”, 如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鹏’, 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凤’, 云:‘鹏即古凤字, 非来仪之凤也。’《说文》云:‘朋及鹏, 皆古文凤字也。朋鸟象形。凤飞, 群鸟从以万数, 故以朋为朋党字。’《字林》云:‘鹏, 朋党也, 古以为凤字。’”[1]后世为《庄子》作注者, 多袭用此说。
时至20世纪, 随着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兴起和深入, 对“凤”、“朋”、“鹏”三个字的研究又有了新进展。殷墟甲骨文中的“凤”字, 多被借作风雨的“风”字来用, 郭沫若《卜辞通纂》又结合《逍遥游》中关于鲲鹏的传说, 认为“古人盖以凤为风神”[2]。而作为串贝的“朋”却另有其字, 在甲骨文、金文里作、、、等字形, 象串贝之形, 并且由串贝这个意思引申出“朋党”之义, 这个字和“凤”的古文完全是两个字。也就是说, 串贝的“朋”与古文“凤”隶定后的“朋”, 应该是隶定后造成的同形字, 之所以字形都作“朋”, 这是隶定带来的混同。所以, 《说文》“故以朋为朋党字”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也许正因为《说文》这一处误解的发现, 后来的辞书对“鹏”的解释大都持了保守意见。
《新华字典》 (2000年大字本) :“鹏, pénɡ, 传说中最大的鸟。”《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鹏, pénɡ, 古代传说中最大的鸟。”《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第4版) :“鹏, pénɡ, 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鸟。”举《逍遥游》鲲鹏之“鹏”为书证。《辞海》 (1999年版缩印本) :“鹏, pénɡ, 传说中的大鸟。”举《逍遥游》之“鹏”为书证。《辞源》 (1991年版修订本) :“鹏, pénɡ, 传说鸟中最大的鸟, 由鲲变化而成。”举《逍遥游》之“鹏”为书证。《汉语大词典》:“鹏, pénɡ, 传说中最大的鸟。”举《逍遥游》之“鹏”为书证。《汉语大字典》、《王力古汉语字典》等皆存两说:一音fènɡ, 古文“凤”字, 引《说文》为证;一音pénɡ, 传说中的大鸟, 举《逍遥游》之“鹏”为书证。
实际上, “鹏”、“凤”为同一个字是没有问题的, 《逍遥游》所讲的“鹏”就是“凤”。我们可以从古文献里找出一些古书异文材料作出更为直接的论证, 这方面论据有以下三点:
其一, 关于鲲鹏的传说, 宋玉《对楚王问》里记载了和《逍遥游》非常类似的说法:“故鸟有凤而鱼有鲲, 凤皇上击九千里, 绝云霓, 负苍天, 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 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3]
刘向的《新序·杂事》里也记载宋玉答楚威王的这段话, 文字上略作改动为:“故鸟有凤, 而鱼有鲸, 凤鸟, 上击于九千里, 绝浮云, 负苍天, 翱翔乎窈冥之上, 夫卤田之鴳, 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4]
这两段话和《逍遥游》所记载的大鹏“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绝云气, 负青天”, 以及斥鴳的嘲笑, 如出一辙, 文字上几乎完全可以对读。《逍遥游》里讲的是“鹏”, 这里讲的是“凤”, 无疑“鹏”和“凤”当为一物。
其二, 《淮南子·览冥训》:“凤皇之翔至德也, 雷霆不作, 风雨不兴, 川谷不澹, 草木不摇, 而燕雀佼之, 以为不能与之争于宇宙之间。还至其曾逝万仞之上, 翱翔四海之外, 过昆仑之疏圃, 饮砥柱之湍濑, 邅回蒙氾之渚, 尚佯冀州之际, 径蹑都广, 入日抑节, 羽翼弱水, 暮宿风穴, 当此之时, 鸿鹄鸧鸖莫不惮惊伏窜, 注喙江裔, 又况直燕雀之类乎?此明于小动之迹, 而不知大节之所由者也。”[5]
这段话把“凤皇”和“燕雀”等对比映衬, 和《逍遥游》描写大鹏多有相似之处, 文句上“曾逝万仞之上, 翱翔四海之外, 过昆仑之疏圃”和《逍遥游》也颇为相近。
又, 《艺文类聚》九十卷及《太平御览》九百一十五卷引《庄子》曰:“……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 其名为凤, 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 其树名琼枝, 高百仞, 以璆琳琅玕为实。天又为生离珠, 一人三头, 递卧递起, 以伺琅玕。凤鸟之文, 戴圣婴仁, 右智左贤。’”[6]
《文选》三十一卷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庄子》:“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 其名为凤, 居积石千里, 河海出下, 凤皇居上。天为生树名琼枝, 高百二十仞, 大三十围, 以琳琅为实。’”[7]
这两处《庄子》引文不见于今本《庄子》, 但这里对“南方”之“凤”的描述和《逍遥游》徙于南冥的“鹏”亦有相似之处。
其三, 《庄子·秋水》里有一段话是值得关注的:“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胁而行, 则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 蓬蓬然入于南海, 而似无有, 何也?’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 然而指我则胜我, 鰌我亦胜我。虽然, 夫折大木, 蜚大屋者, 唯我能也, 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 唯圣人能之。’”
用这段话和《逍遥游》比读, “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的“风”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的“鹏”似乎也有某些共同之处。
又, 古文献中存有不少关于“蛇”与“凤”相关联的记载, 例如:
《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西有凤皇、鸾鸟, 皆戴蛇践蛇, 膺有赤蛇。”[8]
《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 驾象车而六蛟龙, 毕方并鎋, 蚩尤居前, 风伯进扫, 雨师洒道, 虎狼在前, 鬼神在后, 腾蛇伏地, 凤皇覆上, 大合鬼神, 作为清角。”[9]
从这些“蛇”与“凤”关联的记载来看, 《秋水》中和“蛇”对话的“风”和“凤”也不无关系。
综合以上材料, 我们认为“鹏”和“凤”当为一字, 《逍遥游》里的“鹏”就是“凤”, 而古人又以“凤”为风神, 所以《逍遥游》里才会讲大鹏“风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翼也无力。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 而后乃今培风”, 所以《秋水》里对“风”的描述才会和《逍遥游》的大鹏存有共同之处。因而《说文》里对“凤”和“鹏”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在“以朋为朋党字”这一点上说法不正确罢了。
参考文献
[1]陆德明撰, 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733页, 中华书局, 2006
[2]郭沫若《卜辞通纂》,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册377页, 科学出版社, 2002
[3]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卷十78页, 中华书局, 1999
[4]刘向编著, 石光瑛校释, 陈新整理《新序校释》131—135页, 中华书局, 2001
[5]何宁《淮南子集释》469—472页, 中华书局, 2006
[6]欧阳询撰,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155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李昉等撰《太平御览》4057页, 中华书局, 1960
[7]萧统编, 李善注《文选》446页, 中华书局, 2005
[8]袁珂《山海经校注》350页, 巴蜀书社, 1993
文献视角论文 篇7
1.1 数据来源
中国知网,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NKI)的概念,是目前世界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期刊,同时其影响力、文献规范性和检索途径相对有较大的优势、文献量大并且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收录国内8200多种重要期刊。文献类型包含文献、期刊、博硕士论文、会议、报纸、外文文献、年鉴、百科、词典、统计数据、专利、标准、科技成果、工具书等。目前,中国知网已发展成全球领先的数字出版平台,中国知网服务的读者已突破4000万,中心网站及镜像站点年文献下超过30亿次,并以每年1825万篇文献量的速度递增。因此,本文研究过程中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CNKI)为工具,对1995年至今我国以“运动与健康促进”为主题收录的论文作为样本来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可以充分体现我国运动与健康促进的研究水平和发展方向,也是进行期刊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资源的来源。
为了更全面研究我国运动与健康促进的期刊文献情况,故本文检索时间截止于2016年4月15日。在采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过程中,检索模式设置为“期刊检索”,检索项定位是“篇名”,检索词设定为“运动与健康促进”,检索时间为1995年2月出现的第一篇相关文献至2016年2月最近一篇期刊文献,匹配方式为“精确”。所得统计结果显示:1995年至2005年收录的期刊文献共26篇,2006年8篇,2007年8篇,2008年7篇,2009年10篇,2010年14篇,2011年15篇,2012年14篇,2013年18篇,2014年19篇,2015年21篇。自1995年起收录的期刊论文共162篇,对检索的论文排查后发现无一无效论文,所选论文均符合研究的要求。
1.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定量分析方法,以科技文献的各种外部特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其主要特点是输出必是量化的信息内容。本文主要从文献数量年度分布、载文期刊、发文机构以及高频被引论文等4大方面对1995年以来公开发表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162篇篇名为运动与健康促进的期刊文献来进行计量分析,以此揭示我国休闲体育的研究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载文数量年度分析
健康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权,体育运动是促进人们健康的有效途径。体育运动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人的身体、心理方面,还表现在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生命不仅仅在于运动,生命只有在更科学的运动基础上才能保持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运动与健康促进包含于运动健康,在充分了解运动与健康的知识基础上才能更好的把握运动与健康促进的相关文献研究。
文献数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和变化情况可以反映一个学科或专项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与态势。总之,自1995年至今以运动与健康促进为篇名的期刊文献检索的载文数量的结果来看,从历年文献的数量来看总共才162篇,相对于从1995年至今以运动与健康为篇名的期刊文献检索的载文2010篇而言,运动与健康促进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以运动与健康和运动与健康促进收录的文献大体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这也说明运动与健康正在以其更全方位的研究视角进入我们的生活、关注着我们的健康。
2.2 主要载文期刊分析
文献的主要来源是期刊,且论文以期刊刊登的方式更易被学者发现学习研究。由上表知,符合以运动与健康促进为篇名检索条件的论文总共162篇学术论文收录于40种期刊,平均刊载量为4.05篇,其具体分布为:体育期刊123种,占比75.93%;特种医学期刊9种,占比5.56%;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8种,占比4.94%。与此同时,对1995年来对运动与健康促进研究载文在3篇以上的期刊进行分析归纳,主要有以下期刊《当代体育科技》(10篇)、《体育世界?学术版》(6篇)、《科技信息》(4篇)、《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4篇)、《价值工程》(3篇)、《体育科学》(3篇)、《青少年体育》(3篇)、《中国老年学杂志》(3篇)、《中国组织工程研究》(3篇)、《中国体育科技》(3篇)、《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篇)、《湖北体育科技》(3篇)、《体育科研》(3篇)。162篇文献收录于相关的40种期刊中,说明以运动与健康促进为篇名的研究文献分布之广,可见其涉及的研究区域之广阔,说明在此领域还有更多的研究空间。同时针对这收录的162篇论文中研究层次排名第一的是基础研究(社科),占比高达70.37%,其次是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自科),占比7.41%。
2.3 高频关键词
近年来我国运动与健康促进研究论文总体呈现上升态势,文献数量年度分布趋势符合普莱斯文献增长规律;文献来源种类不多,主要以体育类期刊和其他期刊为主,大学学报类比例偏低,高频关键词以心理健康、大学生以及体育运动为榜首的三个关键词为检索结果分析,出现次数10次以上同时位于第一的是心理健康(39次)关键词,其次是大学生(38次)、体育运动(32次)、健康(23次)、身心健康(19次)、健康促进(19次)、阳光体育运动(11次),可见研究论文集中在体育运动对大学生心理方面,而对于青少年及老年运动与健康促进方面研究的文献少之又少,同时权衡中西部体育运动开展情况,政府有关机构应在开展全民健身计划中贯彻科学的运动健康促进理念,增强国民健康促进意识,以进一步提高国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
3 研究结论与建议
3.1 研究结论
体育运动是健康促进的积极方式。体育运动对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促进作用、对体力活动与慢性病的促进作用、对健康的身体运动量的促进作用。合理的体育运动对健康有明显的积极促进作用。学者在对运动与健康促进研究学习过程的同时应了解体育人口的不平衡状况十分严重,表现为:一是,体育人口的地区闻不平衡,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东部和沿海地区及城市里,参加体育活动的较多,而在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特别是比较边远地区的农民,甚至连什么是体育都不明白。二是,体育人口的人群结构不平衡,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即老年人和在校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多,而中青年则较少。三是,体育人口层次不平衡,高收入阶层参加的体育活动的层次较高,而广大低收入者的体育活动则较相对简单。
3.2 研究建议
文献视角论文 篇8
(一)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背景。
1. 国家发展战略层面, 合理布局, 协调推进。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战略层面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摆到同等重要地位, 经济发展体现的是硬实力, 文化繁荣体现的是软实力, 综合实力的提升不仅需要雄厚的经济硬实力, 也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经济与文化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两者缺一不可。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战略布局, 科学设计安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思路和路径, 是安徽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式发展, 为科学发展、加速崛起、富皖强民提供动力。
2. 省域现实基础层面, 文化资源丰富, 市场发展需求强劲。
安徽省文化资源丰富, 徽文化、黄梅戏文化、皖江文化、禅宗文化、旅游文化、皖北文化和淮河文化等异彩纷呈, 底蕴深厚, 伴随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动漫文化、创意文化、影视文化等文化业态发展态势良好, 市场需求强劲, 发展前景值得期待。但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市场化发展程度有待提高, 资源丰富和发展需求之间矛盾比较突出。
3. 文化体制改革层面, 前期积淀厚重, 持续发展势头良好。
安徽虽不是首批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 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的精神, 富有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勇气, 借鉴试点地区的经验和做法, 自主试点, 积极探索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安徽新闻出版、文艺院团改革已经走在全国前列, 文化产业异军突起, 芜湖方特全国闻名, 安徽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产业发展受到了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督查组的高度评价, 认为安徽省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整体推进, 走在了全国前列”。
4. 经济发展方式层面, 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发展方式。
文化产业是国民经济中具有先导性、战略性和支柱性的新兴朝阳产业, 是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文化部也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安徽省通过实施龙头战略、开发文化新业态以及拓展国际市场等举措, 推动文化产业超常发展, 文化产业增加值五年年均增长30%以上, 成为安徽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发展新亮点。安徽省委、省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 要实现安徽“文化产业增加值超过1, 200亿元, 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的目标, 任重道远。
(二)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研究的价值意义。
安徽省文化产业发展, 成就巨大, 任重道远, 本文认为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研究价值:
1. 为加速安徽崛起带来新的巨大动力。
在知识经济中, 文化发展及其形成的文化产业, 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在力量,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文化产业以文化为载体, 以文化形态 (实体和创意) 为依托, 通过文化开发和市场运作突破有限的资源约束, 以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增长。安徽文化资源丰富, 科技实力较强, 具备加快发展的现实条件与巨大潜力,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 有利于促进安徽的跨越式发展。
2. 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拓广阔空间。
文化产业以其能与科技和经济融合发展的优势, 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辐射力, 对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发展文化产业, 可以促进各类新型生活性服务业蓬勃兴起, 也可以催生和加快各类制造业中形成或逐渐分立出来研发、设计、营销等新兴的生产性服务产业, 从而极大地提高现代服务业在整个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比重。文化产业还可以通过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介入, 深入地融入传统产业, 有助于锻造品牌价值, 有助于延伸产业链, 优化产品结构, 提高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文化、技术、知识含量, 从而大大提升产品和产业的附加值, 实现传统产业的价值创新和产业创新。
3. 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的支撑。
文化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其他产业高度依赖的资源要素, 以知识元素和文化因子作为支撑, 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 因此是典型的低碳或无碳产业, 这可以改变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 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新的途径、新的空间,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人的创造力和知识资源为主要投入要素的文化产业发展, 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特别对“十二五”期间全面转型、加快崛起的安徽省来说, 尤为重要。
4. 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增添引擎。
依赖于文化和知识的高科技元素和后发优势潜力, 把文化产业作为新的发展驱动力, 日益成为区域发展和竞争中的重要标志。安徽要提升在中部地区的地位, 增强核心竞争力, 就必然要在合肥、芜湖、安庆等具备较好条件的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和研发创意等新兴的战略性产业, 由此带动全省发展, 提升安徽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区域竞争力。
5. 为传承安徽地域文化夯实基础。
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责任重大, 使命神圣, 通过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挖掘安徽传统文化资源, 传承创新地域文化, 借鉴吸收外来文化, 提升文化品牌内涵, 构建安徽文化的时代精神, 努力走出独具徽风皖韵、体现时代特征的文化强省之路。实现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 同时也实现文化传承和文脉绵延的历史责任。
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一)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1. 文化产业概念界定。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1944) 在《文化产业:欺骗公共的启蒙精神》 (The culture Industry:Enlightenment as Mass Deception) 一文首次提出“文化产业” (Culture Industry) 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在《文化、贸易和全球化》 (Culture,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2003) 中指出, 文化产业这个概念是指那些包含创作、生产、销售“内容”的产业。Allen J.Scott (2004) 认为, 文化产业是指基于娱乐、教育和信息等目的的服务产出和基于消费者特殊嗜好、自我肯定和社会展示等目的的人造产品的集合。David Throsby (2001) 文化产业就是在生产中包含创造性, 凝结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并传递象征性意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2. 文化产业分类。
John Hawkins (2002) 将文化产业以智力资产的创作为标志, 分为:专利、商标、版权和设计, 广义上说包括了所有涉及产权、专利、设计和商标的产业, 狭义上说指的是内容产业或者说文化产业。英国政府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DCMS) (1997) 规定文化产业包括以下部分:广告、建筑设计、艺术品和古董、手工艺、设计、时尚 (产品) 、电影、交互式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设计、电视电台、视觉艺术。约翰·霍金斯在《创意经济:人们如何从思想中创造金钱》 (2004) 中定义:版权、专利、商标和设计产业四个部门共同创建了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 是“用创意资本投入把所有产业联系在一起的产业”。
3. 符号价值和文化产业特征。
O'Connor认为“经营符号商品的行为———这些商品主要的经济价值来源于它们的文化价值”。Bilton和Leafy (2004) 也认可了符号意义的重要性, 但与O'Connor不同的是, 他们认为, 商品的符号价值是第一位的行业才属于文化产业, 如图书、电影、戏剧、音乐, 而诸如时尚设计、广告和建筑等行业, 虽然也具有符号意义, 但以功能价值为主, 不属于文化产业范畴。Throsby (2001) 在加入了经济因素与文化要素后, 列出了文化产业的几个特征:文化产业的产品具有创造性;文化产业是关于符号意义的生产与传播;文化产业的产品包含了或者至少潜在地包含了某种知识产权的形式。
4. 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
文化产品的独特性也有重要的经济维度, 讨论较多的是文化市场遭遇了不同形式的“市场失败”。艺术和文化创造了私有价值和公共价值的观点来源于艺术与文化为直接消费人群和非直接消费人群带来利益。市场失败影响了文化市场的观点很早就出现在文化经济研究中。 (Throsby and Withers, 2001) 争论的本质在于, 因为公共利益的存在, 单一的市场结构无法提供社会所希望消费和用金钱支付的大量私有文化产品。这是近来Baumol与Peacock的研究动力, 他们认为“无论人们是否支付金钱, 艺术总能为他们带来好处” (2005) 。
(二)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1.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及绩效研究。
焦德武 (2010) 以SCP理论为基础, 分析了安徽文化产业的现状, 安徽文化产业市场结构的特点是市场集中度不高、区域集中度较高、差异化程度将继续加大、行业进入壁垒逐步交由市场主导, 文化产业市场行为表现为产业链不断延伸、产业资本不断壮大、集聚效应逐渐体现、融资渠道广泛多元, 市场绩效显现出技术创新贡献率增强、资源配置率上升、规模结构效率需提高的特点。艾家凤 (2010) 指出安徽文化产业发展目前还存在总量还不够大、发展还不平衡、资本还不雄厚、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管理人才还不够多等问题。为进一步发展文化产业, 安徽应当采取龙头企业带动战略, 实行区域联动、错位发展, 降低社会资本及外资准入门槛, 改善投融资机制, 彻底转变政府职能, 做到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 并要千方百计积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吴烨, 陈志超 (2012) 依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阐释安徽区域文化的特点, 分析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相互关系, 构建在新形势下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应该选择的策略, 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与设想。
2. 安徽区域内文化产业发展研究。
民盟安徽省委调研组 (2009) 在“关于徽州文化保护和开发的调研报告”中提出黄山的旅游开发要重视产业化问题, 加快徽州文化产业化发展进程。方亮 (2012) 从徽文化的研究现状、徽文化产业的研究现状、黄山旅游经济的研究现状、徽文化产业化和旅游经济结合的研究现状等方面系统综述了徽文化产业化与黄山旅游经济结合发展的相关研究进展, 以此对地方文化产业化和地方旅游经济实施相关规则、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盛书刚等 (2011) 以芜湖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为例, 突出“创意动漫产业、生产性服务文化产业”的特色定位, 明确“创意动漫产业中心城市”的布局要求, 指出其经验是政府重视, 政策扶持;目标明确, 战略正确;重点突出, 项目带动;载体发力, 平台显效。
3. 文化产业竞争力模型构建与评价体系。
王颖, 支大林 (2012) 按照内禀性、稳定性、独有性、指导性等原则, 尝试构建文化产业竞争力“3×3”二维理论模型。从系统论角度, 把文化产业竞争力分为三个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中观———产业层面、宏观———国家 (地区) 层面;从文化产业自身成长的角度, 把文化产业竞争力区分为三种形态:粗放型的竞争力、创新型的竞争力和创造型的竞争力。段国蕊 (2012) 结合“钻石模型”构建了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体系, 并依此衡量了不同省市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和竞争力来源。结果发现, 地区间文化产业竞争力发展水平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优、劣势要素的分布极为不均衡。文化产业强省优势要素分布不均, 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短板要素, 而文化产业弱省则劣势要素集中, 因此无论从地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 均不利于文化产业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加大文化产业要素系统的完善成为必然选择。江振娜 (2012) 构建了全国文化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进行了AHP和聚类分析。根据聚类分析结果, 将31个省市自治区的文化产业在理论上描述为4大类, 并分别对各类文化产业进行了分析。
4. 其他省市文化产业发展与比较研究。
马玉琪 (2012)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部地区六省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分析, 得出结论:我国中部六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不同, 因而造成文化产业竞争力差异对比较为明显。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中部六省应该抓住机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提高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措施主要包括:加大文化产业投资力度, 积极开发当地文化资源。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 充分发挥文化产业集群效应, 加强对文化企业的政策支持, 健全文化基础设施, 刺激文化消费等方面。张敏 (2011) 在对2009年人均GDP超过5, 000美元的10个省市的区域比较中, 发现江苏省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总体水平不高、缺乏亮点等问题, 因此, 应从培育新型生产主体、创新文化产业链等方面提升江苏文化产业的竞争力。
目前, 国内外文化产业发展研究文献具有三个方面特点:从研究内容看, 理论研究偏多, 实践研究偏少, 既有的实践研究也偏重于经验探讨, 不能上升到理性层面;从研究方法看, 定性研究比较注重政策解读和性质讨论, 定量研究惯于模型应用和数字校验, 能够有机结合做的还不够;从针对性看, 大部分文献或者注重理论诠释, 或者注重调研过程, 或者注重模型构建, 缺乏问题意识和解决路径。
三、当前发展文化产业需解决的问题
(一) 以项目带动为牵引, 以园区和企业为载体, 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问题。
如果缺乏稳定的政策环境和常态运行机制, 在此起彼伏的政策创新口号和新措施、新模式不断出台的情况下, 文化产业不能自始至终保持一种良好的运行态势, 随着时间流逝、机构和人事的变动、政策惯性效用的递减、宣传力度减弱等驱使和影响, 许多切实可行的做法, 将会缺乏传承性、连贯性和持久性。再加上产业环境和经济情势的变化, 文化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安徽省文化产业需要以项目带动为牵引, 探索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具体路径、有效路径和持久路径。
(二) 以园区 (基地) 和企业为依托平台和建设载体, 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性和效益性问题。
构建结构合理、门类齐全、科技含量高、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 需要以园区 (基地) 和企业尤其是外向型文化企业和龙头文化企业为依托平台和建设载体, 文化产业园区在享受高新技术开发区同等政策扶持的同时, 文化企业微观环境更为宽松, 政策导向更为明确, 有利于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市场性程度和效益性指标。
(三) 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解决多元主体和利益攸关方的协调性和合作性问题。
管理体制的不合理和体制惰性的沿袭致使文化产业诸多的政策制定和贯彻不能相互依托, 乃至产生冲突, 导致制度效益不能最大化发挥。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下形成的行业、部门之间的人事、管理、财政、投入体制和利益机制都可能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以文化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培育多元文化市场主体,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 健全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等行业在政策、业务和保障措施等方面深度融合, 探索多元主体与利益攸关方的协调关系和合作路径。
(四) 以招商引资为抓手, 健全多元投融资体系, 解决文化产业经费筹措和文化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财政经费投入不足, 并且经费使用不能达到最优配置, 加大财政文化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财政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优化财政文化支出结构, 加强重点文化领域经费保障, 创新财政投入和管理方式,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以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为原则, 不断创新资金筹措、管理和投入方式, 努力探索金融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新办法, 进一步增强金融投入的有效性、激励性和引导性, 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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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视角论文 篇9
扮演“安全网”角色的公共住房通常被视为关键公共服务之一,是许多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政策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梳理国内外关于公共住房退出研究的主题及特征,总结研究进展,并展望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为深入开展公共租赁住房退出研究提供参考借鉴,为实现公共租赁住房有序退出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术语
与公共住房(Public Housing)类似的术语还有社会住房(Social Housing)、可支付住房(Affordable Housing)、社区住房(Community housing)等,因其权属由国家(联邦)、地方或非营利机构拥有而存在不同的称呼。一般地,公共住房专指由国家(联邦)、省或市政府拥有完全产权的房屋单位。社会住房则指受公共资金资助或由资本、营运基金支持的非营利和合作性住房。在有的国家或地区,社会住房与可支付住房常常交替使用,而在有的地区,上述4个术语有不同的含义、分配目标及准则。即使同一术语在不同的国家其定义也非完全一致。虽然以上各类住房存在名称和含义上的差异,但都具有政策导向性、非营利性、租金(价格)低廉等基本特征。在本文中,对公共住房、社会住房、可支付住房等的含义不作区分。
2 公共住房退出的影响因素
2.1 居民社会经济特征
研究显示,人口、年龄、性别、家庭结构、种族、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等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对退出公共住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年轻人、男性往往能更迅速地退出住房救助,而老年人家庭离开公共住房的几率显著地低于年轻人家庭,户主为残障人士的家庭也不易从公共住房中搬出。从性别上看,女性较男性难以从公共住房中退出,这一结论也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从家庭成员构成看,单亲家庭、单身人士往往在公共住房中居留的时间比夫妇两口的家庭要长久一些,并随着户主年龄增长离开公共住房的概率呈下降态势。同样地,带小孩的黑人单身母亲居留的时间也比较长。虽然基本经济状况是家庭决策继续居住或迁出公共住房的显著性因素,但收入水平对公共住房退出的影响并不一致。一般地,收入较高以及还有投资收益的家庭更容易退出住房救助。但有学者发现收入对退出公共住房救助项目的影响不显著。收入相对较高的家庭很少有可能退出社会住房,收入水平与社会住房退出之间的关系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人力资本也是影响公共住房退出的积极因素,教育程度高、高技能群体容易进入劳动力市场而退出社会救助项目,与退出住房救助有正相关关系,符合受教育程度与福利退出呈正相关的观点。此外,家庭生命周期、工作经验在住房救助退出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2 居住持续时间
国外学者在选取时间段、国家、样本区域等方面存在差异,受助家庭在公共住房中持续居住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例如,以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署(HUD)统计数据测算,发现多数住房救助在5年内就可结束,大部分在10年内也可结束。纽约公共住房退出率在10年左右达到峰值。其他学者同样用HUD的数据,发现典型的公共住房租期要持续4.7年,平均时长在3.2-8.44之间(其中,有小孩的非老年人、非残疾人家庭最短,老年人家庭最长),约35%-40%的家庭的租期要超过7年。对澳大利亚的研究显示,典型的承租期分别是约3年(单身或单亲家庭)和2.3年(夫妇),有相当数量的家庭(约30%-35%)的承租期超过5年。
人口特征、教育背景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对居住时长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但也有研究显示人口、教育、就业、健康、精神状况等因素对居住时长的影响并不显著。那些优先得到住房配置和获得住房救助越多的家庭居住公共住房的时间越长,而收入较高的就业租户则短得多。公共住房租金的正向变化会对租期产生负面影响,租金高的区域租赁期更短。
居住时长对公共住房退出的影响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是居住时长对退出有负面影响。随着居住时间增加,迁出公共住房的可能性显著下降,到达一定年限(6-7年)后,几乎没有退出的可能性,其重要原因是这些住户对公共住房产生了较强的“福利锁”(Warfare Lock)效应。更进一步地,随着时间的延长,退出低收入邻里的概率呈现出快速下降的特点。另一种观点是,住房受救助时间与退出无关。例如,在美国,部分公共住房项目退出率与受救助时间无关。针对挪威的住房救助研究显示,退出的概率与接受补贴的时间长短没有关系。在瑞典,随着受救助时间的增长,受助人退出住房补贴的比率并未下降。
2.3 就业
公共住房的福利性质对退出产生利弊兼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就业方面,进而对退出发生作用。
理论上,研究认为住房救助会给受助人的工作带来积极的影响。第一,受助人的住房更加稳定、安全,能使他们更加有效地寻找就业机会,对就业状况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二,住房救助可以帮助失业人群离就业机会更近一些。第三,住房救助可以弥补受助人用于照顾家庭成员及通勤等与工作相关的开支,使工作得以保持。
然而,在实践中,实证结果与理论的吻合度较差,仅少数研究支持公共住房对就业的积极影响,仍缺乏确凿证据佐证该观点。更多的实证研究显示公共住房对租户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英国社会住房深入调研发现,从理论上看低于市场的社会住房租金应该能提升工作积极性,但居住在社会住房中的租户无业的比率比较高,远高于那些同样处于不利境地但未居住社会住房的居民。
针对澳大利亚公共住房承租人的研究发现,承租人有工作的比例远低于私房承租人的比例。公共住房因其收入资格要求也抑制人们工作的努力程度。类似地,美国芝加哥的住房券降低了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参与就业的程度,没有证据支持特定住房机制能提升工作的假设。从实践看,公共住房恶化了承租人的就业前景,进入公共住房影响就业参与,从而降低租户退出公共住房的可能性。
也有观点认为,缺乏有效证据支持搬进救助性住房后将降低受助人的就业率和收入,住房救助也很少独立地影响到参与者的就业。
2.4 公共住房退出的障碍
研究显示,有相当部分的租户是有很大潜力退出公共住房并迁入非救助性住房的,但现实中客观存在的个人、家庭及外部障碍制约了租户从公共住房中退出。
2.4.1 个人或家庭障碍
个人、家庭客观存在的障碍与实现经济独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公共住房租户不得不面临的个人、家庭障碍制约了他们从事有偿工作,从而减少对公共住房的依赖。这些障碍包括糟糕的健康状况、需要照顾的家人、不稳定的家庭及缺乏工作技能。一般情况下,住房受助人较其他人更易罹患心理健康疾病,背负精神问题标签,导致社会对他们不理解,难以获得稳定的工作。在女性人群中,有小孩的妇女因为照顾小孩或其他家庭成员,无暇顾及连续的工作,使她们难以在经济上独立。
例如,2007年澳大利亚一项家庭、收入和劳动力调查显示,在工作适龄妇女中,57%的人要照看小孩,29%的人因为自己或家庭成员的原因在工作时间上没有保障。经历过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吸毒或酗酒的人容易导致压力、焦虑和抑郁,在其一生中的机会也可能面临着不利的影响,在搬进公共住房后,也难以获得稳定、长期的工作,实现经济自立。受缺乏学校教育影响,公共住房承租人中缺乏工作技能的也较为常见,导致经济获利能力也不足。
2.4.2 私人住房市场
租户从社会住房退出反映其经济状况已得到改善,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够维系市场住房租约,获得可替代住房对住房救助退出起决定性作用,并且租户从公共住房转向私人租赁市场也能获得更大范围的个人选择。然而,私人市场上较高的租金、弱化的权属保障、苛刻的信用记录要求等使退出者面临极大的挑战,还不如住在社会住房里。例如,有研究显示,当市场租金上涨时,从公共住房中迁出的家庭会显著降低。
2.4.3 地区经济状况
一个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也对居住公共住房持续时间长短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繁荣的地区,工作机会多,穷人将很容易找到工作或获得高收入,有助于摆脱贫困。因此,强劲的地区经济有助于缩短居住公共住房时间。
2.4.4 其他障碍
研究还发现,低收入者工作地点与住址较远(交通不便),容易受到就业歧视,工作不稳定也是其退出住房福利的障碍。另外,可替代住房区域犯罪率高、住房狭小也阻碍了租户搬出公共住房。
2.5 福利依赖与贫困文化
住房研究者很早就认识到福利和住房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住房作为一种福利制度安排,容易滋生依赖文化,受助者因此而失去动力,依赖已成为住房救助获得者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和学者的关注。
公共住房的资格准则及配给都容易导致福利固化,福利依赖现象在轮候、入住阶段表现都很突出。在轮候阶段,准租户为了将收入保持在住房资格线水平以下,许多申请人被“锁定”在未就业状态,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不失去住房资格身份。对澳大利亚符合公共住房资格的家庭进行跟踪调查,发现工作家庭比例下降,显现出明显的“福利锁”效应。在入住阶段,社会住房供给强化福利依赖,限制了社会流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住房实践显示,社会住房促进了租户的福利依赖。承租居民因要求按收入的固定比例支付住房租金而不愿意谋求增加收入,因为如果他们努力增加收入,则意味着他们要迁出公共住房,到私人住房市场去寻找居所。随着受救助时间延长,退出救助的可能性显著地降低。
贫困文化为阐释住房福利依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某种情况下,政府提供社会住房直接或间接地将受助者置于社会排斥和不利的地位。被社会排斥的受助者会逐步失去自信,阻止了他们向前发展,面对社会或经济变化的黯淡前景,及时行乐、犯罪、依赖救助的思想进一步滋生、发展,人力资本受福利依赖增强而弱化,从而使其不得不面对长期贫困。在公共住房领域,受助者越是努力工作,意味着要支付更高的租金,因此,公共住房项目实际上是在奖励不工作的人,助长了依赖阶层的发展。由于无法摆脱贫困状态,受助者居住公共住房的时间特别长,迁出将变得更加困难。
2.6 住房欺诈
欺诈是指取得利益优势并造成隐性或显性损失的行为,是社会现象中的突出问题。早在1994年的一份福利欺诈报告指出,英国住房福利欺诈者占到申请者的6.3%。最新的报告显示,在2013-2014财年度,英国住房补贴中的欺诈带来的损失高达14亿英镑,占全部住房补贴的5.86%,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表现形式上看,住房福利欺诈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如,提供虚假申请信息、遗弃或空置不动产、转租他人、不当继承、非法转让等。
住房福利欺诈实质上是不具备资格的居民非法地享有有限的公共住房资源而不退出,与具有资格者争夺日益短缺的住房资源,造成显著的社会成本,给无家可归者及居住在临时居所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社会的稳定也存在不利影响。因此,1997年,英国就建立起福利欺诈稽查员制度,其中就包括对住房津贴、房屋税补贴等住房福利进行稽查。为应对日益增加的租赁欺诈行为,2009年英国社区和地方政府部出台了专门指南,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方法来预防、识别和处理租赁欺诈行为。
3 公共住房退出决策模型
3.1 理性选择模型
理性选择模型假定个人是根据偏好来采取行动的,其选择能带来自己最大满足感。享有福利的持续时间受到福利项目特点、外部机会、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个人异质性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住房是一种实物福利,其需求取决于私人住房市场上可支付住房的供给。如果低收入者不需住房补贴就能买得起合宜的住房,其居住公共住房的时间就比较短。如果非补贴住房价格非常昂贵,则迁出公共住房的可能性就很小,而自身获利能力较差及(或)缺少可支付住房,无法负担私人市场住房的租户将长期依赖于公共住房。因此,理性选择模型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来决策是否退出公共住房,与该模型相关的因素是住房救助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
3.2 预期模型
预期模型强调人们对在给定情况下获得满意结果的控制,侧重于个人经验。一个人经历成功而获得信心,当遭遇失败时则会失去信心。公共住房受助人进行退出决策时,更多地受到未来收入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当前的财务状况。如果认为搬出公共住房后风险很大,大多数租户希望永久性住在公共住房里,特别是经历了失败的人更有可能出现依赖。
3.3 文化模型
相比之下,文化模型主张,当一个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仅获得最低收入容易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其价值观、态度和期望均在社会主流之外,属于社会边缘人群。当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后,仍在很长的时间内不采取行动,踟蹰不前,因而低收入背景的受助者居住公共住房的时间特别长,随着时间渐长,迁出将变得更加困难。
上述三种模型从不同的视角解释了公共住房退出决策行为,其中理性选择模型强调选择与刺激,预期模型突出信任与控制,而文化模型则要求价值与文化并重。相对而言,前两个模型能更好地解释福利动态的变化。
4 公共住房退出阻滞治理
退出阻滞为公共住房创造了不公平的运行环境,有住房困难的群体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出现住房“错配”,使公共住房陷入不可持续的境地,阻碍了政策目标实现,必须予以治理。
4.1 改变租赁策略
租赁政策必须更具灵活性,确保稀缺的公共资源能针对那些最需要的群体。在租金方面,针对过低的租金会增加住户对公共住房的依赖,可以制定科学合理的租金政策以减少住户对公共住房的长期依赖。实践中,英国采用了住房津贴支持下的成本租金,澳大利亚建立起与租户收入关联的折扣市场租金体系。在租期方面,自2005年,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管理部门对新租户开始推行固定期社会住房租约,设法限制住户居住社会住房的时间。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住房部门引入固定期租约虽然能提高住房周转率,但同时也将对租户的社会和经济福利产生很大的风险,影响到邻里福祉,削弱社会凝聚力。此外,对承租私人住房的前社会住房租户给予财务和租赁上的支持,鼓励他们退出社会住房,例如西澳大利亚的租赁路径计划(Rental Pathways Scheme,RPS)。
4.2 提高居民收入
在某种程度上,公共住房会增加住户的依赖,同时也限制了居民的经济独立,应该促进居民提高收入,使他们能够搬离公共住房,促进公共住房准入退出形成良性循环。对于公共住房承租人缺乏学校后续教育中较为常见的状况,较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是公共住房承租人提高自身能力、获得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早在1990年,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署(HUD)要求地方住房部门开发并实施家庭自足计划(Family Self-Sufficiency Program),通过提供教育、社会服务、培训等来增加家庭收入,使受救助家庭不再需要公共住房或其他公共救助。同时,还要改善当地经济状况,增加就业机会,实施“福利到工作”(Welfare to Work)推进就业。
4.3 推进住房自有政策
租户对自有住房有着强烈的偏好,可以采取支持低收入者住房自有的政策。例如,采取共享产权、社区主导的住房模式、社区土地信托等措施提高住房自有率,减少对公共住房的需要。
4.4 增加可替代性住房
增加可替代性住房供应,提高私人租赁市场的稳定保障性,使之成为激励租户退出社会住房政策的一个中心组成部分。改善居住环境并调整租金,让私人租赁住房成为租户长期、稳定的选择。
4.5 警惕住房福利依赖和欺诈
住房政策应瞄准那些容易产生长期依赖的居民,及时识别潜在非法租赁行为。例如,来自一线的住房管理和维修人员在巡访租户时很容易发现是否存在非法租赁行为,邻居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实施动态审计,进行主动预防性甄别;核对政府部门间登记信息是否匹配;要求租户提供个人信用记录等。
5 国内保障性住房退出研究
租赁性公共住房在我国实践时间不长,“退出难”问题仅在近几年开始凸显,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国内学者较多地关注保障性住房退出不畅的原因剖析及对策措施方面。例如,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管主体模糊、奖惩机制缺乏等问题,宜从个人信用体系、动态监控、奖惩激励、立法等方面予以完善。还有学者构建进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保障性住房退出机理,认为科学合理的激励退出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保障住房退出难问题。有少数学者从租户个体特征及政策认知方面定量地研究了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租金政策和激励政策是影响承租人退出意愿的关键因素。
6 研究评价与展望
国外公共住房实践历史长,公共住房退出问题已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发生,国外学者已对此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我国保障性住房退出问题近几年才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
(1)国外公共住房退出领域的研究呈现多学科性特点。国外学者从微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多角度地审视了公共住房退出问题,研究了影响公共住房退出的个体、家庭及外部客观障碍等因素,租户退出决策机制,以及治理公共住房退出阻滞的路径。
(2)国外公共住房退出研究结果呈现多样化特点,缺乏一致性结论。国外学者在研究时间、国家或地区、样本获取途径等方面存在差异,其研究结论分歧很大。例如,在租户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对公共住房退出的影响方面,有些因素例如收入水平、居住持续时间、就业等的影响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国外学者、政府部门提出的治理手段也不尽相同。
(3)国外公共住房退出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综合性。国外学者采用微观经济分析、计量经济模型、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研究方法探索公共住房退出问题。
(4)在国内,租赁性公共住房退出问题的研究不多,成果也不够丰富。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是我国住房分配制度重大改革背景下产生的住房保障形式,其退出问题仅在近几年开始凸显,尽管新闻媒体对“退出难”作了大量报道,国内学者对此问题的专门研究比较有限,缺乏从微观经济学视角定量地探索影响公共住房退出的因素,缺乏从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角度来解释租户退出公共住房的决策机理及行为逻辑。不难看出,国内研究局限的存在使得廉租房、公租房“退出难”的发生机理与影响规律尚不明确,出台的治理措施缺乏微观基础,“退出难”治理效果不佳。
公共住房退出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由于国与国之间体制、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住房制度及政策也不相同,国外公共住房退出研究成果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公共租赁住房退出问题必须在我国特定的背景下通过实证调查予以解决。但国外公共住房退出研究的视角、内容、方法等可以为我国公共租赁住房退出研究提供借鉴。
第一,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意愿及行动的社会经济特征因子。国外公共住房退出研究是基于西方的公共住房消费习惯,而在中国住房制度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共租赁住房消费等与国外有很大的差异。很显然,不同年龄、家庭结构、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背景下租户退出公共租赁住房有着不同的意愿和诉求。研究公共租赁住房退出意愿及行动的社会经济特征因子对制定针对性、差异化的退出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公共租赁住房退出决策机理。目前,在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下租户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的决策机理仍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可以运用多学科理论,如微观经济学、行为科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地理学、公共政策学等,从多方面揭示租户退出公共租赁住房的租户决策机理及行动逻辑,为切实可行地治理“退出难”提供思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