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视角论文

治理视角论文（共12篇）

治理视角论文 篇1

近年来, 我国部分财政教育主管部门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推出了诸如“高校化债工作实施方案”等举措,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趋严峻的高校债务风险问题。同时, 这也使得人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高校财务治理讨论, 认为仅把高校财务困境的成因归结为扩招和并校是不全面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却被忽视的原因是高校治理结构的缺失。笔者认为, 我国高校不断累积的财务风险产生于高校治理缺陷所导致的治理风险, 正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的不完善, 使得财务制度与管控措施“流于形式”, 致使治理风险日积月累, 最终导致部分高校的维持和发展受影响。因此, 本文试图从治理风险的视角重新审视我国高校的财务治理, 认为对于高校财务治理风险的识别与控制更有助于高校从根本上规避财务风险。

一、高校财务治理及治理风险:概念的厘清

(一) 高校财务治理

一是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的标靶是解决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以及经营权的分离而导致的代理问题在财务上的影射, 要求理顺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关系, 通过合理的契约安排, 在政府、出资人、经营管理者之间形成游戏规则, 确保财务决策的科学性、财务行为的规范性以及财务运行的高效性。二是高校财务治理的核心。我国公办高校的所有权属于国家, 政府主管部门履行对高校的控制权, 高校校长通过经营权对高校进行事务管理。这种“三权分离”所产生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必然需要建立一套规则和机制, 实现权利制衡, 来兼顾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在这种制衡关系中, 政府与高校高层管理者、高层与中下层管理者之间, 高校所有权、控制权及经营权之间, 既表现为控制与服从的关系, 又表现为依靠契约相互界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任何一方超越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作为或不作为, 都有可能使这种制衡关系遭受破坏。当前形势下, 基于三权分离, 高校财务治理的核心就在于:政府主管部门作为所有权的受托人和控制权的委托人如何对高校进行管控, 高校校长作为控制权的受托人和经营权的委托人如何解除公共受托责任并保证高校治理的任务和目标。这种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在高校财务治理中不可避免的要产生治理风险。

(二) 治理风险

一是治理风险的涵义。结合理论界对治理风险的理解, 笔者认为, 高校的治理风险是指因高校治理制度设计不合理、运行机制不健全及组织行为的不确定性, 给高校的持续运营带来的不稳定性及风险的累积, 从而对公众利益产生威胁。高校治理风险包括外部治理风险和内部治理风险两种类型。二是外部治理风险与内部治理风险的表现形式。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自利行为、道德风险而产生的治理风险, 体现在高校本身充当被治理者角色时产生的治理风险以及对高校业务对象发挥治理者的角色时产生的治理风险。外部治理风险具体表现为高校的发展规划、建设规模、贷款额度、财政拨款、招生计划、学费标准、创收渠道、政策监管、激励机制等的选择与外部治理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而导致的偏离高校治理目标的可能性;高校的建设规模与财政拨款之间没有实现协调增长等。内部治理风险具体表现为高校的财务决策不规范、收益分配不均衡、内部预算编制不科学、内部监控不健全、财务披露体系不成熟等而产生的治理风险。三是外部治理风险与内部治理风险的来源及两者的关系。外部治理风险往往源于高校财务治理环境, 而治理环境的显性表达即为政策性治理风险, 内部治理风险往往源于自主性治理风险, 政策性治理风险与自主性治理风险相辅相成。在存在政策性治理的情况下, 财务治理由高校根据强制性契约安排遵照执行, 如果政策强制过度, 高校可能以“逆向选择”方式而产生自主性治理风险, 如果政策宽松, 高校可能以“道德风险”方式产生自主性治理风险;在没有政策性治理的情况下, 财务治理由高校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内部需求进行自然选择, 但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可能会使财务治理进入无序状态, 或者根据受托责任的完全解除产生最优的财务治理水平。政策性治理风险作用于自主性治理风险而产生过度强制风险或政策宽松风险, 自主性治理风险则孕育于低于或超越政策性治理而采取的治理活动中。因此, 在高校财务治理过程中, 合理识别和评价高校的外部治理风险及内部治理风险, 并采取措施和谐的规范两者的关系, 对于构建高质量的高校财务治理体系至关重要。

二、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高校财务治理架构图

(一) 高校财务治理环境

良好的财务治理环境是高校财务治理活动有效运行的基础, 因此, 积极营造良好的财务治理环境, 是政策性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作为高校治理环境建设的主体, 应继续开展高校治理制度建设、治理行为和治理文化的拓展。因治理行为和治理文化是治理制度建设的基础, 所以重点应放在治理行为和治理文化的改善上,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结合实施的途径和方式。

(二) 高校校级管理机构

校级管理机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职务概念, 而是对内部治理效果负有终极责任的治理结构, 也是内部治理风险防范的权力中心。在以分权模式为主导的现代高校体系中, 校级管理机构在治理机制的设计上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识别各部门所面临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重大财务问题。这就需要将“经济资源、财权配置和义务、交易或事项”等要素融入到内部治理机制的设计中, 识别并改善内部治理风险。

(三) 未来的现金流量及其治理风险

高校受托责任的履行从实质上来看就是高校管理者获取和使用资源在现金流量上的反映和披露。基于对未来现金流量及其风险的判断可以识别出治理风险并改善治理机制, 更可以进行决策、分配、预算、监控、披露等机制的修正。具体如图1所示:

三﹑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高校财务治理措施

(一) 外部治理风险的改善措施

政府对高校的监管一直被认为是高校财务治理环境有效的必要条件, 比如“高校巨额负债”事件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政府推出“化债”政策。笔者认为, 作为一种治理行为或治理文化建设, 更应该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阻断日益显露的财务风险, 避免外部治理风险与内部治理风险的交互叠加而导致高校财务治理风险的累积、恶化。具体而言, 现行的外部治理环境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 在政府层面上建立对于高校政策的协调机构, 加强政府部门与高校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作为高校政策的协调机构, 一方面应建立高校治理风险的识别措施, 通过实地调研或查阅预决算报告等形式对高校的治理情况做充分的评估, 避免政策的滞后或制定过于笼统的标准;另一方面, 在制定规则之前, 应充分协调或考虑政策之间的衔接, 充分考虑高校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及接受性。 (2) 建立高校主动、如实的向政府部门上报自身治理状况的机制, 将高校自身存在的治理困惑、影响高校发展的羁绊以自查报告的形式予以反映, 政府政策制定机构在此基础上制定治理政策。同时应考虑, 治理政策如果高于高校的实际要求, 可能会存在高校掩饰自身治理缺陷的情况, 造成治理风险的累积;如果没有治理政策, 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政策漏洞。目前高校推行的总会计师制度, 作为一项重大的治理机制安排, 能否承担高校财务治理的重任, 更多的要依赖政府部门及高校自身形成有效共识并展开协同行动。 (3) 建立针对高校财务治理质量的衡量机制。在衡量机制中, 可以重点考虑高校自身的财权配置、财务管理机构、制度的设计、财务分析报告、内部控制的完善程度, 同时, 将在统一的会计制度基础上产生的现金流量信息作为价值衡量的中枢。因为,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相对完善的财务治理结构的话, 那么这一结构所导致的结果应是可以通过价值指标来计量的。而 (自由) 现金流量也更符合 (剩余) 控制权与现金流量请求权对称的财务治理原则。 (4) 以规范、准侧的形式推进高校财务更高的信息透明度。“信息不对称”作为高校财务外部治理环境的软肋, 向来引发社会的关注。通过规范、准则的形式, 建立起政府、高校管理者、高校内部利益群体、社会公众乃至学者对高校财务信息的关注, 以舆论的力量推进高校自治及能动性的发挥。

(二) 内部治理风险的改善措施

(1) 改善高校财务治理模式, 推进内部治理环境建设。目前, 高校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有分权治理和集权治理两种模式。不适合集权的地方采取集权, 就可以说是强权, 强权客观上就是给财务治理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很差的治理环境。不适合分权的地方不予集权, 就是放弃财务治理, 使高校财务进入无序状态和治理环境失衡。因此, 在高校实际的内部治理风险识别上, 可以根据交易和事项的繁简、重要性程度进行划分。 (2) 理顺财权配置和义务, 规范财务决策机制。在高校内部财务治理中, 最重要的前提是明确校级决策机构、校级领导和中层领导之间、不同的交易和事项之间的的财权配置、义务, 规范财务权限和议事规则。运用委托—代理理论, 结合高校的实际情况, 在财务制度中予以确定高校的各项财务管理权限, 做到财务权责明晰。在高校实际的内部治理风险识别上, 应重点关注针对交易和事项的权责配置。 (3) 实施全面预算及监控机制, 搞好经济责任制。一是以现金流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二是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三是经济责任制。在以现金流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中, 高校应建立动态的资金预算管理体制, 有效的进行资金综合平衡和适时调度, 挖掘资金潜力, 降低资金风险。完善相关资金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进行资金的延伸联动管理, 实现资金的物流、资金流的协调统一。经济责任制是内部治理风险防范的重要保证。高校应搞好经济责任制, 在此基础上引入动态的财务分析方法, 长期全面的、系统的监控高校的运作情况, 减少内部治理风险的累积, 化解内部治理风险。在全面预算执行过程中, 高校应建立预算管理委员会进行预算执行情况检查及修正。年终时, 二级院 (系) 、管理部门应向预算管理委员会提交工作总结及财务分析报告, 以考核责任单位是否完成承诺、经济资源使用是否合规、交易或事项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效益等。 (4) 建立财务披露机制, 反映财权和义务的履行情况。高校的公共财政性决定了高校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多样性, 因此, 在建立财务披露机制之前, 首先需要进行财务信息需求者群体的细分, 了解其个性化的信息需求。在多方沟通的基础上共同商定报告信息内容。其次, 由于会计信息不是使用者唯一的信息来源, 应拓展披露信息的范围和内容, 将其他信息纳入财务报告范围。最后, 运用新平台以便于信息需求者知晓和使用信息。高校财务披露机制的建立, 不仅能满足信息需求者的希求, 更重要的是反映高校财权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财务披露机制作为更广范围的交流和沟通, 有利于内部治理风险的发掘和改善。

基于治理风险的高校财务治理研究, 就是不断发觉并改善影响财务治理效率的治理风险的过程, 降低甚至消除治理风险的累积。虽然外部治理规则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高校财务治理的缺陷, 但如果给高校更多的空间并且实施有重要性的监管标准, 也将有助于降低治理风险, 因为任何制度的有效性最终主要依赖规则执行者的自主性治理。因此, 重塑政府与高校的权责关系, 将强调治理主体转向重视治理客体, 在外部治理环境改善的同时, 以针对治理客体的治理规则安排来推动自主性治理的改进, 达到高校财务的分层治理, 最终降低高校财务治理的风险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卫星:《高校治理结构缺失的原因与构造思路》, 《财务与会计》2009年第3期。

[2]蒋宁、胡凯:《所有者掠夺与公司财务治理》, 《财会研究》2011年第17期。

[3]曹廷求、钱先航:《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分析》, 《会计研究》2011年第7期。

治理视角论文 篇2

摘要：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作 者：梁海峰    周建标    LIANG Hai-feng    ZHOU Jian-biao  作者单位：梁海峰,LIANG Hai-feng(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

周建标,ZHOU Jian-biao(江西省上饶市第一中学,江西,上饶,334000)

期 刊：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09(2) 分类号：X22 关键词：环境    环境政治    全球治理   

产权视角下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 篇3

现代企业理论始于科斯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科斯等人引入“产权”分析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是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并通过交易费用对企业、企业的界定和企业与市场行为做出了合理解释，从而阐明了产权的重要性。科斯定理反对庇古理论通过政府强制征税和补偿来解决外部损害的观点，提出通过调整产权制度和产权交易来处理的新方法，通过设计和推行产权费用较低的产权制度，寻求实现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现实途径。

我国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由此可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把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开创了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新时期，这也必将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一、产权的内涵及特点

关于产权内涵的研究，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贡献。阿尔钦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菲吕博顿将产权定义表述为：“产权是由人们所接受的、由物的存在引起的、与物的使用有关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实际上规定了人在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中必须遵守的与物有关的行为规范，违背这种行为规范的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此，产权具有价值，它必须以一种社会所认可的方式强制实施。”德姆塞茨对产权的定义是：“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包括一个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是界定人们如何受益或如何受损，因而谁必须向谁提供补偿以使他修正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按照阿尔奇安的“产权范式”：“一方面产权是在国家强制实施下，保障人们对资产拥有权威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产权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人们对资产能够拥有权威的社会强制机制。”

通过对以上关于产权定义的总结和归纳，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产权的本质内涵：产权，是主体所拥有的对物和其他对象的一种经济权利，是一组界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财产权利。它具有五个基本特点：一是产权具有排他性；二是产权具有界定谁受益或谁受损的功能；三是产权具有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功能；四是产权反映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是产权是一种由社会强制实施的权利。

为了有助于对产权的理解，在此有必要了解企业所有权。企业所有权在内容上包括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四项权能；在具体形式上则可以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两个方面。所谓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收益在扣除固定性支付后余额的要求权，它是从分配顺序角度而言的；而所谓剩余控制权，则是指缔约方对契约未曾注明的情况的决策权。

通过以上阐述不难发现产权与所有权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和联系：产权的本质是对行为主体权利的一种界定，以表明人们在交易活动中是否应受益；所有权是指一定主体对财产的排他性权利，它受经济关系的规定。产权与所有权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但在完整的意义上产权与所有权含义基本一致。财产所有权是一种产权，但对财产的使用权也可以说是一种产权，因此，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可以分离的。

二、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或称公司治理结构(structure)，是现代公司制度中最重要的构架。现代公司制度区别于系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或称所有与控制的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从而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

张维迎认为，狭义地讲，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的权力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地讲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这样一些问题。因此，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所有权安排几乎是同一个意思，或者更准确地讲，公司治理结构只是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具体化，企业所有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抽象概括。

何玉长强调产权结构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基础地位，认为“三会四权”既是公司产权结构，又是公司治理结构。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产权结构是治理结构的基础，有了股东会的出资者所有权才会有其最终控制权；有了董事会的法人财产权，才会有其经营决策权；有了经理人的法人代理权，才会有其经营指挥权；有了监事会的出资者监督权，才会实施其监督职权。只有在这种产权结构的基础上才会有公司治理的健康运作。其次，治理结构是产权结构的实现形式，只有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康运作的条件下，“三会四权”才能得以正常发挥功能，产权结构的各项权能才算真正到位。

可见，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产权或者说企业所有权是息息相关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是基于这样一种产权或所有权的角度出发，协调股东和债权人、职工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涉及到激励与约束等多方面的内容。治理结构的发展趋势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激励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公司的目标。

三、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

不同的产权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选择。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模式。

美国的股权结构主要表现为股权相对分散，家庭个人持股比重较大；机构持股主要是金融机构持股(尤以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银行持股由于受到法律限制而相对较小)，公司法人之间的持股比重较小。持股人对公司的直接控制和管理的能力极为有限，但由于资本市场发达，股票的流动性好，这样使得大多数股东可以借助股票市场来形成对公司行为的约束和对代理人的选择。因此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特点是采取授权资本制和实行二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即治理结构只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组成。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拥有公司的所有权力，二者权力的分配由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的管理细则规定。

德国股权集中程度高，银行参与公司治理，法人相互持股。德国银行通过长期贷款和作为小股东的代理人来控制企业，银行既是公司债权人，又是股东，并通过选举代理人进监事会对公司经营实行监督。同时雇员分享公司法人财产的支配权，加之长期的历史传承，参与公司管理的意识强烈。由于其市场化程度高，且自由化程度低于美英，因此德国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典型的大陆法系代表，其重要特征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和双重董事制，双重董事会即监督董事会和管理董事会。前者简称监事会，后者称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力最大，不仅是公司的最高监督机关，也是公司方针的制定机构，并拥有重大人事权。

日本控制股权的主要是法人机构，即金融机构和实业公司，法人持股率高，经营者在公司中居于主导地位。另外日本的银行也持有公司的巨额股票，银行的地位很突出，形成了主银行制度。公司内部决策权与执行权统一，公司的监督与约束主要来自相互交叉持股的公司和主银行。因此日本公司治理结构是介于大陆法系和美国之间的一种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一般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察人组成。

四、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思考

尽管西方发达国家在具体安排公司治理结构时有着不完全相同的做法，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法人资产制度，从而能对经营者的行为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股份公司的建立，使股权更具有观念上的所有权的一般特征，即股东作为一个整体，只是观念上间接支配公司的财产，股东能直接支配的只是股票。这表明出资人的财产与公司财产有着明确的分离界限，股东也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的清偿责任。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依法拥有公司财产，即股东的投入资本成为法人资产，公司作为整体，其终级所有者为股东，而公司财产的主体则是法人，股东不能绕开法人代表机构直接支配公司资产的营运。也就是说，法人资产制度的建立使法人所有权不依赖于股东而独立存在，并由法人独立占有、支配、处分和收益，法人成为公司自负盈亏的主体。并且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企业的经理层拥有经营管理权。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关系，而契约体现了企业的产权关系，这就必然存在着与企业产权相关的各利益相关者。所以公司的产权包括所有权、法人财产权和由代理人控制的经营管理权。法人财产权是产权的核心，其实质也是依赖于契约关系即委托—代理关系。

治理视角论文 篇4

政府治理能力是指一个政府运用合适的治理工具和技术策略去管理、控制、引导、规范、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社会主体间的社会生活过程的能力。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 奈曾指出政府治理能力包括硬治理能力和软治理能力。硬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以军事、法律和经济等强硬性的命令方式和手段, 软治理能力主要表现为以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制度等柔性为特征的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 主要是从上层建筑、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层面来探索, 国家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软治理的问题。长期以来, 我国基层政府治理能力表现为硬治理能力突出, 软治理能力弱化。

(一) 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政府承担了社会的所有管理职能。基层政府是基层社会的法定代理人, 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具有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能。基层政府只是对上级政府负责, 是在国家政治体系下对基层社会的文化价值进行强制性的打造, 实际上, 适合基层社会治理需求的文化价值认同呈现总体失语的状态, 对于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 基层政府出于缺位和错位。

改革开放后, 国家提出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 但是基层政府把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建设的方面, 而忽视了基层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塑造。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 基层社会进入到了开放性、流动性、异质性和碎片化的状态, 面对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 基层政府如果还运用经济利诱和政治威压治治理方式, 反而到不到预期的效果, 在缺失社会共同体文化价值塑造能力前提条件下, 逐渐陷入了治理恐慌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二) 基层政府对基层社会心理疏导能力缺失

所谓的社会心理疏导能力, 就是遵循社会主体的心理活动规律, 通过解释、说明、沟通、理解和情感交流等方式, 疏通人们的心理障碍和排除心理疑惑, 引导人们通过沟通协商途径或方法解决社会生活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矛盾凸显期, 基层社会发生了各种变化, 包括权力结构调整、社会主体利益关系调整以及民众对社会变化心里认知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基层社会成员能够及时的获取信息, 并且获取信息的渠道逐步拓宽,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有这些因素会导致社会成员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和心理失衡发生。基层政府面对这些新问题仍然按照传统的治理方式解决, 会导致基层社会矛盾加剧, 甚至会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 这些充分证明了基层政府对社会心理疏导和干预缺失。

(三) 基层政府与其他多元化主体的沟通协调能力的弱化

在基层, 政府是主要的治理主体, 相对于其他的社会组织、公民来讲, 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 这些丰富的资源在政府软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 相反的是这些资源却成了基层政府提升软治理能力的障碍。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基层政府认为拥有绝对的权力对社会治理, 反而忽略对社会信息的采集和吸纳, 其治理能力突出表现出封闭性和排他性;原因之二是, 其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基层政府在治理目标、治理方法和工具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再加上权力地位不相等, 导致其他多元化治理主体孤立。由此看来, 在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共同影响下, 基层政府与其他多元化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弱化。

二、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残缺的原因分析

(一) 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形塑了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残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基层政府治理的逻辑是大力发展经济, 一切的治理问题都是围绕着GDP的增长, 阻碍GDP增长的一切问题都必须排除在外。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负责,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指标。包括基层官员的提拔和晋升, 经济增长快的县乡领导获得上级政府的信任和赏识, 晋升的空间大和速度快, 这就是压力型的行政治理体制。基层政府在现实的治理实践中就是“对上负责, 对下敷衍”, 它的主要的职能是高效率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而忽视了社会管理, 尤其是对基层社会民众的公共服务。可以看出, 基层政府的治理需求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而产生的, 不是满足基层民众的利益需求而产生。

(二) 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意识低下和缺乏公信力导致了软治理能力残缺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 政府提供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来源。自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 基层政府加快了转变职能的进程, 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 解决了一些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在民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政府形象, 获得了一定的公信力。但是, 基层政府在服务能力上低下, 如服务角色出现错位、缺位, 公务人员素质低, 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而损害公众的利益;缺乏有效监督, 存在大量的腐败现象, 民众对基层政府产生了疑问和不信任。

(三) 基层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间利益分离及治理需求异位加剧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残缺

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的推进, 基层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新的治理需求不断增长, 基层政府应调整治理的目标、方法、政策以及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关系。目前来看, 基层政府的治理理念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基层社会治理需求出现了复杂性、多样性特征, 这就要求基层政府改变单一封闭的权力结构, 拓宽公共治理的空间, 吸纳其他利益主体共同治理。实际上, 其他利益主体很少有机会参与基层政府治理或者治理需求不同存在目标分歧, 这样加剧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的碎片化。

三、提升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的途径

(一) 增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能力

从历史传统来看, 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以农业文明的共同体, 这种共同体明显的特征是“乡土本位”。从“乡”的角度看, 采取是聚族而居的生存方式, 形成了一种同血脉、共命运的熟人社会, 人与人之间通过血缘关系、婚姻关系、种族关系联系在一起, 尊重“长老权威”, 认同社会风俗和行为习俗, 始终保持着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从“土”的角度看, 农民种地收粮,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依赖。农民养成的“落叶归根、重土安迁”的土地传统情结强化着乡村社会以土地为中心的社会资源配置关系。因此, 基层政府治理主要是不断强化农民和土地之间固定的关系;不断强化宗法制度, 维护封建礼教的神圣地位, 巩固和维系乡村家园文化。

改革开放后, 乡村社会文化高度同质化的领域流入了多元化文化价值元素, 乡村社会文化产生了严重的“失衡”, 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文化价值生态环境。另外, 农民受多元价值观的影响, 无法在乡村文化中找到精神归宿。由此, 净化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生态是提升基层政府软治理能力的关键。随着治理生态环境的变化, 基层政府不能用行政压制、控制的硬治理方式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 基层政府要想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 就要改变治理方式。基层政府要放弃那种强制性灌输方式对农村文化价值的塑造, 运用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 正确引导农村文化价值工程体系构建, 提升自身的软治理能力。

(二) 提升基层政府对社会心理的干预或疏导能力

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 不同类型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不断涌现, 给基层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要排除这些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基层政府要改变传统治理思维模式, 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化解机制和心理干预或疏导机制, 站在群众的立场上, 解决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改革开放前, 基层政府对民众的心理障碍干预或疏导采取的是粗暴的、强硬的、政治思想训诫或者恐吓、威逼的方式, 这些方式不能消除民众的心理障碍, 相反会激起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 引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 提升基层政府对社会心里的干预或疏导能力, 这不仅是基层政府软治理的方式, 也能更好的推进基层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 提升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沟通协调能力

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共治, 排斥单一主体的单向强制命令。也就是说政府与所有参与主体通过协商、谈判和对话而形成的协调机制和柔性约束机制来解决治理需求问题。基层政府是我国公共权力的最末端, 国家对基层治理目标的实现, 基层政府应该最大限度的发挥‘穿针引线’的沟通协调功能。基层社会治理中, 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参与度以及多层次的利益诉求的满足度不具备先赋性;多元主体因利益需求不同会产生意见分歧, 甚至会发生矛盾冲突。伴随治理生态环境的改变, 基层政府与多元利益主体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 那就是搭建一个公正平等的平台, 大家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话、协商或谈判。因此, 在社会治理活动中, 基层政府与多元主体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 是软治理的重要手段。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 基层社会生活方式出现了新常态。当前基层政府所运用的硬治理工具和技术不能适应和有效解决社会中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就需要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能力、转变传统的治理方式, 提升“软治理”能力。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构建

参考文献

[1]黄晴, 刘华兴.“软实力”理论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分析[J].公共管理, 2010 (3) .

治理视角论文 篇5

一、风险社会及其特点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指称的风险社会是20世纪后半期的后工业社会,他认为自那时以来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社会或“世界风险社会”,即这种风险已经完全超出地域性限制而影响到整个人类.

作 者：杨华 程娟 作者单位：杨华(苏州大学)

程娟(安徽师范大学)

区域治理视角下的精准扶贫政策 篇6

关键词：精准扶贫；区域治理；武陵山区；贫困地区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国家在贫困治理上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划设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构建“三位一体”扶贫开发治理体系，推动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大扶贫开发格局，实施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和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一、精准扶贫的涵义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办详细规制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综合多方观点，本文认为：精准扶贫就是一种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地方区域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推进精准扶贫，加大帮扶力度，目的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武陵山区现阶段精准扶贫的工作重点和实施困境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的跨省经济协作区。笔者身为武陵山片区所辖的湖南湘西人，通过多地实践调查访谈，试图对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两年多工作的探索和实践情势进行分析。

（一）武陵山区精准扶贫的工作重点

1、精确识别。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是贫困人口的精确识别。只有将“真贫”识别出来，才能根据其家庭实际和致贫原因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这是一项极为关键和非常复杂的工作。总的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开展到村到户的贫困状况调查和建档立卡工作，包括群众评议、入户调查、公示公告、抽查检验、信息录入等内容。

2、精确帮扶。精准扶贫的工作重心和关键是将扶贫措施落实到位，让被帮扶对象真正实现减贫、脱贫，做到“真扶贫”。现阶段，各级政府在精准扶贫中都非常注重联动帮扶的开展，积极吸纳企业行业机构、银行金融机构、民间社会组织等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力争通过容纳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大扶贫”格局，为贫困地区受帮扶群体注入充足的脱贫动力源泉。其中典型做法有湖北省恩施州“四个一”结对工程，湖南省湘西州在“互联网+”时代下进行“十项工程”推进精准扶贫。

3、精确管理。这是推进精准扶贫的保证。一是农户信息管理。要建立起贫困户的信息网络系统，将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动态情况录入到系统，实施动态管理。对贫困农户实行一户一本台账、一个脱贫计划、一套帮扶措施，确保扶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众、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二是阳光操作管理。按照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对扶贫资金建立完善严格的管理制度，建立扶贫资金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扶贫对象、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公开制度，将筛选确立扶貧对象的全过程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导致的应扶未扶，保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进行。

（二）武陵山区精准扶贫实施中存在的困境

武陵山片区被定为“先行区”，率先开展试点。根据中央的安排和部署，国家民委成为武陵山片区试点工作联系单位。片区各地的扶贫攻坚探索出一条“精准扶贫”之路，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难题。

1、贫困规模不精准。当前贫困人口规模确定，有的不是基于实际情况和科学标准识别出来的，而是上级扶贫部门自上而下分配指标，各地获得的贫困村和贫困户指标未必与实际的贫困人口规模一致。因此而导致村民之间为获得指标而产生矛盾甚至冲突。

2、贫困区域不精准。2013年正式启动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在实际执行中“为连片而连片”，许多不连片“插花式”的贫困群体被排斥在扶贫之外。

3、贫困户识别不精准。一方面有的工作人员违纪违规，优亲厚友造成识别不精准；另一方面有的工作失误造成对贫困户识别不精准。乡、村贫困人口规模由于缺乏统计局抽样调查获得的人均纯收入等数据支撑，分配到村的贫困户指标与村庄实际贫困户数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这就会出现在一定区域内贫困农户被排斥在精准识别之外。

三、对推进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的建议

（一）完善制度，保障精准扶贫。完善社会扶贫制度，动员企业家、慈善家、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同时，通过及时更新和不断完善扶贫信息网、建立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信息平台等措施，实现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扶的规范化。

（二）优化机制，协调精准扶贫。采取自下而上的贫困群体识别机制，对集中连片区外的贫困群体一视同仁；引进第三方社会服务，建立精准识别过失追究机制，确保精准识别和精准帮扶公开透明公正；建立扶贫开发资金按财政增长比例逐年增加机制。

（三）提升品牌，深化精准扶贫。化解小额信贷扶贫风险，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作为扶贫贷款风险担保金，协调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统筹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促进“千村联动”；深入推进雨露计划，帮助贫困农民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四）扶持产业，带动精准扶贫。促进产业扶持由“普惠政策”向“差异化扶持政策”转型；精准选择产业，免除资金配套，所有产业扶贫项目不能只有生产发展规划，必须强调市场，确保项目有扶贫增收效益。

（五）优化服务，支撑精准扶贫。推进乡村公路、农田水利及安全饮水、电力保障、危房改造、公共文化、农村社保等公共服务保障工程；通过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发布扶贫信息；组织社会扶贫论坛，营造研究扶贫理论、政策、战略、经验的环境；加大各类典型、案例、事例的宣传和推广。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对党和国家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精准扶贫正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中对新时期扶贫工作新挑战与新要求的积极应对和正确指引。扶贫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贫困地区人民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在武陵山片区率先开展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1年11月29日

[2]汪三贵.中国的农村扶贫：回顾与展望[J].农业展望.2007（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著.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M]. 人民出版社，2011

治理视角论文 篇7

(一) 公司治理研究概况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组织框架。狭义上, 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的股东, 董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广义上, 公司治理还包括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及有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等。公司治理理论可以追溯到200多年,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质疑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20世纪前半期, 陆续有一批学者经过研究证实了美国公司基本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并认为在股份制公司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应当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20世纪70年代, 出现了由信息经济学、博弈论和契约理论演化的委托代理理论, 该理论将企业看作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围绕风险所做的一种契约安排。随后, 在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 逐渐产生了以“股东利益至上”为基础的单边治理和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的共同治理两种颇具代表性的治理理论。我国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晚, 把公司治理作为基础的企业理论主要以介绍和评价作为主。国内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各有侧重, 实践中公司治理模式也千差万别。

(二) 我国公司治理的现状

我国民营企业多数是家族企业, 约占总数的70%左右。企业刚建立时创始人的作用举足轻重, 但是随着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 民营企业从成立到壮大, 尤其是上市以后, 由家族企业变成公众公司, 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目前,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一些问题, 权责不明确, 治理结构不合理, 治理制度不健全, 治理效果不理想, 如“内部人控制”、“隧道行为”、“大股东掏空”等治理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生存和发展。目前, 我国公司治理的体系还不完善, 控股股东在经营过程中由于职责规定不明确和约束机制不到位, 很容易出现专权和擅权的行为, 致使控股股东掠夺公司资源, 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股东大会浮于形式, 不能对董事会进行有效约束;董事会功能不健全, 运作不规范;监事会监控不到位, 制度不健全;大多数公司报酬构成单一, 对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不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的作用还不完善, 采用并购对公司进行的监控作用有限, 往往无法形成对管理层的并购约束;债权人作为利益相关者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对公司进行监控;经理市场发育不良使经理市场对经理的制约作用很小。此外, 公司治理的法制环境和文化环境也不完善。我国公司治理仍然存在许多迫切需要改进的地方, 新公司法引进了很多新的制度, 在公司治理上也作出了调整, 该调整对于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发挥了一定作用, 但仍有不足之处。

二、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与国美之争简述

(一) 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

(1) 两权分离理论。两权分离指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 “所有权”既指对某种财产的所有权, 也指对企业的所有权。贝利和米恩斯对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200多家大股份公司进行了分析, 发现58%的公司被没有公司股权的高级管理人员控制着, 这表明现代公司已经发生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钱德勒分部门行业论证了现代公司两权分离的历史演进过程, 他认为, 股权分散化和管理专业化使得拥有专门管理知识和经营信息的经理掌握了对企业的控制权, 导致“两权分离”。一般而言, 股东大会拥有所有权, 董事会主要是控制权。经济学家认为, 股东是企业资产的实际出资者, 承担着全部或大部分风险, 但由于经营才能和资本的不对等关系, 实际拥有资本的股东往往并不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从而造成了所有权和控制权事实上的分离。两权分离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在两权分离的过程中, 所有权与经营权应该是统一的, 都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2) 委托代理理论。詹森和麦克林在1976年提出, 委托代理是指一个人或一些人 (委托人) 委托其他人 (代理人) 根据委托人利益从事某些活动, 并相应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的契约关系。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 在这一契约中能主动设计契约形式的当事人称为委托人, 而被动地接受契约形式的当事人称为代理人。由于两权分离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 董事会与高层经理人员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 这种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治理结构, 使得资产的权利在分离中, 能够保证有效的约束和监督, 使股东、董事会、经理人员各方面资产责、权、利的掌握和运用严格受到相应监督和约束, 以保证效率的提高。其中, 最重要的是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控制。在委托代理理论中, 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 属于委托人, 管理层是代理人, 代理人倾向于自利行为, 可能不会努力工作, 在决策上可能不会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在经济行为上也有可能与所有者利益发生严重背离, 代理风险由此产生, 它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3) 利益相关者理论。1965年, 美国学者伊戈尔·安索夫在他的《公司战略》一书中最早提出利益相关者概念, 并将其引入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 他认为要制定出一个理想的企业目标, 就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 他们包括股东、管理人员、员工、供应商、债权人以及顾客。1984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曼在《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式》中提出, 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够影响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或者能够被企业实施战略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个人或团体。该理论认为现代企业不只是股东才承担风险,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 任何一个公司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 企业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另外, 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要求不仅会有差异, 而且还可能是冲突的和矛盾的。如员工要求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水平, 这可能与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要求发生冲突。若让企业同时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要求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能的, 只能满足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二) 国美之争

国美事件源于创始人兼大股东黄光裕入狱, 职业经理人陈晓执掌国美, 由于两人治理理念不同, 还有制度与权力的交叉和碰撞, 最终导致两人针锋相对, 剑拔弩张, 展开对国美控制权的争夺。国美是黄光裕一手创办的, 而陈晓曾带国美走出漩涡, 黄的霸气和陈的精明, 还有贝恩资本的垂涎, 让战争一再升级, 国美控制权之争从一开始, 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多数挺陈派表示, 为国美能有一个三方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感到欣慰;而挺黄派却认为, 陈晓违背了信托责任, 双方各执一词, 势不两立。“9·28”对决维持了原有格局, 陈晓获得了机构投资者和高管的支持, 黄光裕家族则夺回了管理层手中的增发权。之后, 黄光裕与陈晓达成和解, 黄光裕方的两名代表邹晓春、黄燕虹最终进入董事会, 国美非上市门店暂不拆分, 然而, 双方的和解, 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和局”。今年杜鹃复出以后, 以非上市门店为筹码, 态度强硬, 国美的控制权之争愈演愈烈, 黄家积极奔走游说, 陈晓阵营的第二大股东贝恩资本左右摇摆, 黄家阵营逐渐掌握主动权, 国美之争最终以陈晓的离职而落下帷幕。

三、国美之争的问题及分析

(一) 股东与股东大会

从现代公司治理角度来看, 股东大会在公司组织中是最高权利机构,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 反映了公司绝大多数股东的意志, 是实现股东权益的有效途径, 虽然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 但它要借助董事会来进行公司的日常管理与决策。2004年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 主要是为了获得融资。国美遵行的是英美公司法体系所奉行的“董事会中心主义”, 董事会被赋予了很高的权利和责任。国美电器董事会可以随时任命董事, 而不必受制于股东大会设置的董事人数限制;国美电器董事会可以以各种方式增发、回购股份, 包括供股、发行可转债、实施对管理层和员工的期权、股权激励, 以及回购已发行股份;董事会可以订立各种重大合同, 包括与董事会成员“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合同”。从这些都能看出, 国美股东会对于董事会授予的权限过大, 但没有相应的限制和约束措施, 这为以后失去对董事会控制权埋下了隐患。国美的控制权之争也与股东之间的矛盾有关, 如果没有第二大股东贝恩资本的支持, 陈晓也许不会这样做, 他扮演的是贝恩资本和他自己股份的代言人。这反映了股东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 沟通不到位, 退一步讲如果黄光裕没有出事, 这些矛盾可能不会显露出来。随着中国上市公司里股东的多元化, 股权从相对集中到相对分散, 股东之间的摩擦将会越来越频繁, 也许国美事件只是个开始, 以后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

(二) 董事会和管理层

董事会处于公司治理的核心地位, 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 接受股东的委托并实现股东对资产保值增值的要求。董事会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肩负着公司的战略管理以及重大经营决策的职责, 董事会的履职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治理的水平。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董事会负责聘请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董事会的代理人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并受董事会的监督。从国美之争中, 我们能够看到国美董事会治理的一些缺陷, 如董事会职权划分不当, 有关战略性决策权没有约束;董事会中外部独立董事人数过少, 导致外部独立制衡机制较弱;董事会与经营管理层没有严格分层设置, 董事长与总裁长期由陈晓一人担任, 导致权力过分集中等。董事会应该代表全体股东利益, 而不是只代表少数股东甚至大股东的利益。激励机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非常重要, 直接决定经营管理者发挥才能和做出业绩。长期以来大股东黄光裕一直忽视这项制度的建立, 而陈晓执掌国美董事会期间实行了股权激励制度,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 陈晓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形成了同盟。一个好的经理团队不仅会使差的企业化险为夷, 而且会使好的企业更好、更强。因此, 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经理层就成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又一个重大问题。由于现代公司股权将越来越趋于分散, 经理人员在公司的地位日益突出, 权力容易膨胀, 他们可能做出一些不利于股东和公司利益的事, 因此, 在推行激励的同时, 更需要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 避免法律风险的发生。陈晓的离职给职业经理人的出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三) 机构投资者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 公司是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利益共同体, 企业追求的应当是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而不仅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当利益相关者在企业中注入一定的投资后, 他们或是承担了企业一定的风险, 或是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企业的经营决策也应考虑他们的利益。第二大股东贝恩资本在这次控制权之争中的影响不容忽视, 争夺战开始时贝恩公开支持陈晓, 9月28日特别股东大会以后, 陈晓阵营的贝恩态度却发生了变化, 最终为了利益站到了大股东一边, 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 商场如战场。当初贝恩只用了16亿元, 就获得了国美9.98%股权, 市值超过38.4亿元, 收益率超140%, 可见, 贝恩资本是国美控制权之争中最大的赢家。资本的力量在国美纷争中充分显现了出来, 在未来, 资本博弈也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四)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

董事会成员中包括内部执行董事和独立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 独立履行职责,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监事会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与董事会并立, 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 不受其他机构的干涉。国美电器属于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的公司治理结构中, 公司不设监事会, 主要由独立董事承担内部监督职能。无论是国美公司、黄光裕、陈晓还是贝恩的行为, 我们都没能听到独立董事的声音, 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只是充当花瓶和摆设。独立董事基本上由大股东推荐产生的, 而这种推荐产生的方式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 独立董事难以做到真正的独立, 这使得具有监督功能的独立董事, 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不具有独立性, 自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就偏离了相互制衡的初衷。

四、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对策

(一) 改进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1)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要适当。决策层和管理层分开, 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 个人独断专行, 有利于增强内部约束力, 强化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 提高公司治理的效力;扩大独立董事来源, 有助于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部人或大股东的舞弊行为, 加强内部制衡机制;董事会应该代表全体股东利益, 而不是只代表少数股东甚至大股东的利益, 构建一个健康运作的董事会, 是公司治理的重中之重。 (2) 加强内部监管。由于公司股东分散, 专业知识和能力差别很大, 为了防止董事会和管理层滥用职权,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设立了监事会这种专门监督机关, 代表股东大会行使监督职能并对股东大会负责。公司应健全监事会结构, 完善任命机制, 合理分配监事会成员组成比例, 相互制约, 强化内部控制;采取措施保障监事的知情权, 及时向监事提供必要的信息和资料, 以便监事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检查和评价;监事会发现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的行为, 可以向董事会、股东大会反映, 也可以直接向证券监管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总之,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管作用应该发挥出来, 做到名副其实的独立, 而不是谁的代言人。 (3) 正确处理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企业内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要分清所有者和经营者责、权、利的关系, 由于股东与管理层的风险偏好、目标函数不一致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经营管理层很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 以损害股东的利益为代价, 为自己谋求私人收益。因此公司治理也应该关注出资人如何保证收回自己的收益。我国大多数公司报酬构成单一, 缺少长期激励作用的股权激励, 这样容易造成管理人员做出不利于股东利益的短期行为, 经理激励机制的核心是协调股东和经理之间的利益, 以尽最大可能减少代理成本, 实现股本利益最大化, 因此建立股权激励、经理层参股、期权等现代激励机制是很有必要的, 公司治理的最佳状态是既保证所有者的利益, 又激励经营者的持续活力和创新精神, 在维持利益平衡的情况下, 保持良好有效的关系, 促使公司的董事和经理做出对公司长远利益有利的决策, 这样对任何一方都是有利的。如果国美之前做到了这一点, 也许就不会出现控制权之争了。 (4) 上市公司还应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包括制度建设和精神建设, 制度建设主要指对企业员工和企业组织行为产生规范性和约束性, 需要企业人员从上到下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工作制度、责任制度和一些特殊制度。精神建设主要是企业员工共同遵守的基本使命、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及精神风貌, 明确公司发展理念, 营造尊重、和谐的企业氛围, 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认同感和忠诚感, 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建立一支与企业文化高度融合、业务素质过硬、富于创新精神的和稳定的员工队伍, 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二) 完善公司外部治理结构

(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我国, 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很多, 应该更多的考虑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如果中小股东得到保护, 大股东的利益自然也得到保证。有效地法律规则是良好的公司治理最基本的要求, 我国与公司治理相关法律中, 最重要的是《公司法》和《证券法》, 其次是《破产法》、《会计法》和《抵押法》等, 其中许多规定中用了“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依据, 但这一依据的可操作性不强, 需要有具体的补充规定。另外, 还应该加大执法力度, 严惩违规违法者, 确保各项法律规范的贯彻实施, 这样有利于加强对控股股东的约束和规范, 约束大股东的利己行为, 限制控股股东权利滥用, 增强公司及控股股东诚信意识, 推动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真正履行诚信的责任和义务, 强化中小股东权利保障, 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2) 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企业外部治理结构一般包括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 由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比较复杂, 需要有专门的经营管理人才来经营, 经理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特殊的人力资本, 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地位不断上升。职业经理人不同于企业家, 企业家把公司看成事业, 而大部分职业经理人是把公司当作工作, 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滞后, 还没有形成一定体系。职业经理人市场不成形, 信托责任缺失, 目前不成文的规范缺乏约束力, 国美之争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信托责任的有效行使必须以严格的信托法律为支撑, 明确信托的权利和义务, 规定职业经理人的权责范围, 使职业经理人业绩评价指标与诚信体系相结合, 形成规范的经理人市场。 (3) 发挥中介机构和社会舆论的作用。建立具有中介性质的行业协会并监督本行业内成员的行为, 对不遵守行业规定的行为, 采取严厉的处罚;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审计师和注册会计师实质上的独立性, 提高审计师和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水平, 使其能以客观公正的立场对企业的财务报表提供鉴证服务, 发现舞弊行为, 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 充分发挥“经济警察”的作用。信息传递的快捷, 尤其是网络的发达增强了社会舆论的力量, 外部社会舆论的监督会给经营者造成一定压力, 其行为将受到约束, 这样有利于确保向公众披露的信息客观、准确。 (4) 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力度, 创建公平、公开、透明的外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关系到公司治理的成败, 为了加强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上市公司编制的公司财务报表应该经过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批准。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有利于保证公开信息及时、完整, 尽量减少信息不对称, 保证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知情权, 才能使利益相关者有效监督公司的运行, 也有利于公司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诚信形象, 毕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诚信才能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

参考文献

[1]王跃堂、朱林:《董事会独立性、股权制衡与财务信息质量》, 《会计研究》2008年第1期。

治理视角论文 篇8

一、我国网络广告的市场失灵

“所谓网络广告,是指在互联网的站点上发布的以数字代码为载体的各种经营性广告。”[1]从本质上看,网络广告活动是市场经济活动。1994年美国“连线”网(www.wired.com)登出全球第一则网络广告。1997年3月,Chinabyte网站上出现了第一条商业性网络广告,它标志着中国网络广告的诞生。

根据iResearch的调研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为46.6亿元,比2005年增长48.9%。另据最新统计,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整体市场规模增长至76.8亿元人民币(不含搜索引擎关键字广告),较2006年增长54.2%。随着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更多传统行业广告主对网络营销重视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奥运会的强势拉动,预计2008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将增长至约121.7亿元,相对于2007年的增长率预计为58.5%,增长势头良好。尽管我国的网络广告市场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目前仍处于不完善阶段,经营状况不容乐观,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虚假网络广告呈现很大危害,影响网络广告发展环境。虽然这一问题在传统广告领域就已出现,但在网络广告中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范围广、数量大的网络广告,消费者难辨真伪,遇到虚假广告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武器,显得无能为力。这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对网络广告行业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第二,网络广告价格混乱,恶性的价格竞争不断。由于网络广告起步阶段的各种不规范操作,出现广告价格的不正当竞争,既影响了网络广告经营者的自身利益,也使广告主对网络广告失去信任,影响网络广告的长远发展。

第三,欺诈广告、色情广告、枪支广告、毒品广告等违法犯罪广告内容在网络空间不时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秩序、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尚。甚至在一些违法犯罪分子眼中,网络成了犯罪的天堂。由此可以看出,在没有政府监管的背景下,通过网络广告活动主体自愿交易无法实现网络广告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市场失灵”。“网络广告市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个体在反复的博弈中进行的非合作选择,使得网络广告市场秩序的自发建立成为不可能”,[2]因而网络广告市场的秩序需要政府培植。网络广告的政府监管正是源于此。

二、我国网络广告监管的政府失灵

网络广告所依托的互联网具有虚拟性、超地域性、跨国界等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网络广告市场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即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只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3]传统的政府网络广告监管在面临广告主体资格界定困难、行政监管成本过高、行政监管体系落后时,同样无法完全匡正和纠补网络广告的市场失灵,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了我国网络广告监管部门的缺位,网络广告监管存在着许多空白和漏洞,同时也带有严重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

(一)主体资格难界定

《广告法》对广告市场三大行为主体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规定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职责和权限,使广告监管对象明确。对于传统广告形式,这种区分是可行的,但在互联网上,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自然人均可委托网络服务商发布广告,或者只要具有一定的网络知识和手段,就可以直接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宣传,独自完成信息传递的全过程。因而,面对网络广告主体多元化的特殊发展倾向,传统的三分法的监管思路很难适用于网络广告监管。

(二)行政监管成本高

互联网的虚拟性、超地域性、跨国界等特点,以及违法广告发布手段的不断翻新,给行政管理部门对网络广告的监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为“三难”:一是广告形式认定难。“网络传播的特点是网络广告形式的淡化和信息的泛广告化。”[4]信息与广告间的界限越来越不清晰,如企业在自己建立的网站上为自己的商品和服务进行宣传,其他还有,在一些虚拟社区、电子公告牌(BBS),一般注册用户即可以发布各种信息,包括商业广告信息。由于无法准确界定此类信息的性质,加之信息容量可无限发展正是网络媒体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之一,面对海量的信息,监管机关在确定监管范围时往往无所适从。二是对违法行为的管辖权确定难。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广告的影响实际上是超越国界的,广告经营者可以利用国外的服务器向国内消费者发布广告,国内消费者也可以浏览国外网站,接受广告信息。如何适用法律,由谁来管辖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三是违法责任追究难。查处违法广告关键在于证据的认定,而网上证据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网上电子文档可以任意修改,不留痕迹,当事人完全可以对违法事实加以否认。况且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空间里,违法广告经营者可能并未披露真实的经营者地址和名称,因而寻找违法负责人也变得困难。

(三)行政监管体系落后

目前,我国尚无专门对网络广告进行管理的监管机关。按照《广告法》规定,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因此对网络广告的监管义不容辞地也应该由各地工商管理部门来负责。但事实上各地工商管理部门对传统广告的管理都应接不暇,对数量巨大、来源复杂、互动性强、管理权限不清的网络广告进行监管,基本上是力不从心。此外,大多数工商局没有配备相应的硬件设施,缺乏广告监管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支撑,人员素质也落后于网络广告的发展。因此,网络广告经营处于自发无序的“大辩论”状态。

(四)相应监管法律的缺失和滞后

除了少数省(市)如北京、浙江等已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的网络广告管理办法外,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网络广告的法律法规,仍只能沿用1995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这一法律是在网络广告出现之前制定的,没有把网络广告纳入法律法规调整的范围,更没有对网络广告监管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对于网络广告带来的一系列新鲜问题,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这是造成网络广告行业混乱的根本原因。网络广告的相关立法、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相当缺失,远远跟不上网络广告发展的需要,使得政府管理部门面对网络广告这一个新的广告媒体,在监管中无章可循,常处于被动状态。

三、公共治理理论的导入

网络广告的属性一方面导致了市场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政府监管的效率,导致监管的低效甚至失效。网络广告领域中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传统的监管模式,寻求新的问题解决路径。而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的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笔者认为,实现从网络广告监管到网络广告治理的转变势在必行。

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发展和公共管理的研究当中。公共治理理论打出了“良好治理”的旗帜,旨在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它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说它是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效”以及市民社会兴起的一种回应。市场在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的同时,也显现了十分严重的弊端,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无法达到经济学所称的“帕累托最优”。同样,仅仅依靠政府强制的计划和命令,也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同时还会引起效率低下、政府规模膨胀、寻租行为等现象的发生,最终导致政府的合法性危机。

在政府和市场面临“双重失效”的同时,作为民间组织的“第三部门”开始兴起。这不仅是对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的回应,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回归,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互相渗透这一现实的集中体现。正如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公共权威覆盖到私人领域之上,与此同时,国家权力为社会权力所取代。”[5]民间具有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优越性,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因素,推进当代社会政治变革中自上而下型的“统治”模式向上下结合型的“治理”模式转变。[6]正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过程中产生了治理理论。它所蕴涵的理念对我国网络广告监管改革有很好的启发作用,为突破网络广告监管困境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新思维。

网络广告治理是指在网络广告市场中,以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多方共同参与,以合作为导向,更加具有回应性、责任性地提供网络广告管理服务。它的基本特征主要可以概括为:第一,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政府并非是网络广告治理的惟一主体,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在其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合作导向的治理关系。多元化的网络广告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和互动的伙伴关系。各主体之间依靠自己的优势和资源,通过对话树立共同目标,增进理解和相互信任,最终建立一种共同承担风险的网络广告治理联合体。第三,服务导向的职能定位。新的网络广告治理体系要求政府实现由过去的重管制、轻服务,以己为中心到开始注重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中心的转变。

四、我国网络广告的治理对策

网络广告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单纯依靠政府无法有效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动员行业组织和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形成政府、民众、行业组织等多方共同参与的格局,构建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治理网络。

(一)树立新的网络广告治理理念

公共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服务行政的有效性,用公民的满意程度来检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应在公共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牢固树立服务意识,把服务对象和公众等的满意程度作为自己治理工作的评价标准,并尽可能降低治理的损耗成本,提高治理的效率。服务型治理属于诱导式的制度安排,服务对象从政府机构提供的服务中获益,就自然地接受了管理。这无疑降低了治理过程中资本的流失和效率的损失。正所谓服务是有效的网络广告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良好的服务,就不存在有效的治理,而有效的网络广告治理又是网络广告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二)制订与完善治理框架下的法规和制度体系

1.完善网络广告管理的相关法律

对于网络广告的治理,立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必须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广告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道路。虽然《广告法》也同样适用于网络广告,但是针对网络广告的特殊性,现有的法律规定已很难满足网络广告的发展需要。所以,只有通过专门的法律规范,才能有针对性地、更准确地管理。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制定出细致而明确的法律法规,重点解决一系列问题,诸如明确网络广告的定义与分类,以确定网络广告治理的范围;明确网络广告监管机关的管辖权限;明确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监控义务和法律责任等。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网络广告没有国界,而每个国家的广告法都只具有域内效力,对本国广告行为可以进行规范和调整,而对国外的广告行为则无法干预。这就要求我们“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对话与合作,通过协调一致来解决网络广告上的法律冲突问题,并积极就此问题展开司法合作。”[7]

2.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

在我国,网络广告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放任主义的状态,任何企业或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在互联网上做广告,不需要行政主管机关审批或登记,这是目前网络广告市场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网络广告的市场准入制度,否则,实现网络广告治理只能是空谈。在制订准入制度时,应鼓励广告行业协会、ISP(网络服务提供商)、ICP(网络内容提供商)和社会民众等的广泛参与,通过听证会、座谈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征求和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与建议,这样既增强了制度制订过程的透明性,也保证了制度本身的科学性。

(三)强化网络广告治理中的政府功能

多元治理虽然强调多个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但并不否认政府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多元合作主体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政府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其他社会行为主体在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者的同时,仍然需要接受政府的管理,政府仍然享有最终的权威。因此,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网络广告监管机关应加强自身建设,强化自身功能。

1.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加强政府网络广告监管队伍建设

由于网络广告是有别于传统广告的高科技媒体,它对管理人员的知识素质以及技术、设备等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广告监管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人员进行必要的网络知识、网上执法方面的业务知识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技能;另一方面,还要重视对网络技术人才的引进,将一批文化水平高、精通网络技术的高科技人才引进到监管队伍中来,并配备先进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提高广告监测水平。只有这样,网络广告治理手段才能跟上网络广告发展的需要。

2.转变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变广告的事后监督为对广告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监督

我国现行的广告监管体制赋予广告管理机关的核心业务更多的是对广告进行事后监督。也就是说,只有广告在大众媒体上发布出来,变成切实的广告信息后,才被纳入广告管理机关的监督范围,而且只有当广告出现虚假、违法问题时才进入广告监管机构的“管辖”范围,网络广告监管整体模式也是该体制的衍生和简单复制。该模式最大的弊端就是:广告监管机构只有在虚假、违法网络广告出现并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后,才行使其管辖的权限。而规范、科学的网络广告治理体系要求广告监管机构肩负起对整个网络广告运营进行严格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管,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杜绝虚假、违法广告对社会的危害,规范整个网络广告市场的良性运转。

(四)构建多方参与的治理体系

在公共治理范式中,治理主体从单一的政府向政府、非政府组织、民众等共同参与管理的多元主体转变,也称之为“多中心治道”。在网络广告治理中,除了要发挥政府监管机构的作用外,还要特别重视中介组织、行业自律组织、民众的共同参与,营造新型的网络广告治理格局,提高治理绩效。

1.将第三方监管纳入治理体系

市场经济中的中介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市场与社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环节,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条件。“中介组织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延伸;二是公共服务性组织;三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营利性中介组织。”[8]这三种形式的中介组织都可以成为行政监管的有益补充,而且按照市场运行规则设置、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监测机构,市场前景广阔,能发挥的作用也更大。可以说,建立行政监管为主,第三方中介组织为辅的监管网络,是对目前网络广告混乱状况进行治理的较为有效的办法之一。

2.发挥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

一方面,鼓励广大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权益组织,抵制和检举违法网络广告,补充行政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广告受众是广告社会监督的主体和重要力量。因此,加强广告受众接受真实广告信息权利的教育,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是置广告于广告受众的监督之中,对其进行全方位监督的前提。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对广告的全方位监督;另一方面,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暴光重大的违法广告,特别是虚假广告,及时警示消费者。

3.推动行业协会建设,加强行业自律

由于网络广告是一种新兴事物,目前尚没有专门性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人们对网络广告的认识也是深浅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行业协会可以准确、全面地反映行业成员的意见、建议与要求,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根据。因此,要推动行业协会向规则完备、职能健全方向发展,使其在政府和网络广告行业之间发挥好桥梁与纽带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加强行业自律,特别是ISP和ICP的自律,离开它,政府监管将显得势单力薄。

公共治理理论抛弃了传统公共行政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充分挖掘政府以外的各种管理和统治工具的潜力,并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它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就网络广告治理而言,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治理理念,强调服务导向,鼓励民众、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等,网络广告治理体系才能更加完备,并为网络广告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在此过程中形成动态的市场稳定与和谐的机制,从而实现我国网络广告由监管向治理的转变,最终实现善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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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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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德]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71.

[6]张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9.

[7]许亦宁.网络广告监管问题的思考[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2(12):37.

城镇化视角的城乡社会治理 篇9

1 中国城镇化的特征

目前, 我国现状城镇化速度趋缓, 人口的聚集趋向于空间、层级多元化。特征一, 从总体情况来看, 当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 在过去十年中, 城镇化水平提高了14个百分点, 户籍水平只提高了9个百分点, 户籍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依然非常严峻。同时, 必须看到农村人口数量依然庞大。特征二, 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发生变化, 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超过沿海地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这些积极的方面都表明我国发展重点正从沿海转向中西部。特征三, 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在跨省流动的8600万农民工中, 60%以上集中在19个城市, 对这19个城市来说, 农民工市民化是极其严峻的问题, 短期内解决几乎不可能。同时, 20万以上人口的小城市、小城镇已经成为人口聚集的重要层级, 特别是县级单元, 成为最近十年城镇化人口聚集的最重要单元, 这个比例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占到70%和60%。关注城镇化, 必须关注其层级上的变化和县域地区的变迁, 以及人在不同阶段做出的不同选择。

通过对全国20个县域城镇化情况的调研, 发现城镇化出现了一些人口向县城、小城镇聚集的新趋势特点。我国农业人口数量正在快速减少, 2011年, 我国的劳动力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 而且今后二、三十年将一直是劳动力增长数量的下行通道。另外从区域层面看, 中西部地区各省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越来越强, 五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过去全国大尺度范围的人口流动已经转向了区域内的近域流动。一方面是经济的原因, 但我认为其中的文化和社会因素更为重要。同时, 我们调查研究发现, 中西部地区农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数量已经低于在本地打工的数量, 这也是经济布局的全新体现。中国是一个有地域文化的国家, 地域文化特征会对人口和经济布局产生深刻的影响, 规划师作为城镇化的研究层必须关注这些影响, 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从未有过。

四川省彭山县五通村新农村风貌

实际上县域城镇化过程中, 我国2.6亿农民工目前将近50%并没有出县, 县是他们就业的最重要单元。同时从县级单位就业结构可以发现, 在过去10年当中, 县级单元的非正规就业增加了4500万, 但是单位就业只增加了500万。县域是小微经济和非政府经济的重要发展平台, 在吸引农村人口集聚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抚养人口的迁移开始出现, 过去是就业主导人口转移, 实际上现在已经进入一个社会服务和人口扶养安家需求主导的城镇化阶段。“如果说前20年农民工进城只是为了获得一份收入, 那么今天农民工更强烈的愿望, 是选择一个能安置家庭的地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调研中也发现, 已经有相当比例的农村人口在县城买房。我们在各地的城镇化规划体系中都遇到了一个问题, 农村按照统计还有大量的待就业人口, 中国的农业部门沉淀了过多的劳动力。按照这个思路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现实情况是从东部到西部, 南方到北方的工厂都招不到工人。按照全国宏观数据统计分析, 农村的劳动力有五千到六千万, 但是我们对各省的调研远远高于这个数字。比如四川、山东有1300万到1500万的兼业人口。我们在山东对三个县城企业单位就业的交通出行调查结果反应出大量的农村人口实际上是城乡双职, 在城里工作但仍然在农村居住, 总体上中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趋缓阶段。人口的聚集在空间和层级上越来越多元化。

城乡人口流动处于胶着状态, 进城农民落户意愿低, “市民化任重道远”。从某种意义上说, 提高市民化, 不如让农民工在城市滞留期间, 能够有平等的待遇, 包括保障和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农村或将长期存在。农村的价值随着现代化的竞争, 没有下降, 反而不断地提高。城镇化必须重视城镇服务与接纳, 尊重人的选择;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依然将长期存在, 并保持相当的规模;乡村的价值将会继续提升, 弹性城乡关系的建立日渐重要。

贵州省乌江镇泥沟新农村建设

2 当前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若干问题

社会治理的准确表达应该是社会发展与治理问题, 或者社会能量释放与治理模式的转型。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后, 社会结构已经严重失衡, 这其中包括人员的流动, 阶层之间的流动以及空间上的流动, 导致城乡之间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其根源在于社会治理模式。对此提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从“有效的治理推动经济发展”转向“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走了一条越来越单一化的治理模式, 就是说政府无处不在、无所不管、无限责任, 在这种模式下必然导致政府会去寻找更多的权利, 成为一种万能型的政府。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的活力会衰退, 民众的不满和依赖心理会越来越强。有专家非常刻薄地评价, “万能型的政府, 必然导致一个无赖型的城市”。治理模式的背后实际上是发展模式的问题, 当历史欠帐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连本带利一起偿还的时候, 将是一笔非常沉重的债务。这种发展模式必然导致城乡之间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一个好的体制到底是怎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从“有效的治理推动经济发展”转向“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说明治理的目标已经发生变化, 针对新目标如何建立有效的治理措施, 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 (或者“公域”与“私域”之间) , 存在着一个国家与社会都参与其间的区域, 此区域可被称为“第三领域”, 西方称之为“公共管理区域”, 在这个领域里国家和民间力量都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这一领域空间的扩展和制度化, 是中国政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区域该如何运行, 若其发生变化, 作为规划师要探索和思考如何应对。

3 治理体系的再认识

回顾规划学界2000年以来的一些研究, 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政府关系等政府层面上的研究;公共管理学界的研究则更多关注以人为本创新法制化等, 总结出了精英模式、多元模式、发展型政府等对中国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认识;社会学界更关注社会各阶层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曾有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说, 规划界的价值观和社会学界的价值观是高度接近的, 这说明社会学科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多启发。

从规划师的角度如何正确认识城乡治理体系, 首先我认为, 国家治理的三种力量——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既互补支撑, 同时也存在着非常剧烈的博弈。国家利用法律、军队、行政税收等手段来维护稳定, 促进发展。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来实现资本增值、优化资源配置, 其重要的表现形式是市场体系。社会的治理更多地是要通过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聚合来表达其诉求, 维护其利益, 从而获得一种博弈的平衡, 其平衡是互助跟维权, 是用约束来达到融合, 是一种共生的原则。当前我国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下, 理想的市场经济时期应该是市场与社会同样强大, 政府的权利受到更多约束。这三者各有各的逻辑, 国家的统治首先要有一个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要与市场有效地结合, 同时要对人的诉求给予法律上的保障和服务上的提升。总体上说, 服务型政府在未来三者之间应该趋向于压缩, 其重点应该放在公共管制和公共服务上, 权力边界应该是公共利益, 不应过多干预非公共利益相关事宜。社会治理在一个良性治理的结构中趋向于拓展其功能, 既要补偿市场, 又要逐渐向市场和国家扩展其领域。国家在四个现代化提出30多年之后, 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即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法治的建设、稳定的空间环境、人的流动以及相对稳定的物业产权关系和经济社会关系, 这些都是释放社会治理力量的重要方面。

4 城市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最重要的是两条平行线, 一条是国家为代表的法律和行政, 另一条是社会自治。国家和法律这条线, 首先要通过法律规范政府的行为, 权力必须在法律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法律要明确政府管什么, 明确职责和程序, 同时让政府发挥其作用。社会自治的作用日趋重要, 通过简单的人际关系来实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包括发挥对社会、政府的监督作用, 对资本的权益保障等。前年北京市规划系统开展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就是首都规划核心价值观的大讨论。在最后一次总结会上, 北规委领导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核心价值观撞上京沈高铁。这是典型的公共工程, 北京民众与高铁沿线民众对这一项目存在截然不同、剧烈冲突的价值观认知。所以我认为, 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和法治自上而下的作用, 同时也要释放社会自治自下而上的作用, 才能为社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社会自治的手段是多样化的, 我国长期的农耕社会形成了悠久的农民自治传统, 今天针对城市自治体系有很多情况可以分析和研究。社会治理最基本的价值观是维护公平和正义, 要强化社会纪律, 约束政府和市场。作为新型城镇化专业工作者的规划师, 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取向就是要促进城市实现接纳和融合, 要有利于推进乡村的维护和复兴。传统农业社区在中国社会还会长期地存在。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 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此外还要特别关注社会舆论。

中国的城市没有市民文化传统, 这一点和西方存在巨大差异。所以从社会治理角度和城镇化的背景来讲, 主要从四个方面关注城市社会治理。第一, 外来人口和家庭的接纳, 以及与社会的融合;第二, 人口的流动性和其流动过程中的市民化及公平待遇问题;第三, 低成本非正规跟过渡正规化管制之间的关系;第四, 社会服务均等化如何走向均衡化。

以重庆市为例, 在城市区域中存在多种类型的社区, 包括棚户区、安置区、普通商品房区、高档商品房区等, 每个社区的产生理由和运行特点都存在差别。其对人口的吸引力和人口结构也在发生明显变化。最为典型的是机关单位大院, 已经成为严重老龄化的社区。商品房社区是吸引外地中端人口的重要载体。在对渝中区的调研中发现, 很多老社区都表现出贫困化和贫民化的特征。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社区从住房、人口素质、收入和阶层就业状况等方面进行汇总, 发现其中两个最大差别:收入的差别、教育程度的差别。实际上30年的发展, 不仅没有消除这些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在加剧差异社会的隔离。从社会服务水平来讲, 沿海大城市、一线城市与内地中心城市还存在巨大差距。从布局的角度来讲, 中国的老城区一方面表现出本地居民的贫民化和高龄化;另一方面表现出低成本、相对优质的服务。调查显示, 在重庆最传统的老城区社会服务质量相对较高, 可以说是一种平衡。作为规划师, 既要关注国家发展, 更重要的要增强社会实践与微观问题的研究能力和观察能力。

另外, 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城中村的治理。城中村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区域, 其意义在于在城市内部维持一个低成本、高包容性的地区。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讲, 城中村对外来人口的包容及外来人口与原住人口的不同诉求在这里形成剧烈冲突, 另一方面却表现和谐。城中村的治理模式实际上是研究城市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案例。其包括三个特点:第一, 是依托物业租金的农村集体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 是政治社区合一的群体;第三, 城中村大多数居民游离于治理构架之外, 但是有更多的行业工会和同乡会在这里发挥作用。所以对于城中村的治理, 要避免纠纷, 用新的理念, 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去看待城中村的发展与改善。规划师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 要发挥应有作用, 把社区规划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其中, 尽可能维护合理的治理结构。

5 乡村社会治理

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农村和农业永远是重点, 但同时也要看到农村人口的大量减少, 村落的凋敝和衰落。从长远看, 农村的长久价值会不断提升, 从农业现代化来讲, 农业和小城镇是现代化的载体和重要支撑。从法理的角度来讲, 乡村治理是解决如何让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与法理达到平衡的重要手段。所以从法学观点上来认识乡村, 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庭是法律和政府的基本单元, 这是中国农村最传统、最基本的治理逻辑。同时乡村治理并没有影响法治, 即使在封建时代的乡规民约,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国家法律有密切的关系。

从过去我国百年历史中可以看到, 国家权力不断向农村渗透, 改革开放以后, 作为国家末端的治理单元, 我国村委会管理法明确规定, 乡镇政府和村政府、村委会之间是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 而不是领导关系。也就是说我国法律其实高度认可乡村居委会和村委会的权力, 但是这种权力并没有得到很好释放。其困境在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 乡村的经济场域和社会关系地域空间的一致性被打破, 其社会场域和经济场域的权力已经不再统一。还有人口、资源大量外流, 传统乡村自治体系破碎化等, 这些问题都是乡村治理中很难把握的问题。

乡村治理最重要的三个条件:第一, 要以法治和政府管制牵头, 法制要以习惯为基础, 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威权法制;第二, 乡村自治为支撑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协商式行政指引, 而不是命令式的行政控制;第三, 要认识到我国乡村的巨大差异, 特别是在自然条件上的差异, 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治理模式。

法律的制定将会出现违背村民公约的问题, 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就是如何实现双赢。乡村治理的模式要根据人口密度和自然条件进行分类。美国城市化的标准是每平方公里386人, 但是在中国大量的传统农业地区, 人口密度达到500到1000人, 对未来治理的影响很大。另外也要考虑人口流动对未来治理的影响。综上, 我国未来乡村的治理模式可分为三种:一是乡村工业化地区;二是传统农业地区;三是地广人稀地区。

6 规划师伴随社会治理转型

随着社会治理的转型, 规划师应该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空间规划起到相应的协调作用;关切城镇化中人的去向与发展的模式, 关切人口流动的服务与保障, 关切现代化目标下的城乡关系, 关切各阶层各群体的诉求, 关切城乡社会发展与建设, 从宏大叙事, 发展优先转向以人为本, 重视中观、微观的问题发现、状态描述与社区解析, 重视存量规划、问题导向, 用规划师的知识与智慧“解决”社会冲突与政治问题。

法治视角下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研究 篇10

1网络舆论的意义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平台,它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1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

现代社会需要网络舆论的监督,民众在网络上的发言揭露是许多现实世界的丑恶现象无所遁形的直接原因。传统的社会监督机制显然已经跟不上高速运作的社会速度。在网络面前几乎人人平等,微观生活中的普通个人生活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上被人围观讨论的典型事件,更不用说处在风口浪尖的社会人物的生活了。以往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有可能在网络中被挖掘出其牵涉在利益中的腐败行为,监督机制中的人员也处在被广大民众监督的地位,可以对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形成一个更加强大的震慑力,在信息化时代,网络的舆论监督发挥出的威力更加惊人,有时候甚至超出了纪检委的监督作用,对净化官场和市场起着重要的作用,网络舆论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

1.2促进社会信息交流与传播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少,各类聊天软件、贴吧、微博的出现使人们在网络上沟通更为便捷,网络信息交流成为新的交流方式。这种信息交流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也带动了人们对于身边事物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在信息泛滥的今天,信息的交流传播也推动了社会能量的散播,在网络上对于弱者的关注与支持是社会和谐发展不容忽视的强大动力。

1.3实现压力的合理宣泄

社会生活的快节奏给不少人带来了压力,在生活中、工作中难免产生不良的情绪和意见,当这些情绪不满无处宣泄时,就容易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是不利的。网络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场所,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使人们在发布消息,表达意愿的同时具有安全感。在网络信息中发布消息、回复消息可以慢慢平复情绪,而且在网络舆论中看到别人的遭遇也会产生对比与同情之感,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宣泄不满、寻求帮助,实现有价值的网络舆论监督,在舆论的压力下,相关部门也会尽快对相关问题采取解决措施。在网络舆论中,民众的情绪基本上能够得到合理宣泄。

1.4促进民众的参政议政

网络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容易获取信息,也使人们更加关心身边事。网络的普及推动了人们对于政治的关注,也使得政治决策更加民主。网民们在网络上交流对时政的意见与看法,这些看法有时也会被政府采纳,作为决策的参考。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通过网络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也表达了对社会发展的希冀和看法,网络上的参政议政,使政府与民众交流的壁垒被打破,二者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交流。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民主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民主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是网络平台为民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打开了一扇门,使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的政治抱负得以实现。民众的政治见解需要网络提供的平台才能实现话语自由,才能体现政治民主化,政府才能更好地倾听民众的心声,做出符合民意的政治决策,政治体系由此得以更加健康稳定地运行。

2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

网络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网络舆论可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民众的意愿可以得到有效的实现,在网络上被爆料的案例总能够得到热议,并推动案件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是网络舆论的有益方面。但是问题都具有两面性,在我们对网络舆论监督充满信心时,也要关注网络舆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如虚假信息、偏激言论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以及对监督造成的不便影响等。

2.1负面情绪的大肆宣泄

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人民生活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对于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部分地区的民众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弱势群体容易心理失衡,网络成为这些人情绪宣泄的场所,这样一来不平衡的感觉就不仅仅是个人意识,而上升为群体意识。对政府不满、仇富、仇官的民众在网络上互相呼应,在网络上形成不良的连锁反应,有时甚至采取非法的方式在网络上攻击强势群体,这导致了强弱群体在网络的舆论场上产生对立冲突,这样的对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2网络舆论的道德缺失

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使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也不担心身份被暴露。网络舆论主体在网络中便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个人,而成为虚拟的符号。在网络世界,人们不再具有现实社会的身份,如同披上了隐形的衣衫,隐去了现实的特征和标志。由于大部分信息发布不需要实名认证,因而在网络里不易了解发布消息的人的情况,而且在网络里人们精神松懈,基本上不会严守道德准则。这样一来,也容易招致许多问题,当出现虚假信息和偏激言论时,法律的规范几乎成为纸上谈兵,网络道德规范无用武之地,道德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网络舆论随之出现各类问题也是必然的。

2.3信息庞杂干扰网络治理

网络的开放性是网络舆论监督的一项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管理体制与机制却导致开放性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一把“双刃剑”,它起到了促进发展和冲击舆论体系两方面的作用。杂乱无序的网络信息和言论不免含有片面、主观的色彩,甚至缺乏真实性并极具煽动性,它们充斥着网络环境,影响着公众的视听与判断,也干扰了正常的社会话语体系,冲击着现有的网络舆论体系。以往在人们印象中起着正面作用的官方舆论在网络的信息冲击下,有些失去本来的色彩,甚至有些本来认为公信力极强的部门机构也因为网络信息传播中被爆料而失去公信力。如以前在慈善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红十字会,因郭美美炫富事件而引发了公众对于红十字会管理以及作为的质疑,以往的公信力已然不再;还有些慈善机构打着捐助善款的幌子提升名气,一旦被戳穿,民众的舆论大潮就会将其淹没,他们的伪善面具也会被揭去,而且被细数不作为。如果措施不当,慈善事业将会因负面言论而受到摧残,以后的发展堪忧。传统的治理体系中,官方一直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也对于发现的问题有较好的治理措施,但是在网络舆论面前,以往的监管治理已经起不到有效的作用,而且面对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舆论声音,治理起来也比较困难,阻碍了舆论监管的正常运行,这给社会秩序的平稳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与困难。

2.4网络舆论治理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网络舆论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但仍然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完善、立法内容针对性不强、实际运用过程中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首先,政府监管机构与网络用户之间的互动缺乏法律规范。政府监管机构对网络用户的监管依据还是以有关行政部门所制定的相关规定为主要内容,无法有效地规范网络用户的行为。其次,已制定的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效的联系,尚未形成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我国网络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大都针对某类网络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虽然相关法律法规众多,但法律法规之间容易出现内容重叠或者冲突,导致政府监管机构在运用法律法规对网络进行规范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征管监管机构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又使得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使法律法规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法治视角下网络舆论的治理

3.1健全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

网络在近几年可谓发展迅猛,网络舆论也在网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网络的发展,针对网络治理的法规法律及相关政策却迟迟得不到完善。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自由是其基本特点,但是自由是相对的自由,需要有法律的约束,不能任其泛滥,否则会产生许多问题,反而不利于自由的实现。我国处在法制完善阶段,许多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这样的空间会给不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政府应该针对网络舆论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分析,制定和完善网络传播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形成与网络发展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并对网络进行全方位管理,对相关网络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保护网络秩序的有序发展。

3.2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

在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网络舆论监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要真正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作用,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健全和完善网络舆论监督机制是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健全网络舆论监督机制,首先要将网络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进行有效的结合,充分发挥各种监督方式的特点,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进步。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网络舆论监督自身机制,就要协调政府、媒体和个人间的关系,建立有效的政府管控机制,促进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以及提高公民在网络舆论中的个人素质。

3.3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

网络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进行有关问题的讨论,网络舆论因此发展壮大。但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特别是我国目前缺乏完善的网络实名认证机制,申请网络账号基本上不需要实名认证,这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没有实名制的约束,发生网络纠纷时难以定位,也难以处理,在网络上的公告起到的震慑作用也不够强。要规范网络舆论,需要建立和完善网络管理机制。完善的网络管理机制会使网民在发表公开言论时提高自觉自律意识,也能减少不法行为的发生,对于网络上的谣言也较容易追根溯源,对于治理网络环境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3.4加大舆论暴力惩罚力度

在网络上虚假信息和暴力信息数不胜数,这些消息对于难辨真假的民众来说有时候会起到很大的煽动作用,有些民众甚至故意发布虚假消息以便从中牟利或煽动民众攻击社会。这样的行为不仅对网络环境是一种污染,也是对社会风气的一种负面挑战。面对网络舆论,我们需要认真加以甄别,细心筛选,对虚假信息和恐怖信息进行彻底的整治,不断加大对网络治理的惩罚力度,对于故意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暴力信息等言论的不法分子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惩处,同时也要完善惩罚机制,在法律的规范下最大限度地遏制不良舆论的产生与传播。

参考文献

[1]唐涛.网络舆情治理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2]岳名名.网络舆论监督失当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治理视角论文 篇11

关键词：财务舞弊；投资者保护；投资者赔偿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已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频率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特别是创业板更是财务造假的高发地带。同时，我国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低下，投资者利益不断被侵害。如何抑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加强投资者保护是我国证券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万福生科财务舞弊案例

1.万福生科财务舞弊介绍

万福生科是湖南常德一家稻米加工企业，2011年9月27日，它以每股25元的发行价成功登陆创业板，发行1700万股，共募集4.25亿元，曾被多家券商誉为“新兴行业中的优质企业”。在2012年9月，证监会对万福生科展开一次突击检查，发现财务造假的真相。万福生科于2013年3月1日发布自查公告称，2008年至2012年虚增营业收入9.28亿元，五年间虚增净利近2亿元，净利润缩水90%。

2013年5月10日，由于万福生科公司虚增利润，证监会对其处以30万元罚款，并对董事长龚永福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终身禁入证券市场。万福生科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审计机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及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等三家中介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分别被立案调查和罚款。2013年5月16日，深交所发布公告称，万福生科还有重大事项待查，当日股价较招股价跌53.6%。按照创业板规定，如果上市公司在36个月内连续三次被交易所公开谴责将退市。在2012年11月和2013年3月，万福生科已被深交所分别公开谴责两次。如果此次被查出问题，并受到交易所的谴责，公司将面临退市。

2.万福生科财务舞弊的启示

其实很多上市公司在上市的阶段或者上市以后，都会对业绩做一些粉饰，会有所调节，但是万福生科让投资者震惊的是，不在于它调节的艺术有多高超，而是它造假持续时间特别长，虚构利润数额巨大。如此造假，导致万福生科的投资者损失巨大。截至2013年5月16日收盘时，万福生科股价为5.65元，复权价格为11.6元，较招股价下跌53.6%。2013年5月10日，中国证监会在北京宣布了对万福生科的处罚，同时被处罚的还有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处罚公告被解读为证监会查处财务造假行动的开端，这是首例创业板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的案件。根据此前深交所出具的创业板退市规则，万福生科仅凭财务造假就有可能触发退市条件。那么，对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如何治理才能更大程度上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呢？在万福生科造假的事实面前，证监会已经发布的各项措施显得力不从心，对于财务舞弊的预防和治理依然是证券市场的重点。

二、 基于投资者保护视角的财务舞弊治理

证券市场的基础是投资者，如果不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重视弱势的投资大众只会让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望，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会不断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因此，为了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必须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进行深入治理。

1.暂停上市与退市机制的启动

依据深交所2012年的《创业板上市规则》修订版，创业板的退市机制早已推出，但一直没有启用。当人们都在关注谁将成为创业板第一只退市的股票时，万福生科偷偷地存活下来，至于退市机制没有触发的原因，证监会和交易所并没有解释。万福生科是否退市，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开始的时候以高价去认购，财务舞弊发布后股价下跌，如果企业此时退市，投资者就要承担巨大损失。那如果企业不退市，更多的投资者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证券市场的投资文化永远都建立不起来的。如何处理这种两难的状况，香港证监部门的事例可供参考。福建一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叫洪良国际，上市以后，香港的证监部门发现它上市造假，上市了三个月就当场让它暂停，该公司上市圈了10个亿，证监部门让它用这10个亿，把所有股民的股票回购过来，赔偿投资者的损失，然后让它退市。因此，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为了资本市场的繁荣，对于如万福生科这类已经违反《证券法》，《公司法》进行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应该暂停上市，责令赔偿投资者的损失，直至启动退市机制。

2.保荐机构连带责任的追究

在万福生科欺诈上市中，证监会已经对保荐机构平安证券给予警告，并没收其万福生科发行上市项目的业务收入2555万元，处以两倍也就是超过5000万元的罚款，并暂停保荐资格三个月。同时，平安证券在深圳提出设立3亿元投资者损失赔偿基金，为错误“买单”。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由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再向相关责任方追偿的情况，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尚属首次。尤其当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损失无力赔付时，保荐机构连带责任的追究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我国证券市场应该从法律上建立上市公司保荐机构追偿制度，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3.投资者赔偿机制的建立

从各国证券市场的规定可以看出，将投资者的保护放在第一位是一个健全、成熟的证券市场的重要标志，民事赔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投资者的保护更是至关重要。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涉及面广，上市公司本身、以及包括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还用证监会都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对于投资者的赔偿也应包括这些责任者在内。传统的民事诉讼模式单独诉讼和共同诉讼并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小投资者，所以除了上市公司承担主要损害赔偿责任，不足的部分再由保荐机构和负有责任的其他中介机构赔偿。通过投资者赔偿机制的建立，补偿投资者由于上市公司财务欺诈所遭受的损失。当前，我国并无专门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范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充分。因此，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进行投资者赔偿机制的建立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显得尤为重要。（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1]全金环，吕雯.浅谈上市公司退市对中小股东利益之保护.科技与企业[J]，2013.

[2]陈哲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舞弊的问题探究.商业经济[J]，2013.

社会隐性契约视角下财务治理分析 篇12

在社会隐性契约中主要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 反映在政府的强制性法律制度以及企业的道德只度对社会的影响。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是提供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不了或满足不了的社会公共产品的公共服务,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 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等的竞争条件:第二, 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建立科技基础研究, 为社会提供市场机制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第三, 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 完善社会保障事业,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努力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第四,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使市场主体能够依据政策、信息自主决策:第五,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 缓解和化解利益失衡情况, 使公民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建立新的和谐机制。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 主要表现在: (1) 企业改革与环境以来之间的冲突。企业改革需要政府的支持与配合, 但又不免陷入怪圈, 即干预多了企业有成为政府的附属物。 (2) 企业纳税与政府政策的冲突。企业纳税筹划的原则与方式有许多, 涉及企业的现金流量、股利政策以及财务战略等许多问题, 但向政府交税又是必需的, 两者不免会有摩擦与冲突。 (3) 政府干预企业经营的风险。政府的行为与政策对企业来讲, 照样会有风险, 特别是敢于国有企业过多的话, 影响企业进一步的发展。地方保护主义也只能使一小部分企业受益, 但破坏的却是市场的秩序。下面企业纳税与政府政策之间收益矩阵来简要分析他们之间的静态博弈关系, 其重复博弈模型类似于企业与员工重复博弈模型。 (见表1)

表1的博弈矩阵分析:R为企业正常经营正常纳税后收入, T为政府在正常情况下税收收入, B为企业偷漏税额外收入, A为政府在企业偷漏税没有进行惩罚 (也就是没有发现) 时损失税额, C为发现企业偷漏税时政府对企业的罚款收入, D为政府为了查处企业所付出的成本, 也就是说, 只要政府选择惩罚就要付出成本。从收益矩阵可以看出, 企业只有在R+B-C<R, 政府在T+C-D>T时, 企业才会更少的偷漏税, 政府才会更有动力去查处偷漏税企业。这里不存在纯策略的纳什均衡, 但是, 由于政府和企业会随机选择不同策略的概率分布, 则该博弈可以存在一个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

假设政府分别以r和l-r的概率选择惩罚和不惩罚:企业分别以θ和1-θ的概率选择偷漏税和不偷漏税。根据博弈论, 政府选择惩罚的概率一定要使企业选择偷漏税和不偷漏税的期望收益相等, 即

经营者选择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概率一定要使股东选择监督的期望与选择不监。督的期望相等, 即

根据 (1) 和 (2) 可以得出:

由于所以上述博弈的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是政府以r·的概率选择惩罚, 企业以的概率选泽偷漏税。政府选择惩罚的概率受到C和B的影响, 如果C越小, 而B越大, 即政府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处罚越少, 企业所得的收益越大, 那么企业选择偷漏税的可能性越大, 致使政府不得不选择惩罚策略:如果C越大, 而B越小, 那么政府选择惩罚的概率将降低。企业选择偷漏税的概率则受到A、C和D的影响, 如果D越大, 而A和C越小, 即企业偷漏税的可能性越大, 但政府也会倾向于选择惩罚策略, 因T+C-D>T, 所以企业选择不偷漏税的概率就会加大;但是如果D减小, 而A+C增大的话, 那么企业选择偷漏税的概率就会降低。如果政府的惩罚概率r<r·, 则企业的最优选择就是偷漏税:如果r>r·, 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偷漏税;如果r=r·, 则企业可以随机选择两种策略。如果企业选择以偷漏税的概率θ<θ., 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不惩罚:如果θ>θ., 则政府的最优选择是惩罚;如果θ=θ., 则政府可以随机选择。

二、完善财务治理机制的对策

在企业实际运营中加强对人力资本、融资结构、企业整体绩效等激励状况以及监督、利益相关者和谐程度、信用评级体系、信息披露有效性等监控状况相关指标的科学构筑与管理, 发挥其对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 相关人员通过分析企业激励监控各个方面更好的了解评判一个企业。针对本文契约各方博弈分析, 各企业应加大改进力度, 包括:

(一) 强化和改进财务决策机制

财务决策机制作为财务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重大财务行为的引导和规范机制。财务决策机制主要是基于股权契约来决定的, 因为股权契约一旦形成, 那么决策主体也得以产生, 包括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等获得相应决策权, 所以完善财务决策机制就应从股权契约角度出发, 首先应对各决策层的权利和责任的划分, 充分发挥中小股东和基层员工对企业财务决策的影响作用:其次是应正确区分各种财务决策的类型, 并在集体决策基础上强化个人权责以提高财务决策的效率。

(二) 健全和完善财务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

财务激励机制是现代公司治理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而一个有效的监控机制又是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报酬契约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财务激励机制, 而股权契约、债权契约和社会隐性契约是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监控机制, 基于企业契约对财务监控激励机制的完善措施具体包括:

1、改进财务内部监控激励机制。

(1) 加强监控者参与监控的动机和能力。一是激发监控者参与监控的动机, 这里的监控参与者主要由股权契约中的股东和报酬契约中的员工组成, 他们具有相当的参与监控的动机。但仅有这个还不够, 还必须通过一定的激励手段, 如将其报酬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 来进一步激发监控着参与监控的动机, 因此针对董事和监事制定切实可行的激励手段成为必要。另外, 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员工最好是那些对公司有长期打算, 且在企业工作了较长年限的员工, 他们最可能把企业当做家。二是加强监控者的监控能力。监控着自身要努力学习业务, 钻研管理技术和方法, 掌握作为董事、监事应具备的知识。企业和社会也要有组织地对股份公司的董事、监事们进行与行使自己职责的相关知识教育。事实上, 这己成为一种当务之急。 (2) 报酬契约中经营者与员工的业绩评价必须与其报酬计划紧密结合。完整的业绩评价系统包括指标设计、目标值确定、实际业绩取数和报酬计划设计, 作为业绩评价系统的关键环节之一, 经营者与员工的报酬计划应在经营者与员工聘任之前, 作为业绩评价方案的一个环节加以考虑。在报酬计划所带来的物质激励以外, 经营者与员工的激励机制是多方面的, 如经营者对于权力、成就感会有更强的追求动机, 出色的工作成绩同样能迅速提升其人力资本价值等。但经营者的工作是非程序化的, 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客观存在, 关键利益相关者很难准确的定义经营者工作应完成的目标, 这为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契机, 经营者可能有决策失误或者利己行为而损害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种目标不一致以及由此带来的危害要求将经营者报酬与业绩评价结果密切联系起来, 由于业绩评价指标反映了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将考评结果与经营者个人利益挂钩是促进目标一致的有效激励手段。为了更有效地激励约束经营者行为, 经营者报酬要具有多元化和激励性的特征。所谓多元化是指经营者报酬中常常包括固定收入〈如固定工资) , 也包括不固定或风险收入 (如奖金、股票等) , 既含有现期收入, 也含有远期收入〈如股票期权、退休金计划等〉。所谓激励性, 是指风险收入在整个报酬数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 改进公司治理的组织和制度设置。要加强监控者对公司管理行为的了解, 提高其评判信息和作出判断的独立性以及增加调控管理行为的手段, 还必须从公司治理的组织模式和制度设置上得到保证。一是在组织设置上赋予监事会直接调节经营者行为的能力和手段。二是确定董事和监事能定期获得公司信息的报告制度, 明确公司管理控制系统中的哪些信息可以被董事和监事查阅。三是增强董事会监控工作的独立性, 防止董事会被执行董事操纵。四是增加监事会监控工作的独立性。监事的聘用以及员工监事在公司的报酬与聘用等应得到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批准。 (4) 完善公司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提高公司内部监控效果的重要途径就是努力提高被监控的管理行为的可规划度、可观察度和结果的可测量度, 从而改进监控者进行事前监控、行为监控和结果控制的能力。内部管理控制系统不完善的企业是难以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机制的, 在这样的企业里, 通常很难对公司记录的全面性和真实性进行检查, 更难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监控。因此, 要在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建立有效的内部监控机制, 必须搞好企业的基础管理工作, 建立一个完善的、全面的内部管理控制系统, 这个系统包括各种规章制度、标准、计划、方案的记录及其执行情况和财务统计结果等。完善的内部管理控制系统本身也体现了公司管理水平的好坏, 它是监控者及时了解公司管理情况的信息来源。

2、建立和完善财务外部监控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