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安全模式（精选12篇）
行为安全模式 篇1
煤矿生产的安全管理不仅关系到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 对于实现我国的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为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 我国的煤炭的安全生产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通过引入行为安全管理模式的概念, 并集合其在我国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对基于行为安全模式的煤矿安全管理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
一、行为安全管理模式简述
1. 行为安全管理模式概念
在进行行为安全研究的工作中, 大多数企业均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不安全行为”的研究方面, 但却忽略了员工在进行行为安全研究工作中自身出现的相关错误, 所谓行为安全管理是建立在行为安全分析理论上的一种安全管理办法, 通过纠正人们自身的不安全行为, 促使人们养成安全的行为习惯和意识, 从而提高相关企业或组织的整体安全水平[1]。
2. 行为安全模式应用于我国煤矿安全领域中的现状
近年来, 行为安全模式应用于我国的煤矿安全管理中已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引进基于行为安全模式下的煤矿安全管理办法的企业, 其安全事故也在逐年减少, 在行为安全模式建立的过程中, 煤矿企业的安全管理理念仍存在较大的误区, 在实际生产中, 大多数煤矿企业过度地重视无事故目标, 而对于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安全隐患却不具备相应的重视程度, 在缺少了“防大于治”的生产理念的情况下, 阻碍了煤矿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同时也为实现煤矿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较大的阻力。
3. 煤矿员工安全行为管理分析
煤矿员工的关键行为对于煤矿的安全管理具有重要影响, 所谓关键行为是指在员工从事生产的过程中, 可能导致不安全的、危险的煤矿事故的相关工作行为, 这些行为包括了可能引发较大安全事故的工作行为以及在事故中不利于较少相关损失的行为。因此, 通过对煤矿员工的安全行为进行分析, 可以有效地降低煤矿事故发生的可能性[2]。
交流安全行为是指企业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对具备煤矿安全生产行为的员工进行适当地奖励和表扬, 并将其相关的安全生产行为进行分享以提高企业生产安全性的具体措施。通过对员工在不同生产环节中的行为进行分析, 可以使煤矿企业详细地掌握员工的综合安全意识和和具体的生产行为, 从而保证煤矿产业得以健康发展。
二、基于行为安全模式的煤矿安全管理措施
1. 加强煤矿员工的安全教育与培训工作
加强煤矿生产企业中员工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是加强煤矿安全管理的重要措施。首先, 煤矿企业需要定期开展对员工安全生产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 从而为其煤矿生产工作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其次, 煤矿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安全管理现状, 有针对性地开展提高员工安全意识的培训工作, 对于煤矿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点要进行详细分析, 使员工对相关的危险源具备深入的了解, 从而使其能够按照相关的安全生产标准进行危险性较高环节的作业[3]。
2. 加强煤矿生产现场管理
加强煤矿生产的现场管理是将行为安全模式应用于煤矿安全管理中的有效方法。煤矿企业中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技术人员需要通过对煤矿生产或施工现场进行定期视察, 并对于员工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操作行为进行及时纠正, 从而确保煤矿生产的相关工作可以再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另一方面, 对部门负责人和技术人员自身而言, 在定期对煤矿生产的相关设备进行维修和养护, 从而为煤矿的安全生产提供的良好的技术和设备支持的同时, 也需要不断丰富自身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 通过提高自身在管理和技术方面的相关能力, 从而使得煤矿管理工作得以健康、有序地进行。
3. 建立健全的煤矿安全考核体系
建立健全的煤矿安全考核体系并完善煤矿企业的奖惩制度是将行为安全模式与煤矿安全管理进行有机结合的必要措施。首先, 煤矿企业应该对现有的人员晋升和考核制度进行分析, 并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改善, 从而为煤矿员工的发展与晋升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其次, 煤矿企业应该建立并完善其自身的激励制度, 通过一些列的激励手段来调动员工对安全生产工作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使员工内部形成对企业的向心力, 共同为煤矿产业的安全管理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4]。
4. 建立新型煤矿安全文化
所谓企业文化是指在企业内部由价值观、信念、仪式或处事方式形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企业文化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动力, 对于促进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煤矿企业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 从安全管理的角度出发建立新型的安全生产文化, 从而提高自身在行业中的影响力。通过建立以“安全第一”为主要思想的企业文化体系, 不仅可以从提高员工安全行为意识方面促进煤矿生产的有序进行, 同时对于整个煤矿产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行为安全管理模式的概念进行分析, 并结合行为安全模式在我国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从加强煤矿员工的安全教育与培训工作、加强煤矿生产现场管理、建立健全的煤矿安全考核体系以及建立新型煤矿安全文化等方面对基于行为安全模式的煤矿安全管理进行了具体研究, 可见, 未来加强行为安全模式在煤矿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力度, 对于促进我国煤矿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同性.基于文化塑造的煤矿本质安全管理研究[D].中国地质大学, 2012.
[2]赵淑梅, 贾明涛.基于行为安全模式的施工安全管理研究[J].建筑安全, 2008, 2 (11) :41-43.
[3]蔡林沁, 谢阅, 李凤保.基于Web混合模式的煤矿安全管理信息系统[J].工业控制计算机, 2002, 8 (2) :7-8.
[4]张建国.煤矿矿工违章行为管理对策研究[D].河北工程大学, 2013.
行为安全模式 篇2
（一）基本概念与假设
1．行为与行为反应模式：有机体在接受外来刺激后，经过记忆储存室中的学习经验，知觉力以及自我认同的过程，而做出最后的行为决定，最后有机体的行为反应发生；
2．人性观：人是被环境和遗传决定的反应或有机体；人既是生产者，也是环境的产物；人的行为是有规律的；人的行为是学习来的。
3．基本假设：①强调可观察的行为，行为是指一般性的行为包括思想情感和身体动作。行为的变化由案主的成熟，学习和中枢神经的变化而来。②行为可分为操作性行为与反应性行为③行为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有引发行为的前因与维持行为存在的效果反应④重视与问题相关的当前行为，直接以案主的偏差行为或症状作为治疗对象。
（二）基本方法与技术
1．收集基础资料：案主当前面临问题有关资料，为以后的治疗以及治疗效果评估提供依据；方法：观察和记录；在观察时，工作者有几种方法可以选择：①固定时段观察。工作者选择与案主行为相关的某一个或几个固定的时段察。②随机时段观察。工作者随机抽取某一时间，对案主的行为进行观察。③联合时段观察。即工作者采取固定时段观察与随机时段观察相结合的办法。记录是指工作者将观察到的案主的行为情况以文字、图像或者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来。记录的主要内容包括：行为的次数或频率，行为出现的时间，行为的强度等内容。
2．设计评估方案：是治疗前所必不可少的步骤，评估方案的设计有利于：检验治疗的效果；指导治疗工作的开展；提高治疗的科学性、客观性。设计评估方案可分为三种：
(1)A-B设计(又称前——后设计)：A代表治疗实施前的观察记录，B代表治疗后案主的行为记录。但是即使B的情况和A相比有明显的改善，也不表明改善是由于治疗引起的，因为还可能有一些治疗外的因素引起了案主行为的改变。所以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方便，但可信度不高。(2)A-B-A-B设计(又称逆转设计)：就是在第一个A-B阶段完成后再加入第二个A-B部分。如果由于治疗的介入而导致了案主行为的改善，而当治疗撤除后，行为又回复到原来的情况，表明治疗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原因。在治疗的有效性确定后，再继续施行第二个阶段的治疗；(3)多种基础设计：在该设计中，只有其中一种行为或其中一个人的行为先行接受治疗，其他的行为或其他人的行为仍然做基础性的观察和记录。①一个人的几种行为②几个人相同的行为③同样行为在不同时间、地点的表现
3．治疗的方法与技术：行为治疗模式特别注重治疗的方法与技术的运用，并且力图用科学的方法发展特定的程序，这是该方法的优点之一。(1)操作性技术：操作性技术主要处理与有条纹肌肉和骨骼系统有关的自发性行为。例如走路、谈话、工作、学习等。具体可分为：正增强法；负增强法；差别增强法；消除法；反应塑形法；惩罚法；分解法共七种。①正增强法：在某种行为发生之后给予奖励性刺激，以增强或维持某一理想的行为。其功能是促进该行为的增加。②负强化法：目的与功能与正强化法相同，区别在于不是给予正面的奖励，而是在行为发生之后，马上给予案主减少原有的痛苦，或使之避免原有的厌恶刺激，即负性奖励。③差别增强法：在理想行为出现时给予奖励刺激，在不理想行为出现时，扣除原先的奖励刺激，可以增强或维持理想的行为，同时减弱或消除不理想的行为。④消除法：当某种行为出现后就扣除原有的奖励，以减弱或消除不理想的行为。⑤反应塑形法：也叫相继渐进法。在出现近似目标行为时给予奖励，以建立新的目标行为。介入方法可以分为以下步骤：第一，订立目标行为。第二，选择有效的奖励刺激方式。第三，找出与目标行为相似的行为。第四，奖励基本行为。第五，逐步奖励近似目标的行为。由基本或容易处开始。第六，如做出非近似目标行为时则停止奖励。第七，奖励目标行为。⑥惩罚法：在不理想行为出现之后给予厌恶刺激，以减少或消除该行为的发生。⑦分解法：把所需要完成的目标行为分解为一连串的程序或步骤，使案主能循序渐进的达到目标。必须先制定目标行为，再按案主能力分解。
(2)反应性技术：反应性行为通常是与反射性反应和非自主性行为有关的，例如内分泌、焦虑、性冲动和不随意肌肉的活动，包括流涎、眨眼和抽筋等。反应性技术大部分都是受古典性条件制约所启发。①反制约：是用一新的制约反应取代原有的不理想的制约反应，而新的制约反应正好与原有不理想的制约反应相反。②系统减敏法：让一个原可引起微弱焦虑的刺激，在案主面前重复暴露，同时案主以安全放松予以对抗，从而使这一刺激逐渐失去引起焦虑的作用。步骤：松弛训练，设计焦虑等级量表，系统脱敏。③嫌恶疗法：厌恶疗法是通过附加某种刺激的方法，使案主在进行不适行为时，同时产生令人厌恶的心理或生理反应。如果反复如此实施，使不适行为与厌恶反应建立了条件联系。④泛暴疗法：泛暴疗法包括想象的和真实的两种，前者称为内爆疗法，后者叫真实接触。让案主想象或真实地面对大量引起他恐惧或焦虑的刺激，直至他最后惯于这些刺激为止。(3)综合性技术
①自我管理与引导：1教导案主学会面对困境时的处理方法与技术。2包括：自我约定：指案主自己制定管理计划，选择可行目标。自我监控：正确而详细地观察与记录自己的行为。行为日记是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案主自己将与计划相关的行为记载下来，并对相关的因果关系加以评论。自我酬赏：当案主完成计划中的某一目标后，可以进行自我酬赏，强化案主的自我管理与引导方式以及改变过的行为。②示范法：1人不是单靠试错的方式学习，人能通过感应方式代入学习过程，所以观察学习和模仿也是学习行为的一个途径。2类型：现场示范：案主和示范者处在同一时间、空间内，案主观察示范者的行为。现场示范对案主的影响最大，案主模仿的可能性也最高。象征性示范：又称符号示范，即示范者的行为显示在影片、录象带、录音磁带等记录装置上，对案主的影响力没有现场示范的大。内隐性示范：想象中的行为。3结果：学习新的行为技巧并表现出来；抑制恐惧反应；促进反应的发生，③果敢训练：1是行为治疗最常见的一种社会技能训练。2目标是：提高案主在某一情境中采取果敢行为的能力。引导案主能够敏锐地觉察到他人的感觉或权力，并做出适当的反应。不是要去攻击别人，而是使案主能够畅快地表达感受和想法，提高自信心和自我形象。④松弛训练法：1主要是教导案主如何应付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该方法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放松肌肉和心境。松弛训练法常常与其他方法结合起来一起使用。2分为三种：深度肌肉松弛法：是通过收紧与放松身体不同部分的肌肉以使人更好地体会其肌肉的紧张与放松状态，并学习放松全身的肌肉。直接松弛法：直接让每组肌肉顺乎自然地慢慢放松。练习时省去收紧肌肉的部分。意象松弛法：通过想象处于一种舒服与安静的状态中，以此放松自己
⑤多模式治疗法：1多模式治疗法的理论前提是人类的复杂人格可分为七个主要要素：
B＝行为，指外显的可观察测量的行为； A＝情感反应，指情绪、心情与强烈的感觉；
S＝感官知觉，指五种基本知觉：触觉、味觉、视觉、听觉、嗅觉。I＝心像，指案主如何看待白己，描述自己；
C＝认知，指有关形成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态度及信念的洞察力、哲学观、意见及判断力。
I＝人际关系，指与别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D=药物、生物功能、营养以及运动，该要素所包含的不只是药物，同时考虑个人的饮食习惯和运动型态。
2五项原理：人们的行为与人际互动行为都脱离不了BASlC ID这七个要素的领域；这七个要素彼此相关，必须视为一个互动的系统；有系统地评估这七个要素及它们之间的互动情形，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完整的治疗法涉及必须矫正这七个要素中的特定问题；心理困扰是诸如感觉的冲突、认知的误导、缺乏人际技巧、外在存在着压力源等因素下的产物。
3治疗过程：首先要广泛评估案主在七个要素方面的功能状况。其次检查不同要素问的互动关系，目的在于找到困挠案主问题的症结点，使工作者更加充分地了解案主。并设计出有效的应对策略。最后，根据案主独特的不同需求与期望，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多模式治疗法在治疗技术上采取折衷主义，即他们只使用那些对于特定问题已经证实具有疗效的技术。
4．增强物的使用与强化程序：
浅议物权行为变动模式 篇3
关键词：物权法物权行为模式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例
目前国际上物权变动模式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主要代表是《德国民法典》，有以下三方面内容：（1）债权契约发生的债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由于物权变动造成的。（2）与债权契约相分离的存在一个物权契约，必须借助独立于债权契约的物权契约是基于物权变动的后果发生了改变。（3）除债权契约和物权契约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方可最终引起物权的变动；二是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主要代表是《法国民法典》，主张当事人双方就其标的物及价金达成合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依法由出卖人转向买受人；三是以瑞士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主要代表是《瑞士民法典》，主张“为取得不动产所有权，须于土地登记簿上加以登记和“动产所有权的让与，应将其占有转移于受让人”。
二、三种物权变动模式具体比较
1、在经济发展状况方面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产生于1804年拿破仑时期颁布的《法国民法典》，而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产生于1900年德国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从而是工业化水平在规模和社会化程度上有很高的水准，让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了工业化、商业化国家，催生了信用交易的发展，从而让债权和物权职能相互分离，使交易界出现了对于形式主义的要求。
民族精神方面
法国和德国的民族精神截然不同，法国人素有崇尚个人主义的传统，尤其在大革命之后，个人思想极其活跃，绝对权威相对自由，国家对个人的干预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成为法国民法典制定的最高价值追求。而德国素以绝对主义著称，理性思维高于一切，该思潮对其有着深远的影响，普芬道夫曾经试图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建立的定理出发，争取逻辑一体化，从而逻辑成为了德国明法的最高境界，物权形式主义就是该思潮的产物。
3、传统法律方面
在法律方面上，法国和德国的民法都深受罗马法和日耳曼法的双重影响，而瑞士的债权形式主义是对法国和德国两种模式的折衷。不管是从以严格著称的罗马法还是以习惯法形式的日耳曼法，都无法得出意思主义模式的结论。以物的所有权变动为例，罗马法强调表示一致，形式严格。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突破了传统法律的界面。
三、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考量
物权变动模式的深受国家社会经济状况、法律传统和在民族精神的三重制约。要确定我国物权变动模式，就必须对我国的相关情况加以研究和论证。主要在如何保护权利人、第三人以及物权受让人，这三方面做出论证。
在权利人利益保护方面
物权变动就发生确定的、终局性的效力是在权利人受领交付或登记后。但是债权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效果相对一致。对于债权形式主义来讲，可以依据达成的合同形成债权形式主义，但是发生效力时不可对抗善意的第三人，当然物权请求权的效力远远强于债权请求权。对于债权意思来讲，是从物权形式主义衍生出来的一个抽象的物权合同，让两者之间变得毫无关联，达不到影响物的所有权转让的效力。综上可知，在保护权利人利益方面，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比对保护权利人更有利。
在第三人利益保护方面
在第三人利益保护方面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去考虑，一是要有各种保护思路举要，主要觀点是在物权变动中，应当以物权行为理论为主，善意取得制度为辅，公示公信为基本原则，建立保护的基本规则；二是关注各种保护思路之局限性主要观点是仅仅着眼于第三人的保护忽视了物权变动的保护，没有连续性。其次大多数物权变动是建立在法律行为之上，忽视了非法律行为对第三人的保护。
四、债权形式主义模式——我国立法的选择
首先，我国的社会背景决定了物权法的立法模式，必须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由于我国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伴随社会化大生产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商业市场在我市场交易中逐渐成长，信用交易、契约交易、融资租赁成为我国现代金融交易的主要形式，虽然德国模式的背景和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国不能采用德国模式，也不能完全照搬法国和瑞士的模式。
其次，我国的立法传统和物权法目前的调整流转关系都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以债权债务的立法模式形成。物权立法行为的变动大多数是由于合同行为造成的，采用债权合意交付、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双重要件。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二款规定：“按照合同和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国具有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传统和立法观念。
再次，从我国民众法律观念上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一向都是高于私人利益。尽管在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降低到最低的限度范围之内，同时我们都承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可以完全限制私人利益。（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范振远、谢晓琴：《浅论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物权变动模式》，《法制与社会》，2008.12（下）。
[2]刘玉章：《浅议物权变动规则》，《科技信息》2008第23期。
行为安全模式 篇4
关键词：行为安全管理,高校,安全稳定
人才培养是强国的基石,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在国民建设、社会稳定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维护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内容, 也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近年来, 国内外形式复杂多变,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给高校安全稳定因素带来更多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 “确保安全稳定”已成为新形势下高校的一项经常性、棘手性工作难题。新时期各高校如何建立维持安全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确保高校安全稳定已然成为每个教育工作者需要直面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将行为安全管理模式 (BBS) 引入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 对高校安全稳定工作新模式进行探讨。
一、当前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存在困境
高校安全稳定问题作为整个社会稳定“晴雨表”和“风向标”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新时期、新环境下不稳定因素的增加, 高校安全稳定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和工作难度。
1.敏感事件多、偶然性大
新时期、新形势下, 高校不稳定因素逐渐增多, 大学生个体、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大到国际争端、历史问题, 民族矛盾, 小到个别社会事件等都有可能导致不安定事件的发生。诸如南海局势, 钓鱼岛, 复旦投毒事件等在高校和大学生中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反应。
2.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难度提高
大学生作为一个新型群体, 一方面乐于勇于接受新鲜事物, 另一方面又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不坚定, 不冷静, 缺乏全局观。因此, 准确把握大学生思想动态难度加大。其次, 随着经济的发生, 社会的进步, 大学生日益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对社会的认同, 国家统一自强, 买房难, 贫富差距大等社会现象影响范围很广。
3.安全稳定工作盲目, 缺乏指导
高校安全稳定工作缺乏健全的机制、有效的预防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工作的开展更多的依靠紧急会议, 紧急部署, 临事人心惶惶, 临时抱佛脚, 处理相关事件缺乏主动性和指导性。
二、行为安全管理 (BBS) 的概念及管理模式
行为安全管理 (Behavior Based Safety) 是当前国内外采用的先进的安全管理模式, 其核心内容就是从人的不安全行为着手, 促成安全意识的养成, 做出安全行为;过程可以归纳为:行为——诱因——干预——结果——反馈。
行为安全管理运作模式总体上包含: (1) 明确关键行为。通过对以往事件的分析, 确定哪些不安全行为容易发生, 并且容易导致事故, 将其确定为关键行为。 (2) 传达安全行为的要求及正确的实施方法。事先告诉正确的行为和要求, 形成必须安全的先入为主的思想氛围。 (3) 成立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保障, 是管理模式运行的基础。 (4) 观察不安全行为并收集数据。进入一线场所了解一线资料, 对正确的行为给予激励, 对不安全行为出现时进行纠正或指导, 对不能现场解决的问题记录下来。 (5) 理论分析。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 提出解决办法。 (6) 过程干预和结果反馈。适时地调整管理模式, 并对个人行过程干预, 组织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反馈结果, 尽行下一个循环。
三、行为安全管理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应用的优势
1.明确学生关注的重点, 有的放矢
行为安全管理 (BBS) 要求明确关键行为, 引申到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 就是要求深入到学生中了解情况, 明确定义那些事件或者内容容易产生不安定的因素, 诱发个人, 群体事件, 就能在第一时间确定应急的级别, 使工作开展有的放矢。
2.从“怎么管学生”到“告知学生怎么做”
事先传达安全行为的要求及正确的实施方法, 也即是管理模式的转变。从事情发生后机械的管理学生怎么去做到事前告知学生应该怎么做, 这恰恰体现了事前预防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在有些事情发生后, 如果一味地想着怎么去隐瞒、遮盖, 就会让虚假信息先入为主, 各种猜测不胫而走, 以讹传讹, 尤为可怕, 必然造成事后再教育付出更大的代价;如果主动说明事情的实际情况, 形成认识此次事件的思维定势, 谎言自然不攻自破。
过程干预的形式多, 效果好
过程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而高校在安全稳定工作中的过程干预有其自身的优势。相对独立社会环境, 相对较高的学生素质, 纯洁的师生友谊, 畅通的联通渠道都有利于过程干预的有效措施。完善的班级队伍建设, 先进的党支部, 丰富的学生社会团体, 都对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起着巨大的保障和推动作用。
四、行为安全管理模式在高校安全稳定工作中应用的注意事项
1.正确看待日常教育和管理模式的关系
管理模式终究是一种体制, 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 不能取代其他工作的开展;日常教育是实现模式的途径和基础, 二者相辅相成, 密不可分。
2.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走进学生, 了解他们思想动态, 是行为安全管理模式的前提;开展日常教育, 告知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是基础;进行过程干预, 改变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补充和保障, 这三个关键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长期大量细致的工作。
“十八大”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同样高校安全稳定工作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学准确判断形势、应对复杂局面、深入开展教育工作、驾驭能力和总揽全局的能力要求。高校全员动员, 上下一致, 尽职尽责, 必然能够保障高校安全稳定, 为社会的安定团结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刘春阳.当前高校学生安全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电力教育, 2008, (18) .
[2]丁晓羚.试论安全教育在高校安全管理中的运用[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02, (10) .
12种行为模式影响职场成功 篇5
这种人过度自信，急于成功。他们不切实际，找工作时，不是龙头企业则免谈，否则就自立门户。进入大企业工作，他们大多自告奋勇，要求负责超过自己能力的工作。结果任务未达成，仍不会停止挥棒，反而想用更高的功绩来弥补之前的承诺，结果成了常败将军。
这种人大多是心理上缺乏肯定，必须找出心理根源，才能停止不断想挥棒的行为。除此之外，也必须强制自己“不作为，不行动”。
8、被困难“绳捆索绑”
他们是典型的悲观论者，喜欢杞人忧天。采取行动之前，他会想像一切负面的结果，感到焦虑不安。这种人担任主管，会遇事拖延，按兵不动。因为太在意羞愧感，甚至担心部属会出状况，让他难堪。
这种人必须训练自己，在考虑任何事情时，必须控制心中的恐惧，让自己变得更有行动力。职场中最有效地生存法!
9、疏于换位思考
这种人完全不了解人性，很难了解恐惧、爱、愤怒、贪婪及怜悯等情绪。他们在通电话时，通常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切入正题，缺乏将心比心的能力，他们想把情绪因素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
这种人必须为自己做一次“情绪稽查”，了解自己对哪些感觉较敏感;问朋友或同事，是否发现你忽略别人的感受，搜集自己行为模式的实际案例，重新演练整个情境，改变行为。
10、不懂装懂
工作中那种不懂装懂的人，喜欢说：“这些工作真无聊。”但他们内心的真正感觉是：“我做不好任何工作。”他们希望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但是他们又不喜欢学习、求助或征询意见，因为这样会被人以为他们“不胜任”，所以他们只好装懂。而且，他们要求完美却又严重拖延，导致工作严重瘫痪。
11、管不住嘴巴
有的人往往不知道，有些话题可以公开交谈，而有些内容是只能私下说。这些人通常都是好人，没有心机，但在讲究组织层级的企业，这种管不住嘴巴的人，只会断送事业生涯。
他们必须随时为自己竖立警告标示，提醒自己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样的MM最好找工作……
12、我的路到底对不对?
行为安全模式 篇6
[摘要]作为学校课程领导行为的地图,“八维行为模式”详细而又忠实地描述了学校课程领导的八种行为:课程目标激励、优化课程内容、监控教学过程、赏识教学成绩、关注教职员工、激励课程创新、优化教学环境、赢得外界支持。这为理解和实施学校课程领导提供了指南。
[关键词]学校课程领导 行为模式 地图
[作者简介]杨道宇(1978- ),男,河南商丘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原理;温恒福(1961-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与课程原理。(黑龙江哈尔滨150025)
[中图分类号]G42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9)33-0018-04
学校课程领导是指在学校情境下学校课程领导者为实现课程目标而对学校员工进行影响的行为过程,它涉及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三个领域,包含八个行为维度。学校课程领导的“八维行为模式”构成了一张描述学校课程领导行为的地图。
一、维度1:课程目标激励
1.描绘课程愿景。课程愿景是关于课程未来的战略规划;是课程人共有的课程价值观、道德使命和课程信仰;是课程人的行动方向和标准,使课程人的行为得以规范。其作用有四个:它连接着课程现状和课程未来;它是课程领导者的“用武之地”;它为教师指出了前进的道路、奋斗的方向,进而激发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它建立了“卓越课程”的标准体系,为课程的开发、实施和评价提供了依据。其制定程序如下:检视学校课程发展的历史;学校环境脉络的掌握与了解;搜集资料以确立学校的核心价值理念;检视学校现有的课程与学校的理想课程之间的差距以确定学校课程的优劣;形成学校课程变革的共识与气氛,确立学校的课程愿景。
2.课程目标意义化。课程目标意义化过程就是使教师发现课程目标和教师个人的需要、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过程,即让教师意识到课程目标真正体现了他们的利益。课程目标意义化过程又是课程赋权过程,即使学校的课程目标与教师的个人目标发生重叠从而产生巨大的协同作用,使教师自愿为实现课程目标而不断努力。为使课程目标意义化,学校课程领导者要做到:(1)分析本校教师的各种需要。区分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哪些是现在可以满足的,哪些是创造条件才可以满足的?(2)分析课程目标对教师的各种潜在内在意义,并设法激活它。(3)使各种奖赏与课程目标达成发生关联,让教师的外在动机得到激发。(4)分析教师对课程目标所负有的道德责任,并寻找各种途径以激发教师的道德感。
3.规划课程行动。规划课程行动就是使课程目标具体化,其思路是:教育方针→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校本教学目标→学科教学目标→课程单元目标→课时目标。规划课程行动就是找到实现课程目标的具体途径,其问题包括:怎样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怎样进行教学设计;怎样进行课堂教学;怎样进行教学评价等。以解决课程问题为中心的课程规划的步骤有:对课程事实取得一致看法;对课程愿景取得一致看法;明确界定课程问题;征集所有可能的课程解决方案,以及它们所有的细微差别和变形;列出每一种课程解决方案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建议并最后确定一种解决方案;就这一选择交换意见;规定其实施方式①。
二、维度2:优化课程内容
1.连接课程。连接课程是指对各种类型、层次的课程进行协调以达到课程之间的最大协同作用。学校课程领导者在课程领导中的角色是承上启下的,既要忠实地实施国家和地方的课程设计,同时又要作适度的调适以期符合学校自身的特色和需求,使课程能在学校中真正落实下去。学校的课程领导要统整和协调国家、地方、学校、班级四个层级的课程功能,从而使各个不同层级课程之间发生真正的连接。只有这样,学校的课程才能既认真落实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的实质要求,又顾及学校本身的实际情况和真正需求。
2.科学编制课程表。学校课程领导者编制学校课程表的过程是一个复杂过程,其本质有三个:(1)它是一个课程研究过程。作为一个课程研究过程,其主要兴趣是形成对课程表编制领域的正确认识。(2)它是一个政治协商过程。作为一个政治协商过程,其主要兴趣是使课程利益攸关者达至利益共识。(3)它是一个资源分配的技术过程。作为课程的技术过程,其主要兴趣是把现有的各种资源作最大效率的利用。总之,对课程表的编制过程的深刻理解有利于学校课程领导者编制出更好的课程表。
3.督导教案。高质量的教学方案是高质量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高质量的教学方案的特征是:教学目标清晰;教学内容的选择和课程标准相一致;教学内容生活化;教学内容组织体现知识的内在联系;教学方法切合学生实际;教学方法体现个人特长;教学时间分配合理,体现“少讲多学”原则。教学方案的制订步骤与内容有:确定课程目标、选择教学内容、组织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评估教学效果。学校课程领导者不但要善于制订切实可行的学校层面的教学方案,而且要对学科组层面的教学方案和教师个体的教学方案进行监督和指导。
4.协调课程的一致性。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估三者相协调一致非常重要:教学目标与教学评估相一致,就会使学生更加有机会去学习被评估的内容,这时的“好等第”就是“好学习”;教学内容与教学评估相一致,提高评估的教学效度,就会提高学生在这种评估中的表现;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相一致就更可能使学生通过学习教学内容而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学校课程领导者确保三者相协调的措施有:明确学校的总体教学目标和课程评价的内容范围,并使两者相协调;把学校的总体教学目标和课程评价具体化到学校的各门课程中;监察教师的教学过程,一旦发现三者不一致的地方,就进行问题分析并给予指导纠正。
三、维度3:监控教学过程
1.传达标准。教学绩效标准的作用主要有四个:更好地传达了“什么是卓越的课程与教学”的理念;使教师遵守教学规范,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教学中来;有利于课程领导者更好地考评教师;有利于学校秩序的维持。教学绩效标准就是一种教学制度,它使得学校教职员工的行为得到有效的控制。学校课程领导者是教学绩效标准的制定者,其工作主要包括:深刻把握学校所要努力的方向;明确“什么样的标准有利于课程领导者考评教师的绩效”;反思“什么样的标准有利于教师的教学改进”。
2.检查教学。学校课程领导者应通过各种途径掌握本校的教学实际情况。教学检查的原则主要有:客观性原则、整体性原则、指导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是指教学检查的内容、获取信息的方法、分析信息的方法和态度要客观;整体性原则是指检查的内容既要全面系统,又要主次分明;指导性原则是指教学检查要遵循为改进教学服务的原则。教学检查的方法主要有:观察、谈话和文本分析。三种方法收集的材料可以相互佐证,以增加结论的效度和可信度。
3.反馈意见。学校课程领导者一定要将检查结果建设性地提供给教师。因为获得有益的反馈对于教师的绩效和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反馈信息,教师就难以了解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建设性反馈要求学校课程领导者做到:(1)使反馈有所帮助,即向教师提供可以用于改进其行为的有用信息。(2)反馈要具体。当反馈具体说明正面的和负面的行为时,反馈是最有效的。(3)反馈应当是描述性的而不应是评估性反馈。(4)反馈应当及时。它可以使教师更容易地想起当时行为的细节和情境,进而有利于改进。(5)反馈应当灵活。灵活的反馈时机和反馈信息量更能使教师容易接受。(6)应同时提供正负两方面的反馈。这要比只提供正面或负面反馈更有效。(7)避免责备或使人窘迫。以一种只想令人觉得受到贬低、感觉很糟糕的方式谈话,不是发展过程中的有益部分。
4.帮助改进。改进教学是教学评价和监控的目的,其工作主要包括:(1)准确把握“学生发展”的时代内涵。教育的道德使命是促进学生发展,并通过学生发展来促进社会发展。知识社会对学生发展的要求是:发展学生的知识资本以面向知识社会,发展学生的社会资本以超越知识社会。(2)分析“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学生发展相类似,教师专业发展的时代内涵也可以概括为面向知识社会的教学和超越知识社会的教学两大方面。(3)塑造高品质的课程。高品质课程的标志是:课程目标符合时代要求和地方特色;课程内容的选择有利于教、学、考;课程内容的组织有利于学生更快更好地掌握科学知识;课程评价有助于鉴定学生所学知识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师生的教与学。(4)优化教学环境。(5)提升自身的领导品质。
四、维度4:赏识教学成绩
1.制定奖励标准。如果学校课程领导者想让教师将整个身心都奉献出来,那么首先必须制定清晰的奖励标准。一个有效的组织不应该使用资历作为奖励的标准,而应该使用后效奖赏,即组织成员所得到的奖赏和他们的工作绩效呈正相关。学校课程领导者应该把教师的教学成绩而不是教学资历或人际关系疏密作为学校奖赏的标准,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教师的教学成绩的衡量标准主要是对学生发展的促进程度。
2.细化奖励指标。奖励指标是指一种具体的、可测量的、行为化的奖励标准,是根据可测量或可观察的要求而确定的奖励内容。为使奖励指标体系更合理,学校课程领导者应设法使指标保持:(1)完整性:奖励指标要涵盖考核的方方面面;(2)层级性:奖励指标体系的结构和指标是一个有高有低、有浅有深的多层面构成的层级体系;(3)客观性:奖励指标要有利于客观公正地搜集教育领导绩效的相关信息,以准确地反映教师教学绩效的高低;(4)可操作性:奖励指标要简明、可测,便于考评人员操作;(5)独立性:奖励的各个指标之间要相互独立,而不能有重叠现象。
3.奖励执行到位。当教职员工达到学校指定的奖赏标准时,学校课程领导者应忠实地兑现自己的承诺:对教师的奖励要执行到位。奖励执行不到位是奖励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其表现有:执行不及时、执行打折扣、变换奖励标准、执行不公正等。学校奖励执行不到位的严重危害性在于:削弱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降低了学校和学校领导者在教师心目中的威信;教师对学校的不信任可能转移到学生身上,这减损了学生的社会资本;学校的不信任气氛对社会信任的危害极大。
五、维度5:关注教职员工
1.聘用员工。一所学校的教师队伍是该校的象征,教师素质决定了学校的教学质量高低。抓好学校教师质量的第一关就是“聘用优质教师”。高素质教师的作用有四个:(1)提升了学校的课程质量。优质教师不但可以开发出优质课程,而且优质教师自身就是优质课程。(2)提升了学校其他教师的素质。学校教师群体内部存在明显的交互影响,优质教师带给教师群体更多的正面影响。(3)提升了课堂教学质量。优质教师不但使自己的教学质量得到保证,而且通过示范课等形式提高了整体的教学质量。(4)减少了学校的管理费用。优质教师比一般教师有更强的管理他人的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2.沟通员工。学校内部沟通有利于建立共同的课程愿景,有利于创造和提升学校文化,有利于激发新思想,有利于日常课程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消除教学误解、化解矛盾、解决冲突②。为了确保教师能够得到并正确理解课程领导者传递的课程信息,课程领导者必须努力改善自己的沟通技能:在说话前确定自己的沟通目的;选择适宜的交谈环境和信息媒介;发出清楚的信号;积极地确认他人能理解信息。
3.关怀员工。学校课程领导者必须对学校教职员工的个人需要保持敏感性,设法满足其合理需要,引导其不合理需要。教师的需要主要有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生理需要在工作中的表现是对温度、空气、基本工资等的需求;安全需要在工作中的表现是对工作的安全性、工资之外的收入、工作保险等的需求;归属与爱的需要在工作中的表现是对保持同工作组、学生、同事、上级良好关系的需求;尊重需要在工作中的表现是对认同、赞成、高职位、增加责任的需求;自我实现需要在工作中的表现是对升职、自主、成长和创造的机会的需求。
4.发展员工。教师的专业智能主要包括课前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中的教学能力(包括调动积极性的能力、传授知识的能力、促进知识巩固和迁移的能力)、课后的课程评价能力(包括对学生、教材、自我的评价能力)。学校课程领导者应提供各种机会以使教职员工的专业智能得以提升。促进教师群体学习的策略有:模范带头,带动学习气氛;建立愿景,提高思想动力;赋权增能,提供参与平台;整体规划,推动持续学习;善用评估,促进协作和竞争;互惠螺旋,促进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转换。
六、维度6:激励课程创新
1.提供新思路。为了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学校课程需要深度变革。而学校课程的深度变革需要学校成员的深度学习。学校课程领导者必须把教师学习嵌入在学校生活的日常结构之中,必须创造让教师学习课程新知识的各种机会:不断地使全体教师接触课程改革的新理论;不断地使全体教师受到有效学校课程研究和理论前沿的影响;要培养系统讨论当前有效学校课程研究和理论的习惯。
2.使用新思路。学校课程领导者要善于暂时打破学校的平衡状态,使学校处于一种“平衡化状态”之中。所谓“平衡化状态”就是社会环境不断变化对学校提出的新要求不断地打破了学校已有的平衡状态,使学校经常处于追求一种新的平衡状态之中,这种新的平衡状态使学校能够适应外界的新变化。为此,学校课程领导者要善于让教师使用新视角、新理论、新思路去思考学校的老问题。
3.鼓励批判性。学校课程领导者要善于带领教师不断地反思学校已有的办学理念。其目的就是总结已有的办学经验,使学校原有的办学理念处在“被质疑状态”之中。质疑已有的办学理念,其目的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辩证地否定之否定,从而使学校办学理念处于不断地改进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已有的办学理念能否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能否适应当地的环境要求。
4.轻松对待异议。复杂性理论认为:每种事物都是一种复杂系统,一种正确理论的对立面也很有可能是个非常正确的理论。我们要抛弃简单的“是/非”式思维方法,寻找系统的复杂性思维方法。教育是个复杂系统,从不同角度看待学校的课程,会看到不同的课程图景。每种课程图景都是课程系统的一个侧面,但不是一个完整图景。所以,学校课程领导者应该鼓励学校教职员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课程系统,发表不同的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课程图景。这有利于学校课程的持续改进。
七、维度7:优化教学环境
1.对教师高期待。对教师的高期待是高效能学校的一个基本特征。学校课程领导者对教师高期待的内涵有
三:相信教师能够不断地自我完善;相信教师能够达成理想的教学绩效;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积极肯定。这种无条件的积极肯定使教师们相信:教师是有价值的。“对教师高期待”将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作为一种积极心态,“学校领导对教师的高期待”使教师产生高自我期望和积极的行为。教师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对学校课程领导者来说是一个积极的正面反馈。这种反馈强化了学校课程领导者的原来的心理状态——对教师的高期待。
2.鼓励教师合作。教师合作对教师的作用有:有助于教师专业智能的发展;提高了教师应对教学的信心,增强了教师的安全感、归属感、教学效能感、公平感、教学责任感,进而提高了教师的教学动机;有助于教师形成教学共同体:共同教学愿景、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开放进取的心智模式。教师合作对学校组织的作用有:有助于提高学校效能,有助于维护学校稳定和秩序,有助于提高学校的凝聚力,有助于增强学校的系统信任。学校课程领导者应该为教师合作创造条件和机会:激发教师合作的共同愿景和信念;组建教师合作的各种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开展各式各样的教师合作活动;形成有助于教师合作的奖励机制。
3.鼓励教师参与课程决策。课程的决策权并不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上。学校教师作为学校的利益相关者,应该被赋权、参与学校课程的决策③。教师参与课程决策激发了教师的主人感,提升了学校的课程决策质量,促进了教育民主。在教师参与课程决策中,学校课程领导者扮演的角色有:(1)整合者(integrator),使各种有分歧的观点和解以达成共识性决策;(2)议员(parliamentarian),促进公开讨论以支持群体的反思性深思熟虑;(3)教育者(educator),向教师解释与讨论课程决策的时机和限制以寻求教师对决策的接受;(4)征询者(solicitor),征求专家教师的意见以提高决策质量;(5)指挥者(director),实行单边决策以追求课程决策效率。
4.维持教学秩序。秩序都是组织创建的,它会约束某些活动而促进另外一些活动。有秩序是高效能学校的一般特征。学校课程领导者建立和维持学校的教学秩序的思路有:建立和维持全体教职员工理解和遵守的有助于学校平稳运行的常规;建立和维持明确的教职员工的劳动分工;建立和维持标准化的工作程序;建立和实施标准化的教学绩效评价和奖励标准;为学生提供和强化清晰的结构、规则和程序。
5.提供资源支持。资源之于一个复杂组织,正如食物之于身体一样。在学校领导环境中,资源对于学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书本和物质。“学校能力的另一个成分关系到学校储备技术资源的程度。教学改进需要物质、设备、空间、时间、有权使用新理想和专门技术等形式的附加资源。④”为此,学校课程领导者要善于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与教学资源。学校课程领导者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学校的资源;另一方面要加强校外课程,帮助学生与学校以外的环境打交道。
6.确保教学时间。高效能学校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争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教学上,有效地利用师生的教学时间。教师能专注于教授,学生能专注于学习,这是学校课程领导者所追求的理想。学校课程领导者的一个任务就在于避免非教学问题的干扰,其措施主要有:绿化校园,净化各种噪音;确保在教学时间内教学区保持安静;确保教师不把各种消极情绪带到课堂教学中来;确保各种教学媒体在教学时间内正常运转;确保师生的课堂教学活动不被学校的其他活动所干扰。
八、维度8:赢得外界支持
1.家校联盟。科尔曼认为:“在面向未来建设学习化社会的过程中,建立与家长的合作,是学校当前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因为与学校因素相比,家庭背景因素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⑤;学校效能是学校因素与个人背景因素的混合物⑥;学校可以利用学生的家庭背景因素提高学校的效能⑦。家校合作有利于:增加家长的育儿知识,取得家长经济上的支持,通过家长来扩大社会对学校的支持力度,促进家长配合学校进行家庭辅导,提升教师的素质,提升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水平。总之,家长的积极参与影响了学校的资源输入、运转过程、产出和社会环境。
2.校际联盟。在当今社会,学校之间的主导关系不应该是竞争关系,而应该是合作关系。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和知识的创造和共享已成为推动不同主体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的最根本动力。校际合作可以提升学校的课程效能。这是因为:校际合作有助于形成教学共同体以提高学校的教学智能;有助于形成政治共同体以提高同社会各界进行对话的力量,从而为学校教育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形成情感共同体,以提高学校应对课程问题的信心,以增强学校的安全感和效能感。
3.与专家联盟。学校与课程专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有助于提高学校的课程效能。因为这种联盟有助于学校更好地进行课程目标定位,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开发高品质的校本课程,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培养高素质的教师,有助于学校更好地进行课程评价,有助于学校更好地塑造良好的教学环境,有助于学校更好地提升学校课程领导者的素质。
4.争得上级行政领导的支持。赢得上级行政领导的支持有利于提高学校的课程效能,因为:(1)它有助于学校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在信息时代,信息就是财富。一所学校比其他学校拥有更多的课程信息意味着该校拥有更多的课程成功的机会。(2)它有助于学校获得更多的资源。资源输入模式认为:办学资源输入越多,学校的效能越高。(3)它有助于学校获得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一所学校拥有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意味着该校比其他学校拥有更多的活动的合法性。而一所学校活动越合法越容易得到褒奖⑧。(4)它有助于学校课程领导者强化身份和认同感,有利于提高信心和自尊。
[注释]
①(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M].常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78.
②陈荣秋.领导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04-205.
③黄显华,朱嘉颖.课程领导与校本课程发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17.
④(美)Robert J.Marzano,Timothy Waters,Brain A.McNulty.学校领导与学生成就——从研究到效果[M].邬志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63.
⑤冯大鸣.美、英、澳教育管理前沿图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08.
⑥莫琳·T.哈里楠.教育社会科学手册[M].谢维和,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6.
⑦赵树贤.卡坦斯学校效能评价模式及其拓展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07(6):30.
⑧(美)韦恩·K.霍伊,塞西尔·G.米斯克尔.教育管理学:理论·研究·实践[M].范国睿,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47.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哈格斯,罗伯特·吉纳特.领导学:在经验积累中提升领导力[M].朱舟,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行为安全模式 篇7
目前, 我国形成了中央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安全监管体系。中央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建立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 地方监管部门帮助中央监管部门负责监督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由于地方监管部门的安监人员工资较低, 工作任务较繁重, 责任与收益不匹配, 导致了地方监管部门与煤矿企业之间合谋行为的现象层出不穷。
回顾相关文献发现, 学者们主要从两博弈主体视角 (煤矿企业与安监部门;煤矿工人与煤矿管理者) [1,2,3]、三博弈主体视角 (煤矿企业、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与煤矿工人;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以及中央监管部门) [4,5,6,7]、四博弈主体视角[8,9]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煤矿企业和煤矿工人) 对煤矿安全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但鲜有从工资模式视角对煤矿企业、地方监管部门以及中央监管部门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在此, 笔者将建立三者之间的博弈模型, 分析固定工资和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两种模式下的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间的合谋行为, 为避免煤矿行业安监人员流失和避免合谋行为的发生提供方向指引。
1 固定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与分析
1.1 模型假设
假设1:我国煤矿安全监管模式下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中央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中央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是一种建立在固定工资模式下的委托代理关系。
假设2: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的策略方案包括合谋和不合谋两种。中央监管部门的策略方案包括监督和不监督两种。
假设3: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时, 煤矿企业贿赂地方监管部门的成本支出为w。从理性人角度考虑, 煤矿企业由于贿赂而给自身带来的额外利润与贿赂金额成正向关系, 在此假设煤矿企业因贿赂而获得的额外利润为αw, 其中α>0。
假设4:中央监管部门实施监督活动的概率为θ, 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的概率为κ。
假设5: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时, 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功的概率为p。中央监管部门对煤矿企业贿赂行为的罚款为βw, 对地方监管部门的罚款为γw, 其中β>0, γ>0。
假设6: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不展开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 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的支付为0, 中央监管部门的支付为C。其中, 中央监管部门支付C是努力程度e的函数。由于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本C及其边际成本C'是努力程度e的增函数, 在此假定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C=be2/2[10]。b为成本系数, b越大, 同样的努力e带来的负效应越大。
假设7: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不展开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也不进行监督, 三方的支付均为0。
根据上述假设, 可以绘制出中央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博弈的支付矩阵, 详见表1所示。表1中各种局势下支付的第1行数据为中央监管部门的支付, 第2行为煤矿企业的支付, 第3行为地方监管部门的支付。
1.2 模型分析
(1) 当给定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概率为κ时, 中央监管部门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1=E2, 求解得:
上述解说明, 当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和不监督的期望收益无差异时, 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进行合谋的最优概率为κ*。当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以概率κ>k*展开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监督;反之则不开展监督活动。而当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以概率κ=k*开展合谋行为时, 中央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则是随机选择监督和不监督活动。
(2)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煤矿企业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3=E4, 求解得:
上述解说明, 当煤矿企业进行合谋和不合谋的期望收益无差异时, 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的最优概率为θ1*。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1*展开监督活动时, 煤矿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合谋;反之则进行合谋行为。而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1*开展监督行为时, 煤矿企业的最优选择则是随机选择合谋和不合谋活动。
(3)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地方监管部门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5=E6, 求解得:
上述解说明, 当地方监管部门进行合谋和不合谋的期望收益无差异时, 中央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的最优概率为θ2*。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2*展开监督活动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合谋;反之则进行合谋行为。而当中央监管部门以概率θ=θ2*开展监督行为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最优选择则是随机选择合谋和不合谋活动。
1.3 均衡解的意义
经上述分析可知, 三方博弈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为{κ*, θ1*}和{κ*, θ2*}。为了有效制止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行为, 可以通过降低式 (1) 中的κ*来实现。从式 (1) 中可知, 降低κ*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成功率 (p) 和增加对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来实现。
地方监管部门对煤矿企业的实时监督和管理可以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的精力投入。为了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监督的频率, 可以通过降低θ1*和θ2*来实现。从式 (2) 和式 (3) 可知, 降低θ1*和θ2*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功率 (p) 以及增加对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来实现。
2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与分析
2.1 模型假设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不仅包含固定工资模式下的博弈模型假设2、假设3、假设4、假设5和假设6之外, 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假设:
假设8:地方监管部门的报酬除了固定工资之外, 还包括安全绩效工资。
假设9:当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并被中央监管部门发现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安全绩效工资P1是贿赂w的递减函数, 即P1=ρ1f (w) , ρ1是P1函数的系数。
假设10:无论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是否发生合谋行为, 当中央监管部门未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具有合谋行为时, 地方监管部门的安全绩效工资P2是煤矿安全 (s) 的递增函数, 即P2=ρ2f (s) , ρ2是P2函数的系数。
根据上述假设, 可以绘制出中央监管部门、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博弈的支付矩阵, 详见表2所示。表2中各种局势下支付的第1行数据为中央监管部门的支付, 第2行为煤矿企业的支付, 第3行为地方监管部门的支付。
2.2 模型分析
(1) 当给定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概率为κ时, 中央监管部门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1=E2, 求解得:
(2)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煤矿企业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3=E4, 求解得:
(3)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地方监管部门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分别为:
令E5=E6, 求解得:
2.3 均衡解的意义
经上述分析可知, 三方博弈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为{κ**, θ1**}和{κ**, θ2**}。从式 (4) 中可知, 为了有效制止工程监理制度下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行为, 可以通过κ**来实现。从式 (4) 中可知, 降低κ**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成功率 (p) 、增加对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以及提高安全绩效的系数 (ρ1) 来实现。
中央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的目的在于, 中央监管部门利用地方监管部门的专业知识来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以及减少自身精力的投入。为了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监督的频率, 可以通过降低θ1**和θ2**来实现。从式 (5) 和式 (6) 可知, 降低θ1**和θ2**可通过提高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成功率 (p) 、未发现合谋与发现合谋之间的安全绩效工资差异 (ρ2f (s) -ρ1f (w) ) 以及增加对煤矿企业和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 (β和γ) 来实现。
3 两种工资模式下的对比分析
通过比较两种工资模式下的博弈结果可以发现,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煤矿企业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的解θ1*=θ1**。当给定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的合谋概率为κ时, 两种工资模式下的中央监管部门监督与不监督的期望收入的博弈均衡解分别为κ*和κ**。通过计算:
由于ρ1f (w) >0, 可得出, κ**-κ*<0。可知, 均衡解κ**<κ*。这说明,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的概率小于固定工资模式下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的概率。
当给定中央监管部门监督概率为θ时, 两种工资模式下地方监管部门合谋与不合谋的期望收入的均衡解分别为θ2*和θ2**。通过计算:
为了实现固定工资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概率小于固定工资模式下中央监管部门的监督概率, 以减少中央部门的监督努力成本支出, 即θ2**<θ2*。可通过ρ2f (s) -ρ1f (w) >0来实现, 即在同等安全状态下, 当中央监管部门发现地方监管部门与煤矿企业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应当小于两者间未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要优于固定工资模式,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的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发生的概率要小于固定工资模式下的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发生的概率; (2) 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模式下, 为了减少中央监管部门监督的概率, 应当降低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
在此, 针对博弈分析的结果, 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 中央监管部门方通过提高对合谋行为的惩罚力度来降低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合谋行为的发生;
(2) 中央监管部门方通过给予地方监管部门固定加安全绩效工资的薪酬模式来调动地方监管部门的工作积极性, 以降低合谋行为发生的概率;
(3) 增加未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与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的安全绩效工资之间的差异。即当未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 增加安全绩效工资的奖励;而当发现煤矿企业与地方监管部门之间合谋时, 减少安全绩效工资的奖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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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安全模式 篇8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头等大事,它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和福祉,也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虽然我国政府日益重视农产品安全问题,建立了严格的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然而,频发的农产品安全事件暴露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制依然存在严重问题。“镉大米事件”最后遭遇“镉从哪里来,责任由谁担”的尴尬局面,2008年出现的“三聚氰胺”之所以会在2010年和2014年重出江湖,“责任主体”的“漏网”是其重要根源。要破解规制问责中“有责任无主体”的症结、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绩效,就要将规制视域从“产品规制”转换到“主体规制”。〔1〕对于“主体规制”,我国鲜有成功案例,而“安丘模式”却是成功典范。“安丘模式”何以成就了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如何基于“主体”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制?
学术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制的研究,最初集中于规制原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单一的、同质性的生产主体的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成本收益理论,讨论政府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责任,指出应建立产品责任制度、信用制度和信息制度等。〔2〕〔3〕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开始将视线转向对异质性主体的研究,包括对消费者行为和生产经营者行为的研究,认为消费者的认知、观念、自身特征及价格特征是影响消费者购买安全农产品的重要因素。〔4~8〕农户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同行影响、市场环境、政府政策是影响农户安全生产的重要因素。〔9~11〕同时,大量学术文献都注意到异质性主体带来的契约形式、市场结构的影响及规制政策的优化,形成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理论和治理政策、风险分析理论及控制政策〔12〕以及对规制者规制的理论。〔13〕
纵观以上研究,对 “主体规制”重要性的讨论较多,对 “主体规制” 绩效提升的关注则相对不足;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机理的讨论较多,对现实案例的关注则相对不足。当理论研究普遍指向应注意主体异质性和市场相关主体的互动时,对我国转型期农产品安全规制地方实践样本背后政府规制与市场主体行为重塑互动的丰富细节进行仔细考察,就显得相当有必要和有价值。本文以案例分析为核心剖析农产品质量安全规制逻辑的研究,不仅有望为既有农产品安全规制假说提供检视场景,深刻揭示了政府规制与市场主体的互动规律、共赢平台的实现及利益联结机制的形成;更重要的是,源于现实案例的多层面比较研究也能够为农产品安全规制的公共政策提供更加现实、更具针对性的讨论。
二、政府规制重塑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逻辑框架与基本假设
结合行为科学理论关于 “需要—动机—行为”的行为逻辑和当前我国农户农产品生产的现实状况,构建政府规制重塑农户安全生产的逻辑关系框架。该框架假设,政府规制是促发农户注重生产环境、合理使用化学投入品等安全生产行为的关键驱力,它直接或通过嵌入到市场环境和农户收益而间接促发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
1.政府规制及其直接推拉作用
政府规制可分为顺向推动的教育培训、补贴奖励和逆向监管的监管政策、惩罚惩治。监管政策包括农资监管、环境监管和行为监管。奖惩机制的奖惩对象包括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和生产主体。如政府对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给予教育培训和指导,对安全生产行为给予奖励和补贴,农户就越倾向于生产安全的农产品,故教育培训和奖励补贴会对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正向拉力作用。如政府对农资的购买和使用、产地环境、农户行为进行监管,并实施问责和惩罚惩治,那么,政府的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越大,不安全生产的概率就越小,故监管政策和惩罚惩治会对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正向推力作用。
2.政府规制及其间接推拉作用
政府规制通过将其影响力嵌入到市场环境和农户收益中,从而对农户行为产生间接驱动作用。
市场环境。市场环境可操作化为农户获取农资投入品的市场环境和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环境。为研究需要,农产品安全监测的产品准入和产品追溯被视为农产品进入市场的环境。在政府对于农资获取、产品准入和产品追溯的相关规制的约束和引导下,如农户是通过备案专营店或农技推广部门等正规渠道获取化学投入品,则农产品的安全程度越高;如农产品在进入市场时有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把关,产品出售后有精确信息可追溯,则农户的生产行为就越安全,故投入品的正规获取渠道、产品准入和产品追溯会对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正向推力作用。
农户收益。农户的比较收益由收益增加和成本增加共同来界定。在政府规制和市场环境条件下,如果政府对安全生产行为给予奖励和补贴,如果安全生产和产品追溯能够提高农产品销售价格和产量,生产并提供质量安全的农产品带来的收益增加大于成本增加,则农户安全生产的积极性会大大提高。反之,其积极性则会大大降低。故比较收益的增加会对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正向拉力作用。
三、“安丘模式”中分散农户安全生产的行为表征
作为农产品生产大市和出口强市, 安丘于2007年6月率先在国内实施了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典范,并被国家质检总局确定为 “安丘模式”在全国推广。安丘随之成为安全农产品供应的集中地之一,安丘农产品和 “安丘模式”也成为安丘的 “名片”和 “名牌”。据了解,安丘当地除少数的标准化、组织化的集中生产外,大部分是分散农户生产。一般认为,小规模经营的分散农户由于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不能确保使用符合质量标准的种子、化肥和农药等投入品;不能确保良好的土地、水源和大气等产地环境;不能确保规范的日常作业;不能提供农产品质量信息,因而难以保障农产品质量水平,甚至带来安全隐患。那么,安丘分散农户的生产表征有哪些?是否突破了一般意义上分散农户因能力限制和自身利益驱动而产生的行为局限?本部分将据以安丘调研数据给出答案。1
1.对国家农产品安全生产的相关政策具有较好认知
安丘分散农户对国家农产品安全生产相关政策的了解占比77.8%;对农产品安全生产过程环节的了解占比76.8%;对农药施用相关安全问题的了解占比高于70%;对农药和化肥的施用会带来“作物农药残留”的了解占比70.8%。
2.已具备净化农产品生产环境的意识与行为
被访农户认为,滥用农药(46.7%)、不合理使用化肥(37.2%)、农膜残留(18.1%)是导致农田污染的最主要原因。80.1%的被访农户认为,农药残留类的农田污染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最大。同时,大部分农户对自家农田污染情况表示乐观。
3.已具备安全购买和使用化学投入品的意识与行为
被访农户选购农药品种的主要考虑因素是 “药效如何”,以及 “是否有三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质量标准证、农药登记证)”,表明被访农户已经具备一定的安全用药意识。在用药行为方面,90.1%的被访农户表示会优先选择使用生物农药或其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77.1%的农户会按照明确使用要求来决定农药使用频率和使用量;对于市场监测不合格产品,78.0%的被访农户会销毁。
4.能够进行生产信息记录并参与查询追溯
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的被访农户占比在50% 以上。 其中, 参与田间生产档案的占比69.6%,产地编码占比41.1%, 产品编码占比30.4%,生产者编码占比28.6%。田间生产档案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农药使用情况(54.4%),化肥使用情况(51.3%),种苗来源(38.3%),生产者姓名和联系方式(22.8%)。
5.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收益增加大于成本增加
分别有89.6%和83.6%的被访农户认为安全生产会带来收益增加和成本增加。访谈和座谈同时发现,农户认为进行安全生产的收益大于成本,长远效果更是如此。
综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分散农户,“安丘模式”下分散农户能够突破一般农户的行为局限,开展安全生产,其安全生产行为表征及优势见表1。
四、“安丘模式”中政府规制对分散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重塑
“安丘模式”之所以能够突破小规模分散农户在生产和提供农产品中的行为逻辑困境,政府积极作为是关键。2 本部分将根据已构建的逻辑框架,详细剖析 “安丘模式”下政府规制如何重塑了分散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
注:A代表 “安丘模式”,G代表一般模式。
1.规范性规制及其直接和间接推力作用
(1)净化农产品生产环境及其直接推力作用。一是监测并净化耕地土壤。安丘市政府定期组织人员对农户耕地土壤进行监测,34.7%的被访农户表示自家耕地土壤质量进行过监测。二是监测并净化水源环境。安丘农产品质量安全办公室协同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到田间地头对农业生产用水进行监测。访谈中当地负责人强调,农业灌溉用水基本不存在污染;问卷数据显示50%以上的农户不担心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三是严控污染型企业,减少农田污染。70.3%的被访农户表示其耕地附近不存在产生污染的企业。若存在,则政府已实施了严厉惩罚政策,强制其对受损农户进行补偿。上述定期监测、不定期检查和严控企业污染的规制政策不仅维护了耕地土壤、灌溉用水、周遭环境,还提高了农户保护生产环境的意识,激发了其监督政府和周边企业的积极性,农户监督与政府作为良性互动,确保了农产品生产 “清水出芙蓉”般的环境。
(2)严格化学投入品使用及其直接和间接推力作用。一是 “核准备案,连锁直营,集中监管,联合执法,规范使用”的农资市场监管模式及其间接推力作用。安丘农资销售推行连锁直营模式,确保其去向可查询可追溯。凡是乱开经营渠道,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者一旦发现坚决取缔其经营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截至2014年7月,安丘已对542个农兽药生产企业的3409个农兽药产品进行了备案;已建成市级农药电子交易平台1处、市级首要配送中心1处、镇村级连锁直营店973处,形成了市、镇、村三级封闭式管理连锁直营网络。该监管模式作用于农资市场,使违禁农药和化肥无处可存,农户只能通过专营店获取农药、化肥等化学投入品,间接促发了农户农资使用环节的规范行为。二是严加使用环节监管及其直接推力作用。安丘成立执法检查组、督察组和宣传组,每年3月份开始在田间地头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和抽查,对农资使用开展集中整治工作。农资使用环节的严格监管直接促发了农户规范使用农化品的行为,83.8%的被访农户的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通过经销店购买,15.5%是标准化生产统一供应。这从源头上将违禁药品的流通扼杀在摇篮中,确保了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安全。
(3)农产品信息记录与查询追溯及其直接和间接推力作用。安丘要求生产农户对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详细记录。信息记录内容包括农产品种植之前周边水、空气、土壤等情况;种植期间播种、浇水情况;有关化肥、农药的使用情况,具体到时间和剂量;以及采摘之前药肥残留的检测方式与结果。政府规制之下,农户安全生产意识提高,根据要求进行农产品生产信息记录,这是其直接促发作用。
与信息记录密切相关的是查询追溯。安丘设立农产品查询追溯体系,将投入市场的农产品的上述信息录入系统,消费者可通过超市触摸屏查询机、网站等查询系统对农产品进行信息查询。为了便于日后的信息查询和监管,安丘还应用了条形码打印系统,消费者只要用微信扫描二维码标签,便可获取产品的详细信息。信息记录与查询追溯嵌入到“产品追溯”环节,形成了强制性的 “倒逼”机制,间接促发农户开展安全生产并详细记录生产环节。
(4)农产品末端检测监控及其间接推力作用。安丘构建了全方位、全过程、涉各主体的质量检测监控网络。设立了市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镇(社区)检测站、农产品加工企业检测中心和农产品批发市场检测中心,兼顾政府检测、企业检测和农户自测,贯穿于采摘、加工和上市的全过程,以监控农产品的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肥料残留。截至2014年7月,安丘已在全市农业化学投入品经营门店、标准化基地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车间、检验检测中心等重点环节建设监控点400多个。像查询追溯一样,末端检测也是一种 “倒逼”机制,间接地推动农户进行安全生产。
2.激励性规制及其直接推拉力作用
(1)惩罚性规制及其直接推力作用。惩罚性规制包括对农产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责任人和生产农户的严厉的经济性和行政性惩罚。对于监管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安丘首先落实市、镇、村三级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每村设立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一般为村支书),签订三级 “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即市级主管领导与乡镇级、乡镇级与村级、村级与农户分别签订责任书。对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实行 “一票否决”;对存有违禁行为的辖区,扣发所在村村级监管员半年补助,扣发相关村支部书记全年工资的20%,扣发包靠村干部全年工资的30%。对于违规农户,若在检查和抽查中发现不当用药和施肥行为,会根据程度轻重给予经济处罚;若在农产品质量检测过程中发现不合格农产品,会将其农产品全部铲除并根据程度轻重实施严厉的经济处罚。这些惩治措施,对企业和农户都产生了直接的具有威慑性的推力作用。对于农户,经济处罚力度足以使不当行为者吸取教训,且处于农村 “熟人社会”网络关系中的农户往往也很难承受颜面尽失的后果,故一般会守规生产。对于企业, “黑名单制度”会使违规违法操作付出惨痛代价,付出巨额罚款的同时,还要承担企业信誉彻底倒台无法在此翻身立足的恶果。
(2)奖励性规制及其直接推拉力作用。激励性规制主要体现于对安全生产行为和对有助于安全生产的行为的奖励补贴,以鼓励农户 “源头控制”上的规范操作。对监督举报不当销售和使用农资者,安丘市建立了有奖举报制度,视被举报行为违法影响程度一次奖励举报人2000元~10000元,形成了全民参与农资使用控制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氛围。这不仅对规范行为具有类似强制性的推力作用,还具有激发群众积极监督的拉力作用,这两种作用共同防御了企业和农户的不当行为。对规范用药行为者,安丘不仅将以现金方式补贴规范用药行为,还将补贴其他规范生产行为,以激励农户安全生产。农户选择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是价格高(40.4%),期望政府给予补贴,其中51.8%的被访农户最期望得到 “高效低毒低残留农兽药使用补贴”;70.0%的被访农户最期望得到 “直接补贴资金”。虽然安全用药施肥会提高生产成本,但政府补贴会部分或全部抵消增加的成本;同时,安全生产带来的价格提高和销量增加最终会增加农户收益,从而对安全生产形成直接拉力作用。
3.服务性规制及其直接拉力作用
服务性规制主要是指通过宣传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户安全选购和施用化学投入品的意识。2014年安丘预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89期培训活动,其中农业标准综合体培训班28期、远程教育电视讲座24期、农产品检验检测培训班4期、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建设及二维码追溯技术应用培训班17期、农资经营从业人员培训班16期。截至到2014年7月,累积培训5500余人次。受访农户认为,获取农药和化肥施用知识的最重要途径是“政府主办的培训” (6.4分)。37.4%和39.6%的受访农户分别参加过农药和化肥施用培训,48.0%和46.0%的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农户具有参与意愿。教育培训对农户的安全生产产生了直接的拉力作用。图1和图2显示,参加过培训的被访农户更加倾向于优先选择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94.5%);更多地从安全生产角度考虑施用农药(85.5%),其中,35.5%的被访农户 “完全根据要求”施用农药。
4.安全生产行为的收益增加及其循环拉力作用
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收益和成本会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和行为。成本增加会使农户的生产行为更加偏好于增加产量;收益增加会使农户的生产行为更加偏好于减少药残肥残。83.6%的被访农户认为安全生产会增加成本,成本增加主要在于 “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生物农药” (64.2%)和 “产地环境保护”(46.6%);89.6%的被访农户认为生产安全优质的农产品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收益,且认为收益增加大于成本增加。不难理解,安全生产提供的带有“名牌效应”的安丘农产品具有高度的市场竞争力,其在产品定价、销售数量上占据很大优势,因而会有明显的收益增加。收益增加会对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产生正向拉力作用,使其更加愿意按照规定和要求规范操作和安全生产。在选择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和从是否有残留的角度考虑用药的农户中, 认为会带来收益的农户比例(91.7%,78.4%)高于认为不会带来收益的农户比例(73.3%,70.9%); “不但有明确的使用要求,还有相应的检测分析方法,完全根据要求使用”的农户中,前者占比33.7%,后者为15.6%。由此,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的拉力效应,即 “安全生产———收益增加———更加安全地生产———收益继续增加……”。
五、结论与讨论
“安丘模式”之所以成功,安丘农户之所以能克服一般农户安全农产品生产中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效落实了政府规制,并使政府、企业、农户乃至全社会的利益价值在同一平台上得到了实现。安丘政府抓住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关键环节——— “源头控制”,严格监管产地环境和投入品,并通过将监管作用嵌入到市场环境和农户收益中,重塑了农户行为,形成了政府和农户的利益联动机制和良性循环效应,在安丘层面上实现并形成了了政府、企业、农户和全社会协同合作、赢而共治的局面;在社会层面上实现并形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各获所需、共赢共进的格局。这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这一公共价值的实现,需要政府的作为,也需要社会(农户与其他社会群体)支持。同时,社会支持的程度和效果又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如果政府作为和社会支持这两部分能够有序协作,共同看向公共价值的方向,则能达到治理绩效的最大化,也即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大化。
上述分析蕴含了三重涵义。其一,政府主导、协同规制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产品公共价值的有效理念工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是需要政府规制的纯公共产品。如何规制?公共产品公共价值的实现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既需要政府强有力的作为,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需要全社会的目标一致与共同努力。其二,“强力规制———行为重塑———自觉行为”是 “安丘模式”下农户安全生产的行为逻辑规律,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在规制之初,由于安全生产会带来成本增加且农户还未获得安全生产的利好,加之农户多年的生产习惯,强制性的、严格的规制与惩罚机制对于农户和政府而言无疑是一种痛苦转变和痛苦作为的过程。然而,当农户受益之后,在利益增加的拉力作用和严格规制的推力已成习惯后,安全生产就成为农户的自觉自愿。据安丘负责人介绍,现在98%以上的农户都能自觉规范生产,预计未来这一比例会更高,政府的工作量和压力也会随之减轻。其三,政府强有力的多重规制和源头控制是 “安丘模式”成功的关键,亦是其推广价值所在。之于 “管”,规制之初,若是政府因阻力大、监管难、农户抱怨和不满而不能够做到狠抓规制、狠抓落实,则治理绩效会大打折扣,更不会有后来农户自觉行为的 “柳暗花明”。 之于“产”,一方面,在农产品生产环境上下功夫,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另一方面,在源头控制上下功夫,确保农田里无残留的安全,产管结合,才赢得了具有 “国际菜篮子”之称的 “安丘模式”。
摘要：政府规制的介入对于纠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市场失灵有重要作用。为探究“安丘模式”奥秘,本文构建并假设了政府规制重塑农户生产行为的逻辑框架。基于框架的分析发现,安丘以源头控制为着力点,对农户实施了规范性、激励性、服务性多重规制政策,这些政策直接或通过嵌入到市场环境和农户收益中间接发挥了推拉力的驱动作用,促发了农户的安全生产行为,提升了治理绩效,验证了本文假设。因此,政府主导的政府作为—社会支持—公共价值”的协同治理和“强力规制—行为重塑—自觉行为”的行为逻辑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指导理念和有效途径;政府强大的规制力度和源头控制的着力点是“安丘模式”成功的关键,亦是其经验价值所在。
住宅入口的行为模式探析 篇9
在居住区内的活动多样精彩, 在住宅入口空间的居住行为活动也多种多样。交通可以讲是住宅入口最主要的功能空间。必须要经过此空间才能到达住宅内部。但是住宅入口的空间也有其他的功能, 并不只是简简单单进进出出的行为模式, 还应该有游憩、交往及其他有组织的群体活动, 行为模式多样, 并有交叉进行的可能。概括起来大致有交通、停留、交往、游憩等活动。
我们可以根据扬·盖尔在《交往与空间》中划分户外活动类型的方法, 将住宅入口空间的活动总结为如下三种行为:必要性行为、自发性行为和社会性行为。
1 必要性行为
必要性行为是满足人们自身的生活需要而必须参与的活动, 目标明确, 行为特定。具体来说每天都必需经历的日常主要活动。在住宅入口空间发生的必要性行为有如下方面:上学, 上班, 取信报等。因为这个空间处在居民每天出门、回家的一个必经之路, 必要性行为可以称为经过性行为, 因为这些行为是必要的, 它们的发生很少受物质构成的影响, 在其居住的时间过程中无论何种的条件下都有可能发生的活动, 参与者没有选择的余地。
必要性行为是住宅入口空间的基本行为模式,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参与模式具有普遍性与广泛性。正是由于其基本行为内容看起来如此平凡, 设计者仅为了满足这个基本的行为所设计这样必不可少的空间才造成目前其空间环境的简陋。其空间环境尺度往往仅仅满足基本的使用需求, 而自然采光、通风也没有受到重视。
2 社会性行为
社会性行为指的是诸多空间中依靠其他人员参与的其他行为, 如聊天、儿童游戏、娱乐等各类公众活动。这类行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由另外两类行为活动发展而来的, 或者由于人们长时间形成的社会习惯而生成。在良好的入口空间中, 会很自然的触发各种社会性行为;在空间品质低劣的住宅入口中, 人们往往只想匆匆回家, 很少发生社会性行为。
3 自发性行为
自发性行为是人们自发的行为模式, 它与必要性行为截然不同, 只会在时间和地点允许的条件下人们自愿参与的情况下发生。例如老人晒太阳, 早晨起来呼吸新鲜的空气、晨练, 驻足一些有趣的事情, 疏通筋骨等等。
评价住宅入口空间及环境优劣的标准是由居住者在此空间停留时间多少来决定。如果居住者来去匆匆, 很少驻足, 显然无法促进很好交流的邻里生活。如果空间品质提高了, 同一单元的大人们相互交谈, 孩子一起玩耍, 从而促进小区级活动的社会行为, 这也为整个社区的安定和团结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 怎样延长居民在此入口空间停留的时间, 达到提高邻里生活质量的目的, 也促使更多的社会性行为的发生则是入口空间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同时这意味着改善必要性行为和自发性行为的条件, 就会促成有序的社会性行为。
弗里德曼等著《社会心理学》中指出:“人们怀疑高层住宅 (特别有三四十层高, 有数百或数千户单人住所) 是否真是人类生活的良好环境”。作者认为高层住宅的居民不怎么珍视与邻里的友谊。回迁到高层建筑的中老年人仍然很怀念过去居住的低层住宅, 那里邻里交往密切, 关系融洽。唐纳德·肯威 (Donald J·Conway) 在《高层建筑人类反应》 (Human Response to Tall Building) 一书中指出:“高层 (住宅) 作为家庭居住的首要困难是许多人总是有意无意地带着拥有传统的独家住宅的记忆或愿望”。现代城市住宅的“接地”性越来越差, 特别是对于一些高层的老人和小孩来说, 楼层越高下楼的几率越少, 而类似上下楼这种必要性行为是发生社会性行为的前提, 只有引发必要性行为时才可能引发其他的行为, 比如自发性行为、社会性行为, 因此在设计中应予以充分的重视, 为其发生创造便利舒适的条件。
4 结语
住宅入口空间有自发性行为产生的可能, 关键是需要有外在或内在条件促使它产生。假如空间品质较差, 就只能发生必要性行为。当其达到合理的标准时, 尽管必要性行为的发生频率保持不变, 由于环境等周围条件的改善, 它们仍然有延长时间的倾向。现在住宅入口门厅、楼梯间、电梯厅等交通空间由于经济原因, 设计者在外在的压力 (尽管这种压力来自外在或者内在的压力) 条件下总是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压缩到最小, 仅仅满足基本的交通要求, 只够必要性行为的发生。这种空间被压缩到最小的后果往往是拥挤、阴暗, 人们在此总是匆匆路过, 停留下来发生自发性行为的可能性较小。设计者可以通过改善空间环境条件即必要性行为的条件, 比如在入口外部空间设置一定的景观小品等, 内部布置一些娱乐设施, 适当加大入口空间等等, 促使更多的自发性行为的发生。
各种行为受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在适宜的室外和室内空间条件下, 尽管必要性行为发生的频率基本不变, 但自发性行为和社会性行为却大量增加。因此对住宅入口空间有如下几个基本要求:
1) 需要有便捷的路径使住户容易到达;
2) 需要有足够的容量为居民展开适当的活动提供可能;
3) 需要有一定的常用设施为人们的观赏, 休息提供物质基础;
4) 需要有舒适的自然和人工环境条件, 如日照、通风、视觉景观等, 可使人在其间休息、观赏、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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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安全模式 篇10
安全管理是煤矿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更是企业稳定、高效生产的根本。由于矿工常年在阴暗潮湿的巷道里高劳动强度地工作,企业更应该把保护矿工生命安全作为生产工作的最高职责。虽然煤矿企业通过采取强化安全培训、加大安全投入等措施,近年来安全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仍没有降到预期的水平。从这些事故分析来看,矿工的不安全行为仍是重要的事故诱发因素之一[1]。为此,如何规范矿工安全行为是煤矿企业日常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
关于安全行为的问题,学者普遍认可安全文化能提升员工的安全动机和行为安全性。但是在安全文化维度研究中,Lucas[2]发现,管理(领导)维度最为学者所采用,这说明了管理者(领导者)作为企业的代理人,带领着组织成员朝共同目标前进时,对安全文化推动有重要作用,肩负着安全实务运作、安全文化落实、员工安全防护等重要角色。而Brown等[3]认为,领导者的安全承诺和安全态度等感知对员工安全行为有重要影响,但深入研究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影响机理的较缺乏。既然管理者是组织因素的重要组成,其领导行为贯穿于企业内部的整个运行过程,是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安全文化促进安全行为过程中可能是一个关键因素,因此,可以认为管理者的领导行为与企业安全文化有关,而安全文化又会影响员工安全管理表现和自身的安全行为。鉴于此,文章将采用结构方程模式,以煤矿企业为案例背景,选择组织因素的重要表征“领导行为”作为切入点,分析领导行为、安全文化与矿工安全行为之间的影响路径和影响强度,希望为煤矿企业进行矿工行为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指导。
1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1.1 领导行为与安全行为
国外从1999年开始在制造业、化工业、建筑业等领域研究领导者在员工安全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如:OSHA、HSE等组织承认安全领导的力量,并认为领导者是企业安全管理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4];O’Dea等[5]学者认为管理者能够激励员工努力地工作,并且能够激励员工更加自觉地采取安全行为,同时也发现若管理者有更多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则员工会有较多的安全行为;Larsson[6]证实了管理行为的改善能改变员工的安全行为;Zohar和Luria[7]通过对制造业工作场所的安全观察和监督,发现现场管理者对安全的关心会加强员工安全行为,等等。可见,在各种工作环境中,如何引导员工的行为融入到企业运行,关键是领导者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随着研究深入,学者将领导理论的焦点置于领导者的行为上,认为决定领导效能的是领导行为,而非领导者的人格特质,并且企图找出能够创造高领导效能的领导行为。由于Bass[8]提出的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理论最能够厘清领导行为,并且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得到学者广泛应用,如Barling等[9]学者发现变革型领导与员工的安全行为正相关;Wu[10]研究认为安全领导行为由安全关心、安全指导和安全控制构成,安全关心和安全指导属于变革型领导范畴,安全控制属于交易型领导的表现;Krause[11]认为变革型领导不仅能给员工展现信服的价值,而且会提高安全行为进而降低事故率;Zohar和Tenne-Gazit[12]认为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提高员工安全行为。本研究也认为煤矿企业管理者的领导行为具有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的属性。其中:变革型领导是指在一个相互信任的氛围中,管理者让矿工意识到工作任务的重要意义,并激发矿工的高层次需要,促使矿工为了企业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并达到超过原来期望的结果;交易型领导是指管理者以奖赏方式来引导矿工完成特定的工,整个过程好像一项交易。
安全行为是煤矿企业安全管理系统在安全运作上的整体表现,更易于观察和测量,对其测量可以评估安全系统的优缺点。Motow和Scotter[13]从安全角度把安全行为划分为安全任务行为和安全情景行为;与此相近的研究是Neal[16]提出的安全行为模型,该模型认为包含安全服从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之后,Borman和Motowidlo[14]以高危组织为背景,认为更应关注“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类行为。结合煤矿实际,安全遵守行为是指矿工员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并能按照安全流程规定进行工作的行为,这是维护井下安全工作的矿工最本质行为;安全参与行为是指那些并不能够直接确保个人安全,但能通过帮助周围矿工、提高自己工作主动性等构建一个支持安全环境的行为。由于煤矿企业属于高危组织,本研究将借鉴该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假设:
H1: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关系。
1.2 安全文化与安全行为
社会交换理论提出,个体的特定行为是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好处的交流活动的结果。基于该理论思想,安全文化与员工表现的安全行为是等价互惠的,即:安全文化影响员工对工作安全环境的理解,通过安全制度、安全程序等因素调整自身的交换性安全行为。所以,安全文化作为组织的次文化,将影响组织成员态度与行为的思维观念,并与组织安全绩效相关。于是,Clarke[15]、Grote[16]、Neal[17]等学者通过对大量行业的元分析证实了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由于安全文化属于社会心理学领域,会因为不同理论依据、调研行业等不同,所以学者应用了不同的研究维度。比如:Zohar[18]采用安全沟通、安全训练、工作风险等来衡量;Clarke[15]指出安全文化应包含管理承诺和组织透明度、组织沟通、生产效率和安全的权衡、学习型组织等10个成分;Singer[16]认为通过安全承诺、教育和知识、监督程序、人员投入来衡量;曹庆仁[19]认为煤矿企业安全文化划分为: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激励、安全目标和安全沟通这6个维度,但是安全激励更多体现在安全承诺中,而且安全目标更多是组织层面的问题,为此,借鉴该研究成果,提出如下假设:
H2: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关系。
1.3 领导行为与安全文化
良好安全文化对于促进安全行为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安全文化促进的前置因素在于提供导入策略,而管理者被认为是一个关键因素。管理者是文化的表达者,当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表达某些价值时,组织文化就会展现出来,而且领导者的领导行为会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Nahrgang和Morgeson[20]的一项元分析就显示出领导行为和安全文化高度相关。所以说管理者对安全问题的支持和沟通,能影响企业安全文化的建设和推广。为此提出如下假设:
H3: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正向影响关系。
1.4 理论模型的构建
上述分析了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的两两变量之间的关系,表明管理层的领导行为会直接决定组织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强度,从而影响工人的行为决策以及最终的行为。而且,Hofmann和Morgeson[21]证实了班组长的管理行为与工人对安全的投入、事故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该相关关系以安全氛围作为媒介变量;Williams和Geller[22]也主张通过改进安全领导来改善安全文化,进而增进安全绩效;吴聪智[23]也认为安全管理者对安全绩效具有间接影响效果,而安全气候对安全绩效具有直接影响效果。为此,提出研究架构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量表设计
研究问卷参考已有成熟问卷,并充分考虑矿工的特点经过安全管理专家进行修订,问卷经过两次初测试后形成最终问卷。最终问卷分为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个人基本信息4个部分。其中:领导行为问卷参考Bass[8]编制的问卷,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两个构面解释员工所描述的领导行为;安全文化问卷参考曹庆仁[19]编制的问卷,从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和安全沟通这4个构面进行测量;安全行为则参考Borman和Motowidlo[14]编制的问卷,从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两个构面测量。量表均采用李克特的5点量表记分法进行测量,依次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给予5、4、3、2及1分。
2.2 数据收集及样本分析
研究对象以辽宁、内蒙古等几家大型国有煤矿的矿工为主,针对已选择的单位随机抽取被测人员,均利用矿工升井后进行安全学习、开会等机会,当面发给矿工进行填答,并指导完成和收回,矿工分属于掘进队、采煤队、运输队、通风队等多个部门。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710份,问卷回收654份,筛选出有效问卷为436份,占回收问卷的65.2%。参与调查的矿工均为男性,年龄30岁以下占12%、31~40岁占30%、41~50岁占42%、50岁以上占16%;学历情况为:小学占31%、初中占49%、高中占16%、专科及以上占4%;工龄情况为:5年以下占19%、5~10年占57%、11年及以上占24%。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首先,应用SPSS 20.0软件计算各研究变量的Cronbach’sα值来检验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见表1。各因素量表的α值均大于0.7,符合测量学所建议的标准,说明内部一致性信度良好。其次,在区分效度方面,通过进行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来检验问卷的区分效度,结果见表1,显示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初步表明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情形与原件假设预测的趋势相符合。最后,由于问卷设计中参考已成熟的量表并听取专家的意见,因此具有一定的内容效度。
注:***、**、*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数字1~8分别表示: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遵守、安全参与。
3.2 假设检验
为了探讨研究架构中的假设关系,首先将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安全承诺、安全规程、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纳入同一框架下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然后采用Amos17.0软件以路径分析法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依据模型运算结果对模型进行修正,对影响不显著的路径的三条路径删除后,得到最终变量之间影响关系和影响强度的关系模型(图2),模型最终适配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各项指标拟合结果基本满足或接近合理值,说明最终模型能够较好的描述实际观察到的变量关系,整体而言属于可接受的范围。
从路径分析结果看,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均对安全行为有正向影响,而且领导行为也通过安全文化间接正向影响安全行为。首先,领导行为对安全行为影响中,“变革型领导”对“安全遵守”没有通过检验,可能原因在于单纯的变革型领导特质不能引导低文化素质的矿工遵守安全操作等行为;而其余维度间均有显著影响关系,假设1得到部分验证。通过计算各维度间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得到:变革型领导对安全遵守的总影响效果为0.31、对安全参与的总影响效果为0.296;交易型领导对安全遵守的总影响效果为0.607、对安全参与的总影响效果为0.326。从影响效果看,虽然交易型领导对安全行为的影响效果强于变革型领导,但也体现出管理层的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有利于一线矿工安全行为的表现,生产管理中两种领导方式能相互补充而不发生冲突。
其次,安全文化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中,安全文化各维度对安全遵守均达到了显著的影响效果,其中安全规程和安全培训对安全遵守影响效果最强(0.413);但安全文化各维度对安全参与影响中,除“安全规程”对“安全参与”和“安全培训”对“安全参与”没有通过检验外,其余维度间均有显著影响关系,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
最后,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且交易型领导对安全文化各维度的影响效果(0.302、0.312、0.284、0.257)大于变革型领导对安全文化的影响效果(0.221、0.237、0.204、0.313),假设3得到验证。各维度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果如表3所示。
4 结论
1)构建“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安全行为”的SEM模型。该模型说明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均对安全行为有一定的预测力,而领导行为又对于安全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并间接通过安全文化影响安全行为,这与Neal和Griffin[17]学者的研究相同。这从理论上证实领导行为、安全文化和安全行为三者间关系在煤矿企业的适用性,从实践上说明企业安全文化的建立需要通过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影响,将有助于提升矿工安全行为的绩效。
2)领导行为中“交易型领导”要高于“变革型领导”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力。该项研究成果与Zohar和Tenne-Gazit[12]研究略有不同,可能是研究样本的差异性导致的,因为矿工生活水平偏低,文化素质不高,处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低层级,各种政策规定、流程、工作指令等对矿工的安全行为更有效;同时该研究成果也提示出在日常管理中,管理者要把变革型领导作为交易型领导的补充,二者要在不同情境中结合应用。
3)领导行为对安全文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该结果说明管理者作为安全文化的传递者,其自身表现出的领导行为是安全文化建设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这与Nahrgang和Morgeson[20]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所以煤矿企业要想提高安全文化建设的效果,一定要关注管理者的领导能力的提升。
4)安全文化对安全遵守行为的影响力强于安全参与行为。虽然安全文化的不同要素对安全遵守行为和安全参与行为的影响力不同,但这足以说明了矿工的安全行为会受到企业安全文化的影响而改变。企业在安全文化建设中,重视安全培训、安全沟通、安全承诺和安全规程,对矿工个人安全的参与感和安全规范遵从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
行为安全模式 篇11
【关键词】高职 艺术设计 行为导向项目教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9C-0158-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美的理解和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艺术设计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国的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得到了蓬勃发展，各高职院校相继开设了艺术设计专业，为该领域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改善了从业人员的技术结构，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目前高职艺术设计教育仍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其中，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衔接不畅，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与实际需求和就业联系不够紧密是最为迫切的问题。如何面向市场、面向就业，深化教学模式改革，使学生真正能学有所得、学有所长是很多教育工作者都在考虑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行为导向教学法在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模式的改革中能否探索出一条新思路。
一、行为导向教学法的内涵及形式
行为导向又称为实践导向或行动导向，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职业教育教学论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思潮。“行为导向”教学，是根据完成某一具体工作活动所需要的行为和环境条件，以及从业者的内在调节机制来设计、实施和评价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该教学一般采用案例式或项目式的综合课程教学模式，从信息的收集、计划的制订、方案的选择、目标的实施、信息的反馈到成果的评价，学生全程参与其中。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成为了咨询者或者指导者，但这并不影响教师作用的发挥，相反，提高了教师综合能力的要求。行为导向教学法重视“案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由于其对于培养人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方面有着十分重要和有效的作用，因此被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界与劳动界的专家所推崇。
二、高职艺术设计教育的现状
近年来，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需求量随着我国经济及文化建设的高速发展而不断增加，艺术设计成为高校的热门专业，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都开设了艺术设计类专业，其培养目标参照我国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技术型、技能型”人才上。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突出的是技术、技能与应用性教育特点，并以就业为导向。但是，由于艺术设计是一门新兴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其教学模式、观念及教学手段等仍在参考相关本科高校艺术教育的课程，这显然不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对于高职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同时，艺术设计还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这种“实践”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生活、生产加工相对应的。因此，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局来看，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要树立创新的观念，构建符合时代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理论体系，按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人才的要求，把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学生技能性与应用性综合能力作为教学的核心思想，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理论、实践、创意一体化。
目前，关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改及人才培养模式定位的研究正如火如茶地开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已成为教育专家和学者们的共识。在解决“如何构建”的关键问题上，国内高职艺术设计的教育同行和专家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和先进教学模式的同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其中包括：在教学活动中采取项目教学法、模拟公司教学法，引导学生在专业对应的职业情境中、在动手实践过程中自主学习等，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三、高职艺术设计教育应用行动导向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一）对项目的理解和存在偏差
项目教学是行为导向教学法的核心模式之一，即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把理论与实践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其关键在于设计和制定的项目需要涵盖一定的知识点，才使得学生通过完成一个项目掌握相关知识。项目的设计既是重点也是难点，高职艺术设计的不同专业对“项目”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有结构的项目、与主题有关的项目、与体裁有关的项目、模板项目和开放型项目等。某些项目缺乏对课程知识的典型性、适宜性、先进性、前瞻性设计，目标不够清晰，活动方式不够具体，活动内容缺乏适宜性等问题频现。
（二）课程实施较为散点化
实施行为导向教学的部分课程，难以将教师个体的教学行为放到团队中进行系统设计，教师之间教学理念、教学手段缺乏必要的交流，各自为政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
（三）教学评价较为主观化
学习成果的评价往往只是专业教师主评及学生互评的“双方”模式，缺乏企业这一关键角色的评价，导致教学过程及成果得不到更客观的指导意见，进而影响行为导向教学的效果。
（四）教学成果虚拟化
基于成本、实用性等因素，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学成果往往只有几张设计图纸，难以实现“作品化、产品化、商品化”的目标。这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激情，也影响了行为导向教学的效果。
四、强化行动导向教学法的对策
（一）高职艺术设计项目课程的构建与实施
根据课程内容进行设计，将课程的相同内容与不同的表现形式整合为系列化，作为一个学习包，把教学内容分解成多个学习包或模块，以模块的形式为项目包进行分系列的课程学习。完整单项技能训练，动态更新训练案例，模拟工作环境，引入岗位技能标准，依照实际生产流程设计教学过程，使学生在项目教学与实践中得到系统的训练，攻克工作任务的实践难题，获取相应的能力。
以书籍装帧设计课为例：首先，依照实际工作内容与流程组成项目教学团队，团队专业教师之间建立常态交流机制，团队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行系统化设计；其次，建立以印前工艺制作为内容的训练模块；再次，建立以印刷承载物为内容的训练模块；又次，建立以整体设计为内容的训练模块，最后，代入企业真实项目，引导学生依照实际生产流程完成该课程。此番强化行动导向教学模式，达到了以下效果：改变了常规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l生；企业真实项目的引进让学生了解课程的重要性，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体验了工作过程的艰辛与乐趣，增强了团队协作能力，强化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学生有机会直面企业与市场，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更加明确学习目的，提升职业能力。
（二）教学成果评价实现“三合一”
按照工作岗位的要求，在每个专业课的结束阶段展示作品。优秀作品突破以往只有设计图纸的不足，实现商品化和评价社会化。作品展示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为学生展示才能提供最好的舞台，也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围绕作品展示，同时展开论辩、教学活动演示以及各种主题展示活动等。上述活动又构成课堂教学的相应资料和手段。此外，按照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要求，重构课程考评方式，采取过程考核、项目考核、实践和作品考核等方式。所有实训项目完全依托企业的实际生产任务开展，专业教师协助进行理论教学。采取学校教师、企业主评，学生互评的“三方共评”方式，对过程、结果进行评价，真正实现“三合一”的评价模式。
城市女性消费行为模式研究 篇12
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女性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实现“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的科学消费,减少消费对气候和环境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1 背景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女性无论是其社会地位还是家庭地位都有显著提升。一方面,职业女性的收入不断提高,大约有三成的城市女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50%,这意味着女性经济独立和消费主导权;另一方面,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在购买家电、家具、汽车、住宅等家庭耐用消费品时,女性作为主要决策者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当前,女性消费呈现出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等特点。但是,在理性消费的同时,其中也存在情绪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炫耀型消费和超前消费等。倡导科学消费理念,指导科学消费行为,构建科学消费模式,有助于实现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有助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对女性科学消费行为模式进行研究与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2 女性消费的现状特点
(1)理性消费与冲动消费并存,理性占主流。由于大多数中国女性成长和生活在较长时期内低消费或普通消费水平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养成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习惯。她们能够从自身经济状况出发,在购买日常用品时,选择一些品质耐用、口碑良好、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也存在非理性的盲目冲动型消费。特别是中青年女性更容易受到情绪、促销、广告等方面的影响。
(2)传统购物方式与现代购物方式并存,网购成热点。据调查,大约有80%以上的女性购物方式仍为传统的商场或超市购物,特别是中老年女性常常会到现场精细挑选、货比三家。而随着信息网络的兴起,中青年女性更热衷于现代化的购物方式,如信用卡消费、电子银行、网络购物、团购、电视购物等。网络购物可节省购物时间,提供比当地商场更加丰富的货品、优惠的价格以及操作便捷的消费体验,受到年轻女性的欢迎。但在享受快捷购物的同时,有时会造成如购买货品闲置、“鸡肋”商品无从处理、产品频繁更新换代等浪费现象。
(3)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并存,结构多元化。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长,城市女性消费逐渐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过渡。女性消费结构已由食品、服装服饰、化妆品、家电、日常生活必需品等传统消费,逐步扩展至旅游、房产家居、艺术品、汽车、家政服务、美容养生、珠宝首饰、阅读“充电”等高端和精神文化领域的消费。对于物质消费,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者追求品质化,她们乐于追逐名牌服装箱包化妆品、购买有机绿色食品、最新款电子产品、享受高级定制服务等。她们还希望通过健身俱乐部、读书沙龙和旅游来丰富生活、扩宽视野,通过学习茶道、摄影、绘画、雕塑和乐器来提高艺术修养。多元化的消费品市场,为女性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也更需要她们慧眼识珠、做出合理的消费选择。
(4)本土消费与全球化消费并存,国际商品受追捧。由于信息化发展和便捷的运输,女性消费空间跨越了国境。当她们在家门口的菜市场选购新鲜食材同时,也可以到商场、免税店甚至出国购买喜欢的国外商品。外国进口食品、化妆品和保健品备受城市家庭主妇青睐。一些年轻女性则热衷于加入到国际奢侈品牌追逐行列,以体会品质彰显品位。子女教育方面,国学热、传统文化教育升温;国际教育机构对年轻妈妈们仍具有强吸引力,虽然其学费价格不菲。
3 引导女性科学消费的建议
(1)倡导低碳绿色消费理念,打造健康生态消费模式。低碳消费在强调消费节约的同时,更注重消费质量和内涵;在强调生活质量提高同时,更强调环境质量提高[1]。通过宣传低碳绿色消费知识,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提高对绿色产品的辨别能力。无论是食品、服装、化妆品,还是家电、家具,都应选择购买符合环保、节能、无污染、安全、健康、优质等要求的产品;对所选购商品不符合绿色产品标准、或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应减少便利袋、一次性筷子等便利物品的使用;节约水电和纸张,少开空调;出行时尽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就近购买新鲜绿色有机食材,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多穿着棉、麻、丝绸、羊毛等生态环保面料的服装;家居装修方面,崇尚简约风格,尽量购买实木家具、选用环保装饰材料;形成以绿色健康生态为时尚的生活方式。
(2)倡导适时适度消费理念,打造文明理性消费模式。女性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要从实际需求出发,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进行购买,做到合理适度消费,避免因虚荣心和攀比心造成的冲动消费。不能将消费看作是一种生活消遣,单纯为了满足心理愉悦而购买大堆不需要的产品并将其闲置下来。要根据生活需要,合理确定消费层次,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理性对待商场促销活动和产品广告宣传,通过现场体验和比较,提高对商品的辨别力和选择力。在商品的品质定位上,提倡选择“少而精”的商品,既保证质量,又不过度奢侈和铺张浪费。
(3)倡导可持续的消费理念,打造发展成长消费模式。物质消费方面,不能只贪图眼前享受,而要兼顾长远利益。一方面,要量力而行、提倡节俭,不去追求过高消费;另一方面,要在适当消费同时兼顾家庭投资理财,如定期储蓄、购买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关注艺术品收藏等某种比较熟悉领域投资等。要重视精神文化领域消费,引导女性接受和追求“学习化的生活方式”[2],更多地关注文化教育、科技培训、健身体育等方面的消费,以促进身心健康、提升自我修养、增强发展能力。拓展闲暇消费,在保证工作效率的同时,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学会享受和品味生活。比如通过旅行、学习绘画、欣赏音乐、读书、品茶,来放松心情。在满足自身个体消费的同时,要更多地关心社会群体消费和社会事务。比如参与节能环保、助学、扶老等公益慈善活动,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自我成长和更加快乐地生活。
参考文献
[1]邓国用,刘阳.低碳消费与中国居民消费方式变革[J].消费经济,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