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害（精选8篇）
经济危害 篇1
泡沫经济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历史上著名的16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17 世纪英国的南海泡沫、1929 年美股泡沫、20 世纪末的日本泡沫以及美国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都是典型的泡沫经济现象。以日本为例,20 世纪80 年代的经济繁荣被称为“泡沫经济”时代,随后进入“失去十年”的经济停滞期,尽管日本多次采取超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经济并没有真正走出泡沫破裂的阴影。
一、西方经济学视野中泡沫经济生产的机理
西方经济学从理性和非理性两个角度分别探讨了泡沫及泡沫经济。理解泡沫经济的核心是要理解泡沫本身的内在含义,金德尔伯格认为,泡沫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陡然上升。开始的价格上升产生进一步价格预期,并且吸引新的买主———投机者一般感兴趣的是来自资产买卖的利润,而不是它的使用或产生盈利的能力。这个价格上升通常跟随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预期逆转和价格的陡然下降。
根据金德尔伯格的泡沫定义,可以看出界定泡沫主要有三种特质:一是强调资产价格连续陡然上升并随之突然下降的过程;二是强调导致价格发生巨大变化是因为投机者对资产预期发生变化而不是基于该资产的使用价值或者它具有盈利能力;三是根据其他学者的描述,泡沫还具有自我生成和自我确信的特性。也就是说,泡沫具备一个具有生成、扩张以及破灭的自动机制。
西方经济学针对泡沫的解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经济学理性的角度来解释泡沫,一种解释则通过非理性角度来解释泡沫。就理性角度来解释泡沫而言,这种解释是以“有效市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理性泡沫(the theory of rational bubbles)说,这种解释认为理性行为和理性预期是前提,金融价格除了包含基础价值外,还包含偏离基础价值的理性泡沫的成分,这些理性泡沫并非资产错误定价,而是反映了未来的收益。
理性泡沫的产生机制有内生和外生两种:一种是投资者对泡沫进行投资而非对基础价值进行投资,原因是泡沫也可以带来收益,所以能够吸引一大批投资者介入;另一种是内在因素,例如投资者对股利未来收益的预期也会吸引投资者介入从而产生泡沫。虽然这种理性泡沫可以解释一些资产价格短期偏离现象,但由于条件苛刻,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认知能力问题,投资者的预期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这就不是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
但人类社会往往需要解释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管理不可管理的事件。另一种解释看到了人类的理性限制,认为人类不仅具有理性的一面,还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凯恩斯较早发现人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他称之为“动物精神”,即人的投资冲动依赖于自然本能,后来这种动物精神被不断拓展,发现这种“动物精神”具有躁动性和恐慌性的特性。De Long等人认为,受到噪音或者伪信号的干扰会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同时,投资者过度依赖历史价格的变化、公开信息以及过度自信都会导致投资者采取非理性的行为。当代著名的金融学家罗伯特·席勒的解释是投资者的从众行为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价格上涨导和财富效应诱使新的投资者和资金不断投入,新投入的资金又推动价格上涨,但这种正反馈是有限度的,最终导致负反馈循环,价格突然下跌,泡沫就此破裂。
总之,泡沫的生成机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通过理性行为解释的泡沫:一定的泡沫也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往往会引导投资者介入,投资者对资产的未来收益投资也会吸引投资者成为泡沫的推动者;另一种解释是投资者由于受到认知水平、心理情绪等驱动,产生盲动行为,导致泡沫产生。当这些泡沫扩展到整个资产市场,就会产生资产泡沫,但资产有泡沫不一定会产生泡沫经济,当资产泡沫影响到整个经济领域才会产生泡沫经济,也就说,随着投机预期的继续强化,某种资产泡沫继续扩张,超过了整个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压力,便产生了泡沫经济。
二、资本逻辑与泡沫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泡沫产生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有价证券产价格上涨或下跌只是有价证券索取权证书的价格变动,实质是重新分割剩余价值,而不是创造剩余价值。
无论是泡沫内生论还是外生论,都是基于对泡沫经济直接原因进行剖析,马克思对泡沫经济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价证券的增值是幻想的。以股票为例,马克思认为:“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它的市场价值取决于索取权大小、可靠程度以及预期决定的,这种“市场价值”只是一种幻想,一旦货币市场紧张,利息率提高,大量的证券投入获取货币,就会出现价格跌落,但在危机中贬值的证券又变成货币集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价值增倍的想法被马克思看成是“纯粹幻想的怪物”。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这种“幻想的怪物”不断被强化,似乎资本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就能自动增值,而且金融资本家还积极推动这种自动增值的怪物不断推进,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内,直到经济体系不能再承受,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危机爆发。
马克思反复强调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复制本,它只是代表一种所有权的证书,同时也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益。也就是说,虚拟资本只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权,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它却是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种所有权证书跌落而造成的盈亏,具有集聚功能,“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类人的资本积累可以不按照现实的资本积累方式进行积累,而且从现实中攫取了很大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超常规积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逻辑总结起来有三点:一是最大化的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当然,由于参与资本运动主体很多,如何在不同的职能资本之间分割剩余价值,也会存在激烈竞争;二是最大化的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当资本所有者获得了剩余价值,资本家要有韦伯意义上“禁欲”精神,将剩余价值投入到再生产循环,而不是用来消费,从而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两种都是单个资本的积累,而第三种逻辑可以通过兼并以及信用杠杆的方式进行快速扩张,虚拟资本的扩张就是这种逻辑,这种逻辑带有赌博性质,但它却采取了隐蔽的手段。实质上,随着公众对有价证券的投资,这种隐蔽的掠夺不仅仅是资本家之间的剩余价值分割,还掠夺了工资、租金等收入,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向大资本集聚,从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正是由于虚拟资本自我增值的幻想,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每隔一定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危机,这些危机的功能不仅是使得幻想的泡沫被挤掉,而且通过索取权的变更导致资本的集中,增加了大资本的赌博心理和操纵市场的能力,从而加速这种爆发周期。
三、泡沫经济生成机制及其危害
泡沫经济产生的深刻根源是虚拟资本不断重新分割剩余价值以及其它收入,它采取资本自动增值的幻想形式重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资本目的是获得自身的增值,它所依附的资产或者说标的物多种多样,表现为该资产的资本化的过程。
泡沫经济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形:在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条件下,泡沫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收益以及它会带来预期的利息收入;在人的行为并非理性的条件下,也会导致泡沫的产生,即投资者可能受到信号干扰、认知能力有限、或过度依赖历史价格和公开的信息以及过于自信。
泡沫生成的机制是一种正反馈与负反馈互相循环的过程,即资产价格变高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介入继续推高资产价格,直到无法一直持续下,价格下跌。无法继续进行正反馈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历史条件也是一定的,一些聪明的投资者可能会提前嗅到泡沫破裂的危险从而跳出这种正反馈循环。
泡沫经济是这种资产泡沫不断扩大,财富效应不断显现,诱使大量的投资者介入,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生成了泡沫经济,而社会大众的盲从跟风,使得整体经济承受不了沉重压力,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泡沫的破裂。
尽管一定的泡沫会对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泡沫意味着资本对未来乐观情绪和扩张倾向,但泡沫经济无论是生成过程还是破裂的危害也非常巨大。
一是它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平衡,大量资金配置到无效的市场中去,而不是配置到最需要的产业中去,它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长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一旦破裂则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经济萧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有价证券只是代表所有权证书的索取权,它的价格涨跌并不产生实际的价值,尽管虚拟资本是“虚拟”,但却会导致现实资本配置无效率,也成为一些人攫取现实资本的杠杆,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泡沫经济破裂往往会导致所谓经济奇迹的终结,也往往会结束一个霸主统治时代,例如元朝末年纸币超发导致整个元朝政权覆灭;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使得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时代;最近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克林顿政府倡导的“美国梦”幻灭,甚至有可能结束美国在全球各个领域的霸权统治。
二是泡沫经济具有财富分配效应,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假设泡沫不破裂,会导致没有参与者失去财富增值的机会,从而增加了二者的财富分化程度,例如房价上涨导致那些没有买房者与买房者财富差距很大;泡沫经济破裂更会导致财富的集中,一部分投资者成为资本巨头,另一部分投资者变成穷光蛋,这种集中会扩大居民的财富分化程度。
三是金融市场赚钱比实业赚钱快,被称之为“快钱”,这种赚钱模式会增加国民赌性而厌恶劳动。这种赌博替代了劳动,增加了人们的赌性,从而导致真实价值创造减少,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不劳而获”的风气,从而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
四是社会可能因为泡沫经济的破裂而变得不可控,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泡沫经济破裂会产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增加失业,增加财政负担,从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加,处理不好则很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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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害 篇2
关键词：经济理论；国家经济安全；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共识；经济地位；经济决策；经济主权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116-05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它对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其他方面有着重大影响，有时候甚至有决定性影响。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改革和建设，关系到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经济建设的最终成就。俄罗斯、东欧、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惨痛的教训表明，经济理论的误导能够导致国家巨大的经济灾难，严重威胁和破坏国家经济安全。可见，指导经济运行的经济理论也存在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由于经济理论是经济运行的“操作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大脑”，因此其安全性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极力将新自由主义这套“操作系统”植入发展中国家经济系统中。本文基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的危害。
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及其威胁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是决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概念包含了经济地位的差异，隐含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态的不同，经济安全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来说具有不同的内涵。在一个整体上依然是弱肉强食的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作为强者的发达国家，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是确保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地位，将自己的经济安全定位于外部经济资源和利益的攫取上，避免经济从安全的状态进入不安全的状态，是“攻”的态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处于受威胁的不安全状态中，其经济安全观的根本出发点则是使经济如何从不安全的状态进入安全的状态，即如何避免国家经济主权、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重大经济利益不受剥夺、破坏或威胁，是“守”的态势。
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改变自身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这种不利地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安全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意味着发达国家地位的下降，这是发达国家所不愿接受的。从这个角度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利益是对立的，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的霸权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必然要设法遏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这种对立决定了处于强者地位的发达国家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来源。
发展中国家要改变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往往又需要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这必然存在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所带来的经济安全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处理好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在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安全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需要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来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保护好国家经济安全，甚至以经济安全利益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成果很容易就会被发达国家“剪羊毛”，很可能会瞬间被剥夺或摧毁，经济可能发生轻则数年、重则数十年倒退，国家陷入长期的社会政治危机中。因此，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将经济安全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重大的经济决策需要经过经济安全方面的评估，以保证经济决策不会危及经济安全。
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新自由主义与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彻底破产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创新，“新”字作为前缀只不过是在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外面加上了理性预期、公共选择、货币主义等新的外衣而已。由于自由主义无法解释“大萧条”，对如何走出和避免经济危机更是苍白无力，于是主张通过国家干预来治疗和防止危机的理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且在之后的几十年中获得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坚持与凯恩斯对抗的新自由主义只能是一个边缘学派，只是少数人在那里自弹自唱。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以“滞涨”为主要特征的严重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自然地被认为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反凯恩斯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则获得了生机。为摆脱“滞涨”危机的泥潭，无计可施的英、美政府抓住了新自由主义理论这根救命稻草，纷纷推出了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新自由主义由此逐渐成为英、美等国的“官学”，实现了从边缘向主流的转变。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国内兴起的同时，国际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苏联经济陷于停滞，开始在全球战略收缩，特别是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主宰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美国得以在全球全面扩张，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其扩张的需要不谋而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理论政治化为发达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范式化“华盛顿共识”①，成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进一步巩固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地位的理论武器。
尽管新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取得了“官学”的地位，但我们可以看到主导英、美等国国内经济政策的依然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措施在各个经济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加在凯恩斯主义外面的“小马甲”，只在局部领域的部分环节实施，并且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为限度的，根本不存在全面的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以美国为例，主张市场化，政府却要在金融危机时拿出8 000亿美元来救助陷于困境中的企业，即使这些企业是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主张贸易自由化，却严禁高技术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即使贸易赤字连年大幅增长在所不惜；主张金融自由化，却将金融业视为自己的“核心利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严格的保护，即使其金融业已经是世界最强最大；主张投资自由化，当中海油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却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百般阻扰，即使优尼科公司是一家陷于破产的公司；主张私有化，却要将通用汽车、AIG等企业国有化，即使被指责为社会主义也不忌讳。
与“大萧条”之前的时代相比，当代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经济主体行为的外部性更强，经济运行更加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作为在“大萧条”中彻底破产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新自由主义对当代经济现实已经失去了解释力，更无力解决当代经济问题，是一个陈旧的、落后的理论，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全面搞新自由主义，最终都难免会再次陷入“大萧条”般的灾难。其实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非常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危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却要通过种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唆使、引诱、强迫发展中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方案来进行“改革”，可见其居心不良。这进一步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殖民扩张的理论工具，是为“狼吃羊”服务的理论。
为了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其主导和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遇到困难时，将提供援助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捆绑，强迫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此外，美国等发达国家还通过利诱的方式，比如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和包装经过大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洗礼的“人才”。新自由主义思想经他们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学校、媒体、政府，从而左右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执行新自由主义教条。新自由主义正是在发达国家不遗余力的推销下，得以在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
三、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实现羊的安全需要有富有经验的牧羊人、结实可靠的围栏、衷心尽职的牧羊犬等一起来保证。与此相对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需要有能够有效发挥组织和资源配置作用的政府、能够有效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的法律法规、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来共同保证。政府、法律法规和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类似羊群安全中的牧羊人、围栏和牧羊犬，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主张分别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这三大关键为主要目标，卸除发展中国家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屏障，以让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羊”完全暴露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之狼”中。
（一）市场化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包括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选择权、经济发展政策的决策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对自身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经济主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独立、完整的经济主权是一国经济安全的基础。丧失了经济主权的国家，即使经济有一定的增长甚至短暂的繁荣，但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很容易毁于一旦，也就毫无经济安全可言。
经济主权通常需要代表一国的政府来实施和维护，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制来实现。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奉为万能，鼓吹市场能够自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资源配置的最好方式，主张“市场”对经济的绝对统治，甚至认为民族国家和国家主权失去了意义，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货物、资金等完全“自由”流动，其实质是以市场化的名义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政府应有的作用，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产业、资源等能够任由居于强势地位的跨国垄断资本以某种形式上“公平竞争”方式被掠夺、被摧毁；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实施有关产业和技术政策以集中力量实现关键产业和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打破发达国家的垄断，从而形成对发达国家的长期依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无法改变，经济安全状态永远无法改善。
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家主权在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显得更为重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外部威胁，经济安全的形势就越严峻，对维护经济安全的能力要求就越高，就越需要政府能够有效行使经济主权，通过行使经济主权这一天然拥有“特权”来维护自身的经济安全。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非市场的方式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比如对国家经济安全起着基础性作用的网络信息技术，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了垄断优势地位，如果按照市场法则，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的公司竞争，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网络信息技术永远依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始终无法得到保障。发展中国家只有依靠政府的力量，集中各种资源在这一重点领域实现科技突破，才能打破发达国家的科技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市场能够有效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前提是各市场主体的实力相当，但现代经济中这种市场几乎不存在，现实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营规模甚至超过了中等规模国家的经济总量，具有富可敌国的国际垄断能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若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利用好经济主权这个盾牌，经济安全根本不可能实现。
其实，是否市场化、什么时间市场化、哪些领域市场化、市场化到什么程度等本身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范畴内的事情，发达国家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市场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政府干预行为，侵犯了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破坏。
（二）自由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
如果说市场化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经济关系，自由化则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关系。自由化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对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不公平”对待的法律、法规等，让资本、货物等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自由”竞争。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竞争力的巨大差异，“自由”往往变成发达国家单方面的自由，而发展中国家虽有“自由”的权利，却没有行使它的实力。因此较之市场化，自由化与发达国家的利益联系更直接、更具体，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也更直接、更具体。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弱，多数产业需要有一定程度的保护才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那些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关键作用的战略性产业，如金融、能源、电信、农业、网络等产业，不仅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对国外资本进行禁止或限制，而且还需要国家直接组织人、财、物等资源来进行培育和扶植。只有相关产业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之后，才能抵御发达国家的冲击，才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才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自由化政策使发展中国家失去对民族企业和产业应有的保护，发达国家的商品可以自由地输入，发达国家的资本可以自由地投资和并购，自由地操纵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中，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最为明显。贸易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链中总是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端而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投资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包括战略性产业在内的诸多产业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垄断公司控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无法保障，无法实现经济自主权；金融自由化方便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经济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得更加不稳定，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发。
（三）私有化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支柱
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往往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柱，在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分散、薄弱，往往需要国家聚集资源实现在某些重要领域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减少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依赖，维护和巩固国家经济安全，而国有企业则是发展中国家聚集全国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次，国有企业能够以国家经济安全利益为重，更好地服从国家意志，从而能够去从事符合国家长远利益但没有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新兴产业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方面超越发达国家成为可能。再次，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宏观调控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反周期调节，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减少内外经济危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冲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对关键部门和企业的直接控制，仅仅依靠货币、财政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效果会大打折扣或者根本无效。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如果没有一定规模的国有企业直接发挥调控作用，根本无法有效实现调控的目标，只能任由危机扩大和蔓延。最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能够直接与国外公司进行竞争，从而制约跨国垄断资本的垄断能力，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上述职能直接或间接地节制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张。为了消除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障碍，鼓吹私有化成了最直接的方法。为了让私有化看起来具有合理性，新自由主义者将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无限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正是在对国有企业各种似是而非的批判中进行的。在私有化过程中，一部分国有企业解体为原子化、碎片化的中小企业，根本无力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最终被收购或被淘汰；一部分则落入部分高官和高管之手，形成各种寡头。由于寡头本来就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国有企业资产形成的，他们根本不仅不会维护国家利益，还可能与跨国垄断资本进行勾结；还有一部分则直接被跨国垄断资本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入囊中，国家则丧失了对某些关键产业和资源的掌控。
四、余论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灌输新自由主义，绝不是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事实表明，几乎所有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最终都会陷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危机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因为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实现了持续的繁荣，哪个发展中国家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越彻底，后果就越具有灾难性。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落后的，在实践中是失败的。那些曾经饱受新自由主义危害的国家，很多已经醒悟过来，开始抛弃新自由主义。但由于新自由主义背后有国际垄断资本的支持，仍占据着经济学的一定地位，对那些还没有充分遭受新自由主义所带来苦难的国家来说依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吸引力。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一个快速崛起中的国家，这都决定了中国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点兜售对象。中国应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清新自由主义的危害，避免掉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中国顺利的崛起不仅有利于改善自身的经济安全状况，而且将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改善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安全状况。
注释：
①主要内容包括：（1）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2）国有企业私有化；（3）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即为富人减税，增加对中低收入者的征税；（4）利率市场化；（5）汇率市场化；（6）放松对外资的限制；（7）放松政府的管制；（8）保护私人财产权；（9）压缩财政赤字（实质是减少对中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减少政府公共产品供给）；（10）降低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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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饮料对国民经济的危害初探 篇3
一、酒精饮料的消费具有多方面的危害
对酒精饮料经济社会效应的研究最权威的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根据WHO的研究表明：酒精的使用和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危害广泛相关。酒精几乎对人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有影响，和60多种疾病有联系。酒精估计造成约20-30%全世界的食管癌、肝癌、肝硬化、凶杀、癫痫和机动车事故。据WHO资料显示，2002年全世界有20亿酒精使用者，在全球范围内酒精造成180万人死亡(占总数的3.2%)和5830万年(占总数的4%)的无能力调整寿命。其中意外受伤就占约1.8万人死亡的三分之一，而神经科疾病接近5830万年无能力调整寿命的40%。除此之外，饮酒还可以加剧贫困，造成工作效率低下、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
WHO的研究表明，西太平洋区域与酒精相关的无能力调整寿命约为1460万年。我国的平均饮酒水平要低于西太平洋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但饮酒模式比他们不安全。假设两方面影响相互抵消，西太平洋各国酒精饮用不良后果的严重程度基本相同，考虑到我国2002年人口12.84亿，占西太平洋各国总人口的75.8%，粗略估计与酒精相关的无能力调整寿命约为1107万年。假定2006年的劳动力寿命损失至少不低于2002年，根据2006年人均GDP16084元计算，2006年与酒精饮用相关的劳动力价值损失至少为1780.5亿元，占GDP的0.84%，是当年酒精饮料业产值的83%。如果考虑从2002年到2006年每年的劳动力寿命损失都有一定比例(如5%)的增长，则上述数字分别为2164.2亿元、1%和101%。可以说完全抵消了酒精饮料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二、酒精的急性和慢性后果
WHO的研究认为，酒精消费和后果之间的联系，取决于(1)酒精消费的两个主要方面：平均消费量和消费模式;(2)关于药理机制：生化效应、中毒和依赖。酒精的直接生化效应含量可能会影响慢性疾病，更多的是以有害的方式。醉酒对急性后果如意外事故、故意伤害或死亡、家庭冲突和暴力是一个强有力的催化剂。酒精依赖是一种维持酒精消费从而影响到酒精的慢性和急性后果的强有力的机制，虽然它也是饮酒本身的一个后果。
总消费量或平均消费量过去已成为揭露酒精和疾病联系的常用量度。平均消费量作为一个危险因素，主要是和长期后果联系在一起。与伤害和死亡相关的酒精的急性后果，可以被饮酒模式更好的预测，虽然也和饮酒量有联系。举例来说，同样的整体平均饮酒量，可以少量而规律的在进餐时消费(如每天在吃饭时喝两次)，也可以偶尔大量饮用(如在某个星期五一次喝两瓶酒)。换言之，平均消费量对死亡率或发病率的影响，部分受到个人的酒精消费模式的制约，而这又是受社会背景影响的。因此，国家之间的酒精消费的疾病负担的不同，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它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整体消费量或人均消费量。其次，它依赖于酒精的消耗方式，如定期适量并与用餐同时，或偶尔大量饮酒且往往不与用餐同时。酒精相关的疾病负担分布，全国可能差别甚大。简化的说，酒精有关的慢性疾病，主要依赖于饮酒的数量，因此在总的人均消费高，但现行的饮用模式是均匀饮酒的国家中，应当有一个较大的饮酒负担份额;而在饮酒总量不大，但偶尔大量饮酒的国家，急性后果所占的负担份额应该更高。
以下分别对酒精的急性后果和慢性后果进行具体讨论。酒精的急性后果主要有交通事故、故意伤害、无意伤害、自杀、家庭暴力等。2006年我国交通事故378781起，财产损失27.7亿元，造成89455人死亡、431139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14.9亿元。其中与饮酒相关的约有1/3，高于WHO估计的低死亡率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事故的酒精归因系数(0.25)，死亡约2.98万人，直接财产损失按1/3计算得4.96亿元。根据有关研究数据估算，交通事故死亡年龄为20-60岁的占总死亡人数的60%，平均死亡年龄约40岁左右，劳动力寿命损失为35.76万年。根据2006年人均GDP16084元计算，劳动力价值损失为57.5亿元。直接财产损失和死亡带来的劳动力损失共62.5亿元。
据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对自杀者的调查表明，目前，自杀已成为中国人口死亡的第五位原因，在15至34岁的人群中，自杀则成为第一杀手。2006年我国自杀成功人数为28.7万，还有近200万人自杀未遂。我国自杀死亡的年龄分布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老年人;而另一个则是在25～34岁年龄组，平均死亡年龄为37岁，其中20-60年龄段的占85%。根据WHO文献所述我国的自我伤害的酒精归因系数为男10%、女5%，平均7%，可计算与酒精饮用相关的劳动力寿命损失：自杀死亡人数×有劳动能力的比例×酒精归因系数×(60岁-平均死亡年龄)=39.3万年，劳动力价值损失为劳动力寿命损失×人均GDP=63亿元。因此，仅考虑交通事故和自杀所致的死亡、直接财产损失，酒精的急性后果约为125.5亿元/年。其他主要急性和慢性后果种类及酒精归因系数见表一。这些后果的数据较难取得，如果能取得各种疾病和伤害的分年龄段死亡率，就可以根据下面公式计算出劳动力寿命损失，并进一步计算出劳动力价值损失。
与酒精相关的劳动力寿命损失=∑某疾病或伤害的死亡人数×20至60岁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某疾病或伤害的酒精归因系数×(60岁-20至60岁年龄段的平均死亡年龄)
劳动力价值损失=劳动力寿命损失*当年人均GDP
但这仅仅是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并未考虑后果发生并未造成死亡，但造成了劳动能力的丧失。还可以考察每种后果的严酷系数，再结合每种后果的分年龄段发生率参照上述公式进行补充计算。严酷系数指的是某种后果造成的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如0.2的严酷系数指的是每5年患病或残疾相当于1年过早死亡。
中国卫生部虽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抽样调查，但不知何故，除了对一些概括性的数字进行了披露，详细数据并未通过任何形式公布。根据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居民死亡原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城乡居民死因的主要疾病，恶性肿瘤死亡率比上世纪70年代中期增加了83.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比例从90年代初的76.5%上升到82.5%，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其他慢性退行性疾病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居民死亡率水平明显偏高，慢性疾病尤为突出，脑血管病是欧美发达国家的4-5倍，是日本的3.5倍;恶性肿瘤与美国、英国、法国接近，却高于亚洲国家(如日本、印度和泰国);心脏病接近美国、英国，却明显高于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泰国。我国各种疾病的酒精归因系数总体上不低于发达国家50%，再考虑到我国汽车事故、自杀等急性后果的发生率已经接近或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预期，我国与酒精饮用相关的人均劳动力寿命损失将与发达国家接近。
三、酒精消费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估算
使用酒精会造成大量的不良后果，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交通安全、暴力和劳动生产率等不同领域。调查显示，酒精使用的不良后果占了工业化国家每年相当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卫生研究人员和经济学家曾假设酒精饮用的有害影响可以用货币评价，并试图估计酒精消费的社会成本。社会成本主要是界定为社会代价，即不被酒精消费完全承担的费用。酒精消费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对社会的福利构成负面影响，这一成本分直接和间接费用。直接成本是指处理酒精消费的有害影响的货物和服务的价值。间接成本指饮酒不良后果所致的个人生产力的丧失。酒精使用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估计可以有以下用途：
1. 经济成本估计可以被用于某些酒精政策讨论的基础。
减少酒精使用伤害的公共政策应给予高度重视，经济成本的研究有助于确定信息缺口、研究的需要和国家统计报告制度改进的可能。
2. 成本估算帮助指定具体问题和政策的适当目标。
决策者应该意识到精神活性物质涉及非常大的经济代价。举例来说，最近在澳洲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酒精和烟草的成本，远远超过非法毒品的社会成本，因此，应更加重视对合法精神活性物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
3. 酒精滥用的成本估计的发展为旨在减少酒精使用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政策和方案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测量的基础。
少数国家尝试估计了酒精使用的成本，在这一过程中遇到了数据的可用性以及方法上的困难等问题。然而，不同的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和方法进行的研究都表明一个结果，即酒精消费对社会施加了重大损害。部分国家的成本估计见表二，酒精消费的成本占GDP的比例从1.1%-6%不等。WHO的研究认为，酒精消费的社会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中约有20%是直接成本，花费在医疗、社会和司法服务上，约有10%是物质损失，约70%的费用总额代表个人由于酒精消费而过早死亡或无法履行其生产任务造成的收入损失。文中第一部分估计的我国酒精相关劳动力价值损失，仅仅考虑了间接成本即劳动力价值的损失，未考虑直接成本，如医疗费用、直接财产损失等。在此基础上除以70%的比例可以得到总的社会成本约为3091.4亿元，占GDP的1.43%，是酒精饮料业产值的1.45倍。
四、建议
1. 加强酒精使用后果的研究和信息披露。我国对酒精使用后果的研究多是微观生化药理方面的研究，缺少宏观统计研究，且多见于学术期刊，而WHO的研究成果也很少被介绍到国内。目前，我国政府和公众对酒精的危害认识严重不足。因此，加强生化、社会、经济多方面的研究，并定期向政策决策者、利益攸关方和广大公众提供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各个层次上有害使用酒精的报告。打下公众认识和支持的强大基础，也可以帮助确保酒精政策必要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2. 开展减少酒精有害使用的社区行动。有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可有效制止公众酗酒、虐待儿童、暴力对待亲人和性暴力等社会后果，并提高社区层次上对酒精相关危害的认识。
3. 对于汽车驾驶员，采用低限量的血液酒精浓度标准，可以更好的避免司机死于酒精相关车祸。
4. 管理酒精饮料的生产和销售，减少有害使用酒精，保护年轻人和其他脆弱人群。包括限制消费者年龄、出售酒精饮料的零售设施类型、许可证制度、出售时间和日期、卖主和出售点密度等，并加强宣传。禁止未成年人饮酒，禁止成年人早上和中午饮酒。
5. 控制或部分禁止酒类广告的数量、安排和内容，避免低于法定年龄的青少年队伍接触有关酒精饮料的推销行为，保护青少年和年轻人免受开始饮酒的压力。
6. 提高税率、控制价格。价格是酒精消费的重要决定因素，在许多情况下也决定着酒精相关问题的规模。如果酒精饮料比瓶装水等非酒精替代品更加便宜，就会出现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销售商或制造商可能力图通过价格促销来鼓励需求。政府可以通过征收高额的消费税或特别税提高酒精饮料的价格，在不减少财政收入的情况下，大幅降低酒精的消费量。
7. 减少非法和非正规生产酒类对公共卫生的影响。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非法和非正规生产的酒类如果含有甲醇或其他污染物，而其生产和销售又不像合法生产和销售的酒精那样受到控制，那就会对健康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统计局网上数据[EB/OL].http://www.stats.gov.cn/.
[2]中国酿酒行业分析报告 (2006年4季度) [EB/OL].http://report.cei.gov.cn/showdoc.asp?blockcode=hyc 0501&filename=2007 03 1927 51
经济危害 篇4
一、背景分析
1. 需求快速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 石油供需矛盾逐步突出。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2003年中国取代日本,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石油第二大进口国。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在2005年增加了2.7%, 中国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全球能源消费增长, 并占了当年世界石油消耗总量的8.5%。
2. 进口依赖加大。
全国原油产量从1949年的12.1万吨增至2002年的1.6亿吨, 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油气贫乏,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June 2006数据表明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61.9%集中在中东地区, 而中国的石油储量仅占1.3%, 而且开采成本比较大, 中国油气产量已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 原油产量的增长明显低于消费增长。从1993年开始, 中国已由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 且石油产量与消耗量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 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在2007年5月“第十届科博会中国能源战略高层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严陆光认为到2050年我国石油消耗量将超过8亿吨, 而国内产量由于资源和生产能力的限制, 将稳定在年产2亿吨左右, 进口依赖程度将达75%。
由于未来中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国内石油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同时由于能源利用的低效率, 中国的石油缺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扩大。因此中国经济受国际油价上涨的冲击将会很大, 而中国原油进口的来源和渠道单一, 一旦进口源和渠道发生变化, 将使中国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如何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受石油高价和短缺的制约, 是中国石油安全的核心内容。
3. 我国石油体制与价格机制回顾。
从1998年开始, 中国对石油工业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两个原来大的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基础上, 按照地域划分为两个大集团, 成立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和中国石化集团。
自此, 国家对原油和成品油价格进行改革, 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市场化, 要求与市场接轨。初期的时候, 国家定的是和新加坡接轨, 每月一调。后来考虑到新加坡属于亚洲市场, 不能代表国际市场, 于是又增加了北美和欧洲市场, 一个是纽约, 一个是鹿特丹。三个地方的成品油价格每个月一调, 以三地的汽油、柴油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国内的成品油价格。
到了2003年, 因为国际油价暴涨, 成品油价格也暴涨, 按照三地加权平均价格来测算, 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是暴涨。最高的时候在2008年7月份, 到了147美元/桶, 如果按照原来的三地加权平均, 那个时候我们的成品油价格可以涨到十几块钱一升, 很显然这是做不到的。但是政府又不能不改革, 所以在这段时间进行了几次价格调整, 往上调了一下, 但是这个油价始终是和国际油价保持一个比较大的距离的。在这种情况下, 2008年12月18日颁布了新的价格机制, 它的政策基点是和国际原油接轨, 就是选择一些标准的原油, 比如说布伦特原油、迪拜和辛塔。这三地原油的价格为基础, 计算到中国的到岸价格, 再加上港口费用、炼厂的加工费用和各种税收, 最后加一个合理利润, 就能把炼油厂的出厂价格确定。出厂价格确定以后往后推, 一直推到老百姓面对加油站的价格, 就是零售价格。
发改委常规的做法是每20天测算一次, 明确一个价格区间, 如果说是比较平稳的, 一般是以上次调整价格的4%作为基数, 如果超过4%或者是低于4%的时候再动。
二、国际油价波动下的国家经济危害
2008年, 国际油价经历了犹如过山车一样的大起大落。2008年1月2日, 受非洲产油大国尼日利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影响,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在全年首个交易日首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此后, 油价一路走高, 至7月11日, 纽约油价盘中创下147.27美元/桶历史最高纪录。随后, 2009年初又直线下降, 最低降至33美元左右。
在这如过山车般的油价振荡下, 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与危害日益显现。
1. 国家财政首当其冲。
国际油价上涨给世界经济造成沉重压力, 由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决定了中国成为油价上涨的最大受害者。油价上涨不但使中国的外汇支出增加, 而且石油价格越高, 下游产品生产成本就越高, 出口产品竞争力也随之下降, 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据有关方面估计, 每桶石油价格上涨10美元, 就会使通货膨胀上升0.5%, 使经济增长降低0.25%。油价每上涨1%并持续一年时间, 将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降低0.01个百分点。2008年上半年, 我国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的持续增长, 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 这与油价的高涨不无关系。
为了避免成品油涨价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加剧通胀。中国政府连续几年对炼油企业进行了财政补贴 (因政府控制油价对炼油企业的补偿) , 2008年据世行估计这类补贴可能会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2%。同时, 国家对种粮农民、渔业、林业、城市公交、低保对象等群体进行了补贴。补贴额度之大, 已给政府财政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高油价也使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大大增加, 增加了不必要的财政负担。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公用车数量不菲, 每年公车消耗汽油等油品同样数量不菲, 由此增加的巨额油费也要由各级财政负担。此外, 所有其他行业均会因油价高企增加运行成本, 增加增值税抵扣额 (少交增值税的部分) , 相应也会减少城建和教育附加费、企业所得税, 使各级财政收入减少。因为所有的涨价部分都要进入流通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并多数用于抵扣, 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因素难敌中央和地方财政减少增值税、城建教育附加和所得税总额。
2. 企业不堪重负。
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 由于成品油价格没有理顺导致批零倒挂 (由于价格被压制在一定水平, 导致油品经销市场批发价高过了市场零售价) , 很多炼油企业出现巨亏。大量民营成品油企业由于没有利润, 被迫关门或停售。更有交通运输业负担加重、航运企业效益雪上加霜、原油加工企业利润受损, 制造企业供销两面受阻势态严峻的情况发生。
国内三大石油巨头中, 除中海油由于以采油为主利润上升外, 中石油和中石化由于炼油板块的亏损, 利润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同时, 中石油、中石化的一些海外收购项目也由于居高不下的油价而损失惨重。其中, 中石化2008年以接近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加拿大的坦根伊卡石油公司, 而这家公司4年前的标价是2亿美元。
高油价必然会对国民经济部分部门和产业造成深刻影响。首先影响的是汽车业。汽车业是汽、柴油的重要消费者, 汽、柴油是汽车运行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消费品和成本。高油价必然限制对汽车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进而限制汽车业的发展。汽车业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产业链, 涉及130多个链条或产业, 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汽车业发展受损, 也必然影响到相关产业的发展, 进行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其次, 还会直接影响运输业的发展, 使运输业成本大大提高, 进而影响到其他各行业的发展。
高油价引发相关产品与服务价格的攀升, 隐藏引发通胀的巨大风险。高油价造成的运行成本增加少部分可以通过用油企业自身消化, 减少企业利润的办法内部消化, 但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通过提高产品与服务价格的办法, 转嫁到下一个生产经营环节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劳动者消费费用的提高, 又造成生产经营和服务企业提升劳动报酬的压力, 进而又转化为提高产品与服务价格的压力和冲动。各行各业之间互为市场互相影响必然会造成高油价在市场上反映出来, 隐藏通胀的巨大风险。
3. 消费者成为最后的接棒者。
高油价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民生活的稳定和提高。高油价首先直接影响私家车消费者的生活稳定和提高, 也包括百姓直接消费的部分。如当前有车一族在市场的比例和份额越来越大, 按照最常用的93号汽油每升上涨0.86元, 每升6.20元计算, 如果一辆汽车加一箱油为40升, 每次要多花34.4元, 再以每月加4次计算, 这样一个月算下来, 要多开支100多元。一旦得知油价要提高的消息, 不少私家车主排长队都会到油站加油, 为的是能省一点就省一点, 这实际上是一种涨价恐慌。大多数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是有限的, 且因高油价增加的支出并不能通过提高工资得到弥补, 只能通过少用车、甚至不用车、或者通过调整消费支出结构等办法消除影响, 势必影响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油价对于没有私家车的消费者来讲, 同样不能幸免受其影响。人民生活中的大多数消费品都直接或间接地和石油产品相联系, 由此造成的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的提升, 如部分城市出租车直接向消费者收取油价补贴或直接提价、航油复征燃油费等, 必然对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产生影响。成品油涨价不是孤立的, 它涉及各个行业和领域, 油价的上涨必然会导致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如果生产经营企业没有能力消化由此增加的成本, 这些企业就会千方百计将涨价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最终买单者, 还是广大百姓。
经历了147.27美元/桶的历史最高油价后, 油价一路走低。
三、思考与对策
1. 实行“进口源地”和“运输线路”多元化战略。
每年, 世界1/4的进出口物资和一半的石油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不过, 这一重要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形势却相当严峻。全球1/3的海盗劫船事件发生在东南亚, 而马六甲海峡附近水域就是其中一个重灾区。
中国经济对进口石油依赖度越来越高, 使马六甲海峡在其眼中的战略重要性日益突出。2009年, 中国国内消耗的石油超过1/3来自进口, 而进口石油当中又有超过80%在运往中国的过程中经过马六甲海峡。
中国石油进口主要靠水路, 中国没有一支能在公海巡逻并控制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大型现代化海军, 在能源安全方面处于劣势。
2005年12月15日中哈石油管道一期工程竣工投产, 滚滚原油不断地向中国方向奔涌而去。该输油管道的运行为沿线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能源安全提供了保障。
2004年5月17日,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铺设阿塔苏———阿拉山口的输油管道原则协定。中哈原油管道西起哈萨克斯坦的阿塔苏, 东至中国新疆阿拉山口, 全长962.2KM, 输油量每年1000万吨。二期工程完工以后, 年输油量可达200万吨。
修建中哈石油管道对中国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可以减轻中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大大减少中东局势动荡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威胁;二是这条管线地处亚洲内陆, 使中国供油线路更加安全;三是管道的建成将为中国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陆路能源供应来源。
2. 建立石油战略安全保障体制, 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建立战略储备, 逐步建立需求大户的企业义务储备。发育风险分散的市场化力量, 譬如开辟石油期货市场或者远期合约交易制度;建立期货储备, 譬如参与国际期货市场投资, 通过在期货市场上的适度持仓影响市场价格、摊低进口成本等。应探讨更有效地利用巨额外汇储备的途径, 包括拿出部分外汇储备投资到涵盖油气、煤电、新能源等能源资源领域, 利用外汇储备推动我国能源企业扩大对外投资与合作的规模与方式。应探讨成立政府能源投资基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为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更好的投资对象, 同时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提高资源保障。
3.
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 增加探明储量。
4. 开发石油替代能源,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据报道, 国家4万亿投资及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均将新能源作为重点。在紧紧抓好节能的同时, 我们还要紧紧抓住新能源开发。如果现在不超前加快发展水电、核电、风电、煤层气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作为替代能源, 那么届时很可能发生能源断档。我们的脚下有很多道路可走。丰富的水电资源开发潜力巨大;清洁、安全、高效的核电前景广阔, 至今不到全国发电装机的1%, 远低于世界16%的平均水平, 核能在能源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煤层气预测资源量在31万亿立方米以上, 但勘探工作刚起步, 开发还在试验阶段, 离具有商品价值煤层气产业还有较大距离;太阳能、风能、海洋能、地热能和氢能等能源开发利用分散、规模很小, 但资源分布广, 潜力较大。
5. 建立节约型石油消费模式, 提高能源效率。
节能是解决能源问题最根本、最有效、最经济且最有潜力的办法。一些专家建议把节能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提出, 为确立节能的战略地位, 建议把节约资源提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 将“控制人口, 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并称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
参考文献
[1].中国石化销售企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石化销售企业发展战略研究小组, 2004年12月
[2].裴亮, 董黎明, 尹强.成品油流通现代化.中国商业出版社, 2001
经济危害 篇5
迈克尔·波特早在1985年首先提出“价值链”, 他认为, “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设计、生产、营销、交货以及对产品起辅助作用的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互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的总和”。价值链是产业内部分工发展的结果, 由于产业内分工的纵深发展, 创造价值的活动逐步由一个企业为主导而分离为多个企业活动的相互连接, 从而构成了价值链的上下游关系, 这种上下游之间的链条关系就是所谓的“产业链”。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产业内分工已融入全球化分工体系, 最终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是建立在全球产业链的基础之上的。以往, 全球分工体系都是建立在有形资产的基础上, 但近些年来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制造环节的持续转移, 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无形资产方面, 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则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有形资产方面。以全球的服装价值链为例 (如图1) , 从各个环节的分工合作和价值利润流向的基本结构来看, 其中整个产业中最大的利润份额都流向了海外设计和销售环节, 而一般由发展中国家地方产业集群所占据的生产加工环节可以获得的利润份额是比较低的。因此, 世界经济“新二元结构”就形成了, 即发达国家的知识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加工经济。
产业链上游环节从事的是知识经济的技术创新、研发及设计, 输出的是核心技术和关键的设备;产业链下游环节从事的是现代服务业, 包括金融、信息、物流与营销, 输出的是品牌和资本;但产业链中游环节从事的却是仿制、部件制造、产品组装, 输出的只能是廉价劳动力和低端产品。
以中国为例, 中国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确是处在产业链的中游环节, 从事的是被知识经济所掌控的加工经济。从目前的经济情势可以看出, 知识经济和加工经济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知识经济压迫和剥削加工经济的情形也愈演愈烈, 如何缩小这种差距已成为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的重要课题。
本文的研究是在参考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从市场供求角度深度剖析和揭示了其中的因果关系, 分析和归纳了在该结构影响下的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 所面临的困境, 笔者希望能够对症下药, 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提供一些建设性意见。
1 世界经济“新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
解读世界经济“新二元结构”的成因, 关键在于分析加工经济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其加工经济的形成与两大市场失衡是密切相关的。
1.1 产品市场失衡
经济失衡的早期阶段表现为产品市场的失衡。新中国刚成立时, 中国曾经处于供应不足的状况, 由于当时闭关自守政策, 中国无法从国外进口。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慢慢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 由于国内需求 (内生动力) 明显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困境, 中国开始发展国际贸易, 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可以这么说, 国际贸易最初出现的目的是为了抚平产品市场失衡。作为抚平失衡之手, 早期的国际贸易主要从事的是国际货物贸易。
1.2 要素市场失衡
随着产品市场的失衡, 要素市场也逐渐出现失衡。有些国家的初级资源禀赋丰富, 但高级资源禀赋 (如人才、技术、资本、市场制度与管理经验等) 短缺, 因此不得不发展劳动密集型或资源依赖型经济。由于高级资源禀赋的不足, 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市场换技术, 以廉价资源、劳动力和政策换资本、技术及人才等, 即招商引资。由于招商引资政策的拉动, 国际资本投资、国际技术投资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纷纷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 把发达国家觉得低利润、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这些产业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性的加工产业, 而他们留下来的产业都是高利润、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的产业。产业转移就是在招商引资和国际投资这两股势力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结果。有些国家在进行国际产业转出, 有些国家在进行国际产业转入, 转出的就形成了产业空洞, 转入的就形成了世界制造中心, 这个阶段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国际服务贸易。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 中国一直在承接国际产业转入, 最终成为了现在的世界“加工厂”。
中国加工经济的格局就是在产品市场失衡阶段和要素市场失衡阶段中形成的。产品市场失衡导致了出口导向型战略, 要素市场失衡导致了产业转入战略, 正是这两种战略促使中国形成了现在的加工经济体系。
2 加工经济带来的难题
2.1 汇率问题———升值压力
首先, 由于产品市场失衡, 国际货物贸易特别是加工贸易越来越国际化, 出口导向型经济使得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很大, 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再加上美国货币在国际上一直以来都表现得比较坚挺, 所以中国政府就用外汇储备来增持美国国债。当增持规模过大时, 美国就趁势设计了金融陷阱, 从而使得中国陷入巨大的债权危机, 不得不面临人民币被迫升值的状况。另外, 由于要素市场的失衡, 中国采取了招商引资政策, 承接了大批的国际产业转移, 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 服务贸易的大力发展和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贸易顺差, 最终使得人民币升值, 压力在之前的基础上变得更大。
2.2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2001年12月在加入WTO时, 中国签订的《中国入世协定书》从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尤其是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上。中国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很难享受到欧美等国家所给予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 其根本原因在于根据WTO的规则, 在2015年以前其他成员可以不给予中国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的待遇。不承认这个地位, 就会使中国企业在应诉反倾销案件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使得中国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发展。
2.3 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问题
近年来, 发达国家经常以维护公平竞争为由, 频繁采用“双反”措施进行贸易保护。中国也难以幸免于这种贸易保护所带来的惩罚, 所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越来越多。
除了“双反”之外, “特保”也带来一定的威胁。所谓“特保”是指WTO成员在特定的过渡期内对特定成员国的进口产品可以采取具有特定性和歧视性的保障措施。根据《保障措施协议》规定, 从2001年12月11日至2013年12月11日, 所有WTO成员均有权制定针对中国的特保措施法规, 发起特保措施调查。由于“特保”具有歧视性、门槛低、程序简单、操作方便、弹性较大、结案时间短等特点, 它成为中国国际出口贸易发展过程中潜在的最大隐患。
2.4 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加工出口的大国, 在对外出口贸易中面临着很多壁垒, 主要有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两项。技术性贸易壁垒 (TBT)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产品要进入301体系接受调查, 调查的内容主要是产品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是关于耐用消费品和重型机械的再制造问题, 在出口时要求中国必须通过严格的技术指标显示出来。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次数增多, 技术性贸易壁垒屡屡出现。
而绿色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1) 发达国家制定的过于苛刻的环境标准使得中国产品出口市场范围进一步缩小。 (2) 发达国家制定的产品进口标准, 如防污标准、电磁辐射标准等增加了中国机电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难度。 (3) 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 采取单方面的贸易保护措施, 引发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3 建议
面对加工经济所带来的上述困境, 本文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1) 在短期内, 可以采取扩大内需以应对人民币的升值。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导致出口下降, 但是也会带来进口原材料和能源成本的下降, 再加上中国目前的经济体系已经到了需要大规模地从国外进口资源的阶段, 因此从战略的角度来看, 人民币在一定限度内的升值是有利于中国的, 不必恐慌, 应该趁机扩大内需, 积极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
(2) 由于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 所以应该主动出击, 可以通过首脑外交、商务部主导的经济外交与行业的参与等外交努力, 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包括一部分西方国家率先承认中国的行业局部的市场经济地位。
(3) 解决“双反”和“特保”问题必须企业、政府和行业共同出力, 发挥联动效应。首先, 企业方面应该做好积极应诉的准备, 不断的积累经验以应对各种贸易争端, 从而尽早掌握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其次, 政府应该加大交涉力度, 积极利用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 表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第三, 行业方面可以向外国反倾销主管机关提出该行业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抗辩, 为本行业企业在应诉中提供关于市场经济情况的相关证据。
(4) 实施标准化战略是我国跨越技术壁垒的有效途径。该战略需要做到四点:1) 适应出口贸易需要, 主动调整我国标准结构。2) 充分利用WTO等有利条款, 建立中国的技术壁垒体系。3) 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国际标准, 有机会应直接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4) 注意跟踪国外制定标准的动向, 建立技术壁垒的预警机制。
(5) 破除绿色壁垒的一条捷径, 就是要走认证之路, 通过产品的质量和环保认证, 拿到“国际通行证”。除此之外, 还要顺应潮流, 大力推进技术创新, 促进从低端要素到高端要素转型, 积极实施绿色产品营销策略。
总之, 过去“以市场换技术”使得中国长期处于加工经济体系中, 中国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就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实现从外生动力向内生动力转型, 并且还要苦练“内功”, 加速技术进步, 在国际市场上用品质和品牌说话, 不断促进产业升级。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经济结构在世界范围内的二元化表现, 即知识经济和加工经济并存;然后分析发现该“新二元结构”中加工经济的形成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失衡有关, 并进一步指出加工经济给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最后, 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上述难题, 以期改变发展中国家这种加工经济的格局。
关键词：知识经济,加工经济,失衡,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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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害 篇6
一、房地产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
(一) 房地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及房地产商品的特殊性的原因。由于房地产市场买者信息短缺和信息的不对称, 许多房地产交易和定价是悄悄进行的, 这种成交价往往不能反映成交物业的真实价值。在一定时期内房地产商品供求不易平衡, 而且合同期摊销交易成本低, 这是泡沫载体所具有的一个条件, 所以房地产容易产生泡沫。
(二) 房地产市场宏观环境宽松, 有炒作的资金来源。泡沫经济都是发生在国家对银根放得比较松, 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阶段, 社会经济表面上呈现一片繁荣, 给泡沫经济提供了炒作的资金来源。
(三) 土地的稀缺性及地价的虚构性的原因。我国的土地资源相对匮乏, 而人们对相对匮乏的土地需求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因此, 土地的稀缺性使地价运动会脱离土地利用实际而产生泡沫。地价的虚构性是由于土地资源价格与其资产性价格的不一致现象, 现实的市场地价中虚构部分越多亦即说泡沫成分越多, 反之越少。
(四) 社会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缺乏约束机制。从房地产历次泡沫经济的发展过程看, 社会对地产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缺乏一个有效的约束机制。对泡沫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约束, 关键是对促进经济泡沫成长的各种投机活动进行监督和控制, 但到目前为止, 社会还缺乏这种监控的手段。
二、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危害性分析
(一) 泡沫经济会导致经济及社会结构失衡。在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之前, 房地产价格迅速上升, 并由此必然会吸引大量的社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 而生产性、服务性产业和基础建设缺乏足够的发展, 资金投入却大量减少, 最终使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城市地价持续高涨, 使得本来就稀少的土地大量闲置或者低度使用, 土地投机的倾向日益凸显, 人们之间的资产差距越来越大, 导致社会分配新的不公, 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 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 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
(二) 破坏金融系统运行, 导致金融危机。房地产经济泡沫时期, 由于投机活动盛行, 房地产市场预期回报率远远高于其他生产型产业, 必然诱使许多银行将大量贷款投放到房地产市场中。但是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向银行的消费贷款越来越多, 这势必成为银行的一个包袱, 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 将会造成房地产价格的下跌, 影响银行不良贷款的增加, 甚至会诱发金融危机。
(三) 房地产泡沫破裂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大量的工厂倒闭, 失业人数剧增, 犯罪案件也随之激增, 社会危机就逐渐加剧, 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四) 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了生产和消费危机。房地产价格, 特别是住宅价格上涨过快, 将会严重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 引发生产和消费的不稳定, 严重影响到人民的生活质量。
三、应对房地产泡沫经济的措施
(一) 严格审批开发项目规划, 强化土地资源管理, 控制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因为房地产开发是应该突出项目的个性和特色的, 但更要强调统一规划与整体协调, 使新开发的楼盘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不断完善城市景观。同时要根据住房市场的需求, 保持土地的合理供应量和各类用地的供应比例, 实行土地出让公开招标投标制度, 控制一些城市过高的地价。要坚决制止高档住宅的盲目开发和大规模建设, 防止出现新的积压。对于发生在房地产领域违法犯罪行为要严厉惩处。
(二) 加强宏观形势和政策的监控。治标须得治本, 宏观调控房地产市场秩序, 必须从源头上根除房地产经济泡沫产生的土壤。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制定合适的政策, 建立市场运行规则和监管规则的执行, 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并按市场发育程度建立清晰完备的制度, 促使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是防止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关键措施。
(三) 建立房地产市场运行预警预报制度, 加强宏观监测体系。土地的虚拟资本特性、预期、投机、非理性行为, 以及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密切关系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 各级政府要根据房地产市场区域性强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加强对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研究, 科学设立符合当地房地产市场规律的预警预报指标体系和主要指标的量化区间, 有计划地建立符合自己城市特点的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 防范房地产泡沫。
(四) 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和行为。要严格市场监管, 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完善房地产信用体系, 建立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要用法律形式规范房地产交易方式, 继续完善新建商品房网上备案制度。另外, 对于发生在房地产领域违法犯纪行为要严厉惩处, 严惩无正当理由闲置土地的圈地人以及房地产领域的违法活动。
(五) 整顿住房金融市场秩序, 防范住房贷款风险。央行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商业银行贷款过多流入房地产业;要严格审查住房开发贷款发放条件, 切实加强住房开发贷款管理;要严格个人住房贷款管理, 严禁发放零首付个人住房贷款;商业银行发放个人住房抵押贷款, 应严格评估抵押物的实际价值, 落实抵押登记手续, 贷款额与抵押物实际价值的比例, 规范个人商业用房贷款管理等。以此来防范房地产市场泡沫经济。
参考文献
[1]、曲波, 谢经荣.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内涵!特征与运行机理[J].上海房地产, 2003 (6) .
经济危害 篇7
据国内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于2007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其近十年内在中国调查了至少50万件的腐败案件, 其中有64%与国际贸易及外商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特别近几年, 随着跨国经济活动越来越频繁, 我国境内跨国商业贿赂案件频发, 比较著名的有:2003年曝光的“沃尔玛案”;2004年曝光的“朗讯案”;2005年曝光的“德普案”;2006年曝光的“IBM案”;2007年曝光的“家乐福案”;2008年曝光的“西门子案”;2 0 0 9年曝光的“大摩案”;2 0 0 9年曝光的“力拓案”;2012年曝光的“礼来案”;2013年曝光的“葛兰素史克案”。面对这些国际知名企业频发的跨国商业贿赂丑闻, 引起我们关注的不应仅仅是跨国公司的商业信誉和职业操守, 我们更应对高度关注跨国商业贿赂对我国经济特别是产业安全的危害及其治理。
二、跨国商业贿赂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跨国商业贿赂无论是从深度和广度, 其危害都要比国内企业的同等行为更加严重。不仅会危害世界市场的竞争秩序, 更为严重的是会危及一个国家的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
1、跨国公司商业贿赂严重危及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
跨国公司在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多方面的优势, 再加上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的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优势, 不断扩大着自己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排挤和压制着我国民族企业和本土产业的拓展空间, 甚至对我国垄断产业的发展形成致命的威胁。我国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铁矿石出口量的52%, 但是以力拓为代表的外国公司却长期主导着我们铁矿石的定价权, 而我国的稀有金属产业虽然出口量占到全世界70%-80%, 但一样没有定价权, 这些都给我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在力拓案中, 整个的谈判和交往过程中, 存在大量商业贿赂和泄密事件。可以想见如果在谈判桌上存在行贿和受贿行为, 这个谈判便不会按正常的预期进行。所以对于中国, 无论拥有出口绝对量还是拥有进口绝对量, 如果存在跨国商业贿赂, 最后都拿不到定价权。
2、跨国商业贿赂蚕食我国的经济资源。
跨国商业贿赂使本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于无益的甚至有害于社会的经济生产活动和交际往来中, 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位于行政权力核心的腐败分子变相实施的权力寻租, 会加剧这种资源浪费, 使得合法权益被侵犯方被迫加入这种社会资源的不合理耗费中。
3、跨国商业贿赂破坏我国市场秩序、社会风气和国际形象。
跨国商业贿赂破坏了我国市场交易的秩序, 使价值规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最终使我国的市场竞争变成了潜规则、权力寻租、违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等不良商业文化和社会风气盛行。同时跨国商业贿赂也破坏了市场竞争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动力, 占用了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正常资金供给, 而且容易形成可以不通过技术变革而是通过潜规则获得竞争优势的市场竞争模式, 最终必然抑制企业创新的热情, 阻碍技术进步的进程。最后, 中国的投资环境也会因为跨国商业贿赂而招致国际社会的质疑与否定, 必然会降低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
三、我国境内跨国商业贿赂频发原因分析
1、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手段多样, 途径隐秘。
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均制定了严格的反商业贿赂法规来惩治和预防海外和本国商业贿赂, 为了规避法律制裁, 跨国商业贿赂往往通过中间人 (第三方) 来进行。这些第三方主要包括“离岸公司”、专业性中介机构如律师事务所和公关公司、与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私人公司”。
跨国公司通过第三方进行行贿的方式, 概括来讲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将钱款打到中间人帐上, 再由中间人将钱款转到中方企业或政府部门账户上, 或者由中间人出面以奖金、咨询费、促销费、宣传费等名义, 向中方的企业和政府部门行贿。二是通过中间人向受贿人给予钱物之外的好处, 如安排出国考察、子女留学、聘任顾问等。三是通过中间人以寻找3家以上单位或个人去参加竞标进行陪标左右价格, 或者通过中间人以以工程发包、定向采购等形式, 给目标公司以特殊的利益输送, 以取得这些企业背后要人的青睐与支持。这些利用中间人渠道进行商业贿赂的模式, 表面上跨国公司并不直接与客户进行资金与利益往来, 一切操作均由中间人幕后进行, 不仅可以解决本公司“灰色账目”合法化问题, 而且一旦事情败露, 责任将全部或大部由中间人承担, 不仅不容易被发现, 而且也大大增加了被发现后的取证难度。
2、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土壤催生了日益严重的跨国商业贿赂。
由于目前发达经济体已制定严密法律体系禁止跨国商业贿赂, 跨国公司逐步将商业贿赂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据世界银行估计,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出口金额的5%, 即500亿至800亿美元, 都流向了当地的腐败官员。
一方面, 中国商场中的“潜规则”诱发了跨国公司的被动行贿。我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 人脉关系和请客送礼往往左右着竞争者命运等重人情习俗在我国市场经济领域也大量存在, 要进入中国市场, 跨国公司必将面临对这种社会习俗的入乡随俗问题。据美国商业局的一项研究指出, 从1995到1996年间, 美国企业因为没有采取贿赂, 结果损失了100多个国外合同, 价值约450亿美元。为了避免遗憾再现, 跨国公司纷纷大量跻身商业贿赂。
另一方面, 我国市场中的特殊利益结构, 又使跨国公司的商业行贿由被动走向了主动。
一是中国市场的巨大利润空间诱发了更多跨国巨头主动向核心部门和人物出手。以电信行业为例, 中国电信市场占全球电信市场的10%到15%, 成为朗讯在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 面对巨大的市场诱惑, 贿赂遂成为朗讯进驻中国市场的捷径。
二是垄断特权的存在, 使得垄断性资源过度集中于垄断行业核心人物手中, 在相关监管制度性缺失的环境中, 这些手握行政审批权、资源调配权和管理权的高层人员, 便成为跨国公司为开拓中国市场和获取商业机密的重要商业贿赂对象。
三是法律制度不健全, 对跨国商业贿赂惩处力度不够, 使跨国商业贿赂在我国肆无忌惮。一方面我国尚未构筑严密的反跨国商业贿赂立法体系, 至今还没有一部专门整治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 现行刑法中既没有专门针对跨国公司腐败行为的罪名, 也没有专门针对窃取国家经济机密的间谍行为的具体治理条款, 且经济处罚规定不完善, 违法犯罪成本低。例如“非国有单位整体接受贿赂”不受刑法规制、“未达到刑罚标准的商业非折扣受贿”不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等漏洞依然存在, 远远无法满足打击和惩治跨国商业贿赂的需要。另一方面, 因为法律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对跨国商业贿赂打击力度相对发达国家还太小, 相关的监管和惩处力度还远远不够。再加上重视查处受贿, 而不是行贿, 重视政府部门的受贿, 而不是非政府部门的行贿受贿的传统, 以及法律实际执行中对跨国商业贿赂存在多头管理现状, 纪检、检察、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都有调查权, 导致法律执行不力。许多先被国外相关机构查处的“洋贿赂”案件在我国的查处进展要么相当滞后, 要么尚未启动, 甚至一些违规企业已遭到本国司法的起诉与惩戒, 而我们还没任何相应的制裁。目前在中国暴露出来的跨国商业贿赂案件里还没有哪一家外国公司或者外国公司的雇员或者接受贿赂的中国相关人员受到了相当严厉的处罚。加大抗击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政策力度, 已经成为检视中国法规与制度权威的重要选择。处罚不严, 打击不力, 加之地方政府对跨国公司违规行为的放任, 以及商界和社会各界的习惯性默认, 变相助长了在华跨国公司的违规气焰, 致使我国跨国商业贿赂案件层出不穷。
四是对跨国商业贿赂危害严重性存在主观认识不到位。一是政府的很多官员, 企业的很多高级领导人对跨国商业贿赂危害性认识不足。他们大多缺乏国家安全意识, 没有看到跨国商业贿赂会牵涉到最高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事实上它一点不亚于军事安全、主权安全等国家安全。二是公众对跨国商业贿赂的危害重视不够, 只有当全社会和整个法制环境都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跨国商业贿赂。
四、治理境内跨国商业贿赂对策分析
1、把治理跨国商业贿赂上升到维护经济安全的国家战略高度。
无论是“力拓案”还是“葛兰素史克案”, 以及正在调查的“宋林案”, 都一再警示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把打击危及经济安全的跨国商业贿赂, 提高到最高的国家战略上来加以重视。只有坚决打击跨国商业贿赂中的外贼和内鬼, 才可能减少跨国商业贿赂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危害。
2、加大相关立法, 完善制度漏洞。
尽快制定专门针对跨国公司的《涉外反贿赂法》, 对跨国公司扰乱我国行政秩序的行贿和寻租行为给予严惩。要在《保密法》里对跨国公司窃取中国经济政策、产业关键数据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界定, 要在加重刑罚惩治力度的同时, 强化民事赔偿和行政责任, 特别是要借鉴国外的相关条款, 给违法者给予巨额的罚款。在刑事立法中增设跨国商业贿赂罪名;明确跨国商业贿赂客体范围, 建议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尽快通过立法弥补司法侦查程序和行政执法程序存在的对接裂口, 避免法律实施中出现重行政执法而轻司法侦查的后果。由于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多发生在国有企事业单位, 要通过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 强化所有权对使用权和处置权的控制, 通过推动垄断行业的市场化变革, 增加经济行为的透明度, 来减少这一领域的制度漏洞。
3、与普通商业贿赂一视同仁, 加大对跨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打击力度。
对跨国行贿处罚的“内外有别”, 严重干扰了我国从2005年以来开展的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例如徐放鸣案中, 向徐放鸣行贿的中国籍的韩冰被公诉了, 而外国籍的刘敏至今仍没有受到法律追究。必须坚持“内外”一视同仁, 决不能纵容、姑息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加大惩罚力度和抬高违法成本。与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法》对贿赂公司课以最高达200万美元的罚款、对自然人处以最高达10万美元的罚金并最高判狱5年的规定相比, 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的行政罚款, 最高不超过20万的处罚力度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必须加大相关立法, 提供跨国商业贿赂的惩罚力度, 让行贿者不敢冒风险, 也不给他们任何翻身的机会, 自然会达到堵住商业贿赂的目的。
4、加强人民直接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
目前, 跨国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之所以屡屡在中国得手,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其行贿手段的隐蔽性。跨国公司由于具备庞大的资金实力和广泛的社会资源, 所以其行贿手段相比一些小公司而言, 更加五花八门, 也更让人难以察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应当加强包括同行、消费者和媒体监督, 通过公布商业贿赂“黑名单”等措施建立企业信用体系。群众的力量不容低估, 许多隐藏的线索可以通过群众的监督走向公开, 纳入监管部门的视线。
5、健全自我保护机制和自律机制。
仅靠加强立法和执法等外部手段防范和治理跨国商业贿赂还远远不够, 还需要各个产业及其所属企业苦练内功、合规经营、完善内部的治理机制和保护机制,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产业自身的安全并获得长久健康的发展。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逐步建立内控机制、产业安全预警机制等自我保护机制。进一步强化企业内控管理和自我保护机制的建设是切断跨国商业贿赂之根的一剂良方。
6、推进国际合作、借鉴国外经验做法。
一是借鉴国外经验, 完善我国关于治理跨国商业贿赂的法律制度。美国有专门《海外反腐败法》, 经合组织1976年在跨国公司的准则中就对如何应对这些跨国公司的贿赂进行明确规定,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对跨国商业贿赂进行了规定。这些做法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二是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商业贿赂。跨国公司商业活动行为过程多是跨国界的, 必须不断加强国际合作, 强化双边控制, 加强与该公司所属国在公司税务记录、财务审计、财务报表的公开等方面加强信息情报的沟通与交换。同时不断加强与联合国、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国际商会、国际刑警组织等政府或者非政府间组织的合作, 大范围、全方位打击国际商业贿赂行为。三是加大对国内官员和核心人物特别是驻外企业高管的监管。驻外企业高官特别是央企在港澳高层因其职位敏感, 长期是外国情报单位和跨国公司的收买目标, 他们大多非法持有外国护照、居留权甚至外国国籍, 有的甚至在跨国商业贿赂的攻击下窃取政治、经济金融等机密情报。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对中央加强驻港澳企业和机构的反腐工作很关注。针对如何防范个别在港澳央企高管沦为间谍, 高波指出可以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 加强与香港廉政公署的配合。要多方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筑牢其思想根基及防线。同时加强对这些人全天候监督, 包括个人账户资金的异动、个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了解其家庭变化和亲属子女情况, 及时发现问题。
摘要：目前随着华润集团前董事长宋林涉嫌严重违纪案被调查, 境外中资集团和央企境外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贪腐卖国问题日益受到中纪委的高度重视。从力拓案到葛兰素史克案, 再到近日的宋林案等背后的跨国商业贿赂黑幕, 日益暴露出我国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商业环境也颇为混乱, 监管和惩处力度不大, 政府和社会重视程度不够等现状, 使我国成为跨国商业贿赂重灾区。可以说目前跨国商业贿赂等类型腐败案件在我国频发, 已经严重危及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 也在一定程度危害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如何从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治理跨国商业贿赂, 如何从提高政府责任和社会认识,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加大对跨国商业贿赂的打击力度, 加强国际合作, 增强社会直接监督力度等诸多方面入手, 多措并举, 实现对跨国商业贿赂的全方位控制, 建立一个法制、规范、有序, 既能保护国家利益又能促进公平竞争的对外经济交往环境越来越重要。
关键词：跨国商业贿赂,经济安全,治理
参考文献
[1]曹兴华.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的治理对策.中国商贸, 2010 (12)
经济危害 篇8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田安排在临川区上顿渡镇山头村早稻田中, 土壤肥力中等, 排灌方便。供试水稻品种为优Ⅰ66, 施用尿素37.5kg/hm2和45%复合肥225 kg/hm2作基肥, 3月20日播种, 4月19日移栽。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7个处理, 分别为:常规防治各种病虫区 (A) ;不防治病虫区 (B) ;不防治二化螟区 (C) ;不防治稻飞虱区 (D) ;不防治稻纵卷叶螟区 (E) ;不防治稻瘟病区 (F) ;不防治纹枯病区 (G) 。试验田面积1 400 m2, 每个处理为1个小区, 不设重复, 每个小区面积200 m2。
1.3 试验方法
第1次施药防治第1代二化螟, 防治时间为5月9日, 防治药剂为40%辛硫·三唑磷。第2次防治时间为5月27日, 防治纹枯病和稻纵卷叶螟, 防治药剂为48%毒死蜱和5%己唑醇。第3次防治时间为6月26日, 主防2代稻纵卷叶螟、纹枯病、2代二化螟、稻飞虱, 防治药剂为40%三唑磷、48%毒死蜱、5%己唑醇、25%噻嗪酮。按照操作规程调查病虫害情况, 随机取样考种, 计算有效穗、千粒重和结实率。经济效益=单位面积产量×稻谷单价-用药成本-其他成本。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处理对水稻病虫害防效的影响
根据病虫害防效调查结果分析, 稻瘟病当年未发生, 基本上看不到病叶和病穗;纹枯病病株率最高的是处理G, 达38.3%, 其次是处理B, 达32.0%, 再次是处理E, 达11.0%, 其他处理危害率都很低;二化螟螟害率最高的是处理B, 达14.7%, 其次是处理C, 达6.7%, 其他处理均在0.9%～1.0%;稻纵卷叶螟卷叶率最高的也是处理B, 达10.8%, 其次是处理E, 达5.8%, 其他处理基本上无卷叶;稻飞虱虫量最高的是处理D, 达1 800头/百丛, 其次是处理B, 达1 500头/百丛, 其他处理基数都非常低 (表1) 。由此可见, 不防治病虫区的病虫危害最大, 除了特殊年份该虫或病未发生, 否则只要达到防治指标而未防治, 该虫或病的危害率比常规防治大很多。
2.2 不同处理对水稻经济性状和产量的影响
根据水稻经济性状调查结果分析, 不同处理对水稻有效穗数影响不大, 对结实率影响较大, 处理A与处理F结实率最高, 为85.0%, 其他处理结实率都减少, 处理B结实率最低, 为70.2%;处理A的千粒重最高, 为28.5 g, 处理B的千粒重最低, 为21.7 g, 其他处理的千粒重与处理A相似。处理A的产量最高, 为8 100 kg/hm2, 处理B的产量最低, 为3 600 kg/hm2, 处理B和处理G减产较多, 其减产率分别达55.56%、18.52%, 其他减产率依次为处理D (16.67%) 、处理E (14.81%) 、处理C (13.89%) 。经济效益最大的是处理A和处理F, 分别为9 750、9 330元/hm2, 其次为处理C (7 575元/hm2) 、处理E (7 470元/hm2) , 处理B最少, 为5 700元/hm2 (表2) 。根据以上结果分析, 不防治任何一种病虫对水稻经济性状、产量、经济效益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不防治所有病虫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大, 不可取。
3 结论与讨论
试验结果表明, 不防病虫区和不防纹枯病区各项经济性状均劣于常规防治病虫区, 主要表现在千粒重和结实率上, 不防病虫区的千粒重和结实率分别比常规防治区减少了23.86%、17.41%;不防纹枯病区的千粒重和结实率分别比常规防治减少了5.61%、10.59%。常规防治各种病虫区的产量高、经济效益好。因此, 在水稻病虫害防治上, 虽然影响水稻各项经济性状和产量的因素很多, 但不管是哪种病虫只要达到了防治指标, 就应进行防治, 否则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尤其是不防治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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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稻病虫害对水稻危害程度及经济性状与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常规防治各种病虫处理小区的病虫危害率比其他处理都低, 各项经济性状指数最高, 产量和经济效益最好。不防治病虫处理小区的病虫危害率最大, 各项经济性状指数最低, 产量损失最大, 其他只要有1种病或虫不防治的处理各项指数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从经济效益来看, 病虫害防治还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水稻病虫害,危害程度,经济性状,产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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