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共12篇）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1

伦理道德滑坡现象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表现是信任危机的出现。这种危机表现为人们对从商品、服务、管理者、执法者到法规制度甚至基本价值观的不信任。信任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稀有资源,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缺失。信任与市场经济关系密切。事实证明,严重的信任缺失不仅会使交易成本急剧增加,社会分工受到阻碍,更会直接从根本上威胁市场和交易的存在。这些说法都表明,市场经济与道德相关。换言之,一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某种道德的支持。而信任,正是能够支持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道德基础。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宗教信仰有助于建立起已经普遍缺失的信任尤其是社会信任吗?宗教信仰在中国市场经济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吗?为此,我们采访了44位具有天主教信仰的企业家。

所有受访者都属于民营企业家, 大部分人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创业的。他们的共同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仰受家庭影响,除两人之外,其余42人都是因为受家庭影响从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而且他们的核心家庭成员均为天主教徒。采访中,受访者提及的亲戚也信仰天主教。二是在经商活动中都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三是每一个人都自述自己遵纪守法,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去做, 都尽力配合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四是所有人都以“十诫”为自己做人行事的标准,都认为自己是以诚待人的,从来没有过欺骗行为。五是参与宗教活动之后,每个人都感觉到烦恼全无、心态平静、愉快,能够更好地投入下一步的工作。六是在企业有了发展之后,几乎所有受访企业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回报社会。 七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信仰是自己企业得以发展的根本。

一、受访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人际范围

笔者认为,信任是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决定的人际态度。从这一角度出发,当以受访者为圆心、以其经济活动为半径来划其人际范围时,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所有受访企业家的人际范围都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企业家——员工、企业家 ——管理部门、企业家——客户与供货商。

“企业家——员工”这一组人际关系中的员工大致可分为三类:重要部门的管理人员、技术员和普通员工。 我们主要关注重要部门的用人状况。 一个企业或经营单位的主要结构之性质,是由重要部门管理人员的来源构成的。用一个企业家的话来说,“企业有三大核心部门:财会、进货与销售”。在我们采访的44位企业家中,这三大部门的用人状况代表了几种经营结构:家族式企业15家,即三大部门全部由家人负责,所占比例为34%;亲朋式13家,即三大部门由亲属或朋友负责,所占比例为29.6%;人才式10家, 即三大部门由有能力的人负责,所占比例为22.7%;混合式6家,即三大部门由上述各类人负责,所占比例为13.7%。

受访企业家的企业除与税务部门打交道之外,还分别与卫生、防疫、质检、环保、安检、公安等各种与企业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来往。在采访中, 我们了解到,所有受访企业家无一例外地按时纳税,并都认为自己是积极配合各个部门工作的。尽管如此,我们却看到在企业家与管理部门这一关系中也存在几种不同的交往方式:A. 正常业务交往(25%),B.除A外请客送礼(61.4%),C.得到特殊照顾(6.8%) 。 还有3个企业没有回答此问题。

从调查事实看,在这三种形式中,B类占了大多数。企业与管理部门的关系本来应该是一种正常的、仅限于业务需要的交往。然而属于这种正常交往形式的企业却只占受访对象的四分之一,而且这些企业家中有人也曾经向政府各职能部门送礼请客以求 “搞好关系”,但后来职能部门有所改进因而与其关系逐渐正常化。真正属于C类的,只有3家企业,其中有两家企业比较突出。这两个企业家具有非凡的头衔和社会地位,这便使其企业有了比其他企业更多的无形资产,因此在与政府各管理部门打交道中,企业家不仅受到尊敬,而且得到国家在资金上的支持。

与其他两种人际关系相比,企业家与客户、供货商的关系相对要简单得多,但也可以总结出几种类型:朋友、熟人式关系,临时性伙伴,长期伙伴。这些关系处于不断变动中,这种变动的规律是:在企业发展初期,进货和销售更多的是靠朋友、熟人介绍关系,或者自己摸索着寻找进货与销售渠道;在企业发展相对稳定之后,客户和供货商逐步成为利益和风险共担的长期伙伴。

企业家的宗教信仰本应该是企业家自己的私人事情,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私人事情”事实上在企业家们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程度地变成了企业的生存理念和生存基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宗教信仰对于企业的影响:将天主教的信仰作为企业的理论、管理理念、行为规范,将天主教节日作为企业的节日,在招工中“信仰”有权重分,在用人方面“信仰”有分量,在与客户交往中“信仰”也有分量。

二、调查研究分析

韦伯在其著作《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区别了两种信任方式: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前者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关于中国,韦伯的结论是:中国社会的诚信属于特殊信任,即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与此相同的结论,还可见勒丁的《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作者在书中指出,华人家族企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家族之外的其他人极度不信任。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在与员工的这一人际关系中,超过63%的企业家在企业核心部门使用的是家人和亲友,真正能够任人唯贤的企业只占被调查者的22.7%。这一现象说明,天主教企业家们也更信任自己的家人与亲人,而且这个事实应该可以为韦伯等人的结论提供证据。不过,就我们的研究个案而言,还有一些情况可以对韦伯等人的上述结论作出一些补充。

首先,天主教信徒企业家们的家人几乎都是与其同信仰的人,其亲人甚至绝大多数朋友也是与其同信仰的人。这种情况就使家族式和亲朋式企业的核心结构事实上也成为以共同的天主教信仰为基础的结构。而天主教的教义和“十诫”对信徒在婚姻、家庭、为人方面的约束使得这样一种基础非常稳固。换言之,基于血缘关系或情感的信任有了信仰作为基础之后,更加可靠。由此可见,至少就天主教企业家而言,这种家族式和亲朋式企业的核心结构反映出来的信任,既是建立在血缘、情感等私人关系上的特殊信任,也是以共同信仰为基石的普遍信任。事实上这种信任比单纯的特殊信任和单纯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而这种高信任度是以受访者的信仰为根基的。

企业家在与管理部门交往中建立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角色关系的信任,也就是说,这种信任建立在被信任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基础上。管理部门在此尽管是“上级”,但一般而言是可以与企业进行正常业务交往的。然而管理部门在实际中扮演了“婆婆”的角色,它们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从我们的调查来看,超过61%的企业家都以请客送礼等方式来缓解它们与管理部门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企业家对管理部门的不信任。

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仍有3家企业得到了管理部门的特殊照顾。其中两家企业的领导者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被树立为榜样,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二是他们的私人信仰已经转变为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使他们得到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当然,信仰成为社会资本的转换是有过程的,也是先要付出的,即先要为社会提供具体可见的服务和奉献。与此同时,他们注重宣传自己,在公开场合尤其是在有上级领导和管理部门参与的场合,宣布自己的信仰,甚至公开表示感恩于天主,也是转换过程中的特点。这种私人信仰的公开表达在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企业家那里,无疑成为促使私人信仰向社会资本转换的重要因素。结果,管理部门对这两家企业大力支持并奖励,而这些支持与奖励反馈到企业家处就变成了对管理部门的极度信任。

绝大多数企业家都有长期合作的客户与供货商,他们都是彻底的“外人”。对于客户,企业家除必须以自己产品的质量和服务为保证之外,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个人信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般而言,企业家们对于客户的信任也有一个顺序:国有单位、大公司、小公司、个体。这个顺序也说明,“国有”这个牌子由于其传统的地位如今仍然有一定的“身价”,而公司规模大小决定的顺序是符合个体对于客体信任之心理的。

天主教企业家与其他的如新教企业家不一样,他们的信仰是从家庭传下来的,有的家中已有好几代信徒。他们从小不仅耳濡目染这种信仰,而且还长期实践着这种信仰。因此,他们不是“选择”一种信仰来支撑自己,或是“为自己找到一种终极意义的支撑”,来“从容面对各种危机”,而是在他们还没有意识的时候,这种信仰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之中,早已根深蒂固。对他们来说,这种信仰已经摆脱了为求好运、庇护、平安而信的实用性,甚至几乎所有受访者的企业都没取具有宗教性的命名,他们似乎已经不再思考用名字来表明自己的信仰,因为其信仰与企业家的生活以及企业密切相关甚至成为一体。

企业不是宗教组织,但是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看到,大多数受访的企业家却有意识地在经济活动中公开表达自己的私人信仰,并使其企业具有或多或少的宗教色彩。就我们调查的案例而言,企业宗教色彩的外在表现是,一些企业家的办公室、会客室、餐馆中挂有圣母像和圣经警句条幅等,同时他们将自己的信仰向与企业有关的人宣布。宗教色彩的内在表现则形形色色,从企业规章制度到招工中不成文的条件,从假日规定到与外界打交道,我们上述的调查总结已经充分体现了这种色彩。

这种私人信仰因为参与了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成为一种社会表达。这种社会表达之所以可能,源于四点:首先,这种表达几乎没有损害他人(非信仰者也没有感到压力)的利益。其次,企业家私人信仰的公开表达与自身的表率有一种一致性,这种表达使他人知道了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就是不一样”。再次,这种表达加强了企业家们的社会责任,赚了钱一定要回报社会,做力所能及的公益事情。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外人”对信仰的这种公开表达都持一种赞赏态度。最后,信仰的社会表达事实上也制约了企业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为人与行事,这一点尤其是在道德滑坡、腐败成风的今天,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抗腐败的风景线。

“先做人,后做生意”是天主教企业家们将信仰与经营活动结合的总结。而一旦信仰成为做人与做生意的根本时,我们可以看到个体信仰中强调的“感恩”“爱心”“诚信”和“信心”等许多价值观得到了整个企业的接纳,并在企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因而具有一种公共性。如有位企业家就提出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四大利润:阳光利润——让大家了解,透明赚钱,道德利润——让对方(即客户)舒服、高兴成交,良心利润——让自己高兴、安心,最后才是经济利润。这种把经济利润置于最后的做生意的态度,自然是因其信仰所致。

尽管如此,由于商场如战场,商场中充斥着尔虞我诈,充满了风险和危机,因此天主教企业家和所有企业家一样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对于天主教企业家来说,这种压力还有另外一面,即他们不仅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持企业的生存并努力求发展,还要防止“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可能。这种防止是刻意的,也就是说是有非常明确意识的,因为这是与他们的信仰冲突的。在商界,既要赚钱又要保持洁身自好,这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对绝大多数天主教企业家们来说,缓解这种压力、松弛这种张力的方式,便是进教堂参加宗教活动。

三、结论

天主教企业家的信任仍然受到“关系”的制约,首先是血缘关系,然后是血缘关系泛化后的各种拟亲关系。过去关于“信任”的许多研究中,“信仰”这一因素常常被忽略,而我们的调查说明,信仰对于信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信仰使受制于这些关系的信任有了保障和变化。一方面,信仰是凝固剂,使信任牢固地与这些关系紧密地粘在一起;另一方面,信仰也是测试剂,它区别了“教内”与“教外”的不同,而“教内的”可以包括与企业家没有任何私人关系的人。由此,信仰变成了调节剂,它使企业家们对他人的信任可以延伸到没有私人关系的“教内”外人,甚至有的企业家还从自己因信仰而“诚”来推断“教外”外人也会诚,因而愿意去信任他们。因此,韦伯等人关于中国人(企业家)信任的本质是一种“血亲关系本位”的信任,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的结论,我们对今天的天主教企业家的调查可以看做是对其补充。

在个人社会角色不易发生变动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相对而言有把握得多。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们都提到,那时的交易只在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中进行,“大家知根知底,谁是什么样都清楚”,因而交易可以口头商定,不用写合同,也几乎没有受欺诈的事情发生。如今,这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随时随意改变职业,社会角色变得复杂;其次,市场不断扩大不再受地域限制,人们对市场的了解也不再可能全面;最后,竞争的加剧使得任何一个企业都感到生存的压力。这种社会变化也使得企业家的信任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他人“没有把握”已经成为多数企业家的一种基本共识。这种社会变迁当然也会影响到天主教企业家,他们认为“过去办事好办多了”,现在不得不考虑一些与经营、生意无直接关系的东西,“提防之心”也多了一些。

尽管如此,天主教企业家多数人“上了当还是相信别人”,仍然保持着他们自称的“心善”或“心软”。我们的受访者在经济活动中虽然大多数人都有大大小小的上当受骗经历(上过当、受过骗的有27人),但是他们要么从自己体验的角度去解释和理解骗自己的人——“他如果不到这种地步也不会骗人”;要么从“最后审判”的角度去化解个人的受损——“有天主罚罪呢”。

天主教企业家的私人信仰转化为企业的公共价值之后,企业就有了一种精神、一种灵魂、一种超越了经济利益的目标。而且转化为公共价值的天主教信仰为企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资本:企业相对稳定——员工对企业家是“1 O0%的信任”,“很少有员工跳槽”;在与政府职能部门的交往中“理直气壮”——按时按要求纳税,积极配合管理部门工作;在竞争中多了无形的力量——客户、供货商对“天主教”的信任;无论是成功或失败都有一种反省和平静——参加宗教活动后会获得心灵的平和、信心和警醒;在各种不良社会习气的包围中多了一种抵抗力——不会去干同自己信仰相违背的事;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经常、长期地从事社会公益活动,不忘回报社会。这种社会资本无疑推动了我们调查的天主教企业的发展壮大。而这种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将会对中国宗教生态环境的改变起到积极的作用。随着这种改变而来的也许是,企业家们个人的私人信仰将逐步走向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公民信仰”。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2

土地资源持续利用预设的目标就是保障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可以实现正常的运行。所谓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正常运行就是指代的合理的针对土地资源实施有效的配置,使得土地价值得以增长,保持人与土地能够实现良性的循环。一般来说,土地资源的配置的有效性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土地资源的`配置率。土地经济系统中包含很多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劳动资本以及技术等。这些生产要素均需要大量的资产投入,在明确资产主客体的基础上,实施分配,可以使得土地经济系统的生产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土地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在运行的过程中,会将价值增值率作为主要的目标,但是就目前的人地关系来看,两者的关系不断的恶化,人类对土地滥用的行为越来越严重,人类的开发活动已经严重超出了土地的承受极限,环境质量大大下降。因此,就要合理的对人地关系进行改善。而人地关系的改善和调整应遵守自然法则,并运用社会经济法则及土地制度改革与建设逐步完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标志是土地生态经济结构处于动态发展中且具有协调性和稳定性,生态效率持续稳定上升,物质利用率和能量利用率以及物能转化率均呈增长趋势,经济效率稳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均呈上扬态势,土地利用的社会公平目标与社会整体利益得到持续实现和提高。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的维持是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运行动力,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是指以土地资源及其环境为基础,利用一定技术措施投入相应数量与质量的社会经济资源。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把土地自然生产力转化成土地经济生产力,以获得人们生产和生活日益需要的产品的持续能力。人口干预及外界经济资源的注入可引起土地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与能量转换通道、方式与效率的变动。此时土地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结合转换成土地经济生产力,土地经济系统物质和能量在循环转换中亦凝结在土地生态系统中并转换成土地自然生产力,其循环转换过程即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的实现过程,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的演化经历了原始生产力、传统生产力和现代生产力3个阶段,体现了人完全依赖于自然、人与自然相对抗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3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都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应。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演化呈梯度推进的特征,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涉及土地自然生产力,土地经济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等范畴。在土地生态经济循环中相互转换和交织,但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性较明显,土地自然生产力是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的基础,社会生产力制约着土地经济生产力。土地自然生产力与土地经济生产力相交织耦合为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同时土地经济生产力也向土地自然生产力转化,且土地生态经济生产力反过来影响和决定社会生产力和土地自然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维持延续不断的开放循环。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土地生态系统与土地经济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形式也就构成了土地生态经济系统与土地资源持续利用之间的关系形式,在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基础上,土地资源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利用。而在未来的发展中,针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会更加的深入,各种相关研究项目的建立也会越来越多,在合理开展对相关的土地生态经济评价的基础上,能够更加高效的实现对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监督和管理。

正确认识和把握区域市场 篇3

古希腊贤哲说：人不可能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事物，即使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时间也会由于内在的变化和外界的因素，变得不再相同。同样，每个区域市场都存在其特殊性。区域经理面对的市场只有相似而没有相同。区域市场的开拓也并非如“跨河流”那么简单，因此，要想取得成功就更需下一番苦功了。

认识区域市场

各个区域市场由于人口分布，消费水平，消费形态的差异，致使每个区域消费者的消费特性都会有所不同，加上竞争环境和竞争品牌所处的地位以及所运用的手段等因素，因此，不同区域市场的商品行销环境是大有差别的。区域经理面对不同的市场环境，在进行市场开拓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正确地认识区域市场，通过营销环境分析、消费者状况分析和竞争态势的分析，对整个市场状况进行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做到“知已知彼”。针对具体的区域状况采取相应的营销战略和手段。

对于区域市场，众多权威对它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划分。认识区域市场的途径与方法有很多种，主要是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综合情况和产品的主要特征与市场的对应点来进行调研、分析和认识区域市场。在此，笔者仅从各区域市场多数消费者接受传播方式的特点的不同，将市场划分为两类，即传媒导向市场和口碑导向市场。

传媒导向市场：顾名思义，这类市场容易受大众传媒操纵，被大众舆论左右。该市场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多被一些主流的媒体牵动。人们信息来得比较容易，品牌的转换成本低，品牌忠诚度不高，容易接受新的产品和信息。许多企业只要在该地区投入大量的广告，形成消费者的认知，市场也就打开了。进入这类市场所需的就是一大笔“广告”费。在区域营销上的体现就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

口碑导向市场：这类市场中的消费者多以理性消费为主。人们的不轻易接受一种产品牌，也不相信广告，但是他们一旦认准一个品牌，就难以转换。即使这个品牌的产品从来没有做过广告，也能在这个区域卖的很好，并拥有相对稳定的消费群体。在这类市场，人们大多不相信传媒，甚至没有主流媒体，对电视、报纸上的广告不屑一顾。人们的消费决策非常慎重以至于多疑。消费信息主要来源于口碑，邻里间的交流。开拓这类市场，要采用口碑营销，社区营销等方式精心培育、启蒙消费者。在区域市场的营销上体现的是：“市场难攻却易守”。

做此划分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有些区域市场，只要加大广告费投入，销售量马上升级，而在另外的一些地区，任凭你的广告铺天盖地，销量却无动于衷的原因。因此，在进行市场投入之前，就要求区域经理能够考虑到各个市场的不同特点，有计划有目的的投入合适的营销资源，而不能盲目的提高广告费用，即增加了成本负担，又不一定取得成效。

区域定位和市场细分

受到所在行业的特点和企业自身产品和资源条件的限制，并非所有的区域都适合企业产品进入，因此在识别区域市场特色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选准市场，对区域进行合理定位，并对市场进行有效的细分。

早前，奶制品行业由于技术原因，大多企业都无法走出区域市场，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奶业的格局：地方品牌各自为战，诸侯割据。1994年，伊利雪糕除内蒙古外，全国的其他市场还是一片空白。要想把企业做大，惟一的出路就是占领区外市场。“善谋者，谋势；不善谋者，谋子。”这个势就是全局，子就是部分。伊利的考虑是：要想扩展疆域、开拓市场，就需要在其他的城市中找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切入点。液态奶保质期的限制，使得它在客观上不能形成全国的品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997年，伊利为使液态奶走出内蒙古，完成“中国伊利”的战略部署，首先引进了瑞典的利乐无菌包装生产线，使液态奶的保质期延长到30天。条件的成熟带来了战线的延伸。“在认识阶段，战术决定战略。在执行阶段，战略决定战术”。 从哪里下“刀”就成为伊利向外扩张的关键。经过对全国的市场调查分析，伊利选中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武汉、上海、福州、沈阳四个城市作为桥头堡。

福州为例。福州市由于地处沿海，人们已养成了喝奶的习惯，澳洲奶在当地销量非常好，据此，伊利判定福州属于高档利乐包装的目标市场。于是让液态奶跨区域成为全国品牌，福州之战成了关键。对于福州市场的切入，伊利推出三种策略：1.在福州同时建30家伊利奶专卖店，统一装饰，力求干净、整洁；2.从团购入手，由于临近春节，进口奶的物流存在一个断档期，伊利人就到各个单位推销，争取团购并免费试销；3.改变过去的销售方式，实行送奶到家；并且与电信部门联合，凡是打订奶电话的不收电话费。

无论在形象宣传、营销时机上，还是在消费者心理揣测上，伊利都做到了恰如其分。从产品导入到初见成效，用了3个月的时间，伊利打开了福州市场，打破了液态奶不能跨区域营销的樊篱。

在上述案例的一系列营销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

选择适合企业生存的区域市场。公司的品牌影响力是否能辐射该地区，是否能建立良好的区域优势，是否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等在进入市场之前都是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

选择合适的时机进入相应的市场。当市场已经充斥着同业竞品时，选择适合的时机对于刚进入者是至关重要的。这就需要掌握竞品信息，抓住其销售空挡，争取市场。

资源的适应问题。定位市场需要考虑该市场的发展所消耗的资源问题。企业的资源是稀缺的，而每个市场对资源的需求有所不同。同一个商品进入不同的市场需要不同的资源配置，而投入的收益则并不与资源的投入成正比。因此，要考虑企业资源优势能在该区域发挥的作用。

营销方式策略的选择问题。各地消费习性的不同，要求在营销方式的选择上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即符合企业区域营销的目标，又突出当地特色。

战略是行动的先导。一个区域所能取得的销售成果是建立在它的期望之上的。因此，在市场开拓的前期，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与企业能力相符合的区域市场目标，然后再选择适合区域目标的市场。

TCL开拓中原市场，正是出于这多方面的考虑：

1994年底， TCL集团已在武汉、南京、西安、北京、淄博设立了营销机构，形成了对中原市场围而不打、周边渗透的战略态势。之所以留下中原这片空白地带，是因为TCL集团深知河南市场开拓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难性，郑州分公司成功与否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便采用这种有计划推广战略：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其一，郑州的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河南地处中原，处于我国的中心位置，京广、陇海、京九三大铁路干线在这一地区交汇，使河南市场对周边省乃至全国有着强烈的辐射影响，一旦市场开拓失败或在营销管理上失去控制，将会引发全局性反应，因此河南是一块足以影响全国的战略市场。

其二，河南拥有广大的农村市场。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彩电市场的竞争优势已经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彩电业市场占有率的提高有赖于其在农村市场的推广。河南市场开拓的成功不仅将有助于提高TCL王牌的市场占有率、同时能够使TCL获取农村市场推广的宝贵经验，并对TCL集团下一步农村市场的战略拓展起着重要影响。

再三，郑州商业元素活跃。由于其地理位置优势，郑州正在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化的城市。更由于1991年郑州亚细亚商场引发的商战使郑州商业气氛更加活跃，零售业间的竞争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同时其他彩电品牌如长虹、康佳、熊猫、北京、高路华、创维等都开始关注郑州及河南市场。作为本地品牌的美乐彩电又享誉中原大地。广告促销的轮番轰炸加剧了其市场气氛。TCL采取猛烈攻势已经势在必行。

其四，郑州分销市场活跃。各厂家都在这里粉墨登场，市场价格一日三变，营销手段更是日益翻新，这种极具动荡的市场情势，使TCL在进入郑州市场前就不得不做好万全的准备。尤其是那里有一个大批发商，其庞大的销售网络使其在这一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是地区市场上的“巨无霸”。它的庞大的市场操纵能力，使TCL建立独立的营销网络步履更加艰难，也加大了风险性。如果资源和企业的营销能力稍有不及，就会导致整个郑州市场的失败。

因此，在区域的定位和市场的选择上，即要求品牌适销对路，又要求企业的资源和营销能力所及。没有关键性的资源，再好的市场也是一场空谈。针对战略性的市场，即具有品牌辐射能力的市场，要作为重点市场来精心培育，通过导入主导产品引导市场，树立品牌。对于其他市场，可依据市场的特点以非主导产品中存在价位空挡的产品切入。

销售预测和销售计划

销售预测是指估计未来特定时间内，整个产品或特定产品的销售数量与销售金额。销售预测是在充分考虑未来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及区域的实际销售业绩，通过一定的分析方法提出切实可行的销售目标。

合理、切实可行的销售目标是激发区域营销团队走向成功的要素之一，而较准确的销售预测不仅是制定销售计划的基础，更是活用销售资源的根本。

销售预测主要包括2种方法：自上而下型（top down）和自下而上型（bottom on）。准确可行的销售预测和销售计划，要求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进行有效信息平衡。

自上而下的预测来自管理层的宏观数据。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些标准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市场份额以及投资回报等标准。自下而上的预测意味着收集大量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定量的和定性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销售区域、用户和产品的销售趋势，公司内部、顾客群以及竞争者的变化，还有一般市场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对销售区域内销售额产生的影响。

销售预测就是要把这种微观与宏观数据结合，以及主观和客观数据的融合的一种过程和方法。由于销售人员最接近顾客，所以他们参与销售预测能提高预测的准确度，产生更现实可行的目标。销售数额是通过理性过程得到的，而非凭空产生。自下而上的预测通过让每一个销售人员评估那些在他(她)的销售区域内会影响销售的因素来衡量其工作区域的销售情况。每个销售人员利用一个工具来做出自己的销售预测，然后销售经理再在各个销售员预测的基础上根据各种宏观数据再进行微调，就可以计算出整个部门的销售预测。

销售经理在做预测和计划时需要回避的错误：1.只注重自上而下的预测，而不注重自下而上的预测；2.只注重年度预测和计划，而不注重季度预测和计划；3.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实际应用；4.只注重数字，缺乏计划和模型；5.只注重预测将来的趋势，缺乏动态思维与突发事件准备；6.缺乏经理与员工之间对话；7.缺乏预测前的准备；8.缺乏实际情况和目标的对照；9.缺乏外部环境的预测；10.缺乏预测与结果的比较。

区域市场开拓准备

在区域市场拓展工作的启动之前，还要做好销售队伍的组建、分销渠道的设计与规划、消费群体与销售终端的调研、媒体广告的计划、产品上市方案等。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4

一、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理论概述

(一) 金融市场化理论概念

金融市场化是一个动态的、多层面的深化过程, 它不仅是指一国的金融结构的变化, 即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相对规模的变化, 同时也应包括一国金融市场机制的建立与健全, 即一国金融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以及金融资源配置与使用的效率机制等方面的建立与健全。相对于我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和进程而言, 我国的金融市场化水平和进程无疑是较滞后的。表现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金融成本过高, 金融资产状况不良, 金融风险较大。金融市场化水平低, 大大限制了我国金融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作用, 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具体而言表现为资金商品化、利率市场化、融资证券化三大特点。

(二) 经济增长理论概念

经济增长包括技术进步以及人均有效资本的平稳上升, 人均实物资本与人均人力资本是正相关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人均实物资本增长的情况下, 人均人力资本也会随之出现相应的增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 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迅速, 而经济发展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中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的数量与结构进行了有效性分析, 提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句话主要说明经济增长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提高, 并且以技术进步为前提。

(三) 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论述

金融市场化将会加速资金向股市分流, 并对上市公司质量产生深远影响。资本市场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货币市场。这两个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取决于资金在不同市场的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比较。但由于利率没有放开, 货币市场的资金价格相对固定, 缺乏市场化的资金投资收益的比较机制,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这两个市场的资金互相流动。与此同时, 金融市场化将极大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完善, 促进了会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 这是因为利率市场化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例如各金融机构的竞争透明度加强,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信贷管理机制, 采用更多的科技手段和金融创新, 更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

二、我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股票市场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增长, 但是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并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股票的指数、市价总值、实际筹资额以及实际交易额能够从某种侧面反映出我国金融的发展程度。而根据上述的假设与变量可以推出股票市场发展的两组指标, 即股票市场的相关性与股票市场的成长态势, 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本文选取了我国1993年至2013年期间的我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DPI指标, 另一方面, 对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DPR进行了相关数据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可以知道,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 要根据实际情况作长期与短期的详细分析。

(二) 我国债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假设我国债券市场与经济增长是单向度的, 即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债券市场无明显作用, 而债券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 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分别对我国债券市场的相关性与债券市场成长的人均生产总值指标DPI进行数据分析, 与此同时, 对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DPR进行研究, 根据与债券市场相关的BBR、BIR、BBRN、BBRE以及债券市场年债券余额相关率和债券市场年发行额相关率等指标, 对债券市场的稳定性及水平变化进行检验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在短期内, 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相互作用。

(三) 我国信贷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假设与变量的分析手段, 可以将中国信贷市场与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有机分析, 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分析我国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标DPR以及经济增长指标DPI, 根据有效性测算来判定两者内部的关联性, 并在有效性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信贷市场的运作情况作出实际调查。用SUE可以反映出我国信贷市场的发展情况, SCD是表示信贷市场实际贷款交易的规模, 而PCR则表示我国人均国模指标基础上的信贷市场变化, 并以此为前提性手段对DPI、DPR、以及SCD进行拆分检验, 通过百分比来测算其内在关联度。经过相关数据调查、分析和统计之后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度不够明显, 即我国信贷市场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没有直接的关联度。

三、我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与经济增长的矛盾分析

(一) 我国金融市场制度难以适应经济增长速度

我国的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尚且存在诸多问题, 在金融市场方面的表现主要是金融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发展不协调, 在我国的信贷、债券以及股票等方面尤其存在此类问题, 这些因素与股票市场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经济的发展速度快于上述因素的发展速度, 由此导致的我国信贷市场长时间的大幅度下降以及股票市场的低迷等, 总体表现为我国经济总体的不断增长与信贷机构效率的大幅下降。这种现象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中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 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国的人均收入情况以及信贷、股票等投资类理财模块的增长。

(二) 我国金融市场结构过于单一

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美国开始对通货膨胀现象进行控制, 与此同时, 大幅度降低失业率, 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所运用的经济手段较为多元, 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 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另外, 对传统手工业与高科技工厂运作之间的有效性探究也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大因素。因此可以推断出利用资本市场的兼并重组可以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多元化趋势。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结构过于单一, 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在相关的机制设置方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切入点, 无论是信贷市场还是股票市场, 都受到政府的计划和主导, 而没有自由的生长空间。

(三) 金融市场发展不均衡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模式主要以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为主, 两者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导向而有序发展, 但是从总体来看,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模式尚且处于一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在2009年和2013年, 我国非国有企业的短期贷款额在总贷款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2%和5.4%, 从数据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我国非国有企业的贷款额明显出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其中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私营企业都属于非国有企业, 但是由于这类企业的贷款程序相对国有企业来说较为复杂, 而且融资难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因此我国的金融市场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态势, 这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程度的影响。

四、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协调度的策略研究

(一) 完善我国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

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程度, 首先应该对金融自由化的概念进行深入探讨, 这一理念时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龙和爱德华·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来的[7], 而且是基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来进行相关的林理论阐述。要实现金融自由化就必须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 这类金融改革重视利率与汇率的宽松管制, 减少国内市场对外资的以来, 能够有效促进金融市场与经济的稳步发展。

(二) 合理运用政策

政策运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合理运用政策是一项有利于平衡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有效手段。首先应该尽快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 因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与企业发展相关的企业制度管理也应该被纳入正轨;其次是应该丰富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种类, 拓宽投资选择类型和投资者的准入范围, 在此基础上调节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协调的状况。另外, 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也是一项必要的措施, 改革金融市场的市场监管格局有利于金融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最后, 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的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最后, 要不断改革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形成全面的金融市场体系。

(三) 坚持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坚持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较好较快发展的长远机制。其中利率、汇率和国债是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市场指标, 是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有效市场信号, 形成市场化的利率汇率水平和国债收益率曲线, 对于促进经济转型具有深远意义。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持汇率稳定的成本, 也能够相应地增加中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也是实现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路线, 要尽快建成调节市场组合、规避市场风险的重要手段, 以期更好地体现市场信息, 及时、准确地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

五、结语

本文通过理论建构, 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与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有机的关联, 与此同时对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和债券市场做出了不同程度的理论探究。我国的金融市场主要发展轨迹是一个从政府向民间放权的过程,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我国的信贷市场也会随之扩大, 而与此相应的股票与债券的市场灵活度也会随之增长。因此, 我国金融市场的总体趋势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 但是金融市场化与金融机构市场化之间的发展并不同步, 这种现象容易导致我国金融机制改革在相关领域遭遇瓶颈。本文主要是对我国金融市场在市场化过程中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方面还存在研究盲区, 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可以对这个因素加以分析研究, 以期对完善我国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较大的理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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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5

当古典自由主义的伟大旗手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其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正处于“伟大转折”之中的英国社会的一个最为普遍的观念是每个个人的每一笔收入都将导致另一个个体相当的损失，而亚当・斯密则以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极其雄辩地驳斥了这一流行观点，在人类思想史中以宣言式的笔触指出社会中存在一种自发协调的秩序，能够将个人天然的、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追逐私利的欲望引导成为增进社会利益的努力，这种努力甚至比个人想为增进社会利益而采取行动时更为有效，并且在这一原则下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这种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标，以竞争为经济运行基础动力的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看来其实质就是一种“自发扩展的秩序”。市场可以在无需国家等外部力量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动地调节一切经济活动，使资源得到最为有效的配置，基于财产私有和自由交换之上的市场制度同时保障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但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却远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描述的那样简洁流畅，市场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出现的失灵使自由市场论者的观点备受批评，而求助于国家或政府对市场运行进行人为干预的干预论者则受到“政府失败”的困扰，这也就便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经济学中争论的永恒主题之一，但似乎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政府补充市场不足、政府替代市场、政府增进市场等形形色色的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二元论”使我们不得不“要么在相对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或不充分的市场间进行选择，或者在相对完善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或不充分的政府之间进行选择”(注：[美]查尔斯・活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中文版，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

现代经济理论在以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精致的数学模型充分论证了市场经济无与伦比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优点之后，又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据充分分析并论证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这让我们似乎认为我们已经充分了解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但正如黑格尔所言：“熟识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是因为它是熟知的”(注：[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上卷，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市场并非是自足的，国家也非万能的，基于“二元论”之上的两者关系也不足以揭示市场经济的实质。我们对日益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完全的世界中人类行为的系统性认识还极为有限，但我们仍然试图像开创经济学的先哲们那样从人类行为及其结果中重新认识我们所熟知的市场经济。

一、作为一种协调机制的市场经济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扩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任何历史阶段和形态中都必然面临的挑战。虽然有学者在对市场经济产生的历史及其产生的前提进行研究后认为市场经济的出现几乎可被视为历史演进中的偶然事件，但历史却勿庸置疑地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能最为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从而缓解上述矛盾的经济组织形态，市场经济虽然最大限度地缓解了有限资源和人类无限需求间的矛盾，但这仅是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的，市场经济社会内部则分布着无数的有不同需要、偏好和利益的个人、群体和阶层。面对仍然有限的稀缺资源，当不同的个人、群体和阶层试图占有有限的稀缺资源时就往往不得不面对正在做同样努力的其他个人、群体和阶层的影响，矛盾和冲突在各自逐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解决稀缺资源占有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个人，民族乃至国家间的武力冲突或战争，这是一种成本极高的冲突解决方式;另一种是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以互利合作的方式来解决冲突，相互馈赠或交换各自的产品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稀缺资源的共享。这两种冲突解决方式从远古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正如希克斯所言的由习俗经济逐渐演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正是后一种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解决资源占有冲突的有效途径而不断得到发展。

市场作为经济交换关系的总和，为相互影响的市场活动主体提供了将他们的逐利活动的外部性影响内部化的一条途径，但分工合作的发展和频繁进行的交换活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后果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了。随着市场发展和市场经济逐渐占据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相互依赖性这种“双方既合作又冲突”(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的情况就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征。要了解这种广泛存在的相互依赖性对于认识市场经济本质的意义，就必须先了解相互依赖性的来源及其影响。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要么忽视相互依赖性研究的意义，要么则视之完全被包含在要素所有制和市场竞争中，缺乏对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相互依赖性的完整理论分析。市场经济中经济物品的特性包括了非相容使用性，规模经济、共享性、排他性，交易成本，剩余及波动性供求等(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给定的经济物品都会涉及这些特性中的一种或几种，而这些特性可被视为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的相互依赖性的源泉。这种基于物品特性之上，人类社会固有的和无时不在的相互依赖性很大程度上取代并扩展了传统经济理论中较为狭隘的“外部性”概念，成为市场经济社会无处不在的“广义外部性”，并且可被归纳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基本相互依赖性或外部性：

(一)技术性的相互依赖性

当一个厂商的产出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生产因素，还依赖于另一厂商或厂商群体的产出和投入，或者一个消费者所获得的效用不仅仅依赖于他自身的消费选择，还依赖于他人的消费选择时，在这些情况下厂商之间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技术性的相互依赖性。技术性的相互依赖性的主要来源是物品的非相容使用性和共享性。

“有一个或多个非相容性物理用途和使用者的物品被称为非相容性使用物品”(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由于资源总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对稀缺，所以一种物品用于一种用途就相应减少了其他可能的产出，或者被一人使用后就相应减少了他人使用该种物品的机会，这就容易导致由相互依赖性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尤其当多个个人和群体试图得到具有非相容使用性物品或因不同偏好而试图将其用于不同用途时，非相容使用性物品如果具有较低的排他成本，例如食品、医疗服务等纯私人用品，则较易于通过市场定价来实现帕累托改善性质的交易以协调非相容使用中的冲突。当非相容使用性物品具有较高的排他成本时，例如专利、市场份额、拥挤的海洋渔场等，具有依赖关系的各方之间的相互影响力将大大增强，高排他成本物品的非贡献使用者即“搭便车”者的存在会影响到此种物品的供给，导致供给不足的矛盾出现，出现贡献者即有权使用物品者与非贡献者即无权使用物品者之间的冲突以及公共资源破坏性耗竭的相互依赖的两难困境。

共享性物品是指可以被多个人共同享用而每个人的享用效果并不降低的经济物品。纯粹的共享性物品即纯公共物品如国防、非拥挤的公路如同纯粹的非相容使用性物品一样并不多见，但市场中大部分物品都具有一定程

度的共享性及消费的外部性。由于个人和群体间对于共享性物品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同偏好，从而导致在共享性物品供给数量及质量上的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成本分担上的冲突，同时，由于除国防这样极少的纯共享性物品是完全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的，大部分物品都只具有有限的共享性，这样就出现某人或群体对物品的可用性程度依赖于他人对该物品可用性的制约的冲突可能。

(二)价值性的相互依赖性

与技术性的相互依存性不同，价值性的相互依赖性主要源自物品特性对交换价值的影响，即“当物品的交换价值被A的市场选择所影响时，A的选择对B的机会的影响被认为是金钱性质的，尽管物品仍然完好，但它与其他物品的交换能力受到影响。A和B之间不需要物质上的接触，这是一种影响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地接触”(注：[美]A・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中文版，6、56、61、269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导致价值性相互依赖性的因素主要有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外部性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及供求波动等。例如，在一块土地上修建大型的购物中心、文娱设施，花园广场等都可能导致周围相邻地域土地价值的上升。而化工厂，垃圾处理场等的修建则可能导致相邻地域土地价值的下降。这些因素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导致个人或群体的收入或资产价值依赖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有效偏好及其行动，例如对规模经济物品的需求，偏好多样性选择的消费者将限制没有多样性偏好的消费者获取规模经济所能带来的低成本好处，这将导致消费者与生产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由于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的相互依赖性的存在，使得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的每个个人和群体的实际机会集的大小还要取决于相互依赖的其他个人和群体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个人逐利的结果皆取决于其他人的选择，传统经济理论中完全的私人产权和完全的个人自由几乎是不存在的，由所有权所界定的个人机会集从而也只能是名义上的了，从而产生了交换经济中既合作又冲突的根源，如何协调由各种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性所导致的不同关系，促进合作，减少冲突是人类社会所有制度所必须面对的和存在的理由。传统的经济理论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和干预论者都将这种协调功能完全赋予市场和国家或者两者组合，但不论是市场和国家以及两者的组合都因各自的局限性而不可能充分完成如此复杂的协调工作。

二、以市场和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协调手段的局限性

市场经济作为交换经济发展的最为成熟的阶段，已经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市场的烙印。自由市场的无限魅力就在于，它看上去可以通过市场参与者在一系列的市场网络中自由表达竞争性的个人利益，并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和交易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可以说市场上的每一次交易行为都是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因此，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崇拜者看来，市场能最为有效地从相互竞争的各种利益冲突中创造出某种和谐的结果。但事实并非人们意愿中那样的美好，由于经济中的相互作用是极为复杂的，市场主体也远不能做到完全理性，市场也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是充分的和完全的，以价格机制为中枢神经的市场并不能提供完全的信息。市场在促进相互依赖的个人和群体之间进行分工合作方面无疑是取得了任何非市场组织形态都无法比拟的极大成功，但现实中的市场由于并不具备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所设想的“有效市场”的全部条件，因而在解决人类相互依赖性所致的矛盾和冲突方面往往表现得无能为力即广泛的市场协调失灵。

传统的市场失灵理论，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达到受约束的帕累托最优，但承认市场在面对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提供时可能出现失效。因为按照最能体现自由市场精神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只有同时满足存在足够的市场、所有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按竞争规则行事及市场上存在均衡状态三个条件的市场才是有效的。但正如斯蒂格利茨对作为市场有效假说的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批判所表明的，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广泛存在着市场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在这种理论认识的基础上，市场失灵就不再局限于外部性和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等狭隘范围，而是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无处不在。基于上述认识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在于当市场不完备、信息不完全时、个人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有外部效应，该效应是其他人所无法预料”(注：[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中文版，3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的。

传统经济理论中所承认的市场失灵的四个方面即外部性、垄断、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供给都是人类相互依赖性的较为明显的表现，具体地说是相互依赖性所致的冲突的较强表现形式。但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仅凭价格信息无法协调这些冲突即由冲突走向合作。事实上，处于广泛的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的大量利益冲突正是由于市场的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而无法通过交易使利益内部化。市场的不完备说明市场经济中没有足够的市场以便如果任何经济行为者关心某一个和另外的至少一个经济行为者相互作用的某物有一个相应的市场和价格。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应能为任何物品提供交易市场以使利益内部化成为可能，而不论该物品是黄油、工厂排放的废水或国防开支。第一种物品涉及非相容使用性，第二种物品涉及交易成本，第三种物品则涉及共享性和偏好差异。第一种物品作为排他成本较低的纯私人物品，其市场和价格是较易于获得的;而第二种和第三种物品分别涉及交易成本和高排他成本，要获得这类物品的价格是相对较为困难，市场也难以形成，而没有各自的市场，经济行为者就可能无法使别的经济行为者获悉可以使双方都得到改善的互利的交易。

市场的不完备性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交易费用来说明，而经济行为主体获取信息的费用则是构成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造成市场不完全竞争以及市场不完备(如风险市场、期货市场的不完全)的重要因素，完备市场与完全信息的假设是相矛盾的。如果各种不同特性的物品、不确定性风险损失和收益均存在市场的话，则绝大部分的交易将在市场内顺利进行，外部性将在市场中得以内部化，合作将更大程度上取代冲突。因此，可以说市场不完备和信息不完全将是市场经济中市场的常态，人类相互依赖性所形成的合作与冲突只能部分地由市场来进行协调，虽然市场已被证实是最廉价和有效的协调机制。

国家作为对“暴力潜能”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对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其在市场基本制度建设和实施方面的作用是任何组织无法替代的。然而，围绕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有条件的“看不见的手”，即承认市场失灵的存在，而国家应是市场失灵的矫正者，在市场失效的地方替代市场发挥作用，但市场仍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无条件的“看不见的手”，即认为虽然存在市场失灵，但政府失灵远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私人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也解决不了，因而政府只是产权和秩序的维护者，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要干预市场经济运行。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无条件的“看不见的手”或者是有条件的“看不见的手”，都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样两点：(1)国家所拥有的不同于任何组织形式的权利即强制力，使之在解决由人类广泛的相互依赖性

所致的冲突中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完成一些由于市场自身局限性如过高的交易成本而无法纳入其中的活动;(2)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信息不完全的困扰，国家基于其强制力而可能在信息的获取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这种信息优势一方面是基于市场信息之上的，另一方面则仅是在某一方面相对而言的，因此，国家并不具备替代市场的完全信息优势。例如由于在共享性物品中具有高排他性成本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市场难以解决供给者与“搭便车”者之间的冲突而可能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而国家所具有的强制性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的制约，国家并不能完全了解公共物品供给的最适数量和质量以及使用者对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偏好，从而也难以确定合理的成本分担，其他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又如，国家在面对规模经济所可能导致的市场垄断而引发的生产者之间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可以采取反垄断的强制措施，但由于不能得到有关市场损害和厂商成本的必要信息，干预政策常常导致一些不可预测的变化。

由于信息不完全且有成本，这是造成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冲突大量存在而很多潜在有利合作无法实现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世界经济关系日趋复杂，联系日趋紧密，信息量呈指数级的爆炸式增长，信息不对称及“噪音”信息的干扰，使得市场虽然在处理高度复杂互动的信息传递和反馈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仍然受制于信息成本等造成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而不能更好地解决所有人类相互依赖性所引起的冲突，促进更多的合作。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优势。但同样由于对成本、技术偏好等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其在通过公共决策促成合作以解决某种冲突的同时又可能形成相互依赖性的其他矛盾和冲突。可见，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中以市场和国家的“单选”或“组合”在协调相互依赖的人类合作及冲突中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需要我们以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为蓝本，超越“二元论”去重新认识这个我们曾以为熟知的“市场经济”。

三、基于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共同协调之上的市场经济

人类社会现实的经济运行之所以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幻想的鲁宾逊・克鲁索世界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广泛和复杂的相互依赖性的存在，分工和市场的发展使这种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市场带来了高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分散的信息、分散的决策和不完整的产权，合作和冲突就一直相互缠绕，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我们回顾人类历史不难发现，虽然小到偷窃大到世界大战的冲突不断，但合作一直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这也是人类文明得以生息繁衍的基石。市场机制作为人类社会的伟大创新在促进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使个人乃至民族放弃了相互劫掠而转向有序的贸易。但市场也并非全能的，即使在国家提供了市场运转所需的必要的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之后也仍面临着前述局限性的制约而不能将一些潜在的合作可能转化为现实，并对一些基于市场局限性之上的冲突无能为力，国家适时地利用其在某些信息及组织方面的优势在市场运行有较高交易成本的领域替代市场来促进合作和化解冲突。从人类广泛的相互依赖性来认识市场和国家的作用就会发现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协调方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市场主体自发的相互协调，而后者主要表现为一种单方面的协调和控制，但两者都属于整个相互依赖的社会协调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经济是否真的仅由市场和国家这两种协调手段所组成，是否如有学者所言“无论何时，只要政府机制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创造性的平衡被打破，其中任何一个占统治地位，其结果不是造成无政府状态就是极权主义”(注：[美]理查德・布隆克：《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中文版，2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寻求一个最为适当的平衡点，最大限度地促进合作，减少冲突，除了市场与国家两种协调力量的互动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第三种协调力量即市民社会的存在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协调作用。

“协调”的含义在青木昌彦看来是“指经济主体间各种行为间的调整，各经济主体为了使决策能够彼此调和从而达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应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问题”(注：[日]青木昌彦等：《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中文版，87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可见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信息是协调机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市场和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协调过程中都同样面临着由不完全信息约束造成的协调失灵问题，而大量存在但在经济学领域长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的“市民社会”组织则在弥补市场和国家协调失灵方面发挥着广泛而有效的作用。社会并非仅仅存在纯粹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其中还包含着大量由个人间互动而形成的不同群体和组织的利益，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社会利益分化的结果，从而在社会中形成特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阶层利益以及公共普遍利益的分离。

市民社会真正成熟于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多元权利竞争的西欧，这使市民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协调不同利益冲突的重要机制。“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和不同研究角度下有不同的内涵，也有“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不同译名，在这里“市民社会”被定义为市场经济中连接个人与国家、纯粹私人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益并作为较小范围特殊公共利益代表的特殊公域。具体而言，“市民社会”是指个人为获取利益剩余自发，自愿结合而形成的独立于国家的人际关系协作共同体，包括民营企业、私立学校，工会、独立媒体、中介机构，民间社团和协会等民间组织。长期以来，“市民社会”组织被视为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研究的对象而在经济学研究中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将其与传统市场理论中原子式的市场个体混为一谈，对公司这一长期被视为“黑匣子”的内部资源协调配置和利益分配的组织的研究也仅在近期兴起，对其他市民社会组织的研究尚处于零星进行阶段。在政治学领域中，市民社会组织的多元化、自主化发展被视为有效制约和抗衡国家权力扩张的重要途径。而在传统的国家和市场关系的“二元论”中，一些自由主义学者总是对国家抱着深深的恐惧，认为市场总是容易遭受国家的侵害而想方设法从宪政等角度试图严格限制国家的权力，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对国家权力进行基本限定后有效制衡国家权力肆意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来自市民社会组织的壮大。市民社会本身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必然产物，体现了群体和组织内的认同和协作，在内部信息共享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协调成员间的合作和冲突，减少市场交易频度大幅增加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上升以及由于交易成本过高而无法在市场上实现的潜在交易可能，同时社会组织的协调还可以使国家将协调的努力集中于一些公共利益协调之上，减少不必要的和繁琐的市场干预行为，从而减少干预成本并降低由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不当干预所致的市场经济运行的不稳定性。正是由于正视了组织作为经济活动

协调者的巨大作用，赫伯特・西蒙才勇于面对新古典经济学试图用竞争性市场、私有化和效用最大化等构建的解释性框架解释人类所有行为时，大胆地指出：“今天，由于组织的发展，我们不是生活在市场中，而是生活在组织经济中，至少是生活在组织活动压倒市场活动的‘组织―市场’经济中”(注：张铭：《在市场经济与公共管理之间―H・西蒙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对话》，载《国外社会科学》，2002(2)。)。

四、结论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6

关键词：公正的旁观者；同情；自爱；利他；分工；自由制度；看不见的手

一、《道德情操论》中的伦理人

“公正的旁观者”抑制人们的自利倾向，帮助人们做出利他行为。斯密并不否认人们的自利倾向，认为这是人的天性。但是由于我们不是孤立的生活在社会上，我们是社会化的人，需要与“邻人”相处，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的自利。如果我们明确地表示我们是自利的，别人就不会与我们相处，我们就无法生活在这个社会。斯密所说的“公正的旁观者”，即“我们必须既不从自己所处的地位也不从他所处的地位、既不用自己的眼光也不用她的眼光，而是从第三者所处的地位和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他们”[1]这种遵守源自于人们的责任感和内心的良心，人们的理性和原则使人慷慨高尚。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人类同情，没有偏爱，没有厌恶。“同情”即自己对于他人感情的认可。“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的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是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2]人们在做出情绪表达的时候，会遵循适度原则，在熟人面前，我们直接表达我们例如暴怒的情感，在一群陌生人面前，我们就会不自然的控制，情感的表达也没有在熟人面前那么强烈。因此，我们对于熟人期望得到的同情就会很多，而对于陌生人的期待就会很少。文明社会中，我们始终需要大量帮助，不是暂时，而是持久的帮助。我们会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去关照别人那种自爱之心。我们所有的人为了生存都需要永远的帮助。“人必须以他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讨价还价的人如果想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就必须从别人的利己之心着手，向他们证明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有利。”[3]这种方式，导致人们在以无意识的他利的基础上，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实现了社会公共利益。否则他将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道德情操论》中的人从完全社会化的成人情感状态变成社会中长大的儿童的情感。斯密以自己为例，在婴儿时期，由于体弱多病，寡母对自己非常溺爱。长大入学，我们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亲人，还有陌生人，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我们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在面对想要的东西时，不能直接说我想要这个，完全不顾及他人的意愿。“在许多场合，最完美合宜的行为，只需要具备大部分凡夫俗子所具有的普通程度的情感或自我控制就行了，有时甚至连这种程度的自我控制也不是必要的。”[4]这里，斯密明确提出人们是需要自我控制的，但是面对人的天性如饿了需要吃饭，这种完全正当合宜的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为合法的，或者是同样也需要人的自我控制。斯密将历史发展起源分为四个时代，狩猎，畜牧，农业，商业。他认为时代变化的根源都在于所有权问题。他把商业时代作为时代最终的形式，即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后的社会形式。在人们逐渐扩大交往时，会出现纷争。当“公正的旁观者”指导人们实践积极的品性时不能解决问题时，我们就需要以法律的消极品性维系社会。在这点上，斯密与休谟的观点一致。“最神圣的正义法律就是那些保护我们邻居的生活和人生安全的法律；其次是那些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的法律；最后是那些保护所谓个人权利或别人允诺归还他的东西的法律。”[5]18世纪的英国，权力的中心由国王转向议会。他认为法律能够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法官终身任职独立于国王，无需听命国王，自主决定。而法官作出的判决必须准确遵守议会所表述的字面意义；其次，《人身保护法》的出台保障了人们的人身权利，还有陪审团对判决的重要作用等等。这些让斯密相信法律能够维护自由制度，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合理解决纷争。

二、《国富论》中的经济人

斯密把经济学的中心定义为富国裕民，即让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达成目标必须坚持两条，劳动分工和自由制度。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劳动生产力大进步的重要因素。他以“扣针工厂”的例子说明，工厂里有十个人，各司其职，一天生产48000枚扣针，而一个人独自生产只有几枚。对比分工前后的产量，发现劳动分工带来极大生产效率的提高。斯密一笔带过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有通过拓宽市场，分工的全部利益才能够得以实现，这与企业内部专业化的程度息息相关。这种分工的原因是人们天生具有相互交换的倾向。“给人类带来许许多多好处的分工最初并不是源于一个能遇见到分工江能给人们带来极大赋予的人类智慧的产物，它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倾向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而渐进的。当然人类天性中的这种倾向并没有预见到会有如此大的功利性。这种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相互交易。”[6]这种倾向让人们学会交换自己所需的物品，分工交换，增加国家财富。这种分工是建立在日常心理和经济行为之上的，交换双方平等的交换，分工。自由制度分为职业进入的自由和自由的市场。“由于一个人的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原始基础，所以，因而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7]工人有权自由的选择是否进入这个职业，限制劳动自由的政策是对自由制度的僭越，政府不能制定这样的政策，这是不符合自由制度的，会阻碍自由经济的发展。同样政府以及教会，工会的系列垄断行为也是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商业垄断行为和糟糕的税收政策，这种短视的干预是必须移除的。

三、《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斯密所说的人是被社会化的，成为面向市场和受阶级束缚的行动者。斯密引入市场模型，他将市场模型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市场激励人的欲望，《情操论》中我们是持有相互赞同的态度的，而在《国富论》中我们需要改善人的欲望。第二市场有利于发展规范，《情操论》中主要运用道德来维护社会秩序，《国富论》中更加强调法律的作用。第三，市场是一种交易的媒介，《情操论》中使用的是情感来相互交换，《国富论》中更多的是用商品。第四 ，制度体系，《情操论》以道德标准评判行为，而在《国富论》中将商品与商品之间建立的交易网看成制度体系。似乎两本书给人“斯密问题”的印象，但是我们如果将两本书结合看斯密的观点，就会发现，所谓的“斯密问题”只是人们对于他的误读。《道德情操论》强调同情是人类行为的基础，《国富论》则把人类行为归结为自私自利。其实这两本书都是建立在人性积极地追求自爱的基础上的，不是消极的自私自利。人们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在价格机制，“无形之手”引导增加社会利益，实现利他。市场经济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完美融合，共同促进经济发展。斯密把社会制度建立在《情操论》的道德规范和《国富论》中的社会立法的共同基础上。市场化的社会需要的不仅是道德或法律，而是两者的结合。道德是我们内心的镜子“公正的旁观者”，当他无法解决时，法律的力量凸显，为市场的有序做出强有力的保证。

斯密在著述中三次提到“看不见的手”，来说市场经济如何调节利己和利他的不一致性。第一次在《天文学史》中用来谈早期的宗教思想，第二次是在《道德情操论》中，具体用来说明一种无意识的分配效应：“富人的消费不比穷人高多少，尽管他们生性自私、贪婪，只顾虑自己的便利，而且雇佣成千的劳动者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和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只能与穷人分享所有进步的成果。他们被一只无形之手所引导，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等量于若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具名的情况下所能产生的那种分配。就这样，既没有打算，也不知不觉，却促进了社会的利益，给不断增多的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8]这种行为无意识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我利益的出发从事活动时，再价格的引导下增进了社会利益，到分配给他人，实现了利他的社会利益的转变。

第三次即在《国富论》中使用，使“无形之手”更加具有经济学的意义：“一般的，他确实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促进这种利益。……他所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收益，但是，在这种场合，像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无形之手的引导去促进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是非出自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却往往使他能够比真心实意要促进时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9]个人的自利行为无意识的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看不见的手”在公正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它的效用。这里的公平指的是政府不做造成不公平的干预，不是武断的当成让政府放任市场或者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公平公正是自由市场的重要原则。基于此，斯密赞成高工资，物价上涨的原因不是高工资，而是利润。这种高利润是斯密所批判的，它阻碍了自由竞争。斯密特别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批判“重商主义”。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垄断行为，不利于本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当时的英国已经逐渐从手工业时代步入工业时代，这种经济垄断行为导致不公平，干预私人资本的运用，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

参考文献：

[1][2][4][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6；5；26；104.

[3][英]加文·肯尼迪著.亚当·斯密[M].苏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36.

[6][7][英]亚当·斯密著.国家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M].谢祖钧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11；100.

[8][9]杨春学.经纪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7；108.

作者单位：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7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要素与市场经济关系。进一步讲,政府的安排和指令能够影响市场中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集权式的计划经济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共同所有;第二是以强制性和命令性手段作为分配生产资料与资源的方法,使得人与资源的关系按照政府预计和安排的关系存在,人缺少自主选择性;第三在计划经济中“集体”是一个核心概念,它不代表任何个人或企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缺少创造性和能动性,强调整体而忽略个体需求与发展;第四,计划经济中个人利益与个体需求必须服从于集体利益,缺少个性化发展模式。

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化,而是将市场与计划有机结合。这种经济模式下,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方法。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上的;这种模式强调充分发挥和调动个体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尊重个人发展需要,考虑个人发展利益与需求。但同时应注意的是,尊重个人利益不代表完全忽视社会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应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社会客体存在,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与时代发展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能够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维持经济稳定。同时,合理有效的配置资源与生产要素。第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环境的优化与进步能够影响到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第三,真正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要能够保障个体实现其自身价值,鼓励个人追求正当的利益,使得社会目标与个人目标能够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所以,作为社会客体的经济体制,无论它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主体发展服务,为主体提供相适应的发展条件,实现主体价值。如果经济体制不能为主体提供这种服务,甚至阻碍主体发展,这种落后的经济体制必将在时代发展中被淘汰更替。

二、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比较

1.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比较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要高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状况。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对经济环境稳定和社会整体发展有重要意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由于经济要素分配、人与资源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由政府意志决定,作为主体的人与企业丧失了其创造与实现价值的主动权,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被动状态,经济发展不稳地,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结构的失调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计划经济过于强调社会公平,而这种公平仅停留在平均分配的低水平上,追求表面公平,势必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参与经济活动主体的积极性被削弱,长此以往,个人发展的目标和需求将被掩盖在所谓的社会共同目标之下。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过于依赖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效果,经济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且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正相反,市场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通过各方协调配合,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同时,加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从而为各市场主体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实现自身价值。

2. 失业率问题的比较

计划经济在解决失业问题上要优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中员工工作稳定,几乎没有失业情况存在。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会办理带薪的病假或提前退休等形式。政府提供的铁饭碗保证了很高的就业率,很多情况下都是“子承父业”,但是就业率并非是衡量经济发展情况的唯一标准。铁饭碗的形式使得工作环境缺乏竞争,员工工作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制度和完善的激励制度,员工不能主动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技术水平,这从根本上制约了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从一而终或是子承父业的模式,让员工缺少晋升空间。因此,大多数人只会选择安于现状。在工作缺乏流动与竞争的情况下,每一个工作者都会或多或少的失去创新的欲望与积极性,企业中缺少最基本的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以,“铁饭碗”只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维持经济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以长期经济发展疲软与不进步为代价的。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计划性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公平,提高了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但是公平并不意味的平均分配和一成不变,如果固守这种模式而不能做出与市场向适应的调整,那经济发展也不过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漂亮数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失业者与待业者,人们突然意识到,如果仅仅安于现状一成不变,是有可能在社会竞争的浪潮中被遗弃的。员工的工作不再稳定,而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之中,除了就业和退休,待业也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但这种不稳定正是流动性和创造性的体现,人人都有机会通过公平竞争实现个人价值,而不必拘泥于既定的工作岗位。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去尝试不同的工作、生活。当然,竞争的残酷在帮助一些人实现理想的同时,无法避免的令一些人经历不稳定,但是合理的经济制度就应该在公平和效率中寻得平衡。

3. 劳动成果分配的比较

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成果的分配以追求绝对公平为原则,而非按劳分配。劳动者无法按劳动量取得劳动报酬,工资无法反映劳动者为公司提供的价值。这种对于公平的过度追求,使得分配原则没有起到激励劳动者的作用,反而使劳动者丧失了主动性与积极性。计划经济带来的成果,只能满足基础性需要,这种平均只是表面意义的平均,而非先进的公平,劳动多或少,不能给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带来改变。长此以往,是对整体经济环境的破坏以及经济制度的倒退。经济制度过多受到政治权力的渗透与控制。因此,许多资源分配将会受到人为操作的影响。表面的公平,实际上掩盖了更多的分配不公,利益将会逐渐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这种分配方式,在短期内可以改善部分劳动者生活,集中力量发展的方式也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但长此以往,对劳动主体主动性与积极性的损害,是对社会整体软实力的损害,短期内得以提升的经济发展效率,也无法得到真正意义的提高。根据社会基尼系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原则,就是一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在追求社会公平的同时,社会物质上的简单公平,却是以精神实质不平等为代价而实现的。精神实质的不平等,是对经济发展的损耗。从结果上来看,在形成社会的公平时,导致的却是社会主体物质上的简单公平和社会主体精神上的实质不平等,而这种实质的不平等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对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不断消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成果的分配不再局限于平均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协调运用,以激励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是这种经济体制的优点。这样的分配制度从实质上看是对按劳分配的践行,借用市场的力量实现协调公平。同时,以国家宏观调控加以控制,使得这种分配方式更好的发挥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换句话讲,市场经济体制是在遵循市场运行机制的条件下,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比计划经济更体现了公平分配的原则。

三、对政治发展意义的比较

1. 对个体价值实现的比较

计划经济体制下强调抽象的集体概念,忽视了个体价值和个人利益。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对社会整体价值目标实现这一方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体制下,人人都是极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客观市场条件下,个体会不断追求个人利益,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合作大多建立在金钱的关系上。不论是在价值创造还是劳动成果分配的过程中,由于这种利己心态的存在,都会造成不平等现象的出现。而财富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权利分配的失衡。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实行体现绝对公平原则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劳动和劳动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并以追求社会绝对公平作为整体目标。在社会总体目标的约束下,个人利益和目标的实现居于社会总体目标之下,个人追求的目标,不能也不可能超越社会总体需求和价值水平。个人目标的实现,也只是体现在社会整体目标实现之中。

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崇对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同时减弱了对个体的社会价值要求。市场经济中,所有主体在遵守市场价值规律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参与市场活动,能够充分体现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鼓励个体主动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一个健康的市场是以个人合法利益的实现为基础的,体现了人本位的核心价值。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既是独立个体又是社会人,良好的市场秩序能够使得个体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这种约束又能作用于市场秩序,使得市场更加良性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能够促进整个市场的繁荣发展,因此,市场更加尊重自我价值的实现。

2. 对深层次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程度的对比

社会责任即个人责任,社会目标即个人目标,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实质。每一个个体都应无条件服从集体与社会利益,并为整体利益奋斗。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失去了其独立性与创造性,只能依附于整体存在,其意识和行为都极大的受到集体观念和目标的约束。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社会集体价值先行的观念是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它仅注重一种绝对公平的生产关系,在抑制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也造成了个人创造性的丧失,使社会公平变成了一纸空谈。只关注表面的公平,使得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分配的要求停留在个体的生存层面,而忽视了对个体深层次精神需求的满足。而对于社会个体主体来说,表面的公平主义掩盖了物质和精神文化匮乏的实质,长此以往,社会维持稳定的基础将会出现变形和分裂。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不但难以实现,还可能站在社会总体利益的对立面。

在中国近十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对个人价值实现的尊重,也是尝试转变的第一步。这种模式的被默认和推广,使得自我价值更多的得到认可。在这之后,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转变是从制度上认可了这种追求,将个体能力实现和最大化推向了一个高潮,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帮助和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合理和不合理价值需求都在新浪潮中得到实现,个体主动发挥其创造性以迎合新体制的推广和尝试。

从各个方面来讲,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背道而驰。在内部构成要素上,从财产组织、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协调机制到动力刺激机制等都可以看出与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之处。具有自主决策权的企业是财产组织的组成成分,决策机制与信息机制密不可分,主要由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完成,他们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最终汇总得到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决策。至于动力刺激机制则是对个体的激励制度,建立在对个体追求个人利益的鼓励之上,是个人价值的彰显与实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体主体的自我价值需求如雨后春笋般从各个方位释放出来,个体利益追求极度膨胀,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要推进一个个个体的利益实现,更是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与配合,要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综合发展,完成经济资源和要素的最合理发展。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既能使个人能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同时又能保证健康的生产关系。分配原则在保证公平有序原则的基础上,充分体现按劳分配,这一点使得劳动主体的劳动量和劳动价值得到应有报酬,个人价值在公平交换中得以实现,从而促进主体的本质力量进一步补充和实现。所以,市场经济体制,是独立和自主的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最大化个人价值的体现。个体自我价值被宏扬,独立的个体主体正在生成。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过程中,虽然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同步实现是政府和国家追求的目标的,但是在真正实现的过程中,离目标还具有较大差距。开放的市场秩序和规则让个人利益实现的同时,也使得许多投机者利用政策和规则的漏洞获得不法利益。对于金钱、权力的过度追求让某些领域中有大量不公平现象的出现。不劳而获和只求索取的心态,让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会价值的实现中,产生了一定冲突与矛盾,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中国谋求发展过程中所不可回避的矛盾。

四、小结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只是处于表面稳定,其内在发展动力被不断消耗,劳动主体的主动性、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较低的失业率也不过是表面稳定的一个体现。主体的个人价值和意义无法实现,不得不屈服于所谓的计划与安排,以社会利益先行。主体丧失了对个人行为和意识的绝对控制权,被动的表现出劳动能力和计划,其本质力量被掩盖在社会发展之下。长期以往,损害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这种表面的公平是忽略了个人的精神需求的公平,是压抑了主体创造性的公平,不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持续动力的公平。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使得经济发展更加持久强劲。虽然失业率有所上升,但是失业率并非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个人主动性的释放,为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其发展意愿与个人利益诉求,得到尊重和实现。只要符合市场发展规则和运行规律,其经济行为可以不再受所谓集体利益道德标准的约束,能动性的提高,使市场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加之政府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十八大以来,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对党纪国法的强调、重建政商关系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整顿了不规范的市场行为。面对新时期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政策概念,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等,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相结合,更能确保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摘要：自1972年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直处于不断建设之中。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与基础有很大差别,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不同,二者在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究竟有何价值与区别是本文探究的重点。计划经济追求绝对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市场经济强调公平分配与个人价值实现,侧重点不同而导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对探究经济体制转型的意义和价值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钟祥财.计划经济的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价值[J].学术月刊,2012,04:81-89.

[2]张尧学.从技术进步看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J].科学社会主义,2004,05:36-38.

[3]舒少泽.论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J].学习月刊,2013,16:21-22.

中国的市场经济和世界期望 篇8

关键词：市场经济,摩擦,期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 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是为经济体制服务的, 同时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可以促进政治、文化体制的发展。改革开放发展到目前, 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但各方面的问题也同时显现, 特别是一些经济领域的微观问题, 表面看是经济、贸易、服务方面的纠纷, 实质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世界期望出现了距离和偏差。

一、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障碍还是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世界市场已经高度成熟的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发展的, 而和概念市场和匹配的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却处于市场需要的初级阶段。中国当时的政治体制是政企合一, 党揽全局, 好多企业既是一个经济实体, 又是一个社会单元,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比如, 一个钢铁企业, 除了生产车间, 还有学校、医院等;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渗透到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 官本位、家族文化、性别文化、等级观念、消费观念及自尊个性等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和形象。例如, 许多民企的老板, 在企业辛辛苦苦积累了一些资金后, 不是拿这些资金去扩大生产, 而是急着摆阔, 轻则“衣锦还乡”, 重则豪车大宅;在用人上, 一些企业为了便于管理, 员工大多用的是亲戚朋友和老乡同乡。一些行业, 甚至地方, 把等级观念移植到市场中, 把企业按规模分成三六九等, 在融资、人才、政策等方面区别对待, 导致一些真正有潜力的中小微企业生存艰难或无法生存。

二、世界期望太片面, 导致一些无谓的摩擦

世界期望和中国市场产生的摩擦主要是一些经济大国和知识产权持有大国引起的。从前些年的纺织品、钢材、服装、食品到最近的电子 (如华为、苹果) 等, 这样的摩擦在从低端到高端升级, 并且有常态化的趋势。实际这些摩擦大多是由意识形态的差距和政治因素引起的。比如, 一些食品和服装的评价指标超标, 有时是中国的产品超标, 有些时候是国外的产品超标, 等到最后找到最根本的原因时才发现, 是中国和国外其他民族的口味与喜好造成的超标。这些因为文化和传统引起的摩擦占到世界市场摩擦的比例虽然不大, 但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因为这些摩擦完全可以在增进互相了解的基础上解决, 而等到对簿公堂时, 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对双方的经济更是严重的损害。所以发展人文的市场经济迫在眉睫, 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无谓的摩擦发生。

三一重工旗下的罗尔斯公司收购了美国俄州军事基地附近的风电项目, 而美方则以机密为由把这起正常的商业收购宣布为无效, 这起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深度和广度加大, 从而引起美方害怕, 其政治原因完全是借口;再如目前中国的乔丹体育反诉乔丹恶意诉讼案, 这件事的分歧主要是美国公民Michael Jordan认为中国企业侵犯了其姓名权, 其实从意识形态来说, 双方都有理或无理, 因为, 一者中国汉译“乔丹”和Michael Jordan无本质联系, 二者, 中国企业用乔丹有搭Michael Jordan发音便车的嫌疑。再如沸沸扬扬的苹果售后服务案, 本来是简单的手机坏了维修时该换新配件时就换这样一个问题, 可苹果公司非要搞一个双重标准, 即在除中国外的其他国家一律换新, 而对中国顾客则留旧, 这件事折射出了美国借中国字眼“修”为借口, 实则坑害中国消费者而保护自己企业的利益。

另一件事更反映了国际对中国市场的无理期望。佳能公司的单反相机包装盒内附有一份2年意外保障计划书, 这些条款中有一项核心条款是这样描述的“顾客购买本产品2年内如有盗失, 可以视使用时间长短和相机的新旧度进行索赔”, 而佳能公司对此条款的解释是“相机必须在佳能授权的商家购买、只限香港澳门顾客”, 据笔者了解, 此相机的实际销售范围90%在中国大陆, 并且同样的产品, 在非佳能授权商处的价格要便宜近900元人民币, 损害的是中国大陆和非中国大陆所有消费者的利益, 同样这也显示了日企的精打细算的文化。

三、中国国民素质两级分化严重, 导致国际市场摩擦两级分化

高端素质人群基本很少遭遇, 普通素质人群是家常便饭并且投诉无门。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中国的高素质人群由于特殊原因, 他们所覆盖的市场有些游离不定, 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一些素质不高但收入高的群体, 由于这些群体的主要覆盖市场在国外或港澳地区, 再加他们是高端商品的消费群体, 所以他们的消费所导致的市场摩擦较少。而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才是中国的本土市场的顾客, 他们和前者相比就是弱势群体, 他们的消费造成的国际市场摩擦是研究的主流。

四、世界对中国市场持矛盾态度

一方面, 中国的巨大市场是他们向往的天国;另一方面, 世界强制附加给中国市场的一些文化及其他意识形态在中国往往会遭遇梦魇。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 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旺盛的消费能力, 已经被全球所侧目。就旅游消费说, 中国游客极大推动了世界旅游目的地经济的发展, 有报告显示, 2013年初截至2月, 两个月中国公民境外旅游消费达2000亿美元, 香港、澳门特区商业销售80%的份额是被大陆游客完成的。面对如此丰厚的回报,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积极制定优越的旅游政策来吸引中国游客, 比如非洲、美洲国家。而一些国家或地区却做的不近人意, 春节期间发生在香港的大陆游客睡大巴事件, 无疑就是一个例证, 这样的做法不仅损害游客的利益, 也破坏了香港的旅游市场声誉。

再说2012年由钓鱼岛政治问题引起的中国民众抵制日货问题。可能日方到目前也没有认识到, 钓鱼岛问题其实是附加在中日市场经济上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历史问题, 为什么现在爆发呢?因为中日经济对比中, 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占据优势, 而日方目光短浅, 为了争一己小利, 不惜引发大的中日市场摩擦, 首先损害的是中日市场, 其次损害更大的是日本经济。

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和市场关系研究 篇9

一、资源配置中的市场

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众所周知,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 资源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资源具有稀缺性的特点, 因此, 如何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状态就成为经济生活的根本问题, 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才能充分利用资源以更好满足人们的需求。一般而言, 对资源的配置主要有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 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经过历史和实践证明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 以及竞争机制来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状态。

从经济活动的现象出发, 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发挥作用配置资源, 通过供求关系带来的价格和利润的变化使资源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自由流动, 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具体来说, 当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供大于求时, 其价格就会下跌, 企业从中获得的利润也会随之减少, 企业必然会减少投资, 资源便会从该领域流走;反之, 当市场上某种商品供小于求时, 其价格便会上涨, 企业见有利可图便会纷纷追加投资, 其他领域的投资也会源源不断地向该领域进军, 生产经营规模随之扩大, 商品供便会大于求, 如此循环往复。

从经济活动的本质而言, 市场配置资源最终是由价值规律所决定, 市场通过价值规律作用下不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带来的不同的价值、价格的不同而使资源在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 以及不同部门之间得到合理配置。具体而言,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体现,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当某一企业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小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 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格来卖, 该企业的利润就会相对多些;如果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别的商品少, 该领域的生产企业利润就高一些, 这样通过同一领域不同企业, 以及不同领域企业之间的竞争, 资源最终得到优化配置。

2.市场失灵

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能通过价格、供求、竞争机制在各个领域之间传递信息, 使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从而使资源在不同的领域自由流动最终达到优化配置, 然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市场也有许多失灵的地方。

(1) 垄断。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各企业之间为了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大多数会采取强强联合或者合并等办法, 这就很容易造成该领域的垄断, 使得竞争不充分;另一方面, 在供求关系影响下, 特别是当某一领域供不应求、有利润可赚时, 资源必会向该领域流动, 然而那些新进入该领域的企业必然无法与那些在该领域已取得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相竞争, 最终导致其退出市场, 也就客观上造成了该领域的垄断。

(2) 外部效应。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将外部效应称为“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 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这种外部效应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 正效应意味着某些市场主体可以“搭便车”享受别的企业带来的好处而无需承担成本, 而负效应则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给消费者或者别的社会公众带来了负面影响而自己却不承担责任, 比如环境污染。这些正负效应会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 以及有限资源的破坏, 然而却不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 市场也就无法加以纠正。

(3) 公共产品。从字面意思上不难看出, 公共产品是每个消费者都能享受到的产品, 它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 也就说某个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并不影响其他消费者对它的消费, 而且只要是公共产品范围内的消费者能享受到同等质量和数量的公共产品。可见, 公共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任何人无法控制其归谁使用, 因此市场主体是不情愿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的, 更可怕的是, 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承担成本, 都想着会有别人来承担, 公共产品的提供就无从谈起, 然而公共产品又是人们所不可或缺的。

二、资源配置中的政府

1.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资源配置中除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政府。市场的调节常常被称为 “无形的手”, 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主要起调控作用, 被称为“有形的手”。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不可或缺, 通过税收、财政等各项政策弥补市场失灵, 发挥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 保障公平竞争,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失灵”的职能。

(1) 政府宏观调控的弥补作用。公共产品是社会活动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是市场无法自发形成的, 这就需要政府直接参与, 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在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 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底线保障, 当然, 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提供也并非完全由国企或事业单位直接提供, 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向社会组织购买, 通过竞争提供更好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2) 政府宏观调控的规范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主要注重效率, 在追求效率的竞争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垄断、不公平竞争, 以及外部负面效应等问题, 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更多注重的是公平, 更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 因此, 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对这些影响市场正常发挥作用的负面效应加以规范, 用较强硬的措施保证市场的正常秩序, 促进经济良好运行。

(3) 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市场机制作用是自发的, 大多数情况下信息的传递有一定的滞后性, 有时候也会存在信息的不对称, 这必然会影响竞争, 致使资源配置的滞后和资源的闲置, 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影响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结构调整, 这时政府就需要从宏观角度出发, 从全局思考经济运行, 利用政策的鼓励和禁止影响资源及时在不同部门, 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调配, 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政府失败

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经济发展秩序、促进共同富裕等, 但是政府也并不是万能的, 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 政府做决策引导经济发展需要从全局出发, 这些决策是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之上的, 然而市场经济的复杂性, 以及信息来源的有限性使政府的决策难免出现一些失误;其次, 政府中做决策的也是人, 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 有些人可能在决策过程中为了个人或部门的利益使决策出现偏差, 特别是当相应的监督缺乏时;最后, 长期以来, 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都不是很清晰, 政府一直充当“万能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宏观调控会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的情况, 使得有些该管的没管好, 不该管的又伸出了多余的手。

三、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和政府关系

1.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 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 就是说结构调整刻不容缓, 不调就不能实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 我们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基于此,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新常态的提出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趋势, 在经历了工业时代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 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在4%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经济增速基本保持在7%~8%之间的中高速增长。

2.经济新常态下市场和政府的互动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 在资源配置方面, 即各有优势, 又有各自的失败之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然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既需要完善的市场, 同时也离不开完善政府的保障。政府与市场并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关系, 而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共赢关系,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二者互动作用才是理想状态。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的实现等都更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 即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1) 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增速放缓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所减缓。然而, 中高速增长只是代表增速放缓, 但无论从增速还是增量而言都是增长的。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必然结果, 各企业为了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缩短自身的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 创新必然成为其首选, 同时创新还能为企业创造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然而, 创新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单靠企业无法自觉完成, 因此, 应发挥政府的政策引导作用, 积极鼓励企业创新, 及时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

(2) 经济新常态下, 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特征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一方面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科技的支持, 而科技的进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和倾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 市场通过价格的变化, 可以促进企业的科技进步, 然而市场也有可能在较低的产业层次上到达资源配置的平衡, 政府的引导作用在这时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另一方面, 也包括区域经济的优化。在经济新常态下, 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优化, 第三产业消费需求要逐步成为主体, 城乡之间、中西部之间的区域差距要逐步缩小, 然而这些更加强调公平的政策更需要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来实现。

(3) 经济新常态下, 混合经济需要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探讨市场和政府关系不能脱离社会制度,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当然其中也创造出了许多的中国特色, 混合经济便是其中之一, 指既有市场调节, 又有政府干预的经济, 这也是经过实践证明符合我国国情的。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面对经济新常态, 为了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我国政府不断简政放权,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激发了市场活力, 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调控思路, 宏观调控政策更加精准、有针对性, 更好地体现了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互动。

综上所述, 在经济新常态下, 政府和市场关系应当是协同互动的,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决定、政府有为, 共同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贝格, 费舍尔, 多恩布什, 胡蓉译.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1984.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10

一、市场经济下存在经济周期的成因

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 经济比例关系一直是人们在生活中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 经济体内也存在一定的分工和经济比例关系, 这些社会形态以一定的经济比例关系安排经济体内的劳动, 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 商品交换是一个古老的范畴, 它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于上述几种社会形态之中。从15世纪末期地理大发现以后, 西欧的社会形态变革的步伐加快, 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在英国、法国等国呈上升态势, 逐渐发展为社会的主体经济形态, 演化为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下, 生产者主要不是为自己生产商品和服务, 主要是以竞争的方式为别人生产商品和服务。就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看, 其内部也存在客观的经济比例关系, 这些经济比例关系是否合理, 是检验市场经济运行质量和运行是否顺利的十分重要的指标。自1600年至今, 通过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实践看, 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经济普遍呈现出复苏、高涨、衰退的周期性波动。笔者认为, 市场经济下之所以存在经济周期, 核心原因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比例关系常易产生错位现象, 错位发展到严重的时期, 易产生较大的经济波动, 当错位的经济比例关系调整到较合理区间后, 经济会重新步入复苏与高涨的发展轨道。如此循环往复, 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普遍呈现出热冷交替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下, 经济比例关系之所以易产生错位现象, 与以下几点具有密切的关系:其一, 信息不充分。在市场经济下, 市场主体普遍以自己对市场的观察、调研、推理开展生产、消费等活动, 若干单个市场主体掌握的信息和真实市场的运动状况常存在信息方面的差异。其二, 市场主体的认知缺陷。在市场经济下, 人身自由和经济活动的相对自由较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了一定的提高。许多市场主体开展过大量的经济活动, 但对其中客观存在的经济比例关系研究的并不多、不透, 加之掌握的市场信息又常常不充分, 因此, 市场主体通常在生产、消费环节易产生盲目性。以生产环节为例, 一些领域的生产已处于市场需求的饱和状态, 但许多生产者仍按照自己事前的预测大量生产, 导致供需的比例严重错位, 社会劳动被大量浪费。其三, 社会的财富分配存在一定的缺陷。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然演进过程中, 资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以财产的占有权在财富分配领域占有较大的份额。几百年来,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普遍认同三位一体与四位一体的分配格局。三位一体, 指资本获取利润, 土地取得地租, 劳动取得工资, 后又补充了企业家才能获取正常利润。由于在市场竞争中资本、土地等呈现集中化趋势, 机器不断更新, 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在几百年时间里不断向前推进, 导致财富在有产者手中的扩张不断扩大, 而劳动者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 在财富分配中处于不利境地。社会财富是为一个社会中全体的公民服务的, 提高他们的整体的生活水准是社会财富扩张的宗旨。在市场经济下, 当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有产者手中, 经济增长主要靠他们的消费需求拉动, 这种市场经济的增长实质上是比较脆弱的, 这种市场经济也不是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下, 经济比例关系的错位易发生在生产、分配、消费三者关系之间和它们各自的内部。整个社会的生产是为消费者服务的, 而消费又受分配的制约, 是具有货币支付能力支配下的消费活动。就生产而言, 市场主体具有盲目性, 生产的产业安排是否合理, 是否与真实的市场需求一致, 须接受消费市场的检验。在生产领域的若干产业内部, 经济比例关系出现大的错位, 市场经济的运行易出现较大的波动, 纠正错误的产业结构通常需要一个过程。在消费和分配领域, 当其内部结构出现较大错位, 导致终端消费需求大量不足时, 经济增长就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宏观经济易出现大的波动。

在市场经济下, 由于存在市场主体盲目性等一系列原因, 导致市场经济中重要经济比例关系的错位和纠正是一种常态, 因此, 市场经济下存在经济周期也逐步成为一种常态。从人类已有的实践看, 凭借市场自发调节消除经济周期,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于是乎, 呼吁政府干预市场经济, 或是主张实行计划经济, 就成为人们尝试探讨的课题。

二、市场经济下政府对经济周期的调节

在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 陆续有一系列国家开展了社会主义实践。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大量的经济实践看, 人类目前还难以完全抛弃市场和市场调节, 它在以市场为平台评价社会劳动的有用性和引导经济主体以竞争的方式为社会提供产品、服务方面还有一系列优点, 因此, 在世界舞台上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活动。在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的大洗礼后, 政府干预经济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实践活动, 二战后,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政府干预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战后资本主义实行的存在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看, 经济周期没有在市场经济中消失, 而是以变形的方式存在于市场经济之中。其原因值得探讨。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 大量的经济决策是由分散的市场主体独立决策, 受市场主体盲目性等因素制约, 市场经济存在周期性。而由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下, 之所以仍存在经济周期, 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 先市场、后政府的调节方式。在一些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 政策制定者的认识是, 先让市场自由调节, 在出现问题后, 经济比例关系明显错位后, 政府再干预经济。在这种模式下, 存在经济周期具有必然性。其二, 政府政策制定者的认识局限性和政府政策的传导体系和机制存在缺陷。就市场决策而言, 微观的市场主体有认识缺陷, 有盲目性倾向。而就宏观的政策制定而言, 毕竟政策制定者是人, 受人的认识局限性的制约。当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认识存在重要偏差, 对市场的干预时机和手段不恰当时, 也会导致经济比例关系的错位, 导致经济产生较大的波动。有时, 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判断较准确, 但因其政策的传导体系与机制具有缺陷, 令行不止, 仍会产生经济比例错位放大、经济波动加大的现象。

从一系列国家市场经济的实践看, 主张抛弃政府的宏观调节, 听任市场自发调节, 这种观点漏洞很大。而主张先放开让市场调节, 出现问题后政府设法干预, 这种调节安排未突出政府调节的事前性、主动性, 不是一种理想的调节方式。从四百多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看, 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重点应放在的经济比例关系的协调方面, 重视对其生产、分配、消费比例关系和其各自内部比例关系的主动性宏观调节, 而在上述三大比例关系方面, 重视分配领域的公平和相对协调, 是减少经济出现大的波动, 促使经济稳步发展、有效提高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关键领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 197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公司制度与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 篇11

要知道公司的力量，就必须了解公司的历史。十几年前我常向学生们提这样一个问题：先有工业革命还是先有公司制度？得到的回答大多是工业革命在先，然后才有公司制度。这种误解的出现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国长期没有“公司制度”而有的只是国营的“工厂制度”，对公司制度比较生疏。尽管现在人们对公司再熟悉不过了，甚至产生了相反的现象，即人们只知道“公司”而不知道“工厂”。然而大多数人对公司的了解不过是高大的写字楼、整齐的厂房和设备，以及人们名片上的“董事长”、“总经理”等名衔，可谓一知半解，不甚了了。而《公司的力量》为我们提供了对公司的本质解读和深度透视。

公司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企业制度。公司作为一种企业组织，早在工业革命前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如果追溯以往，在古罗马时代就有“公司”的雏形。中世纪晚期，较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往往是由商队或商船完成的。大家将资金集中起来购买一批货物，选举一个队长或船长来掌管这次商业旅行。当这次商业旅行完成时，大家分享盈亏，作为商业组织的商队或商船的使命也就此完结。这里，临时组成的商队或商船，都是一个“公司”组织，这里的队长或船长就是今天“总经理”的前身。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作为“公司”雏形的各种商业组织已经是遍地开花了。

不过，真正的公司组织还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出现的。最早的规范性公司组织是一六○○年在英国出现的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获得经营东印度贸易的特许权，经营得非常成功。随后，其他欧洲各国都建立了类似的东印度公司或西印度公司，经营新航线的贸易，并且大都很成功。由此，东西方贸易以及新旧大陆贸易成为西方人发财致富的“金矿”，并由此引起长达数百年的商业大潮。这场商业大潮将中世纪封建残余涤荡得一干二净，从而促使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

在工业革命初期，大多数工业企业都是业主式企业，资本家创办一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初期的机器技术并不复杂，所需的固定资产规模还很小。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使用的扩大，特别是蒸汽机大规模使用后，固定资产规模大大扩大了。这样，单个资本就不能适应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股份公司制度就被引入工业制造业。当股份公司制度进入工业制造业以后，资本规模又进一步扩大了，技术进步进一步加快了，出现了大型企业和资本集中现象，从而造成了垄断。特别是在美国，出现了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汽车大王福特、铁路大王斯坦福等。这些“大王”们，既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代表，也是工业化的助推者。正是这样，公司制度作为一个支点，“撬动”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革命的大潮。

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公司最初目的是集中资源和分散风险。所以，早期的公司组织主要出现在资金规模巨大和风险较高的行业中。如海外贸易公司、开凿运河或修筑公路和铁路的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我们很难设想，没有公司制度我们能够在短期内筹集大规模的资金，筹集到大规模的资源，来进行各种大规模的开发事业，如开发大型的矿山，建立大型的水电站，进行尖端的科技创新等等。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有限责任制度。最初的公司企业实行无限责任。在这种制度下投资者对企业负有完全的责任，这能令投资者更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往往直接经营管理。但这种制度使投资者必须承担完全的风险，也就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所以后来发明了有限责任制度。有限责任制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投资热情，但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亚当·斯密就是反对者之一。他认为有限责任制度下人们只负有限责任，这种制度本身就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最终还是有限责任成为主要的公司制度。这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有限责任”也能“负责任”地承担，因此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远及不上它所带来的收益。

公司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秘密，即匿名股东制度。今天，大的上市公司可能有千千万万的股东，没有人能说出他们具体是谁，我们也不能知道谁拥有了哪个公司的股票。这就是无记名股票。事实上这个制度也源于古罗马。当时的法律不允许元老院贵族投资企业，但是元老院贵族们又不希望手里的金币仅仅作为储藏手段，他们往往悄悄地将这些钱投资入股，成为“匿名股东”。后来出现的公司股票往往不记名，并且可以在市场上买卖，公司也往往“认票不认人”。这种制度保护了投资者，有利于鼓励人们的投资热情，也有利于资本的流动。

在英国，最早的股票买卖大多是在一条街上的咖啡馆里进行的，以后这条街就发展为股票交易所。十八世纪初，英国出现了一家经营南美洲海岸贸易的公司——南海公司。这家公司很有来头，不仅有不少身份显赫的“匿名股东”，还取得整理国债的特权。因而它的股票价格一度飙升。当时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热潮，不仅投资家和投机者、贵族和国王、军人和百姓，甚至科学家牛顿也禁不住诱惑加入“股民”的队伍。为了获得股价攀升的好处，许多投机家创办了不少子虚乌有的“泡沫公司”。为了打击这些“泡沫公司”，南海公司鼓动政府颁布了“泡沫条例”。这就导致股市泡沫的破裂，于是股价大跌，南海公司也被殃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海泡沫事件”。

事实上，在股份公司制度和股票交易所制度下，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用少量的资本调动更大规模的资源，使资本“放大”，达到“撬动”庞大资本市场的效用。近代以来资本市场的发展，直到现代衍生工具的发展，都是这种“支点”和“杠杆”的“撬动”作用。目前，这个资本市场上，每天都有数以万亿计的规模实现着资本流动，在健康的情况下，这种“虚拟”资本市场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虚拟资本的发展，往往一发而不可收，数倍地超过实体经济，最后不得不“缩水”。

公司有没有国籍？这在过去根本不是问题，也没人去想。公司作为资本的载体，执行资本的职能，必定会走向世界。从最早创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直到存续数百年的英荷“壳牌”，无不在全球各地拥有“分店”。它们所获得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回本土。大英帝国在制造业和进出口衰落以后，如果没有海外公司流回国内的利润，早就无法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了。甚至通过这种海外公司的高额利润，英国出现了一大批食利者。所以，所有的公司包括海外公司都是有国籍的。

然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济全球化席卷全球。在这一大潮中跨国公司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在，全球五百强的公司，无不是跨国经营的公司。它们在全球各地经营，用的是当地的资源、劳动力和市场，有的公司连技术开发中心甚至管理中心也都“本地化”了，有的公司将所获得的利润也留在本地。这样的跨国公司还有国籍吗？这是近些年来引起人们争论的一个新话题。

有的人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使企业活动超出了国界，成为全球性企业或国际性企业。这种公司无所谓“国籍”。然而，当公司利益与当地利益发生矛盾时，当公司的“祖国”与所在国发生矛盾时，公司的“国籍”问题马上就出现了。经常出现的“国货”运动和冲击外国公司的过激行为，反映了人们对公司“国籍”问题的观念和倾向。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跨国公司也往往求助于“祖国”的保护，理所当然地他们也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家领导人出访时，随行的往往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公司代表团，可能是“采购团”、“推销团”，也可能是“银行团”，或许还有大军火商。就在几年前，当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并购企业时，说他们的公司是全球性公司，我们也跟着说跨国公司不存在国籍，只有卖了才能体现开放和“国际化”。但是当我国的公司到他国去并购企业时，他们的政府却大力阻挠，甚至要到国会去辩论。事实上，公司的利益也就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也就是公司利益。谁还能说公司没有国籍呢？所以说，公司“撬动”了经济全球化，与此同时，公司也是国家利益板块发生摩擦和碰撞的动因。

对于中国来说，严格意义上的公司制度是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当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被推翻，民国政府建立以后，出现了创办公司的热潮。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影响，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一直发展缓慢。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公司制度基本上不存在，“国营工厂”是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所以说，真正的公司制度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

不过，我国的公司制度一旦出现，就以极高的速度发展。不仅国有企业通过改制成为公司，民营资本更创办了大量的公司企业。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巨型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这些巨型公司动辄利润数千亿，当然亏损起来也不得了。民营企业很多是从“小”做起，甚至从“作坊”做起。他们成长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市场经济中，要迅速成长起来有时也很容易。所以，这些年来他们创造了不少公司成长的“神话”。我们注意到一个与富豪榜有关的现象，上了富豪榜的往往上不了慈善榜，而上了慈善榜的，在富豪榜上却没有名。这不禁让人们发出“为富不仁”的感叹。公司的力量不应仅仅体现在公司的利润和成长上，还应体现在为社会的贡献上。这几年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司富豪们也在反省自己。

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论文 篇12

关键词：戴维斯-诺思模型,叠石桥家纺产品市场,形成和发展

一、新制度经济理论和叠石桥市场简介

从制度的 “被设计”和“自发演化”来看, 制度不仅是人设计的规则, 同时也是人类自发演化的结果, 其存在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 抑或是为了降低人类交往过程中的风险。本研究认为制度是指基于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 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或者风险的社会关系规则, 制度是以 一种动态形式存在, 制度变迁就是从原制度向新制度的动态演替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探讨制度变迁机理的过程中, 提出了关于制度变迁不同的理论模型, 其中戴维斯-诺思制度变迁模型、拉坦制度变迁模型和林毅夫制度变迁模型最具代表性和系统性。戴维斯-诺思模型坚持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经济人”,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 提出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预期到外部利润存在且预期到获取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 期望获取最大的外部利润, 从而使外部利润内在化过程, “外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无法获取的利润。戴维斯-诺思模型区分了五种制度实体和行为即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和制度装置。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 可以根据政治行动、司法解释变化以及公民变化而改变。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 制度安排须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外不可能获取的追加收入, 或提供一种能影响法律或政权变迁的机制, 以改变个人或团体可以合法竞争的方式;安排可能包括单个人, 也可能一批资源合作在一起的人, 或政府。初级行动团体是一个决策单位, 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安排创新的进程, 这一单位可能是单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 正是行动团体认识到存在一些收益, 而且是现在制度下不能获得的, 只要它们能改变安排的结构, 这些收入就可能增加。次级行动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 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变迁, 次级行动团体做出一些能获取收益的策略性决定, 但是它不能使所有的追加收入自然增长。制度装置是行动团体所利用的文件和手段, 当这些装置被应用于新的安排结构时, 行动团体就利用他们来获取外在于现有安排结构的收入, 装置的有效性可能取决于一些作为经济环境部分的基本法律概念。这五种制度实体和行为共同影响制度的变迁。

江苏叠石桥家纺专业市场 (简称叠石桥市场) 位于江苏海门市的三星镇、江苏通州市的姜灶镇和川港镇的两县三镇交界处, 是一个经营家纺产品的专业市场, 始建于1982年。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从地摊市场、草棚市场发展成为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 市场交易面积25万平方米, 拥有摊位8000多个, 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交易额最高的家纺产品专业市场。据统计2005年市场上有各类从业人员2.8万多人, 日人流量3万多人次, 年成交120.2亿元。“华伦天奴”、“红豆”、“耐克”等国内外高档品牌都已入驻市场。叠石桥市场产品销往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和美国、俄罗斯、南非等20多个国家、地区。市场繁荣兴旺, 促进了市场周边地区相关行业互动发展。至2006年底市场周边拥有各类生产企业4000多家, 其中商贸企业380多家, 生产定型产品并注册商标9.8万件, 版权注册2.3万件, 产品设计研发平台28个。物流市场也有序发展, 叠石桥物流中心集运输、仓储、配载配送、物流信息、电子商务等为一体, 各种货物运输车辆9700辆, 发送全国各地专线53条, 并可经机场、港口运至南非、罗马尼亚、阿根廷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配套产业初具规模。市场周边各种机针、线业、布业、电脑绣花机、衍绣一体机、彩印包装、胶棉填充物等各种配套齐全, 从机器到一根针、一束线, 都有专门的配套厂家生产。市场已成为全国同类行业规模最大、从业人员最多、配套设施最全、销售额同比增幅最高、产品辐射面最广的专业大市场。2005年被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列 (评) 为“中华之最”、“全国百强市场”、“江苏省样板市场”, 省、市级文明市场。2005年国家统计局和商业联合会授予叠石桥市场为2004年度“全国纺织服装鞋帽类市场10强”。

二、基于戴维斯-诺思模型对叠石桥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解释

专业市场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制度安排。在我国, 早在唐代就有关于专业市场的记载;在西方, 据布罗代尔的研究, 早在十三世纪, 就有小麦市场, 十五、十六世纪前后, 葡萄酒、皮革、皮鞋、毛皮等专业市场在欧洲各国先后出现, 到十七世纪, 专业市场已是一种可以被普遍观察到的交易形态。专业市场是由多个主要以批发为主经营单一种类商品的主体 (摊位、店铺) 聚集在一块相对固定的场地内而形成的大型市场。专业市场经营的商品品种单一、市场上有多个相互竞争的经营者以及以批发交易为主, 兼零售, 这些特征使得专业市场与综合商场、超级市场和百货商店、专卖店不同、零售商店相区别。我国的专业市场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 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创新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 但它不是在原有制度安排基础上的修修补补, 而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当然叠石桥市场也不例外。笔者以戴维斯——诺思模型为理论基础, 以叠石桥市场为例, 沿着制度变迁的五种制度实体和行为, 对叠石桥市场形成和发展这一特殊的经济现象作理论解释。

(一) 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叠石桥市场发育、形成的制度环境

土地制度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制度, 是其他一系列次级制度安排赖以建立的基础, 土地制度变化直接导致农村经济制度的变化, 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土地制度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行, 改变了我国土地产权结构, 并使得产权的各组成部分能够分离, 农民拥有土地产权中使用权、剩余索取权以及部分处置权, 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实体, 农民也真正从土地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制度环境的变化, 使农村商品流通制度创新成为可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 有了发展农村其他商品生产的时间, 而叠石桥市场以及其他农村专业市场正是适应农民商品生产发展需要而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 原有得计划经济体制下统购统销制度束缚逐渐被打破, 给农村专业市场这种制度安排拓展了空间。

(二) 具有商品意识和绣花技艺的农民——叠石桥市场形成、发展的初级行动主体

家庭承包制确立了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不但表现在对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上, 也表现在农民对非农产品的生产上。叠石桥市场周边的农民利用这一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商品生产经营天赋, 为增加收入, 对床上用品等家纺产品进行大规模地生产, 因而叠石桥市场周边大量个体私营户不断涌现。由于农村非农产品的流通是被排斥在传统的商业流通体制之外的, 农村家纺产品的流通只有通过市场自由流通, 为叠石桥市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农村商品生产者就构成推动叠石桥市场形成的初级行动主体。

(三) 适时介入的地方政府——专业市场形成、发展的次级行动主体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实行, 农民自发交易的交易规模逐年递增, 对次级行动主体——当地政府提出建造市场的要求;利益空间的逐年扩大, 不断刺激当地政府利益神经, 乡镇、县 (市) 以及市政府也就逐次介入市场的管理等, 地方政府作为次级行动主体, 其主要作用体现在投资专业市场硬件建设、加强市场管理、规范市场秩序、保证专业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三星镇首先建造简易交易棚, 并在市场内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 加强市场监管, 维护市场秩序;随着市场规模的进一步加大, 川港镇建造了较高档次的交易大厅以及各类门面、指派相应人员管理市场, 姜灶镇则出台相关激励政策推进家纺产业的发展。

(四) 环境变化和产业发展——专业市场形成、发展的外部利润来源

专业市场形成、发展的外部利润来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环境等条件变化而导致新的经济成分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家庭责任制实行前, 农民被绑在土地上, 叠石桥周边的农民虽有商品生产的意识和生产家纺产品的绣花技艺, 但少有商品生产的时空;家庭责任制实行后, 叠石桥周边农民的商品天赋、家纺产品的绣花技艺以及时、空相互结合, 进一步挖掘家纺产品的市场潜力, 并日渐成为叠石桥周边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这在我国经济成分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的改革进程中, 对于解释一些制度安排的创新机制是很有意义。二是家纺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以个体私营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这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形成的新生力量, 改革开放以前, 不存在非公有制个体私营这一经济成分。

(五) 专业市场形成、发展——诱致性的制度安排

早是在计划经济时期, 叠石桥周边的农民利用空闲时间加工的家纺产品, 并到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交易, 交易时经常遭遇割“资本主义尾巴”, 一县割“资本主义尾巴”, 农民利用市场地处两县 (市) 交界处的特殊地理位置, 夹带着产品逃往另一县, 这样就降低农民的沉没成本, 同时也给叠石桥专业市场形成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说叠石桥市场的形成源于农民个体的自发行为, 不是政府强制推行的, 也不是由团结一致的群体协商建立的。这种自发行动, 实际是外部利润存在的反映, 也是经济利益诱导的结果, 所以说专业市场形成、发展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安排。

三、结论

笔者依据戴维斯———诺思模型分析了叠石桥市场的形成发展。从中可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市场的形成、发展设立了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 周边农民以及当地政府是市场形成和发展的初级和次级行动团体, 市场的环境变化和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市场提供不竭的利益来源, 叠石桥市场形成是农民个体的自发行为, 不是任何组织强制的结果, 因而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而且是沿着制度环境、初级行动团体、次级行动团体和制度安排、装置等路径推进叠石桥市场形成发展与家纺业发展相辅相成, 市场的形成发展是家纺业发展的结果, 同时家纺业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业市场的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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