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离岸市场(共10篇)
国际离岸市场 篇1
一、引言
货币及其演变,无不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又无不依赖于货币形式及其功能的变革。货币并不是中性的,其对实体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货币的国际化,是主权货币突破国界在更多国家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的现象,是经济发展、 国际经济交往和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产物。 这种现象的发生本质上是不同国家经济交往程度加深和全球统一货币缺失而最终由主权货币满足现实需要的结果。 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现象,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主权货币才能成为国际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是风险与收益共生的过程, 长远看,收益将远远大于风险。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不断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但其程度仅仅处于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通过周边化、区域化进而国际化的途径实现,离岸市场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中间阶段,又是其重要基础。
二、主权货币国际化及其原因
(一)货币职能与货币国际化
货币,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现,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价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价值储藏的职能。[1]从货币的产生及生产关系属性角度看,货币的国际化就是生产关系和货币基本职能的国际化。 由于政府、企业和个人对于货币的使用目的不同,[2]货币国际化自然在不同使用主体间存在差异。 外国政府使用本国货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以及政府间的国际支付; 实际经济运行中, 这些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本国货币被用作外汇储备、外汇市场调节工具以及汇率机制的货币锚等。国外微观主体如企业和个人持有本国货币主要是为了便利货物或服务的计价、 结算以及金融投资等需求。[3]货币的国际化就是主权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这些基本功能的过程。[4]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实现基于很多现实条件, 并非每个主权货币都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可以说,国际货币是政治和经济综合因素的成果。由于货币国际化所蕴含的巨大利益,各国都有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强烈愿望。
(二)全球统一货币缺失与主权货币国际化
在世界范围内缺乏统一政府而世界经济运行又对运行规则和安全稳定有强烈诉求之时,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判断准则, 对世界经济拥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将发挥制度和规则维护者的角色。 同理,经济交往形成经济利益,在“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心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经济利益,在经济交往和国际事务运营能力不断增强而又缺乏统一政府提供秩序这一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的时候,军队、货币和国际规则将实际上成为这种统一秩序及其稳定机制。 这些条件的具备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核心地位的不断强化,也是“中心—外围”国际分工体系的稳定的要求。 虽然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利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但至少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条件。 货币作为融通经济发展、降低交易成本、承载资源供求信息以及财富储藏的社会关系工具,在缺乏世界统一货币的前提下,自然由核心国家的货币承担起这种类似作用。 所以,主权货币的国际化是承担全球统一货币职能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主权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问题
(一) 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和收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依据货币国际化的涵义,自然可以理解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现实问题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机制演变,这种机制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并且带来收益。 对于中国而言,天量的美元储备由于美国的危机管理和量化宽松政策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全球统一的货币是解决这种风险的最好途径, 只有SDR拥有这种潜力,但其在短时间内无承担此任务的能力。 区域金融合作也是另外一个途径,但是,中国既有的为数不多的区域金融安排更多地是危机倒逼形成的,缺乏主动让步融合的积极性。 人民币国际化成为解决此问题最现实的方法。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带来经济收益。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将使得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失去存在基础。 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依赖于不同国家货币比价、中介及汇率波动和不同货币的转换,由于国际贸易中可以使用人民币直接定价及结算,自然消除了这种不同货币比价、定价和变动的风险及成本。 其次,由于低成本和便利性,人民币国际化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更长远地,由于竞争加剧和融入国际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 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金融体制的效率提升。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基于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的发展,这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中国带来铸币税收益,抵御输入型通货膨胀,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二) 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不断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经济持续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经济机制自身也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诸如经济发展环境、金融体系纵深发展、价格稳定、风险抵御能力增强等。 这些条件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的同时,经济体抵御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能力也不断提高。 历史上,英镑、美元、日元和马克的国际化都印证了这些判断。 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多数情况下将伴随着国际交往程度的加深,开放程度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的增加、国际收支项目管制的减少以及国际事务的更多参与等方面。 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体现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扩大将内生出对货币功能的国际化要求;同时,政府对于国际收支项目的管制应该配合性地减少。 国际收支项目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经济体下两个项目的管制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发生改变,核心内容为贸易买卖、证券投资以及政府储备的本国货币自由使用和及时满足等。 同时,这些制度安排需要基于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高竞争能力的金融机构,它们能够通过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措施融通资金、发现价格、减少交易成本,有效地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 另外,人民币币值必须保持稳定,这是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基本职能和满足几乎所有政府或微观主体需求最为基本的条件, 货币币值的不稳定将通过预期、交易以及资本流动等途径冲击实体经济。 理性政府或微观主体绝对不会接受内在价值剧烈波动的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将直接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对人民币国际化存在诸多压制的内容。 可以看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政策都不断地在这些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着条件。
(三) 内外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虽然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为人民币国际化不断地创造条件,在很多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但是这些条件更多地停留在中前期阶段, 并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目前,在经济基础和政府政策方面存在诸多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 主要表现为: 微观企业的定价和国际运营能力严重欠缺、资本项目管制、金融体系脆弱、汇率机制缺乏弹性、金融机构竞争能力不足以及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既有国际货币的阻碍等。 这些不足是经济发展程度欠缺、政府谨慎管理和国家利益博弈的后果。 由于中国金融抑制的历史所形成的结果,中国的金融体系发育程度不足, 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金融体系的机构、产品和管理能力单一或低下。 同时,如果实施完全开放的经济策略,政府管制下的中国经济机制将缺乏足够的承受剧烈外部冲击的素质,例如,扭曲形成机制下的资产价格水平与外部套利活动有明显的协同效应。 这种保守的经济和金融管制政策为国内经济稳定创造了条件,也同时失去了很多潜在收益。 当然,在潜在收益和现实成本之间,理性的经济主体将更加顾及后者。 外部经济条件下,虽然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日本经济疲软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些国际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5]总体而言,内外经济条件并不足以支撑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这些条件的完全满足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
(四)人民币国际化处于货币国际化前期阶段
中国虽然在极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创造条件;但是,这些努力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期阶段。 具体而言,可以从国际货币所发挥的基本职能角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程度进行评判。 在发挥微观主体需求的国际货币职能中,作为价值储藏手段使用的地域范围仅仅局限于香港,作为交易媒介的使用主要集中于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范围;同时,人民币也仅仅在债券计价中发挥价值标准的作用。[6]在贸易支付中,目前使用人民币的比例远远低于1/3,[7]同期日元和欧元占比各自国际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0%和50%。[8]在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中,人民币交易额仅占总交易额的2.3%。[9]在满足政府需要的货币职能中,人民币在外汇储备和汇率机制货币锚等方面基本缺失;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仅仅存在于与周边国家的清迈协议机制以及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中,而且为数不多的渠道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人民币区域化形式大于实际。[10]根据IMF的统计,截至到2013 年第二季度,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以人民币形式所持有的占总体外汇储备的6%;同期,美元和欧元占比分别为71%和18%。 总而言之,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依然局限在较小范围,离真正的货币国际化尚存在很大的差距。
四、离岸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离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基础
总结既有的货币国际化模式, 主要有依赖贸易发展的英镑模式、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综合作用的美元模式、区域化进而国际化的马克模式以及货币单一功能国际化的日元模式。 这些主要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启示是促进经济和国际贸易扩大的同时, 深化国内金融体系改革,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利用跨境人民币业务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促进货币区域化的发展。 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可以为完全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奠定重要基础。 从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途径可以看出,离岸金融市场作为服务于非居民之间的以在岸货币进行金融交易或资金融通的场所,实际上是人民币区域化向国际化迈进的重要中间阶段。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十分严格,实际中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周边化、区域化、离岸化以及国际化的协同深化发展。 根据已有的国际实践经验,大多数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将居民和非居民的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严格分离;而在岸居民账户与非居民的金融账户的交易被定性为涉外金融业务。 离岸市场的建设实际上是中国减少资本管制的一个途径,这种可控的、明显隔离内外运行风险的资本开放机制非常符合中国经济改革的既有模式。 显然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虽然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所发挥的作用并不足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中国仍需要促进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特别地,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的情况下,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中国寻求突破的重要领域。
(二)离岸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人民币的区域途径看,周边化、区域化、离岸化进而国际化是可行的途径。 在功能实现方面,人民币国际化将逐步实现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的功能。 离岸金融市场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除了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这种重要地位, 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具备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离岸金融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货币流动速度,促进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为国家和企业发展提供一个国际资金融通渠道,帮助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企业资金短缺等问题。 由于便利性、低成本,离岸金融市场也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同时,离岸金融市场为内部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建立联接渠道, 进而促进在岸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提高金融结构的金融创新程度,推动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另外,在中国对资本流动项目存在很多管制的情况下,对于未来风险的预期促使国外投资者倾向于利用离岸市场增加货币的持有;[11]这是增加货币职能国际化满足微观主体需求的一个途径。例如,在我国人民币离岸市场建立之后,离岸市场中的人民币存款以及基于人民币的金融产品在很短的时间里翻番增长,这说明国际上潜在的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需求由于政策原因存在明显抑制。 当然,与其他加深经济开放程度的渠道相同,离岸金融市场将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带来新的风险因素,影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 最后,离岸市场的建立在内外机制不一致、产生问题以及外部新事物的共同作用下反向促进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 虽然也有从制度差异寻租的角度的相反意见,[12]但开放往往优于封闭。
( 三) 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是可控范围内的渐进改革
离岸金融市场与传统的金融市场一样,只不过是人为地将其认定为非居民之间对在岸货币的金融交易。 传统金融市场的业务在离岸金融市场大多都可以进行,只不过服务对象是非本国居民。 其中,居民包括机构和个人两类。 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之间的交易存在不同的分离形式,主要区别在于内外账户之间进行的业务差异。 居中的是允许内外账户之间自由进行部分金融业务,诸如贷款等;处于两端的是允许内外账户自由交易和不允许进行任何交易。 从这些离岸金融的交易形式可以看出,居中的离岸金融市场建立较适合目前中国的发展情况。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主要由少数银行和城市为依托建设的,这个过程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在可控范围内的渐进式改革。 2002 年,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经过3 年整顿,开始恢复发展。 交通银行等4 家银行获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资格;随后天津滨海新区试点和上海自贸区成立的离岸金融业务探索等成为我国进行离岸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 自2004 年启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立以来,其业务总量占全球人民币离岸业务总额的80%。[13]香港作为中国重要的离岸市场,也是自然的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试点。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与香港货币当局紧密合作,依照意愿在可控的范围内逐步开放资本项目,采取居中式的离岸市场管理模式进行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 同时,我国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存在国际竞争,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纽约等都有离岸人民币业务。 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竞争,促进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四)统筹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
离岸市场的建设需要结合国内的金融改革,同时,中国需要统筹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优化离岸市场体系。 总体而言,国内对于资本项目的开放的主导意见是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条件并不成熟,这使得离岸市场建设更为迫切。 国内方面,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工业特区可以作为国内离岸市场建设的重要经验。 国际方面,一般一个国家只建立一个离岸国际金融中心,也可以存在其他小的区域离岸金融中心。 在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天津、上海、深圳和香港将面临分化。 首先,这种分散化的离岸金融中心建立不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其次,借鉴既有的国际经验,中国并不需要数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 这就需要统筹建设,重新定位,优化这些离岸中心城市的体系。 将来,中国主要的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可以存在两个,最大潜力城市是香港和上海,而深圳和天津的离岸金融中心应该主要定位于区域性的离岸金融中心。 特别地,深圳可以与香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建立深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 同时,由于中国目前的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都是内外严格分离型的,而香港是内外完全一体的模式。 根据有管理的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目标,我国应充分利用香港成熟的金融体系和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经验,促进内地离岸金融中心的改革。
五、结语
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内生演变的目标,可以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和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也可以说,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条件。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职能的领域极为有限,国际化程度依然停留在货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 根据既有的货币国际化经验,周边化、区域化进而国际化是可行的途径;作为中间阶段, 离岸市场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 我国离岸市场应该由内外严格分离的管理模式逐渐放松, 向有管理的内外分离管理模式转变,这需要中国完善国内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机构运营和竞争能力、增加汇率弹性以及谨慎地开放资本项目的配合。 在离岸市场体系优化方面,上海和香港应成为国际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深圳和天津可以作为区域性的离岸市场。 同时,充分利用纽约、新加坡、 伦敦和东京等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竞争关系,促进全球范围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发展。 我国可以通过发达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为人民币区域化向国际化的转变奠定基础。
摘要: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内生化的要求,也是经济深化发展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实质上是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储藏以及支付手段等货币功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挥;政府和微观主体对于这些功能在需求形式上存在差异。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为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创造条件,现实中依然存在诸多阻碍因素。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处于初级阶段,周边化、区域化进而国际化是可行的实现途径;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离岸市场,货币
离岸美元市场的力量 篇2
债券市场的发达程度决定着该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深度和资源的配置效率,许多金融产品和工具的风险定价都依赖债券市场所形成的收益率曲线(特别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即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整个金融市场风险资产的定价基准。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经济体,普遍存在着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问题。作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亚洲主要经济体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国际化程度远远高于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少亚洲国家出现了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这些亚洲国家在出口储蓄的同时进口资本,客观上影射出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相比之下,欧洲金融市场特别是伦敦,战后借助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积极发展离岸美元市场,可以说是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所谓离岸金融市场,是指某种货币发行国之外进行的、对非货币发行国居民的某种货币的资金融通活动(包括存贷、汇兑、组合投资、保险等)的区域或机制。1944年,发达国家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的攻势使得英镑如同英国的殖民体系一般,沦为没落的贵族,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遭到了削弱。
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另一扇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大量的美元资金,而当时美国有着强烈的反苏、反共情绪,为避免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冻结资金,这些大量的美元就存入欧洲的一些银行,随着其规模的发展欧洲美元离岸市场最终发展起来了。
之后,美国在60年代中相继出台了利息平衡法令、Q条令(1966年美联储发布Q条令对美国国内储蓄的利率规定了上限)的发布,使得美国金融机构为扩大海外业务纷纷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地位,废黜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全球进入了浮动汇率时代,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美元加速向欧洲美元离岸中心——英国伦敦流入,进一步促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到1979年,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为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
显然,伦敦在这一阶段抓住了美元海外流通的有利契机,发展成为美元的海外最大离岸中心。从而巩固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欧洲离岸美元市场通过借助美元的货币地位稳定了欧洲传统金融市场的优势,并最终发展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一个重要的定价中心——Libor(伦敦同业拆放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资产定价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欧洲发达的美元离岸中心地位一脉相承。
伦敦没有像阿姆斯特丹那样随着荷兰和荷兰货币的没落而走下神坛,如果伦敦没有大力发展离岸美元市场,而是抱着英镑不放,那么伦敦今日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恐怕早已无影无踪了。
反观亚洲,二战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先后崛起为国际经济的重要力量,但遗憾的是亚洲金融市场一直以来扮演着欧美金融市场的影子市场身份。由于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取代性”而非有限“包容性”(即一旦经济发展起来,就试图用发展起来的强大经济实力来推动本币国际化),使得亚洲离岸美元市场迟迟得不到发展,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对于亚洲国家来讲,建设一个高效、成熟的债券市场有利于提高其金融市场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地位,摆脱其相对欧美金融市场落后的格局。
国际离岸市场 篇3
1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过程
1.1 萌芽阶段(1989~1994)
从1989年起,我国开始允许部分商业银行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此阶段广东发展银行和招商银行等先后被准许经营离岸金融业务。此时离岸金融业务的经营监管较为严格,始终采取“内外分离,两头均在外”的经营模式,且离岸业务的资金来源及使用都只能与非居民相关,与在岸业务实行独立核算、分账管理、各自平衡,不能相互抵补。这一阶段仅仅是政策放开进行离岸业务的试点,限制较为严格,但发展势头迅猛。
1.2 扩张阶段(1995~亚洲金融危机)
此阶段离岸业务承接之前的发展势头,离岸业务量猛增,其允许的试点银行也扩展至五家,由于离岸业务无需缴纳存款准备金,并且享受一定税收优惠,其经营利润较高,离岸资产总额也达到了20多亿美元。但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积聚,各银行离岸金融资产迅速恶化,央行不得不在1999年叫停了相关离岸业务的政策许可,离岸业务发展进入到全面的清理整顿阶段。
1.3 整顿阶段(1999~2002)
随着人民银行叫停相关业务试点,离岸银行业务也进入了调整、规范的阶段。
1.4 恢复发展阶段(2002至今)
经过几年的规范整顿,人民银行于2002年恢复了离岸业务的政策允许。在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后,各试点银行普遍加强了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不良贷款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资产质量也得到提高,大量资金被投放于海外理财产品及离岸债券,贷款的增幅平稳。
2 我国离岸金融业务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2.1 尚未形成有规模的离岸金融市场
离岸金融市场作为一种无国界、无管制、高度自由的市场,其形成是需要聚集效应的,即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所在国税收制度、企业规制等因素都对离岸金融市场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而人民币离岸市场至今仍未完全形成这样一个市场。缺乏市场的推动力,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也难以迅速发展。
2.2离岸业务的相应监管政策同业务的实际发展缺乏协调
例如均可以用于非居民结算业务的离岸账户、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和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却由于一些历史问题、币种不同等原因有着不同的监管政策。NRA账户和OSA账户并存却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可能诱发监管套利等行为,反映了相关政策仍有待完善。
2.3 离岸资金的大规模交易可能使银行风险积聚
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金往往十分巨大,一旦通过离岸金融业务进行相关交易,可能使银行内部承担的市场风险增加,对银行资产结构造成很大的变化,给银行带来潜在的损失;另一方面,虽然根据《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文件对于离岸资金的交易具有相关的限制,例如外债指标等,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且需要临时调整的情况亦时常发生,加之客户与银行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因此离岸资金的交易可能使银行被动陷入违反政策指标的境地。
2.4 跨境因素给中资银行对离岸业务的相关调查带来困难
对于银行的尽职调查在离岸业务、NRA账户的政策中被给予更加严格的要求,例如银行需要审核境外机构在境外注册地成立的相关文件等。这一要求对于在海外分支机构有限的中资银行来说较难完成。且离岸客户是否符合注册所在地法律的规定的核实成本也较高,中资银行若将此委托给相关机构进行尽职调查,无疑也会额外加大银行的成本。此外,对于一些在岸、离岸均从事经营活动的离岸客户,其境外活动的监察、调查也更难进行,银行可能还会面临客户的经营风险。2.5信息、法律等相关综合配套服务相对落后,不能满足离岸业务发展的需要
对于我国一些“走出去”的企业,对于海外的投资营商、金融服务等环境不熟悉。另外,国内经营离岸业务的银行,尤其是中资银行对于离岸业务的配套服务跟不上,制约了人民币离岸业务的推广和发展。
2.6 人民币离岸业务缺乏金融创新,跨境人民币流通渠道狭窄,跨境流通仍处于自发状态
离岸人民币资产大多仍以银行存款的形式沉积在境外,人民币投资产品少,不能满足离岸人民币的投资需求。且我国存在资本账户的管制,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亦不畅,持有人民币的动机不高。
3 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必要性
3.1 加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自中共十八大提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起,2014年又提出我国经济进入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新常态”。而经济结构的转型更加需要金融的支持。以麦金农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金融压制”、“金融深化”等理论,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且联系各国经验,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是所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因此,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对于加快国内经济结构升级调整有着重要意义,能够促进国内资源更加合理的有效配置、增加政府税收,以及带动我国贸易、就业和生产的持续增长。
3.2 减轻巨额外汇储备压力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持续保持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使我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资产,达4万亿元,而我国消化外汇储备资产的渠道也较为狭窄,不仅面临高昂额机会成本,也面临很大的汇率风险。因此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允许中资银行开展离岸业务可以发挥离岸金融在解决国际收支上的能力,减轻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压力。而其中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更是推广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提高人民币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比重的重要方法。2015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五年一次的对于特别提款权(SDRs)的货币篮子进行重新评估、确认各货币权重即将开启,这对于人民币是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有着重要的推动力。而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对于促进人民币跨境流通,早日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满足人民币成为SDRs一篮子货币构成的条件具有正面效应。
3.3 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效形成的需要
人民币离岸市场能为国内人民币市场化利率的形成发挥重要作用。虽然我国目前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都去的了重要的进展:目前人民币利率只有最后的存款利率上线没有完全放开,央行也退出对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常态式干预并扩大了单日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但受制于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行政干预因素仍然较多,目前仍然需要人民币离岸市场形成的市场化利率、汇率指标,作为内地利率、汇率的参考,同时也有助于我国把握全球人民币利率形成和汇率定价的自主权,此外还能够加强对市场价格投机行为的调控。
3.4 加速金融国际化的需要
当代国际金融实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而离岸金融市场则是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性构成。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不仅使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迈出重要的一步,也能够为金融国际化的其它部分创造条件: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人才的国际化都能因此受益。从而使我国的整体金融水平更加接近国际化先进水平,打破长期以来的“金融抑制”,实现金融业的国际发展战略。
摘要:人民币离岸市场则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以及当前人民币仍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的前提下,提高人民币国际地位、促进我国金融国际化发展的最优选择。简要分析了我国离岸业务发展情况,我国发展离岸金融业务中暴露的问题以及发展人民币离岸的重要性。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机会 篇4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正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中国政府正周密地逐步建立人民币内外流通渠道。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是这一系列举措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对外股权债权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也在放开,尽管步伐很慢。
香港可交割人民币离岸市场,即离岸人民币(CNH)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显而易见的结果。2010年主要受跨境贸易支持,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储蓄增长了两倍,并还将迅速扩张。离岸人民币产品开发也从一个较低的基础开始快速增长。现在有多种离岸人民币外汇和利率产品供外国投资者和企业进行选择。
本文汇集了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近期研究成果。首先,解释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CNY)内、外流通渠道如何匹配;其次,预测离岸人民币存款和贸易结算的增长情况;然后,将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目前可用的外汇和利率产品加以分类;最后,我们研究离岸和在岸人民币即期和远期市场提供的对冲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五阶段
一般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全过程将分五个步骤进行:
1.人民币离开内地;
2.人民币海外流通;
3.人民币回流内地;
4.海外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增强;
5.资本账户放开。
其中,前三步旨在逐步增加人民币在内地和海外市场间的流通。
这三步属于相对较小的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从目前进展来看,已在香港建立了试点市场,供各类交易者使用,其约束条件是有一定的配额。最后两步则是朝资本账户放开迈进,那将变得更加复杂,目前还没有开始。
第一步:人民币出境
2009年7月,一项允许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项目”启动。内地一方是上海以及广东省的四个城市的企业,海外一方为港澳和东盟地区。
2010年6月扩大了试点项目,允许内地另外18个省的365家企业和任何国家(地区)之间进行人民币结算。此外,人民币贸易结算的范围也从原来仅覆盖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其它经常账户交易。
2010年12月,获准参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内地出口企业从365家扩大至67359家。
主要受人民币结算试点项目推动,2009年中以来跨境结算大幅增加。我们预测,到2010年末跨境结算规模累计达到约5000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中,绝大部分是在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贸易,其中80%是货物进口结算,出口结算仅占20%。因此,过去1年半近3000万元人民币通过净进口流出中国内地。如果将贸易结算增长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相比较,可看出两者有很明显的关联。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目前为止,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商品贸易。
第二步:人民币海外流通
香港银行业2004年年初开始吸纳人民币存款。起初存款人只是那些想在银行账户中持有一些人民币的散户。直到两年前,存款增长一直缓慢,因为除了将人民币存在银行(获取很低的存款利息)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用途。存款增长一开始很慢。
2009年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再上一个台阶。自此,进出口商在香港持有人民币便有了意义。人民币存款也随跨境贸易不断增加。人民币存款从2009年中开始加速。这段时期的存款增长与中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净进口基本保持了一致。即经常账户上的产品和服务贸易成为了这段时期在港人民币的主要来源。
在这一初始阶段,中国银行(香港)在主导香港的人民币流动方面扮演着特殊角色。中国银行(香港)被指定为一切香港人民币交易的清算行,实际上可以看作“香港人民币的中央银行”,并且是一切人民币交易的借贷行,其他银行所持全部人民币必须存入中国银行。
在试点项目公布后的一段时间里,能够参与香港人民币的交易方寥寥无几,且其资金仅限用于一系列经严格界定的用途。这些交易方包括:零售客户(进行人民币存款和人民币债券交易)、企业(用于交易结算),以及存款机构(用于吸引存款)。
自2010年中期以来,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速。7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香港)对人民币清算协议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扩大了人民币业务的范围。根据修订后的协议,将允许企业开立人民币账户,以及出于任何目的的账户间资金转移,不再受限于是否与贸易结算相关。此外,允许银行推出与人民币关联的产品,如定期存款、人民币可交割远期合约、共同基金以及保险产品。银行间离岸人民币存款和离岸人民币可交割远期合约开始在市场上交易。随着诸多限制的放开,离岸人民币存款开始激增。
过去六个月,所有零售商和企业,不论其注册地所在,只要在中国银行(香港)开设一个结算账户,便可以在香港开展人民币业务。所有交易都将受到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密切监控。但是对清算有一项限制:跨境贸易结算仅允许各银行在获得配额的前提下(去年的配额为80亿元人民币,今年第一季度的配额为40亿元人民币),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对其敞口头寸进行平仓;同时,非贸易相关交易只能通过银行间市场进行平仓。
这凸显了重要一点,即只要具备贸易单证(单证指在国际结算中应用的单据、文件、证书,凭借这种文件来处理国际货物的支付、运输、保险、商检、结汇等)便允许人民币从中国内地自由流出,进入离岸人民币市场,但反之却不行。例如,一家内地进口商可以将离岸人民币作为进口交易的支付方式。人民币流出成为离岸人民币并不需要获得配额,这也正是2010年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每个购买中国内地商品的海外买家都能够获得离岸人民币的配额,来进行支付。他需要在市场上或者通过银行购买离岸人民币,而且这个头寸最终需要依据央行规定的转换限额,通过中国银行(香港)进行平仓。
2010年80亿元人民币的转换配额在年底之前就已经使用殆尽,因此额度不足便成为了去年年末讨论的主要议题。事实上海外企业对离岸人民币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中国官方的预期。今年的配额有所增加,一季度配额为40亿元人民币。到目前为止还算充足。随着时间推移,香港的离岸人民币的供需衔接将市场化,配额管制也将最终被取消。
第三步:人民币向内地回流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第三步——“允许人民币回流内地市场”——迄今为止进展缓慢,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但情况还是稍有改善。目前回流采取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小QFII”项目,第二种是允许特定银行购买中国内地债券。
小QFII项目将允许离岸人民币资金向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包括A股市场)的回流,这将通过香港注册的中国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提供的金融产品渠道实现。小QFII不同于普通的QFII:后者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然后对上海和深圳两家交易所上市的产品进行投资。中国媒体去年以来曾多次对小QFII进行了报道。但由于担心热钱流入,该项目迟迟未能获得正式批准。
第二种方式是允许特定离岸机构在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购买人民币债券。在此计划下,三类海外机构将获准在内地购买债券:
1.与中国人民银行已建立合作关系的各国央行(如通过货币掉期工具);
2.在香港和澳门的人民币清算银行;
3.“海外参与行”,如参与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海外银行。
各国央行和清算行可以直接或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这样的代理行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海外参与行则无法直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而需要通过代理行。
正如外间所料,即使是这为数不多的几类机构也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第一,债券投资需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就我们所知,目前为止只有香港金融管理局、马来西亚央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亚洲)已获批准。
第二,有配额限制。在我们看来,首次配额规模将不会超过几十亿元人民币。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用于投资债券的人民币资金来源应为:1.购买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掉期产品。自2008年迄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向8家中央银行提供了总额为8000亿元人民币的掉期产品,至今未得到使用。将通过小额使用来启动这个应用;2.通过人民币跨境交易从“海外参与行”获得的现金;3.投资人民币业务所得收益。
第四,每家海外机构只能在一家符合条件的内地银行开立一个人民币同业存放账户,从事债券交易。
由于申请、批准以及操作设定需要时间,“允许特定离岸机构在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购买人民币债券”项目对内地市场(即期、远期、债券等)的影响将会是短期的。然而这个项目在未来能够改善人民币在内地与海外市场间的流通,并能将内地和香港的人民币市场连结起来。可以将这个渠道看作是资本账户最终开放的首次尝试。
第四步:海外人民币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增强
这有赖于政策的放宽、人民币地位的强化和更多海外机构参与其中。
第五步:开放资本账户
开放资本账户将会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也是最需要谨慎的一步。
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另一项试点计划,该计划允许获准企业可以用人民币进行海外直接投资(ODI)结算。虽然每次ODI人民币结算都需要获得一次性批准,这仍然是开放资本账户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最近一些中国官员开始建议允许海外企业进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人民币结算,但在我们看来这还为时尚早。
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前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成为中国政府日益重要的政策目标。由于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给予发展中经济体更大的发言权。此外,中国政府承认,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人民币必将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亚洲。再有,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汇率风险、加强中国金融机构(鉴于其拥有大量人民币资产)的国际竞争力,并使中国的国际储蓄得到保值。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努力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实际操作中,国际货币必须为居民和非居民、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发挥储值、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的作用。在官方、公共领域层面,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签署了若干以人民币计价的双边掉期安排协议,其中包括:韩国、中国香港地区、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掉期安排的总金额累积超过8000亿元。
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角色
在私人领域,香港银行业2004年初开始吸纳人民币存款,是将海外流通的人民币(来自真实经济活动,如中国游客的支出)纳入中国内地以外的银行系统的早期举措。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为何选择在香港开拓和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一方面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拥有自由的国际资本流,银行存款的近一半是非港元货币。
截至2010年11月,香港银行业的人民币存款为2800亿元,相当于香港M2货币供应量的4.6%。中国政府于2009年7月推出了人民币贸易结算计划,到2010年12月,覆盖了18个省市的67359家中国公司。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8月推出了试点计划,允许内地以外的合格机构使用其人民币资金,对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投资。由于政策放宽显著,且最近几个月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高涨,香港银行的人民币存款自2010年6月以来,大幅增加了两倍多。
离岸人民币临界量快速增长
迄今为止,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整体规模仍很小。截至2010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总规模仅相当于内地在岸人民币存款总额的0.5%。但有理由相信,离岸人民币(特别是香港人民币存款形式的离岸人民币)规模在未来几年将快速增长。
乍一看,中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及金融账户的“双重盈余”,使人怀疑扩大人民币国际用途的前景,因为中国继续通过“双重盈余”积累外汇资产,进口和投资完全可以用外汇来实现,让人民币出海干什么呢?但实际上,的确能够觉察到海外对人民币使用的快速增加。从经常账户来看,除了中国游客的海外开支外,以人民币进行商品贸易结算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中国进口商开始以人民币来支付进口账单。数据显示,2010年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项目大部分都在进口领域。
为预测人民币贸易结算的潜在规模,可采用日本企业以日元进行商品贸易结算的情况作为比较基准。根据本公司东京外汇战略团队搜集的最新资料,41.0%的日本出口目前以日元进行结算,进口方面的比率为23.6%。虽然这些数据可以作为人民币贸易结算长期潜在范围的基准。
我们就未来5年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前景给出了很保守的情景分析,在这个阶段的早期,侧重点在于扩大进口领域的人民币结算范围。假设以人民币结算的中国进口总额的比例稳步增长,到2015年达到10%,中国进口额以平均每年10%的增速增长,加上比例较低的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最高3%),贸易相关人民币存款(其中大部分可能在香港)总额可能在5年内增至高达26000亿元。与截至2010年11月,香港已发行的M2货币供应量71108亿港元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
在另一个情景中,如果我们假设新兴市场经济体集团(包括:日本除外的亚洲、拉美及非洲)对中国以人民币结算的出口比例有显著增长(由于他们与中国有着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且总体而言中国对这一集团存在贸易逆差),并假设中国从该集团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总额比例稳步增长,到2015年达到20%,香港的贸易相关人民币存款总额可能在5年内增至高达35000亿元。
潜在的资本账户人民币结算
除了有关商品贸易和服务的经常账户交易,未来一些资本和金融账户交易也可能以人民币结算。2011年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事实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最近几年增长显著,2009年为565亿美元,其中87%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可能很希望直接投资相关交易能够以人民币结算。
此外,在更远的将来,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开放国内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的渠道,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合格国内机构投资者(QDII)计划,以使私人领域的投资渠道多元化。其中一部分可能会投资于香港发行的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如果中国国内存款有1%转化为香港金融市场人民币计价的投资产品,意味着会产生7000亿元等值的投资。
离岸、在岸人民币产品
以下简要介绍海外投资者可以选择的离岸,在岸人民币产品,其中包括外汇、债券和掉期。
在岸人民币利率及外汇产品
中国内地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一直以来,不向海外投资者开放。但是,2010年8月,中国政府推出了一个试点计划,通过该计划,部分金融机构将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使用其离岸人民币参与在岸银行间市场。理论上,“任何”QFII持有人都能参与交易所交易的债券市场(该市场比银行间市场规模小很多),但QFII只持有金额非常有限的中国国债。在岸远期外汇交易(Onshore deliverable FX Forwards)并不向海外投资者开放。尽管利率掉期(基于7天回购、1年期存款和3个月SHIBOR)也在国内交易,但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利率掉期在海外可通过无本金交割形式获得。
离岸人民币市场及“点心”市场
离岸人民币即期市场(Deliverable CNH spot FX)于2010年8月开始交易,在这一市场上,美元汇率有时较在岸人民币即期市场有一定交易折扣,有时则没有差距。离岸人民币远期市场(CNH deliverable forwards)大致在同一时间开始交易。离岸人民币存款利率由中国银行(香港)提供报价,由于其单向性质,该利率远低于在岸存款利率。离岸人民币利率掉期市场的交易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最初的交易基于(在岸)SHIBOR,但这被证实是不可行的,因此该掉期市场不再产生活跃的报价。
“点心”债券市场(The ‘dim sum’ bond market)指海外发行的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点心”债券大部分以离岸人民币计价,但也有一些债券与“在岸人民币”挂钩(但以美元支付)。中国的离岸人民币债券目前包括了3年期、5年期和10年期的中国国债(CGB)。该债券由财政部于2010年12月在香港市场发行。他们的收益率远低于内地中国国债的收益率,但仍受到香港投资者的欢迎,因为可被用作分享人民币升值好处的投资产品。自2010年中期离岸人民币交易限制取消之后,离岸人民币市场上的债券发行大幅增加。目前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90亿元。最大的发行人分别是银行(29%)、政府机构(25%)和主权国家(24%)。
离岸交易的在岸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产品
离岸交易的在岸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是海外投资者可选择人民币产品中的固有品种,已经有多年活跃交易的历史。无本金交割交叉货币掉期(The non-deliverable cross currency swap,NDS)曲线从NDF曲线延伸。NDF和NDS曲线隐含的5年以内利率均为负值,因为有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机会
美元/离岸人民币(下称“USD/CNH”)在大多数时候都低于在岸即期。由于缺乏自由资金流和全球投资者参与,这种情况仍将保持。特别是,离岸人民币流动性仍然较少,远远不足以承受全球资金需求的冲击。因此,USD/CNH呈现出低于在岸即期的趋势,尤其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高涨的背景下。2011年,预计美元/在岸人民币(下称“USD/CNY”)即期将会下探至6.30,同样预计USD/CNH也将会下跌,除跟随USD/CNY贬值外,还有其它下行因素。
纠正这种失衡局面需要进行监管改革,但预计近期内不会出现大的变动。由于中国内地的资本账户仍受管制,以及人民币资金不能从内地自由流向香港和全球市场,低交易成本自由套利机会的缺失将会使USD/CNH对USD/CNY趋向于负利差。
尽管USD/CNH在2010年末蹿至USD/CNY上方,我们认为这种波动仅是香港金管局监管法规调整所造成的短期反应。尤其是,关于离岸人民币头寸限制的新闻报道促使USD/CNH敞口出现了一次性重新调整。也就是说,监管法规细节未能改变推动USD/CNH和USD/CNY价差扩大的基本因素。
主要的交易机会如下:
1. CNH和CNY即期汇率的趋同并非套利所致
缺乏纯粹的套利交易机会,意味着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仍将是两个根本不同的市场。但是,这少纯粹的套利交易并不能阻止即期的趋同交易:
第一种情况。当美元/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即期价差缺口扩大时,这可能会促使银行按照趋同的方向建仓。即使那些不能获得离岸人民币存款的银行,也可以通过卖出/买入USD/CNH掉期和买入即期来提供离岸人民币现金。但是,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稀缺,意味着这些银行或许不能冲销卖出/买入USD/CNH掉期的远期交割端。再加上离岸即期存在短期内无法趋同的风险,严格讲并不是一种套利交易。
第二种情况。企业的相机抉择是一种带来趋同的力量。在双边贸易中接收在岸人民币现金的公司或许发现,与利用清算汇率通过清算银行进行结算相比,由于USD/CNH即期汇率较低,在香港买入美元更为有利可图。因此,企业可以将它们的人民币结算中心迁至香港,内地买家支付的人民币可以在香港按照更为有利的离岸即期汇率出手。中国内地的企业也可以在香港建立再开票中心(re-invoicing centres),并将其作为把离岸人民币付款转向离岸子公司的渠道,使其成为一种离岸融资的可选方案。这意味着为USD/CNH提供了一个潜在出价,因为美元较在岸有一定交易折扣。相反,需要向中国内地的商品贸易对手支付人民币的公司可能会发现,通过USD/CNH(如果高于在岸汇率)获取人民币现金更为便宜。
总体而言,我们仍预计美元/CNF对在岸即期仍将趋向于下行。无疑,趋同交易将使USD/CNH和USD/CNY的总体趋势挂钩,但是由于缺乏纯粹和无限制的套利交易,离岸人民币对全球需求冲击仍将较为脆弱。这意味着USD/CNH将会向低于在岸即期的趋势发展,因为二者仍然是两个基本上分离的市场。我们将USD/CNH-USD/CNY的即期汇率趋同看作是做空USD/CNH的潜在机会。
2. 离岸 CNY NDF与离岸CNH DF
原则上,离岸CNY NDF和离岸人民币有本金交割远期(下称“离岸 DF”)的参与者存在很大的重叠。但是,离岸 DF交易的流动性约束限制了趋同交易(convergence trade)。离岸 DF利用在岸人民币名义汇率结算,而NDF仅利用美元结算。这意味着参与者不能做多USD/CNH(离岸 DF),除非他们已经持有离岸人民币现金或者很容易获得离岸人民币现金。不能进行规模足够大的交易、解约风险和买卖价差较宽都降低了套利的效率。此外,两种远期产品的价格曲线形成不同的即期汇率,在试图补回USD/CNH的交割端时隐含着基准汇率的风险。这远远不是无风险套利。
因此,鉴于离岸即期低于在岸的趋势,在离岸人民币对NDF的趋同交易中,做空USD/CNH存在吸引力。这在USD/CNH的长端曲线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远期的美元折扣,实际上偏离了曲线所隐含的定价。但是,在固定风险、流动性风险和USD/CNH远期较宽的买卖价差背景下,风险回报仅在USD/CNH对NDF存在较大的价差时有吸引力。
当然,随着香港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改善,两者的曲线可能日益趋同。但是,离岸DF的交易量一直非常小。即使会有强劲增长,预计这个市场在近期内也不会达到锚定离岸NDF所需要的门槛。
3.在岸人民币远期与离岸NDF
通过远期曲线进行的在岸——离岸套利交易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鉴于NDF交易中美元一直低于在岸远期,作为对相关交易的一种对冲,在内地注册的企业可以卖出USD/CNY远期,与此同时通过离岸注册的同名实体买入USD/CNY NDF。
在某种程度上,在岸——离岸套利交易已帮助 NDF锚定了相对于在岸的价差。但是,能够执行这些交易的实体较少,而将这些头寸记入资产负债表的也受到种种限制,这些因素对该交易的流动性造成了限制。公司只能够根据相关发票规定的数量卖出USD/CNY,来自交易对手的有限信用额度限制了NDF的头寸范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近的监管变化可能会降低中国内地企业进行这项交易的能力。考虑到NDF离岸流动性的深度,在岸——离岸套利交易缩小两者价差的能力有限。
4.在岸人民币远期与离岸人民币DF
理论上讲,外贸企业作为一种“自然”的对冲实体,或许有一些进行跨境对冲的机会。例如,同时拥有进出口业务的内地公司,往往通过将出口和进口进行净值结算的方法,来消除外汇风险。但在内地之外拥有实体的企业可以将进口开票中心迁至海外,在这些地方能够以较低的USD/CNH汇率做多美元/人民币进行对冲。■
离岸金融市场路在何方 篇5
离岸金融市场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欧洲形成以来, 已经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金融竞争的一大特点和趋势。各国都在利用一切有利因素来推动本国金融业走向国际舞台, 最大程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福建目前正在努力推进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建设, 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是实现这个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
战略意义
有利于推动闽台经贸发展。近年来, 闽台经贸往来发展迅速。据统计, 福建已成为台商投资大陆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仅2011年上半年, 闽台贸易进出口就实现了56.6亿美元, 同比增长10.9%。其中进口42.9亿美元, 同比增长3.8%;出口13.7亿美元, 同比增长40.8%;然而, 相对于闽台经贸的迅速发展, 闽台金融配套服务尤其是对台离岸金融的严重滞后直接制约了闽台经贸的发展。目前进驻大陆的台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在上海、昆山、深圳、北京等地, 较为单向、间接、低层次的闽台金融交流导致闽台金融配套服务严重滞后, 效率低、费用高、资金融通困难等弊端日渐显现, 直接制约了闽台经贸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形势下, 设立以台资企业为主要交易主体, 以台币为主要交易币种的对台离岸金融市场, 推动两岸货币清算机制的建立, 可以为闽台贸易双方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外汇资金的开户、调拨、汇兑、贸易融资、担保和抵押等金融服务, 促进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服务体系的形成, 进一步减少闽台金融经贸合作的障碍, 推动闽台经贸发展。
有利于提升闽台金融业竞争力。经过50余年的发展, 台湾金融业已走向成熟。根据台湾“中央银行”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8年6月末, 台湾岛内共有存款货币机构386家、分支机构4509家。其中, 有38家本地银行、32家外资银行, 另外还有27家信用合作社、264家农会信用部和25家渔会信用部。台湾地区人寿保险公司共计28家, 其中本地公司21家, 7家外商在台分公司, 产物保险公司31家。相比之下, 福建金融业与台湾还有很大的差距, 特别是缺乏实力强、辐射能力广的大型金融机构。福建现有金融机构业务相对比较单一, 缺乏一批适应国际竞争的高水平的新型金融人才。在此背景下, 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 将进一步促进闽台金融机构互设, 拓展闽台离岸金融业务, 加强闽台两地金融业人才交流与培养, 加快积累现代化金融业的先进管理经验, 为高素质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支持。从另一个角度而言, 虽然台湾的金融业已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 但是由于台湾是小型开放经济体, 庞大的台湾银行业机构数量与相对狭小的岛内市场形成强烈的反差, 导致台湾银行业竞争过于激烈, 存贷利差缩小, 获利能力降低。对台离岸金融的建立, 有利于台湾金融机构利用大陆广阔市场开拓自身急需的业务发展空间, 缓解盈利水平整体下滑之势和岛内金融市场的过度竞争局面, 从而有利于台湾金融业水平和竞争力的提高。
有利于加速闽台两地金融创新的进程。离岸金融市场管制放松、竞争激烈、风险大, 规避风险需求较大, 这为金融业的持续创新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其各类业务在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信贷支持的同时, 也为筹资者和投资者提供大量国际清算和防范外汇风险的手段和工具, 如货币互换、远期利率协定、票据发行业务、浮动利率债券、无息债券、可转换债券等。这些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 分散了风险, 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 标志着金融业的持续创新, 进一步促进了金融业向更高水平发展。福建对台离岸金融市场业务的开展, 将有利于为闽台的筹资者和投资者提供更加优质有效的国际清算和防范外汇风险的手段和工具, 从而推动闽台金融业的不断创新。
模式比较与选择
目前国际上离岸金融市场大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内外一体型、内外分离型、簿记型和分离渗透型。
内外一体型
内外一体型发展模式是指离岸金融业务和在岸金融业务合帐处理, 没有严格的界限, 境内市场几乎完全开放, 金融业具有高度的经营自由, 两个市场的资金和业务相互补充和渗透。允许非居民同时经营离岸业务和在岸业务, 但境内金融系统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基本上不针对离岸金融活动。非居民的资本流动往往会对市场所在地的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乃至于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
一体化离岸金融模式对市场所在地的市场经济、金融发展基础、管理水平和监管能力有较高要求, 通常要求取消外汇管制, 给予高度的外汇交易的自由, 市场开放度高, 自我监管能力强, 具备发达完善的金融体系、成熟的调控机制和强大的外汇市场干预能力以对抗外来的冲击。
内外分离型
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又称为“严格的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它是由政策诱导、推动, 专门为非居民的金融交易设立的。离岸市场对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实施严格隔离, 在既有的在岸金融体系之外建立独立的离岸金融体系。这种管理模式一方面便于管理当局对国内业务、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分别加以监控, 另一方面又可以较为有效地阻挡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或动荡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簿记型
簿记型离岸金融市场又可称为“避税港型离岸金融市场”。避税港型通常设立在自身经济规模极小的小型岛国或地区, 实质上只起一个“记账中心”的作用。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该区域的金融自由度和市场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 通常要求基本无金融管制, 税率极低, 严格的保密措施, 较少的政府干预, 市场秩序的维护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得以实现。
分离渗透型
分离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也称为“以分离为基础的渗透型离岸金融市场”。分离渗透型以分离型为基础, 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分立, 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基本上分开运作, 但允许两个账户之间有一定程度的渗透, 离岸资金可运用于居民中, 即境内企业可以直接在离岸金融市场融资。
福建发展离岸金融的模式选择。首先, 由于福建的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对较低, 外汇管制仍然存在, 资本项目下尚不能实行自由兑换, 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尚不充分, 金融监管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金融体系还在进一步完善中, 因此福建不适合采用内外一体型模式。其次, 虽然内外分离型便于监管各种离岸业务,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但如果实施严格的内外分离模式, 从政策上杜绝国际离岸资金向国内市场渗透, 则不利于闽台经贸金融的深层次合作, 这对福建厦门、福州等这样竞争优势明显不如香港、东京、新加坡等的城市来说, 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意义和必要性将大打折扣。而簿记型模式适用于经济规模较小、税赋轻、具备特殊条件的岛国、中小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福建的客观经济条件和金融市场条件与簿记型模式并不符合。
因此, 在离岸金融的模式选择方面, 综合考虑福建的经济、金融等因素, 福建对台离岸金融应采取内外渗透型模式。这种以分离为主、渗透为辅的模式, 一方面可以维护境内市场的稳定, 另一方面可以开辟一条简捷、稳定、低成本的利用外资渠道, 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这对于资金缺乏且干预能力有限的福建尤为适用。
福建发展以分离为主、渗透为辅的对台离岸金融应注意以下四点:在渗透方向上, 应坚持循序渐进原则。建议初期仅开放离岸资金向福建单向渗透, 当市场发展成熟时, 也可以允许离岸和在岸两种账簿之间进行有条件的双向渗透。在渗透渠道上, 初期只允许离岸资金贷放给福建企业这种间接融资方式, 待“对台离岸金融中心”运行稳健并积累足够的市场管理经验后, 方能转变为内外渗透型, 逐步开放让福建企业到离岸市场上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在渗透的规模上, 要做到“适度渗透”, 渗透规模以满足福建经济建设对外资的需求为标准, 防止规模过度、失控给福建市场造成动荡。在渗透管理的制度设计上, 则要做到管理可控、管理有效、管理及时。
政策与建议
建立对台离岸金融市场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面临的困难障碍不少, 尤其是政策法规和监管的制约。因此, 应从实际出发, 采取积极措施, 消除存在的种种约束和不利因素, 因势利导, 推动离岸金融市场形成发展。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建设政策推动型离岸金融市场。政府推动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重要前提。最初的英国、新加坡亚洲美元交易中心的形成、美国设立国际银行业设施后纽约离岸业务的扩大等都是政府顺应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推动形成的。这些经验告诉我们, 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的一大趋势已从自然形成型向政策推动型演变。所以福建省政府应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推动福建对台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制定和实施优惠政策是政府推动的主要形式, 这些优惠政策可包括:放松离岸区金融管制, 实行宽松的外汇管理政策;减免存款准备金, 做好存款保险管理, 降低营运成本;废除利率上限, 放宽利率波动的幅度, 实现利率自由化;放宽或取消信用控制;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在税收优待的范围和幅度上适当优于目前的离岸中心, 以保证其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在借鉴国外离岸金融中心经验的基础上, 必须完善离岸金融法律法规, 制定一个完备、系统的离岸金融法规体系, 以消除法律障碍, 使之适应当前国内离岸银行业务发展及离岸金融中心建设的需要。可以进一步将监管主体范围扩大至外资银行, 确定离岸业务单位的法律地位, 进一步明确和统一在岸与离岸银行业务资金的互相抵补、居民对外担保、税收优惠、保税区内注册的企业视同非居民管理以及对“非居民”个人的定义等有关问题。同时制定离岸银行账户保密法规, 确定豁免存款保险措施, 规范离岸账户的信息披露、资金冻结和扣划行为。
构建严密的金融监管体系, 推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国际经验表明, 离岸金融市场在推动一国或一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而福建的金融体系相对落后, 调控机制不够成熟, 这必将给福建的监管当局提出更多的挑战。为了有效避免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 福建监管当局要加强对离岸金融市场的监管, 构建严密的离岸金融监管体系, 推动离岸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在监管原则上, 要坚持适度性原则、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审慎性原则、效率性原则, 既不能放任市场自由发展, 也不能过度干预, 把握好市场与政府调控的关系;在监管主体上, 建议采用离岸业务由在岸监管主体统一监管的方式, “对台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主体至少应该包括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外汇管理机构, 以有效控制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在市场准入方面, 应建立严格的离岸金融机构的设立和审批制度;在市场退出监管方面, 对于违规经营的离岸金融机构处以惩罚以规范市场秩序, 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在离岸经营活动的监管方面, 应加强对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管理, 采取“内外渗透型”账户管理, 要做到“适度渗透”, 防止规模过度给国内市场造成动荡;在监管依据方面, 借鉴国际监管标准, 进一步完善有关离岸金融业务的法律框架。按照巴塞尔协议规定的量化指标, 建立内部风险管理指标体系, 预防衍生金融工具带来的风险。此外, 要加强离岸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借鉴国际其他监管机构的经验。实行金融信息披露制度, 实现与其他相关国家共享监管信息, 提高监管的有效性, 促使离岸金融业务顺利的开展, 促进离岸金融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
国际离岸市场 篇6
关键词:离岸服务外包,国际竞争力,因子分析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需要大力发展离岸服务外包, 在第三次服务产业全球化的趋势中, 我国面临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机遇与挑战。但离岸服务外包在告诉发展的过程中, 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因素的制约, 如主要以低端业务类型为主, 离岸承接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 产业整体竞争力不高, 产业结构出现高度分散等问题。在发展离岸服务外包产业时必须正确处理这些问题, 而这需要对我国承接能力与国际上其他承接地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 以找出我国在发展离岸服务外包中存在的关键瓶颈所在。
本文有针对性的收集了13个国家相关数据, 其中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是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发包国, 同时这些国家也是 (在岸) 服务外包主要的承接地, 而在岸服务外包的金额远超离岸服务外包。中国、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是国际上主要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地。主要的发包地和承接地的竞争力的比较, 可以使我们更能认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离岸服务外包的动因。竞争力国际比较分析所收集的数据主要是来自《2010国际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公布的2010年数据统计资料。通过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可以对中国承接离岸外包的国际竞争力有着清晰的定位, 并能界别出中国在发展离岸外包上的比较优势和劣势, 以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一、有关服务外包承接地竞争力评价方法及其指标构建
针对不同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力, 很多国际组织和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 (A.T.Kearney) 在2007年提出了全球服务区位指数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 主要从财务、人员技能和可用性以及商业环境三项方面考量。而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科尔尼、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和埃森哲咨询公司 (Accenture, 2007) 四方共同研制出了中国服务外包承接地的综合评价则主要是从环境、人员、成本三方面去考核。
我国学者孙晓琴 (2008) 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出发, 应用因子分析方法, 对我国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吸引服务外包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刘艳 (2010) 从发展中国家出发, 基于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对影响这26个发展中国家承接服务外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
上述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国际科研组织提出的指标体系, 其多能从整体上对某个国家承接离岸外包的水平进行比较排序。但是它缺乏对相关因素影响作用大小的具体解释, 因此, 消弱了对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导作用。而学者的研究从另一种角度探究了研究一个国家承接离岸外包的竞争力的方法, 这一方法对研究我国承接离岸外包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因此, 本文综合众多参考文献, 罗列出对我国发展服务外包起影响作用的17个评价指标, 并有针对性的收集当下离岸外包发展较好的13个国家相关数据, 应用一定统计方法对中国承接离岸外包的国际竞争力有所认识。
二、数据收集及指标体系构建
1. 数据收集
根据相关理论研究的结论, 以及王昌林等 (2013) 、沈鹏熠等 (2011) 的研究结论, 以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 对离岸服务外包企业整体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的因素为经济与产业基础、政策支撑力度、人才资源、外包服务质量、伙伴关系质量五个因素, 而技术资源与水平、市场竞争能力、文化沟通与协作、运营管理四个因素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同时结合各种相关研究或评价体系曾经使用的指标、考虑不同的分类、兼顾数据可获得性, 选择了企业开业所需办理手续、企业开业登记注册费占人均GNI的比重、电话主线、国际互联网用户、航空运输客流量或吞吐量、人均国民总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服务出口额、服务进口额、投资者保护指数、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人均住户最终消费支出、非农部门雇员月平均工资、人均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教育指数、初中高等教育入学率、第三产业就业率等17个指标构建承接地的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由于统计制度并不完善, 尤其是是国际统计口径不一, 致使关于服务外包影响因素的相关数据不易收集。本文有针对性的收集了13个国家相关数据, 其中美国、英国、韩国、日本等国家是离岸服务外包的主要发包国, 同时这些国家也是 (在岸) 服务外包主要的承接地, 这是因为在岸服务外包的金额远超离岸服务外包。而中国、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巴西、新西兰以及澳大利亚是国际上主要的离岸服务外包承接地。主要的发包地和承接地的竞争力的比较, 可以使我们更能认清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离岸服务外包的动因, 实际上当前服务外包的主要业务还是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因为离岸服务外包只占全球服务外包支出很小比例。竞争力国际比较分析所收集的数据主要是来自《2010国际统计年鉴》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公布的2010年数据统计资料。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统计年鉴记录原因, 并不是所有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年, 企业开业所需办理手续、企业开业登记注册费占人均GNI的比重是2009年数据, 而国际互联网用户、航空运输客流量或吞吐量、人均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教育指数是2007年数据。但是, 本章是对13个国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竞争力的横向比较, 因此, 上述数据年份差异对结果影响不大。
2. 指标体系构建
将17个服务外包竞争力影响因素指标通过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因子分析, 所有指标的变量共同度 (Communalities) 均高于80%甚至90%以上, 说明提取的因子已经包含了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因子提取的效果比较理想。
表1给出了初始的样本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 共有4个因子对应的特征根大于1, 因此应提取相应的4个公因子, 各自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7.245%、18.359%、9.642%、5.830%, 累计贡献率达到91.076%, 说明提出的4个公因子已经包含了解释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采用主成分法计算的因子载荷矩阵可以说明各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 即影响程度。但为了使载荷矩阵中系数向0-1分化, 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四次最大正交旋转,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如表2所示:
通过因子分析共有4个因子作为主因子被提取, 现在需要对这几个公共因子进行命名:
第一个公共因子是一个相对综合性指标, 一是反映在该国实现服务外包的成本, 包括人均住户最终消费支出、非农部门雇员月平均工资、人均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二是反映发展离岸外包国家的人力资源储备情况, 主要包括教育指数、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率 (%) 、第三产业就业率。
第二个公共因子主要反映的是行业规模及基础设施情况, 包括反映各国家离岸服务外包行业规模的指标服务外包出口额和服务外包进口额, 以及反映各国家发展离岸服务外包基础设施情况的指标电话主线 (条/千人) 、国际互联网用户 (千人) 、航空运输客流量或吞吐量 (万人次) 。
公共因子1和公共因子2对最终对象的解释贡献率达到70%以上, 是主要的因子。
第三个公共因子主要反映的是服务外包发展国家的政策环境, 体现当地对开办企业的政策支持和便捷情况, 包括企业开业需要办理手续、企业开业登记注册费占人均GNI的比重、投资者保护指数。其可称做政策支持, 对整体对象解释度为9.984%。
第四个公共因子主要是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总收入, 反映的是服务外包发展国的经济发展活力。发展国际外包不仅对行业经济活力有要求, 对承接国整体经济活力也是有要求的。
由此可以得出评估服务外包承接地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如表3:
表3只是构建评价服务外包国承接离岸外包竞争力的一种视角, 评价指标还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构建。从上表一级指标的权重可知, 政策支持和经济活力对一个国家顺利承接到离岸外包业务固然重要, 但毕竟只是其辅助作用, 真正对吸引离岸外包其核心作用的是离岸外包的经营成本、人力资源状况和行业规模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情况。
从上表可知, 成本节约仍旧就是企业选择服务外包的首要考虑因素, 而人力资源状况重要性也日渐凸显。随着服务外包不断由ITO向KPO发展, 服务外包发包国在选择接包国时越来越重视当地的人力资源状况。中国虽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储备, 但是具备国际化事业和实干能力的高层次人才数量却并不多。由此可知在不断通过政策支持来促进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的同时, 中国要更加注重服务外包人才的培养。同时, 通过激发国内企业从事国际服务贸易意识和能力, 努力的扩大服务进出口规模。
三、城市服务外包竞争力评价
根据计算可得, 各主因子的系数矩阵, 结合各主因子贡献度得出综合评价函数 (Zxi为xi标准化后数据) :
Y=0.297Zx1+0.472Zx2+0.547Zx3+0.537Zx4+0.335Zx5+0.573Z x6-0.440Zx7+0.384Zx8+0.371Zx9+0.484Zx10+0.282Zx11-0.417Zx12-0.496Zx13-0.443Zx14+0.411Zx15+0.356Zx16+0.520Zx17
将标准化后数据带入上述综合评价函数, 得出各国家承接离岸外包竞争力得分情况如表4。
各国家承接离岸外包竞争力得分情况是一个综合性数据, 其考评的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 也不是一个国家的单纯经营成本性指标, 而是一种整体情况。某些国家可能在单项指标上具有显著优势但是其余项目的低水平也有可能致使整体得分较低。
上表得出的结果是按照各个国家离岸外包竞争力由大至小排序的。从数据可知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新加坡得分高于1, 可列为具有显著竞争力国家, 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得分大于0, 可定义为竞争力较显著国家, 墨西哥、巴西、中国、印度、菲律宾得分均低于0, 被称为竞争力不显著国家。
从上述分类可以看出, 目前国际上承接离岸外包竞争力差异较大, 竞争力最强的为美国, 得分为3.732, 而得分最低的菲律宾得分仅为-3.186。同时, 在选取的比较国家中有5个国家的得分均低于0, 为负。
中国承接国际外包的竞争力在14个国家中处于倒数第三的位置, 仅高于菲律宾和印度, 数值为-2.936。说明目前我国承接离岸外包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 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印度目前在国际上离岸服务外包发展较好, 但是计算得分却仅为倒数第二, 这就需要通过进一步了解各个国家在影响其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竞争力各因子得分具体情况, 来分析导致低竞争力的真实原因。因此, 表5将根据表3构建的指标体系计算出各二级指标的得分。
根据前面计算的综合评价函数, 计算得出各二级指标得分情况如表5。
四、总结
从上述分析可知, 目前我国整体的离外包竞争力还不是很强, 政府要想提升承接离岸外包的国际竞争力可以从一下几方面着手:提升离岸外包人力资源储备的数量和质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应充分发挥我国丰富人力资源优势, 从服务外包角度出发,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服务行业人员, 扩充我国离岸外包人力资源储备的数量和质量。同时, 虽然政府目前我国政府对服务外包相当重视, 在近几年政府投入不少资金、也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来扶持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 但是具体资金、政策落实情况却缺乏相应监督。因此, 应建立相应的监督体系, 来监督资金政策落实情况, 确保资金政策真正为促进服务外包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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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离岸市场 篇7
2015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发表了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强调二十国集团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改革创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用包容的心态与诚意推进和相关国家与地区的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共同打造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这与峰会的主题“共同行动以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是完全一致的。新疆在一带一路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带一路贯彻实施后,新疆是一带一路的中枢,从内地发往新疆的货物经过新疆、继而与中亚相连到达欧洲,实现真正的互联互通。新疆正面临大好机遇,“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向新疆转移,推动西部自贸区建设,从而形成区域性的工业加工体系。
二、发展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
(一)发展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往不断增强,经济开放程度与国际影响力逐年提升,我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开放新疆口岸,大大增强了我国对周边地区的经济福射能力。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币流通量急速上升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形成了对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客观需要。在历史上,新疆处在东西方贸易集散和文化交流的核心区,与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崛起,将新疆建成中亚地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成为大势所趋,从而决定了新疆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理想选择。
1.满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需求。人民币国际化指人民币走出国门,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在国际市场上行使货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世界货币等职能的过程。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我国与西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在经贸活动的推动下,需要人民币行使流通手段、支付工具甚至是世界货币的职能。但目前国际市场上人民币投资工具和风险规避渠道少,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度低,对资本账户实行严格的管制等严重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
2.为人民币扩大在丝路沿线国家的流通提供服务。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连接中亚、南亚和西亚的必经之地。2010年,国家批准新疆为第二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省区,还获得了全国第一个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资格。据乌鲁木齐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至4月,新疆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19.2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1%。其中,出口277.4亿元,同比增长17.9%;进口41.7亿元,同比增长12.3%。随着与周边贸易往来关系愈加密切,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就变得十分重要。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货币流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为人民币扩大在丝路沿线国家的流通提供很好的服务。
(二)一代一路背景下发展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积极意义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中部,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5700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邻国最多、陆地边境线最长的省区,这使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最直接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一代一路的建设有助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助于国家对外进一步开放,有助于丝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共享经济发展盛宴。
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发展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能更好的节约企业融资成本,拓宽新疆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理念创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新疆地区及其他丝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作为全国首个“境内关外”的跨境人民币创新金融业务试验区,正在从国际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中融入低成本人民币资金。在试营业期间,仅建设银行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支行就吸收了境外人民币存款2700万元。
三、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现状
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实质是离岸人民币金融创新业务,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初具规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的批复》(银办函〔2013〕420号),在试点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的开展,其实质是离岸人民币金融创新业务的开展。
在霍尔果斯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除了有中哈两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还有税收、外汇、交通、金融等领域的优惠政策。根据中哈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活动管理的协定,明确了霍尔果斯合作中心独特的“境内关外”的离岸地位,各国的货物和车辆可以在合作中心内自由流动,享受免征关税、退税、及进口增值税的待遇;根据银监会、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关于金融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意见》,鼓励在开发区内进行金融创新。
2013年,霍尔果斯获批试点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使霍尔果斯成为中国首个“边境之内、海关之外”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业务试点区。优惠的金融政策是霍尔果斯成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重要原因。2014年11月8日上午在乌鲁木齐举办的“中国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中心建设高层研讨会”上,新疆第一次提出建设中亚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霍尔果斯作为“离岸人民币试点金融港”推动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喀什、伊犁等地为次中心的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形成。
四、发展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路径选择
路径选择可以借鉴香港、伦敦等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的成功经验来推进霍尔果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采取先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发展的路径。借鉴天津人民币离岸市场实行的在岸账户与离岸账户分离的管理模式,对离岸业务实行单独核算、单独设账,使在岸业务与离岸业务严格分离,这样不仅可以分别监管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还可以防止国内金融市场被国际金融市场明显的冲击;借鉴上海、深圳等地的成功经验,先从传统的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种类开始,从而降低人民币离岸业务的风险,维护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借鉴珠海横琴的规划设计对新疆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长远规划,增加离岸金融市场要素,扩大市场级别体量。同时,借助与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互动,发展霍尔果斯人民币离岸市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扩大与中西亚国家的贸易投融资规模,加快霍尔果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等简单的离岸贸易市场运作机制逐步完善后,再扩大到离岸保险、证券等金融投资业务,从而形成完整健全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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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标价黄金市场 篇8
2011年10月17日, 酝酿已久的离岸人民币标价黄金市场在香港正式设立, 首个交易日成交额即突破1亿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说, 该交易平台将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地位, 并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理事长张熙德对首个交易日的成交状况表示满意。交易所首批指定了27家参与商作为“人民币公斤条黄金”代理商, 机构或个人投资者通过这些代理商开设账户后, 即可进场交易。投资者入场交易可以选择人民币黄金合约或者实金交割作为最终结算方法, 以规避价格风险。此外, 为维持市场交易的基本流通量, 该交易平台还设立了流通量提供商制度。据悉, 该贸易场曾在5月试行推出“人民币公斤条黄金”交易产品, 并在过去几个月进行了多次模拟交易测试。
香港浸会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庆年表示, 香港设立中国大陆以外的首个人民币黄金交易平台, 为进入香港的大量人民币存款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有助于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的功能。并且, 全球货币市场的动荡导致黄金需求走强, 此时在离岸市场中引入人民币的黄金定价机制也将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离岸市场人民币资产有望加速增长 篇9
我们预计到2012年底,香港的人民币资产规模有潜力从2010年底的水平增长10倍到7000亿元;人民币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会将明显提升;受益于此,香港银行的人民幣业务净息差可以从目前的20个基点上升4倍到80个基点。
支持以上预测的理由有以下五个方面:
人民币FDI政策将产生的效应
目前香港人民币债券和贷款的主要发展的一个瓶颈是缺乏与内地市场的“循环机制”。在港进行人民币融资并汇回境内使用,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特别审批。如银行和财政部的融资需要国务院批准;麦当劳、联合利华、合和基建以及卡特比勒等跨国公司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汇回内地使用,需要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和外管局的个案审批。
目前,决策层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和制定人民币FDI的政策”(中国证券报2011 年4月11日)。201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新疆跨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暂行办法》,允许以人民币对境内直接投资在新疆试点。这个政策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民币FDI就会有一个更加标准化、透明化的审批机制。这个变化将对跨国公司的融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最近对44家在华经营的跨国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政府放开人民币FDI,你的公司是否会对在香港进行人民币筹资并汇入大陆使用这种方式感兴趣?结果令人吃惊,高达6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感兴趣。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与境内人民币相比,在港人民币的融资成本更低;其二,虽然香港人民币融资的成本并没有明显低于美元或港币的融资成本,跨国公司仍会对人民币融资感兴趣,因为他们的经营目标并非外汇套利,而是希望通过此举减少未来人民币现金流所面临的外汇风险错配。
目前每年约有500亿美元的FDI通过香港投资到内地,即使保守假设其中的20%为人民币FDI所取代,未来两年人民币FDI的总规模也会达到200亿美元(约1300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由人民币FDI创造的人民币贷款和债券需求将大幅增长。
在保证FDI的真实性的前提下,人民币FDI替代外币FDI并不额外增加国内的货币供应量格和央行的对冲压力。对这一点,笔者曾在另文有专门论述 (见“马骏: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对境内货币与金融的影响”)。
外资企业还可以将其内地的房地产和基建等产生稳定现金流收入的项目证券化,在离岸市场上发行人民币房地产信托(REITS)、股票和固定收益产品。最近在港发行的110亿元人民币的汇贤房地产信托(REITS)就属这一模式。我们估计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房地产和基建类项目的存量约为2000亿美元,如果其中10%的资产在离岸市场进行证券化融资,其创造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将达到1300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的境外第三方使用
从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经验看,境外第三方使用(即境外机构发行债券募集美元或日元,然后转换币种并在第三国使用)是非常重要的资产需求。德意志银行债券研究人员估计,在总规模为2.5万亿美元的欧洲美元债券市场上,约有30%的债券是由非美国的公司发行,他们筹集的美元经过Cross Currency Swap (交叉货币掉期) 转换为欧元等币种,在美元境外使用,目前总规模约为7500亿美元,约占美国GDP的6%。而在欧洲日元债券市场和武士债券市场上,境外第三方的发行和使用的规模估计也达到2000亿美元,占日本GDP的5%。如果将离岸市场上为第三方使用的贷款也考虑进去,第三方使用的美元和日元的总量还会大得多。
假设五年内境外第三方对人民币债券和贷款的需求量达到中国GDP的1%的水平,其总规模就将达6000亿元人民币。短期来看,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等通胀和利率水平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许多企业最有可能成为人民币债券和贷款的第三方需求者,因为即使加上每年2%的汇率和利率的风险对冲成本,在离岸市场上人民币的融资成本也比其本币融资或在美元市场上融资更有吸引力。
此外,来自OECD国家的高收益债券发行者对离岸人民币也有一定需求。中长期来看,如果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OECD国家的高评级债券发行者也会逐渐对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产生兴趣。
人民币贸易融资将保持稳步增长
目前离岸市场的人民币贸易信贷余额规模估计只有几十亿元,其增长主要受到几方面因素的限制:境外企业对人民币贸易融资产品缺乏认识;中国国内出口企业没有要求对方支付人民币;人民币升值预期等。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开始从一些谈判能力较强的中国出口企业着手,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估计能逐步改善人民币贸易结算“进口一边倒”的状况。我们预计未来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逐渐减弱,境外人民币贸易融资的需求将会上升;此外,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在海外承建工程项目的增多,也将推动相关人民币结算需求的增长。
内地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由于内地机构(包括财政部、银行和企业)在香港的人民币融资汇回境内使用,会对国内的货币供应会产生影响(见“马骏: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境内货币与金融的影响”一文),因此估计监管机构对此类项目的审批会保持审慎态度。我们预计未来两年,此类债券余额会从目前的400亿元左右增长到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但中长期看其增长速度不会过快。
香港银行在内地银行间市场的投资
2010年7月至今,估计已有约20家香港的参加行获准参与内地银行间市场投资并得到相关额度。此外,我们预计中资投资机构在香港募集资金投资到内地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小QFII项目也在起步。估计这两个人民币回流的渠道在两年内可以达几百亿人民币的规模,但考虑到它们对国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影响,这些渠道在的人民币回流创造增长速度不会太快。
国际离岸市场 篇10
一、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情况及现实意义
2002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停止了中资银行所有离岸金融业务后, 首次批准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全面恢复离岸业务。2009年, 深圳发展银行海口分行获得深圳发展银行总行授予的离岸业务推介行资格, 其权限仅限于:只涉及客户服务和业务信息审查、业务信息录入及客户维护管理等部分, 不涉及会计账务。所有离岸会计账务仍集中在深圳发展银行总行离岸业务中心, 会计凭证原件、开户资料、授信业务资料和其他所有业务单据原件集中在深圳发展银行总行离岸业务中心保管。2002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 交通银行离岸部通过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向在海南的非居民推介离岸金融业务, 但业务处理都集中在交通银行总行处理。南洋商业银行海口分行采用“国内接单, 境外处理”的方式, 通过其内部电子系统为在海南的非居民提供离岸金融服务。2012年, 海南金融离岸业务试逐渐获批。2012年8月, 中国银行已经布局海南, 即将设立中国银行离岸业务部。调查发现, 目前在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机构只有3家商业银行, 而且其所开展的离岸金融业务不是完整的离岸金融业务, 仅仅是为其总行离岸金融业务在海南做推介。
海南创建离岸金融市场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符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海南以战略的思维、前瞻的眼光、开发的姿态明确努力创建服务贸易型离岸金融中心, 形成功能完善、配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金融产业集群, 构建海南离岸金融示范中心, 将符合中国打造战略利益的国际离岸金融中心的实际要求。
其二, 成为境外企业发展的重要支点, 推动国际旅游岛建设。海南创建离岸金融市场, 可以吸引国际大银行、保险、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落户海南集群布局, 形成集聚效应, 而且将为海南带来税收、银行利润;锻炼和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素质的国际金融、会计师业务人才, 不断活跃本地的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等, 这些有利条件将不断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进程。
其三, 提升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随着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结算业务推进, 留存境外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大幅扩张, 在境内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 同时以此作为窗口, 可以对非居民所持人民币资产规模、交易活动进行监测统计, 为内地利率、汇率形成提供一个参照系。
其四, 便利企业国际化经营, 实现“走出去”战略。企业与当地银行业务往来不多, 难以就近得到银行授信, 利用其国内企业与国内银行的业务关系, 通过“内保外贷”等多项离岸金融产品, 可有效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 并进一步将企业推向国际性市场。同时, 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地区性总部需要便利的国际金融服务, 集中管理境外成员的外汇资金和投融资业务, 离岸金融市场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推动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
其一, 政治环境稳定, 发展时机良好。在全球范围来看, 我国政治经济较为稳定, 外资企业愿意到政局稳定的国家进行投融资活动, 这为设立离岸金融市场, 为向国际资金提供服务提供了支持。同时, 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且积极探索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 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同时, 经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 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宏观经济环境良好, 为离岸金融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和生存条件。
其二, 自然环境优越, 旅游资源丰富。海南地处北纬18-20°, 是一个岛屿城市, 以自然农业为主, 空气质量和生活舒适度极佳, 具有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先天条件, 对各国金融人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外, 海南允许芬兰、丹麦、挪威、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26个国家入境免签。由于免签证, 来海南旅游的人数不断增加, 截止2011年底, 海南省接待免签证的26国游客已占到全部海外游客的60%以上。众多的境外旅游人员, 将成为在海南开办离岸国际金融业务的重要客户来源。
其三, 得天独厚的经济交通要塞。海南毗邻广东、港澳台, 服务于珠三角市场, 又是中国沟通东南亚的重要桥梁。珠三角地区主要以出口加工业为主, 出口企业以中小型为主, 迫切需要解决融资问题, 而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可以使人民币迅速的回流, 解决信贷问题;港澳台是发达的经济体, 也是祖国大陆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海南成立离岸金融中心, 办理人民币自由兑换、结算业务, 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增强两个经济体的紧密联合性, 不论对于大陆, 还是港澳台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东盟与中国之间经贸等领域联系的不断深入, 东南亚地区自贸区经济发展战略将是以后国家重点开发的一片领域, 离岸金融中心的建设能够促进人民币参与国际资本流动。
其四, 具备较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海南经济特区开办境内外汇业务已有多年, 有先进的设备和高素质的外汇专业人才, 且在金融机构管理部门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不乏有高学位 (博士后、博士、硕士) 、高职称、留学归国的人员, 占有高比例的高素质专业人才, 这就为海南创建离岸金融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制约海南创建离岸金融市场的不利因素
其一, 税收优惠政策缺失。纵观日本、新加坡等政策推动型离岸金融市场, 其建立初始阶段均以优惠的税收政策和相对宽松的管制来吸引离岸业务和离岸资金。我国目前还未制定针对离岸业务及离岸金融的税收法规, 各地离岸金融业务税收优惠也各自为政, 使发展离岸金融业务, 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无法可依。
其二, 客户资源稀缺。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需要当地具有一定规模的跨国企业和离岸公司办理离岸业务, 而海南经济总量偏小, 外向型经济实体不多, 中、外资金融机构难以拓展与国际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离岸金融业务。调查发现, 在海南开展离岸金融推介业务最好的是海口深发行, 但截至2010年1月31日, 该行仅仅只开发了45个离岸客户, 离岸业务结算量, 2007年0.58亿美元、2008年1.27亿美元、2009年2.20亿美元。
其三, 业务宣传渠道有限。成熟的离岸金融市场, 均有相对完善离岸中介服务机构, 为企业提供相关法律、会计、审计等咨询服务, 以及办理离岸公司注册、开户等一系列相关手续, 推进当地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目前, 海南省缺失相关离岸业务中介服务机构, 使得省内银行分支机构很难接触和引进境外机构来琼开办离岸账户。部分岛内进出口企业由于不熟悉离岸业务, 开办离岸账户的不多, 银行离岸业务开展只能依赖于银行自身及银行客户间的相互交流, 不利于离岸金融的健康发展。
其四, 受到国家外汇政策约束。《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资金往来规定, 汇入行应当按照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规定和出口收汇核销管理规定, 严格审查有效商业单据和有效凭证, 并且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办法》进行申报。该项规定限制了庞大的离岸资金进入国内在岸市场为我所用, 离岸资金主要服务于非居民, 减弱了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离岸业务对非居民的吸引力, 同时也导致了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积极性不高。
四、海南创建离岸金融市场的几点对策及建议
第一, 大力申请中央赋予政策配套支持。建议国家相关监管部门批准有条件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海南省分行在琼开办离岸金融业务, 借鉴国际离岸金融中心通行做法, 划定一定范围区域先行先试, 同时加强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企业间的联系, 形成金融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模式。
第二, 完善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配套措施。税收优惠是离岸金融市场普遍采用的方式, 因此应抓紧制定与整个国家税法体系衔接的离岸税收法规并降低外资银行准入门槛, 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和投融资环境。从省内实际出发, 包括从制定诸如要求减免或完全豁免利息预扣税、所得税、地方税和印花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及实施细则、提供优惠地价、推动金融机制创新、央行在海南的特殊货币政策等诸方面入手, 尽快建立一整套规范和完善离岸金融健康运转的运行规则并以法律框架固定下来, 多渠道快速募集建设资金, 促使海南金融市场逐步开放。
第三, 严格采取内外分离模式。在离岸金融业务经营模式上要采取内外分离型模式, 严格内外业务分离, 构建严密的防火墙。即开展离岸业务的经办行设立离岸业务部, 专门经营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部实行单独设账、单独核算、行内并表的营运管理模式;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严格区分, 离岸金融业务开户、存款、贷款等业务对象均为非居民。确保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有一道严密的防火墙, 离岸发放的贷款和投资必须同时由离岸业务进行融资, 严格禁止在岸的资金违规为离岸业务融资。
第四, 引进或组建专业的离岸中介咨询服务机构。借助国内外专业的离岸中介咨询服务公司的信息优势, 推荐国外非居民企业和个人来琼开办离岸金融业务, 增加银行的离岸服务对象;同时通过专业的中介咨询服务公司提供一系列相关的法律、税务等咨询服务及企业注册服务, 帮助境内外企业在境外或在海南离岸金融管辖区注册离岸公司, 吸引这些离岸公司来琼开立离岸账户, 以此带动海南离岸金融业务发展。
第五, 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双管齐下”。在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初始阶段, 应当采取谨慎性原则, 确定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业务拓展思路与对策, 包括我国经济金融与世界经济金融的接轨, 对离岸金融的合理、有效和符合国际惯例的监督与管理。经验证实, 对金融机构保持严格高标准的监管, 与创建更加具有活力、创新机制的金融体系并不矛盾, 稳健的金融体系可以为金融自由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摘要:本文通过调查离岸金融业务在海南的开展情况, 结合当前海南发展的经济金融环境, 指出在海南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创建离岸金融市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结在海南发展离岸金融业务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不断探索创建海南离岸金融市场的有效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海南,离岸金融市场,对策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 (2009) 44号) [R].2009.[1]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 (国 (2009) 44号) [R].2009.
[2]王小明, 吴帆.对海南构建离岸金融市场的思考[J].财经视点, 2011, (03) :157.[2]王小明, 吴帆.对海南构建离岸金融市场的思考[J].财经视点, 2011, (03) :157.
[3]史薇.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问题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 1999, (05) :53-57.[3]史薇.发展我国离岸金融市场问题探讨[J].国际金融研究, 1999, (05) :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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