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增权论文（共7篇）
社区增权论文 篇1
一、前言
社区、社区旅游、社区参与在国外的相关研究已经成熟。近年来, 这些概念和相关理论不断地被引入到我国并进行研究, 但由于中西方之间社区参与旅游的“社会意义”和“利益点”不同, 结果存在差异。在我国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 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 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因此, 社区増权作为一种概念提出并进入实质性的研究。
二、社区、社区旅游、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
社区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一般认为, 社区这个概念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在1887年出版的《Gemeinschaftund Geseuschaft》《Community and Society》中最早提出的。目前, 比较统一的看法是, 社区指的是一定地域范围内, 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有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们的活动区域。社区必须有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进行共同生活的人群;必须有一定的地域条件;要有一定的生活服务设施;要有自己特有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社区既具有诸如地缘、友谊、亲情、认同、共生互助等传统内涵;也包括磨合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处理公共事务的运作模式、确立适合本地域生活方式等现代含义。
社区旅游是指从社区的角度考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 以社区的互动理论指导旅游区的总体规划和布局, 通过优化旅游社区的结构提高旅游流的效率, 谋求旅游业及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和最优化。从这一认识来看, 社区旅游当中的社区界定就较为明确, 即参与旅游的社区。
社区参与是近年来乡村生态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在旅游的决策、开发、规划、管理、监督等旅游发展过程中, 充分考虑社区的意见和需要, 并将其作为开发主体和参与主体, 以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社区旅游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并在此后的国内外旅游研究和旅游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 “社区参与只不过是象征性的, 旅游继续被开发商、政府所控制而不是社区利益所控制”, “这种参与只不过是一种对公共关系的虚饰。它仅只允许当地社区对即将实施的规划、计划、建议和发展在很小的范围内做出反应” (Macbeth, 1996) 。诚然, 社区参与的理论不足和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 使得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转而分析其原因和问题的所在, 继而一部分学者转向对社区増权进行研究。
三、社区増权研究进展
(一) 社区増权概念的提出
增权理论 (Empowerment Theory) , 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1976年, 美国学者巴巴拉·所罗门 (Barbara Solomon) 出版了名为《黑人增权:被压迫社区的社会工作 (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的先驱著作, 从种族的议题率先提出了“增强权能 (Empowerment) ”这个概念。
1999年, 斯彻文思 (Scheyvens) 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
2003年, 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 (Sofield, 2003) 在《增权与旅游可持续发展 (empowerment for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一书中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
左冰、保继刚 (2008) 年认为:增权 (empowerment) , 是由权力 (power) 、无权 (powerlessness) 、去权 (disempowerment) 以及增权 (empowering) 等核心概念建构起来的, 其中, 权力或权能 (power) 是增权理论的基础概念, 增权是整个增权理论体系及其工作实践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 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 其终目的是指向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
(二) 国外研究进展
自1985年墨菲 (Murphy, 1985) 正式提出“社区导向的旅游规划 (communitydriven tourism planning) ”或“基于社区 (community-based) 的规划”方法以来, 社区参与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旅游发展研究中。
阿克马 (Akama J, 1996) 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
1999年, 斯彻文思 (Scheyvens) 正式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研究中。他明确指出, 旅游增权的受体应当是目的地社区, 并提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四个维度在内的社区旅游增权框架, 是目前较成熟的理论成果。
(三)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学者王宁 (2006) 率先展开了对増权理论的研究。目前,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分析和研究, 以及把増权理论应用于具体的领域分析。对中国期刊网应用主题词社区増权进行搜索, 共查到六篇相关文章, 只有两篇具体谈到了旅游増权。其中, 左冰、保继刚 (2008) 具体分析了西方旅游増权的具体理论研究。他们指出:由于社区参与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不足, 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在他们的文章当中, 提出了増权理论的概念及方法。认为:增权是通过个体、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共同实现的。与之相对应的分别是个人增权 (personal empowerment) 、行政性增权 (empowerment through administration) 和政策性增权 (empowering through policy) 三种形式。旅游增权首先必须聚焦于发展居民个人的权力感和自我效能感, 即个人增权应先于社区增权。只有稳定的个人权利得到足够保护, 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才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和限制。同时指出:西方的旅游増权主要集中在信息増权和教育増权两个方面, 我国学者王宁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制度増权的必要性。
保继刚、孙九霞 (2008) 从实证情况下讨论了云南迪庆州德钦县云岭乡的雨崩村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 社区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心理增权和部分政治增权的案例。但从整篇文章分析, 社区増权在该地区还未真正落到实处。
(四) 我国社区增权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国外和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所以, 社区増权问题的研究要在借鉴已有的理论成果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 立足我国的国情, 进一步地研究和分析。
1、我国政府在旅游的发展当中起着主导作用。作为旅游发展规划, 一般由当地政府结合规划单位, 再由开发商进行开发、运营。旅游产品的最终形式是政治家、社区和商业伙伴之间权力互动和合作程度的展示。与政府的强制力和开发商的资本力量相比, 社区居民更多的是处于弱势地位而非平等的协商者。加之在我国旅游开发中, 一开始就面临着资源所有权问题的约束。旅游资源所在地往往是当地居民世代从事生产、生活和栖息的地方。虽然我国法律规定资源国有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但“集体”究竟是什么含义不甚明确, 哪种实体可以行使土地集体所有权也模糊不清。这种模糊状态导致了权利真空现象, 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谁拥有土地及其资源, 因而当地居民也就不知道可以凭借什么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2、我国当前社区建设面临着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缺乏组织性、社区活动流于形式以及社区归属感淡薄等问题。社区居民在思维上的主体性以及在实践中的参与性都还不够。除了对社区进行教育増权和信息増权外, 我国学者王宁提出了制度増权。在理论上似乎能够确保社区的能力建设, 但在实际的应用和操作中, 往往事与愿违。特别是在我国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社区开发了旅游, 促进了当地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 按理他们在能力建设上的培养应该逐步得到加强。但是, 根据调查和相关文献的了解, 这些地区往往陷入了一个“既然通过旅游能够挣到钱, 我们就去搞旅游;通过旅游挣了钱, 有了钱, 我们又何必去学习, 去接受教育?”的怪圈。这并不是教育和信息乃至制度的问题, 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民素质的问题, 社区能力建设必须顺势而上。
3、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由于我国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民主化进程、旅游发展阶段等的不同, 在我国开展社区増权问题的研究, 要比西方社区复杂得多。不管是对社区参与还是社区增权问题的研究, 都必须关注我国的国情。
摘要：文章沿着“社区-社区旅游-社区参与-社区增权”这样一条主线, 论述了社区增权产生背景及概念、社区增权的方法等, 并提出我国社区增权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等, 以进一步研究和完善社区增权问题。
关键词：社区,社区参与,社区增权
社区增权论文 篇2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增权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4-0110-02
引言
近年来，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问题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直接关系到农民工群体的切身权益保障、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甚至和谐社会的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由过去相互分割、相互隔绝的刚性二元结构逐渐转变成为允许城乡间部分流动的刚性、弹性兼而有之的二元社会结构。伴随着这种转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民工潮。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为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在城市生活融入方面却面临着被污名化、标签化以及失权的严重问题。
面对以上亟待解决的困境和难题，本文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即增权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度研究，在社会工作的增权理论架构下，将农民工群体视为受助者，着重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中出现的无力感、无权及失权现象，激发农民工群体的内生力量，建立此弱势群体与强资源之间的互动联系，以促进其权能发挥，达到增权目的。
一、现状与问题：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中的失权表现
失权是指失权者缺乏能力和资源的客观状况和主观感受。当个人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权时，他们容易把这种感觉内化，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从增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失权表现主要来自三方面，个人认知与能力方面的失权、人际互动方面的失权和政治层次的失权。
（一）个人认知层面的过度贬损，缺乏自信和自助意识，抑制了个人权能的有效发挥
就农民工而言，其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都感到不适应，没有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产生消极认知，无力感与疏离感凸显，自我贬低、自我污名、自我否定现象屡见不鲜，再加上制度阻碍、社会歧视现象的存在，使他们备受排挤，进一步加深了其负向认知，这些共同导致农民工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改变当前的生活状况。囿于劳动技能匮乏，长期从事低层次的劳务工作，低收入少保障的状况加深了其自我贬损、自我矮化的认知。
（二）人际网络互动中的负向效应凸显，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系统
农民工的人际网路可分为身份网络、工作网络与价值网络。首先，边缘化的身份，限制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及社区的有效互动。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但是职业的转变并没有带来身份地位的变更，这就导致其生活现状与城市居民格格不入，再加上户籍制度的限制等原因，造成了农民工身份的边缘化。边缘化的身份与隔离化的生活导致农民工无法与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频繁互动，缺少公共生活的空间。他们的交往对象仍然局限于有血缘或业缘的同质群体，缺乏交流互动的现状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和僵化的身份定位。
其次，工作网络呈现非正式支持网络的特点，缺少正式支持网络。农民工进入城市寻找工作的途径大多数是通过自己、家人、亲戚或朋友等这些亲缘或地缘网络寻找帮助的，而本地城市政府部门和劳动中介机构的作用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对农民工的支持力度不够，只提供一些表面性上的帮助，并没有将帮助农民工找寻合适的工作作为其帮扶指标之一。正式支持网络的缺失，使农民工缺乏利益表达和权益维护的渠道与载体，在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式组织的力量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再次，价值网络断层增加了农民工与城市公民的社会距离。农民工与城市公民的价值观追求不同，造成了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工作取向诸多方面的不同，进而导致双方互动交流的断层。就现实情况来看，城市公民与农民工之间的价值网络多表现为对立与竞争两种维度。从竞争维度来看，农民工对低层次工作的认同感比较强，受教育水平、技术手段等条件限制，往往只能从事低层次工作，从而挤占了城市居民部分工作资源，与其产生竞争，加剧了部分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从对立维度来看，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产生价值冲突，如社会保障领域，城市居民不愿农民工挤占资源，在政治生活活动中，城市居民也不愿农民工过多参与其社会生活。
（三）政治参与与制度环境的控制与束缚，缺乏公民主体意识
一方面，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形成了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强大制度性阻力。就我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说，国家为城镇户口居民提供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优越待遇，而农民工是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城镇居民通过单位享受伤残、医疗、生育、养老等各个项目的社会保险，甚至享有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物价补贴、免费的社会服务等各种福利待遇，农民工虽然与城市居民生活在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单位，但他们享受不到相关的福利与服务。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缺乏公民主体意识。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但他们普遍对自身权利认知缺乏，没有从心理上意识到社会参与的必要性。话语权、政治权不均等的现象凸显，加之农民工社会参与的渠道不畅通、不完善，从客观上限制了其参与的积极性，这也从侧面打压了其主体意识的培养。
二、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的增权策略
（一）纠正错误认知，激发内生意识，激励个体权能有效发挥
个体层面的增权是改善农民工城市生活融入问题的内在动力，其本质在于帮助农民工发现自身能力，使其逐步掌握控制自身生活的能力与融入城市生活的能力，其关键在于激发个体的自尊、自信、自主意识。社会工作者在操作介入过程中，可以采取个案工作的方法，运用不同的工作模式，针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引导，纠正其认知偏差、心理偏差、行为偏差，帮助其认识到对城市社会生活所做的贡献，并使其坚信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劳动者最光荣。
（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交流与互动
首先，打破身份隔阂，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与社区的有效互动。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开展小组工作或社区工作的方式，使城市居民也参与进来，在活动中加深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了解，促进互动、沟通与合作，改善双方关系，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偏见和污名化，弥合城市居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其次，加强工作网络中正式支持网络的比重，促进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互补效应。其一，政府应发挥主导支持作用，畅通农民工就业渠道。一方面，政府应该依靠其威信，借助媒体力量，宣传农民工正面形象，消除城市居民对其的刻板印象，为其顺利就业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政府应为农民工提供畅通的就业信息渠道和信息平台，使农民工摆脱初级社会网络的限制，实现获取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其二，发挥社区的中介纽带作用，构建服务中心，加强个体初步培训。发动社区和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力量，鼓励和引导志愿组织参与为农民工服务，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法律咨询和社会援助等。其三，加强企业专业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系统，完善其保障措施。企业应将农民工纳入保障体系，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其四，强化民间组织与社会团体的支持。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应发挥自主性，为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全方位的服务，借助其非营利性、志愿性等优势，结合农民工自身特点，提供心理咨询、就业辅导、权益维护与保障等工作。再次，弥合价值网络断层，缩短城市公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从本质上说，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价值网络断层的根本途径，就目前来说，可从价值网络的四个维度入手，逐步将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对立、竞争状况调整为融合状况。
（三）扩大社会参与渠道，增强农民工的政治话语权
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从客观来说，政府应为农民工提供畅通的社会参与渠道、多类型的诉求表达途径以及完善的利益保障措施。社会工作者可以采取小组工作或社区工作的方法，对农民工进行专业的指导，鼓励农民工采取合法、温和的方式，积极表达自身诉求，争取合理合法的权利，用自己的能力改善自身处境。比如，社会工作者可以以社区为平台，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将社区内的农民工纳入到组织中来，指导他们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改变原来那种“原子化”的状态，以形成影响社会政策的整体合力，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
三、结论与反思
农民工作为被标签化、污名化的弱势群体，在融入城市生活中面临巨大的阻力，在增权理论的架构下，我们发现农民工在个人层次、人际层次、政治层次的失权现象都有所凸显，在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外在推力作用下，提升农民工的内生意识，挖掘其各方面潜能，才是从本质上促进其融入城市生活的自助性措施，这也是社会工作者介入工作的最高目标。因此，纠正农民工的错误认知，激发其内生意识和主体意识，激励个人权能有效发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交流与互动是在人际层面帮助农民工增权的重要策略；完善社会参与渠道，增强农民工的政治话语权是进一步帮助农民工增权的长期努力方向。总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融入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公正，社会福祉的增进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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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农村社区增权的理论探讨 篇3
一、社区增权理论的内涵
增权理论 (Empowerment Theory) , 又译为赋权、充权、激发权能理论等, 首先出现在美国黑人权利运动中, 并于20世纪60年代被其它少数民族和妇女权利运动组织所采纳, 用于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力以及参与性。《韦氏大字典》将Empower定义为:授予权威或法律权力;使有能力;帮助自我实现或增强影响。目前, 增权理论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 由于学科研究内容不同, 不同的学科对于增权 (Empowerment) 的定义是不同的。如企业管理学将增权定义为权力和决策过程从高级主管转移到基层工人 (Jones, Davies 1991) ;政治科学将增权定义为权力被外力剥离后, 群体间或社区之间或国家间权力再分配过程 (Boldt 1993;Lijphart 1995) ;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 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 其最终目的是获取权力的社会行动及其导致的社会改变的结果 (Zimmeman, 1990) 。通过以上定义, 可以得出增权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一个可以给予的东西, 增权过程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增权最核心的含义不是外在的给予或允许, 而是对内在的能力的确认和自立自强的行动。[6]
二、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困境
1.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改革开放以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公社制, 个人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粮食平均产量迅速上升。但是, 随着这一体制潜力消耗殆尽, 农业发展问题开始凸现, 机械化和科技化程度较低。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新问题的出现, 农村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极为低下。因此, 在经济理性以及民工进城限制放松的前提下, 农村地区劳动力和资金大量流向城市, 农业投入急剧减少, 老人和小户留守乡村, 农业蜕变成生计农业,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大量抛荒现象;农业经济地位的不断下降, 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 导致农业基础设施普遍老化;同时, 农村消费市场大幅萎缩, 进一步抑止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最终, 在没有外部干预以及缺乏内部体制创新的前提下, 农村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具体见图1所示) 。
2.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农村开发模式失效
根据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我国大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仍处于经济初期阶段, 属于经济起飞前的阶段。但是, 在经济落后、资本和社会精英外流、制度僵化的农村地区, 本地企业家的培育无从谈起, 不具备经济起飞的前提。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这些地区完全依靠系统本身的努力是很难实现起飞的, 外部资本的注入似乎是唯一出路。鉴于这种背景下, 农村地区的招商引资在全国广泛开展。在投资者与基层政府的博弈中, 为了获得投资者的青睐, 基层政府竞相压低身价,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廉价出让更多的资源与权力, 最终投资者控制农村的资源。但是投资者与基层政府、农村居民的目标并不一致,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投资者的天性。因而, 一旦投资者获取对资源的控制权, 便排斥社区参与, 社区净收益甚微乃至出现负值, 区域经济增长严重脱离社区经济发展, 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虚假的繁荣”。同时, 虽然大量的外来投资减轻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 但基层政府与投资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对这种伙伴关系的长期可持续性提出挑战, 最明显的是政府监管权失效, 投资者控制大多数的资源与权力, 在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 (具体如图2所示) 。
3.农村社会控制弱化
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为基础, 而为了维护和达成一定的社会秩序, 则需要一定的社会控制。目前, 我国农村社会控制弱化趋势不断加强, 主要表现在组织控制弱化和文化控制弱化两个方面。在组织控制方面, 随着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的结束、农业税的取消、土地承包期的延长, 农村行政体制的经济基础不断被削弱, 乡村基层的组织控制不断弱化;但与此同时, 农村地区的公民社区组织还尚未形成, 再加上农村地区人口的大量外流, 导致当今农村基层极为松散的组织控制。在文化控制方面, 在组织控制弱化、人口流动、外部文化冲击等影响下, 传统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舆论等约束和规范作用大大降低, 面对当前社会经济形势, 农村居民普遍缺乏社会认同、地域感、归属感、自豪感、荣誉感, 变得对家乡公共问题漠不关心。
三、我国农村社区增权发展模式理论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当前主流的外来资本主导下农村开发模式与社区发展目标相偏离, 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发展模式, 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同时, 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也需要重振农村经济组织, 加强农村地区的社会控制。为此, 我们引入“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理念, 通过政府放权和农村社区居民增权过程, 切实保证社区较高的参与度, 社区居民控制社区的资源与收益, 构建新的经济反馈环, 最终推动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 具体如图3所示。
1.基于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社区建设是当前的最佳选择
“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概念都源于西方国家, 本文所指的“社区增权”是通过提高个人及组织的能力和权利, 以提升社区参与程度, 是基于“社区参与”概念下的衍生物, 故两者需要相似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参与”而言, 该概念源于西方社会的“公众参与”, 与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密切相关。Arnstein (1969) 认为公众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 是公众参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 是公众影响公共决策的过程;针对社区参与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变形, Potts与Harrill (1998) 认为社区参与只能建立在个人拥有公民权的现代公民社会中, 因为只有现代公民社会才具备社区参与所需要的条件——稳固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以及良好的公共参与精神和意识。但是, 我国当前仍处于“大政府、小社会”阶段, 属于行政社会, 离现代民主社会还有距离。然而,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组织传统, 仍然存在较强的文化基础, 故基于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社区建设, 是融合农村基层行政组织与社区组织为一体的村落单元, 符合当前我国的国情与传统。而且, 这一社区组织不仅仅具有经济功能, 而且还具备社会控制功能。
2.我国农村社区增权的重点
本文所述的农村社区是行政社会向民主社会的一种过渡形式, 是社会控制和社会自主博弈的初步结果。但是, 这种农村社区的形成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是我国农村社区增权的重点。
(1) 农村社区的制度增权。
在西方社会中, 并没有制度增权一词。我国学者王宁在系统研究我国消费者增权时, 在总结西方社会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的基础上, 提出制度增权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概念。[7]本文中的制度增权是指政府向基层村落让渡的权力, 推动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发展。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对农村所拥有的土地、矿产、森林、河流等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 将其划为村民集体所有, 而不是全国所有, 并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 防止其它任何利益集团对社区权力的袭夺;农村社区的自主权, 农村社区事务应自行处理, 上级政府不得直接干涉, 上级政府应主要作为监督者, 保证村民自治过程的公开、透明、民主、公平;另外, 制度增权还包括政府给予农村社区在生产、流通、金融、税收、资金等方面的政策扶持, 上述权力由国家颁布的政策、法令、法规等正式制度确定下来。
(2) 农村社区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
根据社区增权的定义, 增权最核心的含义不是外在的给予或允许, 而是对内在的能力的确认和自立自强的行动。而且, 并非一旦给予权力, 社区居民便有能力帮助自己 (Kotze 1987) 。Hawe (1994) 认为增权中能力建设不仅仅是获得新的技巧和知识, 它还包括这些新的观念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中的调整与应用;Escobar (1995) 提出许多地方的研究表明, 正式政策的改变不一定影响有效行使权力的能力。Lachapelle等 (2004) 的研究结果表明, 实施权力的机会基于正式 (法律法规) 和非正式 (社会准则, 行为规范) 的制度, 而真正的增权包括行使权力所需要的技巧和自信等能力, 单一正式制度的改善, 并不能真正实现增权。因此, 政府放权于社区后, 社区自身能力的提升成为增权的关键。故外部的帮助不可避免, 帮助主要来源于政府、NGO、专家学者等, 通过这些外部帮助以及自身能力建设, 实现农村社区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
(3) 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针对社区资源与权力的分配及公平问题, 有学者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社区参与实践中, 权力大多被控制在当地的精英 (elite) 和经常发出“声音”的人的手中, 大多数社区居民是“沉默的”或“无权力的”, 他们的利益通常被忽视;[8][9]Rifkin (2003) 指出制度的可靠性对于社区增权至关重要, 在资源分配决策上没有可靠性机制和透明度, 公平和增权无从谈起。[10]因此, 当权力回归到农村社区之后, 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程度和资源的公平分配变得尤为重要, 而这取决于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 单一的民主选举并不能保证公平性, 这源于选举制度本身的弊病。为此, 还需要强化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推动社区事务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在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 社会精英起重要的领导和带动作用, 因此, 农村社会精英的培育是村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
四、结论
社区增权作为一个定义逐渐取代社区参与, 这种转变在于两概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社区参与突出社区的参与程度, 而社区增权强调社区权力以及能力建设。而事实上, 社区参与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过程, 更是一个政治过程。因此, 社区增权是社区参与的核心, 更加符合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这种环境强调国有产权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缩减、促进个人的福利以及个人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形势而言, 21世纪初期的金融危机所凸现出“内需不足”和“出口依赖”问题的严重性, 而社区增权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理论探索。同时, 在实践中, 我国的农村社区的增权初露端倪, 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1.农村社区增权的首批试点地区
在对社区增权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时, 我国农村社区增权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因而, 需要确定一批试点地区。根据图3所示, 农村社区主要依靠自身的资源和能力, 实现经济的快速起飞, 这需要良好的资源禀赋或优越的区位条件。为此, 我们认为自然资源密集区、农业发达区和城市边缘区是三类发展基础最好的地区;同时, 还要求这些地区资源尚未被外来资本控制, 以确保农村社区增权参与模式有足够的资源基础。
2.公民社会建设需要同步进行
如前文所述, 本文所提出的农村社区增权是通向现代公民社区的一个过渡阶段, 现代公民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 增权应该在公平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 而公平的获得不能完全依靠制度建设, 更要靠公民社会的舆论和监督。为此, 公民社会与社区增权相互促进、相互制约, 故社区增权与公民社会建设需要同步进行。总之, 用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看待当前主流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念, 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不能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错误。例如,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坚持的“效率优先、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需要在发展理念上进行创新。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 只有打破原来的理论与思想束缚, 对旧事物进行大胆的扬弃, 才有可能出现超越。
摘要：本文在解释西方社区增权内涵的基础上, 对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所面临的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农村开发模式失效以及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三个方面的困境进行了系统分析, 提出在我国当前的国情条件下, 农村地区的社区增权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 本文对我国农村社区增权发展模式进行理论分析, 提出基于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的社区建设是当前最佳选择, 农村社区增权的重点应是制度增权、信息增权、教育增权以及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最后,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社区的首批试点地区和发展思路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社区增权,社区参与,农村社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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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增权论文 篇4
一、增权赋能理念与“以人为本”
增权赋能理念来源于社会工作中的增权理论,又称增权扩能、彰权益能等等。增权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改变受到外在社会污名化的团体的界定,并使团体内的成员,重新界定及认识该团体,重拾自信与自尊,并且强调这是一个“减少无权感”的过程,方法是通过发掘“无权的一群”的权力障碍,协助他们消除非直接权力障碍(如自我形象低落、强烈的无助感、宿命观等)的效果与直接权力障碍的运作。在增权赋能理念中,并不是从外界“赋予”案主权力,而是主张通过一系列的引导措施,让案主自觉挖掘或激发自己的潜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增权赋能不仅仅是承认学生(案主)的潜在能力,让学生通过外界影响而实现内省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同时也提倡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不是机械地传授理论和知识,而是多方面地考察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通过积极鼓励和认可,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健康生活,快乐成长。增权赋能理念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为出发点,以人为本,结合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大学生个体特征,强调个人发展潜能,促使个人全面发展的行动理念。
“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念。而增权赋能是在实践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阐发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理念。是在教育过程中注重人内在潜能激发,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理念。两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都注重人的作用,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不同的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分别进行的阐述。“以人为本”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理念和价值原则已得到共识,在理论上有很多探索,但是在实践中,实施这一理念还存在着较大的现实障碍。伴随着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越发缺少实施机制和平台。而增权赋能的理念是在实践基础上建立的,且在微观上直接指导实践。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内,增权赋能提供一种新的实施机制,将“以人为本”落实到微观的实践层面上。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以人为本”是价值理念,增权赋能是行为理念。两者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在不同层面上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施。
二、增权赋能行动理念的运用策略
(一)知识和技巧策略
在知识网络时代,文化多元、价值冲突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特点。也就越需要根据某种标准去做出选择和取舍,而这种标准就是价值观。年轻一代正在经历着在全球文化冲突中的“自我迷失”,这也就需要树立正确而牢固的价值观。全球化时代下社会条件多样化、社会道德淡漠化以及传播途径网络化都让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显得苍白而无力。在潜移默化中传授正确的价值观念,建立科学的理想信念,如何从理论上引导、道德上约束、行为上影响,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这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解决的难题。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把握增权赋能理念就是要打破传统的灌输教育模式。增权赋能理念的知识与技巧策略强调教师的引导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注重教师对学生的积极认可、评价和指点,相信大学生具有自我发展的潜能,教师和学生一起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内容,引导学生仔细思考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问题的内在与外在层面,使之能够辨识宏观层次的结构及其影响,自主探索他们获得价值观、信念与态度的实践方式和技巧,更有利于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二)共同经验确认策略
增权赋能提出共同经验的确认是指在教师带领下,形成学生受教育经验的共通性,从而减低自我谴责,并产生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受与提升。实现共同经验确认策略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过程中秉承平等原则,带领学生产生共同经验。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学校作为教育主体,而学生则为教育客体。为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教育主体支配着教育客体,学校和教师预定教学目标,并通过教育灌输给学生。增权赋能理念则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实施的全过程中去,从教学大纲的制定到教学实施的具体形式,充分反映学生的权利诉求。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形成共同经验,将有助于大学生个体全面发展,让学生了解到个体的经验具有共通性,从而极大地提高自信心,产生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受与意识的提升。
增强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让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仅仅是为了师生关系和谐,更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思想政治教育是师生之间的互动活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是人为赋予的,而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决定的,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育实践过程中以平等的态度看待学生、对待学生,以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把学生道德主体性的培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帮助学生建立起良好的内心道德环境,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的能力,保证学生道德认识、道德状态、道德信念、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全面和谐地发展[1]。
(三)态度、价值观与信念策略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滞后和缺位,影响了教育效果的实现和教育目标的达成。增权赋能所提出态度、价值观与信念策略,就是在权能激发过程中,由自我效能、提升自我行动的自我知觉、自我价值的信念,与个人内在自我控制所构成的一系列方案。这种权能激发既是在接受价值观教育过程中主动发生的一种行为,也是在共同经验确认策略和知识技巧策略运行下的延伸。
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在全球化时代,时代背景发生巨大变化,而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存在着滞后性,如忽视对教育对象的研究,教育目标模糊,教育内容空泛,教育手段落后等,都严重制约着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灵魂。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地域观念、主权原则、文化安全受到挑战,这就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进行创新。全球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呼唤。全球化的发展,许多问题都带有全球整体关联性,产生人类利益和文化上的共同性[2]。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首先就要具备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提升思想水平的教育,只有不断丰富知识,才能愈加清晰地思考。以增权赋能为理念,就是明确知识的积累和思考的必要性,不断充实自身,探索获得价值观、信念与态度的最佳方式。
(四)增权赋能的行为策略———情景创设[3]
所谓情境创设,即设定让人参与的场景,通过个人经历和体验,来实现教育目标。通过营造一个设定好的情景,让受教育者置身其中,感受在此过程中对情感、意志、情绪等等的体验和领悟,这就是情境创设预期所能达到的目标。情境创设在增权赋能理念指引下,提倡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一教育,而是放在整个系统中来考察,并将教育实施过程纳入一定的情景中,把个人行为放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可以并将其分为开放情境、生活情境以及交往情境,结合大学生所处的实际境况,基于他们自身所具备的特点而设定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
开放情境是指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学校环境以及家庭环境。对于大学生来讲,社会环境是典型的开放情境,特别是作为社会环境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风气,都具有开放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学校环境是大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环境,也是日常管理环境,但是随着高校改革的进行,学校逐渐开放,管理日趋民主。而这两者往往又是常常结合起来的,特别是包括扫盲支教、文化扶贫、法律援助、志愿服务、专业培训等内容的社会服务,需要社会和学校双方共同在开放情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崇尚独立、追求自由的大学生,家庭与他们之间日益成为一种简单的经济往来关系,与家庭成员的关系逐渐淡薄,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逐渐淡化,更多地需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方面的推动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生活情境是指公寓化管理大学生所处的居住生活环境。在注重后勤社会化的趋势下,加强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小社区建设,而在这过程中所创造出的小社区是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中情境创设的最好场合。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以咨询者和服务者的身份出现,给学生提供咨询和服务,将以人为本和增权赋能的理念付诸实施。良好的公寓社区文化能够调适和优化大学生的心理环境,有利于大学生的人格完善,形成和谐愉悦的气氛,实现调适功能。健康的公寓社区文化还陶冶大学生的审美情操,有益于形成健康、活泼、开朗、向上的精神风貌,实现德育、美育功能。在小社区中,让学生参与自己生活社区的管理,创建自己的社区文化,在履行自己义务、实行自己权利的过程中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交往情境是指在学生日常交往中的一种处境,主要是学生社团的活动。学生社团的发展为广大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完善能力、加强修养提供了舞台,已经成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拓展德育工作领域的重要载体。通过学生社团的活动,让学生自己在社团实践的行为中认识、接受、领悟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三、增权赋能在思政教育过程中的优势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增权赋能的理念,就是关注大学生自身的个性,激发个体活力,善于教育、引导、尊重以及理解大学生,同时尊重他们的权利、维护他们的利益,积极促进他们的自我发展,并在其面对价值观冲突和认知困惑时,给予信任和支持,鼓励其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内省实现自我发展;并且强调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注重教师在教育过程的引导作用,就是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借助丰富的知识和多样的教育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为学生自身更好地发展提供支持。全球化在拓展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主观意识的多样性。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就希望通过自身人格的完善来实现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也就需要一种个性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构建,实现个人的复归,让富有个性的人更好地发展自身适应社会改造社会。社会要发展,必须要以人为本,着眼于个体发展,倡导在个人发展的实践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而这些都可以维系于增权赋能,以增权赋能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教师以其地位、身份及法律法规所赋予的权利,对学生进行管理。在学生心目中,教师是严格的校规执行者,严肃的知识传道者,严厉的行为规范者。教师所拥有的权利并不来自于教师自身所具备的内容,而是外界赋予的,对于学生来讲,教师只是一个有关规定的执行者。教师无权决定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内容选择、形式创新等,都只能遵照规定执行,遏制了教师个性发展,阻碍了教育效果的提高。若在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基础上以“以人为本”作为价值理念,增权赋能作为行动理念,能够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形式,一方面注重教师自身能力提高,让其在个人品德、人格魅力、学术威望、教育技巧等方面不断提升,增加教师内在涵养和对学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给予教师教学自主权,在达成教育目标的前提下,创新教育形式,增加学习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激情。
学生在以往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往往只扮演纯粹的知识接受者,不具备自主性。在教育过程中过分强调人的整体性,忽视了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没有把学生当成个性差异的个体。同时过于强调人的精神属性,有意淡化人的自然属性,不重视学生对于物质利益的需求,常用生活中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作为要求学生的日常规范。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采用“我讲你听”的单向灌输模式,不分对象,要求学生老实听话,机械模仿。增权赋能则能将学生需要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让思想政治教育变成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激发学生内在潜能,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以增权赋能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理念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实施过程中的延伸,可以进一步强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尤其需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增权赋能”都将人的发展作为其理论实践的第一要义。增权赋能所包含的四个行动策略,是在构建“和谐校园”前提下,依托现有教育设施手段,创新教育形式的一种尝试,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实施机制。
摘要：增权赋能理论是管理领域内一种旨在激发人潜能的新观念,其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强调个人全面发展。运用这一理论来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包括:知识和技巧策略、共同经验确认策略、价值观与信念策略以及情景创设的行为策略。
关键词：增权赋能,以人为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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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增权论文 篇5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 预计到2015年,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6亿, 约占总人口的16.7%。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均寿命延长, 重度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随着老龄化的加重, 国家政策也随之改变, 2012年, 国家人社部提出将逐步进行延迟退休的政策, 并已将“弹性延迟申请养老金”列入“十二五”规划, “国家帮养老”将会逐步转变为“自己养老好”的养老模式。此外, 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 高龄、独居、孤寡老人的比例将不断上升, 需要各种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的老人大量增加, 导致老年人和有老年人的家庭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攀升, 更多的老人将别无选择的走进养老院, 机构养老模式的现阶段问题也日益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话题。
“增权”的概念和“无权”、“权力”是密切相关的。权力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 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 即权力感, 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加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 (这里的权力意旨为power而非right) 。无权 (powerless) 是和权力相对的, 即指缺乏上述的能力。无权不仅是缺乏能力或资源的一种状态, 而且当人们受到侵犯感到无权时, 他们容易把无权的感觉内化, 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没有权力 (power) 的、是无助的。社会工作中的“增权”即是让感到无权的人看到自己的权力, 并发掘自己的权力。因此, 社会工作专业将无权者视为介入对象, 而把“增权”看作是社会工作介入的一种途径。
在众多感受到无权的群体中, 老年人群体无疑成为社会工作者进行介入工作的重要对象。老年人由于身体状况下降、行动能力不便等因素, 其生理需求、精神需求以及利益往往得不到满足。老年人在自己的利益被侵害时, 由于掌握的资源和权利少, 他们往往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无权感或多或少的会发生在每个老年人身上, 但是, 由于养老机构的设施不利、照顾不周、老年人与亲属分离等因素, 养老机构中老年者的无权感尤为严重。那么, 如何提升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权力感?如何将社会工作“增权理论”应用到机构养老中?本文将以社会工作中的增权理论为依据, 针对我国养老机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二、文献综述
学者对于增权理论的研究不在少数, 其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为对增权理论其理论本身的研究探讨, 即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对增权理论其如何应用于社会工作实践的研究, 即实务研究。在实务研究方面, 增权理论主要针对社会的弱势群体, 自然也包括老年人这一群体。
1、对“增权”的理论研究
增权 (empowerment) , 又译作增能、赋权, 是社会工作理论的核心概念, 最早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所罗门对美国黑人少数民族的研究, 后来逐渐成为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框架的重要概念。
1976年, 所罗门出版了《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 标志着增权取向实践在社会工作专业中的诞生。所罗门在书中明确使用了“增权”一词, 该书描述了美国社会中黑人少数民族因长期遭受同辈团体、优势团体与宏观环境的负面评价, 感受到深切、全面的无权, 因而建议社会工作的介入应致力于增强黑人民族的权力, 以解除社会中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所加诸的压迫和疏离。此后, 传统和创新的社会工作取向很快接纳、融人了增权的观点, 并使之成为社会工作实践中重要的参考知识体系。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 有学者认为, “增权是指个人、组织或社区从内部挖掘潜能, 或从外界获得力量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能提高个人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 又能改善社会的资源分配状况。”也有学者认为, “增权指在个人和集体层面的权力转移过程中, 由本来没有权势的个人或群体, 通过争取的过程而获得权利。这个过程中, 意识和能力得到提升, 除能控制自己的处境外, 更能对‘权’的定义和社会公正有更深切的了解, 能够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立场, 提升到利他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较高层次的目标。”从这些定义中不难看出, 无权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对象, 获得权力是社会工作介入的目标, 而增权则是社会工作的途径。
2、对“增权”的实务研究
学者对增权理论的实务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实际应用层面, 即社会工作者如何将增权理论应用到社会工作实践中。增权理论所针对的对象, 早期主要集中于一些备受关注的弱势群体中。这些群体因为自身能力及资源的严重欠缺而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 所以很容易成为无权群体。后来, 增权工作将自己的焦点放在贫困社区中最缺乏权力和自助能力的群体, 重点是维护其基本权利以及增强其处理问题的能力。现在, 由于社会的发展, 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凸显, 增权工作的对象现在已扩大至尽可能多的失权个人或群体。只要是在政治、文化、体能、智能任一方面处于弱势, 都可能成为增权对象的主体。
广义上来说, 增权理论可以应用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各个领域, 如老人社会工作、青年社会工作等。学者也广泛的探讨了增权理论如何更好的应用于社会工作的各个实务领域, 如学者付再学探讨了增权理论如何在老人社会工作中应用, 并认为, 现阶段养老模式仍存在诸多问题, 社会工作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可以从“增权”的角度老解决老年人所面临的问题, 发掘老年人的优势, 提升老年人的权力感, 降低无权感, 使老年人安享晚年。又如学者李红芳更为细化了研究了如何使用增权理论来对女性残疾老年人进行介入工作, 她认为, 我国女性残疾老年人由于受教育水平低, 丧偶率高, 生活来源单一, 社会救助覆盖率低, 社会服务严重不足等原因, 导致出现“失权”状态。可以通过提高女性残疾老年人的文化素质, 发展残疾老年人的保护项目, 或者建立专业的机构对其生活进行保障等方面, 实现对女性残疾老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增权, 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 提高其生活质量。
学者从理论角度和实务角度皆对增权理论进行了广泛研究探讨, 基于此, 笔者将仍从增权理论出发, 研究现阶段我国机构养老中出现的问题, 并从增权理论的角度提出解决建议。
三、研究结果
1、我国机构养老现状及老年人无力感的产生
社会化养老服务包括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机构养老是以社会机构为养老地, 依靠国家资助、亲人资助或老年人自助但由养老机构提供养老照料职能的养老模式。我国机构养老主要有“公办公营”、“公办民营”、“民办民营”三种模式。从机构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养老机构的床位仍然满足不了老年人口的需求, 国家已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将新增各类养老床位342万张。但是, 床位的满足并不代表养老机构服务设施的满足, 如若不同时提高养老机构内医疗、生活、精神方面的服务, 再多的床位也将成为虚设。从机构内老年人的角度来看, 现阶段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年人出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 如“老年人年龄结构偏大, 70岁以下的较少, 大多在70岁以上, 年龄越大花费越大”, “老年人时常感到孤独”, 以及“老年人感到生活受限制, 压抑, 苦闷”等。
究其出现问题的原因, 首先, 多数养老机构充其量是“老年集体宿舍”。我国绝大多数养老机构没有达到国际认可的《照料型设施》标准, 其房屋规划专业水平低, 房间构造简单、功能单一、没有足够的室外活动场所;其次, 专业服务人员严重短缺。大多数养老机构没有配备或没有意识到需要配备具有护理、老年心理学、社会工作等专业背景的员工;最后, 机构运营管理理念不完善。长期以来, 一些养老机构对政府有较高的依赖性, 在运营管理观念方面, 缺少服务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此外, 服务内容和范围比较单一, 缺乏人本观念。正是这些原因, 导致了老年人无力感的产生。在机构方面, 机构人员非个别化的待遇, 忽略了老人利益诉求, 机构中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 老人心理、精神常常处于压抑、苦闷状态, 而对老人权利的限制是老人无力感的最大原因, 老人的隐私权不受保护, 老人的知情权受到限制, 老人几乎没有建议权或是说话的权利。在老年人自身方面, 其生理、心理都处于衰退状态, 自然而然的感到与社会脱节, 生存困难, 或是感受到不被人重视。此外, 社会支持系统的丧失, 老年人周围资源的流失, 以及社会结构的制约, 如退休制, 使得老人在从工作中退出后感受到挫折和打击, 这些都更加重了老年人的无权感。
养老机构是一个以老人为本的地方, 服务性是首要原则。老人在机构养老, 应该享受专业化的全方位的服务, 机构应该高度重视老年人的权力感的丧失, 给老年人“增权”应付诸实践, 以此使老年人在机构中得到较为集中的照顾和有秩序的生活, 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2、从增权理论来改善机构养老现状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导向, 以“助人自助”为宗旨, 综合运用各种专业知识、科学方法进行助人活动和公益服务的职业工作。社会养老机构中的社会工作介入, 就是将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运用到机构内, 协助老年人解决生理、生活、医疗、社会、经济和心理等问题, 改善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卫生保健, 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活环境, 使其有尊严地、快乐地、有价值地度过晚年。在介入养老机构服务时, 社会工作者需要采取多系统的介入模式, 采用多元化的工作方法, 协调各系统之间的运作, 充分调动各系统的资源以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增权”作为社会工作中的一种新视角, 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重视。针对养老机构中老人出现的无力感, 养老机构作为正式支持系统, 有责任通过服务加以改善或解决。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通过“增权”的策略, 建立起全新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笔者认为, 从增权理论出发改善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无权感应从三个角度着手, 一为养老机构的角度, 二为老年人自身的角度, 三为老年人支持系统角度。
(1) 从养老机构的角度“增权”
从养老机构角度实现“增权”, 重点在于对有关人员包括养老机构的管理者、工作人员和老人进行相关的培训, 使之能够适应对老年人“增权”的要求。其对养老机构内决策者和工作者的培训重点因放在服务理念和工作能力上, 以此改变养老机构的“大风向”。同时, 聘请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 对养老机构服务人员进行相应的“增权理论”辅导, 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机构内的老年人。机构决策者和机构服务人员的改变可以改变整个养老院的服务质量, 所以培训重中之重, 其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从优势视角去看待老人、平等地对待老人、尊重老人的权利、给予老人以足够的支持等。对养老机构中的老人也要进行相应的培训以适应新的服务模式。
(2) 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增权”
社会工作者可以对感受到无权感的老人进行个案工作, 来实现对其“增权”。社会工作者可以进入养老机构, 为需要照顾的老人提供非正式服务, 通过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解决实际问题, 使老年人可以拥有并控制一些资源;为无权感的老人提供咨询, 出谋划策, 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 在养老机构内组织公共的娱乐活动, 增加其生活趣味性与自主性。另一方面, 社会工作者可以在机构内对无权感的老人进行小组工作, 老年人可主动参与小组的工作, 为其他感受到无权感的老年人提供帮助, 进而形成群体活动, 可以帮助无权感老年人鼓起勇气维护自身的权益, 提升自己的权力感。老人也可以在参与小组工作、活动中, 在互相帮助过程中, 发掘自身的意义, 改善自己与他人的生活现状。
(3) 从老年人支持系统角度“增权”
老年人的支持系统可分为社会支持系统和家庭支持系统。在社会支持系统方面, 社会工作者应倡导积极的社会政策, 使社会政策利于老人安享晚年。同时, 呼吁人们用友善、关爱、平等的眼光看待老年人, 不限制老年人自由等。多数选择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会感到被子女抛弃, 或者感受到“人老不中用”等无权感, 所以, 重建家庭支持系统是机构中老人“增权”的重要一环。在老人们的眼中, 子女始终是自己最坚实的依靠, 在养老机构生活的老人缺少的正是代际的亲情以及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个案工作的方法, 协助机构中的老人理解子女, 减轻焦虑;还可以运用家庭工作坊、小组工作的方法, 帮助家庭成员了解老年人在老年期的各种生理、心理特征, 也实现老人和子女在机构内的互动, 以此减少老人的无权感。在2012年8月13日, 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 其中提出“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行动标准, 正是通过重构家庭支持系统来实现老年人“增权”。
四、小结与思考
在社会转型、人口发展和观念变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国家养老形势严峻化, 越来越多的老人将不可避免的选择机构养老。但是, 机构养老中的老年人或多或少的出现了如自由被限制、权利被剥夺、孤独等无权感, 这种无权感严重的负面影响着机构中老年人的心理、生理。如何实现机构中老年人的“增权”成为养老机构当务解决的问题。对机构养老中老年人的“增权”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 从机构角度而言, 对养老机构中决策者和机构服务人员进行培训, 使其平等地对待老人、尊重老人的权利、给予老人以足够的支持, 以此给老年人“增权”;其二, 从老年人自身角度而言, 社会工作者进入养老机构, 对老年人进行个案工作及小组工作, 个别化对待以解决老年人的无权感, 增加老年人之间的互动, 协助老年人保有积极、乐观的权力感;其三, 从老年人支持系统的角度而言, 重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系统以及家庭支持系统, 使机构中的老人持续保有资源, 并且降低和家人的疏离感。
总之, 社会工作中的增权理论对实现社会公正有着重要意义, 将其应用于机构养老模式, 以“增权”改善机构养老中出现的问题, 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然,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要想将“增权”真正应用于机构养老中, 障碍仍然存在:如传统的机构养老模式已经根深蒂固, 机构决策者与服务者不愿改变理念;又如养老机构的商业化运营, 与金钱挂钩的养老机构很少会关注老人的心理、生理生活状况;此外, “增权”理论的学习与实践有相应的时间探索过程, 养老机构何时才能认识到并且将机构内老年人“增权”列为行动宗旨, 我们不得而知。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增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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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增权论文 篇6
一、增权理论与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的新视角
(一) 增权理论
在增权理论中, 权力 (power) 、增权 (empowerment) 、无权 (powerlessness) 三个概念密切相关。
1. 权力是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能力, 包括获得所需要东西的能力, 影响他人思考、感受、行动或信念的能力、影响资源在诸如家庭、组织、社区或社会等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这种权力既是客观存在的能力, 也是人们的主观感受即权力感。
2.《社会工作词典》将增权定义为:
帮助个人、家庭、团体和社区提高他们个人的、人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能力, 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状况的目的。增权的关键在于, 帮助受助者消除环境的压制和他们的无力感, 重新拾回其潜能和权力, 从而实现自身发展。
3. 无权, 即权力缺失, 没有或缺乏上述能力。
无权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形式:无权——完全没有权力;弱权 (weak power) ——基本没有权力, 或者权力不足以正常获取改善生活及环境的资源;失权 (the loss of power) ——原来拥有部分权力, 由于种种原因被剥夺或失去了权力。无权同样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 而且会内化为无权感。
(二)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的增权视角
流动人口子女或是因随父母迁居新城市受到不公平待遇, 如朋辈群体的排斥, 使心理受到伤害, 即便心中向往城市优良的环境, 但由于无法得到城市认同, 残酷的现实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挫败感、失落感和被剥夺感, 使其无法更好融入新环境;或是虽在城市出生, 但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 使其无法享受同城平等待遇。
如在城市的公立学校就读, 使他们心理失衡, 无法对他人产生信任, 导致孤僻和自卑的人格障碍。以上都是“失权”的表现, 如不加以关注, 他们会与城市主流文化渐行渐远, 这便是增权理论在流动人口子女社会工作中得以应用的需求所在。通过引入增权理论, 切断流动人口子女无权感的恶性循环, 以资源提供和能力培养改变其消极自我的概念, 提高社会融入的能力。
二、无权: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障碍探寻
(一) 自我认同程度低带来的失落感
流动人口子女正处于自我意识快速发展的时期, 自我认同程度的高低会决定其形成不同的主观自我形象。个体只有在提高自我认同程度的情况下, 才可能提升自我意识, 形成自信自强的性格特征, 并获得权力感。社会普遍对于流动人口子女“外地人”、“农村人”、“边缘人”看法的客观事实导致其对自我的消极评价, 内心指责和贬低自己, 自我否定和矮化。由于父母疏于照顾, 社会疏于心理辅导, 某些情境和场合中流动人口子女会表现得紧张不安, 缺乏安全感。
(二) 教育资源短缺带来的被剥夺感
目前多数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由于户籍制度的屏蔽和高昂择校费、借读费等的阻碍, 不得已只能在民办子弟学校就读。民办学校存在的各种弊端正是导致流动人口子女被剥夺感产生的原因。第一, 教学资源匮乏, 表现在教育资金短缺、社会资源少、师资力量不足、课程单一、食宿条件差等方面;第二, 流动人口子女学习状态差强人意, 表现在入学率低、辍学率高、成绩滑坡等方面。即便有少数幸运者进入公立学校学习, 面对城市朋辈群体的优越感、误解和老师的区别对待使其融入更加困难。
(三) 城市生活体验匮乏带来的不适感
尽管生活在城市, 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内容、知识缺乏了解, 主要表现在:生活经历单一。流动人口子女很少离开固定的生活圈, 无法像城市孩子一样接触生活中新奇的事物, 体验生活中多样化的内容;生活技能不足。流动人口子女很少接触城市生活、娱乐前沿设施等。
三、增权: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的社会工作介入
增权观点认为, 权能不是稀缺资源, 经过人们的有效互动, 权能是可以不断被衍生出来的。权能一般发生在三个层次上:一是个人层次, 二是人际层次, 三是环境层次。
(一) 通过个人层次的增权, 提高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能力
首先可以运用个案工作方法, 使用不同工作模式唤醒流动人口子女正确的意识, 从城市融入困境入手, 纠正心理偏差和行为偏差, 提升他们的素质, 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价值, 坚定自我发展的信心。其次可以运用小组工作方法, 流动人口子女社会融入困境的同质性使他们易于组织, 可以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成立支持小组、成长小组或发展小组等, 引导他们逐渐消除社会融入的无力感。在发展性小组活动中, 可以邀请城市居民参与其中, 与流动人口子女互动, 加强沟通了解, 改善其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二) 通过人际层次的增权, 扩大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支持网络
扩大流动人口子女个体社会交往范围, 提升个体社会交往层次。在社会工作者介入的基础上, 可以通过与学校的联动合作开展各种活动, 增强流动人口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之间交往和了解的机会。以社区为依托, 提倡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子女获取社区教育的机制, 由社区开展各类培训、技能指导, 帮助他们增强影响力, 改变对自我的负面评价。
(三) 通过环境层次的增权, 为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融入是个人与环境的互动, 除了上述两个层次的努力外, 还需要通过改变那些不利于个人权能发展的制度安排, 为流动人口子女融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增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流动人口子女的适应能力, 也是能够提高其城市融入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者介入时, 在个体层次上增强其自我悦纳的程度, 在人际层次上扩大其交往范围, 在环境层次上改善政策落实, 提高流动人口子女城市生活的能力, 实现从无权到强权的自我发展过程, 使之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产生归属感。
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使得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不断增大, 流动模式也逐渐产生了家庭化迁移转变倾向。其流动人口子女, 面对生活环境的巨大变迁, 往往面临很大的社会融入压力。那么, 如何向他们提供必要帮助, 促进其融入城市环境势在必行。
社区增权论文 篇7
关键词：增权,农村养老服务,五保老人
我国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内地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已进入加速老龄化时期,其中农村老人约有4000万。随着家庭的核心化,社会和机构养老必须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但是由于政府责任的不到位和市场的不完善,现阶段我国的这种养老服务模式的发展还处于低水平的状态。在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措施的不健全,成为阻碍其机构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现状分析
1.1 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充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养老服务的供给主体开始由政府逐步向社会开放。从发展历程上看,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起步于退休人员发挥余热、热心人士奉献爱心、下岗失业人员寻找出路等,这种养老机构受条件制约,仅能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照料,住养老人生活质量较低,机构普遍低效运营。并且个人出资与自我经营的单一筹资渠道和公益性的社会责任使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很容易出现资金困难的状况,导致后续资金难以到位,以致迅速破产,致使价格杠杆和市场竞争机制也难以对养老服务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出现养老服务市场失灵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荥阳市五保供养幸福园虽然属于政府投入的养老服务机构,但是仍不免受到这种不良现象的冲击和影响,同时资金长期过度依赖于政府,这对机构本身的发展和建设也造成了很大的限制。
1.2 养老服务有效需求不足
目前,我国仅有0.8%左右的老年人居住在各种形式的养老服务机构中,社区福利服务只能为1.1%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约有98%的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养老。并且,相应的养老机构等级体系和专业护理人员的技术标准及老年人健康评估体系等也都没有得到发展和完善。养老服务高需求与低入住率并存的状况显示,我国养老服务供给层次低、质量差,直接影响养老服务潜在需求的有效释放,从而引发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1.3 缺乏专业的服务人员和队伍
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直接影响到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水平。目前,我国养老服务机构内的从业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数量不足,临时和外聘的人员比例较大,队伍不稳定,直接影响机构的服务质量;(2)缺乏专业背景,护理训练不足,缺少专业培训,整体素质、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都能不能达到相关的要求。以荥阳五保供养幸福园为例,虽然服务人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并经考核上岗,但仍缺乏相应的专业社会工作理念和知识,对老人的服务和管理都无法达到相应的要求。
1.4 服务范围和内容单一,无法满足老人的多样化需求
很多养老机构认为,养老服务机构只是一个给老人提供衣食和住宿的地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养老服务机构应该为老人提供的“服务”,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养老服务机构不够专业和规范化。首先,服务项目单一,满足的需要层次低;其次,缺乏以人为本的护理意识和观念。很多机构对老人的护理仅仅是满足自身机构的管理和运作,并非真正从老人出发,满足老人的实际需要。在对老人的护理和服务中,如何从个体出发,培养老年人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活态度,才是机构服务的重要部分。
2 增权理论
2.1 增权
增权强调个人或群体的权力的赋予与充实,倡导个人通过自我实践增强能力,挖掘自身的潜能,强调社会底层边缘的弱势群体对权利的争取和自我利益的实现,个体通过自身努力,重新打破其内在的负面定型,由无助及无能感的心态转化为拥有较强的自身能力,自信及自尊感的感觉,重建自我价值和内在的权能感[1]。总的来说,对增权的理解集中在两个方面:增“什么权”和怎样增权,从而达到“通过增强个体运用权力的能力与自信,或者通过从环境中向个体注入一定的权力等方式,去帮助案主获得对自己生活的决定权与行动权”的目的[2]。
2.2 增权的3个层次
2.2.1 个人层次
即个体获得掌握自身所需要的资源的能力[3]。以本文为例,由于老人年龄的增大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丧失,所研究对象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社会功能上都处于被动的弱势状态,因此必须帮助他们掌握个人的生活技巧和社会交往技巧,以提高自我效能和意识,以及自我控制能力,促进他们发展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在各种不利环境下表达需要、获取和控制资源的能力。
2.2.2 人际层次
即提高与他人合作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处于弱势地位的服务机构内老人,由于衰老而造成的眼花耳聋等各种生理状况的不便,与人交流有很大的困难,并且社会功能丧失,经济条件不好,几乎没有任何参与社会交换和社会交往时必需的等价物,因而总是被主流的人际关系网络排斥,人际关系网络的狭隘性,使他们越来越孤僻和悲观,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2.2.3 社会环境层次
即增强对社会决策和资源分配的影响力。社会层面上的增权意味着集体增权,在政府组织、机构管理与机构成员三者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但在我国,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建立,弱势群体往往缺乏参与社会的意识,甚至没有表达自己利益和需求的社会意识、表达能力和表达渠道,因此,这个层次的增权必须以群体的整体性活动出现,认识到自己应享受的权利,通过社会参与,逐渐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
2.3 增权的两大模式
2.3.1 个体主动模式
强调个人在增权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增权并非“赋予”案主以权力,而是挖掘或激发案主的潜能。因此,增权的关键在于个体的主体性和主动性。
2.3.2 外部推动模式
强调增权过程中外部力量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主张通过外力去激活弱势群体主体,并通过客体与主体互动的不断循环和建构以达到持续增权的目的。
3 运用增权理论解决养老服务机构问题的介入策略与技术
一些学者(Gutierrez,1990;Gutierrez,1995;Gutierre z&Ortega,1991)认为增权涉及到个人、人际和政治三个层面[2]。因此对养老服务机构内的老年群体增权,总体来说,可以从个体、人际关系和社会参与等三个方面出发,分别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社区以及社会政策等具体介入策略和技术,运用个体自身内部的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增权来共同帮助机构内老人合理、合法的争取自己的权力和权利,影响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进而实现增权的最终目标。
3.1 养老服务机构中老年群体增权的介入层次
3.1.1 个体心理层面的增权介入
笔者在幸福园内与老人交流生活的过程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那种心理上的无能感,对自己的不信任,认为自己年纪大了,一无是处,同时对他人的不信任,担心被歧视与排斥,不敢和其他成员进行交往。
个案1:杨爷爷,83岁,荥阳市附近农村的老人,参加过淮海战役等战争,没有子女,丧偶后到荥阳市五保供养幸福园生活,下半身瘫痪,经过治疗和锻炼可以勉强行走,但是自身比较悲观,不愿意锻炼,终日坐在轮椅上,认为自己枪林弹雨都经历了,却因为疾病备受折磨,“活着没有意思”。
在机构中,很多老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一辈子经历了风风雨雨,却因为各种疾病煎熬,无能为力,于是悲观失望,对生活失去信心。因此,在养老服务机构内老人增权的过程中,必须要有意识地注入自重自尊、自强自信等增权元素,以提升他们主观心理上的自信心,进而帮助他们适应不断改变着的社会环境。
3.1.2 人际关系层面的增权参与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养老机构内的老人在人际交往方面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1)在同辈群体的交往方面,由于年龄或疾病的原因,很多老人在同辈群体之间并没有过多的人际交往,普遍反映“原来的朋友都不在了,即使在,身体都不方便,来回一趟不知道要多麻烦”;(2)在机构中,他们与周围人的交流也不多,都是在园内生活,生活相对比较单调和重复,并没有什么过多的新鲜话题,园内工作人员相对较少,并且都有自己的日常工作,不可能顾及到每一个老人的状态和交流,这样一来,老人缺乏正向的社会交往,内心都会比较闭塞和苦闷,自身的孤独感会不断增加,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孤独无助的情境中。
个案2:张爷爷,90岁,以前是陈毅的部下,受伤后,为了不给国家增加负担,从上海回到老家养伤,一直孤身一人,哥哥在北京,妹妹在开封,都是高龄,来往不便,所以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他本身由于以前上过学,接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因此和园内其他老人没有共同语言,无法交流,长期独处,认为生活没有意思。
人际关系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资源,利用它可以获得更为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如果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体既无法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也无法表现自身对他人或其它群体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因此改变他们的人际关系现状是增权介入的重要方面。通过增权使老人提升对他人的影响力,帮助自身改善生活环境,使自己处于更为主动的交往和生活状态。
3.1.3 对个体社会参与层面增权的介入
在幸福园中,当问到园内老人对民政、劳动及社会保障、司法等部门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满意时,很多老人其实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意见,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认为“国家让你免费吃,免费喝,养着你,已经很好了,不要再那么多事了”,所以对机构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自己接受的服务的不足并不表达出来,而是能忍则忍。
个案3:刘奶奶,82岁,身体不太好,而且由于年纪大,牙齿不好,很多时候园内的食物奶奶吃起来很费力,但是她认为,自己已经一把年纪了,园内让你免费吃喝已经很好了,所以,并没有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机构,平时都是用馒头泡菜汤。其实园内相当一部分的老人有这种情况,但很多老人也都有相同的心态,因此这种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和重视。
具体来说,社会是老人生活的基础环境和保障,社会层面上的增权,才能使老人从根本上保证物质条件和生活,从而才有可能进一步满足精神和文化需求,使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得以顺利进行。因此,从社会层面上,争取更多力量的支持和资源的提供,也是个体增权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
3.2 养老服务机构中老年群体增权的方法
3.2.1 个案辅导
运用个案工作方法对老人进行增权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1)帮助老人树立积极的自我概念,改变消极认知。帮助他们有效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贡献和生活的意义,改变其自卑、失落、孤僻的心理状态和认知;(2)挖掘案主潜能,发挥老人的余热作用。在个案工作的交流过程中,找到老人的发光点,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长处,挖掘潜能,从而明确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3.2.2 小组增权
增权视角的社会工作鼓励案主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助和交流,通过集体意识的觉醒与共同努力摆脱“无权”的状态,一起争取公平对待、社会正义与自尊心的建立。这就需要社会工作的小组方法的介入。通过小组工作,可以使老人通过与其他组员的互动,得到交流和情绪的疏导,改变其情绪的闭塞、孤僻状态,增强自信心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同时小组安全、接纳的空间,和谐、开放的温暖氛围,也可以给予组员勇气,使其更加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多一些安全感和归属感,在生活中更有信心[4]。
3.2.3 社区介入
推进社区工作的发展,通过老人生活的社区和机构对他们进行增权,可以通过发动社会资源,争取社会力量对机构和社区的服务帮助与支持、呼吁社区机构为老人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从而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状态,增强对自身力量的体验,消除消极的自我意识,体验自我在社会参与中的意义与价值。并重视NGO(非政府组织)和NPO(非营利组织)力量的社区内参与,同时,大力发展完善社区服务,针对这一弱势群体提供多元、多样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
3.2.4 社会工作行政的增权介入
要实现群体上的增权,从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角度上来讲,关键在于切实有效的社会政策的选择,建立健全针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社会政策和发展性社会政策。
(1)政府增权。要实现机构内老人的增权,从真正意义上改善老人的待遇,合理的经费保障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使机构的各项服务、人员培训以及物质供给得到保证,从而使老人在物质、服务上享有应有的权利。因此,相应的农村养老服务机构的经费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必不可少;同时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内的岗位专业标准和操作规范,加大专业人才的引进制度,鼓励和吸引专业技术人才和高校毕业人员到机构内就业,以提高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水平。同时,健全老人保护的法律法规。法律权利往往决定着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社会机会等很多现实利益,因此,相应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建立对于无社会功能和经济能力的老人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多层次立体化的法律保护体系,针对老人群体的特殊性制定倾斜保护制度,都是确保老人权利,实现老人增权的必要手段和措施。
(2)社会增权。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弘扬尊老爱老的优良传统。社会是个体成长生活的主体环境,社会氛围和环境是个体行为的直接影响因素。因此,要实现老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必须从整个社会宏观层次上,使整个社会意识到老人的重要性,使老人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他人对自身的尊重,保障老人有一个友好、和谐、健康的生活氛围。
总的说来,不管选用什么样的社会工作方法进行增权,个体自身的主动增权和外力推动的增权两大模式相互结合,才是实现成功增权的关键,没有个体主观上对自身已有和应有权力的认识,就谈不上通过个体行动来获取权力;而没有社会增权环境的形成,个体增权能力和意识的培养也就无从实施。
综上所述,对于促进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内的发展,引进增权理论和实践模式,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机构老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促使其正确积极地面对生活,也有助于从宏观层面解决一系列由养老引发的社会问题,构建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完善养老服务机构,从而使我国的养老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苏颂兴.青年“充权”理论与自我实现——2004海外青年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J].青年研究,2005,(1):1-7.
[2]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5):70-83.
[3]刘梦,陈丽云.赋权观念在妇女小组工作中的运用[M].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