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

中国医疗（通用12篇）

中国医疗 篇1

最近看到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会长王东进的新著《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历史跨越》, 深为作者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明敏识见所感动。这本书收录了作者2008年以来61篇文章, 每篇都从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当时的热点入手, 但作者创新的精神和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完整构想贯于全书。

这本书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作了科学的回顾和展望, 以“制度探索期” (1994-1998) 、“制度建设期” (1998-2010) 和“制度完善期” (2011-2020) 谋篇, 描述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走过的历程和对今后10年的展望。从战略高度提出, 只有明确改革的原则、目标、重点、步骤和举措, 才能避免工作中的盲目性、随意性, 才能使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又好又快地健康发展。

这种归纳真实、准确又富有新意, 既反映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 又阐明了我国改革开放大局对社会政策建设的要求。

在这种归纳之下, 这本书科学地总结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经验。当前, 从制度上, 我国的医疗保障已经涵盖全体国民, 民众已经从这项改革中享得实惠。先辈前贤“病有所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梦想正在变为现实。在国际上,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果也很引人瞩目。一项世人公认的艰难之事, 在我国取得初步的也是明显的改革之效。《历史跨越》以大量的例证, 从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把握社会制度建设规律、把握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规律的高度, 说明了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

书中围绕“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 从制度谋划、政策设计、推进方略、平衡运筹、管理功效、服务理念等方面对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作了深入分析。如果把书中有关“四大板块”、“保障水平”、“三二一”、“基金主要功能”等方面的论述集中起来, 可以看到作者对重要原则的把握都寄予了实务的承载。也是从这一点出发, 作者对遵循“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经验, 作了全面的梳理。

《历史跨越》一书, 对“人人享有”进而为“人人公平享有”的求索, 也表现得系统深刻。“推进公正和谐医保建设, 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公平与正义, 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千年不变的追求, 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健康发展的前提, 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体制保障, 是社会成员愉悦幸福的基本条件, 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围绕这一宗旨, 《历史跨越》以实证的方式对过去两个阶段取得的主要成果作了透彻的解析, 也对今后10年的改革作了热情的展望。作者的这些论述说明了改革须有高尚的情操。保持这种情操才能把握改革的方向, 探索正确的方法, 才能使涉及民生福祉的改革永续。这也是中国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

改革, 屡克难关, 奋往前路。作者以科学的态度总结经验, 点明关键, 脉络清晰, 令人信服。这是《历史跨越》一书的一大特色。

《历史跨越》通篇渗透对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理性思考。医改之难, 世人共知。多少国家、多少人, 衔命而动, 激情冲刺。结果有的空有承诺, 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有的寅食卯粮, 成了“无底洞、高压锅”。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怎样才能避免这些危象?作者分析比较了我国经济社会和医药供求的相关数据, 以数议事, 以数论理, 说明了“需求”与“可能”之间的关系;解析了“政府、单位、家庭、个人的责任”, 讲清了“政府主导”和“责任分担”的关系;讲请了坚持社会保险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指出“不能把基本医疗保险异化成纯粹的社会福利”, “‘有限’才能‘有效’, (政府) 无限责任产生出的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社会服务”。这些精辟的理性论述, 说明了不能把“社会保险制度误读为社会福利制度”这个重要但在实务中又常常被忽视的道理。说明了“坚持公平性、普遍性和可及性”, 坚持“以化解疾病 (费用) 风险为目标取向的适度保障”的重要。

对第二阶段中的重要举措“三个统筹”, 作者从破除城乡二元格局的高度说明了当前城乡统筹要“早谋”“早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从统筹级次的适度, 说明了地市统筹的必须;从发挥基层卫生服务和医保经办服务两个平台的作用, 说明如何开展有限度的门诊统筹。这样的论述有理有据, 既有克艰破难的锐气, 又有冷静理性的思考, 轻重缓急精心拿捏。

在推进改革的方法上, 作者提出在大力推进改革时, 既要积极, 又要稳妥, 从国情、目标、当前条件等多方面考量, 注意“稳中求进”。要保持“临渊履薄, 居安思危”的心态, 防止“心浮气躁”, 在“办好事”的语境下, 出现忽视规律、超越发展阶段和能力的倾向等等。

在“八个关系”的论述中, 作者透彻地阐明必然趋势与顺势而为的道理。对于制定国家层面的规定性文件的意见, 更是深刻地提出, “制度失去了规范性, 公平性更无从说起, 势必危及制度的稳健运行和永续发展”。

在诸多问题上, 作者联系实际, 深入浅出, 讲述了“道法自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的意见, 展示了作者坚持全面、联系、发展的观念,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精神风范。

改革, 旌旗如画, 捷报频传。作者既热情讴歌成就, 又理性剖析难题, 梳理对策, 引人向前。这是《历史跨越》一书的又一大特色。

《历史跨越》还是一部文才骈俪的集子, 学问功底见于对制度建设的生动论述之中。作者长于文工, 61篇文章中, 或援国际经典, 或借先贤哲言, 或引伟人名句, 或采坊间俚语, 无不恰到妙处。论改革大业, 气势恢宏, 说排兵布阵, 理智见著。论政事, 不落俗套, 议难题, 一语中的, 篇篇皆有点睛之笔。每篇文章虽各有主题且思之深邃, 但全书读毕, 令人深为作者思考的连贯、完整而感佩。创建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 需要这样的著述来凝聚研究之力。

中国的社会建设日益深入, 要探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期盼作者再出新著以飨读众。

中国医疗 篇2

孙祁祥 朱俊生 郑伟 李明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言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就要求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促进医疗费用负担的公平性和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因此，全民医保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

对于我国如何实现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改革方案。例如：李玲(2006)主张建立以“广覆盖、低成本”为发展原则的“全民基本健康保障体系”。刘国恩(2007)主张政府应放弃补贴供方，采取建立“补需方”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路径，同时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周其仁(2006,2007)认为免费医疗缺乏存在基础，反对“全盘公费医疗”。顾昕(2006)主张城市和农村都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实现全民医保。葛延风(2007)主张区分基本医疗与非基本医疗，基本医疗由国家直接提供，非基本医疗由个人和社会分担。世界卫生组织(2007)提出，要通过完善各种医疗保障计划，更公平地为全民提供费用保障；通过加强财政税收对健康保障制度的支持、增强服务购买能力以及推进补充健康保险发展等措施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世界银行(2007)主张由一个卫生筹资机构为所有人提供覆盖面广的保障，同时通过公共管理的自愿补充保险提高保障水平。麦肯锡公司(2007)主张，全民医保计划包括满足基本医疗需求、全国统一、强制参加的基础部分和满足更高需求、存在地区差异、自愿参加的附加部分。可见，尽管扩大医疗保障覆盖面，最终实现全民医保已成共识，但在改革思路和路径上却存在差异：在医疗保障筹资模式方面，有的主张选择保险方式，而有的主张财政预算投入方式；在补贴对象方面，有的主张补贴供方，有的主张补贴需方；在基本保障水平方面，有的认可差别，有的追求统一，等等。

从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实现全民医疗保障可以殊途同归。目前相对成熟的医疗保障模式主要有三种，即俾斯麦模式、贝弗里奇模式和商业保险模式。①俾斯麦模式主要通过强制性的社会保险进行筹资，实行社会成员之间的同舟共济；贝弗里奇模式以税收为主要筹资形式，主要由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带有一定中央计划色彩；商业保险模式由商业保险公司根据保险精算原则计算保费，承保个人的医疗风险，政府往往提供针对老龄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公共保险来补充覆盖程度的不足。由于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实施医疗保障改革的历史条件有很大差异，不能简单地照搬其它国家的模式。首先，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必须考虑到“路径依赖”问题，处理好新旧体系的衔接；其次，我国地区间社会经济情况差异巨大，必须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最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在进行医疗改革时，都结合本国国情对上述各模式进行创新，出现了各种混合模式，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从构建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角度，通盘考虑既有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提出以“三支柱”为核心的全民医疗保障框架；第二，在改革思路和路径方面，强调同步推进扩大覆盖面与医疗保障制度自身的深化改革；第三，在制度设计方面，结合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考虑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融合与统一。

二、当前医疗保障体系的突出矛盾

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经过大约二十年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困难重重。概括起来，当前中国医疗保障体系主要存在下述五大突出矛盾。

第一，保障覆盖不足。这是现阶段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城市中，只有正式部门②的雇员及退休人员可以获得社会医疗保障，大量非正式部门就业人口、没有从正式部门退休的老人以及儿童和在校中小学生均无法获得必要的社会医疗保障。在农村，尽管居民可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由于筹资能力差，统筹层次偏低，新农合在保障力度上与城镇存在明显差距，若不能对资金进行合理的配置，拓展覆盖面的能力将大大受到限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大部分人口还没有被正式医疗保障制度所覆盖。截至2006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职工仅覆盖城镇就业人口的41%，参保总人口（包括参保退休人员）占城镇人口的27%。大部分非正规部门就业人者、职工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及老人）以及没有工作的居民都缺乏医疗保障。新农合试点县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50．7%，参合农民占全国农业人口数的47．2%。而商业健康保险一般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少部分中高收入者。

第二，保障力度不够。主要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不存在应对灾难性医疗费用的止损机制，从而部分丧失了保障功能。测算表明，在目前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下，当职工罹患需要灾难性医疗费用的疾病时，病人及其家庭必须承担巨大的经济负担。③新农合由于筹资水平不高，保障水平非常低。医疗救助制度刚刚建立，救助水平不高。

第三，费用控制不力。主要指在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安排中，代表患者利益的第三方购买者谈判能力不强，对医疗服务提供者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支付机制存在缺陷，难以控制医疗费用的攀升。此外，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与医疗服务体制、药品流通体制等改革不配套，造成不正常的医疗费用攀升，这也进一步弱化了制度的保障功能。④

第四，运行效率不高。主要表现为医疗保险统筹层次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为统筹单位，也可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原则上在全市范围内实行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主要在县级统筹。过低的统筹层次难以发挥规模效应，弱化了风险分担的效果，增加了管理成本。而且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保险基金在地域上过于分散导致经济状况差的地区，医疗保险积极的筹资能力也较差，从而加剧了不同地区间医疗服务可获得性的不平等。

第五，保障制度不公。主要表现为不同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别很大；缴费不公平，经济状况相似，缴费却不同。⑤由于收入信息扭曲，造成筹资的累退性。⑥

图1 中国卫生总费用的构成情况(1978-2005)

注：①数据系调整后的测算数；②按当年价格计算；③2001年起卫生总费用不含高等医学教育经费。④卫生服务总费用反映全国当年用于医疗卫生保健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用筹资来源法测算。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指各级政府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预算拨款。社会卫生支出指政府预算外的卫生资金投入，主要表现为社会医疗保险。其中包括如企事业单位和乡村集体经济单位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的设施建设费，企业职工医疗卫生费，行政事业单位负担的职工公费医疗超支部分等。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指城乡居民用自己可支配的经济收入支付的各项医疗卫生费用和医疗保险费用。

资料来源：1978-2004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6)》，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2005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卫生统计提要(2006)》,http:///open/2007tjts/P113.htm。

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大量的医疗费用需要个人直接支付。1978-2005年间，在卫生总费用中，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由20.43%上升到52.2%（见图1）。自费医疗缺乏公平性，且抗风险能力弱，许多人生病时面临费用障碍，人们收入的不平等转化为获得医疗服务的不平等，并最终导致近年来我国国民的健康水平的提高趋缓。

三、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框架与实施路径

（一）改革时机和目标

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起飞的中后期往往是全面拓展医疗保障覆盖面、实现全民医保的有利时机；社会矛盾激化时期往往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大发展时期。结合中国国情我们认为当前是实现医疗保障全面覆盖的最好时机。一方面，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具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财力，居民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⑦同时，卫生资源发展迅速，形成了覆盖城乡的卫生服务体系，⑧从而具备了实现卫生公平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民生保障和社会发展问题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中国正处于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最佳时机。

国际医疗保障领域有一个共识，即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要充分发挥公共部门的作用，降低自付比例，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同人群医疗保障程度的差别，同时不损害个人更高水平的健康需求。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认为，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同时满足民众的差异化保障需求，以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其中，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是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在推动建立一个普遍覆盖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同时，也要满足民众的差异化医疗保障需求。因此，未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应当同时包含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两个层面。

（二）医疗保障制度的“三支柱”框架

为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我们建议采取以公共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内容的“三支柱”

医疗保障制度框架（见图2）。

图2 “三支柱”医疗保障制度的资金流向示意图

注：1.本图中不含个人现金支付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医疗经费（公费医疗）；

2.连线中的虚线代表支付的范围不同，方框中的虚线表示待建。

第一，公共医疗保险。我国医疗保障研究领域尚无公共医疗保险这一概念，这里所说的公共医疗保险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城镇居民基本保险三个部分。我国现有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构成公共医疗保险的第一部分，主要覆盖城镇正式部门工作的职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构成公共医疗保险的第二部分，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制度安排，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以弥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难以覆盖全体城镇居民的缺陷。⑨在城市中，因为存在大量在非正式部门灵活就业的人员，以及不属于离退休人员的老龄人口和少年儿童，仅仅依靠以工薪税为缴费基础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必然难以实现在城镇实现全面覆盖的目标。国际经验表明，实行与基于工薪税的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形成互补关系的居民保险计划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全民医疗保险普遍采用的一条路径，也是中国可以考虑的制度选择。第二，社会医疗救助。应形成运行制度化、操作规范化的社会医疗救助体系，由政府通过税收筹资，对经济困难和发生灾难性医疗费用的病人的医疗费用进行减免。社会医疗救助基金发挥着最后安全网和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类似的制度⑩。

第三，商业健康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是医疗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保障需求，而商业健康保险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商业健康保险对所有的居民开放，主要保障在社会保障计划中没有涵盖或涵盖不充分的项目，由此成为社会保险保障项目的补充，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

（三）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路径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同步推进扩大覆盖面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使二者形成良性互动，通过“三支柱”的制度设计实现全民覆盖。改革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一是深化现有制度本身的改革，提高制度运行效率；二是扩大覆盖面，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障；三是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多层次保障需求。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路径

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改革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矫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性缺陷，实现对城镇正式部门就业人员的全面覆盖。

首先，在费用收取方面，提高筹资的累进性，增强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鉴于目前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普遍采用个人账户制，弱化了社会保险的收入再分配作用，建议将部分个人缴费纳入统筹，适当调整个人账户与统筹账户的筹资比例。其次，在风险集合方面，提高统筹层次，在省一级建立灾难性医疗费用分摊基金，分散地方发生灾难性医疗费用的风险。该基金的来源可以考虑按一定比例从所辖地城镇职工医保基金中提取。这既可以成为现行的城镇职工医保制度的止损机制，又可以增强地方医保基金运行的稳定性，并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分散风险，调剂地区间收入差异。再次，在卫生服务购买方面，医保组织者要充分发挥第三方购买者的功能，尤其在住院支付方面，可以采取世界各地广泛采用、并在我国上海等地试行的总额预算方法。由于总额预算可能会导致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服务质量下降，甚至出现推诿病人的现象，建议将总额预算与按诊断关联群(DRGs)付费结合起来，发挥DRGs的风险调节机制与接诊激励机制作用。(11)

在矫正上述制度性缺陷的基础上，要为个体劳动者参保提供激励，鼓励那些有稳定工作、除了户口身份之外与城镇就业人口并无区别的农民工群体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如果制度矫正成功，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正式部门就业人口、退休职工以及愿意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体劳动者，成为城镇筹资能力最强、保障范围最广的医疗保障制度。这将大大提高职工医保筹资的公平性，增强风险分担能力，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攀升。(12)

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路径

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改革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全面推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计划，实现对城镇居民的全面覆盖。

首先，在资金筹集方面，居民和政府各按一定比例共同分担缴费责任，随着政府财政筹资能力的增强，可适当增加政府的缴费比例。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保费分担比例。缴费基准需经合理测算，在收入情况不易考察的情况下按人头定额缴纳，但同时要考虑不同年龄和就业群体在健康风险上的差异，以缓解逆向选择

问题。其次，在保障模式方面，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模式并行，设立统筹账户和家庭账户。原则上，居民缴费一部分进入家庭账户，支付普通门诊（可限定在社区层次），其余部分与政府缴费共同进入统筹账户，负责住院以及大额门诊治疗。第三，在保障范围方面，根据“优先设定”的方法设定居民医保所提供的“保险利益包”。应经过成本效益分析，更好地针对保障对象的特点，最大限度地降低居民的疾病费用负担。第四，在购买服务方面，建议采用前瞻性的支付方式，其优点在于使得医疗服务提供机构预先得知其将提供医疗服务的支付率，进而根据已定的支付率进行经营管理。由于这一做法将一部分财务风险转移给提供方，使得医疗机构产生激励控制成本。在一定的费用控制与服务质量的目标下，可以将预先设定与事后返还两种支付设定方式适当结合。具体而言，在住院支付方面，可将总额预算与按诊断关联群(DRGs)(13)相结合，总额预算主要补偿治疗病人的“不变成本”，而mRGs负责补偿治疗病人的“可变成本”。使得DRGs变成总额预算的风险调节机制和提供服务的激励机制。在门诊方面，由于主要通过家庭账户支付，短期内难以采用预见性的支付制度，可以考虑按次定额支付。第五，在基金管理方面，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可以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并轨，以节省管理成本。另外，在现有统筹账户层次之上，建立灾难性医疗费用分摊基金，发挥类似“社会再保险”的功能，分散所辖地方发生灾难性医疗费用的风险，同时减少分割的基金由于准备金要求带来的资金沉淀。在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计划的同时，鼓励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收入较低、但常年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群体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计划。

如果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成功建立并推广，将覆盖城镇原来无法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所有人口。与此同时，由于形成了区域性的买方垄断力量，可以更好地与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谈判，以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14)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路径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方面的主要工作是：矫正新农合的制度性缺陷，实现对农村居民的全面覆盖。首先，在费用收取方面，要提高政府补贴水平，扩大筹资规模。我们的测算表明适当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水平在财政是可行的。(15)建议在未来的3年中，逐步将对参合农民的财政补贴提高到人均80元。以后随着政府财政能力增强，相应地增加对参合农民的补贴。同时，要优化中央财政的补助方式，充分考虑到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改变目前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参合农民采取按人头补助相等金额的做法。中央财政拨给各个地区的配套补贴可以以各地区的人均收入为基础，根据下式计算：P=100-45S2/N2，和50≤P≤83。(16)其中，P是中央政府的资助率；N和S分别代表全国和各地人均收入。这样，对于财政较为拮据的贫困地区，补贴数额或比例会高一些，对于财政收入比较充裕的富裕地区，补贴数额或比例要低一些。此外，要调整地方不同层级财政对新农合投入的职责分工，由省市财政负担全部地方财政补助资金。其次，在风险集合方面，建议由政府出资，在目前县级统筹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再保险机制，提高风险集合的有效规模，增强风险分担的效率。同时，这个再保险机制还扮演着“止损”功能，分摊参合农民发生的灾难性医疗费用。再次，在卫生服务购买方面，建立并加强新农合与卫生服务提供者网络的联系，新农合的组织者要真正发挥第三方购买者的功能。达到支付方式应有的效果还取决于其他相关的条件，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确定如何使用。另外，通过有效的预防和病例管理也可以从技术上抑制卫生服务成本的攀升。

在矫正制度性缺陷的基础上，扩大新农合的覆盖面，实行强制性参加，以避免逆选择。同时，对低收入群体提供缴费方面的补贴。对于那些季节性打零工性质的农民工群体，在制度上保证其参加新农合的重要前提是改变目前报销时的种种障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一是探索多种途径与农民工输入城市合作，设立或委托更多农民工定点“医保”医院，为所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提供基本诊疗服务，同时按规定报销部分医疗费用，从而解决农民工带“新农合”进城的“医保”问题；二是降低农民工在城市看病回乡报销医疗费用的门槛。如果制度矫正成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将覆盖所有农村居民，提高低收入农村居民对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他们免遭疾病导致的贫困，提高现有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增强风险分担能力。(17)

4.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改革路径

通过“公共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的方式实行全面覆盖。为避免贫困成为获得医疗服务的障碍，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扩大救助范围。医疗救助要逐步与公共医疗保险相互配合，主要免除医疗保险计划参加者共担的医疗费用。现阶段公共医疗保险机制尚不健全，可以考虑通过定点医院直接为困难群体提供服务的做法。另外，乡村地区也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医疗救助机制。5.商业健康保险改革路径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目的是满足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需求。在医疗保障体制改革中，要坚持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调动和整合社会资源力量，建立长效稳定的平衡和制约机制。在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内，政

府举办的公共医疗保险和社会救助，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主要解决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需求，重点体现社会公平。在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以外的需求，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灵活多样的商业健康保险予以解决。为了发展商业健康保险，首先，需要社保与商业保险的衔接，探索保险公司为社保部门提供具体经办服务。其次，要加强与卫生机构合作，做好对医疗机构的医疗费用管理。最后，争取加大对商业健康保险的税收政策支持力度。企业团体购买补充性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支出部分应可在税前列支；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其缴纳的保费部分和获取的医疗保险金均不应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要通过有力的监管措施减少保险组织者的逆选择行为。(18)另外，为了避免扭曲公共医疗保险共付机制，对与公共医疗保险的需要个人共担费用的部分，补充性商业健康保险应当在合理的范围内提供额外保障。

四、未来医疗保障制度的整合在实现全民医保的过程中，还要考虑不同制度之间的整合，最终实现不同制度框架下保障水平“多重标准”向“单一标准”的转化。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救助的整合。医疗救助一般针对低收入群体，不但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平原则，同样也对消除贫困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医疗救助与社会保险并行的医疗保障体制被世界各国实践证明是缺乏效率的，比如泰国在实现全民保障计划以前，有专门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低收入者健康卡”计划(LICS)，但是由于人群甄别的困难以及针对穷人的医疗服务质量堪忧，使其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医疗救助的发展方向是整合在公共医疗保险框架之内，即在财务上，将医疗救助基金同医疗保险基金整合；在管理上，统一纳入医疗保险的偿付体系。这样有利于在各地区形成医疗服务的单一购买者。国际经验证明，这样做不但有利于费用控制，医疗服务系统也有良好的反映。由此，主管医疗救助的民政部门可以将精力放在其擅长的困难人群甄别和受益对象确定上，而把基金支出管理和医疗服务购买的职责交给医疗保险基金，从而更有利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平稳运作。

第二，城镇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整合。目前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实现城镇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整合的主导思想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稳定城镇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待条件成熟以后，逐步实现城镇与农村医疗保障的整合。城乡整合的第一步应该着眼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整合，原因在于：从筹资水平来看，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更为接近，初步的整合有利于提高农村医疗保障的整体水平，符合优先次序原则；从基金管理上来看，新农合在县级统筹，而城镇居民医保一般为地市级，初步的整合可以提高新农合的统筹层次，提高风险分担的效率，增强保险方对医疗费用的控制能力；此外实现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整合有利于缩小其在整体上与城镇职工医保的差距，为医疗保障进一步的整合减少障碍，也符合户籍制度改革的趋势。

五、结语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保障改革道路，基本结论是：第一，为实现医疗保障的全民覆盖，应采取以公共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为内容的“三支柱”医疗保障制度框架。第二，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深化现有制度本身的改革，提高制度运行效率；扩大覆盖面，实现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大力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满足多层次保障需求。文中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各项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实施路径。第三，未来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整合应主要包括：公共医疗保险与社会医疗救助的整合，以及城镇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整合。注释：

①乌日图(2003)曾将医疗保障体系概括为以英联邦为代表的福利型医疗保障体系、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障体系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医疗保险为主的医疗保障体系等三种不同的经营模式。

②正式部门包括国有单位，集体单位，股份合作单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营企业，外商投资单位等。

③孙祁祥，郑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保险改革和商业保险发展》[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④对部分地区的调研甚至表明，部分农民没有从新农合中受益，反而受损。

⑤自由职业者一般按照平均工资水平缴费，明显高于普通职工的缴费水平。

⑥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高收入者的实际收入很难用工资标准衡量，而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性收入却往往是唯一的经济来源；在新农合中，采取固定缴费制，不与收入相联系。

⑦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209407亿元，税收收入3763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1759元。

⑧到2005年底，全国共有卫生机构29.9万家，床位336.8万张，卫生人员542.7万人。按人口计，千人口卫技人员3.48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2.45张。2004年全国卫生总费用达7590.3亿元，占GDP的5.55%。药品生产和供应基本能够满足城乡居民对基本药物的需求。截至2005年底，全国经过认证的药品生产企业416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8000多家，还有药品零售企业12万家。

⑨2007年4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会议决定，从今年开始，在有条件的省份选择

一、两个市，进行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

⑩如美国的Medicaid，新加坡的Medifund等。

(11)“总额预算＋DRGs”的支付机制创新被台湾全民健康保险制度采纳，并且实践效果不错。

(12)但以下因素可能会阻碍上述目标的实现：高收入可能反对增加缴费；政府基金管理能力较弱；医疗服务提供者对费用控制机制的抵制以及单位隐瞒雇员情况等。

(13)诊断关联群(DRGs)国内也称为按病种付费。实际上单纯按病种付费并不是DRGs的全部内容，还应综合考虑病人的年龄，性别以及既往病史和有无并发症等因素。

(14)但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因素可能会阻碍上述目标的实现，它们包括：政府建立并推广新制度的决心或力度不够；居民自愿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会产生严重的逆向选择；地区间筹资能力不均衡，导致一部分地区资金沉淀，另一部分地区入不敷出，由于缺少资金的调剂机制，导致地区间的不平等；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提供的保障利益不同，如果不能恰当的设定保障范围，将导致不同社会身份人群的不平等。

(15)测算假设：(1)根据2000-2006年的城市化进程，假设农村人口每年减少1.62%；(2)假设参合率为80%，则根据中央的规划，2007年新农合将覆盖64%的农业人口，2008年将覆盖80%的农业人口；(3)假设2007年政府对每个农民的补贴额全部达到40元。同时假设政府对参加农民的补贴额进一步提高到人均80元。这样，如果新农合2007年覆盖全国县（市、区）总数的80%，人均补贴40元（包括东部地区），总财政补贴185亿元；人均补贴80元，总财政补贴为369亿元，分别占2006年财政收入的0.4%和0.94%；如果2008年实现全面覆盖，人均补贴40元，总财政补贴227亿元；人均补贴80元，总财政补贴不过454亿元，分别占2006年财政收入的0.58%和1.15%。

(16)这个公式也是美国的医疗救助(Medicaid)中联邦政府和各州分担医疗救助费用的计算方法。参见Robert J.Myers, Social Security,289，转引自张奇林.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但以下因素将可能会阻碍上述目标的实现：政府投入不足；最贫穷的人不能全部参加新农合计划；再保险虽然可以应对新农合由于随机性波动而造成的入不敷出的风险，但却无法弥补制度性的收支缺口；难以控制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等。

中国的医疗外交 篇3

而在过去的50年间，中国全球医疗援助的意图已发生了改变。如今的中国政府已认识到，参与国际医疗援助可建立中国作为全球福利贡献者的形象。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也有赖于非洲和拉丁美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既然早期基于支持民族解放的医疗外交已有深厚基础，那么现在中国则可借由那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比如海外疫情，来培养其“软实力”，维持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

2003年的SARS疫情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全球性卫生问题的严重性。自那时起，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将其医疗外交的版图向那些可发展紧密经济联系的地区扩展，尤其是东南亚以及非洲、拉美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中国提供的医疗援助包括医疗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医的传播、对当地医疗专业人员的训练等。在海地、智利的地震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洪灾时，中国都在人道救援上做出了积极的行动。

中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了国内卫生水平的大幅度提升，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很好的借鉴。但同样也有很多因素制约着中国在全球医疗事业中的脚步，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意味着富起来的国民要求更好更多的医疗资源。同时城乡差距也是前所未见的，如今的中国依然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网民认为，比起非洲，这些国民更需要政府的援助。同时，中国并无一个如美国国际发展中心那样的机构来专门从事医疗外交。由于医疗援助往往是商务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商务部、卫生部以及省级医疗部门都参与到了这一过程中，这种状态使得中国的医疗援助组织化程度低并难以评估。

尽管中国当前的医疗外交战略已逐渐重视透明和合作，但“不干涉内政”依然是其参与全球健康问题的核心信条。中国无政治附加条件式的援助，限制了系统解决援助国问题的机会，因此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压力。但它依然受到那些正在经历政治挑战的国家的欢迎。

以非洲为例，中国2009年对非洲的援助额较2006年已翻倍。调查显示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国民对中国很有好感。同时对国内的制药工业来讲，非洲是稳步成长的市场。中国对非洲的医疗产品出口额已从2001年的1.9亿上升到2009年的11.4亿。

中国医疗 篇4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社会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以及人们保健意识的不断增强,全球医疗市场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医疗行业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 而Gary Bobb表示,作为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且涉足多个领域的跨国公司,GE公司选择在医疗行业进行深耕细作的理由很简单,全球医疗市场存在着巨大的需求。GE医疗一直以来都秉承着“崇尚科技,鼓励创新”的理念,而且坚信, 进步的科技会带来更优质的服务,可以在救助更多生命的同时,给予患者更舒适的体验。此外,由于人口老龄化加重、 全球环境恶化等现象均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GE公司投入了数十亿资金用于技术研发以满足不同地区患者的医疗需求。GE医疗设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诊断类设备, 比如CT和MRI设备;另一类为临床设备,包括超声、监护和麻醉设备。此外,GE还涉及生命科学类设备,如DNA分析技术等;以及帮助其他的药厂生产药物分析设备;医疗数据技术。GE为其多元化的产品线感到自豪。

GE医疗中国客户服务部总经理Gary Bobb

在谈到目前医疗设备行业的发展趋势时,Gary Bobb提到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数据与IT的接入,其次为小型移动医疗设备的使用,为人们快速地获取医疗服务提供了极大的便捷。而当提及国内技术方面与国外存在的差距时,Bobb认为在专业技术方面,中国在医疗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不逊色于发达国家。国内的医院也会购买一些高端的医疗设备,对医疗设备的需求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并无差异。而中国现在需要提升的主要是专家的专业程度、医疗设备的正确使用以及相关知识的获取。GE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知识传播的平台,帮助用户更好使用这些设备,并且快速地传播专业知识,而这目前对于中国医疗领域而言将是一大挑战。

立足中国、服务中国

毋庸置疑,GE一直以其强大的市场营销能力而闻名。 GE会考虑医疗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提供解决方案,比如如何开发出产品和服务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如何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和安全等。在提到GE在中国的宣传策略时,Gary Bobb表示“GE医疗在中国采取的宣传策略名为关爱先行(Care First),专注于患者的个人关爱、重大疾病和公众教育的关怀,该策略的三大支柱分别为关爱患者个体、应对行业挑战、提倡公众早健康、早筛查和早诊断。针对中国的市场, GE希望能够进行本土化的宣传策略。因此,在GE中国服务团队的1100名员工中,我是唯一一名美国人。在来到中国的3年时间里,我为中国市场带来了全球知识,在解决业务上的问题以及业务关系、技术创新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的策略就是将全球化的产品转变为创新技术,使之本地化。目前,我们在中国拥有7个工厂生产我们的产品,并有本地化的团队,已经拥有超过7,000名员工。”

中国GDP跌破了6.9,这个数据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意味着很多。Gary Bobb认为放眼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 中国的GDP增长速度还是可以的。虽然在中国医疗设备的发展已过了黄金期,城市人口接受医疗服务已经十分普遍, 但是在农村地区、私人护理市场方面和民营医疗市场仍然存在着较大发展空间。针对市场接近饱和的状态,GE将会采取极具前景的智能服务,专注于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设备,确保设备的正确使用与运转。此外,GE还会在医院的流程规划方面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鼓励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制定了简洁且灵活的政策,这也进一步提升了GE医疗对中国市场的信心。质量和安全一直以来都是GE医疗的首要任务, 我们坚持国际化、持续地、最高水准的认证和审核,通过严格的标准控制设备制造流程、后期检测等流程,以最大限度保证客户的利益,确保为患者带来最佳的医疗体验。

中国医疗保障体系改革现状 篇5

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根据享受对象可以分为城市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

一、现行城镇医疗保障制度

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基本医疗保险原则上以地级以上行政区（包括地、市、州、盟）为统筹单位，也可以县（市）为统筹单位.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随着经济发展，用人单位和职工缴费率可作相应调整。在新的医疗保险的制度下，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

参保者的医疗费用首先从个人账户中扣除，个人账户扣除后的剩余部分归属于个人。

从供给角度分析，因为付费方问题的解决，供给方（医院，医疗诊所）的问题也能解决。首先解除了价格管制，价格由医疗市场决定，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这种价格至少能够保证医院的正常利润。医院如果能够实现正常的利润，那么其提高医疗费用的动机就会消失。医院必须考虑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因而有动力维护自己的声誉，也会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约束。同时，由于在大病计划中保险公司将支付医疗费用的大头，保险公司有足够的动力来监督医生的诱导需求行为。

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的不足

1.宣传力度不够。大家对医保的实施细则不甚了解，有的根本不知这回事。导致广大群众对医疗体制改革存在很多误解，认为这是国家在变相为自己减轻负担而将其转嫁于普通老百姓身上。

2.手续繁琐。现阶段医保体制尚不完善，各项就诊及报销手续繁杂要求甚多，患者报销一次药费可能要跑上好几趟，而一点疏忽就可能不能报销。所以，很多群众认为社保单位在故意刁难，从而对医保产生抵触情绪.3.个人负担比例过高。在调查中我们的对象提出这样的意见：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和国企人员 已经付出的劳动和收入不成比例 国家欠个人太多 按现行医保改革试行 个人支付比例还是很高 应对机关事业和国企工人分别对待 加大国家负担部分。

4.基本医疗的疾病划分也不合理。一般划分为风险性疾病，日常性疾病，现在设立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让个人账户来负担日常性疾病，不允许随意跨入统筹基金。那么日常性疾病的具体划分很难达到预期效果，比如有些慢性病很难确定归属。

二、农村新兴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会满意度低社会保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强调的不是个人成本收益的平等，而是保险金的社会满意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种社会保险，受益的农民和政府补助资金来源的纳税人的满意度对其成功与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

不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主要是基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低，农民了解不深，怕政策有变，认为是把自己的保险金拿去补偿别人了等的考虑。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不满主要是因为保障水平低，参加和办理报销的程序繁琐等。此外政策不公等导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社会满意度低。

2、保障水平低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这个定义显示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救助农民的疾病医疗费用的而门诊、跌打损伤等不在该保险范围内，这项规定使得农民实际受益没有预想的那么大。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不到位

现有的宣传多集中在介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民带来的表面好处上，没有树立起农民的风险意识，也没有体现出重点，没有对那些不参加的农民进行调查，使得宣传大多停留在形式上。许多农民并不真正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他们仅从自己短期得失的角度考虑，由于自己身体好，生病住院的概率低，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还有一些农民认为它跟以前的义务教育保证金一样，最后被政府骗走了，认为是把自己的保险金拿去补偿别人了。宣传也没有把具体的理赔标准发给农民，使得他们在理赔时，看到那么多药费不能理赔一些农民有被欺骗上当的感觉。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程序过于繁琐

首先，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登记程序繁琐。其次农村合作

医疗的报销程序也很繁琐。城镇居民的医保都是可以拿来抵押一部分医药费的，可以直接在卡上交医疗费的，事后再来结算。国外的医疗保险更是让医院、医生与保险公司而不是患者发生直接的利益关系。有的村庄离报帐中心和信用社很远，来回的车费都比较贵。繁琐的登记、理赔程序增加了农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降低了农民的满意度。

中国入境医疗游有待开发 篇6

值得注意的是，医疗旅游并不一定是医疗系统欠发达国家的人去发达国家，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比如西欧一些国家的人去东欧，主要考虑的可能是性价比。这也是近几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大力拓展医疗旅游市场的原因。

在这块全球争夺的大蛋糕中，中国处于劣势地位。比如出境和入境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对等现象。

“目前国内医疗旅游90%以上是出境的，到中国接受医疗服务的外国游客数量很少。在入境医疗旅游方面，中国不仅大大落后于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甚至还不如印度。”中华国际医疗旅游协会理事长贾笑芳指出。

曾在德国留学的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安汉祥告诉记者，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医疗水平全球领先，而且费用远低于欧美国家。“在很多特色医疗如中医方面，外国游客是有兴趣的，但问题是中国的医疗体系相对封闭，国际交流不足，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有人质疑，中国的医疗资源总体紧张，怎么有时间为境外游客服务。对此，清华大学医药卫生研究中心教授刘庭芳指出，要解决医疗旅游和公立医院公益性之间隐含的冲突，可以拓宽对社会资金的利用，组建面向高端顾客的民营医院。此外，医院要进行国际医疗旅游服务，必然要提升其管理能力和服务品质，这对国内公众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目前，中国发展入境医疗旅游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位于海南博鳌的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总体规划已获海南省政府批准，正在大力推进中。丰富的旅游资源，再加上日益提高的医疗水平，假以时日中国将在国际医疗旅游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文据《国际先驱导报》）

中国面临医疗危机? 篇7

辽宁省沈阳市一家药店的职员在更换价格标签。为了对抗上升中的医疗成本, 中国降低了1200多种药品的零售价。

随随着着劳劳动动人人口口年年龄龄的的增增长长, , 中中国国正正在在走走向向医医疗疗危危机机吗吗??它的全民医疗的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吗?人们会有更多的闲钱来购置其他商品或服务吗?如果老年人、重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的话, 长远来看, 会给国家节省更多的资金吗?还是政府现在应该给医疗制度改革投入更多的资金?

A 医疗成本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表面上的全民医保, 实际上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社会福利水平仍然极为低下的这一事实。

数年来, 中国政府一直力图调整基于出口的经济模式, 试图转变为基于国内需求驱动的经济模式, 但最终的效果却微乎其微。

在过去的十年中, 中国的消费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中的份额居然从45%下降到35%。国内消费支出受到抑制,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一个完善的安全保障体系。当人们担心昂贵的医疗费用和子女们未来的教育费用时, 他们就不大愿意把钱花在其他的事情上了。在1998年, 那时大约还有90%的农村人口还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 农民的消费支出居然下降, 这是自1978年以来已知的农民消费支出的首次下降。

即便如此, 政府也没有认真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来临, 政府才被迫采取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从2009年到22011年, 中国政府给医疗保健业注入了1730亿人民币的资金, 约合270亿美元。尽管如此大量快速的政府资金支持极大的推动了医保制度的覆盖面 (全国范围达到了94%) , 但这些投入并没有真正的转化成国内消费支出方面的增加。

中国表面上的全民医保, 实际上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社会福利水平仍然极为低下的这一事实。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民众自已花钱支付医疗费用中的比例仍然高于50%。

今年夏天, 我访问了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县城, 有人告诉我, 一个农民如果得了胃癌需要做手术治疗的话, 治疗费用得花去他整整一年的纯收入。而本应承担当地公共医疗费用70%的地方政府, 由于GDP先行的一贯作风, 基本上没有心思去管顾医疗保健体系方面的建设。

因此, 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内需求继续受到抑制, 医疗成本的负担也在持续上升。在2003年至2010年间, 中国的GDP增长了193%, 而医疗成本的负担却增长了197%。对于一个陷入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中的国家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B 孝道的压力

一孩政策下的夫妇, 由于没有兄弟姐妹, 需要独立抚养四个老人, 国家应该给予帮助。

当共产党人在1949年取得政权时,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还不到35岁。而今天, 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74岁。然而, 它的主要上升区间处于毛泽东掌权的年代, 那时, 成本低廉的公共医疗投入加上科学治疗方法的普及, 大大的提高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0年代末改革来放以来, 虽然使几亿人口摆脱了贫困, 但相对于如此宏大的改革成就而言, 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却并不显著。自九十年代以来, 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反而经济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农村公社的废除和国营企业的瓦解, 导致许多中国人失去了原有的医疗保障, 尤其是农村地区。

在过去七年中, 中国政府一直在增加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目标是2020年达到全民医保。今天, 超过四分之三中国人已经有了医保。我们家的家政服务员来自福利相对较好的江苏省, 那里的医保制度已经实行了七年的时间。其医保成本, 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 每人每年约交纳10美元的保险金。但医疗保险只承担50%的医疗费用, 老年人如果身患重大疾病的话, 通常需要依靠其家庭成员慷慨解囊才能得到较好的治疗。

事实上, 中国针对个人的医疗保险系统并没有把家庭成员考虑在内。而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的时候, 提倡儒家学说的孟子就提出了政府应该完全担负起照料失去家庭成员百姓的责任, 这种建议至今仍然可取。没有子女的鳏寡老人应该享受到国家承担的全额医疗保险, 除了这些孤寡老人以外, 国家可以为其他人提供基于家庭的医保, 这些家庭中的成人子女要部分地承担家中老人的医疗保险成本。基于家庭的医保制度在极其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运行良好。新加坡仍然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孝顺老人的价值观, 孝道仍然是维系家庭成员的重要纽带。中国, 可以借鉴新加坡的模式。

但孝顺老人这一道德伦理, 很快就要受到严峻的考验。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只生一个孩子的夫妇, 将面临两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需要扶养双方四个老人的境况。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应该采取措施以帮助出现这种问题的家庭。如, 给在家照顾老人的人减税和补贴医疗保健上门出诊。中国人对养老院还有很强的反感心理, 但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养老院恐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

C 伟大的进步, 但路还很长

中国政府已经努力为95%的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险, 但还需制定出把慢性疾病包括在内的保险政策。

有两种基本的方法来增加中国的消费支出:一是提高家庭收入, 二是降低高储蓄率。

尽管平均收入正在稳定的增长 (最近几年有所下降) , 中国人还是不由自主的继续存钱, 为了养老、医疗花费和其他的需求。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并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 而且可能毁灭一个家庭的昂贵医疗费,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重大威胁。

公平的说, 中国政府一直在很努力的加强中国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 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尽管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但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2009年, 中国雄心勃勃的宣布了“深化医疗系统改革”的计划, 并以在2020年达到全民医保为目标。在2009年到2011年三年的时间里, 中国政府共投入了1270亿人民币用于公共支出, 包括保险补贴和社区级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基础建设, 通过这些投入, 95%的中国民众享受到了基本的医疗保险。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增长, 在2003年中国的医疗保险覆盖率仅仅只有30%。实际上, 随着农村、县、市各级别医疗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加大和医疗保险覆盖面的迅速扩张, 促进了民众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 减少了人个支付在所有医疗费用中的比例。例如, 农村人对医院服务的利用率在过去差不多5年的时间里基本翻了一番, 而且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比率从2003年的55.8%下降到2010年的35.5%。

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然而, 中国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首先, 保险范围非常有限。住院病人的医疗费用, 城市居民平均只能报销48%, 农村居民平均只能报销44%。而且由于保险政策是由地方政府管理控制的, 地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

此外, 鉴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种种困难 (逐渐增长的人口老龄化和趋于复杂化、高费用的慢性病) , 中国不只需要提供医疗保障“名义上的覆盖”, 更需要“有效的覆盖”, 提高保险赔付比例, 为所有的中国人提供费用更低、更合理的医疗服务。

我们希望政府对“公共利益” (如全民医保) 的投入, 能够提高全民消费水平, 减少他们对现在和将来医疗费用的担心, 降低储蓄率。

D 提高医生的工资

尽管有着人人平等的承诺, 教育和医疗保健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免费, 甚至费用还很高。

有人说, 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富裕了。但中国人同时也越来越健康吗?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 已经从50年代的不到60岁增加到了现在的74岁, 与美国只有不到4年的差距。如此快速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执政党早期对基础医疗保健知识和接种牛痘的普及 (通过赤脚医生或其他非正规医科出身的人) , 其普及范围遍布中国, 包括绝大部分人口居住的地方, 农村。

目前来看, 中国的医疗保健制度将面临多重困难。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的9%, 这个比例仍然低于德国 (21%) 和日本 (23%) 这样的老龄社会很多。但是, 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稳步提高, 加上年轻人口数量的减少, 正在不断地加速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当前女性55岁, 男性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的制度, 越来越变得不合时宜。不断增长的退休人口 (许多退休的人并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的安全保障, 或是没有足够的养老储蓄) , 随着年龄增长, 相对于基础的医疗保障体系而言, 老年人对心脏病、糖尿病等退化性疾病的治疗需求日益增长 (部分的因为消费的上升) , 现有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否能够满足这一需求, 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问题。

虽然毛泽东做出了人人平等的承诺, 但在中国, 象教育、医疗这样的大众服务却不是免费的, 而且费用还很高。不仅如此, 就业市场还会排斥病患者和老人。由于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中国人只好努力的存钱。只有不断的存钱, 才能满足治病、结婚、孩子上大学或是交纳购房预付款的需求。

享受并负担得起医保, 对中国农村来说, 是一件困难的事。由于家里有人患病, 农村人不断的外出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但大量的外出打工者同时也就意味着, 留守在家的老年人得不到子女的照料。中国的城市人口有着较好的医疗保障, 但病患者和残疾人往往处于城市最贫穷的阶层之中。

医疗保健制度的另一个难题是缺少医师, 这是有其社会原因的。与西方社会的医疗人员不同, 中国的医生并不处于收入最高的阶层, 而且中国的大多数医院都是政府管理运行的。为了解决处于上升中的医保压力, 让社会更多的人享受到医保制度, 中国政府需要重新考虑如何管理医药品, 如何激发下一代的医保提供者, 这似乎是至关重要的。

E “基本的”定义

随着更多改革政策的实施, 中国能够更好的管理上升的医疗保健成本, 同时让所有中国人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老龄社会, 中国将面临未来数年内的巨大挑战。上升中的人口平均寿命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 使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到目前为止, 中国政府已经实施了重要的举措来改革医疗保健系统, 这些举措的中心就是要提高所有中国人基本的医疗保障。请注意, 这里“基本的”医疗保障的定义是最为主要的, 因为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资源状况, 无法给所有的医疗保健项目提供持续不断的保障。

中国政府同时还通过实施基础的药品政策, 为医疗设备的定价进行经济评估, 并更改医生的薪酬制度, 使之更俱成本效益性, 以尽量地控制医疗保健成本的膨胀。

中国医疗 篇8

建国60年,对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来说,实际上既是不断对国外上市产品的学习仿制过程,也是不断深入广泛应用工程技术新成果,开发新型医疗器械产品的探索过程。这使原本滞后于国际也滞后于本国医疗技术的中国医疗器械工业经历了从小到大,从产品品种门类奇缺到门类基本齐全,从一般机电业向高科技产业挺进的发展过程。

60年大体可分前30年和后30年两个时段。

前30年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这阶段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是清一色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型企业;产品开发方式是清一色的仿制,产品品种数量由国家计划统一安排,主要原材料由政府主要管理部门统一分配,产品由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经营销售。

建国初期,中国医疗器械工业企业只有70家,绝大多数是小型修理厂和手工作坊,从业人员1800余人,工业产值(包括修理产值)仅200万元左右,只能生产简单的机械产品,像普通外科手术器械以及医用车,病床,简单手术台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刀剪钳镊和车床台架,而医院使用的多数医疗器械,不论高级装备或常规装备,都主要依靠进口。

建国后的前30年,医疗器械工业有起有落,几经波折。在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企业经整顿重组,合理使用生产资源,质量提高,成本降低,产业发展较快。1956年,工业产值达到3853万元,但随后的大跃进,盲目追求速度和产量,造成产品积压,质量下降。1961年进行三年调整,医疗器械工业重新出现健康局面。1965年工业总产值达到1.24亿元,而且国家主管部门先后直接投资,建设一批不同门类产品的生产企业,如国家卫生部投资建设生产X射线设备的西南医疗设备厂和西北医疗设备厂,生产手术器械和牙科设备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和西北医疗器械一厂,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还分期分批地改造并扶持一大批老企业,每年拨给一定科技三项费用,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等等。

以后医疗器械工业又经受“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同时在产业发展指导思想上过分扩大手术器械和计划生育器械的生产能力,产业又陷入困境。关键时刻,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医疗器械生产,要求各方面给予配合支持,随后医疗器械工业又出现转机。到1978年,医疗器械工业企业发展到430家,培育出20~30家具备一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的骨干企业,像生产放射性诊断设备的北京医用射线机厂(北京万东医疗装备公司前身)、沈阳医疗器械厂、西南医疗设备厂和上海医疗器械厂;生产几百种品种规格手术器械的山东新华医疗器械厂、上海手术器械厂、北京手术器械厂;生产医用电子仪器的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北京医用电子仪器总厂、天津医用电子仪器厂;生产眼科光学仪器的苏州医疗器械厂等等,从业人员增加到9万多人,年工业产值达到7亿元,基本形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有别于其他工业的产业分支,建立了一支稳定的产业队伍;产品品种中的仪器设备性产品门类有了较大改观,中小型X射线设备,单导心电图机同位素扫描仪,超声波诊断仪人工球形机械心脏瓣膜等实现了批量生产,在整体看,已具有了向县及县以下医院提供成套的常规医疗器械装备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发展的第一阶段,这段时间,世界医疗器械产业已大步进入高科技发展期,而中国医疗器械产业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机电产业。

但正是这30年坎坷中取得的成就,为后30年中国医疗器械工业较快发展开了先河。

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后30年,在前30年发展的基础上,借改革开放政策和人们思想解放东风,融会中外先进技术,使医疗器械工业进入百舸争流的大发展局面。

1978年,在专家学者呼吁下,国家科委正式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科;1979年上海生物医学工程学会成立;1980年,北京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先后成立,随后更多省市成立了分会,和医疗仪器设备相关的技术学会也纷纷成立医疗器械分会,这不仅在全国组织起一支医学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科技队伍,激发更多的工程技术人员投入医疗器械的开发,而且也加强了临床医院、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工业企业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1985年,在中央领导倡导下,有航空部、核工业部、电子工业部、航天部、兵器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参加的全国医疗器械行业规划领导小组成立。

1986年国家经委领导和航空工业部、核工业部、电子工业部、航天工业部、中国科学院、卫生部、国家机械委、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国家计委的部门领导组成的全国医疗器械协调联席会议成立,从事于医疗器械产品开发研究的已不再只是原先的医疗器械厂,医疗器械产业已由得到全社会关注提升为全社会产业部门直接参与发展的新趋势。

1987年,国务院先后批转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下发的《关于加速发展医疗器械工业的请示》和《关于发展医疗器械工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医疗器械产业的全社会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打破系统和部门界限,为医疗器械大发展创造了良好政策环境。不同门类工业企业按自身现有技术优势,投身于开发与自己技术接近的医疗器械产品,出现了全社会大关注,大参与,大投入的形势,大大地改变了医疗器械产业现状,从而导致医疗器械产业重新调整组合。产业重组表现在,一是企业组成发生变化。10年内,有1800多家军工和机电企业及科研部门进入医疗器械生产开发行列。全国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构成由原来的单一系统的公有经济构成演变为多系统的多种经济构成。

第7个五年计划期间,一批著名国家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参与医疗器械新产品开发研究,如中科院电子所,国防科工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航空航天工业部633所,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承担或参与中频X线机,B超诊断仪,医用传感器,高清晰医用电视系统,危重病人监护系统等项目的开发研究。

与此同时,几所国内大学开始设置生物医学工程或精密医疗仪器专业,迄今国内已有百余所高等院校设置了和医疗器械相关院系专业,20多年来她们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并有相当数量毕业生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而成为本专业领域的技术骨干或学科带头人。

国家对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研究开发上加大资金投入。近20年,国家有关部门设立的多种类型科研或开发资助项目(如863,国家重点专项,产业化专项,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等)中,列入医疗器械相关课题有较大幅度增加。在2002年~2004年3年中,国家利用国债资金投入35个医疗器械项目,总数达到3亿元。

2006年~2008年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在医疗器械领域投入科技经费共计约2.7亿元。

后30年,中国医疗器械产业在人们对医疗保健服务市场需求迅猛高涨的催动下,又在人才、资金、工程技术协作等客观环境方面获得了很大支持,产业面貌有很大改观。

2007年底,按独立核算、进入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810家,员工16万,年总产值582亿元。

医疗器械产业60年的重要变化:

1 产品开发模式的变更

建国以来,中国医疗器械产品开发模式经历了30年仿制,15年引进合作,15年自主设计集成创新三个阶段。

30年前,我国医疗器械产业在本产业极其薄弱并基础工业全方位落后现实面前,为追求周期短,投入少,见效快,实事求是地自发采取仿制国外产品的开发策略,经长达30多年仿制生产,发展了一批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内市场,在实践中锻炼一支技术队伍和形成若干个生产基地。

如60~70年代,在我国医疗仪器设备制造舞台上领军的三家医用诊断射线机制造厂和70年代形成的三大医用电子仪器制造厂,就是从仿制国外医用诊断射线机组及心电图机起步的。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加入了知识产权的国际性组织,我国产品开始进入国际市场销售。随着知识产权国际化的推进,仿制国外产品的开发模式已经不能通行无阻了,知识产权意识提到了议事日程。开发模式的变更已箭在弦上。改革开放30年经历的就是从引进合作开始,并在引进合作热浪潮中逐步转向自主设计集成创新的过程,大体上可分两个15年。

改革开放的前15年,我国医疗设备制造业在世界医疗设备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国内医疗单位对医疗仪器设备技术时尚及更新换代迫切性加剧冲击下,开始兴起与国外企业合作或引进的热潮。想走以广阔的国内市场换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导的中外合作路子,以期最快速度赶上或接近国外先进水平。当时的中外合作路子主要有5种形式:

(1)售后技术服务合作。通过在境内设立外商维修点承担产品维修业务,以提高自已的专业维修技术水平。

如建立日本奥林巴斯株式会社、日本阿洛卡公司、日本日立株式会社等数十家境内维修站。

(2)引进单项设备。1979年,向美国ABAR公司引进HR-20真空炉热处理设备,提高手术器械的内在质量。

1980年,向联邦德国引进一套6台瓷牙核心技术检测仪器,解决了假牙的硬度、韧性不足和色泽不匀等关键质量问题。90年代多次引进一次性注射器成套设备。(3)引进关键技术。1979年,引进日本町田制作所纤维传像束和内窥镜生产工艺技术。1984年,引进南斯拉夫EI公司旋转阳极X线管生产技术。

(4)通过组装、消化、吸收,国产化。1984年开始,分别在B型超声诊断仪,单道和3道心电图机、心脏除颤器,遥控式无暗匣800毫安X线机,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血球记数器,生化分析系统,XCT等品种上进行散件组装的合作。

(5)建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1984年以来,先后成立了生产一次性医用高分子制品,心电图机、心脏除颤器,大型X射线诊断机组,B型超声诊断系统,X-CT,MRI等高科技产品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数百家,遍布20多个省市。

5种形式中,以组装-消化吸收-国产化和建立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最为盛行。

客观地分析,用国内市场换取国外技术模式,对我国医疗设备制造业在技术研发、生产经营、质量管理等方面的成熟和发展确曾产生过一定积极作用,使一部分我国生产的医疗设备品种逐渐向国际水平靠近。有些中外合资、合作医疗器械企业,曾在某段时间内成为境内重要的制造骨干力量,像生产XCT的GE航卫,生产MRI的安科,生产监护仪的青岛惠普,生产心电图机的上海光电,生产麻醉机的上海医疗设备,生产一次性医疗用品的天津哈那好,苏州碧迪等等。然而,纵观多年实践效果,这种以“国内市场换取国外技术”的良好愿望却有着种种难尽初衷的地方。比如,进口组装中,组装的往往是对方已面市多年而行将更新换代的品种;有的是合作产品的关键技术、关键制造工艺仍然作为技术秘密掌握在对方手里,其结果往往是关键技术关键工艺未能到手,而国内市场却实实在在让给了对方。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发展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主要途径。

上世纪末即改革开放的后15年,随着我国机电基础工业产品及生产技术装备和加工工艺水平的提高,随着国家加入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和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建立,随着国产医疗仪器设备进入国际市场欲望增强,自主设计集成创新开始成为医疗仪器设备发展的新兴主流。

自主设计是指在对国内外产品的消化吸收启发下,应用已知技术整合设计。一般说来并不具有技术创新元素的开发方式,自主设计往往在产品原理方法,功能,主要性能指标等方面具有某个参照实体,但是已经抛样品测绘而改之以试验研究,多数情况下,系统不具有技术性专利。自主设计方式或多或少淡化了引进消化仿制的内在属性,但是缺乏创新,特别是在关键技术、关键部件上的自主创新,它只是一种向自主创新的过渡形态。

笔者认为,目前每年注册的新产品中大约有80%以上是这种开发模式的产物,即使是目前在自主创新上颇有起色的沈阳东软数字医疗公司和深圳迈瑞医疗公司,在上世纪末兴起时就是凭借这种开发模式下创业起步的。它的问题在于不能或基本上不能跳出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被动局面。

与此同时,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发展进程加快,医疗仪器设备创新的客观条件在不断变化成熟,自主创新也出现在医疗仪器设备产业领域。产生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创新案例。像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肿瘤治疗系统,主观式人眼像差仪,它们曾分别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或技术进步奖。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治疗目前已成为一个全新治疗产品门类,又新开发出聚焦超声妇科治疗系统,聚焦超声鼻炎治疗系统等产品。引进消化吸收(或学习消化吸收)后再创新往往是对已有产品有重大更新,像多源动态旋转聚焦式立体定向伽玛射线治疗系统,直接数字化低剂量狭缝式线扫描X线摄影系统等等。

自主设计集成创新拥有专利技术,有创新点。笔者认为,近几年在临床实验室仪器制造上兴起的新兴企业,如深圳雷杜公司,南京英诺华公司,北京松上公司,其产品基本上属于这一类,有可能其关键技术是公知技术,在局部性关键技术上各家自有特色或拥有新型实用专利,其中有的关键部件也可能是外购的。但是自主设计集成创新不很普遍。据国家医疗器械监督管理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自主创新的医疗器械新产品约占医疗器械新产品总数的14%。因此,在面市的国产品中,带有仿制色彩的品种还是占有很大份额。

当然,上述两个15年的主流开发方式也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一方面互有穿插,另一方面,前一阶段也为后阶段客观上起取到一些培育作用。如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仿制时期,也有个别企业和一些科技工作者也曾围绕中医学理论在自主创新上进行一些探索。上世纪70年代,北京中医院工程技术人员和中医教授合作开发出关幼波肝病诊治系统,北京天津上海分别开发中医脉象记录分析仪器,以及多彩纷呈的经络仪器,但由于种种困难,都未能成为医疗诊断治疗产品阵营中重要成员,甚至有的始终都未能进入市场。

回顾我国医疗器械开发模式的变化,单一仿制,引进合作,自主设计集成创新三个阶段有它形成的主客观条件,而且都对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估计今后仿制,引进,合作,自主设计,集成创新都会在相应条件下长期存在,不过唱主角的将会是自主创新。

在长期研究开发生产实践中,特别是60年后的今天,医疗器械产业向高科技挺进的今天,更多企业深刻体会到自主创新开发模式对企业生存能力的作用和科研教学工业制造医学临床多元合作在自主创新开发的必要性,从而萌发建立科技创新联盟的设想。2009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热情支持和多个企业的积极努力下,终于成立了首个医疗器械科技创新联盟组织,其成员有科学研究高等教学工业制造医学临床等四个方面,这是一个带有探索性实践的松散的科技创新合作体,由于加大了围绕医疗器械相关的科学基本原理,工程技术及其制造,医学临床应用部门高知识人群之间的定期交流,推进多方技术协作,估计将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医疗器械产品开发上的科技创新进程。

医疗器械产品开发模式的变更,引进合作的实践,提高了企业参与国际间技术交流的主动性,并迅速波及到全行业。比如推进企业由地区或国内配套发展为全球性的协作配套。即企业在生产整机过程中,对产品的部件,组件,元器件本着保证产品质量和择优原则,变单一国内采购为国内外市场统一比较采购和协作配套,不再片面地强调自力更生和国产化率。加快了企业对产品标准国际化的认识,产品安全标准和性能标准和国际标准接轨。医疗器械是国际交换最活跃的产品门类。在发达国家,既有相当数额的出口,也有相当数额的进口。

国际交换的前提是产品安全标准和性能标准的同一,近年来还包括了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标准的同一。而标准与国际接轨问题一直是我国的弱项。以往制订医疗器械标准往往限于我国工业技术水平,而过分强调国情,既忽略或遮盖了标准本身的内在联系和合理性,又不能和国际标准统一,给用户及产品出口增加了难度,引进合作实践,重视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重视等同采用国际标准,包括安全标准,性能标准和质量保证体系标准,从而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有利于医疗器械产品的进出口。

1962年,当时的医疗器械主管部门卫生部首次进行医用电冰箱质量性能测试评比,随后,对医用诊断X射线机、节育环、手术剪、止血钳、心电图机、血压计等产品进行测试评比,有计划推进企业质量管理。70年代开始推行QC、TQC活动,1979年苏州医疗用品厂华陀牌针灸针获国家金质奖,1980年上海牌体温计、鹤牌裂隙灯显微镜、武汉牌压缩真空计获国家银质奖,天津医疗器械厂空调机加工QC小组被评为国家优秀质量管理小组。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国外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用户不仅仅认识了这些国外医疗器械新产品、新技术,同时也从比较使用中,对中国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提出新要求。中国医疗器械工业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愈来愈深切地感到产品质量对企业生存的重要影响。特别是90年代末期,国家主管部门决定有限期分批分类强制性推行GB/T 19000(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质量第一意识。

1996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国家医药管理局组建并成立医疗器械质量认证委员会,同年批准成立第一个医疗器械质量体系认证中心。随后,一批企业相继通过国内外质量认证机构的质量体系认证或产品认证,到目前已有数百家企业获得中国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或国外ISO9000或CE认证证书。

2 产品结构变化

改革开放前的30年,医疗器械产业在生产品种和生产能力方面都有较大增长,1978年已能生产包括中小型系列X射线诊断机,心电图机,电子理疗仪器,麻醉机,同位素彩色扫描仪,回转式钴60治疗系统,激光眼科治疗机等机电一体化品种在内的15大类1500多个品种。但是和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医疗器械向高技术高品质进军的大趋势相比,差距是很大的,譬如,我国医疗器械产业还是以刀剪钳镊为代表的手术器械和以车床台架为代表的医院设备等简单品种仍占较大比重,翻开当年的全国医疗器械生产计划本,数以千万件套的手术器械占了很大篇幅满目,而机电一体的仪器设备只是零星几页。更何况大多数品种更新换代很慢,远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医疗器械产品结构调整创造了诸多有益条件,在国内外医疗器械产业差距的刺激下,人才资金向医疗器械产业聚集,从此而始,国家对产业发展和科研开发的资金资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大,国内外能为医疗器械提供的技术协作和配套能力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优异,产业对科技人才的感召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劲。

30年来在医疗器械产品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也最能体现产业向高科技挺进的速度:(1)原有产品已大幅度进行了更新,即便是手术器械也在产品材质,产品功能参数和精度,成型加工工艺和品种档次上有了提高;(2)仪器设备类品种门类增多,2008年,境内能生产医疗器械已达到47个门类、3400多品种、10000多个规格的产品;(3)产品主要形态已从器械、器具变为仪器设备系统,刀剪钳镊和车床台架已不再是医疗器械产业的主品种,机电一体的产品成为医疗器械主导品种。像旋转式伽玛刀,医用驻波加速器、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系统,X-CT、MRI、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数字减影系统、24h动态心电监测仪、全自动生化分析系统、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血管内激光照射治疗机、激光手术器、纤维光束内窥镜、人工关节、介入导管和植入性支架、多功能麻醉机、体外振波碎石机等一大批新技术品种。

30年中,发展最快,享有较好信誉的品种门类有生理监护产品和超声成像产品。病人监护系列中档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已创建较好声誉。近几年产量已超过2万台,深圳是目前国内病人监护产业的最大生产聚集地,年产万台或接近万台的有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科威公司、珠海宝莱特公司。

超声成像产品通过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北京天惠华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汕头超声仪器研究所、无锡祥生医学影像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开立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威尔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威尔德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恩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企业,其中有的除了能大批量生产中、低档黑白B超外,还逐步掌握了普及型彩超的生产技术,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如北京天惠华公司、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的多普勒彩超成像系统,从128阵元的高灵敏度,多波束成形器,到整机系统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近10年来,发展最快,正在建立良好信誉的品种门类有离体诊断仪器设备和微创介入治疗产品。

离体诊断仪器设备又称临床实验室仪器设备,发展浪潮似乎比成像设备来得晚了几年,上世纪80年代还被称为是我国医疗器械新产品开发中的鸡肋项目,国内几家主要分析仪器制造厂都曾涉足临床实验室仪器设备,但多无建树。光电比色计、光密度计等初级产品,在临床实验室唱了较长时段主角。近10年来,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离体诊断仪器设备生产企业,如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雷杜公司、上海雷勃分析仪器有限公司、上海迅达医疗仪器公司、山东高密彩虹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北京松上公司、南京英诺华公司、长沙爱威科技实业公司、长春赛诺迈德医学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近3年不断推出新产品,有两分类和三分类血球计数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血凝分析仪、酶免疫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等,虽然在全自动生化分析和五分类血液分析等方面仍然差距不小,但企业和产品面貌一新,有些已出口创汇。微创介入治疗产品是我们紧跟国外新技术项目,现已实现自主开发生产。在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已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生产厂家。

如生产介入导管和支架的上海微创医疗器械公司,生产导管的佛山医用特种导管公司,生产支架等介入治疗产品的深圳先健有限公司,生产药物洗脱支架等介入治疗产品的北京乐普公司,生产微创手术窥镜的杭州桐庐尖端内窥镜有限公司等均有所创新。

30年中,还有一种发展最快的品种是一次性医疗用品,即注射器具和输液器具,由于客观上需求量大,加之有关部门又过分宣传适销对路,一时间遍地开花,全国有近千家企业上马一次性注射器具或输液器具,大批量的引进注塑机设备,有的县,乡乡村村都搞,结果适销对路的产品,却难以对路适销了。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性医疗用品质量问题,后经国家主管部门多次整顿,才建立合理的生产规模和生产经营程序。

出口产品构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产品结构的变更。

表1是2008年出口产品构成,可看到诊断治疗器械已占到32%,成为第一位,而且是连续第3年出现出口顺差:(2008年医疗器械进出口总额达162.8亿美元,其中,出口额为110.67亿美元,进口额为52.16美元,医疗器械对外贸易继续保持顺差)。

我国人口众多,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对医疗服务需求有所差异,在正常时段或非正常时段又有差异,中国医疗器械产业曾经历多次自然灾害的应急考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2006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都反映了手术器械、骨科器械、卫生护理器械、呼吸机、移动X射线系统、引流装置等方面的应变能力。

因此,医疗器械品种门类应是多层次的。如今已然实现了30年前国家主管部门曾经提出的,要生产可配备当代县级医院的全套医疗器械的奋斗目标。

医疗器械品种门类的发展变化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也使我国医疗器械产业的弱项暴露得更充分,这就是不少产品的核心部件、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大,而产品的核心部件恰恰是产品更新换代的主体所在;机电一体的仪器设备类品种比率上升,产品可靠性研究实施就显得更为重要,而产品可靠性的研究实施一直是医疗器械产业的不足。因此,加强产品的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加大产品可靠性的研究实施力度,将是我国医疗器械产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致力实现的首要任务。

3 由点到面的产业聚集区形成

自建国到1978年,在国家一系列恢复、扶持、改造、新建等政策推进下,形成了上海,北京,天津三个医疗器械产业重点市以及上海医疗器械厂,上海医用电子仪器厂,北京射线机厂,天津医用电子仪器厂,沈阳医疗器械厂,山东新华医疗器械厂等一批骨干企业。但是在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刺激下,产业队伍发生很大变化,涌现一大批新组建的股份制高新科技企业,原有骨干企业也在改革开放激流中重新排序。如原有的全国3大医用电子国有制企业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一大批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医用机电一体化股份制新秀。如今,像深圳那些新组建的股份制企业已成为开创我国医疗器械产业新局面的主力军。并在发展过程中,依靠各自地区工业技术,科技人才,医学基础及政策性优势,又相继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等3大新兴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

按2007年810家独立核算生产企业的不完全统计资料,3个区域的总产值之和占全国总量的82%,销售额之和占全国总量的83%。(表2)实际上已有3年连续保持这个水平。

3 个区域的共同点是:

(1)具有比较雄厚的医疗器械支撑产业基础,电子工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化工工业都比较强,利于开展技术协作和产品配套;(2)海内外交通方便,各自具有多个国际级别的海港码头,利于开展技术交流和贸易往来;(3)高等教育机构和高知识高技术人才相对集中,全国大多数高等学校集中在这些区域,有较强的潜在人才资源和技术发展后劲;(4)医学科研和医学临床水平高于其它地区,三级医院的大多数都集中在这区域,新医疗器械的临床试验研究和临床评估能力强劲。(5)有强劲的融资渠道,包括国有资本、民间的和国外资本。

3 个区域又各有特点,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

都是跨省的大区域,原来的医疗器械制造业基础较好,调整重组后具有新老结合特点,品种门类比较宽;此外,长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达,江苏又有较强的有机化工工业,一次性医疗用品发展突出;珠江三角洲原有的医疗器械制造业较差,现代医疗仪器设备生产制造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国外资本的引进,得益于后起的家电及电气制造工业,是医疗器械工业的后来居上者,虽然它在总产值上不如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湾地区,但按医疗器械产品技术结构优势或是主体产品技术附加值大小,珠江三角洲的深圳排在全国榜首,无愧是全国医疗器械产业的一颗明珠。最早出现的中外合资企业安科公司虽然本身经历了盛衰之变,但在医用成像,生理监护上所曾具有的技术强势,如今却已脱胎外溢转化为珠江三角洲的强势门类,驰骋国内市场了。

医疗器械工业向高科技产业挺进的良好势态,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它的更多关注。目前,不少地区都在效仿和组建各种新的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笔者认为,产业聚集区的形成是缘于主观导向和客观条件的统一,而客观条件又是多重元素的组合。这是需要注意的。

参考文献

[1]《现代中国医药事业》

[2]《中国改革开放辉煌成就十四年》,医药卷,齐谋甲主编1992年

[3]《建国三十年医疗器械统计资料》(内部)1978年

[4]《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大事记》(内部)1984年

[5]《中国医药五十年》卜绮成中国医疗器械工业五十年1999

[6]《医疗器械统计年报》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

中国医疗 篇9

组委会在给东软医疗的获奖评语中写到:1997 年, 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T在这里诞生, 中国也成为全球第四个能够生产CT的国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东软医疗在CT、磁共振、数字X线机、彩超、实验室自动化、放射治疗设备以及核医学成像设备等系列产品领域, 不断探索、不断创新, 勇于攻关的研发团队, 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 让东软医疗在近20 年的企业历史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据悉, 2013 年度中国医疗设备企业“金人奖”的结果, 是基于前期历时8 个月“2013 年度中国医疗设备行业售后服务调查”中的大量详实数据, 并结合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而评选产生的, 旨在表扬先进企业、带动落后企业, 让全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中国医疗 篇10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曾益新院士在发言中谈到:《中国医疗管理科学》创刊, 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意义非常重大, 可促进医疗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我们作为编委都应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做一些贡献。他强调了我国目前“三甲”医院已发展得较好, 但县级医院和乡镇医院还应上水平, 基层医院是我国医疗管理体系中的塔底, 只有把这一基础打好, 整个医疗体系才能建设好, 因此, 他提出了《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杂志要特别关注对基层医疗机构加强管理的宣传报道工作的建议。其次, 他还提出依托《中国医疗管理科学》这一平台, 做好各个方面的资源整合, 站在科学的角度, 对评价医院医疗质量的各项指标进行选择, 并赋予其合理的权重, 从而促进医院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外, 他还提出在各方的努力支持下要将《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杂志办成具有学术性、引导性、政策性、权威性的优秀期刊。解放军总医院朱士俊教授在发言中提出:要进一步明确杂志的属性定位, 界定主要的读者对象, 理顺好读者、作者与编者的关系, 围绕特色办好期刊。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刘远立院长发言中提到:《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杂志应突出管理科学, 要求真, 真理不辨不明, 建议所刊发的内容应具评论性或同时刊发一些不同观点的文章, 从而展开学术上的辩论。此外, 编辑部要鼓励读者反馈信息, 线上线下要有一个互动, 通过作者、读者反映的情况, 了解他们的心声, 采纳他们的建议, 这样可以提高杂志的社会参与度和读者的关注度。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潘义生副院长认为:《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杂志冠以科学二字, 这是以往卫生软科学类期刊所没有的,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是一个全新的境界, 正是当前医疗管理工作所缺失的和所需求的, 它具有严谨性, 因此, 期刊内容在顶层设计上要体现科学性, 要找到医学发展的规律所在。此外, 许四虎、马伟杭、李少冬、耿庆山、何超、葛建一等编委也相继在会上就《中国医疗管理科学》杂志今后的办刊思路和策略提出了具有指导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中国医疗管理科学研讨会专题发言中,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孙虹院长作了题为“后勤社会化、专业化管理”的学术报告, 指出后勤社会化管理要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提出现代公立医院完全没有必要办后勤, 要由办后勤为管理后勤才是正确的选择;上海市医院协会副会长何梦乔编委介绍了上海医疗卫生工作的总体现况, 以及上海市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组织构架及其建设与发展构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裘云庆副院长就“病案数字化制作全程质量控制管理与应用”作了专题讲座, 即明确病案数字化管理各岗位人员职责以及采取关键环节控制、质量检查等措施对病案数字化翻拍过程进行全程管理以确保数字化病案的质量与信息安全的做法和经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党委书记金昌晓编委就该院精细化管理的实践体会作了详细的专题演讲。

中国城市开展医疗旅游潜力探析 篇11

[摘 要]基于因子分析研究方法，从影响医疗旅游的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技术与水平、旅游行业竞争力、交通四个方面构建18个指标体系，对31个省会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省会城市之间开展医疗旅游潜力差异较大。根据31个城市的综合得分结果，可将其分为竞争力最强型、较强型与较弱型三种城市类型。建议在竞争力最强型和较强型的城市所在的城市群采取措施开展医疗旅游，在东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内蒙古草原地区、西北地区以及中原一些地区开展特殊病人医疗保健旅游。

[关键词]医疗旅游；城市群；因子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1-0001-04

Analysis on the potential of medical tourism in Chinas cities

ZHANG Guang-hai， GAO Xu

（Management College，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factor analysis， we selected 31 capital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We built 18 target systems f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rom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dical tourism， namel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edical technology，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traffic. By calculating and extracting common factors， and naming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arge difference in potential of carrying out medical tourism between the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ity according to the composite score of 31 cities， namely the most competitive type， strong type and weak type. And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arry out medical tourism between the cities of most competitive type and strong type.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Inner Mongolia grassland area， northwest region and some regions of central region， health care tourism for special patien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medical tourism； city group； factor analysis

医疗旅游是指以治疗或预防疾病、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为目的，与多种旅游活动相结合的新的旅游形态，是一种医疗服务与休闲旅游服务相结合的新型旅游形式[1]。医疗旅游作为旅游业和医疗业相互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够带动旅游业、医疗服务业、当地的航空、会展等相关行业快速发展[2]。随着医疗旅游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医疗旅游产业格局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形成，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疗旅游城市。中国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中国发展医疗旅游较晚，因此探析城市开展医疗旅游潜力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推动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

一、文献综述

最早的有关医疗旅游的定义产生于欧洲，是从健康旅游研究中派生出来的新概念。Wonyoungmi 认为医疗旅游是指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与多种旅游活动相结合的新的旅游形态[3]。Kimyihyang等认为医疗旅游以健康为目的，从期望值的层面可以分为精神和肉体两种治疗[4]。Ging运用时间序列法研究发现，新加坡开展医疗旅游与国际旅游存在着因果关系[5]。高静等结合国际医疗旅游产业发展，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国际医疗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了我国发展医疗旅游的若干措施[6]。张广海在研究医疗旅游进展的基础上，对我国医疗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又结合各类医疗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布特点，对中国医疗旅游做了四个功能分区[7]。中国应通过借鉴国外开展医疗旅游的经验教训，并结合国内的实际开展医疗旅游，可以推动国内医疗旅游的研究与实践。我国有关医疗旅游研究的内容不断扩展，出现了对上海、北京、广州、天津等旅游城市的医疗旅游开发案例研究。关于医疗旅游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包括实地调研法、SWOT分析方法和网络分析法等[8]。由于缺乏医疗旅游统计数据，关于医疗旅游的定量评价研究较少，所以本文尝试用定量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为中国开展医疗旅游提供一些建议。

二、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基于数据全面性和可获取性的原则选取与构建指标。本文选取31个省会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医疗旅游的因素，即经济发展水平、医疗技术与水平、旅游行业竞争力、交通四个方面构建18个指标体系（见表1），对开展医疗旅游潜力进行研究分析。数据来源于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各城市旅游局官网。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利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表1的18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根据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10]，提取能反映中国城市开展医疗旅游潜力的公共因子，然后得出31个城市开展医疗旅游潜力分析的综合评价值，即31个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的因子总得分，再根据因子总得分来比较各个城市之间的差异，并对中国开展医疗旅游提出一些建议或对策以咨借鉴。

三、结果分析

（一）公共因子提取与命名

由表2可知，这4个主因子解释的累计总方差达到85.513%，保留了大部分原始变量的信息，由此，对于所选取的18项指标进行研究，最终可综合为4个公因子。而用4个公共因子来代替原始数据指标进行省会城市开展医疗旅游潜力分析是可行的。

根据表3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知，第一个公共因子中地区生产总值、国内旅游人数、国内旅游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JIC认证医疗机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入境旅游者人数载荷系数较大，可以将第一个公共因子命名为规模因子；第二个公共因子中公路客运量、医院与卫生院个数、客运总量、医院与卫生院床位数、水运客运量、医生数载荷系数较大，可以将第二个公共因子命名为医疗技术与交通因子；第三个公共因子中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民用航空客运量、星级饭店数载荷系数较大，可以将第三个公共因子命名为服务业接待能力因子；第四个公共因子中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铁路客运量载荷系数较大，可以将第四个公共因子命名为补充因子。

（二）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31个省会城市开展医疗旅游潜力的综合得分前9名中，东部地区6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2个，东部地区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相对领先；在10—20名之间，中部地区6个，东部地区3个，西部地区2个；在21—31名之间，中部和西部地区居多；从总得分上来看，东部地区省会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最大，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较差。从城市所在的区域看，前10名城市基本上分布在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和川渝城市群。开展医疗旅游潜力较大的城市大都分布在沿海地区或者沿江地区，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医疗技术精湛，交通发达，适合开展医疗旅游。

根据31个城市开展医疗旅游潜力的大小将其分类（见表5）：第1类为最强型，包括4个城市，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重庆市，这4个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最大，而且都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城市，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竞争力都很强，具有与国际上开展医疗旅游的国家进行竞争的潜力；第2类为较强型，包括5个城市，分别是成都市、天津市、杭州市、武汉市、南京市，这5个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属于较强型，与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和重庆市的差距不是很大； 第3类为较弱型，包括22个城市，分别是长沙市、沈阳市、西安市、郑州市、昆明市、济南市、合肥市、哈尔滨市、福州市、长春市、石家庄市、贵阳市、海口市、太原市、南宁市、乌鲁木齐市、呼和浩特市、南昌市、兰州市、西宁市、银川市、拉萨市，这些城市开展医疗旅游的潜力与前两类城市有一定的差距。

四、讨论

从开展医疗旅游潜力最强型城市和较强型城市所在的区域来分析，北京市和天津市属于京津冀城市群，上海市、南京市、武汉市和杭州市属于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广州市属于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重庆市和成都市属于川渝城市群，这些城市区域开展医疗旅游潜力较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低廉的价格优势是中国开展医疗旅游吸引外国游客前来就医的主要因素之一[11]。中国虽然有着丰富的医疗旅游资源，但是因为人口众多等因素，开展医疗旅游的困难还是比较大的。由此建议，中国要发展医疗旅游可以先从医疗旅游潜力较好的城市开始，以它们为中心带动中国医疗旅游的发展。

（一）京津冀城市群开展医疗旅游

此区域可以中医、中药和中医技术为手段来开展医疗旅游，中医药不仅可以强身健体，也可以预防和治疗各种疾病，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可以在对外的医疗旅游中，以其独特的优势来吸引海外游客前来就医旅游。同时应充分发挥北京市、天津市的旅游地集散功能，以发挥中医医疗优势和医疗旅游资源优势相结合作为本区域的重点，鼓励先进的医疗机构积极参与国际认证与合作[12]，打造闻名世界的中医医疗旅游品牌。

（二）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开展医疗旅游

此区域是我国开展医疗旅游的对外窗口，以先进的医疗技术为依托把中国的中医融入现代先进技术中来开展医疗旅游。此区域是我国旅游发达地区，拥有高水平的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有医术高超的中医名家，再加上有丰富的旅游景区资源，将成为我国发展医疗旅游业的重点开发区域。尤其是上海市可通过与世界优秀的医疗机构交流和合作，开发国内和国外医疗旅游产品市场[13]。上海市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平台凭借着灿烂的中华文化、优质的医疗团队、个性的服务和特色的治疗等特点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三）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开展医疗旅游

此区域应该明确地定位其医疗市场、医疗游客和医疗旅游产品，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开发不同产品，并制定相应价格策略。广东省评出19家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其目的是打造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品牌，准备试水医疗旅游[14]。此区域应做好地区之间的合作。譬如，广州市可以联合海南岛开展中医疗养旅游，吸引国内外游客前来就医旅游。该区域还应针对以中医治疗、休闲康复等为目的的旅游者，设计出符合他们需要的旅游产品，传承中医博大精深的文化，提高中医技术水平，形成一个集医疗、养生、度假为一体的旅游区。

（四）川渝城市群开展医疗旅游

此区域要加大力度完善旅游接待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创新满足游客医疗旅游产品，提升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与知名度，打造中医医疗旅游产品品牌，为游客创造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提高当地的医疗接待能力和医疗旅游服务水平。西南地区是我国中医药资源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有着丰富的中草药和闻名全国的民族医药，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为了弘扬历史悠久而独特的中医药文化和奇特的民族医药文化[15]，四川省开启了中医健康养生旅游新模式，以此来发展医疗旅游；云南省旅游资源丰富；贵州省中药材资源多样。川渝城市群利用本区域优势资源，通过借鉴上海医疗旅游产品开发和推广的经验，会更多地吸引国内外游客。

（五）其他地区

此区域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内蒙古草原地区、西北地区和中部一些地区等。此区域可针对一些特殊病人开展一些医疗项目，比如东北地区的森林中含有的空气负离子对于高血压病人具有降低血压、减少伤口疼痛、抑制癌细胞生长等功效，该区温泉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所以东北地区适合病人的康复与休养，可以开展养生保健旅游。此外，内蒙古草原地区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以植物为主的蒙医药是这个区域的主要特色之一，对于心脏病、类风湿、妇女病、咽喉痛等疾病治疗都有一些独特的功效，得到了国内医学界和患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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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中国)医疗业务 篇12

西门子医疗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放射介入高端手术TIPSS(经颈静脉肝内门体支架分流术)领域凭借各自在技术和临床方面的先进经验,致力于支持更多的医师实施这种复杂的介入手术,从而让更多的患者受益于不断发展的微创介入技术。

自1988年首例TIPSS手术得以成功实施以来,该技术已被广泛用于治疗通常由肝硬化或肝癌导致的门静脉高压症。TIPSS可在门静脉和肝静脉之间建立一个通道,改变肝内血流路径,从而降低门静脉内的高血压。目前该手术仍具有一定风险,因为门静脉解剖学上是不与肝静脉相连的,在常规透视图像中并不可见,因此当医师经颈静脉进入门静脉时,基本上都是进行“盲穿”。此外,在大约30%至47%的病例中,门静脉分支处于肝外,而穿刺错位可能导致严重的腹内出血,甚至使患者致死。

西门子医疗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于研发最优秀的微创介入技术解决方案。为了降低TIPSS手术的风险,西门子研发人员开发出了适用于一个可集成于AXIOM Artis C-arm血管成像系统的三维引导工具,帮助医师实施穿刺和支架安装。该创新的三维引导工具安装并运行在Leonardo后处理工作站上,并且以三维的形式显示门静脉分支上的靶点及最佳穿刺路径。初步研究显示,该三维工具能有效地改善门静脉穿刺的准确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风险,提高TIPSS治疗的应用性。

西门子得到了成都华西医院的鼎力支持,不断完善这项创新工具在临床领域的应用。华西医院每年承接400多例TIPSS手术,并发表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文章,是中国最权威的TIPSS介入临床和研究机构之一。华西医院是亚洲首家在临床中运用这项三维引导工具的医院。西门子将与华西医院在TIPSS介入研究方面紧密合作。在西门子技术的帮助下,华西医院还计划成立全国TIPSS介入培训中心,让更多的年轻医师有能力完成这种复杂的手术。

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需要强大的团队支持。为此西门子以德国福希海姆(Forchheim)总部为中心,建立一支科研合作的支持团队。此外,来自东北亚区、美国和日本的团队组成并行的3大科研合作支持团队,直接面向欧洲、美国、中国和日本4大市场。目前东北亚区放射介入科研支持团队正在逐渐壮大之中,并将为该地区西门子与临床合作伙伴的科研项目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西门子医疗创意大赛向全国高校在校学生发出征集令

西门子一直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致力于为优秀毕业生发掘自身潜力提供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