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精选12篇）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篇1

文丨陈春燕

1 中国新闻教育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1.1 新闻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

随着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日益壮大, 社会上对新闻类人才的需求随之日益增多。但从我国现今新闻教育来看, 要想使教育质量与需求相协调仍存在各种问题。媒介产业具有了强大的竞争力之后, 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变得重要起来。对于新闻人才的培养, 高校被寄予了厚望。各大高校迅速作出了反应。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于2001年各自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 全国各大高校也不甘落后相继加强新闻教育, 如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新闻专业力量强大的高校也扩大了对该专业的招生规模。传媒教育的兴起一方面意味着传媒人才的需求加大, 另一方面则表明传媒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1.2 当前新闻教育存在的弊端

很多传媒专业人士认为, 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在真正投入到新闻工作的时候, 上手虽然快, 但也明显存在着后劲不足的缺陷, 有的甚至连新闻都不会写。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希光曾经指出:“我在新华社做编辑主任的时候, 每年要到全国几个重点大学招考记者。除了国内部稍微有一点特例, 新华社国际部、对外部、采编部、体育部四大部门在招收编辑的时候, 一般不从新闻院系的毕业生中招考, 无论是本科生, 还是研究生或者博士生。主要原因是, 新华社认为这些大学的新闻院系在新闻采访写作这门各个媒体最看重的课程上没有与国际接轨。为了让招考的记者很快能上手, 能尽早地派到国外重要岗位当记者, 就招收各个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学生, 然后通过师傅带徒弟自己培训。外语专业的同学由于没有受过国内传统的、甚至某些过时的新闻传播理念的熏陶, 在新闻学和传播学上没有自己的偏见, 接受国际有实际用途的新闻学理念、方法等就比较容易。”

由于新闻产业中, 为了使产业效益得到提高, 存在众多的现实问题, 这对新闻从业者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见, 现今的新闻教育不仅仅要使学生牢固掌握专业知识, 还要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新闻教育的改革方向亦应该多元化。

2 新闻教育改革要从三个方向融合

2.1 与现代化信息相融合

当今是信息科技时代, 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不论是对教育还是新闻传播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教育方面可以提高教学质量, 进一步扩大知识面;在新闻传播方面, 信息技术对其方法、途径、效果、模式以及趋向都有着积极作用。为了提高新闻教育质量, 使之与信息技术有效结合, 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首先, 为新闻教育提供一个多元化、跨区域、可融合的实验教学平台。如今的新闻教育平台已不是单纯靠信息采集和编辑工具可满足的, 需要有更为先进的设备、更为丰富的功能以及更为广阔的空间才能全面促进新闻教育;其次, 为新闻教育与信息技术打通能量交换渠道, 为新闻教育提供清晰的技术动态、技术趋势和技术思维等;再次, 在现代化技术的推动下促使师资力量进一步充实, 且提高了师资队伍的技术含量以及科学技术素质。

2.2 与实际新闻相融合

2.2.1 共同加强对新闻实务教学体系的改革

当今, 越来越多的新闻教育机构为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而聘请新闻业界人士来对本科生或研究生进行各个专题的演讲。然而这类演讲的内容既不够系统化, 也不够全面化, 甚至还是随机的。这样的演讲体系与教学的过程正好相悖而驰的。所以, 在进行新闻教育的时候应引入行业实践阅历丰富的新闻界人士来担任授课, 从而建立起专业力量强大、实务性强的新闻教育机制。

2.2.2 共同打造坚实的实践教学基地

由于中国的媒体业态富于多元化特征, 因此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平台。无论是中央媒体, 还是地方媒体, 或者是行业媒体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个增长见识、丰富知识、掌握技能的专业平台。同时, 为了丰富新闻专业实践教学还要为学生创造促使其进入仿真职业实训的条件。另外, 为了能使一切促进措施能够有秩序地进行, 还需要对教学进行严密规划和科学管理。

2.2.3 共同促进双向交流机制

不仅仅是要进行各类学术演讲以及各类专业培训, 还要在新闻界与学界之间建立起一个能够相互交流的机制, 以便双方能够随时进行通讯、交流与商讨。通过双方的联合来推动我国新闻业能够进一步发展, 共同研究对策、方法以及理论, 从而使我国的新闻业持续发展于社会前沿。

2.3 与国际相融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 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作为中国新闻

1微博的内涵及国内媒体

发展微博状况

微博, 即微博客 (Micro Blog) 的简称, 是一个基于用户关系的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 用户可以通过WEB、WAP以及各种客户端组建个人社区, 以140字左右的文字更新信息, 并实现即时分享。

国内知名新媒体领域研究学者陈永东在国内率先给出了微博的定义: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其中有五方面的理解:a) 关注机制:可单向可双向。B) 简短内容:通常为140字。c) 实时信息:最新实时信息。d) 广播式:公开的信息, 谁都可以浏览。e) 社交网络平台:把微博归为社交网络。

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微博是美国的twitter。2009年8月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推出“新浪微博”内测版, 成为门户网站中第一家提供微博服务的网站, 微博正式进入中文上网主流人群视野。2011年是微博用户数量和影响力双双快速增长的一年。根据新浪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 2012年初新浪微博注册用户已突破3亿大关, 用户每日发博量超过1亿条。

不知不觉中, 微博已经在传媒体系里悄悄地独占了半壁江山。截至2012年2月9日, 在新浪微博上开通官方微博的期刊已经达到1500多家,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新周刊》官方微博的“粉丝”达到400多万人, 影响不可小觑。再看看腾讯、搜狐、网易等网站的微博, 各期刊也都已经“安营扎寨”。

由于微博用户众多及病毒式传播的特点, 利用微博的力量增加与作者的互动沟通, 提升期刊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期刊社的选择。

2科技期刊利用微博的形式

微博不同于其他的新媒体, 他的发布内容限制在140字内。因此, 不可能利用微博发布文章之类的较长篇幅的内容。充分利用好微博的发布特点与传播特点, 才能让微博更好地为科技期刊服务。

2.1推广期刊内容

利用微博发布期刊精彩内容预告。期刊每期的精彩内容, 在期刊正式出版之前, 在微博上发布摘要。利用人们爱“尝鲜”的心理, 在纸质期刊出版前, 就已经把精彩宣传出去, 引起读者对期刊的关注与期待。笔者在维护的《邮电设计技术》官方微博上, 发布了期刊的专题文章的文章名, 立即就引起了粉丝们的兴趣并转发, 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吃惊。

通过微博发布网站信息标题和简介。充分利用微博140个字的信息空间, 提炼期刊网站精彩片段, 发布于微博,

科技期刊如何利用微博助力自身发展

文丨韩军艳

摘要:本文在介绍微博内涵及国内媒体发展微博的状况的基础上, 分析了科技期刊利用微博来服务自身发展的各种形式, 最后阐述了科技期刊在微博维护中的几个注意事项。

关键词:微博;科技期刊;粉丝;推广;发展;维护

界的工作者更应该注重文化的多元性, 增长文化见识, 提高文化素养, 进而在各种文化的熏陶下进一步掌握在文化交流技巧以及和谐共处的专业工作知识。

2.3.1 强化外国语言能力

当今的新闻传播加快国际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国际相互关联度和网络技术普及程度的提高。所以, 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专业人才必须要具备外语能力, 这是促进国际新闻界之间信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外语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信息采集能力, 国际社会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国际化的专业表达能力。

2.3.2 课程教学的国际化

中国的新闻教育的探索道路应该延伸到国外, 甚至是与国外新闻院校联合办学。从而为本国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知识面, 更甚者可以为学生赢得出国留学的机会。这样一来将有利于我国新闻教学加快引入与专业相关的外国经典教材, 并加大师资投入, 从国外引进教师以促进双语教学。在引进国外师资力量的同时, 还要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 尤其是对于那些年轻且经验不足的教师的培养, 可以利用帮助其攻读博士学位或是出国进修等各种有效方式来进行。

综上所述, 新闻教学改革要想突破多种弊端, 必须要不断地创新, 促使新闻教学富有生机, 同时种种现状还为各类新闻相关课程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随着新闻教育改革的正式启动并不断深入, 将会使我国的新闻教育更上一层楼。

摘要：新闻教育是为了向学生讲述各种新闻知识以促进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 从而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新闻人才的专业教育。新闻教育主要以正规的、系统的学院教育形式出现, 自1918年新闻教育始发以来, 距今已经有九十四年的历史。从新闻教育近百年的历史可以看出, 我国新闻教育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新闻人才。但是, 为了发展就要不断地革新, 传统的中国新闻教育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 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弊端。本文结合新闻教育实践对新闻发展趋势进行一系列剖析, 并给予一定的有效解决方法。

关键词：新闻教育,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钟克勋.略说新闻教学中课程的互补意识.魅力中国, 2010 (7) .

[2]杨清波.从"实践教学"到"全能培养"——我国新闻教育理念及传媒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微.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9 (6) .

[3]余婧华, 刘玉玲.新闻写作课程实践教学法探究.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09 (6) .

[4]方汉奇.新闻史的奇情壮彩[M].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0:261.

[5]江春呜.关于新闻学教学改革的思考.现代传播[M], 2001 (3) :101.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篇2

理解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

吴少龙 牛美丽

[摘要]为什么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既是控制取向，又是绩效导向？预算类型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核心预算易于控制，而项目预算则与绩效紧密联系。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是不够的，绩效预算是针对专项资金发展起来的预算治理结构，改善了专项资金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内部结构影响了中国公共预算的改革方向。

[关键词]预算改革；绩效预算；控制取向；预算类型

[中图分类号]D01[文献标识码]A

预算改革的方向关系到一个国家建立什么样的财政体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理绩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结果导向的新绩效预算改革在新西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取得了稍逊一筹的成就，这引起了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兴趣。著名公共预算专家希克(Schick)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外部不具备市场经济，在政府内部没有建立严格的预算控制，不应该学习新西兰模式（第123131页）。只有先建立了良好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后，才能转入管理责任，否则，“就要冒巨大的风险”纠（第120页）。简言之，预算改革是一个演化过程，发展中国家先要建立一个控制取向的现代预算体系，才能够发展更高层次的新绩效预算。根据美国两个州、南非、泰国、坦桑尼亚、玻利维亚、加纳等国家预算改革的案例研究，安德鲁斯(Andrews)对希克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良好的预算控制不一定促进新绩效预算改革，新绩效预算改革受“其他因素”的影响（第147-161页）。

无独有偶，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也充满了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处在前预算时代向预算时代转变的时期，缺乏新绩效预算开展的条件，应该发展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第1―6页）。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加强了对支出部门的行政控制，人大预算监督加强了对政府的政治控制，将资产管理纳入预算过程加强了资产的控制，这些预算改革支持了控制取向的观点。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和实践者认为中国可以探索新绩效预算。事实上，自中国开展预算改革以后，财政部就开始将绩效信息引入预算过程。从开始，财政部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北、福建等地进行财政支出绩效评价试点，其后几年出台了多项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地方政府也以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所谓的“绩效预算”。以广东、浙江、江苏、河北为代表，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因此，中国的预算改革可能是“两条腿走路”的预算改革（第135-149页），一方面加强对支出的外部控制，另一方面运用绩效信息改善预算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

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的核心是对支出的外部控制，核心预算机构对支出部门的支出进行事先审查（第243-258页）。为此，其预算编制采用分行列支(Iine-term)的形式，逐项列出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财政支出的年度性原则、全面性原则、一致性原则和严格性原则体现了控制取向，代议机构和核心预算机构据此可以对支出机构的支出决策进行审查批准。即使外部控制转向了支出部门的内部控制，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投入。与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聚焦于投入不同，新绩效预算聚焦于结果和产出，关心预算是否实现某种政策目标或经济社会干预结果。它将绩效信息引入预算过程，改善预算决策，提高预算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第11-12页）。Cothran(1993)总结了新绩效预算的特点，即目标控制、组织分权和对结果负责（第445-454页）。以结果为导向，(行政管理论文 )新绩效预算改革对中国而言是一种非常理想的预算模式（第1-6页）。

从控制取向到结果导向，西方国家的预算改革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而中国的预算改革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绩效导向。控制导向的预算改革要求加强集权控制，而新绩效预算改革则实行权力下放，这两种看似矛盾的预算改革为什么能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并存？根据作者对地方绩效预算改革长达四年的参与式观察，理解中国预算改革的方向，不仅需要对其进行历史定位，还需要从中国公共预算复杂的内部关系着手。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预算类型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说明不同的预算类型具有不同的投入产出特点，支出部门受到的外部控制及其自主权也不一样，需要针对不同预算类型发展不同的治理结构。接着，本文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对中国预算改革进行了分析，说明为什么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是不够的，而所谓的“绩效预算”改革是针对专项资金发展起来的一种治理结构。最后是讨论和结论。

一、预算类型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

敦利威(Dunleavy)将公共官僚组织的预算分为核心预算、官僚预算、项目预算和超项目预算四种类型（第249-275页）。核心预算(CoreBudget)指用于官僚机构自身活动的支出，包括个人和商品的成本、设备和建筑的资本支出等。这个概念非常类似于中国公共预算中的基本支出，用于保障机构的正常运转。官僚预算(BureauBudget)包括上述核心预算，加上机构直接支付到私人部门的任何资金。在支付给私人部门之前，官僚机构对这些资金拥有直接的控制权。官僚预算等同于基本支出和用于本级政府的项目支出加总后的部门预算。项目预算(ProgrammeBudget)包括官僚预算加上转移到其他公共部门由其支付的支出。项目预算的运用受官僚机构的监督控制，但是具体的项目执行则已经授权给其它公共部门或下级政府部门。项目预算对应的是机构的部门预算及其主管的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的具体支出由用款单位决定。超项目预算(SuperProgrammeBudget)由机构的“项目预算”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自筹资金组成，机构对自筹资金具有某些政策责任，或者在计划意义上对其进行限制和扩大，或者对其整体或部分展示政治影响。超项目预算不但包括了部门使用和主管的资金，还包括其他公共部门或下级政府配套的资金。从投入产出视角看，不同的预算类型具有各自的投入产出特点，支出部门受到的外部控制和预算决策自主权也不一样。也就是说，预算交易具有不同的属性，需要发展出适合该类预算的治理结构。财政分权体制下，某级政府只关心它自己的钱，要求支出部门和用款单位对本级财政支出负责。因此，本文不分析涉及到配套资金的超项目预算。

从投入属性看，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对于核心预算的外部控制是最为成功的。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工资统发、公务卡成功地实施了对基本支出的外部控制，将该领域预算交易的代理风险最小化了。部门对基本支出中的个人经费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对公用经费支出的自主权也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基本支出用于机构本身运转，不涉及到复杂的预算交易和再分配，它的交易风险本身比较低，也是最容易从外部实施支出控制的预算类型。从控制的角度讲，官僚预算中的基本支出并不存在太多的问题，但官僚预算中的项目支出存在机构与私人部门的交易，部门具有较大的自主权，财政部门对这部分支出虽然可以事先审查，但依然存在代理风险。相对其他预算类型，项目预算的投入控制最为薄弱，支出部门的自主权最大。项目预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功能上都是预算类型中最重要的部分，然而，该类预算形成的补助支出几乎处于本级支出控制的真空中。

从结果的属性看，核心预算，即基本支出，尚不适合进行结果导向的绩效评价（第802-810页），因为它与产出和结果的联系实在是太弱了。虽然任何机构的产出和结果都离不开基本支出，但是单纯的基本支出只是维持机构的运转，它对机构职能的实现和政策目标的影响只是基础性的。敦利威划分的生产性机构和管制性机构是个例外，该类机构中核心预算占主体地位。官僚预算，即部门支出，也有结果，但与跨部门和跨政府的补助支出相比，它实现的只是一个狭隘的部门或行业政策目标。并不是所有机构都具有官僚预算，转让性机构和交易性机构以官僚预算为主体，而生产性机构和管制性机构只有很少的官僚预算。项目预算是最复杂的预算类型，拥有项目预算的机构敦利威称之为控制型机构。控制机构具有分配项目预算和控制其他公共部门资金的权力，补助支出是为了实现宏观政策目标。项目预算当然也有产出，但补助支出涉及到下级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它的焦点是是否有效地实现了政策目标。由于项目预算与政策目标及下级政府联系紧密，政治家和公众真正关心的是补助支出有没有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有没有产生良好的支出绩效。

二、为什么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是不够的

预算改革的主线之一是实现并拓展公共控制，使政府对公众负责（第26页）。19以来的预算改革是要建立一种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一方面在政府内部建立集中的行政控制，将财政部门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预算机构”，由它对各个部门进行预算控制和支出控制；另一方面是人大对政府预算进行外部控制，促使政府履行公共责任。进一步，王绍光提出要建立一个“预算国家”，财政集中统一，全国形成一本账”（第313页）。也就是说，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不只是各级政权内部的控制，还包括国家对整个预算的纵向控制。控制的本质是集权，既包括资源分配的权力，又包括审查批准支出的权力。但是，预算改革要保持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它必须围绕方便决策和约束决策而设计，并能促使决策者谨慎决策（第14页）。无论是横向的预算控制还是纵向的预算控制，对于项目预算而言都不应该也不可能彻底集权，项目预算的政策特质和中国财政体制的分权特征决定了支出部门必须被授予(行政管理论文 )足够的决策自主权。

（一）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压制了支出部门的自主权

瓦尔达沃夫斯基(Wildavsky)指出，预算改革具有政治涵义，如果不能影响政治过程，是不可能在预算过程上进行重大改变的（第183-190页）。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也是如此，它成功与否取决于党委、政府、人大权力关系的调整，以及政府内部权力关系的调整（第13-16页）。而这种权力关系的调整首先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然后才体现在为落实政策而分配资金的预算过程。

改革以来，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逐步演化为一种横向分权的政策制定体制。首先，执政党开始在政策制定与立法领域下放权力。其次，以党代政的局面在本质上已经结束，政府已经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政策制定者。第三，虽然各级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但这些年来，各级人大在立法和政策制定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第14-23页）。第四，政府部门通过官僚政治过程和立法过程也在间接制定政策。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在政策制定方面的涵义是将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制定权力集中到一个核心预算机构，并对各部门实施政策的支出行为进行审查。同时，赋予人大政策制定和审查政府政策（预算）的权力。这一过程中，还必须理顺党委、政府和人大间的关系，党委提前介入预算，改进预算能力以加强执政能力。中国各级政府有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各自的职能分工，且不论核心预算机构是否有足够的政策制定能力，即使在政策制定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时期，各部门仍然还会保留一些制定政策的权力。对于政府而言，拥有制定政策的权力更是无须辩护。因此，即使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仍然要赋予支出部门（包括党委机构、政府部门和其他运用财政资金的机构）以足够的自主权。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同时也是预算过程。但是，一项政策如果在预算资金的分配过程中得不到资金保证，那么这个政策只能是徒有其名。即使某项政策得到了预算资助，支持者也不能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还要确保有足够并且持续的资金来实施该项政策（第4―5页）。因此，中国各级财政预算中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专项资金，某些专项资金甚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至今。发改委的基建资金、科技部门的科技三项费、经贸委的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等专项资金已经存在了很多年，而其他一些专项资金则随着政策周期的长短而存在。这些专项资金虽然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但是在年初并不能分配到具体的部门，多数没有进入部门预算。加之这些专项资金具有其特殊性，支出部门也具有政策和信息上的优势，因此支出部门对这些资金具有一定程度的分配自主权。尤其涉及到全国、全省范围内某项具体政策的实施，支出部门在项目预算的二次分配方面自主权就更大了。

正如希克指出的那样，每一种预算系统都同时承担着计划、管理和控制三种职能，只不过在预算改革的历史各阶段侧重点不同。控制取向的改革对于中国省以下政权是必需的，对于中国的高层政权，不宜压倒支出部门的政策和计划功能。

（二）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难以直接控制补助支出

对支出严格的外部控制曾被看作是公共管理进步的信号，它有助于减少腐败。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其核心是对部门的支出进行外部控制，因此它要建立并细化部门预算，并运用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制度审查部门的支出。但是，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不可避免地遇到财政分权问题。在所有基层政府没有发育出良好的控制能力之前，项目预算下达到基层的补助支出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机会主义行为。

财政分权最明显的标志是分税制。1994年中国实行了分税制，目的是提高“两个比重”。分税制提高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1994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迅速增长，个别年份甚至大规模超GDP增长。中央财政大幅增长，占GDP的比例也逐步提高。为平衡地方财力，中央建立了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包括税收返还、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随着中央财力的增强，补助支出在中央预算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央对地方补助支出占中央本级支出的63.27%，这要求中央预算管理的重心逐步从本级支出向补助支出倾斜。补助支出中，专项补助的总额和比例越来越大。如图1，1994年后中央对地方专项补助逐步增加，20其总量逼近万亿，占中央对地方补助支出的43.33%。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形成了地方的可支配财力，其数额和下达时间具有相对稳定的预期。部委主管的专项补助是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往往与中央政策联系在一起，但其下达时间和数额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地方在争取专项资金时“跑部钱进”，积极性非常高。钱放下去了，效果怎么样，中央政府心里没底。在条条管理时期，中央部委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管理某些下到村级的支出。分税制改革后财政越来越倾向于块块管理，基层政府的补助支出隔着好几层政府，中央不能插手也不好插手这些资金的管理。省级政府建立的专项补助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资金下达拨付后，本级财政和主管部门就失去了对资金的直接控制，除了个别支出外，支出控制权完全交给了基层财政。地方人大要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第148页），实际上监督的条件和基础尚不完全具备。在区县一级，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发展得还很不充分。一些地方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等体制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控制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更不用说街道和乡镇了。因此，仅有高层政府的支出控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基层政府做好支出控制。基层政府支出控制能力的发展必须假以时日，这块“短板”决定了基层政府是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将来一段时期的重点。

相对其他预算类型，对本级预算而言，项目预算的投入控制最为薄弱。补助支出一旦授权给其他公共机构支付，控制机构虽然负有监管责任，但已经失去了直接的控制权。尤其是补助支出拨付给下级政府后，脱离了本级财政的控制范围，投入控制完全取决于下级政府的财政资金监管水平。当基层政府缺乏有效的支出审查和控制能力，控制机构的补助支出面临巨大的代理风险。因此，无论是政府、财政部门，还是作为控制机构的主管部门，都有动机加强这部分资金的监管，发育出相应的治理结构，以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结果导向的预算改革有助于弥补上述缺陷和不足，改善专项资金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要求具有自主权的支出部门和难以直接控制的用款单位对结果负责。

三、我国现阶段结果导向的预算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

预算改革的另一主线就是提高行政和管理的效率。某级政府内，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是不可逾越的。单纯每级政府，控制取向的改革或许可以满足现阶段的治理需求。但是，至少存在这样一种在政府间下沉的专项资金，即项目预算中的补助支出，即使控制做得非常完美了，也只是做好了基础工作，政治家和公众仍然关注它是否有效实现了政策目标。良好的分配效率和支出结果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由它肩负的政策使命决定的。官僚预算中的项目支出也是如此，履行职能和落实政策的属性决定了它也要追求支出结果。

根据笔者4年的参与式观察，中国各级政府几乎所有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所谓的“绩效预算”改革都是在专项资金的层面上开展的。专项资金既是支出部门的利益需要，也是预算权力零碎化的体现，更是政策分割的结果。专项资金包括用在本级政府的项目支出，还有转移到下级政府的补助支出。专项资金是中国公共预算最薄弱却又是最敏感的部分，相当一部分处于非正式预算制度中，亟须发展出一套规范、透明的资金分配程序和规则。控制取向有助于解决专项资金中的腐败等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对于项目优先权的确定及提高落实各种政策的补助支出的绩效，控制取向的改革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吸收新绩效预算的合理成分无疑是一个好的选择。

（一）引入绩效信息改善专项资金分配效率

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标志，中国公共政策由经济政策转向社会政策（第43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阶层基本都从改革中受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社会差距急剧扩大，出现了部分受益、部分受损的局面。改革能否成功持续，取决于中国能否建立一个再分配机制，补偿市场经济中的低收入者，使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够为民所享（第197页）。社会政策恰好承担了这一功能，它能够去“商品化”，使“个人不必仰赖市场而能维持其生活”（第39页）。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的转型能否成功，取决于政策是否引导预算分配。也就是说，社会政策需要进行支出结构的调整，将资金转向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领域（第66页）。调整支出结构的方法之一足增量预算，保持既定支出不变或者有很小的变化，政府用新增预算收入来满足社会政策的支出要求，从而实现支出结构的渐进变化。预算资源是稀缺的，预算机制总会拒绝某些预算请求而接受另外一些。在基数加增长的预算模式下，各支出部门都希望从新增预算中谋取更高的增长比例。即使是这种最大限度减少政治冲突的增量预算策略，也面临着如何拒绝大量预算要求的问题。引入绩效信息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无论是事前的项目绩效评审、绩效目标管理，还是事后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它们都减少了政治家、预算机构和支出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夺回了和支出部门进行讨价还价的信息优势。

社会支出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即使中国每年有大量的增量收入，传统增量预算也难以用年度预算新增额满足如此巨大的支出。当金融危机导致经济下滑时，可能要“将资源从旧有的优先项目转移到新的优先项目”。即取消某些专项资金，将之转移到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项目上。从已经分配了预算的人手中夺取资源，这必然会引起政治冲突，受益人或单位会调动一切力量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预算过程会面临很高的交易费用。但是，迫于社会矛盾的压力，政治家和预算机构必须寻找交易费用最小化的预算治理结构，既合理地拒绝部门的预算要求，又可以使政治冲突最小化。如果财政部门和支出部门把绩效作为预算编制的重点，两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大大减少。国际上流行的新绩效预算为中国预算改革提供了新的治理机制，它使得预算机构更有理由拒绝某些绩效评审不好的预算请求，或者削减现有绩效很差的项目，改善项目优先权。在支出部门和单位层面，绩效信息有助于支出部门和单位之间的讨价还价（第135-138页），约束支出部门预算最大化的冲动。以广东省本级为例，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后，提请省政府撤消了一个绩效差劣的专项资金项目，预算请款减少30多亿元。

以上所述是预算在专项资金项目间的分配，专项资金项目一旦建立，尤其是用于全国、全省范围内执行政策，还需要进行二次分配。二次分配权往往掌握在分管领导手中，或者主管部门的手中，当然，财政部门也会参与一些专项资金的二次分配。在这些专项资金的二次分配中，往往缺乏正式的分配程序和规则，非正式制度占主导地位。在省一级，通常有近20位领导具有政策制定的权力．并建立了“省长专项”为他们制定的政策提供资金。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些专项资金存在分配效率问题：(1)资金分配的随意性非常大。(2)很难对资金进行统筹安排。(3)资金在预算年度之初一般都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项目，而由分管领导在预算年度中随时在政策领地内分配。“省长专项”之外，部门为执行政策或完成职能任务也建立了很多专项资金，需要二次分配的专项资金也需要提高分配效率。如何建立正式制度提高专项资金的二次分配效率？建立事前的绩效评价程序和规则，根据绩效评价的结果改善分配效率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东省的财政专项资金竞争性分配改革。2008年由省委书记倡导，广东省引入专家评审程序对各市竞标产业转移竞争性扶持资金的方案进行绩效评价，根据评分现场决定优胜者。这次经验向全省范围内的专项资金分配推广，不少专项资金项目已经建立了公开、透明、择优的分配程序和原则。发展结果导向的新绩效预算改革，中国的政治家、人大、预算机构、支出部门试图在绩效方面构建共识，根据绩效信息增强预算决策过程的理性和科学性，提高分配效率。

（二）开展绩效管理提高专项资金运作效率

专项资金运作效率低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事业单位不讲成本效益，二是财政支出进度偏慢。

长期以来，我国对各级政府勤政廉洁及每年都为群众办哪些实事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对政府的“办事成本”是否“经济”、“节约”却关注较少。一些部门和领导干部往往为追求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甚至为追求“政绩”仅注重完成行政任务，忽略所需的成本投入[2j-（第422页）。部门和单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争项目、争资金上，在资金使用上缺乏绩效观念和责任意识，财政给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存在权责脱节、责任不明、损失浪费等弊端，并由此导致了财政支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持续滑坡（第18-23页）。

近年来地方专项资金支出进度缓慢，普遍出现了钱花不出去的现象。钱花不出去绝不是因为政府收入太多，而是多方面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部门重预算分配，轻预算执行。一些部门在编报预算阶段没有充分做好项目预算与下年度项目实施计划的衔接工作，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和相关管理制度的修订、完善等各项前期准备不够充分，以致预算下达后不能尽快组织实施（第657页）。某些项目占用大量资金，支出进度缓慢，年终结转金额过大，既造成预算资金的低效和浪费，也延误了相关政策目标的实现。

绩效评价带来了支出部门观念上的变化。以前财政部门将资金分配给支出部门，它认为自己的任务就完成了。现在，财政部门对支出进行“追踪问效”，要求支出部门报告“钱花出去了，效果怎么样”。经过几年的绩效评价，各部门逐步树立了绩效观念和责任意识，对财政资金进行“追踪问效”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28]（第93-98页）。绩效评价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部门单位乱要钱、乱花钱的不良风气，减少和防止了盲目请款、无效支出及盲目支出等行为发生（第20页）。在某市绩效预算改革中，绩效差的支出部门有了压力，在项目计划、实施、管理方面积极回应绩效评价结果，着手解决项目支出进度缓慢的问题。一些部门的管理人员告诉绩效评价处官员：“原来我们的项目等到预算批下来再动，往往来不及完成。现在，等到项目预算批下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做完（项目准备）百分之七八十了。”通过财政支出绩效评价，项目单位加强了管理，理顺了内部关系，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改进意愿。一些部门则针对财政部门提出的审核意见提出了整改，积极回应项目管理中出现问题。还有一些部门设计了自己的绩效评价指标，用于二级预算单位的.绩效管理（第2228页）。通过新绩效预算改革，政治家、人大、财政部门、支出部门乃至公众都开始关注支出绩效，给予支出部门改善结果和效率的压力。

四、讨论与结论

从历史角度分析预算改革，无论是希克对美国预算改革各阶段的划分，还是凯登(Caiden)对西方国家预算史的划分（第43-58页），这些预算改革理论都有一个非常隐蔽的假定，那就是用中央政府的预算改革来替代整个国家的预算改革，忽视国家内部复杂的情况。希克的预算改革理论直接对美国联邦政府20世纪初到60年代的预算发展史进行分析，凯登的预算模式理论分析了历史上西方各国的预算发展特征，也没有讨论国家内部的情况。

但是，中国与众不同。一方面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维坦，另一方面它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1949年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自产国家，尽管收入生产的效率不高，但是具有很强的财政汲取能力。在支出方面，计划是资源配置的主要工具，预算不过是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能力。但是，中央汲取能力反而下降了。从国家汲取能力的角度，王绍光指出中央要集中财政收入，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第30页）。该文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成为作者已知文献中唯一从国家结构角度讨论预算改革的文献。尽管国家内部关系对于预算收入改革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但是在支出方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支出方面着手，讨论了中央和地方关系对于预算改革的影响，决策自主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彻底的预算控制是不适当的，并且为绩效预算提供了适合的条件。

希克的预算改革理论和凯登的预算模式理论只能解释中国预算改革的历史定位问题，而不能处理预算改革中国家内部关系的问题，尤其是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关系。从机构预算类型的角度，敦利威划分了四种预算类型，其中的项目预算非常有助于我们分析国家内部预算关系，尤其是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的预算关系。如果再考虑前文没有分析的超项目预算，这实际上打破了地方预算独立性的假设，指出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预算关系，并且要考虑中央和地方预算关系对中国预算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在财政分权条件下，中央难以控制地方的支出过程，控制结果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预算改革不但要处理一级政权内人大和政府、政府和部门间的预算关系，还必须要处理中央和地方的预算关系。只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在收支方面的预算关系，才能够真正全面协调地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在现阶段，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在中国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各级政府需要加强对支出部门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尤其是基层政府。但是，由于多级政府的存在，需要针对项目预算发展新绩效预算，提高这部分资金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某种程度上讲，控制取向和结果导向是中国预算改革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控制是预算的基础职能，只有控制内在化为一种职业习惯，新绩效预算才会既是高效的，也是风险最小化的。新绩效预算是控制取向的预算体系的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表现。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和结果导向的预算改革在中国并存，这是因为它们分别针对了预算和国家治理的不同部分。当然，这两种预算改革在中国各地并不是泾渭分明，如官僚预算，它就介于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和新绩效预算改革之间。各地针对官僚预算具有不同的改革方式，这模糊了我们对中国公共预算改革方向的认识。

中国的绩效预算改革是财政部门主导的，绩效预算可能是财政部门推动预算改革的策略。近年来财政改革措施非常频繁，正如某财政官员所言，财政（部门）能改的都改了。但是，预算改革本质上是政治改革，是一种权力结构的变化。财政部门已经集中了不少财政分配权力，这遭到了其他支出部门的反弹。如果它进一步控制各个部门的运作，必然会引起部门的强烈反对。因此，控制结果，从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着手而不是控制过程，就成为财政部门推动预算改革的选择。最终，这样的选择走向了绩效预算。

从安德鲁斯的研究看，中国预算改革的二重性似乎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共性。也就是说，泰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也在一方面加强预算控制，另一方面进行绩效预算改革。这给予我们某种启示，第三世界国家的预算改革可能并不遵循演化的规律，把绩效预算和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对立起来可能是错误的。中国的绩效预算改革受国家结构的影响，其他国家的绩效预算改革可能也会如此。安德鲁斯认为绩效预算改革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加上我们这里发现的预算类型和政府结构因素，绩效预算改革的影响因素可能是非常复杂的，需要我们从更丰富的层面去研究它。

中国公共预算改革令人困惑，它既是控制取向的，又是绩效预算导向的，这似乎存在矛盾。本文对预算类型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核心预算易于控制而项目预算则与绩效紧密联系。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是不够的，绩效预算是针对专项资金发展起来的预算治理结构，改善了专项资金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内部结构影响了中国公共预算的改革方向。本文的研究从国家内部关系着手分析预算改革，与历史角度的研究相得益彰，一起丰富了对预算改革的认识。当然，该角度的研究只是一种初步的尝试，还需要进一步做全面深入的考察。

[参考文献]

[1]Schick,A.1998.“WhyMostDevelopingCountriesShouldNotTryNewZealand´sReforms,”TheWorlclBankResearchObserver13(1):123-131.

[2][美]希克：《当代公共支出管理方法》，王卫星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舨。

[3]Andrews,M.2006.“Beyond6BestPractice´and‘BasicsFirst´inAdoptingPerformanceBudgetingReform,’’PublicAdministrationandDevelopment26(2):147-161.

[4]马骏：《巾围公共预算改革的目标选择：近期目标与远期日标》，载《巾央财经大学学报》20第10期。

[5]吴少龙：《从控制到结果：中国预算改革能跨越吗？》，载《公共管理研究》第8期。

[6]Schick,A.1966．“TheroadtoPPB:Thestagesofbudgetrefor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u一26(4):243-258.

[7]OECD.2007.PerormancebudgetinginOECDCountries.Washington,D.C．：OECD.

[8]Cothran,D.A.1993.“EntrepreneurialBudgeting:anEmergingReform?,”Publi(’AdministrationRevrew53(5):445-454。

[9]马骏：《新绩效预算》，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第8期。

[10]Dunleavy,P.1989.“TheArchitectureofTheBritishCentralState,PartI:FrameworkforAnalysis,”PublicAdministration67(3):249-275.

[11]牛美丽、马骏：《新西兰的预算改革》，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第6期。

[12][美]威廉．F．威洛比：<政府的预算改革运动》，载海迪：《公共预算经典――现代预算之路》，苟燕楠等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王绍光：《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载《读书》第10期。

[14][美]霍姆斯：《公共支出管理手册》，王卫星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版。

[15]Wildavsky,A.1961．“PoliticalImplicationsofBudgetaryReform，”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21(4):183-190.

[16]马骏、牛美丽：《重构中国公共预算体制：权力与关系一一基于地方预算的调研》，载《中国发展观察》20第2期。

[17]马骏、候一麟：《中国省级预算中的非正式制度：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框架》，载《经济研究》20第10期。

[18]马骏、岳经纶：《整合政策与预算：我国公共治理面临的一个挑战》，载岳经纶、郭巍青：《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版。

[19]马骏、李黎明：《为人民看好钱袋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版。

[20]王绍光：《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中国公共政策格局的历史性转变》，岳经纶、郭巍青：《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1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版。

[21]王绍光：《安邦之道：国家转型的目标与途径》，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22][英]Esping-Andersen：《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

[23]岳经纶：《中国公共政策转型下的社会政策支出研究》，载岳经纶、郭巍青：《中国公共政策评论》第3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版。

[24]Curristine,T.2007.“ExperienceofOECDCountrieswithPerformanceBudgeting,”InRobinson.PerformanceBudgeting:Linkin:gFundingandResults.NewYork:PalgraveMacmillan.

[25]菀广睿、张清、潘国俊：《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促进建设节约型政府》，载廖晓军：《财税改革纵论――财税改革论文及调研报告文集》(2008)，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吕万松、李少民：《绩效预算改革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载《地方财政研究》2009年第1期。

[27]詹静涛等：《建立健全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运行管理机制研究》，载廖晓军：《财税改革纵论――财税改革论文及调研报告文集》(2008)，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吴少龙：《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动因，过程与影响》，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29]郭芳等：《刘昆：把钱花在刀刃上》，载《南方》2007年第9期。

[30]吴少龙；《地方政府绩效预算改革：进展与挑战――东部地区A市案例研究》，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和方向 篇3

过去十年金融改革：市场化金融机构改革与开放

市场化、规范化经营的金融机构，是金融市场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也是金融改革的起点。回首过去10年，金融改革攻坚中主要以微观金融主体的改革为主，机构改革主要遵循以增量改革推动存量改革的思路，通过对外开放和新设股份制机构，以外部竞争推动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改革。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遵循世贸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5年过渡期的改革时间窗口，有序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业和保险业于2006年年底结束过渡期全面开放。与此同时，股份制金融机构蓬勃发展。截至2011年银行业16类机构共有法人3800家。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也得到长足发展。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的框架基本建立。

2004年1月6日，国务院宣布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至此拉开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股改大幕。至2010年7月，四大国有银行先后完成股份制改造并上市。通过改革，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大幅提高、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显著增强。2002年年底，四大国有独资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25%，平均资本充足率仅为4.25%。而到2011年年末，大型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仅为1.1%，工、农、中、建资本充足率分别达到13.17%、11.94%、12.97%、13.68%。从被西方称为“已经技术性破产”到如今跻身全球银行排位前列，股改成效不仅体现在财务数据的改善，还表现为公司治理架构和市场约束机制等的明显改善。以股改为契机，四大银行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和市场化的资本金补充机制，资本市场对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促进和监督作用得以发挥。

加入WTO十一年来，中国不断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银行业方面，自2006年中国开始对外资银行实施法人导向的开放和管理后，外资银行在华业务范围不断扩大。2006年12月11日，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取得显著增长。2001—2011年10年间，外资法人银行总行机构增加21家，分行类机构增加183家，支行类机构增加389家，设立城市从20个拓展到50个。2011年底，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实现了统一。保险业方面，从2003年年底开始，外国非寿险公司在华设立公司、地域和业务等限制相继取消，截至2011年11月末，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54家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各级分支机构近300家。

资本市场自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至2007年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完成。同时为满足多层次市场建设，2004年5月，中小板在深圳正式启动，2009年5月创业板开启，2010年4月，股指期货正式推出，A股引入做空机制，进入双边市时代。2012年上半年，包括发行体制改革、退市制度改革、促进行业和产品创新改革等资本市场改革措施又密集出台。债券市场方面，2004年以来，短期融资券、中长期商业票据等相继推出，企业债市场不断壮大。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已升至全球第四位。

未来十年金融改革：转型成为新的主线和方向

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将逐步转移到构建制度、完善市场、创新产品上来。近期公布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勾勒了未来五年金融改革发展的蓝图，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一是立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和经济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较为清晰，即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增强产业创新和竞争力，提升效率，实现集约化发展。金融体系作为配置资金资源的核心环节，应当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目前，中国主流的银行信贷市场这种融资形式所要求的是相对稳定的、可以评估的现金流和偿还能力，以及相对较低的风险。这主要适用于资本密集、重资产的工业企业，显然不能充分适应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奠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与转型长效机制的主要路径有：一是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化的价格引导资金配置的方向；二是加快建设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样化融资手段，逐步改变贷款融资占据主导地位的金融市场；三是丰富金融机构体系，大力发展与中小企业相匹配的小微金融机构。

二是从注重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向满足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和养老需求转变。

近年来居民投资热情高涨，与储蓄率和消费率降低相对应的是各类理财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和另类投资品市场持续高温。这实际上正反映出正规金融市场产品供给与居民资产配置需求间的巨大缺口，映射出当前中国正规金融市场产品供给不丰富、居民财产性收入实现机制不健全的现实。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通過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设计安排，做好整个养老的制度安排和风险分担机制，将是未来十年中国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体系资产配置结构过多地倾向于生产领域，对于居民资产配置需要的金融产品则基本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以消费为导向的金融支持显著小于以投资为导向的金融支持。建立健全金融体系，应为居民金融资产多元化提供相应的产品配置，发展风险程度、期限与居民资产配置需求密切相关的产品，使居民能够通过资本市场获得可持续的增值空间，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同时，也是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重要路径。应该加大保险市场发展力度，搞好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同时加快债券市场发展，发展和丰富养老金产品。

三是围绕城镇化加速推进的现实要求，创新融资方式，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将继续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然而，这仅仅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的中期阶段。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以上，这意味着还将有数亿左右人口陆续离开繁衍生息的农村土地，走向城镇生活。城镇化的深入推进，一方面带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高，另一方面带来的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数量的显著增加。这对金融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多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基于目前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体制的约束，如何通过多样化的融资手段满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二是过去重点围绕大机构、大城市的金融体系要更多向满足小城镇发展、小微金融发展的金融需求所倾斜。

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篇4

一、“摸着石头过河”:寻求救亡图存的路径

中国在1953年正式确立“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为目标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 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全面建立了苏联式的集中计划经济 (命令经济) 制度。

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急剧下降。由于处于国家计划机关附属地位的“生产单位”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 国有经济的领导人对从苏联引入的新体制尤其感到不满。面对党内外对苏式计划体制的批评, 党政领导考虑对这一体制作出调整。至于调整的方向, 则有很不相同的考虑。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陈云主张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 引入某些市场经济的因素。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毛泽东则认为, 问题并不在于行政化的计划经济, 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 管得过多, 统得过死。于是, 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体制下放”运动, 形成了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 毛泽东还支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极“左”思潮, 发动了把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为“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

启动改革的第一个行动, 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以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 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 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学习他国的经验、总结自己的教训的基础上, 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变革设想。不过在当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和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中国党政领导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企业和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 作出了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

第一, 在土地仍归集体所有的条件下, 以“包产到户”的形式恢复农民的家庭经营。在1980年秋中共中央发文默许进行包产到户之后, 全国兴起了包产到户的热潮。到1983年初, 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 已占全国生产队总数的93%。包产到户的推行, 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198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5元, 比1980年增长85.5%。

第二, 在保持公共财政与企业财务合一的前提下, 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使各级地方政府有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为了缓解“文革”后期出现的巨额预算赤字, 调动地方政府增收节支的积极性, 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 将一部分财政收支决策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 除北京、天津、上海三个直辖市仍实行接近于“统收统支”的办法外, 其余省及自治区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按照预定的比例或绝对额, 在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之间分配收入。

第三, 在物资的计划调拨和行政定价的“计划轨”之外开辟出物资串换和协商定价的“市场轨”。1979年, 国务院转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 允许企业按照“议价”自销超计划产品。1985年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双轨制”的确定, 使企业可以通过市场轨来购买生产物资和销售产品, 也为非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基本的经营环境。

第四, 在国内市场的“大气候”尚未形成的情况下, 构建“经济特区”的“小气候”来与国际市场对接。在改革开放初期, 要在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对国际市场开放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 中国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 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 营造“经济特区”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80年5月决定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对外开放的“特殊政策”;1980年8月, 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区域性外向型经济形式”的经济特区。

可以看到,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的关键, 就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基本框架不受触动的同时, 引进了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市场因素的出现, 为一些有才能的人士积极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促使国民经济很快恢复。

这些变通性制度安排更深远的影响, 是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一方面, 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 (存量部分) 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另一方面, 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 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在此基础上,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 民营经济迅速扩张, 中国民营企业的数量从1981年的183万户, 增长到1985年的1171万户, 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59%。

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逐步明确

1980年代初期, 随着对改革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国际交往的扩大, 我国改革理论研究已经逐渐超越了1970年代末期着重讨论“松绑放权”等具体措施, 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来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体制的问题。到了1980年代中期, 随着变通性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人们发现, 仅仅依靠一些不成体系的政策来“调动积极性”, 并不能实现经济的根本性变化, 相反还带来种种冲突和混乱。于是, 就提出了需要探索什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一重大问题。

在讨论中, 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

(1) 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 (“改良的苏联模式”) , 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这种办法在197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进行试验, 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迅即在全国铺开。不过这种改革并未取得成功, 很快就由于引起了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秩序混乱而在1987年停止。

(2)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东欧模式”) 。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 力图在微观 (企业) 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这种模式。但是, 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等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困境, 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

(3) 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 (“东亚模式”) 。“二战”结束以后,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 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 这种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欧美模式”) 。许多理论界人士接受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树立起来的观点, 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 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而东亚模式中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只是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时期的一种阶段性的替代办法。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以欧美类型的成熟市场经济, 即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在1980年代中期, 在模式 (1) 和模式 (2) 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 模式 (3) 和模式 (4) 占了上风。大体说来, 在后两种模式中, 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 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例如, 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 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流行的经济学启蒙读物, 则以古典经济学为基准。不过, 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 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 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 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 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 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 大体上采用模式 (4) 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 则有更多模式 (3) 的内容。

这样, 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 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 形成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 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1984年10月,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在确定中国改革要从以农村为重点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战略转移而开始的同时, 也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改革目标。《决定》指出,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 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 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 灵活经营, 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

根据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和1985年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国务院在1986年3月提出了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的设想, 要求改革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以期在1990年代末实现1985年《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要求, 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为了进行这次改革, 国务院在1986年8月制定了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 准备从1987年开始实施。

然而在1986年10月, 国务院领导改变了原来的设想, 转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改革的主线, 并在1987年和1988年实行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额度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 回到了维持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并存的老做法, 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补来改善国有部门的状况。由于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 结果造成了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

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 某些对改革不满的“理论家”、“政治家”把出现的经济政治动荡归罪于改革, 指责“取消计划经济, 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 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改革大辩论。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以后, 才迎来新的改革开放浪潮。

在经历1984~1987年的探索和随后1989~1991年的曲折以后, 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 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 问题的关键在于用市场取代计划来进行经济资源的配置, 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如何分配等微观经济问题。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规定,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推进”

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在1984~1992年期间逐渐形成, 但是改革的实际推进, 仍然按照1980年代初期的做法, 以“增量改革”的方式进行。这就是说, 对于计划经济原有的部分 (存量部分) 不作大的改变, 改革和发展着重在增量部分进行。增量改革战略由于保持经济和社会稳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以及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促进原国有部门的改革等方面具有优势, 并对1980年代的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 由于没有触动国有经济和改变“双轨制”的基本态势, 就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后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 (1) 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 (2) 由此引发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 (3) 利用“双轨制”以权谋私者的“寻租活动”日益猖獗, 行政腐败广泛蔓延; (4)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等等。

为了克服以上弊端, 中国政府的配套改革试图消除“双重体制胶着对峙”状态, 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次改革没有能够实现。但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后, 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 设计了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目标和实施步骤, 要求在20世纪末把市场经济制度初步建立起来。从此经济改革进入了大步推进的新阶段。

首先, 早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 1986年配套改革方案规定的价格自由化改革, 已经在1988年后货币紧缩的条件下,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改革大潮中得到了实现。商品价格在1990年代初期基本放开, 这意味着商品市场基本形成。

其次, 根据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 从1994年开始推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包括推行增值税, 统一个人所得税和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等。在1990年代后期初步建立了适合于市场经济的财政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

金融体系的改革着重在银行体系方面。当时被称作“专业银行”的国有商业银行政企不分, 商业性金融业务与政策性金融业务不分, 在政府规定范围之外的信贷活动又缺乏有效的市场约束;中央银行职能不清、调控手段陈旧、组织结构和财务制度不合理, 无法有效地行使稳定货币的基本职能。1993~1994年期间, 银行体系进行以下改革: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将货币政策调控由多级调控改为一级 (中央) 调控, 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调控体系;将原有四大国家专业银行转变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增设了若干家非国有独资的股份制银行;证券公司与中国人民银行脱钩;将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 公司分解为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和再保险等三个保险公司;等等。在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的同时, 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开始发展。在1980年初恢复股票、国债等证券的发行后, 1990年末又设立了上海和深圳两个股票交易所进行股票的集中交易。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实行经常账户下的外汇交易, 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双重汇率并轨, 对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支实行银行结汇和售汇制度。在汇率并轨过程中, 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对1994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国际收支状况的大步改善起了重要作用。

再次, 根据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和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从1995年开始了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特别是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 除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 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化改制,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 改制上市企业 (多数是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下属的二级企业) 大多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搭建起公司治理的基本架构。

最后, 根据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要求,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 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开始了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 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的工作。这项工作包括三项主要内容:一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调整, 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二是努力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三是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 是“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在世纪之交, 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和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制、整体出售、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等多种方式实现改制。这为民营经济增添了一大批生力军。

经过以上改革, 到世纪之交, 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 成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它的主要表现是:第一, 民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这种格局首先在沿海地区形成, 然后逐步向内地延伸。凡是建立了这种所有制格局的地区, 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社会投资迅速增大, 内外贸易空前活跃, 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第二, 商品市场初步建立, 要素市场开始形成, 并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起到了愈来愈大的促进作用。第三, 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初步建立。这一体系的基础在1994年的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中开始建立, 使宏观经济管理当局有可能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节宏观经济, 并在1994~1995年反通货膨胀和1998~1999年反衰退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完善市场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年, 使中国的市场制度得以建立, 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经济总量的高速成长。在30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 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增长。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长期积弱, 在近30年的时间里GDP增长17倍, 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4位, 是非常不容易的;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 30年间由世界排名第32位跃升为第3位。总之,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被公认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 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改革开放前1957~1977年的20年中, 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而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7年的4140元。

第三, 减贫取得很大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在这30年中减少了2亿多人。世界银行2003年发布的减贫统计表明, 1990~2002年世界减贫人口的90%是中国实现的。

然而, 在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的同时, 由于现有体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使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一些挑战, 其中有些挑战还相当严峻。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所采取的增量改革战略, 尽管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 但针对政府职能定位和国有经济地位等问题没有明确说明, 成为1980年代形成改革目标模式模糊之处。这种模糊使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可以对这一目标作不同的解释, 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相当一部分人, 特别是政府官员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 因此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这种体制中政府强力干预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是,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 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或者是确立宪政, 限制行政权力, 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 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在这种情势下, 坚持建立市场经济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某些能够从寻租活动中获得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法治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经济和政治进一步改革, 以免自己的寻租权力遭到削弱;甚至假借“改革”的名义扩大权力的干预, 以便扩大寻租活动的空间。

此外,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也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形成阻碍。

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告诉我们, 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效运转, 必须有其他制度的支撑。因此,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 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 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按照邓小平的要求,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部署了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这些改革也因为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而中断。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 十六大又重申了这样的主张, 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 十年来进度十分缓慢。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 没有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 合同的执行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 就只有去“结交官府”, “搞掂”官员。于是, 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总的来看, 由改革不到位和制度缺陷引起的挑战, 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从经济方面说, 它使靠资源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得以持续。这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 内外经济失衡加剧, 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 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要素投入, 首先是资本要素 (投资) 驱动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但是由于命令经济旧体制的遗产这种体制性障碍严重存在, 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地转变的情况下, 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 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 用出口需求弥补由要素驱动造成的消费不足和内需不足。于是, 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

粗放增长方式由于依靠资源投入驱动, 它的不良后果, 首先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即使可以靠对外贸易输入的石油、矿石等资源, 也因为采购量过大而使价格飙升、成本激增。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 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不能保证基本生活要求的程度。

这种不良后果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 则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 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 大大高于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 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 居民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 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 劳动者生活水平提高缓慢, 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 投资效率下降, 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 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 更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上面讲到的内部经济的失衡外, 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 是外部经济的失衡。“二战”结束以后, 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 采取了以政府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本币汇率低估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政策”, 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仿效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榜样, 成功地运用“出口导向政策”支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到了21世纪初期, 出口导向政策1980年代后期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来的负面效应, 也在我国日益凸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中的若干病象, 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 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乃至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 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 (Inflation, 一般译为“通货膨胀”) 等宏观经济问题的显现等, 都与之密切相关。而且, 这些病症如果不能得到妥善解决, 将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 一旦遇到外部冲击, 就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从社会政治方面说, 经济和政治改革迟滞造成的主要不良后果, 则是寻租基础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过大导致大众强烈不满, 威胁社会安定。

由于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和寻租规模的扩大, 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根据1989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 我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 绝对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额, 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995年, 李强教授的抽样调查表明, 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3的高水平, 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 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 从根本上说, 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 政治改革严重滞后, 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 反而强化对市场交换的压制和控制, 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 在于推进改革和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然而近年来, 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捍卫者却对我国目前态势作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解释, 以此对改革开放发动全面攻击, 由此引发了2004~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争论中, 这些利用广大群众对腐败等问题的正当不满, 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 从腐败的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 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的“资产阶级改革路线” (“资改路线”) 所造成。据此, 他们主张摈弃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 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利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言论蒙蔽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 煽起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风潮, 在意识形态这个他们自认的世袭领地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 一当他们亮明了自己的底牌, 即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时候, 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这样或那样意见, 但不反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 中国的党政领导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 以及在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时明确指出, 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 顺应时代潮流, 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 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五、结语: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 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首先, 要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 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 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 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 若干早已被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 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亟待澄清。此外, 还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 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因此, 最近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要求冲破不适合于现代化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 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 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 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 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 因此, 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 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办法, 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 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 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 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 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其次, 在经济改革的实际推进上, 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 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 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 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 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 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 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 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 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 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不少见。因此, 必须端正思路, 选好手段, 加强合规性监管, 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 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 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 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 规范政府的行为, 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需要着重指出, 根据30年的经验,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 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 首先是党政领导干部要出以公心, 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治改革的任务, 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 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 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 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 就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摘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5期, 转载时有删减编辑:张小玲)

摘要：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至今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 按照中共十七大的语言, 可以概括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现在, 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为了完满地实现这个转折, 我们应当认真总结这30年的经验教训, 让历史照亮我们未来的道路。

中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和方法 篇5

目前，中国大学的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学而不用、用而不学和教书不育人。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数学分数这么高，却没有数学家？为什么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高考状元，却没有几个有出息的？为什么知识越来越不能改变命运了？为什么在世界上我们的大学和大学生数量第一，却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一所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等等。

其结果，违背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所以需要改革，以真正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服务。

本文从目前大学教育现状、学生的个性特点和社会的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导出相应的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

关键词：学而不用，用而不学，服务社会，改革创新。一：目前大学教育的现状学而不用

在学校里学的课程和内容，到了社会（主要由企业组成，我们暂且用企业来代替），基本上能用上5－10％左右，那么大部分时间学习的知识是无用的，无用也罢，就像家里放置着好多东西，有很多是无用的，无用就无用了，只不过多占一些地方而已。

可问题是学习无用的知识，学生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这就导致了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有用的知识和本领，最后到了社会才去学和练，直接导致了学而不用。

就其原因：企业中所有的技术（know－how）绝大部分人很快都能学会，如果只有少部分人能学会的，这家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为企业中大部分是实用性技术。由于大学课程理论化太强，太教条，难度高，没有考虑社会的实用需求，而大部分企业不是科研机构，就此导致了闭门造车的现象。用而不学

那么，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组织，当他们给了员工工资后，需要他们为其服务，为其工作，并创造价值，它不像慈善机构，是不考虑回报。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首先，是需要敬业的态度。

就是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作为家庭的成员，承担家庭的责任。

这是精神和意识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显然和社会教育有关。

比如：70后大学生以前的职业人他们的责任感要高于80后，然而70大学生在他们的大学里同样也没有教育学生如何以厂为家，以事业为重的内容。显然这是社会教育的结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社会教育严重缺失和不理想，这件事，就自然需要落到大学教育的份上，因为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这个重任势必由大学来承担，否者就会产生会脱节。

也就是说，随着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实质的变化。其次：它需要有能力的人才。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能力分为硬能力和软能力，就像一个民族的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和一台电脑的配置可分为软件和硬件等一样。

那么人的能力可分为软硬能力吗？答案是可以的。

硬能力：学习文凭、资格证书、分数成绩、书本知识和体力体魄等；

软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思考能力、策划能力、写作能力、亲和力、动手能力、洞察力、执行力、号召力、社交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说服能力等等。

在企业里，为了达致其经营理念和方向，企业在正常运作过程中需要的是职业人的各种软能力，也就是说到了企业，文凭和证书越来越不重要，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软能力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些才是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那么，我们的大学有没有考虑企业的需求，为其企业提供合格的产品（产品就是我们的学生）？显然，答案不能让人满意。

导致此问题的原因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独生之女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改革和创新，没有与时俱进，墨守成规，缺乏为社会服务的意识。教书不育人

其实前面已经谈到的一些，目前的大学教育，除了教书不会去教育学生如何有敬业意识，如何去做人做事，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如何建立自己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如何去提高他们的各种软能力，即：生存能力。原因是：

第一：大学教育大纲没有这个要求； 第二：我们的教授自己也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学里教授没有一个在企业里呆过； 第三：我们的教授同样也不知道用如何方法去教导学生去如何做人，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体会，显然，底气不足。

二： 目前大学学生的特点

2.1 缺乏创新意识，大部分学生只会读书和背书，缺乏创造力。

我们的“鸭子教育模式”（小学赶鸭子、初中填鸭子、高中烤鸭子和大学板鸭子）教育出来的孩子就像工厂中流水线加工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没有自己的个性。笔者在一所大学里讲课时，曾经问过课堂上的同学们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大部分学生说：勤劳、勇敢、聪明和重礼仪等，几乎和书本上讲到一字不差，没有自己的一点儿想法和观点。那么，如此的“鸭子教育”，我们国家如何从制造时代进入创造时代？

那么，我们如何达到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所倡导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原因：学校教育环境中灌输和填鸭式模型所致，当然，从大的方面讲，也和社会的单一化体制很有关系。2.2 个人思想单一

他们所有讲的话和发表的观点几乎都能从媒体和过去的历史上找到，而其相似度极高，缺乏独特的见解。

另外，还喜欢找标准答案。其实很多没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只不过是合理性和准确度高低而已。

原因：应试教育模式习惯于找标准答案。2.3 知识面点狭窄

目前的学生，只知道游戏、玩乐、聊天和死读书等，对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哲学（哲学不仅仅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只占世界哲学领域的一小部分）和教育等知识匮乏。

同时，也不知道现在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知道如何按主次之分来安排时间。久而久之，把宝贵的时间悄悄地送走。2.4 自我意识强烈

凡事老是以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作为对事情判断的依据，缺乏换位思考能力和服务意识。总认为自己是很行很好很对，要错就错在家长、同学、老师和社会等，接下来就怨天尤人。2.5 个人心态浮躁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社会心态也浮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趋向世俗。大学生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免不了存在这种心态。

基本的表现形式是：急功近利（付出了立刻想得到回报，恨不得还没有付出先得到）、目光短浅（只顾现在不顾将来；只顾得到不顾付出；只顾结果不顾过程等等）。

可问题是，大学生在同龄人中算佼佼者，也算少数群体。那么他们也世俗，也浮躁，也随大流，那还称得上佼佼者？ 2.6 缺乏合理信仰

说他们没有信仰是不正确的，信钱也是信，信物也是信，拜金主义也是信仰。可问题是钱物是一个哲学概念，你越信它，结果越远离它，将来会更痛苦。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整天想着钱，不想他（她）的职业和事业过程，结果哪，他（她）没有钱；还有一种他（她）不想钱的，他（她）只关注自己的过程，结果哪，他（她）不缺钱。

钱或物是人生过程或职业过程的结果，结果是由过程决定，所以没有把精力和时间放在过程中，或者没有精彩的人生或职业过程是不会有钱的。就是再信钱，那么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里讲的信仰是以精神为导向的，不仅仅是信教信佛，也可以是信真、信善、信美、自由和民主，也可以是信自己的爱好、职业和事业等。

有精神信仰的人生才是精彩的人生，可以说即对得起生活又对得起生命。只有物质信仰的人生，最多只能对得起生活。

有信仰的人不怕苦，不怕累，甚至于不怕死；没有信仰的人既怕苦，又怕累，更怕死。

虽然这个教育责任不是大学教育能承担得了，牵涉到社会教育问题，但是前面讲过，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还是需要努力引导学生有合理的信仰。

最近，有媒体报到，在美国有一位中国的留学生，博士毕业后，到了地铁公司当售票员。人家问他，为什么读了博士还要当售票员？他说这个工作，收入高，待遇好，有休假，又稳定，尽管不太喜欢，但是还是去做了。可想而知，他的信仰或理想是什么？美国的博士生会不会这样做？

其他的一些特点，如：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过分自卑和过度自负等不再赘述。三：社会的需求以敬业为导向

其实前面已经有所描述，企业所做的事情是需要支付员工的报酬，然后由员工付出他们的劳动，并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的价值积累就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也势必会导致员工的职业发展，两者应该是双赢局面。

所以对员工的首要条件是敬业。不敬业的员工就是能力再强也不是企业所欢迎的。

那么对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大学生而言，敬业教育，甚至于敬业培训，是尤为重要的。就业前的准备是需要的，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以能力为基础

在敬业的基础上，员工的各方面软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员工在企业做事过程中需要合作，需要严格实施，需要发现问题，需要解决问题。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没有问题的，只不过问题的形式不

一、内容不一和时机不一而已。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职业人各方面的能力来解决的，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软能力。

如果大学能做到一点对学生这方面能力教育和培养，做好职业准备，是相当必要的。

四：教育改革方向和方法弱化政治因素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换一只灯泡需要多少名学生？

答案是76名。其中，1名学生换灯泡；50名举行集会，争取不换灯泡的权利；另外25名则举行反要求的集会。

这是一则在美国流传甚广的笑话。笑话背后，调侃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太过自由”的学术气氛。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素有“激进主义的温床”之称。但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鲍林格眼中，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一直都崇尚辩论和言论自由。”

2009年9月24日，哥伦比亚大学不顾美国政界的反对，做出了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惊人举动，邀请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总统——“美国的敌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到学校发表演讲。此前，纽约市议会议长克里斯蒂娜·奎因曾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要求校方取消对内贾德的邀请，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和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也发表声明反对哥伦比亚大学对内贾德发出邀请。

哥伦比亚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与宽容的言论场。在这样自由与宽容、崇尚辩论的学术氛围中，哥伦比亚大学培养了无数世界级的人才,这其中包括3名美国总统、88名诺贝尔奖得主。不少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人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留下过求学的脚印，如胡适、闻一多、徐志摩和李政道等（摘自网络信息）。

在中国历史上，最富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朝代也就在春秋战国。

那时诸子百家，文人墨客，各怀绝技，发挥及至。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多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等。这是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才流动比较活跃，思想比较开放的结果。如果在那个时期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恐怕国人早已光顾。

然而，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坟书抗儒后，产生了文字狱，形成了专制体制，完成了单一的政治思想体系，最后导致了今后的几千年，中华民族就再也没有了像样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也就是说，政治尽可能和大学教育脱钩，减少行政干预，让他们独立，让社会办学和监督，形成一个多元化的自由思想体系，这样才有可能提高我们民族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才有可能把我们国家从制造时代推向创造时代，才有可能达致江泽民总书记所讲的：“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的境界。

弱化政治因素的目的：开放学生们的多元化思想，提高创新能力。2 降低毕业门槛

众所周知，我们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其实宽出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大学里的专业课程难度系数是不低的，而且越来越高。

那么，要毕业，要读好这些书是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的，因为我们大部分考试都是闭卷的，也就是说毕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目前大学教育是严进，但不宽出。那么，如何去减少学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啃哪些书？首先在保证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对这些专业课的考试采用开卷方式。学习是目的理解，不是背书。只要理解了，就可以认为是通过了。大学生是成人，成人教育以理解为主，死背为次。

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他不会去学已经知道的知识，因为到用时很快能查到。如果老是去学旧的和已有的知识，哪还有时间学和研究我们不知道的知识和开发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还有时间去独立思考问题？

要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研究目前不知道的知识。

降低毕业门槛的目的是弱化分数为导向的机制，加强能力导向的氛围。导入能力机制

我们大学的毕业证书只能证明该学生考试通过了，或者说硬能力过了关，不能说明其其他能力高低如何，道德水准如何。

我们可以导入能力考核机制，其中之一是对学校讲师和教授的课程进行考核，包括启发式教育，教育大师潘光旦说言：教育是启发不是灌输，灌输是宣传。

另外，对学生各方面能力进行考核，并可在证书上体现他们的一些特出能力和道德的亮点。比如：该学生创新能力强、该学生执行能力高和该学生思考能力强等等。

最后也包括学生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进行导向和启发，现成合理的信仰和理想，以免世俗。

导入能力机制的目的是加强学生的软能力开放，弱化硬能力的培养。4 导入社会资源

根据前面所言，要完成这些任务和目标，单靠大学里讲师和教授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在企业中呆过，没有素质教育这方面的经历，而要完成这项难度非常高的能力和意识教育，确实有点勉为其难，所以还有需要利用社会资源。

社会上的一些能人和高人也可以输入到大学教育体现中，开门造车，为教育体制改革服务。五：小结

2010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在中南海先后五次召开座谈会，就正在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在座谈时强调，要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必须敢于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机制的束缚，通过改革使教育发展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摘自网络信息）。这份纲要已经明确了学校改革的方向。编后语：

浅谈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方向 篇6

【关键词】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方向

0. 引言

改革是进步和发展的直接体现。对于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石油天然气来说改革势在必行，以保证能源安全和石油天然气可持续供应[1]。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石油天气行业有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较大，改革并非一朝任务，是个长期的历程。进一步深入市场化改革，实现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市场化效应；建立市场准入机制和投融资体系；同时，建立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和运营机制，改革价格体制；形成多元化的产权制度等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是我国石油天然气这一自然垄断产业重焕生机和国际竞争力的唯一出路。

1. 当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的特性

1.1事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于石油、天然气等常规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使得能源的日趋衰竭，能源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能源安全。如今，掌握了能源的主动权，则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也掌握了国家之间进行较量的先机。应该积极做好：第一，加大国内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业的改革和发展力，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能源的可持续供应和国内保障机制。第二，争取最大限度的对世界能源资源的争夺。深化改革石油天然气产业市场化，提升国际竞争力，强化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利于国家安全建设。

1.2事关现代化建设和民生建设

我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中离不开能源，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链有着直接的影响，且影响着各个行业的发展。随着我国现代工业化的推挤以及人们汽车消费的大众化，石油天然气需求量日趋增加，以至于对进口的要求的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工业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保证好能源的持续性供应和成本低效益高的需求[2]。石油天然气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生的建设。

1.3改革的关键时期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自然垄断行业等竞争型行业的改革都有一定进展和成效。但是，石油天然气的改革却没有很好的跟上步伐，成为其他行业进一步的改革的压力和阻碍。当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的改革是行业发展需求不成熟，供应不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存在诸多的问题和矛盾。一直以来，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是以国民经济和国有企业作为主导的，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以及资源的分割状况较为严重，不同的利益汇集一起，难以区分[3]。我国石油天然气的特性决定了其改革具有特殊性。

2. 我国石油天气行业的经济技术特点

2.1规模化的经济性

石油天然气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从此角度看，石油天然气行业有着较强的规模化经济性，主要体现在资源分布广，开发的成本高，输送投入大，技术性安全性强。自然垄断行业的一个表现就是规模化经济，如何处理规模经营和垄断，是改革的重点，决定着行业能否很好的发展，是否有着很大的竞争力[5]。

2.1一体化经营

我们通常生活生产使用的汽油、煤气、天然气等，都是由石油天然气行业经过开发勘探、管道运输、销售使用等不同环节进行的，每个环节都具有一定的作用，相互是密切联系的。一旦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成本及收益。因而我国的石油都是采用上下级的一体性经营模式。

2.3自然垄断和竞争业务交叉

由于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一体性经营的特点，使得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业务交叉。主要体现在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勘探和销售两个环节都有着市场竞争性的，管段运输有自然垄断性。竞争性业务必须在市场作用下进行，但自然垄断环节的经营者却极少，可能出现垄断经营。

2.4技术和环境影响大

石油天然气的开发需要勘探、钻井、管道等不同的技术联合完成。各项技术的先进与否直接影响到石油天然气的开发质量和效用。技术的进步对于我国的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必须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减少和治理石油能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当前石油天然气行业改革的重点之一。

3. 我国石油天然行业改革的方向

3.1完善政府管理体制

我国石油天气行业运营管理模式是政企管理，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各个政府部门对自我职能进行集中分散，分散之后仍保留行政职能。建立了综合性的能源政府管理部门，以行业发展为基点，建立相应的监管机构，分开政府的制定和监管职能，实现依法监管，完善各项行政审批等制度，加强技术、安全、环保等领域的社会监管。

3.2价格体制

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是行业进行改革的最大难题。目前，我国现阶段，在市场竞争局面的形成，市场化经济的体制，市场化的法律法规等配套条件都不够成熟，改革进程应该环环推进，将石油天然气的发展现状和行业特点作为改革的依据，科学合理的进行市场化价格改革。

3.3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应该以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对于石油天然气自然垄断行业等国有企业更是如此[4]。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权责统一，有利于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彻底性的分离。完善经营机制，有利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石油天然气行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有着主导地位，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进行股份制改革，有利于社会主义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融合，有利于行业的发展，形成多元化的市场体系，推进行业市场化进程。

nlc202309051658

3.4投融资体制

我国的石油天然气正处于发展阶段，对于资金的需求比较大，行业的特性决定了投入的周期长、见效缓慢、风险较大的特点。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完善，有利于投资风险集中的建立，实现外资和民间资本的参与，建立多元化的资本发展格局，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和可持续供应。

3.5划分好自然垄断业务和竞争业务

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主要由开发勘探、管道运输、市场销售等环节构成。管道运输因其建设技术、设施设备、安全要求、布设格局等因素的影响，属于自然垄断，而其他两个环节则有着市场竞争性。使得自然垄断和竞争交叉进行。不利于行业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

4. 我国石油天然气自然垄断行业改革思路

4.1强化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

目前，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在能源总消费比重中有很大的比例，同时，随着国内社会经济对石油天然气需求不断加大，国内的石油天然气产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了实现我国石油天然气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强化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保障石油天然气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4.2强化能源市场

充分利用好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加大海外开发和多元化能源进口贸易，满足国内石油天然气的供应需求[3]。同时，建设好石油天然运输管道和国内的基础设施设备，提高海外油气开发和进口能源的安全供应。

4.3扩大市场功能，强化竞争机制

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主要以行政运营管理。特别在石油天然气等安全型能源方面，行政管控较为严格，对市场化改革有着不利的影响。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不断推进，但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竞争力不充分，缺乏市场主体，严重影响到天然气行业的改革和发展[1]。应该积极强化市场的功能和市场规律的作用，强化竞争机制的建立，以提高石油天然行业的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 结语

经济市场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必然选择。对于石油天然气等自然垄断产业而言，做好企业制度改革、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价格竞争体制的改革等是中国石油天然气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深化我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市场的改革，有利于提高行业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增强应对风险能力，确保国家能源的安全，夯实“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陈甬军，徐强.过度经济的本质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性质[J].科学经济技术.2012，23，（6）：56-55

[2]王俊豪等.中国垄断性产业管制结构的设立和运行机制[M].中国商务出社.2013.6：241

[3]邓启惠.论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特性及其改革[J].山东社会科学（双月刊）.2012， 25，（81）：166-167

[4]王慧，韩晓婷.论中国自然垄断产业及其改革[J].北方经贸.2012，8，（12）：124-126

[5] 王伟元等.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市场化改革探讨[J].中国石油企业.2011，11，（21）：256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篇7

目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随着“科教兴国”方针政策的全面、深入实施,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在近十年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 无论是学科建设、科研水平, 还是办学规模、师生人数, 都发生了迅猛的增长。随着高校的办学规模在不断扩大, 办学层次也在提高, 其财务预算管理体制和模式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预算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深入研究探讨这些问题是当前高校财务管理改革的重要课题。

首先, 高等院校预算管理处于“前预算时代”, 没有形成现代预算系统。不少学校的预算仍是典型的“口袋预算”、“首长预算”。主要有以下特征:

(1) 预算不准确。

政策过程与预算过程严重脱节, 战略规划与财政资源保障严重脱节, 学校领导以及校内单位的预算意识十分薄弱, 导致预算编制粗糙。

(2) 预算不公开。

预算编制过程流于形式, 而且校内预算基本上由行政领导和财务部门负责人敲定。在预算文件公布前, 预算信息是保密的;在预算执行过程中, 预算调整也是“背对背”的, 各个部门互不知情;预算执行情况和结果, 甚至审计和评估结果也是不公开的, 个案处理。

(3) 预算无约束力。

因为“给多少钱, 办多少事”的思想普遍存在, 加之预算参与度低, 各个部门因事逼钱的“预算倒逼机制”常常突破预算。严肃的预算文件, 结果只能是象征性的用钱概算, 调整频繁, 预算考核和监督无从兑现。

(4) 预算无支撑。

目前高校预算会计系统虽然规范, 但主要功能是合法性监督, 以及满足收支实现情况的反应。对于预算管理而言, 既没有成熟的软件系统, 也没有稳定的预算组织和机构, 更没有高水平的预算队伍, 难以收集和分析预算信息, 不可能对预算决策和预算管理实现有力的支撑。

其次, 收入约束机制尚未确立, 公众受托责任尚未确立。

高等院校虽然在本专科学生收费上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众的约束与监督, 但是, 从本质上说, 除了小型省属地方院校外, 高等院校并无生存之虞。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其收入约束机制几乎没有。即使是有生存危机意识, 但是由于公众受托责任尚未得到大家认同, 预算对谁负责?校长对谁负责?在个人利益与学校长远发展以及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 靠什么保证公共利益?没有人回答, 没有人愿意回答。于是“吃唐僧肉”、套取“预算资金”、“在职消费”等代理风险和成本剧增。

第三, 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 分层管理尚未形成, 内部责任主体尚未确立, 经济责任制难以落实。

在高校预算管理中, 缺乏完整的预算控制系统, 难以令高校的预算管理部门对由于预算执行过程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造成的变化进行快速反应。一些高校尚未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 有的虽然有了预算管理制度却有章不循, 随意更改, 预算形同虚设。资金的收支缺乏统一的筹划和控制。随意性大, 资金使用混乱、资金的流向与控制脱节, 资金体外循环严重, 事前监督, 事中控制不力, 事后审计监督因受多种因素影响效果不佳。不具备高校预算是大收大支的全额预算的特征, 既无法反映预算资金全貌, 也不利于考核预算资金执行情况。

第四, 高等院校部门预算实施情况混乱, 上级主管部门预算执行、监控与审计的权变性太大。比如虽然建立了专项项目库, 但基本没使用;虽然建立了基础信息库, 但信息真实度堪忧;虽然实行了零基预算, 严格控制预算内资金结转, 但“暗转”现象以及财政部门所谓的“资金归垫”, 其实就是变相结转。在学校内部, 零基预算的优点没有发挥, 因为根本没有能力去全面审查项目, 但缺点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如突击花钱、鼓励浪费等等。这些都导致了高等院校预算实施的混乱。

第五, 高校目前实行的是典型的渐进预算 (增量预算) 和目标基础预算。

主要是由于目前高等院校的年度预算比较稳定, 往往以上年度预算作为基数, 在上年度预算的基础上稍作变动, 就成为新一年度的预算。现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预算控制数的做法, 将经费切块或者直接下到责任单位, 这样使校内单位经费使用具有包干制的特点。

2 中国高等院校的绩效追求与现实选择

目前, 高等院校管理者迫于社会压力, 或者凸显“政绩”, 或者由于“学者的良知” (很多管理者往往也是高水平的学者) , 开始关注办学资金使用效益。表现在预算管理上, 主要有以下做法:

第一, 制定发展战略, 并确定年度工作重点, 与部门签订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书, 实现事与财的衔接。

第二, 实行校院两级管理, 采用“基本运行费+专项”的办法下达资金。基本运行费除了核心业务保障以及特殊经费控制以外, 校内单位自由安排。专项经费包括奖励性和扶持性两种。奖励性主要是对能提高“学校显示度”的事项予以配套、奖励和支持, 如国家级重点学科。这部分类似于绩效拨款。扶持性如对专职科研机构和人员、对新办专业或学院、对新进教师等等事项予以扶持。这部分主要是解决“公平性”问题。

第三, 重视学术权力的监督作用, 不少高等院校的教授委员会审议预算, 类似于预算听证会, 其意见供预算决策机构参考。因为其权威性得到认可, 决策者往往愿意尊重其建议, 如深圳大学就是采取的这种做法。

第四, 逐渐引入重大项目决策的可行性论证制度, 并积极实行项目绩效考评, 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

第五, 不少高校把部门考核与个人考核结合起来, 如实行聘期考核制, 三到五年聘期内, 对校内单位下达总目标任务, 校内单位可以在不同年度以及内部成员之间自由决定目标分解、项目设置及资金使用, 这样就给予了校内的二级单位极大的自主理财权利, 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六, 加强预算信息系统建设, 如上海财经大学的全面预算管理系统。以预算制度创新促进预算信息系统建设, 以信息和技术革新支持预算理念和制度创新。

3 中国高等院校绩效预算制度发展趋势及创新方向

通过对国外高等院校制度环境、制度基础以及绩效预算实践的考察和对我国高等院校制度环境、基础及预算管理现状的分析, 笔者认为我国高等院校绩效预算制度发展趋势及创新方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中国高等院校预算改革的取向追求综合性绩效, 包括收入汲取绩效、资源配置绩效、遵从绩效、产出绩效、结果绩效。因为我们预算管理太薄弱, 规范的预算管理系统尚未建立, 任一环节的改进都能增进绩效, 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唾手可得的改革成果。

第二, 高等院校绩效预算的改革是面向绩效的预算制度创新, 或者说是“绩效导向”的预算改革。因为预算功能的控制取向、管理取向、计划取向和政策取向, 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不可能采取单一的改革取向。另外, 控制取向是管理取向和计划取向的基础, 我们改革的策略是规范与提高并行。一方面, 积极构建现代预算系统, 如规范、公开、民主。另一方面, 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工具和技术, 适时改进预算系统, 渗透“理性”的精神。

第三, 我们的改革是系统创新。一方面是预算制度系统本身, 包括工具与技术层次、体制与机制层次、制度基础层次、制度环境层次, 构成一个层级性规则系统。另一方面, 制度创新活动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分阶段、按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第四, 我们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创新。一方面, 高层管理者以及校级职能部门的顶层设计和主导是必须的, 因为预算决策者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另一方面, 我们积极鼓励、欢迎并接纳校内单位及其内部成员的创新热情及其智慧。

纵观现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高等院校不再是政府行政保护下的附属物, 而是面向市场、参与竞争、自谋生存、自求发展、自主办学的独立法人。因此, 改革高等院校绩效预算体制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也是为规范高等院校会计核算和预算管理要求服务。所以, 高等院校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 全面加强财务管理, 就必须实行绩效预算管理, 构建综合性绩效格局, 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学校资金收支的总规模。只有通过加强预算管理, 促进高校树立科学编制预算, 严格预算程序和预算执行的观念, 规范会计核算, 才能不断提高高等院校管理水平, 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摘要：绩效预算制度在中国的介绍和实践, 促进了绩效预算理念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引入与应用, 尤其为高校预算管理中的理论研究和预算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中国高等院校绩效预算制度的发展趋势及创新方向进行了研究, 有利于推动高校绩效预算改革走向深入。

关键词：高等院校,绩效预算,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李淑宁.以绩效为目标, 加强高校预算管理[J].教育财会研究, 2005, (4) .

[2]沙迪.中国大学战略绩效评价探析[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6) .

[3]陈胜权.高校绩效预算管理模式的建构[J].事业财会, 2008, (1) .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篇8

众所周知, 制度安排对于经济运行的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多次改革和变动。在这一过程中, 农地制度的安排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国的农地制度处在不断的变迁和发展之中呢?只有了解了这一问题, 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农地制度发展的脉络并对其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进而对我国日后土地制度的改革进行探讨和思考。

1.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农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换言之, 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 上层建筑则是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石, 它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水平及所处的发展阶段。农地制度变化的根本原因要追溯到生产力当中。我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其根本原因是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所决定的。

1.2 理性经济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理性经济人”这一概念。经济利益是利益结构中的核心内容, 人们首要的追求就是经济上的利益和满足。事实上, 推动制度变迁的往往是某些特定的阶级或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革命或改革行为。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其动力必然是来自于农民阶级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由此观之, 人们在追求由制度不平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会进行的自发的制度变迁。

1.3 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国家对农地制度的变迁起着重要的作用。建国初期, 我国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具有很强的中央集权色彩, 许多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党和中央政府为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尽管有些制度不均衡引起潜在的获利机会, 但是交易成本高昂, 又加之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 搭便车和外部效益等因素仍然存在, 这些都制约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 国家的强制性制度安排并不见得行之有效, 因为它的制定不一定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 它受到统治者偏好、利益集团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中,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就很明显的体现了这一点。

2 农地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标准与结果

评价一个农地制度的好坏, 可以看它是否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 是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地制度变迁绩效的评价标准是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率高能激励农民改进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使农民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生产。此外, 我国国情要求一个好的制度能在极大程度上协调各地区农民的利益, 这涉及到公平。回顾我国的农地制度变迁轨迹可以发现, 制度的改革自始自终都是在追求一种效率和公平的动态平衡。

自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几次重大变革:首先, 关于农民土地所有制。它是一种平均分配农地的私人所有制性质的产权制度, 最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制度, 有很强的激励机制, 适合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其次, 人民公社实行单一产权制度, 其残缺的产权必然导致劳动监督成本、组织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的问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既吸纳了分散经营所有主体与使用权主体绩效偏好高度一致的优点, 又发挥了集体经济统一经营的优越性。所以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过程中, 政府绩效偏好逐渐趋同农户绩效偏好, 制度变迁效率增进。

3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它造成了农业经营的规模狭小,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受到限制, 土地承包期限很不稳定的问题。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要求我国进行新的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应该侧重于如下几个方面:

(1) 发展规模经营, 走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这种农地适度的规模经营有一个发展过程, 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它要以解决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 只有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出, 并且解决其后顾之忧, 这种农地制度的改革才能实行并得到发展。

(2) 制定法律法规保证土地使用者、经营者和转让者的合法权益。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造成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我国现今尚无任何明确的法律判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否是农民财产权的一部分, 而地方政府往往将自己定义为土地所有者, 随意交易土地, 分配土地的使用, 这样忽视了土地承包者的利益, 所以制定法规刻不容缓。

(3)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让农民无后顾之忧。农村看病难、教育难等问题日益凸显, 这导致农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农民则将土地看作他们利益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社保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让他们腾出土地会使他们失去安全感, 减弱抗风险的能力。因此, 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积极跟进, 满足农民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

摘要：不同的制度安排对于经济运行的效率所产生的作用不一, 农地制度对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良好的土地制度能够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从而促进技术进步和农业的发展。回顾了我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变迁轨迹及发展并给予评价, 并对我国现今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农地制度,激励,改革,土地使用权流转

参考文献

[1]隋广军, 潘伟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与农业发展[J].暨南学报, 2002, (7) .

[2]伍山林.制度变迁效率评价[J].经济研究, 1996, (08) .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篇9

一、高校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分析

1. 高校英语教师资源短缺

我国高校英语教师大部分都是一些学历较高的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生, 在从事英语教师职业之前, 很多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师职业培训与学习。这导致有些教师对现代教育理念理解不到位, 英语教学方法陈旧, 教学手段也比较单一。此外, 由于国家放开招生数量限制, 近几年高校都开始扩大招生, 公共英语教师的授课任务非常繁重, 压力大、课业重, 导致大多数老师都是超负荷运转。同时为了评选进职, 迫使他们在复杂劳累的教学之余还要写文章、编教材。高校对外语师资不够重视以及教学任务繁重等使高校英语教师很少有进修学习的机会。在部分大学中, 包括部分重点大学由于缺乏英语教学师资力量, 只好外聘研究生讲授一些公共英语课, 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

2. 英语教学模式单一

长期以来, 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模式单一, 教学分类不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各个环节基本上都是一位教师教授, 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大学英语教师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压力。对学生来说, 弱势学科也得不到有针对性的练习和提高。大多数学校英语教学模式大多还是黑板加粉笔的传统单一模式。即使一些学校应用了一点多媒体技术, 但缺乏创新, 课堂效果变化不大。这种教学模式不仅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对提高学生英语的实用能力的效果也不明显。此外, 由于缺少教学上的分类指导, 一个老师要教授不同的课程还要照顾所有的学生, 给老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由于学生来自不同的地方, 大城市、农村的学生英语基础不同, 有好有坏。老师如果要照顾基础差一点的学生, 就会拖慢教学进程, 无法满足基础比较好的学生的学习要求。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下降;而基础较好的学生对老师讲授的内容可能是自己已经掌握的, 老师讲课速度太慢, 或者课讲得枯燥无味, 都会降低这部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3. 教学目标不明确, 教学要求不合理

作为课程教学活动的理想目的, 教学目标决定着课程教学发展的总体方向。然而长时间以来, 关于大学英语一门怎么样学科、具有哪些功能、能够解决什么样问题等, 人们缺少正确的理解和认识。由于教师的观念陈旧, 不能明确现代英语教学的目标, 一味“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英语能力不能有效的提高, 学生毕业后发现自己所学的英语跟实际工作要求不符, 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模式, 导致大学英语教学严重的落后于其他学科, 不能根据社会需求, 培养出真正的高素质英语人才。

二、中国英语教学改革的方向

1. 引进先进教学理论, 提高教师素质

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但目前我国教育教学的方法和内容却总是存在着滞后性, 尤其是在大学英语教学中, 这种后滞性尤为突出。要改变大学英语教学的滞后局面, 就必须打开闸门, 让语言学的股股清泉流淌进来, 重新审视思考英语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必须加强英语教师的培训工作, 在培训中要把提高教师的语言素质放在首要的地位。教师的语言素质低制约了英语教学的质量, 严重影响了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 提高教师的语言素质, 除了靠培训学习外, 还要建立一套激发内驱力的机制。激励老师不断丰富自己的教学水平, 更好的讲教学与社会需求结合在一起。只有积极的引入先进的语言教学理念, 提高教师的素质, 才能更好建设高校的英语课堂。

2. 利用多媒体技术, 建立多媒体网络交互教学模式

目前比较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认为真正有效的学习应该来自于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学内容及教学媒体的相互作用当中。所谓的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就是结合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音视频技术, 让教师的教学能够最大程度地提供各种交流学习功能, 从而使学习者处在最好的学习环境当中, 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建构与理解。目前, 全国各个高校都在尝试体验英语 (Experiencing English) 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让学生可以通过自己座位上的电脑直接从控制台主机中获得自己需要的各种学习资料, 根据课程总要求何老师布置的任务进行自主学习, 教师则负责组织、指导和帮助学生使用多媒体工具, 解答学生问题, 从整体上控制和协调学生的英语学习活动, 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 指导和帮助学生有效地利用各种学习资源, 对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学习进程进行检查。

体验英语教学模式以训练学生的视听说能力为主, 对学习内容的编排也是由浅入深, 引导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 一步一步、由简到难的完成学习任务。利用多媒体技术的交互性, 教师和学生能够通过传输的画面进行双向交流。交互式的教学模式也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引导学生进行发现式或者探究式的学习, 促使他们自己动脑思考, 通过网上搜寻相关信息来寻求答案, 有效的提高了他们的思维和创造能力。

3. 引入开放式教学模式

所谓的开放式教学, 实际上就是学生跟教师角色的转换, 教师不再教学活动的中心, 而是从一个“指导者”变成了“引导者”, 引导学生积极的进行自我思维。同时, 学生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 开放式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发挥自主创新意识, 对所学的知识大胆地进行创新和实践, 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开放式教学让学生成为了英语课堂的主人, 学生积极大胆地锻炼自己的英语听、说、读、写的水平, 不断提高自己的英语应用能力。

三、结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社会对英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大学英语课堂必须完善教学目标, 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 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开放式教学才能提高课堂效率, 为社会和国家培养出高素质的外语人才。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中国与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交流越来越频繁, 这就对高校英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可促使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 提高高校英语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高校英语,教学问题,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王明宇.英语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J].中国校外教育, 2009, (4) .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篇10

一、移动医疗在中国发展的意义

移动医疗提升了医疗数据的正确率, 而且因其数据传播的便捷性、全面性为精确化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并且在各个医疗环节中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通过采用移动医疗我们可以进一步降低医护人员在进行医疗数据输入时候出错的几率, 使得数据输入重复情况大大减少, 因此可以实现降低医疗成本的目的。同时移动医疗采用的是无线信息网络, 其克服了有线网“有线”的限制, 可以将所有患者的病例信息以及治疗信息清楚地进行采集、统计, 随时随地将病人的各项生命体征数据以及病理病历数据按需导出, 在提高精确化医疗的应用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 避免医疗数据重复输入

在目前的医疗信息统计中, 医生在进行查房的时候, 都是通过纸笔将病人的各项信息记录下来, 然后手动将这些信息输入到病人病历数据库中。同时护理人员在测量病人的血压、体温等生命体征时候, 也是通过将病人的生命体征数据记录到纸上, 然后统计到相关的电子库中。这种简单的纸笔记录然后手动输入的方法, 不但大大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同时也容易导致医疗数据重复输入。而通过采用移动医疗可以实现医疗信息的同步记录, 医护人员在与患者的沟通之后或者是医疗器械测量之后, 可以直接在移动网络信息平台上将病人的病例数据记录进去, 然后利用无线网络传递到病人数据库中, 进一步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

(二) 减少差错

医护工作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 医护人员在进行医护工作的时候可以利用移动医疗的射频识别技术, 在进行病人的输液以及各项功能化验的时候可以实时体现出病人的各项病例信息。医护人员在移动信息平台上可以很直观地了解病人输液的药物、剂量、输液的时间以及各项需要进行检查的项目, 并且建立一个病人专门的医疗子项目, 将与该病人相关的所有病例信息以及治疗情况都记录在这个子项目中。同时在进行医护工作的时候要根据病人的实际治疗情况, 将病人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等医护信息, 通过无线网络及时传递到总控制平台上, 避免因为医护人员的个人原因而造成的医疗事故。同时医护人员在进行医护工作之后, 可以将医护工作的整个流程以及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总控制平台之上, 这样既符合医护工作的规章制度又提高了医护工作的质量。

(三) 使用较为便捷

在传统的医疗护理模式都是医护人员推着沉重的病历车到各病房进行查房, 这种沉重的病历车使用起来极不方便, 同时也容易造成医护任务的误操作, 例如将12号病人的镇痛药给了22号病人, 这样就容易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医疗事故。而通过采用移动医疗, 所有病人的医疗信息以及病例信息都可以在移动网络平台上进行操作。这要医护人员就可以使用轻型的智能手机等设备来代替病例车, 提高病情诊断的精确性。

(四) 安装维护成本低

在进行移动医疗线路安置的时候, 我们采用的是无线网络, 无线网络可以实现在整个监控区域内的全覆盖。针对有线网络前期线路安装维护成本较大, 且需要布置的网点数量众多的问题, 无线网络构建了一个整体的网络监控模式。如果想要在无线网路中增加连入设备的网点数量, 只需要增加若干个AP, 就可以实现网络的全覆盖, 这给我们进行现有移动医疗网络的安装带来了较大的方便。同时在进行线路、网点维护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对于存在问题的AP进行维修更换, 这就避免了线路出现问题的时候, 需要大批量更换网线。

(五) 良好的客户端服务

移动医疗是利用信息技术将医疗端和客户端结合起来, 因此移动医疗的客户端开发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移动医疗APP是基于安卓、塞班、苹果等移动终端操作系统的客户端服务, 将现代移动通信技术引入到移动医疗中。移动医疗APP将医疗机构的全流程医疗服务与移动金融支付智能化相结合, 进而实现较为可靠的移动APP移动客户端服务。患者可以在移动医疗APP进行医咨询、预约挂号、专家就诊以及医疗缴费等操作, 通过手机查阅APP上的信息提示, 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就诊时间以及检查结果, 进而避免在医院长时间排队等待就诊。目前我国热门移动医疗APP如春雨医生、好大夫、好医生、阿里健康等在移动医疗上运用较为广泛, 这位解决我国医疗资源短缺、分布不均衡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解决策略。

二、移动医疗公司当下发展的方向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 现代医疗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今社会通信网络覆盖面越来越广, 即使是在农村地区也能接收到网络信号。同时再加上网络、通信等运营成本不断降低, 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移动通信网络。通信网络不仅仅可以实现简单的文字传递, 同时对于声音、图像、视屏等信号也能进行很好地传播, 因此其在现代医疗发展中得到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其次再加上现代网络通信设备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设备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现代通信中。因此无论是从通信网络质量上还是从通信终端设备的数量上, 都为使用移动技术提供现代医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分析可知目前移动医疗公司服务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远程诊疗

面对着众多的患者, 移动医疗公司在进行各项医护活动时候是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医疗要求的, 这就需要移动医疗公司相关医护人员采用通信技术进行远程监控, 从而为患者提供相对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由于在很多地区, 医疗资源都相对较为缺乏, 如果按照正常的医疗标准来衡量的话, 是不可能满足所有患者的医疗要求的。而移动医疗公司通过采取远程监控的方式, 可以使得一个医师可以同时在线面对多个同种类型的患者,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疗资源短缺的情况, 另一方面也相对降低了医师的工作量, 从而提高医师的服务质量。同时我们对于住院接受治疗的患者也可以采取远程监控的方式, 这就将我们的医护人员从繁重的普通医疗护理中解放出来, 能够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二) 远程数据采集

移动医疗公司在展开各项医疗服务的同时是不可能到每个患者的身边进行治疗的, 这就需要我们利用通信技术对于患者的病理信息进行远程数据采集, 并将这些采集到的数据信息传递给我们的额医护人员, 从而为医护人员的科学治疗提供研究基础。因此为了促进移动医疗公司及时地掌握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患者的身体状况以及当地的医疗水平, 移动医疗公司需要利用通信技术采集到足够的信息, 并且将采集到的信息进行分类处理并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为了提高对于偏远地区患者的疾病信息, 移动医疗公司需要指派专人或者是采用可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通信终端电脑来及时掌握这些地区的居民健康情况, 并且就居民的实际情况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

(三) 疾病与流行病传播跟踪

传染病作为较为难治的疾病, 具有传播面积广、危害大等特点, 因此加强对于疾病与流行病传播跟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一些传染病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发现, 传染病在刚开始的阶段都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播的, 然后再慢慢扩大的, 若果不能够及时进行有效的遏制, 那么就会造成较大范围内的社会性疾病, 例如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就是鲜明的例子。而通过采用移动通信技术, 我们就能够及时地掌握传染病刚开始传播时候的病理症状, 对于相关的患者进行及时的隔离治疗, 那么传染性疾病带来的危害就会降到最低。因此目前很多地区以及大型医疗机构都建立了以移动通信技术为核心的疾病预防机制, 这就进一步提升报告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 降低医疗风险。

(四) 医疗工作交流与培训

医护人员是移动医疗公司开展各项医护服务活动的基础, 然而现实的情况确实很多医疗机构在医护人员的数量以及质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同时由于现在的环境比较复杂, 患者患上的各种疾病也是五花八门, 因此移动医疗公司需要利用移动通信技术加强诊断与治疗支持建设, 根据不同的病理特征采取不同的治疗措施, 避免出现误诊或者是延迟病情的有效治疗等情况。对于无法判断的病情, 要及时访问医疗信息数据库或者是与其他医护人员进行沟通协商处理, 从而提高医护治疗质量。通过移动医疗的培训平台, 使得资深医师团队可向遍布不同地理位置的医护人员提供专业的定期培训, 在提升实战工作能力的同时, 不断培育出新型的具有较高医疗素质的医护人员, 从而提高医疗质量。其次通过移动通信技术可以收集各种专业的医疗信息, 并将这些医疗信息运用到医护人员的培养方面, 就可以实现医护人员工作能力的与时俱进。

(五) 教育与通知

市场上通过短信、APP、微信订阅号和服务号等客户端进行医疗健康的转播和教育。短信/APP/微信是现代通信技术比较常用的通信方式, 也是成本相对最低的传递方式。同时由于短信/APP/微信具有信号较好的特点, 其在现代移动医疗公司解决各类医疗问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也使得患者能够较好较快捷地接收高质量的现代医疗服务。移动医疗公司通过短信/APP/微信服务, 可以将最新最好的医疗服务信息传递给患者, 为患者进行治疗提供参考。同时移动医疗公司还可以将治疗的方法、医疗服务和疾病防治等信息传递给患者, 从而使得患者能够对于治疗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从而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经过众多的研究表明, 人们普遍认为短息/APP/微信传递的信息往往比传统纸媒、电视传媒、收音机等传递的消息更为可靠, 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其次短信/APP/微信传递信息比其他通信方式有着较高的保密性, 这就使得短信/APP/微信可以指定特定的人群进行传递, 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患者的个人隐私信息。同时短信/APP/微信服务还可以为患者提供后续的跟踪治疗, 对于患者后续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信息采集, 而医护人员就可以在较远的地方及时掌握这些信息, 从而制定出科学的治疗指导策略。

三、移动医疗公司发展的趋势以及发展战略

随着全球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越来越多的技术被运用到移动医疗上来, 这也就为医疗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移动医疗公司要根据自己的自身信息化建设情况, 结合信息化技术发展制定出适合移动医疗公司发展的战略决策, 从而促进移动医疗公司的良性发展。因此结合当前医疗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情况, 结合信息技术发展, 移动医疗公司发展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实现对集成统一的医疗信息数据的二次开发利用

医疗信息数据是包含了患者所有的就诊记录以及治疗情况在内的患者个人电子病历, 其中蕴含的医疗信息可以为患者以后的医护提供研究基础。但是现有的移动移动医疗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平台对于医疗信息数据利用较低, 只是对与这些数据进行简单的处理, 缺少医疗信息数据的二次开发利用。因此在以后的移动医疗公司建设中, 应该注重挖掘医疗信息数据中蕴含的丰富内容, 从而为医疗决策提供研究材料。而且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 集成统一的医疗信息数据的二次开发利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二) 信息标准化、规范化

由于当前很多移动医疗公司以及移动医疗机构来说, 他们在各自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上有着较大的差距。这就使得他们在移动医疗信息化建设系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化系统, 这就给不同移动医疗信息系统之间的衔接带来较大的问题。在传统的医疗模式中, 由于不同医疗机构在医疗业务方面存在不同的标准, 基础系统建设存在低水平重复的情况, 而较高水平的信息化系统则标准不一, 这就给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的系统难以移植推广, 影响了数据在不同系统之间传递共享效果。因此移动医疗公司发展的趋势主要集中在信息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移动医疗公司在病人的个人电子病历的建设上将会更加完善, 不同的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疗数据在传递上将会更加通畅。针对当前移动医疗公司“各自为政”的情况, 未来的医疗移动公司在信息标准化建设上将会更加完善, 对于区域医疗系统以及个人医疗服务建设将会更加健全。

(三) 提供综合医疗服务

随着移动医疗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 再加上各种信息化技术的不断涌现。移动医疗公司在进行患者医疗服务的时候, 不仅仅集中在“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治疗模式中。医疗信息化建设将不再局限于某一个科室以及移动医疗公司内部, 而是在统一的信息化平台之下, 所有跟患者相关的医疗机构或者部门都应该实现患者的病历信息共享。患者在不同的移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时候, 不同的医护人员收到的患者的病理信息都是一样的, 这就给患者的治疗带来莫大的好处。从而使得患者与不同医疗机构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 找出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法以及治疗医师, 从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四) 以患者为服务中心

在传统的医疗机构的服务理念中, 是以疾病为中心建设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系统。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医疗服务理念不断升级转变, 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应用系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现有的医疗服务系统。因此在未来的移动医疗服务系统中,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将会被深刻贯彻到医疗服务系统的建设上。不断完善针对患者的服务, 使得移动医疗信息化系统建设真正成为面向所有消费者, 让患者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同时利用信息系统我们可以建立患者完善长期的个人病例以及治疗情况, 并且随时将患者的就诊情况进行电子记录, 为患者以后的治疗提供病理基础, 从而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满意程度。

结语:伴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 移动医疗服务将不仅限于患者在移动医疗公司内部接受治疗, 而是将这一系统进行拓宽, 使得患者能够接受优质的信息化医疗服务。同时移动通信医疗系统将会不断拓展, 延伸到医护人员以及患者的家中, 从而使得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好的医疗服务。同时医护人员也可以在家中接受患者的就诊, 在家中、户外、院内等各个地点完成患者的诊疗活动, 促进医疗工作顺利展开。

参考文献

[1]周永康, 孟翔燕, 王滨, 曾蕾.医院信息系统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J].中国医药导报, 2008.

[2]郑颖, 杨烨.远程医疗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技术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 2010.

[3]陈戏墨, 林超华, 陆慧氰高玉林.医院多系统异构多应用软件集成平台的研究[J].软件导刊, 2011.

[4]陈功, 沈宫建, 于洁.医院系统集成平台建设内容和方法[J], 中国数字医学, 2008.

[5]王金才, 我国远程医疗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09.

[6]刘非.医疗信息系统中移动护士站的设计与实现[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11.

[7]周笑, 李明, 卜佳俊, 杨智.移动远程医疗监护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计算机工程, 2012.

[8]骆晓艳, 陈素, 王果, 廖俊.面向农村的医疗卫生一体化服务移动终端设计[J],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0.

中国医疗改革方向分析论文 篇11

关键词：人力资源；文化；机制一、深化体制改革，改善管理运行环境

首先，我国依然在沿用旧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那套人事管理模式，企业管理和发展战略相脱节，针对这种情况，企业的管理者应该摆正人力资源管理的位置，改变传统观念，提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地位。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传统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区别在于管理的战略性上，即是从企业长远的发展角度去谋求不同发展阶段所需的各类人力资源的支持，这不仅要考虑必要的量的积累，更要注重结构优化，整体效能的提高。我国不少企业由于缺乏人力资源开发战略，大多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以致在社会发展急剧变化，形势产生逆转的情况下茫然无措。因此，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应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把眼光放远一些，从企业长远发展来设计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的内容、方式方法以及评价考核标准，并主动根据企业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进行调整，把被动适应变为主动创造。成功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首要条件就是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充分的纳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当中，这不仅能确保人力资源的充分发展，更重要的是能使企业在实施战略过程中可以快速的寻求到人力资源的支持。深化改革，进一步消除体制障碍，真正的使人力资源同企业战略相适应。

二、凝练企业核心文化价值体系

通过特有的方式将本企业的企业文化渗透到日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当中，通过凝练企业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可资利用的动力源。众所周知，企业做大并不是很难的，但企业一直要保持竞争优势，需要一个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起主导作用的核心价值体系。它不仅是企业的灵魂，也是企业可资利用的不竭动力源。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在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凝练核心企业文化价值体系就是要不断地把企业员工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企业精神加以提升，不管是顺境或逆境，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始终如一做到“润物细无声”；凝练核心价值体系还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企业新目标的追求作相应调整，以期与社会同步，与时代共进；凝练核心价值体系，更需要用心营造一种人文氛围，让员工能够感受、体验、认同这种价值体系，并从领悟中获得精神的升华及境界的提高，并能把这种感受自觉贯穿到实际工作中去，由此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新对策。

三、建立完善的选拔、激励和竞争机制

在人才的选拔与配置上，要建立统一的选拔标准，积极引入公开竞争机制，增加透明度，采用量化的测评技术及方法。在激励机制上，改变目前的平均状况，根据能力和业绩拉开报酬档次。对主要领导人可以实行年薪制，将其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等各方面考核指标挂钩；对企业其他人员则要根据业绩拉开档次，以消除职工的不平衡感。在竞争机制上，要形成强有力的选人、用人机制，鼓励职工结合自己的条件和兴趣及企业具体情况，以能力、效率优先原则，通过正当的制度化的竞争手段争取自己的理想岗位。

四、合理定位，寻求最佳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最后，切实抓好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工作，确保科学技术手段支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要不断追求卓越，除了要有先进的思想指导，有制度的保证，高素质人才外，还需要扎实的基础工作。其中，包括职位分类与职位评价技术，主要是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一个客观的工作标准。人力资源规划技术，主要是为人力资源管理运作设计可行的路径和目标；人力资源吸收技术，主要是为人力资源寻求人力资源支持提供评价尺度；人力资源评估技术，主要是为人力资源管理行为及产生的结果提供评价标准；人力资源培训技术，主要是为提升和发掘人力资源价值而采用；薪酬技术，主要是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一个不竭的动力源。以上技术形成一个耦合的系统链，共同作用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管理目标。不仅如此，企业还应在这些技术的具体使用环境上下功夫，将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以及这些阶段所要追求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上做到针对性、适用性、有效性，以保持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在日常的管理中我们应该建立长效的自我约束机制。通过完善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环境，为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一个宽广坚实的活动舞台。完善的人力资源市场对于人才的价值评价、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向、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创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总之，与传统的人事管理比较，人力资源管理更具有战略性。这就使人力资源成为企业管理方面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人力资源部门也就上升为战略部门。新时代的人力资源需要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来帮助企业提高经营效能，促进其成长与发展。通过中美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我们不难看出，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距离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还有较大的距离。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人力资源管理，结合西方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做到“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切实使之能够为我国企业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 刘宁江，浅谈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改革与创新[J]，新疆有色金属，2008(9)

资源税改革方向与效应分析 篇12

关键词：资源税,改革方向,效应

一、前言

社会经济的发展迅速的同时,人们对资源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现如今,资源税改革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急需解决,因此,我们要不断进行资源税改革方向与效应的探讨,使资源税的改革更加适用。

二、资源税改革的意义

去年底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加快资源税改革”,且提出 “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这引起了业内关于资源税改革的新一轮热议。 2011年,资源税改为从价计征率先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实施,税率5%。 不过,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更高,涉及面更大的煤炭资源税改却进展不大。推进资源税改革将直接影响到矿业企业的利益。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相关调研,2012年,20家煤炭企业税负占全部营业收入的6.54%,煤炭生产税负却占煤炭销售收入的21.23%,比煤炭企业税负高出14.69个百分点。加上煤炭生产行政性收费占煤炭销售收入的14.0%,煤炭生产税费负担占煤炭销售收入的比率达到35.23%。

在西方各国经济受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形势仍然一直以平稳速度持续增长。然而,旧的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经济的发展需求,因此必须要对目前的经济发展方进行改革。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财税政策的改变,谢部长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文章中确切传达了这一思想。

政府在今年的财政工作会议与工作报告中做出了要开始对资源税进行改革。资源税的改革,可以推动工厂积极进行节能增效与技术优化,同时也能激发资源富裕地区的发展潜力。改革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起到推动作用,可以缓解目前资源与环境以及发展三者间的矛盾, 保障中国在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能够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

三、现行资源税的问题

(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合

目前我国实行的资源税制度是调节级差和普遍征收互补执行,但在实施过程中一般都是以调节级差为主导,资源税是级差型的。这种单纯的级差性质对资源税发挥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点是它不能体现政府在资源方面的权利,比如所有权、管理权等,不能很好地保护国家资源。第二个局限性表现是单一的级差性质体现不出资源说具有的价值,包括资源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与各类资源在经济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因此,目前的资源税不可以对开采资源的成本进行内在化,不利于企业改变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不能够改善资源的掠夺、浪费现象。自然资源在现行的资源税下,并不能够得到科学的开发利用,自然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符。而局限性第三点表现是纳税者的税额通过资源的开采条件来确定,不考虑资源开采对环境的危害。因此,目前资源税的核心精神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理念不够统一。

(二)资源税课税范围狭窄

我国资源税的收取只针对矿藏资源,法律上非矿藏资源没有义务纳税。这样,造成资源税能够保护的资源类型小,范围狭窄,许多珍贵的资源都被钻了法律空子的开采者掠夺和破坏了,也使资源产品的定价不够合理。

(三)计税的依据不科学

现行资源税实行的是从量定额的计征方式,不能够很好的对资源级差收入进行合理的自动调节。这种不合理的计征方式,不但削弱了资源税和应税产品价格的关联性,也使后续资源产品的价格变动失去弹性。当国家对企业通过价格变动谋取利益的手段失去调控措施时, 国家公共收益被少部分人握在手里,社会不公平将产生许多不安定因素。

(四)单位税额偏低

目前我国缴纳资源税的矿产资源税额最高的是60元每吨,而最低的仅有税额0.3元每吨。单位税额的平均水平比较低,而在物价数次上涨后仍然没有怎么进行适当的调整。这种低水平的税额造成开采矿产的公司赋税压力小,应缴纳的资源税与公司收入相比九牛一毛,资源税起不到保护矿产资源的作用。

(五)资源税不能对级差收入进行平衡

资源税有平衡级差收入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的不同资源单位税额将没有明显差距,起不到很好的调节级差收入作用。

(六)征收资源税费不规范

目前我国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之间没有很好的区分开,致使两者的性质相近,关系不清。资源税与费同时存在,但又由两个不同的部门管理,各地的管理规范也不相同,没有统一约定。这种混乱的局面导致不同地区资源税费水平不同,不利于各地资源企业进行平等的竞争。

(七)征管体制存在漏洞

分析最近的税收征管状况,我们可以发现税务部门优化了征管的手段,使资源税持续上升。然而,在资源税实际执行中征管的漏洞还是大量存在,企业漏税屡禁不止。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点是纳税人素质不高,纳税的意识不强;第二是资源分布不集中;第三电视征管部门素质不高,手段落伍。

四、资源税的改革方向、效应分析

(一)加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我国资源税的税目制定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税法,将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非矿产资源也纳入纳税范围内。目前实行的资源税包含资源类型还不全面,只有7种矿产品和盐。因此,在进行资源税改革时,可以扩大征收对象范围,不在局限于矿产,像土地、水等环境资源也可以纳入其中,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储量较小的再生资源、不能过量使用的“绿色”资源。

(二)计征方式的改革

我国资源税现在是遵循从量征收原则进行征收的,以开采量或自用量来计税,进行征收。改革后的资源税征收原则,将改为从价征收, 即确定资源税的税率,征收比例税。如果仅仅以比例税率为收税标准, 当资源产品的市场价格上下波动时,资源税的税率虽然不变,但具体的税额还是会与销售价格同步发生变动,将资源税与经济市场联系在了一起。但这种按市场售价确定资源税额的征税方式也有一定问题,比如不能区分不同产地矿产的开采成本。在对资源税进行改革后,实行从价征收与从量征收相结合的计税方式是最佳的。这样,可以在价格产生较大变动时,依据从价征收进行计税;而当资源市场价格平稳时, 实行从量征收会更合理。笔者认为,从价征收和从量征收这两种资源税定价原则各有优缺点,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税收能够更合理,两者缺一不可。两种的结合使用,有利于强化资源税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对资源进行更合理的使用,解决开采地区的赔偿问题。

(三)优化资源税收的分配方式

资源税在税收归属问题,关系着中央、地方还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处理不当将威胁到社会稳定。从现在的政府财政收入支出形势,我们可以看出提高资源的税率、实行从价计征的资源税改革措施, 并不能够使资源税的收入达到可以平衡资源大省的财政支出需求的程度。而在这一次的资源税改革方案中,也不会对资源受入进行明确的归属划分。笔者决定,资源税可以按一定的分配比例分配给由中央与地方政府,而这个比例需要依据地方情况来固定具体值,方不容易引起纠纷。

(四)相关的配套措施

除了扩展纳税资源的品种、改变资源征收的原则以及建立合理的税收分配机制外,在本次的资源税改革中,还有一些相关措施值得我们关注。主要有以下几点:规范税收的监督机制;建立完善的资源税体系;明确区分税费;制定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等。除了以上几点,还应该保护生态环境,可以通过征收一定的环境税的方式发挥作用。

五、结束语

只有对新时期下资源税的改革方向与效应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 明确资源税的改革方向,才可以更好地优化资源税的征收体制,增加财政上的资源税收入,同时也有助于资源税改革发挥出更大的效应。

参考文献

[1]蔡亮.纠结的资源税改[J].首席财务官,2009

[2]张景华.中国资源税问题研究与改革取向[J].经济与管理,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