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

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精选7篇）

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 篇1

一、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与趋势

我国在1994年12月明确提出要实行利率市场化, 并建立基准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我国选择了双轨制推进改革方式, 即放宽利率管制与建立SHIBOR体系并行的双轨制改革, 最终目标是实现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存款利率管上限, 贷款利率管下限”, 即利率下限由贷款利率决定, 上限由存款利率控制;另一方面, 在完善我国市场利率体系的同时, 逐步建立了SHIBOR等短期基准率体系与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长期基准利率体系, 见表1。

资料来源:参考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文献参考资料整理所得。

二、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问题和难点

改革数十年来, 我国利率改革条件日趋成熟:宏观经济环境近些年趋于稳定、政府宏观调控的方式和能力有所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控制的意识不断加强、金融市场也有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为之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然而, 我国现阶段利率市场化并未全面实行, 总结目前改革结算所面临的问题如下。

(一) 利率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中央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最重要且最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在目前改革阶段, 央行起到决定基准利率并出台相关利率政策的关键作用, 影响到利率市场化宏观上改革的方向。我国的金融机构以五大商业银行为代表, 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 其对利率浮动变化的敏感程度也直接影响利率改革的有效性。目前, 我国两大市场主体仍有缺陷。

1.基准利率决定高度权集中, 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方式有待转变。政府在改革的初步是运用间接引导的机制, 通过中央银行来调控货币流通量, 从而影响市场利率水平的波动。目前, 我国仍是国际控制利率为主, 实际国务院掌握利率的变动权, 央行控制有限的利率浮动权, 商业银行只拥有执行权。央行频繁利用利率政策直接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而忽视了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的间接调控手段。这样的不规范行为导致利率失去了反应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能力。

2.我国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有待提高。在利率改革前, 我国的商业银行贷款通常面向风险低、信用良好的大客户, 并维持长期合作, 目的是降低贷款的风险。然而利率市场化缩小了银行存贷款的利差, 银行需要自主选择贷款对象和贷款项目。此时, 风险管理与评估也是商业银行需要考虑的问题。截至2013年年初, 我国银行总体不良贷款率为0.65%, 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成本仅不到0.5%, 说明相较于其他成功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来说, 我国对于贷款项目的风险管控能力月贷款风险波动容忍度偏低, 银行对利率市场化后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准备尚不充分。相较于美国, 自美国开始实行利率市场化后, 银行业高信用成本以及高利息查得特征较明显, 如图1所示。

20世纪60年代初期, 美国行业净利息差为3.53%, 改革后增长至4.0%, 同时信用成本也由0.18%增长至1.55%, 平均水平维持在0.63%左右。最终美国完成利率市场化时, 该国的银行业信用成本也能保持在0.97%的水平, 可见美国的利率改革并没有让美国的银行业努力规避正常的贷款风险, 说明银行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良好。

(二) 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分业监管行政权力分散, 监管效率大打折扣。我国实行分业监管模式, 初衷是想分散监管权力, 直接头效率地监管相对应的金融机构。但是, 目前我国的行政权力分散, 由于分业, 监管部门也是自成体系, 国家没有设置可以协调分业监管部门的机制, 致使各部门执行监管时效率低下, 互相扯皮。监管跨行业环节的薄弱, 从而导致监管对象“打擦边球”, 出现跨业违规经营, 监管效率大大降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 监管手段单一。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监管手段的多样性, 即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现实情况是我国仅仅实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 致使监管效率低下, 约束力不够等等问题。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脱节。金融创新改变了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 监管机构应当适时作出相应调整。新金融工具的出现模糊了金融业务的界限, 金融监管部门应当根据现况调整监管范围、方式和力度, 从而使监管部门与金融创新同步发展。我国金融从业人员自律意识较低。有效的监管体系应当是外部监管机构与内控机制相结合。然而目前来看, 我国金融业自律意识仍薄弱, 金融伦理问题仍然涉及比较广、深, 说明我国从业人员自身素质还有待提高。这与外部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力度和内部的宣传教育力度关系分不开。

(三)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我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本质是金融资源分布不均, 东西部地区经济二元结构加剧了不均衡的发展。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 国家金融政策的出台是面向全国, 特别是利率政策的制定是根据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趋势。但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仍未完善, 再加上幅员辽阔的自然环境背景, 面对同样的利率, 东部与西部的金融资源利用率差异甚大。我国东部地区地势平缓, 拥有优良的经济基础和广阔的市场, 可以更充分地调动金融资源。相对而言, 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欠佳, 经济起步较晚, 市场和人才资源不充裕, 资本回报率要远远低于发达地区, 资本和其他资源自发地涌向我国东部南部。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化改革初期, 即使国家大力整顿了违规的资金“东南流”现象, 如今“东南流”仍是不争的事实。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均衡, 实行统一的金融政策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改革开放近30年来, 我国特区经济增长速度遥遥领先, 非国有经济比例占多数, 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相对国有经济而言, 非国有经济实体的资金利用效率较高, 同时也能更快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先进地区企业的影响要弱于中西部地区。另外, 东南部地区由于企业相对集中, 产权关系明确, 市场化进程已初步完善, 企业对利率杠杆调节敏感度高, 整体经济效益较高。相反, 国有经济仍然把控西部经济命脉, 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附度高, 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强于东南部地区。产权关系模糊、企业对利率杠杆的反应慢这些都直接导致了西部经济效益的低下。统一的利率利率, 同时是在东西部实行, 效果适得其反, 如图2所示。

三、完善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政策的建议

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仅是放开利率, 实际上是整个国家金融制度的改革。我国现阶段碰到的问题与瓶颈, 说明我国的制度变迁存在“路径依赖”的问题。改革的起点、方向、突破口、逻辑顺序都会决定最终的改革结果。因此, 总结美国利率市场化的特点与模式, 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够全面认识利率市场化、及时调整相适应的政策十分重要。

(一) 坚持“渐进式”改革, 推动利率市场化稳步发展。结合我国国情, 继续坚持“渐进式”改革是我国现阶段理性的选择。现阶段, 我国中央银行应充分发挥引导市场利率的作用。通常激进的改革旨在商业银行可以脱离央行基准利率、立即实行自主定价的模式, 然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所占金融资产比例较高, 对我国其它金融机构影响较大, 且自身的资金定价能力有待提高, 央行根据现市场供求关系而制定基准利率水平, 使之趋于合理水平, 渐渐取消优惠贷款利率政策, 使之成为市场调节的一部分。从改革的初期开始, 中央银行开始放开商业银行的权力, 存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逐年被调大, 直至商业银行可以独立定价, 最后彻底放开存贷款利率调节权力。真正做到中央银行角色的转换, 就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入了新的阶段。坚持先改革贷款利率, 后改革存款利率的顺序原则。这一点是因为我国拥有较大的人口基数, 如若先改革存款利率, 对我国人民生活的影响巨大, 造成社会的动荡局面。且我国已改革开放近三十年, 大部分企业已逐步适应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 银行贷款的利率市场化对于企业来说其实已经迫在眉睫。渐进式具体实施可以按照区域划分改革顺序。利率政策落实有先后, 在个别地区先试点, 而后逐步推广。这种改革方式较为稳妥, 一方面有效降低了政府的决策失误可能性, 另一方面从点到面推广可以使其他地区吸取经验, 提高改革成功率。

(二) 规范利率市场主体的行为。

1.建立完善中央间接调控体系。转变方式, 建立完善间接的调控体系。从1998年起, 中央银行就试图强调利率杠杆对市场利率的调节作用, 从取消规模贷款的利率管制开始, 同时也注重稳定我国货币市场, 积极调控基础货币。央行建立的一套间接调控体系应注重应用, 真正做到准备金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及再贴现等调控政策能与利率政策有机地统一。同时, 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货币市场是国家实施货币政策的载体, 也是金融机构管理流动性的重要市场, 所以健全的货币市场是建立完善的间接调控体系的必要前提。此外对于外汇市场, 在人民币对外币汇率长期稳定的基础上, 央行不能放松对外汇市场定期的监测、研究和分析。外汇市场应该得到密切的观察, 以防止本外币汇率的动荡影响到我国国内的市场利率, 加强监测有利于防治外币市场利率的动荡局面。

2.商业银行提高竞价能力,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利率市场化后, 由于利率价格由国家引导转变为内部定价, 利率的风险定价目前是我国商业银行能否成功过渡利率市场化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改革前的商业银行缺乏系统的利率风险防范机制, 所以建立高层次、多方面、系统的利率风险防范机制对于银行有效降低风险的关键改革。具体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利率风险规避机制, 即对贷款企业进行资产、负债情况的风险可行性分析, 根据企业的信用级别和财务报表来分析该企业可承受的利率风险大小, 为商业银行投行部门的决策提供经济依据;二是合理利用利率风险分散机制, 通过优化组合, 将风险有效地疏散。将资金投向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 分散风险损失;三是利率风险转移机制, 通过利率互换、期货、期权等金融工具, 从而控制与缩小关于资产负债利率的风险范围;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建立适合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补偿机制。在已经出现不良贷款后, 通过附加保护性条款或者购买商业银行保险的方式, 将银行的损失降到最低。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保险市场仍不发达, 可以主动利用二次保险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三) 优先放松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作为改革突破口。在长达十六年的改革进程中, 美国找到了最适合本国引领改革方向的突破口———发行和交易CD, 这样把握改革关键时点的做法对于我国渐进式改革具有巨大的借鉴意义。在寻找适合本国改革的突破口时, 应该分析这个政策是否能使管制利率市场顺利不突兀地转型为自由利率市场。在找准改革突破点和成熟时机后, 具体的改革步骤应当稳步合理安排, 因为利率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根据我国的国情, 已经基本确定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和改革进程即逐步放开利率, 往从长期利率、大额贷款利率开始开放, 再逐步放开短期利率、小额存款交易。我国现已步入利率市场化的重要过渡阶段, 突破口可以选择寻找合适的基准利率。关注与重点发展同业拆借利率, 使之成为影响我国利率水平的基准利率。我国同业拆借市场起步早, 目前发展比较成熟, 市场主体范围比较广。随着拆解市场的放开, 参与拆借的金融机构已不仅仅是商业银行, 保险公司、债券公司也已参与进来。最关键的一点是:同业拆借利率不仅最真实地反映了银行流动的资金和利率水平, 同时也直接地反映出央行准备金的状况。中央银行可通过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及时影响同业拆借利率。在我国金融机构中, 商业银行占主体, 同业拆借利率最终可以影响金融市场利率的本质原因是拆借利率的变动反映了金融市场中商业银行资金的供求关系与流动方向和银行间流动资金的头寸。就目前来说, 虽然市场中的各种利率仍然不能被同业拆借利率直接反映, 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市场利率会逐渐全部开放, 待时机成熟后我国改革达到了新高度, 这时这些利率与同业拆借利率的相关性会不断提高直至统一。因此加强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

(四) 健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从利率管制到利率彻底放开是一个较大的市场转型过程, 需要较长的过渡时间。目前,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完善, 存在漏洞。我国应当提高目前监管体系间交流的力度、强化合作关系意识。加强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个监管机构的工作协调关系, 最大限度地减小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监管机构也应该与我国金融机构加强工作上的交流, 避免相互扯皮降低效率。

抛弃旧的行政监管体系, 从本质提高监管力度与效率。转变固有监管手段, 从单一的以行政手段为主, 过渡到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三者之间优势互补和有机的统一。监管手段越丰富, 监管就更不容易留死角, 执法处理也就更有法可依。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 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尤为重要。监管部门可以试行以下两条建议:及时规范信息披露制度, 包括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形式和内容、披露原则以及标准等等。同样重要的是提高监管主体对金融业进行考核检查的能力, 定期安排对口的业务检查并进行业务道德规范的检查, 特别是重大项目的监管指导师不容忽视的。加强银行业的自律意识同样重要, 提高金融从业人员金融伦理道德水平。从业人员自觉性的提高应当从内部监管能力的提高做起。重视审计部门及时反应的内部风险评估报告, 从银行制度到具体业务的监管都不能放松。政府监管部门应定期传递信息, 与内部审计沟通信息, 形成有序的内外部监管体系框架, 实现“内控”与“外管”的有机统一。

(五) 协调我国东西部经济均衡发展。对我国东西部地区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缩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政策, 降低当地增值税上缴比例, 给当地的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加大投入对当地地区财政专项补助, 通过投资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 从而改善其经济发展水平。加大对西部投资融资力度, 成立发展基金或者优惠企业贷款利率, 加大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的力度, 鼓励企业发放公司债券。优化金融的区域布局, 提高当地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合理可控的风险范围内, 降低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要求。适当降低当地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 培育民营金融机构, 鼓励其扩大经营范围。出台优惠政策, 国家引导外资银行进入我国中西部地区, 向优良商业银行借鉴经验, 提高中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挖掘中西部潜在的金融资源, 培育使之成为当地的优势资源, 从而缩短和我国东部、南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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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 篇2

易纲

2009-10-21

摘要：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系统总结了双轨制推进改革取得的成就。即一方面放松利率管制，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实现“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阶段性改革目标。另一方面发展和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初步建立了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基准利率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中长期基准利率体系。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央银行不断完善调控理念和方式，利率已经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之一。文章对下一阶段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规划，并在深层次上探讨了推进改革的条件。

关键词：利率市场化，宏观调控，改革

引言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设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资源配置”。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利率市场化改革进行了纲领性的论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至此，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得以确立，强调了市场在利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了政府(中央银行)作为间接调控者的定位。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实现了宏观调控由直接方式向主要依靠间接方式的转变。商品关系引入金融资源配置体系后，金融资源稀缺性同样要求通过价格机制甄别需求、提高配置效率，于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利率调控方式转变逐步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看，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从企业改革看，1986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提出，全民所有制小型企业可积极试行租赁、承包经营，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要实行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从金融体制改革看，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职能定位。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相继颁布。推进利率市场化各方面的条件已初步具备。

一、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

(一)人民币贷款利率市场化

早在1983年，国务院就曾授予人民银行在基准贷款利率基础上，上下各20%的利率浮动权(《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营企业流动资金改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3]100号)。从那时起，利率市场化就采取了与价格改革相似的“双轨制”推进方式，与管制利率并行，在边际上引入利率的市场化，使得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征，在未触及实体经济部门利益的同时，提高了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长期产业先行、金融抑制的政策惯性影响下，决策者的主要顾虑是贷款利率市场化会增大企业财务成本，同时改革也面临来自实体经济相关各部门的巨大阻力，因此一度有所倒退。1996年5月，为减轻企业的利息支出负担，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由20%缩小为10%，浮动范围仅限于流动资金贷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经济景气下滑的环境下，由政府替代银行进行风险定价的管制利率弊端日益凸现：由于银行对大客户的贷款相当于批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相当于零售，管制利率将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一刀切，造成银行没有积极性给中小企业贷款。为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我们建议商业性贷款利率上浮上限统一扩大到30%，上浮原则按信用等级制定。理由是一方面在资金宽松的市场环境下，银行为竞争大企业等信用等级高的客户，不会上浮其贷款利率；另一方面由于收益对风险的覆盖程度提高，银行有动力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实现增加信贷和货币供应的目标，也可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进程。但协调相关部门非常艰苦，甚至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我们提出“是否扩大贷款利率上浮幅度实质是‘真想还是假想支持中小企业’的问题，如果真想支持中小企业，就应该允许银行对中小企业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如果假想支持中小企业，就把银行的贷款利率限制死。”小企业缺乏利益代言人，而相关部门又担心浮动利率会导致大中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在多轮沟通后达成的折中结果是自1998年10月31日起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扩大到20%，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40%扩大到50%，大中型企业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10%不变。

虽然这只是一小步，但却是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破冰之举。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1999年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再度扩大，县以下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扩大到30%，但对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仍为10%，国务院确定的512家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率不上浮。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其自主定价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金融市场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的构建为金融机构贷款定价提供了初步基准。中小企业贷款浮动利率的顺利实施弱化了相关部门的顾虑，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外部条件进一步完善。2002年，我们对进一步扩大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对通货紧缩的担心犹存，有关政策未能出台。2003年以来，国内经济景气明显回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可以发挥经济自身的适应性调节功能，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促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8月，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地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基准利率的2倍。2004年1月，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2倍，贷款利率浮动上限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制定。2004年10月，基本取消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上限，仅对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实行基准利率2.3倍的上限管理，人民币贷款利率过渡到上限放开、实行下限管理的阶段，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

(二)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

与贷款利率市场化相比，存款利率市场化更为审慎，主要原因是存款利率市场化要求银行具备健全的产权约束机制和经营体制，否则一旦引起价格恶性竞争，便有可能引起存款搬家，影响金融体系安全。为探索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发展直接融资，促进金融机构集约化经营，1999年10月，人民银行选择了风险相对可控的机构间批发市场进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初步尝试，允许商业银行对保险公司试办长期大额协议存款，利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2002年至2003年，协议存款试点的存款人范围逐步扩大。由于金融机构资本约束机制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片面追求扩张的冲动依然较强，在零售市场上存款利率的放开可能导致金融机构间哄抬利率的非理性价格竞争，有约束的是利率上限，因此对零售存款利率形成了“管住上限，向下浮动”的市场化思路。2004年10月，与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同步实行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

“贷款利率管下限、存款利率管上限”的另一考虑是在一段时期内限制银行价格恶性竞争，合理保护银行业的利润水平，弥补长期低贷存利差对银行资本和自身发展能力的透支，为银行改革赢得时间。在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框架下，这一政策还赋予银行运用利率杠杆主动调整资产负债规模和结构的空间，有利于发展直接融资。

(三)境内外币利率市场化

与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不同，境内外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由于市场基础较为成熟，步伐相对较快。2000年9月，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以上大额外币存款利率放开。2003年7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管制币种由7种外币减少为4种。同年11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下限放开。2004年11月，1年期以上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全部放开。

(四)以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的方式推进市场化，理顺和简化必要的管制利率

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虽然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自主定价空间不断扩大，但由于金融交易需求日趋多元化和通过差别利率贯彻产业政策的冲动，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年间管制利率体系不断膨胀。国家作为非利益主体制定的管制利率体系扩张滞后于市场的创新力量，难以满足新的金融活动定价需要，“正面清单”作用束缚了市场的发展，而差别利率也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许多优惠利率政策还成为企业逃避市场竞争的避风港。

为扭转管制利率自我膨胀的惯性，鼓励市场定价与创新，人民银行采取逐步放开利率管制的方式推进市场化。只要是有条件实现市场化定价或不必要的差别化利率品种均予以放开。对于放开条件尚不成熟或国家产业政策特殊需要的利率品种，在保留必要管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进行简化。1996年以来，放开了同业拆借利率，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发行利率和回购利率等6个品种的批发性市场利率，在银行间市场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简化人民币存贷款利率体系，放开人民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存贷款管制利率品种69个。放开外币存贷款管制利率品种48个。截至2008年，放开的本外币管制利率累计达123个品种，管制利率减少到24个品种(见表1)。

(五)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建设

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市场取代货币当局成为利率定价主体的过程，改革的进度与成败更多地取决于金融机构自身定价体系建设情况。为此，在扩大金融机构存、贷款自主定价空间的同时，我们在培育金融机构自身定价体系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98年首次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权时，我们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地组织商业银行、信用社、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银行(建设银行)和区域性银行(上海银行)的贷款利率浮动管理办法作为模板，发送各银行参照制定各自的管理办法，并要求银行编制相关模型和测算软件，建立利率定价授权制度。2003年，在进一步扩大银行贷款利率浮动权时，我们再次强调各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应进一步完善贷款利率定价制度和技术，并针对农村信用社起点低和个体差异显著的特点，专门制定了菜单式的四种贷款利率浮动定价模板发送到各地农信社，由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修订后，形成自身的贷款利率浮动管理办法。贷款利率定价模板发挥了政府主导的效率优势，大大降低了制度建设的学习和实施成本。我们的评估表明，目前各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已基本建立起根据贷款成本、风险等因素区别定价的利率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商业银行还加强了利率定价系统和内部转移定价体系的建设，沟通了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间的传导与反馈机制，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强化了以资本收益为核心的现代银行经营管理机制。同时，通过建立和完善存贷款利率报备制度，实现了银行和城乡信用社按月向人民银行反馈存贷款利率浮动情况，督促银行建立了集中统一的利率数据采集、分析系统，推动银行建成了覆盖全行的利率风险计量与控制系统。同时人民银行也获得了全国范围利率走势的动态情况，为货币政策制订、实施和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市场利率体系的建立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采取双轨制推进的方式，不是单纯放松存贷款利率管制，而是通过引入利率的市场化，通过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减少改革阻力。在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格局下，资金批发市场利率市场化不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还有利于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因此总体较为顺利。

(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先行放开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拨改贷的推进，专业银行逐步恢复，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金融机构呈现多元化发展，机构间资金余缺调剂的需求推动同业拆借市场迅速发展，资金批发市场初具规模。由于当时金融机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在投资饥渴的需求刺激下，这一市场曾经出现乱拆借的现象，市场区域分割和不透明也加大了管理部门监测市场的难度，导致高风险拆借行为盛行。为此，拆借利率一度实行上限管理。90年代，同业拆借的相关制度规范不断完善，专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取得阶段性进展，同业拆借业务实现全国联网并生成了统一、透明的中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拆借利率放开的制度、主体和技术条件趋于成熟。1996年6月取消拆借利率上限管理，实现了拆借利率完全市场化。

(二)放开债券市场利率

拆借利率市场化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原有存贷款管制利率体系的市场利率，一方面为市场注入了创新的原动力，推动了金融机构间市场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资金批发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提供了一个先例。在银行间市场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制度先行的理念，也为市场化的金融创新产品平稳实现利率市场化营造了有利的制度环境。值得强调的是，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模式下，政府本身往往在市场发展初期担当了创新的领跑者。1996年，财政部开创性地通过交易所平台实现了利率招标、收益率招标、划款期招标等多种方式的市场化发行，并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和发行数量，采取了单一价格招标或多种价格招标的方式(高坚，1997)。国债发行的创新开风气之先，为此后金融债、企业债的创新树立了榜样。1997年6月，银行间同业市场开办债券回购业务，债券回购利率和现券交易价格均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同步实现了市场化。1998年9月，两家政策性银行首次通过人民银行债券发行系统市场化发行了金融债券。1999年，财政部首次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发行国债。

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市场化，成功建立了管制利率之外的资金配置体系，使利率的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银行间市场利率的形成和完善为商业银行自主定价提供了基准收益率曲线，为管制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完善内部定价机制准备了条件。

(三)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金融市场替代中央银行成为基准利率提供者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承担了多项职能，既为银行提供定价基准，引导建立银行内部定价和资金转移体系，也为中央银行提供利率间接调控的操作目标和监测指标。由于存在较大的外部正效应，基准利率体系建设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近年来，人民银行以制度建设为抓手，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大力培育基准利率体系。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了开放性的市场准入政策，促进了银行间市场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市场成员范围不断扩大，交易量不断增加，市场品种和交易方式不断丰富，市场的广度、深度不断扩展，形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中长期基准收益率曲线，为中长期企业和金融债务产品定价提供了依据。

为建立基于商业信用的短端基准利率，在借鉴伦敦、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国际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形成机制的基础上，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索、酝酿和3个月的试运行，2007年1月4日，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正式上线。我们制定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实施准则》，并成立了SHIBOR工作小组。经过一年的运行，3个月以内的短端SHIBOR充分反映了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与拆借、质押式回购利率的相关系数均在0.8以上，隔夜、7天品种达到0.99。SHIBOR的市场代表性不断提高，以其为基准的市场交易不断扩大，SHIBOR在货币市场的基准地位初步确立(见表2)。

目前看来，SHIBOR运行中还存在3个月以上报价质量不高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价包含了一些超出市场安排的因素，包括与对手方的其他利益安排、利益调整等，使得交易价与报价存在差距，SHIBOR定价基准的作用亟待增强。未来SHIBOR能否成为一个公认、权威的利率基准，对于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意义重大：

首先，SHIBOR的权威性决定了它能否在中央银行首肯下，替代官定利率成为市场存贷款利率定价的基准。只有当新的基准确立后，央行才能从存贷款利率制定一线淡出，将定价空间还给市场主体。以前我们最担心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会恶性竞争，但现在一些大的商业银行都上市了，有董事会、独立董事、战略投资者(包括外资)等等，都会对商业银行的行为产生一些约束。在管制利率条件下，商业银行可以花很少的资源在定价上，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定价必将是商业银行资源投入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其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体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以研究，而SHIBOR可以提供一个基准。如果央行放松了对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管制，又没有其他可靠的替代基准，结果可能更坏。而放松管制的时机由新的定价基准成熟的时间决定。SHIBOR能否担当这一角色，对我国未来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具有决定作用。

其次，SHIBOR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一头连接着市场，一头连接着商业银行内部转移定价。我们很多商业银行都是全国性大银行，在区域、产品、资产负债之间有很多内部转移价格。内部转移定价是业务管理、风险管理、经济资本分配与收益等各项指标算法的依据。如果行内对SHIBOR基准地位形成了统一的认识，同时在定价方面又有一些核心技术的话，可以将其应用到内部转移定价中，这对商业银行内部管理是非常重要的。SHI—BOR作为客观的、连接内外的市场价格，只有将它引入内部转移定价，才能建立基于市场基准的绩效考评体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科学、合理和令人信服地平衡总分行、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SHIBOR还将是其他许多产品和制度安排的基准。目前有很多金融产品都与人民银行制定的某种利率挂钩，人民银行调整利率时，就需要考虑多方面因素，平衡利益关系，要求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具备更高的业务素质和调控能力。但是，平衡利益关系涉及不同的利益集团，情况会越来越复杂，就需要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客观的基准，那就是SHIBOR，通过对现有不同基准利率的比较、借鉴，真正实现SHIBOR的基准地位，有利于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为管制利率的进一步放开准备条件。

第四，从更广泛的角度考察，SHIBOR能否确立基准地位，还关系到中国货币、债券市场的纵深化发展，从而成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建立中央银行利率间接调控体系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考虑问题，全世界很多货币都有基准利率，例如LIBOR、EURIBOR、TIBOR等。未来如何增强SHIBOR的基准地位是需要市场成员和中央银行偕同努力、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完善中央银行利率体系、逐步实现中央银行利率调控由直接方式向间接方式转变成为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建设的关键内容。近年来，人民银行利率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实行再贷款浮息。再贷款浮息是指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调控意图，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利率实行随市场利率水平变化的安排，旨在理顺中央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利率关系，约束借款人行为，减少央行资产业务的财政补贴性质，避免流动性的被动投放和长期投放。在2004年物价出现上涨趋势、国民经济景气上升的背景下，我们研究出台了再贷款浮息制度，建立了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确定方式，提高了再贷款利率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中央银行资产业务定价的功能由对借款人进行隐性财政补贴逐步转向服务于宏观调控。

优化央行存款利率结构。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的成熟做法看，央行的存款利率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存款便利利率，后者一般构成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下限(如欧洲央行的做法)。2003年12月21日，人民银行改革了准备金存款利率制度，对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存款采取“一个账户，两种利率”的方式分别计息，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客观上发挥了货币市场利率下限的作用。经过2003年12月21日和2005年3月17日两次下调，汇改前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99%。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与再贴现浮息安排的政策搭配，一方面拉大中美市场利率的负利差(2005年至2007年，美元利率高于人民币利率)，增大了投机人民币汇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控制央行基础货币被动吐出，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赢得了宝贵的三年时间。

此外，人民银行还改革了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制度。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是对邮政部门办理储蓄业务的一种补贴性质的利率，邮储吸收的存款转存央行可以获得无风险利差收益，这样的利率结构不符合中央银行利率改革的方向，还导致邮储转存款迅速增长，分流了部分农村资金。2003年，按照新老划段的方式，新增邮储转存款改为按照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存款利率计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商业银行利率定价机制不断完善，利率在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央银行利率体系也逐步向利率间接调控的方向转变。SHIBOR基准地位确立后，中央银行对利率的管制将逐渐淡出。未来可以探讨贴现利率与SHIBOR挂钩的可行性，以此为突破口，可为后续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经验。总体来看，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的利率间接调控机制、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和利率传导机制将日臻完善。

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利率调控

在中国，关于利率杠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曾一度试图废除商品生产和交换，否定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在低利率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高利率就是剥削的思想导向下，国家曾大幅调降存贷款利率、缩小计息范围，减少利率档次。然而即便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利率也未能被消灭，客观上仍发挥着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当时虽然利率低，但比无息强，由于投资渠道单一，存款有息还是发挥了鼓励老百姓储蓄、为银行集中资源发放贷款的积极作用。而低息贷款则导致投资饥渴和流动资金紧张，国家只能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给信贷资源。1978年，国家强调逐步实现主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利率才逐步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此后的三十年间，虽然利率调控的有效性备受争议，但在历次宏观调控中，国家一直重视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总体看，我国的利率调整先后经历了六个周期(见图1)。

(一)历次利率调控的基本情况

以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例，在六次宏观调控中，利率的调整方向均符合中央银行维护物价稳定的职责要求。从发展趋势上看，利率调整越来越注重预调、微调和灵活调整，并强调利率调整与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出台时机的统筹协调，使其在调控方向上保持一致(见表3)。

从六个利率调控周期持续的时间、利率调整的幅度和频率考察，前几次调控周期明显具有利率调整较为滞后的特点。2003年以来的第6轮调控周期在利率调整的灵活性和预调与微调方面明显改善。总体看，第1、2轮利率调控周期均为上调周期，主要原因是通胀来势迅猛，而依靠行政手段调控后总需求快速回落，利率政策在下行阶段尚未及时反应。当然，第1轮周期也存在弥补“文革”期间利率过低而上调的因素。第1轮调控周期历时36个月，平均每12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0.84个百分点。第2轮调控周期历时4个月，平均每2个月调整一次，次均调整幅度为0.72个百分点。

第3轮调控周期为包括上调和下调阶段的完备周期，其中上调阶段历时5个月，平均每2.5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2.07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13个月。下调阶段历时13个月，平均每4.3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1.26个百分点。

第4轮调控周期亦为完备周期，为抑制1993年开始出现的严重通胀，利率迅速上调，而在此后经济惯性下行中，利率较为缓慢地下调。此轮上调阶段历时仅2个月，平均每1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上调幅度达1.71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达33个月。下调阶段历时32个月，平均每5.3个月调整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1.2个百分点。

第5轮调控周期是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利率政策的主要策略是维持较低的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其间历时32个月，2次下调利率，平均每16个月下调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0.9个百分点，利率下调至改革开放后的最低水平。

第6轮调控周期截至2008年底已持续50个月，其中上调阶段历时38个月，采取了前瞻性的微调策略，共8次上调存款利率(9次上调贷款利率)，平均每4.75个月上调一次，次均上调幅度为0.27个百分点。周期内利率峰值持续时间]2个月。下调阶段主要为应对2008年下半年显著加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利率下调迅速，下调幅度大，2008年9月至12月，连续4次下调存款利率(5次下调贷款利率)，平均每月下调一次，次均下调幅度为0.47个百分点。

第5、第6轮利率调控周期也是利率市场化迈出重要步伐的阶段。在利率市场化政策出台的时机把握上强调了与利率调控政策的一致性。1998年以前，长期利率管制导致贷款利率难以覆盖中小企业贷款的高风险，商业银行贷款过度向大型企业集中，而1998年、1999年连续扩大中小企业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使银行能够借助利率上浮覆盖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损失，有利于调动银行的贷款积极性，扩大货币供应量，因此与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方向一致。2003年和2004年进一步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直至取消贷款利率上限、实行下限管理，使金融机构能够根据自身对经济景气和运行风险的判断更主动地调整利率定价策略，为后续利率政策的顺畅传导提供了制度支持。

(二)关于利率政策有效性问题

经济学理论认为，利率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实现。从消费看，利率上升会鼓励储蓄、抑制消费需求。从投资看，利率提高将减少可盈利的投资总量，从而抑制投资需求。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都将利率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

考察利率的调节作用，要以真实利率为尺度。图2列示了1978至2007年，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波动间的相互关系(在高通胀时期，先后于1988年9月至1991年11月、1993年7月至1996年3月开办了长期保值储蓄存款，实际存款利率已补到零左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高通胀对居民存款购买力的影响)。总体上看，实际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呈反向变动关系，1978-2007年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9。自1993年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后，随着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各种价格管制的放松，利率传导的有效性提高，这种反向变动关系显著增强，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与实际GDP增长率的相关系数变为-0.75。

从利率水平看，三十年间在宏观经济景气偏热的阶段我国实际利率多次出现过为负的情况，负利率导致社会对信贷资金需求的膨胀，刺激贷款过快增长，常常使信贷规模管理受到挑战。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之前，信贷投放常常超出计划规模也表明即使在管制利率和直接调控下，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仍比大家预想的要高。1996年至1999年间，真实利率偏高，使储蓄者受益而借钱者受损，收入分配向居民倾斜；过高的真实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企业亏损增大，投资意愿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放贷约束增强，这是此后形成通货紧缩的原因之一。2003至2004年以及2007年，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收入分配向企业倾斜，增大了投资需求增长的动力，对通货膨胀构成潜在压力。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真实利率起伏波动的。

近年来，学术界对利率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利率对储蓄、消费、投资和实际产出有显著的影响(谢平、袁沁敌,2000)。名义利率调整对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和目标变量也都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江春、刘春华，2006)。真实利率对财富分配具有很强的效应，而在快速降息过程中，低的真实利率对扩大消费支出具有正向作用(宋国青，2008)。

(三)关于银行贷存利差问题

在存贷款管制利率体制下，银行的贷存利差由国家控制，各界常会质疑利差的合理性。图4显示了1978年以来金融机构贷存利差的变动情况。

从持续时间看，改革开放30年间银行贷存利差大于2%的时间仅占40%，而贷存利差为0或负的时间占比却达17%(若考虑银行对长期储蓄存款保值的支出负担，贷存利差为负的时间更长)。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20年时间里，金融机构的贷存利差一直偏低，体现了这一时期国家通过金融部门集中资源促进产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由于长期的金融抑制带来了金融市场发展严重滞后和市场基础薄弱、信息搜寻成本高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由金融抑制向金融自由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经历“金融约束”阶段，即通过政府“有形的手”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涵养期，通过价格和市场准人的管制，培育市场基础设施和金融机构微观机制。在一段时期内维持适度的贷存利差，可以为提高金融业竞争力和经济金融整体运行效率赢得时间。

2000年以来，持续稳定合理的贷存利差至关重要，它促进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益显著改善，提高了其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维护金融稳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利差将逐步由市场竞争决定，我国商业银行应做好准备。

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从利率管理的角度，提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目的是记录历史事实，为进一步分析打下基础。在文中笔者很少提及民间融资和利率市场化在温州等地试点这样一些重要事件，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民间的推动不重要，而是笔者想以后专门撰文论述市场力量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来笔者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笔者的困惑主要如下：

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焦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那么，我们是否允许完全的自由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

由于零售银行的外部性很强，我想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看，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将难以避免。

结论：培育SHIBOR或其他市场基准是中国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在浅层次上的必要条件，而产权清晰和所有制多元化、打破垄断、有序退出、预算硬约束则是在更深层次上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三十年，见证了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双轨制推进的成就，也见证了利率杠杆调节经济运行的强大力量。利率市场化与企业和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相契合，与宏观调控的方向与节奏相衔接。经历了管制利率的“破”与市场利率形成机制的“立”，市场供求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利率杠杆经历了历次宏观调控“经济”与“行政”手段之辩的洗礼，在经济运行实践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一进程将为历史所铭记。

五、结束语

本文主要从中央银行的角度、从利率管理的角度，提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情况，目的是记录历史事实，为进一步分析打下基础。在文中笔者很少提及民间融资和利率市场化在温州等地试点这样一些重要事件，这并不是说市场的力量、民间的推动不重要，而是笔者想以后专门撰文论述市场力量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笔者笃信市场经济，坚信市场经济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近来笔者变得有些保守，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没有想清楚，笔者的困惑主要如下：

产权清晰、自由竞争和退出机制是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已经完全具备?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的焦点在于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由商业银行自主定价。那么，我们是否允许完全的自由竞争?而如果竞争失败，退出机制的约束又是否存在呢?

由于零售银行的外部性很强，我想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从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看，他们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国家对大银行控股、存款保险以及国家注资银行等是有矛盾的。而对这一问题不进行梳理和总结，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将难以避免。

中国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及分析 篇3

一、“利率市场化”的含义

利率市场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水平及其结构由经济主体自主决定的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市场准基金率的条件下,通过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影响借贷款利率以及其他金融产品的定价。

二、目前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现状

目前,债券市场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和贴现利率均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定价,货币市场已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外币利率市场化也基本完成,仅剩下了能够影响银行净息差水平的存款利率上限以及贷款利率下限还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现阶段,存款利率上限是基准利率的1.1倍,贷款利率下限是基准利率的0.7倍。

虽然我国的贷款利率还并未完全放开,从商业银行执行的贷款利率来看,我国的贷款利率的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贷款利率上下浮比例差距悬殊,分别为64.2%和11.3%。这表明了即使完全放开了下限,贷款利率也不可能下降。从社会融资的角度分析,人民币信贷的权重在全社会融资规模中占到52.6%,略有下降,其贷款利率本身也基本实现市场化,剩下47.4%的融资工具已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从当前的社会融资来看,我国在融资方面已经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三、利率市场化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的实施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将着重体现在竞争性市场中的定价自主方面。一方面,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市场环境相同条件下,存储风险略大的企业将通过提高存款利息率或降低贷款利息率吸引公民办理业务,进而从公民手中获取充足的存储量。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金融产品也会像其他商品一样出现更多的差异化,同种类的金融产品将产生不同的品牌和多目标群体。与此同时,不同的金融机构对于同一金融项目、同一客户的风险估计也会有所不同,在金融产品的定价过程中,这些差异将显示出来。

四、利率市场化对公民的影响

在进行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对客户的贷款利率也将实行差异化,就是对于不同的人,能够从银行取得贷款的利息也将不同,个人的消费记录、信用程度等个人信息将成为个人贷款利率的主要评定因素。例如,当某人具有较高学历且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时,将更加容易取得贷款并且贷款利率较低,然而,一个不具有稳定工作并且信用记录较差的人将很难获得贷款。从这方面来说,利率市场化的进行能够促进个人信用指数的提高。

同时,利率市场化能够通过影响公民的消费进行加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当利率较低时,人们更倾向于物质消费,有力的激活消费市场拉动内需;当利率水平较高时,人们通常更倾向于投资,个人资金流向产业市场的可能性增大。通过利率市场化,能够结合市场情况即时调节利率,调控货币流向,完成资源合理配置。

五、利率市场化的弊端分析

在利率市场化广泛实现之后也将产生一些弊端。首先,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提高了利率波动的幅度和频度。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将选择依靠自身的利率优势吸引顾客进而增加业务量,因此,密切关注信息并随之有效调整利率成为金融机构运营必不可或缺的条件,这将导致了利率波动的频率增加;同时,当某个金融机构的利率改变时,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使得多家机构改变其原有利率以求提高竞争力,放大了利率波动的幅度。

其次,市场中过度竞争将导致恶性竞争以及无序竞争的出现,徒增了银行的经营成本。最后,利率的不断提高,也加大了银行的利率风险以及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钟伟,黄海南.《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与展望》.平安证券.2012.

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 篇4

为了衡量国家市场化的程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一些国内学者开始积极研究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测度, 建立测评体系和测评指标。目前, 我国主要的评价体系有:胡鞍钢、卢中原的四因素分析法;江晓薇、宋红旭设计的指标体系;顾海滨提出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法;陈宗胜等人提出的综合分析法;樊纲、王小鲁提出的五因素分析法;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所提出的指标体系。同时, 国际上也有一些研究机构在持续的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度的经济自由化进行实证性的评估和测度。比如, 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自由化指数, 加拿大佛雷泽的自由化指数。

在综合分析和比较目前国内和国际上的指标体系, 本文创新性的运用了熵权—层次分析法, 提出了量化模型以衡量并比较国家各时期市场化程度, 并对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做出了分析。

2 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指标选取

2.1 市场的完备体系和交易公平化

(1) 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与工农业总产值之比与批发零售业购进总额与工农业总产值之比, 度量了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 (2) 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表示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 技术的进步能推动经济发展和一国经济的市场化。 (3)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中非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的比重与间接地反映了人们的消费观念。 (4) 律师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反映了市场的法律制度环境。 (5) 平均关税税率反映了国际贸易的自由程度, 出口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则反映了国际贸易规模大小, 是市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 通货膨胀率水平, 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率, 反映了物价的变动情况。也反映了政府运用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 (7) 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比重, 是指金融机构的各项短期贷款中私营部门贷款所占的份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 反映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中投向了非国有企业的规模大小, 是金融改革过程中对非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的体现。

2.2 政府规模及行为

(1) 政府消费占全部最终消费比重, 反映了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消费的规模大小, 从而反映了政府规模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一定大小的政府规模可以保证经济正常运转, 而过大的政府规模就会对市场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 (2) 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投资的比重, 反映了政府分配资源的程度。一般情况下, 从国际经验来看, 市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 政府分配资源的程度也较低。

2.3 企业的多元所有制

(1)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中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所占比重, 是指利用外资、自筹和其他资金 (如上市融资) , 这三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获取资金的方式, 获取的投资资金占固定资本形成额的比重, 该指标能够较好地地反映资本形成的市场化程度。 (2) 城镇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 反映了城镇就业人口中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的相对规模。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的体现。 (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 是对前两个指标的补充, 从投入方面反映了包括非工业部门在内的各部门中按照市场法则运作的非国有企业取得的重大发展状况。

2.4 国际评价

自由化指数, 是指美国传统基金会对自由化指数的测度结果。加入该指标可以综合考虑国际学者对我国经济的测度和研究, 增加了本文的市场化度量体系的国际可比性, 更加客观合理。

3 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及样本数据处理

由于前面选取的指标中, 部分指标之间是主要指标和辅助指标的关系, 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 因此无法满足测度指标的独立性要求。并且在对样本评价, 对数量众多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时, 容易产生权重不相容的矛盾, 即所赋权重与各个指标对经济市场化反应程度不一致。因此, 本文先对除去经济自由化指数的全部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提取主要因子, 形成更简洁且相互独立的指标体系。

(1) 对前15项指标自1985年到2010年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在作因子分析前, 将这15项指标分成两类, 正向指标与负向指标。正向指标是指, 这类指标数值增加, 表明市场化的程度加强了, 对市场化具有正的贡献值。而负向指标是指, 这类指标数值增加, 表明市场化的程度减弱了, 对市场化具有负的贡献值。

对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分别做因子分析, 可以防止正负指标的相互抵消, 并且对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新的综合性指标有更合理的把握。对定义和使用新的综合性指标具有重要意义, 避免产生新指标对经济市场化测度的不确定性。

(2) 通过对15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将15项指标分为5类因子 (见表1) 。

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对我国市场化进程具有代表意义的阶段性时间点, 避免对发展变动较小的年份的数据的重复计算, 并且加强对近年来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度量, 本文选择了10个样本点, 包括:1997年、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以及2010年的数据。1997年至1999年, 我国进行了大力度的国企改革, 实行国退民进;我国于2001年12月底是加入世贸组织, 其影响应该在2002年重点体现;2003年至2004年, 我国“非典”蔓延, 国家为了稳定经济, 从而稳定社会, 必然会使用政策手段干预宏观经济;2007年, 全球爆发经济危机, 我国也受到其影响;2008年, 我国实行四万亿救市计划, 同时利用货币政策, 降低再贴现率, 其影响一直到现在;并且, 为了比较近年来我国市场化进程, 采用了2009年至2010年数据;故此本文选取了这些年份作为代表。

4 应用熵权-层次法测度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

4.1 运用熵权法测度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

运用熵权法的理论具体应用于本文得到的指标体系, 其具体过程如下:

(1) 计算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新的数据矩阵的归一化矩阵, 记为; (2) 计算各指标的熵, 记为; (3) 计算各指标的差异系数, 记为; (4) 计算各指标的熵权, 记为; (5) 计算各样本点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测度值, 记为:

从而得到10个样本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强弱排序, 反映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状况, 具体见表2。

4.2 运用层次分析法测度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

(1) 将指标相对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得判断矩阵: (2) 计算的最大特征值及对应的特征向量, 并将其分别记为和: (3) 计算, 得;查表得;计算得, 可知矩阵具有一致性;记各指标权重为; (4) 计算各样本点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测度值, 记为:

从而得到10个样本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强弱排序, 反映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状况, 具体结果见表2。

4.3 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测度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

4.3.1 熵权-层次分析的集成

指标评价方法的集成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评价方法通过某种方式集成得到新的评价方法的过程。该方法可以克服单一评价方法的不足, 实现评价方法间的优势互补, 从而得到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结果。

本文运用最优化方法, 将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所得到的指标权重集成, 从而得到一个新的更加全面客观的指标权重, 对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样本数据作出更加科学的评价。

通过定义一个目标函数来构造一个非线性规划问题, 本文将权重的集成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最优化的问题。其具体思想如下:首先, 将原始数据矩阵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新的数据矩阵。记由第一种方法得到的m个样本的测度值

, 由第二种方法得到的m个样本的测度值为

。将两组测度值看作是m维空间的两个向量, 即。要找到一个向量使得其到和的

距离的和最小, 该向量可以看成是对和某种意义上的组合。用与和相同的构成方法构造的, 即

。其数学模型描述如下:

通过求解上面的非线性规划的最优化问题, 可以得到值, 即集成后的新的指标权重。

4.3.2 熵权-层次分析的实证应用

将上述的熵权—层次分析集成方法理论具体应用于本文得到的指标体系, 其具体过程如下: (1) 将熵权法得到出指标权重记为

; (2) 将3.3.2节中层次分析法得到出指标权重记为;可得到下述非线性规划问题:

运用Matlab7.编程求解上述非规划问题, 得到集成后的新的指标权重。

(3) 根据该指标权重, 计算各样本点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测度值, 记为:

从而得到10个样本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强弱排序, 反映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状况, 具体结果见表2。

五结果分析

由这三种方法测度我国市场化进程, 得到10个样本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强弱排序如下表2:

风险异质性在市场调研中的应用与扩展 (1)

——人流量的统计分布探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霍晨

摘要:本文结合非寿险精算中风险异质性研究方法, 给出不同研究时间或研究地点人流量是否相同的判断准则, 即人流量随机变量是否服从特定参数的泊松分布。并在此准则的基础上, 进一步讨论了人流量不服从特定参数泊松分布的情形:将泊松参数视为随机变量, 给出了3种基于不同先验信息的人流量分布形式。

关键词:人流量异质性泊松分布参数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00 (2012) 10 (c) -022-02

1问题的提出

市场研究中, 实验法是一种常用手段。实验者控制一个或多个自变量, 假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研究这些自变量对所研究对象的影响程度。大量文献表明这种方法在研究和工中得到广泛的应用[1,3], 这些实证性文章的一个共同点是未对不变因素的假定做出定量解释。而一般情况下, 统计上公认的某个地点的人流量是服从特定参数的泊松 (pisson) 分布[4], 即假定该地点的人流量状况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

而现场实验中, 上述假定难以成立。文献[5]给出了判断人流量异同的定量准则和假设检验思路。借此, 我们可以寻找出人流量相似的地点。然而, (1) 同一地点的人流量仍然可以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2) 由于时间和经费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刻意寻求不随时间变化 (1) 基金项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中国烟草工

业的结构、行为与绩效研究——基于SEM和HLM模

通过以上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市场化进程的脚步从未停止过, 与国内外认为我国近年来市场化程度有所倒退的质疑之声正好相反, 而且, 从熵权—层次分析法的得分来看, 2009年到2010年还有了一个较大的进步。

从熵权—层次分析法的排序结果来看, 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在1999年以及2003年出现了小幅的倒退。这是因为, 1999年3月,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将会大大推进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然而, 一般在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动时, 为适应环境的变化, 难免出现暂时的衰落。因此1999年市场化进程略微的退步, 正是预示着后期, 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迅猛发展。而在, 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 对我国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难免阻滞了我国市场化进程。但以上这些倒退现象都是暂时的、多受到经济外的因素影响而产生的, 因此, 从大趋势以及我国内在经济的运行情况来看, 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始终是前进的、向上的, 市场化的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 市场化经济带给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也逐渐显现。

从该方法的数据结果看, 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入, 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并且我国市场化程度还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而变化的同质性地点并不可取。因此, 人流量的分布问题成为市场研究中的关键任务。本文在文献[5]的基础上结合非寿险精算风险异质性方法, 并运用泊松参数先验分布假定进一步讨论方差大于均值情况下的人流量分布问题, 即人流量异质情况下的分布问题。

2人流量“异质”判断准则

根据统计学上对人流量 (记为随机变量X) 泊松分布的假定, 我们可以用非寿险精算中风险异质性的判断准则来解决人流量是否“相同”的定量问题[6,7]。在非寿险精算中, 一类风险若能很好地用泊松分布拟合, 则认为风险是同质的, 否则认为风险是异质的[8]。下面给出判断的定理。

假设, 分别为两个随机变量, 则有:

定理1[9]:随机变量的期望等于其条件期望的期望, 即:

定理2[5]:随机变量方差等于其条件方差的期望与条件期望的方差之和, 即:

参考文献

[1]包惠.辨析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市场化程度的实证分析[J], 苏州大学.

[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M].中国商务出版社, 2005.

[3]陈宗胜等.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4]樊纲, 王小鲁, 张立文.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2000年报告[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01 (3) .

[5]费智聪.熵权—层次分析法与灰色—层次分析法研究[J].天津大学, 2009.

[6]顾海兵.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最新估计和预测[J].管理世界, 1997 (2) .

[7]江晓薇, 宋红旭.中国市场经济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 1995 (6) .

[8]卢中原, 胡鞍钢.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J].经济研究, 1992 (2) .

[9]鄢杰.我国市场化进程测度指标体系构建[J].统计与决策, 2007 (23) .

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 篇5

选择这样的经济体制, 绝不是偶然的, 是当时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使然。事实上,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初期, 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了严重的问题。它的主要弊端是:政企责任不分, 条块分割, 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权力过于集中, 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 社会主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大锅饭”的代名词, 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觉察到了计划经济的不足和致命弱点, 并对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 由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分别看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和改革,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市场调节的力度和作用, 不能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总的框架。之后由于极“左”思想和实践的发展并成为主流, 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继续前进和实质性的发展。也就是说, 自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来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和理论的不断创新,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终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曲折, 在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华大地上显得异常艰辛。

1978年l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此为标志, 中国进人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 在实践上为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实践的发展要求在理论上实现创新, 以更好地推进改革的深入发展。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在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时, 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他多次指出, 我们原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过去我们一直搞计划经济, 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把经济搞得太死, 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 实践证明,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 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 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在思考这个问题时, 邓小平就开始将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基本社会制度分开, 而只是作为组织经济活动的手段。1979年, 他指出,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肯定是不正确的, 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 社会主义应当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才能发展生产力, 加快经济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伴随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开始是突破完全排除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1981年,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个提法得到了十二大的肯定。虽然这一提法仍然坚持计划经济总体框架不变, 但它允许市场调节存在和发挥作用, 这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辟了道路。

1984年l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明确肯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一理论突破, 认为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新的解释,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新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后来, 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事实上, 改革实践在不断提升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 在实践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1987年邓小平再次强调, 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利, 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习苏联的, 搞计划经济, 后来又讲计划为主, 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以总设计师的关注和表态为直接动力, 改革的航船破冰前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2O世纪80年代后期,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中市场调节的比重事实上已超过了被长期视为正统的计划调节。这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都是一件大事。值得指出的是,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而突出的成就,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大变化, 国内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并行引发的腐败和混乱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学生的强烈不满。如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使之在改革中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迫切需要实现理论上的新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 于影响深远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 从根本上突破了陈旧观念和思想束缚, 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 1992年6月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随后, 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又一次重大突破, 推动了改革实践的深入发展。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江泽民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得到确认。此后,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经过2O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 20世纪末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 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 提出了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 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之后, 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新的部署和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遍地开花。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特征, 更具有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江泽民也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 篇6

本文以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等(2010)提供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数据作为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标，以2005至2007年为研究期间，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市场化进程、控制人性质与应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盈余质量更高;市场化进程越快，应计质量越高，且这种关系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一、文献综述与假说发展

（一）控制人性质与应计质量

就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仍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控制的企业往往可以凭借其良好的政治关系，更容易或者以更低的利率获得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贷款 (La Porta et al., 2002;Sapienza, 2004) 及各方的优质资源。同时, 这类企业在面临困境时也更容易获得政府财政补贴 (Faccio、Masulis and McConnell, 2006) 。对于非政府控制企业，其生存、发展都面临各种风险，企业需要依靠良好的经营成果、业绩报告等为企业争取资金，维持企业持续经营，盈余管理动机随之产生。基于上述推理，本文提出假说一：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相比，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盈余质量更高。

（二）市场化进程与应计质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化进程经历了经济、法律、政治等一系列变革。区域间不平衡的市场化进程，导致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所处宏观环境的明显差异，从而使得公司管理层采取相应的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加以应对。例如，不同市场化程度地区的公司有着不同的债务筹资行为 (孙铮等, 2005) 与业绩表现 (夏立军、方轶强, 2005) ，这会影响各地区之间企业的股利行为(雷光勇、刘慧龙，2007)。同时，还有研究表明, 尽管政府通过政策扶持、转移支付等方式促进资本流向中西部地区, 但银行为规避风险, 仍然减少了对中西部等高风险地区的贷款 (王小鲁、樊纲，2005) 。这也就促使那些市场化进程较慢地区的上市公司产生盈余管理、操控应计项的动机。基于上述推理，本文提出假说二：市场化进程越快，应计质量越高，且这种关系在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5-2006年度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对其进行如下剔除：(1)同时在B股或H股上市的公司;(2)金融类公司;(3)最终控制人不详的公司;(4)数据缺失和存在极值的公司。经上述筛选，本文共获得2113家样本公司，其中2005年1062家，2006年1051家。

本文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将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类型分为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以樊纲、王小鲁等(2010)编制的2005-2006年各地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进程指标。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1. 模型

2. 因变量

本文以DAj, t绝对值作为应变量，使用截面的Jones模型用以估计公司盈余管理水平。

其中，DAj, t为j公司第t期的操纵性应计利润，Aj是j公司上期期末的总资产，TAj为j公司总应计利润, TAj=NIj+CFOj, NIj是j公司的净利润，CFOj是j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NDAj由以下公式而得:

其中，NDAj是经调整后的j公司上期期末非操纵性应计利润，△REVj是j公司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和上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PPEj是j公司当期期末固定资产原值，α1、α2、α3是行业特征参数，由以下公式而得：

其中GAj=EBITj-CFOj, EBIT为经营利润，εj为残差，代表公司线下项目前的可操纵应计利润。

3.

测试变量与控制变量，见表1

三、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截面的Jones模型回归得出的可操控应计利润DA，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政府作为其最终控制人。就2005年与2006年市场化指数均值而言，2006年的市场化指数显著高于2005年，说明我国市场化水明显的提高。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对样本分别进行两两相关性和偏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模型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在0.3以下，可以不考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此外，本文通过偏相关性检验，在控制住其他变量后，各个变量分别与被解释变量DA有一定的相关性。

（三）回归分析结果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对模型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结果显示，控制人性质与可操纵应计盈余呈现负相关关系，并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设一。市场反应指数与可操纵应计盈余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推进市场化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余质量。政府控制与市场反应指数的交叉项(control×indexmar)与可操纵应计利润在1%的显著水平显著正相关，这说明政府控制的企业受到市场反应系数的影响更大，验证了假设二。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5年至2006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市场化进程、控制人性质与应计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处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各地区由于治理环境尤其是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加上市场机制与政府力量的双重作用影响下，可能会导致上市公司产生区别于一般单纯的经济行为动机。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可以凭借相关政府力量为自身发展获取资源、机会;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则更需要依靠良好的运营和公司业绩来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并且较快的市场化程度给所处地区的非政府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医疗电子市场是繁荣的 篇7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2007年的GDP超过6.9万亿美元。13亿多的人口, 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医疗市场。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CT机制造者。2007年中国医疗电子市场值达到人民币246.8亿元, 年增长率达到17.1%。

全球领先的CT扫描机制造商, 例如GE, 西门子和飞利浦, 全都进入了中国市场, 并且都与当地合成一体。中国国内的公司, 包括东软和安科, 也在努力拼搏, 以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有他们的位置。中国的产品虽然比较便宜, 但是在技术上与国外对应的相比落后很远, 外国公司在市场的顶级产品方面仍占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