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精选11篇)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1
当前, 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存在着一些问题。从企业的角度看, 体制问题是化工行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瓶颈;从高校的角度看, 政府的干预和高校的产权制度是高校应用性成果脱离实际的根源;从科技中介的角度看, 关系型信任的社会基础阻碍了市场型中介机构的发展;从政府的角度看, 政府的角色错位使其协调者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解决问题的对策是从制度上进行创新和变革。
一、国有大中型化工企业技术创新的分析
国有大型化工企业内部一般设有科技开发部, 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管理部门;研究院或设计院, 是企业的研发机构。科技开发部定期要求下属分厂上报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然后对上报的各种问题进行分类汇总。由此确定解决技术问题的方式——购买、内部研发部门解决或与大学或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合作。此后, 科技开发部门将分析的结果和确定的开发项目上报企业领导, 经批准后, 开始实施科技开发项目。实施的方法有购买、公开招标或内部招标。
以辽宁省化工企业为例, 辽宁化工的科技开发与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产业的特点决定的。在辽宁化工领域, 大中型企业大多生产大宗基本化学品, 这类化工产品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 其产品种类和生产工艺已经非常稳定, 因此利润空间十分有限。对这类产品, 任何的细小变化都十分困难并且投资巨大。其技术创新的特点是数量少, 改进小, 系统化和成本高。以较低的单位成本, 高效率地生产产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 产品和工艺的技术创新变得次要, 市场创新成为创新的核心。
由于国有体制的存在, 市场的利益动力机制对这样的技术创新存在着失灵。从国有产权结构特征看, 在国有产权制度中, 只有全体公民才是国有产权主体。但是, 由全体公民一起来实施产权主体职责的费用是相当大的, 在操作上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就必须由政府来代表全体公民行使产权主体职责。如此, 在全体公民与政府这一层级上就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整个国家就如同是一个庞大的股份公司, 政府就好比董事会。政府不可能对每一个国有企业进行直接管理而必须实行间接管理, 间接管理意味着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形成。
国有企业的外部性较大。外部性大是由产权的非排他性造成的;代理成本非常高, 代理成本高是由委托代理关系的大规模和复杂性所造成的。从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来看, 无论是采取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还是采取间接管理的国有企业, 其委托代理链条较长。
从激励与约束机制看, 由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不明晰, 因此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是失效的。近年来推出的年薪制和经营者股票期权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国企的经营者起到了激励和约束的作用, 但其作用是有限的。
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这个体系中, 以需求者的身份出现。由于外部性及激励与约束失效,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倾向于短期决策, 而不是基于市场创新的技术研发这样的长期决策。在科技创新的组织形式上, 企业有三种选择, 一是自己组织新产品研发活动;二是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研发;三是直接购买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同样由于国有体制的由于外部性及激励与约束失效, 企业倾向于直接购买大学、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 而不是自己组织新产品研发活动。
科技开发的核心是决策。在科技开发决策中, 国企长长的委托代理链条降低了决策的效率, 而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偏差也使国企的经营者缺少科技开发与创新的激励。
二、影响化工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的因素
辽宁省化工小企业以私营为主。私营化工企业一般规模不大, 主要从事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 如涂料、染料、塑胶等。我们在问卷调查与实际考察中调查了30家小型化工企业, 全部从事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 包括在辽宁省科技厅推荐的5家技术开发型企业。
1. 客户是辽宁化工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
无论是企业的规模如何, 客户对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客户参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各个环节, 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客户通过企业的信息反馈系统、有时通过与销售和售后服务部门人员的私人联系把对现有产品的意见和对新产品的需求反馈给销售和售后服务部门, 再由销售和服务部门将信息反馈给企业领导者, 或者客户通过与企业领导者的私人联系将信息反馈给企业领导者。
2. 辽宁省化工小企业的所有者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核心
企业领导者 (通常是所有者) 是小型私营化工企业创新的核心, 他与企业的各个部门沟通, 提出创新思想, 组织创新的评估和实施以及创新产品的商业化。
企业领导者通过对市场和用户的了解, 识别市场中新的赢利机会, 提出创新思想。然后组织技术、市场、生产领域的资源对其可行性进行评估, 如果评估确认可行, 则进入研发阶段。研发成功后, 企业领导组织企业调整生产过程和组织形式以适应新产品的生产或新技术的应用。同时针对生产部门的反馈, 企业领导组织研发力量解决问题。
由于小企业一般部门分界不十分明确, 企业领导者 (通常也是企业的所有者) 往往直接参与企业各部门的活动, 常与企业的用户、供应商或其他相关者有直接的联系, 所以私营企业的领导者最具创新动力、最了解企业自身状况和市场需求, 私营化工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极大地依赖于企业领导者的认识水平和管理能力。
如上所述, 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比大企业更加活跃, 原因与其生产和经营的特点有关。化工小企业主要集中于精细化工领域, 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潜在需求很大, 利润空间很大, 市场在引导企业不断挖掘技术上的创新。由于私营的体制, 制度上的代理成本小, 经营者的激励约束直接与市场连接, 技术创新决策没有体制上的障碍。因此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成败决定与经营者的企业家才能。
三、公立大学科学研究的产权与交易成本问题
大学基础研究水平较低, 应用研究脱离实际的根本问题是产权问题。我国的大学以公立为主。公立大学名义所有权与实际所有权是不一致的。名义上, 公立大学属于全体人民, 但这是一个虚置的所有权, 公立大学的名义所有者并不能够真正行使所有者的职能, 也就不是真正的所有者。
公立大学硬件投资过剩, 软件投资 (师资) 不足。由于产权不明晰, 公立大学有高交易费用, 限制了学术评价准则的选择。公立大学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来做学术评价准则, 使得大家都去搞理论, 不愿搞实务, 造成实务型人才不足, 理论型人才过剩。其实基础理论的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
所以, 解决公立大学的问题必须从根源上入手, 改革教育体制。高等教育应逐渐面向市场而不是面向教育主管部门。
四、企业与大学及公立研究机构合作的制度分析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与大学合作进行科技开发与研究的意愿, 但是真正成功开展了这种合作的不多。在企业与大学的合作中, 企业的意愿更强一些, 而大学的意愿不强。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根本的原因是公立大学僵化的体制。由于产权不明晰, 公立大学有高昂的交易费用, 限制了学术评价准则的选择。僵化的机制使大学的研究活动游离于市场之外, 其科技成果大多是无视产业界需求的无效科技成果。
由于体制的原因, 国有化工企业与大学或公立研究所的合作也往往流于形式。从企业招标到技术合作过程中都存在着寻租现象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国有企业对合作项目应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往往缺乏科学明确的评价标准, 在实际操作中也懒于监督。国有企业的技术合作项目成功率低于私营企业。
需要建立一种机制, 使企业在大学和研究所的技术创新活动之初就参与进来。通过调查与研究发现, 鞍山惠丰化工公司创造了一种很好的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方式, 提供了一种科技创新的新机制模式。
该企业的成功得益于与沈阳化工研究院的合作。从2000年起, 该企业与沈阳化工研究院合作共建染料工程研究中心及产业化基地, 2002年研究院成为企业的第二大股东。在研究院的合作下, 企业形成了投产一批、开发一批、贮备一批的梯形科研开发结构, 沈阳化工研究院的一个颜料设计室的科研人员以技术入股该企业, 与该企业共建研发中心。研究院派人常驻企业, 解决生产随时出现的问题;企业也特派专人常驻研究院, 可享用研究院的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 实现了企业与科研院所的资源的整合与共享。
五、科技中介组织制度的问题
如何发展科技中介, 目前国际上存在两种思路。科技中介机构对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具有极大的正外部效应。因此有的国家认为这种极大正外部性必然使科技中介的私人供应小于社会的需求, 所以不能仅依靠市场的自由发展, 政府必须给予大力的扶持。例如德国和美国, 政府出面主持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的科技中介体系, 给予立法和财政上的大量优惠, 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然而由于公共品的特性, 国家设立的公共性机构又必然面临效率上的低下, 运行机制上的僵化, 有时还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例如到1980年为止, 美国联邦政府拥有7.8万余件政府专利, 其中只有5%对外授权并被商业化为产品, 政府从中回收的权利金只有200万。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过度介入反而不利于科技中介的正常发展, 除政府直接设立一些公共科技中介机构外, 其他科技中介应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行。
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构建科技中介的机制与模式。我国的政府机构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 效率低下, 机制不灵, 如果单纯依靠政府直接设立机构来发展科技中介恐怕难以达到目的。所以必须引入充满活力的民营科技中介机构。而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正处于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局面, 成为长期稳定发展的瓶颈, 特别需要科技中介机构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促进作用, 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 如果政府完全放手也会造成市场空白点, 所以政府还不能完全任由市场自由发展, 必须对科技中介机构大力扶持。所以在我国的科技中介应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下走市场化道路。
六、政府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
分析我国的技术创新网络, 我们的创新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一种关系信任。据我们的调查, 在化工技术创新系统中, 大学与企业在科研上的联系主要依赖于曾经的合作建立的熟人关系, 无论企业找大学还是大学找企业, 能够获得信任的联络是熟人的联络。这种方式排斥新进入者, 也排斥系统内的竞争。这种信任关系不利于广泛的技术创新网络的形成。而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都对政府有较强的依赖, 政府在技术创新网络的连接上起主导作用。
我国技术创新网络的连接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的, 政府是网络连接的中心, 这种连接具有纵向科层的特征。由于网络的主体——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信任机制是关系信任, 主体间的横向合作不密切。长期计划经济影响下在政府的计划指令下运行的社会经济模式使政府的信任比企业之间的平级信任更得到认同。这就直接导致了政府干预技术创新网络的有效性。政府干预越多、起到的作用越大, 企业对政府的依赖越大, 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直接的联络关系无形之中被限制了。根据我们课题组的调查, 辽宁化工的创新主体更倾向于选择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伙伴, 以及与政府有隶属关系、或者由政府推荐的合作者。
政府在技术创新网络中存在角色错位的问题。政府应作为促进技术创新系统形成和发展的促进者和中间人, 而不应是领导者和设计者。因为市场快速的变化发展和市场信息的复杂性使政府不可能代替市场去直接地创造技术创新系统。其次, 政府没有真正转变职能, 其职能仍然是“管”而不是“服务”, 没有真正体现市场化的基本原则。再次, 政策制度建设缺位和落实不够。虽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 但配套政策不够或缺位。第四, 没有将成果有效转化作为最终管理目标;成果管理机制不畅;对成果的评价多数停留在学术性、先进性的层面, 而对成果的实用性、市场性估计不足, 更不能量化该成果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在辽宁省2007年科技振兴工作要点中, 提出要在装备制造、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选择50家骨干企业进行创新企业试点, 建设200个省级以上各类企业研发中心。支持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技术联盟, 联办新型研发机构。加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建设, 完善技术市场等科技服务体系。加强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重大装备和产品,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从以上政府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政府对技术创新网络体系的创新主体的指令性安排较多, 而为企业提供的政策、资金及其他服务的保障较少。尽管都是有益的尝试, 但效果并不好。因为, 一方面政府没有足够的人力将这些安排真正落实, 另一方面, 政府的干预也使创新主体增加了依赖感, 削弱了自身的积极性。
政府应该在技术创新网络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一般来说, 政府在产业技术创新系统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1) 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靠的经济和政治环境;
(2) 为市场的平稳和有活力地运行创造一个有利的框架条件 (基础设施、竞争政策、管理改革、提供战略信息) ;
(3) 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和不断升级的氛围;提高对知识交流和网路化收益的认识;
(4) 发挥网络化和知识交流的促进者和协调者的作用;
(5) 在需求方面, 是一个有需求的、有推动作用的客户;
6) 保持正式或非正式知识交流渠道的畅通;
(7) 设立促进合作研究开发的竞争项目和计划;
(8) 提供战略信息 (技术预测研究、战略群研究) ;
(9) 政府应该确保公共机构培育与产业界的联系;
(10) 政府可以确保规则和条例最大程度地保持市场条件变化的灵活性, 促进创新和升级过程。
综上, 化工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的制度环境存在着一些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方法鼓励政府和企业等各个层面的制度创新。完善科技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积极引导改革高校科技成果生成、评价、管理制度,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高度重视企业与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合作, 鼓励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与机制;进一步加强科技中介组织的制度建设, 建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要引入风险投资机制, 进一步增强金融对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2
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优秀企业以强带弱、以长促短的作用,自2008年起,镇商会结合镇周边高校和科研机构云集的优势,与区工商联联手创办了科企沙龙。这项活动,为加强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杨浦知识创新区建设探索了一条新路。
依托区域联动与“两新”组织发展融合
科技型企业集聚和非公经济组织迅速发展是杨浦城区转型过程的两大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杨浦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杨浦知识创新区为主题,加快了旧城区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原有的国企纷纷走上改制之路,开放发展的格局吸引一大批外资和社会资本落户杨浦,同时也孵化培育了一大批新型科技型企业。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如何通过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已成为政府和非公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杨浦区大力推进城区功能从“传统工业杨浦”向“知识创新杨浦”转型的背景下,五角场镇综合党委为提升党组织服务经济活动的能力,于2007年对五角场镇商会进行换届选举,由镇党委书记担任商会名誉会长,镇综合党委书记担任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此番采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方式,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促进“两新”的党建工作,争取“两新”党组织在企业家心中的地位。据悉,五角场镇现有“两新”党组织63个,其中党总支1个、独立支部22个、联合支部40个,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了党组织全覆盖。目前,镇商会160余家会员单位中已建立独立党支部19个,联合党支部37个。
伴着“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和非公企业经营管理的共同点不断扩大,2008年3月,镇商会举办首届“科企沙龙”,为寻求服务非公企业的对接平台“试水”,为寻求与“两新”组织融合发展“探路”。活动中,商会邀请了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科学院等科研院所专家,从而扩大高校、研究院所与非公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架设产学研之间的桥梁,帮助企业创新转型发展。活动结束后,好评如潮。
于是,科企沙龙延办至今,俨然成为了一个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品牌。
牵线搭桥助力企业“开花结果”
作为五角场镇商会的一项特色工作,科企沙龙每年举办两场。在七年多的发展中,镇商会坚持利用五角场镇周边高校和科研机构云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保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沟通联系,推出了众多优质成熟的科研成果项目,进一步做好了推出项目的科技先进性论证,市场属性市场细分性价比推导。同时,做好了项目的跟踪服务,促成更多高校、科研院所与非公企业的“联姻”,加快建立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的企业集聚,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效益化。
在第三次科企沙龙上,上海衡峰氟碳材料有限公司与上海瑞鹏化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喷涂聚脲弹性材料”的项目合作协议,这项协议的签订代表了科企沙龙活动成果的标志性进展,表明科企沙龙活动显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品牌效应。
在第七次科企沙龙上,瑞沣(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推介的融资租赁业务,为五角场镇探索金融与科技服务模式开辟了新途径。中小企业采用融资租赁不仅可以融得资金,也可以让企业获得税收优惠,还可以避免设备陈旧过时的风险。
在第八次科企沙龙上,上海材料研究所、上海市计划生育研究所、上海玉华生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分别向到会企业展示了“陶瓷基人工关节”、“合康胶囊免疫球蛋白”、“多克隆抗体重组蛋白生物活性肽”等科研成果,如今已被非公企业接受投入试生产。同时,市计划生育研究所分别与五角场镇商会、上海玉华生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新材料科技园、上海工程师协会与上海新材料科技园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春天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如今该是“开花结果”的好时机。
“让民间资本与优秀科研成果‘面对面’,让企业通过平台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是活动的主要目的。”镇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镇商会愿当“红娘”,在融资渠道和技术推广上,为企业牵线搭桥提供配对服务。
再续新篇探索企业升级之路
科企沙龙作为近年来五角场镇商会不断创新的工作形式和内容之一,已为不少会员企业的科技创新之路提供有力帮助。如今,在新形势、新常态下,镇商会也有了新的思考。
在去年春季的科企沙龙上,镇商会与江苏、吉林等外地省级友好商会及沪上部分银行、上海市“两新”联盟等机构共同围绕企业发展突破的新机遇,探索寻求企业新发展之路。活动邀请了全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兆安与广大会员业主及相关单位共同探讨“两新”企业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和上海国资改革中的发展机遇和方向。通过专家的分析和阐述,企业家适时了解了诸如自由贸易区作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体现,可通过实现区域贸易、金融、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的一体化,将有效降低外部需求成本,同时,上海自由贸易区可以把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降到可控范围内,为金融改革提供保障等内容,并结合近年来上海中小企业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共同进行分析探讨,一起从提升、转型等角度寻找突破之策。
此后,在秋季科企沙龙上,镇商会以探索中小微企业发展之路为切入点,与区兄弟街道商会、相关省市上海商会、金融机构等对镇内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股权投资、创新品牌、面临机遇进行探讨。活动中,海通证券公司、CCTV《影响力对话》栏目组、戴迪医疗器械公司分别作了“股权投融资与中小微企业经营发展的现实关系与可操作性”、“提升品牌影响力与中小微企业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品牌”、“面对社会老龄化,中小微企业的机遇及相关政策解读”等针对性讲座。“各类企业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通过科企沙龙这个平台,获取及时信息,加强会员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互相借力发展,帮助企业克服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推动企业创新转型发展。”镇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五角场镇商会将继续坚持沙龙活动经常化,做到特色工作品牌化、品牌工作精细化。通过沙龙这个平台,促进企业间的交流、宣讲企业发展政策等,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3
企业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企业科技水平高低的标准,而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程度则是企业科技实力的直接体现。要实现技术创新,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加快企业的科技成果转化,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近年来,西飞公司加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力度,成果转化的范围由过去单一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设备修理改造,扩展到现在的机械、电子、制造技术、通讯、信息集成、新产品开发等多领域、多学科。这些项目的实施,使大量的技术成果不断地应用于生产的各个方面,有力地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也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现对公司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几点认识以及存在的问题阐述如下。
1 科技成果转化的方式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并通过产品的市场营销得以最终体现的能力。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目前,西飞公司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1.1 结合新机研制和新产品发展需求,研究、推广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成果
在新机研制和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科技攻关,以满足产品研制的需要,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科技成果。而结合新机研制和产品开发进行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有以下几个优点:
1)时间的紧迫性可以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广速度,见效快;
2)从科研生产的需要出发确定需要推广的项目,针对性强,使用率高;
3)用于新品技术研发的费用,为科技成果的顺利转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1.2 推广成熟的先进科技成果,提高常规工艺技术水平
随着新机研制的不断发展,生产中采用了大量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但常规的工艺技术仍不可忽视,因为新旧技术的交替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某种条件下,常规技术也可能成为新技术发展的过渡和补充。另一方面,从西飞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生产现场上大量使用的仍是传统工艺。这就要求必须尽快的将新科技成果应用于科研生产中,以代替落后的技术,这样不但提高了产品的制造质量,加快了产品的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的提高了企业的飞机制造水平。
1.3 抓住国外航空零部件转包生产的机遇,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制造技术成果为我所用
西飞公司抓住国外航空零部件转包生产的机遇,推广应用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自1980年开始承接国外航空零部件的转包生产以来,西飞公司推广应用了喷丸强化、自动钻铆、精益制造及信息化建设等大量的新工艺、新技术科技成果,在产品制造的过程中,西飞按照外商提出的产品技术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和技术改造工作,这些科技成果形成,标志着西飞的制造技术向世界先进制造技术迈进了一大步,极大地提高了西飞的技术实力。
2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所采取的措施
西飞公司在吸收、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创新的工作中,有比较完善的组织管理制度和灵活多样的奖励措施。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建立健全组织管理制度,为科技成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证
建立岗位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公司科技处具体负责全公司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公司下设的各厂、系统的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由其主管技术领导负责,并分别配备科研主管具体组织实施管理。
2.2 完善成果管理程序,使科技成果充分应用于科研生产当中
因为科技成果是要应用到生产中以提高产品性能、生产效率为目的。所以要把好立项关,确保项目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在成果的最后鉴定中,一定要看成果是否应用于生产,是否形成了相关的工艺文件,是否经过了一段时间在实践中的考验等等,否则不能进行鉴定。
2.3 明确科技成果转化目标,加快成果转化效率
由于企业的最终目的是创造高效益,所以科技成果的推广必须为实现企业经营的总目标服务,明确以提高产品性能、质量、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目标,确定必须紧密结合新机研制及飞机批生产需要为基准。
2.4 加强激励机制,提高广大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推广的积极性
为了调动广大工程技术人员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成果的积极性,西飞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措施,对科技人员除了正常的科技成果奖励外,设立总经理科技创新奖。同时,开展了“讲理想、比贡献”科技竞赛活动,对“讲、比”竞赛活动中评出的科技标兵、先进科技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积极性。
3 存在的问题
西飞公司在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科研生产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1)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缺乏与外界的协调与沟通,致使一些成熟的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应用,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
2)在实践工作中,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造成部分科技人员不同程度的存在重生产、轻科研的思想;
3)对已经产生的科技成果需要相应的配套设施、配套条件保证不够,给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固化带来一定的困难;
4)在实际工作中,有些科技人员对所研究内容的探索研究深度不够,这样大大的降低了成果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
4 几点建议
根据西飞公司多年来的成果推广经验,我认为对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加大科技成果推广的资金投入,确保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工作落在实处;
2)建立绩效考核制度,是促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长效机制;
3)政策激励,提高推广科技成果的奖励额度,是加快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组织保证;
4)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创造各部门团结协作,协同攻关的和谐环境,实现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更多更好的科技成果应用于科研生产当中。
5 结论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4
政策依据:
《关于实施<上海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人才配套政策的操作办法》(沪人[2007]18号)
《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沪府发〔2010〕28号)
《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沪人社力发(2010)44号)
政策意义:
对上海紧缺急需的各类人才,实行政策聚集和服务聚集,引导各类人才向重点领域集聚。
细则要点:
经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办公室认定推荐,在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担任经营管理职务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主要投资者、参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工作的科技成果主要完成者、项目经理等组织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中解决关键、创新技术难题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申请办理引进人才《上海市居住证》。
上述人员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应学位)的,在申请人才引进办理户籍迁沪手续时,优先办理。
适用范围:
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企业。
申报条件:
1、投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经营管理者;
2、组织实施转化项目的科技人员,如总工程师、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
3、参与项目转化的科 技成果主要完成者或解决关键、创新技术难题的科技人员。注:
2、3项要求严格专业对口,1-3项都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相应学位)
申报材料:(除特殊说明外,所有申报材料均须核对原件,留复印件)
单位申报材料
1、单位介绍信,经办人员身份证。
2、单位申请报告(内容应当包括单位简介,项目介绍,申请事项和理由);成果转化项目认定证书、参与者名单、项目认定申请书。
3、单位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单位为分公司的,还须提供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人事授权书。
4、《上海市引进人才申请表》。
5、合同期限3年及以上,且自申办之日起有效期为2年及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
6、反映政治素质、能力业绩以及无参加非法组织等违法记录的相关材料。
申请人申报材料
7、居民身份证、引进人才居住证、户口簿(需要外地详细住址页及本人信息页),集体户口的由户口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户籍证明原件。
8、婚姻状况证明材料,包括:
(1)未婚:由户籍地民政部门出具的未婚证明。
(2)已婚:结婚证书。
(3)离异: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调解书、判决书。
9、户籍所在地乡镇以上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出具的计划生育证明,包括:
(1)已婚未育:提供已婚未育证明。
(2)已婚已育:提供《出生医学证明》,《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其他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关证明材料。
10、学历、学位证书及验证报告,职称证书及其它业绩相关奖励证书。
11、就业期间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和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包括:
(1)在沪无工作经历且直接从外省市进沪的,提供外省市就业地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材料和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在外省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未参加社会保险的,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2)已在沪稳定工作的,应按规定参加本市社会保险并依法纳税,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由各受理点受理人员进行信息查询。引进人才需提供本市就业期间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
12、本市落户证明,包括:
(1)引进人才本人或其配偶在沪居住房屋房地产权证或者配偶的租用居住公房凭证。
(2)居住在人才公寓、职工宿舍等的,提供相应集体户口簿复印件或者户籍证明,以及同意落户证明。
(3)落户在本市直系亲属家中的,提供引进人才本人与直系亲属的身份关系证明、直系亲属在沪的居住房屋房地产权证或者租用居住公房凭证、直系亲属的居民户口簿,户口簿上所有登记人员共同签署的同意落户的书面证明。
(4)落户在市或区县人才服务中心集体户口的,提供市区县人才服务中心出具的同意落户证明。
13、申请人外省市调出单位(或档案保管单位)出具的同意调出证明,如果档案已在沪,提供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的保管证明原件。
14、配偶随调随迁,包括:
(1)配偶随调的,提供资料与申请人相同。
(2)配偶随迁的,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及在外地已退休或无业(失业)的相关证明。
(3)配偶暂不调沪的,提供身份证、户口簿,提供由引进人才和配偶双方共同签署的书面承诺证明。
(4)配偶已在沪的,提供身份证、户口簿、工作关系证明。
15、未成年子女随迁材料,包括:
(1)提供居民户口簿或户籍证明。
(2)满16周岁以上且在全日制普通高中就读的子女随迁的,另需提供就读证明、学籍证明或学籍卡。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5
2015年12月3日,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科技创新“沿途下蛋”理论:“要进一步探索创新方式,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有机融合,形成多元投入格局,建立‘沿途下蛋’机制,边出成果边应用。”
如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缩短从技术研发到技术应用的周期,真正实现边出成果边应用的关键在于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创新。科技成果的主要来源分为两部分:一是企业自主创新形成的科技成果;二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受托研发的科技成果。前者以市场为导向,其成果转化通常速度较快,但由于企业经营风险制约导致研发投入比重较低,原始创新严重不足;后者常为政府导向,受体制和机制制约,成果转化速度较慢。事实上,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真正实现转化与产业化的比重还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科技投入和科技资源存在较大浪费。
中关村成立可见光通讯应用产业研究院,承接高校和科研院所相关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是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重大创新。早在19世纪80年代,电话发明人贝尔就发明了光线通话(Photophone),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难以实现其应用价值。直到21世纪,随着LED灯的普及,可见光通讯技术才逐渐应用推广。事实上,可见光通讯具有泛在、健康、高速、宽频、安全、经济等优势,在物联网、智能家居、智能交通、室内定位与导航、井下作业等领域均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种优质技术应用推广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成果转化有效机制未能形成。
中关村可见光通讯应用产业研究院定位为民办非营利性法人组织,是由企业主导,链接市场、产业、科研院所(如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各级政府、社会资本的开放性平台,产业研究院以市场需求为基础,通过政府扶持、社会资本投入与科研机构共同探索技术创新,与企业共同探索产业化创新,既符合国际创新的新趋势,又填补了高校及科研院所科研成果从研发到应用中关键环节缺失的机制缺陷。
中关村可见光通讯应用产业研究院将从以下四点着手,充分发挥科技成果研发与产业应用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一是帮助政府选好合作方,改变成果基因。各级政府在把握中长期发展战略需要的基础上,将相关领域的部分项目立项权、验收权移至产业研究院,产业研究院以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式挑选最具实力的项目合作方,并整合多方资源共同投入研发,形成多元投入格局,一方面使得政府资金产生杠杆效应,提高政府投入产出效率,另一方面多元投入格局可改变成果基因,提升各方推进成果转化的动力。
二是帮助资本找到好项目,提高投资成功率。目前风险投资大多是打猎式投资模式,到处找项目,广种而薄收,项目成功率低。中关村可见光通讯应用产业研究院依据市场需求开展全产业链的技术创新,通过大数据方法,对项目应用前景及价值进行科学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对外公布,提高社会资本项目投资成功率。
三是为科技成果找好出路,对接需求企业。对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已有科研成果,采用恰当的方式,联合需求企业共同推进中试及产业化过程,对于企业技术需求,通过精细化需求管理,主动对数据库中的科研成果进行匹配,从而形成科技成果与需求企业的双向搜索对接模式。
四是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关村可见光通讯应用产业研究院成立下属产业联盟,对加入联盟的企业提供必要技术支持,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6
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必须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一个地区高等教育的实力和水平, 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该地区经济的实力和水平。地方高校作为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地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见其重。建立地方高校与地方经济之间互利互补的合作关系, 不仅能有利推动教育体制改革, 提升地方高校综合实力, 而且有助于发展地方经济。
1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内涵及分析
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推出, 是从设想、研究、开发, 到商业化生产和扩散的过程, 这是其完全市场化的一整套流程。从本质上讲, 这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 是技术开发与应用创新共同催生的产物。科技成果转化, 简单来讲就是技术成果实现商业化生产, 并创造出经济价值的过程。技术创新、成果转化都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 同时, 地方普通院校的发展依赖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 其科技研发的最终目标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因此, 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能推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鉴于此, 地方高校应该解放思想, 充分发挥科教优势, 以“出成果、促转化”为目标, 通过科技系统、高校院所、中介服务机构、企业和投资机构协作联动, 建立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产学研资中介相结合的科技成果转化扩散组织体系和技术转移长效机制。
2 地方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与地方经济发展
伴随着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地方普通院校强调知识传授的传统办学文化, 亟需融入创新创业精神, 促使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重视知识的创造与应用,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是一个需要资源投入的过程, 也是一个通过资源投入以获得经济效益的过程。当地的经济环境影响地方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投入与产出。
2.1 地方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要素的形态与功能的变化
地方经济发展的决定要素包括:客观性要素———自然资源, 历史文化资源;再生性要素——劳力资源与资本或技术资源;影响性要素———市场要素。
地方高校通过技术创新能够缓解自然资源的供需短缺矛盾。通过科学技术改善土壤质量、兴建水利工程设施解决水资源短缺状况, 利用高新技术来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 拓展交通运输条件等, 大大减轻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地方高校通过利用先进技术改变地方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 吸引更多的技术性人力资源, 在充分的技术型人才的有效支持下, 使地方的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劳动朝着知识型和技术型人才方向发展, 积极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地方高校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了对生产原料的依赖,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使生产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 增强了地方企业的经济效益。
2.2 地方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带动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地方普通院校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是地方科技创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技术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最具促进的力量, 只有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 经济增长方式才可能转变, 经济发展才能实现集约性, 才能减轻对生产资料的依靠, 无疑会带来地方经济的长足发展。
2.3 地方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促进与引发地方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
技术创新是一个涉及诸多环节的过程, 包括科学、教育与商业等多个专业领域, 具体的技术创新过程包括:科学研究、理论创新以及产品研制。地方高校拥有大量技术型人才, 在改进企业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 提高经济效益方面, 有着极强的技术创新优势。
技术创新必须以坚实的经济基础与科学文化基础为前提, 地方高校拥有更集中的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资本要素以及智力要素, 使技术创新能力在空间范围内存在一定差异, 一些地方的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相对另一些地方则发展比较缓慢。
2.4 地方高校技术创新促进科研成果最快商品化和产业化, 推动了地方经济的进步和经济繁荣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是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导向作用的重要体现, 是促进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重要手段。地方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要实现商品化和商业化, 必须搭建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服务平台, 整合现有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生产力促进中心、孵化器和高新区等产业园区的创新成果和需求信息, 以市场化的手段, 推动科技成果转移和转化。另外, 还应该以科技重大专项拉动科技成果转化。重点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 经中试能够实现较大产业规模, 显著提升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的重大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项目, 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造福一方经济。
3 结语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力度, 充分发挥市场对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 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 ”这是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以科技为重点的应用实践教学中, 地方高校应该在科技研发的源头上、过程中和结束阶段更加突出“应用性”的特点,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科技研发的源头上, 要遴选生产一线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为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奠定基础。在科技研发的过程中, 要强化中试环节, 避免成果束之高阁。鼓励和支持科技研发人员相互协作、联合。科研考核不侧重于论文, 而是激励产出有价值的成果。在科技研发结束阶段, 要强化成果转移, 通过与企业合作完善产品, 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摘要:地方院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引领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它通过改变经济发展要素, 形态功能, 带动地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促进地方产业结构、地方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 使商品最快产业化和商品化, 形成地方高校与地方产业界共同成长的互动格局, 促使地方高校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与当地经济共同发展得以实现。
关键词:地方高校,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孙孝科.高校技术创新障碍:表征及其成因[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6, 02.
[2]石金叶, 范旭.高校技术创新对美国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活动的影响[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06, 06.
[3]杨华.发挥高校技术创新优势加快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探析[J].中国科技信息, 2013.07.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7
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技术创新模式,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应充分看到,在我国科技研发体系结构数量型改革阶段性目标完成之后,提升质量功能,实现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任务已成为新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新目标。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 明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因此,在新时期,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就是实现从传统的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模式” 的战略转变,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质量,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1 实现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转变为 “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微观机制已经形成
建国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和学习前苏联科技体制,致使我国科技无论是科技资源投入,还是科技研发活动都主要集中于国家属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企业科技力量微乎其微,基本不开展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我国研究开发人员的66. 1% ,科学家、工程师的79. 3% ,研究开发经费的70% 都集中在国家 属科研机 构; 在全国总 量中,仅有24. 9% 、13. 8% 的研究开发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布在企业中[1]。科研机构和高校完成的应用研究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通过政府主管部门下达分配给企业,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 同时,企业若有技术需求,则可向行业和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由其向科研院所下达研发任务,完成后再分配给企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转让、交易市场的初步形成,从而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2]( 见图1) 。
图1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在这种单向度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中,科研机构和高校向政府申请科研项目研发,获取成果后,通过技术交易市场有偿转让给企业。其科技成果源和成果吸纳体的行为主体,分别为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应该说,这种我国特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不仅是当时科技力量主要分布在高校、科研院所客观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而且在促进国家科技综合实力的提升,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和企业研发能力的提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尽管多年来政府出台了《科技成果转化法》、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一系列法律政策,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也采取了多种措施,由于研发与生产需求相脱节的体制机制障碍,这种单向度、双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在实际转化过程中仍困难重重[3],转化效率效益非常低下,一直成为社会各界所讨论的痼疾。同时,这一模式也受到学术界的质疑,认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命题,虽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但在实际中, “科技成果”本身是一个产权不清、宽泛模糊的概念,在现实中难以得到明确界定和法律有效保护[3]; “科技成果转化”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 “科技成果转化率”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模糊概念,在实际统计中难以具体操作,并导致很大混乱[4,5],应使用国际通用的“技术创新”或“研究商业化”、“技术转移”等概念[6]。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引进了国际通用的“技术创新”的概念,技术创新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和研究。199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进步的决定》明确提出开展技术创新工作。1998年,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到2009年实现261家国家科研机构转制,促其成为企业或成为企业的研发机构。出台了加计扣税等一系列优惠政府,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技术创新是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创新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技术经济效益为目标,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经过研究开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推广应用整个过程一系列活动的总和[2]。与高校、科研院所主导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不同,技术创新模式是由企业主导的,自己组织研发并首次实现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全过程。它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从市场开始又返回市场的双向作用过程,科技成果转化不是靠政府单向度推动; 强调以获取经济效益为中心,把技术成果能否首次实现商业价值,获取超常经济效率作为技术创新成功的唯一标准,无论技术是否先进、大小,只要能够获得效益,就是成功的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不是以追求先进技术为导向,不以学术为中心; 强调从“提出创新构想———开展研发活动———实现创新价值的商业化”等整个创新活动都由企业来主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不再是双主体的,研发成果源和成果吸纳体不再分别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来承担,从而从体制上消除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障碍,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由此可见,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关键是企业要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即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的主体,研发投入的主体,研发活动的主体,创新收益的主体和创新风险承担的主体。实现这一转变的前提是企业要根据生产经营和产业发展趋势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拥有先进的研发机构平台,高水平的研发团队。能够依靠自身力量,组织研发并实现成果产业化或在产学研合作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
经过30多年科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开始发挥,尤其是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技术创新的理念和发展模式得到广泛认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使我国原有的科技资源布局数量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企业在数量结构上已成为研发投入和活动的主体,原有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微观机制已发生根本变化。
首先,企业已成为R&D活动的投入和执行主体。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我国改变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以政府科研机构、高校为研发活动主导地位的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企业R&D投入逐年提高,到1997年实现历史性突破,企业R&D投入首次超过政 府研究机 构 ( 206. 08亿元) 和大学( 58. 14亿元) ,达到206. 79亿元。到1999年,我国企业R&D支出达到336. 7亿元,占全国R&D总量的49. 6% ,首次超过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R&D支出总额,确立了企业在我国研发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随后,我国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逐年上升,到2011年达到75. 73%[7]( 见图2) ,说明我国企业已经在数量上成为R&D活动的主体。从R&D经费内部支出的资金来源看,来自企业的资金已经超过70% ,企业也是R&D经费投入数量的主体。企业执行的研发与支出占比已经超过美国、英国、德国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与日本 ( 75% ) 和韩国 ( 76% ) 持平。2011年,我国R&D人员全时当量在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三大部门中,企业超过3 /4,而科研机构与大学合计不足1 /4 ( 见图3) 。我国R&D人员总量也快速增长,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其中增长的主要贡献是企业,2000 - 2011年,年均企业幅达87. 16%[7]。因此,就R&D人员投入而言,我国企业也是 成为R&D活动的数 量主体。
其次,国家属科研机构中技术开发类院所已转制为研发企业。1999年,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属242家科研机构转制为企业,截至2009年12月,共有261家中央属科研院所完成企业化转制或并入大型企业成为企业属研发机构。这些转制的技术开发企业,或承接企业研发任务,或从事高科技产品研发和生产,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问题,完成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的转变。
其三,高校科研投入呈现多元化。高校除承担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外,和产业企业通过学研结合,校企合作,创办企业孵化器,建设大学科技园、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多种形式承担产业和企业大量重大横向项目,获取大量产业和企业研发经费,数量达到大学科研总经费的30% 以上,有的高校甚至超过70%[5]。大量从事开发研究和技术创新活动,成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组织部分。
2 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企业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问题及形成原因
2. 1 存在问题
虽然我国科技资源在三大科技创新主体中的布局已发生根本变化,企业已成为研究投入和活动数量结构上的主体,但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还任重道远, 《意见》明确指出,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没有真正确立,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化还存在诸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2. 1. 1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偏低。世界公认,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营业收入之比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是评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本指标,也是衡量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的根本标志。虽然我国企业研发经费近年来增幅较大,规模已列世界前列,但与世界创新型发达国家和创新型企业相比,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还相当低下,而且短期内较快增长较难。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大中型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仅为0. 93% ,而美国为2. 93% ( 2007年) ,德国为2. 23% ( 2008年) ,日本为3. 57%( 2009年) ,德国为2. 23% ( 2007年) ,我国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1 /4。“十一五”期间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年均增幅仅为0. 29% ,其中还出现下滑年份[8],要实现《意见》中提出的到2015年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1. 5% 的目标任务还相当艰巨。同时,我国大多数大型企业还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研发机构。据调查,2011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量和进行研发活动企业数分别仅占企业总数的7. 81% 和11. 5%[7],与美国等大型企业都基本设有企业独立的研发机构形成明确的反差。进一步分析,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种类型的R&D活动中,我国工业企业长期以试验发展为主,在应用研究投入很少,在基础研究微乎其微。2011年,我国工业企业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占 企业研发 总投入分 别仅占0. 1% 、2. 9% ,97% 用于试验发展阶段。企业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还在下降,2000 - 2002年我国企业用于这两项的经费占企业R&D经费总额的比重下降了25. 9%[9],这与发达国家R&D活动类型结构很不相同。虽然发达国家企业R&D都以试验发展为主,如美、日、韩、英等国的试验发展占企业R&D总经费的74. 6% 、73. 7% 、72. 6% 和54. 1% ,但基础研究与R&D总经费大多在4% ~ 8% 之间,如美、日、英、德、意、韩等国企业基础研究经费比重分别为4. 1% 、6. 4% 、6% 、8. 7% 和11. 8% ,应用研究占的比重更大,一般都在20% ~ 47% 之间。企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占比太低,说明我国企业原始创新能力低下,仍以引进消化吸收为主,甚至依靠纯粹引进技术组织研发,企业技术创新缺乏基础和持续性,新产品开发和核心竞争力低下。
2. 1. 2源于企业的高水平技术成果偏少。从企业申请和授权专利量看,尽管这几年企业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都在逐年增长,但反映研发质量的发明专利量却在下降。企业国内职务发明专利申请量所占比从2006年的33. 8% 下降到2010年的28. 0% ,专利授权所占比重从12. 6% 下降到11. 2%[10]。另外,这还可从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单位情况得到说明。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及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等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中国公民和组织,代表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战场上的技术创新最高水平。2009 - 2013年,在国家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的获奖单位中,企业作为牵头单位的逐年上升,由2009年占总数约30% 上升到2013年的35. 8% ( 见图4) ,但与企业占有国家全部科技资源的75% 相比,企业牵头的原创性高水平技术成果还是显著不对称。在201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通用项目中,企业作为参与单位完成项目占75. 9% ,表明产学研用合作不断加强,企业在高水平技术创新中承担试验应用的主要角色,但仍是配角。尤其是在作为重大技术发明的最高奖项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中,来自企业的专家作为第一奖人所占比例非常低,2011 - 2013年分别只占11. 11% 、9. 76% 和9. 09%[11]。
由此可见,目前我国企业独立开发新技术的能力还很弱,仍作为应用配角停留在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长河的下游和低端,尚未成为引领高水平技术创新的主体,表明我国整体技术创新仍在很大程度上处在高校、科研院所技术研发引导企业技术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阶段,形成企业主导和引领技术创新方向的技术创新模式还任重道远。
2. 1. 3企业拥有高层次研发人才和高端创新人才太少。高水平的研发成果来自于高水平人才的创新努力。从我国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择业、流动和聚集情况中可以发现我国目前高质量技术创新的结构性问题。在我国企业研发人员中,高层次人才短缺。截至2011年12月,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中工作的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仅占从业人员的12. 6% ,而政府研究机构和高校这一比例分别为39% 和57% 。全国研发人员按工作部门分,企业拥有硕士研究人数占全国研发人员中硕士研究生总 量37. 73% ,高校40. 23% ,研发机构占17. 68% ; 而博士人数比例企业仅占13. 39% , 高校占62. 25% , 研发机构21. 35% 。但在美国,在企业就职的博士占全部博士的比例则超过35%[7],远远超过我国企业博士占比。因此,就研发人员的分布机构而言,如前所述,虽然我国企业研发人员数量众多,超出科研机构和高校许多,但人员层次远不如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匮乏。
就高端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而言,企业也占比很小。中国工程院是我国工程技术界的最高等级、咨询性学术机构。只有在工程科技方面作出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的人才才能够当院为院士。因此,企业拥有院士及其所占比重能够反映企业在世界高端工程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水平高低。按理说,工程院院士应主要分布在企业,但据调查,在所有763人的工程院院士中,来自企业界的院士所占比重仅为24% ,大多就职于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也表明我国企业没有成为高水平技术创新的主体。又以国家重点学科引进的“千人计划”为例,目前,科技部平台“千人计划”前八批共引进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1 441人,其中创业类人才共512人,占比35. 53% 。大部分海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据不完全统计,通过国家重点创新项目平台、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引进的“千人计划”专家中,进入企业平台的专家仅占11%[12],近9成的专家入职大学与研究学术机构。
2. 2 问题成因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与国家和企业经济发展方式选择落后,又与国家激励创新政策不完善、落实不到位,以及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等因素有关。2. 2. 1企业转型发展乏力,仍以要素驱动发展方式为主。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低,缺乏自主技术创新动力,关键是在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仍可以要素驱动的外延式发展能够生存发展,仍可以较高的科技人力资源红利[13],较低的人力成本、要素成本和治污成本获取相当的利润。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不用冒高风险技术创新情况下仍可获得高额利润 ( 统计分析显示,技术创新失败的风险高达70%[14]) 。加之,国有企业体制僵化,制约技术创新,研究表明,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技术创新倾向性和效率不同,按从小到大可排序为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被认为是创新倾向性最低的企业制度[15]。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评价企业指标单一,主要围绕经济效益,而对创新指标、研发投入指标以及依靠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指标重视不够,致使企业依靠技术创新转型发展动力不足。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行政任免制和缺乏弹性的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致使我国企业家队伍弱小,企业领导人普遍缺乏冒风险和创新精神。正如熊彼特指出的,一般生产经营者与一流企业家的本质区别在于: 一流企业不仅能够把握本行业世界技术创新的风向标,而且敢于不断投入巨额资金组织研发,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高失败的风险,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
2. 2. 2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不完善。长期以来,政府虽然在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纳等方面出台了不少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但政策的力度和统筹协调性不强,执行部门相互配合不够,致使政策往往难以具体落实。如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R&D加计费用扣除政策,一方面,由于统计部门与财税部门界定差异,导致统计R&D费用高,而财税认定费用低; 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税务税收任务与加计扣除政策之间构成矛盾,税务部门减税缺乏积极性,往往不予配合。统筹科技资源的法律政策体系缺失,致使高校、研究机构大量科技资源很难向企业流动和共享利用。金融、法律、会计等连接和服务企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服务体系不健全,致使企业技术创新与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对接往往缺乏社会连接机制。在企业内部,由于高水平研发平台缺失,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大部分设立在高校 ( 2011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305家,设在企业的仅99家,高校高达266家) ,使企业难以吸引到高层次人才。对高层次、高水平研发人员评价制度不健全,激励措施不到位。企业激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远未形成,致使研发人员创新热性不高,或难以发挥作用又回流到高校或科研机构。
2. 2. 3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相关政策不利于高水平创新人才在企业就职。博士培养目标和模式影响其职业取向。根据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博士的培养目标是: 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这一培养目标显然偏重于基础研究,培养过程以学术为导向,重理论,轻应用,目前大多高校又规定博士研究生须公开发表若干篇高水平学术论文方可毕业,致使培养博士与社会经济尤其是企业实际研发需求相脱节,从而成为我国目前博士生很少选择企业就业的重要原因。在德、英、美等国,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均很发达。在美国,除了传统的哲学博士 ( PHD) 以外,还有56种专业博士生,10种第一职业学位。英国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按研究型和专业型两个方向类型来培养,专业博士除稳固专业理论基础外,更重视实际应用和研发能力的培养; 对工商、工程专业博士,采用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的模式进行。
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回国工作同样受到一些结构性政策的制约。当前,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只所以更愿意在高校和政府科研机构就职,重要原因在于这些体制内事业单位不仅研发平台先进,研发经费充裕,而且人员编制、住房、子女教育和就业等问题在体制内较容易解决; 如果就职于企业,这些问题则只能从社会上解决,困难重重。
3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路径
纵观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改变传统科技成果转化的微观机制、实现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数量结构调整花费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但可以预见,实现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真正主体,其质量结构变革将会更加漫长、艰苦,这将是下一个国家中长期规划应该实现的目标之一。为此,笔者围绕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的基本目标,提出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基本路径。
3. 1 以出台 《国家技术创新法》 为保障,确保企业技术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要尽快建立完善的促进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法近期修订中,应充分体现我国技术创新从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向技术创新模式的战略转变,或者果断适应世界各国制定、出台《国家技术创新法》的大趋势,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技术创新法》,明确企业技术创新在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知识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等微观、中观、宏观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基础地位,对国家技术创新投入增长、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企业技术创新财税优惠、科技成果产业化收益分配、企业家创新效益要求、企业就业博士等硬性指标作法律上的要求,使我国技术创新尤其是促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具有法律保障。
3. 2 以促使企业转变化发展方式为动力,切实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运用税收优惠等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市场倒逼”的激励与约束双驱动机制,促使企业转变生产经营和发展方式,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要重视通过财政科技投入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好支持企业R&D费用加计扣除、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体系,综合运用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工具,规范市场竞争环境,降低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使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自觉提高研发投入; 另一方面,运用“市场倒逼机制”,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优胜劣汰机制,打破地方保护和行业垄断,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等基础与稀缺生产要素的价格及企业环保成本,运用税收和市场价格信号与压力[16],迫使企业转型升级,走技术创新之路。同时,要稳定、引进和培育一大批懂研发、善经营、敢创新的企业家,提高一流企业家的薪酬津贴和福利待遇,并逐步推行其收入与企业创新业绩挂钩,激励企业家勇于创新,不断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强度。3. 3以强化企业研发机构平台建设为基础,激励企业开展基础和应用研究
高层次人才是科技创新人才最活跃的部分,他们的就业取向是对不同技术创新主体综合条件和环境的评判、选择的结果,博士就业是这种结构性环境差异的风向标。企业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首先应以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事业留人,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必须大幅度提升企业高质量研发的有效需求和条件。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平台,积极开展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大中型企业的考核和认定中,要逐步做出硬性规定,要求国有大中型企业、科技型企业都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研发机构,具备基本的研究开发条件和能力。二是支持引导企业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链条的中上端前移,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力度; 实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200% 的加计扣除所得税政策; 加大企业应用研究在整个研发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促使企业研发活动向高质量的应用研究发展,使其逐步超过高校、科研院所,成为我国应用研究的主导力量,提高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三是促使企业向研究开发、中间试验、产业化等创新链的上游延伸,使企业取代高校和科研院所成为技术熟化过程的主导者。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在企业中建设国家、省级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和中试基地平台建设,提高企业在技术中试、熟化和商品化、产业化与主导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水平,提升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3. 4 以改革收入分配、福利和高层次人才管理、培养模式为重点,促进高端人才向企业流动
一是切实落实知识产权、科技成果作价入股、期权激励等收入分配政策,给予技术人员有效的创新激励; 建立差异化的职务发明股权激励政策,对于政策规定奖励科技人员的股权部分,公职人员应按照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而转换身份成为企业职工的科技人员则可获得限额内国有资产转移,以激励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人员到企业就职或直接转化自身成果创办科技型企业。
二是打破目前工程院院士主要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不合理结构,工程院院士评选指标应向企业倾斜,提高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入选的比例。
三是对海外回国创业和高校、科研机构创办高科技企业的高层次和领军人才,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解决其住房、户籍、职称评定、子女教育、养老保险等现实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
四是管理机制方面,要改革科研机构、高校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起开放、竞争、流动的用人机制。通过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共同努力,缩小企事业单位在“三险一金”、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差距,为研究员、教授等到企业工作提供更好的保障; 继续支持实施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科技特派员等科技人员服务企业的做法; 采取优先晋升职务、职称等措施,奖励服务企业贡献突出的科技人员; 通过建立健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鼓励创新人才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之间双向流动、兼职。
五是完善博士培养目标体系,加大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力度。应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培养专业博士研究生经验,加快改变我国目前单一研究、学术型博士研究生培养现状,加大能够满足行业和企业高层次人才需求的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力度。重点高校在培养专业如工程博士的过程中,要以解决实际问题或研发成果获得经济效益为标准,在招生、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设置、毕业审核等各个培养环节与企业实际需求对接,吸收企业参与实际培养过程,强化企业实际研发环节训练,造就一批既有扎实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又有一定的实践经历和从事实际研发能力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以解决企业高层次人才紧缺的“短板”问题。
3. 5 以整合利用外部科技资源为方略,助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在目前我国高层次创新资源仍主要分布在企业以外的高校、科研机构的客观情况下,在较长时期内,通过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途径,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仍然是我国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的现实选择。为此,一要强化产业创新,利用产业创新成果“准公共 物品”和较 强行业“外 溢性”的特点[17],带动企业技术创新。目前,要强化以龙头企业为主导,高校、科研机构参与的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建设,政府和产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要加强统筹协调,突破产业联盟建设中科技资源流动共享的体制机制障碍; 支持产业联盟制定产业和产品技术标准,绘制产业创新技术路线图,承担重大创新项目和任务,构建联盟研发平台; 解决联盟成员单位在研发任务分解、知识产权占有、专利共享、成果产业化等创新权益分配难题; 探索依托符合条件的联盟成果单位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弥补企业在研发平台方面的短板。二是借鉴江苏、陕西等经验,按照“政府推动,高校主导,企业支撑,国际合作,市场运作”的原则,依托国家重点高校、研究机构和龙头企业,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企业性质的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组织,聚焦战略新兴产业和当地特色主导产业共性技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8
制定政策大力推广农业技术
早在日据时代, 台湾岛内就建有半官方的农会组织, 其性质相当于农民之间合作自助, 在日本殖民政策引导下, 也开展一些如发放甘蔗等农作物种子和辅导种植技术和加工技术等工作。二战结束后, 这些农会组织由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农业处接收, 历经改组合并, 形成涉及金融领域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并于1955年确立了农业技术成果推广工作由各级地方行政部门策划、委托各级农会执行的模式。当时台当局强令在岛内推行教育式农业推广活动, 基层农会组织农民组织农事研究班, 普遍推广各项农业新技术。
台当局农业行政机构, 包括“行政院农委会”、“台湾省农林厅”以及各县市“农业局”, 都是以产业类别为依据设置的, 农业推广工作多与农会辅导、乡村建设合设一个专门机构来推动, 主要负责台湾各地区农业推广教育工作的规划、组织实施和管理。
1965年, 台当局颁布《台湾地区农业推广实施办法》, 对于台湾地区农业推广宗旨、组织、业务、推广人员设置及经费运用等均做了详细规定, 成为当时台湾地区农业推广工作的最高法规依据。至此, 农业技术成果推广组织体系已基本成熟, 并逐渐完备, 体制的运作完全以农会为中心。
上世纪50至60年代, 台湾农业技术推广主要以培育良种和改良化肥为主, 以实现农业增产。到70年代, 则调整为以普及农业综合治理、实现机械化为主, 提高农民收入和福利为目的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
80年代以后, 借助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 农业技术开始向微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生物工程、航天技术等高科技纵深领域方向发展, 新成果层出不穷。显然, 仅仅依靠具有初高中学历水平的农会成员从事技术成果推广工作已远远不够。为此, 台当局颁布《台湾核心农民八万农建大军培育辅导计划》, 强调重视各区农民文化素质与技术水平的教育培训, 以科技兴农为核心, 培养具备农业专业技能及企业管理知识的农业人才, 为实现农业增产, 充分发挥农业技术推广的作用。
这一时期, “台湾省农林厅”以及各县市“农业局”专门成立农业试验改良场下属的“农业推广课”或其他农业技术成果示范推广机构。一些大专院校也应台当局教育部门要求, 成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辅导机构, 更多与农产品加工有关的民间科研型生产企业也开始涉及农作物生产导向的服务培训等工作。
1991年, 台湾“行政院农委会”将岛内各地区农业试验改良场下属“农业推广课”扩编为“农业推广中心”, 其负责事项包括农业研究成果推广、农业技术传播、农业产销、农地利用规划、农民组织辅导、农业资源维护、农业经营改善、农村综合发展、农业信息化、家政推广与社会教育、农民生活改善等。近年来, 由于各地区农业改良场拥有较丰富的技术资源和专责的推广人力资源, 台当局补助的技术成果示范推广项目计划几乎都通过这些农业改良场负责执行, 并与基层农会甚至农民产销班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 形成地区性推广枢纽。
为推动农业技术成果产业化, 台当局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大型研究计划, 以加速科研成果迅速转化。如为了推广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中的实际应用, 1997年3月, 台当局颁布《加强生物技术产业推动方案》, 提出设立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计划, 加强研究发展生物技术成果在农业领域的转移、扩散及应用, 整合产、官、学、研的研究发展体系, 畅通研究、发展、生产三者之间的渠道, 修订生物性农药开发相关法令规范, 推动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型”计划以花卉种苗、水产养殖、动物用疫苗、生物性农药、保鲜技术等方向为重点, 并落实于产业发展, 加强花卉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 并纳入植物种苗法新品种命名及权利登记范围, 加强花卉新品种权利保护, 以提高育种研发意愿, 推动花卉种苗产业发展。
台湾各年度的农业科研课题均包括与农业技术推广和成果转化方面有关的研究课题。从每年台湾“农委会”主管的科技计划研究重点内容看, 与推广相关的研究主要有, 在农业政策方面, 设有《农产运销制度、法规、批发、零售、渠道与市场的规划及评估研究》;在健全组织及人力资源, 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效益方面, 设有《农民组织功能研究》、《农业推广体系研究》、《农村建设规划研究》、《农业人力资源研究》、《农民福利制度研究》、《农业金融结构研究》;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方面, 设有《推动花卉种苗、生物性农药、动物用疫苗及水产养殖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研究》, 在农产运销电子化方面, 设有《推动产销与网络商城信息整合研究》、《农业自动化与电子化推动配合措施研究》、《农产运销自动化及电子化研究》。
从台湾“农委会”主管的农业技术计划实施结果看, 安排与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的研究课题主要有:《现有农业网站与农业推广网络系统评估》、《农业知识信息推广体系研究》、《农业推广远距离教学系统的规划》、《农业知识创新的传播研究》、《作物基因转移技术的开发应用研究》、《生物技术在植物病虫害诊断与防治上应用研究》、《生物性农药的生物技术应用开发研究》、《生物肥料的生物技术应用开发研究》、《应用生物技术加强花卉种苗产业发展研究》、《加强推动动物疫苗产业发展研究》, 《农产品服务业自动化计划配合措施研究》、《加强食品工业技术及管理的辅导》、《灵芝和樟芝菌种发酵培养技术开发研究》等。
与时俱进, 调整农业技术推广重点
依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阶段的需要, 调整农业技术推广内容, 是台湾农业推广的一个重要特征。
进入21世纪, 为应对加入WTO后外来农产品竞争加大的严峻形势, 推动农业引进高新技术, 台当局进一步加强农业推广教育及组织培训工作, 提出“推动农民终身学习计划”, 并将其列入农业发展整体计划中, 对农业经营者、农业推广人员、乡村农民等进行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并通过农业远程推广教育体系, 为农民提供网络学习渠道, 旨在通过加强农业推广教育, 培养农民知识技能,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理念, 为建立并完善农业推广教育体系提供良好环境。
台湾农技推广的经费来源主要由政府提供经费、农会提供经费、推广事业的收入和专营企业投入这四个重要渠道。由于农业推广属于服务性工作, 资金主要来源除了这4个途径外, 募集收入也占有相当比重。对农民而言, 农业技术的推广教育基本上是无偿的, 这也是台湾农业技术推广得以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一时期, 台当局开始积极鼓励民间企业积极参与农业技术研究与开发应用, 借以整合岛内产学研各界资源, 形成农业技术产业聚落, 加速研发成果应用于农业发展, 提升台湾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如台湾“农委会”颁布的《主管计划研究成果技术移转执行要点》提出转移研究成果的技术或知识产权给予厂商时, 应以该成果作价取得价款。技术成果移转作价原则以“农委会”资助研究总经费乘下列百分比收取:参与开发的合作厂商收取5%, 未参与开发的厂商收取10%~15%;技术成果最终使用者若为供个别农家使用则收取5%, 供农企业使用则收取10%~15%。
此后, “农委会”又制定《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 明确了研究执行单位对于研究成果的运用, 除特别规定外, 以公平、公开及有偿方式为之, 应用对象为台湾范围内学术、研究机构或企业团体, 限在当局辖区内制造或使用。研究执行单位为“中央研究院”或公、私立学校者, 应将研发成果收入的20%缴交“农委会”, 除上述以外的执行单位, 应将研发成果收入的50%缴交“农委会”, “农委会”所属试验所或改良场自行编列预算进行科技计划研究, 所获得研发成果收入的50%应自行依据预算程序拨入“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 其余40%分配予创作人, 10%拨入“农委会农业发展基金”。
台当局有关部门认为, 一项政策或计划的推动, 若欲达到全面性成功, 必须藉助业者的力量, 要符合业者的需求, 并唤起业者的积极主动参与, 当局只起火车头或尝试的角色, 建立各种“游戏”规则, 因此在推动各项农业技术成果项目时均设立技术服务团, 公示成员名单, 现职及联系电话, 成员均为该项目专业的权威人士, 以大学教授、“农委会”、农业科研单位相关专家为主组成, 确定非常明确的各专业项目服务范围, 每个技术服务团均有自行编辑的技术推广服务手册, 并配有本专业自动化项目的录像带供大家参考, 以此调动业者积极参与。
此外, “农委会”还编制各项农业技术成果执行规范细则, 如在推广农业自动化技术时, 便详细制定了《农业自动化奖励项目与措施执行规范》、《传统农业设备改造为自动化设备执行规范》、《推动农业自动化辅导融资执行要点》、《农业自动化技术引进、发展及移转执行规范》、《农业自动化咨询服务执行规范》、《农企业申请农业自动化机器设备融资之认定标准》、《民营农业购置自动化技术或设备及防治污染设备或技术适用投资抵减办法》等, “农委会”每年度对这些计划重要成果绩效进行专家逐项认真评估, 及时检讨得失, 并写出具体的评估意见。
至此, 台湾的农业推广体系已明显呈现多元化发展势头, 形成农会、农业大专院校和试验改良单位以及公民营企业等推广系统并存的局面。
充分发挥农会推广农业技术的主体作用
从台湾农业发展经验看, 仅靠台当局农业推广部门来提供农业技术服务是行不通的, 要靠农会组织提供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台湾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高, 农民基本上都加入到了相应的组织之中, 并从中得到生产经营服务和生活帮助。整个台湾地区的农民组织分为四大体系, 即农会、农民合作社、水利会和渔会, 均是按台湾《农会法》规定成立的具有经济性、教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四大功能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组织, 在农业技术成果推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农会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组织最普及的农民团体, 在台当局的行政指导下, 如今已发展成功能全面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在农民享有很好的声誉, 颇得农民信赖, 这有赖于长期以来农会为农民提供各种各样所需的有偿服务, 贴近农民生活, 了解农民的所想所需。基于这一点, 台当局选择农会作为其农业政策的落实者和执行者, 包括推广农业技术。台湾农民也借助于农会, 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需求, 从而保障自己的权益不至于受到侵害。
到2012年, 台湾共有农会近400家, 会员数目70余万, 成员不仅包括农民, 也包括土地开发、金融、保险、投资、经销、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农技推广机构、农业生产企业、一些法人组织机构等, 农会在组织农民、提供服务、对外投资中积累了数千亿元新台币的资金。
台湾地区农业推广经费的30%至40%来自于农会, 主要从各级农会的信用部和运销部的盈余中提取。台湾农会中的金融部门从每年所获纯利润中提取10%左右用于各类农业技术成果辅导和推广、培训、互助等。
农会具备农技推广的组织职能, 深入广大农村的田间地头甚至家里, 通过层层叠叠组织的力量执行农业推广教育计划, 切实为农民、农村青少年和农家妇女提供农业科技新成果、生产加工新技术等, 成为当地最高效的农技推广组织。台湾农会组织由三级构成, 即县市农会、乡镇农会和村农会。具体的推广工作由乡镇农会的推广股、村农会的“四健会”、“产销班”、“家政改进班”和“示范农家”等农会系统的基层组织完成。以“产销班”为例, 每个产销班由10多位农民组成。根据行业来分, 包括水稻产销班、茶叶产销班、花卉产销班等, 每个产销班有一位班长, 往往都是农业生产能手, 他们通常也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优先选择对象。
台当局通过农会推广农业技术时, 首先由“省农林厅”将“农业推广教育辅导委员会”编制的推广计划下达给各市县“农林科”, 然后由各市县“农林科”负责将农业推广计划下达给农会, 同时收集农情, 向上汇报生产中存在的推广问题, 再将上级处理意见或新的成果反馈给农会。
农业技术推广的内容主要是按照台当局农业产业政策的方向、科技发展水平, 以及国际市场需求变化, 通过推行“一乡一品”等策略, 鼓励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如某个产品在国际上有市场, 要推广这一项技术, 就对产品有优势的乡进行技术方面的补贴, 让农会及时地组织开展这方面的农业技术培训, 向农民传授适用的技术成果, 不断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 从而促进产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这一推广方式成功地推动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也促进了农业科研与生产相结合, 而且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 反过来也对科研提出更高的要求。
高校辅导农业技术成果推广
台湾推广农业技术成果的重要辅导系统是各大专院校所属的“农业推广教育中心”。上世纪60年代, 台湾“教育部”规定, 岛内所有农业相关的大专院校都必须成立“农业推广委员会”, 并设立“农技推广教授”, 并聘其为“农林厅”所属试验改良场的兼任研究员, 定期与当地试验改良场召开协调会议, 研究商讨辖区内推广工作方式与分工合作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旨在对内整合、转移、推广全校农业科研成果, 对外提供实时农业技术信息, 使其成为联结农业知识衍生与知识利用的重要窗口, 建构一个以大学为核心的农业技术转移与实时信息的整合服务体系。“农业推广中心”所需经费由“教育部”依学校所提经费预算予以核定支付。
上世纪80年代, 根据台湾“教育部”的新规定, 各高校“农业推广委员会”改名为“农业推广教育中心”, 由“农复会”经费补助实施“农业经济发展试验计划”, 推动学校老师亲自下乡从事农业推广工作。这一做法开创了台湾各大学农学院及农业专科学校从事农业推广示范的先河。
以台湾中兴大学为例, 1964年创立该校“农业推广委员会”, 1983年改名为该校“农业推广教育中心”, 1995年8月改制为“中兴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中心”, 向内整合农学院各系所师资资源, 其工作内容:一是办理农业推广教育;二是新技术开发推广;三是农业技术辅导;四是农业信息服务;五是农企业经营管理;六是其他相关推广业务。该中心本着发挥教学、研究、推广三合一的原则, 配合台当局农业发展政策, 以学校人力支持相关农业单位及团体开展农业推广工作, 包括提供农业新知、开发农业新科技、农业生产技术辅导以及协助解决农民疑难问题等, 其目的在于提升农民农业生产技能、增加农家收益、改善农村社会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及繁荣农村经济。
中兴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中心设有推广教育组、经营辅导组、信息服务组、国际合作组等, 并与区域内农试所、药毒物试验所、台中改良场互动合作, 创办科技推广刊物《兴大农业》, 与区域内各县市农会保持联系服务, 除正式工作人员外, 还在各系所专任教授或副教授中遴聘6名“推广教授”及9名“推广联络教授”, 策划与协调推广工作, 不定期因应各项农业产销班及个别农民所需, “协调推广教授”随时到现场参与技术咨询服务及协助解决问题。
建设农业技术园区
台当局于2003年2月出台《农业生产技术园区规划构想》, 决定在全岛建设5个农业生物技术园区, 包括屏东的“屏东农业生物技术园区”、台南的“台湾兰花生物技术园区”、彰化的“台湾花卉园区”、嘉义的“香草药草生物科技园区”及宜兰的“海洋生物科技园区”。此后又增加建设嘉义县“香菇专业生物科技园区”。为推动农业技术园区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条例》中对园区的设置、管理、租税减免及土地取得等作了相关的政策规定。2004年还公布实施《农业技术园区设置管理条例》, 就园区管理、进驻园区的资格与条件、人才供应、资金融通、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措施作了说明。对进驻园区的农业生物技术业者在提供土地、温室、实验农场、标准厂房、水电通信及行政服务方面的优惠措施。
目前各园区建设取得不同程度进展。如屏东县“农业生物科技园区”是全球唯一农业专业科学园区, 占地面积333公顷, 2005年3月开始陆续开工建厂。园区周边有多所著名科技大学、农业研究机构、丰富的观光资源以及特殊的人文景观。如大仁科技大学、屏东科技大学、台湾香蕉研究所、高雄区农业改良场、垦丁国家公园、北大武山、热带农业博览会等。该园区以植物种苗、功能性食品、种畜禽、水产种苗、生物性农药及肥料、动物用疫苗, 动植物病虫害检定试剂及农业生物技术加值服务业等8项为重点产业, 未来最高容纳厂商数预定为120家, 至少可达180亿元新台币, 创造8000名就业机会。农业生物科技园区规划成为兼具研发、产销、加工及转运功能, 以加速形成农业科技产业聚落, 扩大高附加价值产品外销, 并辅导邻近农场成为卫星农场, 发展为高科技农业产业中心。
彰化县是台湾最早种植花卉的地区。为发展台湾具有潜力的花卉产业, 台湾“农委会”辅导彰化县逐步发展起结合花卉生产、交易、展览、观光等多功能的“国家级”花卉产业园区。规划面积82公顷, 投入12.5亿元新台币, 开发期限为2003—2007年, 开发项目包括办理花卉博览会、建设花卉生产专区、景观苗木生产专区及花卉展售贸易中心。
台南县蝴蝶兰生产面积占岛内总量的近90%, 并拥有具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各项技术、优秀研发人才及整体性生产与行销技术。由“农委会”辅导当地通过举办国际性兰展等方式, 逐步发展并结合现有产业基础及生物科技人才的优势, 设立具有花卉生产、育种、买卖交易、展览、研发等多功能的兰花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180公顷, 投入20.6亿新台币。目前园区第一期23公顷开发建设已大致完工, 并核准12家厂商进驻租地自建温室, 6家已进场动工并从事生产;园区第二期35公顷开发建设正积极施工中, 已有14家厂商登记进驻, 招商顺利, 反映园区的设立符合产业需求。未来园区将进一步加强整合兰花产业、统合台湾研究资源, 促进台湾兰花产业再升级,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嘉义县“香草药草生物科技园区”规划面积86公顷, 投入经费约15亿新台币, 开发时期从2005—2007年, “农委会”辅导当地以香草、药草及保健食品为园区主要发展项目, 提出的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可行性评估及先期计划书已被行政主管部门原则性同意。
宜兰县“海洋生物科技园区”是台湾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的重要步骤, 园区计划以鱼类育种、海藻应用、水产废弃物再利用、水产检测及试量产为发展重点, 投入经费约20亿新台币, 规划面积220公顷。“农委会”规划建设农业生物科技园区, 提供产业技术交易平台, 结合了民间产业活力及政府研发能量, 使生物科技落实产业化, 预计2012年台湾农业生物科技产业年产值可由目前的40亿新台币达到290亿新台币的目标, 并增加17, 000个工作机会。园区营运后, 因周边成为卫星农场生产区, 有利于确保农民收益, 落实台湾农业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
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的模式研究 篇9
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创新, 是指以科技成果转化战略目标为导向, 通过个人、团队、组织的创新活动, 在知识的对接、学习、共享、整合基础上创造新知识, 探索新的规律, 并将知识应用到成果转化全过程并最终完成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及实现产业化的活动。知识创新的功能是提升转化产品知识含量和附加价值, 增强转化组织核心竞争力, 谋求转化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主要包括技术知识创新、市场知识创新与管理知识创新三方面的创新内容[1], 三者及对应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1) 技术知识创新
技术知识创新, 是在科技成果转化及其商业化过程中, 为开发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方式所产生新思维、新知识和技术知识扩散的过程。技术知识创新又可细分为产品知识创新和工艺知识创新:产品知识创新是指关于推向市场的新产品、新服务方式的知识创新, 是面向用户、消费者的创新;工艺知识创新是指对产品的加工过程、工艺路线、设备等技术知识所进行的创新[2]。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知识创新主要发生在小试、中试阶段和批量生产阶段:小试中试阶段主要进行产品知识创新, 在这个阶段形成成果转化的概念与基本思路;批量生产阶段主要进行工艺知识创新, 在这个阶段解决产品批量制造的工艺设计与设备改进与生产运营问题。
(2) 市场知识创新
市场知识创新是指为了达到开辟新市场的目的而进行的知识创新, 如寻找新用户、发现产品新用途、重新细分市场等的知识创新[3]。科技成果转化的商业化、产业化阶段应强调市场的创造而不是市场的分享。美国杜邦公司的尼龙产品是市场知识创新比较成功的典范:尼龙一开始是用来制造降落伞的合成纤维;然后是用作妇女丝袜的纤维;接着又成为男女衬衣的主要原料和用于制作其他布料;再后来又用于制造汽车轮胎、沙发椅套和地毯等。每种关于尼龙新用途、新市场的知识都使产品进入一个新的生命周期, 创造了一种新的市场机会[4]。
(3) 管理知识创新
管理知识创新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模式的知识创新, 管理知识创新贯穿科技成果转化的全过程。管理知识创新主要包括:提出新经营思路并加以有效实施;创造新的组织模式, 使之有效运转;提出新的管理方式或方法, 有助于转化组织资源的有效整合以达到既定目标;设计新的管理模式, 利于转化组织的综合管理;进行制度创新, 规范员工行为与组织行为[5]。
2 科技成果转化的自主式知识创新模式
2.1 自主式知识创新模式的作用
自主式知识创新模式是指转化组织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 根据国内外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或针对现有产品存在问题, 探讨产品的原理和结构, 开展新技术、工艺方面的开发, 并改进管理模式, 优化营销方式, 从而创造出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的知识的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模式。自主知识创新并不是不学习与共享外部的知识, 而是在知识学习与共享的基础上自行知识创新, 从而摆脱外部对转化组织核心知识的控制权[6]。具有自主知识创新能力的转化组织, 应当自行开发和转化产品, 以便充分发挥转化组织的科学技术优势和研究开发能力[7]。自主知识创新模式对转化组织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 可促使转化组织摆脱依赖型的创新模式, 走以核心技术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发展道路;
(2) 推动转化组织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 提高转化组织的技术知识创新能力、管理知识创新能力和市场知识创新能力;
(3) 有助于转化组织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等智力资产, 树立转化组织良好品牌形象和提供富有竞争优势的产品。
2.2 自主式知识创新模式的特征
(1) 收益性。
虽然自主知识创新对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会有较大的障碍, 有的关键技术知识甚至可能成为制约的瓶颈, 但一旦转化成功, 其收益往往足以弥补许多其他失败项目的损耗;
(2) 风险性。
自主知识创新的风险较大, 包括试验阶段的知识创新风险、生产阶段的工艺知识创新风险和营销阶段的客户知识创新风险等[8]。自主知识创新是在成果源知识基础上的新的发明、试验和生产知识的创造, 极易在其中某一环节发生意想不到的障碍而导致失败, 因此自主知识创新是一项风险很大的活动, 需要周密考虑和策划, 按科技成果转化的知识创新规律从事各种活动;
(3) 目的性。
科技成果转化自主知识创新的根本目的是取得经济效益与技术发展, 因此必须围绕着市场和产品需求进行。由于转化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往往只关注技术知识创新而忽略市场知识创新, 结果产品解决了技术障碍但不能获得用户认可。因此, 从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的立项开始, 就要注意项目的市场价值, 以市场知识创新为指南, 以技术知识创新为核心, 以管理知识创新为辅助, 处理市场、技术、管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满足市场需求以获得经济和社会效益;
(4) 系统性。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涉及到多方面、多阶段的系统性活动, 要求与转化组织内外环境相适应, 各部门密切而有效配合, 而通过自主知识创新解决更加困难, 需要组织能拥有坚实广博的知识基础与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 需要具备学习、共享知识的能力, 需要知识创新的能力。
2.3 自主式知识创新方式形成的基础
自主知识创新模式要求转化组织自力更生, 主要关注企业内部知识资源基础和知识创新能力。组织内部知识是一项战略资产, 是转化组织阻止竞争对手进入的重要手段, 那些具有雄厚知识资源和长期知识创新能力的大型转化组织, 才能塑造起真正的核心竞争能力。而对于其竞争对手来说, 如果要挑战这些行业顶尖企业, 必须首先扩充自己掌控的知识资源并建立自己的实验室[9]。转化组织成功的知识创新需要强有力的内部控制力, 组织必须先有自己的创意, 然后进一步自行开发或挖掘成果源, 生产新产品, 推向市场, 并提供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自主式知识创新方式产生并形成效益的基础是:
(1) 转化组织拥有行业最出色的创新性人才, 且人才的流动性是可控的;
(2) 如果转化组织能够创造新的技术知识, 那么一定能够首先将其引入市场, 产生先行者优势, 并获得超额利润;
(3) 如果转化组织在技术和产品研发的投资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话, 那么就一定能开发最多最好的技术和产品, 并进一步引领整个行业和市场走向;
(4) 技术和市场的非连续、跳跃式、突破式变化频率相对较慢, 技术和市场的发展具有相对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5) 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和机制, 知识的扩散速度慢于转化组织的超额利润的获取, 使其能从获得的超额利润再次向转化组织的转化中心投资形成科技成果转化技术知识创新的良性循环和互动。
科技成果转化自主式知识创新模式是在知识创新战略引导下, 在催化机制和保障机制基础上的转化组织内部知识螺旋的独立运行过程, 如图2所示。
3 科技成果转化的协同式知识创新模式
3.1 协同式知识创新的特征及方式
协同式知识创新是指转化组织难以依靠自身知识基础从事有关项目转化, 因而依靠或联合外来知识资源, 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产品的知识创新模式。相对于自主式知识创新而言, 协同式知识创新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快速性, 可以有效地保证在一定时间内将成果转化成功。
协同式知识创新按外部知识资源的获取方式分类, 可分为知识引进创新方式和联合知识创新方式。知识引进创新方式通过引进和购买转化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工艺设备技术、专利等, 迅速改变转化组织的知识资源基础。联合知识创新方式指科技成果转化组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企业合作进行成果转化的知识创新, 这种双方或多方的合作, 是建立在共同的创新愿景与创新战略基础上的, 而非单纯的生产或贸易上的合作。联合知识创新方式将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中最为主要的形式, 因为随着军民融合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倾向的加深, 单凭一个企业自身的力量, 已难以在技术、人才、管理、市场等方面全部胜任成果转化的需求, 尤其是同时进行多项转化项目的企业, 不可能在所有项目、所有环节都具备知识创新竞争力, 联合知识创新是最好的方式[10]。
协同知识创新模式按合作方式分类, 可分为委托创新型和知识成果共享型;按合作主体分类, 可分为产学研合作型和企业间联合型。合作双方或多方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 转化组织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生产能力, 合作方要有市场观念、管理理念和技术条件。产学研合作创新方式具有强大的创新优势和发展前景, 转化组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上进行知识创新的合作, 内容包括合作研究、合作开发等。由于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具有很强的知识创新实力和管理知识基础, 转化组织可借助其提高技术知识创新水平和管理知识创新水平, 而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则可利用转化组织的市场战略和生产技术优势, 使科技成果成功商业化产业化。
3.2 协同式知识创新形成的基础
随着行业环境的迅速变化和新的竞合关系的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中自主式知识创新方式已不能满足需求, 而协同知识创新方式逐步发展, 协同知识创新方式形成的基础主要表现在:①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知识扩散速度加快, 新产品的生命周期缩短, 由创新而产生的先行者优势减弱, 进而要求转化组织提高创新速度和实施协同的创新策略;②自主式知识创新的人才优势难以持续维持, 人才流动呈加快趋势, 转化组织对人力资源的控制力减弱, 有能力的员工可以跳槽, 把他们的知识、技术和智慧出卖给出价更高的转化组织;③技术与人才的可获性路径拓宽。风险资本市场加速了企业技术知识外溢和人才的流失;④组织外部知识联合的选择性增强。由于企业的商业运营模式限制, 以及同一知识可以沉积化在不同的产品中形成不同功能的产品, 从而开拓出不同的产品市场, 这就给企业中没有及时商品化、市场的知识提供了外部选择的可能性;⑤供应链上合伙伙伴能力的提高。如果转化组织能够充分利用合作伙伴的能力, 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知识创新合作, 在更短的时间内推出高质量的产品, 使转化组织的核心知识能够发挥杠杆作用, 提高其在价值链上的竞争能力, 但与此同时合作伙伴能力的提高也是其它竞争对手可以获得的资源, 可能促进其它竞争对手的快速发展, 使它们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协同式知识创新能融合不同组织的知识资源, 在不同的知识链上发生知识创新过程, 实现“1+1〉2”的协同效应[11]。科技成果转化协同式知识创新模式是不同的组织在相同的创新战略引导下, 将知识链交互融合, 共同实现螺旋式知识创新的过程, 如图3所示。
4 结语
分析企业的内外部环境, 明确企业的目标, 选择适合自身状况的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方式对于企业提升知识创新水平、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界定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的内涵, 明确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由技术知识创新、市场知识创新和管理知识创新三部分组成, 并在此基础上将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分为自主式知识创新模式和协同式知识创新模式, 对于企业选择知识创新方式具有决策参考价值, 知识创新模式的特征与基础对于企业成功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摘要:明确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的内涵与主要内容, 将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分为自主式知识创新与协同式知识创新, 并分别研究其特征与实施基础, 为企业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借鉴。
关键词: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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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篇10
编者按北京在制订“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要加快实施首都创新战略、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要求。北京市科委为落实这一战略,实施了“北京现代服务业促进”的主题计划,大力发展创新型服务业。科技中介服务作为创新型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创新型服务业的一种新的服务业态。大力发展技术中介机构,打造首都技术中介机构服务品牌是发展首都经济的需要,在这里,我们把获得第九届北京技术市场金桥奖集体奖的部分技术中介机构介绍给您,他们的经验也许会对您有所启迪。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以下简称饲料所),通过走知识资本、人才资本、货币资本相结合的道路,在高新技术研发与技术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把技术发明者、金融家、政治家、企业家等资源组合在一起,为推动饲料行业科技进步、促进饲料科技产业孵化、创建科技成果转化联合体的技术转移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科技成果产业化新模式——“7+1”
由国家级研究机构与企业共同成立联合体是国内农业领域的首创。“7+1”联合体中“1”代表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7”表示发起的7个企业。联合体通过科技为纽带把成员企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联合体既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地,又是巨大的新技术产品辐射的市场(成员企业按1%的预混料计算每年有20多万吨的销售量,折算成终端产品有2000多万吨的销售量,销售额达400多亿元,占全国市场的20%以上)。
“7+1”成果转化模式有两种:一是饲料所的新技术优先向联合体成员企业转化;二是通过二次开发后联合体成员企业回购或同时向社会转化。目前,饲料所正在探索第三种成果转化新模式,即:利用饲料所的科技储备进行饲料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饲料所提供符合“7+1”成员企业发展需要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专利成果,成员企业共同投资建立新公司,新公司的产品一部分在联合体内部消化,另一部分在市场销售。这样减少了投资风险,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功率也大大提高,科技成果推广的效率和效果更佳,而且,还解决了以往科研单位的科技成果以技术入股的方式跟企业合作风险性大、收益率低的难题。
联合体成员企业挑战集团优先转化了饲料所的几代植酸酶生产技术,使企业核心竞争力大大提高,并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挑战集团通过与饲料所生物化工研究室合作二次开发二甲酸钾技术,并获得成功。
构建全国性饲料技术专利与成果交易平台
到目前为止,饲料所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次全国性的技术成果交易大会,展出国内外成果共计400多项,参会人员近1000人,交易额达2000多万元。而且,举办的交易大会完全采取商业化运作模式。2004年第一届交易大会完成了第二代植酸酶生产技术的转化工作,技术受让单位四川禾本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400万元人民币获得此项技术的许可使用权,并在生产销售中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走饲料科技创新道路
与企业联合建立专业研究中心。把饲料行业划分为20个不同的领域,在每一个领域中选择一个国内优秀的企业联合建立研发中心,解决企业科技需求,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每个企业与饲料所最多签订3年期的合同,企业发展壮大,完全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后,将解除与饲料所的合作关系,其他企业再进入,从而使得专业研究中心发挥强大的科技孵化器功能。同时,饲料所的设施设备得到充分利用,并获取市场资金的支持,反哺科研,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整合国内饲料科技资源,建立全国饲料科研联合体。饲料所于2004年发起成立了全国饲料科研联合体,旨在整合全国饲料科技研发资源,重点联合进行饲料科技攻关、科研联合体成员共享科研成果、推进深层次科技合作。通过建立科研联合体,把全国20多家饲料科研机构组织起来,从而避免了重复性的研究工作。
建立外资饲料企业技术总监联合体,实施“借脑”工程。通过2004人才战略的实施,饲料所先后聘用了10名跨国企业技术总监(主管)担任客座研究员,为饲料所的科研和开发提供了具有国际视野的服务。
科技成果转化也需营销模式创新 篇11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营销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存在很多的体制障碍, 也与科技成果转化的营销模式落后紧密相关, “目前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在科研、开发、推广阶段的经费投入比例约为1∶10∶100。”科技成果作为商品有其特殊性, 它具有复杂性、融合性、渗透性以及系统性。科技成果是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商品, 科技成果需要市场化营销, 科研单位要运用市场营销理论和方法指导自己的科研行为。所以在科技成果营销模式的选择上既有普通商品营销模式的一般特征, 又体现着科技成果本身的特点。
目前, 我国科技成果营销模式主要有技术市场模式、市场化的展会营销模式、定购式营销模式、直复式营销模式和“产学研”结合的营销模式等。但这些方式普遍不能适应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特性和要求。例如, 我国的技术市场大多是登记式的, 一方面科研单位将技术成果在技术市场进行登记, 等待企业上门求取;另一方面, 企业也到技术市场登记, 等待科研单位将科技成果送上门。双方都没有积极主动性, 都在等待政府的推动, 无论是科研单位还是企业“等、靠、要”的思想都比较严重。
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必须进行营销, 只有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和模式,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 提高科技成果的市场化率, 因此, 有必要研究如何将市场营销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科技成果市场化中来, 建立起适合我国科研单位和技术市场状况的科技成果市场化营销模式。
亟需将直销模式引入科技成果转化领域
在当前市场经济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新背景条件下, 有必要着眼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要求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从科技成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一定论出发, 明确科技成果也必须进行营销, 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和模式, 来进一步审视、分析这一问题, 找出解题的思路和对策, 提高科技成果的市场化率, 从而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
科技成果转化的复杂性要求营销模式进行创新, 营销模式要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与规律。三维式营销是符合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优化的营销模式。它满足了科技成果转化利益链条的三项维度:功能利益, 流程利益以及关系利益。在营销实践中这“三维”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过去市场经营者往往是通过能够为顾客提供质优的产品以及其他一些特色的功能利益而获得成功, 如今, 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原因是这种功能利益非常容易被效仿。因此, 当今的市场营销人员急需寻求新的途径, 使自己的产品与服务与众不同。对于科技成果市场化而言, 功能利益主要指该项技术成果具有很强的创新和差异化功能。科研院所要建立自己的市场情报部门, 加强情报搜集工作, 充分了解技术在满足市场需要时需要改进的方向。
科技成果三维市场化营销模式, 与前几种科技成果市场化营销模式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是任何模式都有无限的发展空间。科技成果市场化营销模式具有灵活性和适时性,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且现代营销越来越注重多维度、多视角的营销策略。所以, 科研院所和高校应该因时制宜地采取不同的营销模式组合, 提高本单位科技成果的市场化率。
我国现有的科技成果市场化的“三维营销模式”是一种系统化了的营销方式, 与我国现有的其他四种科技成果市场化可以算是整合行销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新兴的市场化营销方式的直销正是一种多维式的整合型营销。直销的发展是建立在多维营销基础上的, 它克服了单一营销模式的弱点, 吸纳了多种市场营销模式的优点。中国直销市场化营销模式的新发展, 契合了经济发展新趋势, 直销的“多层次、多维度”营销渠道模型较好地契合了科技成果转化的营销需求无论是从直销专卖店、到直销商、到直销员再到消费者的纵向流程, 还是三维营销甚至是多维的利益导向, 直销模式可以迅速便捷地将科技成果营销到市场, 并将消费者的反馈传递到科技成果提供者, 完成科技成果市场化的动态良性循环, 直销市场化营销模式是对其他几种科技成果市场化模式的综合运用, 将有助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几率。
推进直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建议
直销市场化营销模式在中国发展较晚, 为遵守中国入世协议, 我国政府被动开放中国的直销市场, 2005年9月份中国政府颁布《直销管理条例》, 直销企业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怎样让中国的民族企业在这场内外对决中取得优势、并在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积极作用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如果把众多的未转化的科技成果转变为直销产业的目标产品, 这不但可以解决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 对于直销企业的监管、直销企业健康发展也具有一定意义。当然, 在中国直销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市场规则不健全、管理不尽完善、“直销产品同质化、产品科技含量名不副实”等情况。将一只健康、规范、庞大的直销队伍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行动中来, 这不仅对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积极意义, 也对直销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路。
政府应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协调的作用, 弥补市场失灵现象。从发挥直销模式力量角度看, 迫切需要政府在以下方面更加有作为:一是积极引导直销企业走高科技发展道路;二是加强直销企业与科研部门之间科技成果信息的交流;三是加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与直销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四是对转化国家重点科技成果成功的直销企业给予税收减免或其他奖励制度。将一个数百万的直销大军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队伍中来, 必将迎来一个科技成果转化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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