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

档案文献（共12篇）

档案文献 篇1

摘要：档案信息的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是档案管理的大趋势,其研究的重要内容中之一是档案及档案馆集成管理。主要涉及档案集成化管理研究、社会档案的集成服务研究、档案馆集成服务实现研究三个核心内容。其成果将对档案及档案馆的管理整体上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档案,档案馆,档案集成,档案馆集成,集成管理,研究,综述

档案集成管理是将先进的集成管理思想与理论引入到档案学研究领域中,通过对档案管理各要素的集成控制,发挥其竞争互补的作用,完善档案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通过探讨传统档案管理与现代网络技术的结合与集成,实现档案资源数字化与档案工作信息化的社会要求,让社会更好地认识档案,让档案更好地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1]。

一、档案集成化管理研究

对于集成管理与档案管理的关系,湖北宏源电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李荣指出:“档案管理是保护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各项社会活动服务的工作。社会的正常运行、民族文明的传承以及经济文化的进步都依赖于档案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2]。铜陵学院凌群英主张应在政府信息公开背景下建立国家档案馆,横向集成各政府机关提供的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资源,纵向集成管理档案信息和政府公开信息资源的集成管理制度,并从理论、理念、立法、实践等方面分析了建立国家档案馆政府信息资源集成管理制度的现实意义[3]。广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吴琳认为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数字化环境和信息化工作背景 下,城建档案最优化管理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城市建设文件、档案信息的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对档案工作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4]。

对于重点工程档案,广东省中山市城建档案馆周珺认为:重点工程项目投资大、工程类型复杂、建设周期长、参建单位多,长期以来,由于管理方法的不科学,造成了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和档案质量的参差。集成管理和集成服务的理论,为工程档案的科学管理和档案质量的提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5]。

对于电子档案,东南大学档案馆纪晓群、江媛媛、柳萍、张慧慧以《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的和谐共存与集成管理》为题目讨论了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集成管理问题,认为: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各有所长、互为补充,都是档案大家庭的成员,完全能够和谐共存。对电子档案和纸质档案集成化管理,开展档案信息资源的集成服务,为用户提供融档案信息检索与档案提供为一体的一站式全程服务[6]。

二、社会档案的集成服务研究

山东中医药大学袁浩着眼于档案信息的本质特性,分析高智力老龄人才档案信息特征,综合运用档案价值理论和需要层次理论,研究提出:依据民生档案建构 " 以人为本" 的 " 老有所养 " 服务体系,健全完善健康档案信息建立多层次 " 老有所医 " 保障体系,运用教育活动档案资源构建适合老龄特点学乐相济的教育模式,利用专业技术档案搭建全方位多维 " 老有所为 " 支持系统,构建高智力老龄人才集成服务保障体系[7]。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张会超、云南大学社科处杨毅在《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引论》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可以具体到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中国领域内各族群发展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固化则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档案,管理这些档案需要尊重其形成机制和分布状况,又要考虑到档案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档案利用的需求,民族档案集成管理随之产生;而档案资源的条理化和系统化需求促使民族档案集成管理不断深化,民族档案资源集成管理既立足于我国历史悠久、民族多元、档案分散的基本现状,同时又实现了民族一体、档案整合的目标和宗旨[8]。从国家层面上确立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共享的整体战略和基础架构是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档案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西藏民族学院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赵生辉在概要介绍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共享现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共享的需求,按照平衡多元性需求和一体性需求的思路设计出两次归档的少数民族语言电子文件集成管理体系、基于分布式数据库的跨地区共享体系、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中介的多语种电子文件共享体系等技术架构[9]。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安小米从研究背景,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和创新之处,研究计划,研究意义及预期成果5个方面,介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建设文件、档案信息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研究”的思路和体系[10]。从城市建设文件、档案信息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的含义、模式构想、思想与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城市建设文件、档案信息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的理论框架[11]。并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分析了知识管理研究中集成研究的趋势及开展集成文件档案管理的知识管理战略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开展集成文件档案管理的知识管理战略研究的构想及其研究创新[12]。

三、档案馆集成服务实现研究

如何实现档案馆集成服务是档案及档案馆集成服务研究的重点之一。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和网络环境的逐步深化,社会公众对开放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日益强烈,传统档案服务与档案管理系统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无法满足用户多元化、全面化和智能化的信息需求,制约了开放档案价值的实现。因此在传统档案服务方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情况下,我们亟需一种集成的、高效的档案服务使用户获得全新的服务体验,实现用户与档案的全方位对接,将档案服务的作用和功能彻底发挥出来[13]。

集成管理思想是IT服务集约化的理论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薛四新、清华大学档案馆张利以服务型数字档案馆集成平台系统建设为例探讨如何通过IT服务集约化将集成管理思想应用到现代档案管理的各项业务活动过程中,实现现代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14]。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冯厚娟从服务理念创新着手,指出档案馆信息资源集成建设之路。在档案馆信息资源集成建设系统内,对用户、档案资源、信息技术、档案馆功能和外部环境这些要素进行集成优化,动态、优化地构建档案馆信息资源集成建设体系[15]。

四、结语

在信息社会,档案信息的集成管理与集成服务是档案管理的大趋势,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档案及档案馆集成管理就是其中之一。开展档案及档案馆集成管理研究,旨在探索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保护档案的真实性、增强档案信息利用效力的技术架构和管理模式,其研究成果将对档案及档案馆的管理整体上产生深远影响。

档案文献 篇2

一、概念题：

1、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原本记录型的原生信息性文献。

2、档案文献：是指刊载档案原文或以揭示、报道、摘编及综述档案信息为基本内容的各种出版物。

3、档案文献编纂凡例：是指在具体编纂某种或某类档案文献之前制定的作为编纂工作中具体操作依据的条例性文字。它是编纂工作的总体设计方案，可使编纂工作规范化、标准化，保证编纂成果协调一致。

4、档案文献正文：是档案文献的主体，是读者从档案文献上获取档案信息基本构件，是转移到档案文献上的档案信息的主要承载者。

5、档案文献加工：自档案信息筛选结束到档案文献出版物底稿形成的过程，称为档案文献加工。

二、简答题：

1、简述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

答：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性质是，通过对档案信息的开发与研究，创造出能进行社会文献交流的档案文献出版物的著作行为。

2、简述孔子对档案文献编纂的贡献。

答：孔子开创了档案文献编纂之先河：（1）整理六经。（2）周游列国，搜集档案。（3）尊重史实，择善而从。（4）讲究体例，善于分类。

3、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基本原则：（1）以深入研究档案信息为基础的科学性原则。（2）以国家出版方针及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政治性原则。

（3）以高质量适时适度的信息共享，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益性原则。三者是统一的。

4、简述档案文献编纂题目论证的基本条件。

答：档案文献编纂题目论证的基本条件（1）要符合时代要求，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2）要符合现实需要，具有长远利用价值。（3）要有相应的材料基础。（4）要有一定的编辑力量。

5、简述档案文献标题拟制的基本要求。

答：拟制档案文献标题的基本要求：（1）准确揭示文献各组成要素，便于读者了解文献的形成条件、基本内容和曾经起过的作用。（2）鲜明地揭示文献的实质，便于读者从正确的、客观的立场理解档案文献的内容。

档案修裱文献统计分析 篇3

关键词：档案；修裱；文献；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G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170-02

一、研究涉及的学科

国内有关修裱的研究共涉及档案及博物馆、有机化工、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行政法及地方法制、建筑科学与工程、出版、轻工业手工业、旅游10个不同学科。其中档案及博物馆110篇，占89.43%；有机化工7篇，占5.69%；而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行政法及地方法制、建筑科学与工程、出版、轻工业手工业、旅游8个学科各1篇，共占8.5%。研究的专业性非常强。

二、文献的年度分布

从1962年第一篇有关修裱研究的文献发表，到2013年53年间有32个年份有文献发表。全部年份平均文献数为2.32篇，有文献发表年份平均文献数为3.84篇。最少的年份为1篇，最高的年份为10篇。中数为5篇。众数为4篇（7个年度）。具体情况：1962年1篇，占0.81%；1964年1篇，占0.81%；1980年2篇，占1.63%；1982年1篇，占0.81%；1984年2篇，占1.63%；1986年1篇，占0.81%；1987年2篇，占1.63%；1988年6篇，占4.88%；1989年2篇，占1.63%；1990年4篇，占3.25%；1992年5篇，占4.07%；1993年6篇，占4.88%；1994年6篇，占4.88%；1995年4篇，占3.25%；1996年5篇，占4.07%；1997年4篇，占3.25%；1998年8篇，占6.5%；1999年5篇，占4.07%；2000年6篇，占4.88%；2001年4篇，占3.25%；2002年6篇，占4.88%；2003年2篇，占1.63%；2004年1篇，占0.81%；2005年10篇，占8.13%；2006年3篇，占2.44%；2007年5篇，占4.07%；2008年4篇，占3.25%；2009年4篇，占3.25%；2010年5篇，占4.07%；2011年4篇，占3.25%；2012年3篇，占2.44%；2013年1篇，占0.81%。

从文献的分布情况来看，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整个60年代的研究只有前期有零星文献发表，后期没有文献发表。整个70年代相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没有1篇文献发表。进入80年代，研究开始恢复，10年间有7个年份共发表文献16篇，年均不到2篇，最多1年发表文献6篇。进入90年代，研究日趋活跃，10间共发表47篇，年均近5篇；只有1个年份没有发表文献；最高年份发表8篇。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持续性更强，没有空白年份出现，文献总量比20世纪90年代略少，达45篇，但最高年份为10篇，研究的起伏较大。近年来，年度发表文献的数量略有下降，研究有降温的趋势。

三、文献的基金资助、研究层次及作者分布

在123篇文献中，仅有《正确看待档案修裱技术》1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这篇文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张美芳教授2007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可持续发展档案保护技术的战略走向”（项目编号：07BTQ030）。

从文献涉及的层次来看，可分为2类5个层次。其中社会科学116篇，占94.31%（基础研究81篇，行业指导34篇，职业指导1篇）；自然科学7篇，占5.69%（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4篇，工程技术3篇。社会科学占绝对多数。

从文献作者的分布情况看，123篇文献作者就超过了132人，2篇以上的作者31人，发表文献69篇次。其中余紫冈、梁朝玉、狄娟、曹枫、张清志、吴志刚、刘舜强7人各3篇，共21篇次，占17.07%；邹心欣、周景华、赵美华、张玉荣、张美芳、袁国华、于继平、尹慧道、燕开良、颜红梅、薛蓉、王勇、王晓源、王冬明、施佩璜、马秀艳、刘小敏、梁惠卿、连成叶、李维锋、李锐、姜建国、陈学敏、陈文樵等24人，各2篇，共发表48篇次，占39.02%；宗培岭、朱晓莉、朱贤述、郑莲香、赵满堂、章周叶、张芝桥、张芸、张树清、张焕叶、翟兴运、曾声珂、于成志、杨谊、杨白新、严表、许兴斌、徐向东、徐廷骠、徐丽萍、辛飞飞、伍同、吴君红、魏斌、王英兰、王应麟、王艳明、王伟郦、王曙光、王世林、王庆峰、王明哲、王建库、王惠娟、王海峰、王丹琼、汪思明、田益民、田磊磊、陶琴、孙晓、孙慰耆、孙书静、苏云龙、苏丽娅、史伟、沈阳市档案局档案抢救课题组、沈蒙、邵金耀、潘思羽、潘建军、欧阳慧龄、梅军、毛清英、麻新纯、麻爱萍、栾承素、吕玲、刘志峰、刘志东、刘旭东、刘静宜、刘国科、廖前方、梁新、梁翠华、李钰章、李玉虎、李永新、李筱春、李淑华、李琦、李兰、李景仁、李关亮、李大龙、景丽霞、姜丽娟、黄均霞、胡延平、胡东宁、侯传学、付雪涛、冯乐耘、冯鹤旺、方榴膺、段锡璋、董佩华、董慧娟、丁金根、达式玉、崔晓伟、成古、陈勇、陈鹏、陈红、陈福英、陈菲、陈迪、陈道国、蔡顺琴等101人各1篇次，占82.11%。总体人均0.93篇。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核心作者群。

在这些作者中，合作文献数为32篇，占26.01%。合作率超过了整个文献数的1/4，比例非常之高。在这些合作的文献中，7人合作的1篇，5人与4人合作的各3篇，3人合作的10篇，2人合作的15篇。

四、文献涉及机构的分布情况

从文献涉及的机构看，至少有90个单位，单位平均值为1.37篇。其中发表2篇文献以上的有20个单位，占单位数的22.22%；发表文献53篇，占123篇文献的43.1%。成为这一研究的核心研究单位。其中安徽省档案局5篇，占4.07%；四川省档案局、云南省档案局2个单位各4篇，占6.5%；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省档案局、同济医科大学、故宫博物院、天津师范大学6个单位各3篇，占14.63%；北京图书馆、广东省阳江市档案局、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贵州省档案局、河南油田、黑龙江省档案馆、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湖南省档案馆、湖州市档案馆、淮南师范学院、嘉善县档案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景宁县档案馆、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昆明市档案馆、乐山市档案馆、临汾地区档案局、临汝县档案馆、灵台县档案局、山东交通学院、山东省滕州市档案馆、沈阳市档案局、台州地区档案馆、滕州市档案馆、天津市城建档案馆、天门市档案局、外交部原档案室、武汉市城建档案馆、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西双版纳州档案局、湘西自治州档案馆、萧山市档案馆、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烟台职业学院、阳泉局、云南省档案局馆、福州市交通建设发展总公司、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上海分院信息管理系、重庆市档案局等各70个单位各1篇，占56.91%。从文献作者机构分布看，档案局馆所占比例与发表文献均是最高。

五、文献的来源类别、期刊分布、关键词分布情况

在全部123篇文献中核心期刊100篇，占81.3%；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30篇，占24.39%。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所占比例高于普通期刊。研究的文献权威性高。

从文献的期刊分布看，123篇文献分布在32种期刊上，刊均3.84篇。发表文献在2篇以上的有20种，占62.5%；发表文献111篇，占90.24%。文献的分布相对集中。其中档案学研究15篇，中国档案13篇，档案学通讯12篇，浙江档案11篇，兰台世界10篇，云南档案6篇，四川档案5篇，北京档案、贵州档案、湖南档案、山西档案4种杂志各4篇，城建档案、档案、档案管理、湖北档案、上海档案5种各3篇，档案天地、黑龙江档案、山东档案、粘接4种杂志各2篇，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档案与建设、东南文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黑龙江造纸、化学与黏合、秘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杂志、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等12种杂志各1篇。档案学期刊与档案学核心期刊是关注这一研究的主要媒体。

从文献的关键词分布看，共涉及49个关键词，其中使用频率在2次以上的有11个，占到了22.45%。其中档案8篇、修裱6篇、修裱技术4篇、淀粉3篇、档案修裱3篇、书画修裱2篇、档案保护2篇、方法2篇、中药2篇、解决办法2篇、淀粉胶粘剂2篇；黏度、黏合剂配置、标准、修裱文献等38个各1篇。文献使用关键词的比例不足半数。研究的专指性与规范性都比较差，这与这一研究起步早，早期文献不规范有直接关系。

六、结语

档案文献遗产濒危因素探析 篇4

1. 字迹材料。

首先, 民国之前, 墨汁一直是我国档案书写中最主要的字迹材料。民国后, 油墨的使用比例逐渐增加, 到19世纪20年代已经超过墨汁成为使用比例最大的字迹材料。与此同时, 蓝黑墨水、圆珠笔、铅笔和复写纸字迹材料的使用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影响字迹耐久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色素成分本身的耐久性及其与纸张的结合方式。各种常见字迹中, 墨汁字迹由于其稳定的化学成分以及较好的结合方式成为最为耐久字迹;其次是碳素墨水字迹和蓝黑墨水。这是两种比较耐久的材料字迹。而圆珠笔、复写纸、纯蓝墨水和红墨水字迹等由于其色素材料不稳定, 容易发生褪色现象;誊写油墨字迹和圆珠笔字迹由于易于油洇而易发生扩散现象;铅笔字迹由于结合方式是黏附, 因而字迹也不耐久。这三种字迹材料不耐久, 容易造成档案文献字迹褪变。

2. 纸张载体。

从造纸原料的质量和造纸过程的影响两方面来看, 手工纸的耐久性基本上要好于机制纸的耐久性;而手工纸中宣纸的耐久性要好于绵纸和竹纸。在历史档案中, 除受水泡或霉蚀等情况外, 手工纸的老化程度一般要低于机制纸。大多机制纸档案有明显的老化现象, 如变黄、酸化、机械强度降低、脆化、表面粗糙、质地腐朽等。另外, 从档案的pH值角度分析, 手工纸的pH值大多在6.5～7.3之间, 而机制纸的pH值一般在5.5～6.5之间。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研究结果显示,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中, 民国文献的酸化和老化损毁状况最为严重, 很多文献的pH值已接近4.0, 中度以上老化损坏比例已达90%以上, 尤其是民国初年的文献已老化率已达100%。由此可以类推, 由新闻纸或者印刷纸作为载体的档案文献遗产其酸化情况也不容乐观。

二、环境因素

1. 光照的影响。

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存环境中, 光线照射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档案文献的制成材料中含有较多的C-C键、C-N键和C-O键, 这些化学键具有一定的键能, 当外来能量高于这些化学键的键能时, 就会发生光降解反应, 使化学键断裂, 破坏纤维素长链分子, 降低纸张或其他载体材料的强度。有资料表明, 断裂纤维素分子中的C-C键需要245千焦/摩的能量, 而断裂其他线性饱和键需要的能量小于等于334千焦/摩。也就是说, 波长小于486nm的光线就足以破坏纤维素分子中的C-C键, 而波长小于358nm的紫外线对各种线性饱和键都有破坏作用。由此可见, 紫外线对各种材质的档案文献遗产都有一定的影响, 容易造成纸张、绫绢老化、发黄、变脆。

2. 生物污染的影响。

主要包括档案害虫和霉菌两方面。无论是害虫还是霉菌, 如果不及时控制, 都将给档案文献遗产造成难于挽回的损害。害虫啃食档案、打洞产卵会对档案文献造成物理层面的损伤;霉菌对档案文献的危害则更加严重, 不仅直接作用于档案文献, 促使其降解, 降低其强度, 还会分泌一些有机酸, 增加档案文献的酸性, 促进档案水解, 导致档案文献黏连。同时, 大多数分泌物都是有机色素, 会污染档案, 影响阅读。对于我国广大南方地区, 全年高温高湿时间较长, 如库房环境不加控制, 生物污染将成为档案文献遗产濒危的重要原因。

三、时间因素

我国大多档案文献遗产形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存世时间至少有50多年, 而明清档案距今更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不论保存环境如何, 时间的流逝必将导致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变质, 只是因纸张和字迹材料本身质量的不同, 老化变质的速度不同而已。变质的后果就是使档案文献遗产丧失或减弱其传递信息的功能, 甚至使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出现断层。任何档案制成材料都有一定的有效使用寿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制成材料原有的物理化学性能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 逐渐失去原来的特性, 即档案文献制成材料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有效使用寿命而长期的保存下去。时间是档案文献遗产老化的主导因素, 是永恒的、绝对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的来说, 档案形成的时间越久远, 其制成材料老化、损坏概率越大, 有效寿命越短。

四、社会因素

1. 形成时主体对档案文献价值判定所造成的影响。

档案文献遗产主要是由各时期旧政府进行政务活动时所产生的文书转变而成的。因此, 政务活动的主体对该政务活动的价值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档案文献遗产载体的选择和之后的保管条件。在档案最初形成时, 参与政务活动的人根据其对该文书重要程度的判断来选择使用的载体材料, 对于认为较为重要的档案文献就使用耐久性较好的纸张材料并在政务活动之后妥善保管;而对于认为并不重要的档案文献则采用一般甚至不耐久的载体材料并较为随意地保存。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 人们对于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认知程度和价值判定在不断改变, 以至某些在形成时被认为不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 对目前某些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由于其形成时选用的载体较差且保存不善, 出现了此部分档案文献遗产要么保存下来很少, 要么老化损坏严重的现象。

2. 保护意识薄弱造成的影响。

图书馆地方文献与档案化因素 篇5

「摘要」以图书馆地方文献与档案化因素存有关联为念，论述了图书馆地方文献与档案献之间的共同特征，指出地方性档案就是一种特定形态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与地方档案工作之间并无“鸿沟”。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一821401一0077一03

笔者以为，从历史环境与历史文化资源意义上考察，图书馆馆藏结构中的地方文献，在文献形态上与特定地方空间形成的档案虽不等同，但确有诸多类似。探究地方文献与地方档案的概念关系，有益于文献情报与档案工作的功能互补，从而有利于增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自身的社会服务功能。

l地方文献与档案文献的共同特征

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在区域性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地方文献，是指仅在内容特征上反映地方区域性的文献;广义的地方文献，是指除了在内容特征上，还在其他非内容的“本地”形式特征上反映地方区域性的文献，如本地(含籍贯)组织或个人撰写的文献，反映本地人物(包括原籍在本地的，或原籍虽不在本地但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所谓“寓贤，”)或组织情况的文献，本地采用出版等形式形成的文献等。

无论是采用广义还是狭义的提法，地方文献最为本质的属性有二:一是对内容或形式特征反映上的地方区域性;二是在查考重复使用上的资料性。由于时代的进步，以地域特征为反映对象的地方文献除了传统的形式外，其记录知识的符号、手段及其载体形式已是多元化。此外，地方文献作为特定的文献类型，反映了特定地域阶段性发展的历史轨迹，因而作为一个体系的地方文献，还具有历史的累积性。

故而，笔者以为，地方文献可定义为:“是一种以内容或形式上的地方区域特征作为反映对象的、在查考与重复使用上具有资料价值的、在记录方式及载体的表现上文献形式较为多元的、在特定地域阶段性发展的反映上存有历史累积性的文献。”

按《档案分类标引规则》(GB/T15418一94)的定义，档案是“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其定义的基本含义有四:(l)档案是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的主体在特定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因而是原始的历史记录;(2)并非所有的活动记录都能成为档案，它必须是具有查考与利用价值的;(3)上述活动主体既有现在的，又有过去的，因而档案作为体系具有历史的累积性;(4)在记录方式及载体上，档案的形式又是多元的。

至于“地方档案”，将其形成一个特定概念反倒不妥，因为档案总是在特定的地方空间形成的，地方档案机构的馆藏在整体上总是一种对该区域自然与社会领域基本信息的原始反映。以笔者所见，档案也是“一种具有多种记录方式及载体的、在地方区域性特征上又是具有历史累积性与查考利用价值的特定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录”。

地方文献与档案均为知识载体，都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有二:一是地方文献并非都是特定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原始历史记录，地方文献所反映的内容，对其作者来说，更多地表现为间接经验，经过选择与加工，主要用于社会交流之目的;二是地方文献往往不全是原稿、原本、或“孤本”，其依据和凭证作用一般要逊于地方档案。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二者之间的差异又是相对的，因为原始记录性虽然是档案最重要的属性，充当依据与凭证虽然是档案的重要作用，却不是所有档案文献共同具有的、足以与其他非档案文献相区别的唯一标志。

但在一定空间范围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历史发展、人物、工业、农业、城乡建设、经济管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教育和艺术等地方基础信息的反映上，地方文献

与档案各自都能形成相对独立的文献信息体系，它们在经济与社会特征、人文和文化传统的反映上都具有地方性区域性这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同时在区域性的自然地理、生产与经济、历史与政治、文化与艺术等内容的查考上，地方文献与档案在文献利用上又都具有重复使用的价值，因而“备以查考”又成了它们共同的文献基本特征。

2地方性档案是一种特定形态的地方文献

如前所述，档案就其形成主体社会组织与个人的活动范畴而言，总是和一定的地方空间密切相关的。由此，如果不拘泥于特定的概念因素，某一地区的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一地区的地方文献。而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就包含了那些直接反映特定主体社会活动的具有原始依据和凭证作用的历史记录，如本地历代各界著名人士的照片、手稿、日记、信函及本地区的宗谱、族谱、地方志、民族志、山川志等，以及其他记录自然资源、灾害、农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手工业、人口变迁、政治斗争、历史人物、科举、教育、风俗、方言、宗教、名胜古迹等原始内容的文献形态就完全具备档案的属性。

因此，依据上文地方文献的定义，如果我们强调采用以下定义要素，即:具有重复使用及查考价值，在内容特征与其他非内容的“本地”特征上反映地方区域性，在记录方式及载体的表现上较为多元，在特定地域阶段性发展的反映上存有历史累积性;那么，作为特定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历史记录，地方性档案文献也具有以上属性，它是一种特定形态的地方文献。

由此，笔者以为，时下有关建立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地方文献检索和咨询服务中心、地方文献研究中心的设想与举措，虽说有益于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但如若无视地方文献与地方档案在概念及文献类型上的从属关联，只是侧重于收藏正式和非正式出版的文献形态，那么，在地方文献情报资源开发与利用的过程中，上述“中心”，社会职能的发挥将必然是残缺而不充分的。

3地方文献与地方档案工作之间并无“鸿沟”

如若采用文献工作机构的属性作为划分标准，那么，在兼容的意义上，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会包含某些作为原始记录形态的成分，而且这种现象在非出版物形式的反映历史性活动地方文献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从另一方面说来，地方档案机构的文献形态也会包含某些经过选择与加工主要用于社会交流的成分，究其成因，一是来自档案编研工作程序的成果，二是由于某些文献资料因使用及属性上的转换而成为档案。

基于以上认识，就文献情报的工作角度而言，有必要以反映地方区域性和“备以查考”的共同文献特征来确定地方文献的文献范畴，从而对图书馆机构地方文献的收藏界域做出认定，进而对图书馆地方文献馆藏中的档案成分做出认定。

当然，上述种种认定并不是要以“径渭分明’，为目的在地方文献与地方档案工作领域之间开挖“鸿沟”，而是要从图书情报机构与档案机构不同的工作程序中，寻求对那些反映区域性基础信息文献共同处理的规范。

4地方文献工作与档案程序化方法

4.1采集

由于档案文献是社会组织及个人各项活动的直接记录，并且通常不具备出版物的属性，因此，档案的收集主要依赖常规的接收制度与特定的征集方法。而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有的本身就是社会组织与个人活动的直接记录，许多较有价值的地方文献也往往不具备正式出版物的属性，因此在文献的采集上，非正式出版物形态的馆藏地方文献的主要来源与馆藏档案的补充源极为类似，即多数来自现行组织的文献、非现行组织的文献、散存在组织或个人那里的文献以及文献机构之间移交的文献。

除现时的图书、杂志等形式的地方文献外，非现时的图书、杂志及其他形式构成的地方文献，在采集制度上一般应采用档案程序化的文献呈缴与文献征集方法。如同归档是一种按照国家明文规定把档案交由档案部门集中保存的制度那样，为集中收藏、妥善保管和充分利用某一区域的地方文献，使其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有必要积极争取采用政府的政策、法规手段，建立图书馆地方文献采集方面的基本制度。

笔者以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领域对某些历史记录性文献的采集，与地方历史档案文献间会出现“类无专属”的现象，但在通常情况下，图书馆地方文献的采集一般应侧重于区域范围内、反映地方特征的“非档案或非现行档案形态”的文献。至于图书馆地方文献馆藏中出现一些档案成分，那也是正常的，因为文献类型之间本无固化的界限，类型的转化则是绝对的规律。

4.2整理

档案的整理较为注重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而历史联系又具体反映在来源(形成档案的社会组织与个人)、内容(档案所涉及的具体问题)、时间(档案文献的形成时间)、形式(档案文献存在与表达的形态方式)等方面。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在整理的过程中，也应当引进这个原

则。笔者以为，在具体的处理中应按如下观念“吸收”档案整理工作的“历史联系”原则:

来源―档案学理论认为，具有社会独立性的组织或个人作为立档单位，其所形成的全部档案可以构成一个“全宗”。如此，则有利于汇集、区分及检索不同社会主体所形成的档案。地方文献工作虽说不必采用“全宗’，概念，但在“文献集合体”的意义上，以某一社会组织或某一个人为“确立单位”，将反映某一“确立单位”的`地方文献汇集为一个“文献集合体”，如此，则在地方文献资源的价值利用意义上，有利于形成组织及个人的高效检索体系。

内容―涉及同一问题的档案文献之间必然具有联系。因此，虽说地方文献不必强调“解决同一问题、处理同一事务”的形成过程，但在涉及同一汇集性主题(如地貌水文、特产资源、自然灾害、名胜古迹、戏剧曲艺等)的地方文献之间，仍应建立某种文献集合或检索意义上的联系。时间―保持档案在形成时间上的联系，可以反映历史活动的完整与真实。地方文献在形成时间上虽说不必拘泥与历史活动的发生同步，但在特定地域阶段性发展的反映上存有历史累积性的地方文献，应当以“涉及同一历史发展阶段”为标准，结合有关主题内容，形成反映不同历史阶段性的“文献集合体”。

形式―档案文献的存在与表达形式可以反映不同的作用、功能与任务。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之间，在形式上虽说不一定非要去反映什么特定的工作关系，但对于某些在存在与表达形式方面直接反映特定信息形态的地方文献，依据形式来组织“文献集合体’，反倒是切实可行的。杂志、唱片、标贴、报纸以及“文物”型的地方文献，如谱碟(家谱、族谱)、舆图、碑拓、刻石、印谱、图片、信函、传单、布告等，就是以外部形式作为分类标准，按载

体类型排列的。

4.3鉴定

在确定价值鉴定标准的情况下，档案鉴定主要是判定材料的价值，以保管期限表为依据，从而确认档案的保管期限。这种划分保存级次的方法，一是有效地确定了有价值的值得保存的档案范围，二是较为精选的档案其馆藏地位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笔者以为，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虽说不可照搬，但也可借鉴档案鉴定的某些方法，其要有三:

一是编制各种层次的“地方文献分类表”用以确定地方文献的类目体系，其类目等级一般拟展开为三级，从而解决什么样的文献才能列入地方文献馆藏范围的问题;

二是制定鉴定地方文献价值的有关标准，将入藏的有保存价值的地方文献划分为永久(重要)、长期(较重要)、短期(一般)三种保管期限，其时限依据图书馆文献的特点，宜短于文书档案的保管期限，如长期为10一30年，短期为以下，并慎重拟定永久保存的地方文献的范围，从而保证较为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在馆藏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优势比例;

三是以“地方文献分类表”为基础，将“类目”改造为“条款”，并设立“保管期限”、“附注”、“说明’，等项目，形成“地方文献保管期限表”，并使之与“地方文献分类表”配套，成为对地方文献的价值进行评价与预测、优化地方文献馆藏与检索结构的有效工具。

4.4编研

档案编研是一种以馆藏档案为基础的编辑和研究业务，对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作用。档案编研成果并不限于二次文献形态，相反，一次及三次文献形式的编研成果占有较高的比例。

为利于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开发工作应改变以编制各种专题联合目录、提要、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为主的状况，即便是进而形成地方文献的数据库网络，也不能称之为地方文献信息资源开发的最终成果。

因此，对一些确有价值、较为珍贵的地方文献来说，出于资源共享、便于传播、利于保护的目的，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必须建立一种充分利用馆藏地方文献，专门的“地方文献编研”业务。其主要内容有四:

一是依据特定的主题与形式，对地方文献的有关内容进行分析与综合加工，形成多种类型的三次文献形态的参考性资料;

二是提供地方文献的查找线索，编制二次文献形态的检索和报道性的目录、索引、文摘以及某些提要性的汇编;

三是按照一定的文献特征与逻辑次序，将地方文献的原文内容选编成一次文献形态的汇编、丛编、辑录或丛刊;

四是与档案编研一样，以馆藏地方文献为基础参与史志的编修与有关著述的编著工作。

图书馆建立“地方文献编研业务”，有利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对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有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由单纯的“文献服务型”向“文献资源开发型’，转换，同时也有利于地方文献工作者基本素质的提高。

「参考文献]

「l]刘青.地方文献特点和类型试论「J].四川图书馆学报，1 997，(l):68一70.

「2]冯惠玲.档案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邹华享.中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概述「J」.图书馆，，(6):l一5.

「4」傅虹.关于地方文献信息服务工作的若干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6):80一82.

「5」张武耕，等.地方文献工作五十年之探讨「J」.图书馆论坛，1999，(l):49一54.

「作者简介」王金夫，上海大学情报学研究中心教授。

档案文献 篇6

关键词：兰州海关;抗战时期;查缉走私;档案资料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1968/tsyqb.1003-6938.2015118

Lanzhou customs archives and the literature valu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Abstract Lanzhou Customs and Tax Agency operatedfrom 1942 to 1946， left 212-volume archives wnich covers the establishment and cancellation of the Agency， equipment purchase， personnel information， allowance， retirement pension， treatment of malpractice， duty-collecting and intelligence relating Japanese Puppet Regime's economic status. These archives are the raw data for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stoms，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northwest in old China， the property and the trade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Key words Lanzhou Customs office; anti-Japanese war; anti-smuggling; archive

海关是国家的门户，是国家管理进出境事务的行政机构。在民国时期，海关主要设立在东南沿海一带，但由于抗战爆发后日寇入侵，东南沿海的国土大多落入敌手，国民政府为遏制日伪走私、增加税收弥补财政，于1942年在内地兰州设立了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简称“兰州关”或“兰州海关”）。抗战胜利后，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于1946年被国民政府裁撤。兰州海关前后存在的5年时间里，留下了数万余张档案，这些档案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的总体概况，还补充了旧中国地方海关发展的历史资料，更可贵的是其充分地反映了抗战时期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贸易情形，对了解抗战时期的西北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1 抗战时期兰州海关设建始末与职能

1.1 抗战时期兰州海关设建始末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我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相继失陷，海关的征税与缉私职能遭受重创，日伪的走私活动日益猖獗[1]。为有效遏制日伪的走私行为、维持战时经济秩序、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国民政府财政部于1939年末筹划成立了战区货运稽查处以补海关力量之不及。按其设置方案，全国分为六区，其中的晋陕区兼管甘青宁三省。1940年1月，财政部对各战区货运稽查处及其辖境进行重新调整，先后成立了广东区、广西区、湘鄂区、苏皖赣区、闽浙区、冀鲁豫区、晋陕区和甘宁绥区等8处货运稽查处，各处税务部的分主任，由海关派员充任，一切稽征、缉私等业务，均仿照海关的办法办理，主要办理查缉敌货、资敌物品、结汇物品、法币、金、银等之私运，以及出入战区货物之关、盐、统三税的验估补征等。

1941年6月，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戴笠命令：今后补证税收和查缉走私之事，全部交由缉私署负责。1941年底，国民政府财政部依照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精神，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会议决定：为统一征收机构，改进税务征收效率，各地货运稽查处自1942年1月1日起一律停止工作，由各地海关就近接收，而没有海关的地方，由货运稽查处改组成为海关。

1941年12月2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决定将“甘宁绥货运稽查处”改组为“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主要职责是征收战时消费税。次年1月1日，兰州海关宣布成立，隶属于财政部关务署海关总税务司署。1月10日正式办公签证，并接收了“甘宁绥货运稽查处”下辖的10余处原有分卡。

兰州海关成立之初，王作民任代理税务司，刘邦麟任署副税务司。1942年5月28日，海关总署奉财政部令调派英国人班世法为兰州关税务司，王作民为署副税务司，并派王作民前往陕坝筹设绥远分关（图一）。1943年5月1日，金丽鸿被任命为缓远分关主任，署副税务司则由刘邦麟接任。1943年11月2日，财政部再次委派王作民暂行署理兰州关税务司（图二）。1944年4月1日，王作民在迪化就任新成立的新疆关代理税务司后，夏廷耀接任兰州关税务司。1945年陈柏康任兰州关税务司。

兰州海关设立之初管辖范围为甘肃、宁夏、绥远、青海四省，但1943年7月，经海关总署批准，在陕西北部榆林设立分卡。这样兰州海关管辖范围实际上已涉及到甘、宁、绥、青、陕五省范围。由于辖区幅员辽阔，大小道路纵横交错，为方便征税，一般关卡均设于生产区域及交通扼要之地，特别是在有汽车通行的公路要道。其关卡数量随着战争的进程和商路的变动，有所增减，各个分关及分卡设置的时间也相应地有所不同。

1942年1月兰州海关刚成立时，所属兰州、宁夏、绥远、青海四个分关之下共设有11个分卡。然而由于供给不足和稽查人员短缺，这些关卡并未如期望的那样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有效杜绝货物走私，除增加工作人员外，至1942年4月，分卡也相应增加至18个。分别为：兰州分关的河口（图三）、西稍门、徽县、岷县、杨家店、大和店、张家川、临洮、张掖、酒泉分卡，绥远分关的陕坝、五原、东胜分卡，宁夏分关的宁夏、定远营、磴口、巴音木图分卡，青海分关的西宁分卡。而到了5月，兰州海关又进一步加设了平凉、武威、吴忠堡、邮包税处、碧口、西峰镇、固原、黄河桥、公路车站、东岗镇等分卡。至6月，又增加殪虎桥、大河店、普克堤，至此，兰州海关开设的关卡达到31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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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因西北地区许多生产物资具有季节性，海关关卡并未达到原规划数量。在各个海关分卡处，税务局同样设立了无数个分局。以至于商人不惜绕道，许多关卡形同虚设，逐渐衰落下去②。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实行复原政策，裁剪不必要的部门，遂决定裁撤兰州海关③。1945年8月海关总署令：“于1945年底完成对兰州关的裁撤”④。但由于海关财产一时不能处理完毕，海关的员工无法尽快复员等原因，兰州海关的裁撤工作有所推后。经兰州关税务司陈柏康呈请，海关总署转呈国民党财政部关务署，准其迟后两个月裁撤，即应于1946年1月31日结束。但实际上兰州关的结束工作一直推迟到1946年5月底6月初才终告结束。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由甘宁青邮政管理局暂行接管兰州海关和绥远分关⑤。兰州海关正式裁撤，改编为财政部甘宁青新区货物税局，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1.2 兰州海关的主要职能

（1）征税：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进出口关税附加税、进出口救灾附加税、转口税。自战事延长、日军南进，西南国际交通受阻，加之军运频繁、货运停滞，中国整个海关税收大受影响，“惟仍拟尽可能力量与方法在西北边区增裕税收”，加收战时消费税。

（2）估验：海关估验向来注重调查、记录、审核等三项步骤。所谓调查，即由海关总务课验估组向市场作定期之调查，以为编订估价表之根据。各分卡还要随时派员向市场调查各种货物之市价，每月将国货、洋货物价造表呈关以作参考。所谓记录，即有时商民申报价格而本关所无者或市场波动过烈与本关估价相差甚巨时均随时记录以备查考。所谓审核，即除前述国货、洋货物价表由总署审核外，各分卡之报单及税据存根之审核工作由本关指定专人逐一审核以期确实。

（3）查稽：根据关税条例、海关稽查等条例，负责辖区内一般贸易货物、进出口货物的纳税、减免税等常规稽查或专项稽查，本关区查获的走私、违规线索的甄别、处理等。

（4）收集敌伪财政经济动态情报：兰州海关除上述3项海关的职能外，还有一点相当独特，即收集敌伪财政经济动态的职能。这是其他海关所没有的，抗战时期的兰州作为大后方，本不应该直接参与对敌斗争，但兰州海关所辖地区，部分区域当时已属于敌占区，而海关掌管流通货物税收的征集，南来北往的货物与人员，往往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提供敌伪经济情报，所以兰州海关在抗战时期还承担着部分情报收集的工作，这是由于其特殊的背景与区域所决定的。

2 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的档案及其文献价值

在兰州海关存在、运行的五年间，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档案资料，现珍藏于甘肃省档案馆内。

2.1 兰州海关档案的类型及内容

兰州海关的档案资料，有汉文、英文两种文字的档案（图五、图六），总体上英文的比汉文的数量要多。这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尽管收回了部分海关主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英美列强依然把持着海关的领导权。总税务司这一海关最高领导职位从设立之日起到抗日战争中期，始终由英国人担任[2]。1943年6月，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后，丁贵堂（图七）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此乃中国官员首次执掌海关领导权[3]。然而，国民政府财政部却在2个月后又委任美国人李度（图八）为总税务司，丁贵堂屈任副总税务司。各地的海关也都由外籍税务司管理，各税务司统一由海关总税务司管辖，海关总署和各地的海关部门都有数量不等的外籍职员，如曾任兰州海关税务司的班世法和监察长阿腾都是英国人。

兰州海关档案的内容涉及到从设立到裁撤期间的方方面面[4]。当然，最主要的是围绕兰州海关的职能、业务积累下来的，档案保留整体上比较完整，但也有一些残页、虫蛀和字迹模糊者。经甘肃省档案馆的初步整理，其总量达212卷，另编制有案卷目录一本。

从行文方式和涉及范围来看，兰州海关档案可以划分为：

（1）兰州关与海关总署及总署总务科、财务科、缉私科、计核科、审榷科、人事科、统计科等各科之间的来往函件。

（2）兰州关与所属绥远分关及关内总务课、秘书课、会计课、监察长、验估员及各分卡支关、职员、商行、商人和甘肃、宁夏、绥远省政府有关机关单位之间的来往函文。

（3）兰州关与全国各海关之间的来往函文。

2.2 兰州海关档案的文献价值

在兰州海关档案中，尤以兰州海关署内人事、海关人员的管理与海关职能的档案有着重大的价值，其不仅有助于了解兰州海关的具体工作，更让人们对抗战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有新的体悟。而据兰州海关档案揭知，对于海关的许多档案，国民政府财政部曾下令销毁①。在这种情况下，能有这么多的兰州海关档案被保留下来，实属不易。也由此显现出兰州海关档案的珍贵性，其文献价值也更高。

（1）档案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的概况，为研究旧中国地方海关发展的历史补充了很好的原始资料。兰州海关档案中，有关海关创设与裁撤、关产购置的档案有20余卷;有关海关员工迁调、任免、薪津、养老金、舞弊查处等的人事档案共90余卷;有关货物查验与税收的档案有120余卷;查缉走私的档案共70余卷。这些档案足以全面准确地反映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的概况。

比如，兰州海关署对于人员的管理档案就非常精细，各类规定与制度齐备。一份编号为87-1-219的兰州海关档案中有一份职员名单，在此名单中所列条目有职位、姓名、年龄、籍贯、箕斗（指纹）、特征、记章、身份证号等，连员工手指箕斗数与排列都有明确的记录，证明兰州海关对于在此工作的人有着严密的管理与控制。

还有一份编号为87-1-17的档案，是税务员周彼得请病假的档案。此档案表明，职员请假，除写申请、附上医生的诊断书外，署内还会派人去核查，核查无误后，由署长亲自签字盖章，该病假才算通过，其严格与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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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87-1-126的档案反映，抗战时期的兰州海关对于员工的婚姻问题也有着明显的干预。其员工的结婚对象必须得到署内的调查与同意，如得不到署内的同意，该员工就只有辞职与弃婚两条路走。

旧中国的海关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解放前，中外学者写过一些关于海关史志研究方面的著作。如清朝梁廷枬的《粤海关志》、民国初年黄序鹓的《海关通志》、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等。旧海关洋员也写过几本书，如英籍税务司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新中国建立后，海关史志的研究工作更进入到了一个崭新时期，各类成果层出不穷，但对抗战时期身处内地的兰州海关这样一个存在时间很短的地方海关，人们知之甚少，其研究更是薄弱。而甘肃省档案馆收藏的这批档案，正可以作为研究抗战时期兰州海关极好的一手材料。

（2）对准确把握抗战时期的西北经济形势、物产、贸易等情况大有帮助。兰州海关档案中有大量的季度、年度财务报表，它们直接或间接反映甘、宁、青、绥等省当时的经济形势、贸易状况，也真实反映这一时期西北各地的物产、特产。兰州海关在抗战时期主要通过的货物有：甘草、当归、大黄、皮渣、蜂蜜、羊皮、瓜籽、羊毛、植物油、生熟皮、香料、皮统、毛毯、黄表、毛鞋、香草、枸杞子、狐皮、羊毛毡、木板、木椽、鹿茸、贝母、党参、姜皮、花椒、清油、河南绸、大米、小麦、小米、糯米、胡麻子、菜籽、白蔴、棉花、红枣、煤、发菜等。这些货物以日常用品为主，但据这些档案资料可考其出产地，多为甘、宁、青、绥的本地物产，如中宁县的枸杞子、张掖的红枣、武威的羊毛等。并且其销售地也往往为三地的互通，最多再销往新疆或陕西，鲜有运往他省的记录。

（3）兰州海关搜集的敌占区情报，成为我们研究抗战时期日伪财政经济状况的真实资料。如在甘肃省档案馆编号为87-1-201的《兰州关及绥远分关三十四年（1945年）一至八月汇集敌伪财政经济动态资料报告书的密呈》中反映了敌占区的经济及物价情况（图十三），即因日伪的掠夺和交通线屡遭盟军飞机轰炸，沦陷区经济陷入了极度困难的状态，百姓生活困苦，物价飞涨，大米达到了伪钞40元一市斤，白面16元一斤，籼米每斗200元，猪肉每斤30元，胡麻油每斤60元，鸡蛋达到了1元钱1个。同时，日伪方面为实现“利出一孔”的目的，实行垄断性质的物资专卖政策。日寇在包头的福元成巷设立了诸如东海洋行、朝日商会和“善邻协会”等专卖机构。太平洋战争后期，战火蔓延至日本本土，日本日益显露出败象。为精简机构，各洋行、协会等先后予以裁撤，唯独烟草配卖所和“大蒙公司”等机构仍然维持现状。为增加收入，维持经营，日本强制年满15周岁以上的男女每月强制购买纸烟一条，以消化库存①。

3 结语

对甘肃省档案馆收藏的抗战时期兰州海关的档案材料，学术界至今还未进行过研究，而兰州海关运行时期，留下的数量达212卷的档案资料，成为研究抗战时期兰州海关地位、作用及运行机制最直接的史料[5]，也是研究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经济、社会的重要文献，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 蔡渭洲.中国海关简史[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152.

[2] 朱荣基.近代中国海关及其档案[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6：25.

[3] 叶凤美.失守的国门——旧中国的海关[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48.

[4] 李永新.兰州海关税务司公署及其档案[J].档案，1990（3）：40-41.

[5] 蔡渭洲.略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海关[J].中国海关，1995（8）：43-45.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实践探析 篇7

档案文献遗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档案文献遗产是收藏在档案馆中的珍贵档案文献, 是不可再生的“集体记忆”[1],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历史作用;狭义上的档案文献遗产,是指被选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本文采用档案文献遗产的狭义概念,即以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为研究对象。

国家档案局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的号召,在2000 年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迄今为止分三批共挑选出113 项具有重大价值的档案文献遗产,收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辽宁省先后有六个项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包括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唐代开元年间档案》、《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实录稿本》、《戚继光签批的申文》、《清代玉牒》、《清代圣训》以及保存在朝阳市喀左县档案馆的《图琳固英族谱》,这些档案文献历史悠久,对其保护亦更加迫切。

二、辽宁省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措施

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及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加快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步伐。所以辽宁省在文献保护方面也采取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为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和政策保障。

1.建立设施齐全的特藏室。从2001 年开始,国家档案局提出建立档案特藏室的尝试和号召,以此作为我国历史档案保护的一项重大的措施。辽宁省档案馆积极响应号召,建成先进的现代化特藏室,将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放入“高间”进行保管。辽宁省档案馆为了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在改进特藏室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

(1)环境优越的库房。辽宁省档案馆特藏室的库房坐落于抚顺市东部山区灌木林带的一个防空洞内。这个防空洞1970 年建成,1973 年投入使用,是应备战之需而修建。专家发现,这一防空洞具备保存纸质载体档案的最好的外部温湿度环境,其突出的优点是,不管春夏秋冬,洞内始终保持着零上8℃至9.5℃之间恒温状态,这是得天独厚环境的特藏室库房,保存于此处的珍贵档案文献遗产可以极大地延长其寿命。

(2)设计独特材质的特藏档案装具。档案装具是选用优质的樟木制作而成,无腐朽、变色、虫眼和节子,从小环境上起到了防虫、防霉作用。对于体积较大的清代玉牒和清代圣训,特别制作了相应规格的樟木档案箱,并用黄丝绸包裹起来。并且设计制作了档案袋、档案盒和涵套,用于存放历史年代久远的唐、明文献。优质的档案装具为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保障。

2.进行缩微和数字化处理。

(1)利用缩微技术。缩微技术是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中利用非常广泛的一种技术,发展至今,已经非常完善了,成本也比较低。辽宁省档案馆将唐代开元年间档案、明太祖实录稿本、戚继光签批的申文通过缩微技术制成以安全片基银盐为胶片的缩微品。辽宁省档案馆所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档案文献遗产年代久远,而且全部是纸质文献,如果以直接提调和查阅的方式提供利用,将严重影响其寿命,而将档案文献遗产制成缩微品,并以缩微品的形式提供利用,减少原件的利用次数,有助于延长原件的保存时间。将缩微品的底片拷贝复制分散保存,可以避免意外情况可能造成的毁灭性破坏。

(2)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对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需要依赖于数字扫描仪、计算机等先进设备,并且运用数字图像、数据库、存储等技术建立档案的数据库。档案文献遗产的数字化,制作数字化副本,使档案文献遗产的利用不再受到“孤本”的限制,也能够打破空间限制,实现广泛阅读,便于交流,提高档案文献遗产的利用率;同时,对档案文献遗产原件是有力的保护,有效地延长原件的保存时间。纸质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的方式一般以直接扫描为主,这种方式具有操作简单、准确率高、速度快和高保真等优点。但扫描仪对纸张的直接压力对于非常脆弱的档案文献遗产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因此,辽宁省档案馆使用数码相机来进行模数转换,现已将体积厚重的清代玉牒和清代圣训全部数字化,并且完成了电子数据备份。

3.利用形式多样。“保护与开发是矛盾统一的,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和基础;开发是保护的延伸,也是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主要是针对文献实体来说的,而档案文献的开发就是对文献内容保护的有效方式。”[2]加强档案文献遗产的利用,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编辑出版、新闻媒体信息发布等方法。尽量拓宽利用的途径,使档案文献遗产中所承载的信息实现大众化。

(1)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展示。面向大众与社会的交流和展示,能够使民众直观地感受档案文献遗产的特殊性,了解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容和价值,从而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辽宁省档案馆曾积极参加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主办的“走进记忆之门———中国档案珍品展”,辽宁省档案馆的唐开元二年文书就是这次展示的展品之一。目前,唐六件在辽宁省档案馆新馆的“辽宁记忆展”中展出。在“清代皇室档案展”中,展出有玉牒、圣训和实录,在展览厅中央的玻璃展柜中,摆放有仿制的最厚的一册清代玉牒,厚达85 厘米,给人以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十分逼真。

(2)编辑出版物。档案文献编纂是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重要形式,以出版物的形式把档案文献遗产的内容转化为图书的内容,通过印刷数量的增加,流传范围的扩大,既能够满足社会的利用需求,又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对档案文献遗产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必然趋势,也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延续和有力支撑。

影印本《清圣训》于2011 年出版发行,此版本为辽宁省档案馆据馆藏的崇谟阁本圣训全文影印,共31 册“,无论形式规制,还是内容的准确、完整,都超越了以往版本”[3]。《清圣训》发行200 套,通过副本数量的增加,让更多的学者及其他利用者有机会阅读圣训的内容。《清圣训》的出版,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权威的资料,在为治国理政提供历史借鉴,对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措施展望

1.建立专门的保护机构组织。已有的档案保护技术及相关活动措施确实挽救了一大批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为保存珍贵的民族记忆提供了保障,但是尚缺乏推动档案保护技术实施的专门的保护机构“,专司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机构却很少见,这在基层档案馆、图书馆中表现得最为明显。”[4]辽宁省基本上也是这种状况,缺乏专门的保护机构。从单个机构上考察,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和综合性档案馆可设立负责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保管处(部)或技术处(部)等,也可以借鉴广东侨批的保护方式,成立民间组织,职员既可以来自馆内,也可以来自馆外(甚至国外),也由离退休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组成,同时联合保护科学家、保护管理工作者、保护教育工作者、修复工作者等,创办学术刊物,组织文化研讨会,宣传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性,提高民众保护档案文献遗产的意识等,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共同保护档案文献遗产。

2.以网站作为宣传的形式。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可以建立在广大公众共同参与的基础上,让公众认识到保护文献的重要性并主动付诸实践,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并使之良性循环,保障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长久保存和有效的传播与存取。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网站是发布信息、实现信息共享的快捷形式之一,因此,充分发挥网站建设在保护和开发利用档案文献遗产信息中的作用已势在必行。

档案文献保护的原则与方法 篇8

关键词：档案文献,档案保护

做好档案文献保护利用工作，对于维护历史真实面貌，服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由于对档案文献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不够全面，保护与利用中还存在诸多的缺失和空白，使得保护与利用工作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档案文献保护过程中，应类同于文化遗产的保护，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尽可能保持其历史原貌，避免对档案文献做重大的改动；第二，防止和减缓档案文献的自然老化，最大限度地延长其使用寿命；第三，强化档案文献的保管与利用，慎重进行科学修复与加固的保护处理。档案文献保护的方法应注意四个方面。

一、档案文献的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保护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和社会层面。在档案文献预防性保护的具体实施中，应坚持以技术为主、多方兼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特别要加大对制成材料濒危的档案文献的保护力度，并重点加强对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的针对性保护策略。

1. 预防性保护的管理层面又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其中，宏观层面是指站在国家的角度，为档案文献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政策支持和标准规范。这就需要制定档案文献的长期保护策略，注重档案文献的整理与保管的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提出档案文献保护的管理规章、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等，建立档案文献保护体系，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载体材料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方法，对损坏程度和稀缺情况不同的档案文献采取不同的保护计划。微观层面是指将档案馆作为管理的实施者，对珍贵档案文献进行特殊的管理措施和方法。根据档案馆自身特点对珍贵档案文献实施特殊的管理方法，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高珍贵档案文献的保护效率，达到预防性保护效果。通过提供特殊的保管形式，使得珍贵档案文献对诸多影响因素具备更强的抵御能力，延缓其老化的速度，预防损坏的发生。而特殊保管形式的提供可依靠微气候法实现（微气候法是指为价值重大、较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营造一个小环境，通过加强对其周围微气候的控制，达到重点保护的目的）。有条件的档案馆可以尝试建立“特藏室”，将珍贵档案文献集中保管，采用先进的设施、设备，对重点档案文献实施特殊保管和提供利用。“特藏室”的建立和微气候法的理念正好契合，即对珍贵、急需保护的档案文献提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控制，减缓其损坏的速度。建立特藏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选择特藏档案，大多数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具有较好的文化和研究价值，因此，可将其放入“特藏室”中进行保护。通过宏观和微观的双重管理策略，可以减少档案文献损坏的几率，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2. 预防性保护贯穿档案文献保护的始终，应依据档案文献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可能出现的危险，对其进行完整的预防性保护。在档案文献的保管、利用、运输和展出中，可能会出现预料不到的突发事件，并对档案文献的耐久性产生影响。前期预防和灾后应对的双线缺失, 是很多文献收藏机构的“软肋”。灾难随时可能不期而至, 而缺乏前期预防和灾后应对, 往往让文献保存机构损失惨重。2003年，伊拉克战争。在4月10日至12日3天期间内，伴随伊拉克国家档案馆里成千上万的档案文件、历史记录、古籍、古地图和照片的丢失、损毁，伊拉克的一部分重要记忆被永远抹去了。据统计，伊拉克国家档案馆丢失了60%的馆藏，包括大部分缩微胶片和胶卷。2004年印度洋海啸，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档案馆失去了80%的照片档案，亚齐文献信息中心失去了全部文献。2008年，我国四川汶川大地震，有的档案馆也遭受损失。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一再提醒我们在档案文献的保护中应该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随时做好准备。档案文献应急预案应该包括：档案文献保管和保护中的环节，各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危险，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危机出现后的抢救措施等。

3. 档案文献预防性保护的社会层面是指通过社会大环境改善档案文献的保护状况，提高其抵抗病害和损坏的能力，进而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其内容主要包括：加大资金投入，提高社会意识，加强人才培养，推进基础保护研究。持续充足的政府资金投入和广泛的社会支持是档案文献保护取得优良业绩的保证。由于档案文献数量巨大、损毁严重、载体特殊、抢救与保护成本高等因素，资金问题一直阻碍着档案文献抢救和保护的进程。为保证资金来源的长期稳定，档案文献保管机构应充分利用其价值大的特点，积极申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世界记忆名录》，扩大档案文献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档案文献保护的财政拨款。同时，以国家投资带动地方政府、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及个人的多方合作投资；制定各类相关政策为档案文献保护提供多渠道、多层次的资金筹措方式，使资金得到有效保障。

二、积极开展档案文献的延缓性保护

所谓延缓性保护，就是在不改变原件载体的情况下，对档案文献进行修复、加固及控制保存环境等，以达到延长原件寿命的目的。这是保存和抢救珍贵档案文献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1. 搞好库房温湿度调控。搞好库房温湿度调控，对于更好地延长档案文献的寿命具有关键作用。控制库房温湿度必须有合适的库房。库房必须满足密闭、隔热、防潮等要求。调节库房温湿度最有效、最快捷的措施是采用空气调节设备对进入库内的空气进行热湿处理。最经济、最节省能源的方法是利用库外气候条件，抓住有利通风时机，合理组织通风。

2. 进行档案文献的虫霉防治。档案文献在保存过程中易发生虫霉现象，严重影响档案文献的安全。为了有效控制库房虫霉的滋生，就要不断更新杀虫药剂的品种和改进消毒杀虫方法，既要达到杀虫灭菌的目的，又要尽可能地保证人体的健康。

3. 开展档案文献的保健检查。存放档案文献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要对档案文献进行定期的保健检查，这是搞好防治工作的关键。

4. 为档案文献加装保护性外皮、配制函盒、裱糊粘贴等手工修复工作简便易行，对档案文献的延缓性保护也具有一定作用，在不具备更好的保护条件时也是不错的保护方法。

三、稳妥开展档案文献的再生性保护

所谓再生性保护，就是通过现代的技术手段将纸张载体上的内容复制或转移到其他载体上，以新型载体保护档案文献信息内容，从而达到对档案文献长期保护和有效利用的目的。再生性保护有以下几种措施和方法。

1. 整理编辑出版。“编研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档案保护”。许多档案文献由于年代久远，破损严重，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其原件，同时适应史学界和经济学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研究的需要，可将其原件整理编辑出版，严格控制原件的外借利用。

2. 积极采用缩微技术。“档案缩微事业，关系我国文化遗产的保存，意义重大。”对馆藏档案文献进行缩微处理，有利于馆藏珍贵档案文献的长期有效保护。虽然目前缩微技术面临着光盘技术和数字档案馆的挑战和考验，但专家断言光盘的寿命为10～20年，而缩微胶片的母片在严格条件下可以保存500年，也就是说，至少现在，数字技术还不能完全替代缩微技术。在利用缩微技术上，要注重与数字信息技术的结合，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实现“双赢”。

3. 科学推行数字化。对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也是从根本上保护中国档案文献原件的重要措施之一。档案文献一旦数字化，既便于利用，也能够为原件提供更好的保护条件，这是推进珍贵档案文献保护的重要方法。但在数字化的同时，对档案原件要来回折腾，许多档案文献由于使用材料差、保管条件不良等原因导致十分脆弱，如出现纸张发黄变脆，边角皲裂上翘，装订线断裂，书脊裂开，失去机械强度，一触即破等现象，经受不了来回折腾。所以，对珍贵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应该慎之又慎，而且一定要将数字化工作和抢救保护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档案文献进行数字化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档案文献数字化应尽量保持拟数字化档案的完整性，对绝大部分档案应尽可能全文数字化，建立文件级数据库；二是数字化应配合档案的规范化整理和抢救工作进行，对其中特别珍贵的档案可结合数字化进行彻底的规范化整理，以图一劳永逸；三是纸质档案数字化制作方式一般应以直接扫描为主，它具有操作简单、准确率高、速度快和高保真等优点，但扫描仪对纸张具有直接压力，所以对其中易脆的纸质档案可以考虑使用数码相机来进行模数转换或由人工直接录入。

四、三种保护方法的统筹协调

我国民生档案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篇9

1.我国民生档案研究成果概述。2015 年5 月中旬,笔者键入中国知网(CNKI),使用高级检索以主题“民生”并含“档案”,以发表时间从开始年限“无限”到截至年限“2014-12-30 日”,检索出2986 条文献。按来源数据库分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1928 篇,特色期刊244 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16 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79 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178 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538 篇,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3 篇。按发表年度分组:2014 年(355 篇),2013 年(482 篇),2012 年(374 篇),2011 年(331 篇),2010 年(368 篇),2009 年(445 篇),2008 年(477 篇),2007 年(95 篇),2006 年(7 篇),2005 年(6篇),2004 年(4 篇),2003 年(7 篇),2002 年(3 篇),2001年(1 篇),2000 年(1 篇),1999 年(1 篇),1998 年(4 篇),1997 年(2 篇),1995 年(4 篇),1994 年(1 篇),1993 年(1篇),1992 年(5 篇),1991 年(3 篇),1990 年(1 篇),1987年(2 篇),1986 年(2 篇),1983(1),1981 年(1 篇),1958年(1 篇)[1]见知网。各类不同文献载体的研究成果数量统计见表1。

从以上统计,我们看出民生档案相关文献成规模涌现始于2007 年,仅2007 年发表的文献量就比之前几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追根溯源,这缘于党对民生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自十六大以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注和改善民生的思想,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

2007 年10 月15 日召开的十七大更是高扬民生主题,彰显以民为本理念,表明了党对民生问题上升到新的高度。国家档案局从我国档案工作自身发展的实际、档案走向社会的程度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需要出发,2007 年12 月29 日印发的 《关于加强民生档案工作的意见》提出实现“两个转变”,建立“两个体系”这一顺应时代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重大举措。即“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重典型轻普通人物的传统观念和认识,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建立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转变档案工作中重机关团体利用,轻个人利用,重为机关团体服务,轻为群众服务的传统观念和认识,建立方便人民群众的档案利用体系”。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 月1 日起施行,也促使了民生档案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从本质上看,它的出现顺应了党和政府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需要[2]20。

民生档案研究文献成规模地出现,使其步入档案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从表1 可以看出,报纸和会议文献发挥了集中宣传造势的作用,民生档案文献在2008、2009 年达到了史前高峰,但随即2010、2011、2012、2013、2014 年又呈递减回落态势。博硕士论文经历了2007—2011 年的“成长期”,2012 年至今的“相对成熟期”,未来将迎来民生档案研究的“成熟期”。期刊论文自2008 年数量一直稳步成规模发展,其论文数量占文献总量的65%,有较强的代表性,笔者将期刊论文作为民生档案研究文献的重点。

2.我国民生档案研究期刊论文计量分析。(1)我国民生档案研究期刊论文数量分析。民生档案研究文献成规模出现始于2007年,笔者以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目录要览所列)为例,以求窥一斑而知全豹,统计这些期刊2007—2014年以民生档案为主题的论文篇数及期刊总载文量。

从表2 中可以看出,以民生档案为主题的论文篇数自2007 年8年来在《浙江档案》发表125 篇,所占比例最高,为3.81%,年平均约15 篇;《档案学研究》发表6 篇,所占比例最低,为0.54%,年平均约近1 篇;《兰台世界》所载民生档案为主题论文286篇,数量最多,所占比例为1.26%,年平均为36篇。由此看出,自2007年起,约6成核心期刊每期发表民生档案为主题的论文1篇以上。目前我国“非公务利用档案的需求逐步攀升,公民个人为学术研究以及解决财产继承、经济纠纷、婚姻关系、学历资历证明、工作调动、劳动保险等问题查阅档案的越来越多”[3]12。正是群众对民生档案有迫切需求,促使档案专业人员通过不断研究探索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2)我国民生档案研究期刊论文的作者。据统计,截至2014 年底,在我国期刊上发表4 篇以上以“民生档案”为主题的论文作者共8 人[4]见知网,具体详见表3。

上述作者基本上是省(市)档案局(馆)的工作人员或院(校)档案馆工作人员,进一步从他们撰文的内容和体裁进行分析,八九成作者从自身岗位出发,以工作实践为基础,进行研究和探索。这也说明目前民生档案作者群的现状,以实践部门或者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为主,档案理论界工作者介入有限。

(3)我国民生档案研究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与被下载频次分析。截至2014 年我国已发表的以“民生档案”为主题1929 篇论文中,按被引用次数排序前8 名论文被引频次为136 次,平均每篇被引用17 次。其中,《档案服务民生:理念与模式》一文6 年间被其他研究者引用27 次,为目前被引用频次最高的论文。被引频次排序前8 名的论文详见表4。

论文被引用,说明同行(研究者)对论文的认同,反映了其在理论研究领域颇具参考价值。论文被下载,说明论文对读者有借鉴意义,指导读者应用到具体实践工作中。因此,我们将以“民生档案”为主题的论文下载频次进行统计。

截至2014 年底,我国已发表的以“民生档案”为主题的1929 篇论文中,按被下载次数排序前8 名论文被下载频次为4193 次,平均每篇被下载524 次。被读者下载频次最高的论文为《论民生档案资源建设及利用》,被下载732 次。被下载频次排序前8 名的论文详见表5。

通过表4 和表5 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被引频次最高的8 篇论文与被下载频次最高的8 篇论文有5 篇是一致的。从论文的主题内容看,主要涉及有关民生档案的基本概念解析、民生档案的范围界定、民生档案的管理与利用、信息化建设和法律法规建设等问题。一方面说明,这些论文是目前民生档案研究应用领域的精品力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说明,对民生问题相关的民生档案的研究探索还有待加强,以便更好地解决民众在利用民生档案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对实践部门广泛开展民生档案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我国民生档案研究文献述评。通过以上对我国现阶段“民生档案”文献的计量统计与分析,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近年来,民生档案受到档案界普遍关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从发文刊物、发文作者群等因素我们看到这种关注度在实践部门较高,在学术界而言是比较低的。有学者指出,“从学术概念上分析,严格地说民生档案不算一个新的学术术语,因而对其内涵的研究显得不那么十分必要,我们的研究重点应集中到研究民生档案的外延,具体探讨如何开展民生档案工作,以及如何满足民众需要等实践层面上来”[5]23。从这点来说,民生档案研究具有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

其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根本性转变。国家战略部署的重大调整,要求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档案研究“要本着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展到哪里,民生档案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原则,积极指导建立民生档案”[6]第一版。在研究层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上更加深入,发挥档案服务民生的重要作用。

其三,目前民生档案研究“核心著者群”初具雏形,如李广都、何文丽等都在自己研究或工作的领域笔耕不辍,不断为民生档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添篇加页。但从研究起点上看,有关民生档案主题的文章出现时间较晚,专业研究队伍的数量、结构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参考文献

[1]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EB/OL].[2015-05-28].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scdb&action=scdbsearch&db_opt=SCDB;

[2]曹航,宗培岭.民生档案的概念解析与价值指向[J].档案管理,2009(2).

[3]冯惠玲.开放:公共档案馆的发展之路[J].档案学通讯,2004(4).

[4]中国知网[EB/OL].[2015-05-28].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 Prefix=CJFQ 2015-05-28

[5]欧阳琳,彭海艳.两型社会建设中民生档案工作的问题与策略[J].档案学研究,2010(1).

浅析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濒危划分 篇10

在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可通过一些定性指标———诸如档案文献遗产的形成时间、存世数量、档案来源、信息内容、信息记录形式等等———来初步划分, 进而根据相应的价值判定原则和标准结合档案馆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确定。但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层面的濒危判定并不等同于对档案文献遗产内容价值的鉴定。首先, 正如前面所言, 档案文献遗产承载的信息不仅包括档案所记录内容的显性信息, 还包括档案所蕴涵的隐性信息, 如从档案制成材料可大致反映其形成的时期、地域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 又如从档案特定的记录形式所反映的特殊事件背景等。可见, 档案信息内容稀缺可称为信息濒危, 档案信息形式稀缺也可成为信息濒危。其次, 档案文献遗产信息濒危的着眼点是信息内容或形式的稀缺性, 而档案文献遗产价值鉴定的着眼点是信息内容的珍贵程度和重要程度。二者有所交叉, 但又不尽相同。一般来说, 物以稀为贵, 信息稀缺的档案文献遗产其价值也相对比较珍贵;但由于档案信息有相应的时效性, 在某个历史时期并不是所有的重要档案都比较稀缺。在档案文献遗产信息濒危的划分时, 信息的重要性固然很重要, 但稀缺性才是决定其是否濒危的关键所在。因此, 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层面的濒危划分主要是通过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稀缺程度来衡量其是否属于濒危。

一、相关学界的划分依据

档案信息价值鉴定一直是档案管理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而档案文献遗产信息濒危的划分不但要判断档案价值量的多寡, 还要确定其稀有程度的高低, 因而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因而, 可以首先借鉴一下我国文物、图书界对古籍善本与一级文物的判定标准。《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中把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 而珍贵文物又根据其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 分为一、二、三级珍贵文物。文物定级的主要依据是文物本身所内涵的历史文化价值, 也就是描述、反映和印证历史的真实程度、文化发展的脉络与文化水准的演变过程。按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 一级珍贵文物的定级标准是反映我国各个历史时期, 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宗教、卫生、体育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的入选标准总的来说概括为“三性”和“九条”。所谓“三性”就是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来衡量古籍的价值。凡具备“三性”或虽不全具备但是流传较少者, 均可视为善本。所谓“九条”, 就是指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入选标准的九个方面: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 (包括残本与零页)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 ;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 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 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 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印谱。可以看出我国图书、文物界对古籍善本与一级文物的判定标准主要考察的是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同时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的入选“九条”可以看出, 古籍所产生的时间和其稀有、典型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古籍善本的鉴定标准。

二、信息濒危的划分原则

1. 来源原则。

档案的来源是指档案的形成者。档案文献遗产的形成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能直接影响着档案文献遗产的信息内容、形式以及内在价值。而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遗产是由各时期旧政府的各种公文转化而来的, 在判定文件信息稀缺和价值多寡之前, 必须知道其是怎样产生的。相同或者类似来源的档案文献遗产遗留并存世的数量越少其信息的稀缺程度就越高, 其本身就更为珍贵。相同类型的档案文献遗产, 由于来源不同, 记录信息的价值量和稀缺程度就可能天差地别。例如在某特殊历史时期或者特殊历史事件中, 某重要临时性组织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和档案来源本身的唯一性———其所含的信息的稀缺程度和珍贵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2. 时间原则。

其一是指档案文献遗产形成时间的久远程度。作为有机质载体材料, 纸张的理化性能相对于其他一些无机质材料, 如陶瓷、青铜或者石刻来说, 并不是那么耐久。因此, 越是形成时间久远的档案其存世的可能性就相对越小, 其内在信息的珍稀程度也就越大。其二是指档案文献遗产形成时间的特殊性。这里所说的特殊性是指档案文献遗产形成于某些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 如同是清末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较其他一般年份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更为珍贵, 而戊戌变法中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所包涵的信息相对于其他档案文献遗产就更加稀少和重要。

三、信息濒危的划分依据

档案文献 篇11

关键词：口述档案；口述历史；文献计量；统计分析

1 文献统计与分析

1.1 文献年度分布以“主题”为检索项，以“口述”与“档案”为检索词，对1995年～2014年发表在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共获得644篇文献。经筛选，排除报道、年鉴，以及其他不相关文献，最后得到了文献量226篇。其年度发表量及所占比例，如表1 所示。

表1中，1995年～2005年口述档案研究成果趋于稳定，在2006年和2013年研究成果达到高峰。这表明，近十年来，特别是2012年以后，口述档案研究引起档案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档案学术的热点之一。

1.2 文献作者分布。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的发文量应为文献总量的50%。普赖斯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数“m=0.749（nmax）1/2”，其中“nmax”是最高产作者发的论文数。统计显示，最高产的作者是云南大学的赵局建和衡水学院的薛鹤婵，他们的发文量均为7篇，所以“nmax=7，m=1.98”，取临近最大整数2，据此可得知，发表2篇文献的皆为核心作者。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发表2篇为24人，发表3篇为13人，表中只显示部分作者及单位）

由表2进行分析，我国口述档案研究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为126篇，占总文献量226篇的55.8%，核心作者为44人，因此，口述档案研究拥有符合普赖斯定律要求的核心作者群。

226篇文章涉及作者202人，作者独著、合著、合著度，见表3。统计得知，文献合著度为28.8%。在多人合著中，2人合著为主要形式，2人以上合著较少，整体合著度偏低。

1.3 研究机构分布。226篇文献的第一作者，主要分布在各大高校的院系、高校档案馆（室）、图书馆及地方档案馆（室）等机构。研究机构分布，见表4。

由表4可得知研究机构分布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高校院系，发文量达到132篇；地方档案馆（室）和高校档案馆（室）为第二发文机构群，分别发布56篇、28篇；其他少数文献则来自研究院、银行等。发文量在3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有：上海大学16篇，云南大学13篇，山东大学4篇。数据显示，档案工作者的发文量占总数的37.2%，档案理论工作者的发文量占总数的58.4%，高校是口述档案研究的主体。

1.4 文献关键词统计。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的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词汇出现频次的高低，可以间接反映口述档案领域的研究热点。[1]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口述档案作为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有80次，而口述历史有55次，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并不是仅仅围绕口述档案开展，同时也与口述历史结合展开对比分析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泛。

2 研究主要内容

2.1 年度、关键词分析。由表5可以看出，口述档案，口述历史为高频次关键词，这说明口述档案和口述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位于关键词频次前列的还有记录形式、历史事件、口述史，表明口述档案研究的是基础理论、概念、属性。[2]随着2006年口述档案研究进入高峰，在相关文献中出现档案工作、档案征集、少数民族等关键词，说明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在升温。刘伟晶和柳旭共同撰写的《口述档案管理方法探究》一文提出了档案部门在口述档案的管理过程中应该采取“对口述档案的运动过程进行动态保护”“加强口述档案保管的标准化体系建设”“强化专业人员素质，提升专业队伍水平”等措施[3]的观点。表明口述档案研究的重心，表现在进行编研原则与方法的研究、收集征集技术手段和相关设备的研究等方面。

2.2 核心作者分析。由表2可知，发文最多的两位作者是云南大学的赵局建和衡水学院的薛鹤婵。赵局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口述档案基础理论和云南省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数据库的建设；而在口述档案数据资源建设领域，潘玉民也是重点的研究作者；文化遗产保护近十年来受到国家的更多重视，因此，对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升，徐国英、子志月成为少数民族档案工作研究的核心作者；在口述档案保护工作方面，尹敬媛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薛鹤婵则是对口述档案的价值进行了主要的论述；王玉龙的研究主题为口述历史档案资源建设及其利用开发策略，黄项飞则立足口述档案价值和立体记忆的研究；刘维荣的研究方向为国外口述档案的研究，给国内口述档案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启示；朱天梅在口述档案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对口述档案与民族文化间的传承和联系做出阐释；来自上海大学的黄桢和唐蔚进行了口述档案历史价值和证据价值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3 研究机构分析。一方面，口述档案的研究主体较为集中，主要分布在高校院系、地方档案馆（室）及高校档案馆（室）。而在高校院系研究的重点由之前的口述档案理论研究逐渐向口述档案的实际工作转变。由于受地域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高校院系的作者也会将少数民族地区口述档案工作及口述档案的保护、开发等内容作为今后的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政策的出台，部分名人档案、历史档案的收集、征集工作被提上日程，因此，地方档案馆投入大量精力致力于口述档案的收集征集工作。部分地区还制定了口述档案工作实施方案，用于规范口述档案收集的范围、步骤及方法，为实际工作提供指导。[4]高校档案馆（室）充分利用环境优势，吸收口述档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开展各自档案馆（室）的口述档案收集、征集工作。各档案馆（室）丰富了馆藏，满足了自身需要。口述档案工作研究的开展推动了我国口述档案工作进程，不仅是填补历史空白和弥补档案断层的有效措施，也是档案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挽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迫切需要。[5]

3 口述档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3.1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过多，口述档案工作研究成果较少。近十年来，口述档案研究仍以基础理论为主，对口述档案价值、作用、基础概念的研究持续进展，并研究口述档案与口述历史二者之间的联系。口述档案价值的研究、口述档案具体工作的开展、口述档案征集工作及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随着口述档案研究主体的不断扩大，不同主体在口述档案研究的过程中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这更加需要各个行业档案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全力对本行业口述档案的研究，避免理论研究中的不必要重复，减少科研力量的分散和人、财、物的浪费。[6]

口述档案征集、整理是文化部门的事儿，这是无疑的。是不是档案部门的事儿，还值得探索。如果是，那它的边界在哪里？档案部门要想征集、整理，谁来做、如何做？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论证和总结。

3.2 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合作研究不足，合著度偏低。从检索结果来看，目前关于口述档案存在着“口述历史档案”等不同的提法。这表明研究者对于口述档案的概念定位不准、认识不足。由表5可知，口述档案核心关键词频次较少，说明我国口述档案理论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局限在口述档案概念、价值等方面，检索文献大部分都是一次性研究，缺乏更深入的探讨。[7]由表3可知，我国口述档案研究者个人占主体地位，合作少，合作意识不强，合作能力不足，这不利于口述档案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口述档案是什么，口述档案工作是什么，口述档案学术研究究竟研究什么？这看是简单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深入的探讨，仍然需要我们深度地解读。口述档案需要理论研究，这是高校理论工作者的强项。口述档案需要社会保存，这需要档案工作者的实际探索。希望理论工作者相互之间、理论工作者与档案工作者之间、档案工作者相互之间展开合作，共同探讨一些彼此关心或档案部门实际需要的问题，进而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和论文的合作度。

3.3 增强意识，增加跨学科交流合作。2006年之后，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开始由基础理论研究逐步转移到口述档案实际工作，并对我国口述档案各类工作的开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反思。在我国口述档案实体管理研究方面，魏瑚在《我国口述档案建档现状及思考》一文中认为：“我国口述档案发展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有‘档案馆口述档案建档意识不强、档案馆缺乏对口述档案建档的组织保障、 档案馆为口述档案建档的人财物基础薄弱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要转变观念，重视对口述档案等边缘档案的收集、加强组织、借助外力等，使得口述档案在档案后保管时代得以更好的发展。”[8]口述档案的形成、积累属于跨学科性质类型的活动，这其中不仅需要档案学的研究，也同时涉及其他学科知识加以借鉴。[9]因而，研究进程中，需要跨学科交流合作。避免未来档案学界研究口述档案“单兵作战”的局面，也符合多学科研究的共同趋势。

4 总结

总体看来，我国档案学界对口述档案的研究依旧处于理论探讨和介绍阶段，对口述档案概念、价值、属性等的研究虽有成果但仍需深入。口述档案实践工作开展有所起色，不过仍然需要更多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的加入。口述档案研究需要学科合作和作者合作，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也需要我们更多地总结自身的实践经验和概括出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

参考文献：

[1]张全海.谈谈“摘要”和“关键词”[J].档案学通讯，2015（3）.

[2]王在萍.1999年～2008年口述档案研究论文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黑龙江史志，2009（19）.

[3]赵晓，胡立耘.我国口述档案文献研究综述[J].档案学研究，2014（03）.

[4]赵局建.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综述[J].兰台世界，2010（10）.

[5]万一芹，洪慧娟.建立口述档案 传承历史文明[J].中国档案，2006（01）.

[6][7]王玉龙，付航.基于文献计量学的我国口述历史[J].档案与建设，2013（04）.

[8]魏瑚.我国口述档案建档现状及思考[J].浙江档案，2006（9）.

加强企业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思考 篇12

一、加强档案编撰工作的理解, 提高对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 档案文献是为企业现代化管理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通过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把档案信息科学地整理出来, 让其更有条理、更加明朗、更加通俗, 更加便于人们知晓, 更加便于利用者进行对照、分析、思考, 从而帮助利用者在面对复杂的管理工作时, 能迅速地做出正确抉择。档案文献能保证档案信息的可靠性、精确性、系统性, 便于阅读理解。其次, 编纂的档案文献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纂而成, 是真实可靠的。科学研究是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必经之路, 很多大型史书, 不进行史料的基本编纂, 就难以完成, 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对档案文献的系统收集、整理、加工。所以, 档案文献编纂对推动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对经济文化建设有着促进和借鉴作用。目前, 利用档案的动向发生了新的变化, 从原来服务于政务为主改变为服务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编史修志等方面上来, 这就要求加强专题档案的编纂工作, 以便为社会提供档案信息的系统服务。

二、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提高档案文献编纂研究水平

若使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取得更大的进步, 必须加强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研究。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及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发展趋势, 要开展档案文献编纂基本理论的研究:1.自身的理论。包括档案文献编纂学自身的理论, 如概念、内容体系、对象、性质等。2.基本理论。档案文献编纂的基本理论包括:档案文献汇编理论, 如性质、功能及发展演变;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理论包括:档案文献编纂的性质、内容、原则、发展规定。3.人才理论。档案文献编纂人才自身的思想政治修养和专业素质, 档案文献编纂人才队伍建设。4.业务环节。档案文献编纂应该有的业务环节的理论研究。

三、加强档案文献编纂的流程, 提高编纂工作质量和效率

要做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 必须加强档案文献编纂流程, 从档案文献编纂选题到最终汇编成品, 都需要坚持基本原则, 做到从选材到整理编排, 整个流程要使档案文献编纂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 以保证档案文献编纂的质量。1.加强档案文献编纂的信息化建设。在信息时代的今天,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档案工作直接可以利用计算机来进行完成, 也可以利用计算机实现编纂成果的数字化, 将文献录入到计算机中, 实现数字化, 通过扫描, 以图像的形式转化为数字化, 将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索引数字化, 对未出版的档案编纂成果可以利用现代化工具, 直接在计算机上进行选题、加工、校对, 同时建立文本或图像数据库, 加以储存。

四、加强对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培养, 提高档案文献编纂人员的素质

档案编纂人员是从事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主体, 因此编纂人员的素质关系到档案编纂工作质量。面对当前社会对档案信息需求多样化趋势, 应在进一步深化档案文献编纂学理论研究的同时, 尤其要着力培养一批既具深厚理论知识, 又具有较强动手能力的专业档案文献编纂人员。为此, 必须在“博”、“专”、“学”、“用”几方面多下功夫。其中, “博”是开展档案文献编纂的基础, “专”是提升档案编纂水平的关键, “学”“用”并举是促进档案编纂发展的动力。衡量档案编研人员素质的标准为:良好的职业道德、相称的理论素养、文献编研的基本技能 (熟悉各种工具书, 较强的文字功底) 、与时俱进, 、广学博识。在此基础上, 编研人员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学科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深入研究的能力、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念, 有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能力。此外, 档案文献编纂人员必须关心企业生产、建设、科研的动态, 了解有关方面对科技档案信息的基本需求;必须熟悉本单位科技档案馆 (库) 藏情况, 尤其对新归档项目有较敏锐的判断能力;必须了解本行业基本专业知识, 有阅读和分析专业技术总结、报告、论文的能力;必须有较高的写作水平, 掌握科技档案三次文献编研的基本技巧。

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历史悠久、成果丰硕, 发达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不仅是我国档案学界的优良传统, 也是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 特别是以信息化为特征的21世纪的到来, 档案工作正经历着由档案实体管理为主向以档案信息管理和档案信息服务为主的深刻变革。作为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重要方式之一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必将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 作为开发档案信息理论为中心内容的档案文献编纂学也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蓝岚.文化传播与文献编纂[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