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档案文献

濒危档案文献（精选6篇）

濒危档案文献 篇1

一、档案制成材料因素

1. 字迹材料。

首先, 民国之前, 墨汁一直是我国档案书写中最主要的字迹材料。民国后, 油墨的使用比例逐渐增加, 到19世纪20年代已经超过墨汁成为使用比例最大的字迹材料。与此同时, 蓝黑墨水、圆珠笔、铅笔和复写纸字迹材料的使用比例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影响字迹耐久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色素成分本身的耐久性及其与纸张的结合方式。各种常见字迹中, 墨汁字迹由于其稳定的化学成分以及较好的结合方式成为最为耐久字迹;其次是碳素墨水字迹和蓝黑墨水。这是两种比较耐久的材料字迹。而圆珠笔、复写纸、纯蓝墨水和红墨水字迹等由于其色素材料不稳定, 容易发生褪色现象;誊写油墨字迹和圆珠笔字迹由于易于油洇而易发生扩散现象;铅笔字迹由于结合方式是黏附, 因而字迹也不耐久。这三种字迹材料不耐久, 容易造成档案文献字迹褪变。

2. 纸张载体。

从造纸原料的质量和造纸过程的影响两方面来看, 手工纸的耐久性基本上要好于机制纸的耐久性;而手工纸中宣纸的耐久性要好于绵纸和竹纸。在历史档案中, 除受水泡或霉蚀等情况外, 手工纸的老化程度一般要低于机制纸。大多机制纸档案有明显的老化现象, 如变黄、酸化、机械强度降低、脆化、表面粗糙、质地腐朽等。另外, 从档案的pH值角度分析, 手工纸的pH值大多在6.5～7.3之间, 而机制纸的pH值一般在5.5～6.5之间。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研究结果显示, 在国家图书馆馆藏文献中, 民国文献的酸化和老化损毁状况最为严重, 很多文献的pH值已接近4.0, 中度以上老化损坏比例已达90%以上, 尤其是民国初年的文献已老化率已达100%。由此可以类推, 由新闻纸或者印刷纸作为载体的档案文献遗产其酸化情况也不容乐观。

二、环境因素

1. 光照的影响。

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存环境中, 光线照射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档案文献的制成材料中含有较多的C-C键、C-N键和C-O键, 这些化学键具有一定的键能, 当外来能量高于这些化学键的键能时, 就会发生光降解反应, 使化学键断裂, 破坏纤维素长链分子, 降低纸张或其他载体材料的强度。有资料表明, 断裂纤维素分子中的C-C键需要245千焦/摩的能量, 而断裂其他线性饱和键需要的能量小于等于334千焦/摩。也就是说, 波长小于486nm的光线就足以破坏纤维素分子中的C-C键, 而波长小于358nm的紫外线对各种线性饱和键都有破坏作用。由此可见, 紫外线对各种材质的档案文献遗产都有一定的影响, 容易造成纸张、绫绢老化、发黄、变脆。

2. 生物污染的影响。

主要包括档案害虫和霉菌两方面。无论是害虫还是霉菌, 如果不及时控制, 都将给档案文献遗产造成难于挽回的损害。害虫啃食档案、打洞产卵会对档案文献造成物理层面的损伤;霉菌对档案文献的危害则更加严重, 不仅直接作用于档案文献, 促使其降解, 降低其强度, 还会分泌一些有机酸, 增加档案文献的酸性, 促进档案水解, 导致档案文献黏连。同时, 大多数分泌物都是有机色素, 会污染档案, 影响阅读。对于我国广大南方地区, 全年高温高湿时间较长, 如库房环境不加控制, 生物污染将成为档案文献遗产濒危的重要原因。

三、时间因素

我国大多档案文献遗产形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存世时间至少有50多年, 而明清档案距今更是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不论保存环境如何, 时间的流逝必将导致档案文献遗产制成材料的变质, 只是因纸张和字迹材料本身质量的不同, 老化变质的速度不同而已。变质的后果就是使档案文献遗产丧失或减弱其传递信息的功能, 甚至使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出现断层。任何档案制成材料都有一定的有效使用寿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 制成材料原有的物理化学性能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 逐渐失去原来的特性, 即档案文献制成材料不可能超越自身的有效使用寿命而长期的保存下去。时间是档案文献遗产老化的主导因素, 是永恒的、绝对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的来说, 档案形成的时间越久远, 其制成材料老化、损坏概率越大, 有效寿命越短。

四、社会因素

1. 形成时主体对档案文献价值判定所造成的影响。

档案文献遗产主要是由各时期旧政府进行政务活动时所产生的文书转变而成的。因此, 政务活动的主体对该政务活动的价值判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档案文献遗产载体的选择和之后的保管条件。在档案最初形成时, 参与政务活动的人根据其对该文书重要程度的判断来选择使用的载体材料, 对于认为较为重要的档案文献就使用耐久性较好的纸张材料并在政务活动之后妥善保管;而对于认为并不重要的档案文献则采用一般甚至不耐久的载体材料并较为随意地保存。然而,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变迁, 人们对于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认知程度和价值判定在不断改变, 以至某些在形成时被认为不重要的档案文献遗产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 对目前某些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由于其形成时选用的载体较差且保存不善, 出现了此部分档案文献遗产要么保存下来很少, 要么老化损坏严重的现象。

2. 保护意识薄弱造成的影响。

因保护意识不足而对档案文献遗产造成的影响有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两种情况。其中, 宏观因素是指整个社会环境对档案文献遗产缺乏足够的保护意识, 对保护重视不够, 投入不足, 相关规范和标准不健全, 没有营造一个良好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氛围。微观因素是指由于档案馆规章制度不合理或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的损失;读者不慎造成的损坏;因技术力量不足而耽误了较好的修复时机;修复中直接或间接造成了档案文献遗产的破坏等。

档案修裱文献统计分析 篇2

关键词：档案；修裱；文献；统计分析

中图分类号：G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170-02

一、研究涉及的学科

国内有关修裱的研究共涉及档案及博物馆、有机化工、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行政法及地方法制、建筑科学与工程、出版、轻工业手工业、旅游10个不同学科。其中档案及博物馆110篇，占89.43%；有机化工7篇，占5.69%；而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中国文学、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行政法及地方法制、建筑科学与工程、出版、轻工业手工业、旅游8个学科各1篇，共占8.5%。研究的专业性非常强。

二、文献的年度分布

从1962年第一篇有关修裱研究的文献发表，到2013年53年间有32个年份有文献发表。全部年份平均文献数为2.32篇，有文献发表年份平均文献数为3.84篇。最少的年份为1篇，最高的年份为10篇。中数为5篇。众数为4篇（7个年度）。具体情况：1962年1篇，占0.81%；1964年1篇，占0.81%；1980年2篇，占1.63%；1982年1篇，占0.81%；1984年2篇，占1.63%；1986年1篇，占0.81%；1987年2篇，占1.63%；1988年6篇，占4.88%；1989年2篇，占1.63%；1990年4篇，占3.25%；1992年5篇，占4.07%；1993年6篇，占4.88%；1994年6篇，占4.88%；1995年4篇，占3.25%；1996年5篇，占4.07%；1997年4篇，占3.25%；1998年8篇，占6.5%；1999年5篇，占4.07%；2000年6篇，占4.88%；2001年4篇，占3.25%；2002年6篇，占4.88%；2003年2篇，占1.63%；2004年1篇，占0.81%；2005年10篇，占8.13%；2006年3篇，占2.44%；2007年5篇，占4.07%；2008年4篇，占3.25%；2009年4篇，占3.25%；2010年5篇，占4.07%；2011年4篇，占3.25%；2012年3篇，占2.44%；2013年1篇，占0.81%。

从文献的分布情况来看，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整个60年代的研究只有前期有零星文献发表，后期没有文献发表。整个70年代相关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没有1篇文献发表。进入80年代，研究开始恢复，10年间有7个年份共发表文献16篇，年均不到2篇，最多1年发表文献6篇。进入90年代，研究日趋活跃，10间共发表47篇，年均近5篇；只有1个年份没有发表文献；最高年份发表8篇。进入21世纪后，研究的持续性更强，没有空白年份出现，文献总量比20世纪90年代略少，达45篇，但最高年份为10篇，研究的起伏较大。近年来，年度发表文献的数量略有下降，研究有降温的趋势。

三、文献的基金资助、研究层次及作者分布

在123篇文献中，仅有《正确看待档案修裱技术》1篇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这篇文献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张美芳教授2007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可持续发展档案保护技术的战略走向”（项目编号：07BTQ030）。

从文献涉及的层次来看，可分为2类5个层次。其中社会科学116篇，占94.31%（基础研究81篇，行业指导34篇，职业指导1篇）；自然科学7篇，占5.69%（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4篇，工程技术3篇。社会科学占绝对多数。

从文献作者的分布情况看，123篇文献作者就超过了132人，2篇以上的作者31人，发表文献69篇次。其中余紫冈、梁朝玉、狄娟、曹枫、张清志、吴志刚、刘舜强7人各3篇，共21篇次，占17.07%；邹心欣、周景华、赵美华、张玉荣、张美芳、袁国华、于继平、尹慧道、燕开良、颜红梅、薛蓉、王勇、王晓源、王冬明、施佩璜、马秀艳、刘小敏、梁惠卿、连成叶、李维锋、李锐、姜建国、陈学敏、陈文樵等24人，各2篇，共发表48篇次，占39.02%；宗培岭、朱晓莉、朱贤述、郑莲香、赵满堂、章周叶、张芝桥、张芸、张树清、张焕叶、翟兴运、曾声珂、于成志、杨谊、杨白新、严表、许兴斌、徐向东、徐廷骠、徐丽萍、辛飞飞、伍同、吴君红、魏斌、王英兰、王应麟、王艳明、王伟郦、王曙光、王世林、王庆峰、王明哲、王建库、王惠娟、王海峰、王丹琼、汪思明、田益民、田磊磊、陶琴、孙晓、孙慰耆、孙书静、苏云龙、苏丽娅、史伟、沈阳市档案局档案抢救课题组、沈蒙、邵金耀、潘思羽、潘建军、欧阳慧龄、梅军、毛清英、麻新纯、麻爱萍、栾承素、吕玲、刘志峰、刘志东、刘旭东、刘静宜、刘国科、廖前方、梁新、梁翠华、李钰章、李玉虎、李永新、李筱春、李淑华、李琦、李兰、李景仁、李关亮、李大龙、景丽霞、姜丽娟、黄均霞、胡延平、胡东宁、侯传学、付雪涛、冯乐耘、冯鹤旺、方榴膺、段锡璋、董佩华、董慧娟、丁金根、达式玉、崔晓伟、成古、陈勇、陈鹏、陈红、陈福英、陈菲、陈迪、陈道国、蔡顺琴等101人各1篇次，占82.11%。总体人均0.93篇。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核心作者群。

在这些作者中，合作文献数为32篇，占26.01%。合作率超过了整个文献数的1/4，比例非常之高。在这些合作的文献中，7人合作的1篇，5人与4人合作的各3篇，3人合作的10篇，2人合作的15篇。

四、文献涉及机构的分布情况

从文献涉及的机构看，至少有90个单位，单位平均值为1.37篇。其中发表2篇文献以上的有20个单位，占单位数的22.22%；发表文献53篇，占123篇文献的43.1%。成为这一研究的核心研究单位。其中安徽省档案局5篇，占4.07%；四川省档案局、云南省档案局2个单位各4篇，占6.5%；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辽宁省档案局、同济医科大学、故宫博物院、天津师范大学6个单位各3篇，占14.63%；北京图书馆、广东省阳江市档案局、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贵州省档案局、河南油田、黑龙江省档案馆、湖北大学人文学院、湖南省档案馆、湖州市档案馆、淮南师范学院、嘉善县档案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景宁县档案馆、空军政治学院图书档案系、昆明市档案馆、乐山市档案馆、临汾地区档案局、临汝县档案馆、灵台县档案局、山东交通学院、山东省滕州市档案馆、沈阳市档案局、台州地区档案馆、滕州市档案馆、天津市城建档案馆、天门市档案局、外交部原档案室、武汉市城建档案馆、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西双版纳州档案局、湘西自治州档案馆、萧山市档案馆、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烟台职业学院、阳泉局、云南省档案局馆、福州市交通建设发展总公司、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保护技术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上海分院信息管理系、重庆市档案局等各70个单位各1篇，占56.91%。从文献作者机构分布看，档案局馆所占比例与发表文献均是最高。

五、文献的来源类别、期刊分布、关键词分布情况

在全部123篇文献中核心期刊100篇，占81.3%；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文献30篇，占24.39%。核心期刊与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所占比例高于普通期刊。研究的文献权威性高。

从文献的期刊分布看，123篇文献分布在32种期刊上，刊均3.84篇。发表文献在2篇以上的有20种，占62.5%；发表文献111篇，占90.24%。文献的分布相对集中。其中档案学研究15篇，中国档案13篇，档案学通讯12篇，浙江档案11篇，兰台世界10篇，云南档案6篇，四川档案5篇，北京档案、贵州档案、湖南档案、山西档案4种杂志各4篇，城建档案、档案、档案管理、湖北档案、上海档案5种各3篇，档案天地、黑龙江档案、山东档案、粘接4种杂志各2篇，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档案与建设、东南文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黑龙江大学自然科学学报、黑龙江造纸、化学与黏合、秘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图书馆杂志、现代图书情报技术等12种杂志各1篇。档案学期刊与档案学核心期刊是关注这一研究的主要媒体。

从文献的关键词分布看，共涉及49个关键词，其中使用频率在2次以上的有11个，占到了22.45%。其中档案8篇、修裱6篇、修裱技术4篇、淀粉3篇、档案修裱3篇、书画修裱2篇、档案保护2篇、方法2篇、中药2篇、解决办法2篇、淀粉胶粘剂2篇；黏度、黏合剂配置、标准、修裱文献等38个各1篇。文献使用关键词的比例不足半数。研究的专指性与规范性都比较差，这与这一研究起步早，早期文献不规范有直接关系。

六、结语

浅析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濒危划分 篇3

在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可通过一些定性指标———诸如档案文献遗产的形成时间、存世数量、档案来源、信息内容、信息记录形式等等———来初步划分, 进而根据相应的价值判定原则和标准结合档案馆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确定。但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层面的濒危判定并不等同于对档案文献遗产内容价值的鉴定。首先, 正如前面所言, 档案文献遗产承载的信息不仅包括档案所记录内容的显性信息, 还包括档案所蕴涵的隐性信息, 如从档案制成材料可大致反映其形成的时期、地域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 又如从档案特定的记录形式所反映的特殊事件背景等。可见, 档案信息内容稀缺可称为信息濒危, 档案信息形式稀缺也可成为信息濒危。其次, 档案文献遗产信息濒危的着眼点是信息内容或形式的稀缺性, 而档案文献遗产价值鉴定的着眼点是信息内容的珍贵程度和重要程度。二者有所交叉, 但又不尽相同。一般来说, 物以稀为贵, 信息稀缺的档案文献遗产其价值也相对比较珍贵;但由于档案信息有相应的时效性, 在某个历史时期并不是所有的重要档案都比较稀缺。在档案文献遗产信息濒危的划分时, 信息的重要性固然很重要, 但稀缺性才是决定其是否濒危的关键所在。因此, 档案文献遗产信息层面的濒危划分主要是通过档案文献遗产信息的稀缺程度来衡量其是否属于濒危。

一、相关学界的划分依据

档案信息价值鉴定一直是档案管理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而档案文献遗产信息濒危的划分不但要判断档案价值量的多寡, 还要确定其稀有程度的高低, 因而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因而, 可以首先借鉴一下我国文物、图书界对古籍善本与一级文物的判定标准。《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中把文物藏品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 而珍贵文物又根据其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 分为一、二、三级珍贵文物。文物定级的主要依据是文物本身所内涵的历史文化价值, 也就是描述、反映和印证历史的真实程度、文化发展的脉络与文化水准的演变过程。按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 一级珍贵文物的定级标准是反映我国各个历史时期, 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艺术、宗教、卫生、体育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代表性文物。

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的入选标准总的来说概括为“三性”和“九条”。所谓“三性”就是从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来衡量古籍的价值。凡具备“三性”或虽不全具备但是流传较少者, 均可视为善本。所谓“九条”, 就是指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入选标准的九个方面: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 (包括残本与零页)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 (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 ;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 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 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 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印谱。可以看出我国图书、文物界对古籍善本与一级文物的判定标准主要考察的是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同时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的入选“九条”可以看出, 古籍所产生的时间和其稀有、典型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古籍善本的鉴定标准。

二、信息濒危的划分原则

1. 来源原则。

档案的来源是指档案的形成者。档案文献遗产的形成者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能直接影响着档案文献遗产的信息内容、形式以及内在价值。而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遗产是由各时期旧政府的各种公文转化而来的, 在判定文件信息稀缺和价值多寡之前, 必须知道其是怎样产生的。相同或者类似来源的档案文献遗产遗留并存世的数量越少其信息的稀缺程度就越高, 其本身就更为珍贵。相同类型的档案文献遗产, 由于来源不同, 记录信息的价值量和稀缺程度就可能天差地别。例如在某特殊历史时期或者特殊历史事件中, 某重要临时性组织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由于时代背景的特殊性和档案来源本身的唯一性———其所含的信息的稀缺程度和珍贵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2. 时间原则。

其一是指档案文献遗产形成时间的久远程度。作为有机质载体材料, 纸张的理化性能相对于其他一些无机质材料, 如陶瓷、青铜或者石刻来说, 并不是那么耐久。因此, 越是形成时间久远的档案其存世的可能性就相对越小, 其内在信息的珍稀程度也就越大。其二是指档案文献遗产形成时间的特殊性。这里所说的特殊性是指档案文献遗产形成于某些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 如同是清末时期、戊戌变法时期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较其他一般年份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更为珍贵, 而戊戌变法中形成的档案文献遗产所包涵的信息相对于其他档案文献遗产就更加稀少和重要。

三、信息濒危的划分依据

濒危档案文献 篇4

预防性保护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对于档案文献遗产而言, 狭义的预防性保护有三层含义:第一, 通过保管环境的合理控制, 使未濒危档案远离濒危;第二, 减缓已濒危档案的消亡速度, 尽量延长其寿命;第三, 确保修复后的档案保持相对稳定的理化状态。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将广义预防的概括为:在不危及物品真实性的前提下, 延迟任何形式的、可以避免的损害所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和行动。具体来说, 就是运用光照度、环境条件、空气质量、害虫综合管理、处理、包装、运输、展览、储存、维护、利用、安全、防火、突发事件的准备和应答等一系列的措施来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毁的行为。本文主要以预防性保护中的管理层面为研究对象进行阐述。因为预防性保护的管理层面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所以也应采取宏观和微观的双重管理策略, 以减少档案文献遗产损坏的概率, 达到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一、宏观层面

1. 长期保护策略。

制订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长期保护策略, 提出我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管理规章、管理机制、管理模式等;注重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整理与保管的前瞻性、科学性、系统性, 制订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载体材料, 采用不同的保护模式与方法, 对损坏程度和稀缺情况不同的档案文献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计划。

2. 专业法规。

我国缺乏明确专指的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法律法规, 与之相关的法律包含在现有的《档案法》中。虽然国家档案局和各地方档案局也发布了一些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管理办法或条例, 但是对于全国不同地域的档案文献遗产的全方位保护来说还远远不够。在当今建设法制社会的时代, 法律法规的欠缺, 会给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造成法律上的空缺或空泛, 缺少执法的依据。各地区档案馆应根据《档案法》和相关遗产保护法等上位法健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管理规章, 对所有档案文献遗产的界定、分类、分级、保护措施、经费来源和利用原则、保护人员资格、责任、应急措施、抢救办法等制订具体的标准或做出明确规定, 把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和抢救工作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 为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使之真正纳入法制化轨道。

3. 保护政策与标准。

在政策导向上,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适当考虑向档案文献遗产保护领域倾斜, 鼓励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技研究和实践。同时, 加强标准化建设, 促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研究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系的总体构成, 研究各标准项目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及与相关标准的科学关系, 将先进的共用关键保护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材料转化为技术标准;重点开展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存环境标准、档案馆功能设施标准等通用标准研究;进行不同类型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与保护规范以及技术标准研究, 推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技术的发展及成果推广, 促进濒危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标准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二、微观层面

1. 为信息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保管形式。

通过提供特殊的保管形式, 使濒危档案文献遗产对诸多影响因素具备更强的抵御能力, 延缓其老化的速度, 预防损坏的发生。而特殊保管形式的提供可依靠微气候法实现。微气候法是指为价值重要、较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营造一个小环境, 通过加强对其周围微气候的控制, 达到重点预防的目的。2001年召开的全国档案局馆长工作会议提出:“各级国家档案馆, 尤其是副省级市以上档案馆可以尝试建立‘档案特藏室’, 将特别珍贵、重要档案集中保管, 采用先进的设施、设备, 对重点档案实施特殊保管和提供利用。”档案特藏室的建立是加强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工作, 改善重点档案保管条件, 保护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重要举措。档案特藏室的建立和微气候法的理念正好契合, 即对最珍贵、急需保护的档案文献遗产提供特殊的管理方式和更加严格的环境控制, 减缓其损坏的速度。因此, 可将信息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放入特藏室中进行保护。

2. 建立库房巡检制度, 做好濒危档案文献遗产调查的跟进工作。

对馆藏档案文献遗产整体调查的完成, 并不意味着调查工作的结束。随着时间流逝、环境变化、人为损坏等因素, 调查结果中情况较好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出现破损, 破损较轻的档案文献遗产可能情况恶化, 抢救后的档案文献遗产也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因此, 调查工作的跟进必不可少。档案馆可在日常库房工作内容中添加库房巡检一项, 即在日常记录温湿度等环境指标的同时, 随机对档案文献遗产进行抽查。抽查数量可在全面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馆藏中较为珍贵的档案文献遗产或之前调查中损坏情况较为严重和普遍的全宗, 可重点抽查。第一步可5点取样 (一种重点调查的方法, 即从库房中选定5个不同的区域进行调查, 进行定性分析) , 如发现问题可增为8点取样, 问题普遍可继续增加取点数。通过增加取样点可判断该问题是局部问题还是库房的整体问题, 如局部问题可对局部进行抽样调查或者普查, 如是库房的整体问题可根据之前调查的数据有选择的进行复查。

3. 提高危机管理意识, 制订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应急预案。

应依据档案文献遗产存世的全过程, 分析其可能出现的危险, 对其进行完整的预防性保护。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管、利用、运输和展出中, 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突发事件, 并对档案文献遗产的耐久性产生影响。因此, 在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中应提高危机管理意识, 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 对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随时做好准备和应答。档案文献遗产应急预案应该包括:档案文献遗产保管和保护中的环节, 各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危险, 针对性的预防措施, 危机出现后的抢救措施等。

4. 提供复制品利用和展出, 减少档案原件损坏的概率。

对于需要经常利用和展出的濒危档案文献遗产, 可通过仿真技术, 制作相应的复制品提供利用和展览, 以减少展出流程对其的影响以及档案受到损坏的可能, 从而达到预防性保护的效果。目前主要的仿真技术有:档案的临摹、水描技术和数字化仿真技术。

濒危档案文献 篇5

一、制定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方案

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方案是将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理念落实到抢救工作的各个具体环节中。制定抢救方案的主要目标是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进行总体设计和规划;其任务是以保护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进行科学的整体策划, 制定系统和详尽的抢救措施, 核定实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等, 它在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工作的全过程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因此, 在制定方案前要进行摸底调查, 弄清楚哪些是亟待抢救的、数量有多少、抢救力量和水平怎么样、如何做到有的放矢。在实施抢救与修复前, 档案馆应以馆藏档案文献遗产为对象, 按照档案管理的有关要求, 通过对馆藏档案文献遗产的损坏情况的调查, 收集第一手资料, 整理相关原始数据, 进一步明确档案文献遗产抢救范围, 采用结合实际的抢救方法, 编制抢救馆藏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方案, 努力实现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寿命的目标。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 对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应分轻重缓急, 区别对待。在制定抢救计划时, 应根据调查结果明确标定抢救的先后顺序和针对性, 保证对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优先抢救和不同档案个性化处理的原则。基本原则是先抢救破损严重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破损轻微的档案文献遗产;先抢救年代久远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年代较近的档案文献遗产;先抢救利用率高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利用率低的档案文献遗产;先抢救有重要利用价值的档案文献遗产, 后抢救利用价值一般的档案文献遗产, 以缓解档案馆各方面的实际困难, 集中力量抢救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此外, 对于粘结成砖的档案文献遗产, 可放缓进行, 但对于将成碎末的档案文献遗产, 需要抓紧抢救, 以防造成无法挽救的损失和遗憾。

二、建立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信息库

一是建立各类基础资料和信息库, 包括档案文献遗产的载体情况、保存现状、损坏程度、老化状况、形成时间、信息内容、记录形式、稀缺程度、重要与否等基础数据以及各种抢救材料种类、产地、品种、规格和价格等相关信息;二是设立专家数据库, 将我国档案抢救与保护方面的专家纳入其中, 在制定抢救性保护计划和具体的抢救操作中可以针对不同的抢救对象, 请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和指导;三是将已抢救的档案全部纳入信息库中, 建立一个完整的抢救过程数据体系, 同时提供已有的抢救实验方法和成功与失败的案例, 实现抢救信息采集、传输、存储、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笔者建议建立国家档案局、省和市 (地) 三级互联的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平台, 对全国的档案抢救工作进行监测管理, 以实时数据库、历史数据库、集成信息库为支撑, 提高抢救和管理的信息化程度。

三、建立抢救档案

抢救档案是把档案文献遗产抢救前的状况以及整个抢救工作过程中的抢救方法、抢救材料、抢救原则、抢救细节、抢救时间、抢救人员、验收人员等所有详细资料随同抢救完成的档案文献遗产一并归档。建立抢救档案的意义在于:第一, 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档案文献遗产原件不被后人在再次抢救中随意改变物质组成或原有形制;第二, 如果档案原件的原貌被改变了, 那么什么时候改变的, 改变的依据是什么, 都可以通过抢救档案查询到有关信息;第三, 一份科学完备的抢救档案可以为后人在再次抢救中提供档案原貌的第一手参考资料;第四, 抢救档案保留了抢救信息和抢救经验, 便于同行之间相互借鉴, 取长补短。由于抢救性保护的对象大多为制成材料濒危的档案文献遗产,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极有可能需要再次修复。此时, 抢救档案对于准确把握档案文献遗产的原貌、制定再处理方案进而实施妥善的修复就显得极为重要。现在, 国家图书馆已经把在抢救前制定抢救方案和抢救后建立抢救档案作为该馆抢救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并建立了计算机管理的抢救信息管理系统, 值得档案部门借鉴。

四、制定抢救材料和方法标准或规范

目前, 我国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性保护工作缺少相应的规范或标准, 因此, 制定抢救的标准与规范已刻不容缓。通过制定濒危档案文献遗产的抢救材料和方法标准或规范, 起到保证濒危档案文献遗产抢救质量与安全的技术控制作用, 将先进的共用关键技术和普遍认可的保护方法转化为技术标准, 把已经在抢救实践中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修复材料上升为修复材料标准或规范, 重点是制定档案修复材料通用标准、修复技术标准和修复用具等通用标准、不同类型档案保护修复规范与技术标准以及通用的抢救流程、修复要求与试验方法和管理技术等标准。

五、完善档案保护教育培训及资质认证制度

濒危档案文献 篇6

一、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语料库的类型

语料库的类型是根据语料库应用的目的和用途而确定的。这些充分体现在语料采集的原则和方式上[1]。基于语料库的不同应用目的可分为一般语料库和专门语料库;根据语言载体形式将语料库分为文本、声音等混合型;根据语种可以分为单语 / 多语语料库;根据是否加标注可分为加标注 / 不加标注的语料库[1]。还有的根据语料库的目的和用途把语料库的类型分为:异质的,即没有特别的规定,广泛或比较随意地收集大量的语料;同质的,即只收取相同类的语料;系统的,即根据原则收集语料事实,使语料的收集具有系统性和平衡性;专用的,只收取一定特定用途的语料[2]。以上两种观点,其实同出一辙,大同小异,都比较好地分析了语料库的类型问题。它们自身本来就没有矛盾性,只是事物认识的各个层面而已,反而它们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这些互补性也是做好“黔西北”构建的关键。“黔西北”目前语料库处于空白的状态,濒危的文献大多处于纸质的状态,不要说已进行过计算机的处理,因此在构建“黔西北”语料库时,以上语料库的所有模式都必须一一考虑。而且这些模式需要分阶段进行,这样不仅便于记录,而且便于多模式中学习和使用。除达成语料类型的共识外,还必须弄清各类型间的序列问题和生态关系。

第一阶段应该用异质的模式(一般模式)。在我们对所收集的内容陌生或了解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第一次收集某一个语种的语料库时应该用此方法比较恰当。“黔西北濒危彝文献”的分布比较散杂,类别多样,在我们对这些濒危文献的具体储藏地、内容等状况还不清楚,用穷尽式的办法,最好见到就收。如果我们在第一阶段抛开此模式改用其他办法,那么受限制太多,无法做到全面。第二阶段应该用混合型语料库的模式。多媒体手段,记录声音、图像等。这样的文献语料库才能处于活态,以往的语料库中往往忽视了声音的记录,致使纯文本文献语料哑化或无法解读,这样的结果背离了文献语料库构建的初衷。第三阶段应该用系统型的语料模式。系统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它不仅指做到内容的全面,还指在全面性的基础上科学地进行归纳和总结,使之全面和规律。我们一旦掌握了“黔西北濒危彝文献”的扎实语料后,继下的工作就是使之科学分解、系统一体、有规律可寻。第四阶段应该用同质的语料模式,或称专门的语料模式,此模式注重应用性,是在前面三种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模式的科技含量应该更高,而且内容需要注解,注解地更该有深度。我们认为这是随着文献语料使用的需求变化,致使语料库更加精细化的表现,此模式语料库的好处是能在短的时间内满足我们的研究等需求。

二、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语料库构建的方法

1.确定调查的地点。“黔西北濒危彝文献”的分布比较散,而且分布据点比较模糊,有的是知道该文献名,但不知其所藏地;有的是文献名和所藏地都比较隐蔽,在此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要弄清调查的具体地点。可以按照“黔西北濒危彝文献”地理分布、家族分布、类别分布的特点进行具体文献所藏地的确定。具体方式:一是访问,即从黔西北彝区老人的记忆里去搜寻;二是从文献入手,从现有的古彝文献当年被发现的线索中去调查,调查这些文献最初从哪些人的手里得来的,再根据此线索预定大概的文献收藏范围。

2.语料调查。做好“黔西北濒危彝文文献”的语料调查,就要遵守一个原则:最大限度地搜集该文献语料。应该从访谈、全民参与、文献参照三种方式进行。(1)访谈。访谈分为问卷调查和面谈。问卷调查是根据我们的问题需要进行的,就是被调查者要满足调查者的问题诉求,因“黔西北濒危彝文献”藏地比较模糊,用此方法可知道文献的一些大致情况。但仅此不够,必须与被调查者面谈,在此过程中要以计划性与参与观察式相结合,这种有计划但也不失几分随意的访谈中,被调查者才愿意说真话,我们也才知道真实的情况。(2)全民参与。在我们还不知道“黔西北濒危彝文献”的整体情况下,采取全民参与的调查法是比较重要的。这里的全民是指黔西北彝区彝族人中不同年龄的群体。而且群体人数必须占一定的比例。切忌走马观花,随便找几个人一聊就下定论。除了人眼能看到的直接搜集外,储藏在记忆或口承的部分必须给予被调查者充分的时间慢慢地想,慢慢地回忆,这样语料的内容才自然流露,并真实可靠。(3)文献参照。文献参照也是一种好方法,语言学、人类学等都爱用之。一般来说文献参照主要有两种作用:一是调查开始时给予我们一些调查启示; 二是调查结束时给我们可以将调查的结果和文献所记载的内容作一个比较,衡量其内容的真实度。黔西北彝文文献都属于一个系统, 可以在已被整理的彝文文献中搜索还未被发现的彝族濒危文献。

3.语料梳理。语料调查结束后继下的工作就是语料梳理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语料通过梳理进入语料库。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说的“语料梳理”不是“语料清理”,以往有人的做法就是对调查来的语料根据需要进行取舍,把不要的语料彻底删除,这样的结果是导致语料多方面价值的可能性受创伤。所以我们在梳理“黔西北濒危彝文献”的时候,一定遵守“多元价值”的理念,尽量保持彝文献语料的完整性,以便让使用者各取所需。

4.文本转写。文本转写就是对梳理后的语料进行分门别类的规 范和注解。这里不仅对语料内容进行注解,而且要对文本的形式进行规范。转写成的文本就是语料库的实际内容,所以语料库最后生成的内容是否丰富、内容解读是否深刻、文本形式是否规范等都关键在于文本转写的好坏。做好“黔西北濒危彝文文献”文本转写,我们觉得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文本归类。要对梳理好的“黔西北濒危彝文献”进行合理归类。文本归类应该包括很多种:一是按照文献的分布特点归类,根据“黔西北濒危彝文献”的分布特点可以把文献归为地理分布、家族分布和类别分布等;二是按照文献语料的载体归类,将同一语料载体归为一类,例如,可以归为声音的、文字的、图形的等;三是按内容归类,把同一内容方面的归为一类,例如, 族源、人类迁徙、洪水故事、打猎、战争、敬祖、求雨等都可以各归一类;四是按照文体进行归类,例如神话、传说、史诗、故事等,按照文体的样式进行归类,这样有利于使用。(2)文本标注。文本归类好以后,将所有的文献语料都变成文字的形式,并进行科学规范的标注处理。特别是对那些还只处于录音和图像的语料要转换为文字形式,同时也进行标注。文献语料的标注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种,即Toobox文本软件处理,利用Toolbox隔行对照化工具开展语料文本标注,该工具的重要特点是:文本与词典互动,利用词典对文本进行分析和标注。先建立语素库,再把文献语料当做文本,然后利用词性和形态分析技术,对文献语料文本进行形类标注。通过标注最终呈四行隔行(原句、对照译文、语法分析、意译)对照样式。(3)汉英的译文。文献语料标注完成后,还必须有一个好的译文。一般是汉文和英文的译文,而且此译文必须完整,主要以意译为主,译文要严格遵守汉文或英文文法系统,译文译好了,便于文献语料的利用。

5.语料库生成。语料库生成关键是计算机的处理和语料库利用平台的建设。(1)计算机的处理。当前语料库的建设正是计算语言学战略目标转移的一个重要标志[3]1。今天任何语料库的形成最终必须以计算机数据形态出现,这样我们利用起来才高效方便。成功的语料库有赖于电脑和人脑的分工合作,否则再大的语料库也无法发挥其特长[4]310。“黔西北濒危彝文献”也同样告别过去纸质版本的老传统方式,按照国际学术规范,利用计算机的相关程序进行处理,最终形成科学、规范、快捷的数字化文献语料形态。(2)文献资源联盟。文献语料库通过计算机的处理后,文献语料库已经生成了。下一步就是怎样开发这个语料库,使文献语料资源在不同的时空得到充分应用。要把“黔西北濒危彝文献”语料库开发应用好,我们认为必须走彝文献资源联盟这条途径。要汇聚力量建立一个科学的彝文文献应用网络平台,把此平台放在互联网上,让不同时空的需要者来使用。这样跨区域的联盟必然会促进彝文献语料更加丰富深刻。

本文对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语料库的构建进行了思考。认为该文献语料库类型应该包括异质的、同质的、系统的、专用的四种类型,而且这四种类型在该文献语料库的构建中要分步进行。根据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语料构建的具体实际,从语料的调查到文本的生成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

摘要：黔西北濒危彝族钞本文献语料库构建类型不是单一的,本语料库的构建方法从语料调查到文本生成,都要以科学的原则与彝族地方历史文献实际相结合;本语料库不仅为学科研究服务,而且有利于濒危彝族钞本文献的抢救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