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行为（精选11篇）
监管行为 篇1
在实际管理活动中, 很多监管活动既不单独属于单独的监管者负责, 也不是只存在唯一的监管环节, 而是涉及多个环节及不同的参与主体。管理环节的衔接或存有真空地带, 或存在多头管理, 监管协调性差, 无法形成合力, 对被管理者的行为控制也大打折扣。从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的监管系统来看, 监管是是一个监管者对被监管者行为进行观测的过程。
通过让业内人士对监管者进行测评, 并从中发现影响监管者行为观测力度的主要因素。对行为观测的评估可以通过调查、汇总、整理, 并通过简单平均或通过主观赋予各指标权重的方法算出各类监管者的行为观测力度及其他指标, 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简便易行, 但其缺陷是这种测评方法过于平均化或过于主观化, 不够客观地评价监管者的行为观测的力度及绩效。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方法, 对相关监管方的行为观测力度进行了评估, 并提出了改善行为观测及行为属性判定能力的策略。
1 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的行为控制
在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的管理中, 被管理者行为能否有效促进管理目标的达成和实现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要求对被管理者行为进行控制。控制一词的意思是“掌握住不使任意或超出范围”并“使处于自己的占有、管理或影响之下”[1]。行为控制就是指在对行为进行观测的基础上采取一定措施促使行为者调整行为, 以达到或接近行为规范和目标行为的过程[2]。例如委托代理理论、团队理论等都可看作是关于行为控制的研究成果。有关行为控制, 研究者提出了制度有效条件的数学模型[3,4], 以及制度的观测力度、控制回报差异、自然回报期望值差异, 行为成本差异等重要概念, 指出在维持制度的有效性的前提下, 这些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
在实践中, 可观测行为中大部分都属于间接观测的行为。因此, 要利用回报对行为控制, 还要探讨行为测度的问题。为了用回报来控制被管理者的行为, 管理者必须把可控回报与有关行为的测度连接起来。其原理是, 当被管理者的行为性质和程度向着管理目标变化时, 被管理者所得到的正回报就增加, 而负回报就减少, 当被管理者的行为性质和程度向背离管理目标的方向运动时, 被管理者所得正回报就减少, 负回报就增加。有了这样的关系后, 由于被管理者具有追求正回报而躲避负回报的本性, 被管理者就会使自己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向管理目标变化。这样, 管理者就通过把被管理者的行为测度与可控回报相连接, 实现了对被管理者行为控制的目的。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管理的目的就是促使由环节发生序列轴上一系列监管环节构成的整体行为最终产生管理者期待的行为结果, 即产生良性行为。
2 食品安全监管中行为观测
食品安全具有特殊的性质, 从属性上看, 根据达比等[5]提出的概念, 食品安全作为“信任品”, 卖方比买方有更多关于产品质量的私人信息, 而且这种信息不对称在消费者消费后仍然存在, 消费者只能依靠外部披露的质量信息才能了解到企业内部质量控制情况。具体来看, 消费者可以根据食品的颜色、破损程度辨别食品的外观, 也可以根据消费后的体验证明食品的味道, 然而对食品的品质, 消费者无法知晓食物生产中的添加剂是否合规、化学物质是否超标、食物在保存过程中是否受过辐照、是否违规使用各类添加剂, 这都导致此类食品安全问题很难被发现。
关于对食品安全中被监管者的行为观测研究, 研究者多是基于委托代理模型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如Andrew[6]基于委托代理模型研究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抽验制度对食品生产者的影响, Moises等[7]利用该模型分析了可追溯性对牛肉饲养者行为的影响。此外, 研究者也关注到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多环节、多参与主体的特性。顾宇婷等[8]、许启金[9]从供应链环节的视角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协调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刁琳琳[10]从运用不完备法律理论和监管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 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缺欠的成因以及改进方向进行了阐述, 认为应加强监管法律和监管体制的统一协调。高伟[11]认为, 不仅要完善政府监管体制和市场调节机制, 更要将第三部门引入公共事务领域, 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双失灵。
在市场中, 只有食品提供者才确切地知道质量安全水平, 而提供者为了谋取最大利润, 倾向于降低质量安全标准, 而质量安全控制降低之后食品的质量问题会逐渐暴露出来, 消费者进而对食品的评价降低、支付意愿减少, 如果没有恰当的机制, 企业会进一步降低质量控制标准以减少成本, 结果形成不安全食品充斥的“柠檬市场”[12]。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 政府部门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仍然明显不足, 媒体及社会机构的监督力度有限, 食品监管中对被监管者的行为观测存在诸多问题。
行为测度的作用在于改善行为状态 (比如行为类型、行为强度等) 的可观测性, 使一些不可观测的行为和可观测性较差的行为转变为可以方便地进行准确观测的行为。为了实现回报对行为的有效控制, 必须对所要控制的行为寻找相应的测度, 即用来度量这些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的指标。例如, 对于“生产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个行为, 用来观测其行为程度的测度有企业的“生产加工工艺水平”、“食品各种参数”、“食品生产加工供应链先进程度”等等。从要求上说, 行为测度都应当是可以度量的, 并且这种度量越精确越好。比如, 当采用“企业负责人的食品安全意识”作为“生产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个行为的测度与回报相连接时, 由于这个测度的可度量性比较差 (即企业负责人的食品安全意识”作为是很难准确地观察和判断的) , 所以就很难使回报准确地随“生产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这个行为的程度发生变化, 从而对这个行为的强化作用就难以实现。本研究拟通过设置合理的行为测度对食品安全监管中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的观测力度进行评估。
3 基于因子分析的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的观测力度评估
3.1 评价指标
本研究选取涉及多个环节、多个监管主体的食品安全监管案例作为评估对象。食品安全监管以食品的供应链条为主线, 包括从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培育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仓储、物流与销售的各环节。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监管分工进行了具体的说明, 把各部委的分工进行了界定, 而目前监管是按食物供应链来分工监管, 是一种典型的“分段式监管”。此外, 还有各种社会力量监管主体参与其中, 本研究将食品安全监管主体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别, 如表1所示。
本文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食品安全监管者的行为观测力度。结合实际监管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专家意见, 本文选取的测评表, 如表2所示。
每一项的总分是10分, 测评给出的分值为对应评价级别范围内对应系数与总分的乘积, 评估系数, 如表3所示。
本研究将2012年的10个典型食品安全事件[13]监管主体做了归纳和梳理, 抽取其中的包括政府机构、行业组织、媒体等在内的共计22个监管主体。通过向相关领域专业人员 (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 及相关学科的高校教师) 发放问卷调查表, 要求其按照编制的《行为观测力度测评表》对2012年的10个典型食品安全事件中涉及的22个食品安全监管主体的监管进行量化测评。调研共发放70份问卷, 收回合格调查表61份。
3.2 评价方法及评价模型分析
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 (比如P个指标) , 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综合指标来代替原来的指标。可以将原来P个指标作线性组合, 作为新的综合指标。主成分模型:
主成分模型满足每个主成分系数平方和为1, 即:a21i+a22i+…a2pi=1, (i=1, 2, …, m) ;主成分之前互不相关即:cov (Fi, Fi) =0;主成分方差依次递减, 即Var (F1) ≥Var (F2) ≥…≥Var (FP) 。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可操作性原则, 采用匿名问卷的形式计算评分。在下文中设为待测评的监管者为Ti (i=1, 2, 3, …, 22) 。将上述测评表中的8个指标作为样本指标, 按测评表中序号依次设为样本指标Ej (j=1, 2, 3, …, 8) 。本研究将每个监管者在测评中各指标得分计算出平均得分, 原始数据 (平均得分) , 如表4所示。
结合调研问卷, 通过SPSS的因子分析, 如表5所示。
从KMO样本适合度测试可以看出, KMO统计量为0.750, 说明各因子独立性较高, 分析的效果比较好。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的输出, 如表6所示。
单位:%
从上表可以看出, 第一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到61.208%, 前3个主成分的方差累积贡献率达到83.915%, 说明前3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具有的信息, 故提取前3个主成分进行分析。本文选取得8项指标独立性较强, 反映了行为观测的不同层面的状况。由于主成分分析提取的主成分不一定能够正好具有实际的模型指导意义, 可以通过适当的因子旋转, 将因子荷载中特殊因子的影响体现出来, 使得提取的公因子更有实际意义。主成分的含义可通过因子分析法进行确定。因子分析就是将大量的彼此可能存在相关关系的变量转换成较少的彼此不相关的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这样既可减轻收集信息的工作量, 且各综合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叠, 便于分析。
3.3 评价结果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的目的不仅要找出主因子, 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主因子的明确意义, 这一步的目的是通过坐标变换使因子解的实际意义更容易解释。为了测试选取的3个主成分是否具有实际的含义, 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中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如表7所示。
通过旋转, 本文发现第一个因子在E3、E4、E63个指标的负载比较大, 可以把它看作反映行为观测的“可行性”因子, 第二个因子在E7、E82个指标的负载比较大, 可以把它看作反映行为观测的“规范性”因子, 第三个因子在E1、E2指标的负载比较大, 可以把它看作反映行为观测的“持续性”因子。
根据回归方法计算出因子得分函数。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如表8所示。
对各评估对象在不同因子上的表现进行评价, 以因子1和因子2为例, 因子1中排名较前的是T17、T18、T14, 说明这些监督者对被监管者行为观测的可行性较强。较后的T9、T21行为观测的可行性较弱。因子2中排名较前的是T17、T11、T4, 说明这些行为监管的观测规范性较强。排名较后的是T8、T2开展的监管活动规范性较弱。
4 提升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的行为监管能力策略
(1) 对于某些不易观测的行为, 为了提高这种行为的可观测性, 在制度设计时可以为这个行为构造一种测度, 以改进其观测的可行性。例如, 在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中, “添加劣质食品添加剂”是不提倡行为, 但是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 这种往往成为一个难以观察的行为, 即使安排抽查和处罚, 也往往有企业铤而走险。这就需要进一步提升监督者对监管者行为观测的可行性。例如, 对企业食品添加剂的进货渠道及进货量、单位产量消耗量进行登记。或针对被管理者所具备的客观条件, 结合被监管者的行为动机, 对被管理者可能的不良行为进行预测。
(2) 通过行为观测的标记设定, 提升行为监管的观测规范性。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能力或需付出巨大的成本对食品进行甄别, 为了维持市场的存在, 需要食品企业主动披露食品质量安全信息, 比如由第三方对企业考核, 展示企业的生产过程, 颁发相关的资质认证, 如ISO、HACCP、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另外, 也需要监管部门依据法律对违规篡改、虚标质量安全信息的不良行为予以重罚。
(3) 实行的全流程监控是对食品安全监管行为所建立的“统筹”测度, 以改善行为观测的持续性。全流程监控制度将食品生产的供应链的多个环节、多个主体纳入监管范围, 统筹安排监管力量, 降低了对多环节、多主体协调性的依赖。对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全流程监控虽然增加了监管的成本, 就可以及时察觉问题出现在哪个环节并给予相应的处理, 从而发挥了这个测度的作用。
(4) 在实践中, 可观测行为中大部分都属于间接观测的行为, 需要利用回报对行为控制, 还要探讨行为测度的问题。为了用回报来控制被管理者的行为, 管理者必须把可控回报与有关行为的测度连接起来。其原理是, 当被管理者的行为性质和程度向着管理目标变化时, 被管理者所得到的正回报就增加, 而负回报就减少, 当被管理者的行为性质和程度向背离管理目标的方向运动时, 被管理者所得正回报就减少, 负回报就增加。对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的观测可从技术上和观测方式上进行改进, 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提高分环节监管主体的参与程度[14]。设置有力度的奖惩可使起所获得的可控回报与有关行为的测度连接起来, 有了这样的关系后, 由于被管理者具有追求正回报而躲避负回报的本性, 被管理者就会使自己行为的性质和程度向管理目标变化。这样, 管理者就通过把被管理者的行为测度与可控回报相连接, 实现了对被管理者行为控制的目的。
5 结语
通过利用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对食品安全相关监管方的行为观测力度进行评估, 结合现实问题, 可以发现监管中存在的不足, 提升监管制度设计的针对性。由于多环节可变主体行为行为观测的研究并未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 文献来源不广, 缺乏对行为观测内涵的界定, 且在数据收集与数据的可得性等方面具有局限性, 所获取的监管主体样本和企业案例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在未来对监管活动的行为管理分析中, 可进一步细化评估指标, 通过对更广泛数据的深度挖掘发现其中的规律, 以指导管理实践。
监管行为 篇2
如今，网上购物已成生活的一种时尚，但由于网络交易行为很不规范，假冒伪劣、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大量存在，导致网络购物消费纠纷逐渐增多。如何对网络商品交易有效监管并维护消费者权益，是我们工商管理人员不得不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一、网络交易的主要形式。
网络交易的形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消费者与经销商之间网上购买交易。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如、窝窝团、淘宝网等）向经销商购买所需商品（交易双方是经销商与个人）。这类交易的经销商一般都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领取了营业执照。二是商家对商家的网上交易。经营者与经营者之间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商品交易，并履行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行为。双方当事人一般均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取得合法经营资格。三是消费者通过网络平台向个人购买商品的交易行为（通常讲的个人对个人）。这类交易的行为主体大多数都没有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属于无照经营行为。但是这类网络商品的交易量很大，目前占居网络交易主导地位，也是引发消费者投诉的热点和难点的主要问题所在。
二、网络商品交易的特点。
应该讲，网上交易和网上购物之所以趋热，是因为其交易形式具有其它交易形式所不能及的特点和优势：一是便捷。广大网民（消费者）通过网上查询，能快速查找到自己所需称心的商品。检索快捷省时，手续简单方便；二是价格便宜。（网络销售产品）因没店铺投资等成本因素，网络销售的商品价格比一般市场所销售的同类、同款、同型号的商品价格往往低许多，这也是吸引消费者网上淘宝购物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款式新。网上所销售的商品，其款式、设计等往往比较新颖时尚，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四是款项支付方便、安全。主要由第三方担保并监督保证交易，如通过“支付宝”来完成最终的支付交易，即货到付款，也就是消费者验货后付款这种方式，只要操作规范，注意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避免网上购物风险。
三、网络交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交易主体不真实的情况大量存在。不少诈骗分子虚构合法交易主体，只收钱不交付商品或交付的是伪劣商品；在商品交付过程中，通过物流公司送货，常在先交钱还是先验收上扯皮，消费者付款后的商品交付及质量验收无保证。二是交易主体不合法。主要指以个人对个人的形式通过网络平台而完成的交易行为。这类交易行为的个人商品销售者，基本上都没有在当地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属于无照经营。而这类群体十分庞大，人数众多、量大面广，给工商管理带来相当大难度。
三是利用网络交易，公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有的经营者或个人销售者，在网上展示产品时，公开标明此产品是“高仿品”、“仿品”，而且价格却相当便宜，诱导消费者购买。应该讲，“仿品”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属于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产品。因此，我们工商部门应对这类经营行为加强重点管理。
四是售后服务不到位。对于某些网络运营商（购物网站）无法对售出的商品进行国家三包范围内的售后服务，只能靠销售商自身的诚信和信誉来保证，相关执法机构难以用行政手段加以控制和管理。五是虚假宣传。消费者网上购物大多数是看图买货，在网上看到的物品图片总感觉是精美无暇，但当拿到实物后感觉却大相径庭，无论是外观还是色彩，与网上所展示的图片效果差异很大。
六是低价吸引顾客。很多喜欢网购的市民都有这种感觉，网上的物品价格大多偏低，甚至低得超乎想象，网上实物图片还非常精美，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便宜其商品质地也会相对低劣，而这些所谓的物美价廉商品往往会通过网络的夸大宣传忽悠一部分消费者。
七是卖家信用等级虚假。网购也有许多的“托”，不少卖家往往会找亲朋好友来当“托”，对自己网上所宣传推销的商品进行点评和留言，当然这些点评说的绝对都是“过年话”，网站根据这些点评就会自动生成“卖家的信用等级”。一般的消费者看到“卖家好评”和“卖家信用”时，会放心的把货款汇到对方帐户，但这个信用等级的水分很大。
四、对网络商品交易行为监管的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通过制订相关法规规范网络交易行为，加强网络销售企业、个人自律，接受消费者监督等基础性管理。并着重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监管：
一是规范网络交易主体的资格。首先要把好网络经营主体的准入关，确保交易主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这是规范网络交易的关键。要逐步建立网络交易主体许可准入或确认制度。凡进入网络交易平台销售商品的企业或者个人，必须要在所在地的工商部门领取“网络交易许可证”后，电信部门或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如淘宝网）方能为其开通电子商务平台，方可进入网络交易平台进行合法交易，并实行许可证代码查询制度。通过查询，迅速便捷的查找到销售商的相关真实信息，以方便工商行政监管。
二是规范网络交易规则。要制定消费者网上购物退、换货制度，对进入网络交易的各类主体实行保证金制度，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
三是规范网络交易商品的给付规则。要借鉴一些网络运营商好的做法（如支付宝），与金融部门相配合，最大程度上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害。
四是建立工商、电信、公安联动机制。要建立信息互通管理机制。工商、电信、公安等相关执法、监管部门要依据职责，对所掌握和发现一些销售商违规违法行为进行及时通报，并依据各自职责进行处理。工商部门主要负责对销售商的行政处罚。电信部门根据工商部门行政建议，对严重违法和侵权的经销者或个人商品交易的网站平台予以清理或关闭，从根本上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公安部门应对网络交易中发现的网络交易行为涉及到犯罪行为的及时予以处理。
五是加强对网络交易行为的监督。
（一）要重点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监管。对属于全国性商品交易的网站进行重点监督，对加入其网站的销售者入会会员的经营行为进行跟踪监督，建立网络交易行为监控体系，发现问题及时警示并予以纠正，构成经济违法的，工商部门依据法律法规予以行政处罚，同时网站运营商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二）要定期发布消费警示。工商部门要建立网上交易行为诚信警示平台，定期发布网上购物的消费警示，对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或案件予以网上公开披露，提醒广大消费者防范交易风险。就目前来讲，消费警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醒消费者网上购物如何规避风险。首先，要从源头上尽量避免网络诈骗的发生。这就要求消费者在购买前要仔细审核交易对象的主体经营资质，包括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等内容。对于陌生的商家，要注意其网址上是否提供详细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必要时应打电话对经营者的身份予以核实。其次，在支付货款时要注意保留凭证。如果用信用卡支付，最好使用专用的一个帐户，卡内不宜存放太多现金。如果使用第三方交易，也要注意保留相关的交易凭证。在购物时，尽量使用支付宝付款，这样会有一定的保障。
逃避监管超量开采河砂行为的界定 篇3
2011年9月至10月间，被告人余某文、余某水等人先后通过以他人名义招投标、转让等方式取得南靖县靖城镇沥阳砂场（荆江后田可采区）的采砂权和销售权。后被告人余某文、余某水、余某钟、谢某平及柯某雄、戴某火（另案处理）商量合伙经营沥阳砂场，其中余某文占30%股份，余某钟占20%股份；余某水占20%股份，谢某平、柯某雄、戴某火三人各占10%股份。根据与南靖县河砂办签订的采砂、售砂合同规定，沥阳砂场1年河砂采、售最高控制量为6.5万立方米，经营期限为1年，时间自2011年9月份至2012年10月份。
2011年10月至2012年10月份间，被告人余某文、余某水、余某钟、谢某平经事先合谋后在规定营业时间外通过断电方式，让沥阳砂场现场监控无法工作，以逃避县河砂办监管，进行盗采、盗售河砂。经现场勘查及调查相关涉案人员、证人、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以及通过漳州兴龙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鉴证：2011年9月9日至2015年7月17日，沥阳砂场收取河砂销售款金额人民币7941585元。其中上缴南靖县河砂办河砂销售款金额为人民币3685950元，非法采售河砂量为85112.7立方米，总销售金额为人民币4255635元。
经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鉴定：沥阳砂场（荆江后田可采区）超量开采建筑用砂85112.7立方米，矿产资源破坏价值人民币4255635元。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余某文等人违反矿产资源规定，超量开采，构成非法采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余某文等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上采用秘密窃取的方式，盗采、盗售河砂，符合盗窃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构成盗窃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余某文等人属于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他们利用经营管理河砂的职务之便，窃取国家矿产资源，构成贪污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余某文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亦不构成盗窃罪，应构成非法采矿罪，理由如下：
（一）余某文等人的行为构成非法采矿罪
1.余某文等人“超量开采”的行为应认定为非法采矿行为。判断余某文等人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关键在于对“超量开采”的理解。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超量开采”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情形，因此，“超量开采”不能认定为非法采矿。另一种观点认为，“超量开采”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情形，“超量开采”应认定为非法采矿。
笔者认为，“超量开采”应认定为非法采矿，具体分析如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采矿若干问题解释》）第2条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情形：一是无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二是采矿许可证被注销、吊销后继续开采矿产资源的；三是超越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开采矿产资源的；四是未按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种开采矿产资源；五是其他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情形。余某文等人超量开采的行为，应适用第五项兜底条款即其他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情形，理由：（1）《非法采矿若干问题解释》第2条规定的第3种情形“超越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山范围开采矿产资源的，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超量开采”与“超范围开采”，均属于超出政府许可范围，性质相同，因此，超量开采也应视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2）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规定：“在采矿许可证被依法暂扣期间擅自开采的，视为本条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根据上述规定，曾经取得采矿许可证，但被暂扣期间擅自开采的可适用《非法采矿若干问题解释》第2条中的兜底条款，视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那么，在许可的采矿量范围之外超量开采的，理应也适用《非法采矿若干问题解释》第2条的兜底条款，认定为“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开采矿产资源”。
2.余某文等人的行为符合非法采矿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构成非法采矿罪。我国《刑法》第343条规定，非法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行为。首先，非法采矿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余某文等人符合非法采矿罪的主体构成要件。其次，余某文等人逃避河砂办监管，盗采、盗售河砂的行为既侵犯了县河砂办对河砂的管理制度，同时也侵犯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生产的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再次，余某文等人主观目的是为获取矿产品以牟利。最后，余某文等人“超量开采”的行为属于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客观上实施了非法采矿的行为。
（二）余某文等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1.就客观行为而言，非法采矿行为系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无证开采或擅自开采，本质上是一种盗采行为，因此，非法采矿罪与盗窃罪具有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立法者在普通法条之外又设特别法是为了对特定犯罪给予特定处罚或因为某种犯罪特别突出而予以特别规定，当两者发生竞合时，处罚原则除刑法立法有明文规定必须按重法处罚外，通常应依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论处。[1]余某文等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盗窃罪、非法采矿罪两个罪名，依据法条竞合的处理原则，余某文等人的行为应以非法采矿罪论处。
2.从侵犯的法益看，盗窃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所有权，非法采矿罪侵犯的是国家对矿产资源生产的管理制度和矿产资源所有权。余某文等人采用破坏现场监控的手段逃避河砂办监管，盗采、盗售河砂，既侵犯国家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对矿产资源生产的管理制度，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因此，本案定非法采矿罪更能全面评价余某文等人的行为的性质。
（三）余某文等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
1.我国《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贪污罪的主体包括“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承包经营管理、一种是租赁经营管理。[2]承包经营又包括经营型承包和劳务型承包两种形式。所谓经营型承包是指发包方将经营管理职能移送给承包者，变企业经营为承包者为主经营管理的承包。所谓劳务型承包是指发包方与承包方围绕某一工作任务，就劳动报酬规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以劳动者实现所承包的最终生产经营成果指标作为分配依据的承包。对于劳务型承包人是否能够构成贪污罪主体，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3]一种观点认为，对劳务型承包，因承包人从事的是具体劳务，而非管理、经营活动，其不属于贪污罪中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因此不具有贪污罪的主体资格。[4]
笔者认为，劳务型承包关系最主要特点是承包接触、使用等“经手”国有财产的过程，是一种生产过程，而非管理活动，承包人对经手的物品并不具有管理、处分权。承包人履行合同的过程就是从事劳务的过程，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务型承包人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具体到本案而言，余某文等人只是利用技术、人力等提供劳务，进行代采、代销，他们接受的是纯劳务的委托，他们受河砂办监管，对河砂即无定价权，也无经营管理权，因此他们承包的内容不是经营管理权，而是劳务。综上，余某文等人与县河砂办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属于劳务型承包，因此，余某文等人不属于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不构成贪污罪。
本案最终经南靖县人民法院判决，南靖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余某文等人构成非法采矿罪，宣判后，余某文等人均未上诉。
注释：
[1]张明楷：《法条竞合中特别关系的确定与处理》，载《法学家》2011年第1期。
[2]唐世月：《贪污罪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3]孙谦、陈风超：《贪污罪》，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3期。
准入管制还是行为监管 篇4
我们知道:放宽行业准入并不等于放弃行业监管。可以认为:行业准入和行业监管分别对应了企业招收员工时的各种考查和员工入职后的各种纪律约束及绩效考核。作为私人部门的企业,可以采用类似行业准入的办法设置门槛,招收符合自己企业要求的员工,但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则要从全社会公平的目的出发,尽量减少行业准入的设置。企业除了采用入职测试和评估的方式选择员工,还会对员工入职后的表现加以约束和考核;政府尽管在尽可能地减少行业准入设置,但对执业行为的监管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正因为如此,一方面政府依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谨慎地设置行政许可,另一方面也会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要求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职业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这两者是相互补充,不可或缺的。
其实,许可也好,强制也好,都属于强制,只是一个是在事前强制——不允许做相关的任何事情; 一个是在事后强制——做了不对的事情要接受强制处分。笔者认为:在行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遍不如人意的情况下,如果采用事后强制的方式,耗费的监管人力会是海量的,可能的不良从业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非常巨大。因此,事前的强制,适当的行业准入还是很有必要的。
政府采取行业准入的宽严程度还和企业对员工的管治意愿和能力有关。政府的管制和监管是为了不使从业人员危害社会和损害客户利益,如果企业能够管制好自己的员工,那么也同样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事实上,一些有品牌的房地产中介企业也在加大对员工管治的力度,从员工招聘标准到员工行为规范都有很高的要求,这当然就相应减少了政府监管的工作量。
而且,企业对员工的入职筛选和对工作行为的约束同样也是互补的——如果在员工入职时能够提高标准,并辅以高水平的入职培训,以后在工作中对员工的管理就会相应轻松很多。
监管行为 篇5
2006年5月起，中国证监会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 证券法》，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IPO、再融资的发行条件、程序和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了修订，新股发行及再融资相继重新启动，新的发行制度在上市公司融资政策方面做了一些重大改革，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融资条件拓宽
以往规定，公司发行股票，必须前三年盈利，若配股，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必须在6%以上，若增发和发行可转债，净资产收益率须达到10%。而新的融资政策规定“企业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对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甚至没有盈利要求。
(二) 融资效率提高
以往规定，发行新股公司需经一年的辅导期，从股份公司成立之日起要求有三年持续经营记录，企业上报配股申报材料需间隔12个月，增发需间隔一个会计年度，企业从申报材料到发行所需时间较长且不确定，发行效率不高。新发行政策规定，发行人获得发行核准后，可在6个月内自行选择发行时机;对两次融资的时间间隔不再限制，可以更多地由股东大会决定;不再适用流通股股东分类表决程序，发行证券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上通过即可生效。公司拥有更多的发行自主权，发行程序简化，大大提高了发行效率。
(三) 融资手段增加
以往规定，上市公司再融资只有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等三种方式。新融资政策规定，上市公司也可以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的品种除股票外，还包括认股权证、期权、可转换债券等。
(四)发行价格市场约束增强
以往规定，上市公司配股或增发时可采用折价发行方式。新融资政策规定，上市公司增发时将采用平价或溢价增发的市场化定价原则，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募集股份时，发行价格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价格不低于市价，有利于保护现有股东利益。另外，增发将引入承销商代销方式和发行失败机制，发行难度增大，市场约束增强。
二、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特点
进入后股权分置时期，随着融资政策的变化，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一)定向增发行为增加
由于我国新融资政策对非公开发行公司是否盈利没有要求，且非公开发行时战略投资者可以用资产或股权作价来购买增发的股票，因此，定向增发有利于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注入新的优质资产、换股认购、收购兼并等活动，已受到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青睐。据统计，截至2006年7 月31 日，沪深市场共有114家公司公布定向增发计划，总增发股份为280.6104 亿股，预计募集资金总规模为1420.83648 亿元。
(二)发行证券目的多元化
原来企业发行证券的目的多数是直接用于本企业生产经营需要。随着支付手段的增加，全流通后，用于直接收购、间接收购、反收购等目的的证券发行会日益增多。一是上市公司的再融资除了要考虑融资成本外，还要防范被恶意收购。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对大股东定向增发增加其持股比例，以维持现有大股东的控股地位。二是上市公司通过对大股东的定向增发，可使得上市公司获取大股东优质资产，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公司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公司股价上升，进一步提高市场恶意收购的成本。三是上市公司可以定向增发方式实现整体上市，消除母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实现内部业务流程和管理流程重组，减少集团内企业因相互竞争而带来的内耗，实现企业集约化。此外，定向增发还有利于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切实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三)可选择发行品种增加
股权分置改革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的逐步增强，股权融资成本在逐步加大，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的成本差距也在逐步缩小，优序融资理论的基础在逐步回归，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将有所改变，债权融资方式的比重将逐步加大，企业可选择的融资品种将丰富多彩。特别是附认股权债券，兼具债券和权证特点，既能取得固定收益，又有极强的投机性，既适合稳健的投资者，也适合风险偏好较高的投资者，必然会受到绩优蓝筹公司的广泛青睐。另外，权证市场在后股权分置时期会进一步扩大，尤其对于产品创新类公司，在融资前引入权证制度，不仅可以延缓市场的融资压力，投资者还可能因权证的上涨而盈利。
(四)注重对机构投资者沟通
随着发行门槛的降低，定向增发的增加，及机构投资者的壮大，机构投资者作为专业投资者在辨别公司投资价值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资本市场的话语权将越来越大，对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影响也日益加强，上市公司越来越注重与机构投资者的沟通。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利益同盟。
(五)注重发行时间、地点及中介机构选择
股权分置改革后，由于融资方式的市场化导致可能存在发行不成功的现象，投资者从原来脱离公司基本面的投机，变为不仅注重企业基本面，关注企业历史盈利和预期盈利，还关注公司盈利增长的真实性、股息率、现金流、财务结构等。市场将会存在“新股上市以后，不一定要上涨”的观念，发行失败的可能性增加，上市公司询价、定价、上市时机、地点的选择变得非常重要。拟发行公司或上市公司会更注意在主承销商、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的声誉、水平与发行成本之间的平衡，中介机构行为将受到市场的约束，越来越多的优质上市资源将利用国内资本市场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实现融资。
三、后股权分置时期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监管面临的挑战
在新的融资政策下，配股、全面增发等传统的融资方式逐步受到市场的冷落。相应的，定向增发、发行权证、可转换债券、附认股权债券等将纷纷进入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视野。由此，上市公司在关联交易、会计核算、信息披露等方面都将产生一系列新问题，在以下方面对监管工作提出新的挑战：
(一)通过融资行为向关联方输送利益
上市公司向关联方，特别是控股股东增发股份，并用以收购关联方的资产，实质上是一种双重关联交易，可能在股票发行的“买与卖”两笔交易中，对中小股东造成双重侵害，也可能成为个别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新方式。上市公司的关联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通过认购股份，进而实现资产 的动机无疑大大增加，
与此同时，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寻租，向非控股关联股东或潜在股东，如机构投资者输送利益也将防不胜防。
(二)回避融资过程中的信息披露义务
一是认购定向增发股票的股东回避披露详细情况。目前，定向增发政策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在披露股东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的冲突。根据新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在发生并购行为时，要详细披露收购方的股权结构、资产规模、资金实力等相关信息，而现行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定向增发的条件规定较宽松，无需详细披露增发对象的有关情况。这就会造成一些公司利用定向增发大量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而回避披露相关情况，中小投资者难以辨别特定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二是权证持有人回避披露潜在持股比例。由于权证持有者行权与放弃行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现行的信息披露规则未要求公司披露权证持有者潜在的持股比例，权证持有者在未行权时无信息披露义务，造成权证持有者一旦行权实际持股比例可能远远超过5%。
(三)回避要约收购义务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若上市公司向某一对象定向增发，导致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超过30%，其承诺3年内不减持股份，经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可免除其要约收购的义务。因此，上市公司可通过定向增发绕过要约收购及其相关的信息披露。另一方面，权证持有人因无及时披露可行权或拟行权股份的义务，也可能造成其行使持有的上市公司权证时，连同其原来持有的股票，合并持股比例可能超过要约收购要求。
(四)引发会计信息失真
上市公司发行权证时，由于权证作为可上市流通的金融衍生产品，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其市价呈现非常强的波动性，若将这种波动无限制地直接纳入会计核算体系中，会引起权证发行人财务报表数据的频繁变化。
另外，上市公司在进行换股认购时，由于目前会计核算上更多的是采用权益结合法，从而给利润操纵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在权益结合法下， 如果企业合并发生在年中或年末， 就会立刻增加合并当年的利润， 掩盖实施合并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 粉饰其经营业绩。而且由于无需对合并另一方的净资产重新计价， 合并后， 通过出售另一方已增值但却未在账面上体现的资产， 即可瞬间实现收益， 从而夸大合并效益。在市场处于弱有效性的情况下， 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很难辨别不同的合并方法所产生的会计差异， 资金会流向这些有着较高会计收益的企业， 从而对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产生负面影响。
(五)通过操纵股价影响发行价格
在定向增发过程中，由于发行价格以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价为依据，由此，可能使上市公司在定向增发前，以刻意隐藏利润、释放利空信息、联手庄家砸盘等手段打压股价，以便大幅度降低大股东持股成本，达到以低价格向关联股东定向发行股份目的。
此外，在权证发行及创设过程中，发行人或创设人也有可能单独或联手利用市场手段来操控权证的价格，以达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六)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一是募集资金额不确定造成变相使用资金。新的发行政策规定，企业发行融资在发审委审核半年内可自行选择发行上市时间，由此可能造成发行价格的不确定。另外，企业可根据股票认购情况决定是否启动“绿鞋”发行，造成发行数量的不确定。两种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募集资金具体数量，造成企业在招股说明书中有关募集资金使用项目可能并不具体、详细，部分公司可能采用大项目“打包”的方式回避披露具体使用用途，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利于监督。
二是募集资金去向及管理情况缺乏透明度。如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定向增发，或反过来，控股股东向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实现整体上市的过程中，存在筹集资金的去向和管理缺乏透明性的问题。
三是资产评估监管不严造成资金用途变相改变。部分公司利用募集资金收购相关资产时，由于缺乏独立的第三方来评估相关资产价值，可能造成上市公司高价购买低价或劣质资产，给交易蒙上不公允的色彩，募集资金被变相改变用途。
四、有关监管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管理
一是采用行业成本加成法，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定价制度。通过市场调研，针对不同行业的关联方交易，确定关联方交易价格的波动范围，限制关联方交易定价的自由度。二是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信息披露，要求上市公司对关联方交易的内容、定价方式以及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作出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充分发挥广大投资者与媒体的外部监督。三是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的内部决策制度，分类审批关联交易。为了有效地防范显失公允的关联方交易，可借鉴香港联交所的做法，按照交易总额和占上市公司有形资产净值的比率，将关联方交易分为三部分：对公司经营活动影响很小的关联方交易，豁免批准;对公司经营活动影响较大的关联方交易，由董事会批准;对公司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交易，则必须由股东大会批准。监管部门在对关联方交易进行审查时，主要审查关联方交易的价格是否合理，公告、披露的信息是否完整、及时，重大事项是否经过股东大会批准等。四是逐步引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受益方担保制度等，进一步强化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义务与责任。
(二)进一步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一是要求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详细披露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包括各子项目构成，并规定子项目使用金额变动超过一定比例的情况视同募集资金用途改变情况。二是公司要与银行、保荐机构签定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为募集资金设立存储专户，定期披露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效果，严格按照审批程序使用募集资金，对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必须经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公开披露。同时，保荐机构应进一步加强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的定期检查，督促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上市公司应当建立防范投资风险的制衡机制，提高独立决策能力，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完善上市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的论证分析。
(三)加强对衍生金融产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联动监管
监管行为 篇6
摘 要：近年来，随着烟草专卖打假破网工作的不断深入，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对涉烟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加大，在这种高压态势下，涉烟运输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由以往的非法自运转变通过物流企业进行托运。而作为运输的主体物流企业，如果没有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在利益驱使下，物流企业极易造成对托运物品的不管不问，形成由物流进行违法销售卷烟的模式，严重危害的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
关键词：物流企业；涉烟；监管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2-78-2
1 加强物流企业涉烟违法行为的监管的必要性
涉烟违法犯罪分子由以往的非法自运、非法携带转变依靠物流企业进行托运，将假烟巧妙进行伪装后，以其它商品的名义交由物流企业进行托运，货源组织者以及负责包装、运输的违法分子通过电话联系，人货分流，银行汇款，大大降低了被查处的风险。这种犯罪特点多样化，犯罪方式灵活化要求涉烟物流监管必须加强。
对物流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监管力度匮乏。特别是对物流快递企业的监管，烟草专卖执法权限的限制，使物流企业检查出现漏洞，基本处于监管盲区，使涉烟犯罪分子钻了漏洞，从事非法活动，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物流企业从事涉烟违法活动，以不正当手段，把假冒伪劣产品放在市场上流通，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经济秩序的公平，也破坏了市场经济活动主题的平等性，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所以，必须加大对涉烟物流企业的监管力度，还消费者和其他经营主体一个公平、平等、法制、开放的市场经济秩序。
2 对物流企业涉烟违法活动监管中存在的困难
2.1 作案区域大，涉案面广，调查取证难，管辖权难以界定
以山东省阳谷县为例，目前，阳谷县有物流货运站61个、邮政快递中心22个。这些物流企业遍布县城各个角落，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导致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在物流企业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取证很难，也难以界定，这无形加大了烟草执法部门在物流运输中的监管难度。
2.2 从监管手段上看，单兵作战职能受限
烟草专卖管理部门由于受职能及执法权限的限制，单方面行动难以有效解决问题，对物流包裹中涉嫌非法运销卷烟的包裹进行检查，难度可想而知，需要整合优势资源，加强联合稽查与打假协作，构建联合监管的长效机制。
2.3 涉案违法犯罪分子反调查、反追踪能力提高
目前侦办网络案件过程中，涉烟犯罪分子双方交易时都使用虚假的身份信息，不直接见面交易，即使是抓住了数量较大的假烟，也不容易深层次突破，挖不出上线和下线，对地下贩烟网络只是“伤其皮毛”，而没有“动其筋骨”，事后非法托运卷烟分销行为仍然会继续进行。
2.4 对涉烟犯罪分子的追刑难度较大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对物流企业缺乏明确的约束力，不利于对物流企业涉案人员追重刑。虽然，《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承运人明知是烟草专卖品而为无准运证的单位、个人运输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但对于承运人是否“明知”很难认定。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要求托运部承运前必须开箱验货，而且托运的假烟多经过伪装难以明视，一旦事发，托运部多数认定是“不明知”。按照刑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即使假烟非法托运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物流企业照样可以打法律的擦边球而推脱法律责任。
3 强化措施，加强物流企业涉烟活动监管
针对物流企业非法运输卷烟行为的监管，通过建立日常监管模式、建立联合监管机制、构建联合监管体系、发挥社会民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减少物流企业涉烟违法行为的发生，进一步净化卷烟市场秩序。
3.1 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对物流企业建立日常监管模式
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在对物流企业日常监管工作过程中，执法人员加强烟草专卖法律法规及道路货物运输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主动上门对物流企业从业人员进行专卖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培训，正面教育引导广大托运业主，同时借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召开物流企业负责人、法人代表例会等加大宣传力度和广度。此外，通过加强情报信息收集，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公开举报电话，建立举报机制，实施奖励政策，切实增强物流企业从业人员自觉守法经营和主动揭发、举报不法行为的积极性；注重在物流企业内部和附近群众中培养固定的情报线人，逐步建立运输情报信息网络，切实增强打击物流企业涉烟活动的主动性。
3.2 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对物流企业建立联合监管机制
一是通过建立对物流企业联合监管的长效机制，解决物流企业涉烟活动的源头管理问题。在创新长效机制推进过程中，烟草专卖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局加强协作，以实地走访与调查的形式加强对运输企业的监督与管理。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将联合工商行政管理局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运输企业进行上门检查，加强查处货运市场、城郊结合部等货（托）运站点相对集中的区域，重点是根据物流企业监管信息系统分析情况对高危运输企业或曾因运输非法卷烟被查处的运输企业进行针对性检查，严厉打击无证、无照货（托）运站和非法储存、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努力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非法储存、运输烟草专卖品违法行为的发生，维护货运市场秩序。
二是建立工作协调机制与联席会议制度，解决联合监管的长效性问题。与公安、工商部门召开联合整治物流企业座谈会、工作联席会、协调会等，相互交流与沟通，就如何有效打击假烟托运等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形成联席会议机制，及时通报涉烟违法案件查处及物流业涉烟活动监管情况，共同研究和分析物流企业监管中遇到的问题，优化执法资源，提高执法效率，从而形成制度化的工作格局，逐步构建烟草专卖管理部门与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联合执法的长效工作机制。
3.3 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对物流企业构建联合监管体系
烟草专卖执法部门构建对物流企业监管体系，首先解决信息共享问题。由其原来单一的、孤立的信息转化为集中统一指挥的信息，从而使多元化信息产生集中效应。其次，通过构建监管体系解决执法力量的统一协调问题。从各自为政、孤兵作战的传统状况转化为联合执法，发挥破网的联合效应。再次，该体系解决区域延伸问题，即其使得从烟草部门单独执法转化为串联执法，产生全局整合效应。
通过构建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烟草、工商、交通、公安、邮政等职能部门联合执法合作机制，并加强人员联合破案培训，提高破案能力，有效弥补烟草部门执法权限不足和执法手段单一问题。形成烟草专卖管理局为主体，其它各职能部门携手相助的长效机制，并形成制度化、经常化、专门化。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烟草专卖管理局孤军奋战的局面。
3.4 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发挥社会民众的监督作用
烟草专卖执法部门通过网络、电视、标语、报纸等媒体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广大民众对涉烟违法行为的认识，并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法行为及时举报有奖的方式，通过这种全民参与的方式，把监督深化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强化社会民众对涉烟违法行为的监督，只有通过这种全民监督的方式才能使犯罪分子无地可遁，压缩违法犯罪活动空间，使是违法犯罪活动无机可乘。
4 结束语
加强对涉烟物流企业的监管，是我们建立健全社会主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对加强物流企业涉烟违法行为的监管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并指出对物流企业涉烟违法行为监管的难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加强物流企业涉烟违法行为的监管提出了可行性策略，希望能为烟草市场秩序的进一步规范做参考。
参 考 文 献
[1] 山东省烟草专卖局.烟草专卖典型案例选编[M].2004.
[2] 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烟草专卖管理师3级[M].2011.
[3] 胡山君.物流快递涉烟违法犯罪案件初探（上）（下）
监管行为 篇7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 各种形式的企业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经营和扩张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会计造假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影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从美国的能源巨头安然、电信巨子世通通信、著名科技企业施乐, 到中国的银广厦、德隆系、中海油等公司, 相继爆出会计造假的丑闻, 引发社会各方关注, 敲响了会计造假问题的警钟。各种形式的企业由于利益的驱动都存在会计造假的动机和行为。首先, 政治利益。在国有企业中向来有官出数字, 数字出官的说法, 会计人员为保住饭碗使企业扭亏为盈, 将应收账款提前入账, 将应付账款推迟入账, 个别企业领导捞取政治资本。其次, 经济利益。上市公司通过会计造假可以获得配股资格, 偷税漏税, 获得低息贷款, 避免被ST、PT停牌和处理等。最后, 监督体系不完善, 监督力度不足, 监督中存在寻租现象会计师事务所为保持与企业长期合作的关系, 在审计过程中迎合企业的需求。
二、演化博弈研究现状与基本原理
(一) 研究现状
对于企业会计造假行为的研究大部分限于对国外相关的文献、准则或理论的介绍, 缺少定性分析。也有部分学者利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激励理论对企业会计造假行为进行研究。贾国栋和李姝 (2009) 建立了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博弈模型, 并指出如何寻求有效的监管手段, 遏制虚假会计信息的披露。秦江萍 (2005) 从上市公司会计舞弊的动因、识别、防范和治理等方面, 对国外相关资料和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述, 并指出结合我国国情研究会计舞弊问题的必要性。程安林和梁芬莲等 (2009) 运用博弈理论和行为经济学理论对会计造假的深层原因予以经济学解释和分析。姚海鑫和尹波 (2003)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 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 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问题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管理部门的行为动机和均衡结果, 并提出了对我国上市公司进行会计监管的建议。叶陈刚和李姝 (2009) 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 分析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和政府部门监管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各自最优策略的选择, 并提出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措施。赵保卿和朱蝉飞 (2009) 运用博弈理论, 构建了包括公司管理当局、会计师事务所、政府监管部门和独立董事在内的四个局中人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对独立审计质量控制中的行为选择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建议。这些使用博弈论对企业会计造假行为进行的研究, 大多基于参与人完全理性的假设, 然而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要求很难达到。
(二) 基本原理
博弈理论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理论。传统的博弈论强调博弈参与者必须是理性的, 每个决策阶段都可以准确无误的选择最优反应策略, 而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要求很难达到, 博弈参与人的决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一开始的决策不一定是最优的, 而是通过实践中不断的学习和改进, 最后达到一个优化的选择, 即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论摒弃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的假设, 以有限理性的参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 利用动态分析方法把影响参与人行为的各种因素纳入其模型之中, 并且提出了进化稳定策略概念。认为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能完全正确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利害状态, 它通过最有利的战略逐渐模仿下去, 在这样的变化系统中, 采用支付盈利高的战略的人数逐渐升高, 最终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有限理性意味着系统达到均衡是个渐进的动态调整过程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 与基于完全理性的博弈相比, 基于有限理性的演化博弈更接近现实, 更能真实的反映博弈参与人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Smith和Price (1973) 在他们发表的创造性论文中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概念。演化博弈论虽然发展时间短, 但发展非常迅速, 随着对演化博弈论研究的深入, 许多经济学家将演化博弈论应用于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如社会制度的变迁、股票市场和产业演化等领域。国内学者对于演化博弈论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近年来开始关注演化博弈论, 孙庆文等 (2003) 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演化博弈均衡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崔浩、陈晓剑和张道武 (2004) 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利益相关者在共同治理结构下参与企业所有权配置并达到纳什均衡的演化博弈过程。高洁和盛昭瀚 (2004) 研究了发电侧电力市场竞价的演化稳定策略。易余胤等 (2005) 运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了信贷市场、双寡头市场、自主创新行为、合作研发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等一系列问题。
三、企业会计造假的演化博弈分析
(一) 企业会计造假的演化博弈分析
以企业之间策略选择的相互影响为研究重点, 用动态机制来说明企业会计造假行为的动态演变。有限理性成员组成的一个大群体, 群体成员进行随机配对反复博弈。博弈方都是相似的, 选择相同策略时具有相同的收益。群体中的成员理性层次较低, 不能一开始就找到最佳策略, 而是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 通过学习逐渐向优势策略转变的渐进过程。在博弈的初始阶段, 群体中的企业既有选择会计造假策略的, 也有选择会计不造假策略的。假设整个群体中选择不造假的企业比例是x, 选择造假的企业比例为1-x, x是时间t的函数x (t) 。群体中企业随机配对进行博弈时, 每个企业都既可能遇到同类型策略的企业, 也可能遇到不同类型策略的企业, 遇到前者的概率为x, 遇到后者的概率为1-x。假设当随机配对时, 两个企业都选择不造假策略, 则两个企业各得f单位的收益;两个企业都选择造假策略, 则双方各得q单位的收益;当一方造假而另一方不造假时, 不造假企业得到g单位的收益, 造假企业得到p单位的收益。双方支付如表 (1) 所示。假设选择不造假策略企业的预期收益为u, 选择造假策略企业的预期收益为u1, 所有企业的预期收益为ū, 则由上述分析可得u=fx+g (1-x) , u1=px+q (1-x) , ū=ux+ (1-x) u1。采取不造假策略企业的比例动态变化速度可用下列复制动态方程来表示: 。将u=fx+g (1-x) , u1=px+q (1-x) 带入上式, 得 。式 (2) 为复制动态方程。令 则得到可能的稳定解: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及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 当F' (x) <0时, x为演化稳定策略 (ESS) 。下面根据各参数不同的赋值情况, 分情况寻找稳定策略点, 并对企业的策略选择进行分析。 (1) 当g>q且f>q时, x1和x3都不是稳定解, F' (x2=1) <0, x2=1是唯一进化稳定策略。此时, 无论一方是否采取造假策略, 另一方采取不造假的收益都大于选择造假的收益, 因而有限理性的企业, 经过多次博弈后趋向于都采取不造假策略。这种情况是由于监管部门严格执法, 使企业会计造假受到的损失大于会计造假获得的额外收益。 (2) 当g
(二) 企业会计造假与监管的演化博弈分析
四、结论
监管行为 篇8
1 过度医疗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
由于医疗专业的特殊性, 医生与患者信息不对称, 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判断的知识和能力, 很难控制医疗消费的数量和种类[2], 使得过度医疗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难以定量, 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 归纳起来主要是过度用药、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三种。
1.1 过度用药
过度用药也就是不合理用药, 尤其是抗生素的滥用。一是经验用药无的放矢。临床医师通常凭经验性模式选择抗生素, 缺乏病原学诊断。二是过分依赖、盲目用药。无指征或指征不明显、预防性、大剂量、长时间用药。三是联合用药搞“大包围”。只考虑联合用药的协同和累加作用而忽视药效学中的互斥作用。有的是多种抗生素联合使用, 有的在慢性疾病治疗过程中重复使用同类、同功效药品, 忽视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机体功能造成的继发性损害。四是偏爱高档冷落廉价药物。认为抗生素越新、越贵、越高级越好, 盲目使用高档、昂贵、广谱抗生素, 不愿使用有效的廉价老药。五是滥开辅助用药。多开与治疗关系不大的辅助用药或无明确疗效的药物, 特别是维生素等。
1.2 过度检查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 医疗设备大量更新, 医学检查项目层出不穷, 医务人员对医学检查设备的依赖性与日剧增, 过度检查的医疗行为也随之突现。一是检查项目套餐化。临床诊疗过程中, 从保护性医疗角度出发硬性规定住院必做的全套检查项目。二是检查结果孤立化。有的医疗机构对疾病周期性变化规律时间范围内的, 外院能提供规范完整的检查报告或相应影像资料的不相互认同, 对门诊检查结果收住院时也不互认, 重复检查。三是检查手段复杂化。简便的检查手段和普通设备检查能明确诊断的, 却采取复杂、昂贵的检查手段;能用一两项检查确诊的, 却用多项检查印证, 但后者并不导致治疗方案的修正或变更。四是检查指征扩大化。无论效果如何或有无必要, 动辄使用冠状动脉造影、CT等检查;能在门诊进行检查的, 却收住院检查;能在较长时间后复查疗效的检查, 却在短时间内反复检查等。
1.3 过度治疗
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在对许多疾病的临床深层次诊断尚受限[3], 临床上很难绝对判定“预期治疗无效”的疾病及适度治疗的标准。同时, 也不能否认, 有些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导致过度治疗。一是放宽住出院标准。一些医疗机构将能够在门诊治疗的疾病收住院治疗, 有的则延长患者疾病治疗的疗程或缩短门诊病人疗效的观察时间, 造成住院率逐年上升, 或住院床日延长。二是扩大治疗、手术适应症。有的对能够自愈的病人, 给予医疗干扰;有的医务人员过分渲染某些疾病的危害性、新开展项目的先进性, 诱导患者接受;有的对临终病人、脑死亡而仍有心跳的病人在ICU进行无效、甚至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治疗等。三是热衷使用进口、高档医用材料。不考虑国产、进口医用材料的性能价格比和患者、社会的经济承受能力, 诱导患者使用进口、高档医用材料, 这些尤其在骨科的内固定材料、人工关节和介入治疗材料、血管支架等方面过度治疗表现突出。
2 影响过度医疗行为的因素和动机分析
找出影响医疗机构过度医疗行为的主要因素和动机, 有助于针对性地研究监管策略、寻求监管途径和制定监管措施。
2.1 医疗供给方过度医疗行为的主客观故意
医疗机构追求营利的主观故意。目前, 公立医疗机构还存在着以药补医的补偿机制, 为提高经济效益, 不断扩大规模、更新设备、引进新技术, 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 这些都势必要通过医疗服务收费来实现, 管理者也往往把经济效益定为主要的管理目标, 故而多采取科室承包, 个别甚至把它落实到医务人员身上, 将经济效益与科室、医务人员绩效挂钩, 这是过度医疗管理或制度上的原因。
医务人员受经济利益驱动的主观故意。医务人员是过度医疗的直接实施者, 医药流通体制的不完善, 经销商利用回扣、返利等利益手段, 诱导医务人员提供过度医疗, 以期达到拿回扣、得提成的目的。
医者自我保护的主观故意。医务人员要为自己诊疗的准确性负责, 经济学上叫“辩护性医疗手段”[4]。近年来,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 医患关系紧张, 诚信度下降。在缺乏统一、权威的医疗规范的前提下, 为防止医疗纠纷, 医务人员往往会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为患者多开检查、多用药, 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以求诊疗、用药的全面, 以免除形成医疗纠纷时举证倒置的被动。
医院管理水平和医生技术水平低下的客观故意。有些医疗机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较低, 缺乏合理临床流程和诊疗常规, 医疗活动充满随意性、不规范性, 导致过度医疗;有些辅助检查科室技术水平低, 结果常误报、漏报、错报, 导致不必要的重复检查。部分医生临床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差, 临床诊疗能力低, 过分依赖辅助检查。因此, 其体现在诊疗技术和环节、用药、服务过程等方面的过度医疗行为则属客观故意。
2.2 医疗需求方就医过程的被动性以及就医需求提高
由于医疗保险实现了第三方付费, 群众负担相对较少, 所以在就诊过程中容易滋生过度医疗消费的愿望与需求。而且, 就医者的经济水平会影响服务具体提供者的诊疗行为, 针对不同的经济水平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诊疗方案[5]。由于患者缺乏医疗卫生知识, 使之处于被动地位而无法监督。有的迷信进口药、新技术、新设备, 对过度医疗及其危害不甚了解, 不能理性判断, 医务人员实施过度医疗被患者和家属认同, 甚至是患者和家属的主动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过度医疗。
2.3 对医疗行为的合理性审查手段缺乏
临床医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 临床上哪些检查是正确诊断所必须的、哪些是多余的、用药的选择如何, 基本上由医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水平而定。因此, 卫生行政部门对过度医疗的判断也就没有一个量化指标, 缺乏对医疗过程合理性进行监管和审查的机制, 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的制约机制不完善, 导致供方诱导需求, 需方过度利用医疗服务。
通过分析, 可以看出对过度医疗行为进行监管的重点应该是针对医疗机构的主观故意。所以, 卫生行政部门监管路径的选择和措施的制订都要紧紧围绕由于医疗机构主观故意造成的过度医疗行为。
3 过度医疗行为的监管路径选择
遏制过度医疗行为, 首先要加快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立切实可行的医疗补偿机制, 改变医疗机构逐利的医疗行为, 划分出真正意义上的营利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确定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范围。其次, 医保部门要充分利用医保政策的杠杆作用, 完善合理的医保费用结算办法和医疗费用分担机制, 逐步实行更为合理的单病种付费结算办法, 引导医务人员选择疗效好、价格低的药品和诊疗项目;对易产生过度医疗的药品、高档进口医用材料, 设定适度的自付比例;加强医保政策、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与宣传, 提高群众对过度医疗危害性的认识, 引导其理性对待医疗消费。同时, 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监管, 规范医疗机构诊疗行为, 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促进合理诊治、合理用药与合理检查, 控制医疗服务费用。
3.1 制定诚信医疗准则和医德考评制度
树立医务人员诚信价值观, 严禁出于个人利益而提供虚假或不完备的信息进行诱导服务, 从思想上、源头上遏制过度医疗。同时, 以考核记录医务人员医德医风状况为内容, 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重点, 实行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 建立对医务人员规范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规范执业行为。
3.2 实施单病种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管理
通过制定、推行规范化的单病种管理办法和病种临床路径, 以诊疗规范为依据对临床诊疗进行有效实施、协调、监测及记录和审查等质量监控, 既提高诊断、检查、化验的准确性, 又约束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 引导医务人员具备“价效医学” (用最少的钱最有效地治疗疾病) 的理念, 同时, 建立检查项目评价制度, 定期检查医务人员检查项目的合理性、科学性, 规范检查的项目和次数, 避免检查中的随意性, 并作为医生业绩考核和晋升职称的考核条件, 以保证医疗效果和服务质量。
3.3 推行廉价药物制度和处方评价制度
加强对药品费用的控制, 试行按每门诊人次药品费、每住院床日药品费、廉价药物使用金额占全部药物使用金额的比例、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例等几方面作为对公立医疗机构获得财政补助的考核指标。定期开展处方评价工作, 推行标准化用药规范, 对照患者临床诊断, 对药品使用合理性进行分析评价, 减少用药层次和用药习惯等主观随意性因素影响, 将药品控制比例纳入科室目标考核范围, 落实到每个医生和每张处方, 减少医生过度用药。
3.4 实施大型医疗设备检查结果互认制度
同级公立医院之间、下级对上级公立医院的大型医疗设备检查结果, 以及本院门急诊与住院检查结果予以相互认可。建立健全检查医生、科室的责任制度和可追溯的责任追究制度, 定期检查考核相关制度执行和落实情况, 考核结果与科室及个人奖金分配、职级晋升、评先评优、职称评审等挂钩。
3.5 实行医用材料招标采购制度
医用材料采购由物资采购部门统一管理, 公开招标, 严禁科室直接与供应商进行交易, 尤其要防止医生直接介绍患者向供应商购买医用材料;医疗机构要在显著的位置向患者告知在医用材料使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避免患者在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前提下听从医生的安排。
3.6 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
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质量和价格体系进行评价, 在增加透明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定期通过媒体公示质量技术指标:诊断符合率、治愈好转率、平均住院日、人均住院费用、人均门诊费用等, 使群众对医疗机构的质量、费用及效率情况有感性认识, 便于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机构就医, 从降低医疗费用的角度来控制过度医疗。
参考文献
[1]凌宝存.临床医疗中的两个“过度治疗”[J].临床军医杂志, 2004, 32 (3) :103.
[2]陈少敏, 邱强.医疗行业中的过度治疗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医学与哲学, 2005, 26 (7) :54.
[3]孙宝良, 滕百军.现代医学存在的自身缺陷的依据、原因、现象及其后果[J].医学与哲学, 2002, 23 (5) :23~25.
[4]孙庆宁, 刘晓姝.过度治疗产生的原因分析[J].江西医药, 2007, 42 (10) :969.
监管行为 篇9
行为金融学 (Behavioral Finance) 是金融学的最新研究前沿, 它突破了传统金融学“理性人”、完全套利和EMH的假设, 从投资者的实际决策心理出发, 重新审视主宰金融市场的人的因素对市场的影响, 使研究更接近实际。该理论在上世纪80至90年代得到迅速的发展。行为金融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Kahneman获得200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受到全球金融界的关注。
行为金融研究发现,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 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一) 时尚与从众心理
经常在一起的人们有相近的思想, 这对人的偏好又有很大影响, 追求时尚与盲从心理便是最突出的表现。在股市中, 表现为股市中的“羊群行为”, 这将导致整个市场上的投资策略趋于一致。
(二) 回避损失
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投资活动中, 内心对厉害的权衡是不均衡的, 赋予“避害”因素的权重往往大于“趋利”因素的权重。
(三) 减少后悔与推卸责任
当投资决策失误后, 投资者的后悔心情是难以避免的。因此, 即使是同样的决策结果, 如果某种决策方式可以减少投资者的后悔心理, 则对投资者来说, 这种投资方式将优于其他决策方式。
(四) 行为金融学用两个代表性的模型来概括投资者行为的特点
1. HMB模型, 即羊群效应模型。
在一定时期内, 当采取相同策略交易特定资产的行为主体达到或超过一定数量时, 就会产生羊群效应。该效应主要研究信息传递和行为主体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对信息传递速度和充分性的作用。
2. DSSW模型。
该模型又称噪声交易模型。金融市场中的噪声是指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导致股票均衡价格与其内在价值偏离的、与投资价值无关的虚假或失真的非理性信息, 其类型既包括市场参与者主动制造的虚假信息, 也包括市场参与者自身误判的信息。而金融市场中这种不具有内部信息却非理性地依据噪声来交易的参与者被称为“噪声交易者”。
二、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
(一) 社保基金的背景分析
2000年9月25日, 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运营该基金。社保基金是中央战略储备, 主要用于应对我国老龄化高峰期养老金收不抵支的压力。该基金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国有股减持收入和转持股份及其投资收益、一部分彩票公益金等;投资于固定收益产品、股票和实业。
(二) 社保基金的特点
社保基金是根据社会保险制度的形成发展而完善起来的, 是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社会大众筹集的, 用于支付受保人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时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康复需要的一种专项资金, 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五种。社保基金主要有以下5个特点:
1. 收缴强制性。
社保基金是国家依据法律、法规, 通过税收或缴费的方式筹集的用于社会保险的一种保障金, 其基金性质、来源、筹集方式等都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监督和管理, 因此它是具有收缴强制性的一种专项基金。
2. 专款专用性。
社保基金筹集的目的就是在于给受保人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时提供服务, 从而保障生活的需要, 因此, 只有在上述情况下可以运用社保基金, 任何单位及个人都不得将其挪用。
3. 权利与义务相结合。
是指社会成员只有承担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才有权力享受社保基金提供的服务。
4. 统筹共济性。
具体来讲就是, 高收入者交纳的社会保障费比低收入者交纳的多, 而在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时候, 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是相同的。社保基金的这种调剂使用, 正是体现出了社保适度的共担风险这一原则。
5. 保值增值性。
将社保基金中的日常付给和准备金外的资金储蓄起来, 通过这种资金投资方式来确保社保基金具有保值增值性。
(三) 我国社保基金的规模及影响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成立十年来, 管理规模增加了近38倍, 年均投资收益率超过同期年均通货膨胀率7.74个百分点, 取得规模和业绩双丰收。
全国社保基金的使命是维护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收支缺口。为此, 2000年9月, 社保基金成立不久中央财政就拨款200亿元。此后又决定将部分彩票公益金划拨给社保基金。另外, 经国务院批准, 由财政部等部委制定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暂行办法》, 规定国有股上市要减持10%股份, 所得收入归社保基金。2009年6月, 经国务院批准, 将上市公司中的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 不仅可为社保基金共计增加资金近800亿元, 而且为社保基金筹集资金提供一条稳定渠道。截至2009年底, 社保基金管理资产总额达7766.22亿元, 较成立之初增加近38倍。
在国际范围内, 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09年底, 社保基金成立以来的权益累计投资收益2448亿元, 年均投资收益率9.75%, 超过同期年均通货膨胀率7.74个百分点。上述投资收益是在国内外市场波动剧烈的环境下取得的。从2000年8月1日社保基金成立以来至今, 上证综指涨幅只有22.5%, 社保基金权益投资收益显著超越指数。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社保基金具有较强的资产配置能力和投资前瞻性, 是其权益投资业绩出色的主要原因。例如, 2009年初, 社保基金及时提高权益投资比例, 当年获得了16.12%的收益率。2010年7月初, 当基金、券商等机构投资者看空股市时, 社保基金却认为市场对经济回落预期过于悲观并果断加仓, 较好地把握了7月以来的市场反弹。
三、完善社保基金的监管体制的建议措施
社保基金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基金, 作为将来被保险人的“养命钱”, 最终都要返还给被保险人, 因此决定了社保基金入市投资运作的基本原则是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 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社保基金投资带来了不可抗拒的系统性风险并通过股票市场来影响和作用, 同时还给社保基金投资带来了更高的非系统性风险, 主要包括资产贬值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偿付能力风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我们更应该重视社保基金的监管体制的完善。
(一)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为社保基金投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避免社保基金投资领域中的低效率和道德风险。要建立健全社保基金管理法规, 尽快出台与之配套的《社会保障法》, 严禁挤占挪用基金, 将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纳入法制化轨道, 真正使社保基金走上规范化运作和良性发展的道路。《社会保险法》应以《中化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为基础, 体现两部法律中规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同进结合我国社会保险立法工作的经验教训, 对社会保险法的目的、依据、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社会保险项目、待遇等内容做出概括性的规定。
(二) 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监管机构
新兴市场的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投资者无法掌握完全信息并阻止虚假信息的传播。另外, 基金行业允许基金经理提取较高的业绩报酬, 从而容易引起道德风险, 因此, 加强监管措施, 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监管机构显得尤为重要。对社保基金的管理应该有一个独立于政府、对基金利益性质相关人员负责的社保基金监管机构, 对社保基金实施统一的强制性管理。可以效仿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的模式建立, 直接隶属于国务院, 地方设监管办事处, 垂直管理。这样能有利于社保基金更加规范化的运作。
(三) 加强基金运营的信息披露
行为金融学理论中的“羊群行为” (Herding Behavior) 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 当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由于“羊群行为”者往往抛弃自己的私人信息追随别人, 这会导致市场信息传递链的中断, 如果“羊群行为”超过某一限度, 将诱发另外一个重要的市场现象—过度反应的出现。所有“羊群行为”的发生基础都是信息的不完全性, 因此, 一旦市场的信息状态发生变化, 如新信息的到来, “羊群行为”就会瓦解, 这意味着“羊群行为”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因此, 加强基金运营的信息披露就显得格外重要。加强基金运营的信息披露, 完善基金管理公示制度, 提高基金管理透明度。信息披露可以将投资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 防止投资公司违法、违规操作, 损害基金持有人的利益。由于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效果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 所以必须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的投资状况及收益情况。
(四) 建立完善的基金运营市场竞争机制
机构投资者代表着市场上的知情交易者, 他们的交易行为更加理性, 对市场有着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 更倾向于长线投资。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的提升能够增加市场上的良性博弈, 引导证券价格向基础价值回归, 同时提高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发展, 面对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的进入, 建立完善的基金运营市场竞争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选择资产投资管理人即投资管理公司的过程要透明、公开, 通过招标等形式使投资公司之间形成竞争。另一方面在社保基金与投资公司的合同中要规定“退出机制”, 即如果投资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达到所规定的目标, 则社保基金可以从该投资公司和合同关系中退出, 选择其他效益更好的投资公司。
(五) 建立制度化的激励机制
建立制度化的激励机制, 引导投资公司对本公司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转化为对社保基金运营效率的追求。在社保基金的具体运营中存在这一定的委托代理问题, 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可以加强社保基金的运营效率。当代理人控制风险的努力难以观测时, 考虑到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后, 对该任务的激励并一定总以“采取固定工资激励”为最优, 而是要取决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和任务不可观测程度的关系。如果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的过度自信程度远远超出委托人对该项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 则对该项任务应该采取激励, 但当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远远超过了代理人的过度自信程度, 对代理人在该项任务的激励应该采取固定工资制。对代理人在提高收益率任务上的激励, 当任务独立时的激励强度与任务虽然相关但代理人对投资风险控制任务的过度自信程度远远低于委托人对投资风险控制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时的激励强度相等, 代理人努力的边际“业绩”正相关, 与代理人自身的风险规避度以及代理人在该项任务上“业绩”的方差负相关;但当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的自信程度远远低于委托人对该项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时, 对代理人在提高收益率任务上的激励强度与代理人在控制风险任务的边际“业绩”负相关。
摘要：本文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 结合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行为金融决策理论基础以及行为模型等, 通过分析机构投资者之一社保基金的投资行为特征、规模和影响, 提出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建立完善的基金市场机制等一系列建议措施。
监管行为 篇10
政府价格行为是指具有法律地位、相对独立的政府部门及人员, 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对市场价格行为主体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的行为。因而, 政府在价格监管中的组织行为方式与法律存在密切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在“法”的框架下运行的, 新制度学派十分重视法律、契约、权利等基本制度因素对市场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将其视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市场是一种经济秩序, 这种秩序是在外部约束下形成的, 这种外部约束就是“法”, 法也是一种秩序。政府在这个约束机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 政府要建立和维护法律的秩序, 从法律、经济的角度确立各定价主体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 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为政府价格监管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 政府在价格管理中又必须以一定的法律授权取得法律地位, 明确其权力和职责, 在“法”的秩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 借助于法的秩序来强制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充当“守夜人”的职责,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就是防止和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和犯罪行为, 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 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
二、政府在价格监管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市场经济下, 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有理性的“经济人”, 趋利避害是经济人的本能, 对政策、法规的分析、研究, 使经济人产生理性预期, 出现“钻法律空子”的客观现象, 使法律的规范和约束体制在适用性、时效性等方面出现严重的供给不足, 目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法律的制定及带来的效应存在“时滞”问题。
我国价格法制是由立法、执法、监管等方面构成, 其中, 立法是前提和基础, 我国在价格法制建设中, 以价格法为核心, 制定《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价格违法行为举报规定》、《价格监督检查管辖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初步形成了价格监管的法律体系, 但在履行“定规则, 当裁判”职能中, 因价格机制的不断完善, 立法条件的变化, 价格法制工作者的知识结构现状等多种原因, 从出现问题到制定出相关法律法规并付诸实施, 都存在“时滞”问题。
2. 价格法律应用中的适用性问题。
在价格监管中的政府行为可以通过法学加以研究, 通过法律手段实施政府在价格管理中“定规则、当裁判”的管理职能, 但法律对规则的体现往往是原则性、基础性、粗线条的, 在价格执法的许多方面目前的法律不够细化, 一是缺乏操作性, 影响了行政执法的质量, 二是缺乏刚性, 执法过程中随意性强, 人为因素多, 适用法律时弹性大;而地方性法规则过分强调本地区的利益, 为地方保护主义提供了法律依据, 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价格法的个别条款对价格行为主体的限制过宽或过窄, 也使价格监管中存在着合理不合法, 合法不合理的现象。
3. 在法制建设中信息的不对称性影响了价格监管法制化的进程。
其突出的表现在政府对价格法制宣传的力度不够, 法制教育的形式停留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违法行为的惩治上。且市场经营者的众多及个体的差异性, 经营者对价格法制的不重视等, 增添了法制宣传教育的难度。
三、加强政府价格监管法制建设的对策
1. 积极推进依法制价, 完善价格监管法律体系。
在价格法制建设中: (1) 以价格法为宗旨, 建立健全价格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的建设步伐, 注重法律法规的操作性和适应;地方性法规要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 不能生搬硬套, 同时还要注意各部门之间权限的衔接。 (2) 对现行的价格法律法规修订、调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特别是近几年价格的放开, 价格欺诈、垄断问题的加剧, 使原有法律在某些方面出现约束“漏洞”, 在相应法律出台时机未成熟之前, 可对相应的法律规章进行调整、补充或修订, 以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 (3) 借鉴国外在价格立法中的先进经验, 如美国、日本在价格监管中, 政府对竞争行业一般不加干预, 由竞争法规治, 对不能形成竞争的特殊垄断行业, 制定各行业法律加以管理。
2. 政府机构调整应符合内部控制制度的原则。
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置, 应有利于法制建设、法律法规的执行与维护, 机构设置上, 应分设定规、执法、监察等职能机构, 并通过立法对各机构进行定位, 谁定规则、谁当裁判, 明确各机构部门的职责和权限, 部门之间相互制约, 以杜绝以权谋私的“执法经济”现象。
3. 加强执法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法律的信用建设。
价格监管中首先要树立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 加强执法人员的思想修养, 政治水平, 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执法, 以法治市是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根本保证;明确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 加大违法的惩治力度, 树立执法就是服务的意识, 减少行政权限, 实行依法行政。
4. 加强法制宣传, 充分发挥舆论媒体的作用。
法制宣传既是政府部门的责任, 也是社会的责任,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唤醒人们的法律意识, 法制教育应是全方位的, 在法律法规颁布之前、法律法规执行之中、违法犯法查处之后三者之间, 我们工作的重点应放在前二者上。
参考文献
[1]孙荣许洁:政府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监管行为 篇11
目前,对于客户个人信息的研究主要基于理论方面。涂慧[1]运用实证分析法对个人信息的内涵和立法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其认为以制定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主导,同时发挥企业自律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较适合我国的国情;汪美侠[2]重点分析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立足于我国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提出了应着重从个人信息法的制定等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张素华[3]理论分析了个人信息的法律性质,和商业运用的现状,提出还有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加强客户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王鸿玲[4]主要是从银行这一单一组织的角度,将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与外国的作了对比分析,然后对我国银行客户金融隐私权法律保护制度构建提供了建议,对于公共机构的监管中,对于出卖客户个人信息方面还没有人分析过。李树祥等[5]利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对海关缉私部门和走私商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进行了分析;陆玉梅等[6]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企业安全费用监管策略的自发演化模式,提出了中小企业安全费用的监管对策。
鉴于客户个人信息方面主要侧重于理论研究,并没有人实际运用数学模型来进行分析,于此同时,对于公共机构的监管方面也没有涉及过出卖客户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因次,将博弈论的方法运用到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的监管行为分析中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1 博弈论的引入
博弈论研究[10]的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均衡问题,应用最普遍的是纳什均衡。而纳什均衡,是指一组满足给定对手的行为,各博弈方所做的是它所能做的最好的策略,为一种非合作博弈。博弈论的基本假设有2个,一个是强调个体行为理性,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局面,即他必须并且能够充分考虑到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影响,并能够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二是假设博弈各方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能够选择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策略。博弈论分析的实质是,在经济主体理性的条件下,行为主体根据给定的条件及对方的行为策略等,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策略,从而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主体是公共机构及其监管方,他们一般是行为理性的,显然能清楚地认识到拥有某种重要社会地位、薪金收人等的自身价值。但面临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诱惑,局中人还是会做出不同的决策,即选择严监管与否、选择出卖行为与否取决于行为人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及与预期收益的比较,这几点正好符合博弈论分析的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博弈论引人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的研究中,来分析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及其监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建议。
2 监管博弈分析
(1)模型的选择。根据上述假设及分析建立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博弈模型。监管方的纯策略选择是严监管或松监管(不监管是松监管的极限状态),公共机构的纯策略选择是实施出卖行为或不实施出卖行为。不同纯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矩阵中第一个数字为监管收益,第二个数字为公共机构收益。其中Cs是监管方实施松监管的成本(不监管时Cs=0),Cy为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Mg指公共机构实施出卖行为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它不当得利等),Lj表示监管人员工作失职可能受到的惩罚(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Lg代表公共机构实施出卖行为被查出可能受到的惩罚(包括刑事责任、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等)。
假设各利益相关者的策略如下:(1)Pj为监管方严监管的概率,则(1-Pj)为松监管概率;(2)Pg为公共机构实施出卖行为的概率,则(1-Pg)为不实施出卖行为的概率。
矩阵中的4种策略组合表示的意义: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共机构公然实施出卖行为,此时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被查出将蒙受Lg的损失,而工作出色的监管人员将获得奖励Mj,Mj扣除严监管的成本(Cs+Cy)为监管方的净收益;当监管方严监管时,公共机构选择遵纪守法不实施出卖行为,则监管方损失严监管的成本(Cs+Cy),而公共机构既无损失也无收益(收益为0);当监管方松监管甚至不监管时,公共机构若选择出卖行为,此时监管方因监管人员失职而受惩处导致损失(Cs+Lj),而公共机构则因出卖行为得逞获得不当得利Mg;当监管方松监管时,公共机构如没有出卖行为,此时监管方会损失松监管成本CS,而公共机构当然既无损失也无收益(得益为0)。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如果监管方实施松监管,公共机构的最佳策略是实施出卖行为,以获取额外非法得益而当公共机构实施出卖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严监管,以打击作奸犯科者,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不受损失。既然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公共机构的最佳策略是不实施出卖行为,以免受惩罚而当公共机构不实施出卖行为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进行松监管甚至不监管,使监管成本最小化等等,如此重复的结果,不可能产生一个使博弈双方愿意单独改变自己策略的纯策略组合,而只能以上面假设的某种概率,如Pj、Pg等随机地选择不同的策略组合构成混合策略博弈的纳什均衡。根据纳什定理,在这种均衡条件下,监管方和公共机构都无法通过改变自己的混合策略来改善自己的得益。
如果设监管方和公共机构的期望收益分别Eg和Ej,则
若使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及其监管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则
解上述方程,得该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为
Mg=LgPj/(1-Pj),Pg=Cy/(Mj+Lj)。
(2)数据分析。在监管人员查出出卖行为所得奖励Mj和因工作失职而受到的惩处Lj既定的情况下,即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一定时,公共机构实施出卖行为的最优概率取决于监管方实行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Cy,且与其成正比。这预示着发现出卖行为需要支付很高的监管成本,没有付出很高的额外成本就不能发现出卖行为,意味着发现出卖行为的概率降低了,因而实施出卖行为变得相对的容易,故出卖行为的发生概率随着监管成本的增加反而提高了。反过来说,在一定条件下,设法降低严监管多支付的成本就可以降低出卖行为的发生概率,同理,Cy不变时,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能达到同样的监管效果。但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在短期内可提高监管人员实施严监管的积极性,但长期效果如何呢?
当Pg>Cy/(Mj+Lj)时,监管方的最佳策略是选择严监管。而根据=Cy/(Mj+Lj),公共机构选择实施出卖行为的最优概率只Cy、Mj、Lj有关,即与Cy成正比,与Mj、Lj两者之和成反比。因而,降低Cy、提高Mj和Lj,都能降低发生出卖行为的最优概率,从而达到Pg>Cy/(Mj+Lj),促使监管人员履行职责。但长此以往,在监管方实施严监管后,公共机构又会趋于选择遵纪守法的行为,而使出卖行为概率Pg降低,低至一定幅度就会导致监管方严监管与松监管两者的期望收益等值,监管方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出现重复博弈。而Pj=Mg/(Lg+Mg)表明混合策略中监管方选择严监管的概率主要与Mg、Lg有关,而与监管人员松监管所受惩处Lj无关。因此,单纯降低监管方的监管成本、加大对监管人员的惩罚力度,而不改变公共机构期望得益,虽短期有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并未改变监管人员的博弈策略选择,对出卖行为效果不大。同样地,当Pj>Mg/(Lg+Mg)时,公共机构最优选择是遵纪守法。故要使监管有效,必须降低值。而由推导知,Pj=Mg/(Lg+Mg)。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共机构未被查出预期所得收益Mg是外生变量,虽然在不同的出卖行为中由案件的严重性决定可大可小,但在某一固定事件中通常为一常量,即可确定监管者的最优概率主要取决于出卖行为被查出受到的惩罚Lg,且成非严格意义上的反比关系。因而加大惩处力度,使Lg值变大,将降低监管方的最优概率,从而形成Pj>Mg/(Lg+Mg)的局面,促使公共机构选择不实施出卖行为。但久而久之,在没有出卖行为的情况下,监管方必然会理性地放松警惕,降低监管力度至一定程度时,出卖行为实施与否的期望收益相等,公共机构又会重新选择混合策略,导致重复博弈。结果Pg>Cy/(Mj+Lj),与Lg无关,即实施出卖行为的最优概率与被查出的损失无关。此时即使被查出的损失Lg足够大,根据博弈理论,如果监管乏力,对公共机构而言也只是不可置信的威胁,必然继续延续前科。
3 启示及建议
公共机构是否实施出卖行为及监管人员能否履行职责是问题的2个方面,单纯采取对一方的奖惩来诱导其行为也许短期有效,但从长期看,并不能改变任何一方的理性和道德风险行为。为了达到(松监管,不出卖行为)的目标,以前总是片面强调加大惩罚力度,因为在一定范围内惩罚得越严厉就越接近这一目标。与此同时,也提倡配合一定的激励措施,希望达到监管方和公共机构的双赢。但惩罚和激励措施必须适度,而实际很难把握。对惩罚而言,力度过大会使部分公共机构产生逆反心理,形成拼死一搏的倾向,反而达不到约束的作用。对于激励而言,其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激励程度不够,会使监管人员在收益增加的情况下仍然松于监管,而过分激励、收益过多会使监管人员产生当前的收益已经足够了的想法,丧失进取动力,同样达不到目的。笔者认为,由检查力度、处罚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三者合一所决定的监管环境是制约出卖行为的关键因素。治理出卖行为,应以加强对出卖行为公共机构的惩处力度为主,逐渐过渡到提高对违法者的检查力度和处罚执行力度与加强对出卖行为的惩处力度并重,加大对监管人员失职行为的处罚力度与降低监管成本并重,建立健全法律保护体系。
博弈论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做出的选择,取决于其对该选择成本收益的预期以及对他人选择的预期。给定必需的权力和信息不完全这两个条件,出卖行为及其监管的内在逻辑沿着成本和收益变动的路径展开。因此,权力配置结构问题是监管出卖行为机制设计及战略选择的根本问题。即监管出卖行为不能局限于,在权力既定这一约束条件下,只是通过加强对权力的外部制约来监督控制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而不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如扩大公众的监督权,把某些不必要集中的权力下放到市场中,是监管出卖行为的釜底抽薪之计。其次,改善权力配置的信息结构、提高透明度,包括完善政务公开、重大问题决策公开、选拔干部公开等制度,细化公共机构职务权力义务的规定等是监管出卖行为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另外,给定监管出卖行为的必要条件如制度、信息不完备、监管人员与公共机构的期望得益、价值取向和道德约束,主宰着实施出卖行为的动机,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特殊意义。
博弈过程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松监管,不出卖行为作为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均衡点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它是博弈双方经过长期磨合和斗争、反复修订各自的策略、经过多次博弈最终形成的结论。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隔一段时间各方还要进行修订,以逐步接近最佳点。而且,达到最佳点涉及到政府政策、社会风尚、道德水准等许多方面,并不只是提到的两方。也就是说,这在实际中应该是一个多方博弈,甚至牵涉监管人员和公共机构的合谋问题,达到均衡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水平的限制,很多问题尤待共同研究。
法律以及相关的监管制度的只是保护客户公民利益的一个方面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客户本身也要注重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比如对于需要注意保护的信息有:真实姓名、住宅电话、手机号码、办公电话、家庭住址、公司名称,银行卡号,或者任何可能让他人直接找到您的信息等要予以警觉,除非必要填写告知的,其余可以不用全部予以告知。只有监管和自我保护双保险,出卖个人信息事件才会销声匿迹。
摘要：近年来,公共机构屡屡出卖客户个人信息,给客户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基于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了公共机构出卖客户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模型,提出了监管的混合策略,给出其纳什均衡解及经济意义,并在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出卖行为的监管对策。对公共机构出卖行为的治理需多方的共同努力,在加大对监管人员失职行为处罚力度的同时,建立健全的法律保护体系,也要加强客户对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
关键词：公共机构,个人信息,监管,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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