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新动力

金融新动力（共11篇）

金融新动力 篇1

1 创新的时代意义

创新概念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提出来的, 他认为没有创新就没有变动和发展。创新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 所有经济领域进步和发展的主推动力。

著名学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曼 (c Freeman) 在1982年的《工业创新经济学》修订本中明确指出, 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其中, 新服务的商业性转化, 是对于金融银行业的全新启示。

2 金融创新的市场动因

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影响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深刻的变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及监管机构, 先后推出一系列重大改进措施, 全球银行业开始重新反思和改进自身的行业生态与运作模式。在这种情况下, 借助全球银行业转型这一平台, 中国银行业迎来创新转型的发展机遇。

目前, 金融创新一般定义为, 政府和金融机构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防止或转移经营风险和降低成本, 更好地实现流动性, 安全性和盈利性而创造和组合一个新的高效率的资金营运方式或营运体系的过程。我国学者对此的定义为:金融创新是指金融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金融创新是一种超越性改进, 是推动金融银行业开掘潜在利润的新发动机。至于市场动因, 很简单, 那就是:面对金融所有服务领域, 金融服务“三农”、金融支持重点产业、金融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社会民生、金融服务区域经济等方面, 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 不断改善服务, 进行服务创新;通过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业务创新, 不断开掘新金融品种。

金融的创新将对我国GDP贡献最大的所有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提出并强调的金融创新无疑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继续保持稳健、高速发展的新动力!

3 我国金融创新的特征

吸纳性创新多, 原创性创新少.国人缺乏创新思维, 确是老生常谈了。其实吸纳就是指接纳后吸收、再创造, 然后变为自己的。我们应该深思改变金融增长模式。明确吸纳之后必须创新。

金融创新层次低, 热中于数量扩张而无视创新的重大意义。中国经济求快求多紧抓GDP, 而鲜有求精求新的核心思想, 这也是我们制造业发展迅速而创新产品少的原因, 金融创新自然也是如此。

负债类业务创新多, 负债类业务主要指储蓄。各大商业银行都把目光集中在揽储上, 千方百计吸引企业及个人储蓄, 新的理财品种不断翻新。而资产类业务创新少。资产类业务 (商业银行) 主要包括:贷款类业务、票据类业务、债券投资类业务、金融同业、其他资产业务等。在各类资产业务中, 贷款是最重要的资产业务, 包括公司客户贷款、个人客户贷款、信用卡透支以及贸易融资贷款等业务品种。近年来, 银行总围着上述老品种转, 很少真正面向市场, 开拓新的资产类业务。比如, 今天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全局。然而, 对中小企业融资积极性不高, 当然中小企业风险大, 但是, 象今天正如火如荼发展的、以扶植中小企业、创新企业为主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各商业银行是否可以介入?不容置疑银行应当有所作为, 也能够有所作为。随着金融全球化、管制放宽、金融需求多样化、信息科技迅速发展而金融竞争日趋激烈, 应该不断进行资产业务创新, 各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必须抓住机遇, 积极行动。当然, 这也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活动不平衡, 特区和沿海城市金融管制相对较松, 市场活跃, 创新比较集中。边远和西部地区观念长时间以来落后, 对金融市场认识尚十分模糊, 政府还是管理型政府而非服务型政府, 对于金融这一领域更是视为深水区, 畏首畏尾。致使东西部、沿海和内地金融创新差距很大。

金融创新主要由体制转换和改革等外因推动。应该说, 创新概念已经被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和媒体大量引述, 其意义也尽人皆知。然而, 具体实施的确少有起色。实际上还是对创新认识肤浅, 大多数国人已习惯于上传下达, 习惯于拿来主义。当然也有体制问题, 体制改革落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我们应该把创新当成信仰, 让创新贯穿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之中。

资金滞留在一级市场多, 进入实体经济少。特别是占我国企业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及创新型企业 (约36000多家, 其中有15000多家在准备上市) 贷款难问题至今仍是发展瓶颈。 (而大型国有企业总是能“吃饱喝足”。) 可是, 金融银行业总是对它们“绕着走”。不能知难而进。

4 金融创新是我国经济稳健高速发展的新动力

综观经济领域所有的行业, 它们无一例外的都与金融捆绑在一起。它们的需求是金融创新的动因, 而反过来, 金融创新又是各行业高速发展的新动力。服务于各实体经济的金融经济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 是资本运作创造价值的直接体现, 它最直接地体现了资本是经济第一要素的真理。只有金融行业不断地创新, 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 各行各业才能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模式, 从中获得资金的支持和服务;才能放开手脚经营本业的成长与发展。如此, 说金融是我国经济稳健高速发展的新动力, 恰如其分!

5 银行金融创新的方向和路径

IBM大中华区副总裁秦尚民说过, 最好的银行就是提供最简单服务的银行。这样的银行能够深刻地了解客户的生活状况、消费习惯, 进而为客户设计出一个分别适合于他们的金融产品。同时, 也可以进行非常好的卓有效率的跨行业整合, 包括教育、医疗、电信、公交等行业, 从而为客户提供最便捷精确的、十分到位的服务。这就指明了金融创新最简洁最生动的路径和方向:银行与金融机构研究并创造能给客户提供最简单服务的新制度、新规章、新方法、新理财品种等。

具体地金融银行创新内容不胜枚举。

5.1 拓展市场广度

包括农村金融机构深耕农村市场, 城市银行进军农村, 彼此开拓异地市场, 跨地区经营, 引进战略投资者等等。今后各金融机构与银行必将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全新格局。

5.2 开掘市场深度

比如:商业银行相继开发出各自的联名账户产品, 给希望共同管理资产的夫妻更多的选择。此外, 生意伙伴也可以以此为工具, 实现账户资金的共管与监督。

信用卡分期业务:信用卡传统三大收入来源为利息收入、年费、刷卡佣金。信用卡分期业务, 相当于变相的小额贷款业务, 已经成为当前各家银行信用卡业务竞争的重点。由于手续费率通常在同期限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10%、20%甚至更高, 信用卡分期业务能给银行带来可观的手续费收入, 相当于变相的利息收入。信用卡分期业务, 简单地就扩大了资产类业务项目, 应该说, 创新就是利润。据信, 今年上半年, 信用卡分期业务贡献的手续费收入快速增长, 成为银行信用卡业务新的利润增长点。

日前, 广发银行与中国联通、中国银联, 共同发布了国内首款深度整合了金融与通信服务的联名银联标准信用卡。广发银行将为中国联通提供包括授信、现金管理、债券承销和电子银行等在内的全方位金融服务, 助推中国联通在通讯服务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联通将与广发银行探讨“一站式”信息化应用服务方面的合作, 包括组建移动手机集团网、无线POS、3G移动办公、手机支付、银行行业应用等业务。此外, 双方将协调客户资源, 联合推广电子银行业务, 实现交叉营销, 为各自用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

与诸多行业卡联姻, 植入银行卡功能, 使得是卡便有储贷功能, 随时随地都能接受方便的金融服务。

国有与股份制银行、国有与外资银行, 它们为争夺客户的竞争, 今后将十分激烈。彼此会运用浮动利率、利率差、扩张网点等各种手段投入竞争。据称, 英各家银行很早就根据各自行的营业状况, 在一定的利率范围内实行差别利率, 以有利于竞争。它也使客户能“货比三家”, 选择适合自己的最优利率, 获得较大收益。又如, 最近报道,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与其它商业银行利率计算存在差异。前者利率按365天计, 后者按360天计。尽管客户收益差额很小, 但是其竞争的是明显的。

6 结语

金融危机下,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高速发展, 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力引擎, 是世界金融秩序的新兴力量。全球排名前十的银行中, 中资银行占了三席, 分别是排名第一的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二的中国建设银行以及排名第五的中国银行。当然它们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 不愧为前十的荣誉, 然而, 就其经营质量, 服务水平, 金融创新能力应该说尚难符其实。现在, 中国金融银行业的创新发展与业务转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业务角度来看, 银行需要实现可持续的获利增长, 寻求可变的收入来源, 并提供不同的客户服务和创新, 有效的运营效率和风险管控。中国银行业应该抓住创新发展的机遇, 努力整个行业迅速走上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金融新动力 篇2

所谓学习型企业，是指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进而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企业。金融企业的竞争，首先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竞争，其竞争背后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底蕴是文化的竞争，而文化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学习能力的竞争。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和我国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机制创新、体制创新、业务创新的脚步不断加快，一方面使金融同业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金融企业的决策者、管理者、经营者，包括一线全体员工，都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否则就要被淘汰，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经济规律。

人们知道：一个组织，一个企业，要想自己不落后，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就必须学习，不断用新知识、新技能武装自己，提高自己。如果不学习，靠老知识、老经验办事，离开了对新知识、新技能的掌握，这个组织和企业就要落伍，甚至难以生存。一个人如果离开了学习，他的能力就会降低，他的创造力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创建学习型的金融企业非常必要，学习是金融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学习的竞争，谁能迅速地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谁也就能迅速地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谁就能赢得了发展的主动权和领先优势，谁也就能超过对手，使企业更好生存和更快地发展，并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成为一个功能再造的典范。只有学习，企业才能有生存之本、发展之魂，才能符合时代客观要求和发展规律。

首先，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目前，在我们金融的队伍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屑于学习和满足现状的现象。归纳一下表现为：不思进取，不求上进，整日昏昏然者有之；金钱至上，物质利益至上，追求享乐者有之；工作飘浮，弄虚作假，无责任者有之；个人利益第一，跑官要官，追逐名利者亦有之，等等。一些人整日忙于应酬，内心浮躁，情趣低下，缺乏荣誉感、成就感、自信心、事业心，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安享太平盛世，没有忧患意识。这样的人，哪有时间去学习？哪有精力去学习？哪有兴趣去学习？这种状况和环境不改变，谈创建学习型企业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必须大力营造学习的气氛，强化学习的意识，端正学习的态度，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早在1941年5月就发表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文章，他针对党内学习上存在的“不注意研究现状，不注意研究历史，不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要求改造我们的学习。新时期以来，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不论工作多忙，事情再多，都坚持定期学习制度，带头学习。集体学习时还甘当学生，认真聆听国内专家学者讲课，认真记学习笔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为我们树立了学习上的榜样，其做法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其次，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学会学习，提高学习能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在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终身学习必将也必须成为人们整个生活的重要内容。学习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学历有终点，学习无止境。我们必须学会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养成学习的习惯，提倡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那种“一次受教育终生享用不尽”的状况将一去不复返。

学习还必须将现实和社会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除要善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外，还要善于改造落后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学习方法要走“全”、“新”、“专”相结合的路子：“全”就是不仅要学理论、学文化，而且要学科学、学技术；“新”就是要追踪国际国内金融领域前沿，适时更新，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提高；“专”就是要从农村合作金融企业实际需要出发，注意专业对口和实效性，注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具体来说，一是要本着“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不断完善学习，不断使学习在实践中有所发展，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二是要把学习融入企业改革发展的一切环节之中，把其作为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来看待。在确定好企业正确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的前提下，教给员工正确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使他们有正确的价值观和使命感，从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有团队精神。三是要强调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决克服为学习而学习的盲目性和形式主义。要提倡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观点、辨证分析问题的观点、总结经验教训的观点、改革发展提高的观点、社会性和群众性的观点等来指导学习。四是要明确企业发展必须有道，长盛之道在于德。通过以德育人，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提升人的品位。用人是要强调有“本事”，但必须更要强调有“道德”，以德为先。这里所说的德，包括思想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功德、家庭美德等。

第三，要学以致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理论的威力。来自于实践的理论，再指导实践，才能使我们工作少走弯路，使事物发展得到质的飞跃。那种为学习而学习，纸上谈兵、关门造车的做法，只能会失去发展的机遇，失去必要的天时、地理、人和，其结果也只能是使事物走向反面，最终走向失败。因此，作为合作金融企业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人为本，围绕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这个目标，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式，完善学习方法，大力推进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业务创新、服务创新等，把学习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合作金融企业生存与竞争能力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抵御金融危机的“核动力” 篇3

近日,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对当地108家大中型企业(31家国家和省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77家专利产业化企业)在2008年及今年初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实际调研、分析,用事实与数据坚定了自主知识产权在企业应对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和地位,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振兴地方经济提出了有效的建议。

常话说,越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越能显出实力。今天,我们之所以关注辽宁,是因为这片正在振兴中的老工业基地,在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环境下,经受住了一轮严峻的考验,实现经济平稳发展。

2008年,辽宁省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13461亿元,同比增长13%,地方财政收入完成1356亿元,同比增长25.2%。全省经济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

今年一季度,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2642亿元,同比增长9.6%;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545.94亿元,增长11.2%;装备制造加工业等支柱產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装备制造、冶金业分别完成增加值490.5亿元和295.6亿元,分别增长了20.5%和20.7%。

1至2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180.22亿元,增加18.71亿元,增长11.6%。

一组组闪亮的数据足以证明了辽宁的经济运势:不退反进、逆势而上。

看到辽宁今天的成就,辽宁人庆幸在利用自主知识产权振兴地方经济过程中的锐意探索。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近期先后来到辽宁视察工作,对辽宁省企业加强自主创新,积极运用自主知识产权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给予了肯定。

财政支持促专利技术转化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调研后发现,108家大中型企业中,专利产品销售额同比增加的企业有27家,占全部企业的90%。毋庸置疑,在金融危机中,专利产品显示出了较强的抗风险性。

在辽宁,不管是新型的科技创新型企业还是传统优势技术领域的企业,凡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受这场危机的冲击都较小,而且增强了整体实力。

成绩令人鼓舞,而辽宁省知识产权局成了第一时间为企业贴心服务的幕后推手。

为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得到很好的运用和转化,辽宁省从1999年起,便在省财政中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资助企事业单位专利技术的转化与产业化。1999-2008年,共资助资金近1.3亿元。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和2008年,省专利技术转化资金分别拉动社会资金投入5.5亿元和6.97亿元,是资助资金的37倍和28倍,加快了创新型企业的发展速度,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时,辽宁省内各城市也制定了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政策。例如,沈阳市重点扶持了13个专利转化项目,支持产业化补助经费430万元,并对本市获得中国专利奖金奖和优秀奖的项目分别给予30万元和20万元的奖励;鞍山市择优支持了14个市本级专利产业化计划项目,经费210万元;抚顺、丹东、锦州、朝阳等市设立了专利专项资金,对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的扶持力度逐年提高;铁岭市本级专利转化立项8项,扶持资金120万元;盘锦市对11项市专利技术产业化项目给予106万元的资金扶持。

2006年,省财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鼓励引导企业和个人发明创造,对申请发明专利和PCT专利的企业和个人给予申请费用资助。实行两年来,共发放资助资金近一千万元,有效地优化了该省专利申请的结构,发明专利申请比例大幅上升,培育了该省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信息服务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除了财政扶持,辽宁知识产权局还加强了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加速了专利信息的传播与有效运用,为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提供了有效途径。

2007年,辽宁省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支持下,建立起世界“七国两组织”的专利数据库及专利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开展了面对企业的信息服务。不断加强辽宁专利检索分析系统公共平台的建设工作,推进专利信息的深度开发利用。

2008年,辽宁省知识产权局还结合省政府大力推进本溪中草药产业基地建设和大力推进数控机床装备制造产业建设,开发了中草药领域和数控机床技术领域专题导航数据库, 出资组织力量开发了《数控机床行业专题数据库》和《中草药行业专题数据库》,两个专题数据库现已经完成并无偿提供给企业使用。

通过调查了解,许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如锦州新世纪石英玻璃有限公司、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沈阳东软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路明集团有限公司等一批国家和省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在进入新的技术领域、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时,较好地运用专利数据库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例如大连光洋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据统计,该公司累计申请数控机床方面的专利达95件,其中发明专利34件。2007年和2008年两年就集中申请数控机床方面的专利近40件。该公司研究并申请国家发明专利的基于单轴转台的单摆铣头和由交流永磁同步外转子式力矩电机驱动的双摆铣头技术,正是通过对专利数据库进行同类产品大量检索、研究国内外数控机床的专利数据库,加快了研发步伐。同时,因得知国外一家著名同行业公司已经开始在中国申请专利的消息,也加快申请了国家专利,加强了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目前,该专利已进入实审阶段。

辽宁省知识产权局注重从核心技术到外围技术的专利申请保护策略,使改进型或应用型的外围专利对基本专利起到有效的钳制作用,探索出一条既可避免侵权纠纷,又能获取产品后发优势的创新道路,为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提高竞争力提供了有效途径。据不完全统计,辽宁省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年内通过专利文献信息平台下载国内专利文献约万篇,国外专利文献约千余篇。

加强培训提高专利化与标准化

经过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对企业问卷及实地考察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中,省内部分企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同时重视标准化战略,以“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形成对产业的控制,并掌握了行业话语权。

为帮助辽宁省装备制造业企业做强做大,培育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竞争力,辽宁省知识产权局与省质监局于2007年联合举办了知识产权与标准制定的培训班,对全省工业企业经营者和科技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不断培育辽宁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培育和技术标准制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金融创新动力学 篇4

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功能

如果我们高度的抽象,一个经济体,由企业和居民组成。企业是资本和劳工等生产要素的需求者,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而居民则是产品和要素的需求者,是劳工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者。

居民通过向企业提供劳动和资本获得收入。居民将其收入的一部分向企业购买产品和服务,这就是消费。收入大于消费的部分,即居民的储蓄,这些储蓄,又会变成金融工具的需求,并通过购买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向企业注入资本,并给居民带来他们所预期的回报,因此居民的储蓄,也称之为金融投资。企业通过发行各种金融工具,向居民融入资本,并承诺未来给予居民必要的回报,企业给予居民的回报,即企业家的融资成本。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如果剥离金融纷繁复杂的面纱,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最为基本的功能在于,便利居民的金融投资,便利企业家的融资,便利居民储蓄向企业资本的转化。除这些最基本的功能之外,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的其它功能均源于此并服务于这些基本功能。

金融工具设计原则与持续金融创新的动力

我们不妨通过一个直观的例子,来简要说明一下金融工具创设的基本原则。比如某居民以股权的方式向某企业投资100元,股东预期的回报率为10%.那么他未来预期的现金流入每年均为10元。同样地,企业以股权的方式融入100元之后,预期未来每年要向该股东支付10元的现金流,其融资成本也为10%。通过这一例子,我们可以得到金融工具设计的四原则:

第一,一切金融工具都是当前的现金流和未来的现金流相互交换的一个合约。比如上例中,股东用当前的100元购买未来每年预期的10元;企业承诺未来每年支付10元,在当前融入100元。这里还略微补充谈一点,股票、债券和期权,是最基本的三种金融工具,其它金融工具均可以由这三种基础性金融工具组合而成。

第二,一切金融工具必须确保其购买者或投资者赚取与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当的预期回报率,这也同时意味着企业家承担着同一水平的资本成本。

第三,金融工具的未来现金流量安排,应该与居民对未来现金流的需求相一致。

第四,金融工具的未来现金流量安排,应该与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相一致。

同时满足上述原则的金融工具一定存在市场,并且一定在市场上被交易。显然,投资者有着多元化的现金流量偏好、有着千差万别的风险和回报率的偏好。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应该存在与每一个投资者的偏好相同的金融工具。如果某一个投资者的偏好没有得到满足,我们设计出能够满足其偏好的金融工具,这一投资者是不是愿意为金融工具支付略高一些的价格?是不是可以降低融资者的资本成本?同样地,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特征也是千差万别的,企业也有着不同的风险和回报的偏好。一个成熟的经济体,同样也应该存在与每一个企业家的偏好相一致的金融工具。如果某一个企业家的偏好没有得到满足,我们设计出与其偏好相一致的金融工具,他是不是愿意少卖点儿价格?投资者是不是可以赚取略高一些的投资回报?不断识别投资者、企业家的差别化偏好并设计出金融工具来满足其偏好,这就是金融持续深化的最重要的内在动力,这就是金融工具持续地层出不穷的内在动力。

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

大家可以进一步思考,如果根据投资者动态变化的偏好、根据企业家千差万别的现金流量特征,不断地设计出新的金融产品,是不是便利了居民的金融投资?是不是便利了企业家的融资?是不是便利了居民储蓄向企业资本的转化?当居民储蓄向企业资本转化的路径更加通畅便捷时,企业是不是获得了维持其创新、维持其成长的不竭资本源泉?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质量和增长的持续性是不是更好?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美国金融工具的持续创新和美国经济持续的高质量的增长,无疑为我们的上述分析,提供了一个证据。同时,自十八大以来,政府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举措,比如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开放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准入,鼓励银行发行优先股等等,是不是顺应这一潮流,以金融持续创新来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增长?读者自可徐徐品鉴之。

金融新动力 篇5

2008年11月28日

从大西洋彼岸肇始的次债危机竟然形成了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并波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部分中小企业，在外需萎缩的影响下，开始节衣缩食，限产或停产，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岗位紧张。而限产或停产的企业多属劳动密集型的建筑、纺织、服装等行业，这恰是最需要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以珠三角为例，仅10月上旬，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香港工业总会会长陈镇仁近期表示，珠三角7万家港资企业中，年底时可能会有四分之一即1.75万家申请破产清算。这些工厂所聘用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内地的农民工。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的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和上季度相比，该市人力资源市场今年第三季度提供的“二产”岗位分别减少6.8万个、5.6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数同比、环比分别减少6.5万个和5.4万个。据作为中国“三来一补”贸易方式的基地的广东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统计，截至今年8月，协会下辖的企业中，来自美国的订单数减少了15%—20%，综合利润下降20%—25%，因种种原因自然关闭的企业有800家。

企业破产和因经营困难而裁员，形成了大量农民工回流的现象。广州火车站数据显示，今年10月11日到27日，发送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12.8万人。浙江500万农民工中，提前“回家过年”的达100万人。浙江金华火车站负责人表示，10月下旬以来，每天客流量较往年增加20%。从国家相关部门最新的调研数据来看，目前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5％－7％提前返乡。

金融风暴下农民工大量返乡，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在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45％为外出务工的非农业收入，农民新增收入中，又有70％来自于非农业务工增收。因此农民工外出就业形势的不利状况将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财政性收入并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消费，所以农民工就业必然关乎农村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指出，由于农民工失业不纳入政府失业率统计口径，从表面上看不会形成严重的就业问题，事实却并非如此，农民工就业占据了制造业就业的几乎半壁江山。从目前情况看，随着国际金融动荡，世界宏观经济状况恶化，明年国内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沿海一些外向型中小企业经营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农民工失业返乡所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在赵树凯看来，农民工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一族，不仅仅因为失业，还因为他们处于弱势地位，缺乏基本保障。从短时期看，失业回乡的农民工，不会因为生计问题，而积聚不稳定因素。但如果整个经济形势，不能在一年内有所好转，并且进而恶化的话，不稳定因素必然会在积聚中转化成为矛盾，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以对抗和暴力冲突的形势出现。因而有效地解决回乡失业农民工问题，必须着眼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全局进行统筹安排。对于中国经济与城市化而言，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让离开土地进入工业链条的农民工有光明的就业前景。

如何转移安置返乡农民工？ 首先,在目前政府已开启积极财政政策，在铁路、轨道交通等大规模基础建设中，可以更具体地明确农民工就业指标，给予吸纳90%以上的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包括税收在内的多种优惠扶持，也可以考虑以降低个人所得税与增值税转型的办法拉动内需，使农民工不至于成为土地与工厂之间的无巢候鸟。这些措施可以成为根治目前农民工失业冲击波的治本之策。其次,要把回流农民工当作一笔宝贵的资源来引导和开发。因为他们当中的许

多人在打工过程中不仅有了一技之长，而且有了开阔的眼界和开放的思想，并且在打工的过程中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是一股潜在的创业力量。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创业培训（SYB创业培训）和政策引导的方式，积极引导和鼓励他们自主创业，带动就业。据统计，最近中国农民工中有500万人选择回乡创业，相当于乡镇企业总人数的20%。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的在外农民工返乡潮最近已经开始，省政府正实施“凤还巢”工程支持他们创业。安徽省外出务工人员约1000万，今年安徽有70多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如果能正确地引导这种创业潮,必将引发当地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从而带来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返乡农民工掀起了创业热潮，正崛起为中国农村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再次，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形成多层次的培训网络。要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教育培训是关键，这就需要财政的投入。我认为，国家每年的支农资金，绝大部分应用于教育培训领域，要分层次进行培训，如实用技术的培训应是短期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田间管理人员的培训应是中期的，农村中的经纪人，产前、产后服务人员的培训应是长期的，特别是参加中、长培训的人员，必须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要学会运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深化，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还应加大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力度，尤其是中部地区地市级及其以下领导干部的培训力度，要彻底转变忽视农业、轻视农业的观念，要让他们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新农村上来，抓好农业上来，以农业的发展来带动其他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美国中部地区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的经验，应值得借鉴。依托县区职业学校和乡镇成教中心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免费技能培训，帮助农民工再就业是应对目前农民工回流的有效措施。组织农民工重新学习新技能，将大大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金融新动力 篇6

中国金融亟须基因式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吴晓求2013年第九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金融支持经济发展”产业金融峰会专场演讲实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35年，1978年小平同志开启了中国改革的大幕，经过22年的改革到2001年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波澜壮阔的22年，它为中国的经济和金融融入世界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到2001年11月份中国正式加入WTO，进入中国的第二次改革时期。这次改革使中国经济全面地融入社会，参与了世界经济的分工和协作。通过13年的时间证明加入WTO对所有的成员都是互赢的。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增长，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所以实践证明开放会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改革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要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在战略上来构造一个能够在全球配置资源、同时又能在全球分散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样一个现代金融体系必须在全球要配置风险，同时要有很好的资源配置能力。中国金融体系必须改革和开放。应该说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是不匹配的，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所以改革开放的任务非常重，在过去的几年应该说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步伐是不快的，甚至是停滞的。中国金融体系变革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第一，它必须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基因似的变革，中国的金融过于古老和传统，目前的金融体系难以使中国经济维持持久稳定的增长。中国的金融呈现出高度的垄断性，竞争是不充分的，价格也是垄断的，同时也是不透明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是相对低的。同时它自身还积淀了很多风险，所以必须推动中国金融体系基因似的变革。这个基因来自于哪里？当然是来自于市场，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来自于互联网的力量。所以互联网金融，我们的金融体系将使中国的金融发生基因似的变革。

第二，要推动中国金融结构市场化的改革，中国的金融结构过于刚性没有弹性，没有弹性的金融体系是很难分散风险的，是很难配置风险的，一旦金融危机来临金融的脆弱性就会体现出来，必须塑造一个富有弹性的金融体系，能很好地吸收和平缓这种体系和风险。这个就是要改变金融结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大幅度提升正向化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地所以要大力推动资产信贷化，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是改变中国金融结构的根本性的举措。

第三，推进金融体系的开放，其标志是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分两步走，第一步要使它成为可交易的货币。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为未来中国金融体系树立了一个标杆。第二步是利率市场化，同时人民币要可自由兑换，这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举措。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决心，无论是习总书记还是李克强总理在各个场合的讲话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曙光和希望。所以中国金融变革主要来自于这三种力量。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互联网金融，但这只是互联网金融的初始形态。办一个网上银行就是互联网金融了？那只是金融互联网，因此这要分开。金融互联网只是传统的金融机构的手臂演唱了。对传统的金融机构是一种创新，是手臂似的延长而不是基因似的革命。而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相比较就不是把现代汽车变成奔驰的过程，就不仅仅是手臂延长的过程，是基因似的突变，是汽车变成了飞机的过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核心是以互联网的平台展开的，互联网是整个金融运行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工具，这是它最重要的差别。互联网现在在全球发展非常快，从1941年12月14日第一台计算机出现，1969年出现局域网，到1983年开始和外部世界的网络连载了一起，互联网开始出现，当时互联网的社会影响价值大家没有认识到。到了1991年协会出现，互联网才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到了2000年出现了互联网的泡沫。大家对它的估值太高，2005年前后互联网的价值重新出现了。在中国这个价值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尤其是互联网进入了商业之后颠覆了商业模式。

为什么互联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可以改变结构和消费习惯，改变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互联网有如此大的价值和如此大的冲击力，显然有它的特殊性，它最重要的特殊性就是说它对信息的整合，完全解决了人类社会的信息不对称，同时它极大地节约了成本，它克服了原有的商业模式包括金融模式物理空间的约束和成本的约束。最重要的是通过信息整合可以重造一个新的竞争格局，这是它的魅力所在，它引导了物流的变动，解决了新的商业模式。而互联网进入到金融之后会影响货币流动的变化，甚至会影响货币形式的变化，会进行货币的调整，从而引起重大的变革。

互联网对商业模式是一种历史性的颠覆。上世纪90年代评十大商业集团，销售额达到10个亿可以排在前五位，现在互联网商业的结合完全颠覆了这个概念，它一天可以得到王府井一年的销售甚至是十年的销售，根本无法比拟。这种力量和金融的结合也是这样的，金融和互联网的技术是天生的基因是匹配的，因为金融的核心功能有四个，这四种功能如果嫁接到互联网的平台上效率会大幅度提升。一个是支付的功能，传统的支付系统是非常缓慢的，甚至钱给了你划帐两天以后才能到对方的手上。互联网根本没有这个过程，极大地提升了资金的效率，同时也克服了风险。第二是资源配置功能也就是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的功能。这个过程中如何识别风险是最重要的，金融最重要的风险是信用风险。在传统金融时代来鉴别信用风险主要是靠一种物理化的东西来做，如房子多大，利润多少，通过这些来缓释风险，如果互联网进来之后，对风险的评估会跨越这个时代，跨越物理时代的风险评估，会通过数据的挖掘，通过高品质交易才知道哪些交易对手是有很好的交易的，可以找到有很好信用记录的客户，从而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力，降低信用风险。

第三，配置风险或者说财富管理，互联网发展之后财富管理得到了迅速的提升，以前老百姓是储蓄，老百姓的余额资金是储蓄法，银行会给予不同的利息。而互联网金融加进来之后，余额资金就会有储蓄化变成了资产化，它会有远远高于储蓄利率的收益，极大地改变整个金融资产的结构，也可以有力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因为互联网金融如果给储户提供一个收益率显然需要一个资本的平台，否则也做不出来，这会间接地推动资本的发展和金融的市场化改革。

金融新动力 篇7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全球化, 现代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供应链经济时代, 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业态越来越呈现出非正式、网络开放性的特征, 以强大的“溢出效应”整合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推进了供应链金融信息化的发展, 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蓝海市场[1]。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革命、互联网的强力推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把“提升信息化水平”纳入社会建设目标之一。因此, 应用信息技术, 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产业链的全业务信息融合优势, 从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的视角不断创新发展是当前的重要课题。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 最为学术界和金融界关注的是如何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审视供应链金融信息体系的不足进而提升其信息化管理水平。信息生态理论将信息科学、生态学和系统科学融合, 突出供应链金融个体、供应链组织和信息环境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为信息管理理论发展提供了新视角。将信息生态学的技术和方法引入供应链金融研究领域, 优化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管理, 为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管理系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视野。

在这个背景下,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其各项经济指标快速增长,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系统的创新管理能力。信息生态系统的创新管理是复杂、动态的、多维的, 影响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因素很多, 为了能够更清晰的解析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 笔者应用系统动力工具对影响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通过构建其系统逻辑关系进而提升其创新能力其现实意义显而易见。

2 动态系统模型及其应用

动态系统模型 (System Dynamics Model) 的分析方法是麻省理工学院Forrester教授 (1956) 提出的用于解决复杂问题的一种有效工具, 该方法主要用于处理长期复杂性问题, 通过解析系统中结构、功能和行为之间的动态关系并借助 (v1 (t) →v2 (t) →v3 (t) →…vn-1 (t) →vn (t) →v1 (t) ) 正负反馈回路来构建系统结构[2], 用反应变量之间因果和反馈关系的图表直接展示出来。

Senge (1994) 认为这种系统思考为了解复杂管理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 是管理者心智模式改变的基础[3]。基于系统论的原理并由此建立影响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各要素之间正负影响反馈的结构模型并对各个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和进一步的定量仿真预测, 从而给供应链金融未来行动提供相关建议。

3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模型构建

供应链金融实质上是供应链金融所有关联资源的整合。它主要涉及:一是资金的需求者;二是资金的供给者和支付结算服务者;三是第三方, 包括物流公司、仓储公司、保险公司等;四是监管者, 主要是各级银监部门。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既包括上述内部的各类关联主体, 还包括它的外部环境:一是制度环境, 首先是相关的法律法规, 比如动产抵押登记原则、受偿的优先顺序等法律;二是技术环境, 包括金融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三是司法体系;另外还包括监管部门的业务监管制度[4]。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中创新资源的创造性集成水平决定了供应链金融信息化管理的强弱,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制度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人才支撑创新能力是影响其创新能力的基本要素。基于这些要素之间相互组合与作用的方式, 本文将构建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动力的研究模型。

首先, 制度创新能力是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基本保障。率先的制度安排是实现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创新目标的前提。其次, 技术创新能力是形成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从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可以解读出, 技术创新是以抓住市场潜在盈利机会并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的, 只有围绕这一目标重新组织生产要素, 建立起更为有效的网络体系, 才可能形成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创新目标。第三, 人才支撑创新能力是供应链金信息生态系统的环境要素, 这些创新资源的组合与运作方式, 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影响创新资源的创造性集成。因此,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创新能力应是技术、制度和人才支撑构成的三维结构如图2所示。

4 各影响因素的动态反馈子系统分析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创新能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各种影响因素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和多重反馈机制。鉴于此, 本文针对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影响主体因素分别建立动态反馈子系统并进行分析, 以便为供应链金融信息化管理寻求创新能力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和措施提供分析基础。

4.1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技术创新能力子系统分析

面对先到金融产业发展的挑战和冲击, 以信息化管理水平作为提高供应链金融竞争力的关键势必要求不断提升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技术植入, 其技术创新能

在图3左边的正反馈环中, 可以看出, 供应链金融发展速度的加快, 供应链金融创造的社会及经济效益也不断增强, 从而促使供应链金融信息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又促进了供应链金融管理信息管理水平的进一步优化升级, 如此循环发展构成了一个“正反馈环”。在图3右边的负反馈环中, 我们可以看到外部环境的诸多因素会逐渐制约供应链金融的信息化服务能力, 如供应链金融的信息人才的保障、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内部各关联主体的信息化管理水平程度以及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平台的成熟程度等, 都会增加供应链金融信息技术创新的难度, 从而使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技术创新出现延迟的负反馈环。

4.2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制度创新能力子系统分析

政府对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扶植及政策系统动力分析如图4所示。

在图4中, 我们看到, 上半部分“成长上限”模型, 由一个正反馈环和负反馈环构成, 下半部分为“投资不足”负反馈环。这个负因果链的含义是:当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对制度创新有需求时, 当前政府的扶植力度及政策已经不能满足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的发展要求时, 才认识到提高政府扶植力度和完善的政策设置的重要性, 但由于时间的延迟, 当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因为政府对供应链金融信息管理的扶植及政策设置不及时而出现问题时将严重抑制供应链金融信息化的发展。

4.3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人才支撑创新能力子系统分析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人才支撑水平及其内部创新支撑管理能力的系统动力分析如图5所示。

在图5中, 我们不难看出, 上半部分“成长上限”基模, 由一个正反馈环和负反馈环构成, 下半部分为“投资不足”负反馈环。在正反馈环中, 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会影响供应链金融的发展速度, 供应链金融创造的社会及经济效益贡献越大越会促进供应链金融的信息技术的发展, 而供应链金融的发展速度对其创造的社会及经济效益的实现程度越高, 又会不断推进供应链金融信息化的发展, 如此循环发展构成了一个“正反馈环”;但是这个正反馈环也不是无限扩大, 当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的发展逐步达到一定程度后, 供应链金融信息化技术人才能力及其内部的信息化管理能力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这里会存在负因果链:供应链金融技术人才及内部信息化管理能力满足程度→加强人才培养和提高管理水平的认识程度。

我国供应链金融产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清晰, 但是对金融行业为而言, 面对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和移动网络技术, 既能够熟悉供应链金融业务又能够掌握供应链金融的技术服务和管理的中高端行业人才已成为制约供应链金融发展的主要瓶颈。为解决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人才支撑创新能力子系统的困难, 培养大批优秀供应链金融的技术服务和管理人才, 推动供应链金融产业快速发展已迫在眉睫。

5 结论与思考

上述分析就如何发展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技术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和人才支撑创新能力三个子系统的分析给出了具体线索。基于上述认识和子系统分析结果, 针对影响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用动态系统模型具体地剖析了各子系统中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 在此基础上给出发展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线索和思路。但限于篇幅, 本文未能就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影响系统结构框架中技术创新能力与制度创新能力、制度创新能力与人才支撑创新能力、人才支撑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三个“次级”子系统的影响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展开分析。

摘要：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金融服务业态以强大的“溢出效应”整合供应链的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推进了其信息生态系统的发展。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是否能够稳定发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的创新能力。笔者通过构建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能力这一复杂动态系统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 进一步用系统动力模型工具分别对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制度创新能力、人才支撑创新能力等三个子系统内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发展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动力的线索和思路。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信息,生态系统,创新动力模型

参考文献

[1]李占雷.供应链金融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能量扩散效应[J].江苏商论, 2012, 12:139-140.

[2]贾仁安, 丁荣华.系统动力学——反馈动态复杂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3] (美)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8.

金融新动力 篇8

关键词：商业银行,碳金融,动力机制

随着低碳经济概念的推广和碳排放贸易市场的迅速发展, 服务于碳排放贸易的金融业务蕴涵着巨大商机, 涉足碳金融领域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我国目前主要参与基于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的碳排放贸易, 因此我国的“碳金融”主要指金融机构在CDM下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金融活动, 如对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提供中介咨询服务、开发设计碳融资产品和碳排放权理财产品、CDM项目预付款退款保函服务、买方信贷以及结算服务等。

本文将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动力机制的相关理论按照产生的时间及逻辑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理论产生的萌芽阶段、理论深入的发展阶段和理论形成的成熟阶段,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系统梳理来理清商业银行从事碳金融的动力因素, 为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提供理论支持。

一、碳金融动力机制理论的萌芽阶段———低碳经济理论

1. 低碳经济理论———解决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 该报告将低碳经济定义为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 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的提出与全球化背景下以全球变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密不可分, 低碳经济, 要求创建一种强制性制裁机制 (如课征相关商品高额关税) 和课征全球统一的环境税来解决该问题。然而在通过征收碳税来解决环境污染尤其是CO2排放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 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为后来《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大减排机制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更好地解决环境污染尤其是CO2排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相比国外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稍晚, 较早研究低碳经济的国内学者庄贵阳 (2005) 认为,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 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目标是减缓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看, 低碳经济的基础就是所谓的“三低三高”, 即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低碳经济的本质则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 通过制度与政策的制定和创新, 形成长期稳定的引导与激励机制, 促进高效能技术的提高, 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的应用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创新, 以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并构建新的、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2. 企业视角下的碳金融经济利益。

国外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早在低碳经济理论尚未明确提出前就已经开始了, 最初的多位学者在《京都议定书》尚未实施前就做了相关研究。他们指出, 各地碳减排成本的不同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机制能促使全球碳减排分配产生成本效益。

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 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从企业的视角来看待碳金融带来的经济利益, 并对碳金融的发展做了深入的研究。学者们认为碳金融的发展在于它能将外部成本内在化, 而利用碳信用这一碳金融业务的特点来获利也是动力因素之一。

通过上述代表学者对于低碳经济定义及内涵的总结不难发现, CDM作为一种灵活的碳减排机制, 其实施项目所要达到的环境与效益双赢的目标正好和低碳经济所要追求的结果一致, 可以说以CDM为代表的碳金融业务是环境金融理论在低碳经济条件下的实践结果。

二、动力机制理论的发展阶段———环境金融学

1. 环境金融学———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环境金融学的相关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 国外的一些学者开拓性地把环境因素引入金融学中, 开始关注金融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提出了环境金融概念。环境金融概念是Jose Salazar于1998年最先提出来的, 他指出环境金融的本质是“金融业根据环境产业的需求而进行的创新”。尔后环境金融的外延逐步扩展, 由之前定义的环境创新发展为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学科。

进入21世纪以后, 环境问题对于金融行业的影响愈发突出, 学者们开始将环境金融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加以研究, 先是将其视为环境经济学的一部分, 而后将这一问题细化为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的融资行为与过程 (Sonia Labatt, 2002) ;之后又进一步将金融业纳入到服务业与环境的理论框架中, 以产业生态学的理论为基础构建了环境与金融的相关理论 (T.E.Gradel、B.R.Allenby, 2003) 。

2000年以后, 国内学者也开始逐渐研究环境金融学的相关问题, 相对于国外学者“环境金融”的提法, 国内学术界习惯于用“绿色金融”来表示金融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绿色金融的内涵,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绿色金融是指金融业在经营活动中要体现的环保理念, 即在投融资行为中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注重环保产业的发展, 通过绿色金融对社会资源发挥引导作用,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的协调发展。

2. 银行业考虑环境保护问题的相关研究。

21世纪初, 环境金融理论研究有了新的突破。该阶段国外学者将重点放在了银行业在环境金融中的相关问题, 分析银行业与环保、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银行业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在银行信贷决策影响下企业表现的环保能力的回顾可以看到, 环保理念确实会影响银行业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的金融支持 (Andrea B.Coulson, 1999) 。而银行对待环境保护的态度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从最初认为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只能增加成本的抗拒态度, 到认为必须关注环境问题给银行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规避态度, 再到发现环境保护行为中蕴藏的商机的积极态度 (Marcel Jeucken, 2001) 。银行业对于环境保护态度的转变进一步推动了环境金融理论的发展, Sonia Labatt和Rodney White在2002年的《环境金融》著作中, 广泛探讨了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挑战和机会, 在此基础上指出, 环境金融是研究所有为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而开发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产品。这样的环境金融产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建立在金融市场的合适位置上;二是满足环境风险转移和减少排放物等环境目标。

三、动力机制理论的成熟阶段———碳金融相关理论

1. 碳金融内涵的界定。

碳金融最初被认为是基于以CDM为代表的项目下的资金融通的过程 (世界银行, 2006) , 但是这样的定义过于笼统, 也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实际上, 完整地来看待碳金融, 它应该具有三层含义:首先, 它代表了环境金融的一个分支;其次, 它探讨的是与社会碳约束有关的金融财务风险与机会;最后, 这样的过程预期会产生相应的工具以转移风险。而且, 作为环境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 碳金融也有着鲜明的特征:第一, 它是一个包括碳配额及其类似产品 (如碳补偿) 这两种新型“商品”的交易市场。第二, 碳金融是与“投资”密切相关的一种金融工具, 无论是风险资本还是长短期的清洁能源资本, “投资”都是碳金融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第三, 碳金融为私人企业提供一种新的评估生产能力的标准, 从而影响其在碳市场上的投资和交易选择。

国内学者对碳金融的定义也做了大量研究, 从最初认为碳金融就是与碳有关系的金融活动, 大体上是环保项目投融资的代名词, 把碳金融简单地看成对碳物质的买卖 (成万牍, 2008) , 到提出了国内目前比较普遍的界定, 即碳金融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 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 (高建平, 2008) , 再到将碳金融的相关活动具体化, 指出碳金融是服务于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 主要包括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担保、咨询服务等金融中介活动。可见, 国内学者对于碳金融的内涵及外延的理解在不断扩展和深入。碳金融这一资金融通的过程更多的体现在“应对”这一含义上, 可以理解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 包含了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等要素, 是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节。

2. 商业银行从事碳金融的动力机制研究。

研究者多集中于从经济角度或社会责任角度来看待商业银行参与其中的动力。一方面, 在对欧盟排放贸易体系和CDM运行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了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蕴含着巨大潜力的结论, 同时强调需要各个地区和企业因地制宜, 积极投身于国际减排贸易, 大力引进资金, 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能源利用率。另一方面, 通过综合介绍全球碳金融及我国碳金融的发展状况, 强调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必要性, 并指出应着力解决影响我国碳金融业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碳金融之所以受到商业银行青睐, 从经济角度看, 它不仅有利于增加金融企业的有形资产, 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为金融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交易服务机会和不断延伸的金融创新空间, 有助于拓展业务渠道, 促进银行收入的多元化, 这是金融业谋求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从社会责任角度看, 碳金融有助于增加金融企业的无形资产, 创造品牌效益, 提升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

目前针对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的动力机制缺乏实证研究, 因而在今后研究中应该将重点放在如何运用相关理论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上。由于以CDM项目为代表的碳金融业务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较短, 相关业务依托的交易市场和所需的相关法规也在逐步发展和完善中, 因而无论是数据量还是数据的可用性都存在较大的不足。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找到合适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是下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另外, 如何从环境层面和宏观层面综合考虑, 系统分析商业银行从事碳金融业务的动力机制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随着2011年底德班气候峰会的召开,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前景看好, 如何在此背景下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参与碳金融业务, 是值得学者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G.Bumpus, D.M.Liverman.Accumulation by Decar-bonization and the Governance of Carbon Offsets.Economic Geography, 2008;2

[2].Andrea B.Coulson, Rob Dixon.Environmental risk and management strategy:the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nk Marketing, 1995;13

[3].王卉彤, 陈保启.环境金融:金融创新和循环经济的双赢路径.上海金融, 2006;6

[4].付允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3

金融新动力 篇9

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 全球证券交易所逐渐从完全垄断转向自然竞争[1], 交易所创新逐渐成为交易所发展的核心。目前在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 国内有各类交易所几百家, 市场竞争激烈, 交易同质化严重。在此背景下,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创新途径及内容, 必然值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金融业不断发展, 这样的金融创新也将成为一种新潮流, 对我国经济未来转型发展有特殊意义。

1 金融信息交易所现状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是全球金融信息交易领域首创的公司制交易所, 是新华社旗下中经社控股集团独资注册成立的专业交易中介机构。其定位于建设“交易所的交易所”, 着力打造金融数据集成服务、金融信息发布服务和金融产品拓展服务三个平台, 坚持“共融、共享、共赢”的发展模式, 着力构建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间、国内资本市场间及金融与文化领域间三座桥梁。[2]当前,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开展了包括金融信息产品、文化创意产品、新媒体新闻信息产品与广告产品交易服务, 提供债权交易、股权交易、票据交易、艺术品交易、信托理财、研报、路演、安居基金、资产处置、技术专利转让、商务信息咨询和交易所设计等专业服务。开业至今, 其创新性优势以及其因超前创新所带来的不足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1.1 金融信息交易所的优势

金融信息交易所以金融信息为交易标的, 具有不同于其他普通交易所的创新优势。

1.1.1 强大的金融信息资源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充分发挥新华社遍布海内外的采集网络和丰富的新闻信息资源优势, 为交易所提供最新最快的各类金融信息, 并为全社会的金融信息交易活动构建起更公平、更高效的市场化环境和秩序, 使社会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更高效更合理。

1.1.2 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

依托“新华08”[3]

1.2.2 核心竞争力不明显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目前的业务面较广, 却几乎没有突出的业务, 即尚未构建出交易所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目前, 国内交易所迅速发展, 散落于全国各地的交易所已超过300家, 交易品种更是超过百种。诸多交易所中, 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与金融信息交易所在业务上有较大的相关性、相近性, 都沟通起了金融与文化两大产业。这无疑弱化了金融信息交易所在文化交易领域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如何提高自身业务与服务水平、如何强化核心竞争力并与其他交易所开展差异化竞争, 成了当前金融信息交易所亟须考虑的问题。

2 创新动力模型引入

创新是生产力进步的源泉。一个企业或公司, 只有不断创新, 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竞争力, 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创新需要动力来源。作为金融服务领域的一个创新成果, 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形成与发展背后必然存在强大的助推力量。由此, 我们引入创新动力模型 (图1) 进行分析, 图中的两个动力既是创新产生的条件, 同时也是检验创新成败的标准。

具体而言, 市场推动力和科技推动力是产生创新的两大主要动力。第一, 科技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技术新创意的开发中。在与客户的双向交流中产生灵感并深入挖掘, 创新就可能产生于公司企业的研发活动当中, 依靠一定的科学技术支持能将灵感变为现实。第二, 市场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消费者需求分析中, 这有助于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或原先被忽略的新的细分市场, 由此, 公司才会进行创新, 以扩大自身发展市场。[4]

然而, 这只是一个从整体角度建立起来的简化模型。在实际应用中, 还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对该模型进行细化、完善。特别是在金融服务领域, 各方经济关系与影响因素复杂多样, 这就需要对促使创新发展的动力进行更广泛更全面的分析。由此得出更符合金融信息交易所创新发展的创新动力模型改进形式 (图2) 。

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创新动力来源主要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的影响。而科技推动力和市场推动力分别包含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当中。

首先, 内部因素作为核心助推力, 推动创新发展, 这主要包括科技水平、信息来源、主观动力三个方面。第一, 科技水平包含了技术创意研发、技术硬件支持、科技知识及人才运用等, 主要体现在高科技产品及设备的实际应用上。完备的高科技水平能为创新提供坚实的资源基础和设备保障, 是金融信息交易所进行创新所凭借的手段。第二, 信息来源是金融信息交易所进行创新最必不可少的条件。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与诸多国内外交易所保持密切联系, 获得了海量实时金融信息, 在“金融信息就是生产力”[5]的今天, 这无疑使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创新成果更具有价值。第三, 主观动力。近年来, 虽然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但与欧美地区相比, 我国金融业发展依然相对滞后。为了尽快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 促进金融信息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的顺利流通;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明确国内金融业的运作规范, 深化金融市场改革, 新华社适时地转换思维, 开创性地以金融信息作为金融交易标的物。由此可见, 创新主体积极发挥能动性, “要创新”成为创新的主观动力来源。

其次, 外部因素是辅助推动力, 主要包括市场推动、政策支持、国际形势三方面的作用。一方面, 市场推动应包含金融信息的供需两方。对金融信息的需求方要求供给方整合提供全面综合的行业及交易信息, 而信息供给方也希望有更大的信息发布平台扩大其金融影响力。双方相互平衡作用, 为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 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既能对创新方向起引导作用, 又能通过简化行政程序、提供行政便利等方式鼓励创新发展。正如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开业仪式上说道:“我们将坚持做好‘四个服务’, 完善政策措施, 强化服务保障, 为各类金融机构在京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此外, 国际形势也是重要的创新推手。中国经济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抵挡住了冲击, 但还是暴露出了不少经济、金融领域的缺陷。当前国家实力较量更多的是经济与科技的抗衡, 而要在抗衡中获得优势地位的关键就在于掌握自主创新。因此, 在宏观国际形势影响下, 创新成为众人追捧的潮流。

改进后的创新动力模型更详细、更具体地列出了在金融信息服务领域中能引发创新的诸多因素。通过对该模型的运用, 我们能对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表现出的创新动力有更加明晰的认识。

3 金融信息交易所创新点分析

首先, 在融合国际形势和市场驱动力方面,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公司制组织形式是一个很大的创新。

自199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所率先由会员制改为公司制至今, 目前, 欧洲大部分的证券交易所都已完成公司化改制, 亚洲和北美地区的证券交易所改制步伐也在加快。[6]可以说, 公司制已然成为目前交易所的主流组织治理特征, 公司制已成为国际潮流。反观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等众多交易所, 名义上实行的是会员制的组织形式, 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特征明显的“行政会员性组织” 。[7]这使交易所过多受到政策干预, 弱化了其自身功能, 会员对交易所的重大决策也没有参与权。

交易所进行公司制改革后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一, 公司制使交易所的所有权更分散。上市公司、金融机构、股东会员等对公司均有所有权, 这有利于把交易所塑造成一个将交易所的利益和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机构, 降低交易所与会员的利益冲突。股东的分散化也使交易所能更迅速广泛地获取市场需求信息并及时做出反应, [8]增强交易所交易的实时性。且所有权分散化使交易所广泛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容易可行, 尤其对上市的交易所而言, 资源优化配置更便利。第二, 公司制有助于提高效率。公司制使交易所市场化程度更高, 其在更新设备、创新产品等方面有更大的积极性, 这都有助于显著提高交易效率。

因此,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采用公司制组织形式, 既顺应了国际社会中交易所的公司制改革潮流, 又满足了金融市场上信息供求双方的市场需求, 很好地融合了国际趋势和市场驱动力两个创新动力。资本市场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交易所作为资本市场的载体, 是资本市场发挥功能的必要环节, 在这种形势下,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公司化组织形式变革, 成为其应对外界的竞争、提高资本市场效率的最佳选择。[9]

其次,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在创新信息来源、提升自身附加值方面也有独特的创新经验。这通过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与“新华08”[10]

而新华08是新华社自主研发的金融服务平台, 采用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以终端形式为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提供信息资讯、市场行情、历史数据、金融模型、分析报告等业务, 为用户参与国内外证券、外汇、股票、黄金、期货和产权市场交易提供交易前信息收集和分析、交易中订单递交和风险管理、交易后清算结算和信息反馈等业务。新华08与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同属于新华社旗下中经社控股集团, 关系十分紧密。作为信息来源方面的创新,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可以方便地利用新华08在实时资讯、研究工具、分析模型、历史数据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提升交易所在信息渠道、分析研究等方面的附加价值。同时, 这也大大降低信息来源成本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和利润。同时, 交易所还能借助新华08在政府、企业、银行的终端渠道, 完成对自身的宣传以及提升品牌价值。

除此以外,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的主观动力使其在产品架构、产品研发、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有自己的思路, 相关产品和服务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世。在政策支持方面, 当前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的活动开展与公司运营得到了来自北京市政府等多方在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一定程度上为其创新发展解决了硬件难题, 但这还远远不够。在鼓励性的政策导向下, 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创新动力和积极性才能更加充足。在科技创新方面, 新华社与多家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等有广泛的合作关系, 如其曾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建设金融信息量子通信验证网, 这一技术的应用更会推动交易所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更大的发展。

4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启示

作为全球金融信息领域首创的公司制交易所,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的成功建立与运行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规范并拓宽我国金融业发展市场、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信息领域的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正视并利用好金融信息交易所在中国经济、金融领域中的作用, 能为中国宏观经济未来调整发展提供更长久的助力。

第一, 提供新型交易平台, 创新开发交易标的, 推动文化、信息产品资产化, 促进文化与金融两大产业的融合。

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金融市场中, 掌握大量及时有效的信息就意味着掌握了成功的机遇。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率先创新地以金融信息为交易标的, 促进交易信息和资本在供需双方之间顺利流动, 并进一步实现双边利益最大化。此外,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成功沟通了金融信息领域与文化产业领域, 并实现了对社会海量金融信息的发现、整合与利用。当前因信息交流不足而存在的产业壁垒阻碍了经济的透明化、公开化发展。“如果没有金融市场的介入, 文化市场的发展缺乏后劲;而若没有文化的参与, 金融市场容易被孤立, 形成‘信息孤岛’。”[3]而金融信息交易所通过实现文化产业、实体产业、资本市场之间的有效对接, 不断降低信息发现和使用成本, 拓宽赢利空间, 有利于开创产业间共同发展、互惠共赢的新格局。

第二, 参与整合全球交易所, 引导中国交易所的公司制改革潮流。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的创新性公司制组织形式当前在我国独树一帜。交易所成为追求赢利的更具竞争力的企业, 加强了金融市场交易权的自由流动, 也在金融信息公开透明化的过程中促进了公平竞争。中国的交易所“迟早是要进行公司化、股份制改革的, 但不宜盲目跟风资本主义社会的步伐, 而应该建立一套有自己特色的温和改革方案”。[10]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率先实行公司制的组织形式, 一方面提高了金融信息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也以开拓者的姿态为将其他改制的交易所提供经验和模范。此外, 随着全球各类交易所整合加快, 各地交易所逐步走向全球一体化, 率先完成公司制改革的交易所能更快进入下一步海外扩张阶段, 以多元化、综合化的趋势发展。[11]在这场交易所行业格局的改变过程中, 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集中各路资源, 综合利用自身信息系统优势, 为全球金融信息资源整合和交易所创新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第三, 公开金融信息发布平台, 引领实体消费与金融投资新导向, 创新政府宏观经济调控举措。

金融信息交易所通过发布海量金融信息, 将成为政府新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与新华08的紧密关系, 意味着金融信息交易所可以借助终端平台向公众发布更有针对性和倾向性的金融信息, 引导消费者投资者关注新兴行业, 从而发现更大的投资机会。政府更可以利用这一特性, 有意识地通过金融信息交易所向公众发布相关产业、行业的利好消息, 引导公众关注国家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使资金不断流向国家经济发展需求最迫切的地方, 以便集社会公众之力, 不断完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投资环境。这种新型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作用于广大民众消费、投资心理,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 更易被接受, 也能使社会资本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第四, 提高中国金融实力, 强化国际竞争力和新型综合国力建设, 参与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

当前, 金融业不断渗透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 对国家发展建设极为重要。各行各业的产品, 尤其是文化产品, 进行金融化、市场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只有积极地参与潮流进程, 中国金融交易市场才不会与国际市场脱轨。而国家部委、金融机构、要素市场、大型企业、高等院校等各个主体通过金融信息交易所这一平台得以联系, 共同参与到金融化的大浪潮中, 这主要体现在提供或购买交易数据、市场研究报告等金融信息上。集中社会力量与优化整合资本、知识等多项资源, 无疑是新形势下借助金融来强化国家综合实力的要求所在。此外, 由于新华社金融信息交易所定位于“交易所的交易所”, 在全球金融信息领域独创先河, 这有助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掌握金融信息标的定价权, 进而提升中国在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过程中的话语分量, 是我国提升金融信息安全的可控力、增强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同时也为落实国家金融发展战略作出了创新性贡献。

可以看出, 运用改进后的创新动力模型对金融信息交易所进行分析, 能更清晰地梳理出推动金融信息交易所创新的源头所在。把握好科技水平、信息来源、主观动力等内部因素, 以及市场驱动、政策支持、国际形势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作用, 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实际国情, 发挥出金融信息交易所在沟通金融信息鸿沟、促进多个产业融合、加快公司组织改革、更新政府调控手段、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中的创新优势, 使金融信息交易所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金融业之崛起, 并进一步在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中发挥重大影响力, 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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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宇, 李延霞.新华时评:填补金融信息鸿沟的创新之举[EB/OL]. (2010-12-18) [2013-03-09].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12/18/c_128943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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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邱敏欣.论我国证券交易所组织形式的改革[J].现代商业, 2007 (21) :208-210.

金融新动力 篇10

2008年,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世界宏观经济状况恶化, 此次金融危机波及面广、危害大, 其发端于美国, 波及亚太地区, 然后蔓延到中国的东部地区, 再到西部地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 中国沿海地区企业产品出口受阻, 沿海地区出口外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玩具等科技含量低的中小企业, 纷纷停产、半停产或倒闭, 被迫降薪、裁员, 大量务工人员也因此丢掉了饭碗, 提前返回家乡, 农民工失岗返乡成为全国性现象。据统计, 全国约有2 000万农民工因无工可做提前返乡。

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提前返乡, 全国尚属首次。农民工失岗返乡现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12月20日,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出关于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 并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 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 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就业, 对于已经返乡的农民工, 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 鼓励他们去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办法, 帮助农民工回乡以后自己创业;要求各地切实保障外出农民工的土地保障权益等。

尽管各地各部门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应对农民工返乡现象, 但大规模农民工返乡仍将对农村经济社会造成广泛影响:比较明显的居于两点:一是直接影响农民收入, 对农民增收速度和农村消费也会产生不利影响。随着沿海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陷入危机, 大量农民工失去岗位, 对农村收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进而对农民增收速度和农村消费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加剧就业压力, 影响社会稳定。大部分失岗返乡农民工存在年龄偏大、劳动能力下降、社保缺失、心态不平衡等问题, 极易激化社会矛盾。失岗返乡的年轻农民工无务农经历, 缺乏农业生产知识, 不少人已适应城市生活, 习惯月月领工资, 在突然失去经济来源的情况下, 更易形成社会稳定隐患。

一、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

1. 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

2003年以前,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 以自发性外出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农村改革试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 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 农产品和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剩余, 农民有了自主支配剩余农产品和剩余劳动时间的自由, 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土地进入乡镇企业就业, 开创了“离土不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新模式。自2003年起, 省委省政府开始把农村劳务经济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大产业来培植, 加强领导, 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扶持力度, 千方百计拓宽农民转移就业渠道, 同时推进平等就业;各级政府积极转变角色, 将开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绿色通道”纳入政府工作, 不少州市县形成一套对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登记、建档、培训、输送、管理、服务的“一条龙”工作机制;各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部门, 走出红土地, 到沿海发达地区找信息、拿订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正从“自由型向组织型、分散型向规模型、季节型向常年型、体能型向技能型”转变。通过全省上下的努力, 截至2007年, 全省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635万人, 比2003年的352万人增加了283万人;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520元, 比2003年的326元增加了194元;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170亿元, 比2003年的26亿元增加了114亿元。实践证明, 劳务经济在我省已成为继种植业、畜牧业后的一大产业, 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2.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省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受金融危机影响, 截至2008年12月底, 云南从省内、省外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达100万人左右。目前, 云南省受农民工提前返乡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为滇东片区, 昆明市、昭通市、曲靖市农民工提前返乡情况较为突出。另外, 随着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的深入, 农业比重高的云南农业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将会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2009年国家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的空间也在缩小, 不可能出现2008年农业补贴比2007年翻番的情况, 这此客观因素都将影响到云南农民收入的增速。如果经济发展持续放缓, 未来一两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将进一步降低, 一些贫困地区已脱贫的农村人口可能再次返贫。省内矿冶、建筑、进出口等企业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 被迫裁员, 导致本地大量农民工返乡。

二、从金融危机角度看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失岗返乡现象虽然与金融危机有很大关系, 具有突发性, 但同时也暴露出此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还没有根本建立。

虽然近几年国家把保障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放在重要位置, 但是还没有建立起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一些行业和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屡禁不改, 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还没有形成制度化。一些用人单位虽然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但是合同内容中对农民工规定的义务多、权利少, 对用人单位规定的权利多、义务少, 属于不平等合同。一些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安全保护、职业病防护等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得力, 投入不到位, 对农民工的保护在制度上还不完善。

2. 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管理严重缺位。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 从掌握劳动力资源、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信息到维护合法权益, 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 政府的这种职能非常缺乏, 还不能完全地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包括文化程度、年龄结构、技能特长、地域分布及转移就业的方向等。政府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市场服务体系, 导致农民工就业信息不畅, 有组织外出的比例比较低。

3. 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竞争力有待提高。

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受教育程度总体上偏低, 从而导致大部分农民整体素质不高, 受农民自身素质和适应能力的制约, 大批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只适合从事以体力为主、技能较低的传统工作, 从而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往往处于买方市场。大量技能低、素质差的农村劳动力充斥市场, 不能适应非农产业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和国际化进程步伐加快对高素质员工的要求, 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4. 政府工作思路有待于转变。

首先是在转移安置思路存在偏差。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突出、农民增收难问题, 过去大多地方的转移安置思路是快转、多转, 导致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盲目性、自发性等特点, 很多农民工没有经过深入的技能培训或只经过简单的引导性培训就往外转移。其次是从转移方向上看, 主要重视往省外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外向型企业转移, 忽略了省内的就近就地转移, 特别是缺乏在农业内部消化剩余劳动力的引导措施。这种转移方式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还造成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素质下降以及农民对外出务工的依赖。

5. 现行培训制度体系不建全。

根据相关调查, 现行对农民工素质的培训体系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转移培训内容单一;二是培训基地建设滞后;三是培训时间短、补助标准低。在调查中发现, 返乡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很高, 同时对培训的要求也很高, 他们要求延长培训时间, 掌握更高更多的职业技能, 但当前的培训资金根本无法满足。如要进行市场仍然紧缺的车工、电焊工、编程人员等培训, 大多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 所需经费也在2 000元以上。

三、新形势下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途径

金融危机的爆发, 使得原本“进城又离乡”的转移模式发生梗阻。不少企业大幅裁员, 城市下岗人员队伍持续扩大;高校扩招引发的大学生就业难及激烈的就业竞争, 进一步恶化农民就业形势;加上农民本身素质和能力的限制, 就业空间十分狭小。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空间发生萎缩、就业弹性急剧下降, 不少原本在城市就业和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被“挤出”城市, 可以说, 金融危机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路径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同时, 应该看到新农村建设的“吸附力”又给我们带来了更多契机。国家对三农问题一如既往的重视, 使农民看到了农村继续发展的潜力和希望, 随着农村发展环境和条件的不断改善, 拓展了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的空间和渠道。

1. 优化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 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首先, 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 提高农村后备劳动力资源的文化素质, 消除文盲和半文盲现象。建立健全多元的基础教育办学模式, 多渠道筹集教育资金, 不断改善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和提高农村教师待遇, 更新教育思想, 转变教育观念, 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其次, 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 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的基本技能的要求, 安排培训内容, 实行定向培训, 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 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深受农村及受教育者本人欢迎的教育模式, 为农村经济培养出大批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性人才, 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更快转移。

2. 深入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

云南是一个农业大省, 长期以来, 在谈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 人们都一味强调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大中城市转移, 而轻视、忽略了农业内部吸纳、消化劳动力的潜能和空间。事实上, 农业内部仍然存在可挖掘的就业空间和机会, 当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借国家投资4万亿用于刺激经济复苏和发展的契机, 大力发展、完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借此机会能转移大批农村劳动力。二是顺应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要求, 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和产品, 如水果、花卉、肉类、奶类、蛋类等, 这些产品与单纯的粮食种植相比, 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 能更多、更好地吸纳农村劳动力。三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拉长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 以农户为基础, 以“龙头”企业为依托,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 通过实施种养加、供产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 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要进一步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增强“龙头”企业的带动和辐射力, 积极探索形成农户、基层经济合作组织、“龙头”企业之间的新型契约合作关系, 引导企业做好农产品的精细加工、深加工、产品运输和销售工作, 逐步健全农户与企业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合作机制。农业产业化的过程, 就是变大批农村劳动力为非农从业人员的过程。

3. 大力发展二、三产业,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就业机会。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除有限地向省外、国外输出一部分外, 其解决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省内自行消化。而自行消化的快慢取决于就业机会的多少。城市就业机会来源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加快工业化进程, 注重扶持和培育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具有劳动密集程度高、资本有机构成低、易于农民就业等特点, 因此应打破所有制界限, 积极扶持和培育非公有制经济;打破城乡地域界限,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同时,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技术简单、进入门槛低、吸纳能力强等特征。第三产业的行业和门类很多, 结合我省农民的素质状况, 今后重点加快旅游、家庭装修、社会、商业及餐饮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 最大限度地拓展就业空间, 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

4. 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与信息服务机制及完善劳动力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

发挥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各种中介机构的组织协调作用, 为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提供必要的配套服务和信息支持, 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和培训等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 帮助农村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作出正确的判断, 以减少因盲目流动而受到的损失。此外, 还要消除市场歧视、建立和完善劳动法规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

5. 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扶持。

农民增收的一条途径是加大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力度和速度, 另一条途径还在于要为返乡农民工搭建一个回乡创业的良好平台, 特别对于从国外、省外就业回来有思想、有才干、有创业精神的农民工能人实施优惠政策。要充分利用财政、扶贫、支农等转移性资金以及财政用于开发区扶持开发区、集聚区建设、开发性生产经营项目等实施资金扶持。要帮助他们广开门路, 开拓信息市场。

6. 应在政策和行动上给予留守群体更多支持, 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隐患。

随劳动力大军不断涌入城镇, 使原本落后的农村社会问题越发显得突出。一项调查资料显示, 农村劳动力转移催生三个群体:“92.4%的留守妇女成为‘男工女耕’模式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 “72.3%的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在外务工”, “48.5%的空巢老人所有子女外出”。农村大量的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让男耕女织成往事, 农村家庭的分工模式由过去的“男主外、女主内”变成了现在的“男工女耕”。面对三个群体, 我们建议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如, 针对农业生产的女性化特点, 在农村多开展面向农村妇女、适合农村妇女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培训, 鼓励发展适合妇女劳动特点的农业产业, 以增强留守妇女的农业生产能力。针对农村老年人“空巢”规象, 我们呼吁尽快建立健全三项农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合作医疗制度, 使“老有所养, 老有所靠”, 帮助老年人消除后顾之忧, 能够安度晚年。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制度变革是关键”, 我们呼吁全社会力量共同行动起来, 来关心我们祖国下一代的成长。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就业问题,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是统筹城乡就业;城市带动农村很重要的是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抓住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吸附力”这一主绳, 对云南农村劳动力转移提出了新途径。

关键词：金融危机,劳动力转移,新途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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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新动力 篇11

1 当前中国经济的需求缺口与过剩难题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看, 2009年1～8月份, 中国外贸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均出现大幅下滑, 其中出口7307.4亿美元, 同比下降22.2%, 实际利用外资558.7亿美元, 同比下降17.5%, 因而与2008年的平均增幅相比, 出口和外资下降导致需求减少了3万亿元人民币, 而国内投资增幅同比提高约5个百分点, 多增加7千多亿, 消费增幅下降约5个百分点, 少增加3千多亿, 二者使国内需求扩大不到5千亿元, 因此, 综合来看, 1～8月中国国内存在近2.5万亿元的巨大需求缺口。也就是说, 如果2009年1～8月份GDP继续保持2008年9%的增长率, 则2.5万亿元的巨大需求缺口是应该补上得。

然而, 2009年1～8月份, 中国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为57.67万亿元, 同比增长28.5%, 增幅比2008年末提高了10.7个百分点, 多增加了12.8万亿元。1～8月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 同比增长34.1%, 增幅比2008年末提高了15.4个百分点, 多增加了5.04万亿元。

因此, 显而易见的是, 12.8万亿元货币供应量扩张和5.04万亿元贷款余额扩张, 并没有形成相等数量的国内需求的扩张, 相反, 国内实体经济中, 作为内需扩张重点的投资仅多增加了7千多亿, 并且因消费增幅下降和出口额大幅下降, 而使得1～8月国内存在2.5万亿元的巨大需求缺口。这必然使得, 一方面出口转内销不断加剧国内的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 使国内产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来愈突出, 另一方面大量流动性推动了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 导致各种资产泡沫的膨胀。

再从微观层面看, 当外部需求不足时, 企业往往首先是减产或停产而出现产能过剩, 而不是继续生产而表现出大量产品过剩, 因而即使在没有出现大量产品过剩但存在大量产能过剩时, 也是出口下降和消费增缓的结果, 也将随之存在就业难恢复和收入增缓等难题, 成为经济再次“下行探底”的巨大风险和重要起因。因此, 从这一意义和角度说, 产品过剩与产能过剩在结构形式和危害性质上是相同的。①在当前中国实体经济中, 不能因为没有看到大规模产品过剩, 不能仅仅看到2009年前三季度产销率仍保持在97%的高水平上, 就认为实体经济不面临由过剩和需求不足引起的下行风险与危机。

同时, 必须清醒地意识到, 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以促进消费增长来化解当前过剩, 其作用和效果是很有限。因为, 一方面, 由财政转移支付转化成的绝对消费扩大量, 与在出口转内销不断增加之后所形成的需求缺口相比, 只是“杯水车薪”, 并且其对财政的巨大消耗是目前国家有限的财政收入所无法承受的;另一方面, 当前就业压力大、工人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下降等因素, 都在抵消增加转移支付和刺激消费增长的努力。因而, 短期内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和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来刺激消费, 既不现实也无可能, 不应当成为主要的突破口。

2 投资需求扩张政策中的结构矛盾

当前, 依靠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巨额信贷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这一成果的取得是以实体经济中过剩加剧为代价的, 当前各种资产价格泡沫的急速膨胀就是一个直接结果和有力证据。那么, 从根本上说,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为什么会导致过剩愈来愈严重呢?

这是因为, 出口生产部门的产品结构与基础设施建设所投入的产品结构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前者主要包括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轻工产品如纺织、服装、鞋类、家俱、箱包、塑料制品等, 而后者则主要包括建筑及工程用钢材、水泥和工程机械等, 按2008年中国海关数据看, 基础设施建设所消化的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合计只占到2.14% (表1) , 因而, 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需求以弥补出口下降所减少的需求, 必然产生供求结构错配问题。也就是说, 由于在产品供求结构的上天差地别, 基础设施建设所形成的需求仅能够消化钢铁、水泥、建材、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库存, 而不能消化出口部门也即当前经济中实际存在的大量过剩供给, 即使能够实现投资需求扩大与出口需求减少在数量上的相等, 但也只能消化当前大量过剩中的比重很小的一部分。因而, 对大量过剩行业来说, 当前则仍无法恢复生产经营, 更不可实现投资增长, 大量信贷只能投机于股市或流向房市以规避风险, 结果导致相关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和泡沫膨胀。因此, 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扩张性需求政策, 根本无法有效化解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 无法有效拉动民间投资, 其政策效果将大打折扣。

数据来源:国家海关总署网站, 并经过计算得出

实际上, 与十年前相比, 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已有很大下降, 2000年投资产出弹性为0.86。十年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还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新增投资和扩建, 但这些相关产业在后来基础设施建设放缓后已出现大量过剩产能, 现在基本上是在消化过剩产能, 再带动相关产业新增投资的规模很小。这也就意味着, 置大范围过剩于不顾, 仅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另起炉灶”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已不再很可靠, 遵循传统凯恩斯主义手法和过去经验可能会误事。

中国经济增长波动的真正起因是出口下降、过剩严重所导致的大量企业减产、裁员甚至破产倒闭, 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则是置过剩和企业减产倒闭于不顾, “另起炉灶”或“另辟蹊径”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然而, 如果过剩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那么, 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 企业减产倒闭也必然导致经济总量的下降。2008年, 投资产出弹性和出口产出弹性分别为0.35和0.52, 并且从变化趋势看, 前者在变小而后者在变大, 因而, 投资需求扩大在数量上必须高于出口需求的减少, 才能使2009年经济增长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但是, 2009年1～8月份投资仅多增长7千亿, 而出口一项就少增长了2.5万亿元, 更有实际利用外资的下降和消费增幅减缓, 因而, 2009年经济总量增长将难以回到原来的水平, 除非投资和消费的产出弹性有显著提高, 而这是需要和依靠经济增长的方式大转变和内涵大提高来实现的。

3 过剩化解和内生动力激活需要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

尽管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拉动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但就中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迫切性而言, 目前还需要注重解决两方面问题, ①尽可能消化严重的过剩, ②激活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和内生动力。

(1) 如果出口部门的过剩不能在短期内消化, 那么产品滞销的压力就不仅存在于出口企业, 也必然殃及其它行业的企业, 从而使更大范围内的行业和企业出现利润下滑、减产、裁员甚至倒闭, 进而将很快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 使企业和经济再次进入恶性循环的下行通道。因而, 对当前中国企业和经济来说, 支持政策的设计和运用是否准确得当, 政策的效果是否足够大, 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支持政策运用得正确, 并能产生良性的连锁反应, 则不但能够阻止经济再度下滑, 而且能够有效改善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质量。

(2) 在经济运行与增长中, 生产与消费、总量增长与结构升级等具有长期的内在互动关系, 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产品创新、人力资源开发等都是内含于上述经济互动关系和互动机制中的内生性动力。例如, 消费结构随收入增长而不断升级后, 将增加对新产品的需求, 进而带动生产技术升级、产品结构升级以及生产规模扩张, 相反, 技术进步、产品质量提升和产品创新又会带动对新产品的消费和创造新的消费群体, 使社会消费总量不断增加和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知识创新、重大科技突破、尖端人才供给增加等将推动生产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而结构调整将带来效益提高、市场扩张和总量增长, 效益提升反过来又将增加研发投入, 有助于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以及扩大再生产, 相反, 经济总量增长也能为结构调整赢得更大空间和为效率提升准备更充足的后劲, 等等。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当出现经济波动和增长放缓时, 不是说经济的内在互动机制和内生性动力消失了或没有谈论的意义, 而是在当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条件发生显著变化后, 经济的内在机制的功能被阻断了, 内生动力受到抑制和削弱, 因而, 要使经济恢复到原有的良性发展状态, 就需要清除经济的内在机制和内生动力发挥正常功能作用的阻断因素, 使其被重新激活, 而不是忽略经济的内在互动机制和内生性动力, 把政策重点放在“另辟蹊径”或“另起炉灶”式的去发展一些领域或少数经济部门, 以求此推动经济的总量增长。

就当前中国经济问题而言, 不应当把有限财政支出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 因为恢复经济增长的方式方法不仅仅这一种, 不应当忽略经济内在互动机制和内生性动力的功能作用。更何况正如上文分析的, 即使把全部的财政支出都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也不可能使经济恢复到原来的增长水平上去。因此, 这就需要分析, 在财政支出适度、适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其余财政支出应如何使用以消除经济的内在机制和内生动力发挥正常功能作用的阻断因素, 以为经济寻找到一条更为良性恢复增长之路。

从根本上说, 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的思路和重点应当是财政金融政策的结构化, 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的结构化, 把需求数量扩大和需求结构升级的刺激, 与过剩的化解和产品结构升级的刺激结合起来, 把长期内由市场调节和激励创新转变为短期内由政策激励和推动创新, 促进供给与需求的有效互动, 既化解当前保增长的约束, 又把经济的短期保增长与长期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有效地平衡与协同起来。

4 对当前实施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的具体建议

所谓财政金融政策的结构化, 就是针对当前经济各领域的不同情况, 把财政金融政策按化解过剩、激活经济运行与增长的内生机制和动力的思路和要求, 进行全面细化和分类指导, 从而形成具体而有针对性的政策体系和政策建议。实施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 是当前经济中结构矛盾日益突出的必然要求。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4.1 在需求刺激方面的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的建议

4.1.1 对投资需求刺激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需求紧缩和宏观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 企业投资意愿明显下降, 政府投资将是投资拉动的主体。用好政府投资的关键是寻找更好的投资领域, 既扩大全社会投资规模和拉动经济增长, 又要提高投资配置水平和投资的产出弹性、带动结构调整和效益提升、有助于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 同时也尽可能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

目前, 除了一般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外, 政府还应当重点关注以下投资领域: (1) 积极规划和投资一批科技含量很高的重大工程项目, 包括大飞机、空间探索、核能利用、大型国防装备制造和储备基地建设等, 通过这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带动国民经济生产体系中的研发能力升级、技术和设备升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以及经济总量增长; (2) 如城市公共文化体育卫生等基础设施改扩建, 城镇和乡村交通医疗生活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改扩建, 社会资讯和市场信息等服务平台建设等, 也是政府应当重点关注的投资领域; (3) 重视对国家和省市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重点实验室、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机构、支持科技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等建设的投入, 加大运用财税、金融、科技等手段帮助一些支柱产业和低利润行业提高产品创新、技术和设备升级、控制污染和能耗的能力和水平; (4) 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尤其是生产、科研、管理和高等教育等急需的和领军的人才方面进行积极投入, 地方政府应加大对职业教育和对城乡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训的投入。

对企业和私人投资者的刺激, 除了需要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之外, 还需要辅助以其它政策, 形成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对有市场前景和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企业和项目, 如现代服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软件开发、高精尖加工和装备制造以及其它新兴产业等行业和企业, 以及钢铁、化工、机械、家电等新项目和新产品, 应充分运用产业规划、信贷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和措施, 促进其投资建设和合理扩大规模;对城镇个人投资创业, 对农民种植养殖新型农副产品, 对有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的农民投资高科技农业生产和加工项目等, 应发挥价格、市场和信息的引导作用, 大力提供政府金融、财税、行政的支持;对极大多数处于困境中的传统加工制造行业和企业,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行业, 如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皮革制品、工艺品、食品加工等, 首先应通过需求政策来促进企业开拓市场和恢复生产经营, 然后才有可能促进其在设备升级、产品创新和技术升级等方面进行投资, 但对这些行业中的佼佼者即产品创新能力强和技术升级快的企业, 出口退税和信贷支持等政策措施则应当是重点。

另外, 政府对重大科技创新和专利成果的产业化, 典型的如清洁能源产业、新能源动力汽车、“龙芯”个人电脑、3G手机、手持移动电视、红光高清NVD等, 不仅应在其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拓展、人才使用等方面, 给予信贷支持、政策优惠、制度革新、信息服务等一系列帮助与扶持, 鼓励一些大的风险投资公司参与投资和给予支持, 还应当对其产业化的尽快顺利实现和其成果进一步研发升级给予大力支持。因为, 这些确实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效益提升、恢复经济快速、稳健增长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前提条件。

4.1.2 对消费需求刺激的政策建议

除了政府需要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理顺市场价格等方面增加投入, 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之外, 通过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来扩大居民消费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思路就是, 对具体的消费项目进行补贴或税收减让, 以减少消费成本, 也即以较少的财政成本来带动较大的消费需求增长。

一般来说, 确定具体项目时应当有两方面关注, (1) 关注不同行业的库存压力、行业带动性、行业发展前景和产业结构调整一般趋势与现实要求, (2) 关注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取向, 兼顾考虑和形成一个结构对应的项目组合, 促进消费与生产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关联、互动与协同。基于这样的设计思路和选择标准, 并结合我国经济实际问题, 我们选择汽车、住房、家装、耐用消费品和服装鞋帽玩具等五项消费, 并对具体的刺激措施给予分析和建议。

(1) 汽车消费及刺激政策。

汽车是中高档次产品, 对它的消费刺激将扩大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 带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 并将大大缓解汽车业的库存压力。同时, 由于汽车产业的关联性和带动性很强, 涉及钢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及庞大的汽车配件产业等, 因而扩大对它的消费还将大大缓解一系列相关产业的生存压力, 更对当前促增长和保就业具有重要影响。这也是我国当前出台汽车产业振兴计划的主要原因。但对汽车消费的刺激应当重点放在购置环节, 如免征小排量购置税、降低车贷利率、补贴旧车提前置换等, 并且这些优惠和鼓励政策和措施的力度应足够的大。在使用环节上, 则主要是加增公共服务、规范公共服务和提高服务质量。

(2) 住房消费及刺激政策。

房地产行业的关联性和带动性大, 目前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房价显著高于主要购房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 以及地方政府的托市政策不当, 使房地产市场不能走出价格博弈的焦灼状态。实际上, 从政策的投入产出看, 促进房地产行业的消费需求释放和健康稳定发展, 主要是理顺价格, 所需投入的不过是规范和透明的市场制度及制度运行成本而已, 而真正投入的财政成本是极其有限的, 如增加税收优惠和降低交易收费等。在当前财政赤字压力愈来愈大、刺激住房消费投入产出效率如此之高、在所有重要拉动力中其起效很快等情况下, 各级政府都应当认真思考和拿出应有的魄力, 坚决防止房价不合理上涨, 尽可能使房价在较短时间内产生一个合理降幅, 然后释放出“价格已降至合理水平并且波动将会很小”的市场信号, 改变和打消消费者的预期心理, 使住房消费需求顺利释放出来, 对经济产生稳定高效的拉动作用。

(3) 家用电器、电脑、手机等耐用品和服装鞋帽玩具的消费及刺激对策。

前者产业关联性和带动性大, 后者则就业弹性大, 并且二者的库存压力都很大, 都是出口转变内销的重点行业。当前推动的“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行动能够消化一部分库存。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建议一是要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售后服务以增强消费信心;二是还应加大补贴力度, 因为补贴对消费的带动效应, 往往随补贴程度的提高而呈几何级数增大, 也就是, 提高补贴水平的方式不仅对财政的消耗相对较少, 同时对消化过剩产品效果却很明显, 因而应当成为当前化解过剩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途径。

(4) 可补贴城乡居民的家庭装修。

装修业涉及很多行业, 带动性很强, 也是一项改善民生的工程, 既包括新房装修也包括旧房装修, 收入约束较小, 因而起动较快, 可以作为刺激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措施之一。同时, 装修业还能带动大量民工就业,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以江苏省为例, 江苏共有约2000万个家庭, 如果有100万套房进行装修, 并在一年内完成, 就可以增加1000亿元消费, 相当于江苏2008年消费总额的10%, 并让300万民工在这段时间内实现就业, 每个民工将获得3000～5000元的收入。

4.1.3 出口需求刺激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充分认识到, 我国经济中围绕出口已形成巨大的产业规模, 因此, 出口稳中有升对当前保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次是认清目前出口的不利和有利因素, 前者主要是世界经济衰退和需求低迷, 后者如海运输成本处于低位, 部分原材料价格下降有助于降低出口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等。再次应认识到我国经济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互补性没有变, 因而只要刺激政策得当, 对出口规模扩大仍应抱有信心。最后应认识到随着我国经济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 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已到了从低价竞争向优质优价转变的重要关口, 必须以创新、优质优价和新形象来赢得更多的世界消费者。

当前, 保持出口规模稳中有升的政策措施有, (1) 对鼓励类出口项目和品种, 增加出口退税力度; (2) 引导和支持企业努力提升产品质量, 并加强海关检测; (3) 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产品创新, 提高产品附加值, 逐步实现出口结构升级; (4) 结合政治、外交等有利因素, 努力消除出口贸易中的各种磨擦, 扩大对中东、南美和非洲等有增长潜力地区的出口规模, 积极开拓新的出口区域和市场; (5) 增加相关信息服务和简化各种业务程序, 以提高企业出口便利、降低相关成本和及时扩大相关产品生产规模。

4.2 在生产方面的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的建议

当前, 对生产体系的刺激, 关键或着力点是在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大趋势中促进生产恢复和规模扩大, 即首先根据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要求来确定哪些企业是要救活的, 哪些企业是要扩建的, 哪些企业是要淘汰的, 哪些企业又是要升级的, 然后现针对具体的行业来设计不同的政策。

4.2.1 对生产恢复和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大力救助和救活非淘汰的、劳动就业弹性极大的企业和行业, 如纺织、服装、鞋帽、玩具、皮革制品、工艺品、食品加工等, 以及那些项目好、发展有潜力的企业和行业, 如现代服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软件开发、高精尖加工和装备制造以及其他新兴产业等, 动用财政、金融、产业、科技等政策手段给予全面支持, 使其恢复正常经营和发展, 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并适时适度地扩大生产规模。其次是鼓励和支持产品供不应求的企业增加新设备和扩大生产规模, 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无论是高科技产品和新产品生产企业, 还是一般加工制造企业, 只要符合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趋势, 都给予支持。再次是引导和协助一些行业和企业, 如房地产行业, 寻找思路和实施自救。最后是鼓励和支持企业和个人投资一些社会有需求、发展有潜力的项目和行业, 尤其是对农民种植养殖新型农副产品和进行农产品精加工, 以及城市工商个体户的自主创业等, 提供技术、信息、金融和税收等支持, 努力扩大政策支持的广度和覆盖面。

4.2.2 对结构调整和产品升级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运用财税、金融、科技等政策手段, 帮助一些支柱产业和低利润行业, 如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电子通信、纺织服装、农产品等行业和企业, 加快实现技术、装备、产品、品牌等升级, 合理调整过剩产能、积极升级落后产能和严格淘汰低劣产品, 引导企业兼并重组以降低成本, 尽快提升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的能力, 重点是提升产品质量和实现产品结构升级, 以技术升级与产品创新促过剩产能调整和落后产品淘汰。其次是运用财税、金融、人事、制度创新、政府购买等手段, 鼓励和支持尤其在电子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增加研发投入和加强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 力争出现重大技术突破和加快实现成果的产业化。最后要引导和支持一些企业和行业实施自救和渐进式调整, 如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政策手段, 支持企业添置污染处理设备, 对污染处理过程暂时出现亏损的大型项目和企业应从其上缴税额中抽出一部分进行补贴或抵扣,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和设备升级以降低能耗, 坚决加快小化工、小造纸、小印染、小皮革、小冶炼等高污染且治理无望的企业的淘汰, 坚决加快规模小、能耗高且升级和转型无望的企业的淘汰。

4.3 对要素供给方面的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的建议

(1) 技术供给的政策建议。

对当前中国经济能尽快起到作用的技术供给而言, 重点应当是就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一些低利润行业如何实现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结构升级、经济效益提升、有利于节能减排等目标, 寻求国内现有专利技术并加快实现产业化。

首先, 短期内技术政策的重点应当是加快促进与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结构升级、经济效益提升、有利于节能减排等有关技术的或国内现有相关专利技术的产业化, 或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或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加快开发等。这一政策重点的确立, 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些相对简单和适用技术在短期内的可得性和产业化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是这些技术在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的同时, 能进一步刺激消费需求增长, 实现结构升级与需求扩大之间的互动。对技术的产业化, 开发和应用, 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等, 应给予有力的激励和更多的服务, 通过政府的资金投入、政策投入和服务投入来带动企业的更多投入和实践。尤其在当前企业处于困难和转型时期, 更需要政府在信贷、税收、信息、人才选用、专利保护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予企业大力的支持、优惠和服务。其次是在长期内, 政府应继续推进国家或地方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具体的对策安排有, 如深化和完善产学研的分工与合作, 既促进合理分工, 即高校更多的从事世界前沿知识、重大基础科学的创新, 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专业研究机构等从事实验技术、共性技术的研发, 而企业主要从事应用技术、专利技术和商用技术的开发, 进而三者之间又进行充分的知识、技术和人才的交流、转移与合作;支持和鼓励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 增加研发经费投入, 完善专利技术的保护制度和产业化的激励机制, 只有大中型企业真正从事技术创新, 中小企业真正加快专利技术利用, 技术供给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才能得以实现;对重大关键技术、产业共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可联合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组建技术创新与开发联盟, 形成合理的人才调配、成本共担和成果共享的运作机制;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军工技术的民用化, 以及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机构与地方技术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资源整合, 促进军工技术体系与民用技术体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 等等。

(2) 人力资源供给的政策建议。

首先, 应鼓励开发和积累人才, 如支持为工业和服务业培训紧缺的专业技能人才, 为农业培训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检测、贮藏、营销等专业人才;如可设立财政专项资金和奖励基金, 为县乡农村和农业引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人才, 以及专业接近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为城市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技术研发和科学管理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和领军人才, 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设或重大科研项目等引进国际一流和顶尖人才, 等等。其次, 应充分激活我国现存大量初中等科技研发人才, 通过人才派遣、人事交流、项目合作等灵活的人事管理和用人制度, 使之在全社会范围内如在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 在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 在城乡之间, 在不同城市之间等, 更大限度地实现人与事、人与项目的有效组合与互补, 促使人才发挥更大效能和作用, 并使人才在高效的流动与配置中得到合理的收益与激励。

(3) 资本与货币供给的政策建议。

当前, 货币扩张转化为资本扩张的条件是企业和私人投资需求的扩张, 因此, 扩大资本要素供给的政策重心则是刺激企业和私人投资, 而这在前文中已作过阐述。因此此处主要分析货币供给扩张, 并且更重要的是在货币扩张的渠道选择方面。因为不同的货币释放渠道和流向, 体现了社会资金配置的有效程度, 也根本地影响收入和消费增长、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效益提升乃至整个经济增长速度。

以下渠道和流向是值得关注的:对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组织和机构进行引导和投入, 以加快对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的放贷;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进行补贴和对高附加值产品出口进行奖励;对技术引进和创新、产品和设备升级进行补贴和奖励;对环境治理、节能技术和设备推广、新能源技术研发与推广、发展循环经济等进行补贴;对产业带动性强的消费品或投资项目进行补贴;对优质、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补贴, 对农民相关技能培训进行持续投入;对城乡交通医疗生活文化体育等公共基础设施改扩建进行投入, 对城市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农村危旧房改造进行投入;对城乡社会保障、低收入和生活困难群体保障进行投入, 等等。

4.4 对服务业发展的结构性财政金融政策的建议

我国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 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工业整体利润偏低。服务业利润来自对工业利润的分割, 当工业利润被挤压得很小后, 尽管对服务业有需求, 但分割出的利润却不足以使服务业快速成长。当前印度和我国部分城市的服务外包能得到快速发展, 恰恰从另一面支持了这一观点。

因此, 当前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政策的重点应当是, 对与工业生产最紧密相关的服务业, 降低其发展成本和提供更良好的发展条件。如以加快高速公路和铁路建设、提供更完备的车站、码头、机场等基础设施条件, 以及仓储用地、信贷、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物流业发展;如以政府补贴、奖励及信贷和税收优惠等支持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产品创新设计、品牌建设等;特别是应鼓励和大力支持独立于工业生产体系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摘要：出口下降和过剩严重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需求扩张措施将产生供求结构的错配, 不可能有效地化解当前的增长约束, 财政金融政策的结构化是必然的选择。通过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的结构化, 把需求扩大、过剩化解与结构升级协同起来, 在保增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和动力激活起来, 以加快实现中国经济的增长恢复和良性发展。

关键词：过剩约束,需求扩张,结构错配,内生机制和动力,财政金融政策结构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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