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保障路径

质量保障路径（共11篇）

质量保障路径 篇1

摘要：会计学属于微观学科,所以不应该只学会计,应多涉及一些基本经济管理常识。探讨会计学专业知识体系构建的一些问题,即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怎样的课程体系,以及作为学生如何尽快适应会计学专业,学好会计学,并对如何提升会计教学质量建言献策。

关键词：会计,教学质量,培养能力

一、从德育和智育入手

1. 当前学生传统文化知识匮乏。

中国优秀传统的礼仪,优良的品质在我们当中越来越少,这是社会问题,是教育问题,也是家庭问题,但我们自己可以改变自己。

很多学生见到老师不打招呼,上课没有保持基本的素质,交头接耳,抄作业,考试作弊;搞关系而不重视业务能力。这些现象说明我们应该多读好书,随时反省自己,做到“每日三省吾身。”

学校方面应重视文化礼仪教育,真正使学生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2. 企业用人德为先。

企业用人讲究德才兼备,在二者不可兼顾的情况下以德为先。企业要培养那些对企业忠诚,愿意长期为企业服务而任劳任怨的员工。从企业用人的角度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将从学校步入社会的学生来说,德育教育在学校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智育方面要优中选优进行课程设置。

了解会计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可以分行业设置,也可以走技能证书方向。但务必将课程中重复内容去掉,精简课时,增加实验课时。

二、从培养基础理论制度到实践操作入手

传统会计教学通常采用“文字表达经济业务,丁字账户讲解会计处理”的教学模式,偏重理论讲授,而对实践环节重视不够。由于教学过程简便易行,故至今仍是会计教学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会计学科比其他社会学科具有更强的社会实践性,这就要求培养对象应具备较强的会计实践运作技能。因此,应通过对会计实践教学改革的研究,改变现行会计实践教学过分依附理论教学、闭门造车的现状。开发研究适应实践会计专业教学体系的教学计划、发展规划、课程建设;编写适应高职教育的会计实践系列教程;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培养一支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兼职教师队伍;逐步形成基本实践能力与操作技能,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与专业技能,综合实践能力与综合技能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

三、从以培养会计人才到培养创新创业的经理人才入手

黑河学院是一所位于祖国北疆边境唯一一所普通本科高校,学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办学目标。为切合中央创新创业政策,结合该院办学定位以及经济管理学院在引导创新创业方面的作用。该院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为:立足服务区域经济和跨境贸易,培养既懂专业技能又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将在今后一段时期优化课程体系,以培养创新创业能力为主要目标进行课程设置。

在培养创新思维方面,黑河学院积极探索引入TRIZ理论和其他培养创新思维的课程,以引导学生发现社会中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培养学生自我学习相关专业知识能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的问题。

在培养能力方面,黑河学院改变以前学以致用的观点,采取“用以致学”的办学理念,培养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能力既包括发现问题的能力,也包括专业能力,团队建设能力。

在培养创业能力方面,黑河学院积极筹建VBSE综合版建设,一期工程为VBSE财务版建设。这是一个商业环境模拟,涉及项目的论证、企业的设立、人员招聘、企业在营运中的人、财、物的流动;涉及企业,工商,税务,银行等主体;涉及会计学、物流管理、国际经济贸易等专业知识综合运用。

VBSE系统解决了学生创业经验不足、实务操作与理论脱节问题,也解决了以往学生实习实训专业性不强的问题。是一个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实验基地,也是未来黑河市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摇篮。

四、从培养对本专业的兴趣开始

学生的学习是在一定的动机、兴趣下进行的,而在学习中所获得的效果,常常又可以回过来加强或削弱其原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如果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结果,如解题的正确率、学习成绩的好坏、应用知识的成效等,都可以强化学习动机和兴趣,激发进一步学习的愿望,这就是学习结果的反馈作用。实验表明,学生利用其学习结果的反馈比不利用结果反馈的学习积极性要高得多。

兴趣的培养,不仅仅来源于教师,也来源于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和对于已有知识的自信。

五、对所学知识不能停留在每门课程上,应系统化

会计学各个课程设置紧密联系,不要单单只学某一门课程,否则会因为短腿,造成学艺不精。

六、学习目标定位于培养自身能力以实现社会价值,不仅仅为了证书

很多学生的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本科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获取证书本身是对知识的学习,是一件好事,可如果仅仅把这些作为大学四年的目标,会出现综合能力不强,与考证无关课程不学,考完证什么都不学的种种问题。只有将本专业相关课程学好,综合实力才能上一个新台阶,证书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拥有一定的能力,才能拥有自信,才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才能凭本事赚到钱。

七、从对身边的微小经济活动开始寻求解决方案

学习过程中可以从小事联想会计学课程的相关知识。例如路边的水果店,怎么建账,如何做业务,如何进行现金流量预测,如何成立工商户,如何报税等等。

八、丰富自己的专业阅读量

很多学生平时不爱阅读,这是一件十分令人痛惜的事情,不只是学生,当前社会阅读氛围不浓。对关系的膜拜远远超过对知识的渴求。但笔者希望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应该抽出一点时间来阅读,尤其专业阅读提升自己的知识含量。

九、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应有一部分专业话题,而不仅仅是生活琐事

同样道理,笔者注意到很多教师和学生在平时不交流行业知识。没有这种氛围,大学便没有文化,没有灵魂。

十、增强自力更生意识

很多大学生,要么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对未来没有规划;要么由于家里条件优越不思进取,这些都会造成学习障碍。

养成依靠工作建立关系,而不是依靠圈子建立关系的工作态度,前者通过人际关系使社会财富增加。后者当你通过人际关系而获取社会财富时,则肯定有很多人会因为你的财富而失去利益。

十一、评价一个人品质可以看三个角度:心理表现、语言表现、行动表现

心理表现最不重要,不管他是心胸狭隘之人还是想法另类之人,只要不外在表现出来都可以接受。最为重要的是行为表现,一个人应该学会控制内心,有良好的处事行为。语言表现最能迷惑人,据此评价一个人会高估或低估这个人。

考察一个人行为表现需要通过事件,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准。不能道听途说,如果没有将事件与之联系起来,不要轻易下结论。

心理表现与语言表现、行为表现不一致的人数不胜数,也是正常的。

语言表现和行为表现不一致,语言表现高于行为表现的人善于伪装。语言表现低于行为表现的人属于低调谨慎之人。

作为个人的养成,心理表现(包括性格)难以改变,需时时三省吾身。我们要学会在行为上尽量做到仁义礼智信,最好做到言行一致。

十二、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理论学到极致就能实践,理论学得不扎实,实践就会与理论脱节。实践做到极致也就形成理论了,不能片面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研究与应用的关系:研究更多的是理论证明,假设检验。应用者只需将结论拿来用就可,稍懂一些结论的含义就能胜任。黑河学院应该是培养后者的。会计学学专业课程主要都是应用。很多学生学不好,有些课程很难,这些都不是因为学的是理论,而是因为实践的内容复杂一些。真正学好这个实践至少应能回答一下问题:这门课程是干什么的?怎么干?为什么这么干?

参考文献

[1]黄尧.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将更加关注的若干问题[J].职业技术教育,2010,(22).

[2]肖坤,陈粟宋,李谟树.对高职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J].职教论坛,2010,(20).

质量保障路径 篇2

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兴乡村目标，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强国富民战略安排之一。深入研究这一宏伟构想十分必要。

一、振兴乡村战略各项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

振兴乡村的各项目标中，核心是让乡村居民的生活富裕起来，特别是让乡村的农业居民富裕起来。欠发达国家普遍特征，是由收入指标差异所反映的城乡二元结构，即乡村居民收入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农民贫穷，乡村凋敝。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仅是负责任政党和政治家的最有价值的承诺，更因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成功转型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强大支撑，所以实现目标异常艰难。此项承诺真可谓一诺千金，必经万般努力，方可玉汝于成。实际上，中国农村近年之所以发生巨大变化，也依赖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良好转型所提供的支撑，其中，最核心因素正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市场关系对农村社会的渗透，以及农业技术的巨大进步。

生活富裕的前提是产业兴旺，而农民富裕的前提则一定是农业产业兴旺发达。生活富裕的标志是货币收入增长带来的购买力强大，而其支撑力则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即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产品。若一个国家的吃饭问题要使用国家半数以上的劳动力资源，则意味着这个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民便不可能富裕。

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也是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的重要基础。去年到今年笔者在农村调研注意到一个普遍性的变化，乡村居家妇女彼此间吵架的事情变得罕见，邻里关系变得友善起来，互相帮助已成风气。小偷小摸的事情近乎绝迹。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重要。随着农民收入提高，邻里的亲情相对升值了。我们在调研中还注意到，农民富裕以后，农村公共事务的协商合作水平也在提高，一些过去难以达成的公共事务协议也变得容易达成了。我们在几个省的调查都发现，过去一些涉及拆迁、调地的事情，总令百姓抱怨、干部发怵；

现在情况不同了，农民之间商量出一个方案的概率明显增加。这些变化固然与乡村治理变革有关，例如实行政经分离改革、自治体设置下沉到组改革以及建立各种理事会等，更与农户富裕引起的价值判断变化以及农户经济活动平台的变化有关。

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也有密切关系。农村生态宜居包括排放减量、景观怡人、密度适宜、交通便捷等要素。农民生活富裕达到一定水准以后，才开始看重这些要素的价值。产业进步之后，人们才有能力通过持续技术创新，不断降低同一单位的热量产出所必须开发的土地面积，使更多的土地用于维持自然风貌。

提出生活富裕、产业兴旺两大目标对于其他目标实现的基础性意义，当然不是说其他几个领域可以无所作为。相反，近几年一些地方在农村宜居环境和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诸方面积极开拓思路，取得了许多好的经验，推动了农业关联产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例如，生态宜居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社会治理的改善鼓励乡贤发挥作用，一部分从农村流出的资源开始反哺村庄公共事业建设；

乡风文明建设则直接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农业进步与农民收入提高。

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乡村振兴的保障

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为实现振兴乡村五大目标的主要路径，是对我国既往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坚守这一经验，的确关乎乡村振兴的成败。

按我理解，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求我们改变关于城乡关系的一系列旧认识，树立新观念：

第一，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进一步扩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从国民经济宏观尺度看，城乡要素流动合理性的标准，是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边际国民福利产出率相等。这个教科书标准虽然无法绝对实现，但把它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十分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国城乡要素市场统一的目标远没有实现。城市经济部门劳动要素的经济贡献仍显著大于乡村领域，说明劳动要素的转移任务没有完成。评价土地要素市场均衡的建立较为复杂。表面上看，我国城市单位面积土地的平均产出水平要远大于农业用地，但如果我们把环境因素考虑在内，用“福利”产出来评价土地的收益，关于均衡的计算就要另做考量。虽然农业也有排放问题，但扩大到更广大的包括森林在内的乡村地区，其对环境就有正的贡献，而城市领域则目前是负的贡献。另外，我国城市用地的平均gdp产出显著小于发达国家。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可以判断我国城乡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的市场还远没有达成均衡，突出表现是各类地价过高，而城市地价更高得离谱。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土地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第二，必须抛弃将农村视为两个“蓄水池”的陈旧思想。我们过去接受了一个“事实”，把农村农业领域当作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和贫困人口的“蓄水池”。如果这两个“蓄水池”的存在是合理的，振兴农村的五个目标基本无从谈起。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就要求我们在认识上不能继续把这两个“蓄水池”与农村农业捆绑在一起。农村的主体居民要逐步成为现代农业的从业者，两个“蓄水池”应该转变为常规的国民经济变量，即整体上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并接受国家主要经济参数的调节，而不能让农村农业负担这样的“蓄水池”。今后的目标是，由农村领域资源不良匹配产生的贫困人口，转变为国民经济周期性因素与摩擦性因素产生失业半失业人口，让贫困人口生活在更容易就业、更容易得到帮助的城市，使农村经济部门与城市经济部门实现真正的“融合”。

第三，必须将农业竞争力提高战略纳入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提高战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即使一个国家各个经济部门的竞争力整体薄弱，但其相对优势部门仍然可能向另一竞争力整体强大的国家出口产品，只要另一国家的对应产业部门的优势在本国相对弱小。贸易的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两个国家的专业分工水平。必须看到，我国近些年与欧美的贸易格局，使我国农业的尴尬局面被显著放大。我国制造业出口已经保持多年强势地位，服务业正在迎头赶上，而农业相对优势下降。我国农业的绝对水平在提高，但国际竞争力相对于制造业显得弱小。这种情况很可能继续下去，最坏的情形是步日本农业的后尘。按报告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要求，我们不能在未来中国更大开放的格局下丢掉农业竞争力，不能让农业成为依靠高补贴存活的产业部门。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一个逆转，让中国同时生成强大的、依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与土地及资本密集型农业支撑的“双强”贸易结构，而让其他某些国家成为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立足的国家？事实上，这不能是虚幻的异想，而必须是非实现不可的“伟大梦想”，否则城乡融合发展就没有实现可能。这个目标当然不能靠敲锣打鼓来实现。中国当下正在推动农村脱贫攻坚宏伟社会发展工程以及城乡教育一体化杰出构想，这将助力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

第四，必须使各项经济政策推动中国人口布局大调整。如前所述，中国农民要富裕起来，归根结底要靠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低劳动生产率难以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实现“融合”。我们的现实是，依靠超过40%的农业劳动力产出占比8%的gdp。这个相对劳动生产率太低，不可能让农民富裕起来。如果去掉农村那些实际上没有真正下地的劳动力，我国生产出约8%的gdp的农业劳动力大约占总劳动力的25%。这个劳动生产率仍然低于城市经济部门。如果能通过城乡区划的合理调整，建立更合理的统计口径，我国目前城市化率还会有所提高，估计可达到62%左右。考虑到国际经验数据，再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如果政策调整比较好，粗略可判定在2035年前后，我国农业产业gdp占比可能下降至5%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下降到10%左右，这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这个时候，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至20%以下，相应地，我国城市化率也会达到80%左右。这个目标实现，意味着农业更加强大，农民平均收入接近城市水平，城乡融合发展获得成功，十九大确立的2035年的其他社会进步目标也相应实现。这个过程也意味着人口布局的大调整；

这种调整是所有其他发展目标实现的基础。

第五，必须完成现行农村政策在实施对象上的转变。在全国城乡区划不合理、城乡各地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不匹配、村庄人口与农业从业人口相当不对应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农村政策体系内包含了许多矛盾，大量基础性的信息不真实、不充分。信息失真使我们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缺乏决策依据，甚至造成决策误导。2017年，笔者在东部某省某镇做调查，注意到该镇85%的道路被称为农村道路，并按照相应的规范建设和管理，但实际上该镇工厂林立，商贸繁荣，人口密集，农业从业人员只有5%左右。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基于这种情形，现有农村政策也要转变，一些政策要归并为一般性的覆盖城乡的政策，一部分要转变为城市发展政策，还有一部分要转变为单纯的农业产业政策。通过这个转变，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才会更精准，更有利于提高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三、振兴乡村的关键举措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需要国家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发生转变。笔者认为下列政策模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技术进步模式转变。应该大力发展劳动替代型农业技术和水肥药节约型农业技术，前者如大中型农业机械，后者如转基因育种技术。通过这两类技术可以极大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改善农村环境。多年来，在转基因问题上，外行的声音压倒了技术专家的声音，极不正常，应通过有效的科普活动改变这种局面。

农地保护模式转变。现行农地保护政策的综合性约束力弱，效果不够好。应该将目前多种农地保护区政策统一为国家农业保护区，并对保护区内的村庄、河流、道路采用目标匹配度高的统一政策，增强农地保护的效力。此项政策的转变还应配套解决土地用途的预期不稳定问题，使各类土地价格回归正常水平，特别是降低农用地地租率。

城乡区划模式转变。如前文所述，不合理的城乡区划办法严重降低政策的有效性，也扭曲国民经济的基础信息，必须做出调整。应该将作为行政区划的城市与人口密度意义上的城市区别开来，将后一种概念作为区别于乡村的统计概念。例如，可以考虑将建筑用地连续的、人口总量超过两万，且其核心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5000人的地理单元定义为城市，将城市以外的其他非工矿区、非机场等特殊设施的区域定义为乡村。按照这个定义，我国城市数量会增加到数千座，发达地区的某些村庄也会联合为城市。适应这个变化，我国还可以设立“县辖市”行政区划类别。这种城乡区划建立后，城市的设置将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量相关政策也会更容易操作。

城乡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如果城乡区划模式实现转变，真正的乡村就是另一番面貌，以往讲是乡村治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若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农业从业人口占比达到10%左右，大量专业农户因生产发展需要，会分散居住，还有一些农户会与其他约10%的逆城市化人口一起居住在小的村镇。这个时候，大量的村委会设置可能就不再必要，公共服务的中心将是一批小城市和少量的村镇。绝大部分农户距离城市不会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农户可能会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上自己的住地“某省、某县、某市和某路几号”。对于这样一个人口布局形态，社会治理不再需要区别城乡，农民就是市民，只是因为他的职业需要住在乡村。这样一来，城乡分野将只具有景观差别的意义，其他差别将不再重要。

质量保障路径 篇3

学校成立课题组，将基于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对该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意义和价值、研究的现状、概念界定和理论支撑、研究的目标和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思路、预期成果、过程设计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全面设计，该课题已申报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先期进行的课题研究为架构基于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提供了充分而科学的依据。

二、探求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的依据

1.对于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理解。是指学校为使职业教育消费者对职业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质量感到确有保证，而运用系统原理建构起来的组织结构和程序系统、过程和资源系统，其功能在于组织有关教育管理的各项活动，并对教学质量做出评价和反馈评价信息，从而保证有关部门准确掌握和及时调节。

2.对于架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1）让离散走向集成。职业教育实现资源整合之后，影响其质量的问题和矛盾不断产生，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办法和措施也不断应运而生。但总的来说，这些办法和措施是离散和局部的，还未能形成一个体系。基于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就是要用一根红线将这些离散的办法和措施串接起来，同时运用整体思维方式研究分析影响教学质量的各个要素、预设对这些要素的控制方法和措施，并将以上这些进行集成，形成整体、构成体系。（2）做到顶层设计。基于整合背景下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架构，从其品质上来说既要基于当前的实际，更要面向未来更高要求和目标。（3）做到应用于实践。基于整合背景下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要作为一种实际的体系和运行的模式应用于办学实践。

3.对于架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理论支撑。（1）人本主义理论。是美国当代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它关注的不仅是教学中认知的发展，更关注教学中学生情感、兴趣、动机的发展规律，充分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积极倡导人的潜能的实现。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职业生存和职业发展的能力，架构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遵循人本主义的教学思想。（2）多元智能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的智能至少可以分成八个范畴：语言、逻辑、空间思维、肢体运作、音乐、人际、内省和自然探索等，这八种智能在人身上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组合使得每个人的智力各具特点。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学业质量，应更多体现在学生专业能力的获得和职业意识、职业道德、职业素养的提升等方面，职业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开发并帮助学生提升与其将来职业相关的智能。多元智能理论，让我们能够更加科学地认识职业教育质量的内涵和标准。（3）现代管理理论。它是近代所有管理理论的综合，其基本目标就是要在不断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面前，建立起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自适应系统。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强调系统化、重视人的因素、广泛地运用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加强信息工作、更加重视绩效、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预见”能力、强调不断创新等。基于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也必须更多地运用现代管理理论来加以指导。（4）全面质量管理理论（TQM）。该理论是指在全面社会的推动下，企业中所有部门、所有组织、所有人员都以产品质量为核心，把专业技术、管理技术、数理统计技术集合在一起，建立起一套科学严密高效的质量保证体系，以控制生产过程中影响质量的因素，以优质的工作和最经济的办法去提供满足用户需要的产品的全部活动。它最主要的特点：具有全面性，控制产品质量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是全过程的质量管理，是全员参与的质量管理，是全社会参与的质量管理。基于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要充分应用全面质量管理的管理思想、基本原理、理念和方法。

三、基于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的实践

1.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数学模型

基于整合背景下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需要围绕培养目标、依据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主要由教学质量指挥系统、教学质量目标系统、教学资源保障系统、教学运行与管理系统、教学质量监控系统和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系统六部分组成，每个系统包括若干个功能模块。各系统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完整的闭环体系。如下框图所示：

系统功能模块框图5

2.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架构和运行

（1）教学运行与管理系统。我校实行了两级管理体制。在这一体制背景下，首先，我校将师资、实训基地等教学资源全部配置到专业部，实行“校有部管”。其次，我校教学管理归口教学科研处和专业部负责。教学科研处下辖教务管理科、实训管理科、科研督导科和基础教育科，在校长和分管校长领导下对全校教学工作负总责并实行线式管理。专业部下辖教学科、学生科和行政科，对本部教学工作负总责并实行块状管理。全校教学管理遵循“条块结合、统筹兼顾”原则。第三，我校建立了ISO9000质量标准和制度体系。

（2）教学质量监控系统。我校教学科研处下辖科研督导科负责对全校教学质量监控的组织协调工作，通过教学常规检查、校领导与督导员听课、课程改革工作督导、实训基地建设视导和专业剖析等综合督导及专项督导，对全校的教学过程管理、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等工作实施全面质量监控。

（3）教学质量评价与反馈系统。我校通过社会（用人单位、学生家长、主管部门等）、在校师生、专项评估等，依据学生学业评价指标、教师教学工作评价指标和部门管理工作评价指标，对全校学生、教师和管理部门定期进行考评，并建立了考评结果的发布反馈制度。目前要进一步加强用于质量评价的数字化平台建设，进一步完善评价结果的反馈修正机制。

综上所述，基于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既是职业学校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更是整合背景下的职业学校尽快解决教学质量管理所面临问题的迫切需要。职业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架构，要遵循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点，要遵循管理科学的原则和要求，科学研究、勇于探索和积极实践。

（作者单位：江苏省武进中等专业学校）

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实践路径 篇4

关键词：会计信息,信息失真,内审制度,信息披露

1 会计信息质量对外部的影响力

从客观角度来看,一旦企业出现会计信息失真,将使企业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经营状况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且其在市场所显示出的价值也只是虚假经营状况。长此以往,最终将导致资本市场不再具有价值判断和资源配置功能,且非理性因素也将由此增加,进而造成证券价格的较大波动,影响资产的真实价值,无形增大外部经济体的投资风险。同时,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还将导致部分上市公司的证券股价对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的反映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和理性,增加不当资本运作可能,进而破坏社会诚信体系。

2 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因素分析

2.1 治理结构上的缺陷

现实中,通常在“一股独大”情况下,企业决策方很大程度上存在强烈的信息造假倾向。正由于这种组织架构和治理策略上的缺失,使会计信息与利益分配功能不相协调,企业股东、合伙人或管理层的利益被排列在了第一位,如此使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债权人、小股东等权益遭致侵害。

2.2 内部组成人员失职

企业管理层的待遇都是基于盈利情况而调整的,为确保自身回报最大化,通常管理人员会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干预,比如:在日常管理中更多地参考自身利益高低来进行会计造假。虽然大多企业以绩效考核作为主要目标利润评估,但这种激励机制比较简单,且短期经济效益过于集中,再加上缺乏监督机制,导致激励和约束机制缺乏实际可行性,容易使会计从业人员在钱财面前丧失职业操守,利用职务之便操纵利润来提高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待遇。

2.3 外部审计缺乏规范

现实中,有部分企业管理层信奉“集权”,对下属各部门采取强势管控,其决定的事项、任命的职位等均不受其他部门约束,审计部门也常受其左右,从而使审计人员丧失独立性,动摇了审计工作的规范、谨慎、独立以及客观和公正性,造成独立审计监督在企业管理中缺乏应有的执行力与威慑力。

3 内审视角下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3.1 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与内部审计制度

首先,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科学化的建设上,要完成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科学规范完善各业务模块的内部牵制制度,实现审批、经办、资金操作、核算、监督等岗位的分离,对各个职位的权责利进行明确地划分,做好规范的考核工作,实现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离,权责匹配并遵循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其次,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和部门,对企业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内部控制建设和执行进行审计和评估,企业要结合审计结论加以整改,有条件的可考虑引入第三方外部审计,以此提高对企业的监督和评价力度,为企业信息传递与反馈的畅通做好基础工作。

3.2 践行现代企业治理原则,严控管理人员权限

完善公司管理体制,建立科学化治理结构,将当前公司组织架构中的“独裁”管理控制比例降低,改善不完善的资本结构对从事财务工作相关人员的影响。同时,注重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定期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道德培训活动,收集并讲述、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会计信息造假被处罚、被司法审判的案件,借助法律的威严震慑财务管理人员,通过加强学习、提高意识来端正从业人员的工作态度,继而提高自身遵守职业道德的积极性,自觉抵制各种不正风气,加强职业道德建设。

3.3 对审计目标、计划、实施过程及报告进行整合审计

当前,国际上先进的内部控制审计准则已要求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更多地要向非财务审计领域延伸,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也要求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将对象拓展至管理领域。因此,要突破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现实困境,整合审计无疑是一个优选策略。这就要求企业:首先,必须重视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独立性,积极适应经济形式发展的需要;其次,建立健全独立审计机构,确保审计结果的高效化;再次,加强内控审计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努力提高内控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最后,健全相应的法规体系与管理制度,将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与法制化的轨道,同时完善相应机制,使企业全体员工转换原有的审计观念。无论是针对非财务报表还是财务报表,审计的重点始终都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参考文献

[1]张方权.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研究[J].财经界:学术版,2015(14).

[2]王惟谦.企业内部控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2011(23).

质量保障路径 篇5

关键词：全民医保；制度转型；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2-0114-06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2.013

收稿日期：2013-07-19；修订日期：2013-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乡统筹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与路径选择研究”（13BGL114）；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国民均等受益的健康保障路径研究”（11CGL070）。

作者简介：仇雨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翟绍果，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n Medical Care

QIU Yulin1，ZHAI Shaoguo2

（1.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China’s basic medical care system has achieved universal coverage， faced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with substance fair.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background from universal coverage to integration o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from the “medical care”to “health for all”，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path on system design， service delivery， financial suppor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how to improv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and optimizing the level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match sustainable funding system and improving payment system， which in public health， medical services， medical care and medicine supp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from universal medical care to health care.

Keywords：universal medical care； system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h

新医改实施四年来，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实现全民覆盖，城乡居民“病有所医”的目标已经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进入“后全覆盖时期”，面临着从城乡二元分立到城乡一体化、从形式普惠到实质公平的制度转型。城乡统筹成为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大方向，“公平医保”成为国民新的期望。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路径在于通过结构的优化和整合来应对深水区医改的要求，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保服务水平，从全民医保走向国民健康保障。

一、转型背景：从全民覆盖到城乡统筹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实现全民覆盖，覆盖率从2003年的29.7%增加到2011年的95.7%，超过13亿的国民拥有了基本医疗保障，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医疗保障进入“后全覆盖时期”和建设“质量医保”的新阶段[1]。但城乡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失衡，医疗服务质量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分割，管理体制不顺，保障程度不足，参保者疾病经济负担较重，健康权益得不到维护等问题依然存在。

首先，我国城乡之间的医疗卫生资源在起点、过程、结果的整个动态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起点方面，国家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不均，2011年城市医疗卫生总费用是农村的3.24倍，人均费用城市是农村的3.09倍；过程方面，我国医疗资源过分向上集中，优质医疗资源和经验丰富的医生大多集中在城市，农村居民利用优质医疗资源的隐性成本远远要高于城市居民，医疗服务对农村居民来说，其可及性不如城市居民；结果方面，城乡之间在新生儿、婴幼儿等死亡率上明显存在差异，如2012年农村新生儿死亡率是城市的2.08倍，农村婴儿死亡率是城市的2.38倍，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城市的2.75倍。

其次，目前的医疗保障体制在资金筹集、制度整合、保障水平、覆盖面、公平性、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与难点，呈现出服务二元失衡和制度三维分立的状况，这使得我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2]。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成为医保发展的瓶颈。老龄化和医保待遇的提升以及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使医保基金的风险更加大了。大（重）病保障在政策统一、规范运行等方面也存在问题。另外，在经办管理方面，简单粗放的控制办法、单一滞后的管理手段、薄弱的监控技术已经难以跟上快速发展的全民医保步伐。

nlc202309040412

总之，医疗保障制度的“碎片化”既不公平又损效率，优化和整合现有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医疗保障转变发展方式尤为必要和迫切。因此，我国医疗保障体系亟待进一步转型，从全民覆盖到城乡统筹，从“病有所医”到“人人享有健康”，最终发展成为

国民健康保障制度[3]。

二、转型方向：从“病有所医”到“人人享有健康”

一个国家的卫生保健政策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居民间的健康不公平现象， 但国家有义务与责任减少这种不公平现象的扩大趋势[4～5]。改革目标含糊不清和充满歧义是中国卫生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6]。新医改实施几年来，中国健康不公平现象有所缓解。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发布的报告积极评价了中国医改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认为中国通过提高农村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努力有力缩小了城乡间卫生服务体系的不平等状况。在制度上实现全覆盖后，我国医疗保障制度面临着从城乡二元分立到城乡一体化的转型，需要从“病有所医”发展到“人人享有健康”。

维持、改善和增进健康是医疗保障制度的根本目标。以解决疾病风险为主的医疗保险，是对疾病经济损失给予补偿的保障机制，注重患疾病之后的经济补偿，而没有考虑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方面的偿付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疾病谱的变化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费用在持续攀升，给医疗保险制度带来了巨大的财务风险；而且费用偿付的后付制会诱发道德风险，在降低疾病风险发生和控制医疗费用上涨方面没有作用[7]。随着医学模式由重治疗的“疾病医学”向重预防的“健康医学”转变，在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建立的医疗保险制度已经难以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延续和生活质量的提高[8]。从全球医疗保障的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国民健康权益的普及和健康需求的增加，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注重医疗保险从补偿疾病费用、收入损失到预防保健，逐步将医疗保险从保大病发展到兼顾小病，进而发展到保障健康，更加强调医疗保险制度对健康的促进作用。

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从“数量”扩张转变到“质量”提升，从“外延式”发展转变到“内涵式”发展。全民医保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需要制度整合，理顺决策体制、监管体制与实施机制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责任，并优化各项制度，从现行的三元制度过渡到二元制度再发展到一元制度，从人人享有转向人人公平享有。通过城乡统筹的制度安排，逐步体现制度的公平性，并且在现有普惠的基础上，促进“制度建设”向“服务提供”的转型，构建

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实现从“病有所医”到“人人享有健康”的制度转型。

三、转型路径：制度设计、服务供给、经济支持三位一体

医疗保险系统和医疗服务系统从来就不能真正分开[9]。从国际上看，21世纪共同的挑战是如何重新设计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以使得医疗服务更加可及、持续、合作和以病人为中心。我国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基本实现全覆盖，但缺乏高效便捷的管理服务体系，在国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形成了比较分散的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管理体制。因此，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路径在于通过结构的优化和整合来应对深水区医改的要求，通过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优化医保服务水平，实现医疗保障制度向统一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转型。医疗保障体系结构的优化不仅仅是制度简单的合并和完善，还包括医疗服务及时、高质量的供给，资金的高效利用以及可持续支持。制度设计、服务供给和经济支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我国医疗保障转型的基本要素。

1.完善全民医保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是实现全民医保转型的关键。完善全民医保制度设计的路径可从以下四方面考虑。首先，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城乡统筹。通过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实现人人享有公平的医疗保障。目前需要将城乡分立运行的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合并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并尽快启动城乡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医保整合衔接，最终实现国民均等受益的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其次，建立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门诊统筹是全民医保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基本医疗保险的门诊统筹，实现“重预防”的制度转型目标。随着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门诊统筹制度应该覆盖全部统筹区域，发挥基本医保制度既保大病又保小病的双重功能，切实减轻患者的疾病经济负担，并促进医保制度目标从重事后医疗服务向事前疾病预防转变。再次，落实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随着人员流动的日趋频繁，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需要尽快出台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具体实施办法，以便捷可及为目标，避免参保群体由于地域流动而带来的医疗保险权益损失，并确保其医疗保险关系和待遇的衔接与持续。最后，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全民医保的发展转型，离不开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地方补充医疗保险、单位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等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支撑。通过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进而完善全民医保的制度设计。

2.提升全民医保服务供给

服务供给是实现全民医保转型的核心。提升全民医保服务供给的路径在于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优化医保服务水平。

首先，完善医疗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平台，实现医疗资源向下分散以及医疗服务网络化、信息化。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从以下几个机制入手：一是全科医生作为健康“守护者”为居民提供健康和医疗服务，参照英国基层医疗制度中全科医生的经验，为每一位居民注册一位全科医生，全程为居民提供健康服务；二是建立门诊统筹制度，居民小病也可以报销，有效避免小病酿成大病的风险，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健康；三是通过“首诊在社区”和“双向转诊”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引导，使居民乐意接受“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的就医模式；四是通过医保支付制度改革这个杠杆，促进以上机制的实现。

其次，整合医保经办机构，优化医保服务水平。为了约束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和维护参保者的利益，需要探索建立医保经办机构与医药服务提供方的谈判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价格和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医保经办机构作为“第三方付费”的主体，要充当广大参保人员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言人的角色，通过谈判，对医药提供方进行必要且有效的监督，制约和减少不规范的诊疗行为和虚高要价，完善医疗服务合同，加强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另外，在谈判机制构建中还需要妥善处理好医疗保险部门与参保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挥参保者对于医疗保险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的监督作用。目前应尽快确定医保经办机构的统一管理体制，明确整合统一后的医保经办机构职责，并优化医保服务水平，以便参保者能享受到便捷、可及、高效的医保服务。

nlc202309040412

3.加大全民医保经济支持

公平、有效的医疗保健需要匹配合适的筹资方法、安排适当的筹资体系和设计完善的支付系统[10]。因此，全民医保需要建立合理稳定的筹资机制和完善有效的偿付机制，以实现筹资公平、受益均等和健康平等的目标。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转型的要领在于，探讨在既定医疗保险费率条件下，通过医疗保险协议（包括支付制度和方式）购买合理的医疗服务，确保医保基金在中长期综合因素下实现收支平衡，确保参保人的利益，实现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完善医保筹资机制。筹资问题关系到医保基金和医保制度的可持续性。针对目前医保制度筹资来源不明晰、筹资结构不合理、筹资方式单一、筹资水平缺乏动态增长机制等风险，需要建立“多方筹资、合理分摊、财政补贴、动态增长”的筹资机制[11]并确保医保资金年度内精算平衡，加强医保基金监管。短期内，各项医保制度的筹资需要保持公平性，适当平衡筹资结构，提高统筹层次，实现地市级统筹。长期来看，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考虑城镇居民、农民家庭和财政负担能力，需要强化政府责任，建立政府主导的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稳步适度提高个人缴费标准，逐步拉近各项制度的筹资水平，为建立统一的国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创造条件。

其次，改革医保支付制度。在世界各国医疗保健与卫生体制改革的实践中，费用偿付机制的改革处于变革的中心和焦点。在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医疗保险付费机制的转型是新医改的核心。医保支付制度的优化路径在于，合理分担健康责任，住院统筹与门诊统筹有机结合，保障项目选择注重“保基本、重健康”，混合设计供需双方偿付方式，平衡各项医保待遇，动态调整受益水平；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一体化的健康管理偿付平台。针对我国医疗保障支付方式缺乏约束、健康绩效差的问题，供方支付方式可以采取分类偿付的组合策略[12]，综合运用按病种付费、按人头支付和总额预算等多种定额预付方式，在有条件的地区试行按结果（绩效）支付的机制。对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合同的“团购”形式，采取按人头付费的方式，对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行成本补偿。对于住院医疗服务，主要选择按病种、人头和住院天数的付费制度，或者是总额预付制。对于门诊医疗服务，可以尝试将参保者个人账户的部分资金按人头数定额包干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参保者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获得包括小病治疗、预防、保健、健康教育和促进等在内的一揽子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同样，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用定额包干方式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签订服务合同，提供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发挥合作医疗基金的最大使用效益。

四、转型条件：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四位一体

全民医保发展的长远目标，需要将国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药品供应等制度实现并轨融合，形成广义上的四位一体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建立国民、医保经办机构、公共卫生部门、医疗服务机构、药品供应厂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健康管理机制，实现国民平等的健康受益目标。因此，健康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套，例如公立医院改革（体制、机制）、理顺药品生产流通体制、全科医生培养和激励政策、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和政策支持等。

首先，加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投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要求，我国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将逐步完善重大疾病防控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扩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积极预防重大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地方病和精神疾病，提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能力。可见，未来健康保障制度的构建将逐渐从医疗保险领域向基本公共卫生领域扩展。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的转变，以及改变疾病保险模式为健康保险模式，需要与公共卫生整合，强调预防保健的重要性，形成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一体化的偿付机制，并且根据健康管理需要和慢性病干预的成本效果，引导基层卫生服务机构为全民提供预防为主的慢性病防治和健康促进等基本医疗卫生保健服务，引导和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针对慢性病的防治结合、以防为主的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从而提供满足人群健康需要的方便、可及、技术适宜、费用合理的综合性健康管理。

其次，逐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新医改明确提出，改革公立医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推进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因此，需要完善医疗机构运行补偿机制，形成符合市场竞争和医疗卫生服务自身规律的价格形成机制，切实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减少医疗服务和医药的过度供给和资源浪费，抑制医药费用超常快速增长。公立医院需要在公益性指导下，承担人群健康责任，构建人群健康管理平台，保障基本健康服务包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实行管办分开，推进法人化治理结构，引入多中心治理机制；组建区域人群的医疗服务中心，整合各级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明确各级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疾病诊断、治疗，以及慢性病和健康管理、康复、保健、妇幼计划生育和疾病预防中承担的职责任务和服务范围，建立各级医疗机构间功能互补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最终实现公立医院的健康绩效目标。例如，在每30万～50万人口的居住区，由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一家大型综合性医院、几家专科医院、护理院和康复院为主要元素，组建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关键问题是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问题。在补偿公立医院时，需要以人群健康绩效为目标，取消药品加成，根据服务成本和社会承受能力增设药事服务费，并纳入基本医疗保障报销范围，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总之，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需要以人群健康绩效为目标，促进基本健康服务包的公平性和可及性。

再次，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制定、医药企业的药品生产、医疗机构的药品采购、医生的开药施医、患者的用药习惯、药店的售药种类、医保机构的报销政策，涉及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定价、招标、配送、使用、报销等各个环节，是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需要多方联动，建立全程监管机制，完善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基层运行新机制，从而确保老百姓用上安全质优、价格合理的放心药。确保基本药物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尽量公开、透明，使得药企专心生产，医疗机构公心采购，医生用心开药，群众才能安心用药。政府要定期开展检查，严格执行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对基本药物质量问题要“零容忍”。此外，监管主体可以多元化，引入第三方监管力量。

nlc202309040412

最后，构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四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新医改实施方案确定了五项改革，包括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这五项系统改革，相互支持，相互配套，旨在维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解决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平时少得病、得病有保障、看病更方便、治病少花钱”的目标。因此，需要明确健康管理服务系统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基本医疗保障项目和基本医疗药品目录，保障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总之，为了促进全民医保向国民健康保障的转型，维持和改善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需要构建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和药品供应四位一体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通过综合性的健康管理服务系统的建立，应实现通过信息化覆盖全民的全程健康管理与服务，提供从母婴保健、出生档案、儿童保健（免费接种、体格检查）、成年保健（健康体检、计划生育指导、妇科检查、社区康复、健康教育与促进）、老人保健（老人体检、慢性病管理、健康教育与促进、健康评估、老人随访、家庭病床）、临终关怀，从出生到死亡的全人、全程健康服务。

参考文献：

[1]唐钧.后全覆盖时期的医疗保障[J].中国社会保障，2012，（6）.

[2] 申曙光，侯小娟.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碎片化与制度整合目标[J].广东社会科学，2012，（3）.

[3] 顾昕.走向全民健康保险：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转型[J].中国行政管理，2012，（8）.

[4] Hossain， S. I. Tackling Health Transition in China [R]. The Word Bank， 1997.

[5] Bogg，L.Health Care Financing in China：Equity in Transition[M].Stockholm：Karolinska University Press，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Health，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cience，2002.

[6] William Hsiao.抓住机遇深化卫生改革[J].卫生经济研究，2000，（10）.

[7] 关志强.从疾病保险到健康保险[J].医院院长论坛，2009，（1）.

[8] 罗景虹，石美遐，王佩.从疾病保险到健康保险的战略选择[J].中国药物经济学，2007，（1）.

[9] Peter， D. Organizing the Health Insurance Market [J]. Econometrica， 1992，60（6）.

[10] William C. H. Why Is a Systemic View of Health Financing Necessary？[J]. Health Affairs， 2007，26（4）.

[11] 仇雨临，翟绍果.完善全民医保筹资机制的理性思考[J].中国医疗保险，2010，（5）.

[12] 翟绍果.从医疗保险到健康保障的偿付机制研究[D].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质量保障路径 篇6

一、领导重视, 把信息工作摆上位置

河南省的机构改革正在进行,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机关人员至今尚没有完全融合到位, 各省辖市、县机构改革陆续展开, 客观上影响了部分工作的正常开展。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各级领导历来重视政务信息工作, 没有因机构改革而影响政务信息工作的开展, 尤其是厅长郭俊民同志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信息每期必看, 重要信息每期必作批示。2009年, 郭俊民厅长分别以召集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信息工作人员座谈、批示等不同形式对政务信息工作提出要求。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 现在全厅上下形成了开展一项工作、报送一条信息的观念, 为信息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 各级领导注重政治上关心、工作上关爱、生活上关怀信息工作人员, 也促进了信息工作的开展。比如增加信息员参会阅文机会, 各种重要会议和活动都尽可能安排信息工作人员参加, 及时了解掌握全厅工作部署和安排, 拓宽信息源;安排信息工作人员外出培训学习, 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提高信息员素质;在提拔使用上优先考虑成绩突出的信息工作人员, 及时解决信息工作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等。

二、完善制度, 不断创新信息工作机制

在实践中, 不断完善和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信息宣传工作的意见》《政务信息工作评比暂行办法》等有关信息工作制度, 用制度规范信息工作, 用机制提高信息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健全政务信息报送网络。

2009年3月,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正式组建以来, 坚持边组建、边抓信息网络建设, 结合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电子政务工作, 不断加大对政务信息工作的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 加强了该厅与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之间协调联动, 督促18个省辖市和6个直管县 (市) 人社部门与省厅建立信息联动工作机制, 各省辖市和直管县 (市) 人社部门也相应建立健全了本级信息报送网络, 初步形成了县、市、省三级信息上报格局, 实现了多层次、全方位获取信息资源的工作机制, 信息传递、处理的网络化、自动化水平也不断提高。

2. 实行信息定期分析报告制度。

结合人社部和河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中心工作、重点工作, 每季度将信息报送及上级采用情况进行汇总分析, 定期召开部分省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办公室主任或信息员参加的信息工作座谈会, 总结分析形势, 交流工作经验, 确定信息报送重点, 增强了信息以文辅政的针对性、时效性。比如, 针对2009年经济危机造成的严峻就业形势采写的《河南组织开展“农民工服务月”活动》《河南人社厅多措并举保稳定》《河南省大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信息被人社部采用。

3. 坚持信息调研和定向约稿制度。

围绕部、省工作重心及不同阶段领导关注的重点, 及时拟定调研提纲, 组织信息工作人员深入市、县进行调研或就某个专题实施省、市、县联合调研以及向各市、县 (区) 定向约稿调研等, 做到深入调研, 深度挖掘, 积极筛选, 捕捉领导最关心、最关注、最急需解决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采写了一些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研信息, 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推动了中心工作开展, 增强了政务信息工作的服务性。比如2009年采写的《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上半年全省就业情况调查报告》《罗山县推进新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调查》《河南省创业促进就业工作稳步推进》《河南省启动实施就业攻坚行动计划》等信息被刊用, 并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和批示。2009年上半年河南省人社厅上报的信息中有3条被中央办公厅采用。

4. 坚持信息工作通报和考核制度。

对各单位采用信息情况实行了每月积分排名、每季度通报制度, 鼓励先进, 鞭策落后, 把信息工作纳入厅机关目标管理和争创文明处室活动中。2009年年初将各处室报送信息工作进行量化分解, 年终将各处室报送和采用信息情况作为评比机关文明处室的条件之一, 根据信息采用情况给予加分, 增强了厅机关各处室报送信息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调整信息报送考核办法, 实行激励措施, 加大调研类、批示类信息分值比重, 鼓励和引导大家多报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建议、有深度的信息, 提高信息质量。2009年我们上报人社部和省委、省政府的信息在质量和数量上与同期相比都有较大进步。

三、突出重点, 努力提高信息工作质量

坚持信息工作紧紧围绕部、省中心工作, 紧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重点、热点, 广泛搜集、采编和上报信息, 努力为领导科学决策, 以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的工作目标, 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1. 严格把好“三关”。

一是把好信息采集关。着眼关注民生、促进民生和民生工程, 坚持从广泛的信息源中, 挖掘一些对实际工作有指导作用的信息, 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进行采集。二是信息筛选关。始终坚持筛选出对领导决策有参考价值, 对基层工作有指导作用, 或者是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民生信息, 及时上报。三是信息编撰关。坚持做到上报信息内容简明扼要, 言简意赅。通过把好“三关”, 努力把所上报的信息打造成精品信息。

2. 注重三个“提高”。

一是提高信息工作对领导决策的服务水平。努力提高信息工作对领导机关的需求程度和有效利用程度, 紧紧围绕领导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重点工作, 提供一批有深度、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比如针对领导关注的就业问题, 及时为部、省定期提供了《河南就业工作形势》等。二是提高信息工作对推动改革发展的服务水平。通过信息反映问题, 发挥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比如采写的院士河南行大型咨询活动、兴豫之光行动计划实施面临的问题等信息, 不同程度地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 促进了当地社会发展。三是提高信息工作对解决热点、难点问题的服务。加大对热点、难点问题的反馈力度, 及时搜集、整理、反馈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为领导及时掌握舆情发挥参谋服务作用。比如2009年对网络上炒作的绩效工资问题、“被就业”问题, 及时为上级信息部门提供了信息舆情, 得到了关注和重视。

3. 坚持三个“贴近”。

一是贴近领导意图, 狠抓重点信息。坚持把领导时刻关注的、正在思考的、有待了解的问题, 作为信息工作的切入点, 有选择地采编、报送能带动全局、适用对路的信息。为此, 在抓好动态信息的同时, 不断增加综合性信息, 加强问题信息和督察信息, 在强化决策全程服务上下工夫。比如, 2009年国庆节前夕, 连续采编了各市地保民生、促维稳的工作信息。二是贴近基层工作, 捕捉亮点信息。基层工作中的亮点往往会收到以点带面的效果。把捕捉亮点信息作为提升信息价值的重要举措, 在挖掘特色信息、提炼典型信息方面狠下工夫。比如在河南省全面启动新农保试点工作中, 及时挖掘报送了信阳、济源等基层单位新农保典型信息, 得到了省领导关注。三是贴近上级需求, 提供高价值信息。以上级需求为导向, 在报送深层次、高价值信息上做文章, 力争把最能反映地方特点、上级急需了解的信息, 适时地报送上去。比如及时上报了具有河南省情特色的《河南实施“221行动计划”推进农民工就业工作》信息等。

土地保障功能及其转移路径 篇7

一、土地承载的保障功能

土地本身为农户提供的不是社会保障, 而是直接的就业保障 (农民工在无非农就业机会时, 保留一份基于成员身份而得到的土地承包权是非常重要的) 和间接的养老、医疗与福利等保障。因为从社会保障的概念来看, 根据1989年国际劳工局编著的《社会保障导论》对“社会保障”的定义为:“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向其成员提供保护, 以便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减少工资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 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实行补贴法。”社会保障最基本的含义是, 政府通过立法, 社会团体、社区等通过授权, 以现金、物质、服务等形式向因精神和生理的残疾、年老体衰、意外伤亡、失业、多子女负担以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旨在维持他们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保障。[2]由此可见, 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社会和国家, 应体现其“社会性”, 受益者是遭遇各种风险和困难的社会成员。它的实质是一种政府的义务, 公民的权利。而家庭承包制仅仅是帮助农民锁定从事农业经营的风险, 本身没有分散风险的机制, [3]没有体现社会保障的本质, 只是把土地作为生存的依靠, 是建立在家庭保障基础上的自我保障。但我国在人地矛盾和城乡二元体制双重矛盾的制约下, 土地承载的保障功能则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自2004～2006年的两个阶段的调查, 课题组对分布在四个省市的4个县市、39个村庄、1000多个农户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仍有66%的农民认为, 他们的土地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生计保障, 特别是在缺乏就业机会的滕州市和双流县, 认同土地保障功能的农户所占比例更高, 达到了85%和71%。

2.经常的土地调整

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 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 保障农民长期有的土地使用权。2003开始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承包三十年不变, 国家对家庭承包经营权实行物权保护, 三十年之内实行“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原则。十七届三中全会通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以上中央的农村土地法律、政策一直在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 然而, 农村的实践并非如此, 农村的实际情况通常是“三年一小调, 五年一大调”, 并不是农民不了解国家关于土地的法律政策, 而是为了维护生存公平的需要, 拥有一份土地, 就有了“保命田”。在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全普及每个农民之前, 土地的福利功能必须延续。

二、土地承载保障功能的根源

1.城市非农就业的不稳定性

在中西部的广大传统农区, 自家庭承包制实行以后, 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 自发的在本村内部进行土地流转, 这种流转大部分是短期或无固定期限的流转, 一般发生在外出务工者和留守村庄的农户之间。由于外出打工者的文化素质和工作经验的局限, 他们大多就业的选择只能是无正规劳动合同约束的、分散的、高劳动强度的建筑业、家政服务和卖菜以及城市人不愿意做的零工、临时工。较低的工资水平以及工资经常被拖欠的现实决定了打工者在城市就业的不稳定性, 而必须依托于一种在城市中获得收入、在农村中消费的城乡互助体制。同时, 在缺乏城市社会保障覆盖的情况下, 家乡的土地是他们生存的依托, 当前的土地流转大都是以短期限的流转为主, 双方大都没有正式合同的约束, 留守农村的农户需要更多的耕种面积保障在农村的基本生活需求。由于土地流转大都限于一个村庄范围内, 在国家土地政策不发生明显变化的条件下, 熟人社会的行为规范保证了土地协议的被执行。土地的流转双方基于亲戚、朋友关系的维系, 流出土地的一方在回村后就可以根据当时的协议要回自己的土地。这样, 在经济形势较好时, 外出的农户能够在城市中打工, 而在经济衰退时, 家中土地承包权的稳固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躲避市场风险的退路。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东南沿海的依靠产品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大量在此就业的农民工失去了城市的就业机会, 形成了大量农民工返乡的现象。在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现实状况下, 没有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村就真正发挥了 “稳定器”的作用。因此, 农村的土地流转不应建立在行政推动的基础上, 而是要和国家工业化发展同步, 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和广泛的社会保障覆盖一致, 在充分保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不可操之过急。

2.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性

当前, 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由于农村人口庞大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决定了对农村社保资金投入的有限性, 农村整体的社会保障程度低下, 覆盖面也较狭小。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性, 决定了目前我国不能大规模推进土地流转, 维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的制度安排,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可能会带来土地收益的降低, 但制度收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三、土地保障功能的转移路径

人多地少是现阶段我国最基本的国情, 土地保障功能下的均分制不利于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因此, 现行农地制度的改革必须在考虑土地保障职能稳定转移的前提下, 逐步实现土地资源的流转整合, 发挥其要素功能。

1.农业内部的土地制度创新

我国现有的土地保障属于“农业土地+耕种行为+实务需要”的直接生存保障方式, 其实现途径取决于农民对土地的直接生产经营活动, 与土地使用权的享有密不可分。而变革的基本方法就是将土地利用与土地保障相分离, 由土地所有权来承担土地保障功能, 凭借土地所有权产生的财产性收益来形成农村社保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是一种间接地、与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价值相联系的保障方式, 其实现途径取决于农民对土地所拥有产权价值的可实现程度, 即通过“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货币化”来达到土地保障利益的价值化。[5]成功的实践案例如安徽阜阳的土地“返租倒包”的流转形式, 农民把手中的耕地以每亩600元/年的价格租给村里, 再交给鑫鑫公司集中使用, 土地集中后, 又需要劳动力进行管理, 于是, 农民与公司按照合同要求具体负责实施管理, 公司每亩付给农民管理费1000元, 这就是“倒包”。[1]在这样的土地流转方式下, 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 (每亩地每年1600元) , 其来源就是其作为集体成员权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的收益;另一方面, 土地实现了集中利用, 农民按照公司的技术要求进行操作, 可以实现新技术的推广。

此外, 山东平度土地实行“两田制”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借鉴。把耕地分为两大类, 即口粮田和责任田,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或缺失的条件下, 口粮田发挥生存保障的功能, 责任田则可以适当集中, 实行灵活的土地政策。蒋中一等在对平度“两田制”进行案例研究后认为“两田制”成功之处在于把维持公平原则的基点从资源 (耕地) 的平均分配转移到收入分配的均等, 从而顺利的在耕地分配中引入竞争机制, 打破了村社内部“土地均分制”的传统结构, 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均衡。[6]

2.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持

在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压力下, 土地就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最主要的保障, 土地不仅仅体现生产资料的功能, 还体现了农民的福利功能。[1]中国的土地制度创新不能将视野仅仅停留在土地的经济功能本身, 很容易囿于学科视野, 对其所依赖的外部环境因素着墨不充分、不系统。当代社会科学中方兴未艾的新制度主义揭示, 任何制度的正常运转都嵌入在更大的制度、结构甚至文化因素之中。如果对制度嵌入性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 我们就无法对国家如何适当干预提供学理上的指导。

(1) 建立适合农民工流动性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这个概念主要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阶段。由于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强, 稳定性差, 目前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个缺陷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保不能有效对接。我国养老保险等主要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2000多个统筹单位, 多为县市级统筹内运行, 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 难以互联互通, 养老保险关系无法转移接续。农民工在城镇工作多年以后, 依然要回乡依靠自己的“口粮田”来养老, 加固了土地细碎化程度, 无法实现合理的土地流转。虽然“退保”后要损失很多, 选择“退保”也是他们的无奈之举, 这样至少可以拿到一点现金。农民工在农民与市民之间游走, 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 如果能够给农民工建立可以抵御一定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 在失业、疾病、年老等情况下得到一定的经济支持, 可以在此基础上, 顺利对接其口粮田的制度改革, 有效实现合理的土地流转的制度支持。

(2) 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应顺应土地流转的要求。

国家实行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由就是农民有土地使用权的保障, 土地可以发挥养老在内的各种保障。而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是靠土地经营的收益, 在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业组织形式中, 土地的收益有限, 当城市老人在忙于健身锻炼, 享受老年生活时, 农村老人还在忙于生计, 为自己的口粮奔波。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该条款所规定的内容自然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显然, 这里所说的公民也包括农民在内, 农民也应该像城市居民一样, 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 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让农村老人靠不稳定的农业收益养老是违背社会公平的。中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10%, 已经进人了老年社会, 不仅如此, 农村人口老龄化进程还在明显加快, 这愈味着养老问题正在成为农村社会的普通性问题。农村的养老可以参照城镇的退休制度, 农民到一定年龄, 必须转让土地的承包使用权, 可以领到维持老年生活的养老金, 具体的数额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发放标准。把土地转让给有精力经营土地的青年人, 可以更好的发挥土地的经济功能, 顺利转移其保障功能。

(3) 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 实现稳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土地均分制所造成的严重的土地细碎化, 根源还在于人多地少的矛盾难以根本消除。在农民没有享受到可以让生存无忧的、充分的社会保障之前, 绝大多数中国农民不可能选择放弃土地, 除非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大量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 农民可以通过转移职业真正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摘要：土地流转是近年来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焦点, 在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压力下, 土地不可能主要体现生产资料的功能, 而是主要体现农民的“福利”功能。因此, 必须在土地承载的保障功能的前提下进行农地流转是当前农地改革的基础, 应该从农业内部的土地制度创新, 实现保障功能的顺利转移和农业外部的社保制度的不断完善, 为土地资源的流转整合创造制度环境。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利益,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1)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2)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三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3) 王勇, 付时鸣.我国农地制度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吗[J].经济学家, 2006, (01) .

(4)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 2000, (02) .

(5) 李晓茜.社会保障功能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析[J].学术界, 2009, (03) .

保障房建设融资创新路径研究 篇8

关键词：保障房,融资,创新,政府产业基金加商业信托计划,资本化,信托化,证券化

保障性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公租房, 是政府专门针对社会中低收入人群投资建设的带有福利性质的住房。保障性住房以低廉的价位、覆盖中低收入人群的定位和对周边经济的拉动效应, 对现阶段平抑房价虚高、刺激内需消费、引导民间资本理性投资等方面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近年来, “买不起房”成为广大基层群众反应较强烈的社会民生问题。以北京为例2011年人均GDP达到80394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 而全市新建普通住房平均价格为13173元/平方米 (1) , 以购买100平方米普通住房计算, 三口之家以可支配收入的60%偿还购房款需要22年, 国际公认的合理的收入和居住房屋售价的偿还期为8-10年。 (2) 由于缺乏带有福利和补贴的住宅产品, 使得住宅市场的销售呈现供需畸形——需要住房的刚性消费人群买不起房, 高收入人群大量购置住房, 通过囤积“炒高”售价以求获利。纵观世界各个国家能够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 妥善解决“房价高”这一突出社会问题的方法之一, 就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管理者和平衡者的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性住房, 通过调整住宅市场产品供应的价格和数量, 使住宅产品的价格回归价值属性。2010年国发[2010]10号文中提出了“要切实增加住房有效供给, 全力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在“十二五”建设发展规划中, 明确提出在5年内建成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 将保障面扩大到城镇家庭的20%左右。保障性住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中, 逐渐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回归居住属性, 解决广大中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问题;实现了存在的价值——在社会发展特定阶段, 平抑住宅产品价格, 璞归价值边界。

一、文献综述

1998年国家停止实物分房政策后, 货币化购买商品房成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的主渠道, 我国的理论界也就忽视了对保障性住房的研究。2004年以来, 为配合政府调控整顿房地产市场, 我国学者在总结美国保障性住房发展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为国家政策的指定提供的坚实的理论支持。

(一)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在经历二战结束后的繁荣后, 经济持续走低, 为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 美国学者Samuelson Paul[1,2] (1955) 主张政府应制定入家庭的保障性房政策, 并提出了“公房建设计划 (Public Housing) ”。Wallace, James E (1995) 首先系统性的总结了公房建设计划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政府财政无力承担后期公共房屋的维护成本、保障房惠泽的低收入人群数量减少、与商品房产生了直接的竞争导致私人房地产商退出公房建设计划[3]。Cummings, Jean L., and Denise Di Pasquale[4] (1999) 分析了低收入家庭住房建设税收抵免计划LIHTC (The Low-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实施十年的成功经验——对保障性公房项目直接给以税收抵免和补贴、项目需包含的一定比例的 (不是全部) 面对低于都市平均收入水平的租户、补贴或减免额度与面对低收入租户公共房屋的建筑成本 (不含土地) 挂钩、政府为项目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Struyk, Raymond J., and Marc Bendick, eds[5] (1981) 和Susin, Scott[6] (2002) 对美国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HCVP计划进行了分析后总结出美国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政策从扩大供给 (公房建设计划) 到政府与投资人合作主导的LIHTC计划, 再到住户租房券 (HCVP) , 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逻辑由扩大供给转移到了提高住户的承担能力。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张旭、王淼 (2006) 提出了中国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来源单一, 渠道不畅已经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7]。曾广录 (2011) 依据维生和朴正爱的模型基础得出结论, 保障性住房作为准公共品, 其建设资金来源为土地出让金的10%、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地方政府财政资金, 上述三种来源受市场景气程度、缺乏操作指导、区域发展不平衡条件的限制, 所以必须寻找新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方式[8]。路君平、糜云 (2011) 在宏观政策层面提出了拓宽保障房的建设的融资渠道, 应以商业银行为主, 吸引保险资金参与, 在形式上可以发挥债券市场的功能, 但是并没有给出在操作层面上可行的实施方案[9]。巴曙松 (2011) 年强调, 保障房建设是长期的主导性政策, 在实施过程中按城市平均家庭收入区别对待廉租房和公租房的主体, 初始建设时期综合运用金融创新以增加新建保障性住房[10]。

(三) 文献评述

中国的保障房市场还处于供给严重不足的阶段, 政府在初期责无旁贷地必须作为项目建设的发起人和投资人, 市场的呼唤和资金的困扰成为地方政府的工作难题, 中国的学者在宏观层面一致的认为, 开拓社会化的资金投资保障房建设是历史的趋势, 但是也都没有提出相关的操作方案。

二、保障房建设融资的突出问题

2003-2009年间, 全国保障性住房的销售面积在每年3300万平方米上下波动, 按平均每套住房60平方米计算, 每年的新增的保障性住房约50~60万套。2010年保障性住房开工量为580万套, 2011年的开工量为1000万套, (3) 其中棚户区改造 (五类棚户区改造:林区棚户区改造、垦区危旧房改造、煤矿棚户区改造、城市棚户区改造、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 占了一半。作为实施载体, 各省保障房建设的任务分布相对均匀, 半数左右省份的保障房建设任务量在20~40万套之间。部分内陆省份如东北三省、内蒙古、陕西、河南、湖南、重庆和云南的建设量都高于40万套。2012年要求开工建设700万套以上, 基本建成500万套上。 (4) 2012年将是保障房建设的攻坚阶段, 各类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会集中凸显。

(一) 拆迁资金匮乏导致土地供应紧张

土地拆迁整理赔偿标准提高致使拆迁成本增加。现行的“招拍挂”土地交易模式前期需要政府投入大量的拆迁赔偿 (含地上建筑物赔偿、青苗赔偿、就业补偿、周转补偿等科目) 对土地进行整理, 用于支付拆迁的资金主要来自商业化土地出让所得, 限购政策实施两年以来, 土地成交量大幅下滑, 地方政府可用于土地整理的资金严重匮乏, 导致保障房用地供应紧张。以北京市顺义区府前街某项目的拆迁为例说明前期土地整理所需的高额资金。土地原住民户籍登记2人, 在册宅基地4分 (折合土地面积266平方米) , 地上建筑物2层, 合计209平方米, 2010年底拆迁价格450万元, 折算到每亩拆迁成本是1127万元, 如果再摊加市政配套费用和政府15%的管理费用, 合计拆迁补偿成本1365万元/亩。如果保障性住房的土地拆迁仍然以货币补偿为主, 按2.8的容积率计算地上可建设住宅面积, 土地成本摊销到地上可售住宅约为7320元/平方米。北京市政府2012年计划开工20万套保证性住房, 规划建设的土地位置与上文的顺义区案例相近, 按土地拆迁成本与物价同步以每年5%的比例增长计算, 今年北京市政府需组织筹备1453亿元的拆迁安置费用, 而北京市2012年全市地方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合计仅为4495.2亿元, (5) 可见保障性住房土地拆迁安置费用对政府财政造成的巨大压力。

商品房土地配额保障房指标致使政府收入降低而无法向新项目提供足够拆迁资金。过去两年各级政府为缓解资金压力, 将保障性住房作为普通商品房的配额, 按一定比例要求开发商在商品房中代建, 希望以高附加值的商品化土地交易的利润补贴带有福利性质的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交易。但是由于限购、升息和贷款配额降低等政策影响, 普通商品房的土地交易大幅减少, 使得保障房建设用地“搭车”的操作思路, 未能从根本上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无法向保障房用地拆迁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已收储的其他功能土地由于增加建设保障房要求致使土地出让遇冷, 资金回笼困难。部分地方政府曾经尝试对已经拆迁完毕收储的、原计划作为科研或工业用途的土地, 以配套职工宿舍的名义, 规划部分配套保障性住宅后, 再将土地推向市场。对于土地竞得人而言, 由于住宅在建筑物距离、采光、抗震、市政天然气配套、建成后的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特殊要求, 既增加了建设的投入, 又无法保证后续良好的持有运营。再加上配套保障房前期审批时间长, 要求四证齐备才能建设等刚性政策制约, 使得该类土地上市交易大多流拍。

(二) 资金来源单一造成工程款支付缺口

重视权属关系和资金安全的商业性资本不愿进入保障房项目。保障房项目进入施工建设阶段后, 政府的身份转变成为开发商, 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前期仍然需要地方财政支付大量的工程款。由于商业银行要求项目在取得预售后方能发放开发贷款, 之前的建设费用也只能由政府承担, 建设资金来源过度依赖政府, 缺乏社会投资的匹配, 导致保障房工程建设缓慢。考虑到保障性住房土地权属的不明确性, 在未能产生销售收入前, 商业性投资基于投资安全性需求, 往往不愿对项目进行融资。

其他国有背景的投资人因各种原因不能进入保障房项目。其他国有性质的资金来源有国债、社保基金、租金收入。国债主要用于农田水利、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基础性投资, 一直以来资金需求明显大于国债融资额度, 在使用分配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常态, 再划拨相当的资金投资保障房建设, 操作困难。由于缺乏政策性的操作细则, 社保基金的投向狭窄, 暂时只能进行尝试性的小额投资。在建成后1-3年保障房的租金收入才能趋于稳定, 建设初期无法支持工程款的支付。

建设总包单位以房屋冲抵工程款的融资意愿不强。项目的总承包单位, 在市场销售较好、住宅类产品需求旺盛情况下, 往往愿意为项目融资, 即使开发商出现短期的资金周转困难, 建设总包也会主动与开发商达成以商品房冲抵工程款的协议, 用获得的商品房折价面对自己的员工或广大受众人群销售, 快速实现回款。在限购政策出台后, 住宅的可购买人群覆盖面降低, 且刚性需求主要集中在中小面积户型, 建筑总包单位考虑到小面积的保障性住房总价低、利润薄、受众人群少于商品房, 所以主观上不但对保障房融资的意愿不高, 而且对工程款的支付进度要求严格, 这种客观情况也都增加了政府支付压力。

(三) 缺乏资本平台致使循环投资受阻

公租房后续稳定的租金来源和土地房屋的价值提升, 使公租房具备了在资本市场获得投资的可能性, 而且投资公租房获得的投资回报率在长期看来不低于其他传统产业。以北京的保障房项目为例, 60平方米的公租房, 年租金收入1.5万元, 建设成本 (不含土地) 3500元/平方米, 静态投资回报率7.1%。同比2011年美国资本市场传统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罗素2000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和富时REITs指数的15年期收益表现, 公租房的收益仅低于罗素2000和富时REITs。从1972年-2010年以上五类资本交易平台的综合收益看, 投资保障性住房资本平台的收益高于道琼斯传统工业资本平台的回报。 (见表1) 因此保障性住房资产交易平台是具备投资价值的。但遗憾的是, 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持有型不动产交易平台, 致使循环投资受阻。

虽然可以通过出售部分保障房回笼资金用于新的保障房开发建设, 但是由于公租房在新开工建设的保障性住房所占比例达到40% (销售性保障房占比20%, 棚户区改造40%) , 政府长期持有的公租房资产如何实现特定平台证券化, 实现开发建设资金周转的良性运作仍是各级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单位:%)

资料来源:据香港证券交易所相关数据整理www.hkex.com

三、政府主导产业基金+商业信托计划融资路径及创新实践结果

投资模型一般均是依据项目开发周期, 将资金管理分成“募、投、管、退”四个阶段, 努力实现资金来源多样化, 降低财务成本, 识别各个阶段的潜在风险, 通过法律、经济、政策的综合运用, 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最佳匹配。政府需搭建保障房可持续发展的高效金融平台, 先期注入部分资金启动项目, 通过先租后售的方式引导原住民权益投资保障房建设, 吸引建设总包单位、房屋租户等不同属性的企业、个人、机构的资金, 在不同阶段进入和退出金融平台, 以政府初期投资启动保障房建设, 通过固定资产证券化的常态投资配合商业资金短期流动性支持相结合的方式开发建设保障房项目。基于这个基本原理和实践操作, 笔者提出“政府主导产业基金+商业信托计划”的保障房开发融资路径图。

如图所示, 该方案有三层结构性设计组成, 自上而下呈现收敛性, 第一层为投资人, 包括当地城投或城开公司、保险机构、大型国企、全国社保基金、回迁房权益、建设总包单位应收款权益。第二层为融资平台, 由金融类商业信托计划和政府性质的开发基金组成。第三层为实施操作平台, 包括商业银行、建设总包单位、持有型资产的类REITs资本平台。投资人资金和土地通过“地方政府保障房建设开发基金” (政府拨款性质) 和“保障房建设集合信托计划” (市场融资性质) 两种渠道, 投资进入项目公司, 将实现的部分销售收入回报信托计划, 租金和剩余的销售收入回流基金作为现金分红, 同时借助资本平台对政府持有型物业实施证券化, 支持后续保障房的投资建设。借助信托平台整合建设总承包单位的融资潜力, 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房屋建设。

创新之一:投资主体。将政府背景的投资企业 (城市投资开发集团) 、基金 (社保和养老基金) 、保险资金和社会投资者资金按其投资偏好、风险价值取向统筹安排, 拓宽了保障房资金的来源, 减缓了政府的资金压力。

创新之二:以屋抵现。对原住民实施以回迁房补助的补偿形式, 并将回迁房的的权益等同于现金投资进入保障房基金, 既降低了政府拆迁的现金出资, 又实现了出租性住房资产的资本化, 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流动性, 在效率上大幅提升政府投资保障房资金的使用效率。

创新之三:权益信托。政府为以建设总承包单位应收工程款权益发起集合信托计划提供支付担保, 吸纳社会资金支持工程建设, 不但解决了“轻资产”施工单位由于缺乏抵押物, 向银行贷款难的行业突出问题, 还以社会性投资替代政府出资, 有利于提高保障房的建设质量和品质。

创新之四:以利补息。将建设总包单位对开发商的利润折扣 (让利) 补贴给信托计划的利息支出, 从而降低了建设总包单位向信托计划融资的成本, 实质等同于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既吸纳了社会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 又不会侵占建设总包单位的既得利润。

创新之五:流动支持。引入银行的授信额度和大型国有企业账面冗余资金, 为政府全程控制管理的保障房建设提供流动性支持, 通过短期内暂时持有基金和信托计划的份额, 对信托计划和基金提供现金支持。

创新之六:地方平台, 中央调控。保障房建设虽然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 但通过引入中央级社保基金、国外有投资意向的政府养老型基金作为辅助性保障, 以中央管理机构统筹大局的角度平衡各地的融资水平和建设规模, 通过政策性的转移支付调控保障房市场的投资效率, 防止投资过热和投资不足的情况发生。

四、保障房建设融资创新路径分段解析

政府主导产业基金+商业信托计划的融资创新路径主要是通过政府设立的专项保障房建设开发基金和保障房建设信托计划 (项目) , 吸纳不同属性的国有背景资金与社会资金分别在前期土地整理、中期建设、后期运营三个阶段进行整合配置, 以销售回款、租金收益、资产证券化三个资金来源支持保障房的滚动开发建设。

(一) 前期拆迁——补偿房屋权益资本化路径

补偿房屋权益资本化是将土地拆迁的单一货币化补偿, 变为以实物补偿新建住宅为主, 以货币补偿为辅, 并将受偿的新建住宅委托政府经营, 政府定期向拆迁户分配房屋租金, 同时政府承诺随时接受原住民的申请回购房屋, 并提供房屋的处置变现服务, 以政府的信誉确保拆迁户财产的安全性、可流通性。

保障房原住民出于对未来生活保障性的考虑往往选择获取高流动性的货币补偿, 80%以上的原住民在新居住地以大量的资金购置居住类用房, 除小面积住宅自用外, 大部分住宅或商业出租, 以房租作为未来生活的主要来源。以资产升值作为支付意外性家庭大额开支的来源, 从而在心理上提高对未来生活保障的安全感。另一方面, 受房主无稳定工作或是农业人口身份、教育背景、对金融知识不熟悉的限制, 原住民往往无法对持有的房屋进行再融资或证券化, 造成政府赔付的拆迁款流动性被“阻滞”, 转化为非流动性固定资产。[11]提高政府拆迁补偿款流动性, 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法是拆迁补偿权益的货币化与证券化相结合。即政府提供一定面积的回迁住房 (实物补偿) , 同时给予部分货币补偿。基于对政府的信任, 拆迁户将所分配的回迁住房委托政府的“保障房建设开发基金” (以下简称“基金”) 负责经营, 政府下属的专业部门作为基金管理人受托将此部分出租性质的商品房视为“准公租房”, 推荐给相应的寻租人群, 以租金收益支付原住民 (房东) 作为年收益。同时, 在权属上政府仍然承认原住民对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当原住民家庭发生特殊事件产生大额资金需求时, 基金设立开放赎回期, 政府向基金提供短期的流动性支持 (例如社保基金、大型央企的账面现金冗余、) 购买原住民持有的房屋, 实现原住民的转让变现意愿, 同步政府按正常规则计提折旧后, 将收购自原住民的房屋进入类REITs资本平台交易, 以证券化后的收入继续投资保障性住房建设。未来政府代管的“准公租房”的达到一定数量, 保障房资本交易平台体系能够正常运作, 基金完全可以实现即时回购原住民的回迁房。从现行的法律法规准入制度和收益角度来看, 看重资金安全性和稳定持续收益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和地方发行的债务性资金完全具备投资的可能性。鉴于保障房建设开发基金的投资、后续管理、处置变现和国债投资一样完全在政府部门控制的之下, 可以认为基金与国债具有相同的安全性和保障性。在获得政策和法规层面支持后, 大型国有企业账面存在的冗余现金可短期内认购基金份额, 为保障房建设开发基金提供流动性支持, 用于基金收购原住民回迁房, 随着基金将购得的房屋处置 (销售或资本化) 后, 基金收入回流即可偿还大型国企的投资。

(二) 中期建设——建设总包单位权益信托化路径

建设总包单位权益信托化路径是指以建设总包单位将保障房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的应收账款权益, 委托信托单位发行权益性信托产品, 吸纳社会投资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同时, 以政府支付的部分工程建设利润贴现给社会投资人, 实现惠民工程的市场化运作。

作为建设受托人的建筑总包单位, 鉴于建设专业技能的不可替代性, 在房地产项目整个开周期中, 往往被赋予单一的代管代建职能, 而忽视了其在金融领域的融资潜力。因为历史原因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往往由政府或其关联公司全程负责, 以土地上市挂牌交易作为土地熟化的标志, 同时也是一级和二级开发的分界线。作为二级开发的实施者, 建设总包单位为获得合同, 往往要向发包人 (投资人) 承诺“让利”和“垫资”。从金融学视角看, 这样两种行为产生了“利润空间”和“可转让的权益”, 因而也就具备了面向市场操作的可能性。建设总包在获得保障房建设合同后, 将合同约定的应收工程款权益转让给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向社会发行该权益信托, 该权益信托的募资额等于建设总包方实施工程建设所需的最大累计流动资金额, 最大累计流动资金额一般为总包合同额的30~40%, 即可以认为该权益融资的抵押率不高于40%, 本金安全系数大于2.5。信托计划管理人直接将所募得资金投资进入保障房项目, 以保障房销售部分的回款偿还本金和部分利息。在纯商业投标过程中, 建设总包单位会将现行《工程预算定额》中法定20% (6) 利润取费中的6%~8%让利给开发商。作为保障房的“实际”投资人——信托受益人 (购买信托产品的社会投资人) 也应获得该部分让利, 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作为项目的投资人的政府按现行定额规定支付建安成本和20%的全额利润, 建设总包单位收到工程款后, 将20%法定利润中的6%~8%以“利息费用”的名义支付给信托计划, 进而分配给了社会投资人, 按现行的纯粹市场化运作信托产品年回报12%~14%计算, 建设总包单位还应向信托计划补足6%~8%的利息, 该利息水平已经等同于建设总包单位向银行贷款应支付的利息。另一方面, 政府的代表“保障房建设开发基金”也是信托计划的担保人, 信托计划在获得最高级别信用担保后, 募集难度会大大降低、募资成本也会大大低于市场主流价格。如果综合比较银行贷款下发过程中“存贷比”、“存款准备金制约授信额度拨款”等因素的限制, 可以认为信托计划对于建设总包单位的投资是低息、足额的贷款, 解决了长期以往由于缺乏可以抵押的资产, 建设总包单位向银行贷款困难的窘境。在后期随着保障房项目数量的增加和新开工和即将竣工项目在时间上的无缝顺畅连接, 信托计划可以连续发行, 并在每个项目获得信托投资后的第1年末, 信托计划可以定期设立开放期, 允许投资人赎回部分信托份额, 由“保障房建设开发基金”为短期的赎回提供流动性支持, 同时信托计划按对等份额出售已经赎回的份额, 吸纳新的投资人, 在确保保障房项目公司股东层面和操作层面建设管理决策连贯性的前提下, 实现信托计划的延续。

(三) 后期持有——类REITs平台证券化交易路径

鉴于政府持有的公租房资产与零售类商业地产具有相似的金融属性——虽然回报率较低, 但年收益稳定, 资产价值稳步上升, 因此可以借鉴国外成功运作的REITs (房地产投资信托) 资产交易平台经验, 实现政府投资固定资产的证券化, 确保现金回流至新保障房项目的开发建设。

保障房中公租房这类资产的特点是每年能产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租金收入, 房屋的资产价值每年也会有提升。保障房的资产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经营的资产打包设立专业的类似REITs的资本交易平台, 以其收益如每年的租金、按揭利息等作为标的均等地分割成若干份出售给投资者, 然后定期派发红利。这实际上给投资者提供的是一种类似债券的投资方式。为区别在上海和深圳两交易所A股市场上市的以主动参与土地投资、工程建设、资产买卖而获得收益的房地产开发类实体, 保障房的公开证券化交易平台要求参与者只能对固定收益类房地产项目-例如零售商业、政府的公租房进行长期投资, 以定期收取的租金作为收益回报, 并禁止商业银行、互助储蓄银行、合作银行、以及其他储蓄机构参与发起运作。在组织形式上鉴于政府全程控制保障房的开发和运营, 可采取灵活的契约型方式, 既利于后续交易的转让性, 又可以享受先分后税的法律待遇降低购买人税赋;在资金的募集方式上, 以公开募集为主, 充分展现政府的公信力和信誉担保, 确保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并逐渐以灵活的开放式取代了前期由于交易资产数量不足的而被迫采用的定期开放式模型。为确保持有型保障房交易证券具有高度流通特性, 信托机构按证券交易所规则发行保障房信托受益凭证, 同时信托份额还可以作为证券在交易所公开上市流转。在保障房证券化交易之初开始, 政府应在税收、财政补贴方面给予大力扶持, 首先制定保障房资本平台交易返税政策:任何的投资人或者信托管理人, 如果投资于符合一定建设标准的公租房或廉租房, 政府承诺将在一定期限内返还占整个工程造价5%的税费 (视为营业税返还) , 减免额在若干年内分期返还, 同时对认购保障房产品的投资人减免所得税, [12]体现政府对保障房资本交易平台的支持力度和后续发展信心。

五、结论与建议

政府利用初期的投资和信誉撬动社会资金投资保障房建设, 以优惠的税收政策补贴公租房相对于同地段商品房的租金优惠, 实现对投资人有竞争力的年化稳定收益, 为政府搭建保障房资本交易平台提供支持。同时, 出台系统的法律法规和证券交易管理办法, 明确投资主体、组织形式、交易方式、资金运作和股息分配等环节的操作细节[13], 同步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试点, 结合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借助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 协调平衡实际发生的矛盾, 才能形成系统的全寿命的保障房建设运营体系。建设和筹划初期, 需要在体制、政策、观念、配套措施等方面进行改革, 亟待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全价值产业链视角。与保障房建设的相关方应调整思路, 以全价值产业链角度挖掘自身的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通过整合自身资源, 提供企业竞争力, 在社会经济的调整期, 参与保障房市场的竞争。同时, 主张金融机构与传统建筑或服务类企业应互相关注, 加强纵向合作, 以政府提供的保障房建设和融资平台为试验场, 初步形成双方互惠互利的战略合作关系, 不但在保障房建设市场上取得成功, 同时还可以战略联盟、投标联合体的形式竞争各种商业性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

(2) 保障房建设信息平台。作为信息汇集点的政府部门, 各种利益诉求往往具有很好的切合度, 以保障房项目为试点, 在土地出让、建设招标、房屋出让出租、资本平台交易等领域将收集到的信息借助开放性平台进行公示, 为投资人和项目持有人牵线搭桥, 以提高资金流动性的方式,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刺激内需扩大消费。

(3) 权益的法律保障。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原住民拆迁后原地回迁上楼、政府代管出租、政府承诺回购房产等合法权益, 让拆迁户放心、安心, 使拆迁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彻底解决“拆迁难”的问题。

政府网站信息安全保障路径初探 篇9

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领域得到飞速发展,电子政务工程深入各级政府,大到中央、省市、直辖市,小到县区,各级政府基本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门户网站。为了方便群众使用,网站通常将中央下达的新指示、新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在首页上,成为政府与群众沟通的重要渠道。然而,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黑客盗取网站数据并对其进行非法篡改或是泄露敏感信息的行为屡见不鲜,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不仅使政府信息传达有误,还极大的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尽管国家在本世纪初就对政府网站信息安全保障提出了防攻击、防病毒、防泄密等目标,还制定了网络安全应急预案,但目前政府所面临的Wed应用安全威胁依然在逐年递增,为网站的核心业务造成严重的损害。这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对网站安全工作进行全面防御和检查,加强对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切实解决政府网站信息安全方面的突出问题。

1政府网站信息安全现状

政府网站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在政府机构中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就目前形势而言,一些网站安全威胁,如DDo S攻击、网页木马病毒、跨站脚本等现象时有发生,政府网站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下面,我们就以下几个方面简析政府网站的信息安全现状。

1.1政府网站的信息安全监管措施不到位

虽然近年来国家已从网站安全监测、安全防护等方面进行应急预案的设计和实施,但许多地方政府的网站信息安全建设体系仍在存在重应用轻防护的现象,使政府网站的整体安全性不高。 政府网站会定期进行绩效评估,但评估的指标都是针对网站业务的高低,很少从网站信息安全的角度进行评估,对整体的信息保障缺乏系统的安全规划,对信息安全监管措施实施的极不到位。 还有的政府网站在出现安全隐患时只解决当前和局部的问题,未从长远考虑整体改善网络安全系统,从而大大降低政府网络的信息安全效率,无法根除安全隐患。

以前,政府网站的安全监管往往是使用Wed或杀毒软件进行周期性的安全扫描,进而对网站的整体安全进行测评,对有问题的地方进行安全加固。这种方法传统陈旧,是基于静态的被动安全检查策略,对于安全隐患的检查缺少针对性和连续性。若一个政府网站一个星期进行一次例行安全检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木马病毒和网页信息篡改等恶意事件都具有很大的突发性,是不可预测的,定期的进行安全检查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更不能及时的找到相对应的解决办法,只能坐以待毙。此外, 网络安全监管通常面临着多个站点的运维检测,使用Wed扫描系统漏洞并不安全,管理人员无法及时给目标网站程序打上最新的补丁,从而导致政府网站存在难以规避的风险。

1.2政府网站的安全产品配置不齐全

在政府网站信息安全隐患中,网页被篡改、挂马和业务阻断为最频繁发生的事件。其中,网页篡改指的是不法分子利用政府的对外形象和影响力,采用非法途径恶意攻击网站并发表非法言论引起群众恐慌甚至社会动荡,还有的将网页的公告内容更改为成人社区广告,为政府形象带来恶劣影响。网站挂马指的是黑客对政府网站加入木马病毒,网页表面看起来并无异常,但群众一旦访问了被挂马的网页就会使计算机感染病毒,黑客便可趁机盗取用户的银行账号、数据信息、视频图片等私人信息,为用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而业务阻断是指当政府网站向群众或企业提供在线服务时,如若被黑客攻击,就会导致正常的业务中断,为政府业务的政策运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扰乱了公众的日常生活,也为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往往是由政府网站的安全产品配备不齐全造成的,有的政府网站对于防火墙、IPS、 杀毒软件的装置不全面,使得网站系统裸露在互联网上,极易引起不法分子的注意。还有的政府网站虽然安装的杀毒软件等防护措施,但却长期无人管理,也没有人定期进行更新和升级,相当于形同虚设,使得网站的信息安全难以得到保障。

1.3政府网站设计不规范

随着政府网站业务和信息量的增加,网站的程序日益复杂化,政府程序员往往将精力都放在开放任务上,无暇顾及网页安全现状,进而造成网站设计不规范的问题,如身份验证关卡不严、 上传未授权文件、SQL注入、跨权划分等。这为政府网站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极易被不法分子发动攻击。

2政府网站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策略

针对以上网站安全保障问题,政府要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完善网站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做好技术防范工作,使网络系统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行。下面,本文就政府网站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策略进行简要分析。

2.1转变防御机制,进行实时安全监测

传统的防御机制是静态而被动的防御,不能第一时间发现安全隐患,为政府和群众带来严重的损失,因此要采取一切手段建立动态风险监测体系,不断适应新的安全监管模式。这种风险检测体系能够实时告警,对目标站点进行不间断的数据分析和安全检验,主动及时的发布网站预测风险指数,并自觉采取修复措施, 实现政府网站信息安全的远程监控管理。同时,这种实时安全监测机制还具备高频率的页面嗅觉,它区别于传统的静态工具扫描,只要发现目标网站出现异常便发出安全警报,不仅能够发现深层次的安全问题,其自动化的防御机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降低了人力管理的成本。

2.2加强应急响应体系的建立

由于许多安全风险和威胁都是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政府网站应具备处理应急和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网站的正常工作。因此,政府要加强应急响应体系的建立,对恶意攻击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事后应急修复,最大限度的降低不良影响。同时,政府要对网站维修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和演练,对可能发生的安全威胁进行针对性操作和准备,使整个网络系统具备完善的技术支撑,做到早发现、早防御、早定位和全局预警。

2.3加强全方位的运维检测

政府网站的运维通常有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于各个层次的安全问题一定要建立多点纵深检测机制,如对扫描目标和插件根据最新数据的更新进行检测。对于一些常见的木马攻击,如参数非法注入、跨站脚本、目录遍历攻击等要设置多层析的技术验证。同时,还可以设置符合政府业务安全需求的网站安全基线,使用辅助化工具对现场和远程网络进行实时扫描检测, 从根本上杜绝恶意事件的发生。

3总结

质量保障路径 篇10

关键词：医疗卫生保障；公共财政投入；有效性；政策路径

中图分类号：FS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0089-05

一、问题的提出

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类是公共卫生服务，例如免疫预防、传染病防治等；另一类是普通的医疗服务，即对个体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现代社会没有任何政府完全放任市场力量解决医疗卫生服务问题，而都通过公共财政在其筹资和保障领域加以干预，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卫生服务具备显著的外部效应、规模收益递增和公共物品的特征；而普通的医疗服务具有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性、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可能发生的诱导性消费等特点，导致“市场失灵”和次优水平的供给。尤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将接受必需的医疗卫生服务看做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符合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要求。这个观点通过多数国家的公共支出支持“卫生医疗系统的扩展以及个人以低成本获得医疗服务普遍化”得以证明。

虽然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能矫正“市场失灵”和增进社会福利，然而，也会存在着干预“失灵”。我国在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医疗卫生市场干预的“缺位”就是导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为了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病有所医”的民生目标，必须合理定位和有效发挥政府在承担全民医疗保障责任中的主导作用。

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干预主要通过政府卫生支出(即政府致力于开展医疗卫生活动所使用的全部公共资源)来实现，相应地，医疗卫生保障就转化为公共财政的投入问题。政府应当通过何种方式来承担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对此问题国内存在着“政府主导派”和“市场竞争派”的观点分歧。在“政府主导派”看来，政府增加的投入应当投向医疗服务提供体系，控制医疗服务提供体系，并承担医疗部门的投资和医务人员的薪酬，促使其采用免费或降低收费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从而降低公众的医疗负担。在“市场竞争派”看来。政府出资应当投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通过向低收入阶层提供补贴的方式组织建设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同时要促进医疗服务提供体系的竞争以提高效率。 上述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注重从筹资的角度，对公共财政投入的规模以及投向进行分析，而忽视了对投入的绩效研究。从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规模看，随着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力度有所加大，全社会卫生筹资总额中，政府卫生投入所占比重开始回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某些关键指标已经接近韩国、并领先印度，说明在一致口径的比较下，政府卫生支出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出台的《中国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2006》显示，1978～2005年，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速为11.47％，增长略快于GDP增长速度。2008年1～11月，全国财政收入58068.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5％；全国财政支出45825.34亿元，增长23.6％；医疗卫生支出1948.71亿元，增长37.3％。

但是，在政府卫生支出规模扩大的同时，我国的医疗卫生保障并没有切实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医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公平性均呈下降趋势，集中体现在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医疗费用负担不公平、低收入人群医疗可及性下降、医疗服务水平改善幅度有限，多数居民对医疗问题消极预期，以及医疗卫生资源供给不能有效满足个人对医疗卫生的需求，等等。可见，为了实现“建立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保证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在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增加的同时，公共政策的取向应逐渐从“扩大投入”转向“有效投入”，更加关注公共财政投入方式的有效性及其所产生的政策效应，提高政府医疗卫生资金使用的目标效率。

二、医疗卫生公共财政投入有效性的厘定

在医疗卫生的供求链条中，公共财政投入对供求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一方面公共财政的投入转换为公共卫生资源，形成医疗卫生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另一方面，形成对个人直接补助以及医疗保险机构的补贴，进而影响对医疗卫生需求的选择。由于个人对医疗卫生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获得医疗卫生服务是满足健康需求的一个根本途径，因此，合乎逻辑的供求有效性的衡量标准是，通过公共财政投入形成的医疗卫生供给能满足居民获得有效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实现预期的健康改善目标。

从供给方面看，公共财政投入的有效性是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层面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应包含四个基本的维度：(1)从经济学的角度，确保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外部效应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有效提供和避免社会福利的净损失。(2)既定预算下医疗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医疗卫生支出的边际产出最大化。即同质的医疗卫生服务或商品，应该以尽量少的成本获得，或者单位支出能够形成最大数量的医疗卫生服务。(3)医疗卫生资源协调配置。表现在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医疗卫生项目之间，尽可能减少投入方向的资源配置错位问题，避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4)医疗卫生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能形成有效的医疗卫生需求。

我国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对居民健康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突出表现在医疗卫生资源主要投向城市的大中型医院，基层卫生机构资金匮乏，预防资源与医疗资源失衡。在投入的项目上，更多地投向固定资产，忽视了卫生人员素质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的改进。根据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分析，1990～2005年，城市医院所占卫生费用比重基本保持上升趋势，从32.76％上升到50.09％；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占卫生费用比重均有明显下降，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所占比重从10.62％逐年下降到6.26％。这样的资源配置引起城乡之间、地域之间、预防与治疗之间的不平衡，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受益程度的很大差别。因为对医院(特别是高级别医院)利用程度高的人群主要是居住在城市的高收入居民，农村或低收入人群受各方面条件制约，不可能充分利用这部分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医疗卫生投入的总体效果欠佳，对大多数人的健康影响比较小。

在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预算既定条件下，投入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公共医疗卫生部门服务供给的效率和质量。高效良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投入与实现健康改善目标的传递和转化机制。如果医疗卫生机构管理效率低下，或者医疗卫生机构

和人员提供过度服务，政府投入就无助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居民对医疗卫生的可及性、可获得性、满意程度都会下降。从我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现实看，尽管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基本上都实现了乡镇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所，但由于医疗设备条件差，医务人员素质低，不能满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医疗需求，农民很难通过政府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自身的健康资本存量。此外，服务质量低还会引发医疗卫生的规避(Bypassing)行为(患者选择更高成本，如距离更远、价格更高的卫生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进一步降低了公共医疗卫生设施、资源的使用率。 从需求方面看，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对需求的有效影响是：通过降低居民需求的机会成本，提高其购买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最大程度地获得与其需求相耦合的服务质量。依此来设计公共财政投入机制。

1合理确定政府和个人的费用负担比例

医疗卫生费用对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是一个决定性因素，特别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它的影响更大。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居民医疗卫生需求水平与个人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水平成反比。个人医疗卫生自费比例越高，政府支出对个人需求的影响越小。如果政府支出不能减轻个人在医疗卫生需求上的负担，那么政府的投入就不能引致有效需求。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低收入国家个人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很大，但居民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却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居民，这是因为后者能够免费或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公共医疗卫生部门提供的服务。我国卫生总费用构成中，政府预算卫生支出从1990年的25.1％下降到2007年的20.3％，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则从1990年的35.7％上升到2007年的45.2％。所以，尽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个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水平却在不断降低，居民对公共卫生医疗机构的规避行为有加剧趋势，这也是导致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2适度界定医疗卫生保障的范围

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包括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不同医疗卫生项目的需求价格弹性大小与政府投入对个人需求的影响呈正相关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根据个人对医疗卫生需求的弹性而有目的的选择干预领域。一般来说，对于必需的医疗卫生服务而言，如大病或严重疾病，个人对影响购买这些服务的价格、可及性等因素的变化是不敏感的，而预防服务相对于治疗服务的价格和可及性而言具有较高的需求弹性。

从增加需求的角度，加大健康保健和预防性服务的投入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但是，出于增加低收入人群需求的公平理念考虑，在政府财力和管理能力有限的制约下，公共财政投入的重点还应放在需求弹性小的项目上，因为低收入人群医疗卫生支付能力严格受到收入的预算限制，往往注重需求弹性小的项目。

3正确考量影响医疗卫生需求的因素

个人对医疗卫生的需求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其中主要因素包括收入水平、医疗保险制度和就业状况。此外，医疗卫生机构特征(医疗卫生可及性、可得性、医疗卫生人员、医疗卫生费用、等待时间等)因素也是影响个人医疗卫生需求的重要变量。收入水平高、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就业状况良好直接决定了对医疗卫生需求的程度高，获得医疗卫生资源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增大。相反，收入水平低、自费医疗和下岗无业人群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提高10％将会增加他们对医疗卫生机构的需求概率，降低自我治疗的概率(从41.82％下降到36.98％)，他们对市级以上医院需求的比例也会大幅提高，相对增长率大约为15％。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增加10％之后，患者选择县级和市级以上卫生医疗机构的概率分别增加15％和38.11％；通过增加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的比例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的比例，个人对公立医院的需求都会明显增加，而对私人机构和自我治疗的需求都有所下降。但是，由于两种保险在范围、性质、补偿额度等方面仍有较大差别，因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个人医疗卫生需求的增加效应要低于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前者自我治疗概率降低9.9％，而后者降低33.2％。

上述分析表明，公共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只是影响个人医疗卫生需求的一个变量，在制定提高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有效性，或提供有效医疗卫生服务的政策时，还需要综合考量其他相关的公共财政政策，如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就业的财税政策等，把它们纳入到有效改善医疗卫生需求的政策系统，各项政策协调配合，共同实现优化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提供需求机制的目标。

三、公共财政投入结构调整与政策路径选择

在公共财政投入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解决公共财政投入的有限性与居民对医疗卫生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可行途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共医疗卫生资源进行合理的结构性调整，彻底改变重投入、轻产出，重规模、轻绩效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这对于契合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及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保障基本民生、提高消费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必须由政府承担责任，政府应当保留甚至完善一些布局合理、可及性程度高、费用低廉、以社区为依托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解决贫困人口和一般居民大众的基本医疗问题。鉴于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合理布局，公共财政投入的政策取向应是“抓小放大”，重点支持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和乡镇卫生院、中心卫生院的建设。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城市居民初级卫生预防和医疗的核心，对于满足城市居民基层医疗卫生需求具有很大的作用，应力争在3—5年基本实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全覆盖。乡镇卫生院服务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地区，代表着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与农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息息相关。通过加大农村地区医院医疗设备、业务用房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民就医条件和医疗环境，切实改变乡镇卫生院建设的负增长状态，增强农村居民医疗卫生的可及性和可得性。 2促进地区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 医疗卫生投入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均等化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不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途径，获取和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数量和质量具有均等性，而不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我国财政体制的变化和地方财政分权政策的实施，对不同地区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拉大导致基本医疗卫生发展的地方差距也越来越大。为此，需要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使各级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职责与其财政资源相匹配。中央政府的职责是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通过完善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缩小各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职责是提高地方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充分利用财政分权的优势，研究设立适合地方特色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标准。在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中，要充分运用科学的“因素法”，全面考虑各地税收能力、医疗卫生资源的稀缺程度、提供有效服务的水平、不同收入层次居民需求的程度和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改善情况等，确定各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和对卫生机构、设施、人员补助规模的依据，从而改善地区间基本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能力，提高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性、公益性和福利性。

3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长效筹资机制

政府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将资金投入到供方，加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另一种是补贴需方，通过对参保者进行补贴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体系。近年来，一些国家(典型的如英国)都纷纷实行了从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投资向对医疗卫生服务购买者转变的改革，目的是在医疗卫生服务提供体系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医疗服务效果提供经费补偿，激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从营利导向转向保障居民健康导向，更好地尊重需求方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选择权利。同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补贴需方，便于利用财政投入更有针对性的照顾特定群体，如贫困人群，由此可以促进卫生公平。我国试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利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补贴引导居民参保而建立的一种自愿性、非营利性的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筹资机制的设计。按照“政府引导支持、集体扶持、个人投入为主”的筹资原则，各级政府重视和加大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财政补贴比例，是降低集体、个人筹资成本的重要保障。为了使财政补贴科学化、规范化，需要权衡当地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集体经济的承受能力，根据不同区域农村的经济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障方式。如在贫困型农村中，应以国家和集体出资为主，并与个人出资相结合，采取半积累半现付制的方式；在富裕型农村，应采用基金制，以个人积累形成基金，建立医疗保障稳定的资金来源。与筹资机制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尽可能地扩大人群覆盖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选择是“隐性强制”推行这项制度，这样才能降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成本，增强资金统筹能力，提高补偿水平和农民抗大病风险的能力，使参保农民从中获得最大利益，进而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4规范公共卫生服务券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共卫生服务都是由公立卫生机构或国有医院有偿提供，服务对象不但要向这些机构缴纳一定数量的服务费，并且政府的公共卫生经费，也不直接补贴到人头，而是以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的形式定额补助到公立卫生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卫生机构之间没有竞争意识，居民也根本没有选择权，这也是造成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之一。公共卫生服务券是政府将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以“券”的形式补贴到“人头”，不仅使居民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自主消费者，使卫生机构成为公共卫生服务的自主生产者，更重要的是，促进卫生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高医疗市场的服务效率。公共卫生服务券作为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其实质是从公共财政投入改为购买公共卫生服务，从投向供方改为投向需方，从“养人”改为“养事”，合理、高效和公正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保障房建设市场化运作新路径 篇11

一、民生为上,探索保障性住房建设市场化运作新路径

盐城市是江苏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较早的城市之一,早期一直都是采取土地划拨方式建设。是什么原因促使该市选择限房价、限套型面积、以土地出让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呢?

2007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住有所居”的部署要求和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研究制定今后一段时期市区住房保障工作意见,盐城市房管部门开展了市区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调查。通过调查,市区仍有7517户低收入家庭需要进行住房保障,其中有6783户低收入家庭要求通过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解决住房困难,占90.2%;而在意向购房者中对拟购房面积的选择为70～90平方米的有5492户,占85.3%。购房时间选择集中在2008、2009这两年中(上述数据不包含需要通过危旧房和城中村改造改善住房条件的家庭数)。

从调查情况看,盐城市区保障房的建设任务十分繁重。要在两三年时间内建设60多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如采用以往的建设方式,实行土地划拨,资金全部由政府投入,则面临建设资金短缺、土地供应不足的瓶颈制约,市政府在短期内确实无法承受这样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保障房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好住房困难家庭的居住问题,一直是萦系在市领导心头的重大民生实事。有责任担当,就有创新勇气;有创新勇气,就能破解难题。市政府领导在深入调研思考、多方面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了市场,大胆地走出了充分利用民营资本、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既适应保障对象购买力、又适应地方政府财政承受力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新路子。

二、政府主导,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市场化运作新机制

2008年初,盐城市政府确定将保障房建设列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并成立了市住房保障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有关部门“一把手”为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研究提出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关政策,完善城市住房保障制度和政策体系,协调解决住房保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制定了《盐城市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实施办法》。随后又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市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对保障性住房市场化运作建设的相关政策作了明确规定。一是明确建设原则: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坚持政府组织、统一规划、市场运作、保本微利、限价销售、规范管理、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二是明确供地方式: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在预先合理确定销售价格的前提下,采用“招、拍、挂”的方式供应土地。三是明确房价核定:采用竞争出让地价的经济适用住房、中低价位商品房住房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由价格部门会同住房保障部门按出让地块的规划设计要点,结合国家、省规定的经济适用房价格构成要素,拟定初始价格。待具备预销售条件时,再根据建设期间政策性调整核定正式销售价格,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品房,利润分别控制在3%和6%,并在土地挂牌文件中明确。超过规定供应面积的,按照市场价执行。四是明确优惠政策: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限价商品房减半征收,对经批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经济适用住房暂免征收营业税。建设项目小区外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由属地政府投资建设。

三、尊重规律,确保企业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市场化运作的新主体

养好梧桐树,必有凤来栖。实行市场化运作,政府不再直接参与保障房建设,但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市场作用,市住房保障、发改、国土、规划、价格、城建等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真情服务开发企业,落实相关政策,参与市场监管。市住房保障领导小组加强对各部门履职尽责情况的督查和考核,切实保障好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保障性住房建设市场化运作新机制政策公开、透明,机会均等,有效激活了市场,吸引了一大批民营开发企业积极参与建设。7年来,共有48家房地产民营企业加入了市区保障房建设。每年都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给我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以近3年为例,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完成省政府下达的保障房建设目标任务的108%、113.7%和115%。保障房虽然是保本微利项目,但是因为是政府项目,政策明确,又有特定的销售对象,因此,利润虽微,但风险也小。市场化运作倒逼开发企业加强管理,精打细算,降低成本。在项目的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建设监理、材料供应、物业管理等方面均实行公开招投标,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进行建设,项目竣工时,按照规定进行验收。严格规范的监管制度,保证了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质量和品质不低于普通商品住房,不仅使许多住房困难家庭有了住房,而且住上了“放心房”。

四、惠及百姓,新的建设机制帮助更多困难家庭圆了“住房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