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保护

社区保护（精选11篇）

社区保护 篇1

1 引言

“社区”是在人们对城市社会问题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准确地说,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二战的阴霾已经散去,人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物质世界的重塑,大量的重建导致社会问题的滋生,人们意识到单纯的物质空间建设并不能使城市人们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解决社会问题变得尤为迫切,“社区”的概念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早在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希勒里就收集了西方社会学中对“社区”的90多种定义,并进行总结,发现其中存在普遍认同的三个要素,即:(1)地区;(2)共同纽带;(3)社会互动。根据这三个方面的要素,可以将社区定义为: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1]。由于“社区”以关心人作为最直接、最根本的出发点,因此“社区”概念很快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常常讨论的话题。

历史文化街区因其洋溢着历史文化气息,以其丰富的物质形态渗透出城市的特质而为人所知。为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内涵,历史文化街区应该予以保护已经取得了共识。然而,对于历史街区保护的认识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对历史街区的人们来说,由于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老旧,常常面临着生活不方便、交通不便等多种难题,而且治安等各种问题也相当严重,因此,历史文化街区应该如何保护,保护什么,社区建设应该如何进行等,引起了诸多争议。概括而言,这种争议就是“保护”和“发展”在社区发展中的分歧。

2“保护”的观念

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毋庸置疑是首要任务,那么,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应保护些什么呢?在此,保护历史建筑元素、历史空间形态自不可少,但这还远远不够。城市是人的城市,只有能反映公众意愿的城市建设才是成功的[2],因此,历史文化街区最根本的还是保护人,保护人在城市系统中的生活舒适度。根据心理学家的调查,人的舒适感来源于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认同并由此而产生的归属感,而归属感则来源于人们对所生活的社区的认同,这种认同正是历史传承的积淀。

人们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渐走向某个社区或者某些社区的过程。人们对社会的依赖,最直接的表现为对社区的依赖,它包括物质空间和精神要素两个方面。物质空间就是指城市社会的环境空间,它涵盖了从建筑空间到人们生活聚落空间的各个层面;精神要素则指的是历史传承的文化和人与人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

当前,人们反对城市大拆大建,走的正是一条保护的道路,对历史街区来讲尤其如此。历史街区是具有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大拆大建不仅破坏传统风貌,还将割裂历史,破坏社区模式。当居民迁入新区,社会联系遭到破坏,人们不仅对新的生活环境感到陌生,安全感缺失,而且某些人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条件,这些是物质条件无法弥补的,这种问题在老年人身上尤其严重。早期的西方社会学家认为,由于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着许多矛盾,使社会的凝聚力减弱。一方面,人与人的直接交流减少,人们感到孤独,彼此疏远,精神压力难以排解;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那种由长辈、邻里等提供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削弱,犯罪和越轨行为增加。因此,保护传统的社区关系尤为重要。

3“发展”的观念

没有发展的保护,历史街区将走向消亡,我们强调历史街区的保护的同时,还要积极谋求发展。面对历史街区,人们想到最多的就是发展旅游经济。旅游经济的发展在盘活历史街区方面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从长远来讲,任何环境都有它的容量,一味地以经济利益来衡量只是寻求城市的发展短暂的快感,它破坏了历史街区人们的安宁生活,带来长久的社会环境负效应。

那么,历史街区应如何进行社区的营造,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契合呢?笔者认为,传统文化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言用在此处亦非常合适。作为历史遗存,自有其有价值的地方,但也有其可以改造的部分,应建立一套综合权衡和评估体系,坚持保护和改造并举的方针,做到保护的同时不失现代城市生活的活力,这种活力正来源于当代生活与历史建筑和环境的富有张力的叠加[3]。历史街区保护和社区的营造并非要对城市街区空间做大量的改造,而是视社区需要设置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以满足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同时,为改善社区环境,应腾出一定的空间建设绿地,这些也是历史街区社区营造好坏的重要指标。

历史街区的居民多为弱势群体,在历史街区改造中政府应适当扶持,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充分考虑他们的诉求。历史街区改造规划中应积极推进公众参与,保持社区的活力,实现社区的持续发展[4]。这是维持社会稳定、体现城市社区人文关怀的重要部分,并最终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4 历史街区中保护和发展社区的成功经验以及存在的问题

4.1 居民参与

居民参与改善和整治历史街区社区环境已逐渐成为研究人员以及国际学术和基金组织,乃至城市政府自觉努力的方向[5]。居民有效地参与社区环境的创造和营造,可以保证历史街区的活力长驻。如此一来,历史街区的环境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并能更有效地运用财务、土地等资源,帮助社区居民就业,从而减少犯罪和社会压力等潜在的威胁。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对参与者和外部人员来说都有着正面效应,它有助于个人与其他成员共同塑造社区精神和建立社区感情,使得居民的归属感进一步增强。

4.2 参与者角色的变换

为了保证居民参与社区改造过程能够有效地运作,参加开发过程的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角色。对于规划者来说,应致力于解决居民生活的环境问题;而于地方政府,则应把居民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进行综合权衡以加强立法;对社区居民而言,则应主动接受营造环境的责任,共同为良好的社区环境做出努力。

4.3 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国的传统建筑的内部原因,社区环境的整修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对居民而言,费用问题难以落实,因而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政府补贴,但政府补贴也是杯水车薪,因此需要建立一套更为适用的融资渠道。其中,吸引商家是一个重要方面。然而,目前关于历史街区并无一个完美的开发模式,商家还难以从中赢利,因此商家暂时还不大愿意承担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即使有商家参与,往往对历史街区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或者置之不理,经常出现“杀鸡取卵”式的利用[6]。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出一套能够从历史街区保护和社区营造中赢利,而又不造成社区居民更大压力,并在他们可承受的范围内的开发模式,开拓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5 结语

西方国家已广泛兴起了营造社区的理念,我国也正进入一个历史街区保护研究的新时期。和其他国家一样,社区概念也将成为我们研究历史街区保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积极地保护现存的历史街区,使其免遭破坏。同时,也要持有积极地社区营造的观念,为居民提供适宜的居住环境。

西方世界在历史街区保护和社区营造两方面已有相关的成果和经验,我们在积极地探讨这两方面的同时还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以寻求更加适合的模式。那种城市建设对社区造成威胁、城市土地开发扩张对社区带来毁灭的情况要备受关注,保护历史街区、发展社区、营造社区环境需要获得更强大的舆论支持。

摘要：历史街区中社区的建设面临着“保护”和“发展”的双重课题。本文建立在对社区的认识以及对历史街区保护的理解上,探讨历史文化街区中社区的建设应如何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协调统一问题,认为“保护”和“发展”均应以人为中心,为人类创造适宜的居住环境,并根据当前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总结当前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街区,社区,营造

参考文献

[1]Hillery,George A.Jr1955,Definitions of Community:Areas of Agreement[M].Rural Sociology20:111-123.[2]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1(10):25-32.

[3]范飞,陈泗,刘淑艳.多元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理念分析——以开封旧城双龙巷一穆家桥街区为例[J].规划师,2004(1):14-17.

[4]吕斌.可持续社区的规划理念与实践[J].国外城市规划,1999(3):2-5.

[5]谭英.社区感情、社区发展与邻里保护[J].国外城市规划,1999(3):11-15.

[6]肖厚忠,吴星.亚洲民族建筑保护与利用:反思和展望[A].亚洲民族建筑保护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2004:48-58.

社区保护 篇2

一、门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区域

门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区域指县城辖区临街的单位、店铺、住户门前垂直至街道、路面侧石边的台阶、空旷地、人行道路等区域。

二、临街单位、店铺、住户在门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工作中应履行的责任

(一)搞好外墙立面、天面、阳台的市容环境卫生。对门前台阶、空旷地、人行道路，“三车”修理点、饮食档店每天清洗一次，其他商铺每周清洗一次。

(二)门前不得占道经营、占道施工作业、占道堆放杂物，店铺柜台货物摆放不超出门槛。

(三)门前招牌应保持清晰整洁、无明显陈旧或破损，文字要规范，无错字、缺字。

(四)沿街墙面应保持洁净、美观，无乱张贴、乱涂写、乱拉挂。

(五)不得乱倒污水，自备垃圾容器并放置在门槛以内，垃圾分类袋装存放，严禁将垃圾扫地出门。

(六)门前不得私自设置檐篷、遮阳布，凡设置檐篷、遮阳布的，必须经城管部门统一规划、统一设置、统一用料，要保持整洁完好，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七)门前按照城管部门的规划布置的要求种植、管护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禁止并制止攀折树木，依树搭棚，践踏草坪损坏树木和绿化设施及擅自占用绿地等行为。

三、管理责任

(一)城管部门要积极向市民进行市容环境卫生宣传，并对临街单位、店铺、住户的门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不定期的巡查督促。

(二)对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城管部门有权督促其整改，对不及时按要求落实整改的单位和个人，将由城管综合执法部门按照《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及相关法规进行处罚。

(三)环卫所按规定做好辖内环卫保洁工作，并将垃圾收集点的垃圾及时清运。

穿梭于社区与保护区之间 篇3

保护区的设立及最初的交锋

牛背梁保护区设立后，管理局加强了对区内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这就限制了当地村民对森林资源的利用，传统生计方式受到极大冲击。依照规定，村民再也不能够随意上山砍伐林木、采挖药材和捕杀猎物。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山林，如今却不能够自由出入，不再能够任意攫取生计来源?一时间，人们怨声载道，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也随之而起。

那么，如何转变和改善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与社区的合作，进而推动社区共管，让更多的群众主动参与到保护区的生态保护中来，成为了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显然，这就需要在保护区与社区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协调的桥梁，让更多的村民能够接受新的观念和思想，摈弃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方式，激发他们的自主保护意识。毫无疑问，朱家湾村委会党支部书记严成学成为了保护区管理者心目中的不二人选。

在同保护区公众教育科马宇科长闲谈时，他向我们透露了一桩趣事：一次，一名村民因偷盗林木，被保护区工作人员当场抓获。家属无奈只好找到严支书，希望他能够出面帮忙说情，使该村民可以减轻甚或免于处罚。这可让严支书为难了。一方面，尽管村民违反规定偷伐林木，但毕竟是迫于无奈，作为村干部自感有责任要保护乡亲，另一方面，村民违规犯事在先，保护站工作人员照章行事无可厚非。最后，终因家属苦苦相求，严支书只好前去一试，聊作说客。

这下倒也把保护站工作人员给难住了，平常严支书对于保护区宣传森林防火、组织义务救火队诸项事宜都给予大力支持，实在不好驳了支书的面子。但是却又无法罔顾法律法规。法律、人情，孰是孰非，实在是给大家出了个大难题。这时，一位工作人员灵机一动，给大家出了个主意。恰巧他有位朋友来访，衣着谈吐颇为不俗，倒不如让其假装是保护区上级领导前来视察工作，以便给足书记面子，表示确实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于是，大家依计行事，按照相关规定对盗伐村民给予了批评教育，进行了相应的处罚。后来，严支书不知从哪里知悉了事情的原委，对此颇为生气。于是保护站工作人员向严支书道了歉，解释说实在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严支书倒是个爽快人，很快原谅了他们。以后，一如既往地支持、配合保护区的工作。

旅游经济带来新转机

严支书在家中接待了我们，打开了话匣。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咱们这个村有一个组挨着牛背梁保护区北沟保护站，组里有一些能人开始往县城里搬，想要讨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就是因为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搞起来了，还有盘谷山庄，南边的安德鲁西亚也建起来了。这地方确实成为了西安的“后花园”。这个小组大概有20多户，当初搬走的有七八户，现在他们感觉这个地方生活条件好了，又找各种理由陆续都搬回来了。

咱们这个地方1982年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但是林子还是集体的。那时的经济来源主要就是砍伐木头，用了一段时间木头以后，接着又用竹子，之后则开始在山上砍树，种香菇、木耳。

现在保护生态，不能砍树，也就没有可供利用的原料了，村民都从事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开农家乐。现在整个朱家湾村有480多户，大概有50多户在开农家乐。像我家这个地点比较偏些，大概一年能挣六七万块钱。最好的人家扣除一切成本后，一年可以赚20万。最差的至少也有2万元的净收入。

“农家乐主要靠吃饭和住宿赚钱，再有就是卖些土特产品。大概餐饮占总收入的80％。城里人就喜欢吃我们这个地方的野菜，比如石拉菜、藤叶、山韭菜、野蒜苗，野辣子，种类很多。”再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还有一种中草药叫猪苓。80年代的时候，一斤猪苓是5毛钱，现在是50多块钱，还是刚从山上挖下来连泥带土的。

由“消极对抗”到“主动保护”

我是1984年当村长的，一直到现在。刚开始，我和村民们对保护区的意见也很大，但是现在没啥意见了。他们对老百姓都非常好。过去我们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苦得很，人多地少，种庄稼老被野猪。狗熊糟蹋。大概这个地方一半的庄稼地都曾受过损害，被糟蹋的庄稼减产达到70％。在1980年以前，我也是个“杀手”，打过猎。我打死的野猪大概三轮车也能拉一车。没办法，它糟蹋庄稼，搞得我们没办法生活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动物糟蹋庄稼，大家都没跟保护区闹?主要原因就是其他方面好了，大家都不大愿意在土地上下功夫。现在老百姓都把一些边角地，坡度大的土地退耕还林了。

收入第一靠采摘，上山采药和在地里种植药材；第二就是旅游搞起来了，盘谷山庄、牛背梁森林公园，这么多项目建起来都要用工人、服务员，都要吸收我们当地老百姓就业，一个月1000多块钱工资，还能把家给照顾了，第三就是农家乐，现在全村50多户农家乐，一户至少要带三个人，除了主人不算，至少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你想想，现在一袋子面是80块钱，老百姓干一天工就是一袋子面钱，有技术的人一天就挣一袋子半面。如果种地，一亩地还赚不到100块钱，种得不好还要搭钱进去。

的确，过去当地群众靠山吃山，但自从保护区成立以后，不再允许随意上山伐木、采药、狩猎等，人们由此感觉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野猪、狗熊等野生动物又经常肆意糟蹋玉米、洋芋等作物，造成粮食减产。村民们只遭受到损失，而没有尝到保护的甜头，所以意见很大是必然的。

直到后来，经过严支书的斡旋和协商，保护区通过学习和考察，掌握了培育野生药材的技术，将其传授给当地民众。在保护区的扶持下，人们把猪苓等经济效益较好的药材移植到庄稼地里培育，现在朱家湾村10户里面就有3户在种植猪苓及其他药材，收益很不错。

然而，严支书认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契机是当地优良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一些旅游项目的开发和投资。他特别指出，自从2003年以来，盘谷山庄进来以后，群众的思想慢慢地发生转变，不满和抵制的情绪逐渐地被消解。因为山庄要用人，增加了老百姓就业的机会，并且许多游客住在山庄，但却喜欢吃天然，野生的农家菜，这样农家乐就兴起来了，人们得到了实惠。

“所以，现在每次开护林会的时候，我就跟老百姓说，保护好林子，保护好野生动物，就是保护咱们的‘饭碗子’。没有新鲜空气，没有山上这么好的植被，没有这么多野生动物，人家到你这个地方来干什么呀!”严支书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

正是由于严支书在社区和保护区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理解的桥梁，才逐渐化解了老百姓的消极情绪，并逐步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一方面，他通过加强与保护区的沟通、协商，让工作人员教授村民培育种植药材的技术，从而逐步提高民众他们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帮助保护区做好森林防火等各项宣传教育工作，积极组织义务防火队，加强与保护区的协作。

此外，严支书还以其丰富的阅历与独到的眼光，率先转变思想观念，认识到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是可以带给村民经济效益的一种优势资源。于是，他积极配合地方政府吸引外来投资，为村民争取到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山庄、度假村等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进而带动了当地农家乐的兴起，提高了群众的经济生活水平，让村民真正获得了优质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红利，最终使得民众从消极抵制转变为积极主动参与到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现在，村民们都已渐渐认识到，“保护好森林和生态，保护好野生动物，就是保护自己的饭碗子”。显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与严支书一直以来从中穿梭协调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保护“原生态”社区守护古镇古韵 篇4

借用阮仪三教授的一句话, 我国古城镇的保护现状是“前所未有的重视, 前所未有的破坏”。因为与保护相对应的是旅游开发,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一样, 若缺少正确有力的支撑, 总是只有一面朝上, 而不能平衡竖立。而在这两面中, 旅游开发被看作是一个“三赢”的策略, 一方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 另一方面以古镇为前提条件的旅游开发又不断地督促着古镇的保护。以此为出发点被保留下来的古镇, 留下的是一个空有古风的物质空壳, 丧失了古韵。

二、“原生态”社区

(一) 关于“原生态”社区的解述

“原生态”原为后殖民主义批判的术语, 意指原生于某种文化, 而非强加于该文化或被该文化所汲取的因素。“原生态”社区指具有一定的规模, 包括大量民国及民国以前各朝代的历史建筑与传统民居的居住聚落, 至今仍然承载着人们的居住及其它社会生活的“社区”, 承担聚居及建筑中活态的民间文化传承。

(二) “原生态”社区的特点内涵

1.“原生态”社区的内涵

“原生态”社区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与历史街区相吻合。在规模上与历史街区相当, 但小于历史文化名城, 可以说它是历史文化名城一个主要的构成要素。不同的是“原生态”社区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和空间单元, 而历史街区则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空间单位。“原生态”社区按其形成依据可分为血缘社区、地缘社区、业缘社区和精神社区, 以前两种类型最为常见。古镇的保护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过程。

2.“原生态”的特征

(1) 自然性:强调与自然的融合和协调。

(2) 内生性:指由本土文化的自发演进, 而非外力强加。

(3) 方向性:指空间的非均质、各向异性, 与密斯的“全面空间”的均质和各向同性相对。

(4) 民间性:指与民间生活密不可分, 强调其民俗性, 与精英文化相对。

(5) 年轻化:指其表现出的旺盛生命力与自我演变推进的能力。

(6) 个性化:即地方性。

(7) 稳定传承性:随时代变迁而基本保持不变的特性。

三、平乐古镇“原生态”社区保护

(一) 古镇简介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平乐, 地处成都市所辖邛崃市西南部, 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素有“一平、二固、三夹关”之美誉。镇内闻名遐迩的“九古”风华、浑然天成的自然环境, 千百年来共同蕴育了古镇人田园诗般的山水情怀, 涵养着古镇天然清新的乡土文化。

平乐古镇与其它历史村镇一样, 面临着功能性衰退和物质性老化问题, 并已严重影响到古镇的保护和发展。其一, 由于外部环境变化, 古镇历史上的发展优势逐步消失, 带来功能性衰退。其二, 内部结构表现出物质性老化。从农耕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古镇历史街区, 其空间格局、基础设施以及居住环境已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生活的需要。

(二) 平乐古镇社会形态分析

1. 现状———社会性衰落

随着古镇的旅游开发, 古镇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正逐步成为古镇的支柱产业, 部分传统民居转变为商业用房, 古镇居民外流;加上土地资源的减少, 传统农业的较低收入, 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古镇现有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现代化生活需要, 与周边新开发的社区形成“视觉落差”, 使一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居民迁出古镇。古镇人口的流失, 使古镇呈现破败、陈旧的现象, 而小型化的家庭组合模式也导致了传统合院空间体系的衰落。

2. 社会形态组成要素

(1) 人———古镇主体

虽然近几年平乐人口总体上呈增长趋势, 但人口外流现象仍不容忽视。针对古镇人口的流失, 政府应制定相关积极的政策严格控制人口的自由流动, 而对于新近迁入古镇的居民也应妥善安置, 并致力于改善镇区内的基础设施及生活环境, 以挽留更多原住民, 营造古镇的归属感。

(2) 家庭

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古镇的人口流失使得古镇传统的家族聚居模式正慢慢消逝, 而家庭模式的小型化也使传统合院空间体系走向衰落。另一方面, 为了更好的保护古镇内资源, 传统社区以家庭为单位所承担的生产、生活功能应逐步转变为单一的生活单元, 其功能将日益“理性化”、“小型化”、“核心化”。鉴于此, 血缘社区也会逐渐消逝。

(3) 共同体社群和社区

社群是人们聚居的场所, 包括对家庭、邻里、村落以及村镇上的认同。它是一种组织的结构形式, 包含着一定制度意义。不同的家庭是依据不同的组织规则组成共同体社群, 不同的社群则组成社区, 形成共同的社群意识 (社区心理空间) 。

(4) “原生态”社区保护与古镇保护规划

在当前古镇保护规划中, 古镇常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的保护区域:核心保护区、风貌控制区和协调发展区, 不同区域对应不同的保护等级和要求, 承担不同人群的不同功能。共同体社群的形成就是寻找不同家庭所承担的功能、所处地域以及生活方式的交集,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区以业缘社区和地缘社区为主。

核心保护区, 该区内的“原生态”社区是整个古镇“原生态”的核心, 是最直接展现古镇魅力的平台, 古镇生活功能的维系仍是该区保护发展的主要目标。该区内的居民承担生产和生活双重功能, 而这里的生产功能所实现的形式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劳作方式, 主要承担古镇的旅游服务和与旅游业相关的餐饮、住宿、手工业等。该区内共同体社群划分的依据分为三个方面。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能、混合功能;生活方式:传统劳作、旅游相关产业生产、旅游服务 (餐饮、住宿、特色产品销售等) 、其它;地域:相邻近的区域。据此将核心保护区划分为三个社区。社区1, 古镇最为繁华的区域, 该区域内居民多以底商的形式从事沿街旅游服务;社区2, 历史建筑较少, 主要承担居民居住功能, 居民多在其它区域从事旅游服务行业, 区域内商业较少;社区3, 主要面向游客提供相关旅游服务, 居住功能较弱。

风貌控制区, 该区域的主要功能是旅游服务区, 区内用地性质以旅游用地为主, 是核心保护区的外延, 同样承担着生产和生活的双重功能, 其中以对外的旅游商业和服务为主, 可将其看作一个整体。该区是要使“原生态”社区得以延续的难点和重点, 作为外延区, 一方面从空间形态上延续了古镇古风, 另一方面容纳部分从核心区内或古镇其它区域迁入的人口, 可以把它看作是“原生态”社区的重塑。如何处理好旅游服务和重塑之间的关系, 营造属于当地居民的归属感, 避免物质空间的“拼贴化”是其重中之重。

协调发展区, 是古镇的新区、旅游接待区, 基础设施条件较好。该区域内人口相对复杂, 所处的环境、背景也呈多样化趋势, 较难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原生态”社区。根据其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可分为南北两区, 其中北区大部分还尚待开发。而该区又是古镇的行政、商贸、文化中心, 是当地居民最集中的区域, 是古镇古韵能否守住的关键一环, 基于此就引申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课题即“原生态”社区的现代转型。

3.“原生态”社区保护与非物质文化的传承

“原生态”社区保护应以“原生态”社区中的社会形态保护为基本载体, 发掘、保护、保留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存。从而使“原生态”社区保护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相得益彰。

平乐作为“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重镇,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 承载着农耕时代的生产、生活方式。至今仍传承着其独特的水文化、火文化、纸文化、铁文化、路文化、茶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等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历史文化。古镇中的手工艺品、川剧表演、竹麻号子等体现着浓郁的川西地方民俗文化特色。

对于古镇的文化传承问题, 可以通过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转变为有形的物质文化加以保护, 如通过修编地方文化志等方式, 纪录古镇各种民间文化;结合古镇建筑改建或修建地方文化博物馆;以“修旧如旧”的原则修缮和保护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古建筑;结合文化建筑及古镇空间设计, 设置小型文化广场, 供居民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等。

(三) 平乐古镇空间形态分析

1. 现状———空间的老化

中国传统建筑材料多以木材为主, 辅以砖石等, 由于材料特性和中国传统建筑结构体系独特, 再加上自然灾害, 导致建筑的使用寿命受限。这种空间形态的自然老化是一种绝对的老化, 是一种有形物质的磨损, 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 由于交通方式的转变, 按照人的尺度修建的传统街巷形式、尺度、密度已不能满足新的交通方式的要求。

2. 空间形态组成要素

建筑单体出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需要, 加上院墙就组合而成一个院落, 而几个院落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街坊, 几个街坊用街巷串起来就构成传统社区空间的整体意象。镇内现有民居可分为院落住宅、沿街店铺和排屋, 以后者为主要形式, 镇内完整意义上的全部由院落组成的社区空间已寥寥无几。

(1) 建筑

古镇内明清建筑23.54万平方米, 保存完好程度达85%。对于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在保护建筑本身的前提下应尽量还原其原本的生活功能;而对于过渡区内的建筑应采取整治和逐步改造的方式, 风格、造型应与核心区内古建筑保持一致。

(2) 院落

空间形态上院落构成了更高一级的聚居单位街坊, 与社会形态中的家庭相对应, 不同家庭按照一定的内在规则秩序组合形成共同体社群, 继而组成社区。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 院落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李家大院是镇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传统居住院落, 至今仍承担着李家后人的居住功能。镇内这样的院落较少且多位于镇区外, 镇区内的院落格局主要是沿街商铺排屋和由居民自建的混合院落。

(3) 街坊

街坊是一个从密闭走向开敞, 从管理性单元走向生活性的空间, 以由道路围合而成的地块为单位。如图9a是以院落为主要形式辅以排屋的片状街坊平面, b是以院落为主的带状街坊空间。

(4) 街巷

街巷在社区空间形态中起“骨架”作用, 它是对空间界定起着控制作用的线性关键要素, 是传统社区空间结构的主导要素和传统社区文化所依存的场所。寻求因交通方式转变而需改变的街巷尺度、形式是街巷能否支撑“原生态”的重点。

由建筑、院落、街坊等形成的地面空间、沿河的线型空间以及各种点状的节点空间形成了古镇的整体空间, 如图7所示为平乐镇核心保护区的空间形态, 反映了“点”、“线”、“面”三种空间形态的组合。

四、结语

古镇保护是一项没有尽头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所承载的历史就越来越厚重, 面临的问题就更严峻, 只有及早的从“原生态”社区保护入手, 还主动权于其原住民, 注重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发掘, 从细微处入手, 才能完整、长久地承载历史积淀, 传承古镇古韵。

摘要：古镇古韵的维系除了需要保护历史建筑、历史街区, 更需要的是一代代人的传承。古镇是一个简单的社区, 是当地居民聚居的场所, 他们需要以传统的空间形态、社会形态为载体, 找到归属感, 继而才能传承古镇文化、维系古镇古韵。而由传统的空间形态、社会形态所形成的就是古镇的“原生态”社区, 如何保护“原生态”社区就成为古镇保护的“魂”。

参考文献

[1].许业和.传统社区现代转型研究.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6

[2].苗欣.“原生态”理念与农民安置社区设计问题研究.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3/4

[3].戴彦.巴渝古镇聚居形态及其整合研究.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3/5

[4].阮仪三邵勇.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规划.理想空间.2004/6

[5].刘明鑫李翅.从公共空间整治到古镇复兴.规划师.2006/8

[6].段进季松王海宁.城镇空间解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7].北京清华规划设计院.平乐古镇历史街区保护详细规划.2005

防灾减灾社区保护弱势群体方案 篇5

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灾害已与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一起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四大问题。统计资料表明，自然灾害正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它们对人们的生命财产的威胁与日俱增。自然灾害无国界，灾害作为危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应该从各方面提高防灾、抗灾能力。其中，老年人、病患者、残疾人、妇女和儿童是弱势群体，更应该加强防灾减灾意识的培养重中之重。为切实做好弱势群体的减灾工作，我社区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通过活动让弱势群体认识到“灾害离我们并不遥远”，树立弱势群体的防灾减灾知识。

①灾前准备、灾中应急和灾后恢复是灾害救助过程中的三个核心环节。

②了解灾前准备的两个方面，认识到不同灾种、不同地区的灾前准备是有区别的。了解国家级救灾物资储备基地的分布和国家灾害紧急救援队的作用。

③了解灾中应急包括的范围，生命线工程的畅通是灾中应急的保障，交通通行能力是灾中应急的关键，灾害应急预案是灾中应急有效 实施的前提。

④了解灾后恢复的目的和主要途径，认识到国家和地方政府救济、民众募捐、世界援助，灾害保险业等不同的救灾方式和作用。

⑤通过弱势群体自己进行的救援演习，认识到应急预案的重要性。

二、加强弱势群体的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

①通过板报、发放宣传防灾减灾知识的宣传单、小册子，举办培训班充分了解个人在自然灾害临时，有效保存自我生命和救助别人的重要性，树立灾害来临时有效避灾的正确观念。

②掌握地震灾害来临前的避震方案的制定、地震发生时的避震要点、震后自救和互救的一些技巧和原则，使学生认识到在不同的地点应采用不同的避震措施。

③掌握洪水灾害来临前的准备、洪水来临时应采取的措施、抢救落水人员的一些方法。

④掌握风灾、滑坡、泥石流、大雾和沙暴灾害中自救和预防的基本常识，面对灾害能够做到“胸中有数，临灾不乱”。

三、通过减灾演练操作，让弱势群体体验怎样正确处理预防紧急灾害。通过模拟火中逃生，地震逃生，车祸等演练中使老年人、残疾人，病患者，妇女及儿童掌握怎样在自救及怎样配合救助人员迅速的转移到安全地带。

四、社区减灾志愿者及其社区减灾组织人员责任包保社区内的弱势群体。

以社区内的家庭为单位，家庭中有相对来说的弱势群体，家庭成员或是邻里建立有效的互助网络，当灾情发生时，社区减灾自愿者及社区减灾组织迅速组织自己所包保的邻里互助网络指导帮组他们迅速转移到安全地点。对伤者实行救护。

五、包保负责组织。

由减灾组织机构的成员负责指导传达社区减灾志愿者指挥邻里互助网络工作，使之及时有效的开展防灾减灾工作。一旦灾害发生，能达到人自为战、家自为战、社区关怀、邻里相助、避险逃生、邻里互助、减少伤亡的目的。

社区保护 篇6

关键词：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社区

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通过表演者来现场完成，它是发生在特定场域（舞台或祭祀场所）中表演者（传承人）和观众（社区居民）之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瞬时性、现场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点。因此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注重其社区的研究，不仅要对掌握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行整理、挖掘和记录，更是在要保护的过程中培养受众，即社区的居民，还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某些只能在特定场域中发生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至遗失。

一、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区中的生存危机

截止2014年11月11日《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国发【2014】59号）文件，我国共颁布了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①。例如，在这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云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有108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8项，占总数的54%。对评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濒危，而整个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个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占有超过半数，说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堪忧，亟待得到更多的关注。

1.传承人的年龄结构偏大，后继无人

由于历史渊源和社会变迁的原因，很多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虽然他们在有生之年也尽力培养一些后继人才，但是表演艺术都是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经验所得，在较短时间内无法完全得到这些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通过对于云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统计上来看，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龄结构偏大，后继无人一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哈尼族迁徙史诗“雅尼雅嘎赞嘎”的演唱者为例，现在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格朗和乡的传承人批二和批哥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年轻一辈没有可以演唱史诗的人。在年轻一辈人中都不太喜欢这种古老的表演艺术，相对于流行歌曲来说，迁徙史诗的演唱就是无法逾越的门槛，因为迁徙史诗的演唱用的是古哈尼语，与现代流行文化脱节，需要记忆的内容很多，学识时间也很长，很多年轻人对此望而却步。

2.政府保护队伍建设较弱

大部分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影子，所以在与现代文化接轨方面显得较为薄弱，没有办法通过大量的演出产生经济效益，即便是已经产生经济效益的一些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经过包装和改良的，融入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元素。对于那些只能在特定场合进行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无疑是另一种挑战。对此类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在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一支稳定的专业队伍来对这项工作进行长期的开展和进行。目前，大部分地方文化站、文化馆的一线工作人员专业素质较低，对保护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很高，但是普遍存在不知道如何进行记录、调查和研究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形成普查的资料不完整、专业性不强，没有准确而全面的记录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特别是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有色有动作”，一般的文字记录和图片记录都无法完整的刻画出现有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所以也就失去了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记录。只有在199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雅尼雅嘎赞嘎》的汉文文字记录，而作为传唱的迁徙史诗，并没有完整的录音或者录像将其记录下来，特别是在近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这部史诗远远不止书中记载的内容，还有很多口头叙述，但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其他部分。

3.社区保护意识淡薄，文化生境堪忧

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传承便是在社区中，一个社区中需要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不需要特别的保护和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在一个社区或是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生存下去，这就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在实际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年轻人对这种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已经减弱，现代流行文化的吸引力大过了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受众减少，使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办法在社区中生存下去。像雅尼雅嘎赞嘎这样作为哈尼族迁徙史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没有年轻人愿意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去仔细聆听，领会其先民迁徙和生存的苦难史，就更不用说有人愿意去传承这种传统文化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能只注意到传承人技艺的“碎片式”保护，否则其文化生存环境将会堪忧。

二、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参与保护的措施

在近年来的工作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了一些成效，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了原有的确认存档、研究调查、宣传弘扬的工作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正规教育或者非正规教育的传承和振兴。从社区这个角度出发，研究社区内部各司其职的群体，才能由多方利益群体中寻找到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主体可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政府咨询团体或专家、学校、社区居民等。以下主要针对社区中的主体提出保护措施：

1.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首先，传承人要通过自身的努力，采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的形式将自己掌握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有序的记录下来，以供其传承和发扬。由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瞬时性的特征，传承一般靠口传身教的形式，但这类遗产的传承人年龄结构偏大，很多传承人不能够完整的回忆或者记录其技艺，而且在表演的过程中所消耗的精力和时间都是一些传承人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传承人应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的将自己记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记录下来，通过这个方式慢慢整理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力图将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景呈现给后人。

其次，传承人应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积极参加各种政府活动和传承人培训班，完善对保护表演类物质文化遗产新技术和新科技的学习，通过学习也可以思考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要不断地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才能使文化在社会的演变中不断的生存下去，传承人要保持原有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对其内容和形式进行深入的思考，在充分考虑到民族认同的情况下才能将创新做到让社区群众接受又不失去现代感，既能够传承又能够振兴该项遗产。

最后，传承人应积极向社区居民和外部群体宣传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充分挖掘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使得更多的人认识到其价值和传承这项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对保护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引导和锻炼更多的社区年轻人成为接班人，从而增强他们传承的“自觉性”。

2.外部群体（社会组织）

在政府层面上，要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物质上的援助。因为表演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精神食粮”的范畴，很多表演并不能得到物质上的回报，尤其是居住在边远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生存和生活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又如何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呢？虽然国家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承人都有一定的补贴和援助，但是在每年几千元的补贴下是很难得到物质上的充分改善的，所以各级政府必须将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扶持工作列入一项长期的计划中去，有计划有方案的将这项工作平稳的进行下去，接触传承人的后顾之忧。

在专家和学校层面，要有专业队伍的建设，通过严格的人才选拔和终身教育制度的建立提高整个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时专家也在其中进行指导以保证队伍的实践性和理论性的充分结合；而在研究所和大专院校中则应加强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通过依靠科研力量来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应该定期开展对传承人的培训工作，发挥高校的社会功能；在中小学校开展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班，通过宣传和教育使得下一代认识和了解该地区的文化传统，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的同时也对中小学生进行了美育工作，造就一批“小小传承人”。

在企业层面，一些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的，以保护为前提将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等进行商业性开发也是保护的一种形式，要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有选择性的开发；同时对不能进行商业活动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做其周边产品的开发，如迁徙史诗雅尼雅嘎赞嘎的书籍可以加入彩绘后印制售卖，将传说中的人物形象造型制作出来，形成录音、影像等，用声音和图形让年轻更容易接受这些史诗。要将保护和开发并举，充分利用创意寻求保护和开发的双赢，通过商业性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认知，从而实现保护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

3.社区居民

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习俗和社区居民密切相关。社区居民是整个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也就是其文化生境。每一位社区居民都有义务明白和了解该项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同时要知晓怎样保护，这样才能让“保护”的观念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有意识的创造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环境和文化空间，能使该项遗产长时间的处在活态传承的过程中。在这样良好的文化生境下，社区为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展示的舞台和必要的场所，例如博物馆、传习馆等等；而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又为社区提供了有利的精神支撑，是建设和谐社区、促进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

三、总结

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其特殊性，在注重整体性保护的过程中应以社区为核心，通过对社区中不同主体的分析，呈现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路径：传承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在大的文化生境下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纽带，所以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从社区开始，不仅要保护传承人，更要培养受众，为其提供良好的“大舞台”。

注释：

① 在国发【2014】59号文件中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表述，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称调整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参考文献：

[1]方李莉.请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J].艺术评论，2006（6）.

[2]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2）.

[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4]孙明跃.表演艺术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云南省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11（5）.

[5]王培喜.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校传承问题探究——以湖北地方戏曲、曲艺等为例[J].湖北社会科学，2010（4）.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理性探讨 篇7

1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

根基不稳, 就容易摇摇晃晃, 招惹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探讨社区参加环境保护如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就会因有了根基而“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有了根基, 腰杆直底气足了, 也有益于社区在参与环境保护中名正言顺的行使相应的权利。传统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公共财产论及环境公共委托论、可持续发展论, 最流行的应该是环境权理论。随着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协商民主论尤其值得关注。

1.1环境公共财产论与环境公共委托论

“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委托论”是由萨克斯教授——美国法学家提出来的。在他看来, 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空气、水、阳光等环境要素, 并不是传统做法所认为的自由财产, 这些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公共财产, 古人尚知“一兔在野, 百人逐之;十兔在市, 无人问津”, 那么就得靠国民与国家两股绳形成合力, 全体国民作为委托人, 将这些公共财产的保护权进行委托, 国家就作为被委托人, 对这些公共财产进行管理。双方形成了委托与被受托的关系。国家行使国民集体赋予的权力, 就得为民谋福利。因此, 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 就必须对全体国民负责, 而不得滥用委托权, 就应当对环境资源予以保护和维持。这个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觉对环境要素进行界定, 打破了曾经的“环境无主”的局面。环境既然有“主”了, “主”就不会无视环境污染现象, 生态被破坏“主”就不会无动于衷。公共财产有主了, 国民作为委托人, 参与环境管理无形中就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 环境要素不再是无人管理, 曾经的一段历史也在时代变迁中走向终结。所以, 社区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单位, 在社区自治机构的管理下, 只要是事关社区发展的事宜, 最小的事情也是大事, 积极参与讨论, 为国家行使公共财产的管理权而行使科学决策权提供借鉴和参考。足见,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应是环境保护路径选择上的应有之义。

1.2公民环境权论

以1.1中的理论为基础, 有学者提出了环境权的观点, 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 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 应该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也早已在自己的法律上对此理论做出了规定, 国际社会对该理论也慢慢达成共识。如早在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就有这样的原则:“人类有权在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生活的环境中, 享有自由、平等和良好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 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当代和未来世世代代环境的责任。”许多国家, 均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宪法和环境法中规定了环境法, 只不过程度层次上有差异, 如美国、日本, 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较早的进行了立法实践, 这些国家的国民不但享有宪法意义上的基本环境权, 还享有由这项基本权利引申出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各种权利。非常遗憾的是, 我国全国性的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是部分有先知卓见的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说法, 如“就环境权的性质而言, 就存在着四种主要学说, 即人权说、人格权说、财产权说和人类权说”。但在各省市的《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却大都对公民环境权做出了规定。纵观国内外, 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情, 即环境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社会公益性问题, 而且是一个私益问题, 与每个公民的安全和健康均密切相关。作为一项崭新的权利, 它与人的生存权关系亦非常密切, 称它为人的生存权派生的一项权利不为过。环境问题导致生存危机, 生存之窘迫又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进一步加剧。为了在环境引发的生存危机中力挽狂澜, 为了向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路见不平一声吼”, 社区居民均应携手联营, 誓死捍卫公民环境权。这为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环境保护中提供了理论依据。

1.3可持续发展论

环境实践让我们认清楚了一个问题, 不能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看成是一对矛盾体, 而应二者兼顾, 相辅相成, 协调发展。为了保护公民环境权而牺牲发展经济是因噎废食;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公民环境权是胡搅蛮缠。天下人共存于一个地球,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人类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随心所欲, 摆在人类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与大自然和谐共存。面对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我们再不能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了, 也不能再假设环境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就是确保地球和人类社会能拥有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未来!”比较妥善的处理方式就是在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前提下兼顾好经济发展。1987年, 挪威前首相布兰特朗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中高瞻远瞩, 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该报告分析指出, 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 一面带来环境破坏的危险性, 另一面造成对环境资源压力的增加。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 必然要求决策者们在制定政策时, 必须坚持经济增长建立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的理念。由此可见, 可持续发展作为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 环境保护应是该理论的应有之义。就社区参与环境保护而言, 那就得在保证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就只是工具层面上的不言而喻的手段而已。

1.4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理论是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新阶段的发展。近年来, 我国学术界越来越热衷于研究协商民主理论, 实践界和学术界也都非常看好协商民主在中国运用的前景。为了适合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协商民主理论也顺势成为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协商民主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民主理论, 该理论不再单纯地把国家看成是经济社会的守护者, 是因为看清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该理论不把国家看作是制度的伦理共同体, 是因为认识到以对话、协商为核心的公民自愿主动参与的重要性。在环境保护过程中, 国家一方面行使国民赋予的委托代理权, 权威地分配着国家资源, 一方面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 充当着“社会游戏的裁判者”, 是保护生态和治理环境的领导力量。但是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做法, 是很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我们知道, 权利是具有扩张本性, 如果仅仅只有由政府来保护环境, 则权利容易被滥用。所以, 在环境的保护中, 应提倡国家带着诚意与公民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讨论, 进行民主协商。

协商民主理论认为, 民主化的对象既包括狭隘的全国性的政治, 还泛化到社会的其它层面, 首当其冲包括环境层面。协商民主原则秉承“辅助性”原则, 某事物如能为简单和低层面的主体 (个人、社会或地方) 妥善应对, 就不应让复杂和高层面的主体 (集体、政府和中央) 来干预。复杂和高层面的主体, 只能出现在一种场合, 即在正义的要求超出简单和低层面能力的地方, 出现后即采取辅助行动, 但不应替代和摧毁后者, 究其本质, 政府的干预不能越俎代庖而替代公众的参与。最贴近问题的人, 社区的居民们手上掌握着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第一手的最丰富最准确的信息。所以, 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 理应充分保障公众对与自身有切身利益关系的环境利益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坚持科学民主决策, 应势而需, 公众参与是实现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砝码。

2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现实基础

2.1从回答“环境问题为什么会存在”来寻找现实基础

这个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 本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 笔者想缩小视觉, 顺藤摸瓜, 我们就会像剥洋葱那样, 发现环境之所以被污染, 生态之所以被肆无忌惮的破坏, 都是人类在使坏。人类很伟大, 人类能创造极大的物质文明财富, 但是人类有私欲和贪念, 更有很多得了近视的民众, 在创造这些极大物质文明财富的过程中, 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然, 作为各种商品的最终消费者, 又极其不节制的制造垃圾和污染。所谓的人类, 将其称为的公众可能更合适, 从其具体存在来说, 社区是其最基本的生存之处。如果每一个社区居民都能从自身做起, 从点滴做起, 环境保护工作就能迈出跨越性的步伐。

2.2从回答“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来寻找现实基础

环境的范畴极为广泛, 包括水、大气、土地、海洋、森林、草原、矿藏、野生生物等, 这是何其庞大的一个系统, 而且环境具有自身的相互关联性, 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 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环境各异, 我们都扪心自问下, 大家是不是只了解自己“朝夕相处”的那部分环境, 虽然网络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知晓天下, 但对知晓的天下你又有多少敢于确信的部分呢。笔者始终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实际上, 很多地区只有长期居住的居民才会掌握真实情况。要解决环境问题, 依赖于国家的科学决策。根据前文的论述, 我们知道, 国民把管理诸如环境的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委托给国家, 环境问题就国家来解决。国家不得肆意妄为, 就得科学决策。要科学决策, 就得全方位的了解。脚踏实地, 亲历亲为去获取环境信息, 成本该是多么的高昂。单靠政府的力量去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难度如此之大, 那我们换种思维方式, 实行环境民主, 让公众充分参与环境保护, 大家各自就自己最熟知的环境因素提供信息, 向国家建言献策, 科学决策解决环境问题不就可以细化为:公众深切感知环境=>公众提供环境信息+公众建言献策=>国家收集信息=>广泛吸纳公众的意见=>科学决策=>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协调。足见, 社区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是多么的举足轻重。

2.3从回答“是谁影响了环境决策”来寻找现实基础

设想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境:国家基于前述2.2中的程序进行了决策, 那么紧接着是该决策的细化与落实。毕竟, 决策者对于保护环境是有双重身份的, 他其中的一种身份是作为个体的单个的人, 环境问题对单个个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人往往容易忽视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我们担心决策者的环境决策有偏差。我们如何处理有偏差的环境决策?政府进行环境保护和管理, 也必须依靠广泛的社会支持, 这种有偏差的决策很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他其二的身份是公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政府的决策者, 顺理成章, 他们本身就应该代表公众的意愿。但是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偏差, 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高度, 导致的结果是, 虽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也在竭尽全力保护环境, 其实并非出自决策者自身的意愿, 迫于公众的压力占了很大的成分。

结论似乎很明显, 生存于社区的公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环境决策。

2.4从环境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看

环境保护是利千秋的事业, 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以人为本的体现, 务必谋求是长足发展。其长足发展离不开社区参与。放眼全世界, 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环境保护事业的公益性和群众性, 日益理解公众的环境权益、作用和力量, 世界性的环保潮流使得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向社区倾斜和渗透。实践证明, 只有充分挖掘社区参与的优势和经验, 让公众全过程参与环境保护, 对环境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才能全面推动整个环保事业的发展, 广泛、普遍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情理之中事情。

3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价值分析

3.1社会正义呼唤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这几乎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想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是否正当, 是否合法, 人们会习惯性去看这个体制或制度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 会习惯性地去关注在该体制或制度中的个人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公正,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身份的公平和分配的公平。只有社区成员有机会志愿性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才能避免一种分配上的不公开。有些人, 因为经济优势或者政治地位的特殊性, 利用自己在此领域内的优势不合理的攫取环境领域的优势, 压制和阻碍相应领域的弱势群体, 不给他们表达环境意见的机会, 就会导致他们的环境利益无法最终实现。很显然,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是社会正义实现的有效保障。

3.2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明确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社区是社会的细胞,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构成要素, 搭建好社区这个平台, 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如何去界定和谐的社区 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建设、落实社区工作人员、场所和经费, 增强服务功能, 发展‘绿色社区’, 扩大文明社区创建面。”创建和谐社区, 即“努力把社区建成环境优美……社区。”很显然, 环境保护是和谐社区的应有之义。

3.3环境行政效率的提高依赖于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随着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逐渐深入, 时至今日, 已基本上对其含义达成共识: “行政效率是指在保证政府活动目标方向正确, 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的前提下, 行政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率”。基于此, 环境行政效率不单纯是个数量的概念, 而是要综合反映环境行政管理各种因素和手段, 要做定量分析和对比, 凡用最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取得最大的环境保护效果, 效率就高, 反之则低。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因其群众力量雄厚, 无论是决策, 还是具体实施环境措施, 都能弥补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过程中的不足, 这可以大大提高环境行政效率。

3.4公民自主治理精神的培育依靠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透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经验来看, 想要维持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一条可行的途径是培育和发展自主治理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下。大千社会,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 归根结蒂是由社区公民组成。但是, 当他们权利的缺失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领域, 或者自主治理个人事务和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领域, 就会形成一种能力障碍, 即个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及相关公共利益。狗急还会跳墙, 如果在这样的困境中困得太久, 就会选择投机策略, 更有些极端分子会制造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如果这样的公众越来越多, 多到了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 社会就失控了。为了避免这场劫难, 尤为关键一点就是培育起一种公众自主治理精神。笔者这样设想, 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基本法中明确赋予社区公众对于环境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抛弃往些年主要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在环境保护领域自发的形成一种“人人爱我家, 环境保护靠大家”的自我治理氛围。国家正确发号施令, 社区公众积极合作, 鼎力践行, 主动监督, 环境保护就会渐入佳境, “柳暗花明又一村”。

摘要：社区参与成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流行手段, 但是由于在相应的制度层面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难免会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如何从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及价值分析等多个层面为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寻求理性支撑是论述的着力点。

关键词：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理性

参考文献

[1]陶传进著.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 .

[2]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40.

社区保护 篇8

( 一) 公权力机关未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人员的权利

康均心、李娜在《现代法学》中指出在社区矫正过程中要注重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和心理, 未成年人心身尚未成熟, 又极易受到侵害 (1) 。对他们的人权保障更需注重, 但是在实践中, 仍然存在侵害未成年人权的可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指导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工作, 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指导性意见。不过毕竟这是我国初步进行的矫正改革, 这部实施办法尚不完善, 在具体操作中还是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地方。虽然其中有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权利保障条款, 但是未成年人其实会受到诸多方面的侵害, 零星的几条概括条款不足以全面保障其合法权益。再比如其中提到的社区工作人员, 没有具定义什么是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又对谁负责等, 规定的还是比较模糊的, 这样从管理等级来说, 未成年人的权利如果被这些社区工作人员侵害又该如何救济?

( 二) 矫正队伍的职业化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人权得不到可靠保障

社区矫正工作者一般包括志愿者为代表的、社会辅助人员、社区居委会成员和以司法助理员、各地派出所干警为代表的国家基层公职人员 (2) 。但是这样的组合, 他们在保障未成年人的人权时是可能存在漏洞的。比如从国家基层干警或者基层的司法助理来看, 本身有着法律基础, 但是社区矫正毕竟是作为一种刑罚方式, 是需要执行力予以维护的, 基层司法助理很难得到这种执行力。而派出所干警可能被赋予执行力, 但是还要保障对未成年的心里辅导和教育。基层干警学历无法与专业教师相比, 对未成年犯的文化教育、成人教育或者劳动技能教育方面会有所欠缺。在偏远地区的农村当然依靠农民来担任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 农民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 司法服务意识欠缺, 很少能有农民自愿参加社区矫正工作中。实践中, 在农村中的社区矫正工作往往由村干部担任, 但是村干部的本职工作繁杂, 没办法全心全意投入司法矫正工作中。

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人员人权保障途径

刑法作为国家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关涉公民的基本人权, 人权保障是刑事法治理念的基础性要求 (3) 。

( 一) 加强教育宣传, 强化人权意识

加强对人权的宣传教育、普及人权保护观念, 这就要说到理念的创新需要思想的启蒙, 而思想的启蒙需要依赖教育, 人权思想的启蒙同样需要依赖人权教育, 通过人权的教育提高全社会权利保护意识和尊重人权的意识, 强化大家的人权观念, 使全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权观念, 弘扬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

( 二) 建立教育基地, 为保障人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建立教育基地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方便接受心理矫正和教育。教育基地为他们量身打造再教育计划, 不至于让他们脱离社会, 丧失受教育的机会。本来未成年人就应该学校接受教育, 但是误入歧途, 国家不能就此放弃他们。所以建立教育基地, 能让他们重新学习, 开展新的生活和工作, 不至于陷入与社会脱离的尴尬局面, 防止了给社区矫正人员造成心理偏差, 减少了被社会抛弃的挫败感, 避免了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 三) 加强心理辅导, 帮助其形成对权利的正确认识

对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必不可少, 未成年人心智尚不成熟, 虽然犯过之后有极强的悔罪表现, 能很好的总结经验教训, 但是不可避免的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创伤, 带来心里阴影。还要给他们打预防针, 避免重复犯罪的可能。社会上纷繁复杂, 未成人一次两次可以抵住诱惑, 但是无法保证长期“清白”, 很可能再次被犯罪分子利用, 和他们沦为同道中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应当附带对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的项目, 这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引导犯罪的未成年人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心理问题, 认识到犯罪的严重性, 矫正不良的心理因素, 培养健康乐观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 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陷和不足, 敢于面对困难和解决问题, 健康向上的对待生活。

摘要：近年来, 未成年人犯罪比率不断提高, 未成年人犯罪群体成为犯罪群体中的组成部分。未成年人自身具有特殊性, 本身心理发育不健全, 不能完全判别是非。同时, 社会不良气息对他们的腐蚀性比较大, 当他们权利受到侵犯时不知如何维护, 一气之下容易选择暴力行为甚至极端的暴力行为, 把自己推向了犯罪的道路, 同时也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本文将从现状出发, 对社区矫正与人权保护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社区矫正,人权保护,未成年人

参考文献

[1]周湘斌.社会工作充权视角下的释犯社区矫正政策分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2005 (4) .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491.

[3]赵秉志.全球化时代中国刑罚中的人权保障[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社会科学, 2006 (3) .

社区保护 篇9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副教授李东泉认为，从社区发展角度进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是一种全面的保护，既要考虑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考虑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发展要求。为此，首先，规划内容要涉及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其次，让居民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中受益。再次，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等，参与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将社区发展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相结合，意味着在实现保护目的的同时，也将历史街区作为居民的生活环境，在保护中实现同步发展，让历史文化街区维持生命力。

社区保护 篇10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社区发展,自然资源

保护区的建设目的就是对生物的多样性进行保护, 但是, 当林区居民的利益受到干扰时, 这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只有在满足居民生活需求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对自然保护区进行保护, 先发展还是先保护是亟需协调的问题。

1 自然保护区社区发展与自然保护关系分析

政府为改善存在的问题加大了管理力度, 就进一步限制了周围居民的生活活动, 为了满足生活的需求, 居民只能向保护区进行砍伐、狩猎, 进一步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 成为影响自然保护区发展的主要阻力, 因此, 两者之间既有统一性, 也有矛盾性。

1.1 统一性

我国自然保护区地理位置一般都比较偏远, 与外界的联系较少, 经济文化水平都比较低。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作为一个与外界联系的有效途径, 提高了当地的知名度, 扩大了社区的影响。更多的管理技术以及先进的资源被引进, 改变了社区传统的生活方式, 有效地促进了社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保护区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当地社区的支持与帮助。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环境比较了解, 可以为保护区的管理提供社会结构、气候、土壤, 以及资源种类等各种有效信息, 对保护区的建设规划, 以及资源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另外, 社区的存在还可以在工资、住房以及交通建设等方面节省一大笔资金, 可以使居民转向资源管理工作, 进一步缓解了对资源保护的压力。

1.2 矛盾性

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区强制性的保护, 这种对资源强制性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区居民对资源的利用, 使原本就比较落后的社区发展又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保护区建立以前, 当地的资源可以为居民提供丰富的生存物质基础, 保护区建立以后为了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国家限制了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但是, 因为社区文化落后、交通不便等造成传统“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生活方式。另外, 居民对资源的保护意识不足, 为了生活需求, 就会继续向保护区索取, 从而加剧了社区发展与保护区建设之间的矛盾性。

2 协调自然保护区社区与自然保护区关系的措施

2.1 完善管理机制

在自然环境保护区的建设中, 要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本的建设理念, 在建设过程中不但要注重保护区的利益, 更应该注重社区居民的利益, 保证社区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保护并不是确定资源价值而忽略人的价值, 应该是一个相对协调的发展关系, 因此, 在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过程中, 首先对传统的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 改变传统因为保护动植物与居民对立的情况, 要在具体解决社区居民生活问题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高公众对自然保护的认识, 树立可持续发展思想, 建立资源与社区共管机制。

2.2 建立完善替代途径

要想协调保护区与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 关键就是要寻找可以替代的资源途径, 处理好资源与保护区之间的关系, 保障居民的生活质量, 确定保护区内环境、人口、社会之间的协调性。社区资源的替代途径, 可以在居民的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2个方面来进行解决, 比如, 推行沼气和开展生态旅游等。通过沼气的推广, 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柴薪的使用, 进而减少了伐木量, 使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对于保护区内一切项目的建设, 必须要以优先保护为目的, 因此, 在建设过程中要进行合理的布局, 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 对资源进行适度的利用, 保障居民和保护区利益的均衡发展。

2.3 增加资金投入

对于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资金全部由国家来提供明显是不现实的。为了保障社区居民的生活, 保护资源环境的保护, 应该开拓更多的资金融汇通道, 例如, 可以通过对开发资源的税收等多个方式来增加资金的来源, 或者是借助国际上的援助以及国内外组织、金融机构、环保社团以及个人等的资金捐助来为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社区居民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助力, 确保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3 结语

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而社区居民的生存与发展更是社会进步的基本需求,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 在进行环境保护区的建设时, 必须要理清两者之间的关系, 对两者之间的矛盾进行协调, 是保证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的前提。

参考文献

[1] 高平, 沮亚利.我国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贫困特征成因及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9 (4)

社区保护 篇11

1.1 自然保护小区的定义

目前, 国家尚没有将自然保护小区纳入法律规定范围, 对自然保护小区的定义还不完全统一。自然保护小区是指对典型性的并具有代表性的以及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天然集中区域或者繁育地、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和陆地水体, 由于其分布面积小或分布零星无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而由县级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批准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具有社会性、群众性的区域。自然保护小区, 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逐步推广、且数量上升较快的一类保护实体。

1.2 自然保护小区的提出及发展

1982年, 辛波罗夫 (Simberloff) 指出小型保护区也可能在保护工作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能保证小保护区有稳定的边界, 即使是面积不到10hm2的地方也能有效地保护具有生存能力的植物群落。1992年, 我国中科院学部委员李庆逵、候光炯、朱祖祥等针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现状, 指出目前自然环境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 往往是经济活动频繁、交通方便、人口稠密的低山丘陵地区。在这类地区建立大面积的自然保护区是不现实的, 但如果分散建立一些面积几公顷到几十公顷的自然保护区则是可能的, 并提出了建立微型森林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我国于1992年7月, 始建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 截止到2008年末, 实有自然保护小区4.83万个, 总面积1 764万公顷。它们如今已成为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实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改善人居环境以及实现其他各种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辅助作用。但目前自然保护小区的建设与管理尚无全国统一标准, 单个保护小区的具体管理模式基本上是由周边社区居民“自筹、自建、自管”。

1.3 社区保护的发展与管理

在国际上, 人们一直在探讨、偿试社区与自然保护的共同发展。在坦桑尼亚, “基于社区的森林管理” (CBFM) , 其对象是森林内的“村庄用地”, 即由村庄委员会管理经过“村庄土地行动”调查并注册的土地。CBFM规定:在村庄辖区内, 村民负责管理某些特定的森林, 并且享有森林所有权, 村庄和当地政府共同“声明”这片特定的森林为村庄森林保护区。当权力和责任得到合法的转移后, 村民们有权采伐木材和森林产品, 并保留了使用森林的特许权;同时他们也是巡山员, 负责逮捕入侵者和罚款;他们采伐“保护树木”物种可按条例免税;他们的特许权不受中央或地方政府约束。

在马来西亚沙巴洲提南果尔村, 当地的让古斯人民依赖勾曼同山获取水资源。他们从不让外界活动进入森林, 成功地避免了外来物种的侵蚀。同时, 另外7个村子也依赖着这个流域, 为保护这片45公顷的森林, 各村之间建立了长期协议。现在, 村民和林业部之间建立起新的合作, 以5公顷为起点建设社区流域。让古斯农民种植了40种左右的传统大米, 极大的有利于保存当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在我国, 自然保护小区的具体管理模式基本上是由周边社区居民“自筹、自建、自管”, 自然保护小区的建设与管理由其是管理依靠社区来完成, 但是长期以来国家从未明确规定给予一定的额外补助, 只是依照生态公益林管理办法给与国家或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 其它基本没有补偿资金投入。且不少自然保护小区侧重于保护轻发展, 很少对森林资源的利用做出规定, 使得当地社区多只有保护的义务, 对资源的利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过近年来, 国家实行林权改革, 只有充分考虑到社区的利益, 实现社区的资源可持续发展, 才能更好的保护好资源。

2 目前研究阶段的不足

1) 一方面由于大众传媒日益发达, 而且农村居民走出去的机会大大增多, 使得农村地区也受到现代的各种观念冲击, 传统文化习俗的影响正逐步减弱或丧失, 原有的对村庄周围的“风水林”的敬畏感也随之受到削弱, 而另一方面我国对保护小区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 只能根据地方上自行制定的管理办法和涉及到诸如《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规条款进行管理, 但执行起来有诸多不便之处;

2) 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地方财政原因, 覆盖面尚不够广, 许多保护小区所带来的外部效益未能得到足够补偿, 而且由于区位或其他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

3)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广大人民都迫切希望改善自身的经济状况, 因此人们更易于追求短期的可视经济利益, 而对环境、生态等具备长期性及外部性的效益相对淡漠;

4) 没有真正的了解、认识、尊重当地社区文化, 跟据当地社区农户的意愿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有利用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自然保护小区建设。

参考文献

[1]宋师兰.福建省自然保护小区建设管理现状及对策[J].福建林业科技, 2003, 30 (2) :62-64.

[2]王云豹, 罗菊春, 崔国发.关于自然保护小区分类的初步研究[J].湖南林业科技, 2006, 33 (3) :45-47.

[3]Alikeremsaysel, Yamanbarlas, Orhanyenigu¨n.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ject:a system dynamics approach[J].JournalofEnvironmentalManagement, 2002, 64:247-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