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承包（共10篇）
家庭承包 篇1
摘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国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土地分配制度, 这种调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口的增添和人地矛盾的不断恶化。这种人地关系状态同样使得土地日趋细碎化与平均化, 不利于当前非农转移。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地机制,人地关系
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保持农地公有的前提下, 使农户获得了使用权, 按劳分配成为主要的分配制度, 农民追求个人利益的要求合法化, 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农民的本性, 这是对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反思的结果, 是遵循人性与社会规律的回归。自1978年改革以来, 在家庭承包制下, 法律上有的土地归集体所有, 有的归村民小组所有, 全国各地土地的调整方式也不尽相同。总体来看, 大部分地区仍然奉行“增人增地, 减人减地”的做法, 继续奉行土地平均分配的原则, 频繁调整土地成为普遍的选择。
1、调地机制与人口增长
改革后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既然农地归集体所有, 随之而来的就是村庄集体成员对集体农地享有使用权与收益权。为了实现集体成员的权利, 集体必须根据社区既有的资源禀赋与人口变化, 对其适时做出调整。周期性的平分土地成为大家都能接受且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
从调整土地的方式上来看, 村庄之间平分土地的方式不尽相同, 主要有三种: (1) 土地按全村所有人口均分; (2) 所有土地都按劳动力均分; (3) 人口劳动力各半。这是在农户层次上, 土地权利的再分配。根据我们对7个省的调查显示, 除内蒙古绝大部分按劳动力分配土地以外, 其他各省主要以人口为标准分配土地, 这显示了土地分配的平均主义性质, 图1。
从土地调整的频率来看,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78个村子的调查, 浙江的样本村由于非农收入的份额较高, 它们土地再调整的频率也最低, 46.7%的村子没有进行过土地的再调整, 30%的村只调整了一次;与浙江和吉林区相比, 在另外两个地区, 江西和河南的非农收入来源还很低, 其土地调整的频率也较高。包产到户以来, 江西有36.4%的村调整过一次, 45.4%的村调整过三次;在河南, 30%的样本村调整过一次, 70%的村调整过两次。同时, 村庄的资源禀赋程度也对土地调整的频率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 同样为农区的吉林, 由于他们拥有较高的人地比例, 农户要求调整土地的意愿也相对较低, 30.8%的样本村没有调过地, 69.2%的村只调整过一次。频繁调整土地一方面表明了农地承包权的易变性, 另一方面也为新增人口获得土地创造了制度性的条件。
更为严重的是, 频繁调整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相互强化。在频繁调地的地区, 农民最大限度的提高土地生产率, 不惜进行掠夺性开发, 不注意对土地的保养;另外, 经常调地也制约了当地种植结构的调整, 农民只能种植粮食, 蔬菜等短期作物, 而无法种植经济树木等多年生植物, 无法规模经营。种植与经营结构的单一化阻碍了外界的经济往来, 也阻碍了商品化内容的多元化, 这些又进一步制约就业结构的单一化, 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功能也自然强化。一方面, 农民想获得相应或更多的土地以获得基本生活来源或货币收入, 力图获得更多土地的愿望与要求则成为频繁调地的动力;另一方面, 顾及农民意愿与社会稳定的政府把土地视作社会保障资源, 削肥补缺, 对土地变动推波助澜或等闲视之。两者合力, 土地频繁调整成为可能。在土地作为收入来源与社会保障两方面的作用得到加强时, 土地之于农民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如何得到更多的土地, 至少是维持自己基本生活的土地成为农民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全国频繁调地的地区, 大部分都是依据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农户可以通过两个途径获得更多土地: (1) 增添人口, 一是多生孩子, 二是生儿娶媳。也许家庭增添人口本身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多得土地, 但他们至少不会顾虑多添人口的土地问题, 因为三到五年就可以为新增人口争得一份土地。这在客观上不利于计划生育、少生与优生, 同时也强化了生男不生女的传统观念。 (2) 租种土地。土地流转受到严格限制, 并且频繁调地增加了租种人的风险, 租种集体或他人的耕地成为次要选择。
新增加人口的家庭又会以“土地是集体的”为名, 再要求调整土地, 依此反复, 直至土地减小到无法再分。调查显示, 大部分农民接受并主张调整土地, 如图2。
在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制度隐蔽地刺激人口增加, 因为农户新增人口能够扩大家庭的工分和口粮收入, 而每个新增人口所可能减少的土地边际收入是由集体即全社区成员共同分担的。而80年代初包干到户的土地制度改革, 也没有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结构, 它只是将经营权私有化, 以阶段性的均分土地承包权为主要特点。这样, 土地公有刺激人口增长的机制仍然存在。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以来, 以承包制为标志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确实对农村人口产生了影响, 家庭承包制在改革的初期的确削弱了农村地区的人口控制。研究发现, 在控制住其他社会经济变量影响之后, 在不同时期, 较早实行承包制改革地区的生育概率高于较晚或未实行改革的地区。
其中的机理如图3。
二、调地机制与人地关系
1.土地日趋细碎化与平均化。人地矛盾恶化, 在中国农村, 受“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 极端平均主义在土地的分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大部分地区, 土地分为优、中、劣等田, 在分配土地时分别根据各户的人口或劳动力平分, 这样田少块多成为中国农村土地分布的显著特点, 这使本来小规模的田地更加细碎化, 一家五六亩的土地可能由十几块田地组成。人口增添后的土地平分又进一步把细碎化的土地推向极致。在这种状况下, 人地矛盾不仅体现在家庭人均土地亩数上, 也体现在分散地块上的劳地比例上。
2.不利于非农转移。土地为农民及新增人口提供了收入来源与生活保障, 土地作为农民的“根”, 既是农民的营养来源, 也是无法迁徙的束缚所在。一方面农民有自己的土地提供生活保障, 没有必要非要移居城市或从事其他行业;另一方面, 自己的土地成为在外谋生、定居城市所考虑的最大的“机会成本”, 农民首先考虑的是能否定居城镇, 其次考虑定居城市意味着抛弃土地带来的一切保障。农民进城的种种制度性障碍暂且不论, 单就他们在城镇中的就业艰难程度、不稳定与生活保障的缺乏而言, 弃田居城似乎是天方夜谭。于是, “离土不离乡”的打工潮蜂拥而起, 这种方式既可以谋得一定的农业外收入, 也可以获得土地收入保障与农村居所。即使在外失业也不至于流浪街头。但是从城市化进程与非农转移的角度来看, 上述倾向无疑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农村人口不断增殖, 却紧紧束缚于有限的土地上, 耕地在减少, 人均耕地更是速减, 农业人口增殖而不转移, 人地矛盾在城市化与非农化意义上也在加剧。
总之, 家庭承包制下人地矛盾得以持续的原因是农地分配的平均主义性质及其带来的外部性, 导致了农民超生的偏好与非农转移的困难。于是, 人地关系在村庄范围内、在农地细碎化的过程中恶化了。
家庭承包 篇2
1、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2、承包地被国家依法征收、征用和集体道路、水利建设等公益事业占用，应自觉服从，但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承包村镇规划区内耕地，因农户建房需要的，应当服从甲方的安排。
3、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弃耕抛荒，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积极配合村集体经济组织搞好项目农业园区建设、农业产业化经营。
4、采取转让、互换方式流转土地的，须经甲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或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的，流转合同报甲方备案。
四、违约责任
1、甲方干涉乙方依法享有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2、乙方违法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由市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给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的，甲方有权制止，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3、涉及国家征收和征用、集体占用和规划区内农户建房等需要，乙方不服从安排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4、乙方承包土地发生变化的，应于当年去甲方处办理合同、清册、证书等相应变更手续。乙方放弃办理，后果由乙方负责。甲方拒绝办理的，后果由甲方负责。
五、其它事项：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生效后，颁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同时作废。
2、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姓名：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立、合并的，应当变更土地承包合同。
六、本合同一式三份，发包方、承包方和乡镇经管站各执一份。
甲 方： 村委会(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乙 方： (签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家庭农场承包合同范文篇三
发包方： (甲方)
承包方： (乙方)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共同遵守。
一、承包项目及数量：
甲方以山田及山地约 亩。(杨家庄深笼片)租给乙方开发，农、牧、林基地。
二、承包期限：(30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乙方向甲方缴交承包款为每年山地30元/亩，山田150元/亩。共款 _元。(大写： )。(注：地方面积由国土局、林业局提卫星投影面积计，
四、在合同期内，乙方拥有土地使用权，乙方在使用期内，承包或转让部分股权甲方无权干涉，应协助乙方供电照明(线路费用由乙方负责)开路、指明路线、路道通过农作物不能索赔。
五、租金计算:
按每亩(山地30元/亩，山田150元/亩) 人民币计。
从开始后，以10%提升，5年一提，如此类推。
付款方式：1年按金，1年上期(即一次付2年租金)以后租金每年1月份交付。
六、在乙方使用期内，国家如征收土地作其它使用，赔偿土地由甲方所有，土地上农作物、固定财产赔偿归乙方所有，不得争议。
七、合同期满后，土地动产，不动产，农场设施(不包括资金)以股份制共同合作，乙方占股份51%，甲方占股份49%股权，保持原状，共同发展、管理，再重新签合约。(注：双方不再合作的情况下，果树，建筑物归甲方所有。土地上的动产一切由乙方处理，甲方不得干涉乙方)甲、乙双方应共同协助交接事项。
八、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一份，公证处一份。
九、本合同书经甲乙双方签名盖章(20 年 月 日)之日起生效。
立约人：甲方名称： 乙方名称：
地址：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地址: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场制 篇3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制约
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国民经济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制度变迁的一些基础因素都处于变化之中。农业生产要素以及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在逐步发生变化，农产品及相关产品的市场规模逐步扩大，农业技术进步不断加快，专业化和分工不断深入。当农村经济逐步步入以专业化、分工合作、竞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运作机制以后，以家庭为单元的生产组织制度框架也将会与现代农业生产产生一定的矛盾。
（一）家庭分散经营，经营规模狭小，不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许多生产经营活动，其收益都是与规模经济密切相关的。规模经济是假定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生产要素配置同比例增加引起的超额收益增量，这在大工业生产中是非常普遍的，农业生产同样适用于规模经济。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指与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相适应，在保证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前提下，使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得到适度扩张，从而使从事专业化农业生产的农民取得规模经济收益，收入水平达到或略高于其他行业同等劳动力的收入水平。
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各种质量的土地均匀搭配。80年代中期，平均每户所承包的土地只有835亩，分成9．7块。到了90年代中期，我国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下降到6亩，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广东、福建、浙江等省人均耕地则在0．6亩以下。如此细小分散的农田结构，耕作经营十分不便，农民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农业技术进步的成果无法体现出来。而且由于每户的农田分散，给日常的经营管理造成很多麻烦，浪费了很多人力。同时在管理上还会造成上下左右邻田之间的矛盾，引发许多冲突与纠纷，这一切都导致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显现出来。
（二）农民不能自由处置土地，限制了农民的择业自由。
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经济制度，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因此农民没有对土地的自由处置权，土地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出租。农民不能自由处置土地一方面限制了农田的规模化经营；另一方面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其选择谋生方式的自由。甚至许多地方都出现了大片的田地被荒芜的现象。
（三）农村基础设施日益破旧，农业抗灾害能力减弱。
在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中，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靠集体组织来进行的。因为一方面农户个体能力有限，无力单独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农民每年都按耕种面积向国家集体缴纳多种税费，其中一部分就是用于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再者，农村基础设施属于公共品，在公有制下，由私人建设不符合经济学原理。可现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的乡政府、村组织都是赤字运作，每年收上的提留还不够偿还上一年的债务，他们哪有资金用来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使上面拨下了这笔款项也会被挪作他用。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抗灾害能力的减弱。
（四）家庭小块田地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
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现代化离开了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寸步难行的。在农业发达国家，其农业的发展大都充分考虑了科技成果在农业中的推广，它们充分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农村的灌溉事业，普及机械化，推广生物技术和改进耕作方法，使其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我国由于是家庭分散经营，每家每户分得的土地极其有限，每户的总产量不高，在当前的衣产品购销政策下，主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比较收益低。因此农民一方面是缺乏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难以进行更大更多的技术改造；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也缺乏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的动力。因为每家每户土地有限，只要靠部分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就可以耕种过来，不需要普遍使用机器等新技术，也不便普遍采用机械化耕种，因为小块土地分割阻碍了机械化的推广。再者从收益成本上看，使用机械化是需要成本的。而我国农村的劳动力是不计成本的（既使其想计，也是没法计），机械化意味着所需劳动力的减少，其支出费用将会增加，因此单家农户不会愿意使用机械化耕种。
（五）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缺乏与政府谈判的能力。
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政府对某一行业的支持与该行业的发展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某个行业在政府看来很重要，并且该行业还有很强的与政府谈判的能力，那么该行业就有可能在一定时期从政府那里获得较多的优惠政策和支持。如果某个行业对经济的发展也很重要，但是该行业非常分散，缺乏与政府谈判的集体力量，那么该行业就很有可能得不到政府的特殊照顾，甚至连应得的待遇也无法充分享受。中国农民单家独户，分散经营，规模极其有限，单个农户每年的产值是微乎其微，因此单个农户在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发生其他阶层侵占农民利益的情况，单个农民对此不愿意也无能为力去与政府谈判，都想“搭便车”。虽然农民现在的负担与以前相比有所减轻，但是现在仍然还有许多税费是不应该的，是不公正的，农民个人无法从政府那里讨回公道，也不可能集体去要求，因为这样成本太高。
二、发达国家农场制成功的启示
美国较早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在农业空间结构上表现为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区域专门化，在经营体制上，表现为集约化的农场经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农场数达到681万个的最高峰。后来，农场数目不断减少，而农场面积则不断扩大。到三十年代后期，农场数减少30％。到1950年，农场数尚有560万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农场数继续缓慢下降（七十年代农场数减少39％）。1981年到1987年，美国农场数目减少了26万个，其中1986年比1985年减少7万个，是十年中农场减少最多的一年。1987年，美国共有农场约217万个。农场数目虽然大量减少，而农场平均规模则不断扩大。十九世纪，美国农场平均面积按政府土地分配法政策一般都在200英亩以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的发展，美国农场平均规模迅速扩大。从1975—1987年间，美国农场每年的平均规模分别为420、422、427、429、428、427、425、428、432、438、446、456、461英亩，均在420英亩以上。必须指出，美国农场面积之间的差异很大，如美国1978年的农业普查表明，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农场面积少于49英亩。
我们再来看看农场规模与经济效益的比较分析。表一是1983年的欧共体10国不同规模农场的经济效益比较。
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农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提高。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耕作的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中所使用的劳动力减少，因此单位劳动力所耕作的土地面积增加，单位劳动力所收获的产值提高。
在欧共体10国内，土地的生产率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提高，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世界各国。如1984年美国按占地面积分类的水稻农场中，小农场每公顷的产量最高（5．83吨），大农场其次（5．81吨），中等农场最低（5．39吨）。如果按播种面积分类，其结果相反：大农场最高（5．83吨），中等农场其次（5．63吨），小农场最低（5．34吨）。
大农场由于实现规模经营而在生产成本方而具有优势。大农场由于集中，大批量地采购农药、种子、化肥，有能力与供应商谈判，因而成本较低。同时，大农场在生产经营的管理方面也可节约人力，因而也减少了一部分成本。如根据1980年得克萨斯州南部高原的皮棉生产成本资料，占地321-640英亩的农场比占地320英亩以下的农场可节约费用25％，961-1280英亩的农场可以节约30％，4401英亩以上的农场可节约成本40％。同样，1986年，日本耕地面积在5公顷以上的最大农场的大米生产费用只相当于耕地面积03公顷以下的最小农场生产费用的557%。
注：① 1个欧洲规模单位合1000欧洲货币计算单位（1972-1974年平均价格）的销售毛利。
资源来源：欧共体委员会《共同农业现状：1983年报告》第210页转引自《世界经济年鉴》（1992）
三、结论：中国可以尝试农场制，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家庭承包 篇4
一、稳定家庭承包经营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是农民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社会保障, 是农村长期稳定的基础。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 人均耕地1.38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事实证明, 只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 才能调动农民对增加土地投入的积极性, 树立长期经营、持续发展的观念。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 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 社会就不稳定。尽管近年外出打工的人数已达2.5亿, 甚至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抛荒现象, 但农民市民化也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该看到, 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还处在不稳定状态, 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在内的福利农民工都无法享受到, 目前只有少数人通过努力成为城市人, 而大多数人将在若干年后不得不返回农村。因此, 不能将农户因农业比较效益偏低, 暂时不愿种地当成农民不要地, 不能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变成人为地将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不解决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问题, 片面强调发展土地规模经营, 简单地把农民抛向市场、推向城市, 会使相当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陷入困境, 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和农村贫民, 还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 如果动摇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 则农业的家庭经营要么走向土地私有条件下家庭经营, 要么走向消亡或变成有名无实的形式, 这显然违背改革的初衷。所以, 稳定农户的经营主体地位, 对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对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
二、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工业经济学原理, 现代农业都是规模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规模化生产就能有效使用机器, 集约化经营就能降低费用, 提高劳动生产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随着工业化和农村人口大量转移, 依靠集中和扩大土地面积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都经过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形式, 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 工业化国家都先后完成了土地的聚集, 走上了规模经营的道路, 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就我国而言, 虽然目前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暂时还无法在城镇落户, 但大约1.5亿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基本上不会务农。中央领导曾明确指出, 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从长远看, 新生代农民工具备了脱离农村、脱离土地的可能。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城镇化加速期, 随着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挤出效应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吸纳效应的增加, 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比重日趋下降的态势将越来越明显, 村庄空心化、空洞化趋势将越发明显。当农民不再依赖土地, 不再把土地作为生产生活资料, 那么, 在此基础上就会逐渐出现农业向规模经营的自然过渡。从目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看, 迫切需要发展现代农业, 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而要发展现代农业, 就必须推动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三、辩证分析稳定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
要辩证看待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与积极引导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 深刻认识二者内在的必然联系, 绝不能把二者分裂开来、对立起来。
从国际情况看: (1)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 家庭经营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 尽管经营规模有大有小, 但基本的经营主体都是农户。美国的现代化农业就是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日本的农业也一直以家庭经营的小农为主体。 (2) 从各国实践看, 有效的小农经营体制是人多地少国家保障农民生计最为基本的制度安排。小规模土地经营者同样可以广泛使用各种现代生产要素, 并利用社会分工将自己的生产纳入机械化、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的轨道。像良种、化肥、农药、灌溉技术等的使用, 与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关系并不大;而对于农业机械的使用, 小规模农户固然会受到一定限制, 但通过购买适宜的农业机械或购买社会化的农业机械服务, 同样能够达到较高的机械化水平和使用效率。
从国内情况看:我国共有2.3亿农户, 户均土地经营规模在0.55公顷左右,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大多数地区靠扩大土地规模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不可能的。轻易放弃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业经营体制, 鼓励大公司大规模兼并土地, 不利于农业农村的发展, 还会导致城市病。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 改造传统农业的途径就是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水平, 即广泛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 增加技术、资本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 大力发展农业集约化经营。其要旨是:一方面, 要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来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减少农民数量, 提高务农土地人均占有量, 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把分散的家庭经营变成有一定规模、集约化经营的家庭农场、牧场、林场果园;另一方面, 要通过调整农业结构, 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 特别是要加快发展设施农业, 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 形成规模效益。
从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看: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决不是维持传统的小农经济, 也并非意味着这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推进, 现代农业的发展,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在不改变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质的前提下,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和利益的前提下, 根据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要求和改革的深化, 积极改善外部环境, 转变发展方式, 创造家庭经营向现代化迈进的条件, 并不断充实和丰富它的内涵, 不断对土地制度进行创新, 应该可以看作是对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只有这样, 我国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才会具有长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才能真正持久稳定。
从适度规模经营看: (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实质并不是对家庭经营的否定, 而是家庭承包经营的延伸和发展, 通过改善家庭经营的外部环境, 实现有关环节的机械化、专业化、社会化, 并克服以一家一户分散经营为特征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种种局限,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也更能从根本上确保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稳定。 (2) 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取决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取决于农民非农产业就业程度, 取决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3) 从长远看, 农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一个渐近的过程, 决不能急于求成。相信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非农化进程的加快, 土地规模经营会有一个大的发展。但这个过程一定是在政府反复强调稳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保障下自发进行的。
从我国部分地区的发展实践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完善双层经营制度, 就不能因此简单认为现阶段就完全不能搞规模经营。土地规模经营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 实现非农产业充分就业, 决不能不顾客观条件和农民的意愿强制推行规模经营。在实践中, 各地一般都把60%~70%的农业劳动力稳定地转入非农产业作为实行规模经营的起步条件。单就这一条, 无论从局部还是从全国看, 我国都还不具备大量发展土地规模经营的条件。当然, 在少数确实具备条件的地方, 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部分大中城市的近郊区, 应当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建立适应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要求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建立支持农民发展二、三产业的城乡经济管理体制, 促进部分有稳定非农产业就业和收入的农户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转让土地, 实现以城乡的工业化积累来逐步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 逐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村的现代化。
当然, 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也绝不仅仅意味着只是集中土地。现代农业的规模经营也可以是服务的规模, 如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的社会化和规模化程度。在我国, 寄希望通过大规模集中土地, 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不现实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依靠龙头企业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带动, 通过分户生产、联合加工和销售的途径, 可以使一个产品、一个产业在一个区域内形成有专业化分工的社会化大规模生产。这是在集约化生产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基础上提高农业整体效益的现实途径,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选择。
四、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途径
根据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具体国情, 结合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步骤, 我国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在局部条件具备的地方, 随着农村人口转移, 通过部分农民依法自愿流转土地, 逐步实现土地集中型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 通过合作服务实现合作服务型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三是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分散农户提供统一服务的统一服务型规模经营。
(一) 土地集中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与农村土地流转紧密相关。目前实行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的主要有种粮大户经营、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等类型, 其中以种粮大户经营为主体。
(二) 合作经营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目前在家庭经营基础上, 主要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型、龙头企业经营型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型是指生产同类农产品的农民自愿参加组成的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为入社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带动农民专业生产, 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获得良好的规模效益。
龙头企业经营带动型是指以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依托, 龙头带基地, 基地联农户, 产加销一体化, 种养加一条龙, 实行区域种养、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系列化服务, 使各具特色的优势农产品形成区域性的主导产业
(三) 统一服务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统一服务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指各类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生产服务性企业等将分散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和技术推广纳入规模化、专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轨道, 提高家庭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程度, 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
五、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建议
(一) 必须完善四个坚持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切实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各项权利,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坚持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 是否流转土地、开展何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要由农民做主;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既要充分发挥政府调控引导的作用, 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坚持从实际出发, 允许多种组织形式并存、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多种投入主体并存、多种实践路径并存。
(二) 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建设,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在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下, 农户可以维持对原有土地承包关系不变而将部分或全部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出去。农户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承包地是否流转和流转的形式,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农户流转土地, 也不得阻碍农户依法流转土地。不准借土地流转剥夺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解除土地承包合同, 不准借土地流转改变土地所有权和农业用途。土地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剩余期限。土地流转应当是有偿的, 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土地流转的收益应归农户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和扣缴。在此基础上发展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推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三) 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社,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要在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的专业合作社的力度, 增加社员数量, 增强合作社带动能力, 提高组织化程度, 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 抓好统一信息、信贷、供种、植保、防疫、加工、销售和分户种植管理等, 落实生产技术标准, 对接市场提高其为农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四) 大力发展各类多元化的农业服务组织,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要加快培育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 为不愿意流转土地的农民或者暂不具备流转条件的地区采取“社会化服务+农户”方式, 做好统一产业布局、统一种苗供应、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专业化服务, 发展订单生产, 将单一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环节纳入规模化服务范围, 为农民提供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鼓励各类服务组织与农民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连接机制, 充分发挥其为分散的农民提供统一经营和服务方面的作用。
(五) 大力发挥集体组织在统一经营和服务方面的作用,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家庭农场土地承包合同 篇5
1.乙方逾期支付流转费用的，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 元违约金。
2.甲方逾期交付土地的，每逾期一天，应向乙方支付 元违约金。
3.发生下列情况，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
(1)乙方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
(2)乙方从事掠夺性经营，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的。
(3)乙方在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抛荒土地达到 6 月的。
4.甲方非法干预乙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5.其他违约责任 。
十、其他约定
在本合同履行期间，若土地承包经营权灭失的，双方约定按照以下方式处理：
十一、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争议的，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双方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 松江 区(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附则
1.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乡(镇、街道)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
甲 方： 代 表 人： 住 所： 联系方式： 签约日期：
乙 方：身份证明：身份证 号码： 住 所： 联系方式： 签约日期：
家庭农场土地承包合同范文篇三
发包方： (以下简称甲方) 承包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完善乡域内部土地承包体制，充分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充分协商，现就有关土地承包问题达成如下合同条款，以供双方遵守。
一、甲方辖区土地权属为国有，现承包给乙方种植经营，乙方在承包期内享有土地使用权，其承包面积为 亩，(具体位臵：东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合法从事农、林、牧、副业经营。
二、本合同承包期三十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三、承包费及其他费用的交纳方式：
1、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他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乙方承包土地必须向甲方缴纳土地承包费及其他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费用。乙方因生产经营发生的一切费用，如水费、电费等由乙方负责承担，自行向相关部门交纳。
2、乙方自 年起开始向甲方交纳土地承包费，土地承包费为 年至 年每亩每年 元; 年至 年每亩每年 元; 年至 年每亩每年 元。
3、乙方必须于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前交清土地承包费，逾期不交者，按所欠承包费每天3‰加收滞纳金。如一年不交纳承包费或连续两年弃荒者，承包合同白行终止，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其承包土地，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另行发包。
四、由于政府规划建设需要征用乙方所承包的土地，乙方应积极配合，征用土地造成的损失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
五、在履行合同期间，如果国家调整物价及有关指数，甲方有权调整收取乙方缴费标准，由于政策的变动，甲、乙双方无法履行合同时，必须终止合同。
六、本合同由 负责监督执行，并负责代收本合同规定乙方应缴纳的各项费用。
七、甲方在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相关项目的实践中，乙方应承担部分建设资金，由甲方对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
八、甲方的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
1、甲方有权对承包户进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进行宣讲，并组织实施，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的工作。
2、甲方计算承包地面积按实有面积计算，扣除主道路、宅基地面积。
3、甲方有权对全乡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种植业结构、畜牧业发展等进行调整，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合理开发利用。
4、甲方有权对乙方及雇工违反法律、法规行为(如违反宪法、刑法、土地法、计划生育政策、综合治理条例等)进行处理，并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5、乙方在当年如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甲方应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和乙方申请做出相应缓减措施。
(二)甲方的义务
1、甲方有义务协调乙方与其他相邻土地承包户的关系。同时协助乙方解决相邻纠纷。
2、甲方应保障乙方在承包期内的合法生产经营权。
3、甲方应为乙方协调用水，用电等问题，实行统一管理。
4、甲方应以市场为导向，引导或指导乙方的农作物种植及产业结构调整。
九、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的权利
1、乙方有权向甲方咨询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2、乙方在当年如遇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可根据实际情况向甲方申请相应缓减措施。
3、乙方有权对农业生产等事宜进行建议，甲方在具体实施中应充分考虑其意见。
4、乙方有权监督甲方的管理效能。甲方在处理矛盾纠纷工作中，乙方对不合理现象在尊重事实的情况下，可实事求是的向 甲方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解决办法。
5、乙方在承包期间，如果甲方无故终止或变更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二)乙方的义务
1、乙方及雇工必须依法生产、合理经营，必须遵纪守法、严格遵守国家、自治区、自治州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条例规定，服从统一管理。
2、乙方必须按时交纳国家规定的各项费用和承包费，不得以任何借口拖欠，否则甲方有权按违约责任第3款执行。
3、乙方在承包期内，不得超越土地经营范围擅自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和非法开荒，防止承包土地水土流失、沙化、盐碱化等现象发生，必须按照土地开发有关规定在所承包土地范围内栽种适当比例的防护林，合理保持当地生态平衡。否则甲方有权按违约责任第3款执行。
4、乙方在承包期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出租、抵押，土地。若需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的。需报甲方审核批准备案后方可进行，并按程序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否则转让、出租、抵押和继承手续无效。甲方有权按违约责任第3款执行。
5、乙方应接受甲方对农作物的种植引导或指导工作。甲方 可根据政府宏观调控种植的任务调整乙方的种植计划。乙方必须服从。
6、乙方在承包期内所建房屋、栽植的林木、及其他固定设施归乙方所有，如合同变更，甲、乙双方可协商解决。
7、在本合同期内，乙方如发生意外死亡或病逝，其家属和子女有权继承。在无经济实力和能力经营的情况下，必须通过甲方同意后方可按程序办理相关转让手续，否则转让无效。由此造成的一切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十、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必须严格履行本合同条款，不得违反、如有一方违反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由过错方负责赔偿。
2、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擅自终止合同，不得随意变更合同条款，如有违反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并终止合同。
3、乙方如出现违反本合同第九条所列的款项情形之一，甲方可限期乙方l 5日内改正，逾期不改，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无偿收回土地，由此造成的损失及责任，由乙方自负。
十一、本合同不随双方人事变动而随意改变，若遇国家政策、法律、条例等变动造成本合同与之相违背抵触的，按国家政策、法律、条例规定执行。双方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达成书面协议随本合同附后，作为本合同补充条款，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十二、本合同一式三份，自以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之前甲乙双方所签定的所有土地承包合同作废。
甲方单位公章： 乙方单位公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签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签章：
家庭承包 篇6
关键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土地银行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獻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27.060
1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概述
1978年11月24，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残破的茅屋里18位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诞生了一个伟大壮举——包干保证书即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大地开始燎原。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法律上得到确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创了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使用，农村劳动力日益闲置，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工业和商业发达的城镇转移，开始了红火的打工热潮[1]。
21世纪，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每家农户就三五亩耕地，根本就养不活一家人，青壮年都进厂务工或经商而离开土地，农村开始空心化和留守老年化，农村大部分人口是老幼妇孺，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农村中青年劳动力不足，导致农村大片的土地撂荒。
2 现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足
现如今，因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变迁，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已经向企业化、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和科技化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包产到户，承包到人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对当前的农业生产向前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制约[2]。其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基本上按人员平均分配，把整块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分户经营生产效益底下，这既不利于生产规模的扩大，也不利于分工的发展，更不利于农业技术的进步。
二是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使中国的经济带有浓厚的小农色彩，使我国农业生产长期滞留在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导致农产品成本过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经济效益低下。
三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土地使用权的划分使农民对承包的土地产生了恋土情怀，许多农民即使从事了非农业产业也不愿放弃土地，宁愿把土地粗放经营甚至拋荒，不愿放弃土地的使用权。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中，“户”是土地的基本承包经营单位，在现有农村土地使用情况下，土地就算是荒在那里，农户也能得到国家的补贴[3]。所以农户就抓住土地不放，给土地集约经营带来阻力和困难。而我国人均农用地资源高度缺乏，种田能手希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却得不能得到。对农业生产的企业化和规模化造成了阻碍。
四是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不稳定，导致农民对土地缺乏进行长期投资的热情，土地经营短期化行为不可避免。土地资源处于掠夺经营中，这种缺乏投资的土地必然导致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生产条件无法改善，科技含量低，农业生产力低下，无法提高。
五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基本特征之一，但现有的土地经营分散化，难以克服农户在商品生产上的盲目性，经常会出现跟风种植的现象，造成产出的农产品供大于求，使农业生产经营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震荡之中。
六是给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带来阻力。例如，土地田园化改造，土地平整后，短期内（1～3a）会给地力造成影响和生产操作造成困难，农民都是短视的，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配合。假如想在农田里修条机耕道，就会占用农田，而在机耕道尽头的农户就觉得自己用不着那条道路而不配合。七是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使用带来阻力，如无人机喷施农药。
3 对策分析
3.1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含义，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要想顺利实现土地流转，还需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对土地进行适当的集中管理。各地应根据实际，土地由组村或乡镇集中管理，以便对外承包，便于农业配套设施的建设和规模化生产的进行。二是土地虽然集中管理，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还是农户的。农户土地可以股份或租赁的方式获利。三是离地农民的土地以股份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并建立土地流转机制，维护农民的既得利益。四是土地集中管理后，要适当且就近拿出一些土地给愿意种植粮食的农户，以解决自家口粮的农户种植粮食。五是建立严格的惩罚制度，要求种粮的农户必须保证土地的使用，绝不能撂荒。
3.2 土地银行
结合我国当前的法律政策和实际国情，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和研究，在此提出了“土地”银行的概念，通过类似银行的土地中介经营组织的构建来将土地像钱那样，可以被存入和贷出，从而解决我国农村流转市场尚未确立，整个机制不够完善，最终使得人均可使用耕田比较少，生产效率低下，生产力在农田生产的闲置，协议和法律的不正规，真正懂经营或想承包的人无田可用等现象。本着农户自愿的原则，可将自己的土地存入“土地”银行组织，然后“土地”银行根据当前土地的肥沃程度、土地类型、位置、存入期限等进行有偿存入，定期给予一定的利息；对于土地贷出着来说，按照规定来将农户零星存入的土地，通过整合、打包甚至改造等贷给土地承包商，从而满足其大范围种植、农业企业等基本需求，从而推动我国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和快速发展。
为了满足“土地”银行在土地“存”“贷”的基本功能，需要实现以下几个功能点来配合“土地”银行机构的开展：一是“土地”银行能够对农户存入的土地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对贷出者的整个过程进行风险分析和分散；二是依照当前我国的土地承包法，可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扶持下开展相关的职能；三是在政府部门需要有专门针对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业务的处理部门，针对相关的土地流转行为开展具体的业务处理。
4 结语
只有实施以上措施，农业生产小而全的问题才能解决，真正想规模种田的人才能有可种，农业生产才可以重新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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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磊荣.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中国农地产权现状评析[J].改革与战略，2004（7）：28-31.
家庭承包 篇7
关键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 而农村改革的突破口和核心内容是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建立起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因此,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的起点。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内涵
联产承包制是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赋予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经营权利, 使生产资料与农民直接结合, 使资源配置趋向合理, 使劳动者的劳动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指我国农村改革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其内容是把农业经营由集体统一管理改为家庭自主经营, 农民在完成集体和国家的收购任务以后, 余下的成果归家庭自身支配和使用, 原来的集体劳动由自主劳动代替。用农民的话说就是“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的全归自己。”这种体制改变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政社合一”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提高了经济效益。
二、理论原因
(一) 农业是适合家庭经营的部门。
长期以来, 由于受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 我们一直认为生产组织越大越好, 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 企图沿着生产队———大队———公社的模式逐级过渡。因此, 对家庭经营采取排斥、否定、取消的态度, 但实际上, 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生产组织, 不仅在生产力落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长期存在, 而且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代农业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1、农业的劳动对象是生物, 它们有自己的生长发育规律。
农业的经济再生产必须依赖于生物的自然再生产。农作物与工业品不同, 它是不可分解的活的有机体, 它成长的各个阶段在时间上是连续的、不可中断的;农业的劳动成果必须表现在最终产品上。因此, 农业生产需要有固定的人员对农作物生长的全过程进行连续的观察和自始至终的管理, 而不能像工业那样同时进行不同的生产。
2、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 土地是农作物生长不可代替的物质基础。
因此, 农业劳动必须随着分布在不同地段上的农作物转移、变换和分散进行。而土地同时又是人们的生活居住地, 因此农业生产一般总是同家庭组织联系在一起, 不像工业生产那样, 可以集中起来, 固定在工厂中进行。
3、农作物的生长发育需要一定的自然条件。
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土壤、肥力、季节、气温、光照、雨水和病虫害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变化, 灵活机动地组织和安排生产, 而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 按照一定的程序和固定的模式稳定地进行, 否则就做不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作物制宜。
(二) 家庭经营的优点。
家庭是建立在血缘和姻缘基础上的社会细胞。互相间的关系最紧密, 具有生产、消费、生育、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同时, 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还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家庭经营的实质是农民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和对劳动剩余的支配权, 它有其自身的优点: (1) 家庭成员之间能实现优化协作和优势互补; (2) 家庭内部的决策成本低; (3) 家庭承担风险的能力强; (4) 家庭内部进行分配可以节省分配成本; (5) 家庭经营的管理成本低。这些都特别适合于经营农业的各种特殊要求。
三、历史原因
(一) 包产到户三起三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是包产到户, 它的明确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合作化初期。邓子恢在1954年合作化之初和1956年合作化基本实现之后, 以及在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多次提出和强调实行以“包”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六十年代初, 刘少奇、邓小平、朱德也曾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上支持和倡导以“包”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曾三起三落。1956年浙江、四川等地农民试图解决高级社遗留下来的问题, 在部分县社试行包产到户;1959年河南等地为了解决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共产风的错误, 在一些地区搞了包产到户的试点;1961~1962年为了克服严重困难, 在安徽等省试行“责任田”。这些实验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均未被允许生存下来。1957年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大辩论”, 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反右倾”运动,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大批“单干风”, 使得支持包产到户的中央和地方干部或遭批判、或降职、或撤职、或被开除党籍, 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从那时起, 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被迫废止。特别是十年“文革”中, “三自一包”成了“刘、邓路线”的代名词, 以农户为单位的包干到户的经营方式被搁置和批判, 直到20多年后, 包产到户才悄然再现。包产到户虽然三起三落, 但其增产增收的效果铭记在农民心底, 农民在为改变落后面貌而思变之际, 这一制度呼之即出。
(二) 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
人民公社化运动自1958年8月在全国兴起, 10月即宣告完成, 前后只有3个月的时间, 但公社制度的整顿和巩固却花了20年的时间。在人民公社的整顿过程中, 尽管投入了巨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 轮番运用了经济刺激、组织调整、政治清洗和思想宣传等各种手段和措施, 最后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人民公社制度必然失败的因子, 深深根植于公社制度自身, 为巩固这一制度所做的一切人为的努力, 都无法挽救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概括起来, 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政社合一, 政企合一, 政府直接操作、经营农业;排斥市场体制, 企图跨越不可逾越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平均主义盛行;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事实证明, 人民公社制度并不是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而是领导者主观意志的结果。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 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 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 急于求成, 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 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以后虽然经过多次调整, 在1962~1965年实行过调整、充实、巩固和提高的“八字方针, 并制定了两个人民公社章程, 即“六十条”, 但“左”倾错误仍没有解决, 在“文革”中变本加厉, 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四、现实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他们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 强烈要求改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等弊端。在一些贫困落后并有管理经验的省区, 如, 安徽、四川、贵州、甘肃、内蒙古等很快就突破了队为基础, 搞起了包产到户。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背着公社和大队秘密地搞起了“包产到户”, 使小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全队粮食总产13.2万斤, 相当于以往5年的总和;油料3.5万斤, 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家庭副业也有较大发展, 生猪饲养量当年达135头, 超过历史任何一年。过去23年未向国家交售一粒粮食的小岗, 这一年却破天荒地向国家交粮3万斤, 油料24, 933斤, 填补了油料征购项目的空白;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 社员人均分配200元, 一跃成为全县的冒尖队。农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为惨淡经营中的中国农业带来了一线曙光。当时, 安徽省委和邓小平都支持包产到户。在因长期贫困而闻名全国的山东省惠民、聊城、菏泽、德州4个地区, 也由于实行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一年就摆脱了贫穷, 农村人均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些消息传出后, 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民推行包产到户的热情, 包产到户向全国农村的发展, 已经势不可挡。
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农业大丰收。铁一般的事实给刚从思想禁锢中解脱的人们以启迪和激励,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农村政策终于作出了异常艰难又至为关键的选择, 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组成部分。1982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大进一步充分肯定了以“双包”为主的农村家庭承包制。1983年的中央1号文件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即以“双包”为主的各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统称) 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3年以后, 以大包干为主的承包制迅速向农村非种植领域扩展,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 就囊括了农村经济所有领域, 林、牧、渔、副、工业等纷纷采取承包制, 使这些产业起死回生, 迅猛发展, 兴旺发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村经济推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五、结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作出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 明确提出, “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 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的第一步改革, 正是从这一个基本点开始的。联产承包制逐步推广和普及的过程, 是逐步解放思想、打破框框的过程, 也是符合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新模式逐步形成、不断完善的过程。正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农村改革实践, 推动着我们党逐渐明确经济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 是这一场从自然半自然经济转向现代化市场经济改革的起点, 因而不是小改小革, 而是质的变化、体制的变化, 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变化。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组织基础, 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在这封闭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细胞, 从而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纯”的思想框框, 突破了僵化的单一公有制, 为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形成了一个改革的利益主体和依靠力量, 成为农村以致全国以后一系列变化和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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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利与弊 篇8
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农民最亲近的就是土地, 一下子分到了由自己完全掌握的土地, 心里真是乐开了花, 站在实实在在的泥土上, 心里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这就增强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1952年到1978年, 农业总产值增长仅为2.9%, 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业总产值增长达7.7%, 增长了4.8个百分点。这都是缘于由原来的集体劳作转为个人劳作的结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公社化集体化时有人偷懒、监督成本高等问题,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农业生产的发展毋庸置疑地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
二、改变了农民只能在土里刨食的命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 我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商品经济极不发达。我国是个农业大国, 80%是农村人口, 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必须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为实现农村劳动力人口的转移提供了条件, 具体讲有两点:首先, 农民的生产自主权扩大, 除了交一定的农业税 (如提留款) 之外, 收入全是自己的。经营方式也是非常灵活多样的, 他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其次, 每个人的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 人们各尽所能, 各用所长。劳动力自然就会出现剩余的现象, 这就为开发新产业创造了条件。这两点使得农村开始分工分业, 促进我国农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农民的生活自由了, 农闲时候可以到城里打工, 也可以在村里发挥自己的特长, 既增加了收入, 又扩大了视野,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科学种田的意识普及到大众
为了使农作物增产, 农民们想尽办法, 他们走进了书店, 捧起了书本, 种植优良品种、测土配方施肥, 使得一些名、优、特农产品纷纷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市场, 众多的农民依靠科学种田发了家、致了富。“庄稼活不用学, 人家咋着咱咋着”, 这句过去挂在农民嘴上的口头禅, 如今已被“设施农业”、“特色农业”、“立体农业”等一些新名词所取代, 农民科学种田蔚然成风。近年来, 在政府的支持下, 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县农业局主办的“科技下乡”、“科技培训”和“科普宣传”等活动, 学到了农业科技、农村政策、农业法规等方面的知识, 如今, 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种植、养殖的“行家里手”, 农民种田的科技含量显著增加, 效益明显提高。
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变革之一。它充分地体现了中国农民的首创精神。它的主要精神在于将农民的小户粉沙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 其激励机制可以概括为“交足国家的, 留够集体的, 剩下的全是自己的”。不可否认它在解放中国农村生产力, 调动农民积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具体如下:
(一) 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推广
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分得很零碎, 最大的地块也就一两亩。很多农村地区, 这种制度已经演化为实质上的农户私营。更多的时候他们苦于农业投入资金、信息、技术、人力等各方面的缺乏, 也无力去面对各种自然、市场的风险。这样就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推广, 从长远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二) 小农意识的劣根性使土地质量退化
由于是分散经营且土地隔几年就要动一次, 谁想怎么种就怎么种, 不考虑土地的再生性, 造成盲目地大量地使用农药化肥, 只要能使蔬菜庄稼长得好, 他们不惜使用剧毒农药。地膜的盲目覆盖、树木的大量砍伐, 造成土地沙化严重、板结厉害。这些都是联产承包制度下小农意识的劣根性造成的。
(三) 粮贱伤农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由于是单个家庭经营, 所以大部分农民种地很盲目, 跟风现象很厉害, 今年哪种作物价钱高, 下一年必定会大种特种, 这样必定会造成供大于求, 使得往年价钱高的作物几乎收不回成本。有些作物不能长久存放, 常常使农民血本无归。这种粮贱伤农的现象并不少见,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势必挫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影响农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出,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广大农村带来的变革, 无论是在物质方面, 还是精神层面带来的进步都是显而易见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这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也逐渐表现出来, 到了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变革的程度。
摘要：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三十多年来, 农村经济大幅度增长, 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不但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而且使很多家庭过上了富裕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土地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
关键词：联产承包责任制,利与弊,土地改革
参考文献
[1]丁关良.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问题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家庭承包 篇9
一、产权制度变迁理论范式:基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分析视角
(一) 相关概念界定
1.产权制度概念界定
笔者对产权制度作如下界定:所谓产权制度, 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 (或经营权、管理权) 、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2.产权制度变迁概念界定
一般而言, 所谓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又表现为一种更有效益的制度的生产过程, 还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交易活动的制度结构的改善过程[1]。据此理解, 产权制度变迁是新的产权制度安排对旧的产权制度安排进行替代的过程。而产权制度变迁作为一个过程或一种运动同样具有哲学意义。笔者借用经济学中的均衡概念为分析工具, 从产权制度内在矛盾运行的视角对产权制度变迁概念拟做如下界定:产权制度变迁是产权制度均衡与非均衡状态的辩证统一体, 是一个从初始的均衡到不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从本质上讲, 经济学中的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 因此, 对产权制度均衡可以理解为:在某种产权制度安排下, 产权制度主体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利润 实现了最大化, 从而产权制度主体无意改变这一制度安排的情形, 亦即产权制度需求者和制度供给者同时实现均衡的情形。相反的情形称之为产权制度非均衡。如下表1所示, 制度状态A属于笔者所说的产权制度均衡, 另外三种状态则属于产权制度的非均衡情形。
(二) 产权制度变迁理论模型:一个新的视角
1.模型假设
首先, 产权制度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次, 存在一个初始的产权制度均衡 (即产权制度供、需双方同时实现了均衡) 状态。最后, 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 从而制度效率取决于交易成本 (即制度成本) 的高低。制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 即作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 某一范围内的特定制度安排对该范围内从事某种或某些特定活动的人具有“共享性”, 亦即制度对其所辐射范围内的活动者或者说交易者起到同样的规范作用。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可以假设产权设制度效用给定不变。这样, 制度效率的高低便取决于制度成本或者说交易成本的大小 。
2.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命题及证明
命题一: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选择, 进而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或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状态。
证明:一方面, 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都可发挥多种功能, 提供多种服务, 从而交易者可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获得一定的效用;另一方面, 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和运行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即产权制度构建成本和产权制度运行成本。因此, 任何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都取决于产权制度主体从该项产权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与产权制度成本的对比。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 产权制度主体对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选择应包括两步:第一, 所做的选择要使其效用大于产权制度成本, 即产权制度利润大于零。第二, 在所有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安排中, 选择产权制度利润最大的那一个产权制度安排。因此, 根据产权制度主体的理性假设, 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确立取决于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在产权制度效用给定不变的情况下, 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就等价与交易成本的最小化。
命题二:产权制度的内部矛盾运动导致对其初始均衡态的否定。
证明:从内部因素看, 产权制度需求者和产权制度供给者构成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一方面, 产权制度的需求者作为特定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交易者, 与产权制度的供给者相比往往具有数量众多、交易方式多样、交易发生频繁等特点。加之新技术和工艺的采用、市场范围的扩大、人口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自然资源状况的变化以及交易者的机会主义倾向或行为, 作为一种每日每时都发生的有形或无形支出, Trc2有增加的趋势。交易成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使产权制度需求者从该产权制度中所获产权制度利润低于产权制度利润最大化状态, 每一次产权制度利润与其最大化状态的向下偏离都会导致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产权制度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 与产权制度需求者不同, 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取决于Trc1, 与Trc2相比, Trc1是一次性支出, 一项产权制度安排建立之后这项支出就会停止, 因此, 在一项产权制度安排的存续期间, 产权制度供给者的产权制度利润往往是一个处于最大化状态的常量, 从而产权制度供给者对新产权制度安排的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者对该新产权制度安排的需求相比就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样, 当产权制度需求者对新的产权制度安排产生需求即出现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非均衡状态时, 产权制度供给者常常仍处于原有的均衡状态, 产权制度供给者不仅没有提供新产权制度安排的欲望或动机, 而且往往尽力去维持原产权制度的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行的产权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产权制度需求者的需求, 产权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 产权制度的非均衡状态 (表现为产权制度状态B) 出现。
命题三:产权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对产权制度非均衡态的否定, 亦即对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否定之否定。
证明: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成为产权制度变迁的前提和动因。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一方面说明产权制度初始均衡态的打破, 另一方面又孕育着新的获利机会, 即在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集合中, 存在着比原产权制度安排的产权制度利润更大的产权制度形式, 或者说存在潜在利润, 主要包括:规模经济带来的利润、外部经济内化带来的利润、克服对风险的厌恶或者说对风险的分散与克服所带来的利润、降低交易成本带来的利润。潜在利润成为不断推动产权制度供给者去进行产权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制度变迁的完成意味着新产权制度安排的建立, 同时也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效率水平上实现了产权制度需求者的均衡和产权制度供给者的均衡, 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与产权制度需求之间的协调, 亦即产权制度在更高的效率水平上演变成为产权制度状态A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Trc1与Trc2之间的差别从而产权制度供求之间差别的存在, 产权制度均衡的实现往往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 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来看, 产权制度均衡往往是先有一个局部均衡, 然后才可能出现产权制度的一般均衡和总体均衡。然而, 不论产权制度均衡实现的路径如何, 新的产权制度均衡状态的实现既实现了产权制度利润的最大化, 也实现了产权制度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一致, 从而实现了对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这种否定既是在方向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回归, 又是在内容和程度上对初始均衡状态的发展, 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体现了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产权制度均衡状态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和变迁。
二、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建立:农地产权制度初始均衡的实现
所谓农地产权, 是指基于农村土地而产生的财产权利的总称, 亦即包括农村土地所有权及其衍生出来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权利束;农地产权的各项权能既可完备地集中起来由一个主体行使, 也可分散地由不同的主体分别行使。相应地, 所谓农地产权制度, 是关于农地产权各项权能归属及分割的制度规范的总和, 是指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权能在内的具体制度安排组成的制度体系, 具体可分为农地所有权制度、农地经营权制度、农地收益权制度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等具体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的变迁:第一, 从新中国成立至1953年, 确立了实施了土地的农民个人所有制,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使农民摆脱了封建地主的剥削, 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农业生产呈现出快速增长。第二, 始于1953年的互助合作社, 经过1954年的初级社, 再到1956年、1957年的高级社和1958年的人民公社运动, 形成单一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2], 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为止。第三,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至今建立和实施的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笔者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例加以分析。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1978年, 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掀开了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1979年中央转发的国家农委党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规定: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允许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其它地方的包产到户也不必禁止和勉强纠正;1980年, 包产到户扩大到整个贫困地区;1982年, 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 这标志着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安排的确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改变了农地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等各项权能集于于一身的状况, 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分离, 集体组织与农户间的权、责、利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明晰, 农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
(二)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地产权制度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了均衡状态
1978年, 中国农村启动了由于农户被赋予从事家庭经营的包括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在内的农地承包权, 相应地确立了以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经营制度, 农民的生产经营和劳动计量都在家庭单位中进行, 其生产成本与收益趋于一致, 因此自动建立起了“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 极大地克服了农地集体产权制度下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种农地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空前的释放, 农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或者说农地产权制度达到了均衡状态。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制度极大地适应了农户 (制度需求者) 生产经营的特性, 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 农户从该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地提高 (产量增加、收入提高) , 农户对这一制度安排感到满意, 制度需求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首先, 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生产过程的自然性和生产成果的直接性相一致。农业 (这里指狭义的农业或称种植业) 生产过程是人类通过利用植物有机体的生命力将自然界中的光、热、水、汽以及各种矿物质养料等物质和能量转化为生物产品, 以满足社会需要的过程。农业劳动对象——农作物生产发育的规律决定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 进而决定了农业生产只能按自然界的时间, 即受季节约束的生长过程依次进行各种作业, 加之农业生产一般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 不宜移动, 不能像工业生产那样把非常大量的生产条件进行集结, 采取多种和大量作业同步并进的办法。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 同一时期的作业比较单一, 不同时期的不同作业多数又往往可以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这样, 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多是简单协作。简单协作在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操作时优于单独劳动, 但在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 往往还不如单个劳动者力量的机械总和, 因为这既要增加监督成本, 又有可能产生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 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及由此决定的季节性使得农业家庭经营成为一种较为合适的形式。另外, 农业劳动成果的直接性是指农业劳动很少有中间产品, 成果大都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一特点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各环节的劳动支出状况只能在最终产品上表现出来, 而各个劳动者物化在最终劳动成果中劳动量的多少、质的高低却很难计量。因此, 只有将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劳动与最终的劳动成果及其分配直接挂起钩来, 才能对农业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激励, 而这只有在家庭经营时才能更好地做到。
其次, 这一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与农业自然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不可控性相一致。这些特点要求农业的经营管理要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具体性, 种植决策、生产决策、经营决策都要因时、因地、因条件制宜, 要准、要快、要活。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分散到直接生产者身上, 即将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结合起来, 才能取得好的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讲, 农业劳动和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分散性, 其成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民的劳动成果, 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各个农民对生产进行合理安排, 靠农民对全过程细心地作业和管理, 以及对市场的预测。这些特点决定了家庭经营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为合适的组织形式。
最后, 这一农地产权之端安排与农户自身在生产经营上所表现出的目标的一致性、激励的多样性、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灵活性相一致。农户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 也不是单纯的文化或政治组织, 维系家庭存在的, 决不限于经济利益这一纽带, 而且还有血缘、感情、心理、伦理和文化等一系列超经济的纽带。这就使家庭成员可以从多方面对组织的整体目标和利益认同, 即把家庭其他成员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 比较自愿地当成自己的要求、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半是由于这种互补机制的存在, 家庭无需靠纯经济利益的激励就能保持对其自身的目标和利益的基本一致性。另外, 家庭成员具有利益目标的认同感, 使得农业家庭经营的管理成本最小, 劳动激励多样。同时, 家庭的婚姻、血缘关系, 使得家庭经营具有持久的稳定性, 上一代对下一代多方面的寄托所形成的继承机制, 使得家庭经营一般具有较长的预期, 并能为实现这种预期而长时间地自愿协作, 这使得农业家庭经营表现出其他经济组织都不具有的激励规则, 家庭成员的工作努力无须以内部精密的劳动计量并同报酬挂钩来激发。因此, 农业的家庭经营, 一般无需监督, 管理成本差不多总是最小的。除此之外, 家庭成员在性别、年龄、体质、技能上的差别也可实行分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即家庭劳动者及其全体成员可以进行家庭内部分工, 使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3]。
2.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供给者达到了均衡状态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有效地实现了政府制度供给的目标, 政府 (制度供给者) 从这一制度安排中所获效用极大提高, 从而也对这一制度安排达到满意状态, 即制度供给者也实现了均衡:一方面, 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政府的效率目标。效率目标是我国以市场化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 赋予了农户一定的土地经营使用权和收益权, 奠定了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基本组织单元的地位, 把农户塑造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农业市场经济中的微观经济主体, 从而可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另一方面, 这一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了公平目标。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确保了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制特性, 有效地适应了我国人地比例关系紧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外部环境, 为广大农民拥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及农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 防止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 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三、农地家庭承包制的内在缺陷: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 曾取得了较好的历史绩效, 但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革、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与不足也日渐显露出来, 亦即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状态产生并日益凸现。
(一) 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1.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地规模狭小和碎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户均经营土地规模很小, 更由于实行联产承包制之初, 不仅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要公平, 而且土地质量好坏也要公平, 使得农户承包土地的地块分割零乱, 农地空间分割的碎化, 农户经营土地的零碎现象更加严重。例如, 1985年, 全国农户平均经营土地只有半公顷, 且被分为8～9块, 每块不足0.1公顷, 其中, 人均拥有0.05～0.18公顷的土地农户占全部农户的88%[4]。
2.农地规模碎化制约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一方面, 在现有的农户家庭分散经营的条件下, 农户家庭经营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 这种经营还具有小农经营的很多属性和简单商品经济的特征;而现代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 产品生产的首要目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 与之相联系的是专业化、产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 农地规模碎化不仅从客观上限制了农户的生产投入, 而且由于单个农户力量弱小、信息不畅、对市场需求缺乏有效预期,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 这又从主观上限制了其生产投资的愿望和偏好, 进而限制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3.农地过分细碎也制约了农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农地过分细碎, 还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整和布局, 从而导致农业生产的单位成本不断上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
(二)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模糊性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1.农地产权主体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谁是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所有者?虽然法律规定农地属农村集体所有, 但在农村存在乡、村、村民小组三级集体经济组织, 究竟谁是真正的所有者, 却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 现行有关法律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谁是发包人?是乡、村民委员会还是村民小组同样缺乏明确界定。如《土地管理法》规定,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 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很难保证农地产权主体有明确的边界。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模糊或者说虚置和缺位, 使得农民集体缺乏行使自己权利的组织、机制和途径, 最终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 致使农村土地所有者权利不断遭受剥夺和侵犯。
2.农地产权内容模糊导致农民权益的被侵蚀
首先, 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没有严格界定, 国家的土地管理权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内容交叉。农地承包制度虽然规定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所有权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经营使用权归农户, 但对所有者和经营者各自的权、责、利都没有明确规定, 致使产权边界模糊。
其次, 我国现行法律对农地集体所有权的约束和限制性条款很多, 而保护性规定却很少且抽象模糊, 明显地存在着土地管理权优于所有权的现象。例如, 《土地管理法》第五章“建设用地”中就有如下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村村民利用集体所有土地举办企业或建住宅都必须经县级以上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能向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 集体组织以外的民事主体若要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用于非农建设, 必须通过征用。而在实际操作中, 地方政府受利益的驱动, 常常滥用土地征用权, 造成大量不合理征地, 导致集体和农民利益被侵害。
最后, 农地收益权和处分权界定不清, 进而导致以下结果:要么是集体动辄以土地所有者的名义, 随意侵犯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 随意向农民摊派, 更有甚者随意收回农民的承包地;要么是农民把土地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不承担相应的义务, 集体利益得不到相应的保障, 承包合同纠纷也日趋增多。
3.农地产权期限的模糊性导致农业经济效益的被侵蚀
尽管第二轮承包将农地的承包期限延长为30年, 但在实际工作中, 许多地方仍然三、五年一调整, 土地使用期限短, 而且按农户规模的变动重新调整土地, 农民缺乏长期使用土地的安全感, 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 难以形成长期投资。从本质上讲, 农地经营使用权的相对稳定与适时调整存在矛盾:为防止对农地掠夺式的经营、开发而导致的土壤肥力下降, 破坏农地的可持续利用, 在农地经营使用过程中, 要求农地经营使用权相对稳定;但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又面临着不断变更和调整的客观要求, 这是因为农地的经营使用权是基于成员权获得的, 有新增人口的农户往往会要求调整农地以获得应该增加的农地, 因此, 农地调整就难以避免。农地的频繁调整一方面使农地经营使用者不能从长计议, 追加投资以改良土地, 影响了农业发展;另一方面, 农地调整本身还需要花费大量成本进行协调、谈判、发放农地使用权证书等, 费时费力, 增大了土地承包的成本[5];同时, 土地周期性的调整必将影响农户投入的长期效率, 导致农户经济行为的短期化倾向甚至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的利用, 从长期看, 最终会导致我国农业经济效益被侵蚀。
(三) 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导致农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1.以农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凝固性
首先, 两权适度分离、家庭承包分散经营的农地产权制度模式, 虽然消除了土地收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 却导致了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化和土地经营主体的细小化, 从而极大地阻碍了土地的适度流转与合理集中。
其次, 相关法律规定限制了农地产权的流动性。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即使法律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也只是“允许农户将无力耕种的土地在经集体同意并不能擅自改变承包合同的前提下自找对象、协商承包”,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 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 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这样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排除了集体所有权形态的土地流动, 而农户土地使用权形态又只能通过农民的相互转包与集体调整来进行, 这样就排除了农地的商品属性及引入市场机制的可能性;况且现实中的农地转包与调整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与制度保障, 带有明显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
最后, 上述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的共同作用, 导致了目前农地流转基础的非市场性、农地流转内容的不完整性、农地流转价格的不确定性、农地流转目标的非效率性以及农地流转格局的不稳定性, 最终无法形成适度规模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地产权制度。
2.农地产权的凝固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地资源的配置的低效率
由于农地产权的凝固性, 一方面, 大量的农地弃耕、撂荒;另一方面, 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或那些愿意经营较多农地的种田能手却没有足够数量的土地进行耕种。这就使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有地不耕和无地可耕的两难局面。同时, 一些地区由于农地频繁调整、好坏搭配, 使农户使用的土地地块过多而面积极为狭小, 不利于耕种, 更不利于机械化耕作, 也破坏了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5]。
四、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选择: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
农地产权制度内在矛盾的日趋展开不断动摇着其初始均衡状态, 导致制度非均衡态的产生和加剧, 并不断内生着对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状态的否定因素, 最后导致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 即农地产权制度新均衡的实现。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必将导致对这一制度安排自身的否定, 即在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农地产权完整性、明晰性和流动性的缺乏, 导致了新的制度非均衡的出现, 随着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和加剧,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初始安排将被扬弃, 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农地产权制度。同时, 这种取代是一种辨证的否定, 它既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内在缺陷的克服, 又是对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合理内核的保留, 同时还将增加新的制度内容。作为一种辩证否定的过程,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产权的模糊性和凝固性——已经昭示了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农地产权安排的清晰性和流动性。产权的清晰程度指的是产权的归属状况, 即产权是属于国家、集体还是个人;而产权的流动性则描述了各产权主体的竞争状况, 它主要体现在产权是否可以自由流通上[6]。因此, 可以预言下一轮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将是构建边界明晰、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一) 构建边界明晰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 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及其权力。要解决农地产权主体模糊问题, 必须构建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组织机构, 使农民能够通过这一组织形式真正行使其所有权, 从而真正维护自身的权益。可考虑构建和完善村民委员会制度, 使其成为农民集体土地以及农村其他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利用的决策机构, 真正代表村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包括农地权益在内的农民各项合法权益。
其次, 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 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明确界定公益性建设用地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范围, 将征用的土地真正限定在公益性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上;建立和实施土地征用听证会制度, 形成征地过程中农民、集体、征地单位及政府等各利益主体之间共同参与、共享信息、共同磋商、公平交易及有效监督机制;在充分考虑市场供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转用后的收益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确定被征用土地的价格, 确保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益;建立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机制, 承包主体未明的土地, 其补偿金归农民集体所有, 根据全体农民的意愿进行分配和使用;农民承包的土地, 其补偿金全部支付给被征地农户, 用于其发展生产或就业安置, 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截留或挪用;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以法律形式规范农村土地征用主体与被征主体 (农村集体及农民) 之间的关系。
最后, 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权制度。一方面, 从法律上明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性质, 即农民依法对承包土地享有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内的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较为明确的规范, 这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 进一步拓展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 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阶段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为包括法定承包权、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转包、转让权、入股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内容在内的权利束。
(二) 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首先, 建立和完善有关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 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 把土地流转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例如, 我国《物权法》第十一章、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 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 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第一百二九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 当事人要求登记的, 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这些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构建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次, 规范和丰富农地经营使用权流转的形式。可通过入股、抵押或租赁的方式将自己的经营使用权进行转让, 特别是通过租赁的方式, 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 即农民取得的土地经营使用权是一项财产权利, 在履行合同的前提下, 他既可以耕种土地, 又可以依法将土地经营使用权转让。
最后, 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制度。制定切实可行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市场管理制度, 对土地流转中的运行机制、价格、违约责任等问题严格规定;建立农地流转的价格评估体系、培育农地流转中介组织, 使之在农地流转的供需之间起媒介和桥梁作用;建立农村土地流转登记制度, 明确流转的形式、数量、年限、条件及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等。
摘要：从制度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看, 产权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新的均衡的动态过程。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曾取得过较好的历史绩效, 实现了一定时期内的制度均衡;但随着我国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 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日益暴露出诸多缺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规模碎化、农地产权边界的模糊性、农地产权的凝固性说明这一制度安排的非均衡的出现并日益加剧, 同时也昭示了我国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变迁的路径:构建边界清晰的、流转规范的农地产权制度。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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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 篇10
（一）从1978年到1983年为第一阶段
这一阶段的土地制度变迁可以归结为从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在经历了生产队—不联产责任制—联产责任制—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最后确立土地的集体所有、农户家庭经营的基本形态。农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1978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国进行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不许包产到户”改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二个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全面彻底地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明确指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形式得到了有力推广，并逐步进入完善稳定时期。
（二）从1984年到1993年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农地制度后续变迁的主要内容是：其一是稳定土地的承包期限，巩固和完善制度创新成果；其二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框架下，创新种种类型的次生土地使用权流转形态，努力挖掘和提高土地生产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制度激励。为此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土地政策，《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为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或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整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的协商，由集体统一调整。”从中可以看出，在给农民稳定的承包期限的同时鼓励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1991年11月，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进一步解决了土地承包期过短，承包合同不健全等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
（三）1993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1993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颁布实施，它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法律地位，同年11月通过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土地承包期延长至30年不变的政策，从而强化和稳定农户家庭对土地拥有权利的完整性，同时允许农地使用权依法有偿流转，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1998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的出台，意味着今后对土地承包关系的管理逐步进入法制轨道。根据张五常的观点，产权可以细分为三种权力：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至此，农民获得了土地产权中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一直未获得土地的转让权。2003年3月开始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保护了农民对于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同时也将最重要的转让权赋予了农民。
二、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比较
在改革的过程中，中东欧的所有转型国家都推行了土地的私有化，将土地权利完全交给了新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其他转型国家，主要包括中国、越南以及大部分独联体国家，则没有走向土地的私有化。主要有历史传统方面的原因，例如，中东欧的所有转型国家都拥有一段土地私有和家庭式农业生产的历史。这里中国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虽然在历史上大部分土地是归私人所有的，但却没有进行土地私有化，这与在中国共产主义政权的继续存在及其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有着很大关系。另一方面，改革前的法定所有制结构的不同。中国与苏联改革前全部可耕种的土地要么归国家所有，要么归集体所有，并且这一所有制形式得到了相关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确认及保证，所以直到今天，集体仍然保留着对耕地的所有权。而在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在整个共产主义时代，个体家庭仍然是大部分农业用地的合法所有者。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说在进行土地私有化的政策选择上是有着重要影响的。
摘要：本文简要研究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想的确立过程, 其创新之处在于与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在转型时期不同的土地政策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农地产权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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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特点及改革方向[J].世界经济文海, 2008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