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现行为

套现行为（精选8篇）

套现行为 篇1

从2008年初开始, 国内一些企业资金链断裂陷入债务危机的消息不断见诸媒体, 其中以天津中盛粮油、绍兴江龙控股、常熟中国金属和绍兴浙江纵横等行业龙头企业的轰然倒下最令人侧目。上述企业陷入危机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 但很多都跟利用信用证套现、到期不能还款或多或少地有些联系。而据相关资料, 在有色金属、化工等领域利用不断开立信用证融资套现从而获取大量短期贷款并将其投往企业长期固定资产项目、房产、股市甚至高利贷市场的行为基本上都已经成了常见融资方式和行业潜规则。伴随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深入, 企业债务危机次第爆发, 连带相关银行和关联企业、行业都遭受重大损失, 最终地方甚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本文将详细分析上述信用证融资套现行为的方法、特点及其影响, 并就如何监管提供几点建议。

一、国内企业信用证套现的方法、特点分析

相比条件苛刻、过程繁琐的其他贷款方式和利息过高的民间借贷, 进口信用证套现优势明显。据相关规定, 从事外贸行业有一定信用记录和经营业绩的企业均可以根据银行评估获取信用证额度, 在额度内开立信用证和办理押汇等融资手续时只需提交少量保证金、签订相关合同、提交信托收据等就可以获取银行提供的进口单据。拿到单据后提货并在融资期限截止前将其迅速变现, 企业就有了大量暂时不需还给银行的资金可以用于它途。然后, 持续不断地开新证还旧证, 到手的资金就可以长期占用。比较而言, 套现融资简便快捷、成本较低。在近两年的套现风潮中, 为实现更长时间、更大量地占用套现资金, 我国一些企业使用的方法可谓花样翻新。

(一) 千方百计延长资金支配时间

融资进口方如果将大量时间花在等待货物到港、售卖处理货物上, 那实际支配资金时间就会缩短甚至没有, 实现“长投”就无从说起。所以, 为缩短等待货物时间, 很多融资企业选择与国外或本国的其他企业合作, 专门购买那些已经存在保税区的货物, 一旦开出信用证马上就办理融资、拿提单、处理货物。这种方法在以融资为目的进口中普遍存在, 如浙江某商人甚至特意收购了天津中盛粮油作为存贮融资进口棕榈油的专用保税仓库;为缩短售卖处理货物时间, 一些企业不惜将进口货物以低于进口成本的价格出售。如江龙控股、浙江纵横等都曾大量进口远超过自身用量的PTA (用于纺丝的化工原料) , 然后以大大低于进口成本的价格将多进口部分在国内市场迅速出手套现以补充流动资金。

(二) 拓展渠道扩大套现金额

为扩大套现金额, 部分企业在用尽自身额度后, 寻找拥有较高信用证额度的代理公司, 通过给予其高额代理费甚至为其垫付开证保证金的方式利用代理企业开出信用证办理融资。国内一些信用证额度高的外贸公司以帮助企业融资为名四处兜售这种融资模式, 他们甚至为企业提供“一条龙”式融资服务:将货物安排在保税区, 开出信用证给他们的境外公司, 单据到达银行承兑后安排转口或者将货物卖给他们的另外一个公司或者用其他方式迅速收回资金。比如, 从中国金属倒闭案中就能够看到多家牵扯在内的为其开证融资的浙江省级外贸公司, 据报道, 他们跟中国金属在融资方面的合作大体与我们上述描述的过程类似。

利用进口信用证套现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 但确实在近几年特别是2007年、2008年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一是具有特定特点的商品几乎都成了套现载体。并不是所有商品都能用于套现, 套现载体必须质量稳定、价格较高、用途广泛、市场巨大、易于销售, 否则会导致融资企业难以变现货物获取现金或者过低价格处理货物以致融资成本过高。PTA、铜、锌、粮油等商品恰好具有上述特点, 所以处于资金饥渴状态的国内企业把它们几乎都用到了融资套现上, 使得信用证套现成了相关行业的普遍现象;二是信用证融资行业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和公开的阶段,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融资模式和融资链, 并且为国内企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融资。

二、大规模信用证套现的原因和影响

(一) 原因

2008年前我国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江浙等经济活跃地区的民营企业急剧扩张, 大搞并购、多元化经营等, 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而选择使用信用证套现去满足资金需求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根本原因, 即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自2003年我国开始实行银根紧缩政策, 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更是十几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 这使得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变得难上加难。而民间借贷成本过高, 企业自然就转向信用证套现这种简捷、成本较低并且可以通过代理公司获取大量资金的融资方式。二是近些年用工成本、原材料价格激增和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利润空间变得非常狭小, 房地产和股市等却长期利好。因此, 2008年前不少企业愿意以高于寻常的成本去套现信用证再投入到高利润行业获利;三是由于近年经济形势良好和银行业竞争激烈, 很多银行为了扩大业务和利润, 有意放松了对信用证套现的监管。

(二) 影响

信用证套现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 大量的融资性进口首先把国内市场价格拉低到不正常的范围, 对相关行业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以PTA行业为例, 由于大量企业以套现为目的在国内市场上低价抛售, 导致2005～2006年还蒸蒸日上的国内PTA行业在2007年下半年出现全行业亏损、大部分企业开工不足。其中, 国内最大PTA生产企业华联三鑫就在此形势下转向期货投资最终导致巨亏;我国铜、锌冶炼行业, 融资性进口带来的铜、锌价格下滑使得国内一些冶炼厂的生存受到了威胁, 很多工厂限产减少损失, 27家中小型锌企2008年曾联合宣布三季度铅锌产量各自减少10%。其次, 大量融资企业集中倒闭影响了银行利益、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跟以房地产为载体的美国次贷危机一样, 信用证套现是一个高成本、极脆弱的资金链, 一旦套现赖以存在的载体PTA、铜等面临价格大跌、需求不旺, 融资企业自然就会因不能持续套现而陷入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融资企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倒闭, 倒闭大潮造成的影响是: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其中, 信用证套现集中的行业和地方, 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比如, 在信用证套现严重的绍兴地区, 随着江龙控股等诸多行业龙头企业的相继倒闭、破产, 当地很多企业都因涉及相互货款、担保等问题陷入危机、经营困难, 绍兴地区的纺织行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三、对信用证套现监管的建议

近两年来形成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信用证套现风潮, 虽然其危害程度并不能跟房地产导致的次贷危机同日而语, 但从中总结规律、吸取教训, 进行适度的、“有保有压”的监管应该是防范金融危险、保障我国经济顺利运行的好选择。监管总原则和要点如下:

监管总原则应该是“有保有压, 以保为主”。金融危机爆发后, PTA、铜、锌、粮油等原材料商品在国际、国内市场上都出现价格大跌、需求锐减的情况, 在全球经济回暖前再利用这些商品进行大规模套现的可行性已经很小。因此, 从监管的角度看, 目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出台相关监管政策以防止将来出现规模更大、破坏力更强的套现。但鉴于目前民营企业融资环境已经十分不利, 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特别注意要适度, 不能管得太多、太严, 使经济发展丧失活力。按照上述思路, 就信用证套现而言, 必须做到“有保有压, 以保为主”, “保”即保证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优化, 对正常信用证融资予以更大支持;“压”即对特定商品的开证、融资进行严格的限制, 以避免大量融资性进口导致的影响与风险;“以保为主”即在目前形势下, 国家应更加重视营造宽松的融资环境, 即使是为防范风险而采取必要的压制措施也最好以建议的形式为银行提供指导意见, 让银行根据自己掌握的具体情况做出决断。具体来说, 监管要点如下:

首先, 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 保持并扩大信用证融资规模。如何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是个十分宽泛、复杂的问题, 但确实是解决套现问题的根本方法。至于保持并扩大信用证融资规模, 笔者认为, 国家应该鼓励银行给优质企业开展国际信用证业务, 不应该对银行的信用证授信总额度或融资条件做出更严格的限制, 否则只能恶化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另外, 如能降低国内信用证融资要求到国际信用证水平, 广大企业就又多了一条融资之路, 而国内信用证融资的风险对于银行来讲应该更容易把握。

其次, 建立易套现商品信息传导机制, 适时提醒银行对特定商品的开证、融资进行严格限制。如上文所述, 只有特定商品才能用来作为套现载体, 而这些套现载体一般都存在相应的期货交易, 国际国内市场的价格容易获取。因此, 我们只需对一些可能被用于套现的商品进行国内外市场价格、进口数量、国内需求状况的数据监控, 就可以大致了解是否存在融资性进口。银监局等部门如能进行这方面的调研并及时公布, 适时更新易套现商品目录, 提醒银行对目录商品进口信用证进行严格的融资限制就可以达到降低风险的目的。比如, 可以建议银行提高保证金, 从现在的10%～15%提到30%以上;缩短融资期限, 如规定目录商品的融资期限不超过一个月等。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增加融资成本、减少企业持有资金时间, 来实现减少套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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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辛晴, 王海明.信用证进口融资的几种风险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 2007 (8) .

[4]孙立坚.信用证垫款:商业银行的“百慕大”[J].国际经济合作, 2002 (1) .

套现行为 篇2

2010-05-10 18:41近年来，在信用卡业务繁荣的背后，风险也在进一步加大。信用卡套现等行为的出现不仅对银行的经营收益产生了不利影响，而且给我国信用卡产业的规范运作提出了挑战。

一、信用卡套现行为概述

信用卡套现是指持卡人不通过正常手续（ATM或柜台）提取现金，而通过其他手段将银行给予的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取出，同时不支付银行提现费用的行为。据统计，目前存在的信用卡套现的方式有：①持卡人与商家或某些贷款公司、中介公司合作，利用POS进行虚假交易，持卡人仅支付低于银行取现费的手续费后获得现金；②持卡人借助一些网站或公司的服务套现，如借助“支付宝”或中国移动的网上购买充值卡的服务。

利用信用卡套现，持卡人可在非法获得现金的同时逃避银行较高的取现费用，这是某些持卡人热衷于套现的原因之一。银行信用卡发卡量的井喷式增长，中介公司“无本套利”的驱动都是信用卡套现行为出现的诱因。

二、信用卡套现行为的负面影响

信用卡套现的方式不断翻新，信贷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加上不法商户、中介的参与，这一切都将严重影响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信用卡套现的泛滥将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信用卡套现的最大受害者是发卡银行。信用卡业务是一把双刃剑，给银行带来可观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绝大多数的信用卡都是无担保的借贷工具，只要持卡人进行消费，银行就必须承担还款风险。所以在通常情况下，银行通过高额的透支利息或取现费用来抵销透支风险。可是，信用卡套现的行为恰恰规避了银行所设定的高额取现费用，越过了银行的防范门槛。大量的套现资金无异于一笔笔无息无担保的个人贷款，由于发卡银行无法获悉这些资金的用途，难以进行有效的鉴别与跟踪。信用卡的信用风险形态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投资或投机的信用风险。一旦持卡人无法偿还套现资金，银行的损失不仅包含贷款利息，还可能是无法收回的一大笔资产。

其次，信用卡套现增加了我国金融秩序中的不稳定因素。我国金融机构资金的流入流出都有一系列严格的规定予以监控。一些不法分子联合商户通过POS进行虚假交易，变相从事信用卡取现等行为不仅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法律规定和人民银行对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同时也为我国金融秩序埋下了不稳定因素。另外，银行风险的增大和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也将破坏社会的诚信环境，阻碍信用卡产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对于持卡人个人而言，信用卡套现行为也带有极大的风险。表面上，持卡人通过套现获得了现金，减少了利息支出，但实质上，持卡人终究是需要还款的，如果不能按时还款，就必须负担比透支利息还要高的逾期还款利息，而且还可能造成不良的信用记录，承担个人信用缺失的法律风险。

三、信用卡套现行为的法律分析

尽管信用卡套现行为会给发卡机构、持卡人乃至社会的金融秩序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对该行为的法律定性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合法抑或非法？违法抑或违规？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早在1993年3月1日实施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第六十一条就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法规进行处理：①骗领、冒用信用卡的；②伪造、变造银行卡的；③恶意透支的；④利用银行卡及其机具欺诈银行资金的。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规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包括四种情形：①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③冒用他人信用卡；④恶意透支。也就是说，“利用银行卡及其机具欺诈银行资金”并不构成刑法上的“信用卡诈骗罪”。而在其他法规中，也未有明确的条文加以规定。

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防范信用卡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上指出“特约商户不得协助持卡人进行信用卡套现、交易分担等违法经营行为”，该通知将有关信用卡套现定性为违法行为，但遗憾的是定性很模糊，何种信用卡套现行为是违法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持卡人、商户和不法中介机构各应承担怎样的责任„„这些都是现今法律上的空白。本文认为，依据目前的法律法规，对于信用卡套现行为的违法性，应该根据不同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程度进行不同的定性。

①对于持卡人利用“支付宝”等手段套取现金的行为，实质上是利用了这些服务设计中的缺漏，不违反国家法律。他们违反的仅是网上交易的规则，目前也仅能认定为违约行为。根据《支付宝交易通用规则》第3条的规定，如果客户涉嫌利用支付宝账户从银行信用卡中套取现金，支付宝公司有权拒绝该客户的转账请求，并可将涉嫌套现的款项退返到相关的交易信用卡中，且有权将这一行为告知相关发卡行。所以，如果持卡人利用支付宝进行套现，将承担违约的责任，并且会受到发卡银行进一步的惩罚。

②对于持卡人与不法中介、商户串通，通过虚假交易获取现金的套现行为，应该定性为违法行为。该行为是建立在商户和持卡人不真实的交易基础之上的，通常金额较大，对银行正常的贷款业务和信用卡业务形成冲击。而且，那些不法中介所谓的“贷款”业务没有经过工商注册，缺乏税收、工商、金融等部门政策的制约，极易形成地下金融组织，也容易为洗钱等不法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它们的存在严重危害了我国的金融安全，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

但是，防范套现行为的发生仅仅依靠部门规章进行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特约商户出现的虚假申请、侧录、套现、恶意倒闭等严重风险行为，收单机构（银行）有权终止银行卡服务并撤除机具；对于持卡人不法套现的行为，发卡机构仅能采取降低授信额度、止付和记入黑名单的做法；对于大量涉嫌套现的中介公司、贷款公司，公安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却无法实施有效的打击，对于他们“空手套白狼”的欺诈行为尚缺乏明确的法律手段予以惩戒。立法层次低，责任认定不清，处罚力度不够，也是信用卡套现案件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四、信用卡套现风险的防范措施

为了防范和化解信用卡套现产生的风险，规范信用卡使用，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应该从立法、发卡机构和征信体系三个方面着手解决。

1.立法方面

法律的缺失是对大量信用卡套现行为的放任。所以，要防范信用卡套现风险，首先必须明确信用卡套现行为的性质。在法律中严格界定非法套现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才能在现实中产生威慑力，以保障银行的资金安全，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其次，应加大银行卡立法的力度。银行卡已经成为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金融工具，银行卡持有者与发放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发卡机构、商户之间利益的平衡等都需要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予以确定。美国的信用卡法律，如《贷款实情法》、《公正信用记账法》、《消费信用保护法》、《信贷机会均等法》、《公正资信报告法令》、《公正索回债款行为法》等，对消费信贷产品、信贷额度、利率、担保、抵押、保险、还款条款、信息披露等都进行了明确地规定，这对于规范、推动银行卡消费信贷业务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我国的信用卡立法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加快立法的进度，以保证在处理银行卡相关问题时有法可依。

2.发卡机构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关于防范信用卡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信用卡发卡机构在审核申请人、选择营销外包服务商、强化对特约商户的风险控制和POS机具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发卡机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进一步防范风险。

（1）在大力拓展信用卡业务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的意识，发卡前严格审核申请人的条件，严格审批额度，强调发卡源头的风险控制。

（2）在与特约商户的协议中，明确特约商户不得协助持卡人套现，强化其违约责任，以约束特约商户的行为。

（3）加强与中国银联以及网上支付提供商的信息共享合作，在发现可疑的交易时及时通报，以便迅速做出调查，及时将不法套现行为的操作者列入黑名单，重点防范。

（4）引入银行卡保险机制，与保险公司合作，积极参与信用卡风险的有关保险，以降低信用风险。

（5）广泛宣传信用卡套现行为的法律风险，提高持卡人合法使用信用卡的意识。

3.征信体系方面

套现的学问 篇3

据说目前比尔·盖茨在为基金会的资金投向发愁：怎么找到更需要的方向?如何更快地把钱花出去?怎么运作这些慈善基金才更有效?看来散财也是一门学问，并不比聚财更简单。

对中国内地的资本富人来说，在聚财阶段尚有很多功课要做。尤其是率先通过资本市场完成财富积累的科技精英，似乎已经登堂但未及入室。对这些精英来说，能否聪明地套现，很反映他们的财富管理成绩。

本刊着重研究了一批国人熟知的、成功登陆海外资本市场的中国科技精英的套现行为，分析了其套现技巧、策略、效果等。我们发现，这些科技新贵的财富管理能力大不如他们的财富创造能力，甚至在理念上，他们尚未能区分财富管理和财富创造。这个观念的滞后，使他们的套现的绩效难言聪明，更遑论智慧。

本刊同时也研究了比尔·盖茨和戴尔等人的套现行为和他们的财富管理理念。盖茨的财富创造能力有目共睹，其同样非凡的财富管理能力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教案，值得已经在财富创造方面激发出极大积极性的中国创业者学习。尤其是，中国的证券市场已经进入全流通时代，套现学问，其实是财富管理的学问，将变得非常必要。

这边厢李嘉诚退休之后将要全身心地照顾“第三个儿子”，那边厢他的第二个儿子李泽楷却上演着轰轰烈烈的大套现。本刊点算了香港电讯被盈科收购之后的价值增减。小小超人在入主之后，进行了一系列资产减法，以偿还收购欠债。这场动静很大的收购，并没有增加公司的价值，甚至取得了相反的效果。

套现行为 篇4

2009年10月30日,助推经济改革与产业结构调整、帮扶中小企业特别是为高成长性企业提供更为方便融资渠道的中国创业板(Growth Enterprises Market)正式上市,对于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打造自主创新战略融资平台起着重要促进作用。历经坎坷、“十年磨一剑”的创业板上线后引发了媒体舆论广泛报道与关注,更激发了机构投资者投资热情———越来越多创业板上市公司在IPO发行、融资与退出背后,涌现出了创业投资(Venture Capital)机构身影。创业投资机构作为特殊金融中介,肩负着凭借专业化团队经验与充足资金投入帮助创业企业提升价值、以期实现共赢的责任,加之广大创业企业“不为世人所熟知”、社会公信力普遍不高;因此,普通投资者在创业板市场进行投资选择时会“唯创业投资机构马首是瞻”,并将创业投资机构支持企业视为“风向标”。客观方面,创业板市场具备创业企业成功IPO后,创业投资机构只要禁售期满、便能 “以当初极低成本换取短期巨额收益”的条件;主观方面, 近些年粗放型发展的创业投资行业自身鱼龙混杂,存在声誉状况不佳、“淘金心态”严重的创业投资机构减持逐利行为。一旦创业投资机构置创业企业价值与发展潜力于不顾、偏好“包装上市”与“闪电套现”投机模式,以转移投资风险方式从二级市场牟取短期暴利 (文守逊等,2012);不仅有悖职业操守、有损自身声誉、动摇普通投资者信心、导致创业企业后市不被看好,更同创业板“具有创新表征、对中国经济起着中长期效应”的建设初衷背道而驰。基于此, 有必要且有意义探究高声誉创业投资机构“进驻”创业企业,是否旨在履行应尽职责、自觉维护自身声誉,而非同样怀着“落袋为安”目的在IPO后减持套现;即从实证研究角度探索创业投资机构声誉高低是否与其所参与创业企业在IPO后减持套 现有关 。1973年 , 美国创业 投资协会 (NVCA)率先提出创业投资机构定义:创业投资机构又称作“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其主要通过向处于创建或重建过程中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提供相应经营管理服务与技术支撑;以期在企业发展成熟或相对成熟后,利用股权转让方式获取资本增值收益。目前,关于探索创业投资机构声誉对其在IPO后减持套现的作用机理的研究并不多见,论文拟借鉴IPO后高管减持套现分析思路、结合创业投资机构自身特质,对其在IPO后减持套现行为进行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对创业投资机构是否参与创业企业IPO的界定当前,理论界对创业投资机构是否参与创业企业IPO过程的认定存在分歧,论文主要基于“中国投资协会创业投资委员会”、清科集团研究中心,以及张丰、谈毅等机构与学者研究结论作为判断依据。即假如创业企业成功IPO时,排名前十位的大股东中、至少有一家机构股东主营业务范围为各类资产投资———例如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实体投资等;并且该机构股东借助提供权益资本方式、直接参与创业企业资本经营,以期获得创业企业成功IPO后高增值回报,则认定该机构股东确实参与创业企业IPO。此外,如果机构股东仅提供管理咨询或投资咨询服务、不存在实质性资本注入行为,则不应将其视为参与创业企业IPO的机构股东。

(二) 对创业投资机构声誉高低的衡量创业投资机构基于自身生存与业务发展需要,存在追求并维护自身声誉的动机,Gompers所提出逐名理论 (Grandstanding Theory) 认为:创业投资行业存在声誉效应,创业投资资本融资难易程度与机构本身声誉高度相关;因此,新兴创业投资机构会汲汲于帮扶所参与投资创业企业上市[8],以期尽早在行业内赢取声誉、以便顺利开展往后业务。同时,由于创业投资行业市场竞争状况激烈、垄断程度低,声誉作为创业投资机构重要无形资产,有利于创业投资机构募集充裕资金、提高创业企业上市可能性、影响其IPO后长期经营业绩;高声誉创业投资机构为珍惜其“苦心经营”所建立的声誉,将积极致力于深挖创业企业投资价值投资。针对创业投资机构声誉高低衡量方法,通常基于创业投资机构从业时间与成功经验、机构所掌握资金募集规模与既往业绩、 创业投资职业经理人专业技能胜任能力等方面考察;例如:美国学者Krishnan利用创业投资机构所创造IPO市场份额、创业投资机构存续时间、创业投资机构资本总量与投资总量、IPO方式退出市场所占比例等因素权衡创业投资机构声誉高低。受限于我国创业投资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有关创业投资机构资金募集规模、投资案例与退出案例数量、创业投资机构内部经营财务指标等数据收集有一定困难;论文主要借鉴专业化创业投资市场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权威结论,以其从投资、管理、融资、退出等方面对创业投资机构声誉最新排名成果作为标准。在清科研究中心“2012年度创业投资机构排名”榜单中:认定排名前20的机构为高声誉、赋值2,排名21~50的机构为中声誉、赋值1,没有入围榜单的机构为低声誉、赋值0。

(三)对创业投资机构减持套现动因分析关于创业投资机构在所参与创业企业成功IPO后减持套现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理论与体系还不尽完善;而针对创业企业内部高管层持股与减持套现动因分析作为热门话题,经常出现在关于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之中。例如: Jensen与Meckling认为高管层持股、外部股东对高管层加以监督,能够有效提高公司业绩、改善公司投资状况,高管层持股具有激励效应(Incentive Effect)。Lily(2002)认为公司业绩与高管层持股比例存在类似“倒U型”关系———公司业绩与投资强度会随着高管层持股比例上升而上升;但在达到一定程度、突破阈值后会随着高管层持股比例上升而下降。此外,由于创业企业广泛存在原始股东股份获取成本较低、原始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公司IPO后估值相对偏高等特点,致使创业企业高管层有可能通过减持套现原始股份获取一己之私(贾宁,2011)。因此,基于IPO后高管减持套现研究思路、类比分析创业投资机构在所参与创业企业成功IPO后减持套现原因,具有实际可操作性与客观合理性。 创业企业成功IPO后、创业投资机构减持套现可能成因主要有:(1)“包装上市”利益驱动。基于传统理论与经验来看,创业投资机构持股、以及其利益代言人进入创业企业高管层任职,初衷在于谋求企业健康成长与长期发展;然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进入门槛相对较高、IPO成功后持股成本差异巨大,加之具有上市“实战经验”的创业投资机构更属于稀缺资源,从而衍生出部分专门从事“包装上市”的创业投资机构。这一类创业投资机构在参与创业企业之时便同企业签订相应协议,其目的不在于发现与培育创业企业成长性,而是纯粹动用所掌握关系与渠道、运作创业企业上市;即创业投资机构利用上一期套现后资金、低价购入即期创业企业原始股,等到将其成功“包装上市”后再度减持、获得巨额利益。(2)创业企业经营业绩偏离预期。创业企业在创业板IPO市场上摘获了“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等头衔,即便在国际环境下、我国多数创业企业IPO市盈率也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但从2011年年报汇总情况来看:创业板企业并没有体现出显著超越主板或中小板市场的高成长性———对比营业收入、营业利润与经营净利润3项指标同比增幅,主板市场为34.65%、38.14%、38.74%,中小板市场为33.72%、37.31%、 33.31%;而创业板市场为43.05%、35.22%与35.47%,其整体经营业绩与预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同时,创业板上市3年来:指数跌幅高达35.35%、近7成公司股价跌破发行价、超过8成股民亏损,如此不景气经营业绩自然难以维持IPO时高市盈率;进而推高创业板市场总体风险、造成创业企业经营业绩持续下滑,致使创业投资机构持股时间越久则股票贬值越严重。因此,创业投资机构在限售解禁期满后通过减持创业企业股份变现收益,是其规避风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选择。(3)创业企业股权设置不合理。创业板上市企业内部“一股独大”现象仍然非常普遍,中小股东、 单个投资者持股比例很低,其基本对公司治理与监管没有话语权;使得掌控股权比例较高的创业投资机构股东对减持套现行为“有恃无恐”,对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可能受到的惩罚“置若罔闻”。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声誉创业投资机构倾向于真正做好价值投资、强化过程监控,帮扶创业企业释放成长潜力、提高整体竞争力, 不会局限于某一次创业企业IPO成功后迅速减持套现、牟取短期利润;其将主动维护自身声誉水平、并以此反向促进自身声誉进一步提高。同时,由于创业投资机构发展方式相对粗放,市场上难免存在“淘金心态”严重、声誉状况不佳的创业投资机构减持逐利行为;甚至创业投资机构纯粹利用手中所掌握关系与渠道“包装上市”———帮助创业企业谋取创业板市场席位,以期上市后迅速减持套现、获取巨额收益后“即刻抽逃”。论文基于此认定:创业投资机构在创业企业成功IPO后、解禁期满之时,减持套现行为与其声誉高低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1:创业投资机构IPO后减持套现与其声誉高低负相关

美国学者Majluf与Myers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公司参控股股东与内部董监高层具有信息优势,其对公司现阶段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最为熟悉、对公司未来预期发展前景判断与把握也较为准确;因此,公司参控股股东与内部董监高层有可能利用提前掌握的利好或利空信息,在市场上未出现明确信息前增持或减持股份、以期获得巨额收益或规避风险。创业企业成功IPO后,包括创业投资机构在内的参控股股东及董监高管理层面临“高市盈率”、“高发行价”、 “高超募资金”诱惑;加之依据“内部信息优势”理论、作为参控股股东的创业投资机构对创业企业股价分析更具有合理性,其存在因追逐超额利润而减持创业企业股份的可能。论文基于此认定:创业投资机构在创业企业成功IPO后、解禁期满之时,减持套现行为与创业企业IPO“三高”现象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创业投资机构IPO后减持套现与创业企业“三高”现象正相关

如前所述:虽然创业企业IPO在创业板市场上具有“高市盈率”、“高发行价”、“高超募资金”等特点,但创业企业并没有体现出显著超越主板或中小板市场的高成长性,其整体经营业绩与预期存在明显差距。创业企业经营业绩不景气将会推高创业板市场短期风险,使之难以维系股价稳定与IPO时“高市盈率”,创业投资机构作为参控股股东、其持股时间越久则股票贬值越严重;因此,其在限售解禁期满后通过减持创业企业股份变现收益,是规避风险、谋求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选择。论文基于此认定:创业投资机构在创业企业成功IPO后、解禁期满之时,减持套现行为与创业企业经营业绩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3:创业投资机构IPO后减持套现与创业企业经营业绩负相关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创业板市场3年内(2009年10月3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所有35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其中有创业投资机构参与或支持的上市公司样本数量为208家;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讯网”、“巨潮网”、“金融界”,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数据中心”;并在此基础上参阅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与年报,利用Excel、SPSS等统计工具对其他相关数据与缺失数据予以补充。

(二)变量选取结合研究假设,选取研究变量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变量为创业企业“三高”现象,包括发行价、 市盈率、超募资金等因素指标。第二类变量为创业企业经营业绩表征变量,包括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6大类18条细则” 财务指标(如下表1所示)。第三类变量为哑变量、即创业投资机构声誉高低程度。第四变量为创业投资机构减持套现程度,即创业投资机构在创业企业成功IPO后、禁售期满之日起,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削减初始股份的程度高低;为消除股本规模在具体测度时可能产生影响,论文主要通过计算“减持百分比”、以此反映创业投资机构减持套现程度。

(三)主成分分析本文在对样本经营业绩统计数据收集过程中,为了保证能够全面完整认识与反映创业企业经营业绩情况,从盈利能力、股东获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等方面选择了18个指标细则对其经营业绩进行衡量;但较多的经营业绩指标自变量彼此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容易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 导致研究复杂程度加深。因此,论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Factor Analysis),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中“Analyze-Data Reduction-Factor”功能;通过降维方式、将多个可能具有相关性指标缩减为少数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性指标,并计算各主成分指标数值(如表2所示)。

通过观测表2“旋转平方和载入”项可以看出:经过“因子旋转分析”后的前7个主成分指标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3.41%———超过80%,说明这7个彼此正交的主成分指标能够涵盖原有整体统计数据中83.41%信息量。为便于理解表2中前7个主成分指标所代表含义,可依据下表3所反映的“旋转因子矩阵”对应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其各个主成分指标涵盖信息情况。由表3所示,从对第1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可知———资本保值增值率、资本积累率指标载荷均达到0.909,因此第1主成分主要代表发展能力方面;从对第2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可知———营收收入现金比率、现金流量比率指标载荷达到0.873与0.763,因此第2主成分主要代表营运能力方面;从对第3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可知———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指标载荷达到0.982与0.98,因此第3主成分主要代表偿债能力方面;从对第4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可知———每股净资产、每股盈余公积指标载荷达到0.832与0.753,因此第4主成分主要代表股东获利能力方面;从对第5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可知———营业毛利率、每股营业收入指标载荷达到0.756与-0.873,因此第5主成分主要代表盈利能力方面;从对第6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可知———每股现金净流量、现金流量比率指标载荷达到0.911与0.253,因此第6主成分主要代表现金流量能力方面;从对第7主成分载荷系数分析可知———存货周转率指标载荷达到0.968,因此第7主成分主要代表存货管理能力方面。基于以上主成分“旋转因子矩阵”分析,最终可将企业经营业绩指标重新确立为以下7个自变量类别:发展能力 (Development)、营运能力 (Operating)、偿债能力(Paying)、股东获利能力(Earning)、盈利能力(Profitability)、现金流量能力(Cash)、存货管理能力 (Inventory)。针对每一个经营业绩样本统计数据而言,其重构过后各个主成分相应类别得分数值,等于原始统计数据与其对应系数乘积之和。

(四)模型建立为检验提出的“假设1”、“假设2”与 “假设3”准确与否,探究“创业投资机构声誉”与“IPO后减持套现”作用影响机制,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对应各变量与因变量之间预期关系情况如表4所示: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创业投资机构IPO后减持套现与其声誉程度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表5所示:总体237条样本记录平均减持百分比为57.63%,其中156条低声誉创投机构平均减持百分比为64.58%、42条中声誉创投机构平均减持百分比为35.48%、39条高声誉创投机构平均减持百分比为53.72%。单就描述性统计结果而言,创业投资机构平均减持百分比指标大致随着其声誉程度上升而减少,但在“中声誉”与“高声誉”平均减持百分比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与预期不符;在此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检验“创投机构声誉程度”自变量是否对因变量“创投机构减持百分比”具有显著影响(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看出:“创业投资机构声誉程度”对因变量“创业投资机构减持百分比”检验统计量F的观测值为8.110,检验概率值均为0———小于0.05;因此,可以认定“创业投资机构声誉程度” 高低对于创业投资机构减持百分比具有显著差异。

(二)回归分析表7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因变量Ad-R2(调整后R2) 达到0.385,模型拟合程度一般;F统计值为15.784、对应P值为0,在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且所有自变量系数均不为0。回归模型表达式为:

单就每一个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而言:首先,发行价与市盈率标准系数分别为0.171与0.07,对应t统计值为2.128与1.195、与因变量创投机构减持百分比呈正比例关系;且发行价指标在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 (P值为0.034),基本验证“假设1”———创投机构IPO后减持套现与 “三高”现象正相关。其次,营运能力、股东获利能力、现金流量能力与存货管理能力标准系数分别为-0.183、-3.094、 -0.031与-0.042,对应t统计值为-0.56、-2.048、-0.142与-0. 795,与因变量创投机构减持百分比呈反比例关系;且股东获利能力指标在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P值为0.042), 基本验证“假设2”———创投机构IPO后减持套现与创业企业经营业绩负相关。最后,创投机构声誉标准系数为-0. 145、对应t统计值为-2.261,与因变量创投机构减持百分比呈反比例关系;且创投机构声誉指标在5%显著性水平下差异显著(P值为0.025),基本验证“假设3”———创投机构IPO后减持套现与其声誉程度高低负相关。此外,通过对表7分析可知:超募资金、发展能力、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指标实证分析结果与预期假设不尽相符———超募资金标准系数为-0.123、对应t统计值为-1.666,与因变量创投机构减持百分比呈反比例关系;发展能力、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标准系数分别为2.215、0.18与0.819,对应t统计值为1.449、0.902与1.579,与因变量创投机构减持百分比呈正比例关系。究其回归分析结论与预期研究假设产生差异原因主要在于: 一方面,受限于客观资料来源与统计口径不一制约,现有237条统计样本数据量整体偏小,存在因小样本导致回归结果不准确问题;且超募资金规模原始数据经过对数处理后,可能会因变化差异不明显、使得回归结果产生偏差。另一方面,发展能力、偿债能力与盈利能力指标不仅可用于衡量创业企业经营业绩,还能作为评价创业企业成长性与成熟度重要标准;随着创业企业发展进入正轨、盈利机制不断完善、盈利水平稳步提高,以及利用经营过程创造收益偿还债务能力不断增强,创业投资机构逐渐完成其扶植创业企业发展使命、减持退出也就不足为奇。

六、结论与建议

非法套现，后果严重 篇5

林琼枝（浙江金华）

律师意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2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25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100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25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196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如果您按照您朋友的要求操作了，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所以，您必须合法使用POS机。

日赚万元的套现族 篇6

“ 套现族”替人结账换现金

在大商场新玛特郑州总店, 方女士选中一款节日礼物——一条价值3621 元的白金项链及吊坠。在工作人员开具购物单时, 一中年女士悄悄走到方女士身边说, 她有大量大商店的购物卡, 想套取点现金。如果方女士同意, 她可以替方女士去结账, 方女士只需事后给她3500 元现金, 可省下121元。很快老公明白过来, 并同意了。在中年女士去付账时, 销售白金首饰的工作人员表示, 这对大家都有利, 不是坏事。

购物卡盛行催生“ 套现族”

业内人士认为, “套现族”的出现是由于购物卡盛行所致。据有关部门估算, 2015 年, 购物卡已经是个背后积聚起8000 亿元资金的庞大产业。

调查发现, “套现族”按照套现价值比例不同分两类, 一类是等值套现, 一类是打折套现。他们有的只是偶然到商场把卡换成现金, 有的则是把套现当成了生意来做。

在郑州本地一些团购网站社区, 消费卡、购物卡的“人气”十分旺。赶集网 (微博) 郑州社区里一位王先生还专门就这一门生意开设了公司, 主营郑州市各大商场、超市购物卡回收业务。业内人士透露, 现在几万块钱的购物卡回收价格最高为9.1 折, 依据不同商场、超市网点数量、购物方便性不同, 兑换价格也不一样。

“ 套现族”一天可赚上万元

如今“套现族”并非某地独有, 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 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业内人士透露, “套现族”一般利用网络、贴小广告等渠道回收购物卡。一些经常可以收到购物卡的人会与他们联系, 并以8 折左右的价格进行交易。

当“套现族”收购了大量的购物卡后, 除了以9 折左右的价格卖给送礼人士外, 还会到消费场所与消费者协商套现。

依照这位业内人士的说法计算发现, “套现族”只需掏2896.8 元买购物卡, 便可买到方女士价值3621 元的首饰。在与方女士的交易中, “套现族”实收3500 元, 可净赚603.2 元。

一笔3000 多元的买卖, “套现族”在不到10 分钟内便赚到了603.2 元, 如此轻松的交易, “套现族”一天能赚到多少?

信用卡套现问题及对策研究 篇7

信用卡套现是指持卡人不是通过正常合法手续(ATM或柜台)提取现金，而通过其他手段将卡中信用额度内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套取，同时又不支付银行提现费用的行为。

截至2011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发行2.4亿张信用卡，2011年末信用卡交易金额5.5万亿元，其中消费类资金2.9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22.4%、51.4%和52.6%。信用卡消费金额占银行卡总消费金额的24%，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3.1%迅速上升至2011年9月的22%，在GDP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1.1%迅速上升至2011年9月的9%，对促进消费、拉动内需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信用卡套现问题随着信用卡的快速发展也有了“水涨船高”的趋势，主要表现为：

(1)套现人数众多。按照5%的套现率计算，内地至少有1200万张卡从事套现活动。

(2)套现金额巨大。按每张卡平均一次套现5万元，一年6次计算，市场套现最少3.6万亿元。

(3)套现涉及范围广。从5大银行到中小股份制银行，都发现了套现人群。

(4)是套现中介机构专业化，中介机构设立专门的批发零售类企业用于低扣率商户pos机套现。

目前信用卡套现主要通过用信用卡为他人的消费买单来实现免费套现、利用网络支付平台，如电子商务网站淘宝、拍拍等在线免费套现、利用中介机构自备POS机以假消费实现真套现。

二、信用卡套现原因

信用卡套现问题出现的原因既有我国金融体制不完善的因素，也有持卡人素质不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1)我国金融市场国有垄断现象严重，小额融资审查门槛过高，手续烦琐。企业或者个人进行小额融资只能通过非正规渠道，无形之中滋生信用卡套现、地下钱庄等违规融资。

(2)我国居民金融素养低下，法律观念落后，并且法律对信用卡套现具体处罚方式还未正式提出，这导致很多持卡人钻法律漏洞，使信用卡套现问题屡禁不止。

(3)我国银行市场竞争激烈，很多银行急功近利，单纯为了追求业绩，并未对信用卡申请人进行严格审核，滥发信用卡，致使持卡人素质水平不高，还贷能力低。

(4)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并未建设完善，持卡人对个人信用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我国信用卡在最初发展的时候，对信用卡宣传不完善，造成持卡人对信用卡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不够重视，误认为“不能再通过银行贷款”，“无法再申请新的信用卡，换家银行就行”，“有钱人才需要信用记录”等。

信用卡套现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危害，不仅会使套现人容易因无力还款产生信用缺失的法律风险，还将加剧我国商业银行资金风险，最终导致金融机构工作很难正常运行，破坏我国金融秩序。解决信用卡套现问题对推动我国银行业健康发展、完善金融市场机制、提高整个民族信用水平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三、信用卡套现问题解决对策

(1)加快相关立法步伐。2010年末，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发布了《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提出依法惩治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活动，坚决打击信用卡套现，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

(2)加快个人信用管理建设，完善失信惩戒制度，使治理信用卡恶意套现有法可依，提升民众遵法守法意识。个人信管管理体系的建立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完善的管理体系不仅可以敦促持卡人按规定使用信用卡，更进一步推动信用中国的建设。

(3)把好信用卡准入关，防止过度授信产生风险。首先，对信用卡营销人员、在多家银行开卡者等特殊群体尤其要审慎发卡。其次，发卡之后要加强对持卡人的持续的监督和管理，并且对持卡人的资信状况进行定期复查，最后根据资信状况的变化相应地调整其信用额度。银行应担负起开卡准入的审核职责，正确对待业务发展与风险防范的矛盾，对频繁大额刷卡后要求提高授信额度的持卡人，应认真审查其消费行为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4)拓宽小额短期融资渠道。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案，由此滋生的地下钱庄危害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筹集资金，加剧了信用卡套现。发卡银行应顺应市场需求，针对不同的客户，采用不同的信用额度、信用期限，使每个阶层的资金需求者可以获得资金，解决生存发展问题，实现企业与金融业的双赢。

(5)建立健全多部门合作机制，有效防控信用卡套现。构建银联、银行、工商、税务、司法等部门参与的防控信用卡套现风险的合作平台，强化对特约商户非法套现的整治力度，银联、银行严格执行特约商户准入制度，重点控制好POS机环节，压缩套现中介的生存空间，使之不能随意、大额套现。

摘要：信用卡套现问题一直是商业银行进行信用管理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信用卡套现问题现象实现方式及带来风险, 提出加强信用卡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信用卡套现,实现方式,风险,解决对策

参考文献

[1]http://www.fcc.com.cn/magazine/china-credit-card/201201/1987.shtml

[2]曹安俊.信用卡套现行为方法对策研究[J].金融实物, 2012 (03) .

罗煜竑·套现罗生门 篇8

2014年，富二代接班的危险征兆开始显现，在李兆会之外，海翔药业（002099）罗煜的家族财富体量虽然较低，却也以“商战、阴谋、败家子”的关键词备受关注，更引发了舆论对富二代接班态势的连带思考。

罗邦鹏按照家族接班人的模式培养了罗煜十余年才放手，罗煜在接班后也顺利掌舵企业两三年时间，但看似平稳的接班却经不起行业的一次大风大浪。海翔药业的出售，是“业绩下滑”后的无奈，还是真陷入了“赌博败家”的命运？

遵循传统路径接班

与李兆会因突发事件仓促接班不同，罗煜的上位和目前中国大多数富二代的接班路线一致：大学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从基层岗位锻炼，逐步提升至管理层，并最终获得董事长及大股东之位。

罗煜之父罗邦鹏1966年创办海翔药业前身“黄岩县海门镇日用化工厂”，几经变更后，最终成立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12月26日在深交所上市。这一年，罗煜30岁，他在20岁时毕业于北京应用技术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并在次年进入海翔，先后在生产、研发、销售和质量管理等部门轮岗，2004年成为海翔董事，海翔上市时担任副总经理。

公司上市后，罗邦鹏很快就淡出了管理，并将权力迅速让渡给已历练了十余年的儿子。2008年9月罗煜（时年32岁）担任总经理，2009年4月担任董事长，2010年9月受让其父持有的3480万股（占总股本的21.68%）公司股份，两年时间内全面接班，集公司管理权、控制权于一身（附图）。

这一切看起来都没有问题，几乎是踩着中国家族企业接班的标准步骤，只是后面的节奏有点快。2013年11月2日，罗煜辞去海翔药业董事长职务。2014年5月8日，海翔药业发布公告，东港工贸集团实际控制人王云富，以3.8亿元受让公司大股东罗煜持有的5940万股公司股份。交易完成后，其实际控制人变为王云富，罗煜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这家浙江台州的家族企业就此改做他姓，而“富二代少帅4年败掉40年家业”的报道被四处热转，“罗煜因豪赌欠债变卖家产”、“接盘者王云富之前故意借赌资给罗煜”的坊间传闻也不翼而飞，尽管罗煜回应“涉赌”传闻时用词冲动，却没有任何正面解释。

在最终选择出售家族企业前，罗煜究竟经历了什么？

转型中遭遇挫折

在罗煜接班后不久，其所在的行业就遭遇了雪崩式行情。当稚嫩的二代驾驭亟须转型的公司时，其管理能力的欠缺进一步放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

业绩下滑。海翔药业以制造原料药为主业，处于药物链上游环节。以罗煜2009年任董事长后的表现来看，其在2010-2011年间尚能维持营收20%的增长。但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海翔的第一大产品培南类中间体4-AA 遭遇新进入者和国内限抗双重打击，2012年价格单边下跌。公司的经营业绩一路下滑，2012年营收出现了11.79%的负增长，毛利率也迅速下滑为0.29%，并在2013年亏损1亿元（表1）。

转型不力。罗煜也曾试图推动公司进行转型，其于2012年6月以1.2亿元收购了苏州第四制药厂70%股权，并委派董事形成控股关系。苏州四药当时财务状况稳定，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并是海翔药业多年的合作伙伴，拥有克林霉素系列原料药及相关制剂等。其中，克林霉素系列原料药通过了FDA认证，是雅培、辉瑞等跨国药企的合格供应商。

客观地说，这次收购对于海翔是个明智之举。长江证券分析师刘元瑞在对应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海翔收购苏州四药后，能拿到制剂文号，可以加快从原料药向制剂转型升级，甚至可能超预期地实现制剂出口，进入国际市场。

但现实并没有如预期中那么美好，在整合了一年半时间之后，海翔药业2013年年报显示，苏州四药仍未对公司形成盈利支撑，而其他几家子公司泉丰医化公司、海阔医药公司和上海海翔公司也分别由于厂房搬迁、土地使用权收储和市场因素等原因导致持续亏损。

评级下调。2013年6月，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海翔药业2012年发行的“12海翔债”进行2013年的跟踪评级，指出海翔药业受化学原料药行业整体低迷、市场竞争加剧、部分产品跌价等影响，2012年公司营收有所下降，盈利额降幅较大，利润额偏小；且公司负债水平亦有所抬升，面临一定偿债压力等。如今，海翔药业的现状仍未见好转：2012第四季度陡亏4816万元，2013年一季度颓势依然，净利润仅316万元，同比下滑92%。有鉴于此，其最终下调海翔药业当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下调海翔药业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014年2月21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海翔药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和“12海翔债”信用等级AA-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Z值模型预警。我们利用Z值模型来综合衡量海翔药业在罗煜主控后的财务风险。Z值分析法是美国学者Altman发明的一种衡量企业破产风险的方法，被人们广泛应用。Altman以33家破产公司和33家运营良好公司为样本，收集了样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中的有关数据，并通过整理选取了预测破产最有用的5个变量（表中X1-X5），通过回归法得到了一个判别函数，Z值能正确预测这66家公司中63家的命运。具体来说，Z值判别公式为Z=1.2X1+1.4X2+3.3X3+0.6X4+0.999X5（权重系数由实证数据拟合得出），当Z值﹤1.81，表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堪忧”，有破产可能；当1.81≤Z值≤2.675，表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不稳定”；当Z值﹥2.675，表示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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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海翔药业上，可以发现，在罗煜出售股权前的两年时间中，其Z值不断降低，财务状况也由“良好”变为“不稳定”，并进一步恶化为“堪忧”（表2）。这也说明，即使罗煜没有出售股权，海翔药业的经营也已经变得非常糟糕，存在破产的风险。

套现的两套逻辑

海翔药业陷入困境之后，罗煜开启了“逃跑”模式。在完全转让控股权之前，罗煜就已多次减持，并集中发生于2013年。此时正是海翔药业首度遭遇重大挫折的2012年之后。Wind统计显示，2013年1-9月，罗煜共计减持1480万股，持股占比从21.68%下降到18.31%，套现8429.48万元。

所有能套现的都套现了，不能套现的限售股份，罗煜拿去做了质押。根据海翔药业2013年报，罗煜手中所持5940万股均系有限售条件股份，且该部分股份已全部质押，用于向国泰君安证券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该业务交易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2月6日，购回交易日为2014年6月6日。

这一系列大手笔套现及质押融资，并未用来创造新的实业，2013年报对实际控制人的情况披露显示，罗煜并未控股其他的境内外公司。这让人心生疑惑：罗家究竟出了什么事，以至于一年内套现8000余万元仍不能解决，年底还需质押所有限售股权获取融资？

但另一方面，在罗煜完全转让手中股份时，其父亲罗邦鹏、姐夫郑志国所持股份并未受到影响。这说明，并不是家族事务引发全额套现，因为直到目前（2014年中报），罗邦鹏、郑志国仍以2.8%、1.51%的持股比例位列海翔药业第三、五大股东，而没有和罗煜同步套现退出。这是否可以反向说明，罗煜对资金的极度饥渴，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原因？

从股权转让价格看，6.4元/股的价格，几乎等于海翔药业在股票停牌前的2013年第四季度的均价6.37元/股，低于停牌前一天（2013年10月15日）的收盘价6.69元/股。而从实际经验看，收购具有控制权的股票相对市值会有20-30%的溢价，也就是说，这次转让过程，罗煜处在相对弱势，没能成功提价。王云富此后则表示，收购价格偏低是海翔的债务负担重。

在“罗煜为欠赌债被迫卖股”传闻发酵后，海翔药业特地发出公告予以澄清，指出罗煜“转让公司股份是出于个人投资规划及产业布局的考虑，不存在为偿还赌债而被迫出售股份的情况”。

而在股权转让公告中也指出，罗煜作为上市时的董监高及核心人员，曾经承诺过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股权转让公告发布在2014年5月5日，而罗煜在2013年11月2日辞去董事长职务，这一间隔恰恰半年时间。这说明，罗煜在2013年底辞去董事长职务时，已经为下一步股权转移做好了准备。

同时，卷入风暴的另一当事人王云富在2014年5月15日召开投资者说明会。根据他的说法，他与老罗总（罗邦鹏）是30来年的朋友，网上“设局骗取上市公司”的言论纯属天方夜谭。而为了印证这一说法，罗邦鹏本人也出现在会议现场，报道称其“满头白发，还随身携带维持健康的药物“。在被记者问到罗煜有没有赌博时，罗邦鹏回应称，没听到他赌博的事情，且平时和儿子交流很少。

罗煜究竟是因为实业经营困难而鸣金收兵，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被迫变卖家族事业？罗煜急迫的套现过程，与官方公告表达似是两套逻辑，真相仍只为少数人专享。无论怎样，对于家族企业而言，上市来之不易，利用其带来的品牌提升和融资的便利性，这本应成为家族创富的新起点，但行业低谷袭击之下，罗煜就或主动，或被动放弃了这一事业。

如今，不少富二代已逐渐从创一代手中接过掌控企业的重大权力，该如何甄别其中的传承风险？罗煜的案例提示出两点：一、有没有正确的财富观？如果对于家族企业的股权套现过于频繁，又没有相应的投资行为，则该名富二代对家族企业的热情要打折扣；二、企业的运营状况如何？Z值模型提供了一个较为契合的观察途径，如果Z值加速下跌，财务状况的恶化程度明显高过同行业，说明富二代的经营能力有限。如果同时出现以上两点，那么该家族企业的传承风险将会大大增加。家族逐步失去控制权，甚至企业易主的命运，可能就在不远的前方。

中小股东的利益过山车

罗煜退出了海翔药业的舞台，这对于中小股东来说，是福是祸？2012年海翔药业陷入危机时，全年的收益率为-29.32%。这样的收益，当然无法让中小股东满意。

而新的控制人王云富在台州当地政商两界均有强大影响力。他是台州市人大代表，其兄长王云友则是台州市政协副主席兼工商联主席。公告中显示，王云富主要持有5家公司，注册资本超过3亿元（表3），主要集中在化工、染料行业。在他获得海翔药业控制权后，即紧锣密鼓着手将自己控制的前进化工装进上市公司。根据其2014年6月9日公告的方案，是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增发股票，以18.9亿元代价收购前进化工。不过，此方案一度因“参与本次重组的有关方面涉嫌违法被稽查立案”被暂停审核，直至9月4日方获得通过。

尽管这一过程波折不断，但受到“大股东将装入优质资产”的前景刺激，海翔药业的股价基本稳步向上。从控制权生变后复牌的2014年5月5日至2014年9月19日来算，其股价已从6.69元/股上涨到9.82元/股，涨幅46.8%。

有趣的是，1962年生的王云富，已经将主要的控股集团东港工贸集团26.8%的股权转让给了自己的儿子王扬超，海翔药业重新进入了又一对父子控制的家族企业时代。下一次传承，结局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