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的审美

《野草》的审美（通用3篇）

《野草》的审美 篇1

多年前初到加州, 最爱公园里大片大片的草坪, 躺在绿地毯般的草地上, 伴我的是无数小黄花白花儿, 凡间俗世什么事都忘怀了。然而朋友说:“开花的是野草呢 !”

我家的小园子, 有一段时期长了不少野草, 我放任它。记得小时候念书我们歌颂蒲公英, 放学时总不忘拔几根酸味草放在嘴里嚼。野草, 萦绕我心。世界真不公平, 为什么人要拔除野草呢 ? 因为它们的名字叫做野草 ? 谁给它们名字叫野草呢?为什么人总要掌握花草的命运?

春天, 花树纷纷吐出嫩绿新黄, 每天变一个样子。转瞬间, 车前草、蒲公英、雀网草、酸味草, 全都出来了。

噢, 不对劲了 ! 一般植物向上生长争取阳光, 惟独野草却都横向伸展, 遮蔽着其他植物。野草繁殖极快, 几天就长遍全国, 其他花草无立足之地, 就死了, 最可恶的是蒲公英, 它的大叶子重重叠叠地横向把旁边的绿草压着。草很快就枯了, 然后蒲公英从叶轴高高地抽起花茎, 开出一朵独秀的黄花。

春天过后, 我终于从野草得到了启示。野草之可怕可恨处, 不在其生命力之强, 而在于它的霸气, 在于它不可与他人和平共存。我讨厌独裁者和侵略者, 现在我拔野草了。

《野草》的文学启示 篇2

这一次因为写序重读本书感受最深的，也依然是这三点。需要补充的是，这样的研究成果确实来之不易。“沉潜十年”本是我对青年学人的一个期待，但真正这样做，却难而又难，能够做到的，就自然少之又少。如本书作者所说，“国内人文研究的潮流化与学术积累意识的淡薄，当下人文学术的媒体化”，以及我经常说的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商业化与技术化，“都使真正的前沿探索难免陷入寂寞”。在这样恶劣的学术生态环境下，要做到“坚守与沉潜，系于一心”，是很难的。作者说“不必扯上学术良知，只是为了不至于完全落入‘著述都为稻粱谋’的宿命”。能够这样想，这样做，就不错了。我也不需要再多说什么。

我要说的话题，是由作者的一个自省引发的：他说自己的著作引不起任何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没能有效地参与到近十年来中国人文思想的反思，束之高阁成了它的命运。”这里所提出的，是如何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人文精神建设的资源，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我最为关注的。这些年，我提出鲁迅研究不仅要“讲鲁迅”，还要“接着往下讲”，甚至“接着往下做”，就是为了给长期困惑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当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选择鲁迅研究作为一个突破口，是因为在我看来，鲁迅就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存在”，他的文学的深刻性、超越性，都是通向当代中国的，我因此专门作过《活在当下中国的鲁迅》的演讲，主要讲鲁迅对中国国情的洞见，以及由此决定的鲁迅精神在当下的启示意义。这一回读了本书的《野草》研究，就禁不住想起了《野草》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启示意义。可以说，下面一番议论，是想借助汪卫东君的研究成果，讨论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学距离《野草》已经达到的高度还有多远？我们能不能借《野草》反思自己，进而寻找摆脱当下中国文学困境的新途径？——这也可以说是“接着往下讲”，大概不至于脱离汪卫东君研究的初衷和原意吧。

本书研究的一个特点与前提，是将《野草》置于鲁迅生命发展的历程中来加以考察。于是，就提出了鲁迅生命中的“两次绝望”。第一次是前人多有阐发的民国初年在北京的“十年沉默”，这是一次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彻底绝望，因而在走出绝望以后，鲁迅就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第一次生命的，也是文学的大爆发。本书作者发现，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新青年》分化以后，鲁迅又有了“第二次绝望”，这也就是鲁迅自己所说的，“《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自选集）自序》）这应该是对启蒙主义的一次大绝望。本书研究的重心，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鲁迅如何走出这第二次绝望。作者告诉我们，鲁迅在面临“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分化时，没有把一切推之于外部条件变化导致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是把所有外在的问题，都内转为自我生命的问题，把“启蒙的可能性”的外在危机，转化成了“自己的危机”。他以“近乎惨烈”的方式，“以特有的执拗切入自我矛盾的深层，像一个人拿着解剖刀打开自己的身体”，“对纠缠自身的诸多矛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展示和清理”，将“环绕纷呈”的矛盾“推向极处，形成无法解决的终极悖论”。整部“《野草》的写作过程，就是一个自我生命追问的过程”：希望与绝望的纠缠，生与死的抉择，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徘徊，“直抵死亡的追问，却最终发现，所谓‘真正的自我’并不存在”：“本味何能知！”但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向死”而达到了“后生”。《野草》最终穿越了“黑暗与虚无”，回到了“野草”铺成的“大地”，回到了“当下生存”，选择了不以“希望”或“绝望”为前提，而以自身为目的的决绝的反抗，作为自己的存在方式。鲁迅又开始了新的战斗，进行以后期杂文为代表的更为锐利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但此时的鲁迅，已经经过了《野草》的自我审判与超越，如作者所说，他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都“基于其个人的真切的生命体验”，他发现了所要批判与摆脱的外部世界的黑暗，原来是和自己内心的黑暗纠缠为一体的；他的所有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和它的对象之间，形成了十分复杂和丰富的关系，就像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里的那位老女人，他所发出的是“将一切合并：眷恋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奸除，祝福与咒诅——”的声音。这是一个全新的思想和文学深度与高度。关键是这一次《野草》的精神炼狱，鲁迅作为“中国的启蒙者”，“以肉身承担了现代中国转型的痛苦”，在这一过程中，收获了“充满挫折和失败的个体体验——丰富的痛苦”，使自己的个体生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高度和力度，这些最后都化作了他的文学。可以说，正是自我生命的深度、高度决定了文学的深度与高度。作者说，鲁迅“以文学的形式，表达了堪称中国现代最深刻的生命体验，留下了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型最深刻的个人心理传记。这些，都成了文学家鲁迅的底色。鲁迅文学，正是承担中国现代转型之艰难的痛苦‘肉身’”。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野草·题辞》一开头就提醒我们：鲁迅所经历的生命的困境，同时又是一个语言的困境。前引《颓败线的颤动》里的那位“老女人”最后发出的是“无词的言语”，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存在都能被语言表达出来”，“在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存在仍处在晦暗之中”。如作者所分析，鲁迅自己也很清楚，他的第二次绝望遭遇的“空前复杂的情思世界”，“异常幽深的体验”，都是“没有经历过，也是语言未曾达到过的”；但鲁迅之为鲁迅，作为一个真正的语言艺术家，他“不愿在无言的痛苦中沉没”，他偏要挑战这“不可言说”，他“试图用语言照亮那难以言说的存在”，于是就“进行了一次空前的语言历险”。据作者的研究，鲁迅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试验。一方面，他大胆尝试“非常态的语言方式”，“进入《野草》，随处可发现违反日常思维习惯、修辞习惯和语言规范的表达”：那“诸多矛盾汇集而成的无法解开的终极悖论；那不断出现的‘然而’、‘但是’、‘可以’等转折词构成的不断否定的循环；那由相互矛盾的义项组成的前无古人的抽象的意象，如‘无地’、‘死火’、‘无物之阵’等；那有意违反简洁、通顺等语言要求的重复和繁复；还有，那偶一出现，一露峥嵘、令人费解的‘恐怖言辞’，如‘过客’接受‘小女孩’的布片后突然说出的一大段话……”等等；另一方面，为了更深刻地表达自己的“现代感”，由“现代心灵”决定的“现代眼光”与“现代趣味”——其实也是纯粹语言难以进入的存在境界，鲁迅又自觉地吸取西方现代美术和音乐的表现手法，进行了具有音乐性和强烈的线条感与色彩感的语言试验。可以看出，鲁迅正是通过大胆的语言突破与对音乐、美术资源的广泛吸取，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周作人早就说过，汉语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音乐美和装饰美，有极强的表现力的语言；现在，经过鲁迅的试验，又为用汉语表达现代人难言的生命体验，开拓了新的空间，展现了现代汉语的无限广阔的表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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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总结说：“《野草》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精神历险和语言的历险。”这样，它也就在生命的最高“险峰”上，展现了语言的“无限风光”，在生命体验和语言试验两个层面上占据了文学的高地。它“不仅在鲁迅的写作中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在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学中，也堪称另类而幽深的文本，蕴藏着最尖端的文学体验和书写”。

面对这样的文学高地，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省和反思。

因为我们和鲁迅共同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学的“现代转型”——这样的转型，从晚清开始，至今也还没有结束。我们和鲁迅同处于“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共存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野草·题辞》），共同生活在“不是死，就是生”，“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尘影）题辞》）。

而且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和体验：据我的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同样经历了“两次绝望”。第一次绝望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文革”后期，在对现存社会和文化、文学进行了刻骨铭心的反省，走出绝望以后，就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时代与文学的再生：那是一次对鲁迅等先驱开创的“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自觉回应。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们也经历了一次绝望，同样感受到启蒙主义的无用与无力。但我们似乎至今也没有走出绝望，更不用说如鲁迅那样走向新的生命与文学的高地。原因全在我们自己。我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不是全体）先是因政治的突变，患上了恐惧症；后又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犯了眩晕症；却少见有人如鲁迅那样，把外在的困境内转为自我生命的追问：我们既无反省的自觉，更无反思的勇气与能力。我们有的只是--中国传统的生存智慧，选择了“活着就是一切”的活命哲学，于是，就走了一条最轻松、方便的顺世滑行之路。结果滑行到了哪里？这是此时猛然醒悟才感到羞愧的：我们或逃避，或迎合，或按惯性混沌地活着，即使出于良知未泯，发牢骚，表示对现实的不满，甚至作出某种批判，但也都是与己无关的冷眼旁观，甚至還充满了道德的崇高感，这就和鲁迅式的“把自己烧进去”的生命搏斗不可同日而语。这样，我们就失去了一次鲁迅式的逼近生命本体、逼近文学本体的历史机遇。我们无法收获丰富的痛苦，只获得了廉价的名利、肤浅的自我满足或怨天尤人。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的写作，就根本不会有鲁迅那样的语言突破、试验的冒险，也只能收获平庸。于是，当代中国文学就在作家主体的生命深度、高度与力度和语言试验的自觉这两个方面和鲁迅曾经达到的高地拉开了距离；而“生命”与“语言”正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许多（当然也不是全部）当代文学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文学性。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所在。而走出困境的途径，就要从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入手。这也就是我读了汪卫东君的《野草》研究著作以后的一点联想与期待：我们的当代作家能不能借鉴鲁迅的经验，尝试进行新的“精神的历险和语言的历险”，从而寻求新的突破呢？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探讨鲁迅《野草》的教学 篇3

关键词:鲁迅 《野草》 绝望 希望

1925年元旦,内心极度矛盾的鲁迅“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写成了散文诗《希望》。文中两次引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中鲁迅寻求希望,与绝望抗争,敢于直面存在的虚妄。绝望与希望之间的矛盾不仅来自于外在的客观世界,也来自鲁迅内在的精神世界。与鲁迅沟通,是解读《野草》的第一把钥匙。

在鲁迅的人生经历中,有着许多伤痛:幼年丧父,家道衰落,婚姻不幸,兄弟失和等。这不仅使他过早地面对“病”、“死”等人生沉重的课题,也给他富于责任感的心灵带来了过度负担,使得他的生命色彩过于灰暗凝重。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小康之家,童年生活无忧无虑。后因祖父科场案入狱,家境转入败落。父亲又卧病至去世,生活陷入困顿之中。幼小的鲁迅努力地为父亲的病奔波,为母亲分担家务和忧愁。这些遭遇使其早熟,不仅让他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短促,人生的生离死别,世态的炎凉冷暖,生活的艰难曲折,而且使他形成了睿智、敏感、勤思、坚忍的性格。鲁迅独自去面对艰难困苦的生活压力,任劳任怨地接受各种苦难和折磨。他在作品中反映出的绝望、苦闷、压抑、寂寞的心情同他的家庭生活有着紧密的关系。

鲁迅生活在矛盾冲突的漩涡中,处在时代及家国的最全面混乱破碎状态之中,他的艺术家的触觉在探测人生百味时得到的是更敏锐的痛楚,而他宿命的历史责任感却让他做了“舍我其谁”的开路先锋,去体验更广阔的黑暗与苦痛。面对内忧外患,深受儒家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精神影响的鲁迅,把自己的人生选择与中国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只有23岁的他,便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儒家入世精神的影响下,以匡世救国为己任,探求救国救民之路,然而他们面对混乱的现实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他们深深地感到绝望和虚无。鲁迅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强烈的矛盾情感。他有着极深的旧学功力和造诣,也具有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的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又是激烈反传统的。因为鲁迅具有不寻常的洞察力及思辨力,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中某些特殊的社会弊病与文化弊病,并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寻求解决的探求之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条路充满着黑暗与虚无,然而他做好了“以血荐轩辕”的准备,毫不犹豫地踏上了“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道路。传统与现代在鲁迅内心的紧张和冲突,化成了鲁迅的一种创造力。散文诗《野草》正是鲁迅跳动的心脏,他疲倦的精神,在这里可以得到慰藉和沉醉。

《野草》是鲁迅作于1924年至1926年的一组散文诗,包括《题辞》共24篇。写作《野草》时,鲁迅处在精神极度苦闷、彷徨的时期。鲁迅的作品中深浸着悲观绝望的凝重。《野草》大多描绘梦境、潜意识,具有强烈的神秘、恐怖、甚至鬼魅的气氛。鲁迅曾称他的散文诗集《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的小花”。《野草》借助梦幻、潜意识、象征等超现实的手段传达他黯淡的情绪和受苦的感情,宣泄他生命里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以及传达希望的微弱讯息。以下将通过部分散文诗探讨《野草》中绝望和希望的矛盾,便于学生理解作品。

《秋夜》是《野草》诗集中的第一篇。园中的一切都有着象征意味。后花园中的枣树是希望的象征,负载着作者的理念和深爱。夜空、星星、月亮、恶鸟是黑暗或者绝望的象征。而小粉红花们“在冷的夜气中,瑟缩地做梦”,小粉红花与诗人是有着美好善良的心愿,无力与恶势力抗争的弱者的象征。枣树则是以凌厉的攻势还击凛秋,使其不得安宁。它的存在是对黑暗与绝望的否定,透露着正义与希望的讯息。在这个花园中,两组意象激烈地对立:梦幻与现实,乐观与悲观,希望与绝望。作者不愿回到枣树做的“小粉红花”的梦中,是因为希望处在黑暗与虚无的绝境,前路茫茫。《影的告别》是一篇“影”的自白。“影”是作者的真实写照。“影”处于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黑暗会吞并“我”,光明又会使“我”消失。这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表露,处于光明与黑暗、过去与未来、绝望与希望之中,在两难的选择中绝望地迷失。作者一面意识到黑暗与绝望的“虚妄”,另一面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希望。《墓碣文》中“我”与墓碣及墓中尸体、复活的尸体的对立,是作者对内心黑暗与虚无的更深刻的剖析。作品中形与灵的再次对立是作者要找寻出灵魂黑暗与虚无的根源。“我”与灵魂的第三次对立,是在“我”无法回答灵魂的询问,而要离开时,死尸突然开口似乎传达出一种绝处逢生的希望。所不同的是“影”最后选择了独自远行,沉没在黑暗之中,带有浓厚的悲观失望情绪。“灵”的笑傲毁灭,“形疾走,不敢反顾,生怕看见他的追随”,“形”只有无奈地逃离虚无和绝望。《死火》中,借梦幻中的人和“死火”的对话,用冰与火、红与白、冷与热、生与死、绝望与希望的对比构筑了一个充满两难张力的冷异瑰奇的艺术世界。“我”用体温把“冰火”唤醒,而“冰火”面对的是比在冰冻中昏迷更加糟糕的境地。无论“冰火”选择走出冰谷还是留在冰谷,结局都是毁灭。和“影”不同的是,“冰火”选择了更为积极的牺牲:“那我就不如烧完了”。李欧梵认为《影的告别》、《死火》、《希望》等诗篇是诗人矛盾心情的反映:诗人一方面是消极的、抑郁的;另一方面又悖动不安地要求行动。按照诗中矛盾的逻辑,这行动又终将导致死亡或绝望。《过客》中塑造了一个“困顿倔强”百折不挠的意义之探索者的形象。这一形象是鲁迅的自喻,是他在大孤寂和绝望中上下求索的精神写照。对于探索者来说,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绝路,而身后留下的却是一条生路——希望之路,路就是探索者的希望和意义。

《野草》的创作主体穿越生存虚无,企图自我拯救的生命努力可谓艰苦卓绝。鲁迅先生不断踯躅于希望与失望之间乃至陷入绝望的深渊却又偏向这些绝望抗战,他在绝望中寻求希望的企图与不懈的努力,让“死火”跳出“冰谷”,并让过客继续行程,这正集中表达了他的人生哲学:“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的这些哲学,来自于人生经历的生活磨砺,来自于改革热望与冷漠现实的尖锐矛盾,来自于他对自己孤独寂寞命运的深刻感受。从这种人生哲学中解读《野草》的其他篇什,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野草》,更直接地掌握《野草》中鲁迅的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20世纪中国最为孤独又最为崇高的灵魂的心灵悸动。

参考文献:

[1]徐麟.鲁迅中期思想研究[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鲁迅.鲁迅小说散文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