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组织

监督组织（共12篇）

监督组织 篇1

一、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现状

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迅速,慈善组织数量持续上升,各项善款捐赠也逐年增多。然而,我国慈善组织规模的持续扩大并没有带来捐赠数额的持续增长,平均到每个组织的捐赠数额反而下降了。2012年全国接收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比2011年下降87.7%,经历了连续两年下降,2013年该捐赠总额约989.42亿元,比上一年同比增长18.86%,2014年该捐赠额破千亿,比上年小幅增长5.3%。增长幅度持续放缓。

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几年我国慈善组织“问责风暴”的持续负面影响。2011年的一系列慈善事件把我国慈善组织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公众对慈善信息披露的关注空前高涨。部分慈善组织因为信息透明度低而丧失了社会公众的信任,各种善款募捐也因此降至冰点。

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力度不够,慈善组织财务信息披露不透明,导致他们的公信力下降,直接影响了公众的捐赠热情。现实中确实存在部分基金会以“公益”“慈善”之名,行“牟利”“避税”之实,违规参与市场经营,盲目参与高风险的投资,而信息透明度不足更加深或无形中推进了这种隐患。究其原因,审计监督不到位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弊病。因此,如何有效的发挥对慈善组织的审计监督作用,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和当今时代发展要求的慈善组织、慈善资金审计监督制度体系就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文中涉及理论主要有受托责任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免疫系统”论。

二、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未形成良好的审计监督环境

政府干预过度,尤其是对于慈善资金的募集和使用。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所有正规的慈善组织都要在相关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且其业务主管单位也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授权。这种规定使我国政府部门形成了对慈善组织的双重、分级管理,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行政化管理也限制了慈善组织的独立运作。这种领导体制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审计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审计单位不完全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独立性差在大程度上限制了审计单位的工作积极性,使审计监督职能大打折扣。

现实中行政性慈善募捐和慈善资金运用的行政化现象严重。近年来,先后有中华体育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巨额资金“丢失”事件,这些组织与政府或多或少有一定牵扯。在汶川地震期间,80%左右的善款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后,在社会各界捐赠款物中,由政府直接受赠的就占总捐赠比例的66.75%,这充分说明了政府在慈善募捐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政府官员向企业“索捐”现象严重,政府拿到的资金比预算外还要预算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不受上级的财政监督,而审计机构对此的划分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很难找到合适的入口介入监管。由于资金最后都会经过政府的环节,民间组织无法向捐赠者与公众交代其实际使用情况和使用效果,审计机构也难以对信息披露状况进行鉴定与评估。“审而不计”的情况普遍存在,政府审计流于形式化。

(二)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

慈善资金审计监督的依据是原始凭证、账簿及其报表等会计信息,慈善组织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审计监督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目前,会计准则关于会计信息质量没有给出客观和具体的解释,并且没有具体有效的操作标准,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而且我国慈善组织内部审计监督严重缺失,只有极少一部分慈善组织真正落实了内部控制的考核制度,大部分组织只是象征性的加强,事实上根本没有实施具体有效的监督工作,发挥不了监督职能,形成不了监督效果,更形成不了长久有效的监督机制。因此,会计信息质量自然不高。

我国慈善组织虽然有小部分财务信息对外公开,但所披露的信息很少且不完整,他们通常选择一些正面信息,或者一些迷惑性较强的信息,比如折旧多少,现金净增加额,而对于资金来源、数量以及适应效率等信息却披露甚少或者根本不披露。部分慈善组织甚至在官网上没有公布接收款项的内容,公众会计信息查阅也缺乏可入渠道。组织较小的团体会计出纳一人担任或临时担任,严重违反《会计法》。资金管理制度、成本控制制度、财务信息公示制度都是空白。会计信息质量低导致监督过程无法很好的进行,监督目标实现起来困难重重。

(三)未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和平台

2012间公益发展报告显示,87.4%的样本组织制定了明确的财务管理制度,60%的组织每年都编写财务报告,86.9%的样本组织有会计人员,89%的组织有出纳人员,59.1%的组织曾接受过外部独立财务审计。中国红十字会所披露的财务信息,只能查询到2010年的财务报告。这都是慈善资金审计监督信息披露制度和慈善资金审计监督平台不完善、不健全所致。机制不完善和缺乏执行力度使得财务信息披露缺乏依据和规范,不按规定来,组织想怎么披露就怎么披露,进一步导致诸如监督者不知如何监督,被监督者趁机规避监督,两者没有很好的“制度契合”问题,财务审计监督名存实亡。

社会公众监督难以真正实现。公众对于慈善组织透明公开的要求已经越来越高。公众希望慈善组织公布善款是如何使用的,而且,公众希望能够有途径了解慈善项目的实施过程,希望慈善项目的实施过程能够得到第三方的有效监测和评估。然而,由于一方面缺少信息来源的渠道,另一方面缺少监督权力运用的途径,公众的监督权往往无法很好的实现。

(四)慈善资金使用情况监督不善

当前,我国慈善资金在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资金的安金性还存在隐患。有的部门把社会自愿救助捐赠活动转为变相摊派,挪用甚至侵占捐赠款;有的社团组织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如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在收入减少的同时,公益支出竟呈现大幅增长,在其给出数据中,短短3年时间,河南宋基会的总资产实现了从零到近30亿元的飞速增长,这在全国两千多家慈善基金会中绝无仅有,令人怀疑其来龙去脉,陷入“善款放贷”、“善款投资”、“公益项目缩水”等质疑。宋基会成立独资公司运作资金,但公益项目支出却不详,并且其并没有完善的会计信息来支撑,背后的真相也并未经过审计机构的监督与核查。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对于慈善资金的审计主要关注财务信息的合规性,尚未对慈善组织所占有和耗费的物质资源及人力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进行审计,从而无法反映慈善组织的总体绩效。

三、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的改进对策

(一)构建良好的审计监督环境

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防止政府干预过度,改变当前行政式的政府审计监督模式,逐步建立适合现实国情的立法型审计监督模式。必须保证政府审计机关审计监督独立,内部审计监督独立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独立以强化审计机构的独立性。慈善资金的运用要去“行政化”。要赋予审计机构更多的监管权限,完善审计监督职责。从法律层面上,首先要完善审计机构的调査取证权,加强审计法律法规的保障力度,完善审计机关在调查权和要求报送资料的权力等方面的规定。另外,要完善慈善资金审计监督职责,完善经济责任审计职责,明确审计人员责任追究机制,完善审计报告制度职责。制度上,一方面引入由政府评估和独立第三方评估构成的外部评估制度,通过对慈善组织的经营效率、管理能力等进行评估、打分、评级并向公众公布结果,由公众进行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政府在审计经费上可给慈善组织予财政支持,必要时还可引入公益审计,以提升审计质量。

其次要构建透明廉洁的内部环境,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形成组织内部的权力机关、经营决策机关、执行管理机关、监察机关的相互制衡、权责明晰的治理架构。如组织的财务情况要定期向理事会及会员代表大会报告,重大支出、接受捐赠等重大财务活动还要向社会公布,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内部管理制度,合理规范披露的内容、方式、责任等,引入内部责任追究制度,从而建立起慈善组织的内部风险抵御系统,提高内部自律,为赢得社会的认可与信任提供保障。壹基金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公开透明,赢得了很高的公信力。

(二)保证所披露信息质量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完善准则体系。除了加强会计法律法规的建设外,还要与有关监管部门多沟通交流。慈善组织的作假动机,往往是管理层的意志。要减少这种现象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增大慈善组织管理层会计信息质量违约成本,迫使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尤其要加大对会计处理的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中虚假会计行为的打击力度,而不是等问题暴露再去追究责任。

完善组织的内控制度。合理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监督和保证慈善组织内部财务制度的有效运行,从而能够很好的反应会计信息的本来面目及交易实质,进一步能够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将慈善组织的运行流程和内控制度有机结合起来,确保内控制度有效执行,加大慈善组织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改造,减少人为操作,实现自动控制。还要规范相关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的管理,增强其独立性。

(三)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和监督平台

在慈善组织审计监督机制中,信息作为审计监督的基础,也是各审计监督主体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渠道。慈善组织日常活动与管理的每个环节都会产生不对称信息,慈善组织作为信息优势方掌握着比较全面完整的信息。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组织信息透明度,才能真正发挥审计的监督作用。信息披露分为事务信息披露和财务信息披露,借助他们可以对慈善资金实施很好的审计监督作用,慈善组织就可以通过善款使用追踪和财务反馈机制来明确捐赠物资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减少慈善组织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

信息披露和审计监督平台的建设要利用好网络、媒体等现代化信息平台,利用好第三方机构。例如,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基金会中心网等慈善信息搜集、披露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慈善公益组织信息公开化建设的开端,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定期发布捐赠信息,为公众提供数据查询,服务,推进了慈善信息公开化建设步伐,基金会中心网在其网站上公布其会员单位的收支明细账目、项目财务信息,目前已采集了2000多家的基金会名录和比较完整的基础信息(99%),采集的基金会财务信息和年报均超过80%。

(四)构建和完善审计监督体系

建立政府审计为主导、慈善机构内部审计为基础、注册会计师审计为辅助的全方位、多角度的慈善资金审计监督体系。政府审计机关要注重审计调查的深入,做好慈善资金专项审计的质量控制,积极向社会公众披露相关审计监督信息。审计机关还应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审计监督全方位的审计监督模式,对慈善资金的筹集及其使用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内部审计监督通过对慈善组织的年度财务报表编制的监督,并将监督的结果向监事会等监督机构报告,通过对慈善资金日常的持续审计监督,可有效预防慈善资金舞弊和提高慈善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免疫作用。对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属于第三方评估的引入,会计事务所可以对慈善组织一年的财务状况进行抽査,判断慈善组织的慈善项目是否具有社会和经济效益,并公布审计结果。内部审计监督掌握的第一手监督信息,可以为注册会计师和政府审计部门提供非常便利的渠道和平台,为慈善资金的外部监督提供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忠亮.我国慈善资金审计监督法律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2013.

[2]孙春菊.我国慈善组织审计监督机制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12.

[3]史伟建.我国慈善机构监督模式研究〔D〕.兰州大学,2014.

[4]辛悦.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与审计监督——由“郭美美”等系列危机事件引发的思考〔J〕.绿色财会,2012(3).

[5]刘亚莉,解露莎.慈善组织性质、治理特征与财务报表审计〔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3).

[6]王名,贾西津.中国NG0的发展分析〔J〕.管理世界,2002(8).

监督组织 篇2

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凸显了党中央对于社会组织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殷切期望。如何确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并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已成为各级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现结合我县社会组织监管的现状，笔者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作了如下浅显思考：

一、**县社会组织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功能作用日益彰显。我县社会组织登记注册范围逐年扩大，包括行业协会、商会、学会、专业团体等多个种类，数量以每年5%－10%的速度递增。目前，全县共有社会组织141个，其中社会团体48个、民办非企业单位93个，基本形成了门类齐全、层次有别、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

二、当前我县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政社不分。一些社会组织官办色彩浓厚,有的就是政府部门组建，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在运作网络、资金来源、人力资源等方面都严重依赖政府,作为政府部门的附属机构在发挥作用；有的甚至截留政府部门权力，严重偏离了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如今年被列为清理整顿重点对象的5个行业协会中，国家公职人员兼职的有5个协会共10人。

2、扶持不力。一是对社会组织在税收优惠、财政支持、人才队伍、社会保险、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等方面缺乏明确政策规定及相应的激励措施。大多数社会组织很难得到资金、场地、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政策扶持。二是政府职能转移不到位。有些自上而下建立的专业协会，承担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除了工作经费来自会费外，其性质仍类似主管部门职能机构。三是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不健全，造成社会组织在获取资金与资源、承接相应职能等方面承受了巨大压力。四是发展资金匮乏。社会组织本身会费收取难，服务收入少，自筹经费能力弱。五是因福利待遇低，难以留住所需人才。

3、监管缺位。由于登记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体制，业务主管机关不愿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职责，导致对社会组织没有统一有效的监管机制。因准入门槛过高，很多社会组织在工商机关作为企业组织进行登记注册，甚至有些社会组织未经批准自行成立并开展活动，造成监管不到位；而且内部管理不规范。目前全县有9个行业协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公职人员兼职、财务人员无资质、使用票据不规范等问题，其内部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均带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

三、推进我县社会组织监管创新的建议

1、改进和完善管理体制创新。建立社会组织议事协调机构，及时研究解决社会组织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建立社会组织协调机构成员单位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信息沟通，掌握社会组织动态，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业务主管单位的密切联系，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监管的管理合力，从“严审批、宽监管”向“宽审批、严监管”模式转变。

2、构建社会组织政策扶持体系创新。一是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建议制定出台《**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强化契约式管理，明确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内容，将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纳入预算。二是探索建立政府委托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管理机制。积极稳妥地将政府各部门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性职能、市场监督与技术性职能，通过委托、授权等方式依法转移给有资质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接。三是制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减免的税种、幅度作出科学界定，实施分类引导；简化税收优惠申请、审批和监管程序。四是建立公共财政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和奖励机制。建议设立社会组织发展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由县民政局管理，用于支持社会组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社会组织培育、人才队伍建设、优秀组织和个人表彰等方面。

3、探索适合社会组织发展的监管制度创新。一是改革双重管理体制。除少数有特殊职能的行政部门外，其他部门原则上不再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社会组织可以依照有关程序直接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二是放宽社会组织准入条件。拓宽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领域，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学校、民办养老机构、民办科研机构、民办体育机构，并在政策上予以支持。三是明确分类发展和管理的政策措施。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组织，鼓励发展民办非企业单位，改革和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积极鼓励扶持城乡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学术性社团。对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要正确引导、积极扶持；对违规违纪的社会组织，要严肃查处、依法规范。四要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建立社会组织考评制度，理清各部门职责，明确监管责任。加强对行业协会的经济责任审计。探索建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社会组织的评估机制，强化资质审查、跟踪检查、绩效评估。

监督组织 篇3

据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宗礼介绍，２０１１年农业部联合８个部门在全国组织开展了“瘦肉精”专项整治，各级畜牧兽医部门着力强化饲料、养殖、收购贩运和屠宰等各环节的监管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截止１０月底，全国畜牧兽医系统共出动执法人员２２４万人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主体２８４万个，张贴《严禁使用“瘦肉精”告知书》８２０万份，签署不使用“瘦肉精”承诺书２４５万份，印发宣传材料５８２万份，抽检活畜尿液等各类样品８４８万批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１７７起，移送公安机关１１０起。在各部门高压严打下，“瘦肉精”非法制售使用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

培训班上，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同志通报了“瘦肉精”违法案件查处情况；农业部政策与法规司有关处室负责人介绍了农业行政执法程序和行政执法依据；湖南省畜牧水产局负责人介绍了与公安部门密切协作，加强“瘦肉精”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的经验；农业部有关质检机构的专家介绍了“瘦肉精”基本知识和检测技术，通报了畜产品例行监测结果。（来源：中国畜牧兽医信息网）

监督组织 篇4

一、国企纪检监察组织监督的难点概述

1.机构设置不够合理

国企的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工作与事业单位、行政单位有所不同, 其内容更多的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违纪行为, 但是, 就组织机构设置来看, 并没有重视此点, 常见的设置形式有两种, 一是注重于执法执纪职能, 且独立于经济审计、合同审查等职能部门之外, 彼此之间没有良好沟通, 只是对纪律进行检查和监察, 并不符合国企监察监督的需求, 其执法执纪没有良好的基础, 影响其监督效果[1]。

二是对纪检监察组织重视不足, 将其与工会、团委以及宣传等混为一体, 构建企业文化部或党群部, 纪检检查组织的职能被大大弱化, 纪检人员的权威得不到保障, 监督工作受到不良影响, 也会降低监督效果。

2.职能权限不够明确

在当前国企纪检监察组织中, 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其职能和权限, 在这种情况下, 其参照的标准只有国家机关的纪检监察机构, 但由于其本身的不明确性, 在权限方面会受到很大限制, 在实际工作中, 其本身的执法手段有限、措施力度较低、没有量纪定性和追究责任的权力, 只能通过“借力”等方式来完成工作, 监督工作过于被动, 给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带来困难。

3.组织地位相对较低

从国企纪检监察组织在国企体系中地位来看, 其地位是相对较低的, 主要可以通过纪检监察组织的负责人职级、领导关系体现出来。从行政职级上来看, 纪检监察组织的职级、负责人调配通常都是由国企自己做主的, 纪检监察组织与其它职能部门处于相同层次上, 其工作性质也保持平行, 没有足够的权威、威慑, 也无法参与企业决策, 对工作部署了解不够全面, 其监督工作自然也就会受到限制, 许多违纪行为根本无法监督。

从领导关系上来看, 在国企中, 纪委、监察室通常是一套办公机构, 前者主要针对的是党纪维护方面工作, 需要受本单位党委领导、上级纪委领导的双重领导, 后者针对的是国家法律、企业政纪维护方面工作, 只接受行政负责人领导, 在这种领导下, 监督工作存在矛盾, 影响监督的效果。

二、国企纪检监察组织监督难点的解决途径

1.加强对纪检监察组织的重视

针对国企纪检监察组织地位相对较低的情况, 需要加强对其重视, 提高其在国企中的地位, 具体途径有:

首先, 实行垂直化管理, 在对纪委监察组织的管理中, 要从行政法规、党规中, 明确上下垂直化管理方式, 组织的案件查办、人事任免等权力都应当归纳于上级纪委, 从而避免同级党委对纪检人员的制约, 保证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工作开展的公正性, 有效扭转传统管理模式中, 对上级无法开展监督、对同级监督不力、对下级不敢监督等情况, 使组织监督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及时发现国企各级人员的违纪行为[2]。

其次, 提高纪委负责人职级, 国企纪委的负责人职级需要适当提高, 应当进入到企业党委、行政领导班子当中, 其职级应为党委副书记, 负责工作是纪检监察;同时, 纪委书记还需要进入到监事会、董事会中, 参与到企业经营、发展的各项决策与行政会议中, 对企业重要问题有全面了解, 以防企业领导人行为避开纪检监察组织监督的范围。

2.合理设置纪检监察组织机构

针对纪检监察组织设置不合理的情况, 需要对纪检监察组织进行改变, 改善其监督职能, 保证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具体途径有:

首先, 对纪检监督机构进行合并, 将国企中与纪检监察工作相关的部门中相近职能岗位进行合并, 由纪委、监察、审计以及法律部门手段互补的机构合署成一个新纪检监督组织, 有效精简企业机构, 解决多个机构之间的相互扯皮情况, 实现优势互补, 从多个层次、角度执行监督工作, 提高整体监督能力, 实现监督效率、效果的全面提升。

其次, 做好纪检监督组织人员配置, 根据国企的规模、纪检监督组织工作需求等, 按照一定比例, 配置数量足够的专业纪检监察人员, 同时, 还需要从基层党支部中, 选择党员作为兼职纪检监察人员, 扩大纪检监察组织队伍, 做好上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 形成完善的监督检查网络, 增大监督范围、强化监督能力, 促进国企纪检监察监督能力的提升。

3.明确国企纪检监察组织的权限

对于国企纪检监察组织权限不明、执法能力较差的情况, 需要结合国企纪检监察监督工作需求和我国实际情况, 出台相应的工作条例, 为国企纪检监察监督工作开展提供准确依据, 其权限应该包括:首先, 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和建议权以及咨询权, 能够对国企重大经营战略或资金活动进行监督, 及时发现国企领导人出现的违纪问题, 预防决策失误或领导人个人原因造成的损失[3]。

其次, 具有党纪政纪处分权, 纪检监察组织应当拥有直接行政处分违纪中层或以下干部的权力, 对同级党委、总经办只需进行备案, 不必等待其批准, 独立对控告和举报进行管理、独立调查审理, 有效遏制违法违纪问题的出现。

最后, 具有经济处罚权, 在党纪政纪处分之外, 经济处罚也是一种有效措施, 对于不太严重违规行为, 造成经济损失或有非法所得的中层及以下人员, 纪检监察组织有权对其进行经济处罚, 包括罚款或没收等, 提高违法违纪成本, 预防违法违纪行为。

三、结语

综上所述, 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对于国企领导层行为有着极大约束作用, 可以保证国家法律法规、企业战略等的有效落实, 对国企利益起着重要保障作用。针对当前国企纪检监察组织监督面临的困难, 需要采取针对性的解决途径, 来为纪检监察组织监督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 促进国企的健康、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黄亚华, 陈凯平.国企纪检监察组织监督的难点和途径探析[J].东方企业文化, 2013, (20) :157.

[2]冯继国.国企纪检监察发挥监督作用的难点和途径探析[J].中国石油企业, 2012, (7) :100-101.

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研究 篇5

摘要：慈善事业的发展对缩小贫富差距、扶助弱势群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慈善组织作为现代慈善事业的重要载体，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慈善组织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出现了“慈善失灵”的现象，使得我国很多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明显下降，引发了部分慈善组织募集资金困难甚至慈善危机。因此，完善我国慈善组织的监督机制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慈善组织 公信力 监督 广州

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颁布，我国慈善事业开启了新的篇章。慈善事业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它的服务范围可以覆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向社会弱势群体给予慈善援助，对社会起到了一种“安全网”和“减震器”的作用。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事业运行的载体，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距、救助受灾群众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广州受港澳台的影响较大，市民慈善意识和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断提高。针对以上情况，本文选用广州市慈善组织为研究立足点，在总结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广州市的慈善组织监督机制，从而促进广州的慈善组织健康透明地发展。

一、广州市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监督必要性

广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然而，由于受复杂的自然、社会和个体自身条件的影响，广州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的现象，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还有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因此，发展慈善事业在广州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因为这些弱势群体需要关怀和帮助，如果只凭政府的扶助显然是不够的，需要发展慈善组织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目前，广州市慈善组织发展现状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广州的慈善组织发展迅速，慈善参与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近一百多年来，广州成立的善堂、善院等慈善组织的数量众多，历史悠久。这些慈善组织本着“乐善好施”的慈善理念开展了一系列的慈善义举，比如赠医施药、施粥施衣、施棺施坟、夏季施茶、兴办义学。二是广州市慈善组织体系初成，活动领域广泛。目前，广州不仅有大量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组织，而且还有众多提供服务的公益服务组织，从而形成了广州的公益慈善组织体系，为广州市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然而，在广州的慈善组织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由于慈善法规不够完善、慈善组织发育不够成熟等原因，广州的慈善组织出现了一系列不规范现象并导致其偏离了慈善公益的目标。慈善组织由于自身的不足，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营利化倾向、组织内部腐败、公信力下降等“失灵”现象。一是慈善组织竞争机制缺乏，慈善透明度不够。总体来看，广州的整个慈善组织竞争性显然不够，导致慈善组织发展动力缺乏，慈善透明度不够。目前，广州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程度与社会期望还存在较大差距，表现为慈善信息获取不方便、信息公开不完整和信息公开不及时。二是慈善组织行政化色彩深厚。广州的慈善组织还存在“独立性不足”的现象，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首先是运行机制的行政化。目前，广州的慈善组织大多是挂靠在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慈善组织的领导人员大多有政府官员背景，其活动方式有深刻的“行政化”烙印。慈善组织内部运作缺乏民主，导致慈善组织管理不规范，为慈善组织异化提供了温床。其次是筹款方式行政化。目前，广州的慈善组织在慈善项目的实施方面往往受制于业务主管部门，其筹款大多由政府牵头发动、政府领导出面进行宣传募捐，然后进行“任务式”的摊派，致使慈善活动缺少志愿性和积极性。三是信任危机。例如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2011年广州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数额急剧下降。

二、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的重要探索

广州在慈善组织监督方面进行了重要探索，也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影响较大的成就。例如，广州市举办了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成立了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成为全国首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颁布了《广州市募捐条例》等。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广州市慈善组织的监督力度，成为广州市慈善组织监督的重要探索。

一是公开推介慈善项目，打造阳光慈善平台。慈善项目推介会是广州在慈善事业领域富有特色的一大举措，它能有效地推动慈善资源整合，实现捐赠人与受赠人的直接对接，减少中间环节，打造一个有效的慈善募捐平台。2013年6月26日，广州首届慈善项目推介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推介会以“牵手、凝聚、关怀、共享”为主题，坚持“政府搭台、社会参与、慈善组织运作―让慈善回归民间”的理念，通过项目认捐的形式，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慈善活动。参加本次推介会的慈善项目共1080个，所有慈善信息（推介项目基本信息、认捐情况、善款使用情况）将通过“广州慈善网”向社会发布，接受社会监督。

二是强化外部监督制衡，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第三方监督机制是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制衡机制，其目的是为了对受监督方形成外在约束力，从而规范受监督方的行为。所谓的第三方（The Third party）主要是指独立于第一方（被监督方）和第二方（服务对象）并且与之不存在利益相关性的那一方。慈善组织的第三方监督机构一般应该具备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等条件，通过制定一系列慈善组织评估指标来对慈善组织进行评定，最后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果或报告。2013年6月21日，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慈监委”）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个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慈监委”是由社会各界人士代表自愿组成的专业性、地方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其宗旨是监督广州的慈善组织，规范广州的慈善组织运作，提升广州的慈善组织透明度和公信力。“慈监委”的最大特点是独立性，“慈监委”将对慈善组织的慈善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独立监督并向社会独立发布报告。例如，“慈监委”的15名独立委员来自社会各界，包括法律界、学术界、媒体舆论界等知名人士。

从上表可以看出，“慈监委”的15名委员身份全部是社会人士，受政府和慈善组织影响都较小；委员都是志愿参加且不领取薪酬，利益关联度较小。因此，以上两点较好地保证了“慈监委”的独立性。此外，委员中大多是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和较强的专业知识，因而“慈监委”本身的公信力较高，其发布的慈善监督报告有较高的可信度。

三是首创多项监督制度，推进组织阳光募捐。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在众多的社会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有效的手段。为规范广州慈善组织的活动，提升其公信力和影响力，广州在慈善制度创新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广州市从募捐管理制度、慈善医疗和应急救助制度、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等方面对慈善组织进行了约束和规范。2012年5月1日，《广州市募捐条例》正式实施，为规范广州市慈善组织的募捐行为提供了更加明细化的法律保障。这是全国首部关于慈善募捐的地方性法规，对保护捐赠人、受益人和慈善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广州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监督组织 篇6

一是提升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发挥“权权相制”功能。实践证明“以权制权”是最便捷有力的监督。在企业的权力结构中，处于隶属地位的纪检监察部门不可能真正有效地监督制约处于决策地位的领导者。因此，要加强基层纪检监察工作，强化履职能力，首先就要提升纪检监察部门在企业中的地位，使监督部门具有履职的权威。具体措施是：明确规定纪委主要负责人进入企业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并担任企业党委副书记，主管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同时进入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出席董事会和行政决策会议，参与研究企业经营发展与经济工作运行问题；企业纪委副书记应该高于中层部门科室长职级，享受副总师职级待遇；纪检监察部门工作人员的职级应不低于或高于其他部门工作人员职级，并在职称评定、福利待遇等方面均应与其它部门的人员相同。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权责一致，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的功效。其次，要理顺企业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机制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重点体现在落实“两个为主”方面：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这样就避免了纪检人员的任免受同级党委的制约。

二是改变企业纪检监察组织机构的设置形式，整合监督资源。企业现行内设监督机构以及具有监督职能的部门较多，除了纪委、监察部门外，审计、法律事务、巡视等部门行使监督职能存在交叉、重迭、多头等现象，即浪费资源，又影响效率。为此，应该整合各种监督资源，构建“大监督”运行机制，提升监督效能。首先将企业内部相关监督机构重新组合，将职能相近、手段互补的纪委、监察、审计、法律事务等部门，组合为一个新的纪检监察组织。通过这种组合，将分散的力量聚集在一个“拳头”上，来实现精简机构、减少扯皮、优势互补的目的，这样就能够有效提升整体功能，强化监督履职的能力。其次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企业内各基层单位配备专职纪检监察人员，同时在基层党总支、支部成员中指定或选派兼职纪检监察员，在工作上接受企业纪检组织的指导，使企业监督部门随时掌握下属单位开展工作的情况，实现上下级之间信息畅通，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监督监察网络。

三是赋予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履职必须的权限。没有权力的监督就如同“纸老虎”，是缺乏应有的震慑力的。所以，应根据党章规定并参照《行政监察法》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权限，赋予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履行监督职责所必须的权限：第一，必须具有一定的检查、调查权和建议、咨询权，为完成工作目标提供重要手段和保证。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对企业经营战略、干部任用、大额资金使用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有权进行检查、咨询，发现影响决策科学性或决策实施的违纪问题时，有权进行调查和提出建议，并及时向企业党政班子或上级纪检监察组织报告，使其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防止决策失误或保证正确决策的有效实施。第二，必须具备一定的党纪政纪处分权，以强化监督的威慑力。明确规定企业纪检监察部门有权直接对违规违纪的中层干部及以下人员，给予最高以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的处分权，并且只需向同级党委、行政领导机构报备而不必请示审批。同时，可以独立地管理控告和举报，独立地进行调查和审理，有效地维护党纪政纪的严肃性，遏制和减少违法违纪行为的发生。第三，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处罚权，使监督的实效得到彰显。明确规定企业纪检部门有权对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取得非法所得的企业中层干部及以下人员，按照有关规定、协同相关部门，给予一定限度内罚款、没收处罚，罚没的财物移交企业财务部门。

四是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不断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按照新一届中央纪委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着力打造与之相适应的干部队伍。一是推行纪检监察资格准入，实行业务工作考试考核制度，严格把好干部进口关。二是畅通干部流动渠道。要既打造职业铁军，又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切实保持纪检监察队伍的活力。三是健全执纪办案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失职渎职、跑风漏气甚至以权谋私的严肃处理；对不适应纪检监察职业的纪检人员，及时调离纪检部门。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理论探讨 篇7

一、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特性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是特定主体对管理者财务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及有效性进行的监督, 它是保证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履行其受托责任的条件之一。受托责任是非营利组织管理者所承担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责任。它意味着管理者在进行财务决策或采取特定财务行为时, 必须谨记社会公益最大化的组织宗旨, 向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财务责任, 同时向各方充分披露信息, 解释其经济资源的使用方式及结果, 致力于保护和提升组织的公共形象和声誉。对非营利组织来说, 只依靠对管理者的信任、指望其自觉履行受托责任, 不可能实现良好的财务运行, 因为在缺少财务监督的情况下, 非营利组织管理者作为理性经济人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追求个人私利、规避财务责任, 从而降低经济资源使用的有效性。所以,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应当贯穿于组织财务活动的全过程、各环节之中, 通过特定的方法来规范管理者的财务行为, 以确保其符合财务管理目标的要求。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设计应当考虑其自身的业务运营和财务特征。与企业相比, 非营利组织实施财务监督面临着特有的困境, 主要表现在:1.非营利组织的产出属于服务性的非市场产出, 其数量和质量难以测度, 而且社会效果具有时滞性, 缺乏价格信号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因而缺乏检验和传递质量信息的机制和渠道。2.物品或服务购买者不是最终消费者, 由于存在中间环节, 导致获取信息困难, 增减了监督难度。3.非营利组织面对多样化的监督主体, 其中捐助者和服务对象无疑是最重要的群体。但由于监督的动力不足和主体缺失, 捐赠者很难发挥监督作用, 而服务对象是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弱势群体, 在信息获取和处理、利益诉求和资源动员等方面存在能力缺陷, 也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4.非营利组织外部监督机制薄弱, 除了缺少公共部门权责明确的制度化监督机制, 也缺少企业中“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监督机制。尽管面临着诸多困境,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依然是可以有效实施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监督主体以及实施条件等问题的解决方式。

二、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主体及职责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主体是多元化的, 既有政府部门、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外部利益相关者, 也有理事会、监事会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从实践看, 非营利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动力不足, 或者无从入手, 因而导致其财务监督往往具有滞后性。他们通常只在非营利组织财务问题被曝光后才采取行动, 而这时对非营利组织乃至社会公益事业的危害已经发生了。所以, 从预先防范财务问题及其危害角度考虑,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应当首先从内部利益相关者入手, 通过这些主体的相互制衡关系来进行, 并逐步予以改进完善。

(一)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

作为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资源提供者的代表,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不仅享有管理财务决策权, 而且也有对管理者实施财务监督的权利和义务。这主要体现在:该机构有权制定重大财务战略来约束管理者行为, 监督管理者是否贯彻执行其财务决策意见, 是否取得令人满意的财务业绩, 从而决定是否继续聘任或解聘管理者。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应当监督管理者执行财务决策, 及时纠正其偏离财务决策目标的行为;监督管理者正确行使其财务权利, 避免出现或消除机会主义行为, 维护和提升组织的社会形象, 实现社会公益最大化的组织宗旨;解聘不称职的管理者, 并追究那些牟取个人私利、侵犯组织利益的管理者的法律责任。

但是, 在缺少具体的评价参数和市场信号来反映组织的使命、服务质量以及效率的情况下, 为了实施组织生存所必需的监督,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的评价和控制体系。可以说,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实施财务监督, 有助于约束管理者的财务行为、提高财务运行的有效性。为提高财务监督的效果, 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可以充分利用由财务、会计、法律等专业人士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以及内部审计机构的工作。

(二) 非营利组织监事会

非营利组织监事会是由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的内部自律性机构, 负责对理事会和管理者履行财务职责的过程及结果进行专门的财务监督, 从而保证他们正确行使财务权利。因此, 该机构是为减少非营利组织理事会和管理者不负责任行为而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

非营利组织监事会应当对组织的一切财务活动进行监督, 但其重点在于保证财务决策的制定程序和执行结果不会对组织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正当利益造成损害。为了实现财务监督, 非营利组织监事会应当列席理事会会议, 并就组织中存在的财务问题向理事会提出建议;进行必要的财务检查, 并有权要求理事会向其提供说明;对组织的财务运行过程进行监督, 制止董事、管理者的财务违规、越权行为并要求其予以纠正;就重大财务问题提议召开理事会, 并在必要时提请司法部门介入。

在实践中, 非营利组织监事会的财务监督权及实施范围等, 应当在组织章程等有关治理文件中做出明确规定, 以保证监事会可以正常行使权利, 也可以避免引起与理事会或管理者的冲突, 或者对财务活动造成过度制约。

(三) 非营利组织独立董事

非营利组织可以引入外部独立董事, 以增加其理事会的独立性, 完善组织治理结构, 形成对管理者更有效的监督力量, 消除理事会失灵带来的诸多问题, 降低代理成本。非营利组织独立董事应当享有特定的财务权利, 如参与理事会重大财务决策的表决、及时监督财务运行过程、审核财务活动方案等。在西方国家, 非营利组织独立董事主要来源于社会知名人士、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等, 并通过两种方式行使财务监督权:一是直接参加理事会会议以影响组织的财务决策, 二是在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中任职, 通过承担额外的财务责任, 以发挥对理事会和管理者的制约作用。

尽管非营利组织独立董事可以在促进理事会进行有效的财务监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但这种制度安排也存在缺陷, 因为引入不享有剩余要求权的独立董事, 并期望他们能够尽职尽责地监督管理者的财务行为, 实际上是一种不现实的、勉为其难的选择。所以, 非营利组织必须考虑采取合理举措, 建立独立董事施行财务监督的动力机制, 以防止产生新的代理问题。

(四) 非营利组织财务总监

对管理者进行财务监督是非营利组织理事会的重要职责, 但由于理事们不一定具备相关的财务知识, 因而无法有效地履行其财务监督职责。所以, 非营利组织应当设立财务总监制度, 由理事会根据需要聘请财务或会计专业人士担任财务总监, 协助理事会处理财务事项, 对管理者进行适当的财务监督。非营利组织财务总监的职责主要包括:参与制订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监督检查财务活动和资金收支情况;参与拟定财务预算、决策方案;审核财务信息, 与管理者共同确定其真实性, 并上报理事会;对管理者的重大财务问题及时报告给理事会处理等。尽管非营利组织财务总监的许多财务权利都是非正式的, 但他们对组织财务决策的重大影响不可低估。

(五) 非营利组织雇员和志愿者

雇员是非营利组织聘请的劳动者, 志愿者期望通过在组织内工作来实现社会价值, 他们都是非营利组织十分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出现任何侵害组织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都将使他们的利益受损, 所以应当享有维护自身利益和组织利益、对组织财务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非营利组织雇员和志愿者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施财务监督:一是推选代表担任理事或监事;二是通过自组织来行使权力。由于他们处于非营利组织实际工作的最前线, 对组织所面临的财务问题有较为深刻的体会, 因此有效调动其实施财务监督的积极性, 必将对管理者形成更好的制约, 从而大大提高财务监督的有效性。

三、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实施条件

尽管利益相关者实施财务监督会对管理者产生一定的压力, 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以及有限信息问题却使得财务监督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依据新制度经济学, 由于缺少剩余要求权,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普遍存在着动力不足问题, 但实际上只要有少数有能力者愿意进行监督, 就可以发挥其功能, 其前提条件为财务、业务公开。这说明, 在信息透明度较高时, 只要有一些人能够识别出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 就足以对管理者形成有效的制约。所以, 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实施条件主要在于提高组织信息披露水平。

信息披露是非营利组织管理者所承担受托责任的重要组成内容, 他们应当通过多种途径报告其财务活动, 解释经济资源的使用方式及效果, 表明自身财务行为如何与组织宗旨和目标相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讲, 信息披露行为本身也能提供一种信号机制, 对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真实业绩做出区分。只有那些积极、自愿公开信息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者, 才能使人们相信其是克尽职守且有良好业绩的, 从而能够获得更多捐赠、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源。但是, 信息披露意味着非营利组织管理者要出让部分财务权利, 将自己的财务行为置于更广泛的财务监督之下, 因此理性的管理者不会自愿提供使利益相关者感兴趣的更多的信息, 所以有必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规范措施。

在西方国家, 信息披露一般被视为实现非营利组织财务监督的重要条件。在我国,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非营利组织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职责, 积极活跃在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各个领域, 包括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社会救助等。但是, 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制度尚不健全完善, 无法对管理者的财务行为及业绩进行正确评价, 因此, 管理者普遍存在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导致经济资源被挪用、贪污、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 我国应当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 建立良好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形成对非营利组织管理者的财务监督体系, 以恢复和提升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 使人们加大对组织资源的投入。

参考文献

[1].思拉恩·埃格特森.吴经邦等译.经济行为与制度[M].上海:商务印书馆, 2004.

[2].陈林.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2.

[3].里贾纳·E·赫茨琳杰等.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译校.非营利组织管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周美芳.论非营利组织治理理论与我国非营利组织治理的方向[J].经济纵横, 2005, (8) .

监督组织 篇8

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在坚持以生产经营为中心的全面工作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努力防止和克服基层党建工作被边缘化，为企业建设和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丰富和深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基层党组织尤其是基层书记要积极寻找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紧紧深入和融入到各项工作之中，发现各项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即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和着力点，实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团结群众、凝聚人心和服务中心，为中心任务的圆满完成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确保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监督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一、将党建工作及时融入“中心”工作之中

企业的各项工作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工作千头万绪，任务极其繁重。应该说，越是艰巨的任务，也更应当是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政治工作优势的主战场，也为全体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者搭建了发挥作用、施展个人才能的良好舞台。能否及时地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充分将党建工作融入到各项工作之中，是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和前提。

1. 围绕中心，把握全局，是党建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圆满完成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任务，是企业的中心工作。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紧紧围绕中心，服从、服务于中心工作，正确理解和把握、处理“中心”与“核心”的关系。所以，始终坚持党建工作必须是在确保中心任务完成中的党建工作，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贴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根据中心工作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形式和方法去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心任务的完成紧密结合在一起，围绕中心任务及工作目标的完成与实现，动员、教育、激发全体员工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发挥聪明才智，群策群力，拼搏进取，创造佳绩。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繁重，涉及方方面面。可以说，每一项工作，就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统一体，涉及各方面的矛盾和利益。所以党建工作，必须始终坚持把握全局，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真正叫响“困难面前有党员、党员面前无困难”，发挥作用、做出榜样、展示风采、保持和发扬党的先进性。在全体员工中树立新时期的共产党员形象。

2. 选准时机，及时切入，是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必须选准切入的时机，方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各项工作过程中，有很多好的时机，我们必须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反应。开展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有敏锐的观察、分析这些问题的能力，潜心研究，用心思考。融入进去，就是成功了一半，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就大有文章可作。

3. 主动思考，超前预见，是党建工作的迫切需要。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要实现真正的高效、快速反应这一目标，要在全面把握工作的基础上，倍加注重全面工作的充分了解和认真分析，思考工作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增强预见性，将不利于工作的问题和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必须及时发现，及时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可能对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各项管理中，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

二、将党建工作深入扎实地贯穿于工作全过程

矛盾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矛盾就是世界。工作中充满着各种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分别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建设与发展。有的矛盾突出，有的很尖锐，有的比较紧急，有的是潜在隐患。当然，有一些对工作影响不大。这就要求我们，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注重全面协调解决的同时，必须有的放矢，选准党建工作的着力点，实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扎实开展的目标和要求。

1. 突出重点，把握难点，是党建工作的首要着力点。

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是企业重点，决定了党建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作用、彰显威力的重要时机。当工作出现重点和难点时，当工作需要个人做出奉献和牺牲时，等等。这些时刻，也正是展示党员领导干部风采、发挥作用、锻炼队伍的重要时刻。领导班子、党员领导干部、全体党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入到一线，到生产经营活动实践中，到与企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员工队伍。思想上的引导，行动上的带动，方可达到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作用发挥的最大化。

2. 关心热点，消除疑点，是党建工作的深入着力点。

员工在工作中，在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汗水为生产经营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同样也有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状况和认识，对社会、对企业关心的热点问题，有的是他们感到迷惑的疑点问题。这就需要党组织有针对性地及时解决、落实，维护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等。只有如此，才能真正从深层次上提高全体员工以企业为家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将员工为企业做贡献的热情、干劲和切身利益维护好，最大限度调动全体员工的劳动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将党建工作真正引向深入。

三、不断丰富党建工作的内涵

在企业改革逐步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健全的重要时期，党的建设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面临着哪些问题和挑战，思想政治工作如何在企业定位、有哪些新的特点和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改革与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给予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党的建设不能削弱。

在新的形势下，人的思想、素质和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要求党建工作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手段，去分析、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及时了解、把握员工的思想脉搏。在企业管理体制下，就必须将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到一线，了解员工的呼声和要求，想员工之所想，急员工之所急，为员工排忧解难，使员工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当前，基层党组织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将各项管理工作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畅通员工与党支部、员工与领导干部的思想交流渠道和桥梁。在加强党的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党与员工的联系。以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打造一支团结奋进、坚强有力的党员队伍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员工队伍，为完成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将对员工的日常教育与个别教育结合起来，将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与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加强党建工作的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保证监督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现企业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监督组织 篇9

一、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 监督主体多元化且职责不明

我国非营利组织受到多个部门的共同监管。在对非营利组织监督中, 监督主体如此之多且职责分工不明确很容易造成各部门的相互扯皮, 导致我国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监督陷入责任分散, 各部门相互推诿的混乱状况;也容易造成监督职责的重叠, 造成资源的浪费。

(二) 进入门槛较高, 监督目标错位

我国设置的非营利组织进入的门槛比较高, 这样的所造成负面后果是:一方面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被拒之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另一方面, 非营利组织一旦获准登记便万事大吉, 政府既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引导, 对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督也极为有限。

(三) 社会监督薄弱

1. 新闻媒体监督不力

在我国, 新闻媒体的监督发展很滞后, 长期以来我国的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受到政府的管制, 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作为行政职能的延伸而出现的。虽然近年来, 新闻媒体在保障公众知情权、对公共部门进行监督方面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但“报喜不报忧”、“多正面宣传”、“少负面报道”的现象依然非常普遍。

2. 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到位

由于缺乏严格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 非营利组织内部的运作情况、财务情况以及一些活动开展情况都没有对外公开。即使有些非营利组织建立了信息公开制度, 但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 缺少具体的配套措施规定, 实际操作性不强, 公众很难通过其公开的信息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

3.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监督不到位

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历史相对较长, 一些专业性的评估机构在非营利组织的监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在这方面则有明显的差距。我国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己经跟不上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步伐, 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评估的动力不足, 监督的力度不够, 监督的权威性受到影响。

(四) 非营利组织内部监督不力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内部严格规则制度的约束, 光靠组织行为主体的道德和责任感是不够的, 人都有私心, 在利益的驱使下, 难免会对组织不忠, 会做出有损组织利益的事情;二是外部多重压力的约束, 当政府、社会、公民时刻关注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对其活动进行监督和约束, 那么非营利组织会习惯性下意识将来自外部的监督转化为组织自身的约束。

二、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政府应学习国外建立相对完整系统的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法律法规, 好为政府监督提供了良好的法律框架。如英国的《慈善法》不断修改完善, 为政府监督非营利组织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另外, 在非营利组织的政府监督过程中, 必须遵循监督法制化原则。其依法监督不仅要体现在政府对非营利组织行为的管制上, 也要体现在对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促进, 确保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有序管理。

(二) 放宽准入门槛, 加强监督

政府应放宽对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控制, 从而吸引更多非营利组织的建立;另一方面, 要加强非营利组织日常行为与过程的监督, 加强服务机构运作期间的管理, 对其运作规范化及质量进行监督, 强化非营利组织管理部门的执法力量, 使其能及时发现和纠正非营利组织的违法行为防止徇私舞弊, 背离其非营利目标而从事营利性活动。

(三) 加强对非营利组织的社会监督

1. 提高公众的监督意识

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对监督行为的认识, 使公众认识到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 既是其权利, 也是其义务。政府应当出台相应的制度来保障受益人的这项权力。对公众意见的反应渠道给以制度上的保障, 使公众能够和有关部门进行及时沟通。

2. 充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

媒体的监督是指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 通过采访、调查、民意测验、发表评论等方式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 监督非营利组织的各项活动。由于媒体的普及范围广、影响大, 对一些非营利组织具有很强的威慑作用。

3. 学习西方国家, 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

西方国家对非营利组织进行监督时, 在强调公众和媒体监督的同时, 一般还有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我国还没有建立这样的组织, 在第三方监督方面还是空白, 因此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 建立非营利组织监督的第三方监督机构。

(四) 加强非营利组织的内部监督

首先, 应该完善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各项制度和规范制定, 保证了非营利组织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其次, 强化组织的使命, 这要有坚定的信念, 强大的责任、崇高的精神、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作为最强大的精神后盾, 将其化作严格的制度, 规范进一步增强约束力和控制力。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而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必将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 来逐步优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非营利组织的深入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 必然会构建出一个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适用于我国国情的完善的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 使得非营利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 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摘要：文章总结国外一些国家在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构建方面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 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监督机制,漏洞,对策

参考文献

监督组织 篇10

为及时学习贯彻国务院颁布的第563号令《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确保《条例》的全面、准确、顺利实施, 铅山县农机部门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 于10月12日组织全局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条例》, 对照《条例》内容逐章逐条准确领会精神实质。

通过学习, 使全局干部职工充分认识到, 《条例》的颁布实施, 是农机行业的一件大喜事, 对规范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执法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保障农机安全运营, 进一步促进农业机械化事业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家纷纷表示, 在今后的农机安全监管工作中, 一定要以《条例》实施为契机, 进行广泛宣传, 认真贯彻落实好《条例》精神, 扎实有效地做好农机安全监管工作, 切实认真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法定职责, 为全面推进全县农业机械化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监督组织 篇11

非政府组织（NGO）主要是指“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它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非政治制度不断趋向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自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六个主要特征。

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出现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款中。该条款授权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为同那些与该理事会所管理的事务有关的非政府组织进行磋商作出适当安排”。目前，有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正式的咨询地位，有1500多个非政府组织同联合国的公共信息部建立了正式的工作联系。除此之外，在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以及国际领域，还有数目众多的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单是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目前就有约40000余个。

二、非政府组织在赤道原则中的监督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在西方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与公信力。非政府组织是监督赤道原则实施的主要力量。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主要针对的就是银行的业务活动，如Bank—Track就专门追踪私营银行的运营和对社会与环境的影响。Bank—watch专注于监督中欧以及东欧地区的公款。

在赤道原则的起草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的影响。2003年1月非政府组织发布了《关于金融机构和可持续性的科勒维科什俄宣言》，其中规定的可持续性、不伤害、负责人、问责度、透明度以及可持续市场及管理6条原则对赤道原则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而由于赤道原则是一个自愿性的国际准则，没有独立的强制执行机制以及惩罚机制，所以在赤道原则的实施过程中，更离不开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对于不符合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非政府组织可以运用自己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融资活动提出抗议，使得赤道银行暂停融资后动，重新进行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在更极端的情况下，有些非政府组织甚至还以项目违反东道国法律为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输油管道工程（又称BTC项目）、萨哈林2号油气开发项目以及那马达大坝项目等违反赤道原则规定的项目融资都受到了非政府组织的强烈抗议，并迫使他们重新进行社会与环境影响评估甚至最终迫使整个项目停工。

三、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主要作为

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内比较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有中华环保基金会、自然之友、绿色和平（中国）、绿色流域以及绿色家园等。在绿色信贷政策提出后，它们也积极关心该政策的实施情况，并在一定的范围内为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亚洲纸浆运动以及绿色流域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

亚洲纸浆运动主要是由绿色和平（中国）发起的针对亚洲纸浆（中国）的一场环保运动。亚洲纸浆是亚洲最大的纸浆纸业公司之一，总部位于印尼，在中国拥有多家子公司。2008年8月，亚洲纸浆位于江苏省的一家子公司金东纸业向环保部提交了一份上市申请。在首发上市10天的公示期内，绿色和平（中国）领头的6家非政府组织对该公司上市提出了反对意见。在该意见中，这些非政府组织列举了5年多的调查所搜集到的亚洲纸浆的不良环境记录，建议环保部在该公司严重的水污染和毁林问题得到补救之前拒绝其上市申请。亚洲纸浆公司曾从多家中资银行中获得贷款，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曾参与亚洲纸浆的债务重组并占有了该公司的多数股份。对此，环保部回应裁决将在6个月内作出。随后，海南省环保局、江苏省环保局、浙江省环保局对金东纸业的污染问题进行核查。2009年3月，环保部网站发布了《关于对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再次公示》，金东纸业再次进入公示期并于2009年7月通过上市环保审核，正式上市。

绿色流域2002年开始关注国内银行业的改革和国际上非政府组织对银行的倡导，2006年在北京参与主办了第一届“NGO与银行环境和社会责任国际研讨会”，倡导中国银行拒绝给污染企业和破坏生态项目贷款，倡导赤道原则，2008年申请到“绿色信贷倡导”项目。由此，与政府的‘绿色信贷’决策相呼应，于2009年与2010年连续出版《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该记录披露了14家中资上市银行的环境表现。这有助于公众和政府知晓银行的环保行为并促进金融机构在履行环境社会责任中的自律。

四、加强绿色信贷中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作用

虽然我国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一些活动，阻止了一些环境污染企业的行为。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依旧缓慢，社会影响力也比较小。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主要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不足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经费与人力资源严重不足。非政府组织是非营利性的组织，经费来源单一，大多数依靠个人以及企业捐赠。但是目前我国鼓励捐赠的措施极为有限，并且人们的捐款积极性不高。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的专职人员较少，志愿者就更为缺乏而且中国很多非政府组织成为吸收离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的下岗分流人员的“养老院”，其人员素质较低，缺乏创新精神。不利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非政府组织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

中国现有的非政府组织很多是从原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分离出来的，这些组织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他们有的既不了解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技能，也缺乏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经验与手段。除此之外，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政策也缺乏连贯性，政策的不稳定更加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长期发展。

为了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快速发展，应该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未来绿色信贷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在环保部门以及金融机构之间，应该有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合理的表达民众的意见。首先，完善非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与责任机制，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其次，非政府组织可以依据其丰富的经验以及专业知识，对于法律法规的制定提出建议，推动有关绿色信贷法规的制定。再次，发挥非政府组织的舆论影响力，监督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行为。将银行的绿色信贷审查以及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借助于新闻媒体的力量进行曝光，使其接受公众的监督。最后，赋予非政府组织作为非利益相关者提起环境诉讼的权利，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对抗银行以及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推动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实施。

监督组织 篇12

关键词：党风廉政,责任机制,监督模式,资源共享

1 国企内部监督资源整合的可行性

1.1 监督目标的一致为监督资源整合带来了可能

企业内部虽然各监督部门的功能、业务程序和侧重点不同, 但监督的目标是相同的, 都是要推动企业更好发展, 所以目标的趋同为各种监督的整合提供了可能。整合企业内部的各种监督资源, 形成监督协同的工作机制, 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各种监督力量的作用, 实现监督效益的最大化。

1.2 现代管理和形势的发展为监督资源整合提出了要求

未来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协同的社会, 很多研究成果认为, 后危机时期管理工作突出的特点是提升协同效应, 而大监督体系的构建正是符合这一发展规律的。近年来中纪委、国资委的领导讲话, 都提到要整合资源形成监督合力, 构建大监督体系成为一个探索的方向。

1.3 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为党委领导、纪委牵头组织下的大监督体系建设创造了条件

当前, 纪检监察合署办公, 监督对象涵盖党员领导干部、经营管理人员等所有行使企业管理权力的人员, 纪检监察成为了企业监督约束机制的主要力量, 履行着“管理的再管理、监督的再监督”职责, 有条件也有必要牵头组织协调企业各方监督力量实现资源整合。因此, 党委领导、纪委牵头组织大监督体系符合职能定位, 切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

2 国企内部大监督体系的构建

2.1 大监督体系平台设计

2.1.1 松散协同型模式

成立由企业党委领导、纪委牵头组织监督工作的监督委员会, 将监事会、纪检、监察、审计、会计稽核、法律、工会的内部监督职能纳入监督委员会, 以监督职能“七协同”的方式整合监督资源, 以相关责任制度、运行协调制度、评价考核制度保证监督委员会有效运转。监督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挂靠纪检监察部门, 负责日常工作的组织协调。这种模式对企业原有组织架构不产生影响, 监督委员会是为整合监督资源而成立的类似协会性质的机构, 还并非职能部门, 属于派生出来的管理关系, 但约束比较松散, 如果没有有效的责任约束和运行机制, 工作很容易流于形式。

2.1.2 一体协同型模式

综合考虑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关系, 将监事会、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职能纳入同一部门监督部, 由纪委直接负责管理。法律、会计稽核、工会等的职能通过建立监督委员会的形式进行协同, 形成“四位一体三协同”的监督管理模式。至于几位一体几协同, 完全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要确定。监督委员会仍由党委领导, 纪委牵头组织工作开展监督工作, 下设办公室挂靠监督部。该模式将综合性监督进行合署, 专业性监督进行协同, 有利于突出重点, 发挥好监察审计具有的再管理、再监督的作用。同时, 通过对其他监督的协同, 有利于延伸监督的视角和覆盖面。该模式虽有机构重置, 但有实现的可能, 机构变动不大, 而且监察审计合署办公是比较常见, 也容易促进监督工作成效。

2.1.3 紧凑一体型模式

成立企业监督部, 由纪委直接管理。监督部具有监事会、纪检、监察、审计、法律、工会的监督职能, 以监督职能“七位一体”的方式整合监督资源, 建立部门岗位责任制度保证监督有效执行。该模式会引起企业机构和岗位设置较大变动, 与模式一不存在实质上的差别, 领导主体、牵头组织主体、监督职能都一样, 主要存在组织形式上的松散与紧凑的差别。该模式的有效运转需要人员配备到位、综合素质强。尽管监督部庞大了, 但有利于企业精简高效运行。

2.2 大监督体系有效运转的机制制度保障

2.2.1 形成大监督工作的责任机制

按照本文的构建思路, 党委在大监督体系中履行领导责任, 纪委履行组织协调监督工作开展的责任, 各监督职能部门在履行各自监督职责的同时, 还要承担大监督体系赋予的责任。除大监督模式二外, 模式一、模式三都要策划成立党委书记任主任、纪委书记任常务副主任、其他相关领导任副主任以及各监督职能部门负责人任成员的大监督委员会, 下设办公室挂靠纪检监察职能所在部门。出台关于实行大监督体系责任制的规定。大监督模式二则要将监督部的各项监督进行准确定位, 划清职责界限, 既要分工明确又要协同配合, 形成岗位责任制, 由党委保障监督部充分行使监督权, 纪委负责监督部的监督业务实施。

2.2.2 形成监督权充分行使的保障机制

要建立企业监督组织参与权力决策与监督的权限程序, 除按照各自监督职责开展例行工作外, 重点出台监督部门列席会议制度, 制度中要注意解决监督多头重叠或缺失问题, 就监督对象性质确定参会的监督部门。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监督,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党务公开、企务公开制度。要充分运用“制度+科技”手段, 权力事项进行科学分解和合理配置, 对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 将权力运行的有关制度规定固化为计算机程序, 最大程度克服人为操作自由裁量权过大弊端, 保证业务操作和制度执行的刚性, 同时以权力流程的公开运行解决内部监督难的问题。

2.2.3 形成信息共享机制

不论在大监督体系内部还是监督部都要建立工作联系制度、情况通报制度、监督情况交流反馈制度以及监督发现问题联合处置机制, 形成覆盖面广、联动力度大的议事协商协作机制, 体现大监督体系的综合优势与整体效应。大监督模式一、模式三要以联席会议作为大监督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手段和信息共享的主要工作平台, 在联席会议的统一部署和统筹下, 推动内部监督工作效率最大化。大监督模式二则不但要在监督部内部形成上述工作机制, 而且还要利用同处一体的优势实现快速联动、高度协同、攻坚有力、决策支持。

3 大监督体系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

3.1 大监督体系是否就是部门或职责合并的问题

大监督体系不能理解为是几个部门的简单合并, 也不能片面理解为必须归属于同一个负责人分管。在大监督体系下, 各监督部门和业务部门应该有不同分工, 有各自不同的工作视角、不同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运行机制, 每个部门都要遵守自己的专业准则, 保持自身的专业、独立、权威, 在此基础上形成监管合力, 在监督的同时, 确保监督结论的公正、公平、合理, 也使监督做到不重、不漏。

3.2 责权利统一的问题

“没有权力的监督是无效的监督”。监督部门在企业内部监督管理工作中, 必须获得相应的法律地位, 并在制度层面明确部门职能与责任, 从而保证企业内部监督工作的独立性以及权威性, 并作为重要元素在企业权力制衡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党委领导监督体系工作有利于监督工作的开展, 以及纪委监督责任的落实, 是落实“两个责任”的有益实践。

3.3 监督模式选择问题

此次研究提出了党委领导下的大监督格局思路, 文中尽管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但是否可行还有待商榷和实践检验。就文中设计的三种大监督体系平台, 因“协同型”既不影响各项监督工作之间的独特性, 又不存在组织机构重置, 故其实现的可行性最大, 尽管各监督组织仅仅依赖于某一约定开展协作, 但对于刚刚起步的大监督体系平台建设的不断成熟完善, 有探索积累经验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昊, 整合内部监督资源保障国企规范运行[J].东方企业文化, 201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