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个人主义

经济个人主义（通用12篇）

经济个人主义 篇1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不能合理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也是西方经济学长久的不解之谜。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仅仅停留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概念演绎, 而是要把它置放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中, 从这一实践中去合理解释。

一、生成的逻辑起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设定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式的客体, 也具有其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描绘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属性或功能就是发展生产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人类实践的客体, 在于它具有可被人类利用的性质。社会主义的价值设定, 既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初始环节, 也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内控因素。

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以后, 便开启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为当代中国追求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文化大革命”我们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其思想认识和理论的根源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因而,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我们要首先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这是因为, 人们对社会主义怎样理解、怎样认识, 即怎样设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直接影响和指导人们的社会主义实践, 直接影响到制定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办法。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 集中体现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一种价值矛盾, 即价值创造和价值需要之间的矛盾, 其中价值创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 解决这一矛盾要靠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本质论也是一种价值论, 共同富裕是其指明的最终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本质论首先提出“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到了首要的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首要价值目标设定为发展生产力。这一设定为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 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这一价值设定的前提下, 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 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崭新课题。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他指出:“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是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 就可以利用。”可见,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提出搞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总之, 价值标准高于制度标准, 先有价值取向, 后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设定,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前提和生长点。

二、生成的科学依据: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我们的主观选择, 而是在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是我们自觉遵循发展生产力以及适应生产力发展和调整生产关系的规律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过程, 就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不断调整生产关系的过程。而生产关系的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

列宁指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 哪里就有‘市场’;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 ‘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列宁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分工、商品生产和市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而揭示了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 未来的社会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 商品货币关系将消失。因此, 单一公有制是排斥商品生产和交换的, 与市场经济难以结合。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视角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必然性, 是一种逻辑悖论。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社会化生产程度不高的条件下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而且还一度追求公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高级形态的生产关系不相匹配。早在1962年, 邓小平就注意到要改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和谐的问题。他指出,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存在为最好, 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 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达到了理论自觉的高度。1981年6月,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 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基于上述认识,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开始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发展和吸引外资, 个体、私营、外资、港澳台资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改变了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 为市场的发育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形成事实上的存在。1992年10月,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的过程来看, 商品、市场关系源于对原有生产关系的调整, 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认识源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离开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就难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现实背景, 就难以理解我们何以可能和怎样建立起市场经济。同样, 离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就难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 也难以理解为什么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

三、生成的内在机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为范畴是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反映。有人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是矛盾的。把两个看似矛盾的东西糅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新范畴, 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的内在机制。

悖论 (矛盾) 是理解现实的正常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原本对立的两种内容或两套体系安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 这只能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的内在矛盾中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或成熟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和市场经济共存于一个同一体中的。邓小平在论及社会主义时有一个基本前提, 即这种社会主义是不成熟、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应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置放于邓小平理论的整个体系中, 从邓小平理论的整体规定性来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站在这样的理论视角来理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提到的“社会主义”, 应该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 我们又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不成熟、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为前提, 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为前提。不成熟、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具有相融性, 可以形成对立统一关系。所以, 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的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矛盾的性质不同, 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之间矛盾性质的非对抗性, 决定了这一矛盾解决方式的非对抗性。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矛盾关系的方式不是矛盾的一方克服一方, 也不是矛盾双方“同归于尽”, 而是通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差别不断缩小最后达到融合而得到解决。马克思曾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 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

辩证法的融合转化, 不是简单的合成, 而是以一方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和因素为主, 以另一方中合理的、有生命力的成分和因素为辅的重组式的转化, 相互扬弃式的转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范畴的产生, 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结果, 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主、以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功能优势为辅的重组转化, 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双重扬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 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内涵, 也同样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因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范畴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辩证生成的过程。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种辩证生成机制, 是解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谜的一把关键钥匙。

四、生成的本质特征:一种新质的经济形式

目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位还不甚清晰。主要表现在:一是称谓的杂多性。现有的称谓包括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二是概念内涵的模糊性, 典型的有结合说、条件说、混合说。结合说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有机结合, 这一定义只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方式、方法, 没有说明产生出来的是一个什么东西。条件说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这一定义只是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条件、环境, 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本质联系。混合说, 是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 他们不知道究竟将中国的经济模式归为哪种类型, 只能冠之为“混合经济” (即不彻底的市场化、国际化模式) 。上述“三说”都只是看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范畴的外部联系和外部特征, 没有抓住其内部联系和本质特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的经济范畴和新的经济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史上继列宁的新经济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之后的又一次伟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意在超越, 应该从一种新质的经济形式去理解它。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新概念。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是一种既符合现代型经济、社会的基本要求, 又具有社会主义属性的另一种新形态的市场经济形式。作为范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几个字不能少。近年来, 我国一些媒体或学术论著, 只提市场经济, 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强调市场经济多一些, 强调社会主义少一些, 甚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变成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对我国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西方一些学者、政要刻意回避“社会主义”四个字, 实质是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异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 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他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江泽民也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 这并非多余, 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党的十七大要求我们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这是一项艰巨的理论使命。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 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正确、全面地揭示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及其规律, 是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及其规律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律, 规定了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的性质、特征和要求, 也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发展的方向、原则、途径和方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展开或外在特征, 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的统一。

一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统一。这种统一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的现实基础, 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统一。这种统一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分配方式;非公有经济的存在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决定了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

三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统一。私有经济天然具有反国家调控的本性, 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在国家调控方面具有滞后性, 甚至会反向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地包含着政府对经济调控的必然性。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调节的力度、水平和有效性都超于西方。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于或区别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使微观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又要发挥国家对市场活动的指导和调控的作用, 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内生缺陷, 使社会生产各部门、再生产各方面保持协调、平衡。所以江泽民指出:“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二者是统一的, 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四是效率和公平的统一。效率和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一对深刻矛盾体。资本主义只注重再分配的公平, 不能做到初次分配的公平;只注重游戏规则的公平或程序性公平, 不能做到结果的公平。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达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传统西方经济学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替代或取舍关系, 即两者不可能同时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公平的优势与市场机制追求最大效率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 既可以保证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也可以保证再分配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从而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协调和统一。

五是劳动和资本的统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但并没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 资本压迫劳动、奴役劳动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 最重要的是解放劳动这个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体现社会主义这一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就是尊重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人翁地位,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尊重劳动的“人本经济”, 使劳动和资本取得平等关系, 使劳动与资本从对立走向统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 为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提供了现实可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两类劳资关系, 即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和私人资产者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公有制企业的劳资关系是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劳动者分工合作和交换的关系, 是一种本质和谐的劳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具有一般劳资关系的性质, 但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私有企业的劳资矛盾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矛盾, 不是两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 劳资双方以契约或者合同的方式缔结起互利双赢的关系。对于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和谐的劳资关系, 政府应发挥宏观指导的作用加以协调。

上述五个方面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所在。通过对这五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分析, 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形式, 或者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 是主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具体体现, 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事物, 是史无前例的, 因此在理论上对其还要做深入的研究和阐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列宁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4]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5]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经济个人主义 篇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来自于新的社会实践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的建立和完善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又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成果。切实把握好这两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快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关键所在。

一、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们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指导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界至今尚未完全形成统一认识的问题。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西方国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只要是搞市场经济，就要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指导。这种观点当前虽然比较流行，但不完全正确，至少是不那么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第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和正在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和形成的，不能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根本理论。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两个不等于”论断。这一论断不仅明确了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是发展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方式或手段，还明确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必须与社会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第二，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关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转型的相关理论，无法承担对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社会实践进行理论指导的重任。苏联解体之后，已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在西方经济学家的指导下，采用“休克疗法”试图在短期内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型，但结果是国民经济险些由“休克”变为崩溃，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至今仍难以恢复元气。这充分表明即使在社会基本制度已经改变的情况下，西方经济学仍然无法指导一个国家立刻顺利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我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不可能就此提出和形成与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导理论。西方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理

论学说，它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指导理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

二、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人类在经济发展形成的理论成果有多种多样。

按社会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另一类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随之而来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究竟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还是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对于这一问题，理论界和学术界有着明显不同的认识，有些专家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形成，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有些专家学者持相反意见。我个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形成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首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一规定性决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惠存世界上的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一种新发展，在其建立和完善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无疑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或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什么经济理论为基础。因此，很难想像能够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很难想像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果谁要将之硬拉在一起，必然会犯电影《乔老爷上轿》中的那种“拉郎配”式的愚蠢错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也必然会毫无科学可言，成为一种相互矛盾、乱搅在一起的“大杂烩”。再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诸种范式中最科学的范式，它的科学、辩证的研究方法和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的优长，顺理成章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市场化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而高度资本化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并不适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而是

比较适合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充分证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科学原理并未过时，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从而也顺理成章地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完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善于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概括理论来自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在实践中产生理论、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同样。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实践之中，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概括和创新，尽快形成新的科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是必须深入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什么是规律？马克思的定义是：“规律———我指的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规律体现了客观事物变化和发展的原理，理论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原理的科学。在经济领域，经济规律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内在本质联系及发展趋势，认识和把握了经济规律，就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了经济理论的关键和精髓，从这一意义上讲，关于经济规律的理论，是经济理论中的最根本理论。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显著不同，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共有规律，诸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等，而且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经济规律。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崭新的社会实践，我们进行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已经十多年了，应该说已经探索和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有一些已被我们总结、概括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用于指导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还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等等。但是，也必须看到还有很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例如在整顿市场秩序、解决社会信用失范问题、维持社会公平与公正、缩小收入差距等等方面，我们还没有或者还未及进行深入、全面的总结和概括，因而也未能及时上升到理论层面、对实践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如果说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初受没有先例可循的限制不可能搞清楚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十多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也有一些了，对这些实践探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并上升到理论层次是很有必要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世纪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

务，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必须立足于新的实践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充分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不等于”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同时，邓小平同志的“两个不等于”论断并不是一个至善完美的理论，这一论断并未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得好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在新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一种立足于当前实践并高于当前实践的创造性活动，而且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活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思考，不断将新的理论成果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接受检验成为真理。

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科学理论成果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加快建立和完善，就必须一方面立足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概括和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善于向西方经济学和其他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学说学习和借鉴反映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理论成果。这既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努力将数学引入经济研究领域，善于用简单而又精确的数学关系将复杂的经济活动及其发展趋势表达出来，不断使自身趋于成熟化、完善化、精密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完善的、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

五、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必须要有科学的态度、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不同，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南桔北为枳”、“乱点鸳鸯谱”。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它是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其理论也是适用于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我国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薄弱，综合国力不强，劳动生产率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多且整体素质水平不高，人均收入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正在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需要不断完善的不完善市场经济，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

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这就更加明确地告诫我们，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基本国情，经过认真分析和冷静思考后，正确选择那些符合我国国情、能够发挥有效作用的市场经济原理，科学地加以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千万不可“削足适履”、舍本逐末。我们正在大力发展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是用市场经济这一手段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西方经济学是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和以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基点来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其原理中虽然有许多是科学的、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是不科学的，有的甚至是失当的。例如，新古典主义学派在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在实践中有许多因素会使市场不完善并经常导致“市场失效”，甚至出现一些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中陷入了“拉美陷阱”；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现在仍将农业视为不发达经济部门，忽视了现代农业也是一种经济发达部门，忽视了农业中非农部门的存在，忽视了农业通过自身的改造发展和农业资源的重新配置，也可以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吸纳城市中的剩余劳动力；在西方经济学中还形成了诸多流派，不同流派往往侧重于某一方面的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忽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和不足，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时，不能“饥不择食”、必须杜绝这种“囫囵吞枣”式的学习借鉴，要善于进行去伪存真、去劣取优的科学分析和筛选，从中学习和借鉴那些真正能够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历史文化传统，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防止“邯郸学步”、“食洋不化”。恩格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时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之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

经济个人主义 篇3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www.ems86.com总第539期2014年第07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短缺经济引论 篇4

1825年, 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并周期性复发, 1929年至1933年美国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对生产力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 大量闲置商品被毁, 生产急剧萎缩, 企业纷纷破产, 工人失业激增, 信用关系毁损, 社会矛盾激化。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苦言道:“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 我们的经济制度都受到动荡的经济周期的折磨。”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 而是由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运行非连续与总供求失衡的生产相对过剩。资本的本性在于无限增殖, 在内在利润动力和外在竞争压力的推动下, 资本家将作为资本初始形式的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准备剩余价值生产的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 利用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创造剩余价值, 再通过销售收回预付资本和实现剩余价值, 赓续新一轮更大限度的资本增殖。用资本运行一般过程的一次货币资本循环为参照, 公式表示为G—W…P…W′—G′。

首先, 货币资本, G—W, 资本家把新资本投入或原有资本转移到利润率高的部门及部门内的某种产品。从全社会来看, 社会资本亦步亦趋汇集成利润率高的部门及部门内某种产品的生产资本。由于技术革新和科学管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剥削率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 剩余价值扩增, 商品产量大幅增加, 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假繁荣的最高表现。然而, 对于劳动力价值不断下降的支付能力有限的劳动人民即一般消费者来说, 无力也无需消费如此庞大的商品量, 对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W′—G′形成阻滞。其次, G—W…P…W′仍在运行, 造成的直接后果, 就是社会资本中大部分都是商品资本 (包括其独立形式的商业资本) , 资本运行的三种职能形式和三个阶段在时间上不继起, 空间上不并存, 形成商品资本一元化, 大量商品积压, 无法实现商品包含的预付资本尤其是剩余价值。同时, 由于资本都往个别领域投入和转移, 造成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衡以及同一部类内差别商品生产的比例失衡,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Ⅰ4 000c+400Δc、750v+50Δv+600m/x、 (1 000v+100Δv+500m x) 与Ⅱ (1 500c+100Δc) 三方面交换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无以实现。最后, 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主义的经济运行处于商品资本绝对优势、社会总产品实现的三大交换形式脱节、劳动者购买力和需求有限并存的态势。最终只能听任市场自发地以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强制和破坏形式消除过剩的生产能力。

因此,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运行非连续与总供求失衡的生产相对过剩。

二、生产过剩与短缺经济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运行的研究中提出短缺经济理论, 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实行强有力的中央计划控制, 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 致使生产动力和经营效率不足, 形成绝对的卖方市场, 全社会有效需求受到压制, 民众生活水平低下。从而鼓吹自由市场经济, 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使市场主体和生产要素依照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和配置。短缺经济理论一方面事实上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局限性, 当然这种局限是对经济危机可能性的过度反制。另一方面却没有充分研究作为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可以说, 短缺经济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另一种有力解释。

资本主义短缺经济的各环节包括需求短缺、资本短缺、生产短缺和生存短缺。第一, 需求短缺是工人有支付能力需求有限而造成的消费抑制。第二, 由于社会总资本都变成商品资本, 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严重短缺;第三, 由于生产资本短缺, 连基本需求消费品的生产也无以进行;第四, 生存短缺是短缺经济最大风险所在, 经济危机对社会秩序的极大破坏, 失业、贫困、犯罪致使工人连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也无法保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过剩与短缺的矛盾统一。

三、风险分配与新秩序

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将资本主义绘制成一种过剩与短缺畸形共生的风险社会。所谓风险, 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产生的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危害。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财富创造与财富分配的过程同时也是风险制造与风险分配的过程。由于风险对运营经济成本与资本增殖的压力, 资本家必须进行风险分配, 方式有三, 其一, 资本家自包风险成本, 缩减资本投入, 但这也会减少资本增殖程度;其二, 若将过剩产品低价甚至以福利形式返还社会, 资本增殖的本性就会殆灭, 资本家就变成慈善家;其三, 将风险成本以压缩工资与工人“分担”, 尽管符合资本家意愿, 但这一选择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危机, 反而会愈加削弱工人支付能力甚至演化为政治危机, 迫使生存底线边缘化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

要根本克服经济危机, 只有彻底切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痼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的矛盾, 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 把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手段的优点相结合,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方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新秩序的历史必然选择。

摘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运行非连续与总供求失衡的生产相对过剩。生产相对过剩的又一实质是短缺经济, 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经济危机形成风险分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根除经济危机的新秩序。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短缺经济,风险分配

参考文献

[1][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 (10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5

经济普查个人事迹 篇5

我叫XX，性别，女，民族，汉，1987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现在在XX县统计局工作，主要负责工业统计。自参加工作以来，我每天都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的工作和学习，年初服从领导的工作安排，参加了投入产出报表的调查审核工作，在该项工作的进行中，我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审核，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得到了领导及同志们的赞同和认可。

投入产出调查工作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行业的大型综合性调查，不仅报表种类多，而且指标分类细、数据关联度强、技术操作难度大，任务重，技术和质量要求高，调查资料涉及生产、技术、财务、供销、统计等各个方面，而且时间紧、技术质量要求高，资料收集难度大，选点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调查工作的成败。因此，选点时不仅要求调查单位的经营状况，而且还要考虑其管理水平，能否及时、准确、全面地提供出上述各方面情况资料，否则，调查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调查数据质量得不到保障。高标准的技术性、专业性、系统性就要求想要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在培训过程中认真系统地学习《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培训手册》，学习国家、省、市、县有关文件，熟悉相关业务内容，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技能，掌握报表的填表和运用专业软件的操作，短时间的高效率学习不仅让我的专业知识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更让我认识到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想要做好一项工作，最基本的就是要懂得了解这项工作，才能站在一个高度上来统筹全局，处理问题。

作为一名政府统计人员，我为了做好这次投入产出调查工作，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处理解决问题的：

一、统筹布局，合理分工，积极培训。为了把这次投入产出工作落到实处，保证投入产出调查顺利进行，我局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分步实施，落实调查人员，成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确立了领导负责制，并把抽中的样本企业单位纳入投入产出调查机构。有力保障了投入产出调查工作地顺利实施。调查人员业务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源头数据的质量，所以要挑选政治、业务素质好的人员，组成工作机构，明确分工，把任务落到实处，同时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抽中单位的调查人员都参加了全市统一的业务培训，使调查人员较好地领会和掌握有关调查方法和要求，为保证调查数据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准备前期工作，先试填报。在报表填报的时候，由于其逻辑性关系，就要求我们：一要认真研究调查方案，做到吃透方案精神，掌握组织调查方法，保证调查表填报的高质量。二要做好培训指导和调查表的试填工作。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生产的产品种类多，填表的难度较大，在试填工作中要及时发现并处理调查中存在的各项技术问题，并把问题反馈给统计局，及时解决，及时总结经验，促进投入产出调查的全面进行。

三、抓好数据审核工作。投入产出调查数据是用来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因此，调查数据质量是调查工作的核心和生命线，各重点调查单位都是一个行业的代表，如果有一个调查单位的填报数据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整个行业数据汇总的准确性，同时也关系到整个投入产出调查工作的成败。因此，调查工作必须坚持规范运作、质量第一的原则。调查数据要通过自查、互查等多种手段认真审核，层层把关，力争把差错消灭在我们基层工作中，这就要求我们首先抓好了调查表的初审工作，把好报表初审第一道关，为调查表会审做好准备；再次是认真配合上级部门做好调查表会审，保证调查表会审工作顺利进行。由于报表复杂，为保证调查表会审工作顺利进行，对各个企业的报表都是认真核对审核，反复对照各项指标，争取做到真实合理。

四、提前给企业进行沟通，摆明道理，取得工作上的支持。做到了企业高度重视基层表的填报工作。各单位严格按照报审时间及时报审，确保了整体进度；企业统计工作人员认真把好数据质量关。数据质量是调查的关键，要把差错消灭在基层，确保审核质量。并且企业认真总结，向市局反映好的经验和做法，以便相互借鉴，共同促进；企业在调查工作中发现问题能及时与县局沟通，尽早的解决，确保圆满完成投入产出调查工作。

在这次工作中，我深刻的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一、思想政治层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二、业务工作处理层次，高度重视此专项调查工作，及时与局里专业领导做好沟通，掌握各项报表之间的逻辑关系，能做到填录数据准确，差错率低；认真做好基层调查表的填报、审核工作，严格把好数据质量关，并按规定时间上报；同时，积极配合县统计局做好调查单位的问题解答、数据上报、数据查询和质量检查等工作，确保整个调查数出有据、真实可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同弄虚作假等违反《统计法》的行为作斗争。

民族主义经济学 篇6

此前，浩二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自己被拷打后倒在心上人怀里的剧照，感叹：“以前演鬼子时，根本没有这样的待遇，演共产党好啊。”

在孤身闯荡中国演艺圈的第十一年，他的荧幕角色终于从“鬼子专业户”变成了“中国地下党”。在电视剧《盛宴》中，他不仅演了个地道的中国人，而且还是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矢野浩二出生在日本大阪，高考落榜之后只身闯荡东京，相信自己凭借长相和勤奋可以在演艺圈拼出一席之地。然而，无论多么努力，他能参演的角色始终是路人甲、遗体、黑社会马仔、餐厅服务员，或者被大熊猫扔出好远的奥特曼。

8年后，已29岁的矢野浩二怀揣全部存款6万元人民币，漂到北京。

他很快参演了一部叫《永恒恋人》的电视剧，扮演一名长发飘飘、爱上中国姑娘的日本留学生。剧组的人说他一定红。

浩二信了。他每天守着电视看。戏播完了。他没红。

接下来的半年，矢野浩二一个人游荡在陌生的北京街头，没钱，没工作，没朋友，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从六里屯到五道口学中文。

在关于他初到中国那段经历的纪录片中，矢野浩二讲述了自己三番五次被骗的经历：为了争取机会，他满大街去找挂着“演艺公司”牌子的小皮包公司，对方说交钱就能演男主角、男配角，他就老老实实地办手续、几千上万地交保证金。

他唯一的北京朋友、曾在日本留学的徐超听说此事，气得直骂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国情”，就知道按规矩办事。

半年后，浩二经人介绍去《走向共和》剧组试镜。导演张黎一见浩二就大叫：“这小子真像天皇啊！”

此后，浩二总算摸着了“中国国情”的门道—演“日本鬼子”，而不是“日本人”，在中国更有市场。

他的片约渐渐变多。从《记忆的证明》开始，他一口气在《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小兵张嘎》等电视剧中扮演了一系列日本军官，在剧中，他只需要负责残忍、冷酷、无情、愚蠢、好色，最后总是被击败，“肮脏地死去”。

这名日本人一直想把“土、肥、圆”的“小日本”努力演得“丰满、有深度”一些。

在《烈火金刚》中。浩二饰演的毛利大队长被中国抗日英雄一颗一颗子弹地打中身体，这个现实中谦虚亲和、荧幕上残暴无情的日本男人流下了眼泪。这是剧本里没有要求的细节。

但在中国观众眼中，“小日本”最后被打死，才是关键。无数次被“打死”后，浩二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粉丝。

在为他开辟的论坛和贴吧里，粉丝们热情洋溢地评价，“一个日本人，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就为了在荧幕上一次又一次地被打死。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鬼子专业户”想尝试在中国的其他可能性。他加入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和汪涵、欧弟一起脱口秀。萌、可愛、人好、会讲冷笑话，是新的观众群对他的评价。

综艺节目主持人的新身份就像一场“洗白”。他让人们逐渐淡忘“鬼子”的历史，他开始扮演医生、间谍、商人……但“小日本”的“阴魂”仍挥之不去。

一次节目上，矢野浩二想说笑话活跃气氛，说了一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嘉宾军旅歌唱家刘斌当场指着浩二说：“你让我想起了‘九·一八’，想起了当年东北沦陷，想起了你们日本人的种种……”充满愤怒与激情的即兴演讲持续了40分钟。

这是他在中国从艺十年，第一次因为“日本人的言论”引发风波。好在几乎没什么网民拿它较真，更没有人借此大做文章。

许多中国人早就把他当做“自己人”。2007年初，矢野浩二回日本，在日本街头被一群激进分子认出，殴打导致他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他在医院就诊的照片被粉丝发上网络，中国网民不约而同地站在了“鬼子”一边，“声援浩二，打倒日本”的帖子铺天盖地。

眼下，浩二在北京安了家，有了重庆籍的中国太太和可爱的女儿。他给女儿加入了中国籍，在家里和女儿说日语，和太太说中文。

他如今最大的压力不是怎么在中国发展，而是怎么回到日本。他在中国每演一回“鬼子”，日本媒体就报道一回。在“老家”门口被打后，他继续被放话警告，要么“不再回中国演戏”，要么“不要再回日本”。

“我不能回日本，那里没有我的家了。已经没有了……”这是矢野浩二在电视剧《浮沉》中的一段台词，他在里面扮演日本商人土井。电视剧杀青后，他把这段话也写在了微博上，说：“表演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

图中“麻木”司机叫Benoit Cezard，是个法国人，娶了个武汉媳妇儿并倒插上门后，有了个中国名字，刘本恩。爱好摄影的他一天突发奇想，拍了组《中国2050》，畅想到那时，老外在中国还能谋到哪些工种。现任外教的他觉得自己将来还能开开“麻木”。

当女佣？至少在刘本恩看来，这一点也不离奇。他觉得，随着中国快速发展，未来中国和武汉的农民工将由西方人取代，所以我们得提前适应一下。

经济个人主义 篇7

1 偏远山区当前仍处于亚自然经济状态

亚自然经济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带有浓厚的自然经济色彩, 另一方面, 又渗入了部分市场因素, 但总体而言, 自然经济的成分相对比较多。

在偏远山区, 仍然沿袭着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式。农户作为一个经济主体, 它生产的产品, 一部分用于直接的生活消费, 如生产的粮食、蔬菜、瓜果等一般是用于自己的家庭消费。另一部分用于第二年再生产的生产性消费, 包括预留来年所需的种子和用于牲畜饲料的谷草、秸秆等。偶尔也将一些家畜家禽拿到市场上出售, 换取农具、食盐等无法自产的物品, 这些拿出去交换的产品是满足自给性需求之外的剩余产品, 其品种和数量取决于市场供求和价格, 如果某种产品价格高, 农民就会有意识地压缩自己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量, 想方设法挤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反之, 农民就扩大自己的消费量, 不再去市场上出售。这样的经济虽然与市场有一定的联系, 但从总体上来说不是为了交换, 而是为了自己的消费, 因而是自给、半自给经济。

也有学者认为, 我国偏远山区目前处于商品经济的萌生时期, 商品交易的规模小、数量少、不正规。总之, 山区人民离市场经济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2 亚自然经济严重阻碍着山区经济的发展

2.1 封闭式的生活方式易形成“惰性经济”

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内部生产和生活方式注定了人们惰性的消费需求。偏远山区的农民习惯了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不再有新的消费渴望和刺激, 以及对新的生产要素投入的渴望与激励。他们一直生活在自我封闭的循环圈内, 只是把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作为自然经济条件最基本的配置方式手段, 重复着贫困的生活。

2.2 缺乏“市场”观念, 无法扬长避短发挥山区资源优势

山区的自然条件特征一般表现为:地势垂直分布明显, 地形复杂多变, 地块零星分散, 气候独特, 昼夜温差大;山区的山场面积是耕地面积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这种自然条件下, 同一块地如果像平原地区一样种植普通农作物可能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但若经营某些特色农作物、禽畜产品, 则可能收获经济价值高的上等农产品。然而由于山区人民与外界缺乏交流, 在封闭生活圈中, 很难产生“买”、“卖”意识, 他们认识不到宝贵的资源优势, 而是世世代代从事着处于劣势的粮食业的生产。以山峡腹地山区为例, 该区土地面积中, 林地占21.74%, 草山草坡占22.33%, 水域河滩占3.23%, 这些非耕地合计占土地总面积的47.41%, 而耕地只占24.59%。但从农业结构来看, 种植业占60.99%, 种植业中粮食占73.3%。因此, 该区农业产值的绝大部分是由占山地总面积24.59%的耕地创造出来的, 而占土地总面积47.41%的林地、草地和水域共创造的产值只占农业产值14.7%。这说明非耕地利用率很差, 没能发挥出山区的优势。

2.3 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使农民不能享受分工带来的好处

亚当·斯密认为, 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分工制度在经济领域中能引入迂回止步方式, 农民进行专业化生产可能带来收益递增、技术进步和知识信息存量的扩大。分工的好处是动态的, 一方面促进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 另一方面通过生产中工人的集中减少信息, 强化社会分工, 进而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在偏远山区, 农户往往是自己生产点什么就消费点什么, 需要从外部购买的商品支出多半是靠打工的收入支付, 自己不利用资源进行专业化的生产, 没有什么产品与外界进行交换, 被远远的排斥在大市场外面, 不能享受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2.4 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使农户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

自然经济下的小农受自然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各种内在惰性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和个人行为方面成呈现出较强的保守性, 主要表现为: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思想僵化、谨小慎微等, 在生产活动中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很难改变以农为主, 特别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发展思路。在他们看来以其冒“亏本”的风险, 不如保全现有的生活状态。据调查, 一个养几百只鸡的农户在“非典”期间遭遇市场阻隔和鸡瘟, 结果欠了3000元债务, 据说“几年都翻不了身”, 其他农户也都不敢“轻易投资”了。

3 偏远山区开发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由于亚自然经济存在致命弱点, 生存在这种生活方式下的农民, 无法享受参与市场分工带来的好处, 很容易陷入世世代代贫困的怪圈。而自1992年国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已有16年的历史, 有很多地区已充分体验到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 享受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高收益。而广大偏远山区的农民, 他们却离市场经济还很遥远, 这种差异只会使其生产和生活水平与外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克服这种差距的办法有几种:一是提倡山区人民忍受贫穷落后, 继续苦难的生活, 这显然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 以及“共同富裕”、“和谐发展”的目标;二是尽可能地救济山区, 而这种方法只会进一步强化山区的“惰性经济”, 只是治标不能治本;三是鼓励山区人民打破传统的生活方式, 利用山区的特有优势参与市场分工, 融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中去, 毋庸置疑, 这将是最可行最有效的办法。

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历史性的变化。太行山区是我国山区开发的排头兵, 因其成果显著, 1986年国务院把开发太行山的做法誉为“太行山道路”, 太行山区的开发成为全国山区开发的一面旗帜。我们且来看太行山区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程。

在太行山, 这一变化是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转变来实现的。过去农民只是在占山区面积比重很小的耕地上生产粮食, 把占地比重极大的坡地荒废掉。现在, 太行山人在小流域治理的广大隔坡梯田上种植了柿子、板栗、苹果、山楂等, 还发展了一定规模的牛业、养兔业、毛皮兽养殖业等;农业内部的产品结构调整引发了整个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农村生产率提高后, 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 他们选择了具备资源优势, 对资金、技术要求低的农副产品加工业、采掘业、电力工业, 在有旅游资源的地方还发展了旅游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还带来了流通领域的变革。太行山区产业结构调整所引发的大规模的农产品以及相应的商品性生产资料的涌现, 呼唤着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流通组织和流通渠道, 以及为流通服务的信息、运输、储存、加工等产前和产后行业, 社会分工在太行山区悄悄的深化。最初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只是分散和无组织的, 但是随着生产领域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各种蔬菜、苹果、板栗、养牛、兔的生产基地的建立, 流通也相应地走向专业化、组织化和规模化, 他们能够提供现代专业技术、现代专业生产资料, 产品收购、运输、储存、销售、加工以及信息、资金服务;而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农户往往在一些交通比较方便的山口镇集聚起来, 使这些镇成为山区农户提供各种服务的基地以及连通山外与山内经济的交流点。这些山口镇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迅速扩大, 繁荣起来, 推动了山区经济开发。太行山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山区开发的历程就是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的过程。

4 偏远山区构建市场经济的切入点

4.1 通过宣传教育, 强化山区农民的市场经济意识

应通过向山区农民宣传农村专业户、重点户发展商品生产的事迹, 增强他们的致富信心和进取精神;同时应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资, 提高农民的素质, 便于其掌握先进的生产技能, 以及树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时间、效率观念和创新精神;另外向外地转移剩余劳动力, 开阔眼界, 也能使他们学到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操作技能, 增强市场经济意识。

4.2 围绕农业产业化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

(1) 适应农业产业化发展需要, 建立科学的土地 (特别是山地) 流转制度, 坚持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使其能有偿转让、互换、入股、租赁, 并使之法制化, 推动土地流转, 便于实现规模经营。 (2) 完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政府要完善财政支农政策, 加大农业投入;在税收方面, 应实行低税率, 在一定时期内, 对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在金融方面, 要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 农业银行的作用, 保证农业获得金融支持。 (3) 制定培育中介组织的政策, 帮助农户走向市场。 (4) 促进农业服务组织的发展, 以便为农产品的生产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 (5) 建立农业产业化示范区, 以示范区向周围辐射, 并提供成功的经验。

4.3 增加基础设施投入

被大山分割包围的山区, 如果不能解决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本问题, 仍然摆脱不了贫困。应加大对山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便利的交通、信息、以及有保证的水利和能源产业的发展, 有利于打破山区的自然经济和闭锁的环境, 开阔人们的视野, 促进人流、物流、服务及资金的畅通。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瑞珍, 王征国, 罗丹.山区的综合发展———理论分析和太行山区经验证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经济个人主义 篇8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 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 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 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 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 使人们和谐相处, 充分激发社会活力, 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 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 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 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 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 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 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 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 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 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 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 发展生产力, 又要防止两极分化, 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 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 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 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 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 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 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 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 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 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 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 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 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 发展市场经济, 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 消除不和谐因素,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 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 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 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 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 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 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 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 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 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 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 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 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 实现优胜劣汰。因此, 发展市场经济, 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 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 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 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 “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 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 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 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 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 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人们为了追求利益, 相互竞争, 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 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 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 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 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 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 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 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 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 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 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同样, 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 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 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 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 在宏观上, 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 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 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总之, 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 是相容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 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 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 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 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必须首先从人出发, 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 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 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 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 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 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 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 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 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 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 完善现代信用体系, 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 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 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 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实现公平正义, 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 规范市场行为, 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 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 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 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 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 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 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 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要促进社会公平, 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 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 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 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 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 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 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 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 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 既具有竞争机制, 也应该有和谐机制, 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 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 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永昌:《坚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有机统一》.《北方经贸》, 2005年第10期

[2]顾枉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经济纵横》, 2008年第1期

[3]燕传林:《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消费导刊》, 2007.12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 篇9

第一, 这一观念的形成与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有关。今天, 当我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要找到他们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实行市场经济的论述是相当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反之, 我们却可以非常明确地发现,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社会必须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里, 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 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恩格斯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 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可见, 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 公有制社会的本质就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 实行计划经济。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 是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1];在这里, 劳动者的“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2];联合体将产品作为直接社会产品来生产, “耗费在产品生产上是劳动, 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1]

而今天我们搞的社会主义, 被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它并不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 “特”就“特”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由于国家的存在, 劳动者联合体不可能是全社会范围的, 因而联合劳动也不具有直接社会性;由于存在着生产资料不同利益集团的公有制和劳动力的二重所有权, 作为经济实体就一定会产生要求独立的内在冲动, 就一定有单位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样, 要想真正作到在全社会范围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统一规划、统一使用, 那是作不到的[3]。如果不能认清这一点, 而一味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观点, 只能对现实社会主义造成更大的伤害。

第二, 这一观念的形成还与长期以来既成事实, 即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状况有关。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最突出的特征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 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对于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求答案, 这就是:未来社会实行计划经济。苏联建国后实行了计划经济, 由于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经济发展也取得过骄人成就, 因而“社会主义经济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视为典范, 甚至作为判断姓“社”与姓“资”的标准。而现实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 因此, 市场经济就等同于资本主义, 也被人们认为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一种基本形式和运作方式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末期, 市场机制就开始出现, 市场经济萌芽。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市场经济获得高度发展, 成了社会的主要经济运行形式。

二、社会主义中国能够而且必须实行市场经济

第一, 对前苏联经济体制探索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十月革命胜利后, 列宁很快把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付诸实践。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 实际上已经取消了商品货币关系, 但这一政策实行不久就遭遇困境。列宁总结其教训后得出: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要在实践上取消商品货币关系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列宁转而制定了新经济政策, 决定恢复商品交换、商品买卖, 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但由于列宁早逝, 这些有益的探索没能展开。斯大林上台后, 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 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随之也取消了商品市场, 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 采取了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 这一体制一直贯穿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当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 苏联经济就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虽然战后几十年中苏联及东欧各国屡经修修补补式的改革, 但毫无例外地不是在内部矛盾面前浅尝辄止, 就是在外部干涉之下戛然停步, 一次次错失有利的历史时机, 以至最终归于失败。总结其教训, 可以得出:当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成为经济发展桎梏时, 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而改革就是要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 实行市场经济。

第二, 中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建国后, 中国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对于集中有限的财力、人力、物力进行国家重点建设, 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保证人民的基本需要,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体制的固有弊端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生产结构日趋复杂, 经济联系日益频繁而逐渐暴露出来, 突出表现在: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 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 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 手段落后, 统计数据不够准确, 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导致企业缺乏应有自主权, 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使得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四是在计划安排上, 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 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 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对于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这些问题, 进行全面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第三,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何去何从的历史关键时刻, 邓小平同志从界定计划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出发, 指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4]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 “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偏见仍然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针对这种状况, 1992年, 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更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既然计划和市场只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 那么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1992年,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 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市场经济在提供经济高效率的同时, 也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 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失灵”或“市场缺陷”:市场本身不能保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不能有效调节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因此, 在发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作用的同时, 还必须实行必要的国家宏观调控, 以弥补市场缺陷。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 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 二者是统一的, 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在当今世界, 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5]

第二, 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其中, 最重要的是法治环境。只有加强法治, 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和秩序。首先, 市场经济的主体资格需要法律确认, 其正当利益需要法律保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易主体是平等的, 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律来规范。其次,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需要法律来维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 否则, 市场机制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此, 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必不可少。再次,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也离不开法治。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 它不仅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 还要求市场国际化。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 中国法律尤其是调整市场和涉外贸易方面的法律必须同国际贸易法律、规则和惯例接轨, 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 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第三,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社会系统中, 效率与公平缺一不可。社会要正常运行, 就要使二者处于基本的平衡状态。重公平轻效率, 就会导致效率低下, 动力不足, 社会不能正常发展;而重效率轻公平, 又会导致差距太大, 矛盾突出, 社会同样难以正常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 公平 (确切地说是平均) 有余而效率不足, 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们利用市场机制, 拉开了收入差距, 鼓励少数人先富起来, 结果又出现了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323.

[2]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95.

[3]巫继学.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再发现[EB/OL]“.学说连线”http://www.xslx.com.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236-373.

经济个人主义 篇10

社会主义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分配。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因此, 我国在1956-1978年间, 一直把商品、市场、非公有制经济视为异己力量, 对之进行排斥、打击, 要使“资本主义绝种, 小生产也绝种”, 使社会主义纯而又纯。事实上,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其主要原因:一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论断的教条式的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代之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应该是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经营活动;二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于资本主义社会, 于是,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而难以区分;三是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体制缺陷如“市场失灵”等, 更强化了人们相信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观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巨大成就的取得, 人们开始逐步认识到市场机制的活力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邓小平密切关注改革的进程, 深刻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和新情况的特点, 不断总结改革实践的经验和理论探索的成果, 针对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 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勇气, 重新认识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理论的新观点, 指导改革的实践,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伟大创新, 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新鲜经验, 进一步深化了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拓展和完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 要深入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伟大创新, 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产生也有着客观必然性。解放初期的新中国, 工业基础极端薄弱, 农业生产十分原始, 科技落后, 文盲充斥, 流民遍野, 在这样一个国家内,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全新课题。在完成土改、恢复生产后, 我国开始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 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对他们实行“赎买”, 而不是“剥夺”, 没有引起社会动荡, 没有造成生产破坏。1956年底, 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我国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 在此基础上仿效苏联模式, 采用计划经济, 用计划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 开始了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全国人民奋力拼搏, 生产获得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发展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 增强了国防能力,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并且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国民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告别了解放前那种“洋火”、“洋布”、“洋油”、“洋机器”的工业落后时代,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建立了自己的机械、汽车、轮船、飞机、核弹等配套齐全的新型工业, 为我国人民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在计划经济年代, 我们党领导人民, 消灭了剥削, 消灭了特权, 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 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 教育出了为国家、民族振兴而奋斗牺牲的人民, 树立起了劳动光荣、浪费可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我们党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真诚热爱和衷心拥护。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系列成就, 是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计划经济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 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 使生产者相对处于被动地位, 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限制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的尽情发挥。计划经济已经越来越不适宜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经济要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要改革, 按劳分配制度要完善。出路在于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把计划者和生产者这上下两方面的积极性结合起来、调动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

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首先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旧分工以及在它基础上产生的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是商品经济存在发展的一般条件, 这个条件在社会主义经济范围内仍然存在。

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是社会主义所需要和要求的。如前所述,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但这一模式更多、更主要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因此, 计划体制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 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的自身优势。但计划体制只是对抗西方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的有效体制, 是特定历史情况下的恰当选择, 不是、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普遍适用的经济运行方式。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 冲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和对市场经济的禁忌, 全面解读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第一次破天荒地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说:“不要以为, 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不是那么回事, 两者都是手段, 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1)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2) 邓小平在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基础上, 进一步回答了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利用市场经济这个手段的问题。他提出:“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认为以往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一直没有“制定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 但多年的实践证明, 在某种意义上说,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3)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要求, 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它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和基本价值取向, 表明了社会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和意义, 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离开人民的根本利益, 离开共同致富, 经济的增长、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但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 没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前提, 不仅共同富裕的目标会落空, 而且社会主义制度也势必难保。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 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并未终结, 而是任重道远。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还指出:“要发展生产力, 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 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 实行对外开放, 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 这个路子是对的。”

(4) 社会主义若死守僵化的思想、僵化的体制, 拒绝改革, 拒绝市场经济, 那就是自甘落后, 就会挨打甚至垮台。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 就能把最有效的体制与最优越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 就一定能使社会主义重新走向辉煌, 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需要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需要, 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必然途径。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也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几乎无法克服的难题。如何判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邓小平坚持的是生产力标准。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出发, 明确提出“要发展生产力, 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

(5)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 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 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6) 并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 他认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而且应当运用计划手段完善其体制, 以利于造成对资本主义的体制优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 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 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条件下, 市场经济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显著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两者都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如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虽然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 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 但是, 它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经济体制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性, 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1992年, 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 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初步勾画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对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新的探索和思考。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不断深化改革和建设, 20世纪末,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 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2007年, 党的十七大根据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实现的经济发展目标, 提出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 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体制, 正确解决了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是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所在。江泽民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 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 这并非多余, 并非‘画蛇添足’, 而恰恰相反, 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 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

当然,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具有必然性, 强调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社会经济, 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 并不是要把商品关系从表层关系变成社会主义深层的本质关系, 更不是要滑向资本主义, 与资本主义“趋同”。而是要恢复商品关系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经验, 把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结合起来, 把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结合起来,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贡献。

摘要：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选择的必然性在于它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 市场经济内生于社会主义, 同时也在于它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和需要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旧分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 1993:367.

经济个人主义 篇1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有无经济学内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有两本回忆录值得一读。一本回忆录是1990年代初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和国家计委主任的陈锦华先生的《国事忆述》，最近这本书也出版了英文版。据陈锦华的回忆，撒切尔夫人当面对邓小平和江泽民都说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可能有市场经济。江泽民给陈锦华打电话，希望他们从理论上解释一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陈锦华连夜召集体改委理论局开会。当时有人提出，发明“市场效率概念”的意大利思想家帕累托，还写过三卷本《欧洲社会主义史》——这或许能说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词搁在一起，不会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否则帕累托为何同时写这两个主题呢？这个回答很有趣，但显然不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面回答。

第二本值得读的回忆录，是上海市前副市长，后来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先生写的《浦东逻辑》。在书中，赵启正详细介绍了浦东从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农村，在短短十几年中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瞩目的东方明珠城市的过程。为什么浦东发展这么快？赵启正最有意思的观点是：浦东开放不是靠一般意义上的对公共设施的财政投资，而是基于公有土地资产的市场运作收益。他总结了八个字——“空转启动，滚动开发”。这八个字的内容是，基于土地的公有制，浦东开发没有主要靠财政投资，而是估算出租土地使用权的收入，作为浦东新区四个开发性公司的国有股，一旦有这个“空”的（估算出的）国有股以后，开发公司可以向银行贷款，可以吸引外资，因此第一轮开发是“空转启动”的。但是一旦开发以后，土地价格就会上升，国有股可以从中分红。滚动开发，每滚动一次，就开发一次，通过国有股分红的形式，使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社会化，用于进一步开发，直至浦东新区建成。所以浦东开发模式被总结为“空转起动，滚动开发”。这个例子非常生动，说明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公有资产在市场中运作产生收益的经济。

现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同志，原来是上海市经委主任。他把“浦东经验”带到了重庆，并有了新的发展。

我认为，可以把“重庆经验”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这在“国退民进”的大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重庆的民营企业只须交较少的所得税，这是“藏富于民”的又一表现。在应对当前国际性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在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

“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得以携手并进的机理是什么？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多次与记者访谈时强调，关键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从而有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重庆的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对市属八大国有投资集团“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个不”；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我们不妨把“五大注资”“三个不”和“三大平衡”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是“重庆经验”的“第一法宝”，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重庆很大，山路很多，交通不方便，为此重庆启动了“八小时重庆”计划，大量修路，力图在八个小时之内到达重庆的所有县区。“八小时重庆”的建设，就运用和发展了上海浦东开发的经验。黄奇帆副市长在重庆建立了八个国投公司，把中央分给重庆的国债集中注入八个投资公司作为国有股，壮大国有净资产，这样形成了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和吸收民间资本的基础。然后他把路桥收费和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公有存量资产也注入八大国投公司作为资本金。更有意思的是，他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八个国投公司之一注资，这既用活了公有资产，又可以进一步带动民间资本。如建一条路，可以先邀请民营资本或外资搞BT(Build and Transfer,建设后再转让），但是重庆国投公司也可以很快回购。因为路一旦建成，土地收益就上涨，重庆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本金注入。2004年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修建就是如此。先进行BT，三年后重庆城投就将之回购，因为朝天门长江大桥周围7000多亩土地已经进入城投的土地储备。同时，黄奇帆副市长还把公益性国有投资公司的税收返还给它们，进一步壮大国有净资产。

可见，“五大注资”的实质是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土地储备收益是“五大注资”中十分重要的部分，我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土地财政”。但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则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本。我认为，“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十分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净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我们还可以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中两种救市方案之争进一步了解“五大注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意义。美国保尔森财长一开始的救市方案，是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是，绝大多数民众觉得这种买坏账的方式非常不公平，认为这是用老百姓的钱来救那些华尔街银行界的富人。更重要的，如索罗斯指出的，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也是没有效率的，因此他认为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从公平角度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讲，7000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根据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金的规定，实际可以带动84000亿安全资产，这样远远大于原来的7000亿。当然，保尔森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但当英国明确宣布救市方案以部分国有化为主之后，美国也跟进了。这个西方国家正在出现的部分国有化有些像中国的公司持股结构，AIG国有股占79%，皇家苏格兰银行国有股占57%。我们有国有股、法人股和个人股，我们主流思想一般认为要进行国有股减持，但是现在西方出现的情况是国有股增持。当然，保尔森认为国有股增持是暂时不得已的，他希望救市方案的时间是两年。但是，现在所有救市方案的模型来自于大萧条初期建立的RFC(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这个模型是在1932年12月建立的，当时也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注资持国有股，也说只有两年，但实际上RFC到1955年才停止存在。在23年时间之内，美国大量银行和企业，都是有大量国有股存在的，也正是依靠这种方式才度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种形态就有些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纯政治性的口号。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对现在西方整个救市方案都有启发。不久前，中投公司的楼继伟董事长在清华作了一个报告，他认为我们在两房的投资没有亏损，因为我们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如果当时买的是股票的话，现在美国国有股注资后，我们作为原来的股东，股权就会稀释。但中国买的是两房的债券，不是股票，美国救市后中国就不会亏。美国国有股注资以后，原来私人股东的股权就被稀释了，怎么办？美国有各种各样的方案，争论很激烈。我们讨论国有股减持的很多思想，如“大小非”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倒过来运用的话，实际上可以在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会议上，给美国一些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有股、法人股、个人股共存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给美国派出顾问团。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要的经济学内容。

黄奇帆副市长总结的“三大法宝”的第一项——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米德是凯恩斯的学生，也是现在世界各国使用的GDP核算法的两个发明人之一。在英国，詹姆斯·米德与19世纪《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属于自由党。米德继承了穆勒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债过高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努力工作。但人们往往忘了提及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将国有资产、税收和国债三者作整体通盘考虑，通过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来降低税率和减少国债，是米德对“自由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贡献。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上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但这一方案得以在一些殖民地实行，香港因此就成为“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实验地。

“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它值得全国人民密切的热情关注！如果我们加强对国有资产的民主监督，同时使国有资产增值有一部分进行“社会分红”，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更完善。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最大规模的发展，是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州长哈蒙德二战间在中国当飞行员，1979年邓小平还接见过他。阿拉斯加的石油是归全民所有的，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让阿拉斯加每个居民享受社会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的收益，阿拉斯加州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阿拉斯加社会分红的实践从1980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其最高值在2000年。当年一个阿拉斯加居民的年底分红将近2000美元，如果一对夫妻加两个小孩一年就有8000美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借鉴阿拉斯加经验，建立“中国人民永久基金”，以公有资产增值为基础进行全民社会分红。“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的重庆经验，如果进一步和“社会分红”实验相结合，可能会有更令人期待的发展。

本文为作者在四川广安召开的中国经济学第八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刊发内容经由作者修订。

经济个人主义 篇12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 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条件下, 按照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模式。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 为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这种新型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基于邓小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修正和反思为基础的,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79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 在中国搞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政策从此变更。1992年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是中性在外国它就姓资在中国就姓社。”

市场经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出现, 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颠覆了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的预判, 这一成果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第一次进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模式, 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并完善其理论成果。它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理论的创新, 也改写了西方社会主流的经济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 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 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 作为“开天辟地”的改革开放战略, 在实践过程中需要新的理论作为基础来指导。改革之初, 邓小平便明确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解放思想,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实事求是, 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 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当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后,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 理论结合实践的过程中, 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提出了符合“先进性”的生产力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根基, 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则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指引下, 日益完善, 使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篇章。

2. 理论来源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便确立了“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重要命题。这一命题先后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提出, 此后, 又分别在1982年和1986年中党的文件里提到。次年, 邓小平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就是处在初级阶段, 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出了系统论述的同时进一步确立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发展路线。党的十四大则明确指出我党在制定政策时需要优先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此后, 党的领导人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作用既持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在2007年, 新一届领导人胡锦涛又先后于中央党校6·25讲话及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国基本国情的判定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并进一步发展和延伸了该理论。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则恰恰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所确定的, 作为理论来源基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明了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命题的科学认识、持续贯彻和准确把握, 使得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 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想。

3. 理论特点

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节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这衣服有创新性的经济运营机制, 实在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 并吸收部分发达国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经济制度后所确立的。而后, 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时, 随着我党在实践中, 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探索和认识的不断深人, 提出了“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并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而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加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现阶段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 促进和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制度化, 强调“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实际调控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市场并非救世主, 社会主义的宏观调控职能在市场所不能为的范围内需要重点发挥其职能。邓小平曾提出:“实际工作中, 在调整时期, 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 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 搞得更灵活一些。”就是在阐释市场的调节与计划调节的相互运用需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结合实际, 灵活运用。此后, 在探索过程中, 其理论内涵不断地被发展和丰富, 党的领导人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将市场机制的优点贯彻到实践中去, 并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深入阐释这一论点, 又要通过宏观调控在市场出现局限的同时, 靠计划调节来消除。此外, 党的十七大之后, 国家将部委机构调整作为改革重头戏, 将“大部制”的蓝图在宏观调控中找到了新路子, 从而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失控, 加强并完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磨合, 并在调节机制中解决现阶段存在的不利因素。

4. 理论实践

通过上述过程在理论层面上的探索总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在与改革开放“同呼吸, 共命运”的过程中被丰富与完善。1992年,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界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重要概括作为前提意义, 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基础的保障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需要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去完成的。

除此之外, 这当中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其奋斗前提离不开社会基本制度的确立:“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 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

在此基础上, 江泽民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问题:地区发展的公平;贫困地区的在发展过程需要的相关政策扶持;避免两极分化就要将社会形态定义在“枣核型”的框架内, 扩大中产阶级占比;同时还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底线, 避免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经济发展的效率。在此理论实践的过程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过程与不断发展, 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进一步补充和继续探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 作为一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主流流派, 以美籍波兰裔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所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表后, “兰格模式”的形成为诞生标志。近一个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学者都在对其本身存在的矛盾观点争论不休:究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结合之后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这其中, 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界定还存在着一定不同意见, 但其表现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和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相结合的观点都被接受。由此可见, 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于一个特例, 究其根本与社会主义的差别使得其有别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社会主义, 而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生产方式有不同于美国为首的市场资本主义。这也使得市场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潮中, 值得深究的独特观点。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发现, 市场社会主义其本质, 似乎与我国所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称虽不相同, 但主张市场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的主要特点, 在公有制为生产关系框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都让许多西方学者高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西为中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现阶段,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当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 有必要将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西方广为传播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加以区别和比较。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同点

1. 理论认知的相同点

自苏联模式起, 社会主义似乎就被烙印上了计划经济的标签, 以至于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公有制及计划经济, 即使想要寻求改变, 也被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而压制下来, 包括现在仅存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以计划经济为标签。而市场的概念一直以来就被社会主义理论划分到资本主义阵营中, 特别是市场中受到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标签一直被保留下来。

在此背景下, 市场社会主义的学者首先对固有观念提出了质疑并有力抨击。早在20世纪30年代, 兰格模式就已经提出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结合的构想, 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等号打破。随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 这一思想经过“市场机制中性化”、“联姻论”以及“市场机制主导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挥。其核心主张就是:市场将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从所有制中独立开来, 因而市场的概念并不倾向任何一方而作为中性定义存在;社会主义可以而且能够搞市场经济, 其资源配置的主导形式是市场而不是计划。

而从时间上来看, 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则要追溯于1979年。前文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详细论述。1979年, 邓小平就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5年,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后来, 他又引导人们将计划和市场都视为方法, 认为“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 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 就是资本主义的。”由此可见, 邓小平在当时就已经表明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分配形式不仅仅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 社会主义一样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发展经济。

2. 模式定性的相同点

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根本目标, 就是讲市场与社会主义合二为一。在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定性过程中, 学者运用了“中性机制”论、“联姻”论和“市场主导机制”论等三个理论工具。

“中性机制”既把市场这一概念从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剥离开来, 把其“被拥有”的资本主义角色中心化, 使其仅仅变成资源配置的手段与工具, 从而使其可以适用于任何一种社会阶段中。“联姻”论则是将“市场”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公有制进行结合, 公有制用于国家队市场调控时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将市场做大, 而市场经济所代表的多种所有制则将市场搞活, 为社会发展的局部利益提供游戏规则。在这其中, “市场主导机制”论则阐明了经济发展的根本还是在于市场, 通过市场作为主导, 能够充分合理的进行资源分配, 是经济能够真正的良性发展, 证明市场是具有能被社会主义接纳并运用的特性:首先, 市场机制既是一种信息体系, 又是一种激励机制。其次, 市场最有魅力的地方是, 它可以实现一些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 如自由、民主和社会福利等。

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性”问题中, “中性论”与“手段论”则与上述三点不谋而合, 只不过在市场主导的问题上,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为前提来提出的。

3. 价值取向的相同点

如上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其实具有许多相同点, 这样的前提下, 它们对于价值取向的判断也有相重合的部分: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甚至在一定的发展时期必须相结合。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西方社会主义学者, 可能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与生产方式的效率问题相矛盾时选择牺牲社会主义价值观来换取更高的效率, 但是尽管在协调效率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可能出现的矛盾时, 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以不同程度地牺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目标的实现, 可是我们仍然能从他们的社会中发现社会主义中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价值取向的经济基础, 来自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两个具有典型社会主义属性的价值观。在最近几年西方世界所发生的经济问题中, 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对于私有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检讨和批判, 西方学者纷纷捡起《资本论》来研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现在西方的主流思想, 他们主张把私有产权关系与市场经济相剥离而以某种形式的公有产权取而代之, 主张消除非劳动收入和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分配劳动收入[4]。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点

正是因为上述三点提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主义的相同点, 导致了现在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取自市场社会主义思潮。更有甚者仅仅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形式上判断, 就将我国社会主义体制判定为市场社会主义。

实际上,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在实践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结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特殊国情所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的。所以,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存在以下几点不同:

1. 实践过程的不同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过实践所检验的,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并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市场社会主义并未在西方世界得以推行, 所以现阶段也只是一股社会主义思潮, 并未具有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系。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性的品格高于理论性的品格, 它比市场社会主义更具实践性, 理论成果也更加丰富。如果市场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没办法找到实践过程所需的物质支持, 那它很可能就止步于此, 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学者的美好愿望。

2. 诞生基础的不同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是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进行调节作用将资源合理分配作为基础手段之一, 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从而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真正步入社会主义发挥其优越性所诞生的。它是通过我国在社会主义前行道路上遇到的挫折与不断的探索进而诞生的理论。

而作为西方处在经济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所诞生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 市场社会主义的诞生环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 它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未达到马克思所提到的高度发展的前提下, 顺利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探索。正是由于我国与西方市场所面临的经济制度环境的不同, 才导致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状态。

3. 任务实现的不同

市场社会主义确定任务的前提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确立的, 所以其任务, 更多的是为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式方法, 为这其中的企业构建新的企业制度, 而不是改变和健全市场经济本身。这样的目的决定了对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在发到的市场经济中, 在微观层面上讲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更多的运用到企业, 准确来说就是创建一种更为人们所接受的企业模式。

我国则是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落实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当中去, 是以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 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任务的。这是一项自上而下从政府到企业, 在自下而上从企业到市场的改造。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造的这一任务, 我国在经济基础层面改革所有制结构和由此决定的分配结构方面进行了重大的突破, 并且在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 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张嘉昕, 田佳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之比较[J].学术交流.2013 (5) :108-112.

[4]吴宇晖.市场社会主义——世纪之交的回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