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的保险职业教育（精选10篇）
海外的保险职业教育 篇1
摘要：海外投资保护制度是国内法与国际法有机结合的产物, 需有相关立法的支持和专门机构的配合。本文从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的现状入手, 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 拟建一个制度性系统化的规范体系, 保护和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以及涉外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BITs)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 (MIGA)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目前我国缺乏对境外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指导, 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时存在盲目性和无序性, 导致在一些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即使有很高的投资收益预期项目, 由于没有境外投资保险, 企业不敢增加投资, 这极大束缚了我国企业活跃在国际市场上的“手脚”。有鉴于此, 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迫在眉睫。
一、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的现状
(一)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加入WTO后, 参照国际惯例, 我国于2001年10月成立了第一家官方专业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信保作为一个官方的专门从事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机构, 开设海外投资保险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境外投资事业起到了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也意味着向多年来国际投资法学界呼吁的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迈出可喜的一步, 但这也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二) 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
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创造良好环境, 促进境外投资进一步发展, 我国自2004年开始实行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制度, 即我国驻外经济商务机构、商会及企业等以撰写年度报告和不定期报告的形式, 反映境外中资企业在东道国 (地区) 投资经营中遇到的各类障碍、壁垒及相关问题, 作为商务部制定并发布年度《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的基础材料之一, 并供国内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参考[1]。
(三) 国内已有相关立法
现有的立法形式基本上是国务院各部门基于现实需求颁发的行政规章和办法, 如:国家计委于1991年制定了《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对外经贸部于1992年颁布了《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财政部等部门于1999年联合发布了《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护存在缺陷
我国海外投资保护体系虽已初具雏形, 但从满足我国企业的实际需求及灵活应对政治性风险的发展趋势来看, 现行体系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及不足:
(一) 保险制度缺陷
第一, 我国缺乏统一的境外投资保护法。主要表现为:我国境外投资保障法律体系缺乏统一规划, 立法主体和立法权分配上较为混乱;各部门根据各自的工作分工, 分别就保险、外汇、核准、担保、政策性信贷作出了一些规范, 缺乏确定的共同的原则性指导, 配套性较差, 刚性不足[2];另外, 这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多偏重对海外投资的管理, 而关于海外投资的保护问题则较少涉及。
第二, 境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覆盖面过于狭窄。我国推出政治保险业务已有几年时间, 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投保业务在境外投资业务总量中所占比例很小, 主要侧重于与出口业务有关的保险, 覆盖面狭窄, 专业承保公司资金实力有限, 支持力度小。
(二) 保险机构缺陷
1. 海外投资管理和风险评估机构
目前我国的海外投资管理和保护机构除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外, 外经贸委、计委、财政、中国银行和各级政府都有权参与, 职能分散, 各自为政。同时, 我国缺乏权威的海外投资评估机构, 各部门均可评估却很少有实效, 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判断不足, 使评估流于形式, 投资的风险程度增高[3]。管理体制不健全, 缺少统一的管理机构, 是我国国内存在的导致投资风险的因素。
2. 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承保政治风险的专门机构, 致使一些协定中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规定在实践中因难以执行而流于形式。 (1) 我国目前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机构是中国信保, 它不是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 成立时间短, 经营经验不足, 专业人才短缺, 业务量非常有限。对外投资者不愿参保, 这一方面加大了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风险, 使其在提供境外投资贷款时顾虑重重, 无法对一些中小企业或处于开拓国外市场阶段的企业提供支持, 另一方面对于参保企业而言, 加大了其经营成本, 降低了其国际竞争力[4]。
三、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制度完善之构想
(一) 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护的基础性立法
由于缺乏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 海外投资保险操作缺乏系统性、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酝酿出台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法》已迫在眉睫。考虑到立法时间跨度较大, 在立法程序上, 可以分阶段进行, 先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 (如商务部或发改委) 制订相关保障办法, 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再由国务院制订《海外投资保险试行条例》, 待时机成熟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海外投资保险法》, 实现我国境外投资法律制度的法典化[5]。在立法技巧上, 为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及应变性, 《海外投资保险法》应宜粗不宜细, 具体的实施细则由有关部门根据境外投资的发展情况及时制定。
(二)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设置
鉴于我国海外投资规模逐渐扩大, 投资风险较为复杂, 且海外投资关系到我国的海外经营策略, 建议我国海外投资保险采取德国模式, 在机构的设置上采取审批机构与经营机构分离制———在国务院领导下增设一个政府机构, 专门用来管理、审批海外投资, 再根据“政策性业务, 商业化经营”的原则而另设一个机构专门用于承办海外投资保险业务。
首先, 要建立统一的“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作为海外投资保险审批机构。“管理委员会”的组成应包括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代表。在具体的人员设置上,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由以上各部委委派的相关人员外, 还应吸收一些富有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代表。在“管理委员会”内, 还可酌情设立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情报机构或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由专门技术人员和专家对各国的政治风险发生几率进行量化分析, 以保证审批工作的质量。
其次, 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经营机构。开设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一个官方的专门从事该类业务的机构, 虽仍处于探索阶段, 但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和经验, 完全可以胜任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经营。我们仅需在以中国信保为雏形的基础上进行相关建设, 如加强国别风险动态跟踪能力, 建立自有国别风险评估体系, 并适应市场需求, 根据各地不同的风险特点, 采取差别保费等手段加强其业务能力。另外, 还应加强同业合作, 实现与各国投资险保险公司的数据同步交流, 增强抗风险能力。
(三) 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评价与监督机制
与一般商业保险不同的是, 海外投资保险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 所以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评价应该以其是否起到预期的鼓励和保护投资的作用以及是否符合国家政策为标准。该工作可由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会同保监会负责。
综上, 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必要也有可能, 尽早建立和完善我们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对我国的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秦守勤.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研究[J].江西农业学报, 2007, (8) :132-134.
[2]李宇.境外投资和境外投资保护制度的法律思考[J].淮海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 9) :31.
[3]李颖.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6, (10) :53.
[4]孙玉凤.海外投资风险防范的探讨[J].宏观经济管理, 2006 (, 9) :63.
[5]沈四宝, 伏军.构建我国境外投资促进立法的若干思考[J].法学家, 2006 (, 4) .
海外的保险职业教育 篇2
然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加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含义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指的是，世界各国为了对本国的海外投资人进行政治以及经济等领域的保护而构建和应用的制度，在使用过程中，本国的投资机构在接收到海外投资人的保险申请以后，如果合约当中的政治风险产生，造成投资人经济上受到严重的损失，那么该机构负责对投资人的损失进行补偿[1]。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有效应用，对于降低海外投资人面对的政治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能够有效鼓励本国投资人在经营过程中，积极向国外市场进军，为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吸收更多的先进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现阶段资本输出国在经济发展中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作为重要的通行制度。
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国际经济关系需要一定的法律条例进行规范，而这一规范的指导思想就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
首先，经济主权原则。
各国在经济建设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利开展国内外全部经济活动，外界因素不可以对其产生干扰;针对经济运行所需的自然资源，各国国内的资源主权归各国永久持有;各国在开展国内外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针对跨国企业拥有一定的监督管理权力;针对国内的外国资产来讲，各国拥有收归国有以及征用的权利;拥有平等参与世界性经贸大政的权利。
其次，公平互利原则。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明确规定各国在参与国际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拥有公平互利的权利，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各国地位一律平等，因此在面对世界经济以及金融中发生的各种问题时，世界各国拥有同样的权利来解决纠纷，利益的产生以及获得也是公平的。
最后，全球合作原则。
在该原则的指导下，世界各国在发展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实现全面合作，在团结努力下实现共同发展。
这一原则提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变，并积极构建稳定以及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促使世界各国都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承保制度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内容，其中包括保险额、时间、条件以及赔偿等细节内容。
因此世界各国经营过程中的政治利益以及经济利益都将在该制度中进行充分的体现。
在积极贯彻落实该项制度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利益需要对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经济主权原则和全球合作原则进行充分的应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需要对公平互利原则进行应用。
在进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构建和健全的过程中，如果资本输出国一味的将自身的`利益作为国际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因素，忽视资本输入国的正当利益，这种行为将受到经济主权原则的阻止。
由此可见，在积极利用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对于世界各国构建健全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同时这一举动，对于推动各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有助于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
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构建是促使双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充分发挥功能的基础，而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实施的原点。
双方在制定协议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并对经济主权原则进行充分的尊重和执行，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针对单边投资保险制度模式来讲，如果承保内容中包含的政治风险事件发生，索赔中应对国际法中的外交包含原则进行充分的应用，在尊重东道国主权的过程中，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在应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过程中，通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有效实施公平互利原则，对于合理解决争端具有重要意义。
(三)对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启示
现阶段，我国在进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可以从商业性以及政策性两种角度出发。
由于目前我国的保险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因此应有效提高承担政治风险的能力，因此积极对政策性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进行构建至关重要，同时商业保险与政策保险之间不存在激烈的竞争，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该结构的有效设立，可以促使市场化运作在海外投资保险当中早日实现。
四、结论
综上所述，近年来科学和信息技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飞快发展，世界各国在积极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海外投资项目增多，然而构建稳定的经济环境过程中，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而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是保证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功能充分发挥的关键，因此现阶段积极加强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坚持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对公司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思考 篇3
关键词：投资保险；政治风险；承保；代位求偿
2001年成立了一家专门从事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公司，从项目的审批到经营均由该公司全权负责。该公司规定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规定相当笼统，投保条件不明确，如有投資者想要投保，没有一定的标准作为参考。公司承办海外投资保险二十多年来，虽然初具雏形，但其业务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以下通过对该公司业务进行分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细化政治风险的范围
从公司官网上看到该公司承保的政治风险包括征收、汇兑限制、战争及政治暴乱和附加政治风险。其中对征收的解释为“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没收、征用等方式，剥夺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或投资项目资金、资产的使用权和控制权”。这一规定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对本国外资企业大规模的征用、没收而设立的，但几十年过去了，随着各国法治的健全、发展中国家希望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这种简单粗暴的征收也已经成了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复杂的征收方式——蚕食式征收方式。蚕食式征用风险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蚕食式征用、腐败动机连结的蚕食式征用和由于东道国政策法规变化所引起的蚕食性征用。该公司对征用的规定严重滞后于现实情况，应当及时调整、丰富承保的险别内容，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更好保护海外投资者。
二、降低承保比例
在损失赔偿比例一项中，公司规定基本政治风险和经营中断项下赔偿比例都是最高不超过95%，违约项下赔偿比例最高不超过90%。美国OPIC和日本NEXI只按保险金额90%承担责任，剩下10%则由承保人自行承担，德国保险人承担80%～95%的保险赔偿责任，剩余的5%～20%则由投保人承担。大部分国家对海外投资保险提供不足额保险，但从各国投保机构赔偿比例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公司对海外投资者因政治风险造成损失的赔偿比例还是很高的，但其中的问题也一目了然。一方面，公司海外投资承保的金额在全部公司业务总额中占有很小的一个比例，承保的企业大部分都是国企，一般的私人企业很难得到有关机构的承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国企在竞争中就有了更多的优势，甚至是变相得到补贴，另一方面，我认为过高的赔偿比例不利于投资的健康发展，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时肯定要对投资风险进行考量，再作出谨慎的决定，但如果保险公司允诺给予很高的赔偿比例，那么政治风险发生时，投资者的损失就会转嫁给保险公司，投资者承受的损失很小，所以投资者在投资时就没那么多顾虑，做决定也会轻率很多，这不利于投资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公司可以稍微降低对政治风险的赔偿比例，政治风险发生后，保险人承担不超过90%的保险赔偿责任，适当增加投资者承担的责任份额，一来可以促使我国投资者投资前权衡利弊，尽最大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避免或降低东道国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如风险发生后积极与东道国沟通协调，避免损失的扩大，而非采取极端方式惹怒东道国，坐等保险公司的赔偿。保险公司也将有更多财力用于为更多投资者担保，加大私人企业在承保的投资者中的比重，尽量做到公平对待私人企业海外投资。
三、申请条件的完善
在项目申请条件中，海外投资保险的申请人和被保险人应为“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的法人；或在中国境外（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法人（实际控制权由中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掌握）；或为项目提供融资的境内外金融机构”。从该规定可以看出，海外投资保险的投保人不包括自然人，但是美国、日本、德国的海外保险制度和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都把自然人规定为投资者。随着我国民间资本的积累，自然人具备了进行海外投资的资金条件，所以应对投保人的范围适当丰富，将自然人作为申请海外在保险的申请人之一。此外，有些国家的做法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以是分离的，根据公司的规定，我国境外（含港、澳、台）注册的法人实际控制权为我国境内企业掌握的，可以向公司投保，该规定可以细化为我国企业可以为其所实际控制的境外企业买政治风险保险，这样该境外企业既可以向公司投保，也可以由控制该企业的境内企业投保，这样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分离，能够更好保护我国企业利益。
四、代位求偿权的实现
从公司官网上的信息可以看出，其很多规定都是对于法人如何投保单介绍，而对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没有介绍，也没有案例表明其是否行使过代位求偿权。代位求偿权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国家的政策性机构，但是，海外投资保险合同仍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特征，海外投资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特殊形式，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同样享有代位求偿权。在以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承保政治风险的国家，如美国，代位权的行使依投资保护协定规定的代位权条款，依然解决不了的，由国家行使外交保护来解决；在不以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承保政治风险的国家，如日本，代位权的行使除了依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外，还依据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投资契约、东道国法律或两国之间外交谈判。目前公司对于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承保不以与我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为前提，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资本进入更多的国家，但政治风险发生后，在没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代位权不能通过代位权条款实现，只能是国家通过外交途径。我国目前已经与13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大部分都规定了代位求偿权，因此公司若采取双边投资模式，符合我国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引导企业向与我国有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海外投资规模将继续扩大，为了保护我国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应该改进有关公司业务和公司规定，确保中国企业既能“走出去”，也能“回得来”。
参考文献：
[1]史晓丽.《构建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律思考》.《国际贸易》2013年第11期.
[2]梁开银.《论海外投资保险代位权及其实现》.《法商研究》，200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海外投资的反思 篇4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投资富通集团
2007年11月27日,中国保险巨头之一平安保险集团敲响了进军海外的号角,斥资约18.1亿欧元从二级市场直接购买欧洲富通集团(Fortis Group) 9501万股股份,折合约富通总股本的4.18%,一跃成为富通集团第一大单一股东。这一收购名噪一时,它不仅意味着中国保险公司首度投资全球性金融机构,也可能成为中国保险机构保险资金运用的经典创新。
平安保险参股时的富通集团业务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三个部分,与平安的保险、资产管理和银行三大业务支柱架构相吻合,便于平安借鉴富通综合金融平台的经验。此外,富通集团拥有323亿欧元的市值(截至2008年2月29日),是欧洲前15大金融机构之一,在200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列位第14,在商业及储蓄银行类别中更高居全球第二位。
平安保险集团在参股富通集团后表现非常活跃,2008年4月平安保险集团与富通集团签署协议,拟以21.5亿欧元收购富通资产管理公司。但最终由于市场环境及其他状况影响,这桩交易胎死腹中。2008年6月,平安保险集团最终将持股比例锁定在4.99%,平安对持有富通股份总额为1.21亿股,总投资额达238亿元人民币。
然而好景不长,金融危机下平安保险集团所加盟的富通集团成为受危机波及的第一批金融企业。中国平安自从2007年斥资18.1亿欧元收购了富通集团4.99%的股权以来,截至2008年9月底富通集团的股价已经下跌了超过70%,2008年第三季度平安保险集团季度报表出现净亏损人民币78.1亿元,而上年同期实现净利润人民币36.2亿元。导致平安集团亏损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富通集团的投资计入人民币157亿元(合22.7亿美元)的减值准备。这一笔让中国平安当初为之兴奋的海外投资,目前已经宣告彻底失败。
富通集团股权重组对平安的影响
富通集团股权重组中各个股东之间的较量实质上是比利时政府和其他股东之间的博弈,其中也包括富通集团的大股东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自2008年9月以来,富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过程中所涉及到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比利时政府主导的。其实,摆在比利时政府面前只有三种选择:第一个选择是让富通自生自灭;第二个选择是注入更多现金将其收归国有;而第三个选择便是与法国巴黎银行重新商谈交易,给富通股东更好的收购条件。由于富通背负了太多债务,如果任由其自生自灭,富通破产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富通股份为比利时普通投资者所广泛持有,出于稳定社会的目的比利时政府不可能采纳第一种选择。而第二种选择将富通收归国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比较冒险,而且在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大潮下大有违反经济规律之嫌,因此比利时政府最愿意看到的境况就是第三种选择,即推动富通集团与巴黎银行的联姻。
从比利时政府与法国巴黎银行几次达成的协议看,比利时政府的意图在于将富通集团下属的富通银行的绝对控股权转让给法国巴黎银行,同时以捆绑的形式再将富通剩下的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尽可能多地抛售出去,通过这种方式寻求自己在金融危机下的脱身。最有可能帮助比利时政府实现这一意图的便是法国巴黎银行,因为通过收购富通银行以后法国巴黎银行便获得了富通银行的绝对控股权,法国巴黎银行可以将吸储业务扩展到比利时和卢森堡,从而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银行。而且对于比利时政府捆绑出售富通集团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的交换,比利时政府势必还将对法国巴黎银行控股下的富通银行提供担保(例如目前协议中对持结构性产品的最终损失提供最高达15亿欧元的担保)或者其他方面的便利(比如目前所承诺的允许富通银行在未来3年内发行由比利时政府承销的高达20亿欧元的股票)。
如果该协议得以实现,那么富通集团业务将由原来包括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三个部分缩小成为仅剩下保险业务。平安保险集团先前计划的通过购买富通股权实现与富通集团银行、保险和资产管理三大业务实现互补的算盘彻底落空。而且,即便重组后的富通集团仅剩下保险业务,这一业务也面临着受到杯羹的危险。因为富通比利时保险公司计划与由法国巴黎银行控股的富通银行签署有效期到2020年的分销合作协议,这使法国巴黎银行和富通集团在汽车和住房保险领域的合作可能性增加,富通的保险业务未必能做到独挡一面。
平安保险集团海外投资的反思
其实,平安投资富通存在两大败笔:
一是公司海外投资组合过于集中,对单一股票的投资金额过大。根据平安集团的公告,在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前提下其海外投资总额大约为330亿美元。其中,富通股票为238.74亿美元,占比72%;其他股票和基金投资为75.49亿美元,占比23%;现金及银行存款为5.8亿美元,占比5%。很明显,平安对其海外投资组合没有做到分散化投资,导致风险集中在富通集团的股票上。
二是公司在发现富通集团股票异常的情况下,未能及时采取止损策略,导致损失扩大化。事实上,直到2008年5月份富通股价还表现良好,价格依然维持在17欧元左右,相对其成本价19欧元并不是很大。然而,到7月份初,股价已经滑落至10欧元,富通在这时进行了增资计划,平安还以8亿元人民币投入参股以维持4.99%的股权比例,之后富通股价便继续滑落。其实,平安若是能够及时行动,放弃继续同富通合作的想法,在股价出现大幅下跌的时候,将其所持有的富通股份迅速脱手,便不会导致后来的亏损200多亿美元了。
其实,中国海外并购的战略是好的,但是具体的战术尚待大力改善。中资金融机构和海外的金融机构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对海外投行的很多业务和流程都是一知半解。尽职调查经验的缺乏时中国海外投资的最大风险,没有了解业务和技术的专门人才,缺乏谈判和调查的经验。此外,中国的海外金融并购还会遭遇到市场、法律以及汇率变动的风险。
通过平安投资富通惨败的教训,国内金融机构在追求创新和国际化的进程中应更加小心谨慎。即使投资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也要做细致的调查。而政府监管机构则应该完善海外投资并购的制度和程序,把好尽职调查最后一道关,尽力保护本国资本安全,维护本国金融安全。
一、海外投资首先应做好长期战略资产配置
在启动海外投资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规划,针对各种可能的风险采取应对措施,急于求成或过分关注短期市场时机的选择往往会导致投资的失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应该树立一种长期战略的眼光,在对国际经济和海外资本市场趋势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做好长期战略资产配置,立足于获取长期、稳定的收益,才是应遵循的核心价值目标。从国外金融机构的实践来看,资产配置通常按照期限划分,可分为长期战略资产配置、中期战术资产配置和短期证券品种选择三个层次。长期战略资产配置是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次。长期战略资产配置就是根据投资目标,确定资产分配的主要投资品种以及投资品种所占的比例。长期战略资产配置按照先后顺序主要有三步:
第一,目标市场的选择。确定投资范围,明确投资组合里面可以包括哪些国家或地区市场的哪些投资品种。考察一般从三个角度进行:一是对经济周期的评判。经济周期景气程度的评判对于目标市场和投资品种的选择至关重要。理论上,应该投资于经济繁荣周期国家的股票和经济衰退周期国家的债券。但是,现实中一个国家经济运转处于动态循环之中,对于本国经济周期的变迁尚难做到及时准确的评判,更何况对相对缺乏信息的别国经济周期的判断。一旦对于目标国家经济周期识别错误,长期战略资产配置就将面临整体错配的巨大市场风险。二是对国家或地区风险的评判。国家或地区风险主要是指政治、政策或突发事件的风险。即使非常看好一国或地区市场,但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时也要充分考量国家或地区风险。三是对目标市场成熟度的评判。一国资本市场体系的规模、流动性和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也是重要考察因素之一。
第二,估算投资品种的预期回报率、风险和品种间相关性大小。在目标市场选定之后,对于投资品种的选择就应测量预期收益和风险。国内企业在预期未来收益时,不应局限在以近几年的市场数据为主要依据,要尽量收集比较全面的信息数据。另外,在当前的海外投资中,还要特别注意对汇率风险的防范。目前,市场预期人民币将继续升值,且升值空间还比较大。这意味着如果海外投资收益率过低的话,海外投资项目不仅对企业效益没有贡献,最终还可能带来汇兑损失。因此,在设计海外投资方案时,应将汇率风险的规避作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第三,投资最优化选择。利用资产组合理论和资产配置优化模型,找出在每一个风险水平上能提供最高回报率的投资组合,即找出“有效投资组合边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绝不是指企业领导的主观意志,应该是对企业负债特点和外汇资金性质的综合反映。此外,风险偏好的评估还需要重点考虑企业的发展战略或资本运作策略,因为大规模的业务拓展或并购对企业现金流变动将产生巨大影响。
二、海外投资的具体模式的双重考虑
在次贷危机中,欧美众多著名金融机构深陷泥潭,损失惨重。但美国的高盛公司就是难得的赢家。投资银行向来的做法都是客户有投资机会的时候,要求分享收益;但在出售风险产品的时候,却把风险全部丢给客户,利益留给自己。高盛公司在次贷危机关键时刻的做法就是这样的。这对目前正在开展海外投资的国内企业来说应该是一个警告:不能把海外投资的希望全寄托在国际性机构的外包服务上。但是由于经验的缺乏和对海外市场的不了解,一直以来国内企业都通过借助国际性金融机构提供境外投资管理服务,以期提高收益率和有效控制风险。从整体战略资产配置的角度,将部分品种的投资外包给境外机构管理本来无可厚非,也是走向海外市场的现实途径,但如果将海外投资事务全权外包,在长期战略资产配置方面也过分倚重境外机构的投资建议,就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产生潜在的危险。从长期的战略角度出发,大的中国金融企业必须具备直接开展海外投资业务的能力,这不仅是适应国内外汇资金海外投资需求迅速增加的需求,也是真正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在此领域中国金融机构还任重而道远。
海外游学必备哪些保险 篇5
而在不久前的6月14日晚间，6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西部吉伦特省遭到了当地不良青年袭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这也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中国留学生海外遭遇事故的一个缩影。
种种事故让准备让孩子去留学或游学的家长难免心有余悸。虽然非常理解家长的担忧，不过也不能应因噎废食。目前选择到国外短期交流或长期进修的大中学生越来越多，在出国留学或游学前，主动、有意识地选择合适保险计划的却没有同步增长。境外旅行险、留学生医疗险都是长、短期海外学习时最需要的保险，值得大家一起好好研究。
留学和游学逐年趋多，保险必备
近年来，国内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出国留学成为中国学生继续深造的热门选择；同时，人民币升值，留学成本降低，金融危机下的各国高校纷纷降低招生门槛，或者提供优惠政策，更加积极地来华争抢生源；而国内依然严峻的高考制度也“逼着”很多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去海外上大学。
而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逐步富裕，不少家庭也会选择在暑期让孩子们参加一些海外游学、出国夏令营等活动，让孩子多多开阔眼界。对于中国遍布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而言，经常会遭遇一些人身意外和医疗上的风险，比如以前曾发生的海外留学生因为火灾、车祸、殴打、绑架、枪击等事件而遭遇伤亡或发生意外。
对于广大留学和游学学子而言，保险其实是出国的“必备品”，务必在孩子出国之前落实好相关的计划，让孩子从踏出家门开始就享有周全的保障。
先选留学国的学生保险计划
如果是长期留学，家长首先要确认学校是否能为孩子提供代办保险的服务，优先选择留学所在国强制或推荐的学生保险计划。有些学校在留学计划中就为留学生提供了代为购买当地保险的服务，非常便捷。如果学校没有提供类似的服务，则需要家长在出国前选择一家有海外服务经验的国内保险公司购买。
此外，有些国家在办理签证时就要求出国人员先行购买规定数额的保险，这就要在办理之前先咨询目的地国家的签证要求。
国内购买首选境外旅行险
若需要在国内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孩子购买保险，专家建议首选境外旅行险。
如果是去欧洲的申根国家留学，因为申根签证中有一项保险要求，具体为赴欧之前要购足3万欧元（约合3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费用保险，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境外旅行保险，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
再者，相对于国内一般的医疗险或意外险，境外旅行险在产品设计时已经考虑到不同国家医疗费用水平的差异，赔偿金水平相对更高。此外，境外旅行险还包括了国际救援服务，更适合出国人员购买。
国际紧急救援实际上是一系列服务，对于初到海外的留学生或游学人员来说非常实用。如果在境外发生意外或者其他意想不到的情况，可以通过24小时多语种的救援热线得到各种援助，包括呼叫最近的医疗机构前往救治、提供最近的网络医院地址、安排住院、垫付医药费、代为寻找丢失的行李或证件，甚至提供周边餐厅宾馆信息等等。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多种非常实用的信息和贴心的服务，当紧急情况发生时，不啻于雪中送炭。
以这次韩亚航空坠机事件为例，购买了境外旅游险的乘客可以立即联系保险公司的海外救援机构，除了可以申请一系列的医疗援助和医疗费用垫付外，有些海外救援机构还可以提供多种生活信息咨询和当地法律援助等服务。
市场上还专门推出了针对留学生朋友的“留学保险”，其实际就是境外旅行险产品的“变异品”。只是更有针对性，比较适合留学之用。
目前市场上， 美亚、华泰、太平、平安、阳光、人保财险、中德安联等公司的境外旅行（留学生）保险计划都属于比较有特色的，或性价比较高的，游学或留学的朋友们可以按需选择。
留学生及家长朋友在选择境外旅行（留学）类保险产品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保障额度及相应费率水平，自己的保费预算；保障项目及细分范围，如除了基本的意外、医疗、随身财物损失、亲属探望费用、个人第三方责任等，是否能报销留学地的自费医疗服务项目费用，是否含有牙科门诊费用，是否承保高风险体育休闲项目，是否含有恐怖责任保险，等等；除外责任范围多寡、合理程度；是否有比较针对性的保障项目，如“学业中断保险”（因为被保险人生病、意外或直系亲属亡故，无法继续留学生涯，已交学费无法退回的损失）；合作的国际救援组织实力强弱；等等。
分两步投保避免“保险空白期”
那么，留学生及其家长，到底是选择在国内买保险，还是到留学国买保险？不妨“两步走”，以求购买到性价比最高的保险。
因为一般当地学校会推荐或强制要求当地的保险计划，但留学生在到达留学地后，在购买的当地保险生效之前会有一段保障的空白期。这段空白期一般不会长过一个月，一份仅需数百元的境外旅游险就会避免在国外动辄高达万元的医疗费用，并获得及时的救助服务，建议作为留学生出国前采购清单的必选项。
国内直接购买的境外旅行险产品，保障期间通常从3天到一年不等，时间越长价格也相对更高。考虑到留学签证一般先签90天，满期之前须在当地领馆续签，为此可以先在国内购买与留学签证时间相当的，为期90天的境外旅行险。这样即使刚到国外，也能享有意外、门急诊及住院医疗、海外救援服务等综合保障。在保险快要期满之前，则可以再通过询问有购买经验的留学生或学校相关机构，继续在当地购买保险产品，作为后续保障。
还有另一种选择方式，是在国内购买全球医疗保险，可以享有一年之内在多个国家的医疗保障，不需要在出国后再另行购买，但费用相对较高。
不论是购买境外旅行保险还是全球医疗保险，留学生购买保险之后，都应当将保险卡与身份证明一起随身携带，以备不时之需。万一发生意外事故，所有相关的单证都要妥善保管，比如医院诊断证明、事故情况证明、医疗费用原始收据等等，以保证理赔的顺利进行。如果购买的是境外旅行险，通常会由保险公司合作的国际救援组织协助完成报案、救援和理赔流程。
最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如果被保险人年满18岁，可以自行购买，为自己投保；不满18周岁的，需要家长作为投保人。
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浅析 篇6
自从1980年我国恢复保险业以来, 我国的保险业在供给主体、市场规模、资产总额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 保险资金运用的情况却不乐观。首先是因为国家对保险资金的运用一直都采取了比较严格的政策, 使得保险资金的运用相对滞后。其次, 由于从1996年到2006年, 央行连续8次降息, 造成我国保险公司主要投资于银行存款的资金出现亏损, 并且在这段时间内的中国股市持续低迷, 公司债券数量、质量不尽如人意等因素, 造成我国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从2000年到2005年, 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收益率仅为3.29%, 4.3%, 3.14%, 2.68%, 2.87%和3.6%, 远远低于境外同行10%左右的水平。开拓保险机构海外投资渠道的措施已经势在必行。
保险机构进行海外投资,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 首先, 它将有利于开辟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 使保险资金在更宽的范围、地域和币种上进行组合投资, 为保险资金提高收益水平、分散投资风险创造条件。其次, 开放保险资金海外投资也是我国保险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保险资金率先进入全球化的国际金融市场, 为我国保险业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 逐步熟悉国际金融市场, 向国际大型资产管理机构学习先进经验, 培养相关专业人员, 从而提高我国保险资产管理的整体水平。第三, 从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方面看, 有利于缓解央行人民币外汇占款的压力。从法律意义上来说, 因保险机构海外投资而建立的相关制度, 确立了国际化的全托管模式在风险控制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推进了我国法律规章中有关委托人、受托人和托管人之间关系的明晰界定, 加强了保险公司风险控制方面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现状
1.目前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主要途径。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途径主要有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保险资金境外投资。
这两种投资方法本质上的区别在于资金来源的不同。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的资金基本上都来自于保险公司的自有资金, 不存在人民币兑换的问题, 在境外运用对国内股市的人民币资金没有影响, 不涉及抽走资金, 不影响国内股市。而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保险公司总资产的15%, 是一种集合投资。
2.目前我国有关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法规。2004年8月及2005年8月, 保监会分别颁布了《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和《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其中, 《实施细则》是对之前发布的《暂行办法》的重要补充和进一步细化, 明确了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的具体要求和程序, 标志着我国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对推动保险机构投资者规范发展、领先一步培养资产全球配置能力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2007年7月, 保监会、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局又联合颁布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为保险资金投资境外市场打开了一个战略通道。
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和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相比:首先, 后者的资金限制条件更为自由。保险机构可以运用总资产15%的人民币购汇投资境外市场;购汇资金可以自由结汇, 这是保险资金境外投资政策的突破;保险机构不仅可以主动进行本外币资产配置, 还可以有效管理汇率风险。
其次, 后者的投资范围更广。投资市场在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的基础上, 扩大至世界各大成熟资本市场。投资工具类别不再局限于固定收益产品, 增加了股票、股权、证券化产品等, 新型投资工具更加丰富多样。
第三, 后者的资格要求更为严格。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对于保险公司这个主体的资格要求看似放松管制, 但实际上却添加了关于作为受托人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作为托管人一方的商业银行的资格要求。
第四, 后者的对风险更为重视。从第三点的资格要求措施上可以看到, 后者不仅对保险机构管理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并且要求投资时慎用衍生产品, 将衍生产品作为风险管理手段, 允许保险机构用于套期保值, 但禁止用于投机或放大交易。这是因为虽然投机金融衍生品, 使保险机构只需动用少量的资金便能控制大量的资源, 但是伴随巨大收益的是巨大的风险, 一旦预测有误, 出现金融风险, 就可能使保险资金遭受严重损失, 甚至危及我国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三、目前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情况
1. 我国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的情况。
目前我国保险外汇资金运用中主要存在问题是:外汇资金投资集中于银行存款和高信用政府债券, 投资结构并不合理。由于近年来境内外利率不断下调, 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银行存款、债券等固定收益类投资产品, 从而影响了保险外汇资金运用的收益率。
2. 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情况。
2008年, 最为国家、保险业界、投资者所关注的莫过于“平安收购富通”事件了。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11月29日宣布斥资18.1亿欧元收购欧洲前15大金融机构之一的富通集团4.18%的股权,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又于2008年3月20日公告称, 以21.5亿欧元投资富通集团旗下富通投资管理公司50%股权。在这项交易完成后, 中国平安与富通银行成为富通投资的并列最大股东。然而受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风暴影响, 富通集团遭遇巨大流动性压力, 截止2008年年底, 富通的股价已下跌超过96%, 导致中国平安238亿元投资只剩下10亿元左右。之后, 在没有经过股东投票决议的情况下, 富通集团又不断分拆旗下业务: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政府为挽救富通集团达成协议, 分别购买富通集团在上述三国分支机构49%的股份, 欧盟委员会更是批准了巴黎银行收购富通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分支机构部分股份的计划, 巴黎银行最终将持有富通集团在比利时的银行75%的股份, 以及全部比利时的保险业务。至此, 富通集团已从“银保双头鹰”解体为一家资产仅含国际保险业务、结构化信用资产组合部分股权及现金的保险公司。10月2日, 平安集团在香港证交所发布公告, 宣布解除此前与富通集团签署的并购其资产管理公司50%股权的协议, 这意味着中国保险行业海外投资第一单从财务上已经完败。
四、关于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思考
1. 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
造成我国保险外汇资金投资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在于, 《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可投资的主要品种, 明确规定为债券。
保监会对此的解释是:目前保险公司外汇资金境外运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品种繁多的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工具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很有限, 保险公司的投资经验须逐渐积累, 监管方法也在摸索中, 因此明确规定投资品种是非常必要的。就债券而言, 其本金有保证、期限较长, 收益相对稳定, 既能满足保险资金对安全性和收益性的要求, 也能满足保险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的需要, 是国际市场上保险公司选择的主要投资品种。对于《办法》规定以外的具体的投资工具或品种, 保监会将本着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的原则, 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增加。
可见, 保险外汇资金投资结构有日益改善的趋向, 原因在于投资范围已经不是问题, 政策上已经对其放宽, 而欠缺的主要是如何投资, 包括投资的时机、经验以及监管方面的问题,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和保险资金境外投资在本质上存在的问题是相同的, 这方面将与下一节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一起分析。
2.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
从前面的单个案例中, 可以发现我国保险资金进行境外投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如果采用并购的投资方法, 将会带来严重的财务风险与负担。据商务部的统计显示, 目前中国境外兼并收购的企业, 只有33%处于盈利和持平状态, 大多数并购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企业并购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 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确定并购价格的主要依据是股价, 而股价的主要参考信息来源于目标企业的年度报表和财务报告。目标企业有可能提供经过粉饰的报表, 并未充分、完整、准确地提供企业信息, 这必然影响到并购价格的合理性。不能合理预估目标企业的资产价值和获利能力, 往往导致估价过高。另外, 即使信息真实, 评估实践本身也存在着结果是否客观、准确等问题。定价风险即使能够使并购后的企业运作良好, 也无法使收购方获得一个理想的回报。另一方面, 企业并购需要大量的资金, 所以并购会对企业资金规模和资本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占用大量的流动性资源, 就降低了企业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调节能力, 进而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如果财务安排不当, 大量的现金流出使研究开发资金紧缺, 不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长远发展, 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 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意识过于薄弱。回顾平安对富通的投资, 虽然平安花费数月时间做了深入研究和审慎评估, 决策程序也是合规的、严谨的、理性的, 但是由于投资时机不当, 遇上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风暴, 对于这一点的预计和应对措施却是各类评估报告中都没有预料到的, 这说明我国保险机构对于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认识还不够。
第三, 缺少第三方的法律评估。多位从事并购案的律师都指出目前中国进行海外并购中存在的问题:国内不少企业在收购案上往往容易忽视法律成本。与国外企业并购相比, 国外法律意识强、法律制度健全, 并且国外金融机构在对待并购时通常比较沉着冷静, 除企业本身的律师队伍参与尽职调查之外, 还会聘请第三方律师团队, 更多地考虑第三方意见;而国内企业真正按这个流程做得并不多, 还有不少企业是高管拍脑袋决定。
第四, 警惕国情与文化差异、政府干预等各种壁垒。例如在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中, 主张奉行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富通已经暴露出相当大的风险后, 平安仍然低价买入富通。平安集团新闻发言人盛瑞生对此的解释为, 只有维持大股东的地位, 才会有话语权, 才能深入了解其运作, 进一步合作才有基础。然而, 平安却忽略了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整体金融市场的风险, 这其中就包括政府干预的风险, 富通“国有化”问题就是一种典型。为什么从历史来看, 中国企业投资欧美一些金融机构都非常困难, 这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政策、文化都不尽相同的原因。出于保护国家经济与产业安全的考虑, 国家和机构从政治、法律层面设置障碍, 就如同贸易壁垒一样, 阻止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的进入, 防止其他国家的投资机构通过收购股权的方式甚至是恶意并购来控制企业, 威胁他国经济。从现在的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 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实早已不是单纯地依靠“看不见的手”, 政府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参与到其中, 借助各种手段进行调控。所以, 不能排除外国政府和机构出于保护本国经济和产业安全的目的, 对市场进行蓄意操纵或恶意圈钱。
第五, 要警惕跨国投资银行的金融衍生品圈套, 这一点不仅对于保险机构来说, 对于中国整个金融行业甚至全部的企业都应当开始重视起来。因为次贷危机的发生, 曾经充满耀眼光环的金融衍生品还原了投机的本来面目。在全球金融危机波及面越来越广的背景下, 国内不少企业正面临一场由投资金融衍生品带来的“灾难”, 而导致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投行在香港炮制的那些衍生品圈套。2008年, 23家国企金融衍生品套期保值亏损高达数百亿元。国航、东航、中远等国企与高盛、瑞信、德意志银行等签署了多份期权合约, 以对冲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但在与外资投行的博弈中均失败, 2008年东方航空、中国国航、中国远洋等央企投资亏损合计上百亿元。其中东航衍生品亏损高达62亿元, 几乎是其2008年全部的利润。这并不是外国投行第一次阻击中国国企。早在2003年下半年, 中航油集团下属的新加坡子公司———中国航油 (新加坡) 股份有限公司就被高盛拖入原油看涨期权圈套之中。参与设计了众多衍生品的美国专家穆斯塔克·卡帕斯表示, 在中国, 出售简单而安全的衍生产品获得的利润, 对外资投行来说实在太微薄了。为了获利, 他们便将衍生产品做得更加复杂, 风险也更高。因为简单的衍生品市场竞争激烈, 价格可以在公开市场查到, 而结构越复杂的衍生品竞争越少, 复杂到一定程度, 如期权和期权展期的价格无法通过公开市场获取, 只能让交易对方报价, 依赖对方的定价权。比如一些小型中国公司希望购买套期保值产品来规避利率变动的风险, 其实这通过一个简单的保值产品就能做到。但外资投行却向他们兜售一种称作“削减成本互换协议 (cost reduction swaps) ”的复杂衍生品, 这种产品与一些晦涩难懂的因素挂钩, 比如欧元利率。当欧洲经受信贷紧缩的打击时, 这些中国客户便得向投资银行付出数百万美元的代价。所以面对金融衍生品, 不论是保险机构还是其他企业都应谨慎对待。
“祸兮福之所倚, 福兮祸之所伏。”存在问题的同时必定带来不同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 由于现在金融危机的原因, 使得海外金融机构急需资金, 如果中国保险机构进行海外投资, 不但能够帮助发达国家度过金融危机, 稳定全球经济, 而且还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一些较好的资产以及优厚的人力资本, 学习发达国家管理和创新的技术, 参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例如在2009年6月2日,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宣布破产保护的同时, 有消息称其宣布已与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就出售悍马 (HUMMER) 事宜达成备忘录, 来自中国四川的一家民营企业有可能成为第一家购买美国整车品牌的中国企业, 这无疑对于中国汽车企业乃至中国经济来说, 是一项非常具有意义的战略举措。
第二, 虽然平安投资富通失败, 但不能就此对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成绩一概而论, 也绝不能否定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必要性。事实上, 同为中国三大保险的中国人寿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海外投资策略的。中国人寿曾表示:海外市场的风险并不确定, 对风险没有明确判断的时候不会出手。在观望了很久以后, 中国人寿终于在2008年3月19日, VISA公司美国上市时, 以每股44美元认购了近3亿美元的股票, 这是中国人寿除H股投资外, 第一次进军海外市场。7月中国人寿对VISA进行全部减仓, 卖出平均价70美元以上, 收益达1.6倍。
第三, 由于中国资本的收购背后其实并不着眼于短期投资收益的兑现, 而是长期投资行为, 甚至是为了国际性战略扩张的必由之路。例如平安之所以收购富通, 其实也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 希望通过业务整合资源互补来创造增值的能力。富通集团是一家以经营银行及保险业务为主的国际金融服务提供商, 显然, 在业务方面专注于银行、保险、证券的中国平安和富通集团有着相类似的地方, 所以两者拥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合作领域。中国平安当时的新闻公告也表示, 平安有意凭借上述此项收购快速建立全球资产管理及QDII的业务平台, 利用双方极具竞争力的分销网络, 将业务延伸到全球各主要金融市场, 加速实现“国际领先、综合金融”的战略目标。
最后, 希望国内保险机构能够把握住现在, 迎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相信我国保险机构的海外投资定能有所作为。
摘要：文章主要从近年来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现状出发, 包括目前我国保险机构海外投资的主要途径、相关法规, 结合具体的单个公司案例, 简单分析目前保险机构海外投资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保险,海外投资,保险外汇资金,保险资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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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光润.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政策初探[J].保险研究, 2005 (4)
海外的保险职业教育 篇7
杨晓丹[1]重点分析了对海外 BOT 项目的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政治风险和东道国政府的支持作用。沈德才[2]以柬埔寨水电站BOT项目为例,研究了水电海外投资项目的国别风险。胡文发[3]提出了一个基于BP神经算法的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模型。上述文献在政治风险分析与评价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未涉及水电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保险研究。
政治风险保险是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控制政治风险的一种积极对策。在水电企业海外项目的建设期与运营期,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水电企业可以集中精力管理水电项目的建设与运行业务,而不必顾及政治风险。对政治风险高的海外水电工程项目,水电企业更应投保,这样才有利于企业安心经营,减少风险带来的负担。然而,水电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投保的决策之前,需要对所投保险的收益进行评估,政治风险保险收益评估模型研究是其关键,目前关于此项研究学术界较少涉及[4,5,6,7]。笔者对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保险收益评估进行研究,并论述该模型的实际应用,旨在给出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中利用保险规避政治风险的策略。
1 模型的建立
1.1 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x服从几何布朗运动,表示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政治事件发生时的损失,则有:
式中:x(t)为t时期政治风险发生时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损失;α为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政治风险强度增长率,存在α<0、α>0和α=0这3种情形,反映了某种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所处政治环境的好坏。也就是说,当政治风险强度增加时,所采取的应对政治风险的措施就要增强,从而成本也要增加。当α<0时,政治风险强度正从某一平均水平逐渐下降;当α>0时,政治风险强度正从这一平均水平逐渐上升;α=0则表示政治风险强度维持在这一平均水平。β为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投资增长率,依赖于投资的内部收益率和利润的再投资率。z(t)表示政治风险这一不确定事件随时间变化的维纳过程。dz(t)表示均值为0、平均方差为dt的维纳过程,σ2是dx(t)/x(t)的方差,用来描述政治风险,σ2可称为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政治风险水平。
式(1)说明,政治风险损失的变动率为α+β(即政治风险强度增长率加上投资增长率)。此外,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损失的变动还应加上一个政治风险的标准扰动项,即以维纳过程z(t)表示的随机要素的σ倍。
假设2:假设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政治事件的发生为一随机过程,且服从泊松分布。q为一随机变量,q(t)为在t时期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每当泊松事件发生时,随机变量以u为步长增加。此外,用λ表示泊松事件的常变量强度参数,即,
这意味着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损失的概率为λdt,λdt也可理解为在dt时间的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内政治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如果k(x,t)表示泊松事件发生时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能性损失,那么dt时间间隔内的期望损失为:E(x(t))=λuk(x,t)dt。
1.2 政治风险保险收益模型
可通过评估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政治风险成本来测算政治风险保险的收益。令V表示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进行政治风险保险的收益,这种保险能够在政治风险发生时给予我国水电企业以补偿。那么,V也是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损失的函数:
运用伊藤引理求其期望值,得:
参与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保险的预期总收益等于E(dv)加上政治风险事件发生引发的现金支出λuk(x,t)dt。假设世界经济是风险中性的,并且无风险利率为常数r。保险政策设置参考无风险利率,因此:
化简得:
式(4)的解取决于保险的特性,这里考虑两种情形:① 针对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系列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②针对单次政治风险事件的保险,例如,水电工程项目的东道国政府征收风险保险。从情形①开始,令u=1,那么,uk(x,t)=x(t),在r>(α+β)的假定下,式(4)的解为
式中:A1,A2,γ1,γ2均为系数。
这里,γ1>1(因为γ>(α+β)),并且γ2<0,γ1、γ2是如下二次方程的根:
A1、A2的确定依赖于边际条件。第一个边际条件很简单。当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政治风险发生的概率为0时,那么,保险也就没有收益了,即V(0)=0,这种情形意味着A2=0。
系数A1的确定需要依赖另外一个边际条件。该边际条件基于如下假设,即假设可以根据水电项目政治风险保险的收益,以一定的价格进行兑现。投资者选择进行保险兑现,类似于将投资产品出售或交割掉,出售或交割投资产品具有价值增值效应,因此,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的政治风险保险兑现也应具有这种效应(政治风险保险兑现,就是将保险合约在市场上进行出售或交割),否则,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的成本将被低估,因此,引入x的一个比例量,记为x*,表示最佳的兑现量。令Ω(x*(t))表示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政治风险保险的兑现价值,政治风险保险的收益不会低于Ω(x*(t)),因为当保险的收益接近Ω(x*(t))时,那么保险就会被兑现。在边际点上,保险的收益恰好等于保险的兑现价值,即
根据式(6),在V(x(t))连续的条件下,有:
从而可以求出x*,并且式(7)的解为
这里,x*和A由式(6)和式(7)同时求出。
式(8)中的
现在考虑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建设和运营期单次政治事件风险保险的情形。假设参与保险的水电工程项目财产量等于东道国政府征收该项目时给我国水电企业带来的损失,但政治风险事件发生时,我国水电企业获得x单位的赔偿,但此时的保险用尽,保险以后的潜在收益变为0。因此,在u=1时,uk(x(t),t)=x(t)-v(t)。对应的收益和连续条件同上,式(3)的解为
这里,γ1>1(因为r>(α+β)),γ2<0,γ1和γ2是如下二次方程的两个根:
这里,x*和A由(2)和(3)同时求出。
式(9)的
2 水电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收益评估模型的应用
研究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保险收益评估模型的实际应用特别重要,模型在应用中须要确定式(6)中的Ω(x*(t))。Ω(x*(t))的确定服从于两条原则:①保险兑现的价值不超过所对应的国际水电工程项目的总造价;② 保险的兑现应该包含一种处罚,处罚数量等于没有保险的条件下国际水电工程承包商为躲避风险而不得不终止投资所产生的成本损失。这种处罚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变化的,而且必须视具体情形而定。在一些情形中,这种处罚可能与国际水电工程项目的资产水平或投资的价值水平有关。
例如,国际水电工程项目承包政治风险保险兑现价值等于工程项目的总投资额减去一个固定的处罚c,公式表示为
在上述兑现方式下,同时解式(6)～(8)可得:
并且式(4)可写为
同时解式(6)、式(7)和式(9)得:
通过式(10)和式(11)可分析不同参数对水电企业海外投资政治保险收益的影响,即水电项目政治风险可能导致的损失。同时,考虑到实际经济意义,式中x*必须为正,因此,γ1>1,A1>0。式(11)中,为使x*>0,r-(α+β)-λ必须大于零。
3 基于保险的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控制
目前,许多国家对本国企业设在海外的资产提供保险业务,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私人投资公司(OPIC)和英国伦敦劳埃德公司(Lloyd’s of London)。在德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则由黑姆斯信用保险公司(Herms Kreditversichemngs A. C.)和德国信托与监察公司(Deutsehe Revisions and Treuhandei A.G.)两家公营公司经营。日本于1956年和1957年分别建立了“海外投资原有资本保险”和“海外投资利润保险”两种制度。1970年5月,日本政府将上述两种制度合并为统一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由通商产业省主管。而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政治风险保险机构是英国的伦敦劳埃德公司。美国外国私人投资公司对美国在海外的私人新设立公司或新扩建企业由于被征用或国有化、货币管制、战争、革命、起义等原因而遭到的损失进行赔偿,保险额一般在投资额的90%以内。英国伦敦劳埃德公司也承接投保政治险,保险费率因地区和行业而异,通常保险金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90%。
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购买保险必须依照一般风险管理决策而定。水电企业要衡量费用与预期损失,以及自身负担损失的意愿及能力。购买保险可能为水电企业带来道德赌注。购买了保险,水电企业会忽视减低风险的决策,而造成较高的损失,这反映在最后较高的保费或较低的可用保额上。OPIC的保险赔偿通常都要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过程,因此,水电企业应避免“不必担心,我们有保险”的思维方式。
对承保人而言,相比商业风险保险,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保险具有以下特征:①仅对被保险人财产或权利由于政治因素所遭受的损害负赔偿责任;②政治风险事故发生后,保险标的物不一定遭受损毁或灭失;③政治风险的承保人通常是以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作为一个危险单位来考虑其责任范围。
若完全依赖投保来规避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亦存在两个问题:①收益和保险的不对称性;②投资的经济价值是以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计量的,但是水电企业只能对其资本投资进行投保。因而,所投的保险仅对水电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部分进行保护。
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在投资活动中应从实际出发,按照效益原则,既可选择东道国的保险机构投保,也可向中国或第三国的保险机构投保,还可向诸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国际性保险机构投保。另外,可根据投资项目的风险情况,决定投保险别。投保的险种越多,交纳的保险费越多,遇到风险时得到损失补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说来,每项险种的年保险费一般只占承保额的0.5%～1.5%左右,损失补偿额度一般占损失额的90%,其余10%的损失则由投资者自己承担。然而,目前,我国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在实践中采用投保方式防范政治风险的很少,即使有,也仅限于国内投保,在外国保险机构,特别是国际多边保险机构进行投保的几乎没有。我国海外投资水电企业要具有采用多种投保方式防范政治风险的意识。
摘要：依据政治风险事件对水电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收益影响的大小,构建政治风险保险的收益评估模型,该模型考虑到政治风险发生的随机性,加入随机元素,且从当前数据出发,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未来政治事件估计的难度,有助于水电企业进行政治风险的投保决策。最后给出我国水电企业利用保险措施规避政治风险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水电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收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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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体系 篇8
1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概述
所谓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scheme) 是指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 提供保证或保险, 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 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 致投资者遭受损失, 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一种特殊的非商业性的保险制度, 具有浓厚的国际政治色彩和官方性质, 是一种国家或政府保险政治风险的制度, 与一般的民间保险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 承保主体及对象。
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主体是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 其承保主体即海外投资保险机构具有官方性质, 其承保的对象仅限于私人海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 主要包括货币汇兑险 (或称禁兑风险) 、征用险和战乱风险。
第二, 承保目的。
其承保目的不在于营利, 而在于保护海外投资, 促进本国经济发展, 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和地位。
第三, 承保意义。
与一般私人保险不同, 其承保的主要意义不在于事后的补救而是在事前的预警和防范, 尽可能使风险事故不发生。
第四, 承保中的代位求偿权。
针对海外私人投资的特殊性, 政府之间在签订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时均对代位求偿权进行了规定。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因此成为本国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制度, 也是国际投资保障的重要制度之一。
这种制度是美国于1948年在实施马歇尔计划过程中首创的, 是投资者母国为了保护本国国民在国外的投资安全, 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 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的一种以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为目的的保险制度。自从1948年美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来, 日本、法国、德国、挪威、丹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瑞士、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也先后实行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发达国家如此, 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也于七、八十年代开始为本国本地区的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保险。
2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的现状及立法原则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始于80年代末期, 此后逐渐发展壮大, 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但总体而言, 只能说尚处于初级阶段, 与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相比, 更是处于严重滞后状态。我国理论界对于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理论的探索远远落后于中国改革开放及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 落后于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经济发展态势, 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还不能适应中国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的需要。
在鼓励和保护积极拓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同时, 如何从法律上对其加以保护, 也是现实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方面主要依赖有关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条例, 尚未有效的法律依据来规范海外投资的促进和管理。目前我国调整海外直接投资的法规主要包括: (一) 国内法方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受国务院的委托于1985年2月制定的《关于在国外开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具体管理方法 (试行) 》、外汇管理局于1989年3月和1990年6月分别颁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境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 但这些法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某一方面而言的, 关于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则没有涉及。 (二) 国际法方面:我国自1982年起已先后签订了60多个双边投资协议, 并于1988年4月签署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但我国更多地承受了作为资本输入国的义务, 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改善我国投资环境, 更多地吸引外资流入我国, 而不在于保护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同时, 由于我国国内没有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这些双边协定相配合, 使得协定中关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保护的规定更多地限于形式, 没有发挥应有的实际效用。实践中,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对上述公约的利用也非常有限。
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的原则, 应与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保持一致, 即在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时, 必须坚持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包括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对外国公司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的管理监督权, 同时, 贯彻尊重国际惯例的原则。此外, 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既定的国策, 中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的原则应该是:鼓励并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对外投资;对外投资必须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对外投资必须维护市场秩序;必须维护投资者正当权益等。
3 建立中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体系
建立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有助于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护立法, 亦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 因此, 我国应根据已与他国签署的有关双边投资协定与多边投资条约的规定, 借鉴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按照我国国情建立相关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以加强对海外投资的优惠和鼓励措施。
借鉴美、日等国经验, 我国也应结合自身国情建立海外直接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在建设这一体系过程中, 我国需建立专门的中国境外投资保险公司来执行承保业务。该机构应当反映我国政府的对外投资政策, 并依照《对外投资保险法》设立, 由对《外投资保险法》明确其主要目的、权利义务。我国境外投资保险公司应当为国务院政策指导下的一个机构, 其组织结构参照《公司法》和《保险法》成立, 为股份制形式。在确立承保对象上,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当尽量扩大范围, 不仅包括企业法人, 还应当包括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和其他非法人经济组织。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公司对境外投资担保的签发应当进行投保人资格、投资项目和东道国三个方面的审查。对于合格的投资者应当采用“资本控制论”的形式, 如可规定, 依中国法律设立的法人等经济组织, 本国公司或合伙人须持有多数股权, 才可取得承保资格等。对投资项目的确定, 我国应要求除依照国内法律、规定外, 还应由投资者获得东道国对该项目的批准。在争端解决上我国还应对《对外投资保险法》的解释与适用、合同的解释、索赔以及代位求偿等问题在立法上做严格规定, 以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 为促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 我国政府还应当与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投资协议, 以维护我国对外投资者在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以及投资安全、国有化补偿、资本撤出与利润汇回、解决争端等问题上的利益。
3.1 在国内法体系建设方面, 应做到
(1) 制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及其实施细则。《海外投资保险法》应就国家对对外投资的态度、对外投资的主体及权利义务、投资国别产业选择原则、投资方式、组织结构、信贷、外汇管理、保险、海关、商检、信息、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进行法律规范和指导。同时结合我国海外投资的具体实践, 从保险制度形式、承保机构、被保险人、保险对象、承保范围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
(2) 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国别、产业方向指导目录的制定工作。应依法选择与我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及签订双边或多边保护和促进投资协定的国家、与我国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国家、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以及周边友好的国家, 将其列入目录。投资产业的选择既要考虑我国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国民经济需要, 又要考虑东道国吸引外资的重点领域、市场特点和投资环境。2004年, 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发布了第一期《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 有了个很好的开端。以后还应将这项工作以法律形式制度化, 以便更好地起到政府的指导和服务作用。
(3) 制定颁布与对外投资保险法律规定配套的财税、外汇、信贷、海关、商检、统计、资产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法规。企业对外投资需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规范, 国家应放宽信贷、外汇管理权限;国家建立对外投资基金, 为企业对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持;税收方面应给海外企业一定年限的税收减免, 以扩充企业资本金;按国际惯例建立对外投资保险制度, 对投保的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及其收益因东道国征收、战争、汇兑限制以及政府违法等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给与赔偿;简化审批对外投资企业人员出境手续, 允许办理长期有效的出国任务批件, 允许企业自行决定办理工作所在地长期居留证等。
3.2 在国际法体系建设方面, 应做到
(1) 国家应抓紧同尚未签约国家和地区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投资协定、社会保险协定等政府间协定。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国际多边投资框架谈判, 在推进贸易投资间自由化进程中维护我国利益, 为我国企业对相关国家投资开辟通道。
(2) 公布并宣传我国与其他国家已签订的双边或多边贸易保护和促进投资协定的内容, 以方便国内企业了解掌握, 在向这些国家投资时, 利用协定内容维护自己的权益。
(3) 整理公布海外投资的国际惯例, 并对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如何适用国际惯例提出指导意见, 供企业对外投资时查阅参考。
(4) 运用国际投资冲突解决机制, 维护我国投资者正当权益。政府应营造对外投资的良好法制环境, 这是对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引导理论界加强对我国对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的研究, 多出成果;立法机关要增强对外投资保险立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加快立法进度, 注意结合实际, 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经验, 提高立法质量;有关行政机构要严格依法办事, 严格执法, 转变职能, 转变做法, 提高办事效率;司法机关也要深化改革, 提高素质, 公正司法。政府也应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对外投资法制建设的过程, 应鼓励企业相关工作人员通过适当渠道和形式把对外投资保险法的立法及其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 同国家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及法律理论界保持经常的沟通, 提出意见或建议, 推动我国对外投资保险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政府应引导全社会要像营造鼓励吸收外资环境一样, 共同营造一个支持对外投资的法制环境。
4 结语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势在必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国家为后盾, 减少了海外投资者的风险, 使海外投资更具有保证和安全。在建立该制度时, 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特别是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 适当借鉴和吸收许多发达资本输出国所实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所建立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之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和一般作法。这样就可以尽最大限度地使我国拟建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既具有中国特色, 又能与国际投资保险制度接轨, 自建立伊始就能切实、有效地发挥鼓励和保护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
摘要：作为跨国公司最典型的特征和一种最重要的国际资本流动方式, 海外投资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而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是国际投资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也是判断一国涉外投资法律制度是否完善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势在必行。借鉴美、日等国外发达国家有关立法范例, 同时结合我国海外投资的具体实践, 从保险制度的立法原则、立法体系等方面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模式提出自己的构想。
海外的保险职业教育 篇9
处于“走出去”初期的大部分中国企业,对岸上部分风险的控制就大多显得力不从心,加之岸上部分风险存在陌生的项目环境、特殊的法律法规要求、语言问题等诸多影响因素,行业内的通常做法是合同切割时尽量离岸部分金额做大、岸上部分金额做小,从而在概率上尽可能降低岸上部分风险;可这又会面临项目所在国政府的压力,以及外汇管制对资本、货币的跨境流动限制等问题。也就是说,对一个具体的海外项目来说,中国企业在岸上部分的风险管控层面相对较弱。因此,项目实施中,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强化对岸上部分的风险控制。
1 海外EPC项目涉及到的险种
1.1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
1)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内涵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是指对各种建筑/安装工程项目提供全面的保障措施,即不论是在施工期间工程本身、施工机具还是工地设备等所遭受的损失一律予以赔偿,也要对因施工而给第三者所造成的物资损失或者人员伤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简而言之,就是专保天灾人祸,具体承保建筑/安装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而引起的一切损失。
2)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障范围
(1)财产损坏:天灾、火灾、爆炸等;偷盗和抢劫;工艺不善(缺乏经验,疏忽,故意行为等);有缺陷的材料(间接损失);保单除外条款中列明的无法预计和突然事故以外的事项。
(2)第三者责任险:意外事故引发第三者死亡,身体伤害或疾病;意外事故引起第三者财产灭失或损坏。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第三者责任险可以作为单独险种购买,也可以作为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附加险来购买,实际操作中出于便利考虑,一般会将其并入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中。
3)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被保险人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被保险人并不局限于合同规定的一方,也包括业主、与被保险工程项目有关的总承包商和/或各级分包商和/或供应商、银行和/或借款人等。
4)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期限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期限包括从开工到完工全过程,由投保人根据需要确定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期限的开始有两种情况:保险工程在工地动工或者用于保险工程的材料、设备运抵工地之时,两者以先发生者为准。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期限的终止有三种情况:保险合同规定的终止日期、建筑/安装工程完成后移交给所有人时(建筑/安装工程已签发了PAC证书)、所有人开始使用时,三者以先发生者为准。
关于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期限,工程实践中有一点需要特别加以注意:保险责任的起始或终止,不得超出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期限范围;而在工程实践中,往往存在工程延期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要特别注意保险期限的延展,否则从保险合同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期限终止日之后发生的任何损失或费用,保险公司将不负责赔偿。
5)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购买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通常由一个控制方统一组织安排,并为项目的业主、总承包商、分包商等参与方提供一揽子保险保障,由项目的保险人在工程现场派驻安全管理顾问,这种运作方式称为“可控保险计划”(Controlled Insurance Program,简称CIP)。海外EPC项目中,这个控制方就是总承包商。
6)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金额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险金额是合同价值外加业主所提供的服务和设备价值,一般而言,总合同金额就是保险金额。保险金额计算中应特别注意业主与承包商的合同约定架构,看清合同金额是否包含了业主提供的设备价值,否则保险金额计算会有遗漏。
7)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保费
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费率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项目自身的行业特征,一般而言,越是危险的行业,保费越高;项目特殊的技术因素,技术难度越大,保费越高;项目所在地的自然条件、政治与法律环境,就海外EPC项目而言,项目所在地一般位于第三世界国家,其政治、法律环境不是很理想,而且项目所在地的自然条件一般也比较恶劣。因此,项目预算阶段要充分考虑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费率问题。
1.2 第三者责任险
如前所述,该险种是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的附加险,其购买可与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一起操作,保险期限也与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第三者责任险一般采用限额方式进行赔偿。具体有以下两种方式:1)针对每次事故进行赔偿;2)依据总赔偿限额规定理赔。
1.3 施工设备保险
1)施工设备保险的内涵
施工设备保险是指承包商用于工程建设的机器设备(如塔吊、打桩机等)为标定的保险。该保险条款规定,施工设备的所有权归承包商所有,而非业主。
2)施工设备保险的承保范围
火灾,爆炸,其他突然事故,不可控自然灾害,操作失误导致的设备故障,除保单中已列明的其他无法预估的事件。
3)施工设备保险的投保方式
对于施工设备保险,承包商可以选择为单独的施工机具投保,也可以在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中进行扩展承保。实际操作中,若价格差别不大,建议在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中加以扩展,以方便对施工设备保险进行管理以及如约理赔。
在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中进行扩展承保时,施工设备保险的期限应按照设备的具体在场时间计算,被保险地址也应只限于被投保工程的施工地点;由于施工现场机械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在一般项目中只对严重影响施工进度的关键设备进行投保。
1.4 劳工保障以及人员意外险
该保险通常由业主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由总承包商购买。
1)劳工保障以及人员意外险的被保险人
劳工保障及人员意外险的被保险人一般指总承包商派到项目所在地的正式雇员以及临时雇员。
2)劳工保障以及人员意外险的保险期限
劳工保障以及人员意外险的保险期限一般情况下是指整个项目施工期。
3)劳工保障以及人员意外险的保险范围
劳工保障以及人员意外险的保险范围主要针对意外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和死亡。
4)劳工保障以及人员意外险中影响保费的因素
在进行投保或工程成本预概算阶段,该险种费用的确定需综合研究以下三方面:工程所在国的法定劳工保险;工程所在国对雇主责任险的法定要求;我国的社会保险是否能够被工程所在国所承认。
1.5 车辆第三者责任险
1)车辆第三者责任险的适用范围
该险种适用于工程运作过程中使用当地社会车辆的情况,投保该险种可以使承包商免除因临时雇佣当地社会车辆导致意外事故所带来的连带责任。
由于项目所在地一般与总承包商所在国不同,总承包商在处理当地问题时会有诸多限制,因此,业主通常会在工程合同中要求购买此项保险。
2)车辆第三者责任险投保须知
通常情况下,该险种的投保方式为项目部租用当地出租车公司的车,并由出租车公司出具符合业主要求的保单。保险期限至少应与工程期限相同。
1.6 项目运输险
海外EPC项目中,设备的价款通常占据合同价款中很大一部分,设备与其他项目物资运输的风险可通过保险形式转移。常规情况下,业主往往会要求总承包商购买并维持该保险。
1)项目运输险的责任范围
因火灾、爆炸、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地震、海啸、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等造成的损失;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装卸或转载时,因包装质量不善或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损失;应分摊的共同海损费用;发生上述灾害、事故时,因纷乱而造成货物散失以及因施救或保护货物所支付的直接合理费用。
2)项目运输险的保险期限
项目运输险的保险期限一般按照实际运输日程计算。
3)项目运输险的投保方式
一般而言有两种投保方式:(1)承包商要求各个设备供应商各自购买运输险,并提供保单;(2)承包商统一购买,这种情况下,应特别注意承包商在与设备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对设备的包装方式作出的明确规定,以免影响后续索赔。
1.7 专业责任险
该险种通常情况下适用于业主要求承包商(主要是设计方)为其专业服务中的失职行为所导致的损失而购买并维持保险的情况,与之相关的险种主要有如下两种:1)设计公司自行投保,其中需要注意地域、法律管辖方面的限制问题,该情况下保险期限为一年,一般会设定有限的赔偿限额;2)在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下扩展承保设计责任,该情况下保险期限与建筑/安装工程一切险相同,同时也要设定有限的赔偿限额。
以上为海外EPC项目中常见的险种,以保险形式转移项目风险时,还应该注意保险安排方式及购买途径、投保方式、保险公司的选择等方面的因素,以确保项目总承包方可以获得优质高效的保险服务。
2 以保险形式转移海外EPC项目的风险
当采用保险形式对风险进行转移时,所购买保险的类型应当在项目最初阶段就纳入考虑范畴,投标阶段就应当了解项目的保险需求,在投标报价中留有足够的保费预算。具体应当注意如下事项:
1)了解项目所在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哪些是强制险种、哪些险种必须在当地购买,这一事项可以在投保前向保险公司进行咨询。
2)工程合同规定必须要购买的保险,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保险的时间点。有些业主要求较为严格,需要承包商在进场前就购买好保险;有些业主要求则较为宽松,可在支付第一笔工程款时购买。无论业主要求是否严格,承包商都应及早考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接洽不同的保险公司,比对后再购买以降低成本。
3)项目的保险需求,依照菲迪克合同的风险承担原则,即:谁能最有效地防止和谁能最方便处理风险就由谁来承担风险,承包商需承担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并将部分风险以保险的形式转移出去。
4)在与分包商的合同中加入保险相关条款,从合同的角度约束分包商,使其配合可能出现的理赔行为。
3 保险投保方式的注意事项
项目整体投保时,总承包商可以选择自行采购保险,也可以委托专业的中介机构采购保险。这主要取决于:工程合同关系的复杂程度,总承包商是否可以分析清楚合同架构、确保合理投保;合同保险要求的复杂程度,EPC合同中对保险的要求有无需要特殊投保事项、有无对保险公司及投保方式的特殊要求;当地法律法规的要求等等。
保险投保方式一般而言有两种,一种是业主或总承包商统一购买,也就是项目整体投保;一种是由分包商负责购买各自的保险,并出具保单,也就是分散投保。具体到海外EPC项目而言,由于总承包商为项目的实际控制方,出于控制方便考虑,一般采用项目整体投保的方式。在选择两种方式时,应当考虑如下方面的影响:确保购买的保险能有效贯穿工程全过程,甚至更长时间;确保下级分包商传递购买并继续维持其有效性;保存好保险证明和保费支付凭证。
4 保险购买途径的基本准则
投保人可通过保险公司、保险经纪人、再保险公司、损失理算人、当地政府监管机构等途径购买保险服务。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常只允许在项目所在地国家拥有牌照的保险公司为当地的工程提供保单与相关保险服务。
在诸多的购买途径选择中,应注意所选择的购买途径能否提供合法的保单(即所选择的保险公司、代理商可否提供合理的保单明细)、是否具有偿付能力(即公正的理赔)、可否安排可靠的再保险、能否提供及时的防灾防损服务(选择能够提供防灾、防损服务的保险公司可以对项目的顺利进行起到推进作用)。
5 结语
总而言之,保险是海外EPC项目风险转移的重要途径,也是海外EPC项目顺利执行的保障。作为总承包方,应当在项目投标阶段就对保险的各个方面加以统筹安排,以便争取主动地位,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做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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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海外巨灾保险体系 篇10
国际上巨灾管理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完全由政府筹集资金并进行管理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二是政府和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管理模式，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都给予极大的支持。
很多国家都已经有了很好的制度设计，就是为巨灾保险建立一个基金池个人每年强制性地支付很少的钱，汇聚在一个基金池里，作为巨灾出现后的基本保障。商业保险公司在此基础上研发产品，将超出部分的损失纳入保险范围。这样一来，就能将巨灾造成的巨额损失降到最低。
美国推行的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非盈利性巨灾保险计划，政府主导对保险费进行补贴，强制投保。
日本自1966年起建立了巨灾保险制度，并以相关法律规定如《地震保险法》作为基础。日本地震保险和其他财产保险相比，是公益性比较强的保险，所收到保费全部用来作为地震造成损失的赔款准备。保险标的是居民住宅和家庭财产。居民向商业性财险公司投保后，财险公司将全部风险责任向地震再保险公司分保，再由地震再保险公司向政府进行再次分保，由政府提供再保险责任的分担和支持。
法国在1982年通过了“自然灾害保险补偿制度”，保险标的非常广泛，涉及到生活方方面面。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巨灾保险后，与法国中央再保险公司签订再保险合同，通过再保险合同转移和分散巨灾风险责任，而巨灾再保险合同由政府提供担保。
新西兰先后颁布法律并由政府主持建立了地震委员会，投保人不需要缴纳昂贵的保险费，巨灾保险是强制投保，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建立自然灾害基金，然后由政府担保，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中进行分保。巨灾一旦发生造成损失，先由地震委员会支付一部分，巨额损失则根据再保险合同，由国际再保险市场中的分保商予以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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