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改革论文（共10篇）
吏治改革论文 篇1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哲学、社会、政治、学术等方面的观点, 对汉武帝的施政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政期间, 他揭露时弊, 力主改革, 务实求治。本文旨在对董仲舒丰富的吏治改革思想作一梳理, 并初步探讨它在历史中的地位。
一、建章立制, 整饬吏治
汉初崇尚黄老哲学, 以无为治理天下, 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 到汉武帝时期, 西汉的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国家也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随着形势的变化, 统治者逐渐放弃了黄老学说, 随之而来的法律条目的日渐增多和一大批酷吏的出现, 表面上统一、昌盛的西汉政权安定中涌动着不稳定的暗流, 潜藏着危机。对此, 董仲舒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对政府的种种弊政尤其是吏治腐败进行改革。
革除官场上的不正之风是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当更张而不更张, 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 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他认为, 官场出现“惟利是趋”现象的主要因为在于吏治腐败。对此, 他曾一针见血地批评汉武帝对财富的贪欲:“夫处位动风化者, 徒言利之明尔, 尤恶之, 况求利乎!故大王使人求富求金, 皆为大恶而书。”对于“身宠而载高位, 家温而食厚禄”的大官僚们凭借其富贵权势与民争利的腐败现象, 董仲舒揭露道:“众其奴婢, 多其牛羊, 广其田宅, 博其产业, 畜其积委, 务此而无已”, 并指出统治者为满足自身的贪欲与民争利是政治腐败的恶因, 也是社会道德沦丧的恶因, 而道德的沦丧更会加重政治的腐败。
董仲舒提出整饬吏治应从三方面着手:首先, 要改变选官制度, 废除“任子”和“赀选”制。他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富訾, 未必贤也。”其次, 要“求人”, 做好“选吏”、“训吏”、“察吏”、“恤吏”的工作, 规范和健全官吏的选拔、培训、考核、奖惩等制度。再次, 强调君主要以身作则。他说:“君人者, 国之元。发言动作, 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 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 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 谨本详始, 敬小慎微”, “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也就是说, 欲求政治清明、百官清廉, 君主必须率先垂范, 为天下做出榜样。
二、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
在董仲舒看来, 历史上“政乱国危者甚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所任者非其人也”。因此, 他把人才问题提高到了关系国家兴衰成败的高度来对待, 以此为思想基础, 阐述了一系列人事行政的操作规则:
1. 确立用人的基本原则和标准。
举贤使能, 德才兼备。董仲舒认为, 为政之道, 惟在用人。君主一个人的能力有限, 不可能看到一切, 也不可能听到一切, 所以君主必须靠天下人为自己看、为自己听, 只有充分发挥众人尤其是那些贤人的聪明才智, 才能治理好国家, 并据此提出了“治国者以积贤为道”的主张。董仲舒认为, 明君治国, 要尊贤、任贤。他说:“夫鼎折足者, 任非其人也。覆公铢者, 国家倾也。是故任非其人而国家不倾者, 自古至今未尝闻也。故吾按《春秋》而观成败, 乃切悁悁于前世之兴亡也。任贤者, 国家之兴也。夫知不足以知贤, 无可奈何也。”又说:“夫欲为尊者在于任贤, 欲为神者在于同心。贤者备股肱, 则君尊严而国安, 同心相承则变化若神。”所以说:“治身者以积精为宝, 治国者以积贤为道……能致精则合明而寿;能致贤则德泽洽而国太平。”
董仲舒之所以积极主张贤人辅政, 除了这是他理想政治的一个方面外, 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第一, 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西汉前期的政治是比较清廉的, 汉武帝即位后以严刑峻法为治, 任用大批酷吏, 一些官吏和匪盗勾结, 欺上压下, 任意掠夺和屠杀百姓的现象十分严重。董仲舒在为汉武帝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指出, 这是由于官吏的腐败无能造成的。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使国家兴旺, 必须任用贤材。第二, 从法天的角度考虑, 董仲舒认为重用贤臣是法天的需要, “天积众精以自刚, 圣人积众贤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 圣人序爵禄以自明。天所以刚者, 非一精之力, 圣人所以强者, 非一贤之德也。故天道务盛其精, 圣人务众其贤”。君主法天于事, 就应当认识到“积众贤以自强”的道理。第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董仲舒认为重用贤良也是有历史根据的。他通过回顾历史上贤臣帮助君主实现天下大治的例子说明用贤选能的重要性, 并总结说:“以所任贤, 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 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 无所疑也。”
为使汉武帝接受自己的观点, 董仲舒借史明理, 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中为汉武帝列举了周公、太公、孔子等古代贤臣的代表, 指出了各自的贤良所在, 同时指出这些贤良的共同特点在于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以天下为公, 以光大君主恩德为己任, “推进光荣, 褒扬其善, 所以助明也;受命宣恩, 辅成君子, 所以助化也;功成事就, 归德于上, 所以致义也”, 以此作为君主选拔贤良的借鉴。
2. 注重人才培养。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中突出强调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及其方法。他说, 如果平时不培养教育, 而欲得天下的贤才, 好比不雕刻玉石, 而欲得到美丽的文采, 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 他向汉武帝提出兴太学来培养贤才的建议, 他说:“养士之大者, 莫大乎太学。太学者, 贤士之所关也, 教化之本原也”, 并向汉武帝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 置名师, 以养天下之士, 数考问以尽其材, 则英俊宜可得矣。”在董仲舒看来, 办太学, 请明师, 大力发展教育, 就可以培养出一大批英俊贤材。
3. 主张荐贤, 量能授官。
董仲舒在建议通过兴办太学培养人才的同时, 也强调通过推荐和考核选拔贤才的重要性, 强调在实践中检验人才、发现人才、遴选人才和淘汰庸才。他指出现任的官吏大多出于“郎中、中郎, 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 又以富訾, 未必贤也”, 而且是“积久以致官”, 因此根本担当不起教化民众、治理天下的重担。要改变这状况, 必须改变选官制度, 并提出具体选官办法:部分官员来自太学, 经过“数考问”, “则英俊宜可得”;另一部分官员来自地方推荐, “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 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 借以观察大臣们知人善任的能力, 根据所推荐的人的水平授予官职, “所贡贤者有赏, 所贡不肖者有罚”。这样“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 如此一来既能求得贤才供朝廷驱使, 又能防止任人唯亲、营私舞弊, 并最终形成“毋以日月为功, 实试贤能为上, 量材而授官, 录德而定位, 则廉耻殊路, 贤不肖异处矣”的清廉局面。经过董仲舒的提倡, 汉统治者后来把荐贤制度化, 实行荐举制度, 官吏选拔制度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严格官员的考核管理
从理论上讲, 官吏的管理与权力的运用总是相伴而行,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因此治民先治吏是中国历代王朝实行政治统治的共同经验。董仲舒同样强调治吏的重要性, 在他看来, “政”是要靠“吏”来治理的, 官吏队伍的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和国家的安危。为此, 他在《春秋繁露》中辟专章《考功名》, 专门阐述了有关严以治吏的思想。
1. 赏罚分明。
赏罚在中国古代吏治中一直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 用赏劝吏之善, 用罚惩吏之恶, 做到赏有功、罚有罪, 这样才能保证官吏队伍的清廉自守。董仲舒针对当时吏治腐败、农民流亡、“盗贼”并起的情况, 提出了明确的人才考核办法, 认为从中央到地方, 要全面而经常地对各级官吏进行考试, 使之程序化、制度化。同时, 对各级官吏要论功罪明赏罚, “有功者赏, 有罪者罚, 功盛者赏显, 罪多者罚重。不能致功, 虽有贤名, 不予之赏;官职不废, 虽有愚名, 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 不用于名, 贤愚在于质, 不在于文, 故是非不能混, 喜怒不能倾, 奸轨不能弄, 万物各得其冥, 则百官劝职, 争进其功”。
2. 严格官吏考核办法。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考功名》中详细论述了考试制度:“考试之法:大者缓, 小者急;贵者舒而贱者促。诸侯月试其国, 州伯时试其部, 四试而一考。天子岁试天下, 三试而一考, 前后三考而绌陟, 命之曰计。”地方基层官吏直接面对百姓处理各种事务, 他们称职与否直接关系着百姓的生活, 从而影响着百姓对朝廷的态度。因此, 董仲舒认为, 对低级地方官员的考察周期要短, 地方大员 (诸侯和州伯) 要按月或季度来考察, 确保他们能尽职尽责。而天子对天下官吏每年一小查, 三年一大考, 三次大考后, 根据九年的成绩, 再确定升迁或处罚。
3. 严格官吏升迁办法。
董仲舒强调, “古所谓功者, 以任官称职为差, 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 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 不害为辅佐。”他提出:“毋以日月为功, 实试贤能为上”, 强调官吏任职、升迁, 以道德、才能为标准, 而不以居官之久暂论功。才能小的即使为官多载, 也不能升迁为高官;相反, 贤良之才即使当官时间很短暂, 亦可为辅佐之臣。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 任何历史人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时代的历史局限性。虽然, 从本质上说, 董仲舒吏治改革思想是为巩固汉政权的封建统治服务的, 但从客观效果来看, 他顺应了时代潮流, 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历史贡献, 其中一些思想对我们当今的廉政建设仍有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1]冉昭德.汉书选[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 1975.
走出吏治的怪圈 篇2
虽然对这个问题略有所知，但听到这一信息还是吃了一惊。因为两年前笔者曾撰文谈及这个问题，那时还是平均30名平民养活一个官员。没想到机构精简刚过，官员比例又大幅攀升。这种情况不能不让人忧虑。
问题出在哪里?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分析说：一是干部提拔过快、过宽所造成；二是各级干部特别是地、县级干部换得过快所造成。往往是新官上来了，老的官员未能退下去，虽然不再做官，但其官位还要保留。于是，官员队伍愈益庞大。
任委员指出的“两快”，无疑是中肯的，符合实际的。但这仍不过是表象，更深的根源则在于国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和能官不能民的干部体制。回顾过去历次机构精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将“分流”的官员安排好。说句不中听的话，实际上就是如何想办法让他们换个地方，变个名义，继续当官。这样“改革”的结果，只能是将官员数量从纸面(名册)上减下来，实际上并无减少。此后，由于工作需要和新老交替，又招进和提拔大批干部，干部队伍自然进一步膨胀。
这种状况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一是增加了财政支出，损害了民众利益。目前，各级财政都叫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庞大的官员队伍造成的。仅机关的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全国已分别达到3000亿、2000亿和2500亿。专家考证，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特别是挤占了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成为国家和百姓的沉重负担。二是官多带来了诸多弊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乃至腐败现象由此而孳生蔓延。这与建设精干、高效、廉洁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三是官员队伍过于庞大，造成干部素质参差不齐。一些官员的文化修养、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还不如普通百姓。无德无才的庸官、养尊处优的懒官、尸位素餐的昏官为数不少，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与形象。
吏治改革论文 篇3
范仲淹改革吏治的终极原因是实现宋王朝的国运昌济, 逆转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但之所以将整顿吏治作为当务之急,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将吏治改革列为工作重心的原因
北宋自建国以来, 经过前三朝的政策调整, 成功实现了中央集权的强化。但国家实际却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对内有“三冗”造成的国家机器的迟钝和财政的匮乏, 对外则对辽、夏屡战屡败, 国防安全无所保障。
“三冗两积”造成的危机, 首先是冗官。宋朝自建国以来, 就一直实行“不任官而任吏, 不任人而任法”的家法。为加强中央集权, 不断增设机构, 使统治机构臃肿, 官员多但办事效率低。宋代周后, 为安抚前朝旧人和获得各阶层的支持, 不断“恩萌”和提高科举取士的名额。官员三年一“磨堪”, 无大错即可升迁。这样, 官僚群体变得日益扩大。
“冗兵问题”则与宋代的养兵政策有关, 宋太祖曾言:“可以利百代者, 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 有判民而无判兵;不幸乐岁而生变生, 则有判兵而无判民。”正是这种政策, 使军队兵员剧增, 但战斗力却逐年下滑。而养官和养军的庞大开支摊派于民众, “恩逮于百官者, 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 不留其有余”, 形成恶性循环。因此, 这样的一个统治阶级群体和这样的一套政治上层建筑所拥有的种种问题, 使改革具有了相当的迫切性。
澶渊之盟之后, 北宋朝廷变得的日益腐败:盟约订立后, 朝廷非但不励精图治, 富国强兵, 反而东册西封, 大兴土木。真宗死后, 子仁宗因年幼, 由太后摄政, 于是有刘太后专权, 导致“天圣之间, 多由内降, 莫测夤缘, 尽由请托”, “奸邪者易进”、“朝夕左右, 非恩泽即佞幸, 上下皆蔽”“垂帘之后, 外戚用事”“政出多门”等。政势颓乱又导致了内销扩大, 范仲淹曾指“近年赦宥既频, 赏给复重”导致“国无远备”。朝廷财政日益吃紧, 积贫日益严重。
北宋的外交自建国以来就日益为艰, 宋王朝虽然平定了割据诸国, 但并没有实现汉唐意义上的统一。它的周边有辽、夏、大理等政权, 边界战事不断。史载:“西戎已叛, 屡丧边兵;北虏愈强, 且增岁币。国用殚竭, 民力空虚……官吏猥滥, 人民疾苦, 未尝省察, 百姓无苦, 朝廷不与为主……叛而为寇。”可见此时的宋王朝已经不仅仅是臃肿羸弱财政吃紧, 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也十分紧张。
二、新政逐步展开及其准备工作
在这一背景下, 仁宗开始进行新政准备, 首先是擢拔和拉拢谏官, 将新政的舆论和人才收归己直辖。其次是进行一系列人事任命, 庆历三年四月, 仁宗将范仲淹、韩琦由陕西前线调至朝廷, 并任命为枢密副使。八月, 范仲淹由枢密副使升任为参知政事, 富弼升任为枢密副使。
经过这些准备后, 当年九月, 仁宗督促范仲淹、富弼二人“宣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 毋或有所顾避, 其当务有可建明者, 悉为朕陈之”, 让他们提出革弊更新之议。在仁宗连日的催促下, 范仲淹认真总结其从政以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 于同月奏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当中提出了“明黜陟, 抑侥幸, 精贡举, 择官长, 均公田, 厚农桑, 修武备, 减徭役, 覃恩信, 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
此十条的核心内容是廉政, 是范仲淹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总结的改革方略。他在《答》中指出:
“今文资三年一迁, 武职五年一迁, 谓之磨堪。不限内外, 不问劳逸, 贤不肖并进……故弊不去则小人得志, 坏而不葺则王者失贤……恩义渐广, 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 每遇南郊并圣节, 各奏一子充亲官……复更每岁奏荐, 积成冗官……此滥进之极也……国家乃专以辞赋取士, 以墨义取诸科, 士皆舍大方而取小道……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
范仲淹总结的这些吏治弊端深刻明朗, 对仁宗而言无异于当头一棒的盛世危言, 但因此激发了这位年轻气盛的皇帝的斗志。欧阳修也曾言:“因循积弊, 官滥者多, 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 赋役方烦, 百姓嗷嗷, 疮痍未复, 救其疾苦, 择吏为先。”可见在当时的官吏中间改革吏治已经成为除弊的关键, 这更加强了仁宗心中的“更天下弊事”的决心。同年十月中旬, 改革正式展开。
三、吏治改革的实施情况及其行废情况
吏治改革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受到来自个方面的保守势力的阻碍。《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各项措施是否全部实施, 和改革措施的废行问题, 业内向来百口莫一, 现先姑妄言之:
1、各项措施的实施情况
庆历新政的参与者富弼在撰写的范仲淹墓志铭中曾说, 范仲淹的奏议“阻而不行者十八九; 行者又即改废不用, 兹所以重主优, 而生民未得安也。”认为没有实行的占十之八九。
而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宋史·范仲淹传》中记录的范仲淹的十项建议, 描述宋仁宗“以诏书画一, 次第颁下。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说明十项中“修武备”是没有实行的。李焘注明了实行日期的分别是第一至第五项、第八项等后, 时间分别为“十一月壬戌”, “十一月癸未试馆职, 丁亥减任子”, “明年三月乙亥”。“十月丙午”, “十一月壬戌”, “明年五月己丑”。最后还有“余六、七、九、十并未详”。可见真正进行过认真推行的主要有四项:
(1) “择官长”。即严选各路州县的长官, 废除“循例差除”制, 改为逐级推荐制, 以正纲纪、去疾苦、救生民。
(2) 第二项措施是“明黜陟”, 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和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堪法。
(3) 第三项措施是“抑侥幸”, 即重定贵族官僚和高、中级官员子弟依靠“恩萌”做官的办法, 革除滥赏和减省冗员。
(4) 第四项改革措施是“精贡举”, 即改革专以辞赋和墨义取士的旧制。
以上就是吏治改革中推行了的主要措施。新政从范仲淹由庆历三年四月任枢密副使至庆历四年三月最后一项吏治措施“精贡举”诏令的下达, 前后时间仅仅一年。但是, 它的各项措施并没有立即全部废除。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实际上范仲淹的几项吏治改革措施的废行不是一次性的。以下略窥一二。
2、行废情况
(1) “抑侥幸”。庆历五年三月己卯朝廷下诏宜布:选人依靠恩荫得官的, 今后只由吏部流内拴遇参选的时候, 适当考试所习艺业注官, 庆历三年十一月的“条制”停止执行。但时任监察御史的包拯认为“未之熟思尔”。“只令有司再加详定, 依旧施行”。而关于其中恩荫的规定, 新政一律不准现任和前任两府和大两省以上官员为其子弟、亲戚申请馆职和读书, 新政后官员的子弟还是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获得馆职或出身, 这一点仍然要比旧制严格。说明“抑侥幸”措施并没有被完全推翻, 旧的恩荫制度也没有被完全恢复。
(2) “明黜陟”。庆历八年二月翰林学士张方平曾上奏札, 使“旧有的官员磨勘叙迁制度存在弊病”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 他要求仁宗“稍革此制”。仁宗最后是否采纳他的建议不得而知。但可以证明废除“明黜陟”并非一触而就。
(3) “精贡举”。庆历八年二月御史中丞鱼周询答仁宗手诏所问说:“愿陛下特诏进士先取策、论, 诸科兼通经义, 中第释褐, 无令过多。”就试图恢复新政中改革考试的措施, 减少冗员。
(4) “择官长”。庆历八年二月, 御史中承鱼周恂在回答仁宗手诏所问时, 重新提出荐举州军长官间题, 认为“改弦易辙, 正在此时”。可见鱼周恂主张继续执行“择官长”中荐举府州军长官的措施。
以上都说明, 庆历新政从总体上失败, 但有一些措施并没有完全被废除, 有的在继续执行, 有的还被进一步完善。
四、吏治改革的失败之故
1、新政的展开和庆历三年宋仁宗面对着内困外交的复杂形势大有关系, 一方面是同西夏的战事未了, 另一面“京东、西盗起”, “上遂欲更天下弊事”。但到庆历四年底时形势发生变化后, 仁宗就对改革不感兴趣了。
2、范仲淹的吏治改革从开始就是通过仁宗之手于几个月之内仓皇展开的, 意图在几个月间将这些新措施推行至顽固势力盘根错节的全国, 施政毫无系统性而言, 失败的结局早已初露端倪。
3、另一方面吏治改革从一开始就有许多来自外部的谩骂、诋毁。吏治问题是既得权势地位的官僚阶层最切身的利益问题。
4、主持改革的诸大臣方面, 自改革开展就有许多朋党讥议、逆罪抨击。虽然范、韩、富、欧阳诸人同心协力甚至有欧阳修写《朋党论》论证只有君子才能结为朋党, 但宋朝统治者最害怕在朝的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君主对朋党的高度警惕性, 使得新政在推行上受阻停顿。
五、结语
范仲淹的改革是在北宋内外交困的状况下展开的, 但因触犯统治阶级利益引来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导致改革失败。然而, 虽然范仲淹的改革十条中只有“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四项吏治措施得以真正贯彻, 但他们实际都得到了比较好实施, 对北宋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客观积极作用, 因而在废除的时候存有反复。而其行废反映出范仲淹的吏治改革虽然失败了, 但其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或多或少改善了北宋的吏治状况, 也得到了当时部分官员的认同。更重要的是, 改革的许多措施及其经验为日后的王安石所沿用。特别是庆历新政重视政治改革忽视经济改革的深刻教训, 为日后的王安石变法所借鉴。
摘要：北宋中期由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 在宋代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次新政主要围绕着北宋的吏治改革展开。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以《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施政纲领推出了十项改革措施, 但由于新政展开仓促且受到保守派的阻力, 故其各项措施并未全部实施, 且行废情况也各有不同。
关键词：范仲淹,吏治改革,实施情况,失败原因
参考文献
[1]朱瑞熙, 程郁.宋史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2]邓广铭, 漆侠.宋史专题课[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朱绍候, 等.中国古代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4]朱瑞熙.范仲淹“庆历新政”行废考实[J].学术月刊, 1990, 2.
[5]姚瀛艇.论“庆历新政”对宋代吏治的改革[J].史学月刊, 1988, 1.
雍正年间整顿吏治的探究 篇4
关键词：雍正年间；吏治；整顿措施；意义
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的封建社会，官吏是国家管理的重要执行者，具有强大的权威性。所以官吏的优劣程度直接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执政者作为国家管理的最高权威，其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决定吏治程度的决定因素。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关统治汉族。在统治初期，采用的官员选拔制度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而在雍正年间，这些问题逐渐越加尖锐化，严重影响着国家的正常运行，这使雍正下定决心整顿吏治。
一、雍正年间吏治的矛盾问题
（一）官吏受贿影响官场清明
早在康熙年间，官员受贿贪污案件就不断凸显出来，康熙帝基本将其当作单独案件办理，未曾涉及整个官吏风气的整顿上。而官员年底到京城述职，成为下级给上级献礼、送钱的、打通关系的绝佳机会。同时，官场买卖官职现象泛滥，导致官场风气混乱，使官场选拔制度以钱为主，而不是以才为主[1]。
（二）官吏之间结党营私影响皇权集中
康熙年间的夺嫡之争使官员结党营私达到最鼎盛。官吏的力量严重影响皇帝的选择。因而雍正在位时，很是忌惮朝廷中的党派勾结，其他皇子的党羽严重影响自己的皇权的安危和统治的集中。所以面对统治最大的威胁，雍正必须采取消除整顿的方式，稳定自己的皇权。
（三）官吏亏空国库钱粮影响百姓生活
古代的交通不通，信息不便，导致一些朝堂之上的一些信息要依靠官员进行下达。因而对于官吏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而雍正年间吏治败坏，一些国家下达的补助百姓的政策全部被官吏收为自己所有。因而，雍正年间，各省的藩库钱粮亏空严重，自然灾害时，国库严重缺少不足的能力。导致百姓的生活不能受到保证；同时，一些官吏征收一些不必要的税收归为自己所有，导致国家财力分布不均，国家发展受到阻碍。
（四）官吏无心国家事务影响国家发展
雍正年间的官吏，正常渠道上升的官员由于升迁制度的不合理，导致被欺压，工作的积极性较大；而连带或是买卖官职的官吏，则缺少管理的能力。最终导致国家的事务落空。而雍正初上位，就不分昼夜的批改奏折。另外，根据史料说明“念念只营功名，时时只顾身家，刻刻只虑子孙，而国家之安危，民生之休戚，毫不相干”。同时流传“一年州知府，三万雪花银”的说法。官吏的在职只为获得更多的钱权[2]。
二、雍正年间整顿吏治的政治手段
（一）采取养廉银制度，杜绝受贿贪污
养廉银制是雍正帝学习古代历史上的“厚禄养廉”思想，即提高官员的工资，培养其廉政的为官作风。由于官吏的给俸制度是官吏的最基本的经济来源。雍正增加俸禄保证官吏俸禄水平符合其生活标准，以期减少贪污现象的发生。养廉银制是雍正根据当时经济发展和传统的思想所提出的吏治思想，对于杜绝中饱私囊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采取法律手段，杜绝结党营私
雍正年间主要是年羹尧和隆科多两大争斗朋党。在雍正前期主要采取法律制度，对于争夺皇位的皇子的朋党进行彻底根除。而另外的时期，雍正采取相互制衡的手段，对支持自己上位的两大党派的斗争，保证自己皇权的稳定和集中。
（三）整顿官场风气，营造清正廉洁
雍正年间主要采取打击朋党和清除不作为的官吏两种措施，以期恢复官场的清正廉洁。同时对于科举制度中师生关系的杜绝。在封建社会，师生关系往往是党派关系的最初形式。因而严格对待官员的援引结党之风。雍正三年，对黄振国、张玢等官吏的案例，是打击科举中不良之风的高潮。
（四）清查钱粮去处，实施奖惩制度
雍正年间整顿吏治的开源是对大规模钱粮的流向进行监察清理。在雍正即位后，限令要求将亏空的钱粮如数补足，并对全国各省开展统计清查举动，有效的统计了国家的财政情况，奠定国家统治的基础。同时雍正采取一系列的惩贪措施，有效肃清了不良风气。
三、雍正年间整顿吏治的重要意义
（一）雍正年间整顿吏治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地位
雍正年间吏治整顿有效的完结康熙统治和开启乾隆盛世。推动康乾盛世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前强大。
（二）雍正年间整顿吏治的措施有效的增加清王朝内部管理的力度，增加了此次吏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性
雍正年间吏治整顿不仅仅是对于吏治的整顿管理，还涉及到了经济发展（如不必要税收的减免）、政治完善（皇权集中）等的发展，因而具有多种的影响意义。
四、结语
总之，雍正年间吏治的整顿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可以借此窥视雍正作为皇帝的功过。另外，还可以为当前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作用，肃清我国官场的风气，提高官员的服务人们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飞.论雍正时代的廉政建设[D].西南政法大学，2014.
康熙如何抓吏治 篇5
细想官场种种严峻问题, 有的来自明朝的遗传, 有的来自马上民族自身的不适应, 总括起来不外三种情况。
普遍油滑懒惰。立国之初, 百废待兴, 面对接踵而至的急事难事, 大臣们每天反复讨论, 一副郑重其事的样子, 结果总是议而不决, 不是建议交给地方政府、就是交给其他部门处理。等有了一点进展, 大家都来争功邀宠。康熙帝慨叹, 办事效率这样低, 朝廷许多“良法美意”根本落实不下去, 好好的惠民政策不但不能惠民, 反而伤民。
普遍以权谋私。堂堂工部自尚书开始, 领导干部个个贪污水利经费, 弄得年年修水利、年年发洪水。山西官员毫无节制地敲诈百姓粮款, 竟然在17个县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体性事件, 震惊朝野。而内外大小官员, 借年节和红白事送礼行贿成风, 有个干部出差一次就得了六千多两银子, 导致“民生困苦已极”, 穷人在北京街头卖儿卖女, “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
普遍结党营私。既然当官都是奔着谋利, 为了扩大和保护既得利益, 必须营建抱团取暖的小圈子。皇帝号召大家推荐优秀人才进入干部队伍, 官员们竟然互相推荐对方公子。这些人不能干事还误事!
官场溃烂到这种程度, 这个新生的少数民族政权能否站住脚成了问题。经慎重考虑, 康熙帝决定实施“察吏安民”战略, 交叉使用刚柔两手。首先就是整治贪官懒汉, 清除腐枝败叶。在康熙任内, 共有五百多名腐败分子受到法律制裁, 六千名无能、无为、不适合行政工作的大小干部, 分别被免职、降级或辞退, 前无古人。
康熙的另一手是全力扶持清官能吏, 鼓励忠诚担当。这一手运用得出神入化, 出牌不按牌理, 这是康熙治吏的最大特点。
一是下功夫挖掘有培养前途的清官能人, 安排使用不拘常规, 建立了崭新的用人导向。
康熙帝在帝王生涯中, 公开表彰、重用、破格提拔干部达七百多人。于成龙是明末贡生, 属于政治上有瑕疵的干部。在短短数年内, 康熙帝将他由七品知县, 一路超擢到封疆大吏, 理由就是他又干净又苦干。官员们看到了官场新风向, 明白前途在自己手上。
二是培育正气, 为清官能吏遮风挡雨, 决不让好人受气。
在封建官场上, 好人受气坏人神气的故事史不绝书, 在康熙朝却少见。康熙帝第五次南巡下榻江宁的龙潭, 赫然发现床上有一摊蚯蚓粪。大家都为江宁知府陈鹏年捏把汗, 因为他负责接待工作。经过调查, 康熙帝弄清了真相。两江总督阿山打算向百姓增加赋税, 陈鹏年死活不执行, 多次据理力争, 阿山便把他支去龙潭给皇上搞后勤, 一为调虎离山, 二为等着他犯错误。按照老习惯, 皇上身边工作人员悄悄向这位地方官要钱, 他假装听不懂。于是, 蚯蚓粪便到了皇上床上。后来陈鹏年入武英殿, 升河道总督。
三是深知人无完人的道理, 注意保护干事创业积极性。
官员也是人, 是人总会犯错误。康熙帝治病为了救人, 改了就是好干部, 努力把人引向正道。吴江县令郭琇曾被迫给领导送过钱, 经教育洗心革面, 变成江南最好的县令, 康熙帝便调他进京从事监察工作。“铁面御史”郭琇既忠诚又担当, 将权倾朝野的“大老虎”明珠拉下马来, 被越级提拔为湖广总督, 功勋卓著, 堪称一代名臣。
经过一个甲子的不懈努力, 康熙的清官能吏队伍蔚为壮观, 史上少见, 除了刚才提到的, 还有张伯行、范承勋、格尔古德、赵申乔、彭鹏等, 名单很长很长……
习近平总书记有句名言:“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 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为政重在得人。有什么样的政治抱负就有什么样的干部路线, 想维持现状必然热衷循规蹈矩, 伟大的事业则催生辽阔思路和无尽创造。人是可塑的, 能否释放能量、释放正能量还是负能量、释放大能量还是小能量, 与用人导向关系极大。
为山西重拳整肃吏治喝彩 篇6
对此，山西的人民群众莫不拍手叫好。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山西的希望，看到了山西的未来。我们真心为山西动真格重拳整肃吏治的做法鼓掌喝彩!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能否带领广大群众实现我们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大目标，是一个地方软实力的主要表现。对山西的干部，袁纯清在就任之初就寄予很大希望，他谆谆告诫山西的干部要勤政为民、公道为政、廉洁为官，永葆政治本色，守住精神家园。要有公仆本色、赤子情怀、担当意识。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说实话办实事作为做人的基本品格，把职务当作事业来做，不说虚话、套话、官样话，不漂浮、不浮躁、不虚度，真正干出实绩来。要珍惜荣誉、珍惜职位、珍惜人生。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淡泊名利，做到洁身自好、慎独慎微，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官。要直面艰苦、忍耐清苦、乐于吃苦。大力弘扬太行精神、纪兰精神、双良精神、右玉精神等山西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工作上要夙兴夜寐，生活上要朴素无华，肯奉献、能舍弃、耐寂寞，始终保持向上的精神状态。袁纯清书记对干部的要求基本上涵盖了新时期干部的党性品格、价值观取向，他的的良苦用心，言犹在耳，一些平时享受惯了的，对群众吃拿卡要抖威风惯了的公职人员就敢顶风而上，我行我素，他们的被查、被处理完全是自作自受，咎由自取，怎么处理都不过分。干部上班不在岗而是到娱乐场所去娱乐，煤检人员多拿人家10元钱，表面看起来是小事情，但实质上反映了我们干部队伍的精神状况、作风问题和廉洁自律问题。试想，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每天都不在岗上，谁来为群众办事，怎么给群众办事?如果手中握有权利，不是用来为民办事，而是用来吃喝玩乐，吃拿卡要，怎么才能为人民服务，怎么才能让人民群众听你信你跟着党走?这样的干部，这样的作风，如何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能带领群众建设和谐社会?山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官煤结合，钱权交易，干部作风腐败是老大难问题。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整顿干部作风是实现山西转型发展、跨越式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举措。有人把山西在一个月内密集查处违规干部的做法称为“廉政风暴”，显示了山西省委整顿干部作风，整肃吏治的决心，对此，群众是支持的、拥护的。但同时我们更希望建设和完善干部监督机制，而不是靠某个阶段的集中整治，抓几个碰到枪口的倒霉蛋。说到底，干部队伍的建设一靠干部自身的学习修养，二靠党组织的纪律约束，三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没有一个长效机制，没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靠一两次“风暴”，是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的，还可能有更多的漏网之鱼。“风暴”过后他们还可能故伎重演，特别是当强势领导人一调走，官场又恢复原样，群众又能奈何。
唐太宗整顿吏治思想 篇7
一、选贤任能,德才兼备
唐太宗选贤任能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因为他明白“乱世时重才不重德,太平时必须德才兼备”的道理,清楚地认识到要想国家强盛,社会安定,就必须选拔和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才。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选拔官吏,而选拔官吏在于保证质量。他反复强调说:“致安之人,惟在得人”,“为官择人,唯才是用”,同时,“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可见唐太宗把握住了用人的本质。因此,唐太宗即位后求贤若渴,严格标准,只要“才行俱兼”,就及时提拔与重用,因而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才华横溢的文臣武将,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都是一时之俊,竭其智、尽其能、毕其力,深受太宗的信赖和重用,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清明盛世。
为保证官员的素质和质量,唐太宗在选择官吏时也是相当谨慎的,因为好官能够带给一方百姓幸福与平安,反之就会祸害一方,危害国家的稳定。贞观年间,他曾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则至;用一小人,则小人兢进矣。”他还曾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唯取其言辞刀笔,不认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百姓已受其弊。”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他令诸州举人,诸州上举十一人,太宗欣喜异常,引入内殿,和颜悦色地询问政道,但举子“莫能对场,相顾结舌”。唐太宗以为他们初入宫阙,未睹皇家盛大气象, 心怀惊惧,有碍辞令畅达,于是下令移至尚书省内进行笔试,举子们“构思弥日终不达问旨,理既乖违,词亦庸陋”。太宗大失所望, 将所举之士“宜并放还,各从本色”,对失职的举主“以举非其人, 罪论仍加一等”。这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对官吏选拔的严格要求。由于唐太宗选用官员非常慎重,以德才并重为原则,因此贞观朝人才济济,历朝少见。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由于唐太宗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谨慎选官,重用贤人,足以说明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虽然乏善于用人的皇帝,但是他们与唐太宗李世民相比,显然要逊色一筹。
二、精简机构,裁汰冗员
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以解决机构臃肿,责权不清,互相推诿, 效率低下,贪腐成风等问题和乱象,唐太宗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也成为后人学习的表率。
唐太宗在位期间,大刀阔斧地精简官僚机构,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裁减了冗官余吏,震慑了官员,提高了工作效率。贞观元年(627),中央职官二千余人,命房玄龄裁减后仅留用六百四十三人,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最低员额。鉴于武德年间“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的臃肿之弊,“民少吏多”之实,命所司“大加并省”,裁并了许多州县。后来又依山河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共设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同时,在《唐律》中还对乱置机构、私设官员的人,规定了明确的惩罚条例。《唐律疏仪·职制》规定:“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 十人徒二年;后人知而听者,减前人置等一等;规求者为徒坐,被征者勿论。”即唐朝对中央和地方是通过编制“职员令”来实施官吏总量限制的。如果设置官署超编以及不应设置而设置,就要动用刑法。超编一人,打长官一百大板;超三人,罪加一等;超十人, 处徒刑二年。后任的官员明知前任多置官吏而听之任之,比照前前任的罪行减一等查处。对于违规求官的人,处以徒刑。被迫违规做做官的,不予处罚。依法行政,唐太宗成功地解决了官吏的数量问问题。由此可见唐太宗对精简机构、整顿吏治的高度重视。
但是,唐太宗对机构的改革是建立在“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 即少而精的认识基础上的,也就是讲究办事效率。尽管贞观中期期以后,机构办事效率有所下降,但是他精简机构、提高办事效率的的思想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制定出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新举措。如如规定主管行政事务的官员,年龄到了六十岁必须离开工作岗位。 。 主张皇亲勋臣不宜官者,应“优其礼秩”,即在政治待遇与生活待待遇从优的前提下,必须退休林野。目的是任用少数精干的官员,勤勤于职守,实干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国家各级机构的效能。这些对对唐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无疑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三、考核官吏,奖惩分明
加强对官吏的检查与考核,奖惩分明,才能使官员以民为本, , 爱恤百姓,奉公守法,勤于政事,人人称职。唐太宗特别注意选拔拔和考察地方官吏,竭力避免任用那些坑国害民的贪婪之辈。因此, , 他通过种种办法对官吏进行考核,择优汰劣,力求为官者人人称称职。他十分重视对都督、刺史的考察。贞观二年(628),他曾对大臣臣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寝,惟恐都督刺史堪养以以否。故于屏风上写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列于名名下。”随时可以知道和了解哪个官员办了好事,哪个官员干了坏坏事,以备赏罚。在他这种思想支配下,都督、刺史对所属县令的考考察也极为关切,每岁一巡属县,观风俗、问百姓、录囚徒、恤鳏寡、 、 阅丁口,务知百姓疾苦,刺史每年要把对县令的考察情况上报给给中书省,遇有特殊好的或特别坏的情况要随时上报。当时全国分分为十道,各道巡按使都要向中央汇报地方官员的政绩,作为考核核的依据。同时,太宗还亲自派重臣到各地考察地方官的政绩,如贞贞观八年(634),派得力大臣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地巡查,对于才能出众、功绩卓著者,破格提拔重用,给予奖励;对于于危害百姓的贪残之辈,严加惩处,决不心慈手软。司马光在《资治治通鉴》中记载,唐太宗先后对18名大臣进行了26次奖励。对谏议议大夫魏征奖励次数最多,重奖8次,共奖绢1900匹,钱400缗,金金瓮1只,黄金10斤,房屋一座,马两匹。魏征去世后,太宗命令九九品以上官员前来悼念,并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并书写墓碑。他对大大臣们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能够严肃认真地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任用了一批批比较有作为的廉吏充当地方官,因而他们勤于工作,秉公守法,人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安定,出现了“囹圄希空,马牛布野,外户不不闭”的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景象。
四、惩治腐败,廉洁勤政
唐太宗对官员腐败深恶痛绝,因为他亲自参加了隋末农民战战争,也了解隋朝灭亡的原因。所以唐太宗即位以后,从隋朝因吏治治腐败而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中,深刻体会到官吏廉明对于稳定政局、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告诉大臣说: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贞观四年(630),又告诫朝臣们说:“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间发,心中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者。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性命,使子孙每怀愧耻也?”可见,唐太宗始终把政治的清明廉洁放在首位,要求为政者居官清廉,廉洁奉公,造福百姓。
唐太宗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一再对官员们强调“汝等若为官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贞观四年(630),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而被革职,因为他是唐太宗秦王府的旧僚而请求从轻发落。魏征知道后进谏说:“庞相寿贪污成性远近皆知。如果陛下徇于私情而对其宽大处理,那么秦府的故旧岂不都可以肆意妄为了,谁还愿意保持廉洁呢?”唐太宗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接见庞相寿并对他说:“朕以前做秦王,是一府之主;现在做天子,乃四海之主。既然为四海之主,朕就不可以只照顾秦王府的旧人。你既然丢了官,就回家闲居去吧。”由此看出,唐太宗在反腐方面是公正而严格的,不会以私害公,因私废公,以期达到震慑官员和官员廉洁勤政的目的。
依法加大监督力度,惩治腐败。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制定了《贞观律》,对各级官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 行贿受贿、贪污等腐败行为都作了明确规定。可以说《贞观律》的制定为官员廉政从政提供了法律保障,使更多的官员“廉洁奉公”。
因此,唐太宗对官吏要求严格,贪腐必惩,从而涌现出了大批勤政廉洁、奉公守法的官吏,从而确保了唐朝吏治的清明,贞观时期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较为清明的一个时期。
五、提倡勤俭,以身作则
唐太宗从政谨慎,严于律己,在提倡节俭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流之清,不可得也。”唐太宗带头清廉节俭,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宫殿潮湿很容易犯病,有大臣建议在长安宫中建一个暖阁居住,但是他不同意,并说:“破土动工花费很多,不可浪费民力和钱财。”
他对官员要求也非常严格。王公以下贵族住房不要过于奢华, 贵族生活用的车马、服饰的具体标准作了规定,各级贵族婚嫁丧葬的费用作了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奢侈之举,一律禁止,严重者要依刑法处罚。在唐太宗的熏陶和倡导下,贞观群臣中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风气,出现了许多清廉俭朴的大臣。户部尚书戴胄生活节俭,去世时“居宅鄙陋,祭享无所”。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家中无正房,去世之后尸体只好停在旁屋里“,家贫无正寝,及薨,殡于旁室”。
尽管贞观中后期唐太宗对自己的约束有所放松,奢侈思想有所抬头,但是魏征上奏疏《十渐不可终疏》以劝诫唐太宗,使其反复阅读,仔细推敲,写在屏风上,警示自己,基本上做到了善始善终,作为一个封建帝王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唐太宗李世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措施,充分表现出了他非凡的才能和无所畏惧的胆魄, 在一定程度上选拔了大批廉洁谨慎、有所作为的官吏,巩固了封建统治,开创了“贞观之治”,为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整顿吏治的思想对今天的廉政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代著名君主,他在位期间整肃官场,净化吏治,加强对官吏考核,提高了行政效率,出现了吏治清明的大好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研究唐太宗整顿吏治思想,对今天的吏治整顿与廉政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唐太宗,整顿吏治,风清气正,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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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治腐 篇8
治国先治吏治吏先治腐岱烨今年的10月13日, 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18次集体学习。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经验, 牢记历史教训, 牢记历史警示, 治国先治吏, 治吏先治腐”0在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领导集体执政的过程中,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决定的因素就是干部, 也就是所谓的“吏”。“吏”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和权力, “吏”决定国家兴亡, 无数的历史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晚, 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 崇祯见大势已去于次日登景山自缢身亡, 临终前留自诏说:“用非其人”“群臣误朕”"以致身罹祸变”。为什么如是说?因为当时的贪官污吏掌握着朝中的选人、用人大权, 掌握着科举考试的大权, 科考大员人人都徇私舞弊, 参考的人士人人弄虚作假, 所以, 在朝廷周围的人大都是庸才、蠢才、贪才, 稍有风吹草动便溜之大吉, 或大敌当前叛变投降。面对如此烂摊子, 崇祯帝只有哭天抹泪地走了……这就是治国不治吏的教训。治吏, 就是要教育党员干部, 确立共产党人的信仰, 树立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 为人民掌好权, 用好权。建国初期, 党中央批准处决了两个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主席说:“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 国之四维;四维不张, 国将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鮮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 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 那么天下一定大乱, 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 共产党也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 我们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 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 新一届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非常有效地做到了治国先治吏, 治吏先治腐, 而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几年来, 中央在反腐败道路上, 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 不论什么人, 不论其职位多高, 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 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十八大以来, 有案必查、有腐必惩, 先后有李春城、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郭永祥、王素毅、李达球、蒋洁敏、季建业、廖少华等高官被查处, 另有成千上万的普通贪腐案件, 已立案或正在审判过程中。治国治吏, 治吏治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更加纯洁、更加有战斗力, 她将坚定地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伟大的复兴中国梦。2014年12月f舎kT2014年第12期1
惩贪之法的实施与吏治 篇9
唐朝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是封建社会少有的任法为治的时代。他强调“人有所犯，一一于法”，把吏治问题提到国家兴废之所系的高度，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他曾对侍臣说：“朕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正由于李世民重视吏治，因此对官吏犯赃虽亲贵不贷。广州都督党仁弘，贪赃百余万，罪当死，李世民“哀其老而有功”，免其死罪，废为庶人，流徒钦州。为此，特下诏罪己，“请罪于天”，以示不当屈法，说：“法者……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谢罪于天三日。”同时承认有三罪：“纵舍任心，以欺众庶罪一也；知人不明，委用贪冒罪二也；善善未赏，恶恶不诛罪三也。”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解任，相寿向李世民陈述：旧时曾在秦王幕府效力，希图藉此免罪。但李世民却严正表示：“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甚至皇叔江夏王李道宗也因“坐赃下狱”，受到“免官，削封邑”的处分。对此李世民慨叹说：“道宗俸科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由于唐太宗以皇帝之尊奉法行法，流风所及，“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
明朝建立以后，曾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军的太祖朱元璋，深感元朝吏治极端腐败，激起民变的严峻史实，因而立国之始，一反汉唐旧例，实行重典治国。其一，立法严定百官责任，使察廉有准；其二，以重法治赃吏。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吞盗官粮，朱元璋下令严讯，六部侍郎以下数百人均处死刑，追赃七百万担。供词牵及各直省官吏，系狱拟罪者数万人。株连之广，处刑之严，为历代所少见。朱元璋手订的《大诰》，无异于惩治贪官污吏的特别法。其法为非法之法，其刑为刑外之刑。《草木子》一书记载了地方守令贪酷，罪大者要剥皮实草，“府州、卫、县之左，特立之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洪武五年，朱元璋还颁布了以惩治公侯犯赃罪的《铁榜》，这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也是无先例的。永嘉侯朱亮祖在广东受贿枉法，被召回后竟于朝堂上鞭死。明初惩贪之法的实施，确实对吏治的清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
变矣”。
清朝康雍乾三代，是绵延百余年的盛世，察吏之法细密完备，惩贪之条严于实施。康熙曾说“治国莫大于惩贪”；雍正也说“治天下，首在惩贪治吏”；乾隆更强调指出“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斧锁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乾隆朝惩贪之法是多种的，于《大清律例》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专门法。如乾隆十二年制定《侵吞犯员罪名》，十五年制定《侵吞案条例》，二十三年定犯赃官所在不赦，三十一年定贪赃千两以上斩监候，三十七年定犯赃刺字例，四十五年定督抚衙门犯贪索贿（包括督抚本人），杖一百，并按私罪律革职拿问。即使是圣裔孔氏家族贪赃违法也照样依例治罪。
总括以上，中国古代所谓盛世的出现，往往是和严于治吏密切联系的，而惩贪之法的实施，又是改善吏治和从总体上促进廉政的保证。如能“依条断罪”“计赃科断”，无疑会起到匡正吏治的作用。因此惩贪之法，要在实施，否则只能一纸具文
而已。
（选自《张晋藩文选》，中华书局。作者为中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吏治改革论文 篇10
关键词：秦简,秦朝,《为吏之道》,治吏思想
在没有发明造纸术前,中国古代的书写集中在石头上刻字、毛皮上记录文字、竹简上写字等方式。秦简就是在竹简上记录事件的,不仅文字记录的方式对后人研究记录方式的发展有所用处,竹简上的文字对历史的研究更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推动作用。在战国时期以及后来的秦朝,人们大多习惯在竹简上记录事件,1975年在我国的湖北省一个叫做睡虎地的地方出土的秦简就证实了这一点。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在岳山、龙岗等地陆续发现了新的大量的秦简,考古学中发现的秦律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记录。
在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对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吏之道》就是睡虎地秦简中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为吏之道》并非其本名,而是研究者根据其文章内容在其文章开头的部分归纳出的名字,全文共有五十一枚竹简构成。出土的《为吏之道》之后附有《魏户律》、《魏奔命律》,《为吏之道》的产生正值统治阶层崇尚法家思想、贬低儒家学说的时期,所以笔者认为《为吏之道》通篇闪耀的是法家思想的光辉。有历史考古专家认为《为吏之道》最早起源于秦朝建立之前,因为其中不少涉及秦朝皇帝的名讳,这在已经进入封建时代的秦朝是不允许的,但另一面来看,《为吏之道》还能够在以“暴政”为主要执政的特点的强大秦朝留存下来,特别是逃过了“焚书坑儒”劫难,可见《为吏之道》受到了秦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并作为治吏的指导纲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学者在进行挖掘时,只有51枚竹简构成的《为吏之道》是布满墓主胸前的,由此可以推断该文章也被当时官员们奉为信条。
一、秦简《为吏之道》评述
秦简《为吏之道》的发掘,为我国法学历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为吏之道》也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政治特色的集中表现,是通过规范和约束地方官员的行为来达到国家长期实施君主专制的统治制度。
围绕《为吏之道》到底是受那个学派的影响而产生的这个问题,学术界曾引起了一片争论。总的来说,学界对它的学说派别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法家、儒家和道家。判断其属于哪个学说派别研究者们主要从语言的特色来判断。有一种说法认为《为吏之道》是法家学说的代表作品,因为文章通篇表现的是一种约束力,是约束官员的行为准则,体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发展历程;有学者认为《为吏之道》是受儒家学说而产生的,因为从中可以举出不少儒家学派的说法,有很多相近之处;而有的人认为《为吏之道》是深受道家学说影响的,其原因大多都归结于秦朝出现的百家争鸣的学术开放,认为道家开放包容的思想精髓是其诞生的主要原因;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多家学说的共同影响而产生的。当然,学界关于《为吏之道》到底说于哪一家之言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但都没有特别证据予以证明,大多从文体形式、语言特色来推断。笔者认为,《为吏之道》是属于法家学派的代表作,同时或多或少的融入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当然也有人会质疑既然《为吏之道》是属法家学派的,那文章中应该有具体的惩罚措施更为恰当。但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思想不断发展的时代,特别是战国时期到后来的秦朝,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学派思想也在不断地演进当中,具有约束的《为吏之道》也不能说因为不存在具体的惩罚措施而和法家思想划清界限。也正是在君主专制下的秦朝,才使得法家思想精华《为吏之道》更安全的保留下来。
学界除了对《为吏之道》属于哪一学派有所争论外,对它到底是属于官箴还是普通的民间杂抄本有所争议。一方面,认为它是官箴的学者认为《为吏之道》与其他已经定性的官箴的文章思想是相似的,在问题上也是大多相同;而另一部分人认为《为吏之道》只是民间流传的为官准则,属于基层官员的个人喜好,用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因为其内容和形式都比较随便。笔者认为,《为吏之道》应该属于官箴的范畴,如果作为民间杂草本的话,在动乱的年代不太可能保留下来;第二,该文章与古代众多官箴有着相似之处,体现的思想也和当时的主流思想相重合。
《为吏之道》之所以能够在动乱时代保存下来,并且在现代受到人们特殊的重视,是有着非凡的意义的。首先,《为吏之道》作为战国时期到秦朝期间的官员准则,为规范官员行使权利、规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加强了封建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其次《为吏之道》规定了官员的任用和考核机制,使官员都有所趋向,社会底层想做官的人也以此为标准来要求自己,使社会更加稳定,巩固了封建政权;最后《,为吏之道》不仅规范了官员的行为,同时也在思想道德上有所指引,要求官员要有表率作用,不仅对上级绝对忠诚,对人民也要分外怜悯。《为吏之道》的出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封建思想的博大精深,官场的行为与思想准则由来已久,为我们研究其思想的变迁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
二、秦朝吏治思想的精髓
由于法家主张“明主治吏”而后治民,因此治吏成为统治者关心的首要问题,通过官吏分掌兵刑钱谷,建立地主阶级所需要的统治秩序[1]81。结合《为吏之道》的内容和社会影响,我们不难看出秦朝封建社会吏治的思想精髓。前面已经说过,《为吏之道》是在秦朝建立之前的战国时期而完成的,战国时期正值我国历史上封建制度建立、奴隶制度瓦解的特殊动荡时期,是社会性质的转变时期。长时期的奴隶制社会体制强烈的压抑着奴隶们的生活和思想,包括他们在内的发起的奴隶革命,使新兴的地主阶级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封建制度的建立,不仅解放了奴隶,而且也建立起了封建官僚制度,瓦解了奴隶社会中以血缘关系而建立起的“亲贵合一”的世卿制度,奴隶制的贵族政治的下台,成为封建等级制度兴起的必然结果。《为吏之道》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悄然而生,是统治者巩固封建政权的必然要求。
1.巩固中央集权,强调封建等级。其实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统治者对官员甚至百姓的统治和教化都为了使自己的政权能够得到持续。为了确保官吏和百姓忠君敬上,防止臣民对君的不忠不敬,秦国贯彻了法家“刑赏”二柄的法制主张,以法治维护新生的君主专制政体[2]129。《为吏之道》中体现的吏治思想也不例外,是秦朝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历程中种下的一道行为和心理屏障。官员首先要绝对的忠诚于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帝,这是加强封建政权的最重要因素。从战国时期的秦国到后来统一六国的秦朝,社会动荡不安,战火四起,国内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为吏之道》的出现成为官员的思想束缚,维护了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我们也可以看出,经过上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官吏对统治者的忠诚已经发展为官吏为官行事的美德。《为吏之道》中有这样一句话“:邦之急,在体级,掇民之欲政乃立。”句中的“体级”,强调的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等级,可见《为吏之道》中是很重视阶级划分的,并且将“掇民之欲”作为代价,消除人民不该有的欲望。
2.规范官员行为,坚决维护君权。《为吏之道》是官员的行为准则,为了达到规范官员行为,维护君主权力的权威性。官吏在执行职务时,要做到“审悉毋私”,“审当赏罚”,“举事审当”;反对“居官善取”,“贱士而贵货贝”和“受令不偻”;所谓“审悉”、“审当”,就是以地主阶级的法律制度为准绳,处事慎重和准确[3]85。通过若干规定,用来规范官员的行为,也用来约束人民百姓的行为。《为吏之道》不仅在大的条条框框上有所规范,而且在某些小的细节上也有所体现,在其竹简之上刻有“五善”和“五失”,赏罚分明,体现了法家浓厚的思想氛围,也说明了秦朝统治者为了建立一个森严法治社会的决心。官员的行为得到规范,就能够提高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效力。君权是一个国家权力的核心,对君主的忠诚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为吏之道》的出现,不仅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维护了君主的绝对权威,还对打击奴隶社会残留势力有重要作用,官员根据秦朝吏治思想的要求,能够妥善处理上级、百姓和本阶级的利益关系。《为吏之道》还提出了官员的任用标准和考核机制,上级统治者要经常对官员进行考核,根据他们在任时所做的工作来定俸禄,因此官员们的腐败行为会减少很多,将精力大多投入到本职工作上。
3.极力推崇廉政,坚决反对腐败。前面已经说过,为了稳定自己统治的政权,上级统治者会经常考核官员的政绩,那么考核的结果就会作为他们升迁的最直接资料。秦朝统治者主张“量才使能”,意思就是根据官员的能力而定官职、定俸禄,在今天看来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忠于君主是为官之道所必须的前提,招纳贤才是历朝历代乃至现如今都是领导者最推崇的任用人才的准则,因此在秦朝是非常重用贤才的。贤才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为官清廉,体现了秦朝官员修身养性之重要,廉政才能取信于民,是否廉洁也成为秦朝考核官员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腐败的官员,不论是在金钱还是私人问题上,都予以严厉的处置,这些具体的措施都集中体现在“五失”的惩罚措施当中。《为吏之道》也在苛捐杂税、为官做人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