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诉讼化

2024-06-23

仲裁诉讼化（精选3篇）

仲裁诉讼化篇1

减刑是对司法机关原裁判的变更, 它虽然与刑法的执行过程密切相关, 但刑罚执行过程是单纯的行政行为, 而刑罚的变革理应属于司法范畴, 所以减刑不应当简单地归属于刑罚执行程序来解决。[1]因此, 对减刑制度改革应依据其司法权属性选择诉讼化改革模式, 按照控审分离原则, 针对其减刑提请主体的错位、利害关系人诉讼权利的缺失、检察同步监督的缺陷、法院审理方式的不足等问题, 通过制度设计充分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权、保障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构建抗辩的开庭审理模式和赋予必要充分的救济权利, 推动减刑体系的发展完善。

一、改革减刑提请程序, 赋予检察机关及利害关系人更多诉讼权利

赋予检察机关启动减刑程序的权力, 取消执行机关向法院的直接提请权。具体程序设计为:监狱负责收集罪犯悔改表现、立功及日常改造表现的证据材料, 向检察机关提出减刑建议, 由检察机关审查是否具备减刑条件。具备减刑条件的出具检察意见书后提交法院裁定。检察机关在决定提请减刑前, 应告知被害人罪犯拟提请减刑事实及具有对罪犯提出减刑意见、追偿经济损失等权利, 要求其若有异议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否则视为无异议。同时, 检察机关要将拟提起法院减刑的案件在执行场所公示, 收集其他罪犯对提请减刑的意见。在审查减刑材料过程中, 检察机关要综合考量被害人、其他罪犯的意见及罪犯改造表现, 决定是否提请减刑及减刑幅度。检察机关决定不予提请减刑的, 罪犯可在收到决定文书后向检察机关复核及复议。罪犯认为自己符合减刑条件而监狱未给予提请的, 可直接向检察机关提出减刑申请。检察机关收到申请后, 应调取罪犯改造表现材料进行审查, 再决定是否提请法院减刑。另一方面, 单纯对执行机关报送材料书面审查是无法确保监督实效的, 应规定检察机关具有调查取证权。调查的手段除了调阅案卷, 如查阅被提请减刑、假释罪犯的案卷材料、调阅监区集体评议减刑、假释会议记录、罪犯计分考核原始凭证以及狱政管理等刑罚执行部门的审查意见外, 还可以实地询问狱警、同监罪犯等有关人员, 了解被提请减刑罪犯的表现等情况;另外, 法律应明确检察机关有权要求相关部门或个人协助调查, 要求拥有相关证明材料的机关出具材料, 了解情况的个人提供相关情况。[2]

二、改革法院减刑审理方式, 实现减刑裁定公正、公开

(一) 建立减刑审理的庭前准备工作制度

法院受理案件后, 应对提请减刑进行初步审查, 主要审查是否符合形式要件, 如法律文书是否齐全、减刑起报嘉奖数、间隔期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等。对于形式上明显不符合条件的, 可以直接裁定驳回。检察机关和服刑人员对不予受理的决定, 可以申请复核。做好通知诉讼参与人开庭地点及时间的工作。案件审理地点应设立在监狱, 但应在会见中心单独设立法庭, 允许群众、新闻媒体旁听庭审。

(二) 扩大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应打破现有减刑制度的封闭性, 将被提请减刑罪犯、被害人、罪犯代表及其他证人纳入诉讼参与人范畴, 保障被提请减刑罪犯及被害人的知情权、申请回避权、获得法律援助权、申诉权等, 明确被提请减刑罪犯及被害人聘请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让律师有权参与减刑裁定。规定律师享有会见、调查取证、参与庭审等权利。法院必须将罪犯减刑的情况告知被害人, 要求被害人提出意见, 将听取被害人意见作为毕必经程序。若被害人在法定期限无提出意见视为无异议。

(三) 改变案件管辖规定

在案件的管辖上明确由罪犯服刑地法院管辖。目前减刑案件集中在中级以上法院, 为减轻办案压力, 提高诉讼效率, 应对层级管辖变革, 赋予基层法院对部分减刑案件的审理权, 实现合理审级分流。针对有些案件的案犯罪行轻微、人身危险性低的特点, 可以考虑将被判处管制、拘役的罪犯的减刑案件以及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罪犯的减刑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3]被判处超过5年有期徒刑及社会影响大的案件仍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被判处无期徒刑及社会影响特别重大案件由省级人民法院审理。

(四) 完善案件审理程序

审理方式上实行开庭审理为主, 必要书面审理为辅助的原则。检察机关提请减刑的案件中罪犯、被害人及其他罪犯无异议,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 检察机关可提出、法院可决定适用书面审理方式, 但法律规定必须开庭审理的除外。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的案件, 开庭审理一律采用公开方式进行。减刑案件实行一审终审, 被提请减刑罪犯及被害人无权提出上诉, 但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定不当或违反程序, 可以抗诉或提请上级检察机关抗诉。罪犯或被害人不服法院裁定, 可申请检察机关抗诉或法院再审。

三、建立减刑撤销制度, 确保减刑的司法权威

减刑是对罪犯良好改造表现的嘉奖, 但有的罪犯在获得减刑后, 出现违法犯罪行为, 说明其自身并无真诚悔改或悔改不彻底, 对其减刑后的不良表现撤销以示惩罚, 也是符合减刑的价值追求的具体减刑撤销制度构想如下:减刑考验期为下次减刑的最短间隔期, 减余刑的案件不设考验期。考验期内撤销事由主要有:1.故意犯罪;2.发现漏罪;3.被减刑罪犯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受到行政处分的。撤销减刑的程序设想是由刑罚执行机关向检察机关提出撤销建议, 检察机关审查后决定是否向提请法院作出撤销减刑裁决。撤销减刑裁决审理程序规定的设计同前文提请裁定减刑程序。

摘要：减刑是根据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悔罪和立功表现, 依法减少或缩短罪犯原判刑期的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 是我国刑罚执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修订后的减刑规定未对原有的制度框架突破, 一些固有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仍有探讨改革的空间, 因此笔者根据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提出了诉讼化改革构想。

关键词：减刑,问题,诉讼化,改革

参考文献

[1]刘方.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程序监督的立法完善[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0 (1) :56.

[2]董坤.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路径化构建[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12 (1) :56.

[3]徐静.我国减刑、假释程序诉讼化研究[D].太原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2011.

仲裁诉讼化篇2

一、诉讼化

诉讼化是司法机关在案件当事人与其他有关人员的参与之下,按照法定程序为解决案件所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诉讼是不能离开控辩审的这个诉讼三角形。如果这个诉讼三角形式特征发生了偏移,诉讼三角的结构就不再平衡,程序就失去了诉讼应该有的意义。

笔者认为,我国的诉讼化应该以诉讼三角为基础,让刑事诉讼能够维持住不偏移,诉讼化主要表现在实质要求和形式特征两个方面,实质要求包含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形式特征是诉讼化的外部表现。如果在形式特征中没有实质要求的支撑,那么诉讼化就变成了表面功夫;相反,如果在实质要求中没有形式特征的参与,也就相当于没有了发挥实质作用的东西。

二、国外的经验借鉴

(一)日本

先以距离我国最近,及各项国民生活习惯和经济水平与我国较为相近的日本来说。日本在2003年颁布了《医疗观察法》,为实施重大伤害他人行为的精神病人建立了独立的司法裁判程序和强制医疗机构,在同时也解决了以往《精神卫生福利法》中讯在的后期缺乏治疗实效、缺乏救济和精神病人权益保护的问题。

日本的《医疗观察法》中强调了法院可以强制他人入院制度,又叫做医疗观察制度,进而促使精神病患者重返社会。对于一些因为心理疾病而不能承受处分的病人,检查官应对地方法院提出运用这种制度来处理,如果说法院觉得在这项刑事案件中需要由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进行判断的话,可以求助专家。在做出鉴定该结果之后,法院在考虑其结果和相关环境等调查,并且在听取了精神专家的意见后,再进行判断。从对公民的民主保障角度出发,庭审过程中律师可以代替其监护人,对审理对象及监护人可以提出陈述性意见,合议庭专家和法官在一致意见下做裁判。对于指定必须入院进行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监护人如果认为该被告人已经完成了治疗,或是已经不需要继续进行治疗可以申请离院,对于已经住院的被告人其监护人无论何时都可以提出申请让精神疾病患者出院或是终止治疗。

(二)美国

美国的精神障碍者在触法时的处理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有病无罪和有病有罪。在美国的精神疾病犯人一般押交程序分为自由裁量和自动押交,自由裁量押交是指那些法院因为不强制的规定因精神病而免罪的犯人,要把他们送往专业而且专门的治疗机构,基本上是把这些人关押在精神治疗中心以便对他们进行治疗,之后在决定是不是需要把他们送往这种机构;自动押交是指那些已经被裁定为因精神疾病而无罪的人自动被送往精神病治疗中心进行强制治疗的行为。

其中要明白的是只要被裁定为因精神病免罪的人不仅仅是精神上有问题,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可能会造成伤害,这种人就有可能被关押。但是如果精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病人,就有获得释放的权利。在美国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之下,被害人与施暴人双方都拥有启动心理和精神疾病鉴定的权利,也就是对被告人潜在的或者是无行为能力的问题提出进行检查的要求。即便是原告与被告双方都不提及,法官也有权利命令其进行检查。法官在基于确保审判的公平的前提下,无论何时对只要是对被告人也就是施暴者的精神状态存有怀疑的情况可以进行检查,被强制治疗的人有权利获得他人的帮助,也可以利用用人身保护令去反对监管,同样有权利要求法院进行举证并且可以进行辩护。

(三)借鉴意义

通过国外的刑事强制医疗立法的调查,能看出该程序的几大特点,对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的实施具有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

首先,在使用上,刑事强制医疗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求被强制治疗者必须是因为精神上的疾病被免罪或是减轻处罚;另外一种是被强制实行的医疗者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危害他人和自身安全的可能,强制医疗就是最合适的办法。

其次,在适用对象上,一般是以因为精神疾病而导致诉讼能力或是刑事责任能力缺乏的精神病患者来进行刑事强制医疗。

然后,关于权利救济方面,世界上所有的法治国家都对刑事强制医疗的措施设置了抗告以及上诉等司法救济程序,而且国家司法部门十分注重辩护权的保障和落实。

最后,在启动方面,在美国的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控辩双发在提供证据和认定事实上应较积极主动,均有权利自主启动鉴定程序;在以前的职权主义模式下法官相对来说比较积极,鉴定人是辅助者,法官在启动程序的鉴定上有权力和决定性。日本的做法就十分具有扬弃特点,在兼并两种诉讼模式的情况下,把二者优点加以混合,缺点选择抛弃,这样鉴定程序就既可以由法官主动去申请启动,也可以因为案件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相较于偏执的任何一方都要人性化。

三、将刑事强制医疗进行有效的完善

诉讼化在刑事强制医疗中应做的更好走的更远。关于刑事强制医疗诉讼法的救济、审理与提起应该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一)完善程序启动方面

1. 关于启动建议权

在刑事案件中实行刑事强制医疗时法官充分应倾听被害人也就是原告的讲述,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原告的作用,不仅仅是对于刑事诉讼案件中以被害人作为主体来保护被害人的权益,也是在刑事诉讼中权利制衡权力的方式。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应争取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是否对被告做出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

2. 取消法院启动权

关于法律对赋予法院刑事强制医疗的启动权,这一规定笔者认为还不够成熟,国家应该好好斟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应该只有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申请强制治疗的建议权,但是,对于是否提出并且使用强制医疗程序,应该由人民检察院来决定。

(二)庭审程序的诉讼化

1. 精神病人应有出庭权

跟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规规定被申请人的如果想要在审判中出庭需要经过法院批准,在笔者看来这种规定并不是在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明确提出被申请人也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应该享有出庭权,但是否可以行使该种权利应由被告或是被申请人及其法定代理和诉讼代理人来决定。

2. 公开审理

为了能让程序国家司法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下进行,应该把这类刑事强制类案件进行公开的审理,进而避免国家公共权力对其他主体权利的影响,让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合理对话和有效沟通能够充分实现。

3. 专家陪审员

刑事强制程序的诉讼化要求法官必须进行公证的裁判,而公正的裁判就要求了法官必须具有判断案件真实情况能力的要求。在精神疾病患者刑事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法官应该对被申请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准确的判断,如果是的话还需要对是否具有危险性进行判断。一般的法官对这方面的判断能力很弱,这就需要在刑事强制医疗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引入专家陪审机制。最好是规定合议庭中至有少有一名或以上的专家陪审员。在刑事强制医疗中引入专家陪审员的制度不仅仅为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保障,更是为保证精神病人拥有公正审判权提供了必要。

4. 律师

在刑事强制医疗中精神疾病患者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能力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在律师的法律援助项目中应一并适用于精神疾病患者等一切弱势群体,并贯穿审判于整个刑事审判的过程。

(三)救济程序

以往传统的救济方式很难保证在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诉讼中决定进行强制医疗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了能保护好这些被决定进行强制医疗人的合法权益,应该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第287条规定中的复议改成上诉。这样才能更好的切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四)终止程序诉讼化

刑事强制医疗虽然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刑罚,但在公民的人身权益问题上,甚至是医疗过程中对精神病人的影响要比刑罚重得多。所以在强制医疗的实行上,该权利应由司法机构按照司法程序去行使,可以由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人民法院应进行审理,合议庭中要保证至少有一名精神专家陪审员,审理可以采用书面式审理,对于有必要的可以进行开庭审理。

四、结语

刑事强制医疗是针对实施刑罚规定的对社会有危害可能的精神病患者,采取的强制其在专业的治疗场所进行治疗的监管措施。将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进行诉讼化的完善,不只是对被监管人的负责,更是我国人民民主化的体现。

摘要：将刑事强制医疗的决定纳入刑事诉讼程序是我国在2012年关于《刑事诉讼法》新增设的条例,对于我国医疗的司法审查和裁判的历史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其中相关规定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不得不说明的是其中部分规定还是有比较强的行政化味道,与诉讼化方向有些背道而驰。对于精神病人这种弱势群体理所应当的享有诉讼权利,并应进行充分的保护。对于精神病人来说这种行政化的形式强制医疗程序并没有好处,诉讼化的强制医疗程序才能保障精神病人的诉讼权利,而刑事强制医疗的诉讼化是必然选择。对于我国的现状应该借鉴国外有用的经验,秉持保障权利和保卫社会病种的精神,对我国的刑事强制医疗的适用条件、启动程序和使用对象、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关键词：刑事,强制医疗,诉讼化,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晓凤.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诉讼化完善[J].求是学刊,2014(06).

[2]叶肖华.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之建构与完善[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2(03).

[3]陈洪玲.论我国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D].浙江工商大学,2012(04).

[4]李筱永,袁明卫.我国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制与完善[J].医学与社会,2013(05).

仲裁诉讼化篇3

一、行为保全制度的历史渊源及要件分析

行为保全制度起源于罗马法, 且其发展状态也与罗马法的兴衰休戚相关。在罗马法上, 执政官根据受害人请求, 可以发布禁止侵权人从事某项行为的命令, 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保护, 但这种禁止令状只具有暂时保护的功能。该禁止令状制度现已演变成行为保全制度, 如英美法系的中间禁令、大陆法系的假处分。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修改以前, 对于行为保全并没有谈及, 虽然著作权法等法律略有涉及, 但未形成体系, 而一直以来, 学界的研究也处于稀薄状态, 导致行为保全制度至今尚无一个权威的界定。有学者认为, 行为保全指的是, 人民法院在诉讼、仲裁开始前或诉讼、仲裁过程中, 为使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免受难以弥补的损害, 避免损害扩大, 或将来的生效判决得以顺利执行, 依申请或依职权责令被申请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保护性措施。有学者认为, 行为保全指的是, 在诉前或诉讼中, 为保护利害关系人或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避免裁判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 防止对现有权利损害的产生或者继续扩大, 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 法院裁定侵权人或另一方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临时救济制度。笔者认为, 依现行规定, 行为保全指的是在诉前、仲裁前或诉讼过程中, 为避免对利害关系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或生效裁判的难以执行, 人民法院依申请或依职权责令另一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临时性救济制度。行为保全按照启动阶段可以分为诉前行为保全和诉中行为保全, 按性质可以分为消极性行为保全和积极性行为保全。

作为一项临时性救济, 行为保全制度具有简便性、保全性等特点, 决定了其启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要件。其一, 主体要件。我国规定了两类主体, 基于该制度的设立目的, 民事主体必须是适格原告或潜在的适格原告。其二, 情势要件。该制度既然是救济性的, 且是对主体行为的规制, 为了实现双方的利益衡平, 必须要求情势紧急, 不采取保全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或生效裁判难以执行、形同空文。

二、行为保全制度的实践化探讨

行为保全制度对于完善民事保全制度、解决实践需求、推动诉讼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具有重要价值, 其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是值得肯定的一大进步, 但是,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该制度尚有很多环节需要加以改进。

(一) 申请的审查标准

行为保全是在情势紧急的情况下采取的救济性措施, 由申请方负责证明存在采取的必要。若审查标准过于严格, 则会延长审查时间, 难以实现及时性和救济性, 且加大了申请方的举证负担, 导致其可能由于无法及时证明或难以证明而错失采取行为保全的时机甚至渠道, 这就与该制度设立之初的宗旨背离。若审查标准过于松散, 则可能导致该制度的不当使用, 危及被申请方的利益衡平。笔者认为, 应根据申请所处的阶段来划分审查标准:对于诉前行为保全, 由于申请方提出申请时并未实际起诉或仲裁, 至于其是否会在后期实际起诉或仲裁则是不确定的, 因此, 为了保护实现一个不确定的请求而限制一方主体的行为应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申请方所负的证明应达到优势盖然性的标准;对于诉中行为保全, 由于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 在立案审查环节法院已进行了一次把关, 因此, 此时的证明标准可低于前者, 只要法官内心形成确信即可。

(二) 法院行使职权的方式

依现行规定, 法院可依职权主动采取行为保全, 笔者认为, 行为保全毕竟不同于财产保全, 它涉及的是一个主体的人身自由, 而法官作为程序的主导者和纠纷的裁判者应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建议将法院依职权启动这一方式取消, 改为法院行使释明权, 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申请行为保全。

(三) 行为保全效果的实现机制

行为保全是救济性的, 只有得到贯彻落实, 才能发挥该制度应有的作用。在被申请方拒绝配合的情况下, 对于可替代性的行为, 法院可代为实施, 相关后果及费用由被申请方承担, 对于不可替代性的行为, 法院只能通过罚款等惩罚措施来督促被申请方的配合。同时, 法院还可与公安机关等部门沟通, 请其协助监督行为保全的实施情况。

(四) 规制之策

行为保全作为一项规制主体行为自由的救济性制度, 对于双方都是有很大影响的, 因此, 应对该制度予以规制以防不当使用。

1.防止制度滥用。

其一, 建立诉讼诚信系统, 对于多次 (以两次为限) 申请诉前保全却未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主体, 应录入法院诚信系统, 以作后续参考;其二, 建立惩罚机制, 对于申请行为保全后却未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 除应赔偿被申请方的损失外, 法院可以处以一定的罚款以作惩戒。

2.保全错误时的救济机制。

笔者认为所谓“申请有错误”指的是申请方的诉请被法院驳回这种情形, 此时, 对于被申请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应给予赔偿, 标准以实际损失为最低限度, 可适当考虑隐性损失。若该保全对被申请方的生活状态等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恶劣影响, 笔者认为被申请方可酌情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五) 行为保全的担保

法律对于行为保全的担保方式没有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 虽然行为保全与财产保全存在诸多不同, 但是担保方式却可以趋同。可以要求提供一定的金钱作为担保, 同时可附加要求申请方承诺若对被申请方造成不当影响则承担予以消除的责任。

摘要：新民事诉讼法已于2013年正式实施, 我国的民事诉讼保全机制形成了财产保全和行为保全并立的格局。本文拟通过探究行为保全的要件、审查标准等内容, 以期为实务操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行为保全,中间禁令,假处分

参考文献

[1]黄龙友.民事诉讼行为保全制度若干问题的探析[J].知识经济, 2012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