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结构创新的意义

公司结构创新的意义（通用4篇）

公司结构创新的意义 篇1

一、引言

本文通过研究体系结构的因果关系, 说明企业可以找出其“瓶颈”部件并重新设计关键部件, 使它们变得更加模块化。通过瓶颈知识和潜在的新模块公司可以“缩小其足迹”。也就是说, 公司可以在不牺牲性能情况下外包更多的活动。结果是公司既可以减少投资又能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 (或服务) :它的“投入资本优势”将超过其竞争者。

二、文献回顾

结构创新的概念由亨德森和克拉克首次在管理文献中提出 (1990年) 。他们定义:[结构]创新改变产品组件联系的方式, 但是产品核心设计理念不变。换句话说, 结构创新涉及清理已知的部件 (组件) 到新的型态 (体系结构) , 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实现更高水平的系统性能。乌尔里希 (1995年) 定义产品结构为“被分配到物理组件产品功能的部分”。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是一系列元素的链接, 这些相互依赖的联系可以是物理的, 能量的或信息的 (斯蒂芬, 1981年, 埃平格, 1991年, 帕尔和贝茨, 1996年, 鲍德温和克拉克, 2000年, 2006年) 。有些将有助于系统的整体性能, 有些会减损或威胁系统性能。鲍德温和克拉克 (2000) 同样定义系统的结构为模块, 是系统的一部分。

Fixson (2005年) 提出包括功能组件是业务定义的体系结构和系统的接口。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统部 (ESD) 建筑委员会 (2004年) 将架构定义为:“系统的描述整个体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继续定义几种类型的体系结构: (1) 功能体系结构 (完成系统的要求所需要功能的局部有序列表) ; (2) 物理架构 (最低物理资源和它们的相互联系) ; (3) 技术架构 (包括最小的一组规则的安排, 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元素, 例如, 该系统的物理架构) ; (4) 动态运作架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说明要素如何运作和互动实现的目标) 。

可以知道优越的结构知识即瓶颈和潜在的模块知识可以使一个公司通过选择性外包实现更小的足迹。这种策略的结果是得到投资资本的优势。从长远来看, 具有投资资本优势的公司可以打败其竞争对手, 主导产品市场。

本文认为, 理想的情况下应验证链中的每个环节。要做到这点必须:

(1) 公司具有精确具体的瓶颈知识和 (新) 模块知识, 但其竞争对手不具有;

(2) 结构知识能使公司外包那些被竞争对手内部生产的活动;

(3) 验证该公司具有投资资本优势 (较高的资本周转率和投资资本回报率) ;

(4) 同时该公司利用其投资资本优势可以比其竞争对手增长更快, 并使竞争者低于其自身的资本成本。

三、案例分析-戴尔和康柏电脑公司

现实中, 实现企业较小的框架结构的方式是相互补充的, 因为较小的公司结构实现需要外包。

1993年戴尔为了应对资金危机开始缩小公司结构;该年底, 戴尔的库存周转期从73天下降到34天。而95年戴尔的销售收入增加了52%, 投入资产增加超过5亿美元, 戴尔公司的现金流面临巨大考验。到1996年, 戴尔的库存周转期下降到15天。与增加的应付账款 (从41到63天) 相比, 应收账款有小幅下降 (从50天到42天) , 这使得戴尔的资金流得以周转。

从1990年到2001年, 康柏公司是戴尔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据公开的数据, 两家公司在资产周转率、投资回报率、利润率、现金流周转方面的表现。数据的平均值表明, 与康柏公司相比戴尔的投资资本优势明显。

这证明有投资资本优势的企业将比竞争对手具有更大优势。这个预测在戴尔和康柏电脑公司1990年到2001年销售增长率中得到验证。从1996年开始, 新的商业模式使得戴尔的增长速度持续领先康柏公司。然而在1996年, 戴尔的销售额不及康柏的三分之一, 且康柏公司的增速也很快。但到2001年戴尔已经赶上康柏公司。比较两个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会有有趣的发现。从1996年开始戴尔公司的投资回报率比较平稳。1995年康柏的投资回报率已经高达25%, 1996年投资回报率上升到53%, 1997年更是高达75%。但不管康柏管理层如何努力, 其投资回报率和资产周转率还是不及戴尔公司。

四、结论

本文提出企业可以使用结构创新来获得动态竞争优势。该战略利用结构瓶颈知识和模块化运作缩小企业的足迹。外包策略可以帮助那些投资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的企业, 使其获得投入资本优势。本文解释了这种战略如何发挥作用以及模块化如何对产业创新产生持续性影响。并用90年代康柏公司与戴尔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例论证了该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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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烨著, 张纪.跨国外包对接包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 2011第2期.

公司结构创新的意义 篇2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呼吁企业制度的创新

由于经济转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致使我国国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存在股权过分集中,董事会运作不规范,内部滥用剩余控制权等现象.为此,现行的国企改制过程中需要针对所有者、经营者、职工三方面的利益,建立健全相应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制约和维护所有者、经营者、职工的合法权益.通过相应制度创新,使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更为科学合理.

作 者：李善山 作者单位：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苏,225300刊 名：经济师英文刊名：CHINA ECONOMIST年，卷(期)：“”(12)分类号：F272.9关键词：利益 权力 制度 创新

公司结构创新的意义 篇3

与文化旅游、影视传媒、出版印刷等传统文化产业相比, 动漫网游、数字出版、移动传媒等新兴文化产业除了关注文化、创意等传统要素之外, 更加注重与科技创新要素的结合[1], 在技术性、集约性、知识性、增值性、融合性、扩散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 这为文化产业整体发展和繁荣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意义, 在增强文化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之间关联融合的同时, 更能起到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减轻环境能源承载压力的“催化剂”作用。因此, 科技创新驱动下的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必将引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时代潮流。

调查发现, 一方面, 作为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微观主体, 单个文化科技企业或公司囿于自身资源的有限性, 抵御风险的能力十分薄弱, 也无多余精力从事研发创新、信息共享、投资融资等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活动。另一方面, 行业内存在着众多分散的闲置资源, “出勤率”十分低下。由此,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配置新兴文化产业资源的做法不尽合理, 通过引入其他机制对此予以完善十分必要。从组织制度角度看,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便是一种能有效应对上述困境的制度安排。

现阶段, 关于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研究文献相对稀少, 人们对于这一新兴事物的了解也不够深入。本文尝试从学理上对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内涵特点、实践意义及其结构创新进行初步探讨, 以期为学界与社会深化有关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认知搭建一个背景框架。

1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内涵与特点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意指以技术创新为导向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创意研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管理咨询、展示交易等共性服务的一个或几个独立法人实体组成的共同体。其主体通常包括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文化科技企业、职能部门等。通过在上述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桥接”关系,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可以实现系统内要素资源的跨时间、跨空间、跨部门再配置, 推动异质性资源之间的互补与协同, 从而实现“1+1>2”的效果。

“公共性”和“服务性”是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与普通文化企业服务平台的共性所在。其中, “公共性”体现在平台使用资格上的“非排他性”, 即无论是否是平台内部的组织成员, 有相关需求的文化科技企业都可以使用平台资源。不同的是, 平台内的企业成员无需支付使用费或使用费较低, 而平台外的文化科技企业一般则需以会员费、项目费、咨询费等形式缴纳一定的使用费;“服务性”体现在平台主体并不直接参与服务对象的生产运营活动, 转而以技术转移、管理咨询、项目融资等方式协助服务对象顺利完成上述活动。

当然, 由于在服务对象及其主要需求方面存在着差异性,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与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显著区别。

① 高创新性。与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相比,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更加强调对多媒体数字技术、信息网络技术、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创新的不断诉求。这种创新更接近于一种产品和服务创新, 而非传统制造业强调的过程创新[2]。其成果丰富甚至彻底改变了原有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创意、表现形式与传播渠道, 进一步增强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表现力、渗透力与感染力。

② 高融合性。随着高新技术自身创新周期越来越短, 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文化产业其产业内以及与关联产业间的物流、人流、信息流等交换不断加快和加深。在此情境下,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内部各主体之间、服务平台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无论在范围还是程度方面都较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更加深入。

③ 高知识产权保护。与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相比,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提供的更多是可以以符号、数据、信息等数字化编码形式承载的关键技术和研发设计, 很容易被机会主义者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模仿、复制和窃取, 相关利益者的既得利益面临严重威胁。为此, 无论是在发展理念还是措施力度方面,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对利益相关者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都更高。

2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构建的实践意义

世界范围内, 新兴文化产业正以“井喷”态势极速发展。英国的创意设计业、美国的数字出版业、日本的数字动漫业以及韩国的电子游戏业都显示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产业持续竞争力[3], 在丰富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同时, 也极大提升了其参与世界竞争格局重组的综合实力。

研究发现, 这些国家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快速发展, 得益于各自完备的公共服务体系。这其中, 作为直接服务于新兴文化产业的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在丰富产品表现形式、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增加产品附加值、占据产业链高端环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在上述平台建设方面的滞后, 致使长久以来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资本资源被禁锢现象严重, 资源之间无法实现互补与共享, 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附加值少、内容平淡、表现单一也就可见一斑, 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与提档升级。因此,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构建在当前具有重大实践意义[4]。

2.1鼓励技术创新, 实现产业提档升级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将直接服务于新兴文化产业发展, 在整合各方优势资源的基础上, 强化科技创新水平和力度, 通过引进、吸收与内化信息网络技术、多媒体数字技术、通信技术的最新创新成果, 改造与提升文化旅游、工艺美术、娱乐演艺等传统文化产业门类, 并进一步强化对创意设计、数字动漫、网络游戏、数字出版等新兴文化产业的技术驱动。

2.2增强产业融合, 优化资源配置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构建, 是当前产业体系分工进一步深化的结果, 其有效运营离不开科技信息、金融保险、教育培训等诸多产业的支持, 这也为上述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共同平台。此外,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构建能够有效整合平台内各方资源, 及时将其提供给急需的文化科技企业, 大大提升其在研发设计、技术创新、信息共享等方面的风险抵御能力, 延续和拓展这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2.3提升产业价值链, 增强产业盈利水平

创意、内容、传播这三个环节是新兴文化产业价值链上关键的利润增值点。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构建能大大整合以及不断挖掘分散在行业内不同主体处的未尽资源, 借助技术转移、投融资服务和整合营销等方式, 丰富创意设计、内容生产和传播营销手段, 提高上述三个关键环节的价值增值能力, 从而提升新兴文化产业整体盈利水平。

2.4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构建, 有利于政府职能部门及时了解与掌握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态, 从而作为其对资源进行二次分配、提高资源配置有效性的重要决策依据。此外, 如果配以合适的反馈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还能够依据服务平台的运行状况以及政策执行效果对相关政策法规进行及时修正, 从而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2.5打造区域产业品牌, 提高资本集聚水平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先天具有高技术、高知识、高成长的良好外部形象, 如若辅以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 势必将成为区域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品牌之一。品牌效应的巨大号召力, 将促使区域性优质文化资本、人力资本、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集聚于服务平台, 在良性竞争机制作用下, 平台的资本集聚水平将会得到不断提高。

3功能定位与结构创新

3.1功能定位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主要致力于实现下述基本功能。

① 形成鼓励创意、创新、多元、互惠的产业发展氛围, 创造产业协同创新的多方合作机制。新兴文化产业的最大特点在于具有较高创意创新素养的从业人员往往呈现出空间上的分散性特征, 彼此之间需要一个高效平台便于沟通与互动, 从而实现知识共享与集成创新。服务平台的基本功能之一就在于为文化企业家与创意人才、技术人才、专业人才相互间的观点碰撞、合作交流牵线搭桥。

② 为文化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提供可靠的技术与服务保障。服务平台另一个基本功能在于通过整合与再配置平台科技及其相关资源, 打通研发设计、技术创新、产品孵化与市场推广等产业链关键环节。平台内的科研机构、高校院所和骨干文化科技企业研发部门, 能够帮助处于发展瓶颈的文化科技企业攻克成果转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共性或者个性关键技术问题, 而政府职能部门不仅可以通过行政管理降低上述4个环节的制度性壁垒, 还可以依据及时跟踪与反馈结果, 不断改善文化科技企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

3.2结构创新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 与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相比, 当前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除了上述分析强调的技术创新之外, 更表现为一种系统性的结构创新, 这涉及运作模式、行为决策、合作方式与规划设计4个方面的转变。

3.2.1 运作模式上, 从政府主导向目标管理转变

出于意识形态与舆论导向控制的需要, 传统文化企业服务平台更多表现为一种政府主导的运作方式。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发挥着传递与配置平台内部资源的基础作用。然而, 政府行为能力的有限性以及服务平台应对的新兴文化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的不足, 促使政府角色必须从传统的“生产型”向现代的“服务型”转变, 专注于解决基础类科技创新可能会带来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等公共性问题, 转而由科研机构、文化科技企业、中间组织、运营商等非政府因素依据共同的目标来组织和再配置资源。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目标管理模式要求平台各方一改传统的从属观念和角色, 转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服务平台建设, 相互之间互相沟通、分工协作, 在强烈的互惠互利动机驱使下, 通过集成与运用平台内各种互补性科技资源和文化资源, 在帮助文化科技企业实现技术转移、产品孵化、市场推广等价值增值活动的同时, 实现自我目标。

3.2.2 行动方式上, 从独立单向向立体互动转变

主要从两方面理解:一是行动方式从独自向立体的转变。由于在运作模式上实施了目标管理,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内部主体的价值认同、愿景目标更加趋向一致, 相互之间的关联效应也更加明显, 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 行动主体不再是以唯一、独立而是以多个、立体的形式出现。二是行动方式从单向向互动转变。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对于技术创新的不断追求, 有利于显著增强文化产品和服务在风格创新方面的差异性[5]。为确保最终消费者获得更好的体验价值, 及时的沟通与反馈成为必须, 因而平台与外部环境之间、平台与服务对象之间, 以及平台内部之间都进行着广泛的互动性交流与分享。

3.2.3 组织关系上, 从契约关系向社会网络转变

行为方式上的立体互动, 使得传统的基于简单契约关系进行的项目合作不再适用于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内在发展要求。平台内部成员之间以及平台与服务对象之间进行的频繁、长久互动, 有利于相互之间建立起可靠、持久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的建立, 一方面有利于在降低利益相关者之间项目合作交易费用, 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诱导出诸如学习、模仿等机制, 从而增强相互之间的组织粘性, 形成具有深厚情境根植性的社会网络关系。

当然, 社会网络关系的形成反过来会促进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深层次的合作与共享, 进一步降低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外部交易费用与内部组织费用。这一社会网络关系还因其表现出的延展性、独特性与不可模仿性而成为服务平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来源, 在提升服务平台技术创新能力和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同时, 不断提升服务平台的整体竞争力。

3.2.4 规划设计上, 从各自为政向顶层设计转变

技术创新是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关键特色之一, 但由于科技创新活动受到环境的不确定性、项目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开发者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科技创新活动面临着更高的复杂性与风险。单纯依靠某一个主体或者子系统无法实现对这一风险的有效分担, 这就要求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在规划设计过程中, 应从传统各自为政向整体规划、统一部署转变, 实现平台子系统之间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捆绑与风险共担。

当然, 为确保平台子系统与利益相关者能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及其相关互动, 推动服务平台持续稳定发展下去, 平台管理者或者管理委员会必须构建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执行监督机制、管理反馈机制以及进入退出机制, 并予以适时的动态调整与完善。

4发展对策与建议

4.1政府层面

近几年一些成功的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实践证明, 政府部门通过合适的产业政策、集群政策引导, 能够有效促进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完整构建和协调运作。各级政府应适时完善有利于服务平台建设的相应法律法规, 优化区域创意氛围和创新环境, 培育区域诚信文化, 为服务平台的良好运营提供基础保障。

4.1.1 编制科学发展规划, 优化平台体系建设

科学合理制订平台发展规划, 明确不同门类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思路, 建立健全风险分担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执行监督机制、管理反馈机制以及进入退出机制。遵照新兴文化产业发展自身规律以及各地区自身实际情况, 引导不同门类不同功能的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构建, 优化空间布局, 制定系统而又切实可行的配套扶持政策。用好手中的行政权力, 确保我国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体系呈多元化、差异化发展态势。

4.1.2 完善现有法律法规,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现有法律体系, 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规范与约束各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行为。加大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力度, 以宣讲班、培训班、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普及和强化知识产权宣传推广活动。引导和优先处理平台主体对自主创新技术、产品、工艺成果的知识产权申报, 精简相关行政审批程序, 提高平台主体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利益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4.1.3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 减轻税收经济负担

尝试设立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引导资金并制定实施办法, 激励平台主体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对于积极参与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开发研究的创意创新主体给予一定奖励, 并对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等收入进行税费减免, 切实减轻创新主体的经济负担。逐渐加大对平台R&D投入的奖励力度, 对于政产学研高度结合的重大攻关项目从政府财政中再拨一定款项予以专项扶持。

4.1.4 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拓宽平台融资渠道

鼓励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相关主体以专利、版权、著作权、品牌等无形资产进行质押贷款。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的原则, 以税费减免、以奖代补等方式, 鼓励各类政策性银行和优质商业银行、科技保险公司、信托公司、风投机构等与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展开积极投融资对接[6]。建立健全适合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投融资特点的信贷体系和担保机制, 完善平台融资的信用等级评估与监督保障机制。

4.2中间组织层面

文化科技企业服务平台的有效发展离不开中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中间组织能够为服务平台的研发创新、产品孵化和市场推广三大基本功能提供配套服务, 如人才培养、信息共享等, 从而确保创意创新活动的顺利实施与实现。

4.2.1 改善人才培养方式, 提供持续智力支持

应在注重学历教育的同时, 鼓励高校院所、文化科技企业与社会培训机构合作开办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和社会培训课程, 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社会培训教育, 改变传统仅仅靠学历教育培养技术人才、创意人才、专业人才的单一模式, 满足服务平台对相应人才的需求。

4.2.2 搭建信息网络平台, 拓宽平台发展机会

以信息中心、咨询公司、人才市场、培训中心以及销售中心等信息管理服务部门为核心组建信息网络平台, 进一步推动服务平台的信息化、网络化改造。依托信息网络平台, 及时准确地为服务平台主体提供跨区域、跨国界贸易与合作的管理咨询服务, 推动我国服务平台体系主动嵌入文化产业国际分工与协作关系网络之中, 积极承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科技类创新业务, 在全球新兴文化产业价值链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4.3企业层面

文化科技企业具有的竞合意识与技术吸收能力直接影响着其与服务平台之间展开的项目合作的实施效果, 从而决定了服务平台的运营效率。

4.3.1 培育竞合意识, 提升系统整体效益

对于身处服务平台内部的文化科技企业来说, 服务平台是一个既具有密切分工, 又存在相互竞争的复杂系统。良性竞争有利于形成一种外部压力, 正向激励系统内各主体不断追求科技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配置与使用效率, 将平台内部的组织管理费用保持在一个适度、可控范围内。但过度竞争则可能导致平台内主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致使平台内部的组织管理费用不断上升, 从而降低整个系统的协调能力和整体效益。为此, 服务平台内的文化科技企业必须主动树立“竞合”意识, 正确处理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并依据平台内外环境的改变, 及时调整自己的竞合姿态与战略选择, 确保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匹配。

4.3.2 鼓励实施知识管理, 增强企业技术吸收能力

对于服务平台外部的文化科技企业而言, 其具有的技术吸收能力是服务平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功能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本质上, 技术吸收能力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的获取与利用能力。为此, 应鼓励文化科技企业积极实施知识管理工作, 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培育团队式企业文化等方式, 实现各类知识在企业不同部门间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间的传递、共享、整合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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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继新, 楚江江.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研究[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 2011, 23 (2) :1-7, 18.

[5]Cappetta R, Cillo P, Ponti A.Convergent designs in fine fashion:an evolutionary model for stylistic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 2006, 35 (9) :1273-1290.

公司结构创新的意义 篇4

1、创新与资本结构:

Porter (1990) 指出, 创新是企业在竞争中设置进入壁垒、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能给企业带来超过平均水平的经济租金。L o n g和M a l i t z (1985) 认为, 因为R&D投资创造的是无形资产, 有可能遭受市场失败的风险 (例如, 无法在市场上公开交易) , 因此难以支撑起较高的负债。此后, Simerly和Li (2002) 指出因为债权人是风险厌恶的, 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 负债融资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 所以公司在环境高度动态时偏好股权融资。Bronwyn H.Hall (2002) , 认为创新投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无形资产, 而银行等债权人一般倾向于得到实物资产的抵押, 这些债权人更倾向于后者。我国学者李强, 黄国良 (2005) 的研究表明, 创新战略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而动态环境会进一步加剧二者的负相关性。戴跃强, 达庆利 (2007) 以江苏省具有省级或国家级技术中心12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 考察技术创新投资与其资本结构、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的资本结构对技术创新投资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 负债率与技术创新投资呈负相关的关系, 这就解释了目前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内部的自有资金, 没有依赖于外部的资金来源, 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完善, 企业融资的成本较高。

2、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 (主要体现在股权结构和董事会规模两方面) :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越一致, 经营者就越有动力为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努力工作, 从而会提高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企业治理结构通过经营者对创新的态度, 进而影响技术创新活动。

(1) 公司规模与创新: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不确定性的, 早期的研究发现了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的证据。大多研究认为中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而言面临风险更大因而处于劣势, 大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优势。当然也有文献得到的是相反的结论, 这些研究发现, 在集中的行业, 大公司会进行更多的研发, 而在新兴的不集中的行业, 小公司更具有创新性。

(2) 创新与市场结构:熊彼特最早提出了关于市场结构和研发关系的理论观点。他认为垄断与研发有着密切的联系, 高市场集中度的产业更有助于激励企业的研究开发。闫冰和冯根福 (2005) 的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与行业竞争强度成反比。竞争性环境会给企业研发带来更大的激励。唐要家和唐春晖 (2004) 的研究也发现中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效率与市场集中度呈现负相关关系。目前, 多数的研究并不支持垄断性市场结构有利于提高研发效率的观点。

二、结论及建义

(1) 科技含量影响资本结构, 换言之, 高科技行业资产负债率较高; (2) 科技含量影响公司绩效, 换言之, 高科技行业资产利润率较高; (3) 科技含量和资本结构均影响公司绩效, 但是公司绩效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过度的负债只会加大公司破产的概率。目前, 我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 扩大规模能够增加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对于市场的影响和控制能力。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我们建议:

(1)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走技术创新与适度负债相结合的道路。加大对高科技行业的资本支持力度, 提高高科技企业科研费用资本化的比例。 (2) 提高高科技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我国的高科技公司受政府干预较多, 市场化程度较低, 因此建议我国一方面应大力发展风险资本市场, 另一方面应逐步放松对民营资本进入高科技领域的限制, 提高高科技产业的市场化程度。 (3) 大力发展我国的长期债券市场。我国的企业不能根据自身的要求调整长期负债,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滞后, 企业的长期负债严重受到融资约束, 因此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4) 进一步加强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高科技企业具有高风险的特性, 这就造成一些投资主体对其望而却步, 缺乏投资高科技企业的动力, 因此在我国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起步阶段应该给予充分的税收优惠, 鼓励和吸引风险投资机构以及战略投资者加入到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行列之中。

此外, 鼓励以无形资产入股、放宽对无形资产持股比例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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