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共12篇）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1
中国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制度变迁,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不断转型的过程。近年来,经济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更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下简称《改革》)一书,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变迁,那么今天看起来如此完美的改革顺序的内在制度经济学机理是什么?过去我国因为出对了牌获得了成功,那么未来这种成功还会持续吗?面对发展带给我们的挑战,未来的改革之路应该怎么样走呢?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经验研究方法可为我国改革的准确顺序做出一个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改革》一书中提到:“研究中国改革策略最明显的疏漏之一,莫过于让历史虚无。在面对历史时最严重的冒犯,莫过于对历史偶然部分失败。因为偶然性往往最接近历史长河的大转弯处。人们回顾历史最大的失察,莫过于完全排除进化发展的大历史视角。而一旦无视历史的进化发展,解构、建构的理论对于未来的启示意义似将模糊不清……。”同样,比较历史制度分析通过考察经济史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阐释基于特定背景、含有理论信息的交互式制度分析方法。以我国的乡镇企业改革实践为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农村工业是有基础的,包含有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和具有近现代企业特征的农村企业,这种农村工业传统为乡镇企业日后的崛起提供了技术甚至是经营能力。那么,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功地解决了我国的吃饭问题时,因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便成为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这种改革的实践需要对比较历史制度分析有更清楚的认识。在分析制度变革时,要认识到制度的动态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了解这个过程的一般特性,对评价与特定制度相关性有关的推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制度反映了从过去的制度传承下来的知识,反映了从过去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其他备选制度要素之间的根本不对称,反映了现有制度对这种不对称性的程度、制度完善以及制度相互关联的影响。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可以帮助人们加深对这种不对称的理解。《改革》一书提到,苏东剧变后,俄罗斯在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的起点迅速推进“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几乎无法操作。笔者进一步认为其原因在于西方和前苏联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此时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直接移植到苏联便是传承下来的制度要素与西方这种备选制度要素的不对称,有种把大象放进冰箱的不协调感。现有制度本质上是过去制度的函数,所以历史信息在评价有关现有的推断是必要的,这也为思想史变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方法。
二、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与转型经济分析
通过阅读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不少学者对于制度的定义非常狭隘和简单,甚至认为政府或其他组织成形的规章条例就代表制度的全部含义,有时也会为一些无人遵守、形同虚设的制度而感到迷惘。《改革》一书在分析中国制度变革时采用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观,即制度应该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增量改革”的概念有助于加深对这句话的理解。“稳住体制内”,即国有企业的改革被限制在原体制框架内,但被赋予盈利压力;“放弃体制外”指放弃在经营上约束乡镇企业、个体企业的经济行为。这在古典经济学中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即改进某经济体的福利而破坏另一个经济体的福利。这种经济改革也达成了纳什均衡状态,即博弈均衡。这种改革皆大欢喜,自然顺水推舟。不过改革的背景未必永远这么和谐,如果必须要改革的一方放弃自身某些利益去使社会整体福利变得更好,该如何推进呢?其实这便涉及到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改变博弈规则从而获得新的制度均衡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总是带来经济绩效的提升。
三、“转型”凸显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
道格拉斯·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用路径依赖理论阐述了经济制度的演进,《改革》一书则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那些紧密联结的最终结果都可以说是源于路径依赖的。虽然从题目来看,中国改革的成功被归因于中国政府准确的制度供给顺序,但该书其实从始至终都在督促读者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制度到底是基于古典理论的理性设计的,还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无意识演化出来的。可是读完该书之后,可能你会得出第三种答案,即我国的制度变迁是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双重影响下的历史过程。
以中国成功的农村改革为例,农村改革当中最显著的制度变迁当属人民公社制度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转化,书中提到了这一制度变迁的自发性。首先以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加以佐证,随后又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加以证明。农村改革的初始条件有二:一是9.6亿总人口中有7.9亿是农民;二是中国已经有太长时间成为每年一度“全球饥饿联赛”名列前茅的国家,这构成了制度变革的内在驱动力。所以,1976年以后,安徽省小岗村率先以民间契约的形式实施分田到户。通过考虑时间因素可知,小岗村的行动肯定不是官方新政策所致,而是中国官民在包产到户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而改革“正立足于自己最坚固的历史经验之上”。
现在回溯这段历史,可以去思考一个虚拟的问题:假想此时政府制定的新政策如果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继续深化人民公社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更加清楚制度变革成功的关键要素,那便是遵循历史及其产生的社会意识,这构成了制度改革的既有路径,任何脱离这种路径的制度改革注定是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事实上,本书中提到了几个关键的政策,包括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发布的正式农村政策依然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1980年包产到户才被冠名为“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此时已在中国农村实践了两年并取得良好结果的制度才获得了政府的合法性认可。农村并未因初始政府的不认可而放弃包产到户,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也并未坚持原有的政策路线,而是在农村丰收的经验中看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从而改变了自身的政策设计路线。这一不容忽视的历史进一步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影响,并通过对动态系统背景下的政策分析说明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和学习机制。
四、结论:改革下一步的顺序是什么
最近有不少学者在研究当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减速问题,研究该问题的原因应该是给我国下一步改革提供一些建议,尽管改革未必是建构的。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原因有四个:(1)劳动力要素出现拐点,资本增长速度下降,劳动产出弹性上升;(2)产业结构非效率变动问题突出:劳动力转移结构性配置效率下降;服务业扩张引致生产率改进速度下降;(3)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从30%降低到17%;(4)居民物质性消费支出和一般性服务支出比重下降。其中前三项是关于供给方面的,第四项是关于需求方面的原因。通过与我国工业化加速追赶时期的有利条件相对比,可以发现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要素都遭遇了瓶颈期。因为有利条件分别为:(1)国内外广阔的物质产品需求市场;(2)过剩劳动力;(3)比较容易获得的资本;(4)外部大量生产技术存量。由于通用技术导致竞争均衡,资本效率持续递减,人口红利消失,原有的高速增长模式无法持续。
进一步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以往改革过程中打的好牌现在逐渐成为转型的障碍,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打出下一张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包括:有计划的政府行动和规模扩张的融资支持;工业化成本的有效控制,包括低利率、低汇率和低工资水平;政府支持的技能积累和有目的的学习能力培养。这些典型事实曾经有力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是,当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政府的做法使得资源过度向低效率部门配置,形成通用技术对新要素供给的挤出。比如,政府使大量新增投资过度倾斜于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这些产业不仅绩效过低,而且污染严重。对于如何突破增长约束,学者们提出几种方法。比如,探索抵制规模收益递减的新要素和技术创新路径、资源错配的制度性改进即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是笔者能够看到的最新的转型建议,但是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其实这种万能药方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万能药方如何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达到博弈均衡,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宇力.改革:中国做对的顺序[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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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库尔特·多鲁佛.经济学的演化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7]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5,(11):4-19.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2
新闻作者：管理员新闻来源： 日期：2010-09-17浏览次数： 237
1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要提高政府的执行力，以使正确的方案、规划得到贯彻落实；无论是推进经济改革还是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都有一个中央和地方配合行动的问题需要解决。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1984年参加过上海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近15年来又一直在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教书。作为“半个上海人”，我欣喜地研读了《财经》杂志社对上海市市长韩正的访谈稿。
我之所以感到欣喜，是因为韩正市长清晰地回答了许多对上海发展关系重大、而又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这表明上海市党政领导对问题症结有切实的把握，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
我这里所说的重大问题，首先是指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式。自从浦东开发以来，上海一直以高强度的投资支撑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近年来全国GDP增长的排头兵。对于上海的“起飞奇迹”，国内外赞誉之声占有主要地位。
但在国内经济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对这种被有些人称为“起吊机经济”支撑的高速度断言不可持续的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对于这一争议，韩正市长的答案十分明确：“从国家角度讲，一个地方如此高的投资密度，是非常不科学的。从地方来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也是不可持续的”；“上海还可能保持10%、20%的增长吗？不可能的。”“一句话，上海转型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了。”另外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是上海国有企业高比重和所谓“大政府、小市场、没有企业家”到底是优势还是缺点。对此，韩正市长也有清楚的回答：上海需要加快推进市场化。
他说，在政府改革方面，“上海要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改革方向一定是开放的市场化重组。”“除了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和政府必须要承担的基础设施外，都要加快推进市场化”；“国有资产市场化的基本模式是证券化，通过整体上市把国有企业变成公众企业。特别要打破现有‘集团公司控制上市公司’的体制„„把集团公司的资
产注入到上市公司，不能注入的就剥离出来”。“国有企业要改革，民营企业要有发展，外资企业也有一个合理的比例，上海经济才能保持活力。”
韩正市长的这番讲话使我们感到，上海市领导的用推进市场化改革来保证经济转型成功的意向，很值得期待。
当然，根据最近这些年的经验，正确确立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方针，并不意味着已经解决了所有的具体问题。
首先，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才能落实为具体行动。
例如，上海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具体方向，历来都有“四个中心”“退二进三”“做强制造业”等不同的说法，看来仍然有待深入讨论和做出准确的厘定。上海市由于幅员广阔，现在包含的产业众多，产业发展方向的厘定就更费考量。在我看来，要厘清这个问题，有一点可能需要明确：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城市化总是和专业化相伴而行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因为各具特点，它们的空间分布也有不同要求。
服务业、特别是其中的金融业由于相关行业门类繁多，而且彼此之间联系十分紧密，因而需要聚集在大城市中才能降低交易成本；而制造业由于内部关系紧密，而与其他行业间的联系并不那么密切，因此同行业的制造企业往往在中小城市集聚，这样才能降低成本和提高同专业人才的集聚度，便利思想的交流和碰撞。针对上海目前规模巨大、行业众多的实际情况而言，产业门类过于单一恐怕是不现实的。为了发挥上海作为大城市的优势，提高其整体效率，也许需要改变目前这种把服务业企业和各种制造业企业混在一起散落在规模巨大的市区中的状态，形成组合式大都会的格局：服务业集中于中心城区，适合于在上海发展的不同制造业连同员工居住区则集聚在各具特色的周边小城市（或者叫卫星城）中。到底如何确定，也就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和充分地进行讨论。
其次，提高政府的执行力，使正确的方案、规划得到贯彻落实。
由于中国的城市化改革已经进入必须攻坚的深水区，每一项改革的推进，都会遇到来自“左”的意识形态或权贵既得利益的障碍，以及官僚主义惰性的阻力。
如果不能克服这些障碍阻力，采取实际行动推进改革，任何好的规划方案都会变成一纸空文，大众也会感到失望。例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上，2006年全国人大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2006年-2010年），各地区也根据同样的精神制定了本地的规划；但是，现在看来大部分地方的规划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在即将进入“十二五”的今天，规划方案的落实问题就更加值得引起注意。
与此不同，据上海市国资委召开的“2010年行业收缩调整半工作会议”透露，上海计划在三年内将国资涉及的行业由原来的79个减少到54个。目前，全系统已完成六个行业的整体退出工作，涉及企业40户，资产32.77亿元。今后行业收缩调整工作要进一步注重与产业结构调整、开放性和市场化重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三项工作结合。这种认真执行1997年中共“十五大”和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所有制结构的战略部署的工作态度，很值得提倡。
最后，无论是推进经济改革还是进行政府自身的改革，都有一个中央和地方配合行动的问题需要解决。
例如，韩正市长讲到的国有经济的开放式市场化重组、国有集团公司转变为公众公司、要素价格市场化、恢复民间商会自治组织性质等改革，都涉及到全国性的立法和政策，不是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所能决定的，只有在中央授权或直接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用改革来清除制度障碍，形成一个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好的想法才能付诸实施和取得成功。
以行政改革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篇3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思想和战略决策，描绘了国家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对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
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一般说来，当今世界新兴经济国家都面临经济转型、提升经济增长水平的紧迫任务。然而，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不一样，各国推进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做法与路径必然也不相同。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转入发展新常态，转型升级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近两年，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鲜明特点，是通过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和创新宏观调控，加快市场化进程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转向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水平，以实现更高形态、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一是简政放权取得前有未有的进展。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本届政府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简政放权改革，提前两年多实现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目前，国务院部门共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40多项；中央层面投资核准事项减少76%，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三证合一”，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企业年检制改为年报制；分四批取消211项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减少三分之一；中央层面取消、停征、减免4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减少企业和个人负担近千亿元。多数省（市、区）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40%，有的超过70%。简政放权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和社会活力与创造力。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近两年多时间，全国新增市场主体2000多万个，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11万户，新登记企业中，90%是小微企业，96.3%是私营企业。各类社会组织也有较快发展。
二是在深化简政放权改革中完善市场监管。简政放权是要把本属于市场、公众、企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交出去，充分尊重它们的权利和发挥它们的应有作用，但放权不等于一放了之，完全撒手不管。简政放权与市场监管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二者不可或缺，不能偏废。在简政放权的同时，中国政府也着力创新和加强政府监管。近两年来，国务院确立了“放管服结合”的改革思路，强调搞好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政府服务。包括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查处经济、金融、财税领域违法行为，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政府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强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开展网上服务，推进由“进多个门，办一件事”向“进一个门，办所有事”的服务模式转变。
三是积极适应新形势创新宏观调控。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积极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是确立了“区间调控”的宏观调控思路，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长速度、新增就业、居民收入、消费价格等宏观指标都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把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上。除了重视对经济“量”的调控外，还重视经济“质”的提升，提出了提质增效、结构优化、绿色发展等一系列组合性的宏观调控目标。二是实施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对可能滑出合理区间的重要影响变量进行预调、微调，不搞“大水漫灌”，而是有针对性地实施“喷灌”、“滴灌”。三是创新宏观政策工具。在综合运用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结合，供给政策和需求政策的结合，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结合，长期政策和短期措施的结合。可以说，中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
“无形之手”“有形之手”共同发力
通过深化简政放权和创新宏观调控的一系列举措，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第一，整体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十天前公布的数据，前三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6.9%，其中，一、二季度都增长7%，三季度为6.9%。虽然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落，但经济整体平稳的基本面没有变，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也没有变。在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还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10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基础上取得的，是在高基数上的增长，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5年前的1.5个百分点，相当于10年前的2.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要比过去大很多。其他宏观经济指标也比预期的好。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增就业1066万人，已超过全年的预期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改革举措推动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情持续高涨。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涨势温和。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转型中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取得新进展。从供给结构变化看，今年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了8.4%，占GDP的51.4%，比去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从内需结构变化看，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8.4%，比上年同期提高9.3个百分点。从收入分配结构变化看，国民收入分配继续向居民倾斜。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于GDP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继续缩小。这些说明，中国经济开始由工业主导型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由依靠过高投资拉动向投资消费协调拉动转变。
第三，创新驱动发展势头良好。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一系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新技术、新业态、新产品、新动力、新经济成长迅速。今年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4.2个百分点。互联网+、智能设备、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信息、文化、健康、旅游等消费需求旺盛，新的经济增长点快速形成。
总之，中国政府一手抓简政放权，着力推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手抓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努力使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让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共同发力、协调并用。这对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促进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目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体制改革还处于攻坚期，结构调整正值阵痛期，动力转换仍在过渡期。
经济转型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
我们必须按照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牢固树立和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改革，创新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为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释放更多的红利、开拓更大的空间。
第一，进一步深化简政放权，增强市场和社会活力。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搞变通。为进一步打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空间，国务院决定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日前，国务院决定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年底前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此类事项，原则上全部取消。同时，要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从2018年起，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管理从自贸区扩展到全国，从外资扩展到内资，将有助于破除束缚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还要加快市场开放，特别是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改革，扩大电力、电信、石油、金融、文化、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市场准入。通过负面清单制度对一些重要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固定下来，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以更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第二，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要完善市场监管体制，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综合监管和执法体系，把相关部门的监管事项和规则放到统一的监管平台上，推进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并动员公众、媒体等参与监督，形成“大监管”合力。要创新监管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大数据监管系统，构建“互联网+”监管模式，实现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要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管，特别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完善消费市场监管，推动建立服务业监管标准，全面推进市场监管的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第三，进一步创新和加强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要继续完善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结合”、“近期调控和长远调控结合”、“间接调控和直接调控结合”等，及时完善调控政策，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实效性。近期内，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减轻企业发展负担。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和公共产品投资力度，加强公私合作项目（PPP）的落地。货币政策总体保持审慎和稳健，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实施相机调控。要实施更有力的产业政策、国土政策，并使各项政策工具协同发挥作用。要着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运用高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比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要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和沟通，寻找利益共同点，积极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营造有利于国内经济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在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强与国际宏观调控的协调越来越重要。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不断取得更大的成效。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4
一、影响当前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稳定工作的因素
( 一) 政治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国内外反华势力实施的渗透破坏活动不容忽视。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普及运用,境内外反华势力较之以往勾结更加迅速和广泛,特别是针对我国一些内政、领土等问题,完全忽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断制造事端,借各种问题对我国实行“软遏制”,使一些本属于我国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被激化。这些反华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我国高校为突破口,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弱化,达到动摇大学生理想、信念及价值取向目的,以此来影响我党和我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作为营口市知识密集、智力密集和人才密集的场所,也是营口市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它的稳定对营口市的社会政治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学院必须提高认识,明确重点,采取切实措施,把维护稳定工作落到实处。
( 二) 思想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多年来,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的应用型人才。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尤其是人文教育方面相对薄弱,影响了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表现为部分学生辨别是非能力相对较差,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社会发展规律缺乏足够的理性认识,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思想认识不足,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可乘之机。
( 三) 社会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期内,人们在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随着大学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些转型期内存在的社会矛盾和新问题逐步渗透到校园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师生对社会的认可程度和相应行为。
( 四) 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随着科技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为各种思想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大量的信息通过网络渗入到社会各方面,其积极作用不言而喻。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也将一些道听途说的信息、谣言和各种以所谓“维权”名义的不良情绪甚至是煽动性言论在网上扩散。目前,学院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网络防范意识亦相对淡薄,容易受到网上这些不良言论的影响,成为影响校园稳定的又一个不利因素。
( 五) 校园周边环境存在的不利因素。大学生是目前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消费群体,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校园周边建立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小商业圈。但周边市场、网吧、地摊等商业网点并未完全拥有合法经商手续,一批自由职业者经常在校园周边经商、逗留,加大了学院学生管理工作的难度,给校园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 六) 学院三地办学格局存在的不利因素。在营口市各级领导的关怀、指导下,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原新华学团基础上建设了东校区,东校区对学院教育教学的发展来说,有其积极的作用,但由三地办学格局所产生的问题,近几年也逐渐成为影响校园稳定的不利因素。由于南、北校区与东校区相距较远,学院无法完全利用旧校区己有的设施和管理资源,使运营成本和管理难度方面难度加大。师生在上课、办公过程当中,经常要在三地之间往返,给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并造成了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
二、营口职业技术学院采取应对性措施
( 一) 落实维稳工作责任制,建立一支维稳工作队伍。建立健全维稳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维稳工作中,以处理突发事件和可预测事件的工作预案和相关的岗位责任制为基础,长期坚持院领导联系基层部门、联系师生制度,并规定处理相关事件的原则和工作程序,在各教学部门领导系统之外,还要明确党群行政部门的职责,形成统一领导、层层落实、通力合作、齐抓共管的完善维稳网络,为校园稳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 二) 加强安全稳定教育,树立师生维稳意识。抓好安全稳定教育,是打造良好校园安全稳定环境的一个关键。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维稳工作转化对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对师生进行国情、党情、省情、市情、校情等方面教育,并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日常活动中。在教育过程中,对于师生的爱国热情,既充分肯定又进行正确引导,使学生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关注国家改革发展,在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认清肩负的社会责任,树立维稳意识,自觉维护社会团结和谐,依法、有序、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并把强烈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 三) 提高安全稳定执行力,解决好学生实际问题。要积极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安全稳定执行力,以学生为本,关心学生的实际问题,及时化解存在的矛盾,为学生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特别是对学生日常学习、生活、活动各个方面,做到准确判断并认真排查其中影响学生安全稳定的因素,认真落实就业指导、临时补贴等各种优惠政策,切实解决了在校学生的饮食、住宿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 四) 多部门协作治理学院周边环境。落实保障师生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与公安、文化、城管、交通、工商等部门协作配合。针对校园周边环境问题,将排查出的隐患分类,及时通报和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综合整治,同时明确学院保卫处、各个部门的职责和任务,定期对学校开展安全大检查,全力抓好高校的安全防范工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 五) 加快推进新校区项目建设。2011年营口市政府制定的《营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完成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学院在已经充分论证新校区建设项目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及相关部门的支持,加快推进新校区建设步伐,努力实现“一校一址”,改善办学条件,优化育人环境。
( 六) 加强网络思想舆论阵地建设。加强学院网络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继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校园网络。严格网络管理,讲究网络法规道德,建立有学院特色、对学生有很强吸引力的网站,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
创建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是营口职业技术学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依法治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学院高度重视影响校园安全稳定的潜在因素,切实解决好安全稳定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真正做到未雨绸缪。
摘要：当前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学院维稳工作的重要任务是认真分析安全稳定工作中存在的不利因素,采取针对性措施,全面提高工作水平,确保地方高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地方社会的长治久安。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5
摘要：在地方本科高校教育转型中，《西方经济学》作为经管类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不仅具备较强理论性，更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在课程教学改革中，首先应当教学供给侧改革，在供给主体、供给内容和供给方式方面进行教学改革创新。其次要加强实践教学改革，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的应用能力。再次进行“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最后要适时进行专题知识讲座，拓宽学生知识面，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改善课堂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最终实现地方本科高校教育的转型。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地方性本科高校；教学改革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以创新的教学思维，不断进行课程教学改革创新，适当添加一些创新实践活动，在创新教学改革中培育人才、在创新实践活动中发现人才。目前地方性本科高校针对《西方经济学》课程主要采用单一模式的教学方法，本人结合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心得体会，结合地方本科高校经管学院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一些创新教学模式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实践，寻求适合地方本科高校经管类学生学习的教学模式，培养出适合企业、适应社会的应用型人才，逐步实现地方本科高校向职业化教育转型。
一地方本科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西方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学生的一门核心专业基础课，对地方本科高校学生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却存在许多问题：
（一）地方本科高校区位的劣势，师资力量相对缺乏
地方性本科高校多处于某地级市，地理位置与省会城市或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其区位劣势明显，另由于地方性本科高校大多数是专升本，在升本后由于大量扩招，学生数量剧增，但师资数量出现一定不足，同时师资质量和结构问题突出，作为热门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师资力量常现严重缺乏。另由于地方本科高校的品牌效用较弱、教学科研硬件和软件条件较差，中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人才引进后因为待遇和发展空间问题难以留住。因此，地方本科高校《西方经济学》的专任师资力量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师资力量缺乏使得在任教师教学任务繁重，在上课之余很难有更多的精力进行教学创新。
（二）地方本科高校学生素质相对较低，学习能力较差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的学科，学科的特殊性要求学生不仅课堂上要认真听讲，课后还需适当复习，在学习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全力以赴。地方本科高校的学生与其他重点高校相比，学生不仅生源质量较差，普遍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仅靠教师在有限的课堂进行教学，再精彩的课堂也会使学生根本无法很好掌握其中的内容，达到有效的教学目标。
（三）数学化经济学术语增加了课程的学习难度
《西方经济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理论性，其内容抽象晦涩难懂，使得地方本科高校的学生缺乏学习该课程的兴趣和动力。尤其是当前经济学边际革命之后，在传统性的经济学分析中融入数学逻辑，数字化成为经济学的一大特征，不断数学化成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相对学生来说，自从经济现象不断抽象化为数学符号后，经济学现象不再易于理解，而是变得复杂难学，学习兴趣随之不断降低。这时课程的专任教师就要思考如何协调二者关系，如何对课程进行改革，使得学生能学好经济学，能应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二地方本科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法
根据当前地方本科高校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将提供一些教学改革方法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和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一）教学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是相对于需求侧来说的，教学的“供给侧改革”不仅是教学的一种手段，更是教学的一种思维。一直以来，《西方经济学》课程教育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对等。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强调教学供给侧理论灌输，教学方法单一，而忽视学生需求侧的主体性特点，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和需求，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但后来一段时期内教学将重心转向需求侧，过份迎合学生的需求，过于强调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同样受到影响。目前我国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在《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有“供给侧改革”思维。在供给主体方面，在加强地方本科高校师资力量建设的同时，引导经济学科教师以及学生管理部门、服务部门共同参与，将所有社会组织、社会资源都纳入到经济学类教育的系统资源当中，构建经济学教学多元供给主体，发挥不同主体的积极引导作用。在教学供给内容方面，需要提高西方经济学供给端的质量，要整合多方教育资源，组织各类教学实践活动，对优秀教师教学案例、教学视频进行分编整理，实现《西方经济学》教学均衡化发展。在教学供给方式方面，教学方式要分层和分类，要做到知行合一。对于地方本科高校经管类不同专业的学生实行不同的教育模式，实现精准的教育供给；在课堂教学上，要转变教学方法，要注重运用整体框架法、案例教学法、启发式教学、参与式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使课堂教学丰富多彩化。
（二）加强实践教学改革
对于地方本科高校来说，继续深造的机会不多，90%以上的学生毕业就会踏入社会，面临找工作的问题，这也是与研究学术型大学的区别，所以对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地方本科高校的重点。地方本科高校要重视以实践育人，通过建设一批独具特色、功能不一的实践教学基地，给予学生适当的实践指导，达到实践育人的效果。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在理论课时完成后需要增加部分实践环节，充分利用地方本科高校校企合作的优势，鼓励学生走出去，老师带队走出去，走下去。紧跟社会的步伐，面向生产、管理、服务层面培养高素质的专业型、应用型的人才。通过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可选择的教学模式，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三）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
在信息快速更新的时代，未来的人才是懂网络，且会运用互联网的人。为了使学生懂得网络资源的应用，可以通过采用“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所谓“任务驱动”是由教师把教学内容设计成一个或多个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开放性题目，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查找资料去完成任务，通过完成任务掌握教学内容，达到教学目的。这种模式促使学生将网络资源利用的`学习模式结合起来运用到《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当中,首先通过课上教师分析教学目标，精心创设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话题，促使学生对学习的内容具有探索欲望，形成内在学习动力。其次通过布置学习任务，进行分组讨论话题，教师引导学生通过网络资源网查找资料，通过自学资料，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使每个小组都带着问题和任务开展自主探索学习和交流协作学习。再次学生可在学习论坛彼此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同时教师也参与其中，对关键性问题进行启发和点拨。最后通过小组协作，组织文字资料，并就此做出汇报，提高学生文字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教师根据汇报结果做出总结和评价，并进行适当拓展引申。
（四）组织专题知识讲座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发展性学科，可以根据课程的教学知识结构设计一系列专题讲座。这些专题讲座可以通过校内相关领域名师为学生进行讲解，也可利用各种社会资源邀请一些经济学家、优秀校友、著名的企业家来校开展专题知识讲座。这种专题讲座活动不但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了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理论前沿，而且可以使学生零距离感受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先进思想和观点。通过专题知识讲座可以不断加深学生对实际经济问题的理解，启发新的思维。
三结语
地方性本科高校选址多在中小城市，与全国重点大学或省属综合性大学相比有较多的劣势，但是我们要避短扬长，重视教学改革，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改革，教师必须在掌握西方经济学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教学实践，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才能解决其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常言道：“学无定势、教无定法”，在地方性本科高校的《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通过适当的教学改革方法，比如教学供给侧改革、加强实践教学改革、引导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组织专题知识讲座，就能使学生深刻理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就能够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和培养应用型人才，也能实现地方本科高校的职业化转型，增强地方性本科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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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6
今年以来，按照中央决策部署，紧密结合重庆实际，我们把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着力点，制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4+X”工作方案。“1”，是指重庆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方案；“4”，包括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化解过剩产能、去除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四个专项工作方案；“X”，是指若干任务清单，也包括涉企30条措施。按照这一揽子方案，我们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既扩大有效供给，又去除无效供给，不断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具体来讲，主要抓了八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方面，调优存量做优增量，增加有效供给。
第二方面，靶向施策精准发力，主动去除无效供给。
第三方面，分类推进精准施策，去除僵尸企业空壳公司。
第四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优化制度供给。
第五方面，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拓展供给空间。
第六方面，注重市场导向，强化创新驱动
在增加新供给方面，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来进行回应。”以科技创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通过技术改造来更新换代产品，又要通过革命性技术创造出新市场。即使这些新产品、新需求，在老百姓现在的观念里还没有，但有企业家或技术拥有者，能作前瞻性判断，预测到这种潜在需求，并进行规模化生产，就会带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对这类创新活动，政府要倾情倾力予以支持。去年，我们落实中央8号文件精神，出台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关行动计划。今年5月，中央召开全国科技创新大会，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将在8月召开全委会专门部署这件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当前，这项工作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
第一，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企业是研发的主体，重庆尤其如此。重庆本科院校20来个，还有40多个专科院校，高等教育资源不算缺乏，但教育科研水平还需大力提升，大专院校对生产力的贡献不足。我们国家级的科研院所也比较少，尽管成立了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但才刚刚起步，每年从国家部委拿到的研发经费，基本上是四川、陕西的零头。“十二五”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绝大部分指标都完成了，但R&D支出占比没完成，设定2%的目标，结果只有1.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重庆短板中的短板，怎样才能把这个短板补上去？主要应靠企业来完成。争取到2020年，全市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的研发人员聚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来源于企业、90%的专利生产于企业，这样，在科技投入方面，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形成9∶1的格局。
第二，抓好孵化器等创新平台建设。一个城市，真正的创新平台不在于大批量、排浪式地去搞几百个、几千个。对重庆来说，只要有几十个货真价实的开发平台，一个平台带出上百个企业，几十个平台就能带出几千个企业。如果搞平台贪大求多，最终可能很多是空头平台，变成了形象工程。好的创新平台有六个标准：一是项目甄别。要把好准入环节，聚焦专业领域、分门别类，比如搞机器人的平台，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更不能把生物医药之类的东西放进去。二是培训指导。任何专家、学者、创业者都不是天生的企业家，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一些资本，创业就需要培训，这样成功率可从10%提高到30%。三是服务平台。一些实验室、专用设备或专业设施，应该由孵化器来提供，公共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投入，变得“小而全”、“大而全”。四是股权投资。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要有种子基金、天使基金、风投基金、引导基金等多层次资本投入体系来覆盖和保障。五是收购转化。创新成果出来以后，应该有不同的转化出口通道，比如上市、被大集团收购，或者与其他企业合资合作，还可以把成果拿到市场上拍卖，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成果转为生产力。六是资源集聚。孵化器应成为行业信息传递、各种知识交流的窗口，成为汇集某一领域创新人才的前沿阵地，体现出一种集聚力。具备这六个标准的孵化器，如果我们认真搞，专心致志地搞，沉心静气地搞，今后几年有40—50个搞成功了，产生出重要创新基地功能，将是了不起的事，必将对重庆西部创新中心建设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三，通过开放式创新引入和用好外部创新资源。重庆搞创新，跟北京、上海不一样，靠自我积累显然不适应发展的需求。重庆本土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有研发能力的龙头企业都很少。那种只搞研发投入和专利销售、不搞生产线和货物贸易的研发型企业更是少之又少，仅有的几家还都是引进的。这种情况下，只有靠开放式创新，通过产业链整合、收购兼并或总部集聚，把外部创新资源引到重庆来。最近，我们引进了ARM公司入驻渝北仙桃数据谷。这个公司设计全球90%以上的智能手机芯片，形成了研发体系的总架构，成百上千的设计公司都围绕这个架构进行设计，芯片制造厂再根据这些设计去造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研发龙头，还带动大批企业一起搞研发。其他领域，我们也在通过这种方式努力引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总之，“十三五”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创新这个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安装上去，推动重庆经济提升到更高境界。
第七方面，减负降本增效，提升重庆企业竞争力
这些年，我们从服务实体经济出发，致力于打造低要素成本、低物流成本、低土地物业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税费成本的“五低”环境，综合物流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社会融资成本比全国低1个百分点，其他成本也比较低，增强了对社会资本、外来投资的吸引力。当前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书记强调要大刀阔斧降低成本，使优质企业增强竞争力，并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费成本、“五险一金”成本、财务成本、电力价格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结合重庆实际，进一步落实好国家降成本的政策措施，打造“五低环境”的升级版。去年下半年，我们酝酿实施了一个“涉企30条”。到四季度，根据中央降成本的最新指示，又补充了一些有力度的措施。今年全年，预计为各类企业减负500亿左右。这500亿不是把过去几年已经降下来的成本重复算一遍，以前降的就降了，是在原有基础上再降500亿，并成为常态。
第一，为企业减税150亿。首先，贯彻落实好国家“营改增”政策措施，全年能为各类企业减税120亿元。还有，进一步加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调整消费税、出口退税、战略性新兴产业税费减免等政策实施力度，可为企业减税30亿元左右。
第二，企业“五险一金”的成本，要减160亿。“五险一金”中，养老金企业交20%、个人交8%，加在一起28%；医保企业交10%、个人交2%，加在一起就是12%；再就是公积金企业交7%、个人交7%，就是14%。然后再加上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几个小的百分点，总费率超过57%，企业负担占到近40%，个人也要交17%左右。这样，不仅增加企业运营成本，还影响老百姓即期消费。新加坡各种险金统统加起来35%，企业交15%，个人交20%。可见，我国企业这一块的负担确实挺重。
重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一方面是动费率，把企业养老金缴费比例降了1个百分点，医保缴费比例降了0.5个百分点，失业金缴费比例降了1个百分点，公积金缴费比例降了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把企业最低缴费基数调下来。费基是和社会平均工资绑在一起的，这对工商企业不尽合理。重庆工业企业参保职工230多万人，服务业270多万人，平均工资算下来，一个月就是3000多块。但如果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60多万人算进来，甚至把金融系统较高收入的10万多人算进来，这样一平均，基数就搞得比较高，企业就难以承受。有一阵子，许多沿海到重庆落户的企业反映，重庆的养老保险缴费比深圳、广东高，乍一听来不合常识。我们后来核实，深圳本地人300多万，外地打工人群800多万，这800多万收入较低的人群进入基数一平均，深圳整体的缴费基数就较低。而在重庆，情形正好反过来。为此，我们作了调整，不把金融机构、事业单位、党政机关与企业职工工资混在一起，不搞“被平均”。这样，职工月平工资就降了一千多块，企业为每个员工缴的“五险一金”就可以少支出好几百块。这样从费率、费基两头发力，就减下160亿左右。
第三，天然气、电力成本降下来50亿。天然气方面，利用重庆是天然气主产地、页岩气增长快的优势，争取国家部委支持，下调非居民用天然气的销售价格，平均每立方米降5毛多，20多亿方非居民用气就可省十几个亿。降电费稍微复杂点。我国电费比世界许多国家都贵，贵在哪里呢？一是发电端产能过剩。一年365天8700多个小时，正常情况下，发电装机复合利用率应该是6000多小时，我国的发电装机一般只开4000个小时左右，有些时段或地区甚至只有3000小时，其利用率只有实际能力的60%左右。这些闲置的发电能力，意味着有两三万亿元的装机投入浪费掉了，算折旧时，都摊在电费里。所以，搞得上网价将近4毛，用电的人嫌贵，发电企业其实也没有赚多少钱。二是电网公司过网费偏高。我们的过网费要收2毛多，而其他国家一般也就1毛多。4毛加2毛几，再加上政府收的规费，就超过7毛了。三是存在容量费等一些不合理收费。老百姓生活用电是阶梯电价，用得越多、价格越高。企业却倒过来，你今年1000万度的用电计划，如果最后只用了800万度，没用的那200万度电，每度也要交两三毛钱，算是给变压器等装备闲置浪费的补偿。长安集团生产线检修，停了一段时间，用电量少了，付的电费反而重了，原因是收容量费，使每度电的电费高达1块多。对此，我们一头放开售电环节市场竞争，另一头转变容量费收取方式。这样，去年降了8亿，今年会降20亿，明年大体降40亿，降成本的效果就出来了。
其他方面，企业反映的融资难、融资贵，我们拓展了直接融资渠道，包括基金、银行间市场、中票等，再加上“长债换短债”、应急转贷等新措施，专门帮那些有前景、有市场、有回款的企业度过暂时的困难。这些加起来，可以降低企业财务成本60亿。控债务降成本方面，通过压减债务总量、财政置换债等综合性措施，把平台公司原来近10%的高利息债务下降到5%左右，每年能够节省利息120亿。还有物流成本方面，我们一方面把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枢纽港之间的互联互通搞好，另一方面推进铁公水空多式联运，总共降80亿应该没问题。总之，各项措施一起发力，把降成本500亿落到实处。
第八方面，严格准入和监管，去杠杆防风险
风险管控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宁可稳妥、不可冒进。当前经济运行中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工商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过重、房地产领域库存过大、金融机构杠杆过高、社会非法集资等方面，防范以高杠杆、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立底线思维，把去杠杆与防风险紧密结合起来，把各类金融风险化解在源头，确保经济稳健运行。
第一，对P2P一类的互联网金融严格管制，不盲目跟风。P2P最初发源于英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20多年时间才搞了不到10家。我国短短三年时间就搞了3000多家，其中有不少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搞非法集资，现在有大概1/3出现了经营困难或失联“跑路”，涉及数千亿资金、数百万投资者。这方面，重庆一直很审慎， 2013年市政府为了防风险，严格管制P2P注册登记，至今没有一家P2P公司登记注册。我们虽然控制住了源头，但外地P2P公司通过网络的穿透，也使得我们一些市民上当，防不胜防。有些地方的P2P公司知道重庆不让注册，就想方设法跟重庆的企业谈合作，有的企业糊里糊涂就被卷进去了。这类问题破坏性和牵扯面很大，即使一个P2P公司只有几千万坏账，按一个老百姓平均投入10万元计算，就会波及几百个家庭，比一般银行坏账、企业坏账的影响都更大。
第二，对涉及金融业、公共服务业、危及百姓安全等涉众风险范畴的企业，不搞“先照后证”，而是加强监管，一律“先证后照”。金融具有穿透性、集聚性，不能由着企业到工商局直接办理执照，而是一律由“一行三会”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审理许可，再到工商局登记。事中事后的监管，也要按照“谁家孩子谁家抱”的原则，由许可单位跟踪管理。
第三，对有涉众风险的企业活动，要在工商登记时就开列“负面清单”。给企业发执照的当天，就要明确告知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一旦违反，就是触犯法律。有涉众风险的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都要有“负面清单”，才能明确责任，才能真正实现事中、事后监管，否则你监管什么？当然，负面清单的内容也不能搞得太复杂了，就应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简便实用，一看就懂，易于操作。比如网约车，现在各方面意见都有，莫衷一是。说实话，网约车用起来确实方便。对政府来讲，这个行业跟出租车一样，带有公共服务的性质，关系到老百姓用车安全和用车环境，还涉及整个行业群体同等国民待遇的问题，因而，必须设立准入门槛和负面清单。其一，全世界出租车行业都遵循法人属地化的原则，纽约的车不允许到洛杉矶去拉客，这一点，网约车也要遵守。你在北京、上海、深圳注册一个网络公司总部，也不在各地设分公司，就通过互联网召集全国几百个城市数百万辆私家车参与网约服务。这样搞，一旦出了事故，公司总部的管理补救肯定鞭长莫及。其次，对网约车的司机也要有资格要求，不能没有安全记录、健康保障、用工合同等，就凭网上一张照片和一些简单资料，就把私家车主变为公司职工，数百万辆私家车变成网约车公司。其三，网约车跟出租车一样，每辆车也应该要有经营牌照，车辆的质量、安全符合相关要求。其四，网约车运营体系也应照章纳税，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其五，万一出事，要有协议、保障、责任的查核机制。这五个方面，都需要用“负面清单”来进行规范。
第四，对非法金融活动，要严厉打击。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我们加强了对小贷、担保、要素市场、投融资咨询类机构的监管，严防高息揽储、非法集资、高利贷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传销式的乱集资等违法金融活动，我们以人民战争的思路群防群治，依托城乡管理的网格化，通过街道、居委会、生活小区、家庭四级联动，铲除非法金融活动的土壤。构建宣传教育、发现预防、打击处置和机制建设“四位一体”的防治工作体系，坚决打早、打小、打苗头，绝不允许坐大惹事，以至于酿成祸患。我们还设立专门资金，对群众举报查实的，最高一次性奖励10万，这样就可以避免事后动辄几千万甚至几亿、几十亿的损失。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已体现在国家部委有关文件的管理条款中。
第五，对金融跨界风险，要严防严控。近年来，金融各系统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创造出新的盈利空间，纷纷推出种类繁多的衍生产品和跨界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金融市场分割，提高了融通效率。但由于竞争的需要，于是就有一些金融机构，心思不放在本业上，准入和监管稍有不慎，就钻监管的空子，搞出许多资管产品、通道业务。这些金融产品，比如万能险、夹层基金等，在“一行三会”各自的监管范围内，表面看都是合规的，但一旦跨界从事收购、兼并、投资等活动，利率就层层叠加，杠杆越升越高，一旦某个环节资金链断裂，很容易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就拿万能险来说，它预设的利息高出一般保险一倍，投险者如果没出事，连本带息收回资金；万一出了事，还可以保险理赔，所以很容易推销出去。在国外，万能险一般不允许超过保险公司保费额的15%，但现在国内一些保险公司保费的70%—80%是万能险。这样不加节制的发展，很容易惹出事端。万能险的收益，表面看是保费，实际上是高息债务。保险公司要兑付，要么投资收益高的非标资产，要么配资股票举牌上市公司，潜在收益确实大，但风险也会很大。如果保险公司把这一实质上的债权作为资本金搞“存一贷二”向银行配资，再用于股权投资，形式上杠杆比1∶3左右，实际上超过20—30倍，几乎全是债务，全是杠杆。这几个环节单个看，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个环节杠杆不断叠加，风险就越来越大。对此，分业监管体制也容易出现监管真空。这些年，频繁地出现国内保险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甚至争夺控股权的情况，说到底就是通过万能险加杠杆实现的，其风险随时都可能拉爆，务必引起高度警惕。
除了上面所说的几个问题，还要注意解决一些产业集团“脱实就虚”、盲目拓展金融业务的问题，民间准金融机构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问题，等等。总之，对这些具有穿透性、叠加性、综合性的行业，政府相关部门必须格外留意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及时监管到位。只有这样，杠杆、泡沫、风险才会降到最低。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7
1. 供给侧改革
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供需不匹配”, 过剩产能严重制约经济发展, 服务业供给水平和质量亟待提高, 需求侧管理难以挖掘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此背景下, 中共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 这是党在新形势下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供给侧改革着眼于供给端, 力求解放生产力, 鼓励创新精神, 提升竞争力, 进而扩大潜在产出来推动经济增长。具体而言, 就是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领域, 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降低制度成本。
2. 资源诅咒
Auty在1993年首提“资源诅咒”在一概念, 即一国资源愈丰沛, 其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更多更大的限制。此后Jeffrey D.Sachs和Andrew M.Warmer对这一提法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 一国经济增长和其资源禀赋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徐康宁和王剑以我国1998年-200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研究发现, 我国广东和福建等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省份经济增长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山西和辽宁等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省份经济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邵帅、齐中英还实证研究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 他们发现:能源开发对研究与开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抑制了经济增长。
二、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
山西作为首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与此同时, 山西经济增长却远远落后于全国其它省份, 刚刚出炉的31省份前三季度GDP数据显示, 山西经济增长率以2.8%处于倒数第二位, 即使与处于倒数第三位的黑龙江相比, 也低了2.7个百分点。煤炭等要素的丰裕使得山西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资源诅咒, 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
1. 寻租等现象普遍, 制度成本偏高
寻租是公共经济学的概念, 指的是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持垄断地位获得垄断利润而从事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寻租行为, 一方面增加了交易费用, 即行贿官员的制度租金;另一方面造成了资源浪费, 减少了社会福利, 滋生腐败行为。近年来, 山西相关部门的政府官员, 不作为, 乱作为, 通过行政审批等权利受贿索贿, 进行权利寻租, 严重恶化了市场环境。
2. 产业结构畸形化, 经济发展乏力
当前, 山西呈“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在第二产业中重化工业又占到了相当大的比率。其问题在于:由于重化工业自身特点, 其受行业景气和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大, 特别是原材料工业, 可能导致经济随重化工业周期景气的下降而快速衰退, 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此外, 山西煤炭等资源具有储量大、埋藏浅和开采成本低等特点, 在资源红利的吸引下, 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入这一行业, 进而挤出了那些具有正外部性和“干中学”特征行业的要素流入, 使得社会产业门类少, 产品结构单一、层次低, 很难在全国市场获得有利地位。
3. 人力资本被挤出, 技术难以创新
由前面分析可知, 山西产业部门以初级为主。而初级产业部门的发展和扩展不需要高技术人才, 另一方面, 高技术人才在这些部门也很难获得与其技能相匹配的高薪酬。因此, 整个社会的教育需求和回报都较低, 以至于降低了教育支出的紧迫感。近几年来山西省人才流出与流进比最高时达4:1, 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和人才断层问题。然而, 经济的长远发展离不开高技术人才的贡献, 山西教育现状必将使经济发展困境愈加严峻。
三、山西经济转型的一些建议
根据前面的讨论, 我们结合供给侧改革对山西经济转型提出几点建议。
首先, 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企业家将才能用于技术、管理等生产性活动, 而不是用于寻租等非生产性活动。为此, 山西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样, 企业做事会更容易, 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其次, 山西应充分发挥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区位优势和战略支点作用, 积极有为做好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和环渤海经济圈等国家战略的对接工作, 打造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新引擎, 拓展合作领域和空间, 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 解决产业结构单一化、重型化、初级化的问题。
最后, 加大教育支出和技术与研发支出的比例。汲取郑州等城市的经验, 积极吸引人才, 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 走科教兴省, 人才强省的道路。面对持续低迷的市场行情, 通过并购重组等途径, 解决散、小、乱的问题, 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 以规模效应提升煤炭产业的竞争力。此外, 要积极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科学技术, 逐步形成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高效回收的循环模式, 发展循环经济,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摘要：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 而山西作为资源禀赋丰裕的资源大省业已陷入资源诅咒, 面临着经济体量不高、过剩产能难以消化、发展速度放缓和结构亟待转型等的一系列问题。本文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并结合中共中央近期提出的供给侧改革, 为山西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经济转型,资源诅咒
参考文献
[1]霍楠.浅谈山西经济转型之路径——基于资源诅咒的思考[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11 (17) :171-173.
[2]李淳, 闫海旺, 刘巧梅.山西经济转型发展路径研究[J].经济研究, 2013 (1) :69-71.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8
一、我国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不适应性
1.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对创新型、综合型人才的需求和培养。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 努力促进经济由“传统增长”向“现代增长”的转变;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跨越式发展, 其关键就是要有大量创新型、综合型的人才。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 成为社会和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我国学科专业结构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单科性院校比重过大, 学科结构单一, 专业划分过细、口径过窄、科类结构不尽合理, 难以培育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所需要的大量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2.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对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和培育。经济发展要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 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 由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化, 由资源消耗型向技术开发型转化, 需要以科技进步为动力, 人力资源开发为支撑, 战略化管理为特征。这些必然需要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 依靠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管理人才去组合各种生产要素, 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资本和技术的潜力, 提高自然资源、资金资源、技术资源的利用率, 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虽然我国市场广大、劳动力丰富, 但仅仅具有这些要素, 并不必然具有竞争优势, 只有将要素很好组合和利用起来, 使要素组合更加多样化和有效率, 才能使要素组合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而我国人力资源的现状是:高、中端技术人才严重不足, 结构不合理, 各种实用型、技能型人才短缺, 从业人员文化不平衡等, 这种人力资源现状难以满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需要, 导致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从根本上发生变革, 这与高校的培养模式与专业结构设置不无影响。
3.不利于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导致大量人力资源浪费, 减缓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速度。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与就业市场脱节, 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学科专业设置缺乏市场特色。专业结构设置陈旧, 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需要。教育中的培养方向、办学定位不明、课程结构和课程体系落后, 缺乏针对性。这样国家在大学生培养方面花费了很大代价, 结果却学无所用, 造成了大量人力资源的浪费。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中科类、层次不均衡等, 出现了学科专业新的失调, 无法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需要, 进而造成人才结构性过剩。在实际中, 一些大学在对自己发展定位和区域特点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 盲目设置学科专业, 造成了资源的不必要浪费。
4.缺乏前瞻性和扩展性, 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当前学科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分化和融合趋势, 学科的分化和融合使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大量涌现。实践证明, 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将逐渐成为优势学科的发展点、前沿学科的生长点、重大创新的突破点, 也将占领人才培养的制高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需要大量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 比如新材料、新能源等方面的新技术, 但传统的专业设置结构和模式难以满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要求。高校对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专业的发展缺乏支持力度, 有利于这些学科专业生长的制度和机制尚未形成, 高校的学科专业、人才培养还不能及时反映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趋势。当前我国对学科专业的管理仍保留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 学科专业难以按照发展的客观规律运行, 不能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准确地进行修订。
二、高等学校专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义
1.设置科学合理的专业结构, 能有效地促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高校通过加强人才的培养, 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规模宏大的人才队伍, 将使我国由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才强国。通过专业结构改革, 使高校毕业生能适应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需要, 避免“学非所用, 用非所长”、“人不得其事, 事不得其人”的现象。专业结构改革直接影响到人才结构调整战略, 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建立人才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相协调, 使整个人才队伍具有更强的功能, 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减少因岗位等因素造成不少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所形成的人才资源浪费。通过专业结构改革, 挖掘人才潜力, 激发人才活力, 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让人才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 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2.专业结构调整, 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观的需要, 是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的重要保障。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关键要提升社会与企业的创新能力, 而人才是创新的主体。专业结构的调整, 高等学校为学生专业选择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能满足不同教育消费者的教育需求以及他们接受教育方式的特殊性和能力, 同时学生可根据自身特点有计划地安排学习。专业结构改革的一个目的是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 本科生强调通识教育和多元化教育实施, 重视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使学生既是受教育者, 但更多的是学习者, 对教育内容有一定的选择自由, 使个性得到全面的发展, 文化素质和整体素质得到提高, 具备多方面发展的潜力。从而使高校毕业生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参与社会经济生活, 达到社会的最终目标,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转型。
3.专业结构改革, 能减轻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减少学生在非正规就业岗位上工作而浪费的人力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需要大量懂技术、有创新的劳动者,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所需求的劳动者对技能要求低, 一般情况下劳动者只要受过中小学教育就能满足其需求, “民工荒”的存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我国很多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还大量存在,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但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 对人力资本素质要求会愈来愈高,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潜力会越来越大。但是, 目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存在严重的就业压力, 大量毕业生在非正规就业岗位上工作。所谓非正规就业, 是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 也包括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年1月11日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表明,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中国不会缺少劳动力, 但考虑到素质、技能等因素, 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还将长期存在。同时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改革现有的专业结构, 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而减少人力资源浪费, 显然是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一个重要措施。
4.专业结构改革, 能为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和谐发展提供技术、观念等保障。我国正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也是资源消费的高峰期。未来随着我国经济规模扩大, 面临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将会更大。一方面,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 居民消费结构迅速升级, 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供求缺口日益凸显;另一方面, 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原本就十分脆弱, 近年来粗放型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环境代价已经相当高昂, 如果不能进一步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 整体环境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通过专业结构改革, 支持与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社会亟需的新材料新工艺等专业, 培育人们的创新意识, 开拓人们的创新精神, 树立社会长期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观念, 从而减少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 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产业结构下落后的生产技术、落后的工艺装备水平, 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 推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三、应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高校专业结构改革思路
1.优化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形成学科专业结构的整体优势, 积极主动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伴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事实上市场急需两类人才:一类是少量的具备研究能力的精英型人才, 他们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后劲;一类是大量的职业应用型人才, 主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学生面向用人单位自主择业, 高等学校必然根据自身的学科、专业结构, 去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 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为社会服务, 这样才能满足学习者的择业需求以吸引高质量的生源。一所大学要在有限的资源困境中形成自己的学科专业特色, 发挥它自身独有的学科群的作用来为社会服务。具体讲, 在完善与发展本科教育的同时, 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 加强专业学位建设。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缓慢, 到目前为止, 我国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的专业硕士学位仅有16种, 可见, 与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学科专业数相比, 我国在研究生层面培养职业岗位型人才的专业太少。在经济和教育发达国家, 一般来说专业学位比研究性学位要多。而我国目前对培养职业岗位型人才的重要性和特点没有足够的认识, 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社会大量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难以得到满足。
2.以综合化为基础, 调整科类结构, 整合课程, 拓宽学生专业知识面,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随着科技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需要大量的综合性人才, 经济发展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倍增。因此, 高校在学科建设上要突破学科之间的界限, 加强各学科间的横向联系, 开设更多的跨学科专业, 同时课程要突出综合性, 培养更多的综合性人才。拓宽专业口径, 促进边缘学科与交叉学科生长。在专业计划的调整中, 注意跨学科知识内容的整合, 修改课程内容, 开设新的反映时代特点的课程。使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 在深度上擅长一个专业领域, 在广度上了解几个不同学科。在拓宽知识面时, 不仅强调通识教育, 同时应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 树立学生的生态环境、资源节约、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等理念。通过专业的综合、交叉与延伸, 进一步改变原有专业过窄、过细、过死, 局部较陈旧的状况, 初步形成一个有较大覆盖面和结构优化、活力增强的专业群体, 为培养新世纪的综合性、创新型人才奠定基础, 较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需要。另外在制度建设方面给与学生更大选择的余地与空间, 实行学分制、选课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等。这些制度建设对于学生知识结构的拓展有一定作用, 对人才培养的综合化很有帮助。
3.加强本科教育的专业结构建设, 完善本科教学管理, 开设更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学科专业。伴随着本科扩招, 本科生就业问题愈加突出, 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社会和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又难以满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不仅要改造传统农业和工业, 更需要创新传统服务业, 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要为现代服务业培养更多的应用性人才, 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加快现代管理等领域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尤其是要加快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能源技术等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高层次人才培养,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等, 满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素质的要求。而本科生是经济建设第一线的主力军, 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力量。
4.解放思想、鼓励创新, 大力改革与完善高校专业结构。高等学校专业结构设置, 应紧密联系社会与企业, 把社会与企业的需求作为学校的生长点。响应劳动力市场和教育机会市场的驱动, 必须使高校专业设置从当前的供给导向型改变为需求导向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关键在于使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涉及到的是技术创新, 尤其是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问题。高校必须积极寻求与企业、社会的合作才能得到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变革, 把高等学校推到了新的科技创新的前沿, 承担着社会科技创新体系的主力军任务, 转型中的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事业为高等学校创造了一个日益扩张和迅速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指望高校提供合格的毕业生;政府也指望高校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为社会做更多事情。大力改革与完善高校专业结构, 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保障。
摘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需要大量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而目前我国高校专业结构设置难以满足其需求, 同时又导致大量人力资源浪费, 减缓了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速度。文章对我国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不适应性进行了分析;并对调整高校专业结构的意义进行了阐述, 进而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下的高校专业结构改革思路。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创新
参考文献
[1].闵维方主编.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报告2005～20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张占斌主编.和谐增长:中国经济的未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
[3].吴敬琏.怎样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 2005 (10)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9
1 经济转型前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曾是国际上公平性最好、效率最高的医疗服务体系
解放前,我国医疗卫生状况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陀无奈小虫何!”1949年全国解放,在一个4.5亿人口的中国,医疗卫生机构只有3670个,其中县以上的医院2600所。床位8.46万张,其中县以上医院8.0万张,千人口床位只有0.1 5张。卫生人员总数54.12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50.50万人,千人口只有0.67名医生,0.06名护士。[1]
根据我国医疗资源贫乏,人民贫病交加的国情,中国共产党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两年后即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第二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作为四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把“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写进了宪法。
“四大卫生工作方针”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的力量,宪法为我国人民战胜疾病提供了保障。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用了28年的时间彻底消灭了天花、鼠疫、霍乱及血吸虫病、丝虫病等烈性传染病和地方病,期望寿命从解放前的35.0岁提高到1981年的67.9岁,千人口床位数(张)1.74(1975年),卫生人员总数(万人)259.35(1975年)[1]。尽管在这期间经历过十年动乱,而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未变,宪法未变。中国的卫生保健事业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赞誉,是低投入高效益的典范。世界卫生组织1978年通过初级卫生保健战略来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阿拉木图宣言》深受中国模式影响,并认为“中国的卫生保健制度已经成熟”。至今国外还有不少国家沿用中国创造的卫生保健模式。
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对医院的管制和医院实际运行有以下特点:(1)医疗事业的社会属性为福利性事业。医院属于事业单位,政府严格按事业单位特征进行管制,对医院的生存与发展承担责任和义务。(2)对医院实行差额补助的补偿机制。政府对医疗行业免征国税,并通过直接向政府举办医院的投入控制医疗服务价格,向公民提供低廉、优质、公平的医疗服务。(3)对医院实行按岗位职务等级固定工资的分配制度,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略高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社会医疗机构包括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医疗机构实行属地管理,免征国税,集体(联合)医疗机构实行死分活值的分配机制。(5)实行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制度。当时农民骄傲地说:“国家干部有公费医疗,工人有劳保,我们农民有合作医疗”。对社会特困人群凭民政部门介绍信在医院看病医疗费用减免,事后由民政部门向医院支付。(6)构建了以县级医院为枢纽的两个三级医疗网的医疗服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县级医院为村(队)、区(社)、县三级初级医疗保健网的顶层,又是省、地(市)、县三级医疗网的最底层。县级医院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医疗系统建设的重点。在城市所有在属地的国家医院、省级医院都必须接受所在地卫生主管机关的管理,由国家、省、市级医院,区级医院,街道医院和私立诊所构建了城市三级医疗保建网,实行分片包干开展预防保健工作。(7)按系统层次实行划区医疗逐级转诊制,实行固定的医疗机构向固定的社会人群提供医疗保障。所有社会人群患病必须先到就近的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就医,如需转诊必须由基层医疗单位同意方能向该基层医疗单位的上层医疗机构转诊。(8)国家、省、地(市)医院按区划分工指导下层医院并实行双向转诊。(9)在医院内实行技术职务负责制,按技术职务高低逐级指导,不仅确保了医疗质量,同时也使公民最大限度享受了医疗公平。(10)医疗职业风险由政府承担,最大限度调动了医院和医护人员履行神圣职业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1)医疗专业队伍培养采用以师带徒、中专、大专、本科4个层次进行,确保医疗专业队伍知识结构的层次性。在基层从事医疗预防工作的医护人员的主体是中专以下的士级人员,基层医疗单位用得上、用得起、留得住。(12)医患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医生在处理危重病情时处主动地位,在病情转归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时作出百分之百的努力。(13)医院用药向当地医药站采购,实行全国零售一个价,医院按15%的批零差价进药。
2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医院自身发展最快、科技进步最快的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30年的改革大潮中,医院管理者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走出国门学习国外新的管理理念,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医院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国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环境下,使一个13亿人口的新中国的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3 4 9 6 0 3 3个,其中医院2506402所,床位3511779张;其中县以上医院2560402万张,千人口床位2.54张。卫生人员总数5619515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4624140人,千人口医生1.55人,千人口护士1.11人。[2]人均期望寿命73.0岁(2005年)。
在医学科学技术上,我国先进医疗仪器设备和先进技术的临床应用,信息化、数字化的应用,大脏器移植等各个医学领域同样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30年的医院改革,从医院自身发展角度判断应该是成功的。中国医院的发展,无论是从数量或是水准,都是历史最快最好的时期。但从我国宪法赋予医疗卫生的使命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判断,医院在前进的道路上,背离了宪法赋予的“事业单位”的社会属性,沿着产业化、市场化道路走的很远。对大多数人民来说,失去了医疗的公平性和可及性。2000年WHO报告中,在财务公平性一项,中国在191个国家中倒数第4,名列188位。
在这一时期,我国政府对医院的管制和医院实际运行有以下特点:(1)医疗事业的社会属性为带有一定福利性的公益性事业,医院属于第三产业,政府给政策不给钱,医院的生存与发展靠医院创收。(2)对医院实行象征性补助。政府对医疗行业免征国税,严格控制不能补偿劳务价值的劳务医疗服务价格,向公民提供优质、优价的医疗服务。(3)对医院实行按岗位职务加奖金的分配制度。其奖金部分高于固定工资部分。奖金水平根据医院创收多少决定,允许院间有差异。(4)社会医疗机构包括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医疗机构可以跨区设置相互竞争,工商管理征收管理费,机构内部拉开档次各自分配。(5)医疗保健覆盖面窄、水准低,农民看病自己出钱,特困人群住院医疗费用要求医院部份消化。(6)鼓励社会办医,国家、社会、个人一齐上,大医院搞集团,小医院搞专科,以竞争求生存,以品牌求发展。政府以市场理念控制医疗资源配置,区域规划已成空谈。经济转型前以县级医院为枢纽的两个三级医疗网的医疗服务体系己被彻底摧毁。(7)强调病人就医选择权,积极推行“一卡通”,病人可以任意选择就医医院。政府期望建立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的理想目标,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举措成为空谈。多数医院已不再参与社区预防保健工作。(8)医院视病人为衣食父母,没有病人就没有饭吃,医院使尽混身解数争夺病人,双向转诊转进容易转出难。分级指导成为大医院医生创收的渠道。(9)积极推行专家门诊制和首诊负责制,高级医生门庭若市,初级医师门可罗雀,技术职务负责制链被切断,按技术职务高低逐级指导难以落实,不仅医疗质量难以确保,而且公民难以享受医疗公平。(10)医疗职业风险由医院和个人承担,医院和医护人员履行神圣职业责任时首先考虑职业风险,处处“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在诊疗过程中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1 1)医疗专业队伍培养实行高学历制度,将以师带徒、中专、大专、本科4个培养层次改变为大专、本科两个层次进行,取消了中专以下培养途径。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下乡(镇、社区)基层从事医疗预防工作养不起、留不住。(12)医患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利益关系,医生在处理危重病情时处被动地位,在病情转归危急时,对一个靠“刨收”生存的实体而言,医疗费用由谁埋单不能不做考虑。(13)医院用药面向全国自由采购,实行讨价还价,除按单订价外还有各种回扣和“优惠”。
3 经济转型后政府对医院管制和医院运行模式的分析
经济转型前30年和经济转型后30年,政府对医院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管制方式,医院运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运行模式。从医院自身而言,两种不同的运行模式都有飞快发展,经济转型后30年比经济转型前更快。从人民感受来看,经济转型后的30年,医疗失去了公平性和可及性,医患关系出现了危机。
现对经济转型后的30年,我国政府对医院的管制和医院的运行模式进行如下分析。
3.1 从政府层面上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政府对医院按计划经济模式运作还是按市场化运作举旗不定,直到今天还在摸着石头过河。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国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对医疗事业的管制存在两种不同的管制模式,一种是政府对国民健康承担完全责任,对医院采用计划管制模式;另一种是政府只对老人、贫困人群和儿童的健康承担责任,对医院推行市场化运作。对一个有13亿人口而且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来说,用国际上现有的管制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仍旧保持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模式,由于整个社会已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人们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模式难以维持。在这种背景下,政府高层决策者希望找到一个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管制模式来解决国民医疗保健问题。
经济转型前,我国医疗事业属福利性事业,国民患病得到医疗保障是国民应当享受的权利,向国民提供医疗保障是政府的责任。经济转型后,政府对医疗事业的社会属性重新定位在“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事业”,实际上否认了公民按宪法规定应当享受的权利,模糊了政府的责任。在实际运作中不断减少对医院投入的同时,把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医院,诸如,指令医院开设绿色通道、惠民医院、平价医院及规定社保就医人群诊疗费用超出部分医院消化等。
政府严格控制了体现医护人员劳务成本的诊疗项目价格,口头上唱的是“总量控制、结构调整”,采用小步快走的措施把体现医护人员劳务成本的诊疗项目价格到位,实际上是一步不走。至今一门诊人次的挂号费加检查费只有3块钱,住一天医院的住院费只有20元,从这点讲,出0.5美元能看一次病,用3~4美元能往一天医院,中国是世界上看病最便宜的国家。从诊疗次均总费用来看,看一次门诊128.7元,住一次医院4668.9元,其中药品费用占65.0%,[3]而且大部分(约7 0%~8 0%)由国民个人支付,根据我国人均收入看,又是国民看病个人负担较重的国家。在这种局面下,政府大力推行切断药品收益与医院利益关系链的举措,甚至提出零差价。如果医院完全按政府管制政策办,笔者断言,用不了一年所有医院都将关门。
3.2 从卫生主管层面上分析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既管不了钱也管不了人,更管不了看病应该收多少钱才合理,才能养活自己。在这种困境下,向下级医疗机构提出只给政策不给钱。这些“政策”包括以副补医、以药补医、推行品牌战略、开展“新项目”、引进新设备,因为新项目可以新价格,进口设备可以“进口价”,鼓励医院相互竞争,搞“创收”争饭吃。
在医院管理的理念上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由于“主导”和“调节”界线模糊,实际上主张推行市场化运作。在这种背景下,医疗事业变成了产业,医生变成了商人,病人变成了客户。病人到医院看病就象去商店购物,挑三拣四、讨价还价,医患的合作伙伴关系变成了以金饯为核心的利益关系。
3.3 从基层医院管理者层面上分析
由于医疗这个特殊的行业,医疗本身是一个模糊过程,医生每一诊疗行为都是一个创造,用什么方法诊断,用什么方法治疗由医生根据不同人、不同病情临时设计,这是医生职业赋予的权利,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无能力对诊疗过程实施全程控制。因此,只要对患者有益无害,多作一些检查,多用一些药,或者选择一些价格高、效果“好”的诊疗措施,既不违法、也不违纪。医生这样做,社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很欢迎,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堪重负。从医学职业道德上说,应该既看好病,又减少病人承担经济压力的痛苦,而医生为了活命采用过度医疗“创收”吃饱肚子去治病救人也是无奈。这才是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
4 讨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从我国国情出发,明确提出医疗卫生属公益性事业。公益性事业有别于福利性事业,在我国现阶段无力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情况下,国民看病的医疗费用只能由国家、社会、个人分担,国家承担部分责任。
4.1 政府的责任
作为人民的政府,解决国民看病难、看病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政府投入多少钱不是关键,关键是如何把占卫生总费用约80%的医疗费用有效公平利用,把医院管好,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向国民提供优质低价的诊疗服务。
在政府对医院管制政策中,关键是价格政策,控制医疗服务价格是法律赋予政府物价主管机关的权利和责任。30年来,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生劳务价值背离,医生靠诊疗劳动挣钱必然饿死。政府物价部门如同骑在医院背上的绅士,只管马儿跑的快,不让马儿吃得饱,当马儿吃了一口路边草充饥时,马上就受鞭策,马儿为活命不得不在绅士鞭长未及的地方找草吃。这个局面不改变国民看病难、看病贵永远解决不了。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关键是让国民公平享受医疗照顾。首先政府应真正按科学发展观办事,根据当前我国医疗机构多元化的国情,实事求是地核算出每一诊疗项目的成本价格,然后政府通过向公立医院投入冲减成本,控制社会医疗服务价格水平,向所有国民提供低价格、高质量、公平的诊疗服务。另一方面政府根据财政的能力为国民部分埋单,向国民提供医疗费用照顾。只有这样,国民的健康权才有保障,医疗事业才能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
医与药都是国民健康保障的要素,只治医不治药永远解决不了看病贵问题。解决药品贵比解决看病难容易,只要能通过控制药品出厂价和药品零售价两个环节,目标即可达到。控制药品出厂价,使药品生产企业有生存发展余地,又不要其获取暴利。控制药品零售价使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无暴利可图,使药品的生产和流通建立在一个良性运行的环境中,不仅利国又可利民。这个责任还是落在国家物价工作者身上。
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运用价格杠杆调整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医院改革30年物价部门还在计划经济时代打坐念佛。
对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来说,政府高层决策者责任到位。物价部门能按中共中央的科学发展观办事,多年来一直不放弃的医疗区域规划方能落实,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的医疗服务体系的理想目标方能实现。在这个前提下,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不再为医疗机构吃饭问题发愁,一心一意沿着十七大指引的方向狠抓管理,把住行业准入门槛,规范从业人员行为,大力推行技术职务岗位负责制和按技术职务岗位分配制,取消专家门诊制,还给公民公平享受医疗的权利,还给医护人员的尊严。构建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医疗服务体系,重振我国卫生战线雄风。
4.2 基层医院管理者和医务人员的愿望
作为基层医院管理者和广大医护人员,搞“创收”不是出于自已心愿。如果政府责任到位,医护人员不再为人受过,不再为钱发愁,和病人结成伙伴关系,在诊疗过程中选择疗效相同价格低的药物和检查方法,医护人员的人格受到尊重,这才是党、人民和医护人员期望的,如果能这样做,看病难、看病贵一定会从根本上解决。
4.3 医院运行机制问题
医院运行机制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运作,争论了30年,笔者认为,回到经济转型前的政府主导机制是不可能的,采用市场化运作更行不通。鉴于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多元化的局面,采用自然垄断产业(如水、电、交通企业)的政府管制手段不妨可以尝试,即政府按区域医疗发展规划控制医疗资源水准,严格控制大型诊疗设备的准入,按医院运行成本制订收费标准,保持医院收入呈弱增加水平,为医院运行创造良好环境,为医护人员行使职业权利创造良好环境。
摘要：经济转型前后30年,我国医疗事业都有飞速发展。经济转型前30年,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是国际上效率最好、医疗最公平的国家。经济转型后30年,我国医疗失去了公平,效率降低,医患关系危急,关键是医生劳务价值和医疗劳务收费项目价格背离。
关键词：经济转型,医院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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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卫生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卫生年鉴(2007)[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564-567.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10
关键词：经济发展转型,金融体制,体制改革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促进科学发展, 是“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线。并且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强调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因而, 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就是要大力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实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具体来说,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措施主要有:
(一) 通过产业创新, 改造传统产业。
所谓产业创新是指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强, 能掌握核心技术, 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产业。产业创新的最终目的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为主要标志的产业。我国传统产业大多都是技术设备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市场竞争力不强。时至今日, 这些传统产业的劣势日益明显, 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等方面, 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现实发展的需要。因而, 为了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 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 就必须通过体制改革促进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
(二) 加快新兴产业发展,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实质就是我们“干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 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是实现较高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 要十分注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一是通过推广新技术、新工艺, 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以及水资源消耗。生产一批能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中降低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的产品。二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 开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能够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产品。三是大力开拓第三产业。目前, 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无论是常规第三产业还是新兴的第三产业, 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是今后一个长时期, 我国吸收新成长的劳动力、转移农业劳动力的主要领域。因此, 大力开拓第三产业, 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三) 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我们知道,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因此, 只有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才能保证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 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 技术创新还能够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实现跨越式发展。
二、我国现有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阻碍作用
(一) 现有利率制度, 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升级。
众所周知, 我国目前的利率还不是市场利率, 使得金融资源的价格扭曲而不能真实反映资金供求状况, 也不能真正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 导致整个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因而, 这种非市场化的利率所导致的金融低效率, 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也会严重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导致经济发展中效率损失严重。另外, 长期的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 导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粗放型低效率状态。低利率使得借款企业没有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的压力, 使企业无心关注如何加速资金周转, 提高资金运用效率, 严重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与经营效率的提高。低利率对于传统产业的国有企业来说, 则意味着融资成本偏低, 从而鼓励这些企业在经营中采取粗放式的扩张战略, 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及服务创新的动力不足。
(二) 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 不利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的孕育与发展。
如前所述, 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鼓励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的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式发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而现有的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 却不利于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的孕育与发展。2011年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的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高达75%左右, 同期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比只有14%,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比例失衡的问题十分明显。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 在考虑资金的发放过程中, 更多考虑的是资金使用中的风险因素, 而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则要面对更多的市场不确定性, 在高收益的同时则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很难获得银行资金的青睐。因而, 这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 对于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的孕育发展十分不利;而传统产业与成熟产业却会由于银行的青睐, 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的支持而不断扩大规模, 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
(三) 企业融资中的不公平待遇, 使得市场竞争受到破坏, 进而导致我国市场的经济效率偏低。
一项研究表明, 2000~2007年间,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融资利息率为1.6%, 而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的利率为4.68%。虽然后者比前者高出了两倍以上, 但是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得的信贷额累计不足20%, 这意味着80%以上信贷资源流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 国有企业单位员工资本占有量大幅增加, 目前几乎是民营企业的4倍以上。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不公平的融资待遇使得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 融资的成本高、难度大, 导致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入国有企业。这一方面促进了国有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 加剧了市场的垄断;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由于自身机制的原因, 内部资金使用效率较低, 为了提高资金的收益率更容易把大量的闲置与半闲置资金投入到收益率相对较高的投机领域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各地地王都有国企背景) , 助长了投机而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 金融市场发育不健全, 降低市场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选择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 金融市场发展伊始, 就由政府和市场力量共同推动市场的发展, 其中政府管制的力度比较大。因此, 我国的资本市场一直发展得比较缓慢。而我国经济的转型和自主创新经济体系的构建需要资本市场提供有效的支持。这种发育滞后的金融市场, 由于政府等非市场因素往往代替市场力量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 严重阻断市场力量的资源配置作用而产生的对银行等金融企业效率的破坏 (金融业务易被少数国有金融机构垄断, 缺乏竞争, 金融效率低下) 。这种效率低下的金融市场很难支撑经济发展转型和自主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对于资源高效配置的需要。
(五) 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很难动员社会资金向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的投资与流动。
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源泉, 也是不断刺激投资者、动员社会资金流向投机领域的重要动力。而从我国的情况看, 在分业经营的制度框架下的金融创新严重不足, 创新还主要集中在金融制度、金融组织和金融技术等层面, 业务和产品层面的金融创新还停留在初始层次, 基本上还是传统银行业务和银行产品的重新包装, 与发达国家的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创新相距甚远。业务和产品的创新跟不上经济和产业的发展, 不能满足市场和客户的金融需求, 也就很难动员资金及时流向高效率部门。同时, 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较高, 是大多数投资者不愿投资的领域, 因而更需要不断地进行产品创新以重新对风险和收益进行组合,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动员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于这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产业。但是, 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吸引力, 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
三、基于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的金融改革深化思路
(一) 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管制使资金价格扭曲, 不能真实反映资金供求状况, 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 必然妨碍市场效率的提高。利率市场化有利于发挥价格的信号指示作用, 把风险和收益联系起来, 反映并调节资金供求。当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应当在放开和规范同业拆借市场和国债市场利率的基础上, 放开货币市场利率, 在中央银行的贷款利率成为货币市场主导信号后, 应允许商业银行自行在一定范围内浮动贷款利率, 最后放开存款利率, 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
(二) 完善、规范金融市场。
通过规范金融市场运行机制, 健全金融市场制度, 完善与之相关的金融法规, 加强监管, 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金融市场的发展, 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解决了银行短借长贷风险、监督成本较高问题, 从而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并发挥其管理风险、配置资源、控制公司等积极作用。金融市场的发展为创新性高风险项目提供风险资金支持, 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三) 改变现有的融资结构与融资机制。
一是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经验表明, 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 更需要股权融资的支持以分散发起人的风险, 为企业成长获取稳定资金。因而,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资本股权市场则有利于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与升级。二是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的融资环境, 提高市场经济的整体竞争水平, 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加大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力度。国有银行的垄断经营和低效率, 严重阻碍了我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允许外资及民间资本参股国有银行, 以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程度和促使我国金融业的经营机制转换和效率提高。
(四) 大力促进金融创新, 动员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金融监管当局应该积极支持金融机构根据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和客户的需要, 积极推进金融制度、金融业务、金融产品的创新;对风险与收益进行合理组合, 以创造出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特别是要创造出能够满足新型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 通过不同风险偏好者的投资选择来满足新兴产业对于资金的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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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11
考察内容翔实，交流深入，收获颇丰。现刊登此次考察报告，以供交流借鉴学习。
通过考察学习，大家感到，深圳市及其南山区对新常态、新任务把握准确，对转型发展理解透彻，走出了一条城市更新驱动、科技创新带动、重大项目拉动、政府服务推动的转型发展新路子。当地以创新创业为主题、以政府撬动为支撑推动技术创新、产业转型的做法值得宝山以及其他区域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借鉴。
主要经验归纳起来有四点：
1、法规先行——突破发展瓶颈。当深圳市遇到城市发展瓶颈时，深圳市创新思维方式，在全国率先开始城市更新计划。于2009年开始施行的《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以政府令的形式允许由符合规定的主体对特定城市建成区（包括旧工业区、旧商业区、旧住宅区、城中村及旧屋村等）内具有规定情形的区域，根据城市规划和规定程序进行综合整治、功能改变或者拆除重建的活动。以拆除重建类项目为例，工业区升级改造项目升级改造为工业用途或者市政府鼓励发展产业的，原有合法建筑面积以内部分不再补缴地价；增加的建筑面积按照公告基准地价标准的50%缴纳地价。这些举措帮助深圳在没有新增建设用地的情况下，依法合规地实现了存量变增量，一定程度地突破了制约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资源瓶颈问题。
2、科技金融——撬动社会资源。深圳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银行、担保机构、民间资本积极参与，为企业创新插上翅膀。贷款贴息、股权投资、风险共担等举措有力推动了银政企合作，过去的几年间，政府科技研发基金通过银行放大8-10倍，很好地解决了科技型企业在研发方面的融资需求。同时，财政资金也摒弃了单纯的“无偿资助”模式，对企业采取有偿与无偿相结合方式，“有偿参股、协议退出”的步伐已经成功跨出，走在全国前列。以南山区为例， VC、PE为主构建股权投资体系，银行为主、担保机构为辅构建融资体系，与18家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了“孵化贷”、“成长贷”、 “知识产权质押贷”、“研发贷”、“集合担保信贷”等一系列科技金融产品，2008年-2014年累计支持企业685家，支持贷款金额36.45亿元。2015年开始，南山区财政资金不再扶持具体科技项目，进一步聚焦科技金融，进一步打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聚集社会资金投资南山。
3、孵化集群——培育新兴产业。南山区孵化及产业基地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规模集群化，16个孵化器及产业基地，孵化场地面积超过114万平方米，目前为止在孵企业超过1200家，2013年产值达到220亿元。二是模式多样化，16个孵化器及产业基地3家为政府举办，3家为政府与社会力量联合举办，其余10家均为社会力量举办。三是发展特色化，16个孵化器及产业基地均有各自明确的产业定位，如：电子信息、医疗器械、集成电路等。四是服务专业化，初步建立了创新创业、投融资、创新资源共享等综合服务平台。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品牌活动—— “创业之星”大赛累计吸引4975个项目参赛， 250多个项目和企业落户，150个项目成功融资近15亿元，创造税收近10亿元。
4、人才队伍——支撑科技创新。为了进一步加快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步伐，建设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推动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圳市于2011年开始实施“孔雀计划”，聚焦重点产业领域，5年重点引进并支持50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和1000名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深创业创新，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给予80～150万元的奖励补贴，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给予最高8000万元的专项资助，每年投入3～5亿元，用于海外高层次人才配套服务和创新创业专项资助，及时解决海外高层次人才在居留和出入境、落户、子女入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险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切实起到了引进一个人才、带来一个团队、办起一个企业、发展一个产业的作用。
考察体会：
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出路决定活力。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南山区科技园以及华为、腾讯企业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根本在于深入前沿，寻找支点，聚焦政策。尤其是把政府撬动作为关键环节精准发力，通过创新政策工具，调动各种社会资源，为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大大激发了全社会创新创造的热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启示之一，政府要为产业创新驱动提供创新环境、政策配套、服务能力等支撑。启示之二，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的驱动力源于市场，而非政府。启示之三，政府推动产业转型过程中要更多地建设公共的环境、公共的平台、公共的服务体系，更多地直接支持企业投入公共研发、公共技术、公共服务，让企业享受公共平台，从而支持企业发展，而不是直接支持。
通过考察学习，更让代表团成员深刻认识到，要加快本地区市场发展、产业转型，首要的是从上到下都要有敢担当的思维模式和责任意识，其次需要政府用政策来撬动，寻找到支点，提供政策支撑、载体支撑、生态支撑，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民间资金的投入、金融资本的聚集、社会中介的服务、高端人才的引进等路径和方法，举全力突破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创设有利于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的制度环境，激励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必将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借鉴深圳考察学习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建议在谋划新的一年及今后工作时应重点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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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政府撬动力度。南山区之所以取得名列全国前列的经济成就，靠的是政府敢于担当的撬动作用，从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资源的聚集，极大释放了产业创新驱动的活力。这样的“政府撬动”启示我们，在宝山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中，政府撬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撬动的重点主要在于：
一是寻找撬动的支点。科技是发展活力的根本所在。要把科技创新引领作为撬动宝山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尽快把科技创新引领纳入十三五规划编制中，尽早出台《科技创新实施战略》，制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工作新的行动计划》，明确把科技创新作为我区经济转型发展、产业升级的第一要务和第一责任。
二是明确撬动的路径。金融撬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一开始就对好的项目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进行资助，形成了规模效应， 2013年44个，2014年77个，撬动了产业发展。对于宝山来讲，通过政府“有偿参股、协议退出”等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金融去撬动市场、培育科技产业，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不断增强我区经济发展后劲。人才撬动，通过“高打高举”的人才政策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为产业升级聚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撬动，通过政府引导、企业运作等形式建设各类公共服务平台、推动产业联盟、创业孵化，带动企业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和创新发展。城市更新撬动，通过土地两次开发，变存量为增量，增加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所需的土地供应。
三是实施撬动的重点。通过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示范区，如依托正在开发建设的“南大地区”、“吴淞工业区”、“国际游轮港”、产业互联网园区等，成为现代服务业汇聚和“创生”之地。
2、加快扶持政策聚焦。聚焦政策，是深圳南山区撬动经济结构调整的有力支点，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抓手。这就启示我们，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可以撬动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和倍增效应。从宝山实际来看，虽然政府投入了一定资金，也出台了1+9扶持政策，但由于各自为政、资源分散，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企业能够享受的很少。如何让政府每笔钱都能花在“刀刃”上，使得中小微企业获得“源头活水”，应成为政策扶持的重中之重。今后扶持政策要向以下三个方面聚焦：
一要对现有的1+9政策进行改革。要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功能和杠杆效应，对现有的1+9政策进行改革，变多头管理为一口式管理，变“撒胡椒面”为集中给力。区级科技财政资金在做好国家、市级项目的配套的同时，聚焦科技金融，尽可能地撬动社会资源，用“政府引导、市场配置”方式解决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打造全方位的科技金融体系，以资本市场带动金融创新，以金融创新促进产业振兴。
二要创新科技投融资服务方式。可以借鉴深圳及南山区做法，大胆探索科技投融资服务方式，其一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科技项目执行和创新资源共享共建等体制机制，实行“银政企合作贴息项目”、“科技资金拨改贷”，从而撬动银行、保险、证券、股权基金等各种要素资源投向科技创新。其二建立无偿资助与有偿资助并行的财政科技创新资金投入机制，通过政府股权注入、无偿资助、有偿退出的方式撬动科技企业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其三制定科技企业培育计划。每年年初制定培育计划，年中企业进行申报，年终政府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地。
三要启动新一轮土地改革。宝山将进入以存量用地为主的发展阶段。要重点围绕两次开发，以城市更新和土地储备为抓手，按照“明晰产权、政府引导、利益共享的改革思路，把剩下为数不多的土地用好，用出最佳效益，尽力实现以最有限的资源消耗、最集约的资源利用来支撑城市发展。
3、加强产业配套支持。实现政府撬动效应，离不开产业配套支持。
配套之一，实施大孵化器战略。目前宝山区共有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孵化面积13万平方米，在孵企业307家，无论是数量、体量还是孵化能力都有不小差距。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变原有的重挂牌轻服务的孵化基地模式，根据产业总体布局和规划，利用好新建楼宇和存量改造，尤其要充分利用民营企业投资开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楼宇，通过政府挂牌、服务聚焦、平台建设、企业运作等形式，引入先进的孵化开发和运营模式，进一步扩大孵化器基地，形成新的具有孵化功能的产业园区。这样做的好处，既消化了宝山过剩的商务楼宇，又体现了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扶持。
配套之二，建立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利用政府资助、社会资源和自身投入为入驻企业搭建技术平台、公共服务等各类公共平台，形成完整的科技孵化体系，增强基础服务、增值服务和高端服务，从而提升孵化服务能力，通过创业沙龙、创业之星大赛等活动为科技企业提供良好的孵化服务。
配套之三，推动产业联盟。在现有动漫、智慧园、移动互联网等产业联盟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区内产学研合作，由“点对点”合作、松散合作、单项合作向系统合作、紧密合作、长期合作转变，突破产业内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瓶颈，建立产业内公共技术和服务平台、产业预警机制和产业技术创新链，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产业链的合作和专利池构建，培育一批有创新活力的科技服务专业机构，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科技服务知名品牌，建设一批有代表性的科技服务集聚园区，形成较为完善的科技服务体系，从而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配套之四，加快高层次人才及团队引进。当前制约宝山科技创新的重要因素就是人才，人才的总量、结构和能级都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高端创新人才短缺。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159家企业41770名从业人员中只有博士106名，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0.25%，平均每家企业只有0.6人；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1473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仅为3.5%。而目前区内人才政策还不够完善，资助力度不大，配套服务不够，企业普遍存在招人才难，留人才更难的问题。要象南山区打造“孔雀基地”那样打造宝山的人才工程，加大招才引智力度，资源配置向创新人才倾斜，在住房、就医、子女入学、配偶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为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团队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4、加速宝山城市更新。一系列数据表明，城市更新成为深圳城市长足发展、产业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当前，上海建设用地规模接近极限，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并存在建设用地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用地效率不高等问题。宝山也面临着如何解决“土地天花板”、资源缺乏等瓶颈问题。实现宝山城市更新，不仅是促进深度城乡一体化、保障和推动城乡发展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超前思考和重点突破的一个重大课题。要积极借鉴深圳市城市更新计划的经验做法，参照和复制上海自贸区的突破模式，结合“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创新思维，超前谋划。
一要从政策规制上规范城市更新活动和操作办法。政府工作主要是制定市场运作的规则，探索创新政策工具。完善城市功能和公共服务，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中引导特定主体，激发市场活力，存量变增量的做法值得借鉴，建议区规划土地部门牵头深入研究，针对宝山特点，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或者适时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建议，从市级层面突破。
二要探索综合整治、功能改变和拆除三种更新模式。通过合理分配实现利益共享，既能激发城市更新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市场环境的改善。
三要突破现有政策瓶颈。如提高土地容积率等，把存量变增量，盘活存量；又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改善金融服务，通过构建融资平台、提供贷款、建立担保机制等方式对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
（宝山区工商联执笔并配图）
经济转型中的国企改革 篇12
一、经济转型期的金融监管体制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也在不断的健全和发展, 无可厚非, 其运行效果明显, 监管方式不断趋于专业化, 监管效率不断提高, 监管框架也不断趋于统一化, 使得我国货币制度和货币策略不断趋于完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的是在世界金融市场下,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还存在很多的缺陷和不足, 尤其是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详细来讲,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析现阶段的金融监管体制。
(一) 多种经营的冲击
所谓的多种经营, 就是指混业经营, 也就是说一个企业主体开展业务金融业务种类比较多, 涉及到证券投资, 银行业务, 信托业务以及保险业务等。这种混业经营的方式在世界金融市场的促进下, 呈现出不断发展和壮大的局面。如光大集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现阶段我国实行的是分行监管体制, 它是奠定在不同行业基础上的, 以健全分行监管体系的方式去实现对于混业经营的管理, 显然金融制度比较滞后, 必然导致出现监管效率低下, 失去实际作用的结果;假设以多种监管部门联合监管的方式去实现管理和控制, 将使得监管出现重复和错位的问题, 监管效率同样处于低下水平, 还使得监管的成本大大增加。
(二) 外资金融的挑战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 中国金融市场越来越融合到世界金融市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这无疑使得很多的国际跨国金融机构进入到我国金融市场, 一方面不断丰富了我国金融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使得我国金融产业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由于国外金融机构和企业其金融经验多, 产品和服务意识强, 对于风险的把握能力优越于我国金融机构, 其在经营理念, 管理方式, 风险控制方法上都远远超过我国企业。反过来看看我国的金融主体, 其经验不足, 风险控制意识不强, 经营能力不足, 难以创新金融行业监管体制的局面。
(三)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内的诸多问题
详细来讲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在于;其一, 宏观监管框架不健全, 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其主要反映在金融监管执行者自我定位不明确, 使得其监管效率处于低下水平, 常常出现的监管目标和监管方式的不吻合问题。尤其是我国现行的分行监管模式使得金融监管在法律上受到局限, 三会分管各自为政, 缺乏有效的联系和沟通, 业务交叉情况普遍存在, 监管责任严重缺失, 导致监管效率大打折扣;其二, 监管方式单一化, 监管内容局限性很大。一般来讲, 我国会以行政手段的方式去实现对于金融市场的管理和控制, 很少使用到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使得监管的权威性大大缺失, 出现随意性强的特点。再者从金融监管的内容上来讲, 我国监管都是以市场准入和市场经营为主要内容, 严重缺乏企业经营状况和退出市场行为的监督和管理;最后, 从监管的范围来看, 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商业银行, 缺乏对于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其三, 我国现阶段的金融监管缺乏法律上的支持。也就是说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还很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于;缺乏产业基金, 私募资金的法律法规, 现行法规细节内容不多, 多为笼统的内容, 可操作性不强, 缺乏时代感, 难以有效的处理经济转型期间的新问题。
很明显上述缺陷和不足的存在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还处于低下水平, 在监督和管理能力上还欠缺很多, 难以实现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督和管理;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相互依存, 这样的关系使得金融市场面对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使得金融监督工作面对着更加复杂的实际情况。
二、如何在经济转型期间实现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
在经济转型期间, 如何有效的实现金融市场的运行, 实现对于金融风险的规避, 是现阶段金融监管工作的重点所在。对此, 我们应该一方面不断探析自身金融监管体制健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采取对应的措施去解决实际问题, 保证不断实现监管体制的调整和改善。另外一方面, 积极借鉴国外在经济转型期间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经验和教训, 不断夯实自身金融将官理论体系基础, 如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欧盟的《巴塞尔协议III》。详细来讲,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好金融监管体制的构建工作:
(一) 详细确定改革目标, 明确落实改革责任
在经济转型期间, 强化金融监管工作, 实现宏观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改革上。对此, 我们需要明确自身改革目标, 以实现金融市场公平, 公正, 有序发展, 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 保证金融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详细来讲, 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其一, 不断开展自我金融监管工作的剖析, 以科学的指标去考核, 找到最切合实际的改革切入点, 以不断健全改革目标的内容, 实现改革体系的全面建设; 其二, 以岗位责任制实现改革责任的界定, 理清不同部门主体在金融监管过程中的职权, 保证其各司其职,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以落实改革责任, 达到改革效果;其三, 树立正确的监管观念, 以鲜明的时代特点, 国际化的经营管理方式去实现金融体制的创新, 保证找到最适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新模式。
(二) 健全监管体系, 形成危机预警体制
进一步完善我国宏观金融监管框架体系结构, 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在此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金融监管主体地位上, 实现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监督和控制。对此, 我们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 强化资本监管, 实行动态资本拨配制度。一般情况下, 在资本资源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下, 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金融机构往往需要大量积累自身的资本, 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市场的需求, 实现金融市场的经济效益;在经济不断衰退的时期, 需要不断减少资本数量, 以面对多变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 需要结合市场环境的情况, 去界定自身监管的重要方向和内容, 从而保证其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其二, 不断建立高、中、低三层预警体系架构, 实现对于金融风险的区别对待。一般情况下, 建议以全球性, 全国性和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分类的方式去对于各种风险进行界定和诠释, 并针对不同分类采取对应的风险监测和预警措施, 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 保证以有效的科学技术对金融风险进行分析和预测, 提高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三) 创新监管体制, 探索改革路径
结合目前金融监管的分业管理模式, 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显然现阶段实行的分行业管理的金融监管模式, 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 使得监管工作处于真空和重复的状态下, 难以发挥出监管的实际功效。对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应该在经济转型期间高度重视, 不断结合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实现监管体制的不断创新, 实现改革路径的探索。我们可以做好以下的工作:其一, 建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 实现彼此之间的有效沟通和联系, 以渐进的方式去实现对于一行三会金融监管方式的调整和改善。这是因为结合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 以统一的金融市场监管模式去开展监督和管理工作, 是一件不切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其二, 不断扩展金融监管协调的内容, 健全金融监管方式, 实现以行政, 经济, 法律手段三位一体的管理方式, 保证管理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其三, 统筹兼顾, 合理的协调央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各自的职能, 使得其各司其职, 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作用, 避免职权上的冲突和重复。
(四) 注重监管国际化, 形成风险控制合作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金融风险的控制和管理是全球性的问题, 其运行机制的形成不是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主导作用, 而是彼此相互影响, 相互联系的关系。也就是说, 在实现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过程中, 需要充分借助国际上的资源, 开展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从而实现金融防范体系的构建。详细来讲, 要求必须建立全球范围内的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运行机制, 要达到这个要求就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 预防出现全球性的金融风险。做好这个方面, 需要我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 有效地对跨国集团的经营进行监管和风险跟踪。加强国际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能够提高我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地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在经济转型期间的中国, 开展宏观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这不仅仅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 也是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应正视自身宏观金融体制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采取对应的措施和策略去实现宏观金融体制的构建。于此同时, 需要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国外先进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经验和观念, 将其使用到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过程中去, 保证不断夯实自身金融监管理论体系。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 金融市场将会出现更多的新情况, 新挑战, 新特点, 作为金融监管工作来讲, 应该时刻保持着警觉的意识, 以动态的监督和管理的视角去审视金融市场, 不断探析全新的方式, 观念去实现对于金融市场秩序的维护和管理, 从而保证其健康有序的发展。
摘要：在经济转型期间, 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不仅仅关系到金融业能否提供更全面的服务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而且还牵涉到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健发展。文章从这个角度出发, 首先探析了经济转型期间我国宏观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现状, 总结和归纳了现阶段的缺陷和不足,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有效的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开展宏观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工作, 使得其满足现代金融市场的发展需求, 实现金融改革目标。
关键词：经济转型期间,宏观金融监管体制,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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