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日路径选择（共5篇）
逐日路径选择 篇1
0 引 言
在实际交通网络中,驾驶员的信息通常通过2种方式获取,一是自己的历史经验,二是交通系统发布的实时信息。驾驶员的逐日路径选择行为可以被视为在这2种信息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即,驾驶员第2天出行路线选择是根据第1天的历史经验和交通系统发布的信息做出的,这样,驾驶员总是根据以前的历史经验和交通系统发布的实时信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行路径选择,所有驾驶员逐日选择的集计结果表现为道路网络交通流的演化规律。
对于一个全新的路网,驾驶员第1天进行路径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这些信息会对驾驶员、路网交通流演化产生怎样的影响?此外,对于相同的信息,不同的驾驶员会有不同的选择行为,这是因为驾驶员在理性程度、人格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在这种异质性作用下,驾驶员将采取何种方式出行?路网交通流怎样演化?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以往的研究假设驾驶员第1天对路网交通状况的理解相同,并以自由流行程时间作为驾驶员第1天进行路径选择的依据,其代表性的研究有:Cascetta和Cantarella[1,2]、Watling[3,4,5]、Nakayama和Kitamura[6,7,8]、Klügl和Bazzan[9,10,11,12]、Kim[13]、刘天亮和黄海军[14,15]等。但是,这一假设没有反映驾驶员的异质性,因而,无法有效地反映实际情况。
为此,本文将驾驶员第1天对路径行程时间的理解定义为初始条件,在初始条件中考虑驾驶员个体差异性,研究驾驶员逐日路径选择行为及网络交通流的演化。运用Agent仿真方法[16],以驾驶员个体为对象,对驾驶员逐日路径选择行为进行数值仿真,探讨在初始条件中考虑驾驶员个体差异性的驾驶员逐日路径选择行为和网络交通流演化规律。
1 研究思路及模型
本文假设驾驶员逐日路径选择过程如图1所示。首先,驾驶员获取路网信息,包括路网经验行程时间信息以及交通系统发布的信息。然后,驾驶员根据这些信息估计路径的行程时间,形成理解行程时间,驾驶员再根据理解行程时间选择路径。本研究假设路网中所有驾驶员同时出发,所有人选择路径的结果集计形成路网上的交通流,路网中路径的实际行程时间通过交通流模型(行程时间关于流量的特性函数)计算得到,路网更新信息,驾驶员根据新的路网信息再次出行。
根据图1所示的思路,对驾驶员逐日路径选择过程建模,模型由4部分组成:理解行程时间更新模型、路径选择模型、初始化模型和交通流模型。其中,交通流模型反映的是路网特性,将在仿真场景设计中说明,下面建立理解行程时间更新模型、路径选择模型和初始化模型。
首先,建立初始条件模型,即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模型。由于驾驶员第1天没有历史经验,驾驶员只能根据路网的静态信息(如:路径的长短、自由流时间等)对各路径的行程时间做出判断,本研究假设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存在差异,且大于自由流行程时间。驾驶员i第1天对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初始条件)可以表示为:
t
式中:tf,k为路径k的自由流行程时间,ωi,k为驾驶员异质性参数(大于0),r为OD对起点,s为OD对终点,k为路径标号。
参数ωi,k描述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假设ωi,k的最大值为ωmax,且服从均匀分布U(0,ωmax)。参数ωmax越大,表明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就越大。
驾驶员根据理解行程时间选择路径,第d+1天的理解行程时间表示为第d天的理解行程时间和实际行程时间的加权平均,未经历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不变,更新模型:
式中:t
权重系数φ的大小反映驾驶员对前一天的实际行程时间(经验)的依赖程度,φ越大,依赖程度越小,反之,φ越小,依赖程度越大。
假设驾驶员以最小化理解行程时间的原则选择路径,第i个驾驶员在第d天选择的路径为
式中
2 仿真实验
根据驾驶员的路径选择过程和路径选择模型,将每一个驾驶员看成一个Agent,他们所处的环境即是交通网络的状态,每一个Agent根据前一天的交通网络各条路径的实际行程时间和理解行程时间以最短路原则选择路径,所有Agent选择完路径后,每条路径的实际行程时间将会更新,他们将在新的环境下再次出行,仿真实验将模拟驾驶员Agent的逐日路径选择过程。
2.1 场景设计
仿真使用2条平行路径的简单路网,如图2所示。路径的行程时间t=tf[1+α(q/C)β)],其中tf为路径的自由流行程时间,q为路径流量,C为路径通行能力,α、β为参数。路径1的自由流行程时间tf1=20 min,通行能力C1=1 000 veh/h,路径2的自由流行程时间tf2=25 min,通行能力C2=1 500 veh/h,2条路径取相同的参数α=1、β=2。
设仿真天数为1 000天,驾驶员数量为1 500个,用户平衡分配结果为,路径1和路径2的流量均为750 veh/h,行程时间均为31.25 min。模拟驾驶员早高峰1 h的出行,对他们每天的路径选择进行仿真实验。
2.2 仿真结果分析
运用Matlab软件,对参数ωmax和φ不同取值情况分别进行仿真实验,考察路网的演化情况。
首先,以φ=0.52,ωmax=0.28;φ=0.52,ωmax=0.84;φ=0.92,ωmax=0.02;φ=0.92,ωmax=0.92为例,这4种情况下路径1前60 d的流量随天数演化分别如图3(a)、(b)、(c)、(d)所示。
图3显示,图(a)和(b)路网平衡所需的天数比图(c)和(d)小,图(a)和(c)路网平衡时的流量接近用户平衡(user equilibrium, UE)时的流量(750 veh/h),图(b)和(d)平衡时的流量与UE时的流量差别很大,并且图(a)和(c)平衡时路径1的流量比图(b)和(d)小。由此推测,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天数以及平衡时路径的流量与参数φ和ωmax的取值有关。图4是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天数与参数φ和ωmax的关系,图5是路网平衡时路径1的流量和UE流量之差与参数φ和ωmax的关系。
图4表明,路网平衡所需的时间与参数φ显著相关,而与参数ωmax的相关性不显著。当参数φ较小时,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天数较小;当参数φ较大时,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天数较大。特别是,当φ>0.9时,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天数明显增大。这就意味着,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与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显著相关。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较大时,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较短;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较小时,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较长。
图5描述的是不同参数取值下路网平衡和用户平衡的差别。图5显示,路网达到平衡时路径1的流量和用户平衡流量之差与参数φ和ωmax都显著相关。这就意味着,路网平衡和用户平衡的差别与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两者显著相关。图6是路网平衡流量与用户平衡流量的相对误差小于5%时的参数取值情况。
图6表明,要使路网平衡和用户平衡接近,参数φ和ωmax的取值需在点(0,0.5)和点(1,0)所连成的直线L附近。这说明,如果第1天驾驶员对
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较大,只有当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较大时,路网能够达到用户平衡状态,如果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较小,要使路网能够达到用户平衡状态,必须满足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较小。由图还可以看到ωmax<0.5,这说明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不能太大。对比图6和图5,我们还发现,大体上,在直线L上半平面的参数取值下,路网平衡时路径1的流量大于用户平衡流量;在直线L下半平面的参数取值下,路网平衡时路径1的流量小于用户平衡流量;并且参数φ和ωmax的取值离直线L越远,路网平衡时路径1的流量与用户平衡流量差别越大。
图7(a)、(b)、(c)、(d)是路网平衡流量与用户平衡流量的相对误差小于5%时,4种参数取值情况下平衡时所有驾驶员对两条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的散点图。图7表明,虽然在不同参数取值情况下路网均能够达到近似的用户平衡状态,但是驾驶员对两条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存在较大差异。由图7不难看出,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越大,路网平衡时驾驶员对两条路径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也越大。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很小时,路网平衡时所有驾驶员对路径2的理解行程时间几乎相同,但是对路径1的理解行程时间差异仍然较大。
3 结束语
1) 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与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显著相关。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较大时,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较短;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较小时,路网达到平衡所需的时间较长。
2) 路网平衡和用户平衡的差别与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两者均显著相关。
如果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较大,只有当驾驶员对历史信息的依赖程度较大时,要使路网能够达到用户平衡状态。
3) 虽然在不同参数取值情况下路网均能够达到近似的用户平衡状态,但是驾驶员对2条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果第1天驾驶员对路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性越大,路网平衡时驾驶员对2条路径的行程时间理解的差异也越大。
本文只在初始条件中考虑了驾驶员的异质性,但是在驾驶员对路径的理解行程时间更新模型中没有考虑驾驶员的异质性,在后续的研究中,将假定每个驾驶员对应的参数φ不同,做进一步的研究。
逐日路径选择 篇2
（1）繁琐事务性服务工作影响监督职能履行
根据高检院的指示精神，案件管理部门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应当为“案件质量”。然而，从全国各地实践情况来看，有些检察院或者因为对案管部门职能认识不足，抑或对畏于改革阻力，错误的将案件集中管理操作为集中从事院内内勤事务服务和数据管理统计。如，有的院把案卷卷宗装订也纳入了案管部门的工作范畴；有的院把业务部门的事务性工作纳入到案管部门，比如告知、换押。课题组认为，在目前案管部门人少活多的现状下，上述将案管部门的职能偏差的运用于为业务部门后勤服务的做法实有不妥。
诚然，案件管理部门履行管理监督职能时，不可避免的要承担一些事务性服务工作，但应限于从事对有效实施监督管理有帮助的事务性工作。案管部门从事事务性是有效实施监督管理的载体。为案件质量服务是案件管理部门最根本的服务内容和非常重要的职能，这也是高检院主张成立案管部门的初衷。将精力过多分散于为业务部门从事内勤事务，势必影响案管部门为检察长和检委会提供客观公正的数据、评查考核结果，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精力，影响案管部门的核心服务职能的履行，检察业务统筹管理监督作用将大打折扣。
（2）案件管理机制有待完善
一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必定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工作机制。案件管理工作的规范有序开展必不可少的需要完善的案件管理体制。因此，各地区必须结合地区实际建章立制，优化工作制度，完善工作机制，为案件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浙江省在案件管理机制做了不少工作，为了抓好案件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先后出台《关于加强案件管理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案件管理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规范性意见，对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提升案管工作规范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案件管理仍处于初期，覆盖案件管理工作全面内容的案件管理工作办法仍未出台。浙江省不少检察机关也为制定配套的案件管理工作细则。
四、浙江检察机关案件管理路径选择
纵观浙江检察机关案件施行集中管理现状以及存在的管理、监督、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课题组从现代管理学的视角，深入探索，认为集约化管理将是浙江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的必由之路。
（一）定义
1、集约化管理
所谓集约化管理，是指通过不断的优化各种所必须的生产要素以及内设部门，整合各工艺流程，以期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标，从而取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系统化流程。
2、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是指在各级检察长以及检委会的领导下，通过遵循刑事诉讼规律以及法律监督工作相关规律，设立案件管理相关机构等方法措施，优化各级检察机关内部的各类资源，通过合理安排、分工协作、风险控制以及流程改造等新型的系统化发展模式，从而达到提升执法公信力这一目标。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是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合理、快速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3、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与集约化管理区别
检察机关案件集中管理与集约化管理有所不同。顾名思义，集中是相对于分散而言，而集约则相对于粗放。集中管理只是粗放式管理和集约式管理的中间阶段，或者说是过渡阶段。
集中管理具有汇合以及聚集的意思，但是，集中管理相对于集约化管理而言，仍然缺乏现代管理的思想和理念，缺乏一个完整的要素体系。
目前，浙江检察机关绝大多数都已成立案件管理部门，实现了案件集中统一管理，随着不断规范化管理，必将从案件管理逐步提升为案件集约化管理。
（二）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产生背景
1、为进一步满足社会文明进步产生的推动型发展需求
社会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全社会对于提高执法公信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而检察机关作为执法办案的主体之一，其办案理念、方式方法、办案质量以及办案效率效果等都与社会的期待值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检察机关自身优化内部管理以及进一步强化自身监督显得尤为迫切。
2、为进一步满足案件总量剧增产生的集中型管理需求
量变引起质变。当某一事物的总量发生巨大变化，其管理的方式紧接着也必然要求不断自我调整来满足这种变化。这种数量级的变化从而成为了改变管理方式方法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国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人数[12]
年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人数 255000 599000 596624 708836 950804 1148409
上表是全国检察机关从1985年到2010年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数据，其递增趋势明显。这些数据是全国范围，而某些地方比如杭州萧山区则增长的更为明显。检察机关人少案多的矛盾不断显现。如果继续采用集中管理的案件管理模式，则在不久的将来，则很难保障正确、高效的行使检察权。
3、为进一步满足由执法办案不规范问题产生的遏制型需求
全国检察机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典型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这些典型时期的典型问题，出台了相关措施，加强了对检察权运行过程中的控制。
近年来，更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完善。例如，出台人民监督员制度，从而加强外部监督，提升办理职务犯罪的执法公信力；出台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录音录像措施，进一步防范刑讯逼供，加强规范执法；新刑事诉讼法出台，进一步规范了检察机关执法办案。
无疑，这些举措对于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办案公信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措施的出台不代表实施，目前，系统化、合理化的案件监督管理体系存在某方面甚至是某些方面的空白，仍需要不断的填补。
4、为进一步满足现行案件管理模式缺陷产生的调整型需求
浙江检察机关现行的案件管理模式为集中管理，集中管理改变了传统的“纵强横弱”局面，即纵向管理强势，横向管理相对薄弱。但是，集中管理也有缺陷，它过分强调了横向，忽视了纵向。
集中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一直以来的“各自为政”现象，“部门主义”色彩有所淡化，不仅强调部门的重要地位，也对检察工作整体进行了考量。
即便集中管理解决了传统案件管理模式的一些缺陷，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课题组成员通过调研，有不愿透露单位的案管同行提到，“设立案管跟之前没什么区别，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也就是说，浙江检察机关顺应趋势设立案管中心或案管部门，有的并没有发挥设想的功能，有的甚至丢掉了传统案件管理模式下一些优秀的做法，有的只是流于形式，当然，也有的确实是发挥了其应有的功能。究其原因，是设立的案件管理部门缺乏系统性、统筹性以及全面性的方式方法。
5、为进一步满足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特殊性产生的统筹型需求
与公安机关和法院不同，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基本上走的是流程关系，有清晰的流程线路；而公安机关和法院的内设机构则是以业务部门为主，流程只是单纯的辅助。
以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为例，走的程序主要是：职务犯罪受理举报--立案、侦查--审查批准逮捕--审查提起公诉--出席法庭--抗诉--受理申诉、赔偿等。
公安机关以及法院的内部制约明显较少，其案件管理过程控制的需求明显大于检察机关；相反，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在集约型统筹方面的需求要明显高于法院以及公安机关。
（三）案件集约化管理的作用
案件集约化管理对于检察机关来说是一项重大改革项目，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机关日常管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直接关系到检查管理现代化水平。
1、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在检察管理体系中，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占据着重要位置。案件集约化管理的理念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构建案管平台，全面深化内部监督，从而提供优质高效的检察决策服务。浙江检察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实现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执法办公管理软件；但是，后两个要求有待进一步完善。
全面深化内部监督指的是，搭建全面、动态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监督体系；优质高效的检察决策服务指的是案管部门为检察机关各内设部门的检察工作提供优质高效的参考资料。
这三者的关系是一个基础、两个重点。即构建平台是搭建基础，而提供服务以及内部监督则是重点。没有基础，重点将难以实现；有了基础，没有重点，也不成目的。
2、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机关工作方式方法中的作用
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工作发展方式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内涵式发展上。发展方式可以分为内涵式发展方式和外延式发展方式两种。
外延式发展表现为外部扩张，它强调外部的力量，即外因。通过财力、人力的投入，从而实现数量增长，进一步扩大规模，最后是空间的扩张。
内涵式发展则强调事物内部的某些因素，即内因。它通过理念的不断更新，从而进一步整合内部资源，达到激发生产活力，实现最大化效能的目的。
在检察工作中，增加工作人员以及提高经费是外因，只依靠外因远远不够，还需要内因助力。案件集约化管理是检察机关工作开展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主要体现，是日常检查机关工作合理、科学开展的重难点。
3、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模式中的作用
目前案件管理的基本模式可分为横向管理和纵向管理，而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则是横向管理和纵向管理的结合，即具有交叉关系。
传统的案件管理模式中，纵向管理比较强势，横向管理相对弱化；集中管理则是弱化纵向管理，加强横向管理；集约化管理的趋势是横纵并重，进一步达到以横向管理为基础的案件管理模式。
浙江检察机关目前采用的是集中管理模式，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弱化纵向管理，加强横向管理，从而达到横纵并重，再进一步延伸到以横向管理为基础的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模式。
4、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机关日常决策中的作用
案件集约化管理作为检察机关日常科学决策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它的作用是通过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及监督、服务，通过与检察机关办公室、研究室、控申部门等的合作沟通交流，通过数据挖掘，逐步成为以检察长为中心的党组、检察委员会以及其他业务部门的“思想库”“智囊团”，甚至是“参谋部”。
5、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运行中的作用
案件集约化管理的理念中，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在执法办案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是作为检察机关日常执法办案工作的控制阀、思想信息库以及运行总枢纽；其二是通过保持原有执法办案中的优秀做法，进一步构建科学合理高效的案件信息管理平台，实现全程管理以及动态监督整个执法办案过程，达到为整个检察机关的党组、检察委员会、执法办案业务部门以及人民群众提供各类有价值的服务。
6、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中的作用
本文所说的案件管理机构在现实工作中与检察机关执法办案部门所进行的内部监督属性不同。执法办案部门（以自侦、批捕、公诉为例）之间的内部监督主要表现的是各个连贯环节之间的相互制约；本文提到的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同各个业务部门之间的监督则是管理机制方面的监督，这种内部监督的优势在于动态、全程，贯穿在案件管理的整个生命周期，这种优势是普通自侦、批捕、公诉之间很难实现的。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要实现一种新型的内部监督内部制约体系。即，保留原有业务部门的优秀工作机制，通过案件信息管理平台，将自侦、批捕、公诉等业务部门之间的内部监督以及检察机关管理部门的内部监督巧妙的结合起来。这种新型的内部监督控制体系能有效过滤或者防止问题性信息，及时给党组、检察委员会提供准确、全面、有价值的信息。
7、案件集约化管理在检察机关检察队伍建设中的作用
检察机关存在的前提是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检察权，而衡量一个检察机关日常工作效果的依据则是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设定检察权的具体情况，其中法律包括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
检察机关的执法办案工作作为法律监督的最基本手段，是整个检察机关的中心任务，也就是说，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铺陈开来，为执法办案服务。其他各项工作都要以办案效果为标准来检验自身检察工作。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主要承担着对本院检察业务部门以及检察人员、下级检察机关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考察、考核，这种考核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一个检查机关的检察队伍基本素质。
8、案件管理机构在检察机关部门属性上的作用
案件集约化管理将案件管理部门的机构属性定位为综合性，也就是检察机关内部常提到的“综合线”，以最基础的管理、监督、服务三大职能为依托，根据客观需要，不断衍生其他具体功能。
这些衍生功能一般较为细化，例如根据法律法规的修改不断制定和完善执法办案流程、案件统一受理、统一送达、案卷统一管理、涉案赃款赃物统一监管、办案质量评查、数据统计、考核考评、典型案例监督以及宏观政策把握等等。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浙江检察机关在设置案件管理机构时，忽略了一个细节。根据案件管理部门的功能需求及定位，案件管理部门具有监管的职能，那么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则理应大于被监管机构，也就是说，案件管理部门的部门属性要高于其他业务部门。诚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努力。
（四）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几组关系
1、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内部资源管理与检察规律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要想实现案件集约化管理，首先要整合内部相关资源，而整合内部相关资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检察机关进行案件集约化管理，必须明确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使得公平和效率、运行和监督、成本与效率等关系达到平衡。要达到这些关系的平衡，首先需要遵循检察规律，这样才能放手去整合检察机关内部资源。
课题组认为，检察机关内部资源可供整合的主要分为四大类，其一是通过合并、分裂、设立等方式调整组织机构；其二是通过完善和优化各类工作机制，例如决策、运行、过程控制、考核考评等等；其三是对检察机关内部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合理的配置；其四是对检察机关内部信息进行有效的管理。
检察规律反应的是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与审判机关行使审判权、公安机关行使警察权等权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同时，它还反应不同类目检察权之间以及各级检察机关之间的必然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检察规律依据的是法律赋予的诉讼规则以及监督规则，是整合检察机关内部资源的重要或者说是基本依据。
2、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全程管理与动态监督之间的关系
前文提到，集约化管理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全过程管理（即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以及动态监督则是其重要内容之一。
全过程管理，就是将管理贯穿于事物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虽然各地的检察院会因为地方特色侧重有所不同，对于全过程管理的要求也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过程管理的发展势头不可抵挡，管理倘若不能做到全程性，那么何以能称为有效的管理。
同理，内部监督需要动态性才能保证其监督的效能发挥到极致，否则就会打折扣。
案件集约化管理需要将全过程管理以及动态监督充分、合理的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全面提高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的水平。这也预示着检查机关案件管理应该朝着全过程管理以及动态监督方向不断的拓展、延伸。
3、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程序监督与实体监督之间的关系 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质量进行考察时，主要考察的是实体和程序这两个方面。目前，检察机关内部并没有对案件管理部门充分重视，甚至有的认为譬如控申的举报受理，随后的立案侦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外加申诉控告等之间早已有了相关的制约机制，并且办案人员也会有意识的进行自我监督和防范，根本不需要案件管理部门来进行实体监督。
课题组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同时注重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首先，案件集约化管理要求案件管理部门对于整个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监督是全方位的而不仅仅是某一部分，也就是完整的而不是残缺的；其次，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过程中，实体和程序是相互交织与糅合的，好比一面镜子的两面。例如刑诉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时导致的无罪判决就涉及到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其中无罪判决对应实体，非法取证对应程序；其三，从浙江各检察机关的监管实践来看，某些案件实体质量问题则是通过案件管理部门发现的，虽然数目不多，但从侧面反应出案件管理部门能够查缺补漏，对原有的监督制约方式进行修正；其四，需要指出的是，案件管理部门对案件实体质量进行监督并不意味着替代办案部门在监督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对其进行的补充，当然案件管理部门重点针对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件进行实体监督，例如自侦案件、不批准逮捕、不提起公诉、无罪判决、典型案例、重大疑难复杂案例、上级交办案件等等。
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纵向管理与横向管理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可分为纵向管理和横向管理。长期以来浙江检察机关在管理中横向管理处于弱势，纵向管理过于强势，经过很长时间的不断认识和发展，如今浙江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采用的是集中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纵向管理一家独大的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纵向管理的格局在浙江检察机关管理中并没有完全改变，因此，横向管理是案件管理集约化的重中之重，只有打破横弱纵强的局面，重新建立横纵平衡的案件管理模式，才能称得上是完整意义上的案件集约化管理。
4、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个案监管与宏观研判之间的关系
案件集约化管理中个案监管是日常工作。个案监管主要的重难点在于如何判断案件实体质量以及程序质量，同时要考虑案件办理完毕后的综合效果。
个案监管的过程中，会发现类案，那么对类案进行分析、研判，通过对这些类案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检察机关整体工作质量，从而提高检察质量和效果。
个案监管和宏观研判结合起来，可以快速把握执法办案的发展方向，进而把握社会治安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上的苗头性问题、倾向性问题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和提出改进意见，从而进一步加强执法办案力度，创新社会治安管理模式，为本单位以及相关机关服务。
5、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案件管理与完善办案流程之间的关系
案件管理并不单单对案件进行管理，还包括对在管理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进行解决，同时包括对执法办案过程中所遵循的各类流程及制度存在漏洞的修补和完善。
案件集约化管理中，要求案件管理机构必须具备制定并不断完善执法办案这项工作的职能。课题组在查阅最高检案件管理办公室的职能中发现，其中一项就是“制定并修改执法办案工作基本规范”。
案件集约化管理的思想在于将管理案件和完善执法办案规程完美的结合起来，这样方能体现案件管理机构的价值和作用。
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之间的关系
6、现代管理学思想中，监督是对具体工作内容进行监视以及督促，从而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管理活动。
监督包括内部和外部，一个有效的监督，需要内外部结合，也就是内外兼修。内部监督是自身监督，或者是本系统进行监督；外部监督则是各级人大、政治协商会议、各类媒体、社会各界人士等的监督。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做好内部监督才是关键，案件集约化管理中的案管机构，具备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的功能，通过与本系统内部其他的监督机构相互协调、配合，不断优化创新，才能真正实现内部监督的价值。
7、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案件管理与信息化建设之间的关系
在案件集中管理阶段，浙江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已作出了成绩；在案件集约化管理阶段，信息化仍旧相当重要，将最新的信息技术糅合到案件管理过程中，通过信息挖掘、垂直搜索等新技术、新方法，转变传统的只是对电子案件进行简单保管的局面，整合内外部可用资源，对案件信息进行捕获、处理、专题挖掘、提供利用，为决策者以及工作人员提供服务，提高办案质量。
8、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创新发展与统一规范之间的关系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是对检察案件工作的重大创新。一直以来，浙江检察机关一直都致力于在案件管理上推陈出新，力求做到更好。但是，囿于管理理念以及检察机关层级、规模、所处地区的不同，浙江各地检察机关对案件管理的认识以及所起作用也不同，因此在设置案件管理机构时，其设立的机构职能也有所差异，并且案管机构的模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有的检察机关将案件管理机构单列出来；有的则是将检委办糅合在案管办里，不一而足。
课题组认为，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集约化要建立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相关规范，同时又适当留有空间，依据不同的规模和工作量、地方特色，积极开展业务工作。
9、案件集约化管理应处理好现代管理学理论与案件管理工作实际之间的关系
现代管理学思想是建立在社会各行各业宝贵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之上，体现了社会各类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则。现代管理学思想发展迅猛，甚至呈现爆炸式发展，但是，在检察案件管理这块，却显得有些无力。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需要将现代管理学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使得现代管理学思想为案件管理服务。
（五）案件集约化管理具体做法
1、建立健全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
当前，建立健全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是为了满足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保障执法办案公正廉明的迫切需求。浙江检察机关在案件管理方面，积极探索符合浙江省的案件管理模式，不断实践，从传统粗放的案件管理模式逐步转变为集中管理模式，从手工管理转变为信息化管理，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是，浙江省检察机关案件管理模式离案件集约化管理的要求还有些差距，那么如何联系实际工作，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是浙江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案件集约化管理要求浙江检察机关变静态为动态，变事后为同步，变结果控制为全程控制，从而把集约化思想渗透到具体的案件甚至是环节中去，全局把握案件办理流程，规范执法，保障办案质量。
（1）建立健全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需要不断完善内部机构设置
检察机关自恢复以来，随着职能的扩大，其内部机构便不断的得到拓展，有些地方存在着机构冗余、监管混乱、职能交叉、效率低下、人员不多的局面。这些问题很快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捕捉并出台了相关政策来科学规划检察机关内部机构，对业务机构进一步加强，对非业务部门进行适当调整和精简，达到业务归口。这种调整业务部门职权范围，精简内设机构的做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冗余问题。
2009年，最高检再次提出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内部机构，强调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整合有生力量，逐步形成相互合作、制约且权责分明、运行高效的人民检察机关。
但是，到目前为止，检察机关内部仍然存在着机构繁冗、职能混乱、部门相互掣肘、运行效率低下的状况。
案件集约化管理需要做的是通过整合内部机构设置，达到优化职能、监督制约的目的。目前，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仍处于摸索阶段，具有现实意义的有湖北省2009年11月所做的尝试，主要做法是将湖北省规模较小（编制在40人以下）的基层院进行试点改革，施行批捕公诉、职务犯罪侦查、诉讼监督、案件管理、综合管理等五部制；2012年6月，江苏省也做了相应的改革实践，主要做法同湖北省具有相似性，对于规模较小的基层检察院，同样采用五部制，创新点在于通过整合内部机构，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通过精简机构来强化工作效率，二是将综合线上的部分职能整合到案管部门来构建案件集约化管理基础。
（2）建立健全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需要不断整合内部机构职能
检察机关设置案管部门的初衷是解决机构冗余、职能交叉以及部门掣肘现象，它的本质是对现有检察机关业务线、综合线的职能重组。案件管理集约化思想较早出现并付诸实践的是广东、江苏等地。
广东、江苏等地的主要做法是将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综合部门的一些跟案件管理有关的职能进行重组，形成案件管理部门的职能，并根据地方特色增加一些新的职能。最高检成立案件管理办公室后，其职能也随之增加，同样吸收了业务线、综合线的部分职能。
浙江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集约化过程中进行内部机构职能重组，既需要借鉴其他省市的优秀经验，也要推陈出新，结合浙江特色。
课题组经过调研、论证，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尝试。
第一，将检察机关办公室的案件统计职能以及法律文书用印管理职能、人民监督员等职能归入到案件管理机构。这样等同于剥夺了办公室的很大一部分职能，因此可能会存在人事上的变动和调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东深圳、江苏的镇江、南通等地；甚至有些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部门掌管法律文书印章。
第二，将研究室的部分职能（如制定或修改办案流程、执法办案检查以及法律文书等）归入到案管。
第三，将检察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能归入案管。这种做法在浙江检察机关也出现，比如永康市院、杭州桐庐县院将检察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案管。
第四，将监察部分中的执法监督职能归入案管。此种做法明确了案件管理部门有权对案件的程序质量以及涉案款物进行有效监管，满足了案件管理部门的监督职能。课题组查阅最高检发布的《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规范》规定，基层检察院监察室的执法监督同样是案管部门的职能。
第五，将基层检察院的行政装备部门的部分职能归入案管部门。这部分职能主要是保管涉案物品。课题组查阅最高检有关规定，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涉案款物工作规定》（2010.5.9），其第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内部专责财务、行动装置的机构是扣押款物的管理部门，该机构负责对扣押的款物进行统一管理”；第50条规定“设立案件管理部门的，可以根据有关规定确定案件管理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财务装备部门在扣押、冻结款物的保管、处理、监督工作中的职责与分工”。
由案管部门保管涉案物品始于江苏、广东。广东、江苏检察机关特地拨款，对涉案物品采用条形码技术进行专门管理。如果由行政装备部门保管涉案物品，那么成立案管部门后，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案管部门在案件受理时接收的涉案物品，需要移送行政装备部门，这样直接增加了流转环节，因此课题组认为由案管部门负责管理涉案物品较为合适。
第六，将政治部（处）的考勤考核考评、检察人员执法档案、执法规范等功能归入案管。课题组访问最高检网站发现，2010年，《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由政治部牵头编写，2012年后，随着刑诉法修改，该规范的修改由高检案管部门组织牵头进行修改。第七，将刑检线、自侦线上案件受理以及裁判文书送达、涉及人身及财产方面的法律文件的开具，归入案管。这些职能以前由刑检线、自侦线的内勤负责，现在统一由案管部门负责。
（3）建立健全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需要不断完善案件管理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案件集约化管理需要完备的案管工作机制相配合，那么各种制度建设必不可少。其中包括，案件管理集约化管理机制、案件管理集约化运行机制、案件管理集约化服务机制、案件管理集约化监督机制等等。
（4）建立健全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需要不断调整案件管理方法
2013年末，浙江省院全面推广运用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要求对案件管理从事后转变成为全程跟踪、从静态转变成为动态管理，系统全面上线运行后，检察机关受理和办理的各类案件，包括控申部门、自侦部门受理的案件线索，除绝密级的以外，从起始阶段就要进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案件的受理、办理、流转、审批、监督、用印等各个环节都要在网上操作，所有的文书都必须在系统内产生，所有的审批都必须在系统内实现，不得以任何借口增减范围、放宽标准。从2014年开始，浙江全省检察业务考核，都以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审核认定的数据为依据，凡是没有从初始阶段纳入系统运行的案件，一律不列入考核。
诚然，这些想法符合案件管理集约化思想，但是是否真正付出实践有待考察。检察机关在建立健全案件集约化管理机制时，需要根据遇到的问题和情况不断调整案件管理方法和思路。
2、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监督机制
浙江检察机关案件管理主要实施的是集中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主要是为了解决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或者环节；而集约化管理模式则强调全程控制和动态管理，在事前、事中、事后均有应对措施，强化了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过程中的管理、控制、监督。
（1）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监督机制，需要配套的全程跟踪监督机制
全程跟踪监督机制是一个动态监督的过程，也是案件集约化管理的必然要求。课题组在调研现有案件管理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上海、深圳、江苏等地的做法，认为浙江检察机关案件管理全程跟踪监督机制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考虑。
首先，从案件管理机构来着手。案件管理机构成立后，会相应配备工作人员，指定专人对案件进行全程跟踪。例如，刑检线上的案件一般走批捕到公诉环节，那么各个环节均需填写《xx检察院案件质量监督表》，由专人进行初步审查并得出结论，实时查看案件具体进展情况；若最终审结时的处理结果与初步审查结果有出入，那么通过分析缘由，意见不一致时还可以向承办人发出问询表；案件整个诉讼程序终结后，送达档案室归档前，案件管理机构需要对案卷的装订情况、文书是否齐全完整等方面进行检查，检查无差错后，将《xx检察院案件质量监督表》附在整个案卷后面，然后移交档案室。
其次，从案件评查方面来着手。在案件集约化管理之前，惯常的案件评查分为上级评查和自身评查。案件承办人员将案件办理完毕后，一般由本单位分管领导进行评查，对有问题的方面予以纠正；还有一种是上级对下级，上级检察机关每年都会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案件予以抽查。案件管理机构成立后，增加了对案件进行管理和评查职能。这种做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诉讼环节的滞后以及案件经过侦查监督科作出批准逮捕后公安机关不及时移送公诉科审查起诉等问题。
（2）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监督机制，需要配套的预警和纠错机制
预警方式有多种划分方式，在办理案件过程中，笔者将其划分为时限、流程以及违规三种预警方式。从字面意思也可以看出，时限预警针对的是办案期限到期前，系统发出的时限警报，例如侦查监督科以及公诉科有办案时限的限制，发现超期及时通知相关承办人；流程预警针对的是整个办案流程中，系统会将不符合程序的事件发出流程警报；违规预警针对的是案件办理过程中的违规行为。
案件管理机构在其中起了监督的作用，发现有超期、违规、流程错误等行为，及时向有关业务部门发出催办通知或警报，如有必要，通过质量问询、纠错建议书等书面方式向相关业务科室及承办人预警，并向检委会定期报告。当然，案件承办人员具有独立审查权，可以参考案件管理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3）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监督机制，需要配套的案件督查机制
案件管理机构成立后，有必要对拟不（予）批准逮捕等八大类案件以及其他被列为大案、要案进行系统的审查以及追踪，案件管理机构有义务督促业务部门将上述案件移交案管备案。
案件管理机构根据刑诉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进行审查，重点对业务部门容易出错或者模棱两可的问题进行审查，审查完毕后，案件管理机构提出意见并独立提交督查报告，与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的，需要与业务部门的意见一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后作出最终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案件管理机构有义务对发现的问题或者瑕疵及时作出纠正并在本单位通报，必要的时候追究办案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3、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服务机制
设立案件管理机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服务的方式多种多样，对于检察机关而言，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服务机制，需要整合对外窗口
集约化管理思想的理念主要在“集约”二字。检察机关自恢复重建后，由于各时期的需要，先后设立了检务公开宣传栏（或称“阳光检务”）、申诉控告接待大厅（室）、案件管理中心、行贿档案查询中心等等。集约化管理就是要将这些窗口整合起来，成立检察机关对外服务总窗口，既要展现检察机关文化氛围，又要突出重点，注重功能和实效。
课题组讨论认为，检察机关在整合对外窗口，构建多功能型窗口需要努力做到五个统一，即统一理念、统一名称、统一布局、统一管理、统一文化。统一建设案件集约化管理窗口的理念；统一名称，名称要涵盖窗口所具有的功能和内涵，例如“阳光检务中心”；统一窗口布局，做到事前规划；统一管理，将之前的多头管理化整为一，统一设置一名主任管理；统一文化，设置对外总窗口是展示检察机关文化的一个新型平台，那么这个平台所展现的文化需要符合检察机关的性质、功能，又要与时俱进，利用LED显示屏或者滚动字幕屏，彰显检察文化。
（2）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服务机制，需要创新交流方式
整合对外窗口后，总窗口可以利用微信、微博、qq等网络媒体方式，积极与律师、案件当事人、相关人等沟通交流，也可以根据自身特色，研制适合本单位的交流平台。例如浙江临海市院开通律师接待QQ号，律师阅卷会见预约专线，并在检察门户网站设立了律师预约通道。律师只要通过简单的两步就可以实现快速案件咨询、预约服务，方便了律师与检察机关交流及双方工作的开展。
再比如，富阳市院针对案管中心成立后每年要接待1200余人次的突出问题，自行研制开发网上案件查询系统。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律师等相关人员可通过搜索，进入富阳市人民检察院页面，找到右下角“案件查询”栏，输入要查找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证号码，点击“确定查询”，即可查阅到案件在检察机关办理的各个诉讼阶段，极大地提升了查询的速度和效率。
（3）建立案件集约化管理服务机制，需要整合信息管理
整合信息管理源于目前检察机关执法办案信息散落在各办案部门以及信息共享渠道不畅通。
课题组调研检察机关办公室信息、宣传、统计工作人员时发现，信息不共享问题相当严重，特别是业务部门有新亮点案子，但是承办人觉得没必要或者没有敏锐的捕捉到，而办公室做宣传、信息的人员不知情，很容易就错过了；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对于信息的利用程度较低，统计人员接触到大量的数据，但是并没有及时得到利用，或者敏感性不够，都影响了检察工作的开展。
金融改革的路径选择 篇3
有的新闻媒体把开放民营银行的争论归纳为“改造派”和“新建派”之争。他们说，“改造派”强调“新建的风险”，“新建派”则大谈“改造的难度”。这些报道大致勾画出了争论的基本轮廓，却未必十分准确。需要补充的是，主张开放民营银行的一方并不排斥对原有金融机构的改造，而另一方则恨不能全面封杀民营银行。例如，某些金融从业人员说：“我们当前的任务应是研究如何对现有银行进行改革，以真正改变银行的经营行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而不是考虑设立一批民营银行”。
不少学者为现有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出谋划策。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的学者们调查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许多基层金融机构的状况，提出了改革建议。长城金融研究所的报告建议在原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创建民营银行。还有一些报告认为：某些基层金融机构已经病入膏肓，无法改造。除了让他们有序地退出金融领域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办法。总之，能改造就改造，不能改造就新建，一切交给市场竞争来决定。
当前，金融机构总数并不少。开放金融领域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增加几家金融机构，而是要通过民营银行试点来实现金融制度创新。当前要解决的任务就是通过试点来建立、健全银行的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为今后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创造条件。正如周小川在2003年3月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就是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以及建立金融市场准入规则。他非常明确地阐明：“组织形式方面需要不断的探索。这跟准入政策有关，准入方面的政策之所以比较谨慎，是由于过去造成了大量的亏损，使得政府以及监管者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担忧。”
作为金融改革的政策研究应当允许各种尝试。允许民营银行在一定范围内试点，并不会天下大乱。尽管民营银行的资本金来自于民间，但是并不能说他们就先天具有对中小企业的信息优势，也不能说他们必定拥有高效率。之所以许多学者认为民营银行能够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是因为民营银行必然要在市场竞争中接受选择，必须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寻找生存空间。在这个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受到了太多的行政约束，政企不分，在市场竞争中缺乏灵活性。人们在总结民营企业的优点时常说，民营企业船小好掉头，在竞争中表现了很高的灵活性。关键在于管理机制问题。如果单纯是企业规模大小的问题，那么把大型国有企业划小不就解决问题了？
民营银行和民营企业一样，在他们头上始终悬着一把剑，那就是市场竞争。竞争的失败者将被淘汰出局。有些金融从业人员一听到淘汰银行如同谈虎色变，好像让银行破产、关门就会引起超级地震一样。实际上，只要有一套良好的金融法规和监管体制，让某家银行关门破产并不比企业破产更为严重。近年来，美国每年都有300多家中小银行被停业、关门、兼并或破产。只要遵循一条简单的规则，在任何时候不允许银行的不良资产接近或超过其自有资本，那么勒令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退出金融业，亏损的是银行的股东，而不会对储户造成什么影响，更不会冲击整个金融体系。倘若一家银行资本充足率只有5%，不良贷款超过了20%，事情就难办了。一旦让这样的银行或信用社关门破产，上哪儿找钱来补这个窟窿？如果让民营银行问世的话，一上来就要坚持按照市场机制运行，万万不能因监管失误而重蹈覆辙。从这个角度来讲，民营银行适应于市场竞争机制，而要让现存的金融机构适合市场竞争机制，非要准备好一大笔钱来弥补窟窿不可。对于那些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来说，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你拿他们有什么办法？
开放民营银行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战役，风险很大，但是却非改不可。古今中外，任何改革都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都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没有人反对的改革，根本就不是改革。创新的对立面就是“守旧”。守旧者都有两手，一方面为旧事物、旧制度大唱颂歌，另一方面对新生事物大泼冷水。反对民营银行的人说什么“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不能寄希望于民营银行”，“民营银行不可避免道德风险”，“民营银行的效率不一定高”等等。民营银行尚未诞生，连试点都没有开始，不知道这些判断的根据从何而来？如此气急败坏，何苦呢！倘若民营银行真的那么没用，大了不关掉就是了。只要这些银行的不良贷款没有超过他们自有资金，怎么处理都好说。连试试都不让，是否有点太没有气度了？
金融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是不是相信民间有极大的制度创新能力，是赞成开放民营银行和反对者的重要区别。在金融改革的研讨中，反对开放民营银行的人势孤力单，形影相吊，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似乎很委屈地问道，为什么就不相信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有创新的能力呢？我们主张公平竞争，最重要的是在竞争机会上的平等。现有金融机构有没有实现制度创新的机会？如果从来没有给他们机会，显然不公平，应当让他们有机会试一试。事实上，现有金融机构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试了十几年，可惜效果不彰。上级三番五次要求各级金融机构加快改革步伐，大胆制度创新。有些银行改革得比较好，可是许多金融机构摇摇晃晃，步履蹒跚，直到今天在制度创新上依然乏善可陈。一个药方开下去，如果吃上一段时间不见效，人们就会换个药方试试。没有理由非吊死在一棵树上不可。既然现有金融机构的体制改革这么困难，为什么不给民营银行一个试试的机会？
有些人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思路上。他们认为可以通过计划途径来推进改革。尽管在原则上同意开放民营银行，但是他们认为民营银行只不过是国有银行的补充而已，等把国有银行改革搞好了之后再开放民营银行。有些人认为国有银行改革的风险很大，光应付国有银行改革就已经非常吃力了，再加上一个开放民营银行的题目，风险更大，只怕忙不过来。还是先考虑国有银行的改革，以后再讨论民营银行为妙。可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国有银行才能改好。如果国有银行十年改不好，难道民营银行开放也要等上十年吗？
这些都涉及到对金融改革态势的判断。如果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金融风险不是在减少而是越来越大，那么推迟开放民营银行就是一个战略错误。
当前关于民营银行的争论并不是“改造”和“新建”之争，也不存在最先谁后的问题，更不必花费那么多精力去讨论什么“民营”、“私营”等定义问题。金融改革路径选择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推动金融制度创新。现在已经到了完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建立金融市场准入规则的时刻。应当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给民间资本以选择的空间。愿意入股原有金融机构的就让他们入股。如果他们不愿意入股原有的金融机构，也尊重他们的选择。想申请创建新的民营银行的就去申请。只要符合《商业银行法》和有关金融管理条例，就批准他们组建。在开放初期，要严格把关，不符合条件者坚决不批。即使批准了，也要严格监管。并且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通过竞争提高金融体系整体质量。为了实现这一点，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金融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并且在试点中检验、完善这些法规，做到“有法可依、有例可循”，这些正是当前我们金融改革必须抓紧的工作。
国有医院改革的路径选择 篇4
目前医院改革主要是考虑产权改制，即改体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考虑的是要转换职能，实行政医分开，改变政府既是国有资产所有者又是社会行政管理者的双重角色，改变因政府职能交叉、角色错位所导致的产权关系模糊，以及产权归属不清带来的弊端。但是，在轰轰烈烈的产权改革背后，是医疗服务公益性和赢利性的矛盾，而且医疗服务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存在供需双方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一位研究医疗改革的专家最近表示，目前医院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指产权，这是一种幻觉――是借希望于‘产权一改就灵’的灵丹妙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公立医院产权不明晰，其实公立医院的产权很明晰，政府出资一般也很明确。所以，只是为了明晰产权而进行产权多元化没有必要。因此，中国的医院体制改革凸显出一个基本问题――公立医院究竟为什么而改革？是为了改善服务？为了提高效率？即使卫生部的研究人员也表示，医院产权改革“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总体的改革目标还不明确。”
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司治理模式，是要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政策相适应的医疗服务和经营管理新体制，增强公立医院的活力和竞争能力，并切实保障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这才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因此，改革并不完全就是市场化和民营化，后二者最多是手段，而且如何运用这个手段还非常值得研究。一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投资医院的基本宗旨是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以满足社会和患者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另外，政府医院还承担着公共卫生、抢险救灾、医疗救助等方面的政府和社会职能。公共卫生职能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社会职能，有些地方将医院一卖了之，实际上造成了政府职能的空缺。
仁济医疗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改革的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识到在体制改革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医院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合理的路径选择，既保持医院稳定、避免社会震荡，又推进医院改革、促进医院发展。
医院托管模式基本要素
托管经营决不是“承包制”，承包以利润为单一指标，个人行为、短期行为、负盈不负亏是其显著特征。而托管经营考核，是一种以资本保值增值为核心的综合考核，不仅兼顾利润水平，而且要考核医院的发展能力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托管有严格的管理规章和财务约束机制，对经营者提出了更为规范的要求。所以，“托管”在赋予院长更大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实行托管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不再直接干预医院的管理和经营，只对国有医院的经营方向和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监督和管理。
医院托管活动的委托方，作为托管的主体，必须是具备接受医院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权力的独立法人。目前具备这一能力的医院管理公司是托管主体中的活跃力量，其以实现医院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与产权所有者代表签定“医疗服务、资产经营委托管理目标责任合同”，在规定期限内通过经营、管理、运作受托资产，取得显著的经济回报，使医院获得新的生命力。应该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医院管理公司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和资质。
现阶段，国内医院管理集团或联合体主要有下面两种模式：一种是大型国有医院附属的医院集团，这些大医院一般经营状况良好，但由于政策与体制约束，自身发展空间有限，所以通常采取集团化形式扩展，将周边一些规模较小、缺乏技术与设备的医院纳入集团之中，通过派出专家队伍和共享医疗设备提高下属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并通过品牌的传播，提高下属医院的可信度。这些做法确实使得很多失去活力的医院重新获得生机，但是由于大型国有医院没有真正对所属的医院进行管理上的变革，也就是机制上没有任何变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管理能力和资金供应缺乏，专家的供应能力同样十分有限。因此，该类医院管理集团很难进行规模扩张。即使这样的公司有进行扩张的主观愿望，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专家资源的有限，其发展也比较缓慢。另一类是民营医院管理集团，它们通常有相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或是资金相对较充裕，但是在向医院全面导入品牌、技术、管理、资金的时候，它们往往表现出品牌和技术的缺乏――具体表现为缺乏知名度，没有稳定的技术专家队伍的来源。该类公司通常走专科医院的连锁经营管理道路，但是，会受到市场条件和技术壁垒的制约。
通过对以上医院管理集团的研究，仁济医疗管理公司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由成功的商业公司和具有创新经营意识的大型医院联姻，充分结合商业公司的管理理念、资金实力和大医院领先的医疗技术、学科地位及品牌，进入医院管理的领域。
仁济医疗的托管模式探索
仁济医疗在设立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管理医院的公司，而是从一开始把自己放在行业内来考虑问题，公司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和信能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公司定名为“医疗管理公司”，就是说明“仁济医疗”不仅仅是一家专业化的医院管理公司，而且也是仁济管理理念的实践者，是仁济品牌和技术输出的唯一通道――因此，“仁济医疗”定位在医疗行业的一家专业管理公司，并致力于医疗行业的发展。
仁济医疗通过整合优化股东资源（仁济医院品牌与技术、信能管理与投资能力），致力于形成了以强大的产品设计与执行能力和医院连锁经营能力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构建医院内部价值链活动致力于托管医院生产价值与渠道价值的实现。在微观层面，仁济医疗充
分借鉴国外医院管理集团成熟模式和先进经验，结合目前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实际，努力推动三级甲等医院的先进医疗技术和优秀商业公司的现代管理理念与方法完美结合，并以此形成一套系统完整且可行的医院运营及管理体系。这套医疗价值链和医院管理方法论，是仁济医疗近年来苦心孤诣，汲取国内外医院管理的先进经验，运用成熟的商业理念与方法，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集合了大量商业和专业（医学、医院管理等）人士心血的产物。公司精心制作了两大类管理产品（专业管理产品体系和商业管理产品体系），涵盖一系列管理制度、管理流程和管理方案等，运用于医院运营及管理中。
仁济医疗在医院委托经营管理过程中，遵循以实现医院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被托医院资产归属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医院性质与基本功能定位不变；财政拨款渠道和标准不变；职工身份及待遇不变等原则，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医院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以合法契约方式获得长三角地区的市县二级医院的经营权，通过输出品牌、技术、管理、资金使托管医院价值持续提升并以此达到股东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通过对医院内部运营机制的变革、完善和优化，真正实行了医院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进一步深化医院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仁济医疗采取前后台运营模式，由决策层、管理层和经营层三阶组织架构分别实施决策、分析、执行与反馈功能，形成PDCA的动态良性循环，保证所属医院的整体管理纳入科学的体系之中。仁济医疗通过输出品牌、技术、管理、资金和优秀的执行团队，致力于提升托管医院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实现医院价值的持续再造，从而在放大优势医疗资源价值的同时，提升目标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仁济医疗根据医院实际情况为医院量身定制运营方案，在经营过程中不是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而是更重视社会效益，通过成本控制、降低药比、控制人均处方费用等管理措施改善医疗收入结构以期提高医院的两个效益。在实践中，仁济医疗的研发团队还力图在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初步构建医院内部优胜劣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技术不断创新，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
海南的战略选择路径 篇5
海南建省二十二年,拿一个人来比,正值青年。回顾走过的路,有过青春期的躁动和迷惘,似乎一直没找准方向,走得别别扭扭、迟迟疑疑,留下的印迹也弯弯扭扭。也许,这一次,可以让海南不再摇摆。
国务院2009年的最后一份文件
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发〔2009〕44号),这份文件也是国务院2009年的最后一份文件。国务院将2009年的最后一份大礼送给了海南。
《意见》明确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设目标:到2020年,旅游服务设施、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与国际通行的旅游服务标准全面接轨,初步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对海南而言,这是大喜事。这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由地方决策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并纳入国际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海南在198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迎来了第二次重大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巧合的是,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也就是说,2009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国务院发布的都是关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文件。
“从两个文件看出,国家将发展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战略基础和令人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来进行发展。”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陆志远表示。
44号文件承接41号文件。海南国际旅游岛成为国家加快发展旅游业的一个标志。
海南省是我国唯一的特区省,成立于1988年。建省短短二十二年来,用陆志远的话说,“海南发展道路不平凡。与其他省份相比,海南的发展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交了更多的学费”。海南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
回顾海南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贸易兴省”没走通、“房地产”独脚支柱瞬间坍塌、“旅游主导”也没如愿,后来“工业主导”成了定论,经济有了些气色,但环境问题引发担忧。
海南一路走,一路摸索,一路调整战略。陆志远说:农业可以解决老百姓一部分温饱问题,但是农业不可能长期支持老百姓发展;而工业作为海南来说建设门槛很高,受环境制约,所以,工业也不能支撑海南未来的长远发展。后来提出“一省两地”(将海南建设成为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度假休闲旅游胜地),旅游业的地位逐渐突出,为建设国际旅游岛战略做了铺垫。
被迫的重化工战略
海南的发展战略一度很不清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关于“什么是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就有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则是在工业、农业、贸易、旅游和生态等不同的发展方向。直到1996年“一省两地”的提出,海南省的产业发展战略才逐渐清晰,开始突出海南的区位、资源和生态优势,而海南的经济也从1998年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进入本世纪以来,海南经济有了更大的起色,这与卫留成赴任有直接关系。2003年10月,卫留成由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转任海南省委副书记,次年2月当选为海南省省长。他发现,尽管海南建省办特区已经十五年,但海南仍属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标志之一是,2003年海南的GDP实现了1995年以来的首次两位数增长,但此增速也仅排在全国最后几位,固定资产投资更是排在全国倒数第二位。
习惯于推动大企业发展的卫留成,2004年开始在海南力推“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吸引了中石化、中海油、华能集团、国电集团、南方电网等公司,陆续引入了800万吨炼油、东方1-1气田、80万吨化肥、60万吨甲醇、100万吨纸浆等大型项目。
卫留成的大举措也被称为“重化工战略”,招致很多质疑,因为这将严重威胁到海南的环境。但卫留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发展工业,就没有经济基础,没有钱,如何开发旅游资源?卫留成认为:海南不是不能搞工业,只要拿出保护生态与发展工业的最佳方案,而且加强管理。
卫留成希望发展工业和保护环境取得双丰收,但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据悉,海口的不少河流如今污染严重,专家表示这与重化工战略有很大关系。
“历史地看,卫留成主政海南这几年,功绩是很大的。他以重化工为支柱产业,也是一个被迫的战略选择。要发展经济,中央不给钱,自己又没有钱,只能发展工业。这在一定程度,势必要得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进的一些项目确实有环境隐患,比如金光纸业,现在工厂还没有开工,开工以后对环境的影响是长远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态岛,发展这样的项目,是不适宜的。”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文化委员会理事长杨子云表示,他对海南经济有着多年的研究。
当记者问及海南如何实现战略过渡时,陆志远摆了摆手表示,现在就提发展旅游业。
两位领导人的视察与新战略的提出
如今,海南坚定了方向。陆志远向记者详细介绍了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出台的经过。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构想的正式提出,是在2007年4月的海南党代会上。在此之前,“2006年12月,总书记给我们省里主要领导提出来,海南要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更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要积极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
2007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参加海南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提出:海南要建设成“开放之岛、绿色之岛、和谐之岛、文明之岛”。
2008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海南,说:根据海南实际条件和长远发展,要积极发展服务型经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海南旅游业规划程度,提升旅游业的水平,努力使旅游业成为海南支柱产业。
2009年4月,温家宝总理视察海南,期间,听完省委、省政府汇报之后,要求海南省把国际旅游岛建设作为海南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制高点和突破口。
2009年4月,温家宝总理要求发改委牵头,立即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展开全面的研究,并向国务院提交报告。
2009年6月,中央派了一个非常高级别的调研团100多人到海南进行了十天左右的调研,综合调研组、旅游调研组、基础设施调研组、产业结构调查组、旅游政策调研组等都到海南来了,回去以后提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课题。之后,出台一个征求意见稿,向22个国家部委逐一征求意见,之后在2009年末报到国务院……
据杨子云预计,其他相关部门的一些支持政策可能也会陆续出来,像财政部的财政支持力度,商务部的免税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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