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追求

道德追求（共6篇）

道德追求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诚信这一传统美德被社会生活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赋予的时代内涵日益丰富, 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越来越通过诚信表现出来。在营口市大石桥有一位农民叫张凤毕, 大儿子在交通肇事中欠下的巨额外债, 为还债把房子卖了, 倾其所有, 一家人到山上种果树偿还债务, 在死时, 他有三个遗愿:小树苗树要养成林、一个人要成为人才、欠的债一定要偿还清。这16年间, 老大张福正、老二张福帅、闺女张雪没有忘记老父亲的遗愿, 做人低调, 一如既往还债, 得到“诚信一家人”的美誉。在对诚信的十几年坚守中, 张凤毕和家人虽然千辛万苦, 把诚信的真谛拥抱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我们诠释。

一、诚信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现代文明在建设中能打动我们心灵的就是诚信, 社会核心价值被诚信得以触动, 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也被有效推动。

1. 广大人民群众孕育了诚信, 中华民族传统的根源是诚信, 精神财富最具生命力的也是诚信。

大石桥张家两代人还债的感人故事, 是家庭诚信的体现, 也是社会对诚信的认同的具体体现。可以说, 我们百姓群众一同认可、一起参与、一并创造的道德景观就是“诚信林”。

2. 及时的引领有利于诚信的弘扬, 不断的积累也可以培育诚信, 是精神成果最具有影响力的。

一个城市的无形资产和软实力就是诚信之人。营口的“金字招牌”就是张家“诚信林”, 营口品牌之一也是诚信, 城市的美誉度正不断被提升。全市人民共同努力下, 金字招牌“诚信林”, 能不断提升营口的道德价值。

3. 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 就是诚信。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能表现出来, 精神文明建设需要诚信得以驱动。营口在过去以至于当下的发展, 都是受益于诚信驱动。自1861年以来在东北, 营口是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 繁华兴盛, 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在关内外名副其实。像当年仓储业“大屋子”, 以及“过炉银”制度, 信用担保是离不开的。所以, 营口近代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诚信”这种文化基因促进的。

二、营口“诚信林”建设的启示

1. 人民群众迫切期盼的是诚实守信, 社会道德的主流在当今是诚实守信。

在营口市以至辽宁省诚信建设中“诚信林”是一面旗帜, 经过十几年坚守, 历久弥新的魅力在岁月的打磨中越发凸显。源于社会心态呼唤诚信、渴望诚信, 从而产生全社会强烈共鸣。在“诚信林”的培育中, 强大的诚信力量我们需要认同。

2. 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谋划科学、引领积极、才能有所为。

营口“诚信林”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很多活动载体都由市委宣传部、文明办设计, 干部群众被组织引导得以广泛参与, 通过积极参与, 广大干部群众实现了自我提高、自我教育, 效果立竿见影。

3. 通过办实事、动真情, 诚信精神得到弘扬培育。

张凤毕一家人的诚信事迹在宣传过程中, 营口市并不是单一地通过媒体报告, 更重要的是针对张家存在的实际困难, 给以解决。以张家的事迹感染带动全体市民来培育践行诚信精神。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到诚信有扬、好人有奖, 让“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取向有效推动。

三、把诚信变成全社会的道德追求

1. 总结营口培育“诚信林”的成功做法, 诚信建设在全社会之中有重要意义。

诚信善举通过张凤毕一家人的践行, 已经演变为集体行动大家共同参与, 有三个要素需要认识, 一个是个体信念, 再一个是群体社会风尚, 另外还有组织的积极作为。平实而朴素的信念“欠债还钱”被张家人所坚持的, 是现代契约精神和中华民族诚实守信优秀道德传统得到有机结合。在一个城市, 自尊自立自强意识激励着人们, 人与人充分信任, 社会诚信的水平越来越好, 社会文明现象会越来越多, 这笔无形资产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营口“诚信林”已成为一张城市名片, 已成为营口的重要精神资本和伦理资源, 充分展现营口文化软实力精华。在“诚信林”培育中, 大家的帮助支持已经成为重要养料。大石桥市民中张家受到很多双善良的眼睛所关注着, 也被很多双温暖的手支撑着。这不仅很大程度激励鼓舞着在困境中的张凤毕家, 还使诚信社会风尚得以形成。营口人的精神境界被张家人的行为得以升华。

2. 在全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中, 重中之重就是诚信。

在营口“诚信林”具有重要的标识意义, 中华民族诚信美德得到坚守和发扬, 看到遵守现代社会契约文明的光辉典范, 更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自强自立自尊负责精神。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中, 诚信是根基, 社会文明进步需要诚信承载、国家繁荣富强的沃土需要诚信得到滋养。就公民个人而言, 高尚的人格力量是诚信, 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就团体而言, 宝贵的无形资产就是诚信;就全社会而言, 体现社会风貌和保证正常秩序是诚信;就我们国家而言, 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离不开诚信, 是国家核心要素和良好国际形象的最基本标识。相信在营口的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中, 强大的精神动力---诚信一定会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道德追求 篇2

加强社会公德建设，这不仅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必将对我国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全 面进步，这是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在全民族形成共同理想至关重要。有了共同理想，才能有坚固的精神支柱，才能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才能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才能有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建设重在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可以高度凝炼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个字，既弘扬了传统美德、继承了革命道德，又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道德建设的新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时代特色。这20个字，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是每个公民都应该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我们要宣传好这20个字，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们要实践好这20个字，使之成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主旋律；我们要通过宣传、实践这20个字，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思想道德规范。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从孙中山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到邓小平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是每一个中国人成就伟大人格的根本所在。

做大作家岂能舍弃道德追求 篇3

据说这部洋洋50万字巨作只用了43天，真是现代生活快节奏下的高速产物。莫言一直是我所钦佩的作家，在经历了对余华《兄弟》的失望后我曾寄希望于这位当代文坛上的又一小说大家，然而拜读过后感到的依然是失望。

《生死疲劳》的题材是莫言所擅长的“农村”叙事，围绕地主西门闹和农民蓝解放一家，描绘了从1950年到2000年整整半个世纪的世事变幻。地主西门闹在土地改革中被共产党判处枪决而心有不甘，他自认一生从未做过违背良心之事，心中充满了怨恨，大闹阎王殿，于是轮回，带着前世的记忆和今生的传奇，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最终为人。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充分发挥了他的写作才能，六道轮回的结构，人畜相换的视角，把一个本不新鲜的故事讲述得真假难辨，奇诡虚幻。《生死疲劳》依然秉承着莫言写作上的优势：恢宏的想象力和刁诡狂欢的语言。然而在这些想象和语言的背后，这部备受好评的长篇小说却有着一个无力的能指。莫言此次要讲述的故事在新意上并没有多大的突破：土改，合作社，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改革开放，这些半个世纪以来神州大地上发生的一件件大事在当代作家笔下已经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描述过。自然，小说重要的不是讲什么，而是怎么讲。曾向外国作家学习并取得成功的莫言，这次目光转向了传统，从古典小说中汲取营养。六道轮回的形式不能说不精彩，然而形式的精彩终究掩盖不了情感的苍白。莫言的狂欢化叙事在承载“生死疲劳”这样沉重的话题时，虽然也显得游刃有余，妙趣横生，却不知幸亦不幸。随着西门闹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他那势将清白捍卫到底，定要沉冤昭雪的怒气也逐渐变得稀薄。如果说刚开始我们还动容于西门闹的抗争不屈，对生命的执著，对真相的追问，那么到了最后，流露的一切皆为命中注定的思想，则令人叹惋。原本阴险狡诈的阎王一转身成为慈悲者，无可奈何于天地无常人皆有命，西门闹也忘却了曾经有过的怨恨与抗争。向来追求生命反抗意识的莫言，此次不知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还是加入了民间思维的话语，陷入冤冤相报何时了、人间无奈是正道的泥淖。

莫言的小说向来天马行空，幻影憧憧，他描绘过的那个高密乡上空，布满了原始暴力与血腥，浓墨重彩的激情，刺目惊心的杀戮，匪夷所思的魔幻，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可就是缺少了该有的悲悯与温情。莫言似乎历来不问伦理，不管道德，情由心生，顺天顺地，他赞美的是未经文明驯化的原始力量。所以，在《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大片高粱地里野合的场景显得那么天经地义，理直气壮，“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的一群高密人，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实践着爱恨生死；在《檀香刑》中他可以用那么冷静的笔墨展览一桩一桩的酷刑，令人毛骨悚然；在《丰乳肥臀》中一母所生的孩子父亲各异，满足着某种阴暗的欲望心理，孕育生命的乳房与变态，放纵，冷酷，横暴，污秽交织。而到了《生死疲劳》中，莫言依然延续着某种“走极端”特色，作为全书叙事人之一的蓝解放上演了一出“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情大戏，与比自己小20岁的庞春苗演绎出惊天泣地般的爱情，却没能看到这段爱情的感情基础。他的儿子蓝开放承乃父之风，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情况下疯狂地爱恋上堂妹庞凤凰，亦是缺乏这基础。一个是不计差距的“忘年恋”，一个是无意识下的“乱伦恋”，难道所有伟大可歌的爱情在当代中国作家笔下都非要触犯一下人类的伦理，非要在轰轰烈烈的做爱中才能体会不可?更令人惊愕的是，如此痴情的蓝解放在经历了与庞春苗生离死别，荡气回肠的爱情后，还能坦然接受前妻的姐姐黄互助，与之同居，做爱几十次。这样的叙述到底是艺术的需要抑或满足感官的刺激?

作为全书主旨的“土地”，莫言并没有表现出他原先想表达的对土地对粮食的思考，没有真实把握住当代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六道轮回，轮回的是视角的变化，时间的变迁，还有抗争精神的消失。作品中对和错模糊，善与恶互生，世上仿佛没有了什么公道正义。六道轮回追求来的真相不过是一次对生命价值的嘲弄，一场权威者(阎王)早就设计好的游戏。当西门闹再次轮回为人时，却是患有血友病的大头儿，这个有着先天残疾的蓝千岁是生命力减退的象征。最后一章莫言安排着一次又一次的人物死亡，来势汹汹而又毫无征兆。作家莫不是真的感到“叙述疲劳”了，对待世事沧桑，他似乎失却足够的驾驭能力。至于作品中有关暴力，有关欲望，不乏媚俗之嫌。当性和暴力大量充斥文本，作家沉湎于此却不予以道德评判时，我们不禁怀疑，这样的作品和那些被批的“有色小说”又有多大的距离。

莫言在苏州大学的一次演讲《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中说到，作家千万不要把自己抬举到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尤其是在写作中，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你要清醒地意识到，你认为对的，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反之，你认为是错误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对与错，是时间的也是历史的观念决定的。他主张作家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事实上他的创作印证着他的理论姿态。他究竟是不屑于做道德评判，还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进行道德批判呢?如他所说，他并不比他的人物更为高明，他笔下的那个世界背后没有一双像鲁迅般审视的眼睛。他只是痴迷于故事的叙述和语言的狂欢，他要传达的是一种传统价值观审美观的颠覆而没有建构。在现实和历史面前他回避了，并没有以严肃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有人说《生死疲劳》是向着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之伟大传统的致敬之书，是小说艺术精神的一次“认祖归宗”。事实上“认祖归宗”只是形式而已，轮回本该是出于执着，《生死疲劳》却难以找到执着。当西门闹放弃了仇恨不再执着时，他才重新轮回为人。当莫言说着“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时，他并没有建构出一个真正宽容大气的艺术世界，只不过是实践了不是主题的“主题先行”。

长久以来莫言是作为大作家被读者期待的，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呼声很高的中国作家之一。他创作力十分旺盛，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创作出一部堪称经典的作品。深思其原因，跟他对生活对道德的态度以及当今文坛某种风尚不无关系。老托尔斯泰评论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把作者对待事物正确的、合乎道德的态度看作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之一。托翁坚信，写长篇小说的人必须对人生的是与非持有鲜明而坚定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认为真正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道德家，在他的作品中要做出鲜明的道德批判。莫言在演讲中吐露出的心声则与此相左，他明

确表示拒绝道德。这种对道德的抗拒并非莫言一人所信所为，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下许多作家的集体意识，莫言不过是坦诚地道出了他们文学创作中的真实心态。

我并非无条件赞同托尔斯泰的泛道德化文学批评，当然也不提倡作家首先应该成为道德家，只是看到了作家与作家，乃至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距。诚然当代中国处于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经历了是非黑白颠倒的“文革”，物极必反，不少作家叛逆地喜欢嘲弄道德，莫言竟也身陷其中。80后一代搅得文坛波澜起伏，90后又长江后浪推前浪，自美女作家引起人们极大兴趣，许多作品都跟性有了关联，创作非道德化倾向严重污染了文坛形象。如果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隐讳描写“扒灰”、“勾引”，那么当代作家就公然借着探寻人性的名义肆意描写三角恋、同性恋、乱伦，等等。一些读者从中满足了偷窥欲，同时也鼓起了作家的钱包。在他们作品中，文学不再净化灵魂，而是向相反的方向“恶化心灵”走去，浮士德终于被靡非斯特拉到了地狱，一晌贪欢!不少作品比着要沉沦，要欲望，要偷情，要尖叫。作者把这误作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以为这是谁也挡不住的时代洪流。他们不再甘心充当所谓假惺惺的卫道士，不再虚伪地压抑本性。进而嘲笑别人：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还是文以载道的时代?他们要为担负沉重使命的文学减压，放松。文学已经不把道德崇高当一回事了。已经少有作家像托尔斯泰那么吃力不讨好地作堂吉诃德式的批评，像歌德处理《亲和力》那样去处理婚外恋问题，像卢梭思考《新爱洛伊斯》那样去描写爱情和家庭，像普希金那样塑造出那么清新优雅自尊自爱的达吉雅娜。

文学诚然不只有载道一种功用，它还可以交流情感，愉悦读者。然而必须坚持一条底线，虽不屑说教但也不能流毒，交流和愉悦应该有个情感健康的前提。何况这还仅仅是要求平凡作家的最低标准，如果作家立志有所追求，想成就事业，像莫言这样的精英作家，就不应当随波逐流，要有托尔斯泰那样的雄心，对整个人类进行思考，参与有益的精神建设。即使布特莱尔、卡夫卡到近年大写人性的外国作家，谁都没有舍弃心底深处的道德是非。作家需要自己的道德精神和道德体系。王国维曾经说过，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很遗憾，经过解构解构再解构的后现代的今天，一大批作家已沦为写家，他们躲避崇高竟名正言顺。然而又有哪一部伟大的小说不是作者直面现实臧否笔下的作品呢?任何一个想成为大作家的人都避免不了面对心灵，直面现实，褒扬崇高。经典作品的巨大魅力正在于它蕴涵的道德力量。无论它是揭示现实丑陋，还是激励人类理想，均本源于作者深沉的道德观。我们批判文以载道，因为其道出了毛病，道为反动的守旧的当政所用。如果此道有助健康、和谐、进步，则何乐不为?倒澡盆污水不要连婴儿一起倒了。

道德追求 篇4

人类早期在尚没有形成神话之前, 就有了是非善恶的观念道德观。不论是部落之间还是部落之内, 他们都会有默契的信守准则。人首先是与人本身打交道, 然后才是面对自然、面对外部力量, 这种维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非善恶观念就是上古神话产生的基本思想背景, 因此我们看到的中西方神话中的诸神都是善恶分明的, 善的一方总是会战神恶的一方。并且诸神之间有特定的行为规范, 必须遵守。否则一旦打破这种秩序, 便有大的灾难发生。也就是说神话的善恶观念深受人类早期的思维影响, 成为今天我们善恶观念的原型。善是好的, 恶就是坏的, 善一定会战神恶。这就是最基本的人类道德观。它作为一种文化原型长期存在。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文化表现的异常一致。

莎士比亚与关汉卿正是坚持了人类的基本道德观, 但同时又受到各自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他们的剧作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哈姆雷特》与《窦娥冤》两剧表现出明显的是非善恶观念, 即维护善, 惩罚恶。

在这样的道德观之下, 谁出来破坏了善谁就是恶人, 在《哈姆莱特》中破坏善的人是哈姆莱特的叔叔, 因此从一开始他的叔叔就处于恶的一方, 他使得原有的秩序丧失, 社会发声动乱, 道德观念遭受屠戮, 整个社会缺乏了生命的气息。在戏剧的开头, 哈姆雷特就感叹道:“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1]。 也就是说哈姆莱特的时代是恶强奸了善, 恶成为了时代的主角, 善反而处于极端弱势。从这个层面讲哈姆雷特的复仇必将是艰难的, 因为他不仅仅是杀一个仇人而已, 而是需要拯救整个社会, 拯救整个社会的人心。因此说哈姆莱特的复仇是一场拯救道德的战争。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废王子”而言, 他的失败是注定的。而《窦娥冤》一剧中“三桩誓愿”皆来自于前代文学的记忆,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深深影响着国人的审美心理和道德判断。第一桩:血飞白练, 来源于《搜神记》的东海孝妇周青的故事, 第二桩:六月飞雪, 来源于《太平御览》所记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传说, 第三桩:抗旱三年, 见于《汉书·于定国传》。这些事件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但是问题不在于事情的真相, 而在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包含着对善恶的区分, 即生机、秩序、正义、健康才是善的。而破坏这种健康的秩序、正义以及整个社会、自然的生机才是恶的。窦娥是要维持善的一方, 但他的力量过于薄弱, 而恶的一方力量过于强大, 甚至连不善不恶的蔡婆婆最终也归入到恶的一方。显然窦娥的时代与哈姆莱特的时代一样, 都是颠倒混乱的时代。《窦娥冤》之所以能成为悲剧即在于窦娥的复仇行为是对整个时代的揭露和批判, 她自己所坚持的正义的、健康的善反而遭受恶的强暴。所以势力单薄的她, 死亡德尔结局从一开始就是无可避免的。可见, 无论是西方的哈姆雷特还是东方的窦娥, 他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恶的世界, 而自身的能力又过于弱小, 所以最终必将走向毁灭, 成为个人及时代的悲剧, 但是哈姆雷特与窦娥用他们的死唤醒了时代, 唤醒了人们心中对于善的期待。

这样的道德叙事成为中西方戏剧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 也成就了一系列伟大的戏剧作品。《哈姆雷特》与《窦娥冤》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 中西方戏剧绝不是道德的传声筒, 道德叙事作为一种叙事模式, 其内在有着巨大的精神底蕴, 具体到中西方戏剧作品中, 就表出现不同的精神追求, 比如在道德观念之下, 西方人更注重个体精神的突破, 而中国人则更注重集体价值的维护。换句话说, 在保证道德观念正常运行的动机上, 中西方人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深刻地镌刻在在各自的文化基因上, 成为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原型。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哈姆雷特》这部戏剧绝不是单单谈论道德的作品, 它无穷的魅力远非匡义道德所能涵盖的,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哈姆雷特在拯救道德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体精神的塑造, 也就是说哈姆特雷的痛苦在根源上并不是时代的道德混乱, 而是个体精神在时代面前的不堪一击, 如何在这样一个恶的时代寻找自身价值才是他最大的困难。哈姆雷特的行动并不是因为社会的恶去复仇, 而是个体精神难以找寻才发起的一场精神救赎之举。《窦娥冤》中的窦娥与哈姆雷特一样面临道德坍塌的时代局面, 都承担着拯救道德的重大责任。但是窦娥的拯救行动异常极端, 她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社会进行鞭挞 (这与哈姆雷特只针对叔父一人有很大区别) , 但是窦娥的行为虽然鞭挞了恶的一方, 却也将善的一方伤害了 (六月大雪、大旱三年) , 这其中有个人的激愤情绪在作怪, 因此窦娥在成为鬼魂的三年之后给自己的父亲托梦, 这一情结可以理解为窦娥选择了向社会 (以父亲为代表的男权社会) 回归, 她不能呈个人之能, 还必须要去维护天下苍生, 因此他选择以父亲的名义翻案, 一是给自己台阶下, 二是清官意识 (集体意识) 。父亲作为清官, 最大的作用并不是为自己翻案, 二是可以治理一方百姓, 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从而使得社会集体价值得以实现。

摘要：中西方戏剧无论是在叙事方式还是精神内涵方面都有着很多的相似性, 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 其中道德叙事的模式成为中西方戏剧一个共同的选择, 然而在道德叙事的模式之下, 戏剧塑造的主人公的精神追求却又有很大差异, 《哈姆雷特》与《窦娥冤》就是两个典型的案例, 两剧都在人类基本道德观念的模式下进行书写, 然而其主人公内在的精神追求却显示出极大的差异。

关键词：道德叙事,个体精神,集体精神,哈姆雷特,窦娥冤

注释

道德追求 篇5

经济与道德完美结合是新世纪的理想追求

经济与道德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车轮,它们之间存在着互动性与一致性.要解决当前经济增长与道德滑坡的“二律背反”问题,需要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加强道德建设的`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有机结合.

作 者：何传军 蔡周文  作者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长沙,410006 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 年，卷(期)：2002 14(4) 分类号：B82-053 关键词：经济   道德   互动性   一致性   “二律背反”  

道德追求 篇6

［关键词］人文道德 教育 荣誉 高职生

［作者简介］招耿春（1972- ），女，广西浦北人，北海职业学院科研处副主任，讲师，研究方向为高职道德教育。（广西 北海 536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世纪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十一五”资助项目“高职生科学人文素养综合培养研究”（项目编号：1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2-0118-02

我国高职教育起步较晚，规模发展迅速，由于生源起点较低、学制较短、教学重视技能培养等原因，高职生整体的人文道德素质较低。因此，对高职生的道德教育进行思考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高职生的道德教育中，传统的道德教育缺乏足够的人文关怀，未能很好地遵循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生命成长、心理成熟规律，加上工作方法生硬、僵化，针对性不强，因此道德教育成效并不理想。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德育工作中的目标定位过高，缺乏层次性，与学生的客观实际存在较大差距。高职生由于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存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比较片面、对生命的体验不够深刻、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认识不足等特点，他们对道德的理解不够深刻。因此，过高的道德要求不仅让他们觉得难以做到，并且会给他们带来不少困惑。此外，缺乏层次的道德目标会造成学生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对道德要求和道德追求区分不清，从而导致他们忽视基本的道德要求，给德育工作增加难度。在这些道德目标的定位中，雷锋做了好事不留名的精神就值得我们探讨。

学习雷锋精神，是我国新时代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它代表了我们人类的精神修养和道德追求。在雷锋精神中，我们经常提到做了好事不留名，这种行为和精神的实质是淡化荣誉追求。荣誉是他人对我们的评价，荣誉感是我们对这种评价的重视。人具有社会性的特质，这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希望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而且也能够分享社会的利益。因此，荣誉追求是人类所共有的特性，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精神需要。据此看来，我们原有的德育宗旨是和人性相违背的，“不留名”式教育的合理性也应受到置疑。

一、要求做了好事不留名，忽视了道德教育中个体的道德情感和道德需要

在道德教育中，我们经常宣传和提倡学习许多雷锋式的人物，这种教育除了讲述那些人如何做好事之外，还重点强调他们做了好事不留名，甚至故意隐姓埋名，以此来拔高他们的品格。发展心理学认为，关注就是强调，过于关注留名不留名，很容易无形中强加给学生这样一种错觉：做了好事不留名比做好事留名更高尚，如果做了好事而自报家门，就不值得表扬了。在这种错觉的影响下，学生往往很自然地把做了好事不留名当成一种道德要求和道德标准。但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看，这种要求明显不合理。

情感是人类对事物能否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产生的心理体验。在道德情感中存在着道德需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人的心理结构中，需要处于核心、主导的地位，个性心理中的个性倾向（包括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理想和世界观）的基础是需要，情感与需要密不可分，它们同属于人类的获得性遗传。对个体来说，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作为互动的内心体验，它既提示个体道德需要的存在，又对这一需要的满足与否做出及时的反映。积极的道德情感可以强化某种道德行为以刺激同一性质的道德需要的发展，而消极的情感体验则指向某种道德行为和需要的压抑，同时提示和强化某种方向相反的道德需要。道德的特征是为了他人或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因此当一个人做了好事，牺牲了一定的个人利益，他从情感上希望得到感激和认同，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我们应该坦然对待。而且，他人的感激也会引起其情感上的升华，使其感受到自己的牺牲给他人带来的价值和幸福，从而更加乐于做好事。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压抑自己的感情需要，刻意做了好事不留名。相反，如果做了好事得不到感激，将会使行为人在心理上受挫，从而直接影响到他是否还会继续做好事。

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还对道德信念具有原始策动力和放大、增益的作用。所谓道德信念，就是个人认为自己一定要遵循的、在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它是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要让个体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念，要让个体践行某一标准，一般来说有三方面的要求：一是懂得道德规范，掌握道德知识，而且相信它的正确性，并将它作为行动的指南与原则，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二是道德观念得到实现，并引起强烈的情感体验；三是用坚强的意志去努力实现自己的道德观，维护自己道德观的正确性。由此可见，道德信念的强度不仅取决于某种思想的正确性，而且取决于人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虽然一定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意志能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单靠道德认识、道德意志产生的力度是不够的，只有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的参与，才能有新的策动力。这已经被国内外大量的道德教育实践所证明。因此，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对道德信念的原始策动力和放大增益作用给了我们如下启示：一是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的满足能够增加道德信念的强度；二是我们要注意创设良好的外部条件，尤其是创设良好的宏观环境，使其更有利于激发个体美好的道德需要和道德情感。例如，我们每个人都懂得在公众场合吸烟是不道德的，但如果某人所处的环境中大部分人都吸烟，而他自己恰好烟瘾很重，那么这时仅靠道德认识和个人意志力去控制他的这种想吸烟的欲望是很困难的，因为他的需要和情感使他觉得吸烟并不违反道德规范。因此，我们要做到客观地对待个体道德情感的需要，就要注意创设环境来激发个体良好的情感。那么，在宣传和教育中提倡做了好事不留名或者要求做了好事不留名，就相当于营造了一种不利于激发个体道德情感的外部环境，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道德信念的策动力，削弱个体道德信念的放大增益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们要培养学生达到一定的道德目标，关注他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需要。道德情感和道德需要对道德目标的作用是互动的。一定道德目标的达成需要道德情感和道德需要的作用，不合理的道德目标（主要是过高的道德目标）反过来也会抑制道德情感和道德需要的满足，从而不利于道德目标的达成。因此，我们不仅要了解学生的道德需要，理解学生的道德情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而且要注重教会学生区分道德要求和道德追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德育才能真正取得成效。我们并不否认，做了好事不留名，不追求名利，是合乎我国传统道德标准的，但这应该是一种道德追求而不应该成为道德要求。而我们过于注重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做法，显然是把道德追求当成了道德要求来抓，因此不值得提倡。

二、要求做了好事不留名，违背了社会的道德需要

我们对学生进行良好道德的教育和培养，目的是为了使他们将来能更好地立足于社会、有益于社会，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在校时的思想品德表现，更要关注学生走上社会后能否保持良好的操守，能否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讲，关注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就是要关注社会，关注社会就是要关注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

从社会的角度看，道德不仅是一种行为规则，更是一种社会风气，它需要人们共同维持。一个人做了好事之后，又进行宣傳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他做的第二件好事，因为他帮助营造、维持了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倡导做了好事不留名，存在的似是而非的悖论是：一个有着高尚品德的人不应该追求名誉，人做好事不是为了受表扬。但事实上，一方面，追求荣誉是人的正常需要。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通过正常的途径努力去争取荣誉，并不妨碍一个人高贵品格的形成。相反，一个品格高尚、心胸坦荡的人，只要是为了他人或公众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必然不会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也不会在意关于追求名利的说法。另一方面，是否做好事和做好事是否留名两者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此外，从社会效益来说，重要的是做好事，而不是留名不留名，社会希望的是大家都来做好事，并不在乎做好事的人留名不留名。新闻媒体表扬好人好事，为的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好事，而又不希望做好事的人留下姓名，这种做法是很矛盾的。换个角度去看，即使因为可以得到表扬，大家都来做好事，那也将会大大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一个人为了出名而去做好事，只要他做的真正是好事，这也只会有益于社会。邵逸夫、霍英东等人捐资助学以及社会上大量的公益事业不都是鲜活的例子吗？因此，对整个社会而言，做了好事不留名的要求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对树立正确的道德导向产生不良影响，它是违背社会道德需要的。

三、要求做了好事不留名，违背了道德的人文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价值观等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反映在道德上具体表现为对道德观念理解的多变性、多样性和道德行为选择的多样性，因此，有些德育观念在市场经济时代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是基本上肯定生命的，孟子提出：“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他充分认识到了生命和道德是人生活的两个基本需要。但也有一部分学者的学说重义轻利、存理去欲，忽视了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对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在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精神、心理和心灵层面，这是人类人文、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关注人、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在道德上就要求道德标准合乎人性。道德的特征是为了大多数人或者他人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从理论上讲，只有别人得到了利益，自己才值得去牺牲利益，而且别人所得的利益比自己失去的利益更大，这是道德行为的正常依据。因此，道德和利益并不是冲突的，道德也应该是符合人性的，它不应成为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和扭曲。做了好事，牺牲了一定的个人利益，自然希望得到认同和感激，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要，是合乎人性的。而且，履行道德义务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目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要求行为者隐姓埋名。相反，如果我们把做了好事不留名当成道德目标去要求，对于行为者来说，这就不能称其为道德，而恰恰是反道德的。

因此，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该引导和教育学生正确理解道德，以人文的态度去看待荣誉，以包容的心态去看待雷锋精神中的做了好事不留名。雷锋精神是高尚的，我们应该学习雷锋多做好事，但不一定要像雷锋那样做了好事不肯留下姓名。我们要教育学生学习雷锋精神的实质而不是雷锋的行为模式。传统的道德标准是淡漠名利的，但那毕竟只是一种道德追求，而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道德境界，把这种追求强加在我们的学生身上，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相反，我们不仅要教育学生多做好事，还要鼓励他们做了好事敢于留名，使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名誉、珍惜自己的名誉，从而学会以正常的心态去看待个人的名和利。这样做符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既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又满足了他们的道德需要，不仅有利于整体道德目标的达成，而且有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提高。

［参考文献］

［1］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

［2］陈琦.教育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